标签谢选骏全集

2021年2月2日星期二

谢选骏:秦国楚国统一中国



网文《浅谈<安世房中歌>中体现出的楚文化特征》(陈福盛)报道:


摘要:《安世房中歌》是汉初贵族文学的代表,深受楚地文化的影响,通过《安世房中歌》这个突破口,可以看到楚文化对汉代文化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键词:《安世房中歌》;楚声;浪漫主义;楚俗;华夷观


《安世房中歌》是汉初郊庙歌辞中最为重要的作品,《汉书礼乐志》中载:“汉兴,乐家有制氏……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为《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萧涤非先生称它为“汉乐章之鼻祖,是汉初贵族乐府的代表作”。[1](P.33)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卷八将其放在“宗庙乐章”之首,向来为人们所重视。《安世房中歌》大抵是推崇孝德和歌颂盛世,赞美君王,凝聚人心,巩固统治,致力于政权建设,历来被人们看作宣传伦理教化之作。然而,以刘邦为首的汉代开国君臣皆为楚人,所以作为汉初贵族乐府代表的《安世房中歌》必定带有楚地地方特色。本文就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安世房中歌》中体现出来的楚文化特征。 

一.“楚声”的发展 

楚人把半壁江山丢给了秦人,然而,曾几何时,他们却从秦人手里夺来了一统天下,建立了汉朝。[2]汉朝的统治阶层大多是楚人,他们愤于秦朝对楚文化的压制和摧残,在夺得政权之后,掀起了光复楚文化的浪潮。楚俗,楚服,楚声楚歌等都得到的大肆的宣扬。《安世房中歌》共十七章,其中有十三章是标准的四言句式,有四章是杂言体,分别是:“大海荡荡”、“安其所”、“丰草?@”、“雷震震”。“楚声”与华夏正声有很大的区别。《诗经》大小雅是华夏正声的代表,虽然有诸如《天保》《男有嘉鱼》《无羊》等篇什间有杂言,但整体上一般都是整齐的四言句式。而作为楚声代表的楚辞体作品少有四言,多是杂言,而且大量采用“兮”字。《安世房中歌》中四首杂言体诗歌,多为三言,间有杂言。至于为什么没有“兮”字,郭绍虞先生认为“这是由于语言组织日趋严密,逐渐产生不同含义的虚词,从而使‘兮’字处于淘汰的地位。如《宋书乐志三》记载的《今有人》系删除《楚辞山鬼》中的‘兮’字加以改编而成:‘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带女萝。既含睇,又宜笑,子恋慕予善窈窕。’《史记》中记武帝《天马之歌》用骚体,而保存在《汉书礼乐志》中的《天马》则成了杂言诗。”[3]如果将“兮”字加入上述四首诗歌中,依旧通顺,甚至更为流畅。如《安其所》篇原文是:“安其所,乐终产。乐终产,世继绪。飞龙秋,游上天。高贤愉,乐民人。”加上“兮”字后:“安其所兮乐终产,乐终产兮世继绪。飞龙秋兮游上天,高贤愉兮乐民人。”其他三首亦可。 

二.浪漫主义精神的延续 

楚人迁居江汉地区历时既久,栉蛮风,沐越雨,潜移默化,加以他们对自己先祖作为天与地、神与人的媒介的传统未能忘怀,由此,他们的精神文化就比中原的精神文化带有较多的原始成分、自然气息、神秘意味和浪漫色彩,逐渐地形成了南方的流派。[4](P.63)《安世房中歌》是宗庙祭祀,教化劝世之作,特殊的题材决定其文风要典雅庄重,但纵览全部诗歌,仍然不乏浪漫主义色彩。如第一首“大孝备矣,修德昭清。高张四悬,乐充宫廷。芬树羽林,云景杳杳,金支秀华,庶旄翠旌。”形容皇帝仪仗之盛容,其盛若林,芬然众多,仰视高远,如云日之杳冥。将天子羽葆比作树林,想象多么奇特,而“杳冥”二字又将那种神秘感体现的淋漓尽致。再如第十首“都荔遂芳,??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芳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文章。”将孝道进承于天,天神乘龙北行,盛貌异常,芬芳阵阵,这与楚人对神的信仰和浪漫奇特的想象是分不开的。 

三.楚人习俗的推崇 

《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都认为楚人是祝融的后裔,楚人也奉祝融为始祖。祝融是高辛的火正。火正,生掌火事,死为火神。[4](P.4)太阳是最为浓烈和伟大的火源,所以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太阳和火皆为赤色,所以楚俗尚赤。秦人尚白,汉高祖刘邦在起义之初为了壮声威,揽人心,所以自托为赤帝之子,编撰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说法。《史记历书》载刘邦成为汉王之后,“以十月为年首,而色尚赤。”《安世房中歌》虽没有直接体现这一风俗,但是诗中多次提到的“桂华”,据前人考证,这是宫殿名。《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歌谣又曰: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桂,赤色,汉家象。”所以,以“桂华”为宫殿名,并反复吟咏,似乎隐约可以看见尚赤的风尚。楚人自认是火神的嫡嗣,“祝融是火神,也是雷神。在楚辞中,雷神是丰隆,号为云中君。古无轻唇音,今读轻唇音者,古读为重唇音。祝融和丰隆,其声相近,都是状雷声的词。”[4](P.5)古人所认识的天界之火,除了永存的太阳,还有雷电。楚人对火的推崇,延伸为对雷电的敬意。《安世房中歌》第九章“雷震震,电耀耀,明德乡,治本约。”以雷电起兴,言君王德治,可见对雷电的推崇。日出东方,所以楚人以东向为尊。“古人讲方位的上下,除了东西南北之分,还有左右之分。周俗尚右,楚俗尚左。[4](P.107)东向的左边是南向,所以楚人以南向为次尊,右边是北向,所以北向最低贱。《安世房中歌》第十章“……乘玄四龙,回驰北行……”,上文提到,因为讲孝道感动神仙,所以天神下凡。北行,说明天神居于南方。东方是日神所居之地,也就是楚人眼中的最高的神。而这位天神地位不及日神,所以居于南向,合情合理。 

四.华夷观的实践 

春秋时代的民族思想,大致说来,有如下三家。第一家以管子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第二家以孔子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第三家以楚国的多数君臣为代表,其纲领性主张是:“抚有蛮夷,……以属诸夏。”[4](P.39-40)相比之下楚国的华夷观最先进,最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安世房中歌》是对君王一统的赞美,有很多篇什涉及华夷观。比如第第五章“海内有奸,纷乱东北。诏抚成师,武臣承德。”匈奴侵扰,主张招抚。再如第十二章“硙硙即即,师象山则。乌呼孝哉,安抚戎国。蛮夷竭欢,象来致福。兼临是爱,终无兵革。”对待蛮夷,以安抚为主,兼容并蓄,不动干戈,这显然与楚人华夷观一脉相承,而且付诸实践。 

《史记项羽本纪》中载: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的确,以刘邦为首的楚人集团,推翻暴秦,建立大汉帝国,同时也将楚国文化发扬光大,而《安世房中歌》作为汉代艺术文化中的沧海一粟,尚且如此。后继的汉赋,作为有汉一代最为璀璨的艺术明珠,泽被后世,非一代而已,也是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楚文化对大汉王朝的影响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J].《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3]张树国.论《安世房中歌》与汉初宗庙祭乐的创制[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第5期. 

[4]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谢选骏指出:上文提到了秦楚相替的历史,却没有想到即使秦朝没有崩溃,楚文化还是可能入主秦朝——正如在隋朝崩溃以前,南朝文化已经深入北朝;而且继隋而起的唐朝虽然还是北朝,但在文化上却继续南朝化了。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安世房中歌[1],(汉)唐山夫人[2]——


大孝备矣,休德昭清[3]。高张四县[4],乐充宫庭[5]。芬树羽林,云景杳冥[6]。金支秀华,庶旄翠旌[7]。

《七始》《华始》,肃倡和声[8]。神来宴娭,庶几是听[9]。粥粥音送,细齐人情[10]。忽乘青玄,熙事备成[11]。清思眑眑,经纬冥冥[12]。

我定历数,人告其心。敕身齐戒,施教申申[13]。乃立祖庙,敬明尊亲。大矣孝熙,四极爰[14]。

王侯秉德,其邻翼翼,显明昭式[15]。清明鬯矣[16],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抚安四极。

海内有奸,纷乱东北[17]。诏抚成师,武臣承德。行乐交逆,《箫》《勺》群慝[18]。肃为济哉,盖定燕国[19]。

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20]。民何贵,贵有德。

安其所,乐终产[21]。乐终产,世继绪。飞龙秋[22],游上天。高贤愉,乐民人。

半草葽,女罗施[23]。善何如,谁能回[24]。大莫大,成教德。长莫长,被无极。

雷震震,电燿燿[25]。明德乡[26],治本约[27]。治本约,泽弘大。加被宠,咸相保[28]。德施大,世曼寿[29]。

《都荔》《遂芳》,《窅窊》桂华[30]。孝奏天仪[31],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32]。孝道随世,我署文章[33]。

冯冯翼翼,承天之则[34]。吾易久远[35],烛明四极。慈惠所爱,美若休德[36]。杳杳冥冥,克绰永福[37]。

硙硙即即,师象山则[38]。乌呼孝哉,案抚戎国[39]。蛮夷竭欢,象来致福[40]。兼临是爱,终无兵革。

嘉荐芳矣,告灵飨矣[41]。告灵既飨,德音孔臧[42]。惟德之臧,建侯之常[43]。承保天休,令问不忘。

皇皇鸿明,荡侯休德[44]。嘉承天和,伊乐厥福[45]。在乐不荒,惟民之则。

浚则师德,下民咸殖[46]。令问在旧,孔容翼翼[47]。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子孙保光[48]。承顺温良,受帝之光。嘉荐令芳,寿考不忘。

承帝明德,师象山则。云施称民[49],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乐,受福无疆。

【注释】

[1]《安世房中歌》:“房中歌”是祭神乐曲,周代称“房中乐”,秦代改名“寿人”,汉高祖刘邦时,又命唐山夫人作《房中祠乐》,至惠帝二年(前193),命乐府令夏侯宽配上管乐器演奏,更名为《安世乐》。据《汉书·礼乐志》说,这种乐曲用的是“楚声”,因为刘邦本是楚人。这种乐曲是帝王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乐歌。从商周时代起已经产生《诗经》中的《商颂》和《周颂》就是这种乐曲的起源。

[2]唐山夫人:生平不详,只知道是刘邦的姬妾。

[3]休德:美德。昭:明。

[4]“高张”句:屋子的四墙都高挂着钟磬等乐器。“县”,通“悬”。

[5]“乐充”句:乐声充满宫廷中。

[6]芬:同“纷”,众多。树:树立乐舞用的羽毛。“云景”句:指羽毛等礼器众多,如云彩一样广大深远。

[7]“金支”句:指用金铸花形的旗竿。“庶旄”句:指旗杆上挂着用翠鸟羽毛制成的旗子。

[8]《七始》、《华始》:乐曲名。“肃倡”句:歌者恭敬地唱出谐和的歌声。

[9]娭(xī溪):游戏。“庶几”句:希望能来听这音乐。

[10]粥粥(yù玉):恭敬恐惧的样子。音送:以乐送神。“细齐”句:细微地感动人使之整齐严肃。

[11]“忽乘”句:指神乘着青云和黑云登天而去。熙:同“禧”,福。这句说求福之事已完成。

[12]眑眑:(yǎo咬):深远幽静的样子。“经纬”句:经天纬地的心思已上达遥远的上天。

[13]齐:“斋”的假借字。“敕身”句:命令自身敬慎地斋戒静心。申申:一再告戒。

[14]:同“臻”,到达,这句说诚心到达四极。

[15]秉:执行。邻:近臣。翼翼:谨慎。式:法度。

[16]鬯(chàng唱):同“畅”,畅达。

[17]“海内”二句:指高祖五年(前202)臧荼(tú图)叛乱。

[18]“行乐”二句:指制定新乐,教化流行。从逆的人听了《箫》(舜的乐曲)《勺》(周代乐曲)受感动改恶从善。“交”,同“教”。慝(tè忒):奸邪。这里指有罪的人。

[19]燕国:臧荼曾封燕王。

[20]崔:高。百卉:各种植物。殖:繁生。

[21]“安其所”二句:指万物各得其所,终生安乐。

[22]秋:飞的样子。

[23]葽(yāo腰):盛长。女罗:即女萝,草名,即菟丝。施:指女萝的藤附于大树上。

[24]回:这里指违反。

[25]燿燿(yào药):光亮。

[26]明德乡:指明德行的方向。

[27]治本约:治国的根本很简约。

[28]“加被宠”二句:说人们受皇帝恩宠,都能自保。

[29]曼:延长。

[30]《都荔》、《遂芳》:郑文先生《汉诗选笺》认为是两个曲名。《窅窊(yǎo wā咬洼)》:郑文先生认为也是曲名。

[31]“孝奏”句:以孝道进献上天的面前。

[32]芬哉:繁盛的样子,“芬”同“纷”。芒芒:广远的样子。

[33]随世:继世不衰。署:表明。

[34]冯冯(píng凭):盛满的样子。翼翼:众多的样子。“承天”句:禀承上天的法则。

[35]易:同“埸”(yì绎):疆土。

[36]若:顺行。

[37]“杳杳”句:深广久远。绰:延长。

[38]硙硙(wèi畏):堆积很高的样子。即即:充实的样子。师象:效法。山则:像高山那样。

[39]案:同“按”。

[40]象:即“象胥”,指翻译。

[41]荐:进献的贡品。飨:指神来享用。

[42]臧:善。

[43]建侯:分封诸侯。

[44]皇皇:同“煌煌”。鸿:大。鸿明:弘大光明。“荡侯”句:指天下荡平,实是皇帝的美德。侯:《尔雅·释诂》:伊、维,侯也。“维”通“惟”,是的意思。

[45]伊:是。

[46]浚则:深深地效法。师:众多。殖:繁育。

[47]令问在旧:从过去起就有美好的声望。孔容:美好的容姿。

[48]保光:保其光宠。

[49]称:合。这句意谓如云一样布施恩德,适合民意。


谢选骏指出:现代中国也是同样情形——共产党北朝虽然战胜了国民党南朝,但在经济文化上还是不可逆转地南朝化了,这在1980年代以后是一目了然的了。而我早在1970年代就预料到了这一发展。

谢选骏:不可知论与原创力


网文《从诺贝尔奖看一神教与原创力》(薄乐业)报道:


2018年诺贝尔奖第一项公布的奖项——生理学暨医学奖揭晓,美国的 James P. Allison 和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因发现抑制负向免疫调节的“新型癌症疗法”得奖。


这是日本自1949年第一次斩获诺贝尔奖以来第27位诺贝尔奖得主。这27位诺贝尔奖得主之中,仅三分之一是在从1949至2000年的52年间获得的。2001年,日本提出了“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对此争议都不小。可是出人意料的是2001到2018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个诺奖,大大超前他们的计划。


如此的获奖频率,必然地引起了诺贝尔奖情结强烈的中国人的热议。热议的结论就是日本人的那种极致认真,能耐寂寞,确定一个目标就执行到底的匠人精神,是日本文化中不容小觑的一个优点,也在他们诺贝尔奖的斩获中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也的确如此。比如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在获奖前长达二十多年的生涯里经历了种种挫折:博士毕业没工作、研究得不到支持、……但他仍坚持缩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研究,熬过枯燥的学术生活。


又如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曾说:“保持孤独,我才能够不被这些东西左右,逼近事物的本质,这让我能产生新的点子。”在他看来,保持孤独,才能从内挖掘能量;专注于自身,才能缩短减少接触到“事物的本质”的时间,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换来的恰恰是灵感迸发的瞬间。这种脚踏实地对细节的严谨执着也正是科学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 “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这一在当时看似急功近利的目标,恰恰是以日本人此前几十年的踏实付出为准备,此后充足的资金和整个社会对科学家的尊敬做保障的。


本届诺奖公布后,有位华人科学家也走进了公众视野。美籍华裔科学家陈列平在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中,首先提出了通过抗 PD-1 通路抗癌的思路,但此次却没有拿到诺奖。当一些科学界人士为他鸣不平时,陈列平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人不擅长讲故事,不擅长将复杂的科学变为简单的概念去让人们接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最大的缺陷。”陈列平所没有明说的,不正是由于中国专制政治不断摧残社会的有机活力,才使得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丧失灵魂的机器人国度。在一个盛行文字狱的国家当然不能讲故事,因为讲得不好会带来杀身之祸。不敢讲,慢慢就变成了不会讲。 木讷就由此变成了美德。在日本人尊崇科学家的时候,中国人赞许的是一群信奉“沉默是金”的犬儒。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并且更加以深思的是:为什么日本人虽然获奖良多,但其获奖成果却多属技艺方面的突破,而非观念方面的原创呢?我们认为这就必须从日本的宗教方面去找原因了。


日本人迄今所信奉的仍然是原始的多神教,而非高级的一神教。多神教从表面看似乎可以拥有面面俱到的精良,但实质上却无法达到惟精惟一的超越。日本的多神教甚至不如一般的主神教(中国的昊天上帝和以下的各级神官,或希腊的宙斯和诸神),所以在古代,日本只能师从中国。到了近代多神论虽然使得日本获得了一种离世的工匠精神,可以牺牲小我来铸造精美,但它却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实现大我进行创新。


在全世界纷杂的各种宗教当中,惟有源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启示而产生出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一神教。 而这三者当中也只有基督教才能提供现代科学之花盛开的土壤。因为现代科学研究不但需要一种对先验的肯定,也需要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一种因对真理的执著而无所畏惧的精神。


基督教告诉人们神的儿子流血牺牲从而实现了神对人的拯救,成了神人之间的中保。同时又号召人们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效法基督”。 这一完整的教义提供了一条在人身上复活神的形象的道路,激活神在造人的时候所吹在人身上的那一口灵气。


犹太教正是由于拒绝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2:2)所以,尽管犹太人以高智商闻名,但他们的绝大多数奖项都是在基督教世界所提供的系统里而非他们自己本土的文化氛围中所获得。


再说伊斯兰教虽然是从基督教中派生出来的,也正是因为丢弃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陷入宿命论和暴力的漩涡无法自拔。总而言之,虽然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属一神教范畴,但是恰恰因为缺少了耶稣基督的拯救和中保,所以无法调动每一个人的活力,并运用在正确的方向上。


科学家,尤其是从事前沿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目的不能是功利的,必须是为科学而科学,为了解上帝的思路而研究。这种类似于中国人曾经有过却失落已久的“朝闻道,夕死可也”的态度的背后,是一种“十字架精神”在做支撑。现代日本人仅仅因为受到了这种精神的感染就已经能在科学应用的研究上做出令人羡慕的成就,可见真理具有何等的力量。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果中国人能够摒弃一切的偏见和虚假的荣耀(比如“我的祖宗如何如何”),能在独一的真神面前谦卑下来,接受祂的启示,接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那么我们必然能享受到神的眷顾和恩典。到那时神在我们中国人当中的荣耀和赐给中国人的成就,也必将超过今天的日本人和犹太人。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看到了“一神教与原创力”的关系,没有看到“不可知论与原创力”,所以它只能期许“中国人的成就超过今天的日本人和犹太人”,而无法想想“中国人的成就超过今天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我看来,犹太人虽有一神教,却无法独立于科学与艺术,就是因为犹太人不解不可知论的奥秘,所以无从发展实验科学。而基督徒由于认识到“基督的奥秘”是人类的理性无法穷尽的,所以放弃了推理科学,而转向了实验科学。原创力需要一神教的带领,也需要不可知论的谦卑——这是犹太人所不具备的,所以他们至今未能从杀害基督的原罪中解脱出来。所以犹太人没有原创力,只能跟在基督教后面拣点便宜。


《反对犹太人对华的教育洗脑——揭开犹太人在教育和科技上的霸权》(谁是谁非任评说  2020-12-15)报道:


针对社会上各种犹太人怎么素质教育的鸡汤,在中国崛起与犹太人即将激烈竞争和冲突大背景下……针对社会上各种犹太人怎么素质教育的鸡汤,在中国崛起与犹太人即将激烈竞争和冲突的大背景下,特写此文!


中国的教育需要深化改革,需要突破犹太人的教育和科技霸权,首先就是提高认识,反对带路鸡汤的渗透和洗脑。


我们总看到说聪明的犹太人怎么教育孩子的文章,很多都是所谓的“素质”鸡汤,通过教育分层的,而犹太人,其实就是全球教育资源顶层的垄断者。


对犹太人控制世界的手段,我们总看见资本、金融层面,其实犹太人在教育和金融层面才是更关键的。犹太人当初是考试才接受入教的,仅仅要高技术人员。后来就是在西方社会崛起的过程当中,犹太科学家也是在世界的顶端,犹太人统治世界,就是到处散布宽松不学的鸡汤,让西方的贵族是四肢发达,而普通人是快乐不学,但犹太人是最重视教育的民族。中国人认不清鸡汤,要吃大亏的。


犹太人对中国人崛起的限制,你看一下美国名校入学的族裔细分,他们会细分犹太人么?犹太人入学是什么样的比例呢?在教育上限制华人,限制中华文明。包括在教育的评价体系上,我们总关注诺贝尔奖,其实这个奖项与犹太人的关系也很紧密,不给中国人得奖是政治正确。所以得不得奖中国不必太在意的。


中国真的应该在意的,是犹太人对科学是有信仰的,是有信仰的族群。犹太教对科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有大群犹太人为了信仰和真理去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是得到族群和教会内的支持的,而且受人尊敬这个精神支持比物质支持重要。中国则是做不了冷板凳长期研究高深问题,而且会被妖魔化为“陈景润”式的书呆子,还编排了各种段子进行嘲笑,差距是巨大的。


犹太人占据全球教育顶端,比如同样的华裔和犹太人都只占美国人口的2%,但在哈佛大学,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5%左右。在如今的常青藤盟校,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3%,比其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高出十几倍。犹太人其实也是淘汰其他“白人”的,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犹太人,而非犹太白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在入学时和犹太人同属于“白人”,名额本来已经受到控制,又因读书远不及犹太人而被大量淘汰。这个比例简单估算,就是对美国人和华裔是高一个数量级的,对大陆孩子上名校,是高两个数量级的。为何不如亚裔细分一样,把美国白人的族裔也细分一下,保障一下最早到达美国的“红脖子”呢?这背后就是犹太人的力量。


谢选骏指出:犹太人获得上述优势,也不过就是二战以后的事情,是对其遭受日耳曼人大屠杀的某种补偿。但犹太人无论怎样使力,都还是在欧美社会里寄生,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甚至连以色列国家的存在,还是靠着基督教的怜悯。而且这种情况也只是特例,无法期待持久下去的。

谢选骏:《黑色雅典娜》拾人牙慧



《黑色雅典娜——西方文明起源争论》(刘禾|2012/03/28 大樗树下)报道:


波纳尔认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 

言必称希腊——凡说及西方文明,这总是难免的。 

当年梅光迪等人发起《学衡》杂志,昌明国粹,就曾拿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翻开首期的封面,两位先知的肖像立时赫然入目,不能不令人生出几分敬意。如今回头再看学衡派和新文化运动的那场笔墨官司,一条线索清晰可见,即它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对知识的争夺,争夺的焦点是:谁掌握了西方文明之真髓?为了论证新文化提倡者在西学上的浅薄,学衡派反复地引用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著述,其要点大致为:十六世纪以来,特别是个人主义出现以后,西方的主流文化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对古典人文主义的背叛;因此,中国人不须"膜拜卢骚以下之狂徒","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故有之文化",而应发扬国粹,"再求进而研究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云云。(《学衡》一九二二年第三期) 

白璧德要是能活到今天,欧美学界的最新动态一定会叫他看得目瞪口呆。一九八七年到九一年之间,马丁· 波纳尔(Martin Bernal)先后发表了他的《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源泉》(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一书的头两卷。不曾料想,这个四卷本的著作还没有写完,就已经牵动了欧美学界的中枢神经,给历来被西方人引以为骄傲的希腊"真正之文化"带来了一次严重的挑战。人们不安地意识到,古希腊文明同亚利安人之间的那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可能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这种不安自然会带来几分好奇,作者马丁· 波纳尔究为何许人也(哪里杀出一个程咬金)?说来也巧,此人倒和中国有些特殊的缘分,因为波纳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古文字学者,精通古希腊文、埃及文、希伯来文和科普特文,而且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曾撰写了《刘师培与国粹》〔"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到一九○七年》[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等著作。中国的国粹运动和古希腊文明,这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题目,在波纳尔的学术生涯中竟然获得某种内在的联系,它们好像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对欧洲文化霸权的批判。 

波纳尔的语言天赋和渊博的学问,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属罕见。他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英国犹太人,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过蒙巴顿将军的顾问;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古埃及文专家,曾编过一部埃及语词典,这本权威著作至今还是有关专家的必读书。波纳尔本人通晓多种语言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汉语、古希腊文、古埃及文和希伯来语等以外,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越南语等。多年来,他一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六、七十年代期间,波纳尔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并参加编辑了:《越南及其工会成员》〔Vietnam and Trade Unionists]和《亚洲的劳工:一个新的篇章?》[Labour in Asia:A New Chapter?〕等书,同时还撰写了上面提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七十年代以后,他开始全力投入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研究,从考古学和词源学入手,钻研闪米特文化、古埃及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为《黑色的雅典娜》一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一部词源学专门著作,叫做《卡德摩字母--公元前一四○○年字母系统向爱琴海地区和西域的传入》(Cadmen Letters: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lphabet to the Aegean and Further West Before 1400B.C.)。 

《黑色的雅典娜》第一卷发表于一九八七年,并荣获了九○年度全美图书奖。这本书对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人文学术传统(一七八五——一九八五)做了深刻的回顾和反省。作者在对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证以后,揭示出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了的事实,即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种族偏见,敌视犹太人和亚非民族,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却顽固地影响着后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波纳尔在书中对这些学者做了逐一的分析和批判,其中包括佛里德利奇 ·奥古斯特 ·伍尔夫、乔治 ·葛罗特、卡尔·布里根、瑞思 ·卡本特等。他指出,上述人文学者十分忌讳有色种族对白色种族的"污染",因此,不肯承认非洲文化和闪米特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并且在学术著作中竭力抹煞埃及与迦南对古希腊文明形成的贡献。这些人认为,希腊文明的起源始于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之间印欧语系的白人种族由北方的迁入,而不是早期非洲和亚洲文明的流变。每逢碰到古文献中记载的希腊人自己对埃及和迦南的科技、哲学和政治学说的种种描述,以及后者在爱琴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时,这些学者又是怎样自圆其说的呢?有办法。他们将此方便地归入神话之列。波纳尔给这种文化理论起了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亚利安模式"(The Aryan Model)。 

《黑色的雅典娜》第二卷在去年出版。与上卷不同,作者在这本长达七百多页的厚书里全力做了一件事:运用大量具体而又详实的考证,去推翻他所批评的那种"亚利安模式"。这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从牛津大学到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都一下子被卷入争论的旋涡。《纽约书评》、《新闻周刊》以及许多专业的和通俗的刊物也都纷纷响应。这场争论颇耐人寻味,因为人们这里关心的虽是一个学术问题,即埃及对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到底起过怎样的作用?但是很显然,一部分人义愤填膺的程度似乎又大大超出了他们的学术利益。比如,艾米丽·弗默尔 (Emily Vermeule)在今年三月给《纽约书评》写的一篇题为《颠倒乾坤》(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的文章中,就对波纳尔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攻击,因为她不能原谅:"一个有名望的中国专家跑到古代地中海研究领域来干什么?"文中还引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诗句,影射波纳尔是那个花言巧语的魔鬼撒旦。(但是弗默尔弄错了。因为她所引的那段诗句并非出自魔鬼撒旦之口,而是一个名叫毕利奥Belial的小魔鬼。——这是一位读者写信给《纽约书评》指出的。透过许多读者来信,可窥见这场争论的刺激性:认真商榷者有之,口诛式的恶意文字亦有之)弗默尔等传统西方学者的这种恼怒当然是有理由的——波纳尔的书严重地亵渎了西方文明。但是,这个亵渎却很难驳倒,因为该书通过考古和词源学研究,发现了大量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亚非文明曾塑造希腊文明的证据。如,希腊语有一半以上的词汇来自埃及语或闪米特语。再如,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克里特文化,据波纳尔的推测,可能是埃及人到那里殖民的结果。这种推论当然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此引起了种种质疑,成为一大悬案。但不论是通过殖民还是什么别的途径,波纳尔举出了语言、建筑、科技、艺术等方面的大量证据,说明公元前二一○○至一一○○年,也就是希腊文明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源头。一句话,雅典是黑色的。 

曾有人问作者,写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回答是,他要煞一煞"欧洲人在文化上的跋扈心态"。这一煞不要紧,波纳尔身不由己地加入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文化批评,因为,自从七十年代末爱德华·萨伊德发表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以来,欧美人文学界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就始终把西方的文化霸权作为批判对象。到目前为止,这个批判已经给西方学术研究的格局带来了剧烈的改观。波纳尔的著作从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了这场批评,因此它引起震撼是不足为怪的(《黑色的雅典娜》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一部分黑人人类学的学者发起的黑人中心运动。美国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捍卫者对此感到焦虑,并及时地阐明了针锋相对的立场)。 

过去的十几年中,欧美的人文学科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究竟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黑色的雅典娜》一书以及它掀起的波澜,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的机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后殖民主义理论,不妨说它是后结构主义介入文化批评之后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动向。例如,萨伊德和帕忒 ·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就深受福科的影响,他们把东西方文化比较理论看作是知识和权力运作的场所;佳娅特丽 ·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ovorty Spivak)曾将德里达的《语法学》译成英文,使得解构主义成为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柄利剑;霍米·巴巴(Homi Bhabha)则把拉康的精神分析用来重读法农(Fanon),寻求在东西文化冲突中建立新的主体意识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著名学者都不是白人,他们是从西方以外的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在欧美学界引起高度的重视,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传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不是与之认同。 

以美国而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业已覆盖多种学科和领域,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包括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民族研究、还有其它所有冠以文化批评之名的学术研究。目前,代表这些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往往都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渗透。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已经不可能大谈文化(无论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还是东西文化之比较),却不去深究这些概念和方法里面包藏的知识前提,如话语场、知识的历史性和临时性、以及人们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复杂关系。萨伊德批评的"东方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东方主义"曾替西方生产出大量的关于"东方人"(the Oriental)的知识,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取得了自己对于东方的文化优势;与此同时,这个知识的生产过程又被充分地透明化,使人无法看到它本来的历史痕迹。后结构主义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重视,在萨伊德和其他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学者不仅关注某一个文化如何生产关于另一个文化的知识,并如何通过这样的知识实行文化霸权,而且还对生产这些知识的具体学科、学术、研究范畴以及学者本人的立场(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等等)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出了大量的反省。波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的第一卷中正是这样做的。 

应当指出,萨伊德和斯皮瓦克等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评老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情结。这种情结与他们本人的境遇有密切联系(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自前英法殖民地,或者是在欧美受歧视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理论也由此获得极大的感染力,并即刻汇入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叛传统。但是,此情结又迫使他们面临一个难以逃脱的困境,因为当这些人把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西方,反复强调东方人受压迫,没有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另一个层面上又肯定了西方人对知识的垄断。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实践中,比如,萨伊德、斯皮瓦克、巴巴等人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欧美文本中有关东方的"知识"上,却很少留心除英语或法语以外的学术研究。阿拉伯人和印度人通常是作为某种修辞、隐喻或象征,而不是以平等的学者身分进入他们的讨论,好像那边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更没有自己的知识主体(或发言权),于是,一切言说行为都被笼罩在西方人的统治下。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当迫切的。但这种批判必须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趋向成熟。印度历史学家帕忒 ·察特杰的 《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一书已经在方法论上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作者把目光从西方转向印度的语境,研究的是西方现代国家理论如何在殖民地时期进入印度知识分子的话语,而当地知识分子又如何运用它去抵抗殖民者的统治,以达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这种研究向我们充分展示了知识运作的复杂性:跨文化的语言实践活动不能不使西方理论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而在新的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可能通过某种中介产生出新的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譬如,印度独立后,"现代性"的理论立刻沦为彻头彻尾的国家话语,其主要功能是替现代国家权力做合法性的诠释。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文化霸权批判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对现代化的反省。在此之前,法兰克福学派一直代表这方面最有权威的声音。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的批评重点在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流弊,例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调的"文化工业"对人的异化作用。可是,他们的理论一旦离开欧洲启蒙主义传统对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关怀,离开对人之"完整性"的乌托邦式的寄托,就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对现代性进行更深入的批评。至八十年代,哈伯马斯曾试图用公共领域和人与人之间交流等概念,去突破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主义哲学思想的依赖。但是,这位哲学家在对"现代性工程"(the project of modernity)做出新的阐释并与之认同时,完全忽略了欧洲文化霸权在生产现代性理论和有关知识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结果他的"现代性工程"又一次成为替欧洲文化霸权制造合法性的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检讨现代性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它做到了欧洲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文化批评理论力所不及的事,那就是,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人的立场,不同于西方人的眼光,不同于西方人的历史角度。有了这种立场、眼光和角度,不仅世界的文明发展史必然要重写,而且,人类向何处去?未来的文明又当怎样构想?这类问题就不一定由现在的西方人说了算。东方、南方、北方都要有自己的声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立场、眼光和角度前人不是没有尝试过,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粹主义和中国从晚清到五四以后的几次国粹运动,无一不是以批评现代化和发扬本位文化为出发点的。但是,当国粹派将现代化/西方和本位文化/东方对立起来的时候,国粹的概念就不仅成为反对现代化的工具,而且成为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另一说法。相比之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则对民族国家持一种谨慎的批判态度,既不与之认同,也不简单地否定。同样地,它对现代性的批评,也不事先假定一个优于现代化的本位文化,而是着眼于有关的知识与权力生成的历史环境。这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历史观。从这个观点出发,国粹、本位文化和现代化等,就不再是需要个别地单独界说的客观事实,而是在知识与权力运作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些相互关联并相互制约的历史概念。在中国,这些概念由于实践的需要而共同进入现代性理论,并在不同的时期构成了不同的话语场,因此,围绕西学和国学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派别为了各自的政治或其它目的所进行的争取话语权威的斗争。例如,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和国学保存会诸人提倡的国粹概念与五四后的学衡派的主张就有甚大差别。前者为了反满抗清和抵御列强的需要,提出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后者为了对抗新文化运动,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西学上"言必称希腊",国学上则尊崇孔儒,而且两学彼此呼应,互为因果。温故知新,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对知识的争夺在今天的话语场内仍在激烈地进行,因此,话语实践、知识的来龙去脉、以及现代性理论中的各种概念和范畴的运作,就不能不成为理论思考的当务之急。 

我想,《黑色的雅典娜》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知识远比人们想象的要狡猾。 


谢选骏指出:上文愚昧,因为他竟不知道,早在《黑色雅典娜》1987出版第一卷之前一年,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就已经出版了。其中明确写道——


【“第一代文明”埃及没有产生过真正完整的史诗;同为第一代文明的苏美尔(Sumeria)有了雏型的史诗,“第二代文明”巴比伦有了成熟的史诗;“第三代文明”希腊有了伟大的史诗。这里的发展线索是有迹可循的,直接的证据就来自地下的泥板文书。】


【埃及、中国都属于相对自发的、独立起源的第一代文明;希腊、北欧则属于继承性和派生型的第三、第四代文明。】


如以中国与希腊神话的这种差异而言,可能是由于中国文明属自发性强的第一代文明,希腊文明属于继承性强的第三代文明。因此,中国人把诸多发明创造都归功于自己的文化超人;希腊人多从各先进文化圈──从第一代文明米诺斯(Minoan)、埃及;从第二代文明迈锡尼(Mycenae)、赫梯(Hittite)、巴比伦等──承袭了诸多的遗产,从生产工具到精神财富,甚至风俗习惯,最后把这些有外来背景的“文化”当作“天神的恩赐”。若就军事和政府系统而言,赫梯人可与埃及和巴比伦媲美,但就文化而言,他们对文明的贡献则是比较次要的。约在公元前1200年,赫梯国家被称为“海上民族”的侵略者击溃。因此之故,中国神话传说中的文化多为人类英雄(“历史人物”)所创造,而希腊神话则归因于天神。结果不意造成中国人容易固步自封、甚至习惯自我崇拜的恶习,如新儒家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1020─1077年]:《四句偈》)这是承袭《论语》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圣人三段式,但由于加入“为天地立心”佛教本体论,已经乖离了儒家的“敬天”思想,甚至比庄子“与造物者游”还要张扬过分,达到了乖谬的地步。】


由此可见,《黑色雅典娜》拾人牙慧。

谢选骏:睡眠不是选择性的懒惰

《关于睡眠你所不知道的惊人理论》(BBC 2017年3月17日)报道:


有人说大象永远不会忘事。还有人说睡眠的作用之一在于强化巩固记忆。如果上述两种说法都对的话,就能推导得出"大象睡眠时间很长"的结论,但是实际上,这种无论体型还是脑体积都在陆地哺乳动物中排名第一的动物每晚却只睡两个小时。

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几乎每晚都在睡眠中度过,但是睡眠却是最受误解的一种人类行为。很多关于睡眠的看法,就如上面的例子一样,是完全错误的。

例如,你是否听说过这种说法:由于现代电气照明,以及我们在睡觉前观看智能手机屏幕时发出的微光,现代人的睡眠时间要短于我们打猎采摘的祖先?


"许多人在各路媒体上都看到过类似信息,他们也对此深信不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睡眠研究中心主任杰里·西格尔(Jerry Siegel)表示。他承认,这些文章很能震撼人心,哪怕它们有可能根本站不住脚。"问题在于,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积累任何数据,"他说。"睡眠质量测量仪的发明时间比电灯要晚好多年。"

要想知道我们祖先每天的睡眠时间有多长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格尔决定另想办法。他跑到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和玻利维亚这些国家去考察当地的狩猎/采摘部落。这些部落居民生活在目前能够找到的和我们祖先十分类似的环境中。

这些狩猎/采摘部落居民在终其一生中都不会见到会打扰我们休息的现代化装置。其中两个部落位于非洲,相距数千公里之遥,第三个部落则是最早从非洲迁出,然后穿越亚洲大陆,跨越阿拉斯加大陆桥,通过北美最终抵达南美。尽管这三个部落彼此间相距遥远,但是它们的居民每晚睡眠时间却十分接近:平均6.5小时。西格尔表示,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祖先当初的睡眠时间会超过这个标准。

大多数生活在现代社会、享受着科技和电力带来的种种便利的现代人类,每晚的睡眠时间介于6到8小时之间。由此可见,我们祖先的睡眠时间不仅不比现代人长,甚至还不如某些现代人。


我们一般在配备空调的卧室里睡眠,身下铺着舒适的床垫,枕着松软的枕头,唯一要担心的是睡梦中被子可能被伴侣抢走,还有是否让宠物狗上床共眠。然而,我们的祖先却只能在岩石、泥土或者树枝上入睡,没有羽绒被和中央供暖系统带来的舒适。没有窗帘在太阳升起后保持室内黑暗,也无法抵御风雨和昆虫侵袭。此外,不期而至的野兽或者敌对部落也会在我们的祖先入睡时发动袭击。难怪他们每晚的睡眠时间很少能超过6个小时。

关于人类祖先的睡眠还有另外一个传言——他们晚上时睡时醒,睡眠被分割成几段,不会睡上一个完整的觉。西格尔说,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他说,人们是看到宠物的睡眠状况才有这种想象的。

"饲养猫狗作为宠物的人看到猫狗这样睡觉,就以为人类的祖先也是这样,"他说。"但是原始人不会这样睡。"人类是一系列保持完整睡眠的物种中进化得最晚的一个。猩猩和猿猴也会在白天打盹或者在半夜醒来。但是和人类一样,这些现象都不是常态。"

西格尔的跨文化研究发现,现代狩猎/采摘部落在冬天几乎从不打盹,在夏天打盹的次数稍多,这可能是算避开白天最热的时段的途径。但是他说,即便如此,平均每人每5天里才会打盹一次。

 

但是,传言可能有一点点对的地方。西格尔所研究的部落全都位于赤道附近。在高纬度地区,冬季夜晚会长达16小时。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北欧原始人很有可能在冬季夜晚时睡时醒。然而,现代人已经不再按照四季的自然节律入睡。哪怕在北欧地区,大多数现代人也不会在冬夜中断睡眠,顶多半夜起来去上次厕所而已。

否定了关于睡眠行为的两个最流行的传言后,西格尔现在开始把注意力投向关于睡眠的另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必须睡觉?

如果睡眠是为了强化记忆或其他大脑功能的话,那么如何解释大棕蝙蝠每天要呼呼大睡20小时,然而体型巨大、智力更强的非洲象只需睡上2小时就足够呢?

西格尔认为,睡眠本身可能并非一种生物学需求,而是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实现生产力最大化的一种行为。他在2009年发表于《神经科学自然评论》(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睡眠的作用可能是"在生物活动不再有益的时间段,通过优化时间使用及降低能量用量而提高行为效率"。

 

无论在动物界还是植物界,这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生存策略。有些树会在秋天会脱去树叶并停止光合作用,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植物冬眠。熊在冬季会冬眠,从而避免在食物匮乏的季节徒劳无功地四处捕猎和觅食。

其他哺乳动物,例如针鼹鼠(echidnas)在食物匮乏的季节会进入一种昏昏欲睡的"麻木"(torpor)状态,这种状态下,针鼹鼠的新陈代谢率会大幅下降。而睡眠可能是人类的一种"适应性活动抑制"(adaptive inactivity)行为,它让我们在白天保持清醒,在晚上则避免过分活动引来捕食动物。必要时,还可以让我们在夜间迅速醒来。

换句话说,睡眠可能是一种"选择性懒惰"(selective laziness)。


谢选骏指出:话虽如此,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睡眠并非选择性的懒惰,而是逃避不了的束缚——我曾在旅途中有三天不睡觉的记录,但整个白天确实昏昏沉沉的,欲振乏力。后来的经验也表明,如果一夜不睡,第二天晚上一定睡得很死。一个人的睡眠需求就像饮食要求一样,其实有其定量的需要,不是想如何选择就如何选择的。缺觉的时候开车,和酒后驾驶一样危险!有一次我差点就开到路沟里去了,多亏路边的减速带把我震醒了。感谢上帝,没让我睡得太死,否则肯定发生重大车祸了。

谢选骏:中华民国败于口是心非



《中华民国为什么会失败?》(谢潤良易小巷 2016-08-02 )报道:


​​1945年,国民党领导残破的草鞋兵,力抗现代化的日本军队达八年之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后终熬到了胜利。但就在转眼之间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却在北京天安门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的四年内,国民党的江山就被共產党吃个精光。1945年,国民党领导残破的草鞋兵,力抗现代化的日本军队达八年之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后终熬到了胜利。但就在转眼之间的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却在北京天安门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的四年内,国民党的江山就被共產党吃个精光。


12月7日,那个肇建于1912年,被称為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在吞尽三十八个年头的苦难之后,黯然宣布「播迁」台湾。


两个分裂分治的中国在一个平面上出现了,但是彼此都坚称只有一个中国,虽然台湾有台独,但那第三面旗帜毕竟还没飘起来,如今两岸交流开放,两岸衝突似乎已经缓和下来了,但事实上国共内战从来就没有结束,关键在于政经制度和价值观的不同,将来还要继续纠缠下去,只是换成斗智,搞得后人一头雾水。


总而言之,1949年中国国民党成了20世纪全球头号大输家之后,就不愿再提这码子事了,因為实在是不堪到难以啟齿了,由于国民党的不说,等同授予了共產党随便乱说的权利,最后积非成是到连美国都深信不疑。


1949年8月,美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其中附国务卿艾契逊给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信中就提到:「中国反共政策失败,是由于其政府贪瀆无能之故」于是国民党从此便贴上了贪污无能的标籤。


老实说,国民党贪污无能其来有自,若说这是失去中国大陆的全部原因,甚至最重要的原因都属冤枉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哑吧吃黄莲自己没有勇气说,只好任凭这段史实,消失在重重迷雾之中,原本在内战输掉已经够难看了,在被人不断加油添醋下,整件事情变得更加难看。


人為刀俎,我為鱼肉


在国共内战爆发前夕,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国际状况。二次世界大战对当时大部分的国家都造成了极大的死伤和经济损失,短时间爬不起来,中国更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没有强过,纵使在开罗宣言上,蒋介石签字终于撤销掉许多的不平等条约.


但事实上,从开国以来就战乱不断的中华民国比大清朝还要残破不堪,早就是任人宰割的鱼肉。美国和苏联的二极化即将宰制全球,在那个尔虞我诈的世界裡,他们都想控制中国。


苏联虽然在抗战中给了中华民国大量武器,但事实上只是希望中国帮他看好后门,免得日本和希特勒一同夹击苏联。等到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他就断绝所有的援助,继续执行他那扶植中国共產党、颠覆中华民国、夺取东北利益和控制外蒙古的计画。


美国则是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断卖武器给日本,不知有多少中国老百姓死在美製的炸弹下,直到太平洋战争才中止。之后虽然号称合作了,却是不断拿美援来做為要胁,强迫国民政府照他的意思做,但是在重欧轻亚的政策下,中国得到的援助相对少得可怜。


最后美国还派了个史迪威,企图压制蒋介石,拿中国的军队去救缅甸之围。中国好不容易在美援下建立了装备精良的新一军,却被一个军事白痴拖去打了几场败仗,最后是不听史迪威的命令才在缅甸打了胜仗。


可是胜利的同时,日军连陷长沙、衡阳,进逼贵州独山,培都重庆一度大為震动,这个胜仗意义在哪裡?蒋介石和史迪威的不合越演越烈,终于把史迪威轰走,这时美国才知道,蒋介石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控制的软骨头。


1944年,在衡阳陷落的同时,盟军登陆诺曼底成功,希特勒的败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1945年2月4日。美英两国终于背弃了中华民国,和苏联签订了雅尔塔密约。


為了减少自己的伤亡,请求苏联出兵东北,并且同意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交由苏军全权使用,并且支持苏联一直想要的蒙古独立。蒋介石得知遭到背叛,极力斡旋,派蒋经国两次与史达林面对面交涉,均无功而返,后来美国更用对华援助作為要胁,压迫中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史达林得了好处,却还是迟迟不肯出兵,直到1945年8月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苏联于8日向日本正式宣战,「百万雄狮」开进东北,9日,老美又在长崎补了一颗原子弹,叫日本非「屈原」不可,看来「苏武」已经对战争结果毫无意义了。但是对于中国,那是给中共加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国民党背上多捅了一刀。


胜利后的茫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当时国民革命军伤亡至少340万人,百姓2000万人,在胜利的激情后,面对的是另一个茫然,用「惨胜」来形容在也不為过。


冈村寧次所辖128万日军分十五个降区向国军投降,加上日侨、韩侨、台胞,共210万人要把他们送回去,就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就花了十个月,还要对于沦陷区的物资接收和重建,让逃到大后方的军民们千里还乡,山河破碎,重头收拾的艰辛过程对国民政府来说可是难以言喻的。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时,中国共產党终于开始他的抗日战争,因為之前「到敌人后方去」的战略,共军在日军控制不到的地方发展了他们的红色地区,现在凭著地利之便,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在华北一带抢占地盘,夺取日本人手中的物资和军备,破坏交通线,阻止刚从四川大后方赶到的国民党军队接收。


此时中共拥有12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所谓「解放区」人民达1亿之多,他的力量已经超越民国以来任何一个军阀了。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国民党的军队和逃难的百姓年年血战,好不容易熬到了胜利,大家厌倦作战,可望早日返乡重建家园,可偏偏这个花了八年养精蓄锐的共產党,正磨刀霍霍准备打天下,民眾只能再度陷入战火的深渊当中。


林彪率领解放军开入东北,苏联的军队就把他们在东北劫掠的物资和整理好的武器全部交给了中国共產党,清单如下:大炮 3,700门、战车 600辆、飞机 800架、机枪 1,200挺、军用仓库 860座……(多到不及备载)。中共约10万部队从陕北来到东北,仅仅一年扩充為四十万大军。「苏武」使他们多取得七个机械化兵团,苏联扶植他这个小兄弟真的是不遗餘力。


相对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美国这个帮倒忙的朋友反而不断在国民党背后捅刀子。抗战结束国军正规部队计有354个师,约350餘万人,美国派了马歇尔要来裁国民党的军,裁成了90个师,许多战绩显赫的军官因為裁军而降了级,心中不服,而被裁掉的士兵一夕间变成了失业群眾,未来不知在哪裡,怨声载道。


这一来使军中士气及社会安定都成了问题,将来怎麼打国共内战?马歇尔是史迪威的上司,从抗战时起就已经和蒋介石闹得很不愉快,加上他站在美国人的高傲心态上来看中国,他压根就瞧不起蒋介石,加上他身边的幕僚五个裡有四个是亲共的,导致他怎麼做都对国民党不利。


贪污腐败是战争的后遗症,各国皆然


十四年抗战,除了人员的死伤外,带给中国最大的灾祸是通货膨胀和贫穷,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抗战八年中穷疯了,一到受降区就如同饿虎扑羊,抢劫一空,因此有人形容為「劫收」,蒋介石在他的日记裡面记载:中上级军官利用接收发财,骄奢淫逸,腐败隳落,使上下离心,军无斗志。


国共内战的接著爆发,双方都需要物资来作战,先抢先赢,使得沦陷区被「劫收」的情况更加血上加霜,连相对比较富裕的东北和台湾也是惨不忍睹。台湾当时一句顺口溜反映了当时的状况:「盟军轰炸惊天动地、臺湾光復欢天喜地、官员接收花天酒地、政治混乱黑天暗地、民生痛苦呼天唤地」,台湾就像是被贪污腐败的病毒给传染一般,加上五十年的政经文化隔阂,变成后来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


更惨的是宋子文的错误金融政策,以法币1元兑换偽币200元,但是国民政府的法币通货膨胀的速度非常惊人,其实市场上2元法币才能换1元偽币。这麼一来沦陷区的老百姓一夕之间成了赤贫,怨声载道,当时民间有「前门放炮,后门上吊」来形容胜利的境遇。


战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由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政权腐败和社会腐败象,二次大战各交战国都有发生,可是国民党政权垮掉了,其他国家却都能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甚至迅速地走向了民主、繁荣和富强。


可见,国民党在战后的腐败,不是它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战后的中华民国也能够象其他国家一样,不再立即经受内战的煎熬和痛苦,不再因内战而加剧经济的恶化,同样能够渐渐克服通货膨胀并制止腐败,从而获得战后政治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则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失败,也就非為「定数」。


国民党贪污腐败的原因是战争所带来的严重併发症,是日本人十四年疯狂侵略所带来的结果,需要漫长的时间进行治疗,但是老天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治疗药物,使得整个国家病情不断恶化,若要说是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让国民党丢掉了中国大陆,是国共内战失败的主要原因,那是不完全正确也不公平的。


以上是国共内战爆发前,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外国势力带来的影响、以及双方整体的条件。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侵略让中国共產党起死回生,养精蓄锐并大大扩张,但是日本的侵略却让中国国民党失血过多,又被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的病毒缠身。


苏联不断给予中共援助,美国却在国民党背后捅刀子;中共期待发动战争夺取政权,国民党希望早点重建修养生息。看看双方面如此悬殊的条件,其实这场战在还没打就几乎造成那不可避免的结局了。


谁先发动内战


内战是谁挑起的?国共两党都说对方该為挑起内战负责,那我们从时间轴来看。1945年9月美国大使赫尔利到延安陪同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会谈,毛高声说:今天,中国唯一的一条路,和為贵!他大声疾呼三民主义万岁,蒋主席万岁,后来周恩来、张群代表双方签下了「双十协定」,但隔天毛泽东回到延安却跟左右说:蒋先生深信天无二日,我们现在就是要让他看看两个太阳!


事实上,当重庆会谈进行的同时,国共之间也同时竞争华北地区的接收权,毛泽东暗中指挥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部队,袭击正在接收上党的阎锡山,歼灭了十个师,国共内战正式爆发!当谈判一结束,毛泽东立刻发动平汉战役、平绥战役,歼灭胡宗南七个师、包围傅作义一个半月,津埔战役更将山东几乎整个拿下来。


共產党宣称内战是国民党挑起的,从1946年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解放区开始算,但是看看前面这1945年底这一系列的战役,内战是谁先挑起的再明确不过了,是中国共產党!如果中国共產党不发动内战,哪能夺得天下?


走向宪政和破坏宪政


当内战爆发的同时,也是国民政府从训政走向宪政的时期,但国民党心目中的五权分立宪法,和中共希望的无產阶级专政是大大不同,所以破坏国民党推动的宪法起草,就变成了内战的另一个战线。


当中共打不过国民党的时候,那就坐下来谈,并且提出诸多要求,国民党為了让中共能参与宪政,更希望借此来避免内战的发生和扩大,对于中共的要求大多让步答应。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国民党的代表8人,中共7人,中共的同盟民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籍人士9人,各党各派意见多有争论,终于才达成共识起草了政协宪草,成為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


但是中共只要能够打,就把国共协商放一边,先抢占根据地要紧,在政协会议前后,正是中共抢占东北、接收苏联送给他们武器的时候。当国民党根据政协会议的决议裁军、停战,共军却违反停战令,不断的扩张。


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仍决定于1946年5月5日首先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但中共却说,不先改组政府、不给他能够达到否决权的席次,就不参加国民大会,并且在张家口集结重兵发动攻击,却被国民党重挫。


后来国民政府改组,中共最后才心不甘情不愿的提出他的代表名单。当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11月8日再次颁佈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甚至于大会五十四名主席团成员席位中留下九名,对中共虚位以待。


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11月11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一是要求政府停止「一党包办」的制宪国大,二是要求将「侵入解放区」的政府军撤走,三是于12月3日由周恩来致电马歇尔,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四是以「国民大会既已经召开,政协会议已被破坏」為藉口,宣佈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


1946年11月中华民国宪法三读通过,中共不顾自己曾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派遣过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等重要领袖参予宪法草稿的制定,无视自己当初的要求大部分都在宪法中实现,更丝毫不尊重全国各地的国民大会代表一致通过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坚持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


讽刺的是,当中共夺取政权后,所举办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哪一次不是中国共產党一党包办?哪一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不是中共党中央私下选定的?中共以外的那八个花瓶党哪个敢不听中共的命令和领导?看看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国民大会,代表是民眾公开选出来的、各党各派公平竞争,可以批判修改国民党的看法和法令。谁是包办独裁,谁是民主合作,大家仔细看清楚吧!


利用美国、反对美国


在边打边谈的过程当中,美国的调停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且负责调停的马歇尔是个亲共人士,之前又和蒋介石闹的不愉快,所以调停自然是给中共相当大的好处。


当中共打不过国民党,就赶快找马歇尔来调停,但是停战令签订后,中共在休养身息完,趁国民党為了遵守停战令而毫无防备的时候发动闪电攻势,抢占地盘。美国就像这样扮演了好几次中共扩张的好帮手,最后马歇尔终于发现中共并不是真心想要停战,而是想扩大内战,终于决定严格执行停战令,打算中共不遵守就派兵严惩。


中共这时已经蓄势待发,当毛泽东发现马歇尔的调停对他的军事行动已经不在是帮助而是阻碍时,终于在1946年7月24日开始发起了反美运动,要马歇尔滚回美国去。


29日起开始袭击美军。10月24日晚间,中共派其地下党员、职业学生沈崇色诱一美军士兵,并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员「当场捉姦」,在全中国製造了一场人尽皆知的「美国士兵强姦中国女学生案」,「激发」了民眾强烈的反美情绪,反美运动越发不可收拾,马歇尔终于愤恨离华。


在那段时间内,中共更彻底利用政府所保障的种种自由,在大量的报纸杂誌宣传共產主义、谩骂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许多人受不了当时社会的乱象,就一个个走向了共產革命的阵营。


当时有一大批失意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时,非但不知珍惜,反而批判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不民主不自由,当了帮中共向国民党开刀的急先锋。等到国民党被他们骂倒了,他们仅存的那点谩骂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天骂国民党、骂蒋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后连一次「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争到,便永不再争了,就更不用说骂。


「解放」前时时都敢公开辱駡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的郭沫若,「解放」后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歌颂毛泽东的暴政。蒋介石底下的自由,是争取「多跟少」的问题;而毛泽东地下的自由,因為「完全没有」,所以不敢有问题。这些可怜不明是非的知识分子,彻底做了共產党搞统战的帮兇。


学生运动反内战和特务情报战


毛在内战中还作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学生运动,由地下党工动员游行,高呼「反飢饿、反内战」,而在自己的解放区内,却是动员所有群眾「参加内战」。


前面提到的反美运动,就是这些学生运动的一小部分,学生一游行起来,接著就要求罢工罢市,把整个社会活动都弄到停摆了,国民党光是要安抚学生就花了不少力气,哪能打仗?


于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这些党工和学生為中共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19八九年柳丝事件,当中共突突之后,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对他的后人说﹕「当年,我们这些北大的学生天天四菜一汤吃得饱饱的,可是吃饱了便跟著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国民党也不曾开枪打我们。


今天想起来,实在是令我无地自容。」歷史杂文作家柏杨在他的回忆录写到中共进入北平时,提到一个悲愤欲绝的国民党军官边哭边痛骂大学生:


「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麼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麼?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麵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飢饿,反暴政。你们飢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飢饿,今天还这个样子的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為会放过你们!」


1946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国民党的军统局长戴笠坠机身亡,使得国军情报工作出现了漏洞,许多的中共间谍渗透到国军的高层,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一举一动中共都瞭若指掌。


所以当国军发动进攻时,中共早就已经接到消息提早撤退,让国民党扑了个空;但是中共发动进攻时,国军却毫无防备,惨遭痛击。此外就是许许多多的国民党官兵在中共的威胁利诱下投身敌营,中共的势力越来越大,请问这样战争还打得下去吗?


我军日夜转进千里,匪军在后追赶不及


1947年3月到1948年9月间,内战已经越发不可收拾,蒋介石和毛互相通缉对方。1948年5月政府宣布动员戡乱,但是国民党越戡越乱,最后居然变成「我军日夜转进千里,匪军在后追赶不及」。华北东北只剩下极少数城市在国军的控制中,被共军重重包围。


1948年9月到1949年12月间,共军陆续发动了济南战役、辽瀋战役、徐蚌会战(淮海大战)、平津战役,国军精锐部队不是被歼灭就是投降,整个长江以北已经完全在中国共產党的掌握中,而国军已经没有足够了力量守住长江防线,国军的兵败如山倒已经在所难免。


中国共產党的胜利并不是完全光彩的兵不血刃。在辽瀋会战的前夕,解放军包围了困守长春的国军,由于粮食不足,国民党把百姓放出城外让他们求生,但是他们到了解放军的壕沟,却被堵了回去,因為上面交代,要把长春变成死城,于是大批饥民被迫滞留在两军控制的环城中间地带,其间遍布腐烂之饿死民眾尸体,半年内饿死的百姓多达六十万人,是南京大屠杀的两倍。


在济南战役和徐蚌会战的时候,徵用了五百万的民工,帮忙运粮、运弹药、抢修电线和道路,甚至还要上第一线衝锋,堵住国军的枪口,消耗国军的弹药,然后让解放军踏著尸体过河,大约有三百万名的民工死在这场战役中。


被送上去挡子弹当砲灰的不只有民工,有很多是被批斗过、夺走财產的地主全家,还有的是刚刚俘虏过来的国军,把青天白日的帽徽拔下来,把星星黏上去,马上就送回去打国军,这些死难的人就更难以估计数量了。


1949年4月,国共举行了北平和谈,但共產党的提出逮捕民国总统副总统等43名战犯的要求,使得民国政府无法接受,谈判宣告破裂。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强渡长江, 4月23日解放军攻下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迁往广州。


4月24日攻下国民党在华北内陆控制的最后一个城市太原。5月解放军陆续攻下华中诸多大城市,8月17日攻陷福州,解放军战线深入华南地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10月15日解放军攻陷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再迁重庆。


10月25日金门古寧头战役爆发,中国共產党在这裡吃了败仗,台湾的屏障守住了。11月,解放军攻佔重庆,国民政府再迁成都。同年12月7日,行政院电令迁守臺湾,臺北市则成為临时首都,12月8日至10日,包括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中华民国政府公务员及两蒋纷纷离开成都飞抵臺北,国府宣告「大陆沦陷」。至此,中国大陆几乎全部為共產党所控制。中华民国政府仅能掌控中国东南沿海岛屿及西南部分山区,国共内战大势底定。


老百姓选择了共產党吗?


看完国共内战的整个经过,我们要在问一下:中国老百姓真的选择了共產党吗?如果中共真的相信老百姓会选择他,那他们為啥不敢参与国民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因為他们很清楚,老百姓只会投国民党一票、投其他民主政党一票,但绝对不会投共產党一票!


在国共内战期间,大批的民眾往南边逃,最后有200万人以上的外省族群随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另外有200万人逃到了香港,如果老百姓选择共產党,他们為什麼要逃?有人说,到台湾的是少数,多数还是留下来选择共產党,这句话大错特错!就是因為逃不走,才不得不接受共產党的统治!


中国大陆就像一艘大船,来不及随船长跳海逃生的船员,就只能无奈的被恐怖分子挟持在船上,然后就任人宰割了!而来到台湾的外省族群,丰富了台湾的社会文化多样性,也英勇的帮忙保卫台湾,他们的贡献是不该随便抹灭的。此外,暂时被冻结的中华民国宪法来到台湾,更成了台湾走向彻底民主化的蓝图。


起跑点不公平的竞争和失败的必然


现在我们来為中华民国為何败退台湾下个总结:日本侵略让中国共產党起死回生,养精蓄锐并大大扩张,但是日本的侵略却让中国国民党失血过多,又被贪污腐败和通货膨胀的病毒缠身。苏联不断给予中共援助,美国却在国民党背后捅刀子。


中共期待发动战争夺取政权,国民党希望早点重建修养生息。中共率先发动内战、边打边谈,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谈,并且用宣传、学生运动、间谍渗透开闢了另外一条战线,国民党毫无招架之力。1945至1949年的中国内战,是一开始在起跑点就不公平的竞争,中国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已成必然!


内战结束,两岸在截然不同的制度下分裂分治,其后的发展如何,谁是进步、谁是倒退,我们有目共睹!​​​​


谢选骏指出:上文检索“中华民国为什么会失败?”,种种发现不能说是毫无道理,但是却没有抓住根本一条——那就是“中华民国败于口是心非”!何谓“中华民国败于口是心非”?大家想想,中华民国一个国父孙中山,自称基督徒却投靠了无神论匪帮苏联,弄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怪胎,使得中国开始沦为苏联殖民地。一个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自称基督徒却听凭种种异教横行……种种口是心非的现象由此而生或是与此伴随,导致整个社会上下脱节、左右失序……能不走向灭亡吗?


类似的现象同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社会口是心非,上下脱节、左右失序,现在又在酝酿新的动乱,社会底层骚动日益加剧。许多事情似乎是偶然的。然而势头是渐渐积累的——此即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偶发是凑巧有个火星点着了。社会底层还将进一步贫困化,他们没有选票可以向政府索取救济金。1989年胡耀邦之死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这个话题可以凝聚各种倾向的人群。各地、各阶层立刻有了一个相同的目标。但是农民不在其中,所以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一代人命运的代价。目前政府加紧收税。这个人群之贪财是历史少见的。但他们不懂:人们交了税就会要求改选政府的权力。这是用民主这个话头说的。所以西化派现在得到想方设法收税的政府的支持。收税越多,民主的理由越充分——实际上民主要求不是要说话、要出版,而是:要改选,要有用选票推翻政府的权力。我的理解是:民主就是“国家政权的股份化”。选民就是股东。虽然民主国家的老百姓仍然是受愚弄的,真正的权力还是操在极少数人手里,正如股东也受愚弄,不过要高度技巧罢了;股东受经纪人愚弄,专业性极强。但是,股东政治毕竟和非股东政治不同。也要有运气,就像是做生意,股东毕竟可以推翻董事会。只有基督教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谢选骏: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一个间谍



《美国在各大学里又清出一大批中国间谍》(2018-02-22 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最近一次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中表示,中国来的“学术间谍”已经渗透美国大小城市的大学,在美国“几乎所有领域”中均有中国教授、科研人员、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他认为这些或可称之为“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的中国学者有可能秘密地在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


这个耸人听闻的言论似乎代表了美国政界和媒体界广为流传的“中国间谍论”,顿时引来美国华人组织如百人会的谴责,认为“以上这种言论非常令人不安、指责过分标签化且存在着十分不必要的偏见。在摆出任何事实和证据之前,仅以纯粹的种族和出生地就对一个群体发出如此巨大的怀疑,这种行为不但违背了无罪推定、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平等保护等美国宪法的根基理念,也容易煽动歇斯底里的不当情绪。”


我为此访谈了普利策奖得主丹尼尔·戈尔登,他在三个月前出版了新书《间谍学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外国情报机构如何暗中利用美国大学》。他在书中不仅讨论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美国大学操盘的情报活动,也暴露了美国情报机构如何系统性地渗透美国的学术界,这些活动对学院的中立性和学术自由形成很大的挑战。

戈尔登在新书中揭露了美国学术界如何成为外国和国内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探讨为什么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民主价值来说是一种打击。他认为美国大学的全球化,外国学生和教授的涌入,以及美国人在国外的学习、教学和会议交流,已经使美国的高等教育成为国际间谍战的前线。

在美国大学工作的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从2003年的36万增长到2013年的51.7万人,十年间增加了44%。而美国人到国外求学也不断增加,从2001年到2014-15学年度翻了一倍,变成30.4万人次。目前在全球80个国家有160个美国大学的分校,超过一半以上设立于2000年之后。戈尔登认为在一些政治敏感的地区如中东及中国,这些大学分校有可能提供了收集情报资讯的掩护。他描述外国的情报单位,特别是像中国,如何争取吸收在海外的年轻美国人,然后把他们送到美国的政府机构担纲;同样地,美国政府情报单位也有可能会利用这些人在当地做其“耳目”。

而在美国高校的实验室、教室和讲堂中,来自中国、俄国和古巴等国的情报机构以学院为渠道,用来深入了解美国政策,招募秘密行动人员,甚至获得敏感的军事和民用研究信息。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也反过来利用国际学生和教师作为举报人。

根据一个2012年对于美国大学里与国际学生接触的校方工作人员的研调,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之前一年内曾经约谈了31%的国际学生(这项调查并没有涉及中央情报局)。戈尔登认为在校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另外可能接触了更多的国际学生。

在美国大学自持的全球价值观与民族主义的间谍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但是美国大学忽视、甚至宽容这种校园间谍现象。戈尔登认为911事件后,中情局和其他安全机构利用美国爱国的热情和恐惧,几乎渗透到学术文化的各个层面,并争取教授、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兼职作为它们的耳目。

戈尔登讲述了几个令人震惊的校园情报活动,以显示美国和外国的情报机构如何无情地渗透象牙塔,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特工卧底,举办学术会议以说服伊朗核能科学家为美国情报效劳;杜克大学认为一名中国超材料博士生刘若鹏“剽窃”了美国国防部资助的“隐身衣”研究成果;以及一所在俄亥俄州的小型文科学院玛丽埃塔如何与中国的间谍高校交换教职人员……

对于关注高校种族平权政策的美国华人来说,戈尔登其实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2007年畅销书《入学的代价》揭发了美国的上层阶级如何用财力购买顶尖高校的入学特权,该书以他在《华尔街日报》的系列报道为基础,还为此在2004年获得了普利策奖。他在2015年编辑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公司如何将其总部迁往海外的文章,该系列为彭博新闻社赢得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普利策奖。

问:上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说,中国情报人员遍布美国大学,可能收集诸如高科技等领域的信息。许多美国华人组织批评这一言论诉诸对于美国华人的刻板印象, 这种偏见认为华人对美国和中国有分裂式的爱国忠诚。你对此有何看法?

戈尔登:我自己的报道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情报机构在美国的大学都很活跃。大学成为吸引人的目标是因为它们操作美国政府资助的敏感性研究,它们的教授通常具有政府背景或与政府有联系,它们的学生毕业后可以担任政府或私营企业的重要职位。同时大学相对较为开放,容易接近和渗透。

问:你最近的一本书《间谍学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外国情报机构如何暗中利用美国大学》很有意思,因为你不仅讨论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美国资助的情报活动,还暴露了美国情报单位如何渗透到学术界。你认为美国政府在评估受到外国影响的行动时,无论是以获取情报为动机,还是仅仅是无害的民间活动,是否采用了双重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中国政府、企业和组织非常希望提高自己的形象和全球影响力,你认为它们何时可能算是越界?

戈尔登:我同意美国情报机构在学术界从事一些与外国情报部门一样的活动。比方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试图招募外国学生和教授,将他们送回国作为美国的间谍。我的书的主题是双方都在利用大学。

问:特朗普总统如何改变大学校园内的情报活动?它是否影响了学术界与美国和外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你的书提到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可能会激发更多的美国和外国在美国学院的间谍活动,以及中情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更多校园招聘活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许多顶尖的美国大学(如常春藤盟校)压倒性地吸引了自由主义者和有民主党倾向的教授。你认为从意识形态来看,大学会强烈抵制共和党政府介入校园的情报活动吗?

戈尔登: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由于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在学术界引起的某些不满,而形成对于美国情报机构的更大抵制。比方说,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在中情局抱怨后,立即撤销了切尔西·曼宁成为访问学者的邀请 (裘蒂注:曼宁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下载了75万份美国政府的机密资料,转交给维基解密。于2013年7月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定违反“间谍法”和其他罪行,并于2010年至2017年间监禁服刑)。

自由派人士也不喜欢小布什总统,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学术界和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关系更加密切。此外,特朗普正在与自己的情报机构互相争斗,这样可能会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对自由派的大学教授更加讨好。

问:你的书的第一部分由杜克大学的超材料博士刘若鹏的故事出发,他是一名中国科技大亨。联邦调查局调查了刘若鹏涉嫌“剽窃”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杜克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刘若鹏回到中国后,创立了与中国政府、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关系密切的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和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然而同时在你的著作中,你也承认在很多情况下,美国政府错误地指控华人科学家(包括郗小星教授)为经济间谍。你引用的统计数据显示,具有中国姓氏的人因盗窃商业机密而被判平均监禁32个月,而其他人则被判处15个月。当你调查刘若鹏的故事时,这些交错的现象是否加重了你支持佐证的责任负担?

戈尔登:我对我的所有报道,包括有关刘若鹏的章节,都保持着非常高的要求。我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并寻求所有相关文件,并且一遍又一遍地核实。

问:在阅读刘若鹏的故事时,人们不禁想知道:为什么杜克大学和他的指导教授史密斯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正式指控?你提到刘若鹏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当时杜克正准备签署在中国建立分校的协议。你还谈到了美国的大学是如何姑息滋养外国间谍活动的环境,以免冒犯那些已经成为这些学校收入来源(包括学费、研究人员和设立分校)的国家。你认为这些经济因素会不会使美国大学变得更容易被渗透?

戈尔登:是的,我同意经济动力,如支付全额学费的外国学生,由东道国补贴的外国校园分部,使大学倾向于对间谍活动视而不见。另外,由于刘若鹏利用了学院缺乏明确规则, 如缺乏详细的合作协议,但却又不是违反特定的法规,因此可能很难对刘提出正式指控。尽管如此,史密斯教授的确收回了刘若鹏进出实验室的钥匙。

问:我记得打从我是耶鲁大学文学研究生的时候,我便意识到耶鲁在塑造中央情报局前身方面起的作用,特别是英文系和其他外语系。当时有一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由于耶鲁大学毕业生的高级智力水平和语言能力,他们被认为是合适的情报工作人员。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局(OSS)于1942年成立,负责对德国和日本进行情报搜集和准军事行动。仅从耶鲁大学1943年的毕业生中,至少有42名年轻人进入了情报工作,大部分都进入了OSS。其中很多人在战后继续情报工作,并成为新的中央情报局的核心,在1947年接管OSS的职责。”

近年来美国在校园内的情报人员招募,是否改变了重点和策略?

戈尔登:区别公开招聘和秘密招聘很重要。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在大学校园公开招募美国公民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同时,他们也秘密地招募外国人(不符合它们就业资格的要求)作为可能的情报人员。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这种秘密地招募国际学生和教授比以前要广泛得多。比方说,中国直到1978年一直对西方封闭,所以在那之前美国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学生或教授可能成为秘密招募的对象。

问:你能否简单说说美国学术界和情报机构之间关系的演变?

戈尔登:这是有周期性的。如上所述,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常春藤盟校,对于战略服务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创建至关重要。然后,在猪湾事件/民权运动/越战时代,美国情报机构与大学之间出现了裂痕,最终在1976年的教会委员会报告中揭露了中央情报局与高等教育之间的秘密联系。哈佛大学随后通过了限制这种联系的校规,但很少有其他大学跟进。并且为这样限制的努力失败了。自那时以后,高校和情报单位的关系复合,特别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问:在美国校园,是否有越来越多由美国情报机构资助的学术项目和研究计划?情报机构如何保护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免受外国利益的染指?你认为这样的赞助干预了学术的中立性和自由吗?我们应该在哪里画清界线?

戈尔登:是的,美国情报机构如IARPA(先进情报研究项目)资助了更多的学术项目和研究计划。虽然几乎所有IARPA项目都是非机密的,但大学越来越多地参与秘密政府研究。大学校园里的情报机密研究曾经引起争议,但现在它似乎被广泛接受。这是学术界和政府之间更密切联系的标志。

问:据我了解,《间谍学院》一书源自2015年2月你为彭博社撰写的文章,关于联邦调查局如何迫使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彭大进监视他的祖国以及孔子学院(由中国在各大学校园资助和提供工作人员)。这是不是联邦调查局采用的一种强制性策略:如果入籍归化的美国公民未能接受情报任务,那么他/她有可能被指控为外国间谍?

戈尔登:我不熟悉这种策略,彭大进的个案并不涉及这样的状况。联邦调查局能够对彭大进施压,是因为他的大学想要以所谓的财务不当和其他不当行为的名义解雇他。基本上,如果他肯为联邦调查局侦察,该局主动提出挽救他的教授职位。据我所知,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威胁彭大进或指控他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问:孔子学院和其他非营利性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已被怀疑是中国行使不正当影响力的“爪牙”。许多中国和美国华人团体认为这是一种猎巫式的政治迫害。你怎么看?

戈尔登:我不认为这是一场猎巫式的政治迫害。中国官员已经承认孔子学院是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工具。中国的安全部门有时可能希望利用这些机构作为间谍活动的掩护。我书中引用的一位孔子学院院长告诉我,中国的情报组织试图吸收他为间谍。

问:许多人认为在美国有一种倾向,即是将中国有抱负的政府或企业的任何外展活动妖魔化。引用联邦调查局雷局长的话:“我们试图做的事情之一,是将中国威胁视为不仅是整个政府的威胁,而是整个社会的威胁。”上周《外交政策》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中国政府赞助乔治城中国学生团体——在全国校园增长的共党影响力,为学术自由蒙上阴影”。根据这则故事,乔治城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在2011年9月向学校的研究生联合会提交的预算申请中披露,CSSA在该学年的每学期从中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获得800美元春节晚会赞助费。你认为乔治城CSSA拿这笔赞助费是否得当?

戈尔登:我对这个情况不够了解,因此不能发表评论。总体而言,这里的担忧是中国学生团体可能会向其政府/使领馆举报异议学生分子。

问:在你的研究过程中,你是否曾经担心过自己的安全?

戈尔登:没有。

问:为这本书做研究时,面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戈尔登:联邦调查局试图阻止我的调查。我收集信息的一种方式是(根据信息自由法)向州立大学发送公共记录请求,要求看它们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沟通档案。我选择了新泽西理工学院,因为它有许多可能成为吸收对象的外国理工生,它承诺发送给我4000页它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电子邮件。但是当包裹到达时,几乎所有的页面都被遮黑了。我聘请了一家公益律师事务所起诉了该学院。新泽西理工学院的回应是: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联邦调查局干的。它说,联邦调查局派出八名特工到校园里翻阅档案,并对其进行遮黑。随后新泽西理工学院转而起诉联邦调查局。最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害怕起了一个破坏性的先例,便交给了我大部分的文件。

问:你有没有觉得受访对象被迫保持缄默?

戈尔登:我不确定你的意思。但是我的职业生涯是报道敏感的话题,所以人们常常拒绝评论,或者他们的雇主拒绝让他们提供评论。克服或绕开这些障碍是我的工作。

问:你的书谈到了美国大学如何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扩大其全球足迹。这些分支也成了美国间谍活动的温床吗?如果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这么搞,中国人玩同样的游戏不也挺公平?

戈尔登:你问美国大学的海外分支机构“是否也是美国间谍活动的温床?”虽然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但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假设。在彭大进的例子里,联邦调查局要求南佛罗里达大学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作为间谍基地,但该大学拒绝了这个要求。

总的来说,我希望看到对大学间谍活动的限制——比如在全美采用哈佛大学的校园情报活动规章,并将其应用于国内和国内的间谍活动。在理想的情况下,我设想将来有一个国际条约宣布大学是“禁谍区”。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的入党条件就是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为党献身,作为他她们获得特权利益的一个交易。因此严格说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一个间谍,或者说“即使现在不是,一旦共产党组织提出了任何要求,任何党员都得无条件服从,即使成为一个共产党间谍!

谢选骏:比骗局更加危险的“不是骗局”



网文《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只是一个骗局吗》(Yansdan)报道:


根据行情数据显示,比特币从年初至今最高涨幅接近1000%!受益于比特币的疯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比特币的投资,关注到区块链,这阵风吹过诞生了许多区块链概念的交易所项目。

区块链的核心是通过分布式记账,通过去中心化来解决信任问题,但目前市场上的绝大部分交易所都是中心化的。

但有人说,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只是一个“骗局”,因为将区块链发展带到一个新高度的交易所们,大部分都是中心化交易所,这有违区块链本身去中心化和去信任化的宗旨。今天,就来详细聊一聊。

中心化交易所有哪些优势?

中心化的交易所技术门槛低、支持法币兑换、平台中心掌控用户的资金和交易,实现快速成交撮合,良好的体验容易得到用户的认可;

另一个就是用户习惯,用户会偏向于熟悉的金融操作,比如炒股的朋友已经习惯了在较简便的、大家都在用的的中心化交易系统里交易,在不出问题的情况下,一般懒于去多花功夫更换不熟悉的交易平台。

其他优势就不再一一列举,今天主要说说其潜在风险。

中心化交易所到底有哪些潜在风险?

黑客攻击

2014年2月,MT.Gox宣布停止交易并随后申请破产,其倒闭的直接原因是平台受到黑客攻击,共计失窃74.4万枚比特币;

2016年5月14日,香港数字货币交易所Gatecoin遭受黑客攻击,价值超过200万美金的以太坊相关资产被盗;

2016年8月4日,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Bitfinex被黑,12万枚比特币被盗,价值超过7200万美元;


监管政策

2017年8月11日,全球最大的比特币对美元交易平台Bitfinex宣布因为相关监管合规问题,不再支持美国居民的购买特定的代币,将逐步停止提供给美国客户的服务。

2017年9月4日,中国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所有中国的区块链资产交易平台关闭了人民币充值的通道,且中国最大的区块链资产交易平台——云币网,宣布永久停止交易。

当然了,有监管是好事情,能一定程度上保障资金安全。但如果没有监管,就应该堵住任何可能出现的风险,尽最大努力保障投资者的权益不受损害!


道德问题

对于中心化交易所,用户的所有交易委托都是需要先提交到交易所系统,由交易所进行交易撮合。一个交易委托就是一个买卖意愿,如果中心化交易所以完全公正不作恶的方式来撮合用户的买卖意愿,这个当然就不存在问题,这也是基于对交易所的信任基础之上,但我们试想一下如下的情况:

假设小A挂6.86的卖单,小B挂6.88买单,在不作恶的情况下,交易所会给双方匹配一个相同的价格成交。但如果平台做恶,完全可以以6.86给A成交,以6.88给B成交,吃掉其中0.02的差价。别小看这0.02,大部分情况下用户的挂单价格不是完全一致的,通过吃差价的方式赚的可能比佣金多很多倍。

由于这些撮合是在中心化交易系统中内部产生的,对外界是不透明的,即使被吃差价了也可能浑然不知,这让中心化交易所操作有了可能。

我们都知道目前所有数字货币都是基于密码学保证的,即每个数字资产账户中的资产都是由唯一的一对公私钥进行加密保护的,只有知道了私钥信息才能对账户中的数字资产进行转移支付。而现行的每个中心化交易系统,都需要用户将数字资产充值到由交易所控制公私钥的某个账户中后才能进行交易,而这从区块链技术原理上已经相当于用户把自己的数字资产“给”了交易所,而用户之所以能够继续交易和提现数字资产,也仅仅是出于对平台的信任和平台自身的道德约束。假设中心化交易平台本身有道德风险,那它完全可以将用户的数字资产进行转移而据为己有,而这风险却只能由用户来承担。

就像上面提到的MT.Gox交易平台倒闭的事件(“门头沟事件”),到底是真的被黑客攻击了导致比特币的丢失,还是交易所本身监守自盗挪移用户资产,没有人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唯一肯定的就是用户的比特币已经永远无法找回了,而这个损失都是用户自己来承担。

而市面上目前的去中心化交易所有哪一些呢?比较老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比特股和EtherDelta(以德)。


而近期还将上线一家新的去中心化的交易所DEW,11月1日宣布了公测,页面相比之下非常精致抓眼球,且支持股票、外汇、期货等合约交易。若项目落地,或许将会在去中心化交易所里异军突起。


根据官方介绍,DEW将基于以太坊做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出入金和交易都通过智能合约完成。用户入金前需要绑定一个提现地址(不可篡改)来生成智能合约充值地址,入金是直接往智能合约充值地址转账,所以资金托管在智能合约中(他们称为:链托管),且资金只能提到此前绑定的、唯一的提现地址中,任何人都挪用不了,杜绝了黑客攻击、平台道德问题带来的风险,通过代码规则保障用户的资金安全。

DEW下单请求是不可篡改的加密指令,通过用户的授权签名才能发送,下单时委托数量、委托价格等都做了不可篡改的加密处理,发送至链上撮合成交,链上所有代码完全公开,防止平台吃差价带来用户资产损失。

为提升链上撮合效率,在链上撮合前委托单(不可篡改)会发送到交易中心进行匹配,匹配成功的订单(不可篡改)才发送至链上撮合,大大提升了效率!

除了交易常见的区块链资产外,DEW还要在链上实现股票、外汇、现货等超过10000种合约的交易,这也是非常大的亮点,不做过多的解读,对比其他交易所,去中心化是其最核心的优势。

当然了,去中心化现在也有很多劣势,比如不支持法币兑换、不支持跨链交易。不过这些劣势可能在未来可以实现或者用其他产品替代的,如:不支持法币情况下,可以用USDT类代币替代。以太坊链目前不能交易比特币现货,但通过交易比特币期货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有消息称,BTC Relay架起比特币和以太坊之间的桥梁,通过智能合约验证比特币交易,未来实现跨链交易也可能变成现实。

区块链的核心是公开记账实现透明,解决信任问题。去中心化也是大势所趋,美国最大比特币交易平台Coinbase高层就透露过在考虑去中心化,而纳斯达克这种传统的股票交易所未来也可能升级为透明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在不久的将来,区块链会渗透到各种需要解决信任问题的领域,颠覆掉所有可能存在“内幕”的行业,让世界各领域变得更公正透明。


谢选骏指出:如果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只是一个骗局,那倒也罢了,危险性并不很大,因为骗局都有终结的时候。还有一种比骗局更加危险的则是“不是骗局”,而是跟你玩真的。例如在日常生活中,骗局只是谋财,不会害命;但“不是骗局”虽不谋财,却能害命。说到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如果只是一个骗局,你还可以找到骗子,就怕它“不是骗子”,你连骗子也无法找到——整个世界陷入了一个“无人负责”的混乱之中。这是更安全还是更危险?

谢选骏:凍結存款就可以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

《纽约时报:中国是如何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的》(纽约时报 2024-12-03)報道: ​​​​​​ 仅仅二十年前,中国还几乎没有生产小汽车的能力,拥有汽车也被认为是一种新奇事物。如今,中国生产和出口的汽车比任何国家都多。 候任总统特朗普承诺对中国征收更多关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