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球战国进入晚期

谢选骏：全球战国进入晚期

 

《中美俄联手！俄罗斯外长一语惊四座》说：

 

世界格局总是瞬息万变，从小国到大国，由弱国到强国，各种关系错综复杂，要么合纵连横要么互相对抗，很少出现强强联合的事情。据2017年7月1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公开场合称，考虑到中美俄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三国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超级联盟，面对全球挑战。他同时指出，“无论是美国和中国联手对抗俄罗斯还是俄罗斯和中国联合抗衡美国，这些都是不可行的。”

 

无独有偶，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并非拉夫罗夫首创，在此之前就有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也提出过这种地缘政治理论，他认为中美俄三国强强联手，完全可以像二战后的英美苏三国缔结雅尔塔体系一样共同管理全世界，所以中美俄三强联手，建立世界新秩序，将是人类和平的密码。他同时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重心，美国一定要把欧亚大陆弄的支离破碎，才能更有效的维护一超独霸的局面。一旦欧亚大陆出现任何形式的一体化整合组织，那么美国就完了。根据此理论中提到的美苏雅尔塔体协约体系，而在真实表现当中却让人大跌眼镜，因为之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有力的证明了世界和平与稳定岂是一个协约规定就能约束做到的！所以说这只是一个国际关系的海市蜃楼，是个阴谋套路根本不可能实现，恰恰相反，此理论的核心目的是离间阻止中俄同盟，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体化的整合组织抗衡美国。

 

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新总统以来，有网友就调侃“今天下三分，欧洲疲敝”，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能说明当前中美俄三国出现了新的变化。在现实当中，俄罗斯顶住了来自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挤压，非但没有如美国所愿出现分裂迹象而且还和中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噩梦。而实际上美国对于中俄之间的关系就像合纵连横，美国有事的时候就会拉着中国进攻俄罗斯，没事的时候就拉着俄罗斯合围中国。

 

那么俄罗斯会和美国联手对抗中国吗？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西方早已不是美苏冷战时期的强盛，相反它的政治价值观正在逐渐褪色衰落，对俄罗斯的吸引力明显在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层面上的认知，俄罗斯从西方主义到东方主义产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点很重要，对俄罗斯未来的地缘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从军事和经济层面来看，以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它还不具备和中国为敌的动机和实力。因其经济发展十分疲软，它要借助中国的经济发展完成本国经济转型，如果得罪一个实力强劲的邻居，对于俄罗斯来说将是一场非常可怕的噩梦。所以俄罗斯只能和中国维持朋友同盟关系，这样既利于经济发展又利于国土安全。从实力上看，目前美国已经在走向战略退却，俄罗斯也是一样，它早已丧失了扩张的野心。它只是尽量保护在自己受伤的情况下不要遭到外界的致命攻击，免得被敌人肢解，再度陷入二次分裂。

 

普京说过，俄罗斯要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谁才是俄罗斯的朋友？尊重并承认俄罗斯既有领土和地缘利益的，都是俄罗斯的朋友。谁才是俄罗斯的敌人？谁想再次分裂俄罗斯，谁就是俄罗斯的敌人。而美国总是离间俄罗斯，拉着俄罗斯和中国为敌，这无异于在给自己制造新的敌人。

 

目前站在世界舞台上博弈的大国主要集中在中、美、俄三强之间，已形成一超二强的局面。以战国格局来论的话，美国堪比齐国和魏国，国富民强，人才济济，实力强劲，但霸权已逐渐流失。俄罗斯好比楚国，资源丰富，地广人稀，经济不如中原强盛但战争潜力很大，只不过不被西方世界认可。而中国类似秦国，韬光养晦，不显山露水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而在这个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等待和驰骋。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迎来了百年难遇的复兴机会，即将开始纵横驰骋。

 

谢选骏指出：布热津斯基是波兰难民，基辛格是德国难民，这些到了美国活着可以，一旦做了高官，就是国家灾难。基辛格不用说了，这厮把快要憋死的毛泽东从笼子里放了出来，纵虎（其实只是病猫）归山，登上了联合国讲坛，从联合国的敌人，变成了常任理事国——从此之后，病猫也要抓老鼠，美国还会有安生日子吗？这样的基辛格，是毛泽东的大救星，却是美国的盗国贼。

 

至于布热津斯基，还有奇谈“奶头乐”理论（tittytainment，英语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的拼合词）：要使全球80％被“边缘化”的人（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安分守己，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指发达国家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就需要采取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解除被“边缘化”的人的精力与不满情绪。在我看来，他这个理论是用来欺骗美国政府的，而且相当成功——让美国大力援助80％被“边缘化”的人，这里面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中国嗷嗷待哺的八亿饥民，结果呢？被边缘化的不是这个80%，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20%！

 

布热津斯基曾说：“公众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最终他们会期望媒体为他们进行思考，并作出判断。”结果呢？这不仅造成了“后真相”和“假新闻”，还使得全球提前进入了“战国晚期”。

 

什么是战国晚期？

 

战国晚期的中国，分裂为或说整合为“两大阵营”，合纵与连横，但是这两个阵营其实都是围绕着秦国打转的：合纵连横简称纵横，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连横为战国时代以张仪为首的纵横家向秦国所提出的一种外交策略，与当时公孙衍向六国（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所提出的合纵相对。《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

 

连横指秦国一强联合一些国家进攻别的国家。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指六国联合抗秦。

 

战国时代，秦国位于西方，六国位于其东“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秦国位于西方，六国位于其东。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

 

现在的美国，类似秦国之于战国后期成为最大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公开宣称，考虑到中美俄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三国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超级联盟，面对全球挑战，他同时指出，“无论是美国和中国联手对抗俄罗斯还是俄罗斯和中国联合抗衡美国，这些都是不可行的。”——他这是把俄国放在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主角位置上，而中国呢？只是美俄的配角而已。显然，他只是忘记了俄国算是老几。他以为俄国还是苏联那样的老二，其实不是了。

 

不论现在世界的老二是谁，老大反正是美国莫属。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上述两套假设组合都没有排除美国，既然如此，本质上都是连横，而没有合纵抗秦的意味。但即使如此，以美国为主轴的格局还是清晰可见的。

 

有人说，在目前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德国和中国将成为主角，果真如此，再配上俄国，那么全球范围合纵抗美的格局就有点眉目了。

 

如此一来，全球战国就真的进入晚期了，全球统一的日子就遥遥在望了。

 

 

 

谢选骏：年轻而鲁莽的小国时代

谢选骏：年轻而鲁莽的小国时代

 

 

《习近平首谈金正恩：年轻而又鲁莽》（2017-07-06 11:14:46纽约时报）说：

 

作为一名行事通常周密果敢的强人领袖，习近平一直不愿把矛头对准中国表面上的盟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习近平与西方领导人私下交流时会流露出对金的轻视，说他年轻而又莽撞。

 

美国《纽约时报》7月6日报道，朝鲜于7月4日首次测试洲际弹道导弹，已经让人产生疑问，中国对其盟友设下的红线在哪里，以及此次测试是否会迫使习近平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果决地对朝鲜采取行动。

 

答案？即便有所行动，可能也只是聊胜于无。

 

习近平不赞同朝鲜发展核计划，然而他更担心的是金正恩政权垮台，美韩联军开赴中朝边境线，大批难民从朝鲜涌入中国。此外，中国军事和战略问题专家称，虽然朝鲜的导弹项目取得了进展，但习近平仍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军事专家对此次发射的评估更为保守，他们说还不能确信朝鲜发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

 

中国一直认为朝鲜核能力对自己的威胁小于对美国的威胁，但它的确忧心于美国的反制措施，比如美国最近在韩国境内部署的一个用以应对朝鲜威胁的导弹防御系统。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不久前下令暂停部署该系统，在朝鲜试射导弹后尚无迹象表明他会改变自己的立场。

 

朝鲜的行为或许会让中国越来越恼火，但金正恩的那些武器所针对的从来都不是中国。美国才是朝鲜公开宣称的敌人及其核武库的终极目标。

 

“对中国来说，第六次核试验会带来比洲际弹道导弹测试更严峻的威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政治学研究员张峰说。“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对美国的威胁大于对中国的威胁，但朝鲜的核武器及其在中朝边境线附近进行的核武测试，对中国的战略和环境构成威胁。”

 

吴日强说，“此次导弹试射给中国带来的压迫感不像一次核试验那么大。”

 

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成晓河说，不论朝鲜如何行事，习近平都非常难以正式或非正式地宣布对平壤设红线。

 

“洲际弹道导弹不是中国的红线——就连美国都有没清楚明了地划下这条线，”成晓河说。如果中国真的划下这样一条红线，他说，“中国或美国必定要自动采取报复行动，”比如北京会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

 

“习近平作为一个战略家，面临着一个痛苦的选择：出完可以用来对付金正恩的牌，却没信心它一定能见效，”前述分析人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说。“这个战略家能做什么？某种犹豫是不可避免的。”

 

时殷弘说，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坚定果决”的金正恩，他还面对着一个不容易相处的美国总统。“习近平和特朗普的看法不可能长期保持一致，即便能如此，要想长期遏制金正恩也是极为困难的，”他说。

 

谢选骏指出：《纽约时代》又在谈论他所不懂的亚洲问题了。什么“年轻而又鲁莽的金正恩”？完全是胡说八道。朝鲜的导弹核爆炸，不是金正恩的问题，而是小国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在10年前就说过了，那时候，“年轻而又鲁莽金正恩”还要再过五年才上台执政。金正恩和习近平，是同一年执政的，2012年。这不是一个巧合的年轻而又鲁莽。

 

年轻而又鲁莽小国时代——不用这个理论，就无法解释“伊斯兰国”的崛起。

 

“伊斯兰国”的崛起，显然是一个比较被朝鲜导弹核武器和中国的反腐运动更为“年轻而又鲁莽”的事件——至少从老一辈看来就是如此。

 

凡此种种，不从“小国时代”的理论高度，高屋建瓴地俯视，就会得出错的离谱的结论，认识上的荒唐走板，导致实践上的步步失措，带来了结果上的无可奈何。——这就是“大国俱乐部”面对“小国时代”的窘境。只有全球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全球乱局将一发而不可收拾也。

谢选骏：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与铁血主义的纳粹

谢选骏：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与铁血主义的纳粹

 

（1）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说：

 

3.海德格尔以“存在本体论”来回答“存在”问题：要破解“存在”的意义，必须从一种特殊的存在者着手。这种存在者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而不是为成为什么东西而存在。作为“存在”问题的发问者，“人”便具有这样的特性。海德格尔因此赋予“人”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做“亲在(Dasein)”，意思就是说：人必须不断地亲临“存在”。

4.“亲在”：“在世界的存在”或“存在于世”。人的偶然性，其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给予的”，他必须以此为前提，进入自己的实存之中。也因此，人的基本特性不在于“我思”，而是在于他不仅“存在”，而且能够思索并理解“存在”的意义。这点决定了“亲在”在本体论上的优先地位：因为“存在”并不是既定的实体，无法从实体的属性来理解；唯有透过“亲在”的询问，“存在”的意义才能展现出来。因此海德格尔颠倒笛卡尔的命题：“我在，故我思”。

5.“亲在”探究“存在”必须透过语言。海德格尔将语言区分为本真的“言说”(Rede)，和一般的“谈话”或“闲谈”。他认为：“存在于世”就是存在于言说之中。闲谈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方式——唯一功能是“传递语词”——它会妨碍“亲在”的探索，并将“存在”的显现封闭住。本真的言说则不然，它以自觉和领悟为基础。所谓“言说”，就是将“存在于世”而已经获得证明的东西，用语言的形式，“有意义地”连结起来。

 

谢选骏指出：海德格尔颠倒笛卡尔的命题为“我在，故我思”，是极其肤浅的，这说明海德格尔既不知道什么是“在”，也不知道什么是“思”。至于他认为“存在是有时间性的”，更说明他的思想退化已经达到了中学生的水平。因为正如谢选骏说过的，时间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时间只是“空间的变动”而已——这一点早在《易经》时代已经揭示。而从虚无主义的角度看，“出自于事物本身，而非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事物本身”和“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区别仅仅在于，“事物本身”是多数人赋予的，“人所赋予的价值”是少数人赋予的——多数人赋予的，就是“出自于事物本身”，少数人赋予的，就是“人所赋予的”。

 

（2）

 

《海德格尔与纳粹》（［美］理查德·沃林）说：

 

过去几年中，有关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论争异常激烈。在这些论争中，许多重要的事实逐渐显露山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赞成或反对”的党派指控的纷争之中，以上争论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大都避而不谈。

 

比如，海德格尔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忠诚，是否和他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其他著作中精心阐述的“生存哲学”有某种本质联系？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 联系的特性是什么？从其介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失败中，海德格尔最终得出了——如果有的话——什么历史－哲学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结论在海德格尔 对其1936年以后的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的重新评价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奥托·波格勒发现，“海德格尔坠入某种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接近之中，这决非偶然，正是通过其思想明确的导向而体现出来的”。这一发现有力地提示，我们关于海德格尔哲学与其政治介入之间不可分割关系可能性的最初疑问，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不过，在结论部分中，波格勒又提出了一个更加宽泛甚至有点儿令人震惊的说法：海德格尔从未真的通过这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接近”而博得名声；波格勒在这一上下文中使人倍感兴趣而又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海德格尔30年代早期的纳粹经历持续不断地对其思想产生某种显著的影响。以下事实似乎可以作为波格勒看法的辅助性佐证，即在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中，他决不提及其早年曾拒绝公开效忠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要想判定有关海德格尔论争的“哲学上的要害”更为重要，而新近披露的海德格尔传记资料却“不重要”，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在这方面，新近面世的由维克多·法里阿斯（Victor Farias）和雨果·奥特（Hugo Ott）写的两本书（尽管以及因为不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这一贡献基本上是两人孜孜不倦地翻检挡案资料的结果，它进一步激发了人们重新评价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遗产。他们的发现公诸于世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被海德格尔的门徒所淡化（遵循这位大师的掩饰策略）或否认的有关他政治介入许多事实，已经能够无可辩驳地加以确证。总而言之，这要归功于法里阿斯和奥特同时收集到的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在相当程度上海德格尔献身于纳粹运动，这已是有公开记录的事实。

 

实际上，正像现在许多人意识到的那样，是证据问题并没有呈现出引起警醒的足够理由。当现代德国大学体系的全体一致（the Gleichschaltung，纳粹消灭政治反对派的委婉用语）实现时，这个体系的起源一直可以骄傲地追溯到哲学家维廉·冯·洪堡和其他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的职责几乎就是“比国王更加忠诚于保皇党”）——这里的roi（国王）就是希特勒。或者，就像我们在1933年5月20日海德格尔给希特勒的一份私人电报中所读到的那样：“我诚挚地要求您推迟计划好的德国大学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直到该联盟的领导人实现了非常必要的全体一致。”在同年8月，海德格尔个人帮助重新起草了在州一级水平上与“领袖原则”的要求相一致弗莱堡大学分会草案。尔后，以前由大学理事会选举的校长，如今则作为大学的Fuhrer（领导人）而闻名遐迩，直接由州文化部长委任——这样一来，弗莱堡大学具有长久历史的自治传统也就寿终正寝了。许多院长也同样被称为他们令人尊敬的学科领导人，并由新的“校长－领导人”委任。

 

海德格尔也是这种新体制政策的狂热鼓吹者。他在海德堡大学的一篇演讲中明确表示，现在的大学教授这代人是不能胜任的；所以，有必要在10年时间里以新一代人来取而代之，只有新一代人才能适应“民族觉醒”的各种要求和挑战。这种右翼－激进姿态正是决定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14年友谊命运的标志，当时雅斯贝尔斯正坐在观众席中聆听海德格尔的演讲。或者，像他在另一篇演讲中所声称的，弗莱堡大学应该“融入民族共同体），与国家结为一体”。在1933年10月上旬，海德格尔在三个不同场合，为希特勒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全民公决问题，作了热情洋溢的公开呼吁。在这些演讲中，他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并没有在听众的想象中留下多少东西。他是这样开始演讲的：“国家社会主义变革正在导致我们德国人此在的根本改变。”在全民公决中投下“赞同”的一票，这足以表明海德格尔“本真性”的决心。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校长－领导人”，海德格尔政治上“受责难”的不幸情况，已被法里阿斯和奥特用材料所证实。海德格尔在坚持新帝国的目标时，从不掩饰他的以下信念，即在做出有关任命和提升的决定中，“政治”标准是压倒一切的。诚如他在某个场合所说的：“就以后的人事任命而言，那些假定具有科学上和人格上的合适性的候选人，要强调的首要问题，乃是能够证明他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目标最重要的保证。”或者，就像1933年10月发给弗莱堡大学各院长的一份备忘录中，海德格尔以一种不加掩饰的直率阐述了他在纳粹体制下的“教育哲学”：“从我接受校长职位第一天以来，（我履行校长一职的）明确原则和本真的（但愿逐渐可以实现）目标，始终是在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度的力量和要求基础上，实现学术教育的根本转变。……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民族命运才是压倒一切。”

 

有关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曾经被认为是这位哲学家的某种偏好，不是什么问题——最近又旧话重提（这是一个在奥特的整个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这样的责难最初出现在托妮·卡西尔（Toni Cassirer）1950年出版的一本传记《和恩斯特·卡西尔一起生活的日子》，在这本书中，作者写到她曾听说早在1929年海德格尔就有“某种反犹太主义的倾向”。另外，长久以来一直有传闻说，海德格尔担任校长期间，禁止他以前的老师胡塞尔使用大学图书馆，原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海德格尔曾在1966年《明镜》杂志的一次访谈中，把这些指责当作无稽之谈而予以否定。海德格尔的支持者指出，到1933年，这位哲学家仍在指导许多犹太裔学生，其中包括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卡尔·勒维特（Karl Lowith），赫伯特·马尔库塞。在《明镜》的那篇访谈中，海德格尔强调了他在希特勒统治早期对陷入困境的犹太裔教授的支持。

 

然而，新近披露的资料有力地驳斥了这位哲学家证明自我清白的努力。我们现在知道，海德格尔在1933年7月为两名被解职的犹太裔教授说情，一位是古典学教授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另一位是化学教授格奥尔格·冯·海维泽（Georg von Havesy，他于1945年荣获诺贝尔奖）。这一说情有一个明确的实用主义目的：海德格尔关心的只是基于种族的原因而立即将这两名国际知名学者解雇，这对德国的外交政策利益会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在1933年7月12日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向教育部长保证，他完全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关于在公共服务职业中清除犹太人的条例——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清洗”（the Sauberung）行动。

 

尽管海德格尔的支持者总是把托妮·卡西尔关于德格尔反犹太主义说法，视为不实之辞，但托妮·卡西尔的说法的一个有力确证最近被披露，这是1929年海德格尔为其学生爱德华·鲍姆加腾（Eduard Baumgarten）写的一封推荐信。在这封推荐信中，海德格尔力图以下述评语来明确支持鲍姆加腾的申求：“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再次为我们的德意志精神生活提供真正的、本土人力资源和教育者，要么明确地任凭它……越来越犹太化。”如果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托妮的证言和海德格尔为鲍姆加腾写的推荐信提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20年代后期的政治态度，受制于一整套明显的传统文化偏见；有越来越多可以确证的证据表明，他在1933年投入纳粹运动看来决非偶然的怀抱决非偶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另一个关于海德格尔反犹太主义行为有据可查的重要证据，也和鲍姆加腾有关。当时，鲍姆加腾又成了海德格尔这种糟糕观念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所以在1933年12月两人思想出现冲突之后，海德格尔曾写了一封多事的信给哥廷根大学的国家社会主义教授组织的头头，试图阻止这所大学对鲍姆加腾的任命。海德格尔提出，鲍姆加腾来自海德堡大学的那种“自由－民主的”环境，并曾在美国作过短期停留，已变得非常“美国化”了，另外，也是由于他和“犹太人（爱德华）弗兰克尔有联系”，就此而言，他没资格获得那个职位。

 

最近有证据表明，当海德格尔1933年5月即将获得校长任职时，他与其所有犹太裔研究生的关系很快变得冷酷了。依据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前的学生马克斯·米勒（Max Muller）的说法，“从海德格尔当了校长那一刻起，他就不再允许那些已经开始论文写作的学生在他指导下接受学位。”按照海德格尔另一个30年代早期的学生莱奥波迪内·魏兹曼（Leopoldine Weizmann）的证词，当听到海德格尔以下说法时，他那些很想成为博士候选人的希望顿时破灭了。海德格尔说道：“弗劳·明兹，你知道，由于你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能管你的提升问题。”

 

尽管海德格尔反犹太行为是完全可以证明的事，但得出以下结论显然是轻率的，即“种族主义的思想”在海德格尔的“世界观”中占有核心地位——更不用说在他的哲学中显得多么重要了。事实上，正像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很可能是某种“习惯的文化上的变种”。然而，如果否认以下看法显然也是一种误导，这种看法认为，所谓传统的“文化反犹太主义”，实际上构成了自19世纪后期以来德国社会发展出来的种族－生物学的反犹太主义必要的历史前提条件；因为这种反犹太主义的有害倾向，已证明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信条的直接先驱。就我们对海德格尔政治上的成熟的理解而言，反犹太主义情绪的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展露，实际上在提醒我们，他思想的世界观远比人们最初所认为的更加深刻地受到激烈而明显的法西斯式“现代性批判”的影响——亦即对“西方”价值、启蒙运动和“世界主义”等方面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正是德国思想界的士绅（intellectual mandarinate）和偏狭的民族性所共有的。更进一步，这就提出了一个从当下研究立场出发来看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这种反现代的世界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海德格尔哲学观本身那种假定的纯粹性？

 

1945年，弗莱堡大学的“清除纳粹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说服力的判决前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既是有关海德格尔任校长时期活动的，也是关于他的行为动机的。对海德格尔最严厉的指责是这样描述的：

 

在1933年激烈的动乱之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生活在一个完全非政治化的精神世界中；然而，他与那时的青年运动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也是通过他的儿子），并和某些德国青年的发言人保持某种亲密关系，如恩斯特·荣格尔，他曾宣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终结，新的德国社会主义正到来。他希望从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出现一个建立在民族基础之上的德意志生活的精神复兴。像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在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他希望各种对抗的社会力量能够协调，并使西方文化价值得以保存。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者攫取权力以前的议会制政治形式，海德格尔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相信，希特勒的历史使命正是实现他自己（海德格尔）所想象的某种精神变革……

 

（在校长就职演说中）他曾经把“劳动力服务”、“军事服务”说成是和“知识服务”一样具有同样的合理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为纳粹宣传提供了某种手段，借此可以利用他的演讲来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当他想象着德国大学体系的某种精神深化和重建时……国社党利用了以下事实，在那些作为很受欢迎宣传工具的公开演讲中，一位著名学者已加入该党行列，并欢庆了它的胜利。他力图在青年学生中确保一批可靠的追随者，并使自己处于一种煽动学生来反对所谓的“反动”教授的有利位置上，就此而言，他所做的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他希望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改革计划，也希望在国社党内获得某种显赫地位。这就有可能使他维持自己的职业，并有可能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影响国社党的内部发展。很自然，这些希望旋即就破灭了，因为学生是傲慢无礼的，大多数教授也被他那种往往不策略，甚至在他们眼中显得厚颜无耻的命令所激怒，因而很快站到了对立面去了。国社党也疏远了海德格尔，并逐渐认识到在大学政治领域，海德格尔的目标是和他们的设想内在地对立着。海德格尔也曾热情地参与和那种“新领导原则”相一致的该大学体制的改革，并把希特勒主义的某些外在形式（比如，所谓“德国式的致敬”［嗨！希特勒！］）引入学术生活，解除或揭发具有反纳粹倾向的人，甚至借助报纸来直接参与国社党的选举宣传。但这些并不能改变这一疏远疏远。……尽管后来有这种疏远，对毫无疑问，海德格尔在其关键的1933年中，有意识地以自己的学术声望和独特的话语风格来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因而为这一革命在有教养德国人眼中的合法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听证会，弗莱堡大学“清除纳粹化委员会”做出了一个严厉的裁决：海德格尔（在诉讼过程中他已神经崩溃，并接受了医院的治疗），被剥夺了在大学教授课程的权利，并剥夺了他的名誉教授头衔，但他仍被允许参加大学的其他活动。从根本上说，他的大学生涯实际上被中止了，尽管这个判决在1951年被废止，因为那时德国的政治气候已经稳定了。

 

我们有关海德格尔“案件”确凿认识的这些重要进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些有关他所有哲学著作的整一性的新问题。波格勒以这样的口吻暗示，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彻底地审视海德格尔哲学观的各种前提，他政治承诺的思想基础才能第一次真正搞清楚。假如隐藏在海德格尔政治介入后面的动机实际上有其哲学根据的话，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他的哲学成就进行抨击呢？固然，提出这类问题的尝试显然和更为固执的海德格尔的捍卫者相抵牾。他们的反应从对这类坏消息传递者的愤怒痛斥——比如对法里阿斯——到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矢口否认哲学会在影响实践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就像以前的情况一样，当提出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问题时，否认这一问题偏爱的策略之一，就是宣称海德格尔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难免有错，并总是有限的），和他的哲学著作之间总是有所区别的。后者是“真理”的作品，它本身就是“永恒的”。但是，对海德格尔过去所做的新的传记研究结果，却证明了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位哲学家的一生中并不是一时的现象，它至少一直到40年代中期仍萦绕在他的思想中——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的纳粹经历与其整个哲学研究有着某种“本质性”的关联，如今要回避这样的结论已变得越发困难了。

 

此外，正如尼古拉·特图里安（Nicholas Tertulian）和于尔根·哈贝马斯令人信服地所揭示的那样，从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讲开始，他的哲学本身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哲学不再是一种原来的“第一哲学”；它而且变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至此以后，就越发难以为海德格尔思想的那种假定的纯粹性或“哲学自足”加以辩护。相反，这些思想逐渐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和历史哲学的考虑融合起来了。以下我们将证明这些考虑和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内在逻辑是不可分割的。人们只需要涉猎一下这一时期海德格尔的讲课内容（比如，《形而上学导论》［1935］和《荷尔德林的赞美诗“日耳曼人之歌”和“莱茵颂”》［1934－1935］），便足以确证这一问题。诚如温弗里德·弗兰岑（Winfried Franzen）所提示的，在这个意识形态重新定型的过程中，关键的一步也许是海德格尔在1929年的演讲《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和保守革命派的思想家——比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路德维希·克拉格斯，最重要的是恩斯特·荣格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对于我们的考察来说，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与其政治介入的轴心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弗兰岑评论道：“（海德格尔的）行为越是显现出真的热衷于国家社会主义，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是否能发现这种参与的特殊根源就显得尤其重要。”海德格尔生命中的这两个侧面——哲学和政治——也许是彼此依存互动的。然而，在他一生劳作的这两个侧面中，任一侧面进入另一侧面，都不会不留下印迹。当人们依照每一侧面自身来正确地评判时，把它们视为一种相得益彰的哲学生涯的不同层面也许是颇有启发性的。所以，不求助于另一方，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得到完满的理解。哲学思想必须视为一个总而言之对其政治“后果”负有责任的观念基础。当我们说只依据“相异”领域（实践生活领域）中产生的“后果”来评价那个思想是不合适的，那么，某种思想本身也不能理解成存在于观念的真空中，与其后果完全无关。因此，在生活实践领域的中哲学思想的种种回响，不禁会显著影响到后期的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的自我理解。同理，求诸于这类所谓的“外在因素”或实际“后果”，来逃避对其哲学的本质以致命一击几乎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有意避开对这些方面的完整考察很难说是公正的。

 

哲学和生活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直接的，这种关系总是高度中介性的。在海德格尔这一个案中，中介因素是由他的“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基于某些以下将逐渐明确起来的原因，因为海德格尔从未借助于某种“政治思想”来明说一种政治哲学本身，但正是通过这种“政治思想”，他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的理解寻找哲学上的根据。哲学与政治行为密不可分，这决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文化史中自明的真理。人们常常把逻辑学家弗雷格引证为反驳这种因果关系的典型例证，他碰巧也是一个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者。有人对我们说，可以肯定，弗雷格的反犹太主义决不会殃及到损害他的逻辑学理论。至少不能说反过来这些理论包含了他的反犹太主义的种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因为认识到他反犹太主义的不正确倾向，进而瞧不起弗雷格这个历史上存在过的个人。但是，毫无疑问，就弗雷格而言，说哲学与生活行为的联系比较疏远并不为过。

 

但为什么在海德格尔身上情况有所不同呢？这乃是由于后者的哲学特性本身所导致的。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宣称存在与时间密不可分，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无法除去的时间维度。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它意味着人的戏剧——此在的“现实的”到达在场——不只出现在历史中，它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性”是海德格尔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人生在世的固有历史特征。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论及一种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无足轻重的“生存哲学”，或两者被说成彼此远离的“生存哲学”——就像弗雷格的情况一样——那将是毫无意义的。再者，这种结论尤其适合于海德格尔的哲学，因为在他的哲学中，克服“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者研究传统上的哲学划分，已转化为一个有计划的理论目标。确实，海德格尔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在慎重地面对世界时，此在就已经是哲学性的了，而“思”本身也已是实践性的了。就认识论、美学和逻辑学而言，服务于实践生活行为的哲学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们相互关系的特性却往往并不是中介性的和间接的。相反，生存哲学极力要克服的理论和实践的传统分离，并表明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更密切和更完整的联系。

 

海德格尔自己对哲学和政治生活关系总的理论表述比较分散，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尽管如此，但这些论述毕竟是严密的，是富有“哲学意味”的。比如，《存在与时间》很难说已包含了一种独立的政治理论。然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却也蕴含了一种实践生活的哲学，这种哲学暗示了据以推测政治存在构成的重要端倪——亦即一种正在形成且隐而不现的政治行为哲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30年代中期的政治参与带回到1927年那种显然非政治性的论著中加以解读，这也是极不公正的。在其他各种理由中，由于这些年海德格尔哲学的自我理解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就此而言，谨防这样的解读应该说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依据某种确凿的证据，海德格尔曾把他自己30年代中期的政治努力看作是与其哲学密切相关的。即是说，他确信在《存在与时间》以及后来的著作中精心阐述的基本的本体论理论，本身就提供了某种哲学的律令或根据，正是依据这些律令或根据，才有可能对他的政治参与做出评判。佐证这一说法常被引用的话正是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极其明确地表达了哲学可以从这个民族革命中期待什么——以及反过来，这个民族革命可以从哲学中得到什么。他以同样的口吻在和卡尔·勒维特的谈话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勒维特说道，“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派性就存在于在他的哲学精髓之中。”

 

当然，把《存在与时间》中的“实践生活理论”，还原为大约1933年海德格尔所承认的特定历史理解，这是不公正的。但考察上述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多大程度上激发（或限制）了海德格尔对第三帝国的忠诚，这显然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说，重建一种内在逻辑显得尤为必要，正是通过这种逻辑，海德格尔的早期生存哲学提供了某种促使他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观念动力。另外，这种理论的重建工作也许会向我们提供一种有价值见识，亦即有关海德格尔整个早期哲学的内在弱点及局限性的见识。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在整个时间过程中的到达在场，就意味着存在具有一种历史。“存在史”（Seingeschichte）的理论后来在海德格尔30年代的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某种催化作用。海德格尔越是明显地依赖于这一自律的和自生的“存在史”概念——这个概念只是含蓄地体现在他1927年的那部重要著作中——《存在与时间》中阐述的实践生活的理论就越是陷入局部的消逝之中。为了和海德格尔哲学发展中的这种“转折”保持一致，“天命”就很少是本真此在决心的产物了，更多的是被存在本身已判定的神秘“命运”的结果；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一种存在的天命。

 

然而，假如存在可以说成有一种“历史”，它也许并不具有一种“政治”？这意味着并不存在一种存在的政治（Seinspolitik）吗？或者换一种问法：是否并不存在特别制约着存在之历史性“在场”的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形式？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哲学所表达的最悲哀的事情就是针对存在被遗忘现象，亦即存在的忘却。假如在进入历史过程时，忘却存在的过程是明显的历史和现世现象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由此而克服忘却存在的历史－形而上过程中，政治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具有任何似可信性的政治，能否被说成在存在真理的历史发现过程中起“助产士”作用呢？有关这些政治结构——这些结构被证明对存在的重新出现来说（即使不是对立的），是很难单独接受的——这类同样的问题，当然也可以用某种否定的方式提出。于是，人们也许会进一步追问这一政治哲学的特定形态结构，它是海德格尔所构想的本体论拯救规划所特有的。虽然海德格尔并未向我们提供一个成熟的政治理论，但他的存在史的观念却显然包含了这样一种理论前兆性的萌芽。

 

海德格尔具有哲学根据的信念是，只有日耳曼人此在的复兴才能把西方从持续的虚无主义没落中挽救出来（这是他直到1943年所写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一个信念）。有一点可以完全肯定：到了1945年，这种信条彻底失败了。海德格尔“西方－日耳曼历史此在”单一性（the singularity）的理论，其历史后果已被证明对这个世界，对德国以及对他个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对这些基本的哲学前提的重新评价看来受制于这些事件。但是，世界灾难对其哲学可能有的直接影响，是一种从整个实践哲学范畴中退却出来——因为后者看来不可避免地被历史过去的事件所玷污。因而，我们理当进一步追问：对这个世界范围空前的灾难负有责任的正是实践哲学本身吗？——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哲学是和类似于尼采的“权力意志”范畴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假如获得某种对这一灾难的真知灼见，必须指责的不是实践哲学范畴的历史上的特殊堕落吗？欣赏海德格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正是通过这种堕落来大唱赞歌。更进一步，这难道不是海德格尔在其后期哲学中对实践理性的整个抛弃吗？这种立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1966年在《明镜》杂志上的访谈中所做的厚颜无耻的申明——“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说实话，这不过是一种放弃和听天由命的药方而已：是一个曾经伟大的思想家无能为力的哀叹。

 

海德格尔后期轻率地放弃了政治哲学反思的所有希望，但哲学家莱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对此并不关心，他提醒人们说：“海德格尔的研究并没有给政治哲学留有空间”；他继续说道，这也许是由于“思考的空间已被一些神或某些神占据了”所导致的。所以，在海德格尔后期的著作中，被存在所抛弃——同时意指被神所抛弃。他的“思”（Denken）占据着由某种双重抛弃（double forsakenness）所腾空出来的空间，这种双重抛弃正是现代时期的典型特征：这是一个介于“已逃逸之神的不再与到来之神的尚未”之间那非人大地上已无可救赎地终止了的时期。于是，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对我们来说，唯一有效的可能性就是通过思和诗化，我们为神的出现做好准备，或为在（我们的）沉沦中神的缺席做好准备，从缺席之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一种沉沦的状态。”在这方面，斯特劳斯关于海德格尔后期明显缺乏政治哲学反思的评述，看来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在海德格尔的后期研究中，传统上留给政治思考的空间或场所，却让位于某种沉思冥想，即关于一神或诸神之缺席而引起的我们不可救赎的世俗无能为力状况的思考；让位于神与人、天与地“四重性”（das Geviert）别出心裁的玄思。所以，假定说海德格尔提供了某种对人类状况普遍有所启发的诊断的话，那么，致力于对什么构成了人类事务领域中“最佳政体”这一问题的系统思考，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实际上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思想上的傲慢行径而已。我们被神抛弃已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再尊从人的思想或意志的自足力量的决定。所以，“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

 

然而，海德格尔囿于哲学而对政治理论不感兴趣，这相对说来是他较后期的一个发展：它揭橥了只是在德国1945年崩溃以后，随着其思想的“转变”而逐渐变得激进时海德格尔哲学的特征。然而，在海德格尔较早的（这对于从1933年到1936年的“中间阶段”也同样如此）论著和演讲中，就含有不少“存在史”的例证（这个词从字面意义上说，就是从存在的历史的某一立场来看），或者说，含有不少对政治现实所作的历史－形而上学基础上理解的例证；亦即一种理解政治生活的方法，这种政治生活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的政治”。

 

不过，有人也许会说，海德格尔“存在的政治”是以牺牲其本质为代价，来重新把握政治哲学反思维度。海德格尔式城邦（polisis）的主要目标在于使这个世界变得安全，当然这不是为了人的行动的兴盛，而是为了存在的兴盛。我们认为，存在和人的行动这两者的利益不但不可能一致，而且实际是彼此抵触的。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海德格尔情愿为了古老的伊利亚学派图腾祭坛——“存在”的图腾祭坛——而牺牲人类实践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所以，作为生活的自足领域的的人类行动，在面对本体论追寻的那种一切耗尽的本性时，其必要条件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正是由于海德格尔，基本的本体论工作和政治哲学特有的工作便混为一谈了。其结果是，政治理论的关注最终机械地服从于“存在的追问”（Seinsfrage）的关注。政治生活那不确定的可能性因此而在这种神圣的本体论追问的阴影中日渐衰微。在面对“存在的追问”及其无可置疑形而上学的“本原性”时，人类努力的一切其他方面都必然显得是附带的和次要的。

 

本书研究的焦点是隐含在马丁·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政治哲学，而不是他的哲学本身。因然，对他思想的这一特定方面的考察，离不开并受制于对他整个哲学研究的理解。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部分的或“局部的”研究结果，也许只能证明可以用一种非常合理而尝试性的方式转换为哲学本身的核心问题。但由此得出结论说，由于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有严重问题，进而认为把同样的判断也可用于他的整个哲学，这显然是草率的。

 

然而，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与他对人类存在、基本的本体论以及存在史等问题的系统反思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的政治判断和见解就来自于其哲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提及海德格尔诸多哲学著作时，我们所采用的解释策略——由于只限于把焦点对准政治理论方面，这种策略可以描述成对最合理辩法的追求——这可以使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敏锐地感悟到这位哲学家及其著述的某些更一般的弱点。

 

“海德格尔与政治”这个问题，已经并仍将可能继续成为20世纪思想史中最令人费解的难题之一。在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至少在欧陆传统上说是这样），和人类已知的最野蛮的政治体制之间所出现的，是一个恶魔交易的传说——或悲剧。因此，理解海德格尔的政治赌博的特性，就要求一种对悖论和矛盾的宽容。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可以作如下追问：这位西方思想传统所认可的继承人，让自己的哲学天才被这一传统所绝对否定的专制权力来支配，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3）

 

谢选骏指出：海德格尔误入纳粹，是因为海德格尔的投机性格所致。海德格尔以为纳粹胜利了，他想成为官方哲学家，势必需要投靠之。同时，海德格尔误入纳粹，也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肤浅哲学所致。海德格尔以为“存在是有时间性的”，所以他既然想像孔子的门徒那样成为时髦的圣人，就需要抓住当下。他并不知道：时间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时间只是“空间的变动”而已——这一点早在《易经》时代已经揭示。而从真正的哲学角度（而非投机钻营的角度）看，“出自于事物本身，而非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存在”的。“事物本身”和“人所赋予的价值”之间区别仅仅在于，“事物本身”是多数人赋予的，“人所赋予的价值”是少数人赋予的——多数人赋予的，就是“出自于事物本身”，少数人赋予的，就是“人所赋予的”。所以，纳粹的人多势众，并不能证明他们握有真理。这一点真正的哲学精髓，不仅海德格尔不懂，现代中国哲学界也没有几个人懂。

 

一般的哲学史家，在研究哲学思想的时候，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去推导哲学家的概念发展，而没有从哲学家的生平遭遇去研究他的概念和思路是怎么发展的。结果不仅使得自己糊里糊涂，也使得读者和学生更加糊里糊涂。这种错误的途径是由于，多数哲学史家只是教授，还有一些是学者，但却甚少哲学家具有耐心来研究哲学史也就是别人的学说史。这样，由于二流的哲学思考者（教授和学者）无从了解一流的哲学是如何产生并发展的，也就无法设身处地思考哲学问题了。设身处地思考哲学问题，也就不只是“从概念到概念、思路录的思路的演变”来推究哲学，而且要“从生平遭遇到概念和思路的演变”来推究哲学。

 

从这种意义来说，海德格尔晚年所说的“神”，并非基督教的神，而是虚无主义的神。

 

 

 

谢选骏：朝圣是通向复国的道路

谢选骏：朝圣是通向复国的道路

 

 

（1）

 

《徒步800公里壮举——西班牙圣雅各29天之旅》说西班牙北部的圣雅各朝圣者之路(Camino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在西方尤其是欧洲都是热门的旅遊项目，走进任何的西班牙运动用品专卖店，必定譬有专区提供朝圣者选购旅途所需用品。这条路由来已久，开始於西元9世纪，因为西元814年7月25日在圣雅各城(Santiago de Compostela)发现耶穌十二门徒之一的圣雅各遗骸，从此这个城市就成了欧洲最着名的朝圣地之一。

 

朝圣者(西班牙文称为peligrino)出发之前要先办理「朝圣者护照」（Credencial），才能凭证住宿朝圣者庇护所(西班牙文称为Albergue)。通行护照上会註记出发地点、朝圣者姓名、护照號码、地址等个人资料以及选择朝圣的方式（步行、骑马或骑自行车三选一）。

 

朝圣者利用徒步(至少100公里以上)、单车(至少200公里以上)或是骑马赶骡方式完成整个行程者，可以得到圣雅各教堂所颁发的拉丁文证书(Compostela)。拥有这张证书的人在过世之后，俗世的罪过将会被减半；若是在 A?o Santo (7/25圣雅各的生日当天为星期天的那一年被称为圣年；2010年为圣年)完成朝圣者之路，罪过将会完全被赦免。

 

这条初期以宗教朝圣为主的路程，但现在已经被很多人当做挑战自我极限的目标！沿途可以看到来自各国男女老少的徒步者，背包上掛着代表朝圣者的海扇贝。

 

谢选骏指出：我怀疑这个“圣雅各朝圣者之路(Camino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是西班牙人为了收复失地而设计出来的一个“宗教战略”。因为“因为西元814年7月25日在圣雅各城(Santiago de Compostela)发现耶穌十二门徒之一的圣雅各遗骸，从此这个城市就成了欧洲最着名的朝圣地之一。”——这个事情太巧合了，太巧合于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了！

 

 

（2）

 

西班牙人为了收复失地而发起的“再征服运动”，不仅开辟了十字军东征的道路，而且打通了大航海时代的西进航线：

 

再征服运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Reconquista），也叫做复国运动、收复失地运动，是一场持续七百多年个壮烈历史事件。具体发生在718到1492年当中，立在欧洲西南面伊比利亚半岛北部个基督教王国，逐渐收复畀南部穆斯林侵略地区个军事运动。史学家以718年，这场运动，也塑造出葡萄牙替西班牙两个近代王国。也是回教屈指可数从伊拉征服地区畀完全赶出来个运动。

 

怎么理解十字军运动和西班牙复国运动？

 

国内一般将十字军运动认作是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但十字军占领的地方却都是更早时被穆斯林攻占的基督徒的土地，据此意义而言十字军运动是收复失地。

 

同样是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曾属于基督徒的土地的西班牙复国运动或称再征服运动，国内一般对其持正面态度。为什么性质极为相似的历史事件，国内对其的评价却是天壤之别？仅仅是因为成王败寇吗？

 

英国《独立报》2010年4月2日星期五消息﹕星期三，有一个欧洲穆斯林旅行团，在参观科尔瓦多罗马天主教时，有些旅客得知这里原来是一座古老的清真寺，部份旅客在教堂中举行伊斯兰礼拜仪式。他们当场受到保安人员干涉，双方发生口角，争执多时，结果发生冲突。

 

天主教堂的保安处向当地公安部门打了报警电话，急忙赶来的警察，平息纠纷之后逮捕了两名穆斯林旅游者。 西班牙安全部发言人洛苏‧奥蒂斯在回答美联社记者提问时说，这两个人，因为在教堂内闹事，并且打伤了保安人员，属于依法拘留。

 

科尔多瓦大天主教堂，原来就是世界著名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是一座辉煌的建筑，建于公元八世纪，有1200年历史。当时，西班牙是伊斯兰国家，科尔多瓦是历史文化名城，以三大宗教和谐并存而闻名：伊斯兰、犹太教和基督教。公元1236年，费迪南德三世国王率兵攻占了这座城市，赶走了穆斯林的摩尔人守军。他命令把城内这座大清真寺改为天主教堂，从此，穆斯林一律被禁止进入做礼拜。

 

一千多年来，宏伟的建筑原封不动保存良好，大殿内都是红白相间的拱形梁架，一排排光洁的大理石石柱支撑屋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4年确认这座古建筑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珍贵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当代西班牙的重要旅游景点。

 

根据安全部发言人奥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叙述，星期三傍晚，有120名来自奥地利的穆斯林旅客，要求参观科尔多瓦天主教堂。当他们进入之后，其中有六人（一说七人），自行在教堂里做伊斯兰礼拜。当场有教堂保安人员勒令制止，他们不服从，双方发生吵闹，演变成对抗，随后叫来了附近的警察。 其中两人坚持礼拜，在受到阻止时，同保安人员推打，造成身体受伤，因此被捕。 但是，根据目击者说，当时加入礼拜行列的穆斯林有几十人，而不是六或七人，情节大有出入。

 

洛苏女士说，这样的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 被捕的瑞士穆斯林，是两名年青人，分别是19岁和23岁。他们将以扰乱治安罪名受到起诉，将在星期五出庭受审。 主持教堂的神父蒙索-阿霍森说，这些旅游者，对管理人员表现不礼貌，不守旅游参观的纪律。 假如同意穆斯林进入礼拜，两种信仰将发生争执，互相隔离，可以保持彼此尊重。

 

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会长曼苏尔-埃斯库德罗在接受西班牙《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多年来，伊斯兰组织一直坚持对这座属于穆斯林的历史建筑的强烈要求，应当同意穆斯林进入礼拜，但从不见当局有只字答复。 在西班牙，伊斯兰是合法的宗教，穆斯林人口有一百万，他们有权拥有清真寺，而科尔多瓦因为是历史名城，是传统穆斯林聚居的城市。 在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政府也曾经允许穆斯林进入礼拜，例如在沙特阿拉伯国王家族代表团访问期间，他们得到卡洛斯国王的特许，进入礼拜。

 

埃斯库德罗会长说，这座天主教堂的正式名称是“Mezquita Catedral de Cordola”，意思是“科尔多瓦的清真寺天主堂”，这个名称很不合适，要求更改。 假如不更改名称，可以把其中一半改为清真寺，向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开放。 在旅游者导游手册中，这个景点简称为“科尔多瓦清真寺”，而不是天主教堂。人们期盼着来参观一座千年清真古寺，而看到的是一座被篡改的天主教堂，不伦不类。

 

谢选骏指出：但是会长却没有提到，穆斯林如何把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改造成了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连城市的名字都被篡改，那倒不是不伦不类，而是冠冕堂皇，至今依然如故。

 

（3）

 

《长见识了，原来西班牙也曾经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说：

 

以前经常上维吾尔在线，在哪儿你会发现，不但在法律上少民要受到优惠，连网络都是。哪儿的有些文章，放在全国任何一个网站都是要被删除，甚至跨省的，但在人家那儿，明目张胆的立在那儿，更滑稽的时候，那个网站的创立者和管理员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每年国家还给这个网站资助，牛逼吧。

 

上面有篇他们的文章，看了后，我的后背都感到冷飕飕的。为什么冷飕飕的，因为他们的步骤实际上在一步步的推进和实现，而且是在国家的支持下。我虽然在内地，但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的计划在一步步的实现。那篇文章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很冷静，但却看透了上层的意思，摸透了汉人的思想，而且对国际和国内的局势分析的非常透彻，在这篇文章里，你甚至可以看到上层的七寸在哪儿。我可以断定，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一般人。

 

想当年，我们国家的半壁江山几乎被伊斯兰化，当时的政权可以不受道德约束，以暴易暴，以血腥手段把更大的悲剧扼杀在萌芽中。这段历史今天被刻意淡化，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按照辩证的看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做法的利弊会发生倒置，民族团结只能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一味的收买只能维系眼前的和谐。请各位同胞明鉴。

 

在说笑话吧，进行严重的歧视把异教徒当二等贱民只有改信伊斯兰教才能改变地位本身就是强迫改变信仰，伊斯兰教对异教徒的屠杀是一直都没停过，塞尔柱土耳其人攻入耶路撒冷就是屠杀基督徒，后来引起了十字军战争。土耳其人攻下君士坦丁堡直接在索菲亚教堂里杀躲在里面的平民，一多半居民当奴隶给卖了，直到十九世纪土耳其人还经常把希腊一些岛屿的平民整个当奴隶卖掉。希腊人改信东正教的过程倒是比较和平的，而且也是希腊人自愿的选择。

 

穆斯林统治东南欧那是几百年的血泪，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民族哪个都是饱受欺压，像著名的收“血税”，到基督徒家里挑小男孩直接绑走送到土耳其培养成禁卫军，然后再派去统治、镇压基督徒，几年一次，有的东南欧基督徒为了不让孩子被土耳其人挑中当“血税”，把男孩弄成残废，这是多惨的事，伊斯兰教还宽容？简直是笑话。

 

要彻底清除一种极端宗教信仰的影响，只有依赖于比它更极端的宗教信仰，西班牙自从复国以后一直是天主教信仰最虔诚的国家，至今如此。

 

网民甲评论：

 

在那个时期，穆斯林比欧洲确实更加文明，也更加富有，当然，当时的两个宗教相比较的话，那个时期的穆斯林对基督教还比较宽容，只是针对基督教徒征收了重税，并没有强迫他们改变信仰，更没有多少屠杀行为，而当时的基督教对于异教徒基本上就是一个杀字。而当时的基督教欧洲几乎是一片黑暗，又脏又穷，基督教更是无耻下流，譬如黑死病，大家应该知道都是鼠疫，结果基督教却说是魔鬼造成的，必须把代表魔鬼的猫全部杀死，结果猫死了，鼠疫更加肆虐，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还有各种各样的教税，令人乍舌。

 

奥斯曼帝国时期，希腊被奥斯曼占领，希腊也并没有被强迫要求改变宗教，而在此之前，希腊人被基督教国家硬生生的杀成了基督徒。

 

以上我说的只是历史，阿拉伯人也曾经显赫一时而已，每个文明都会有高潮和低潮时期，谈不上谁对谁错，欧洲人黑暗的时候，并不是欧洲人种垃圾，中国衰弱的时候，与中国人也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其中包含了很多的因素，我要说的是，在某一段时期内，阿拉伯商人几乎在全球都进行贸易的，只不过他们在两个大陆的中间，并没有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而已。

 

网民乙评论：

 

可怕的中国人，一群无神论者！我就奇怪了，无神论的中国人在科技，文明上对人类做出过什么像样的贡献吗？

 

目前的基督教口碑要远远好于绿教。很多欧洲人表面有宗教信仰，其实已经变的世俗化了。如果按照《圣经》生活，那么现代人会活得很痛苦。绿教则太排外，有太多清规戒律了。

 

短时间内迅速转变宗教成了绿教徒，你相信那时候的人都是自愿改变信仰吗？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是怎么消失的？

 

你知道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绿教徒持续不断的围攻了几百年吗？

 

绿教徒曾经杀到了法国南部去烧杀抢劫，被铁锤查理率兵击退了才消停安定下来。

 

塞浦路斯、克里特岛、西西里岛都曾经是绿教徒海盗的乐园跟基地。

 

你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吗？

 

谢选骏指出：综合起来看，朝圣不仅是通向复国的道路，也是有效克服虚无主义的良方，这也是“苦行”的意义所在。

 

谢选骏在1990年代完成的《五色海》在谈到苦行问题的时候如是说：

 

对人类行为（如苦行或是殉道）起源的探究，不应停留在宗教教义、道德训诲、或理论学说的字里行间；而应深入到苦行者的心理深处、生理需要的底里。宗教是本能的一个延伸，尽管它时常克制“容易的、低流向的本能”，而追求高纯度的本能力量的结晶，从而采取了反本能的假象。在生活的斗争中，理论学说也极少发挥“指导”作用，它倒更经常地去为已然的行为作辩护；或对将要发生的事，做出预告而已。社会的压力，只能使人一时间地托庇于某种思想洞穴，却不能持之永远。不错，人是在历史的框架中活动的。历史研究者，若不因此把历史中的人当作活动着的人去研究，就不免谬之千里地把人等同于标本（作为某种主义的历史解剖学的毫无生气的样品）了。

 

苦行僧们，用肉体上的折磨，来转移精神上的压制。可他们最终全都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慢性自杀或急性疯狂，而不是什么最终的解脱。事实是：皮开肉绽与饥饿困苦，虽然有助精神和情绪的平稳，但并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历史上的许多宗教、艺术大师，莫不精通此种转换之道。他们在生活的祭坛上重新找到了一个归宿──献身于某种理念的归宿。死亡触发了再生。对他们而言，苦行真是不苦，因为那里充满了内外平衡所含蕴的宁静。各个时代的托钵僧、自鞭教徒，并不是“迷信”的产儿，他们所以那样做，各有其深刻而隐蔽的生理需要。

 

文化，无助于人的解脱。这是横遭古今一切智者哲人忽略的要点。文化上的东西（艺术、宗教、修炼甚至酒和山水……），甚至帮助不了心的解脱；它们最多只是暂缓一些紧张感而已。以临时麻痹为形式的内在压力，可以抵消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外在压力吗？这些抵消的企图，永远都只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

 

科学，无非是遂行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要害不是科学至上，而是那投身于“魔鬼怀抱”的浮士德式的狂热，和把自己典当给“有奶之娘”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像日尔曼神话中的皮尔·金特和浮士德，就是这类人本主义的典范。正如一次大战后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迅速冒头的独裁者，也是以“现世幸福”如四个五个现代化之类的糖衣炮弹去蛊惑群众心理的。

 

有的官方学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现代精神文化急剧没落的背景下，恢复文化生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归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大道”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真是个莫大的误会，甚至是有意用鱼目来混珠。要知道，科学至上的迷信心理，根本上是信奉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者申说，是为了人的幸福，才去叩开科学的城门，深入科学的洞府……我们并不怀疑说话者的诚意。但是，科学至上了，人的幸福与自由怎能不完结呢？因为手段成了目的，所以“保卫者”必定再次成为“胁迫者”。

 

“弑父”的悲剧又在上演……其关键无非在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要知道人的内心需要，是很难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也难以用物质手段彻底满足他。在很大程度上──人，并不确知自己“是什么”并“到底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又如何能着手满足他？而我们一再发现的事实，却与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大不吻合。──人，是需要压制的。当物质意义上的压制解除了，他便本能地感到精神上的压制。当精神上的压制也解除了（尽管这是很难的，比前一种解除尤其难）──他便感到空虚、绝望，甚至不惜去寻觅压制、寻觅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苦行僧团，就是这么形成的。

 

生理上的证明是：苦行僧比囚犯们更能吃苦耐劳。

 

心理上的证明是，修道者比奴隶更具有服从精神。

 

而且，是在不失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人做了超级的囚犯与奴隶，即自觉的囚犯与奴隶──这是不朽的力量所致。

 

更有甚者，是那些“吝啬人”。他们节食缩食，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但又缺乏苦行僧们心理上相应的松弛状态。结果是单面的支付，他们永远戒备着，永远紧张地算计着他们心中的财富，但舍不得破费些许以偿答辛劳。为了满足过于亢奋的储存欲，他们不惜忍饥受冻，以至于病、以至于死。储存欲在这里成了什么？成了有机体的虐待狂，成了鸬鹚脖子上的套圈。

 

生命需要压力，它甚至追求压力。缺乏压力或压力不足，会使生命陷于休克。一如过强过猛的压力，常会使之昏厥过去。人，尤其如此。我们看到颇费解释的“自讨苦吃”：古代和现代的苦行僧们，残酷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并非为了现代市民唯一理会的功利目的。于是现代的市井学者，就冠之以“变态”与“自虐狂”的恶名。但只要用人性的透镜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自戕行为的功能其实在于，向（由于缺乏压力而陷于衰靡的）存在体，施加“无意义”（即缺乏世俗功利价值）的压力，使之振作起来以避免生命因外压过小、内压过大而造成的失控及“内出血”。所以，许多自戕行为并不是虐待，更不是自杀。这是生命在特殊情况下特定追求的“保养方式”！

 

人与他所创造的概念和依据概念做出的玩意儿不同，说到底他本身是一个自然物！人的文明迄今尚未改变“人自身的自然状态”，相反，文明本身反而是人体这自然物的附注。但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是与此顺位背道而驰的，人们却热衷于追求“高于自己”、“比生命这一自然物更为持久”的东西。被强烈的超自然幻象给迷住了的人们，甚至不惜为此抛弃自己的生命，成为殉道者──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看来，这种看起来“背弃生物倾向”的举动，可能指示出了生命的延伸度，尽管它的极端表现常在形式和细节上，否定了生命的日常活动。“生命的延伸度”表明，此种延伸有时会采取一种“折磨生命的姿态”，这时，生命因为无法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便认定“敌人就是自己”。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成了“通过牺牲换取收获”──原始人的血腥祭祀，文明人的虔诚苦行，都是这样的“天路历程”。

 

这就是“苦行的医治作用”。

 

这就是“苦行的再生功能”。

谢选骏：都市里的野蛮人部落

谢选骏：都市里的野蛮人部落
武器用来防卫，女人用来繁衍后代。
——都市里的野蛮人
《华裔连环杀手伙同搭档2年杀害超25人，受害人尸体会被焚烧或剁碎喂鸡》（悬疑志 原创 2017-07-03 10:23:03）说：
在工作中，人们追求“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团队合作，但是放到杀人搭档上，一切就变得可怕了。
​​美籍华人吴志达，1983年—1985年在加州谋杀数十人，不少家庭全家被掳走，囚禁于密室之中，他还会迫使女性充当性奴。最终无论男女，甚至婴儿一律被会被他杀害，投入焚化炉或者剁碎喂鸡，而这些杀人折磨的过程，会被他制成录像带……
此案堪称加州史上耗时最长、诉讼费最贵的审判，一个连环杀手花了纳税人近2000万美元诉讼费。在监狱里呆了30多年都特么发胖了，手上有二十多条人命，美国人民疯了也要整死丫的。
今天我们来深扒一下这个猥琐的吴志达。
他并不是纯正的香港人，而是美籍华人，在香港出生长大。如果是上世纪70、80年代后出生，尤其是在广东地区能收看到香港电视台的人应该会有印象，当年这在香港可以说是爆炸性的新闻，各大电视台都在播放这个比《八仙饭店》《hello kitty藏尸案》还变态的变态。
童年的吴志达
1960年12月24日，吴志达出生在中国香港，父母经商，所以自小家境殷实。但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吴志达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上中学时就因为打架斗殴、偷窃被多所学校先后开除，跟他一比，《变形计》里的城市少爷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童年的吴志达
​后来他进入著名学府圣若瑟书院接受初中教育，但因企图火烧校内的崇拜堂被开除。
担心儿子不走正道，吴志达的父亲将他送往英国约克郡的一所寄宿学校，让他的叔叔照看他。
事实证明，这国外的学校也一样拿问题少年没办法，刚到新学校，吴志达就因为从同学和百货商店那里偷东西再次被开除学籍。
此后吴志达又回到香港一直待到他18岁。
吴志达青年时期
1980年，父母送他去美国一所大学念书，吴志达便以学生签证的身份前往加州，但显然他不喜欢念书，入学一个学期后他便退学了。
相比于学生，还是军人的身份更酷一些。于是吴志达虚报了出生地，谎称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于是他成功入伍海军陆战队。
当时美国的征兵漏洞真是太大，不是美国籍，而且还有肇事逃逸的案底，竟然还能通过政审……顺便提一下，吴志达的同伙，另一个猥琐男雷克，也是个退伍老兵。
到1981年，吴志达已经晋升为上等兵军衔。就在家人相信他浪子回头的时候，他又开始惹是生非，并断送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在驻扎夏威夷期间，他伙同其他两个战友一起偷走了价值一万美元的重型武器，包括左轮手枪、夜视仪和手榴弹发射器等。
嫌疑人吴志达的驾驶证
一个月后，吴志达被革职逮捕，在关押期间，他越狱返回加州，在那里他认识了未来五年的合作拍档、一个跟论变态程度跟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雷克。
雷克
嫌疑人莱昂纳德·雷克
1946年10月29日，莱昂纳德·雷克（Leonard Lake）出生，他是土生土长的旧金山人。
雷克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带来一丝幸福，童年陪伴他的就是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年幼的雷克经常为躲避到亲戚家借住。
终于在他6岁的时候，他和姐姐搬去和祖父母同住。很明显，当祖母的没有教育好孙子，反而把他带上了邪道。




童年的雷克
​在雷克很小的时候，他就在祖母的怂恿下拍摄他姐姐的裸照。渐渐地，青春期的雷克迷恋上了性，在与他的姐姐发生了乱伦后，附近的女孩也被雷克发展成性伴侣。
1966年，20岁的雷克加入海军陆战队成为一名雷达兵，驻扎在越南岘港。服役期间，他两次因为精神问题入院治疗。七年后，因参军期间表现良好，雷克光荣退役并定居在加州的圣何塞市。
之后，雷克与第一任妻子结婚。但很快，坏事传千里，雷克变态的性欲和喜欢奴役女人的名声使他臭名远扬，妻子在发现雷克私藏的手铐和其他SM工具并且与其他女人有染时，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
1981年，此前因偷盗被捕的雷克获得一年缓期执行，他遇到了第二任妻子芭拉斯（Claralyn Balasz），两人结婚后搬到一处公共农场居住，雷克在那里享受着自己的乌托邦世界，时不时的进行卖淫、换妻等色情活动，偶尔种种大麻陶冶情操。
雷克
​除了沉迷于色情无法自拔，雷克还有个爱好是收集武器。据邻居讲，此时雷克的妻子芭拉斯已经辞去了助教的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
是的，夫妻两人没有让孩子去上学，而是在家里跟着他们学习制作炸药。
此时，雷克头脑中已经有这样一个想法，“有一天，世界末日会来临，那么武器、女人是必不可少的，武器用来防卫，女人用来繁衍后代。”
嫌疑人雷克在农场
雷克被捕后，警方在他家中的密室搜到了一个本子，上面专门记载着他变态的性幻想，甚至还策划一场核武器屠杀。
这个本子后来被作为呈堂证供，坐实了雷克杀人分尸的罪行。
本子上面写着：“上帝创造女人，她们生来就是替男人洗衣做饭、生儿育女。”“你喜欢一个人，就选择放手，如果她真的离开了，那么即便是天涯海角也要把她追回来杀掉。”
包括警察在内，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在雷克的死亡游戏中丧生，但第一位受害人是他的弟弟，唐纳德（Donald Lake）。
早在小时候，唐纳德就会保护姐姐免遭雷克性骚扰，从那时起，雷克就从心底厌恶自己这个弟弟，两人像吸血鬼和阳光一样不共戴天。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唐纳德，就会更加美好。”终于有一天，在唐纳德与雷克外出后，他人间蒸发了。
有传言称雷克和吴志达相识于前者刊登的一则广告，二人就内心想法深入交流后，相见恨晚，于是两人跨越种族和文化差异，一拍即合。
1982年，FBI突袭了雷克的农场，查获了大量不明来源的枪支弹药，雷克和吴志达双双被捕。被捕后，妻子芭拉斯与雷克离婚。
在交过6000美元保释金后,雷克出狱，他用了几个假名逃到加州北部，在那里他定居在前妻父母名下的一所小木屋。
相比于雷克，吴志达的问题比较严重，此前服兵役时偷武器的老底被挖了出来，担心被驱逐出境的他与警方达成交易，认罪可以，条件是刑期不超过3年。18个月后，警方兑现诺言，吴志达出狱。
出狱的吴志达
走出监狱大门的吴志达立刻前往加州与雷克会和，此时的雷克在自家附近建造了防御工事，筑起碉堡和防空洞，里面囤积着非法武器和偷来的视频设备。杀掉自己的亲弟弟后，这个退伍老兵感受到了奇异的快感，在与吴志达重逢后，两人狼狈为奸，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雷克的本子上，记载着这场行动代号是“米兰达行动”。
警方后来得知“米兰达（Miranda）”这个名字取自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Johns Fowles）的小说《收藏家》（）。
小说讲述了一个酷爱收集蝴蝶的孤僻青年在一夜暴富后，精心策划绑架了他暗恋已久的女孩米兰达，米兰达与其周旋，渴望逃出去重获自由的故事。
小说《收藏家》
1983年至1985年，吴和雷克这对变态搭档杀害了至少25人，其中只有12人的残骸被警方找到，其余人仍然下落不明。这12名受害人中包括男女老少，甚至有一家三口惨遭灭门。
大部分受害人都是熟人，有邻居也有通过广告认识的。作案手法通常是先找借口将受害人约出来，然后绑架到雷克的密室，将他们囚禁起来，男人和小孩会被投进焚化炉或被杀害、剁碎后扔进鸡笼，女的充当他们的性奴，供二人拍摄裸照取乐，待厌倦之后也会被无情杀死。
雷克的家（囚禁受害人的地方）
​雷克被捕
1984年6月2日，旧金山警方接到一起报案，有人称在一家商店有人行窃。警方赶到现场后，店员指着路旁的一辆本田车，告诉警方一名白人男子和一名亚洲面孔的男子从店里偷走了一把钳子然后上了车。
办案警察立刻走近嫌疑车辆，车里坐着的正是白人男子。警方在车的后备箱里搜出了被盗的钳子，但是亚洲男子却不见踪影。
随后，警察又在车里找到了一把装有消音器的0.22口径左轮手枪。这时，白人男子说向警方出示了票据，他说：“嘿，哥们，我已经给我朋友拿的钳子付款了，没必要惊动警察吧。”
在当地，私自给手枪安装消音器是违法的，于是警察凭借直觉认为这个男子不对劲，他问道：“这车的车主是谁？”
男子说：“朗尼·邦德（Lonnie Bond）”
此时，对讲机传来声音，这辆车牌为“838WFQ”的车主的确是朗尼，但并不是眼前这辆本田，而应该是一辆别克。随后警方要求男子出示驾驶证，证件上的男子名叫罗宾·斯泰普利（Robin. S. Stapley）年龄是26岁。
但是眼前这个男子看起来像快40的，而且跟照片上一点也不像，“所以你是罗宾？”警察问道。
“是的，警官。”
“你知不知道持有消音手枪是违法的？”
“这枪不是我的，是车主朗尼的。我跟他借来打啤酒罐玩。”
这时，对讲机再次传来声音，通过编号证实手枪登记在一个名叫罗宾的男子名下。
“你被捕了。”警察说道。
“为什么？”
“非法持有枪支。”
“我说了，这枪不是我的。”
“你不是说你是罗宾吗，这枪就登记在罗宾名下。”
随后，警方掏出手铐，在宣读他的权利后，将男子逮捕回警察局，然后全城通缉那名亚洲男子，根据店员描述，“亚洲男子，中等身材，25岁左右，身穿一件大衣。”
被捕时的雷克
猝不及防的自杀
在审问“罗宾”的同时，警察在他车中搜出了一张署名为查理斯·贡纳（Charles Gunnar）的收据。
“谁是查理斯？”
“罗宾”没有说话。这时有人进来告诉审问的警察，已经证实该男子驾驶的那辆本田车登记在一个名叫保罗·科斯纳（Paul Cosner）的男子名下。
“谁是保罗？”
男子依然没有说话，过了很久，他向警方要了一杯水，一支笔和一张纸。
“你打算说些什么了吗？”
“不，我只是想给我妻子留个便条。”
在警察为他打开手铐后，男子说了一句话：“没想到我竟然栽在一把钳子手里。”
“你说什么？”警察问
“你们要找的那名亚洲人叫吴志达（Charlie Chitat Ng）。”
吴志达
然后该男子坦白自己名叫雷克，是FBI通缉的要犯。
说完这话，他从衣领下拿出两粒胶囊吞了下去，然后立刻倒地休克。警察还没反应过来，等回过神来上前摸他脉搏已经很微弱了，于是立刻将他送往医院抢救。医生证实，男子是服氰化物自杀，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警察纳闷了，偷车盗窃加上非法持枪，你至于自杀吗？
很快，警察就有了答案。
警察在本田车中发现疑似血迹和弹痕，并找到了十几张信用卡。
随后证实，本田车车主保罗，39岁，在一家二手车行工作，于去年11月2日失踪，失踪前曾与一名顾客外出试车。
信用卡的户主名叫罗宾，也就是雷克出示驾驶证上的那名男子，圣地亚哥人，是一家名叫 “守护天使”保镖公司的职员，自去年4月被报告失踪。
另一张银行卡登记在兰迪·雅各布森（Randy Jacobsen）的名下，警方在将账单与嫌疑人雷克的背景信息交叉查询后，发现有一笔汇款是给一户威尔西维尔的住房交电费的，户主名叫芭拉斯，是服毒男子雷克的前妻，目前住在圣布鲁诺，就在离雷克被捕不远处。
两名警察找到芭拉斯，当问到那所威尔西维尔的房子位置时，芭拉斯表示，房子是她父母遗留给她的，位置比较偏僻，只有熟悉那一片的人才能找到。随后她表示，明天她可以带警察去。考虑到要回警局申请搜查令，于是他们同意了。
雷克的小屋
​第二天，警察与芭拉斯在约定地点见面。当被问到为什么迟到时，芭拉斯说：“我刚去了一趟小木屋。”
“女士，如果被发现你转移或销毁了物证的话，我们会以妨碍司法公正的名义起诉你。”警察说道。
芭拉斯表示，她只是拿走了家中的一些录像带，上面记录了自己和前夫雷克的性爱画面，她不想让警察看到。
恐怖的小屋
与芭拉斯所说的相反，警察很容易就找到了小木屋。
房子结构是两室、一厨、一卫。一进入大门，警察首先看到的就是客厅天花板上遍布的血迹，墙上有多处弹孔。
在卧室的衣柜里，警察发现了很多带血的女性内衣，掀开床垫后，床板已经被染成暗红色。
在家中找到一套音响设备，追查来源后发现它属于住在这木屋附近的哈维一家，而他们一家三口：丈夫哈维·杜布斯（Harvey Dubs）、妻子黛博拉（Daborah）、儿子肖恩（Sean）在去年7月24日神秘失踪。
一家人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与两名男子在一起，当时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出售音响的广告。


​
遇害的哈维一家
在木屋的后院，警方找到了一个焚化炉，炉子外围是很厚的防火材料，极度耐高温。诡异的发现和神秘失踪的人员让警方不寒而栗，当务之急是彻查这个木屋的所有角落。
警方强攻进入了一处仓库，这是一个直径约10英尺的空间，调查人员在其中发现了碱液和类似衣物的东西，随后法医和增援的警员、警犬赶到了现场。
在一间工作室警方发现了一些散落的手工具、一张工作台和挂在墙上的锯子。进一步观察，这些东西上全都沾染着血迹。但是警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间屋子比从外面看起来小得多。
终于，在警犬的帮助下，专案组成员发现，在一面墙的背后，有一间密室。这是一间更小的屋子，里面放着一张双人床，一个写字台，几本书和一个台灯。
墙上有一块木质的牌匾，写着“米兰达行动”。
在屋子的一角堆着军装、军靴、各式的手枪，其中一件衣服上印有“丹尼斯搬家公司”的字样，警方推测很有可能凶手雇佣搬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后杀人灭口。
在靠墙的书架上，有一个单向的窗户通向外屋，它是由特殊材质制成的，这样外面的人即使在黑夜也能清楚的看到屋内发生的一切。
雷克的“秘密基地”
另一面墙是是21张女子的裸照，从12岁到20多岁不等，照片上的女子做出各种性感挑逗的姿势，但是她们都面色惊恐，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小木屋的隔壁空无一人，房东告诉警察，房子之前是出租给朗尼一家三口，但是租约到期的几周之前，这家人突然联系不上了，于是他便将房子交给中介。中介商前来查看房子时，附近一名自称是查理斯的男子说这家人早就搬走了。
房东说，自己后来到房子这儿看过，见到了这名叫查理斯的男子，当时他一直跟在自己身后，挺可疑的。直到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了警方逮捕雷克的新闻，他才想起来，那个查理斯就是雷克。
雷克杀害了查理斯并伪装成他
警方询问芭拉斯，他的前夫雷克是否认识一名叫吴志达的男子，芭拉斯表示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她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吴志达是在前几天，他打电话来让自己开车送他去家里收拾一些行李。
芭拉斯说吴志达拿了一些衣物、现金、一把0.22口径的手枪、两张身份证和驾驶证就匆匆去了机场，但是不知道坐飞机去哪里了。
芭拉斯说吴志达有时也会住在这里，几年前他和雷克因为藏枪被捕，后来都被释放了，两人重逢的那天晚上，他们兴奋地跳起了舞。
警方在屋内提取到了几处指纹，后来被证实分别是雷克和吴志达的。在一个本子上，雷克详细记载了自己和吴志达两人是如何选择受害人，并折磨将其杀害的。
在雷克家中的抽屉里，有十几盘录像带，上面分门别类的标有标签，警方播放了其中一盘，里面是雷克和吴志达两人性侵一名女子的画面。
女子身份很快就确认，名叫布兰达（Brenda），和丈夫朗尼、儿子一同失踪。案发前，布兰达曾告诉邻居自己目睹了一名男子在自家后院掩埋尸体。
该男子正是雷克，但布兰达并没有报警，她和丈夫请了一名保镖保护他们。但不幸的是，他们一家三口还是没能逃过这一劫，连同保镖罗宾也一起遇害。
朗尼一家
视频里，布兰达被捆在椅子上，她低声请求放过她和她的丈夫孩子，而一旁的其他受害人都瑟缩在墙角。吴志达走过去，告诉布兰达，“你的孩子已经睡死过去了。”他手中拿着滚烫的烙铁，强迫她当众跳脱衣舞，一当布兰达停下动作，烙铁就会落在她身上。


​然后，就听到雷克的声音传来，“好好配合我们，你还可以像个囚犯一样活着，为我们洗衣做饭，听我们指挥，被我们X。你们可以说不，下场就是被绑在床上强奸，然后像狗一样被拖出去枪毙。”
视频截图
​在其余的录像带里，全部是类似的画面。女受害人被当众凌辱，而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就在一边被强迫观看。视频中的21名女子都已确认身份，其中15人下落不明，6名幸存。警方在焚化炉中的炉渣和鸡笼里找到了人体组织。
小木屋的外围
6月8日，经过几天的搜寻后，警方一共找到了重约55磅的人类骸骨、牙齿和部分身体组织。除此之外，还挖掘出几具男性尸体。
其中一名男子被证实是34岁的兰迪，去年10月失踪。他曾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出售自己的货车，兰迪的女友告诉警察，雷克曾给自己介绍过工作，让她去帮忙种植大麻，但是被自己拒绝了。
另一男子是38岁的朱莱塔（Donald Giuletti），生前曾在一张黄色小报上找过性服务，而后被吴志达在家中枪杀，他的室友身受重伤。
警察一共找到12具尸体，分别是七具男尸，三具女尸还有两名男童。而根据在木屋搜到的录像带和信用卡、衣服等物品来看，受害人数应该在25名以上，但因为现场找不到他们的尸体，现有的尸体均被切断、烧毁、掩埋或散落在鸡笼，因此警方很难确认他们的身份。
从左至右：（上）朱莱塔、艾伦、迈克尔、罗宾 （下）兰迪、查理斯、唐纳德、保罗
现场的警察回忆：“当我们在挖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进入了墓地，一会这发现了一只鞋，那挖出了一只脚，你想不到在每块石头下面都藏着什么，也不知道这条路挖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在警察挖出尸体的同时，医院传来消息，在入院4天后，嫌疑人雷克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对普通群众来说，可谓是大快人心。但是对警察来说，雷克死的有点早。犯下二十几起绑架、强奸、谋杀的两个嫌疑人，一个死了，另一个出逃了，他们能做的就只有收集证据。
全球捉拿吴志达
FBI调查了吴志达的背景，得知他来自中国香港，姊妹们定居在加拿大多伦多和卡尔加里，叔叔在英国约克郡，还有好友在夏威夷。于是他们联系了当地的警察和国际刑警，布下了天罗地网。
几天后，一名市民称曾见到了疑似吴志达的男子，地点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某处车站。警方随后再次向该男子出示了嫌疑人的照片，他确认自己见到的就是吴志达。
美国警方全球通缉吴志达
与此同时，加拿大警方接到匿名举报，一名男子称自己之前曾给吴志达搭过便车，前往安大略省的查塔姆肯特自治区，男子表示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吴志达，看过新闻以后他吓得魂飞魄散，发誓再也不会给别人搭便车了。
得知消息的FBI 们立刻飞往加拿大，在仔细搜查后，他们并没有找到吴志达。警察担心，吴志达现在可能到达太平洋海岸，一旦他回到遍布亚洲面孔的香港，那么想找到他就更难了。
天网恢恢
7月6日，在吴志达逃亡34天后，终于在加拿大被捕，他和雷克一样，也是因偷东西被当场抓获。
吴志达落网
​当天，吴志达在一家商场偷了一些日用品，当保安上前质问他时，吴志达掏出手枪，在双方搏斗过程中，一名保安手部中枪，最终吴志达寡不敌众，被闻讯赶来的加拿大警察当场抓获。
吴志达落网的消息很快传到美国警察局，他们在振奋的同时表示要尽快将吴志达引渡回国受审。但没想到的是，加拿大一方表示，根据1976年两国签订的条约，吴志达必须先在本国受审服刑后，再引渡回国，也就是说美国得等着。
落网后的吴志达
在看守所里，吴志达全天24小时在警方的严密控制之下，他们认为，吴志达和雷克很可能有过约定，两人中无论谁被捕，宁愿自杀也不能忍受牢狱之灾。
事实证明，是警方想多了。雷克自知死罪难逃，选择服毒自尽。在这一点上，吴志达比他“境界”更高，他深刻地诠释了什么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面对美国警察，吴志达表示，所有的人都是雷克杀的，自己只是强奸、监禁了受害人。
吴志达被加拿大法庭指控暴力袭击、抢劫、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被判处4年半有期徒刑。
在服刑期间，吴志达没有闲着，他自学了美国的法律，他知道有朝一日回到美国，等待他的会是一场“恶战”。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讨价还价持续了6年时间。终于在1991年9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同意了美国的申请，吴志达被引渡回国。
审判风波
尽管吴志达被引渡回国等待受审，但他在钻研了美国法律后，用尽一切手段钻法律的空子。你可能想不到在证据确凿、杀人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法庭居然用了8年才将他定罪。
这场加州史上耗费最高的审判，花费了将近2000万美元，超过了辛普森杀妻一案。当年此案检方为调查支出了1900万美元，辩方支出是600万美元。
换地
审判地点一开始是在圣安德鲁斯，但随后吴志达多次上书，用各种理由将地点转移到加州以外的地方。他用过的理由千奇百怪，比如监狱待遇不好、食物凉了、自己的眼镜不合适、服用的晕车药会妨碍自己出庭辩护等。
随后，他又将自己的辩护律师解雇，并起诉他们的不作为。
随后吴志达要求自己作为辩护律师，但在法官同意他之后，他反悔了，又要求指派律师。
在类似如此的拖延行为多次发生后，吴志达的辩护律师明确表示，要求将审判地点改为橙县，因为他们认为圣安德鲁斯对吴志达的司法审判有失公允。
吴志达拖延审判时间
1994年4月8日，圣安德鲁斯法院将此案移交给橙县法院，这一移交使公诉又拖延了好久，因为橙县政府表示当时入不敷出，没有经费能够支撑这笔开销。最后，由加州政府出面，表示一切费用由政府承担。
换律师
吴志达的拖延战术之一是不断地更换律师，每更换一次律师，新律师就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了解案情。在正式审判前，因为被认为是“极度危险分子”，吴志达出席法庭或听证会都是被关在一个“笼子”里，但之后一名法官认为这种行为是不人道的，将吴志达“释放”了出来。
吴志达（居然笑得出来）
1998年10月，在经历了持续13年的引渡之战和无休止的拖延后，嫌疑人吴志达终于站在了被告席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陪审团、媒体和受害者的家属和朋友详细地听取了检方陈述嫌疑人吴志达和雷克是如何选择、绑架受害人，将他们带到小木屋实施折磨、强奸和谋杀。
控方律师在法庭上还原吴志达杀人过程
检方当庭播放了一盘嫌疑人制作的录像带，加上包括受害人物品、裸照等物证，吴志达和雷克杀人事实无可抵赖。
这场审判持续了8个月，陪审团听取了所有的人证物证。最终，在最后一次开庭时，陪审团讨论了几个小时后，一致认为嫌疑人吴志达杀人罪名成立，涉嫌杀害6男3女2童，共计11人。本案其余的失踪人员，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进行指证。
法官宣判，被告吴志达死刑。
听到宣判时，吴志达面无表情
仍旧没有结束
在法庭宣判后，吴志达和他的律师团队故技重施，多次以判决 “苛刻”为由提出上诉，这一过程可能又需要六年，也许还要再花费几百万美元费用。
几百样物证和人证，几千万美元的诉讼费居然还不能让一个连环杀手认罪伏法，而且还继续花着纳税人的钱，愤怒的美国人民纷纷嘲讽说，在吴志达受审后，更应该受审的是美国的司法体系。
时至今日，57岁的吴志达仍然被关押在圣昆廷州立监狱。
吴志达（照片摄于2007年）
人们在反思法律漏洞之余，也在思考，到底是因为什么能够让两人做出如此兽性行径。犯罪心理学家分析，也许这就是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当吴志达和雷克两个个体相遇并组合为拍档后，双方已有的施虐欲望就会激发和高涨，比如涉嫌杀害150—600人的“第一杀人魔”亨利·李·卢卡斯和搭档奥蒂斯·图尔。
关于本案的报道
无论他们的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恶人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幸的是，在每一起凶杀案后，至少有一个无辜的逝者，以及饱受失去亲人痛苦的家庭。我们无法切身体会死者家属的悲伤，只能以这种文字的方式，去感受生命的可贵，珍视爱与关怀的力量。

谢选骏指出：我把上述两个懂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团队合作”的邪恶之徒，叫做“都市里的野蛮部落”，他们有关“武器用来防卫，女人用来繁衍后代”的格言，与毛泽东思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一切”的说法，真是不谋而合。区别仅仅在于，“都市里的野蛮人”生在一个治世，所以只能沦为盗匪；而“农村里的野蛮人”毛泽东生在一个乱世，所以能够成为领袖。
——雷克被捕后，警方在他家中的密室搜到了一个本子，上面专门记载着他变态的性幻想，甚至还策划一场核武器屠杀。你看，雷克与毛泽东“中国死掉一半人”的核大战幻想，是不是十分相似呢？
——有传言称雷克和吴志达相识于前者刊登的一则广告，二人就内心想法深入交流后，相见恨晚，于是两人跨越种族和文化差异，一拍即合。你看，这像不像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苟且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