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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

谢选骏:“偷食禁果”——河南人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



《中国人源自非洲?“许昌人”说不》(2018-02-28 科技日报)报道:


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华儿女被称为“炎黄子孙”。炎黄部落生活在距今约6000年至5500年之间,而“许昌人”生活在10.5万年至12.5万年之间。2月27日科技部公布的“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再次把世人的关注点、兴奋点引入“许昌人”这个神秘领域。


记者就此专访了“许昌人”发现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李占扬研究员,揭开“许昌人”的神秘面纱。1961年出生的李占扬,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


——中国古人类源自非洲吗?


2007年,“许昌人1号头骨”在李占扬主持发掘的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被首次发现,从此这项研究就受到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有学者称,这一发现挑战了学术界流行的“中国现代人源自非洲”的说法。


去年,以李占扬为第一作者的“许昌人”研究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展示了“许昌人”是中国古人类和尼安德特人交流并向现代人过渡的证据,为中国境内古人类连续演化的证据链又增添了非常关键的一环。


“‘许昌人’的出现,告诉我们东亚的人类进化可能比之前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甚至可能存在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演化模式。”李占扬向记者解释,“许昌人”头骨化石同以往发现的其他人类化石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人种的要素。“所以我们说,‘许昌人’是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不是外来的,并有与欧洲人种交流的证据,这就支持了现代人多地起源说,而排斥了非洲单一起源说。”


——“许昌人”与“炎黄子孙”有关系吗?


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许昌人”的发现也因而引起了很多人的联想:“许昌人”与“炎黄子孙”概念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联系?


“虽然这个想法很吸引人们的兴趣,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二者之间存在关联。”李占扬解释,“炎黄部落和‘许昌人’二者相距时间太远。”“而且,‘许昌人’之后,这一地区又进入了一个文化上的空白期,到距今1.35万年,才有新的人群到来,这就是灵井许昌人遗址第5层的细石器文化。”李占扬说,细石器文化是外来的,不排除从非洲经欧洲、西伯利亚,再从华北北部传过来。“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随着全球气候转暖,这些使用细石器的猎人消失了。所以‘许昌人’和后来的人群例如传说中的炎黄部落连不上。我们还不能说‘许昌人’就是我们今天华北现代人的直接祖先,但有过渡迹象,我们在考古中也致力于寻找‘许昌人’与今天华北地区现代人之间的链条。”


——“许昌人”研究还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对于“许昌人”的研究已经产出了众多突破性成果,后续是否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


“许昌人化石的研究结果发表,只是完成多项前沿课题的一小部分。”李占扬介绍说,河南省东亚现代人起源国际联合实验室已在河南省科技厅支持下设立,李占扬作为实验室负责人,本着“开门研究、合作共赢”的思路,已经组织了若干个国际团队进行联合攻关。


为了验证和解决许昌人遗址发掘中的一些疑惑,2017年,李占扬带领中国第一支现代人起源考古队赴肯尼亚考古发掘,正式加入了在非洲探索人类起源的“国际考古俱乐部”。“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开展考古工作,是整个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李占扬表示,这种以中国考古学者为主体,以长期课题为导向的出国考古工作,正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的新常态。李占扬告诉记者,如果把“中国改写人类的演化历史”假设为一本书的题目,“许昌人”现在的成果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章节或片断。


谢选骏指出:按照“中国人源自非洲?‘许昌人’说不”的口气,好像河南人是尼安德特人的杂种了。


网文《如何看待 Science 文章<河南许昌的晚更新世古人类头盖骨>?》报道:


新华社报道考古大发现:“中国人是中、欧远古人类的后代!”新华社郑州3月3日电世界顶尖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3日发表题为《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骨研究》论文称,人类演化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10多万年前生活在河南省许昌市灵井遗址的“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


挑战“非洲起源说”--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华北地区早期现代人的直接祖先——“许昌人上承周口店北京猿人,下连中国北方早期现代人,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说。”论文第一作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占扬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关于现代人起源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区起源说”,两种观点对峙多年,但以“非洲起源说”占上风。2005年至2016年,李占扬领导的考古队对灵井许昌人遗址进行了连续12年的考古发掘,发现45件距今12.5万年至10.5万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两年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组建联合研究小组,对许昌人头骨化石开展研究。


尽管头骨化石出土时已经破裂成碎片,但其中1号年轻男性头骨和2号成年人头骨保存相对完整。


低矮的头骨穹隆、扁平的脑颅、最大颅宽的位置靠下、短小并向内侧倾斜的乳突,研究发现:许昌人具有周口店北京猿人、和县猿人等中国北方古老人类的原始及共同特征。同时,许昌人还呈现向早期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特征,如脑容量增大、头骨变薄、眉脊较为纤细、头骨结构呈现纤细化等。1号头骨的颅容量约为1800毫升,2号头骨虽然小于1号,但也位于晚更新世人类的变异范围平均值之上。“但科学家没有发现许昌人与非洲古人类之间的相似性。”李占扬说。


谢云大邀请。


很兴奋这篇文章的发布,是中国考古界在考古学上又一次重大贡献。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


一、这篇文章讲了什么?——


首先,这篇文章是一篇相对正宗的古人类研究,很像北古所当年考证北京人时候的那种风格。首先是考古地点,河南许昌,汉末的许都(发现地质,河南许昌,三国演义里频繁露脸的地方),也算山清水秀,风景不错。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发现头骨碎片→拼接→建模→分析】


【发掘】【拼接】然后成像扫描到模型里拼接。


【建模部分过程】这里面涉及很多技术,附件就有几十页。最后形成了完整的许昌人头骨,然后3D建模后的结果是这样子,头颅全方位视角通过分析,发现如下结论


一,这个头骨与以往发现的古人类头骨不太一样,含有尼安德特成分。


纯粹的中国境内古老人类,裴文中到贾兰坡等大牛都有研究,现在是吴新智院士等对此深有研究。比如北京人头骨。这个头盖骨含有尼安德特人成分。


二,基本结论是


许昌人头骨具有中国境内古老人类、欧洲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三位一体’的混合特征,可能是中国北方古老人类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这个结论是特别新的,可以说是迎合了世界主流看法,又夹带了自己的看法,面面俱到。


什么是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又称为穴居人,因为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山洞而命名。尼安德特人是从40万年前(时间有争议哈)开始,他们统治着整个欧洲、亚洲西部以及非洲北部,但在两万四千年前,这些古人类却消失了。曾经一度,欧洲人把尼安德特人当成自己的祖先,这对于当时欧洲人的民族心有巨大的塑造意义。


不过在生物学家尤其是分子人类学家的努力下,我们重新塑造了人类起源,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于是,尼安德特人才走下了神坛。


不过,我们现代人曾经和尼安德特人进行过混血,使得我们现在体内含有1%-4%左右的尼安德特成分。ps:楼下有人怀疑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点多虑。


尼安德特人基因组都测完了,数据库都建起来了,作分析的几千篇文章,全世界就你最聪明这种其实挺不靠谱的。


三,还没有做DNA检测。


既然文章都发了,我想science肯定要求过检测DNA,但是没有检测。可能原因如下:


1,DNA不存在。这种情况非常常见,目前做古人类,大部分集中在5万到1万年间。再早一点,DNA不易保存,因此,很难检测。而这个许昌人是十万年尺度。


2,DNA结果不尽人意。这种情况就多了。比如DNA虽然测了,但是拼接困难。我有很多朋友做新物种基因组,由于没有参考序列,测完序了,拼接不起来,简直坑死。


其他可能性此处不讨论。


二、意义如何?——


意义挺深刻的,因为这是一次远古的碰撞,我们前面提到了尼安德特人的世界分布,请注意,尼安德特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和西亚。时间大概是40-4万年左右。而智人走出非洲,大概是10万年之间。按照这个分布,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是有交集的,但是更古老古人类,应该没可能。而这篇文章首次发现,来自东亚的10万年前古人类,竟然和尼安德特人有交集。那么,如何发生交集呢?


是尼安德特人东扩吗?不是,既然尼安德特人的分布区域已经研究的比较明确了,最多到西亚,那么,他们就不会到东边。


那原因只有另一个:山不就我,我来就山!东亚人往西走了,然后和尼安德特人混合了。李占扬推断:许昌人之前,东亚大陆极度寒冷,许昌人先辈向气候温和的欧洲迁移,同早期尼安德特人相遇、杂交。距今12.8万年至7.4万年间,气候转暖,这批古人类重返家园。李占扬说,这种迁移可能因气候波动进行过多次。可以想象,在十万年前,古老的中国许昌人,因为气候原因,被迫背井离乡,一路西行,然后和尼安德特人相遇。


三、对走出非洲理论是否有冲击?——


没有。关于走出非洲理论,有两种说法,主要是在于时间和人(直立人,智人)的问题。一个是远古人类走出非洲和各地起源的问题——无争议!关于直立人来源,目前基本认定是来自非洲,由于这个时间较为久远,大概是百万年数量级,所以,主要是靠考古学考证。我们了解的大量古人类都属于这个范畴,比如著名的北京人。我们以2016年来自nature的一篇文章为例,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了中国在古人类,尤其是直立人方面对世界的贡献。


人类在第一次走出非洲以后(200万年附近)。接下来,他们是继续从非洲源源不断的走出呢?还是在那些更适宜的地方繁衍并迁徙到四方?非洲起源,认为在过去的200百万年里,多次走出非洲,然后人族在欧亚大陆扩散开来。


而多地起源认为,虽然第一批世界人类可能来自200万年前的非洲人,但是他们到达中东后建立了基地,然后以此来扩散到世界。比如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人类,就像中国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之类等等。但是二者对于现代人的起源并没有核心冲突。


第二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这是目前学界争议的主流,包括今年年初央视播放的内容引起的争议,也是这种。


如何评价纪录片《中国通史 2016》关于中国人是本土古人进化而来的观点?


这个争议主要在于【近十万年来,现代智人的来自哪里?】


1,来自非洲的现代智人成为了当今世界的绝对主体。


这是目前走出非洲理论的核心,也是广为认知的,主要是依据分子人类学研究,用DNA考证的办法来证实。


进化论(演化论)为什么是正确的? 有什么依据吗?


1987年美国遗传学家Rebecca Cann等于在《Nature》上发表了文章《Mitoc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奠定了“非洲夏娃学说”, 怎么做的呢,就是用线粒体基因组——他们对来自全世界各地区共计147名妇女胎盘细胞的线粒体DNA全序列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所有个体的 mtDNA单倍型的系统发育均显示出非洲的根,即所有非洲个体均可划分到最古老的支 L 中,而 L 支所衍生的 L3 支系则囊括了部分的非洲个体以及其他各大洲所有群体的 mtDNA 单倍型类群。其中由L3支系所衍生出的所有非洲以外的 mtDNA 谱系可分为M 和N两大支系。N支系包括了所有西部欧亚特异的单倍型类群(H、I、J、K、T、U等),东亚特异的(A、B、R9、N9 等)单倍型类群以及大洋洲特异的 P 单倍型类群。M 支系下游的谱系分布在东非(M1)、南亚(M1-M6)、大洋洲(Q/M12)和东亚(C、D、G、M7、M8、M9 等)的人群中。注意,这里的【绝对主体】是指,非洲成分占绝对主流,但是包含其他人成分,比如尼安德特人成分,丹尼索瓦人等。


2、【多地起源说】以及【多地独立起源附带连续杂交说】


比如中国古人类学奠基人之一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吴新智院士就是多地起源理论的著名支持者, 他从下颌骨化石的连续研究认为多地进化。不过目前这个问题里,非洲起源是主流成分,因为有DNA。感谢分子人类学家们的伟大发现,他们通过DNA的办法来追溯人类起源,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来加深这个理论,毕竟很多考古学的连续性,是客观存在的。


那这篇文章是否能够解决这个争议呢?不能,因为没有DNA证据,自然是两不帮,分子人类学家看不到DNA,自然不服,多地起源说的人看到你竟然搞了个杂交体,也不服。


但從人類學上,許昌人與其它人種的比較來看,我覺得文章中最重要的圖是附圖 19 的主成分分析圖,可以看到許昌人是和現代人離挺遠的了,而且並不和其它任何樣本聚在一起,而是在最邊上。要我僅從這個主成分分析圖來說,許昌人根本不是誰和誰的混合,說是個演化盲端也許更合適。


——后记——


感谢大神 

@polyhedron

 

@乎药丸

 等指导和帮助。


原文在写作过程中,对于 第三部分的起源介绍存在不少问题。


链接:Late Pleistocene archaic human crania from Xuchang, China

论文的背景是关于现代人起源问题的争论。一方是“多地区进化说”或者“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注意,不是“多地区起源说”),另一方是“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或者“出自非洲说”、“夏娃说”。一般认为,后者在国际学术界占主流甚至呈一边倒的趋势,不过还是有中国学者坚持前一种假说(对这一假说不熟悉的人可参考 高星:寻找我们的直系祖先――真相与谬误)。从一些新闻报道看,该文至少被部分作者认为是对多地区进化说的支持。

许昌灵井遗址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但当时仅报道有约处于旧新过渡时期的细石器材料(相当于现在划分的第5层)。从2005年起开始进行系统发掘(至今仍未结束),2007年和2008年发现的第11层的古人类化石可以拼成一较完整的头骨,当时就很轰动,被评为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从 东亚现代人类起源发现的重大突破 等新闻中可以看到那时学者们的评论。国内总体上还是很缺乏晚更新世早期的人类化石材料,现在发表的论文公布了化石的体质特征,基本符合当时人们的预期;另一方面据说付巧妹试图从灵井出土的3块骨骼化石中提取DNA,但是并没有成功。现在也只能就人化石及其相关的文化遗存来讨论。

现在研究的趋势是在形态对比研究中特别注意在化石标本上鉴别呈现的(早期)现代人特征和保留的原始特征。因此该论文最显著的意义是新发现一种不能归入任何已知类群的古老型人类,进一步揭示出晚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的复杂变异或者多样性。以往简单地按年代区分为“早期”智人VS“晚期”智人,或“古老型”智人(中更新世后期)VS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如10万年以来)的做法,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待材料充实之后,有可能拼凑出多个次级人类群体并存、且彼此间有不同程度的基因交流的图景。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一些古老型人群对现代人有基因贡献的可能,但即便是类似弗洛勒斯人、隆林-马鹿洞人这样的发现,它和现代人起源没有直接关系,也同样丰富了我们对人类进化靠晚近阶段的理解,有时甚至是革命性和颠覆性的。

该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地区连续性,同时也对现有的东亚古人类连续进化框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地区连续性是仅在某些次一级人类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成立,还是可以扩展到更大规模的时空范围内?比如金牛山、大荔、丁村、大洞、巢县等中更新世晚期的古人类,有多少向早期现代人演化的证据,比如黄龙洞、智人洞、福岩洞等早期现代人与华南晚更新世晚期的人类是何种关系,又比如原始的形态特征出现在较晚的时间的详细机制以及是否作用于现代人的形成,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现在的形势是,华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早期现代人还只是4万年的田园洞,相比于东非的Herto 约16万年、Omo约19.6万年,南非Klasies River Mouth和Border Cave、以色的Qafzeh 和 Skhul 等地点的10万年左右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仍然偏晚。在晚更新世早期的华北地区,许家窑人还保留大量原始特征,许昌人同样也不能归入早期现代人,在大致同时或稍晚,华南也有黄龙洞、智人洞和福岩洞的早期现代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搁置分子人类学证据,要说许昌人是田园洞人(或华北现代人)的直接祖先,恐怕还需要补充更多研究。

关于中国境内古人类可能与尼人存在基因交流,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之前在许家窑人化石研究中就发现了所谓“尼人内耳迷路模式”(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4/07/02/1410735111)。尼人分布的已知东缘已经达到中亚(乌兹别克斯坦Teshik-Tash)和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与尼人相关的典型莫斯特技术见于新疆吉木乃通天洞,即便在中国发现尼人化石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从古DNA证据上看,与尼人有基因交流的丹尼索瓦人和未知古老型人类,其解剖特征都有可能和华北发现的“早期智人”相同,即有可能是同物异名的情况。

在文化遗存方面,最普遍和可对比的材料还是石制品。与许昌人共存的石器“体现出本土旧石器文化的传统特征,主要一个特点还是盘状石核的交互剥片,没有西方典型的预制石核和勒瓦勒洼技术”,(详细研究待发表)。而且,在石叶技术出现之前,华北的石片石器工业如何划分更次一级的文化群体,还是一个难点,至少是缺乏可以划分人群的技术指征。另外,在华北某些地区,传统的石片石器技术延续到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出现以后,似乎也暗示了石器技术在辨识群体方面的局限。根据对动物化石的研究,灵井遗址(第11层)性质属于狩猎地点,当时人类已具备很强的狩猎原始牛和普通马的能力,也能够根据猎获对象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野外处理和搬运策略,这也是现代行为表现的一个方面。

编辑于 2017-03-06


《“许昌人”否定了北方中国人起源于非洲?》(腾讯网)报道:


近日,一则中国发现的古人类“许昌人”,已经“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说”的报道,令很多中国网友兴奋不已。有关古人类起源的话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许昌人”真的足以推翻“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全球学术界公认已久的结论吗?


现代人类起源,有“多地区起源说”和“非洲起源说”两种观点


人类的直接远祖被称为“南方古猿”,生活在大约420万—120万年前的非洲,已能直立行走,并利用简单的工具。200万年前,由“南方古猿”演化来的直立人第一次走出非洲,流散世界各地,这在今天已经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在距今大约80万年前,有了早期智人;到20万年前出现的晚期智人,已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如果让晚期智人穿越到21世纪,他们不会从外表上被分辨出来,且能学会所有现代技能。有关晚期智人的由来,学界存在很大分歧,主要有“多地区起源说”和“非洲起源说”两种观点。


1939年,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率先提出“多地区起源说”,即不同地区人类有各自不一样的进化路线。在一些人看来,生活在亚洲、欧洲等地的现代人,都更像当地的古人类,而不是非洲古人类。现在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晚期智人是由各地直立人、早期智人独立演化而来,不存在单一发源地。中国古生物学家吴新智是持“多地区起源说”的代表人物。


现在作为主流观点的“非洲起源论”出现于1987年,当时3位美国生物学家选择了来自非洲、欧洲、亚洲等地的147名妇女,从她们生产后的婴儿胎盘中提取出线粒体DNA。分析发现,这些线粒体DNA都可以追溯至约20万年前一位非洲妇女(被称为“夏娃”)。此外从遗传学上看,各大洲人的基因差异极小,不可能是分别发展而来。


经过后来诸多相关研究,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晚期智人(下文中所说“智人”,特指晚期智人)在10万年前从非洲出走,取代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直立人及早期智人。中国学者金力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


DNA检测技术近年来对“非洲起源说”有所修正,但远不足以推翻此说


1、除晚期智人外,至少还存在过尼安德特人、弗洛勒斯人和丹尼索瓦人。无论晚期智人从何地发展而来,他们都不是唯一的古人类。除他们外,至少还应包括尼安德特人、弗洛勒斯人和丹尼索瓦人。有关现代人起源的观点,必须为这些“早期智人”的灭绝提供解释,否则即缺少说服力。下面是对以上几种已灭绝的“早期智人”的简介:


尼安德特人又被称为“穴居人”,1856年首先被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河谷,后来证明,他们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各处。同现代人相比,他们是适应寒冷的环境,长得身体粗壮、四肢短小。尼安德特人使用火和工具,但很可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语言系统,维持着10~15人的小团体。尼安德特人灭绝于约2~3万年前。


2003年,科学家在印尼的弗洛勒斯岛上一个洞穴中的发现,即一具大约30岁成年女性的骨架——只有大约1米高,大脑相当于现代人的1/3。经过科学测算,这名被称为“弗洛勒斯人”的女性,生活在约1.8万年前,会使用火及工具。科学家普遍认为,岛上资源匮乏,弗洛勒斯人的直立人祖先到达这里后,为了适应生活,后代身体逐渐趋于变小。人们曾用托尔金小说中对矮人的称呼,把他们叫做“霍比特人”。目前仅在一个岛上发现有弗洛勒斯人,还未发现其参与现代人类基因形成的痕迹。


2008年,科学家在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南部的丹尼索瓦洞穴中,先后发现了一个儿童指骨和两颗牙齿,和此前已知的古人类化石都不同。经过DNA监测,这个新人种被命名为“丹尼索瓦人”,他们同尼安德特人是近亲,都是海德堡人的后裔,在约43万年前分家。科学家推测,丹尼索瓦人的人数还要超过尼安德特人。


2、各个族群的现代人类中,都拥有一些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尼安德特人是我们发现最早的其他人种,现代人曾设想了种种祖先和他们相遇时的情景。大多数学者曾认为那是一场噩梦,如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古生物学家克莱因说:“你不会喜欢大屠杀这个想法的,但这个可能性很大”,他认为“智人在遇到尼安德特人时,心中只有仇恨和厌恶,对他们的困境漠不关心”。——晚期智人凭借自己在语言、工具上的优势,屠杀了全部大约7万名尼安德特人。


在很长时间里,科学家们相信,尼安德特人不可能和晚期智人进行杂交。1997年,德国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序列中有12个片断和现代人完全不同,两者间不存在血缘传承关系。晚期智人灭绝尼安德特人的观点,符合“非洲起源论”,即从非洲出走的智人取代了其他地区原有的其他人类种族。


事情在2010年发生了变化,由于DNA检测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公布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草图,表明现代人基因中有1%—4%来源于尼安德特人——晚期智人曾和尼安德特人有过杂交。无论主动与否,尼安德特人和“这些新邻居结成的亲密纽带,让自己活在了现代人的DNA中”。正如国家博物馆讲解员袁硕在《古巨蜥好几吨重,但在我们智人祖先面前也是枉然》中说的那样“今天很多人像什么2型糖尿病、抑郁症、上瘾、血栓之类的,这些都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有关系。他们那基因在石器时代是好基因,在那个时候挺好的,能给生活带来便利,但是今天就不行了,已经开始给我们添麻烦了”。


2012年,科学家们又完成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测序。实验结果显示,部分现代人基因组中有多至5%来自丹尼索瓦人。如现代人体内名为EPAS-1的基因变种(可影响人类血液中的氧气)。研究者还对汉族、苗族、韩国人等全球120个现代人族群的257套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和对比,发现他们都同时拥有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这些发现让持“多地区起源说”的学者们兴奋不已。如中国学者吴新智说,“‘夏娃假说’主张非洲移民完全取代其他大陆原住民的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原来相信‘夏娃假说’的学者正趋于改信‘同化假说’”。但“同化假说”的观点是:“以非洲移民取代当地原住民为主,当地古老型人类的基因只起附带的作用”,与吴新智等人所坚持的“多地区进化假说”——“认为不同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东亚的情况是以当地古老型人群连续进化为主、吸收外来的基因未辅”——仍然区别极大。简而言之,晚期智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并未被动摇。


有关“许昌人”的研究还缺少DNA检测,贸然说其动摇了“非洲起源说”很不负责任


自从2005年,中国对许昌灵井旧时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有关“许昌人”独特性的报道即时常见诸报端。2008年,“许昌人”头盖骨化石测定为距今8万~10万年前,被认为填补了200万年前巫山人、115万年前蓝田人、50万年前北京人、10万~20万年间辽宁金牛人、1万~4万年间北京山顶洞人这一进化链条的关键部分。因为按照“非洲起源说”的解释,晚期智人是在5~6万年前来到的中国,恰恰和“许昌人”所处年代接近。


近日媒体报道,2017年3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中国许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类头骨研究》,称“许昌人”“可能是中国境内古老人类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后代”,论文第一作者李占扬甚至说,“许昌人上承周口店北京猿人,下连中国北方早期现代人,终结了中国北方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假说”,意即证明了中国现代人是在本土发展演化而来。


事实上,通过基因检测,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绝大部分基因都来自非洲,早已是学界共识。当初尼安德特人基因在现代人基因组中被检测出后,参与实验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克劳泽说,“我们只在欧洲人和亚洲人身上发现了这小部分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段,非洲人却没有。也就是说,基因混合只发生在欧亚大陆。”这实际“反驳了多地起源说”,“如果按百分比来算,96%是来自非洲,也就是说,欧亚人身上96%的基因来自智人,智人是我们当初从非洲走出来的祖先”。后来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检测,也是同样的道理。


中国相信“多地区起源说”,论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的学者,大都是通过从巫山人、蓝田人,乃至许昌人化石上外貌的相似性(即“形态学”),来推断化石间的关联,远不及基因检测的科学性。现在所说许昌人和尼安德特人有关系,也只是通过观察“枕骨上有结构性凹窝、颞骨内耳迷路模式”等实现的,并未被DNA检测所证实。


即使“许昌人”真的有尼安德特人或者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距离“终结”“非洲起源说”也依旧有很长一段路。媒体在报道时贸然下如此结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原题为《一个“中欧混血” 能终结“非洲起源说”吗》)


谢选骏指出:看来真能——


《10万年前“许昌人”已掌握较复杂的石器技术》(科技日报北京1月10日电)报道:


“许昌人”(距今10万—12.5万年,晚更新世早期)越来越引起考古学界的重视。中科院古脊椎所李浩、高星与山东大学及南非金山大学、美国德保罗大学同行合作,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许昌人的石器制作技术及相关人类行为活动信息。研究显示,“许昌人”已具备较为复杂和进步的石器技术,发展出灵活、高效的原料和环境适应策略。相关成果于1月9日在线发表在国际考古学期刊《考古与人类学科学》上。


研究人员在对“许昌人”遗址2005—2016年发掘出土的14862件石制品进行了系统研究后认为,其石器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剥片与加工策略两方面:首先,石核(是打下石片后用作工具的砾石部分)剥片方式多样,并以单面单向剥片、不规则多向剥片和向心剥片为主;盘状石核所占比例较高,表现出剥片程序上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第二,工具类型多,包括刮削器、凹缺器、锯齿刃器、尖状器、石钻等;少量尖状器的底部经过修理,表明可能存在配合骨柄或木柄使用的复合型工具;工具加工更为精细,刃缘更加规整,出现软锤修理和压制修理技术。而软锤工具和压制工具的发现,表明古人类已有效地开发、利用骨质资源,具备了成熟、系统的狩猎技术和群体组织行为。


对比显示,“许昌人”遗址出现了与西方旧石器中期遗址相近的器物组合和修理技术,但缺乏西方遗址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石器制作技术——勒瓦娄哇技术,故尚难确定“许昌人”是否有意识地采用了这一标准化剥片方法。专家指出,上述比较研究为人们了解中—晚更新世过渡阶段东西方古人类交流和互动历史提供了宝贵材料。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真行,为了证明自己独裁有理的“特殊国情”,不惜和尼安德特人攀上了亲戚!即使河南人,也愿意沦为尼安德特人的杂种。这大概就是人类原罪的来源吧!夏娃的堕落,是否就开始在她和尼安德特人的交配?也许,“偷吃智慧果”就是这样被描述成了“偷食禁果”……

谢选骏:文学城是大外宣的急先锋



《美政府秘密调查文学城?斯坦福再出专文得结论》(综合新闻 2020-09-30)报道:


继斯坦福大学依托美国顶级智库专家团队于2019年推出针对中国影响力渗透的《胡佛报告》及其2020年修订版之后,文学城再度被斯坦福大学的报告点名了。与胡佛报告不同,这一次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这份研究报告是一份专门针对文学城的报告,其调查研究过程全程未告知我站。


这份针对文学城网站的专门报告由斯坦福大学网络安全政策研究所(Internet Observatory Cyber Policy Center)于9月24日公开发布,名为Chinese Expat News Site Resists CCP Influence(中文海外新闻站点抵制中共控制)。


此前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报告》初版曾引用未经证实的坊间谣传(rumor),指称文学城网站受中共资助,其新闻平台持“亲北京”、“大外宣”等特定政治立场。文学城在第一时间对这一莫须有指控作出回击【文学城CEO当面质疑胡佛报告:我们没拿过北京1分钱(视频)】。此后,时隔一年,斯坦福大学又推出了《胡佛报告》的修订版,对上述不实说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正。【“胡佛报告”大幅修改,文学城终得正名!】


而此次由斯坦福大学网络安全政策研究所推出的最新专门报告,正是针对前述坊间谣传展开调查研究,并对文学城网站是否持有特定的“亲北京”、“大外宣”政治立场进行了评估。


斯坦福大学网络安全政策研究所在未告知本站的情况下,对文学城为时超过一年的数万计新闻信息进行了秘密调查分析。采用了随机抽样、大数据分析、信息来源追踪分析、多个特定议(主)题聚焦、定量统计分析与个案分析解读等多方法、多手段、多维度的评估。


这份斯坦福大学的报告中,多处通过客观的数据与事实分析得出结论,文学城的新闻并不持有任何特定政治立场,也不随任何特定政治议程轨道起舞(do not appear slanted towards CCP-preferred narratives/do not show a clear sympathy with CCP talking points )。报告甚至明确提到,即使是引用来源为中国官方媒体的新闻信息与批评美国的报道,也并没有以“亲北京”为目的或倾向,而是出于提供多元信息和中性报道为目的,并不具有任何政治性导向(a majority of articles originate from Chinese state media, and some are critical of the United States. Most of the content in this category appears to be apolitical)。


最终,这份报告的结论是,文学城作为在美加两国华人社区最有影响力的中文平台,是中国政府扩张影响力的潜在关键关口。但到目前为止,文学城并未落入北京的议程设置轨道。【阅读斯坦福大学针对文学城最新专门研究报告 英文原文】


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hinese-language news sites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U.S. and Canada, Wenxuecity.com is potentially a crucial gateway for expanded Chinese government influence abroad. For now, it appears to have resisted the drift of overseas Chinese-language media outlets into Beijing’s orbit.


斯坦福大学的这份最新报告,站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以最严苛的标准对文学城的内容进行了研读。这既让我们更加珍视这个平台所拥有的影响力,也让我们自豪,我们的操守能够经受任何公正的评判与检验。


正如我们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文学城一直是一个独资经营的独立商业网站,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政府或政党的支助。无论是涉及中国还是美国的报道,我们既不会回避基于事实的赞扬与肯定,也决不会讳言对时弊的批评。除了我们的读者,文学城永远不会服务于任何党派,也不会服从于任何政治力量。


别有图谋与混淆视听的谣言不会就此自动消失。我们仍将负重前行。


我们仍将坚信言论自由与思想独立的价值,包容各方声音,鼓励文明与开放的讨论和言之有物的批评。在这里,它不仅仅是被仰望的理想教条,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壤和继续存在的核心价值。


我们也坚信读者的智慧与判断。每一次访问文学城,每一个点击、留言都是对我们的工作最好的评判。


所以,我们会继续坚守下去。不论有怎样的压力,不论它来自何方。【阅读斯坦福大学针对文学城最新专门研究报告 英文原文】


谢选骏指出:二十年以前,2001年初,我第一个站出来,在文学城网站上质疑了洋人编辑出版的《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这个论战过程使我警觉文学城网站是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控制的。


网文《天安门文件》报道:


《天安门文件》(英语:The Tiananmen Papers)是一部由关于中国六四事件的政府内部档案编辑而成的英文书籍,档案由一位化名“张良(英语:Zhang Liang (author))”的人提供,美国林培瑞教授主译,美国黎安友教授负责编辑,柏克莱加大新闻学院院长夏伟教授写结语,于2001年1月由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英语:PublicAffairs)出版[1]。


内容

本书按时间顺序列出1989年4月到6月间的150余个档案;每个档案的引言提供历史背景,连贯全书[2]。


争议

学术界观点

2001年1月6日,旅美的谢选骏教授率先质疑本书的真实性[3]。本书内容的争议主要来自两方面:真实性和来源选择的偏差。


本书引用的文件据称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会议实录,要确定是否真实十分困难。例如汉学家罗德明(英语:Lowell Dittmer)写道,“虽然真实性是关键的问题,令人沮丧的是这种情况下难以解决。”[4]因为没有原始文本,只有电子文本,无法透过纸张、墨水鉴定真伪。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宋永毅表示,中共保密制度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严格,一位中层官员就可能取得这些文件的某个版本,但要确定文件原文是什么并不容易[5]。陈仲礼(英语:Alfred L. Chan)教授在2004年《中国季刊》批评,本书部分是虚构的,部分是基于公开与半公开的来源。黎安友也在《中国季刊》同期撰文回应[6]。


黎安友虽然声称文件是真实的,他也承认选择性使用来源可能会带来问题。“本书的材料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流程,这使得最终的产品离发生了什么事的原始材料有距离。”[7]林培瑞表示,这些瑕疵无损于本书的真实性;他认为,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内部会议中表示本书是最严重的泄漏国家机密事件,这种强烈的负面反应正好证实了本书的真实性[8]。


其他观点

2001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天安门文件》乃失实之作[9]。2001年1月13日,方舟子提出五点理由质疑《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10]。2001年4月15日,封从德说,《天安门文件》中单从“戴晴和十一位知识分子上广场斡旋”一段来看就有五大疑点,当事人的回忆整段在该书中重复,“语句一样、遗漏一样、删改一样、最严重的是连错误都一样”[11]。2004年7月,《开放杂志》主编金钟也质疑《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12]。2014年7月,封从德说,《天安门文件》把戴晴编造的关于他的假故事抄进去,“连错处都一模一样”,他因此认为《天安门文件》是赝品[13]。


2001年1月,民运人士王丹接受《东森新闻报》访问时说,《天安门文件》的真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文件流出所反映的问题。但2001年1月17日,作家曹长青驳斥,如果《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它的“流出”不会“反映出任何问题”,只能在中国人的造假纪录上再加一个大丑闻;王丹这种逻辑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顾手段”,如果民运人士以这种思维来反中共,即使打垮了中共、掌握了权力,也只能是“共产党第二”,因为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没有变;只有帮助人们确信“这批文件资料是真实的”,《天安门文件》才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起推动作用”[14]。


《天安门文件》一些细节错误,例如把徐勤先说成是徐海东的儿子,其真实性因而引起质疑;但亦有人撰文反驳[15],指当年很多东西都是“听说”。2001年1月13日,《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出版商明镜出版社总编辑何频在接受加拿大新城市电视台采访时透露,《天安门文件》有一些明显的细节错误(例如说徐勤先是徐海东之子),但其基本材料是真实的、没有重大的破绽[16]。


2014年8月17日,曹长青说,《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出来后就被识破是造假,“其内容只是中共媒体(驻各省记者站)所写的情况汇编等,根本不是什么‘中共中央文件’,而且最主要内容显然是作者杜撰的”[14]。


反应

中国政府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天安门文件》乃失实之作[9],禁止本书在中国出版[17]。黎安友因为此书被禁止入境中国[18]。


其他反应

方励之表示,本书着重于中共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而非八九民运所诉求的民主,他对此表示惋惜[19]。本书编者承认这一点,指出提供档案的“张良”希望借由此书引起对八九民运的重新评价,加速中国的民主改革[20]。


戴晴表示,张良身为政府公务员,以监守自盗出卖机密文件的手段“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并不可取[21]。


《南华早报》驻北京主任贾斯柏·贝克(英语:Jasper Becker)的书评表示,本书对于六四事件几乎没有提供新材料,最令他失望的是本书没有解释这场大规模抗议是如何发生的[5]。


衍生作品

《中国“六四”真相》:是《天安门文件》的中文版,2001年4月15日由明镜出版社出版[22]。中文版保留了英文版删掉的内容,篇幅相当于英文版的三倍,等于是另一本书[23]。全书1069页除了24页的“人物小注”外[24],没有英文版的注解,也没有注明消息来源。

《“六四”真相名家谈》:搜集了《天安门文件》出版以后胡绩伟、严家祺、吴稼祥、吴国光、刘晓波、戴晴、陈小雅、罗孚、阮铭、金尧如、于浩成、苏绍智、凌锋、杨建利、陆趣、吴弘达、张伟国等亲历六四事件的当事人、有关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的评论意见,2001年5月由大纪元出版社出版[25]。

《谎言愚民唯我独尊 争权夺利血雨腥风》:是“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征文大赛[26]三等奖作品,投稿于2003年8月至9月间,作者化名“凹凸”。凹凸指作品第5、6部的六四专辑,部分内容摘自《中国“六四”真相》,其实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抄自中文版《中国“六四”真相》,偶尔作出一些细微的修改:例如把“部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决没有向市民发过一枪;市民们认为部队不会动用真枪实弹,于是胆子越来越大”一段改为“军队不断开枪示警”,又例如把“宋汝棼的女婿”改为“宋汝尊的女婿”等等[27][28]。


参考文献

^ Liang Zhang. Andrew J. Nathan; Perry Link; Orville Schell, 编. The Tiananmen Papers. PublicAffairs. 2008-08-06. ISBN 9781586481223.(英文)

^ Richard Baum. Tiananmen: The Inside Story?. The China Journ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ul 2001, (46): 119–134.(英文)

^ 任诠. 〈十年磨一剑──纪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发表四周年(4)〉. 六四档案. 2005-05-09 [2014-11-30].

^ Lowell Dittmer. Review Article-The Tiananmen Papers, compiled by ZHANG LIANG, edited by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with an afterword by ORVILLE SCHELL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1).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2001, (166): 476. doi:10.1017/S0009443901000249.(英文)

^ 5.0 5.1 Jasper Becker. ‘Comrade Jiang Zemin does indeed seem a proper choice’. 《伦敦书评(英语: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01-05-24, 23 (10).(英文)

^ Alfred L. Chan; Andrew J. Nathan. The Tiananmen Papers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 2004, (177): 190–214.(英文)

^ Nathan, Andrew. The Tiananmen Papers: An Editor's Reflec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Sep 2001, (167): 725.(英文)

^ Willy Wo-Lap Lam. Tiananmen book sequel likely: editor. CNN. 2001-03-21.(英文)

^ 9.0 9.1 John Leicester. China calls Tiananmen Papers Fakes. ABC新闻. 2001-01-09.(英文)

^ 方舟子. 《伪“天安门文件”的闹剧可以休矣》. 新语丝电子文库. 2001年1月13日.

^ 封从德. 〈《天安门文件》五大疑点──对“十二学者上广场”的考察〉. 六四档案. 2001-04-15 [2014-11-30].

^ 金钟. 《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 《开放杂志》2004年7月号. 2004年7月.

^ 封从德. 《八九学运为何未能撤离广场?》. 《开放杂志》2014年7月号. 2014-07-12 [2014-11-29]. 外部链接存在于|publisher= (帮助)

^ 14.0 14.1 曹长青. 〈13年前批“王丹的想法很可怕”〉. 曹长青网站. 2001-01-17 [2016-08-28].

^ 参考《拒绝镇压命令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徐海东的儿子?》,作者化名桃大仙。

^ 迟延昆. 〈不要以假乱真--评《天安门文件》〉. 新语丝电子文库. 2001-01-21.

^ Andrew Scobell. Book Reviews. Parameters: 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Autumn 2001, XXXI (3) [2014-11-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19).(英文)

^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ndrew Nathan. Columbia University Journal of Politics & Society. 2010-04-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2-12).(英文)

^ Fang Lizhi. The Tiananmen Papers (review). Common Knowledge. Winter 2002, 8 (1): 210.(英文)

^ Orville Schell. Analyzing the Tiananmen Papers: An American Sinologist Explains Why he Believes the Documents are Real [《天安门文件》分析:美国汉学家解释他为何相信文件的真实性]. 《时代》杂志. 2001-01-15.(英文)

^ 〈戴晴看《天安门文件》-2〉. 美国之音. 2002-10-03.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 明镜出版社. 2001年. ISBN 978-962-8744-36-7.

^ 《中国“六四”真相》第27页

^ 《中国“六四”真相》第1041至1064页

^ 秦聆 (编). 《“六四”真相名家谈》. 台湾: 大纪元出版社. 2001年5月14日. ISBN 978-1-59068-001-8.

^ 由法轮功大纪元时报的编辑部及博大出版社联合举办。

^ 比较谎言愚民唯我独尊 争权夺利血雨腥风(六)内“血淋淋的木墀地”一段,再比较《中国“六四”真相》第920至924页。

^ 凹凸的作品被中文维基百科长期引用,最后中文维基百科的资料亦被编入《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内,可参考此白皮书的注解。


谢选骏指出:不仅2001年年初文学城已然成为大外宣的急先锋,后来发表我做平的《多维》《万维》《博讯》也逐一沦陷为大外宣的阵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这样的自由人“连累”了它们。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在上面发表了数千万字的写作,他们也无法向中共卖身投靠,卖出惊人的价钱了。

谢选骏: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剩余价值论


凌迟《资本论》第二卷


谢选骏: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剩余价值论


《凌迟“资本论”》第26刀


序言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修订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至多只有一稿(第Ⅳ稿)经过彻底校订,可以照原样付印。但是,由于有了以后的修订稿,这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联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十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这个材料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四开纸1472页,共23本,写于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这是1859年以同一书名在柏林出版的第一册[1]的续篇。从第1—220页(第Ⅰ—Ⅴ本),然后再从第1159—1472页(第ⅩⅨ—ⅩⅩⅢ本),是论述《资本论》第一卷中从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直到卷末所研究的各个题目,是该书现有的最早文稿。从第973—1158页(第ⅩⅥ—ⅩⅧ本),是论述资本和利润、利润率、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即那些后来在第三卷手稿中阐述的题目。但是,在第二卷论述的题目和后来在第三卷论述的许多题目,都还没有专门加以整理。它们只是附带地,特别是在手稿的主体部分,第220—972页(第Ⅵ—ⅩⅤ本),即《剩余价值理论》里提了一下。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2]这个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是能够用于现在出版的第二卷的地方并不多。

按照时间的顺序,接下去是第三卷的手稿。这个手稿至少大部分写于1864年和1865年。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手稿之后,才着手整理1867年印行的第一卷。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第三卷手稿,以便付印。

以后一段时间,即在第一卷出版之后,有供第二卷用的一组对开纸手稿,计四份,马克思自己作了Ⅰ—Ⅳ的编号。其中第Ⅰ稿(150页),大概写于1865年或1867年,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卷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修订稿。这个手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第Ⅲ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马克思札记本的提示的汇编(多半和第二卷第一篇有关),一部分是经过修订的个别论点,特别是对亚·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关于利润源泉的见解的批判;此外,还有属于第三卷范围的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述。提示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用于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经过加工的部分,由于有了后来的修订稿,大部分也只好弃置不用。——第Ⅳ稿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修订稿,这部分已经在适当的地方采用了。这个手稿虽然比第Ⅱ稿写得早,但是,因为形式上比较完整,所以可以在本卷适当的地方很好地加以利用,只要把第Ⅱ稿的一些内容补充进去就行了。——最后的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完整的修订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1870年。下面马上就要提到的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说得很清楚:“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

1870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1877年初,他感到健康已经恢复到可以进行原来的工作了。1877年3月底,他从上述四份手稿中作出提示和笔记,并以此作为重新修订第二卷的基础。这一卷的开头部分用的是第Ⅴ稿(对开纸56页)。这部分手稿包括开头四章,还没有怎么加工。一些要点是放在正文下面的注释中来阐述的。材料与其说经过精心挑选,还不如说只是搜集在一起。但是,这份手稿是对第一篇的最重要部分的最后的完整的论述。——根据这份手稿整理出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次尝试,是第Ⅵ稿(写于1877年10月以后和1878年7月以前);只有四开纸17页,包括第一章的大部分,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尝试,是“1878年7月2日”写成的第Ⅶ稿,它只有对开纸7页。

看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白了,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根本好转,他就决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修订工作,使这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事实上,第Ⅴ-Ⅷ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第一篇最难的部分在第Ⅴ稿重新作了修订;第一篇其余的部分和整个第二篇(第十七章除外)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上的困难;但是第三篇,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马克思看来,非重写不可。因为第Ⅱ稿在论述再生产时,起初没有考虑到作为再生产媒介的货币流通,后来考虑到这种货币流通就要再论述一次。原来的部分应当去掉,全篇应当改写,以适应作者已经扩大的眼界。这样就产生了第Ⅷ稿,这是一个只有四开纸70页的笔记本;只要对照一下现在印成的第三篇(采自第Ⅱ稿的插入部分除外),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西压缩到这个篇幅中去。

这个手稿也只是对问题的初步考察;它的首要课题,是确定并且阐述那些对第Ⅱ稿来说是新获得的观点,而对那些没有新东西可说的论点,就不加考虑了。与第三篇多少有关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在这里又作了修改和发挥。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特别是结尾部分的论述完全是片断的。但是,马克思要说的话,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说了。

这就是第二卷的材料。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我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我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接受了这种委托;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出现了实际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也不小。我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

本卷的引文,在用作事实例证的地方,或在每一个想探究问题的人都可以找到原文(例如亚·斯密著作的引文)的地方,大多数我都翻译出来了。只有第十章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里要直接批判英文原文。——摘自第一卷的引文,都注明了第二版即马克思生前付印的最后一版的页码。

第三卷可用的材料,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的手稿,除了第Ⅲ稿中前面提到的部分和一些随手记入札记本的简短笔记,只有上述1864年到1865年写的那个对开纸的手稿,它经过和第二卷的第Ⅱ稿大致同样充分的加工,最后,还有一本1875年的手稿,是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这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第三卷的付印准备工作正在迅速进行。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这一工作的困难主要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

在这里,我要驳斥对马克思的一种指责。这种指责,最初只是个别人暗地里进行的。现在,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却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3]及其信徒,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宣扬,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说了急需说的话[注:为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1885年斯图中特版)一书写的序言。[4]],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最初见于鲁·迈耶尔《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第43页:“可以证明,马克思从这些出版物〈指那些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后半期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译者注]中,汲取了他的批判的大部分。”

在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以前,我尽可以认为,这种断言之所以全部“可以证明”,是因为洛贝尔图斯曾经向迈耶尔先生保证有这么一回事。——1879年,洛贝尔图斯亲自出场了[5],他在写给约·泽勒尔的信(1879年在杜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第219页)中,谈到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一书时说:

“您将会发现,这一点{指书中展开的思路}[注:1893年德文第二版中的四角括号,在本卷中一律改为花括号{}。——编者注]已经十分巧妙地被马克思……利用了,当然他没有引证我的话”。

洛贝尔图斯遗稿的出版者泰·科扎克也毫不隐讳地重复了这种说法(洛贝尔图斯《资本》1884年柏林版,导言第ⅩⅤ页)。——最后,在1881年由鲁·迈耶尔出版的《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中,洛贝尔图斯直截了当地说:“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第60封信第134页)。

在另一个地方,洛贝尔图斯的奢望表达得更明确: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第48封信第111页)

所有这些关于剽窃的指责,马克思从来都是一无所知。他手边的一册《解放斗争》,只裁开了和“国际”有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是在他逝世以后才由我裁开的。杜宾根的杂志,马克思从来没有见到过。给鲁·迈耶尔的《书信》,他也毫无所知。说到“剽窃”的那个地方,只是到1884年,由迈耶尔博士先生自己好意地提起,才引起我的注意。不过,第四十八封信马克思是知道的。迈耶尔先生曾经好意地把原信交给马克思的小女儿。关于马克思的批判要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寻找秘密源泉这样一些离奇的谣言,当然也传到了马克思的耳边。当时马克思把信给我看,并说,他在这里终于得到可靠的消息,知道洛贝尔图斯本人的奢望是什么。只要洛贝尔图斯不再说些别的什么,他,马克思,尽可以不予理睬;如果洛贝尔图斯认为他自己的叙述更简单、更明了,那就让他去享受这种乐趣。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整个事情已经由洛贝尔图斯的这封信而了结了。

马克思完全可以这样想,因为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直到1859年前后,他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和李斯特,而有这两个人,对他说来也就够了。马克思和我以前都根本没有听说过洛贝尔图斯,直到1848年,当我们要在《新莱茵报》[6]上批判洛贝尔图斯这位柏林议员的演说和他充任大臣的活动时,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当时,我们对他什么也不了解,就去问莱茵省的议员,这个突然当了大臣的洛贝尔图斯究竟是什么人。然而那些议员也不能告诉我们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著作方面的任何东西。可是,当时马克思在没有洛贝尔图斯的任何帮助下,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7]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8],可以得到证明。1859年前后,马克思才从拉萨尔那里知道还有洛贝尔图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后来他在英国博物馆看到了洛贝尔图斯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剽窃”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洛贝尔图斯说:“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

因此,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不能说,洛贝尔图斯还能从马克思那里把别的什么东西说成是他所有的。因此,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自封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而马克思从他那里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

这个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又怎样向我们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呢?只不过是这样:被他看作地租和利润之和的“租”所以产生,不是由于对商品价值的“价值追加”,而是“由于工资所受到的价值扣除,换句话说,由于工资仅仅构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并且在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工资不需要等于劳动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以便后者还会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和租”[9]。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从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中没有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更确切些说,作为原料和工具磨损的补偿,那这是什么样的产品“自然交换价值”。

幸而我们还能够证实,洛贝尔图斯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对马克思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手稿第Ⅹ册第445页及以下各页中,我们发现了《插入部分。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在这里,马克思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待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的。对于洛贝尔图斯的一般剩余价值理论,他是用讽刺的评注来驳倒的:“洛贝尔图斯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占有和资本占有还没有分离的国家中是什么情况,并且在这里得出重要的结论说:租(他所谓租,是指全部剩余价值)只等于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借以表现的产品量。”[10]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追加。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被亚·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

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中说:“一旦资本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其中某些人自然就利用它使勤劳者去劳动,向他们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出售中,或者说,从这些工人的劳动加到那些原料价值上的东西中,取得利润……工人加到原料上的价值,在这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原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酬。”[11]

稍后,他又说:“一旦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也象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工人……必须把用自己的劳动收集或生产的东西让给土地所有者一部分,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就构成地租。”[12]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在上述《批判》手稿第253页中作了如下评注:“可见,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13]

其次,斯密在第一篇第八章中说:“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对工人在这块土地上所能生产和收集的几乎一切产品,土地所有者都要求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一个扣除。但是,种地人在收获以前很少有维持自己生活的资金。他的生活费通常是从他的雇主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中预付的。如果租地农场主不能从工人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如果他的资本不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他就没有兴趣雇人了。这种利润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二个扣除。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都要作这样的扣除,来支付利润。在所有产业部门,大多数工人都需要雇主预付给他们原料以及工资和生活费,直到劳动完成的时候为止。这个雇主从他们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从他们的劳动加到加工原料上的价值中得到一份,这一份也就是雇主的利润。”[14]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的评注是(手稿第256页):“总之,亚·斯密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把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称为纯粹是工人产品中的扣除部分,或者说,是与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量相等的产品价值中的扣除部分。但是,正如亚·斯密自己在前面证明过的,这个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付他的工资或只提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因而这个扣除部分是由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分构成。”[15]

可见,亚·斯密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马克思在1861年已经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而洛贝尔图斯和他的那伙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温暖的夏雨中象蘑菇一样繁殖起来的崇拜者,看来已经把这一点忘得一干二净。

马克思接着说:“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16]——这个论点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洛贝尔图斯身上。他的“租”只是地租+利润之和;关于地租,他提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关于利润,他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辈的说法。——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却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这些规律将要在第三卷中加以阐述。在那里将第一次说明,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

李嘉图比亚·斯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见解是建立在一种新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论在亚·斯密那里虽然已见萌芽,但在应用时又几乎总是被他忘记,这种价值理论成了以后一切经济科学的出发点。李嘉图从商品价值由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引伸出由劳动加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为工资和利润(这里指剩余价值)。他论证了:无论这两部分的比例怎样变动,商品的价值总是不变,这个规律,他认为只有个别例外。他甚至确立了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理解的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的一些主要规律,尽管他的理解过于一般化(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5章A[17]),他还指出,地租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超过利润的余额。——在上述各点中,洛贝尔图斯没有任何一点超过李嘉图。李嘉图理论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使李嘉图学派遭到破产,——要末洛贝尔图斯毫无所知,要末只是导致他提出一些乌托邦的要求(《认识》第130页),而不是寻求经济学上的解决。

然而李嘉图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用不着等到洛贝尔图斯的《认识》出现,才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609页(第2版)[18]上,从《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这一著作中引用了“剩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这一说法。这一著作单凭“剩余产品或资本”这个说法本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正是马克思使这本40页的小册子没有被埋没。在这一著作中说:“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从资本家的立场出发},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第23页)

但是,工人怎样生活,从而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能有多大,那是一个极其相对的量。

“如果资本的价值不按照资本量增加的比例而减少,资本家就会超过工人生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从工人那里榨取每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资本家最后可以对工人说:你不应当吃面包,因为吃甜菜和马铃薯也可以过活;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第23、24页)“如果工人能够做到用马铃薯代替面包生活,那就毫无疑问,从他的劳动中可以榨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靠面包生活,他要维持自己和他的家庭,他必须为自己保留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劳动,如果靠马铃薯生活,他就只需要为自己保留星期一的一半。星期一的另一半和星期二的全部就可以游离出来,以使国家或资本家得利。”(第26页)“谁都承认,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货币利息的形式,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形式,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第23页)

可见,在这里所说的完全是洛贝尔图斯的“租”,只是用“利息”代替“租”罢了。

马克思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评注(《批判》手稿第852页):“这本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小册子,是在‘不可思议的修鞋匠’麦克库洛赫[19]开始被人注意的时候出现的,它包含一个超过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它直接把剩余价值,或李嘉图所说的‘利润’(常常也把它叫做剩余产品),或这本小册子作者所说的利息,看作surplus labour,剩余劳动,即工人无偿地从事的劳动,也就是工人除了补偿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即生产他的工资的等价物的劳动量以外而从事的劳动。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是一样重要的。这一点其实亚·斯密已经说过,并且成为李嘉图的阐述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20]往下在手稿第859页上还说:“可是,这位作者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就象李嘉图由于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而陷入令人不快的矛盾一样,他也由于把剩余价值命名为资本利息而陷入同样的矛盾。诚然,他在以下方面超过了李嘉图:首先,他把一切剩余价值都归结为剩余劳动,其次,他虽然把剩余价值叫做资本利息,同时又强调指出,他把‘资本利息’理解为剩余劳动的一般形式,而与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地租、货币利息和企业利润相区别。但是,他还是把这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称‘利息’,当作一般形式的名称。这就足以使他重新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手稿中用的是《slang》)中。”[21]

最后这一段话,用在我们的洛贝尔图斯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也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他也用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一个派生形式——租——来称呼剩余价值,并使这一名称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这两个错误的结果是:他再度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中,他比李嘉图前进了一步,但是他没有批判地把这种进步继续下去,反而使他的未完成的理论,在孵化出壳以前,就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基础,可是,就乌托邦而论,他也象往常一样,来得太迟了。上述小册子于1821年问世,已经远远走在1842年洛贝尔图斯的“租”的前头了。

在二十年代,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全部文献中,我们说到的这本小册子,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前哨。欧文的整个共产主义在进行经济学论战时,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但除了李嘉图还有许多著作家,马克思1847年在反驳蒲鲁东时(《哲学的贫困》第49页[22]),只引用了其中几个,如艾德门兹、汤普逊、霍吉斯金等等,而且“还可以写上四页”。从这许许多多的著作中我只随便举出汤普逊的一本著作:《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新版)。该书写于1822年,1824年第一次出版。在这本书里也到处都指出,非生产阶级所占有的财富,是对工人产品的扣除,而且措辞相当激烈。

“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人总是力图通过欺骗或诱劝,通过威胁或强迫,使生产工人从事劳动,但只使他得到自己劳动的产品中尽可能小的部分。”(第28页)“为什么工人不应该得到他的劳动的所有全部产品呢?”(第32页)“资本家以地租或利润的名义向生产工人索取的报酬,是以后者使用了土地或其他物品为借口而要求取得的……既然除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一无所有的生产工人,他的生产能力在其上实现或借以实现的一切物质资料,全都归同他的利益相对立的其他人所有,他要进行活动先要取得这些人的同意,所以,他从自己的劳动果实中能够得到多大的部分作为这个劳动的报酬,不是取决于、而且必须取决于资本家的恩典吗?”(第125页)“……和扣除的产品的量成比例,而不管这个产品量叫做租税,利润,还是叫做贼赃”(第126页)等等。

我承认,我写这几行时,不免感到有些惭愧。尽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直接提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英国反资本主义的文献,其中有些著作,如1821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莱文斯顿、霍吉斯金等人的著作,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引用过,可是在德国,人们对这些文献还是一无所知。这还可以容忍。但是,不仅那位在绝望中揪住洛贝尔图斯的衣角而“确实不学无术的”庸俗作家[注:指鲁·迈耶尔。——编者注],而且那位身居要职、“自炫博学”的教授[注:指阿·瓦格纳。——编者注],也把自己的古典经济学忘记到这种程度,竟把那些在亚·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就可以读到的东西,煞有介事地硬说是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窃取来的,——这个事实就证明,官方的经济学今天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那末,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象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

化学史上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纪末,燃素说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一切燃烧的本质都在于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一种另外的、假想的物体,即称为燃素的绝对燃烧质。这种理论曾足以说明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到1774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种气体,“他发现这种气体是如此纯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气和它相比显得污浊不堪”。

他称这种气体为无燃素气体。过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了这种气体,并且证明它存在于大气中。他还发现,当一种物体在这种气体或普通空气中燃烧时,这种气体就消失了。因此,他称这种气体为火气。

“从这些事实中他得出一个结论:燃素与空气的一种成分相结合时{即燃烧时}所产生的化合物,不外就是通过玻璃失散的火或热。”[注: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1877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13页和第18页。]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象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象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这第二卷又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卷更是这样。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而洛贝尔图斯呢?他读了这一切之后,却在其中——象任何有倾向的经济学家一样!——发现“对社会的入侵”[23],发现他自己已经更简单得多、更明了得多地指出了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最后,还发现这一切虽然适用于“今日的资本形式”,即适用于历史地存在的资本,然而不适用于“资本概念”,即不适用于洛贝尔图斯先生关于资本的乌托邦观念。这完全和至死坚持燃素,而不想对氧气有所理解的老普利斯特列一样。只是普利斯特列确实是最早析出氧气的人,而洛贝尔图斯在他的剩余价值中,或者更确切些说,在他的“租”中,只是重新发现了一种陈词滥调。但马克思和拉瓦锡的做法相反,他不屑于说,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是他最早发现的。

洛贝尔图斯在经济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也是这个水平。他把剩余价值搞成乌托邦的做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无意中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一点还要说的话,我已经在该书的德文译本的序言[4]中说到。他把商业危机的原因解释为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这种说法在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卷第四章中已经可以看到。[注:“可见,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越来越缩小,工业就越来越需要到国外市场去寻找销路,但是在那里,它会受到更大的变革的威胁”(即下面接着说到的1817年危机)。《新原理》1819年版第1卷第336页。]只是西斯蒙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注意到世界市场,而洛贝尔图斯的眼界却没有超出普鲁士的国界。洛贝尔图斯关于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的那些思辨议论,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并且已经在这个《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完全澄清了。他的地租理论仍然是他的唯一的财产,在马克思批判这一理论的手稿[24]出版以前,还可以安睡一会。最后,他关于旧普鲁士的土地所有权应该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建议,又是彻头彻尾乌托邦的;这些建议回避了这里谈到的唯一实际问题:旧普鲁士的容克怎样能够做到每年收入比如说两万马克,支出比如说三万马克,而仍然不负债?

1830年左右,李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碰壁了。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的追随者,庸俗经济学,当然更不能解决。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但是,活劳动在和资本进行交换时,它的价值小于所交换的物化劳动。工资,一定量活劳动的价值,总是小于同量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或体现同量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这样来理解,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它由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因而得到了解答。不是劳动有价值。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象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电不能有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它的价值就决定于它作为社会产品所体现的劳动,就等于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因此,劳动力按照它的这种价值来买卖,是和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决不矛盾的。

第二,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末,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因此,这就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李嘉图已经发现了这个矛盾,但是他的学派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洛贝尔图斯也不能不看到这个矛盾,但是他不去解决它,却把它作为他的乌托邦的出发点之一(《认识》第131页)。马克思在《批判》[25]手稿中,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按照《资本论》的计划,这个问题要在第三卷[26]来解决。第三卷的出版,还要过几个月。因此,那些想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贝尔图斯看作马克思的一个卓越先驱者的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有机会可以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那末,我们就愿意同他们继续谈下去。不过他们最好是快一点。这个第二卷的卓越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卷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卷,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等到这个第三卷出版的时候,洛贝尔图斯这个经济学家,就用不着再提了。

马克思多次对我说过,《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献给他的夫人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于伦敦



注释:

[1]指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该书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第4页。

[2]恩格斯本来打算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但没有能够实现。1905—1910年卡·考茨基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俄文新版本。1956—1962年出版了该书德文新版本。——第4页。

[3]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产生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流派。讲坛社会主义者(古斯达夫·施穆勒、路约·布伦坦诺、阿道夫·瓦格纳、卡尔·毕歇尔、威纳尔·桑巴特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他们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企图削弱阶级斗争,提出一些社会改良,以便排除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的影响,并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他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由俾斯麦策划而实行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垄断叫做“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并揭露了它的反动的和反科学的性质。——第10页。

[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5—220页。——第10、23页。

[5]恩格斯指的是洛贝尔图斯1875年3月14日给约·泽勒尔的信,该信1879年第一次在杜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一般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u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自由派的政治经济评论,1844—1943年在杜宾根断续地出版。——第10页。

[6]《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1848—1849年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的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新莱茵报》刊登的对洛贝尔图斯的讲演和活动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16、117、186、187、318、462、468、469页;第6卷第6页。——第12页。

[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第12页。

[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第12页。

[9]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1851年柏林版第87页(J.K.Rodbertus.《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Dritter Brief∶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u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Berlin,1851,S.87)。——第13页。

[1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8章第1节。——第13页。

[11]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31—132页(A.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A new edition in four volumes.London,1843,vol.Ⅰ,p.131,132)。——第14页。

[12]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34页。——第14页。

[1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60页。——第14页。

[14]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72—173页。——第15页。

[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63—64页。——第15页。

[1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册第60—61页。——第15页。

[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568—572页。——第16页。

[1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5页。——第16页。

[19]“不可思议的修鞋匠”——《对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若干说明》(1826年爱丁堡版)(《Some Illustrations of Mr.M’Culloch’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Edinburgh,1826)这一小册子的作者对麦克库洛赫的称呼。这本小册子以莫·马利昂的笔名出版;它的作者是约·威尔逊。——第17页。

[2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1章第1节。——第17页。

[2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21章第1节。——第18页。

[2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页。——第18页。

[23]约·卡·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出版,[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J.K.RodbertusJagetzow.《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atze》.Herausgegeben von Dr.R.Meyer.Berlin,[1881]Bd.Ⅰ,S.111)。——第23页。

[24]指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8章)。——第23页。

[2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8章第3(a)、6节,第10章第A(4—5)、B节,第16章。——第25页。

[2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篇和第2篇。——第25页。


[第二版序言]


[注:本卷中凡是四角括号[]内的话都是德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这里印出的第二版,基本上是按第一版原样翻印的。印刷错误改正了,若干文体上不讲究的地方纠正了,若干短的、内容重复的段落删掉了。

第三卷虽然遇到完全料想不到的困难,但手稿现在也已大体整理就绪。只要我还健康,今年秋天就可以开始付印。


弗·恩格斯

1893年7月15日于伦敦


为了便于查阅,这里把所有采自第Ⅱ—Ⅷ稿的地方,简单综合如下:


第一篇


第31—32页采自第Ⅱ稿。——第32—44页采自第Ⅶ稿。——第44—48页采自第Ⅵ稿。——第48—134页采自第Ⅴ稿。——第134—137页采自读书摘要中的一个注。——第138页到本篇末采自第Ⅳ稿;其中第146—148页有几处采自第Ⅷ稿;第151页和第158页的注采自第Ⅱ稿。


第二篇


本篇开头第171—182页是第Ⅳ稿的结尾。——从这里开始到本篇末第388页全部采自第Ⅱ稿。


第三篇


第十八章:(第389—397页)采自第Ⅱ稿。

第十九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398—432页)采自第Ⅷ稿。

 第三节(第432—434页)采自第Ⅱ稿。

第二十章:第一节(第435—438页)采自第Ⅱ稿,仅最后一段采自第Ⅷ稿。

 第二节(第438—442页)主要采自第Ⅱ稿。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442—470页)采自第Ⅷ稿。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470—487页)采自第Ⅱ稿。

 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488—540页)采自第Ⅷ稿。

 第十三节(第540—550页)采自第Ⅱ稿。

第二十一章:(第551—592页)采自第Ⅷ稿


谢选骏指出:感谢恩格斯的愚蠢,要不是他在他修改编篡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里提到了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剩余价值论这一历史事件,一百五十年之后的中国读者就很难知道这一桩公案了。我真的很奇怪华人的迟钝,这么重要的事关自己命运的事情,居然从来没有人讨论过!仅仅在《百度百科》有段不痛不痒的叙述——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年8月12日—1875年12月6日),也被称呼为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他是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出生于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他推崇劳动价值理论,并从中得出利息和利润的分配形同对劳动阶级的偷窃等结论。


简介

洛贝尔图斯被后人称为“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得名于他在1834年在波美拉尼亚地区亚格措夫购买的一个庄园,从那以后他成为地主阶级,政治思想也渐渐右倾。洛贝尔图斯家族来自接近丹麦的石勒苏益格公国,远祖彼得鲁斯·洛贝尔图斯是一位在德国北部博伦公国供职的牧师。他父亲约翰·克里斯多弗·洛贝尔图斯是一位罗马法法学教授及司法官,外祖父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约翰·奥古斯特·施勒特魏因。洛贝尔图斯3岁的时候他父亲便退职,并迁居至梅克伦堡别捷利茨庄园。洛贝尔图斯在梅克伦堡完成中学课程,以后分别在1823年至1825年和1825至1826年,先后在哥廷根和柏林学习法学。1830年之后,他到了海德堡攻读哲学,他更在这段时间广泛游历了荷兰、法国和瑞士。直至1836年,他定居于两年前购置的亚格措夫庄园,成为容克阶级的一员。

仕途

洛贝尔图斯定居亚格措夫以后,在政界非常活跃,初期甚至可说是步步高升,不过他的政治生涯在1848年革命之后变得黯淡。

1841年当选为州议员。

1847年起担任省自治会骑士阶层代表。稍后又任普鲁士政府的第二届地方自治联合会委员。

1848年参加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尔德内阁,担任文教大臣仅14天。大卫·汉泽曼任财政大臣,实际上是内阁的掌权人。

1848年革命后,洛贝尔图斯入选普鲁士国民议会,属于中间偏左派系。曾经担任“波罗的海地区工人阶级福利同盟”主席。

1848年之后,洛贝尔图斯淡出政坛,专注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他继续从事经济学论著的写作,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阿道夫·瓦格纳和俄国的米哈伊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前者是俾斯麦就任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首相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后者短暂担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财政部长,可见洛贝尔图斯的经济政策对政府政策也产生影响。

洛氏的经济学研究

洛贝尔图斯为劳动价值理论立下三个命题:

一、只有劳动创造的物品才是经济物品。其他物品(如阳光)只要不是由劳动创造,它们就该是自然物品,经济学的目标不应该研究这些自然物品。

二、经济物品主要是劳动的产品。例如谷物的价值在洛贝尔图斯看来,没有一部分是得力于土壤和阳光的贡献。

三、经济物品的成分由劳动产品所构成,以及劳动能创造工具辅助生产。例如谷物的价值不独是犁工的功劳,还应该计算犁具制造者的劳动在内。

洛贝尔图斯打破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领域的垄断,他首先在德国公开倡议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他强调价值的意义只有使用价值。

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博姆-巴维克评价洛贝尔图斯陈述的剥削理论,他认为不论从连贯性或是深度来说要优于马克思。不过庞巴维克本人并不相信任何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理论,他主张资本家是有权得到作为使用资本的报酬——利息,所以称之为“剥削”是荒唐的。

洛贝尔图斯虽然经历过1848年革命,但他并不认为工人展开阶级斗争是正确的。他支持提高工人的工资,不过他反对牺牲地租和利息的收入而转移到工资去,他相信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便能增加工资。他直言:“我们这门科学(政治经济学)最逼切的任务,只是谋求劳动同土地和资本所有权之间的妥协。”洛贝尔图斯处理利息和地租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他承认劳动创造了“租金”(包括利息和地租),可是他又坚称资本家和地主都履行社会功能,有权分享劳动成果。他强调阶级保持和谐:“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保持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权这样一种社会经济阶级的划分情况,一切努力都应当只勇于改变劳动产品的分配”。

恩格斯认为洛贝尔图斯“接近于发现剩余价值”,但基于他的容克地主阶级身份,造成他不能否定地租和利息等收入的合理性。

洛氏的政治立场

洛贝尔图斯的容克地主阶级立场决定了他的政治取态,他的左派身份相当暧昧,主要是因为得自他重视劳动价值理论的经济学观点,但他有别于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他反对采用罢工甚至暴动等手段,让工人阶级争取权益。他认同普鲁士君主制,他希望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君主及其贵族通力合作,保存现有的阶级制度,为日耳曼民族主义服务,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这可从他在《正常工作日》中的论点看出:

不!社会问题不会在街头上,靠罢工、筑街垒或石油……来解决。社会问题有其独有的性质;它犹如含羞草,一遇到粗野的强有力的手就愕然退缩。确立持久的社会和平,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工人阶级与这个政权保持牢固可靠的联盟,事先进行大量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和平时期,在一系列深入结合的基础上,雷厉风行、秩序井然地建立各种制度——这些,就是解决社会问题所需的条件……。如果说保守主义就是保持陈腐的旧事物,无论这旧事物叫作自由主义的或非自由主义的,那末,没有什么比社会问题再不保守的了。如果说保守主义就是加强君主制国家政权,进行和平的改良工作,使社会各阶级在光辉的各得其所的原则保护和指导下相安无事,那末,没有什么比社会问题再保守的了。

洛贝尔图斯相信可以依靠立法解决他所谓的“社会问题”,即改变阶级的经济分配制度,而无需要彻底推翻现存制度。他强调在非冲突的条件下帮助工人阶级,让其和普鲁士政府保持团结,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

像马克思这些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看来,洛贝尔图斯把工人阶级的斗争看成是一般的社会问题,简直是不可理喻。1885年恩格斯跟考茨基的通信称:“一切资产阶级分子现在都聚集在洛贝尔图斯的周围”,其时洛贝尔图斯已逝,恩格斯的说话意即洛贝尔图斯的经济理论和政治主张给了德国的资产阶级指导。

洛氏争执

洛贝尔图斯没有提出任何有关工资的理论,但他却常常谈论工资铁律,甚至跟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斐迪南·拉萨尔争论谁先发现工资铁律。事实上,工资铁律与他们两人毫不相干,最先提出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他私底下跟友人通信时称他的理论“被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满不坏地予以利用……,当然,并未说明是摘引我的话。”他认为马克思把他“洗劫一空”。他自认早于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

著作列表

《工人阶级的要求》(Die Forderungen der arbeitenden Klasse )(1837年)

《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五大原理》(Zur Erkenntniss unserer staatswirtschaftlichen Zust&auml;nde )(1842年)

《普鲁士货币危机》(1845年)

《皮罗—喀麦罗先生的最新地租》(1847年)

《致基尔希曼的社会书信》(Soz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或译作《致克尔其门的社会书简》,英文版称为《生产过剩与危机》,合共4篇。1850年发表前两篇,一年后发表第三篇,洛贝尔图斯逝世后第四篇(名为“资本”)才发表)

《论给予地主的信贷》(Die Handelskrisen und die Hypothekennot der Grundbesitzer )(1858年)

《论对当前土地占有的信贷困难的阐述和救济办法》(Zur Erkl&auml;rung und Abhilfe der heutigen Kreditnot des Grundbesitzes)(或译作《现代地产信用券的说明及其补救》)(1868年-1869年)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简与社会政治论文集》(Briefe und sozialpolitische Aufs&auml;tze von Rodbertus)(1885年)

《古代国民经济学研究》

《正常工作日》

《农民之声》

《社会问题解说》


谢选骏指出:恩格斯说“马克思不知道”云云,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洗白,反而突出了“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剩余价值论”这一事件。其实马克思要是真的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必偷偷摸摸的,而应大方承认自己沿袭了前人的思想,毕竟洛贝尔图斯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方面的前辈学者。


谢遐龄评论:價值理論根本毛病出在價值之計算。這個理論體現了資產階級立場,就是說,沒有把自己的貢獻算在價值裏面。價值以工人的勞動時間計算,實際上是不完全的,或者說,只是早期單個勞動,農民或手工業者,他們的立場。這是沒有資本家組織生產的歷史階段。有組織之後,忽略了組織者的貢獻。因而這個理論的毛病出在起初、基礎——以工人勞動時間為價值尺度。

資本增殖的秘密——資本怎麼會增殖?M看到購買勞動力的費用與勞動力產生的價值之間的差。因而他把資本增殖歸因於勞動。正確的觀點是投入與產出之差。而投入的不僅僅是購買勞動力。市場調研、技術創新、組織過程、生產場所【廠房、土地、生產設備等】,都須投入。這就是說,資本之所以增殖有多個要素,不僅僅勞動一項。而且起主導作用的是領袖——資本家。如果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那麼,創新型資本家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谢选骏:恩格斯伙同马克思的女儿制作马克思遗著



《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序言》报道:

第四版序言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怎样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技术性的。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D. H.》。[27]

最近出版英文版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它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札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28]。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由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29]

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的话(这句话引用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30]中,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0—671页上再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31]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由于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32]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尽量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还恰恰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不过,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象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设法暗地里使争论的问题转向新的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象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在这两种报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显而易见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性,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惯例”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作者好象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一些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错,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名是塞德莱·泰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作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小说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33],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做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归结到原来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莱·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确地推断,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推断,据说整个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很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根本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那他就根本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控告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象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象得到,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象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于伦敦 





[1]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从四十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页)

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研究经济文献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进行的最初的研究反映在以下这些著作里:《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就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一切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

1848-1849年急风暴雨般的革命事件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8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他才继续进行这―研究。他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了国民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英国当时的经济,因为英国当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有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以及农艺学和农业化学的问题。

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马克思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产生了恶果——他身患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进入研究工作的完成阶段——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

1857年8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看来是未来《资本论》的草稿。1857年11月,马克思拟定了他的著作的计划,后来又对该计划作了详细的和重要的修改。他把这部批判各种经济范畴的著作分为六册:

(1)资本(包括一些导言性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预定第一册(《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b)资本的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又分为三章:(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三章后来成了全部著作分为三卷《资本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史和社会主义史打算成为另一部著作的对象。同时马克思决定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未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马克思为第一分册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货币的一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出版。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二分册,即上述构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里重新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是不久,由于必须在报刊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蔑性攻击和做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开始写篇幅巨大的手稿,到1863年年中才完成。手稿共二十三本,约二百印张,标题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同。这一手稿的绝大部分(第VI—XV本和第XVIII本)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构成《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在头五本以及部分地在第XIX—XXIII本中,叙述了《资本论》第一卷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阐述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学说,并涉及了一系列其他问题。第XIX本和第XX本,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用了极其丰富的技术史资料,对资本主义工业中机器的使用作了十分详细的经济分析。第XXI—XXIII本阐述同《资本论》各卷(包括第二卷)有关的各种问题。第XVI本和第XVII本专门阐述第三卷的问题。因此,1861—1863年手稿多少都触及了所有四卷《资本论》的问题。

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依照他过去分为三部分写的《资本一般》这一篇所拟定的计划来安排全书的结构。手稿的历史批判部分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也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著作,然后再出版。

为此,马克思继续致力于自己的著作,特别是致力于1861—1863年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统计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接着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著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年1月)之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不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扼要地复述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内容中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而在第一版中,是在第一章(《商品和货币》)中加以叙述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9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一卷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二版(1872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对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译本作了相当大的加工和校订。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他的工作。马克思的极度的科学的认真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断地回头做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

《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1887年出版、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三版(1883年)和第四版(1890年〕。此外,在马克思已逝世而恩格斯尚在世的时候,曾先后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下列各种版本:三个伦敦版英文本(1888、1889和1891年)、三个纽约版英文本(1887、1889和1890年)、巴黎版法文本1:1885年〉,哥本哈根版丹麦文本01885年、马德里版西班牙文本01886年;1,都灵版意大利文本1:1886年〉,莱比锡版波兰文本(1884—1889年)、阿姆斯特丹版荷兰文本(1894年),以及许多其他的不完全的版本。

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时(1890年),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现在全世界都根据德文第四版再版和翻译这部著作。——第7页。


[2] 指《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章,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再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一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一篇。——第7页。


[3] 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4],也包含着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


[4] 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一书的第三章。——第7页。


[5]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亊情(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一首。——第8,296页。


[6]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第12、542页。


[7]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套用了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五首歌中的一句话。——第13页。


[8] 济·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S. Mayer.《Die sociale Frage in Wien. Studie eines《Arbeitgebers》》. Wien, 1871)。——第15页。


[9]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1890年)中,这篇跋的头四段被删掉。本版把它全文刊印。——第15页。


[10] 第3版和第4版中是:毫无希望的。——编者注


[11] 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12]。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1页。——第16页。


[13] 反谷物法同盟是1838年由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创立的。为了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盟争取废除了为迎合土地贵族而实行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1815年实行的谷物法规定,在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个法律作了某些形式上的修改。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按照这个制度,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相反,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同盟争取废除谷物法,确立自由贸易,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雇佣工人的工资。贸易自由的口号被同盟广泛利用于蛊惑性的宣传,说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谷物法于1846年被废除。——第17页。


[14] 指约·狄慈根的文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载于《民主周报》1868年第31、34、35和36号。1869—1876年该报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第18页。


[15] 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没有人会比我本人更严厉地评论《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16] 这里指1867—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在1868年11—12月的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别尔提。——第19页。


[17] 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第19页。


[18] 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第20页。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10页。——第20页。


[20]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第24页。


[21]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是1872年至1875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的。——第30页。


[22] “新三分之二”是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在一些德意志公国中流通的一种银币,值三分之二塔勒。——第31页。


[23]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各章的编号同德文版不一致。——第34页。


[24]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莫·约·鲁瓦译,全文由作者校阅,由拉沙特尔在巴黎出版。这个译本,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德文第2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


[25]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上曾提出决议案:“鉴于我们徒然等了40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决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即21票赞成,22票反对。——1886年11月1日《旗帜晚报》。


[26] “维护奴隶制的叛乱”是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导致了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第37、317、468页。


[27] 本卷括在花括号{}里,并注有弗·恩·。——编者注


[28] 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第39,656页。


[29] 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攻击他故意捏造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攻击,恩格斯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布伦坦诺contra 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这部著作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7—213页;)。——第39页。


[30] 见《马克恩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14页。——第40页,


[31] 本卷引文中凡是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32] 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时是指下面这件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第41页。


[33] 恩格斯套用了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说的一句话。这个福斯泰夫曾讲述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五十个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第43页。


【谢选骏指出:恩格斯伙同马克思的女儿想要修补马克思的漏洞、美化马客死的遗容,不遗余力地制作马克思遗著——同时却咒骂别人“自欺欺人”。这明显是在进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论战,而不是任何意义的科学研究。】


谢选骏:马克思内心的封闭、压抑、悲催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报道:


关于《资本论》英译本的出版,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了。但是鉴于本书阐述的理论几年前就已经为英美两国的定期刊物和现代著作经常提到,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倒是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英译本延迟到今天才出版。

作者于1883年逝世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实需要一个英文版本,当时赛米尔·穆尔先生(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同意担任马克思的遗著处理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译本的翻译工作。我们商定,由我对照原文校订译稿,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穆尔先生本身的业务使他不能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翻译工作,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议,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夫人建议,由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除了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译的:1.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2.第六篇(工资,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3.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决定积累量的情况)至本书结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4.作者的两篇序言[23]。其余部分全是穆尔先生翻译的。因此,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

我们全部译文所依据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1883年利用作者遗留的笔记整理的,笔记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应当改成1873年法文版标出的文句[24]。第二版原文中这样修改的地方,和马克思曾经为一个英译本(大约十年前在美国有人打算出版的一个英译本,但主要由于没有十分合适的译者而作罢)所写的许多书面指示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体相同。这份手稿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新泽西州霍布根的弗·阿·左尔格提供给我们的。手稿指出,还有一些地方应该按照法文版进行补充;但是因为这份手稿是早在马克思对第三版作最后指示的前几年写的,所以我不敢随便利用它,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疑难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因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至于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或者说,这种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我们这个译本只包括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但这第一卷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著作,并且二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1885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卷,由于没有第三卷,显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卷在1887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卷德文原稿刊行时,再考虑准备第二、三两卷的英文版也为时不晚。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但这并不是一切。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动,——没有生产的从而没有市场的经常而迅速的扩大,这种运动就不可能进行,——已趋于停滞。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甚至曼彻斯特对自己这个昔日的经济福音也发生了怀疑[25]。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到处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不仅在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上,而且在中立市场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峡的此岸都是这样。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26]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11月5日 






第四版序言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怎样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技术性的。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D. H.》。[27]

最近出版英文版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它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札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28]。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由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29]

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的话(这句话引用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30]中,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0—671页上再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31]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由于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32]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尽量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还恰恰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不过,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象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设法暗地里使争论的问题转向新的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象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在这两种报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显而易见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性,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惯例”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作者好象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一些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错,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名是塞德莱·泰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作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小说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33],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做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归结到原来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莱·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确地推断,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推断,据说整个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很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根本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那他就根本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控告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象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象得到,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象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于伦敦 





[1]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从四十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页)

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研究经济文献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进行的最初的研究反映在以下这些著作里:《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就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一切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

1848-1849年急风暴雨般的革命事件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8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他才继续进行这―研究。他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了国民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英国当时的经济,因为英国当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有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以及农艺学和农业化学的问题。

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马克思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产生了恶果——他身患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进入研究工作的完成阶段——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

1857年8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看来是未来《资本论》的草稿。1857年11月,马克思拟定了他的著作的计划,后来又对该计划作了详细的和重要的修改。他把这部批判各种经济范畴的著作分为六册:

(1)资本(包括一些导言性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预定第一册(《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b)资本的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又分为三章:(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三章后来成了全部著作分为三卷《资本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史和社会主义史打算成为另一部著作的对象。同时马克思决定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未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马克思为第一分册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货币的一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出版。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二分册,即上述构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里重新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是不久,由于必须在报刊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蔑性攻击和做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开始写篇幅巨大的手稿,到1863年年中才完成。手稿共二十三本,约二百印张,标题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同。这一手稿的绝大部分(第VI—XV本和第XVIII本)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构成《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在头五本以及部分地在第XIX—XXIII本中,叙述了《资本论》第一卷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阐述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学说,并涉及了一系列其他问题。第XIX本和第XX本,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用了极其丰富的技术史资料,对资本主义工业中机器的使用作了十分详细的经济分析。第XXI—XXIII本阐述同《资本论》各卷(包括第二卷)有关的各种问题。第XVI本和第XVII本专门阐述第三卷的问题。因此,1861—1863年手稿多少都触及了所有四卷《资本论》的问题。

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依照他过去分为三部分写的《资本一般》这一篇所拟定的计划来安排全书的结构。手稿的历史批判部分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也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著作,然后再出版。

为此,马克思继续致力于自己的著作,特别是致力于1861—1863年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统计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接着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著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年1月)之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不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扼要地复述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内容中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而在第一版中,是在第一章(《商品和货币》)中加以叙述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9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一卷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二版(1872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对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译本作了相当大的加工和校订。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他的工作。马克思的极度的科学的认真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断地回头做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

《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1887年出版、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三版(1883年)和第四版(1890年〕。此外,在马克思已逝世而恩格斯尚在世的时候,曾先后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下列各种版本:三个伦敦版英文本(1888、1889和1891年)、三个纽约版英文本(1887、1889和1890年)、巴黎版法文本1:1885年〉,哥本哈根版丹麦文本01885年、马德里版西班牙文本01886年;1,都灵版意大利文本1:1886年〉,莱比锡版波兰文本(1884—1889年)、阿姆斯特丹版荷兰文本(1894年),以及许多其他的不完全的版本。

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时(1890年),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现在全世界都根据德文第四版再版和翻译这部著作。——第7页。


[2] 指《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章,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再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一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一篇。——第7页。


[3] 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4],也包含着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


[4] 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一书的第三章。——第7页。


[5]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亊情(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一首。——第8,296页。


[6]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第12、542页。


[7]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套用了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五首歌中的一句话。——第13页。


[8] 济·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S. Mayer.《Die sociale Frage in Wien. Studie eines《Arbeitgebers》》. Wien, 1871)。——第15页。


[9]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1890年)中,这篇跋的头四段被删掉。本版把它全文刊印。——第15页。


[10] 第3版和第4版中是:毫无希望的。——编者注


[11] 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12]。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1页。——第16页。


[13] 反谷物法同盟是1838年由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创立的。为了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盟争取废除了为迎合土地贵族而实行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1815年实行的谷物法规定,在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个法律作了某些形式上的修改。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按照这个制度,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相反,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同盟争取废除谷物法,确立自由贸易,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雇佣工人的工资。贸易自由的口号被同盟广泛利用于蛊惑性的宣传,说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谷物法于1846年被废除。——第17页。


[14] 指约·狄慈根的文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载于《民主周报》1868年第31、34、35和36号。1869—1876年该报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第18页。


[15] 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没有人会比我本人更严厉地评论《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16] 这里指1867—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在1868年11—12月的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别尔提。——第19页。


[17] 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第19页。


[18] 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第20页。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10页。——第20页。


[20]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第24页。


[21]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是1872年至1875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的。——第30页。


[22] “新三分之二”是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在一些德意志公国中流通的一种银币,值三分之二塔勒。——第31页。


[23]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各章的编号同德文版不一致。——第34页。


[24]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莫·约·鲁瓦译,全文由作者校阅,由拉沙特尔在巴黎出版。这个译本,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德文第2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


[25]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上曾提出决议案:“鉴于我们徒然等了40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决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即21票赞成,22票反对。——1886年11月1日《旗帜晚报》。


[26] “维护奴隶制的叛乱”是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导致了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第37、317、468页。


[27] 本卷括在花括号{}里,并注有弗·恩·。——编者注


[28] 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第39,656页。


[29] 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攻击他故意捏造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攻击,恩格斯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布伦坦诺contra 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这部著作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7—213页;)。——第39页。


[30] 见《马克恩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14页。——第40页,


[31] 本卷引文中凡是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32] 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时是指下面这件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第41页。


[33] 恩格斯套用了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说的一句话。这个福斯泰夫曾讲述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五十个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第43页。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但是生前却没有看到《资本论》的英文版。那不是一个互联网贯通世界的时代,那不是一个各国语言可以通过翻译软件随意阅读的世界——可以想见他内心的封闭、压抑、悲催。所以我说,必须从“马客死”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才比较妥当。】


谢选骏:马克思的谎言到理论需要十六年成长


马克思不幸已不能亲自进行这个第三版的付印准备工作。这位大思想家——现在,连反对他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了——已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个相交四十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他给我的教益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现在,不论出版这个第三版的任务,还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的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了。在这里,我应该告诉读者,我是怎样履行前一项任务的。

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当时出版的法文版[21]中已有的增补收了进去。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个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法文本,其中准确地标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这些修改和增补,除少数外,都属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资本的积累过程那一篇。旧版的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于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过比较彻底的修改。因此,这一篇的文体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一气呵成,但也更不讲究,夹杂英文语气,有不明确的地方;叙述过程中间或有不足之处,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

说到文体,马克思亲自彻底校订了许多章节,并且多次作过口头指示,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去取舍英文术语和英文语气。马克思一定还会修改那些增补的地方,并且用他那精练的德语代替流畅的法语;而我只要把它们移译过来,尽量和原文协调一致,也就满足了。

因此,在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我也没有想到把德国经济学家惯用的一些行话弄到《资本论》里面来。例如,这样一种费解的行话:把通过支付现金而让别人为自己劳动的人叫做劳动给予者,把为了工资而让别人取走自己的劳动的人叫做劳动受取者。法文travail〔劳动〕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职业”的意思。但是,如果有个经济学家把资本家叫做donneur de travail〔劳动给予者〕,把工人叫做receveur de travail〔劳动受取者〕,法国人当然会把他看作疯子。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处使用的英制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换算成新德制单位。在第一版出版时,德制度量衡种类之多,犹如一年的天数那样,马克有两种(帝国马克当时还只存在于泽特贝尔的头脑中,这是他在三十年代末发明的),古尔登有两种,塔勒至少有三种,其中一种以“新三分之二”[22]为单位。在自然科学上通用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场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际例证的著作来说,采用英制计量单位是很自然的。这后一种理由直到今天还有决定意义,尤其因为世界市场上的有关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至今通用的还几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说明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跋中所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

第二卷可望在1884年出版。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1883年11月7日于伦敦 


【谢选骏指出:从1867年7月25日的第一卷第一版到1883年11月7日第一卷第三版,拖拖拉拉十六年的时间,马克思都无法完成《资本论》的第二三卷,这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根本无法成立。但是,十六年工人运动的重复捧场,已经使得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的谎言,成为了“伟大的”理论。谎言到理论需要十六年成长——这也合乎一般思想传播的频率,需要半个世代的时间。】


谢选骏:《资本论》只是“辩证法演义”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劝我说,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详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要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时,发现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1871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就要付印。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8]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9]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达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妨碍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我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10]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11]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13]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象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时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单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14])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15]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三千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16]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17]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18])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末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19],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20],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24日于伦敦 


【谢选骏指出:卡尔·马克思的上述自供状清楚表明,他们杜撰的《资本论》与其说是“经济学著作”,不如说是“辩证法演义”。】


谢选骏:诺贝尔奖黔驴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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