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克思内心的封闭、压抑、悲催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报道：

关于《资本论》英译本的出版，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了。但是鉴于本书阐述的理论几年前就已经为英美两国的定期刊物和现代著作经常提到，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倒是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英译本延迟到今天才出版。

作者于1883年逝世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实需要一个英文版本，当时赛米尔·穆尔先生（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同意担任马克思的遗著处理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译本的翻译工作。我们商定，由我对照原文校订译稿，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穆尔先生本身的业务使他不能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翻译工作，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议，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夫人建议，由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除了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译的：1.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2.第六篇（工资，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3.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决定积累量的情况）至本书结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4.作者的两篇序言[23]。其余部分全是穆尔先生翻译的。因此，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

我们全部译文所依据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1883年利用作者遗留的笔记整理的，笔记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应当改成1873年法文版标出的文句[24]。第二版原文中这样修改的地方，和马克思曾经为一个英译本（大约十年前在美国有人打算出版的一个英译本，但主要由于没有十分合适的译者而作罢）所写的许多书面指示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体相同。这份手稿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新泽西州霍布根的弗·阿·左尔格提供给我们的。手稿指出，还有一些地方应该按照法文版进行补充；但是因为这份手稿是早在马克思对第三版作最后指示的前几年写的，所以我不敢随便利用它，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疑难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因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至于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或者说，这种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我们这个译本只包括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但这第一卷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著作，并且二十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1885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卷，由于没有第三卷，显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卷在1887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卷德文原稿刊行时，再考虑准备第二、三两卷的英文版也为时不晚。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但这并不是一切。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动，——没有生产的从而没有市场的经常而迅速的扩大，这种运动就不可能进行，——已趋于停滞。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甚至曼彻斯特对自己这个昔日的经济福音也发生了怀疑[25]。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到处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不仅在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上，而且在中立市场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峡的此岸都是这样。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无止境的经常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26]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11月5日　

第四版序言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怎样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技术性的。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D. H.》。[27]

最近出版英文版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它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札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28]。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由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29]

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的话(这句话引用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30]中，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0—671页上再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31]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由于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32]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尽量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还恰恰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不过，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象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设法暗地里使争论的问题转向新的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象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在这两种报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显而易见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性，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惯例”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作者好象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一些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错，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名是塞德莱·泰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作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小说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33]，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做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归结到原来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莱·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确地推断，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推断，据说整个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很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根本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那他就根本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控告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象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象得到，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象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于伦敦　

[1]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从四十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5页）

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研究经济文献的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进行的最初的研究反映在以下这些著作里：《1844年的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就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一切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

1848-1849年急风暴雨般的革命事件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8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他才继续进行这―研究。他深刻而全面地研究了国民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英国当时的经济，因为英国当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有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以及农艺学和农业化学的问题。

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马克思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产生了恶果——他身患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进入研究工作的完成阶段——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

1857年8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看来是未来《资本论》的草稿。1857年11月，马克思拟定了他的著作的计划，后来又对该计划作了详细的和重要的修改。他把这部批判各种经济范畴的著作分为六册：

（1)资本（包括一些导言性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对外贸易；（6）世界市场。预定第一册（《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b）资本的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又分为三章：（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三章后来成了全部著作分为三卷《资本论》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史和社会主义史打算成为另一部著作的对象。同时马克思决定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未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马克思为第一分册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货币的一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出版。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二分册，即上述构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里重新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是不久，由于必须在报刊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蔑性攻击和做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开始写篇幅巨大的手稿，到1863年年中才完成。手稿共二十三本，约二百印张，标题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同。这一手稿的绝大部分（第VI—XV本和第XVIII本)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构成《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在头五本以及部分地在第XIX—XXIII本中，叙述了《资本论》第一卷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阐述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学说，并涉及了一系列其他问题。第XIX本和第XX本，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引用了极其丰富的技术史资料，对资本主义工业中机器的使用作了十分详细的经济分析。第XXI—XXIII本阐述同《资本论》各卷（包括第二卷）有关的各种问题。第XVI本和第XVII本专门阐述第三卷的问题。因此，1861—1863年手稿多少都触及了所有四卷《资本论》的问题。

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依照他过去分为三部分写的《资本一般》这一篇所拟定的计划来安排全书的结构。手稿的历史批判部分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也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著作，然后再出版。

为此，马克思继续致力于自己的著作，特别是致力于1861—1863年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统计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接着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著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年1月）之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不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扼要地复述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内容中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而在第一版中，是在第一章（《商品和货币》）中加以叙述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9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一卷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二版（1872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对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译本作了相当大的加工和校订。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他的工作。马克思的极度的科学的认真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断地回头做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

《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1887年出版、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三版（1883年）和第四版（1890年〕。此外，在马克思已逝世而恩格斯尚在世的时候，曾先后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下列各种版本：三个伦敦版英文本（1888、1889和1891年）、三个纽约版英文本（1887、1889和1890年）、巴黎版法文本1：1885年〉，哥本哈根版丹麦文本01885年、马德里版西班牙文本01886年；1，都灵版意大利文本1：1886年〉，莱比锡版波兰文本（1884—1889年）、阿姆斯特丹版荷兰文本（1894年），以及许多其他的不完全的版本。

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时（1890年），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现在全世界都根据德文第四版再版和翻译这部著作。——第7页。

[2] 指《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第一章，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再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一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一篇。——第7页。

[3] 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4]，也包含着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

[4] 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konomische Julian, oder: 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一书的第三章。——第7页。

[5]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亊情（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引自贺雷西《讽刺诗集》第一卷第一首。——第8，296页。

[6]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第12、542页。

[7]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套用了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五首歌中的一句话。——第13页。

[8] 济·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S. Mayer.《Die sociale Frage in Wien. Studie eines《Arbeitgebers》》. Wien, 1871）。——第15页。

[9]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1890年）中，这篇跋的头四段被删掉。本版把它全文刊印。——第15页。

[10] 第3版和第4版中是：毫无希望的。——编者注

[11] 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12]。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1页。——第16页。

[13] 反谷物法同盟是1838年由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创立的。为了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盟争取废除了为迎合土地贵族而实行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1815年实行的谷物法规定，在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个法律作了某些形式上的修改。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按照这个制度，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相反，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同盟争取废除谷物法，确立自由贸易，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雇佣工人的工资。贸易自由的口号被同盟广泛利用于蛊惑性的宣传，说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谷物法于1846年被废除。——第17页。

[14] 指约·狄慈根的文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载于《民主周报》1868年第31、34、35和36号。1869—1876年该报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第18页。

[15] 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没有人会比我本人更严厉地评论《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16] 这里指1867—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在1868年11—12月的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别尔提。——第19页。

[17] 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第19页。

[18] 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第20页。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8—10页。——第20页。

[20]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第24页。

[21]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是1872年至1875年在巴黎分册出版的。——第30页。

[22] “新三分之二”是十七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在一些德意志公国中流通的一种银币，值三分之二塔勒。——第31页。

[23]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各章的编号同德文版不一致。——第34页。

[24]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莫·约·鲁瓦译，全文由作者校阅，由拉沙特尔在巴黎出版。这个译本，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德文第2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

[25]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上曾提出决议案：“鉴于我们徒然等了40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决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即21票赞成，22票反对。——1886年11月1日《旗帜晚报》。

[26] “维护奴隶制的叛乱”是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的一次叛乱，这次叛乱导致了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第37、317、468页。

[27] 本卷括在花括号｛｝里，并注有弗·恩·。——编者注

[28] 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第39，656页。

[29] 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攻击他故意捏造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攻击，恩格斯专门写了一部著作《布伦坦诺contra 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这部著作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107—213页；)。——第39页。

[30] 见《马克恩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14页。——第40页，

[31] 本卷引文中凡是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32] 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时是指下面这件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第41页。

[33] 恩格斯套用了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说的一句话。这个福斯泰夫曾讲述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五十个人（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第43页。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但是生前却没有看到《资本论》的英文版。那不是一个互联网贯通世界的时代，那不是一个各国语言可以通过翻译软件随意阅读的世界——可以想见他内心的封闭、压抑、悲催。所以我说，必须从“马客死”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才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