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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8日星期二

鸦片由伶仃洋输入,南宋在伶仃洋灭亡,两者在伶仃洋呼应,似有冥冥中的天理定数

网文《第一次鸦片战争》报道:


第一次鸦片战争(First Opium War)英国经常称第一次英中战争(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战争”,是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t)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

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背景

19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建立了“日不落”帝国。而它在亚洲下一个主要的侵略目标就是中国。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曾经的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地阻碍着新的现代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非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在全国成为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列强扩张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英、法、美各国却在迅速发展。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殖民者奔走于全球各地”,努力寻找新的资源及产品生存空间。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封建儒家奴化教育下的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选择的最佳对象。

起因·贸易顺差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能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英国人希望中国能开放贸易。但英国出口的羊毛、呢绒等工业制品在中国却不受青睐,乾隆皇帝甚至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乏,没必要与英国进行贸易,这使中英贸易为英国带来庞大的贸易逆差(入超)。而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使英国大为不满。 

鸦片输入

工业革命后,英国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虎门销烟

鸦片贸易给英国、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派“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勒令外国烟贩交出所有鸦片,并承诺不要再贩卖,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于6月3日-6月25日将大部分法律上属于英国人的鸦片库存全部销毁。英国把禁烟行动看成侵犯私人财产,觉得不可容忍,促成战争的爆发。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识界的士人与他同一阵线,召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1.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2.零售商;3.过去禁烟弊端;4.禁绝之法。”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在现场观看的广州城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过程·战前情况

1839年7月,九龙尖沙咀村发生林维喜案。英国水兵在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手,义律却自己轻判了事。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下令禁止一切贸易,派兵进入澳门,更进一步驱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作出“派遣舰队去中国海”的决定,虽然依据中国法律英国人无权在中国领土上存放鸦片。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根据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港,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1月8日英国“窝拉疑”号舰长宣布,自1月15日起,封锁广州口岸与珠江口。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谓正密切注意英人在华利益及国家尊严。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向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 

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英军总司令。

4月,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军事行动,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 

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包括第18皇家爱尔兰联队、第26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49孟加拉联队、孟加拉工兵团和马德拉斯工兵团等)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该舰队有战舰16艘(其中3艘为装备有74门大炮的大型军舰),蒸汽军舰4艘,运输舰船28艘。战争爆发后,英国从本土又不断增援。除去被替换回国的舰船外,到1842年8月战争结束时,侵华英军战舰达25艘,蒸汽舰船15艘,医院船、测量船、运输船共60余艘。

英国出兵的深层原因据罗兹·墨菲的分析,则是为了拥有与巨大的中国市场自由贸易的机会,从而能够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够承认英国是平等国家。而中国因传统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贡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态度,使英国无法容忍遭受轻视或忽视和遭受排挤,中国的态度在当时已经进入近代世界的国际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英国将中国的拒绝看作是落后的表现,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种必要时诉诸武力把中国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认为这对双方都会带来利益。正是双方的自大,导致了正面冲突的爆发。

英军首次北上

战争爆发之初,中方只视英军为蛮夷,认为不具威胁。1840年6月,英军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领兵到达广州海面,并根据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指示,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今属福建)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为前进据点。此时,中国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弛。8月,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本来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10月,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英军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

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帅船、拖船沉毁11艘。琦善被迫让步,1月25日与义律签订《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林则徐被发配新疆,他虽上书道光,力言必须禁烟和重视海防,但被道光斥为一片胡言。不过《穿鼻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清帝批准,而琦善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

民众抗击英国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清军作战,并自发地坚持反侵略斗争。侵略军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当地人民的抗击。英军攻陷厦门,当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英军,迫使侵略军退守鼓浪屿。英军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组织“黑水党”,狠狠地打击英军。侵略军进犯长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种方式袭击英军,阻止英国舰队前进。 

虎门广州之战(1840.12~1841.8)

1840年12月,琦善与义律在广东开始谈判。由于英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签订,使道光帝大为不满,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职,派奕山、隆文和杨芳赴广东指挥作战。1841年1月7日,英军也不满谈判的进展,义律先下手为强,出动海陆军攻占虎门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虎门之战。

道光闻讯下令对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2月23日进攻虎门炮台,虽然部队英勇抵抗,但不敌英军,虎门炮台最终失陷。2月26日,英军又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5月21日,奕山令水陆军1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英船,掷火焚烧。5月22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清军溃退。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广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在此形势下,奕山等竖起白旗求和,接受英方条件,签订《广州和约》,英国不但不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期间广州民间反英气氛炽热,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里一带民众自发武装起来进行抗英斗争。而奕山为了不被皇帝惩罚,便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

英军再次北上

英国政府对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即第三次厦门之战),旋北进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军以疾疫流行,放弃定海),10日陷镇海(今属宁波),13日占宁波。时英军兵力不足,遂停止进攻,等待援军。

厦门、浙东兵败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1842年3月,奕经以兵力已足,决定水陆同时反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3月10日夜,清军对宁波、镇海分别发起反击,接战均不利,纷纷撤回原驻地。进攻定海因风潮不顺而延期。3月15日驻宁波英军乘势反攻慈溪(今慈城镇)和城西大宝山等地,清军大败,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见久经准备的浙东反攻又告失败,遂调盛京将军耆英赶赴江南,准备与英军媾和(见浙东之战)。

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广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军,闯入三元里骚扰抢劫。当地群众奋起抗击,打死英军数名。随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庙集合,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同时,还联络了附近的数千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大刀、长矛,冒雨迎敌。而此时英军仅仅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连。英军被困在牛栏岗,天降大雨,火药受潮,无法发挥出威力,展开肉搏战,一名英军死亡。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不怕雨天)前来增援。被围困两小时之后,英军撤退至四方炮台。第二天清晨,2万多民众高举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余保纯,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主力英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余保纯清楚双方实力,也知道英军的枪炮不会永远受潮,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担上卖国贼的恶名,但实际上,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这种做法很明智。三元里抗英后,广东人民又以“社学”的形式,组织武装力量,开展反侵略斗争。

清军溃退

英国政府认为《穿鼻草约》所获权益太少,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来华为全权代表,扩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军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屿、厦门、定海、镇海(今宁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总兵葛云飞及四千将士战死,英军也损失惨重。英军后来又攻打长江的门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鉴逃走,东炮台被攻陷,陈化成与部下死守西炮台,孤军作战,直至战死。吴淞的失利,使英军军舰开入长江。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自闻乍浦、吴淞不守,认为汉人通敌,纵兵杀害汉人。7月21日,英军6600余人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越城而入,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英军死37人伤129人,旗兵死约600人,海龄自杀。全城惨遭焚掠,废墟一片。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向英军交纳五十万两赎城费,免受军事占领。8月4日,英军直逼南京,清廷处于不利位置。

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3月11日,英军分遣舰队还多次对台湾进行侵犯。由于守军准备充分,战术巧妙,取得了整个战争中罕见的胜利,仅俘获英军就有182人(见台湾抗英斗争)。

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发起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此后,英援军相继到达长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会,以舰船73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运河。7月21日,英陆军6900余众,发起镇江之战,遭顽强抗击,被击毙击伤169人后攻陷镇江。8月4日,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随后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被迫在静海寺、上江考棚等处与英军议和。在谈判期间,由于英军的恶行引发了地方性的靖江保卫战,侵略者死伤13人后败退(从台湾、靖江之战看来,当今记载的英军伤亡数字不无可疑之处)。

1842年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是中国军民抗击西方列强的第一次战争,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决策多变,将帅不善指挥,战法呆板,加之武器装备落后,终为英军所败。鸦片战争的实践表明,满清军队不能战胜欧洲军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 

南京条约签订

1842年,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8月29日,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满足了英国大多数的要求。主要内容: 

割香港岛给英国。(丧失领土主权)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丧失贸易主权)

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2100万元的成分是: 600万赔偿鸦片,300万偿还英商债务,1200万英军军费。(大量白银外流)

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丧失关税主权)

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丧失贸易主权)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列强不欲英国坐大,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签署了《虎门条约》,重新规定了英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影响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得到了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两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以及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法国接踵而来,乘机索取特权,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开始经受更加深重的苦难,中国人民面临着更为复杂曲折的斗争。 

政治

清政府开始一步步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鸦片战争的胜败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科技以军事为主的巨大差距,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社会危机四伏,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技,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许多有学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开始对于西方科技的进步注意,并著书介绍西方事物。然而包括朝廷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清廷的战败并没有使其进行改革,反而继续行保守的闭关政策,引致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出现洋务运动等的自强救国运动。

经济

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一定程度上致使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清廷对于《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反应并不激烈,反而对中英两国文件采用平等体制感到不安。但是经济上,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同时也对外国开放了中国市场。

五口通商后,清朝海关及税率被英国控制,关税主权受到破坏,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五的低税率,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无法保障中国国内工商业的发展。鸦片继续销售,白银外流,银价上涨,银贵钱贱的情况更加严重。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品大增,1837年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价值为90多万英镑,到1845年已到达239万4千英镑。随着外商在华投资建厂,刺激了国内一批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投资近代工业的欲望。

新开的五个条约口岸中,长江口的上海最接近主要出口物资丝绸和茶叶的产地,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同时是国内南北海运的中间站,原在广州的英美商人及其雇佣的买办蜂拥而至,开设洋行。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后来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为纪念《南京条约》开放上海而被命名为南京路。中国市场大门的打开,使得商品贸易首先在沿海地区展开,工商业日益充满活力,大批新兴城市兴起,打下了沿海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基础。

思想

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社会矛盾上,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从反封建变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由此,中国从封建社会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伴随着经济上的深入,国外的先进文化也同时传入中国:自然科学冲洗着国人的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国外的生活方式开始融入上层社会的生活;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也在中国国内悄然传播,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打下思想基础。

评价

鸦片战争是中国抗击西方列强的第1次战争。英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中国。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能集中大部兵力转沿海城市,占领经济命脉之地,战斗中常以正面攻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随着鸦片的输入,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越来越依赖这种毒品来消磨荒淫无度的寄生生活。他们既接受内外烟贩的收买,又依赖这种毒品的走私,从中取得利益。有些走私船,公然插着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的旗号,威风十足地从伶仃洋驶进广州。清廷的贵族大臣,则从广东和沿海官吏那里,获得丰厚的贿赂。甚至皇帝也收取大量的西洋奇珍,成为这种“通商”关系里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在禁烟与反禁烟、战与和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摇摆不定,在整个战争中,始终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战守无策,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当战争受挫时,他们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当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于维系摇摇欲坠的统治时,他们就屈辱投降。

政治上的反动和腐朽,带来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辽阔绵长的中国海岸线,长期疏于战备,有边无防。以八旗、绿营为主力的清军,长时期养尊处优,懒于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将帅素质低下,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不会组织、指挥打仗。鸦片战争爆发后,许多将领不谙敌情,株守建筑落后的营垒要塞,一线防御,不顾纵深侧后;许多地区的守军,远远看见敌军即开炮轰击,未等敌军靠近,便一哄而散,逃之夭夭,甚至举起白旗投降。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战自弃。而以林则徐、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有决心,有成果,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诗人陆嵩语)。任用投降主义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脱离人民、反对人民甚至镇压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反动政府不广泛动员、组织民众,单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甚至当中国人民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者时,他们却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责他们“潜相煽惑”、“为害甚大”,横加反对、破坏、镇压,直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侵斗争。这样的反动、腐朽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

史书评价

赵尔巽等《清史稿》: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呜呼,悕矣!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说“《南京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主权。……中国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为上文是马列歹徒所杜撰,他们是苏联培养的汉奸,因此完全忘记了清朝是一个外来政权,中国的独立主权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已经丧失了,而鸦片战争不过是清朝和英国这两个坏蛋之间的撕咬。说到底,林则徐就是个汉奸,他帮助满人镇压汉人,这么一个下三滥的福建人渣,怎么可能打赢鸦片战争呢?最多只是虎头蛇尾罢了——“虎门销烟”,真有虎头蛇尾的象征意义。在我看来,鸦片由伶仃洋输入,南宋在伶仃洋灭亡,两者在伶仃洋呼应,似有冥冥中的天理定数——似乎只有欧洲殖民者才能打败满蒙殖民者,让中国获得夹缝中的喘息和生存。而后来的日本和苏联,则是企图取代满蒙在中国的独占权利,为此还在中国发动了百年战争,至今没有停止。

(摘自:谢选骏全集第179卷《对外战败导致改革开放》)

谢选骏:林则徐是个铁杆汉奸



《鸦片战争时期为何有那么多汉奸?林则徐为什么觉得“汉奸”“可悯”?》(历史趣闻2018-09-27)报道:


150多年前,在广州城北三元里爆发了一场民众抗英事件。这一事件当时多有流传,后来被载入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上,当地有人“抗英”,也有人“援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袭广州时,曾将一些广东人组织成苦力运输队,冒着弹雨为英军背送弹药。


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第五纵队”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但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随着战况的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他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商贩和流民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的嫌疑,林则徐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随着战事的进行,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香港被英军占领后,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汉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卖给英军。


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得到了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获。林则徐禁止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鸦片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梁廷楠《夷氛闻记》);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原本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被官兵制造出来。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梁廷楠《夷氛闻记》)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结果英军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中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


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汉奸”再现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战败。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但是道光皇帝仍然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着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行商、小商贩、平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黄时鉴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收录了这幅图片)。在图片上,他们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的人数在二三千。


当英军联军北犯京津后,这支苦力队也随军北上,并参与了洗劫圆明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想到,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谢选骏指出:林则徐为何同情反满的汉奸?因为他自己是个附满的汉奸——汉奸都是为了“吃饭”而干活的,谁给的待遇好就给谁卖命。而英法联军显然比满蒙鞑子更有人性,所以汉奸为他们工作很是愉快——“不平等条约”赋予中国人民以基本人权了!


《林则徐死得其时:死在即将镇压太平天国前夜》(2009年11月17日 东方体育日报网沈庆丰)报道:


本文摘自《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作者: 端木赐香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841年5月1日,林则徐接到道光帝要他离开广州的处分:“赏给四品卿衔,迅即驰驿前赴浙江听候谕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40页)5月3日,他就收拾行装,奔赴前线。但是,他身在浙江,心在广东。广东战事的命运,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主和派琦善是倒了,广州的后任们——靖夷将军奕山、参赞隆文、参赞杨芳,那可全是奉皇命而来的主剿派。但结果很惨,广州战败,还签订了《广州和约》。


广州战败,道光火气首先发到了林则徐与邓廷桢身上,6月28日,道光下谕:“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屡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练,空费钱量,全无实用……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继复令其实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也当德威并用,控驶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责任……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55~1056页)从道光的文辞里,我们能发现,道光对邓廷桢的怨气,仅是嫌他所设排练费钱无用。而对于林则徐,道光的着眼点仍在“衅起林则徐”之认识上,认为他没有德威并用,控驶不得宜。


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满腔悲愤,从浙江镇海起程,1841年8月,路过镇江,与老友魏源相见。想起10年前在宣南诗会上的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再想想现在的夷务纷扰罪臣之身,当然是感慨唏嘘,不能自已。这次相见最重要的果实就是林则徐把自己在广州主持翻译的《四洲志》及有关材料交给魏源,让他继续编著。之后,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魏源回到扬州闭门谢客,发愤著书,编就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刊,1847年刊出60卷本,1851年刊出100卷本。按说,《海国图志》写成后,最先反应的应该是林则徐,但奇怪的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不知是林则徐早已忘记此事,还是听说后不予重视,甚或本有表示,但资料无从找到。


林则徐赴新疆的路上,拐了一个弯儿。黄河在开封祥符决口了,林则徐既有治河经验,又写过有关水利著作,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了。于是,道光一纸诏书,把林则徐改发开封效力赎罪了。与此同时,皇帝着素来看重林则徐的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前往祥符督办河工。林则徐与王鼎合作愉快,林则徐甚至希望河工一完,自己告老还乡养老去。而王鼎的意思,是希望借河工之事,按往常惯例,对林则徐论功行赏,不能重新起用,至少可以将功折罪吧。但是不愉快的消息从前线不断地传来,英军扩大了战事,闽、浙战事失败,林则徐的好友裕谦身亡,奕经的大反攻也宣告失败,道光的怒气仍然发在了林则徐身上,大堤胜利合口的同时,道光新的谕旨也下来了:着林则徐继续前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1842年12月10日,经过一年近四个月的奔波,林则徐终于到达了自己的充军地:伊犁惠远城。前来迎接他的是曾经的战友、现在的难友、一同发往伊犁先他半年赶到的邓廷桢和伊犁参赞庆辰。在两人的陪同下,林则徐到伊犁将军布彦泰处报了到,布彦泰给林则徐的差事是“掌粮饷处事”。但林则徐作为南人,不耐寒冷,竟致体弱多病,不能视事。在布彦泰的关照下,林则徐干脆不视公事,专作休养了,和邓廷桢等难友吟个诗、作个赋、下个棋,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1843年8月1日,效力伊犁的邓廷桢被道光皇上加恩释放入关,这触动了林则徐的思归之情。他私下里算计,邓廷桢比自己提前半年到达充军地,那么自己的归期当在明年春夏。伊犁将军布彦泰等人更是力邀林则徐搬到邓廷桢原先租住的寓所去,说:这三四年来,住此屋者,都被召回了。林则徐遂搬住进去,但等来的不是加恩入关,而是令往南疆开荒去。能被皇上想起,并被起复使用,对林则徐来讲,也算是一个惊喜了。那就开荒吧。就这样一开两年,1845年10月29日,道光皇上降旨,同意释放林则徐,着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12月20日,兴冲冲赶到玉门县的林则徐再次接到道光谕旨,命令他不必来京,以三品顶戴先行署理陕甘总督。看来道光不想再看到他了。1846年8月,林则徐改任陕西巡抚。虽然仕路复兴有望,但林则徐病体难支,一直想告老还家,还想去北京看病,但是皇上不准。1847年,道光又让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从陕西再跑到云南,林则徐的身体折腾得够呛。1849年10,林则徐请病回家的请求被道光批准,1850年4月,林则徐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福州。


此时他的故乡正在沦陷之中。《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英国驻福州首任理事李太郭前来福州设立领事馆,但认为城外房屋条件太差,提出去城内租住白塔寺。此时刘韵珂接任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办理夷务,两人密商:和约内所谓的“城邑”系兼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只准其在城外开馆。于是两人暗中授意士绅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内。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到福州访问,对此提出抗议,刘韵珂怕违背道光皇上“民夷相安”的指示,加上李太郭于1845年1月私向城内乌石山积翠寺租住城内房屋,福州士绅并无动静,更无一人出面阻止,遂不得不对此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徐继畲与李太郭签个条约,规定:惟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并且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双方这样交涉,也算有话好好说,但是,民夷相安的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民夷杂住一块,最易起冲突。先是福州民人林森森与英人阿金的冲突引起群殴;后是民人误打英商记连和他的通事;再是通事碰破了民人的酒瓮,民人前往商馆评理,通事施放鸟枪恐吓,却误伤两个行人,民众涌入商馆,殴伤黑人一名,哄抢洋人货物……一切都乱套了,政府出面查办,民众认为官方将就夷情,刘韵珂官声顿减,甚至有人画漫画,刘在像中“为夷人啖屎”……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友人王庆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则徐,说:夷人入城,福州干脆成“腥臊之窟”了,徐继畲曾想联合士绅阻止英人入城来者,奈何议论多,成功少,如果有一人有声望,有方略,使官民都听他的,夷人可能就老实多了。


不知王庆云是否把林则徐当作那有声望、有方略的人了,但知林则徐给当时的福建巡抚郑祖琛写了信,说:“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可见,林则徐是反对英人入城的。待林则徐回到家乡,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官翻译、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未加拒绝,在租约上给其盖印。


对此,林则徐不想沉默,联合士绅书写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兴廉,并缮写公启责侯官县转致夷官。在后一封信中,林则徐吓唬英人:福州10万人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组织义民义勇反对英夷入城的。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面对这种恐吓,金执尔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徐继畲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夷,不但无益,实恐有损,遂哄英夷到城外居住,哄书院生童勿再给自己找事添乱,并且密派兵役,于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防止民众突然来个杀夷大行动。林则徐呢,联合士绅上书徐继畲,要求调兵演炮,招募乡勇,备战备荒。徐继畲当然要拒绝了,林则徐无官一身轻,但是徐继畲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作为福建布政使,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属开放的五口之列,两地的夷务稍有差错,他吃不了兜着走。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首先是个清官,其次才是个能吏。特别是对管理地方夷务的他,道光曾专门交待过:“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乖,又是一个两难选择)所以,林则徐所提议的“调兵演炮募勇”等对外挑衅的姿态,徐继畲不同意。他没想到,退休在家的林则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荫,活动开了。林则徐鼓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僚,让他们通过言官与皇帝对徐继畲施加压力。林则徐的能耐还真是不小,在他的忽悠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纷纷上书,弹劾刘韵珂、徐继畲“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京城这么一施压,新做皇上的咸丰随即数次发谕旨责刘韵珂和徐继畲详细汇报福州的实情,徐继畲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搞的鬼,但人家是革命领袖,自己在官场上出道不久,涉水不深,弄不过对方,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说:“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而自己的意思是,目前英夷正在挑衅生事,我们即使反对英夷入城,也得从缓图之,背地里图之,免得给英人提供借口,招致英夷来攻,则大为失计。至于刘韵珂,在给咸丰的奏对中说得更是干脆:“臣与徐继畬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最后向皇上表态:自己“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页)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徐继畲当然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那倒是,《南京条约》都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所以王庆成先生为之辩护,认为林则徐“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任复兴:《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


徐继畲与林则徐较劲的当口,天朝有更大的大事了,洪、杨酝酿起事呢,清政府也感觉到了。1850年10月17日,咸丰皇上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虽然这个时候的林则徐已病得不轻,但是作为天朝曾经的督抚大吏,他与刘韵珂一样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不顾病体难支,欣然应命。11月1日,咸丰谕旨到达福州,11月5日,林则徐就启程了。22日,林则徐因“吐泻不止”死在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半路上——潮州普宁县,咸丰下诏晋赠林则徐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谥文忠。


一些多情之人猜测,林则徐起复后17天就死了,肯定是汉奸害的。说林则徐临死前大喊“星斗南”三字,按福州方言,“星斗南”乃“新豆栏”。而新豆栏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按林则徐曾孙林兰岑的分析,广东十三行行商们,乃食夷利者,特恨林公,怕他重来使坏,故买通厨人,使之进巴豆汤,林公于是病泄不已,委顿而死。更有人直接点名,最恨林公的,乃是行商商总伍家,听说林公复督粤事,巨恐,遂遣亲信带巨款贿赂林公厨人。还有人说,林公轿子的扶手上,抹有剧毒……


我觉得这些猜测毫无根据。如果林公所喊确实是“新豆栏”三字,那么他肯定是在喊给自己随行的儿子听,要求儿子赶快把自己送往美国医生伯驾的医院。前面说过,伯驾的“眼科医局”就设在十三行街上的新豆栏街,一直被人称作新豆栏医局。伯驾曾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疗效甚好,何况治泄更是西医的拿手功夫呢?康熙皇上拉肚子,都是传教士治好的呢。至于行商雇人谋害林公,更是不可能。鸦片战争结束后,十三行这个半官方的商业机构即已废弃,废弃十几年了,哪来的行商(伍家这个时候早被地方当局称作旧商了,且由于和西人的亲密关系,一直被地方当局倚为夷务的得力助手)与林公为敌呢?再说了,林公这个钦差只是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莫不成在广西镇压着太平天国,还能像当初做两广总督那样跟广州行商过不去呢?所以,凶杀案不成立,自己累死的可以成立(这种累有一半是道光皇上给折腾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是旧行商们干的,那么他们倒让林公避免了一个坏名声,否则凭林则徐的忠诚与能干,他一到广西,噼里啪啦地把洪、杨干完了,那么,后来的曾国藩就不至于落个“曾剃头”的刽子手名声。因为比清廉、忠诚与能干,曾氏比上林公,那是毫不逊色,相反,功劳还比林公大了些,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好名声,更没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原因就在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一句话,如果林公不死,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光环,后人还会戴给他吗?所以,林公死在半路上,那是死得其所——好歹跟琦善一样,因公殉职;死得及时——没杀那么多“人民”就死了,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没落下大片的阴影!何其幸也!


谢选骏指出:林则徐死了也还是个满人的鹰犬,他越是能干,就越是铁杆汉奸,这样的二鬼子,还是早死早好了。遗憾的是,他的走狗相貌,竟然还竖在了纽约唐人街,大约又是福建人干的坏事之一。


《清朝其实很有趣:林则徐为何赌龚自珍儿子为汉奸?》(2012-06-17 节选自《清朝其实很有趣儿》,中国工人出版社)报道:


鸦片战争中,并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凄惨,事实上,战争一开打,大清帝国这方面就是捷报频传,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最鼓舞人心的战报,当属宁波方面的中国守军。他们发布战报说,“英国女王的妹妹被他们逮到了……”这个消息,令大清帝国的臣民们极度亢奋,白山黑水之间,黄河两岸之地,到处是奔走欢呼的人民群众。只有林则徐极度郁闷,因为他心里明白,宁波方面逮住的所谓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妹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擦皮鞋的洋大娘,这种事蒙得了一时,蒙不住一世,眼见得英国人来势汹汹,只怕是大祸难逃。


眼下的危境,林则徐急切需要才智之士的协助。那么在大清国,谁人可称为才智之士呢?于是林则徐就出门到处去找,进到了一扇门里,刚刚走进去,就听见里边正有人破口大骂:“这些朝廷官员吃得脑满肠肥,可对洋人却无一计,真是丢尽了他们八辈子祖宗的脸……”


骂人的这位兄弟,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他便是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天下第一骂人高手,著名的清代爱国主义诗人龚自珍。


龚自珍有句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句名诗已经成了固定成语,是个中国人就会背。此外龚自珍还有散文《病梅馆记》,以犀利的笔法揭露了大清帝国对人才的摧残与压制,堪称惊世之作。但是龚自珍写诗、写散文的时候并不多,更多的时候他主要是骂人,而且他骂人不挑不拣,基本上来说是逮谁骂谁,而且专骂朝廷各级官员,所以官员们一见到他无不是脚脖子麻软,后脖梗“嗖嗖嗖”直冒凉气,但听得龚自珍来到,无不是倒屣相迎……你迎接得晚了,他骂死你祖宗三代。


总之,龚自珍,才子也,这是假不了的。


看到林则徐走进来,现场的听众们急忙站起来迎接:“钦差大人来了……钦差大人,兀那蛮夷洋鬼子,还没有消灭殆尽吗?”


林则徐也不回答他们的问话,问:“你们在骂什么呢,这么热闹。”


众人面面相觑,林则徐站了起来,继续说道:“没错,我们在和洋鬼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是一错而再错,甚至可以说是笑话百出,丢人现眼。可我们非错不可,非得丢人现眼不可,因为我们在做事情,而且是在做一件史前未有之事,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任何人来指点我们,每做出一个决定,我们没有任何比较,根本无从料知此后的结果,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闭着眼睛捉麻雀,通过不断地试错来了解对手。我们每错一次,都会遭受到如此这般无情的指责,但我们每错一次,我们都了解到了对手一些,除非有一天,我们把所有的错误统统错上一次,否则我们就仍然不足以了解对手,这就意味着我们还要继续错下去,还要继续丢人现眼,继续被别人骂……”


正说着,龚自珍悄悄地站了起来,低着头往外走,有人问他:“老龚,你干啥去?”


龚自珍回答了一句:“我去趟洗手间先……”急匆匆地逃离了现场。


冲着龚自珍逃走的方向,林则徐狠狠地呸了一口,骂道:“龚自珍,如果你再这样只是一味地指责谩骂,却始终不肯为你的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的话,那么,我敢保证,到了你子孙后代,不出三辈,一定会出汉奸……”真的让林则徐说着了,龚自珍的儿子龚半伦,竟然领着英法联军,放火烧掉了圆明园……


林则徐回来后,听到英国军舰长驱赶往天津大沽的战报,心下惶急,心说:“……不得了了,这大清帝国麻烦大了,干脆我全民皆兵得了……”


钦差大臣林则徐发布通告,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行动起来,与英国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通告上说:但凡有俘获英船一艘者,赏银十万。但凡有破坏英船一艘者,赏银三万。活捉英国大奸臣义律者,赏银五万。提大奸臣义律人头来见者,赏银三万。俘杀一名洋夷白种人者,赏银五百。俘杀一名洋夷黑种人者,赏银三百……


钦差大臣的通告一发布,霎时间洋鬼子们群情激愤,纷纷指责林则徐:“老林,你搞什么搞,你竟然把消灭人的宝贵生命作为战争的目标,你知道不知道以人为本?你知道不知道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告诉你,老林,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生命,不是为了消灭生命……”


林则徐听得目瞪口呆:“原来我又错了……原来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救人……可这能怪得我吗?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多了去了,可都是以杀人为目的的,哪里有为了救人才发动战争的……都怪你们洋鬼子,不早就告诉我,害我又弄出了笑话……”


既然犯了错,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圣旨下:林则徐惹得洋人生了气,闹得友邦惊诧,现解职流放,充军发配到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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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诡笔记|林则徐是被谋杀的吗?


呼延云(推理小说作家)


2019-08-24 16:26 来源:澎湃新闻


《清史稿》上记林文忠公之死,所言甚短:“文宗嗣位,叠诏宣召,未至,以广西逆首洪秀全稔乱,授钦差大臣,督师进剿,并署广西巡抚。行次潮州,病卒。”正史叙事,理应如此,只载史实而不录风闻,但在清末的诸多笔记和野史中,存在着大量对林则徐死亡真相的争议。虽然众说纷纭,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林则徐是被谋杀的。本期叙诡笔记,笔者就将所能搜集到的论述此一悬案的相关史料进行归纳、比较和究诘,以探讨其真相。


一、遣戍:手迹遍冰天雪海中矣

今天的人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误解,就是以为林则徐被遣戍新疆后,成了默默无闻的罪臣,此乃大谬也!其实林则徐从道光二十一年接到“割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那一天开始,就成为了大清臣民心目中的“神”。

鸦片祸国,世人皆知。无论林则徐在禁烟过程中有哪些虑及不周之处,他也是挺身而出捍卫国家安全的柱石,而在英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朝廷却以琦善易之,很容易让百姓联想到被十二座金牌召回的岳飞,这种古今一脉的悲壮结局,无疑更加强化了林则徐在人们心中的民族英雄形象。

偏偏林则徐又极有大臣风度,领旨后表现得十分平静,收拾行囊,自镇海出发,经宁波抵杭州,准备一路西行出关。在扬州他接到道光皇帝的谕令,说河南祥符堤防决口,“漫决之处已刷宽八十余丈”,让他赶紧去治水。林则徐马不停蹄赶赴开封,亲自督率民工挑土筑坝,用了半年时间,终于将黄河堤岸决口胜利合龙。

清末学者邹弢在《三借庐笔谈》中记一事,就在合龙前一天,林则徐突然接一旨意,谕曰:“于合龙日开读。”第二天合龙之后启旨,谕曰:“林则徐于合龙后,著仍往伊犁。”对于道光帝这种过河拆桥的鸡贼行径,在场的大臣和河工们都忿忿不平,但林则徐泰然自若,马上启行。到伊犁后,伊犁将军布彦泰对他十分尊敬,希望他留在伊犁城内便于照顾,但林则徐却主动提出去更边远更艰苦的地方做事,“遂批发极远之所,于是详求水道,始开河泊,民得其利,至今称为神人焉。”


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林则徐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震钧撰《国朝书人辑略》有载,林则徐的书法出色,诗也做得很好,为人又平和不摆架子,所以“求题咏者虽踵接,不暇应也”。等他到了新疆,当地人“远近争宝之”,“伊犁为塞外都会,不数月缣楮一空,公手迹遍冰天雪海中矣”!


在林则徐的诸多“铁杆粉”中,有一位是他自己绝然想不到的,那就是皇四子爱新觉罗·奕詝。也许是因为不在其位的原因,奕詝对禁烟斗争和鸦片战争失败的关系与责任反而旁观者清,这也正是他在道光帝去世后继位为咸丰皇帝,重用林则徐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道光皇帝冷静下来之后,也知道林则徐是真正的肱股之臣,于是在道光二十五年起复之,先后调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政声卓著”。但长期的遣戍和颠沛严重地损害了林则徐的健康,遂于道光二十九年因病辞归,回到了福建老家侯官休养身体。


二、遗言:时人莫解“星斗南”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卒于圆明园慎德堂。是年三月,广西拜上帝会发动起义,与两广天地会起义一起,速成燎原之势。由于形势严峻,咸丰帝下旨命令病体未愈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西剿办起义队伍,“则徐故尝督粤,感惠著闻,中外想望丰采”。于是林则徐自侯官扶病登驿,赶赴广西。据印鸾章辑《清鉴纲目》记云,洪秀全和太平军“闻则徐至,散亡大半,有谋遁入海者”。可想而知,假如林则徐真的能执政广西,再有一年时间,以其威望、才能和手段,也许后来就无太平军横扫南国之事了。


但历史没有假如,林则徐的生命在潮州普宁县突然走到了终点。

曾任职刑部郎中的晚清学者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中说,接到咸丰皇帝的任命时,“公方卧疾,闻命束装,星夜兼程,宿疴益剧”。随侍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另有一说,随侍者为林则徐的次子林聪彝)劝父亲节劳暂息,林则徐慨然曰:“在新疆,两万里冰天雪窖,我只身荷戈,未尝言苦,这时国家有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劳累?!”于是带兵疾行,“忧国焦劳,驰驱尽瘁,遂卒于广宁行馆……公临殁,大呼‘星斗南’,莫解所谓。”


陈其元于《庸闲斋笔记》中记咸丰帝听闻林则徐死讯,大为震悼,御制挽联以赐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也许正是因为林则徐去世得太突然,加上“星斗南”这莫名其妙的三个字临终遗言,使人们对他的死产生了疑心。


历史学家杨国桢先生在《林则徐传》中指出,林则徐去世不久,“福州和普宁等地民间就普遍流传林则徐是被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贿其厨子投毒害死的,并解释林则徐临死时所说的‘星斗南’其实是指广州十三行附近的‘新豆栏’街……因为广州十三行‘食夷利者’对禁烟领袖林则徐恨之入骨是个事实,而林则徐在广州时曾雇用过十三行商馆的厨师为其厨人也有记载,他们利用厨子的旧关系重金贿之,巧施毒计,害死仇人林则徐。”黄秋岳于《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亦云:“予按林文忠公之殁,世传广东十三行贿人毒之。”


《花随而谋杀的方法,则又有涂毒说、蜡毒说和巴豆说三种。


三、死因:“下毒说”是沙上建塔


先说涂毒说。目前笔者只在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中见此观点:“文忠由新疆释回,行至半路而卒。或云有鸩之者,讫不知其何法。某君得诸道路,谓涂毒药于轿中扶手板,时值盛夏,其气直入口鼻,故事后无形迹之可查也。”


李伯元的小说写得好,一部《官场现形记》天下闻名,但《南亭笔记》一书信口开河,谬处极多。比如记载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攻入皇城时,旻宁(后道光帝)曾经以弹弓击毙天理教徒数人(真实的情况是《啸亭杂录》中所记:旻宁“立养心殿阶下,以鸟枪击毙二贼”),跟武侠小说似的。而这一段关于林则徐之死的记录,亦漏洞百出。首先,林则徐从新疆释回跟他赶往广西平乱,相隔已逾四年,“行至半路”四字实在令人哭笑不得;其次,查《清通鉴》可知,咸丰帝下旨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是农历九月十三日,换成公历当在十月中旬,无论如何跟“盛夏”扯不上关系;最重要的是,能在涂抹后通过“缓释毒气”而杀人的毒药,纯粹是出于想象,在那时根本不存在,是以“涂毒说”,纯属李伯元的杜撰无疑。

再来看蜡毒说。记载此一说法,最早当在文廷式《知过轩随笔》中:“林文忠之再起也,伍崇曜以数万金必欲毒之,不能得,乃贿通其家人以极毒之药,研末入之蜡烛内。文忠阅公牍每至四更,毒烟浸淫入于脏腑,遂不十日而毙卒。”平如衡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说:“(林则徐)传闻被奸徒以黄蜡毒死者。”又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引张之洞族孙张祖继《拜林文忠小像》诗云:“伤心新豆栏犹在,竟死奸民一寸香。”可备旁证。


伍崇曜,又名伍绍荣,曾任怡和行商和十三行公行总商,在林则徐禁烟期间,他与毒贩串通一气进行抵制,是著名的汉奸。他对林则徐恨之入骨是一定的,但“蜡毒说”之不可靠,依然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中国古代以毒药配以黄蜡制作毒烟攻敌是有的,比如北宋的《武经总要》中就有详细的记录,但这种“毒烟”不仅配方复杂(要十几种原料),而且基本上是通过呛人口鼻来起到驱逐作用——直至晚清,中国还没有制造出任何可以用无色无臭的方式杀人的热分散型化学武器——林则徐不可能连闻数日而毫无察觉,更何况他当时已经六十六岁,本来就有病在身,十分虚弱,一直在赶路,怎么可能“阅公牍每至四更”?

最后来看看巴豆说。记载这一说法最详细者乃张幼珊《果庵随笔》:“禁烟事起,广州之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则徐刺骨,后公再起督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厨人某,谋施毒。公次潮阳(普宁),厨人进糜,而以巴豆汤投之。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卒。”有人劝林家穷究其事。但按照大清律例,凡毒死者,须开棺验视,家人因不忍而作罢。

应该说,这种下毒方法的“可操作性”最强,但笔者以为仍有可质疑处:其一,林则徐督师粤西是为了扑灭拜上帝教起义,而不是去禁烟,清制,钦差大臣以任定责,督办军务者对地方政务不可直接干涉,即便发现问题,也应与地方督抚协商办理(因为通讯不畅,林则徐暂署广西巡抚的命令直到报丧奏折到京前的十月二十四日才下达,其时林则徐已经去世五天),何况林则徐是极顾大体之人,《南京条约》签订只八年,没理由在拜上帝教这场大火还没扑灭之时,又因为鸦片惹动外患。所以林则徐奔赴粤西,鸦片贩子惊恐万状、必欲除之而心安是毫无道理的;其二,有清一代,谋杀朝廷命官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嘉庆年间,轰动一时的山阳知县王伸汉杀害查赈的候补知县李毓昌一案,包括王伸汉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全部被处死,首凶凌迟……伍崇曜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转为买办商人,对林则徐恨意犹衔也许是有的,但没有胆量更没有能力谋害与之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朝廷大员。何况整个“下毒说”统统建立在对“星斗南”三个字的揣测上,这本就是沙上建塔,一来“新豆栏”未必是“星斗南”的正解,二来林则徐又并非生活在《名侦探柯南》里,有什么话不能直说,非要留一个“死亡留言”供后人猜疑万端呢?

综上所述,林则徐死于谋杀的可能性很小,笔者认为,正史中记载他病重赴任、舟车劳顿加上心忧国事而卒于途中,当是可信的。至于民间风传他被毒死,恐怕只是为他以身许国而历尽颠踣感到不平的人们,为了增加悲壮之气的杜撰——毕竟在中国百姓几千年养成的思维定式中,英雄往往无善终。

谢选骏指出:满洲牲口的英雄,就是中国社会的敌人——因此说林则徐是汉奸,是恰如其分的。一点也不过分。再说了,林则徐重病,明明可以推迟赴任,他却急忙赶去赴死,不说他一声“铁杆汉奸”,也对不起他为狗尽忠的可耻一生了。所以说,林则徐不仅是个铁杆汉奸,而且是个狗汉奸也。民间知其罪孽深重,疑其被毒身亡,良有以也。

“不平等条约”赋予中国人民以基本人权

 


《鸦片战争时期为何有那么多汉奸?林则徐为什么觉得“汉奸”“可悯”?》(历史趣闻2018-09-27)报道:


150多年前,在广州城北三元里爆发了一场民众抗英事件。这一事件当时多有流传,后来被载入历史教科书。在历史上,当地有人“抗英”,也有人“援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袭广州时,曾将一些广东人组织成苦力运输队,冒着弹雨为英军背送弹药。


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第五纵队”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不仅仅是在广东,在其他地方,凡是英军所到之处,都有“汉奸”接应。在宁波,被清军拿获的名为虞得倡的宁波汉奸供称:“夷人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军在“汉奸”引导下,从清军设防薄弱的后山登岸。1842年7月英军攻镇江,“遣汉奸驶驾杉板船,预伏岸侧,乘火轮船开炮头,舍命登岸。”


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但随着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随着战况的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他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商贩和流民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的嫌疑,林则徐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随着战事的进行,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香港被英军占领后,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汉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卖给英军。


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得到了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获。林则徐禁止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鸦片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梁廷楠《夷氛闻记》);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原本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被官兵制造出来。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梁廷楠《夷氛闻记》)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结果英军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中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


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汉奸”再现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战败。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但是道光皇帝仍然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着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行商、小商贩、平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黄时鉴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收录了这幅图片)。在图片上,他们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的人数在二三千。


当英军联军北犯京津后,这支苦力队也随军北上,并参与了洗劫圆明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想到,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谢选骏指出:林则徐为何同情反满的汉奸?因为他自己是个附满的汉奸——汉奸都是为了“吃饭”而干活的,谁给的待遇好就给谁卖命。而英法联军显然比满蒙鞑子更有人性,所以汉奸为他们工作很是愉快——“不平等条约”赋予中国人民以基本人权了!

谢选骏:米利将军真的叛国了——正反合走向美利坚帝国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澄清从来没有怀疑过特朗普心智有问题》(28/09/2021)报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今天周二否认他怀疑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结束时的精神状态,保证他与中国同行的通话旨在减少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与政府保持一致。


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华盛顿消息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周二否认他怀疑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任期结束时的精神状态,他说, "我确信,特朗普总统并不打算攻击中国,我的直接责任是代表部长,告知总统的命令和意图。"他保证说:"我当时的任务就是缓和局势(……),告知我们不打算攻击你们。”


在《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罗伯特-科斯塔披露了米利在上次总统选举前后与中国同行的秘密接触后,米利将军处于争议的中心,据他们说是因为米利对特朗普的精神健康感到担忧。


在最近出版的《危险》一书中,《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罗伯特-科斯塔声称,米利将军在1月份与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电话交谈中,默许了南希佩洛西称特朗普心智 "不正常"。


佩洛西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于1月6日袭击国会大厦后,曾打电话给米利将军,以确保总统不能使用核密码。据米利称,"我向她解释说,总统是唯一拥有发动核攻击的权力,总统并不是单独一人完成程序。我没有资格来确定美国总统的精神状态。"


米利是首次就此事对国会议员进行解释。米利补充说:发动核打击,"这是有步骤、规定和程序的。"


米利将军还否认曾秘密向中国同行李作成将军打过两次电话,并向中国将军保证美国不会突然袭击中国,并向他保证美国国家是稳定的。


据米利解释说:"10月30日和1月8日的电话都经过协调,先是与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佩尔,然后是与代理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


据米利补充说,这些电话是由于情报信息促使我们得出结论,中国担心遭到美国的攻击"。


据米利称,"我的忠诚是绝对的。"


但共和党议员们要求将米利解职,因为他越权了。


法新社说,不过,9月15日该书摘录发表后,拜登总统重申了他对米利将军的信任。


该消息没有确指美国国会是否就此召开听证会。


谢选骏指出:如果米利将军认为特兰普没有发疯,那么它就确实越权了,这即使不算叛国,也算是军人干政。真的。


《马克·米利的“爱国”故事 习近平的“定力和底气”所在》(18/09/2021)报道:


被媒体爆出曾主动保证不会对中国打第一枪的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9月17日外访欧洲时承认:他在前总统特朗普任期最后期间,确实曾致电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还称这“完全符合我的工作职责”。据华邮9月14日引述,米利第一次致电李作成是在2020年10月30日,亦即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前4天;第2次在今年1月8日,国会山庄事件后2天。


米利对随他共同出访的美联社记者表示,致电解放军是“例行公事”,“是为了让盟友和对手放心,以确保战略稳定”。这是他首次对此事公开发言,但他仅就此简短置评,因为他定于9月稍晚将前往美国国会听证会作证,届时再做更深入说明。米利说:“我想扭转评价的最好方式,就是到有法律责任监督美国军方的议员面前进行。我会在未来几周内,与国会讨论任何他们想要讨论的细节。”


米利以上指的是,他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定于9月28日将到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作证,原本的议题聚焦于美国撤军阿富汗,就这样被人有意无意地转移了。面临致电解放军的相关质问,米利直到目前并不以此为耻,而是以此为荣。好像美中军事关系也完全是竞争性的,如同一场友好的体育比赛,甚至“过家家”的儿戏,身居最高职位的美军将领甚至可以告诉中方:美国不会先打第一枪,要打也会首先通知。


一位美军最高官员就这样突破了普通人的常识和认知底线,但在当今的美国,很多人仍然是以对前总统特朗普的好恶来划线的,连白宫发言人都称赞米利是“爱国者”,要求对米利进行调查的呼声主要来自反对党共和党的阵营。


美国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等27名共和党人在周四(9月16日)给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的一封信中,要求他对米利的这些电话内容,启动陆军条例15-6调查。他们“严重关切”米利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行使“职责和责任的能力”。


他们在信中写道:“在最近这个案例中,我们特别关切跟2021年9月14日报导相关的内容,报导表明,米利将军公然无视文官控制军队的概念,并对美国的主要对手——中国共产党给予帮助和安慰。”


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约翰·科比(John Kirby)证实这封信的存在,并说将直接答复这些国会议员。他还补充说:“米利将军得到奥斯汀部长的信任和信赖。”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发言人周三(9月15日)也解释说:米利“经常与世界各地的国防部长沟通,包括与中国和俄罗斯”,并证实米利在2020年10月30日和21年1月8日有跟中方将领通话。发言人说,这些电话与“职责和责任保持一致,传达保证战略稳定的信心”,同时米利与外国同行的所有电话,包括那些报告,都经由国防部和机构间的工作人员进行协调和沟通。


不过,就米利的第二次通话,时任代理国防部长的克里斯托弗·米勒(Christopher Miller)却在周三说,米利的电话未经国防部的授权。米勒还说:“如果报告……是准确的,它显示了国家最高军事官员不服从命令这一可耻和前所未有的行为。”


所谓的“爱国者”马克·米利,到底是给谁定力和底气?为谁助威?现在透露的信息还显示,米利不是一个人与中国军队沟通,当时还有双方团队在旁,但这种性质的通话却未让总统知晓。


回顾拜登今年1月20日上任以来的中美关系,可发现北京的底气明显强于特朗普任期。尽管拜登对盟友说“美国回来了”,积极组建反中联盟,但早在拜登就任前的1月11日,也就是米利与中方第二次通话的3天之后,习近平就讲话称:“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以及“东昇西降”,美国是“安全最大的威胁”。2月初,拜习首次通话前,党媒新华社称:要“反将美国一军”,之后很快展开了一连串的挑衅和施压动作。有人注意到:2020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曾做过防空袭宣传和演练,但2021年,中国大陆各城市再无类似演练和宣传。


有分析指出:“爱国者”马克·米利的故事或能解释一些外界观察者们过去无法理解的现象:北京高层并不是全凭其智商就敢押宝于拜登的软弱,或许米利1月8日主动与中国军队沟通,也直接导致了中共高层忽然转守为攻的一连串动作:从阿拉斯加会谈的外交战狼表演,到大规模骚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中美间每天都在发生许多博弈挑战对抗。拜登上任后,美军继续加大西太平洋的部署和演练,强度和规模实际超过了特朗普时期,但中国转入战略攻势后,却再未退回守势。


海外媒体评论人沈舟指出:无论模糊还是明确,美国政府和美军的姿态都应该一致,不能一面不断加大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一面又向中共表示不开第一枪,或者不愿意发生冲突。中共目前就是故意摆出了准备冲突的姿态,向美国政府施压。美国目前的策略难以起到约束中共的作用,需要尽快做出改变。


“爱国者”马克·米利的两个电话是否给北京送去了定心丸?是否降低了之后美国所大量投入的军事活动的效力?是否更多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银子?是否将成为一场难以回避的追责程序?值得进一步关注。


谢选骏指出:军人就是战争机器,没有命令不可自己行动,否则就是“军阀建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了!米利将军,你真的叛国了!


《米利私电李作成案 中方避答》(16/09/2021)报道:


针对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末期,2度致电中国军队高层指美军开战前会先通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避答此事,仅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就美军参谋首长致电中国军队说开战先通知,中方避答。但对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有意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将以此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舰技术,赵立坚则声称,美、英、澳展开核潜舰合作,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


据该报道,赵立坚回答米利致电共军高层的提问时说,“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至于美、英、澳核潜舰合作,赵立坚宣称,此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美、英向澳洲出口高度敏感的核潜舰技术,再次证明他们将核出口作为地缘政治博奕的工具,采取双重标准,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


赵立坚又说,澳大利亚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和“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国,引进具有战略军事价值的核潜舰技术,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有理由质疑澳方恪守核不扩散承诺的诚意,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


他说,有关国家应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尊重地区国家民心,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事,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央社说,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副主编、知名调查记者伍德华德(Bob Woodward)与政治记者柯斯塔(Robert Costa)共同撰写的新书Peril(危险,暂译)披露,米利分别在2020年10月30日及今年1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承诺在美国发动袭击时会事先发出警告,李作成则相信米利的承诺。


谢选骏指出:对方不会蠢到相信米利将军的程度吧?很可能反过来认为这是美军在玩弄欺敌战术,麻痹自己,以便“下一盘很大的棋”……


《拜登:“我对米利将军很有信心”》(15/09/2021)报道: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9月14日致信总统拜登,呼吁解雇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将军。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 )15日表示:拜登对美国参谋长“充满信心”。美国总统拜登15日也表示:“我对米利将军很有信心” 。


《华盛顿邮报》14日爆料,米利在前总统特朗普2020年选举失利后,私下主动两次致电给中国将领,保证美国不会攻击中国。卢比奥在致拜登的信中写道:“米利将军的这些行为表明,他明显缺乏健全的判断力,我敦促你立即解雇他”。


他说:“我不必告诉你,高级军官泄露美国军事行动机密信息所带来的危险。但我要强调的是,这种颠覆行为破坏了总统在与外国交往中谈判和运筹这个国家的国家权力工具的能力。”


卢比奥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中排名第一的共和党参议员,能接触顶级机密情报。他说,米利不仅无视国家安全,“更令人震惊的是,报道显示米利将军干涉了文职总司令可以下令进行核打击的程序”。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米利当时召集参谋部军官开会,他告诉与会军官,如果特朗普下令攻击,首先第一个应该被告知的人就是他。


当与会军官双眼紧张地盯着米利时,米利要求所有与会军官逐个表态“发誓”。


卢比奥在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未来可能会被米利将军或其他人使用。这有可能破坏美国文官控制军队的既定原则。”


卢比奥重申拜登“必须立即解雇米利将军”,并警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导世界的能力处于危险之中”。


特朗普回应:难以置信米利给中方提供攻击信息


前总统特朗普周二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回应对米利的爆料说:“如果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真是很难让人相信,他给中国打电话,做这些事情,并愿意向他们提供攻击信息,或在攻击之前(就提供信息),这是叛国罪。”


特朗普办公室随后发表书面声明,痛批米利是个“蠢蛋”(dumbass),并强调特朗普认为,若爆料属实,米利背着总统私通中国,该依叛国罪受审。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乔什·罗金(Josh Rogin)14日稍晚在推特上发文说,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高级官员就传米利将军与中方将军秘密通话一事表示,在不涉及当时与中方打交道的任何其他高级官员的情况下,米利进行跟中国相关的自由职业外交很危险。


“米利在打这些电话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处于与中国进行非常复杂的讨论和对其采取行动的阶段。他在没有任何机构间协调的情况下采取这种行动是令人吃惊的。


风险是米利可能导致中方误判,并采取某种后果深远的外交、经济或军事行动,因为他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对他打电话的对象背景没有了解。”


谢选骏指出:拜登老的昏聩,他难道是像自己的下属也如此玩弄自己吗?拜登希望军人干政成为美国的新的传统?如其不然,那么,米利将军真的叛国了!


《米利有罪还是无罪?》(20/09/2021)报道:


曾经在1972年揭露“水门事件”导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出版新书,披露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上将,两次打电话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李作成,告诉他,美军不会攻击中国,如果美军攻击中国,“我一定提前通知中方,不致让你措手不及。”


《华盛顿邮报》9月14日报道了伍德沃德这本书的相关内容。伍德沃德披露这一秘闻,是想指称前总统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打算向中国发动战争以扭转选举败局,为米利私通中国军方的行为寻找根据。但大选期间特朗普要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是杜撰的谎言,无论2020年11月3日大选投票日前,还是21年1月6日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认证大选结果后,从来没有哪一家媒体、哪一位政治人物指特朗普要通过发动战争赢得选举。米利与李作成通话,是无任何根据,无任何人授权,事先无任何人知晓,纯粹的个人行为。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军各军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召集人,是美国总统、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并没有军事作战的决定权和指挥权。米利说,他私下与李作成通电话,“完全符合我的工作职责”;恰恰相反,米利未经美国总统、美军最高司令和国防部长授权,与另一方军队最高长官私通电话,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对于米利与李作成通话,时任代理国防部长的米勒(Christopher Miller)说:“这显示了国家最高军事官员可耻和前所未有的行为。”


自特朗普执政中后期至如今拜登执政,美国毫不含糊的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认定为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是美国的最大敌人;美国舆论预言,美中必有一战。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长官,私下与敌国的军事长官通电话,告诉他美国不会对中国开战,如果开战他会事先通报给中国,这是人类自有敌对国家、敌对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以来,极为罕见、令人惊沭的事情。这相当于,如果米利是二战期间的美国将军,他会把盟军诺曼底登陆的决定事先通告给德军,会把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打响太平洋战争的决定事先通报给日军。私自向敌军通报军情,在任何国家都要遭到军法审判,人们还记得,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少将刘连昆向台湾军方提供大陆军演用空包弹、台湾不必担心等情报,1999年被中共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但令人不解的是,米利的通敌卖国行为,几天来在美国引起的争论,不是米利该当何罪,而是米利有罪无罪。拜登总统15日明确表态,他对米利有极大的信任;美国的一些媒体为米利辩护,说他与李作成通电话是为美国好,是爱国行为。


相信米利将军将安然无恙,近日他照样去欧洲访问,他对随访的美联社记者说起私自打电话给李作成,比谁都振振有词。米利私通中国军方的话题,很快就会由热变冷,被人们忘记。至于他有没有更多向中国军方提供情报的行为,也不会被追究。未来,米利甚至有可能因为私通中国军队,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者被捧为伟大的爱国者、美国英雄。


谢选骏指出:米利将军真攀过了——他背叛了美利坚合众国军人不得干政的传统!这一“叛国”行为如果没有受到追究,那么军人干政将成为一个“美国的新传统”了——这当然有助于我所预言的“美国朝向帝国方向的转化”,特兰普等一切帝国主义者将会乐观其成。……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所谓“正反合”也是也。


正反合的理论,不是什么“黑格尔在康德的理论上发展而来的(虽然说与康德的理论发生了很大冲突)”……所谓的正反合是一种二元论,包含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之中的后2个规律(主要是最后一个规律)。……正题为反题所否定,反题又为合题所否定。但合题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或扬弃。


谢选骏指出:“正反合”是偷学了中国的周易老子思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说,“阳一生阴阳二,阴阳二化生为三,三生万物”,也就是说,“正生反,反生合,合生万物”也。

谢选骏:驴象两党抢夺预算案扔进对方球门



《參議院未通過撥款法案 美國政府面臨關門》(2021-09-27 評論)报道:


周壹(9月27日),美國參議院召開會議,就眾議院民主黨人提出的持續決議案(continuing resolution)進行表決,這項議案旨在為政府提供臨時資金至12月,並為受颶風艾達(Ida)影響的地區和阿富汗難民提供緊急援助。



該法案同時也將凍結聯邦債務上限,以避免美國政府違約。


不過,參議案最終以48票贊成、50票反對,大致符合黨派路線的投票結果作收,未能達到60票門檻,使該法案無法獲得推進。


以微弱優勢控制國會兩院的民主黨人,現在只剩3天的時間,尋找其他方法,避免在周四進入新財年之後,因缺乏資金導致政府關門。此前,在2018年至2019年,曾因國會無法通過足夠的預算案,導致政府關閉長達35天。


分析師也警告,美國財政部可能在10月15日和11月4日之間,完全耗盡其借貸權,如果沒有提高或凍結債務上限,將面臨立即的違約風險。


這兩種後果,都有可能重創正從COVID-19中復蘇的美國經濟。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9月8日警告,債務違約可能導致利率飆升、股價大跌和其它金融動蕩,並造成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流失。


8月初,參議員約翰遜(Ron Johnson)領導的46名共和黨人,要求民主黨人承擔提高債務上限的責任。幾乎所有的共和黨參議員,都簽署了約翰遜撰寫的請願書,聲明自己不會投票支持提高債務上限。


“我們,以下簽名的共和黨參議員,讓參議院民主黨人和美國公眾知道,我們不會投票增加債務上限,無論是通過壹個獨立的法案、壹個持續決議案,還是任何其它的立法工具。”信中說。


譯註:“持續決議案”又稱延續撥款決議案,是當例行撥款法案未於期限前完成立法時,國會可通過該臨時預算法案,以持續供給經費至例行撥款法案通過。


共和黨希望民主黨獨立提高債務上限


約翰遜和其他共和黨人強調,民主黨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讓國家違約,但他們堅持認為,民主黨人在參眾兩院中占多數,有能力通過“預算和解程序”(reconciliation)自行提高債務上限。


根據該議事程序,可加速通過預算法案,避開須有60名議員支持的門檻。此前,民主黨人已利用預算和解程序,在沒有共和黨人支持的情況下,通過了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


民主黨人也計劃在沒有共和黨支持的情況下,利用該程序,通過規模龐大的3.5萬億美元支出法案。


在請願書中,約翰遜認為,民主黨人“有能力(通過和解程序)單方面提高債務上限,不應允許他們假裝不能這樣做”。


周壹,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在會議上提出了同樣的觀點,指出民主黨人“有他們需要的所有工具”來提高債務上限,以資助他們的法案。


然而,這是壹條民主黨領導層壹直不願采取的路線。壹些民意調查顯示,提高債務上限不受美國人民歡迎(PDF)。


相反地,民主黨人堅持認為,不提高債務上限是共和黨的責任。


民主黨領導人還經常指出,過去在川普總統任內,民主黨願意支持提高債務上限。


民主黨人也指責,共和黨人只是在虛張聲勢。拜登總統在談到共和黨的威脅時說:“不。他們不會讓我們違約。其中8萬億美元是由共和黨人負責。”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簡單地說:“我不相信共和黨人會讓國家違約。”


提高債務上限對民主黨的政策是至關重要的,他們在今年早先,已通過了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民主黨還希望通過4.7萬億美元的經濟議案,其中包括1.2萬億美元的基建法案,以及3.5萬億美元的社會支出法案。


投票之前,舒默談到可能的投票結果時說:“毫無疑問,哪個政黨在努力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哪個政黨使我們加速走向壹場不必要的、可避免的災難。”


麥康奈爾進行了反擊,指責民主黨人“想把暫時的大流行病,當成永久社會主義的特洛伊木馬。”


他在談到債務上限時說:“10個星期以來,民主黨人已知道什麼樣的政府資金立法可在參議院通過,什麼樣會失敗。”


他說:“共和黨人並不支持政府關門或超過債務上限。我們已讓團結的民主黨政府完全清楚,如何避免每壹種情況。”


在投票結果出爐後,舒默說,共和黨已經成為“違約黨”(the party of default)。舒默還說,民主黨人將“在本周稍晚采取行動”,以避免政府違約。


谢选骏指出:驴象两党的议员们,从小玩弄橄榄球养成了竞技的恶习,习惯性地抢夺预算案,就想扔进对方的球门——他们既想挥霍公款,又不想留下骂名,做了婊子还想立牌坊……但是驴象两党忘记了,生活不是竞技表演,国家更不是竞技场合!

谢选骏:中国军舰为何不去英国巡逻


《一周8起 多名中国女留学生被猛砸头,大使馆谴责》(2021-09-28 约克论坛综述)报道:


留学不易!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作为中国留学生,有时候会遭受很多学习以外的压力。


近日,部分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就遭遇了严重的侵害,特别是在剑桥、谢菲尔德等地,且受害者多为女学生。

多名中国女生被猛砸头


据了解,自9月20日以来,谢菲尔德已经发生了8起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不同袭击事件,而且袭击都在谢大校园内。


这些袭击事件中,受害者几乎都是中国女性,而且是刚入校不久的新生……


根据其中一名受害者薛(化姓)的描述,仅在9月20日当天,校园内就发生了两起袭击事件。


第一起是在下午4点左右,一个中国男生在路口被袭击,嫌犯是一名白人妇女,作案工具则是她的手提包,手提包很硬,似乎故意放了一些玻璃瓶之类的东西,最后狠狠的砸向中国男生头部。


第二起是在下午6点左右,一名中国女生独自走在校园内,被人重重的打到后脑勺,直接跪倒在地,嫌犯是一名瘦弱的女子,作案后飞快的跑开了。


同时,在一周内,还有两名中国女生也遇到类似袭击,她们的伤势更重,其中一人甚至被救护车送到的医院。


有受害者表示,她们现在每天活在恐惧中,不敢独自去上课或去超市,走路时要不停的回头看……


有目击者称,袭击者可能是两名女性,其中至少一人是亚裔面孔。


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也发布了声明,强烈谴责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暴行,并表示警方已拘捕一名犯罪嫌疑人。


剑桥中国学生被10人群殴羞辱


此外,在9月25日,中国学生张某在外出购物时,被大约10名英国青少年围住挑衅,这些青少年的年龄大约在10-17岁左右,并且不断用“Chink(对中国人带侮辱性的称呼)”和“回到你自己的国家”之类的话开始攻击他。


他当时试图推开人群离开现场,随后遭遇了暴力殴打,最后导致鼻骨和鼻中隔骨折。


当地警方接警后表示,此前已制止过类似事件,地点也是在车站,还有人报告市内一起泼水事件,也被高度怀疑是这群青少年所为。


据统计,自疫情爆发以来,英国各地仇恨犯罪都显著增加(不得不说加拿大也是一样)。


5月,一名19岁中国女留学生在谢菲尔德市中心一家商店附近,遭一名白人女子暴打和言语侮辱。


3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金融系讲师、中国天津籍男子王鹏在户外跑步时,遭遇四名白人男性恶意谩骂围攻,脸部受重伤满是血迹的照片震动了英国舆论。


众所周知,华人社区和学校是种族歧视的重灾区,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和当地警方,也一直在关注该方面的情况,并鼓励学生坚决报案。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民受到如此虐待,中国军舰为何不去英国巡逻?就会“大使馆谴责”脱裤子放屁。——这是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草民没有选民的权利。如果一旦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全国人民可以投票,定会和英国较量一番,不用宣战,就先要求领事裁判权,如果不从,军舰溯流而上泰晤士河,必要的时候炮击伦敦,一举拿下白金汉,就地纵火烧他个三天三夜,连国会也一起断掉,就像英国入侵美国那样——管叫英国鬼子抱头鼠窜、跪地求饶。——这就是“2040年的逆向鸦片战争”。


《罕见!英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美国之音 2021-09-27 )报道:


隶属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HMS Queen Elizabeth)航母打击群的一艘护卫舰星期一(2021年9月27日)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官媒以“张狂”形容英军的这一举动。


随航母打击群一起部署在印太地区的皇家海军“里士满”号(HMS Richmond)护卫舰星期一发出推文说,“在东中国海地区经历与伙伴和盟友们一个繁忙的合作期间后,我们正通过台湾海峡前往越南访问,并访问越南海军。”


美国军舰频繁通过台湾海峡,但美国的盟国很少派军舰穿越这一敏感海域。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9月上旬停靠日本访问。期间,英国皇家海军一位高级官员对日本媒体表示,台湾海峡很明显是一个国际航运通道,也是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一部分。但是据英国媒体报道,为了不引起北京的反应,航母打击群此次不会驶过台湾海峡。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目前在印太地区的行动是其首次“全球部署”的一部分。


英国在脱欧后重新评估了自己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并且将印太地区视为英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点。


英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一份报告说,“维护(印太地区)航行自由对英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已经与地区伙伴密切合作,并将通过我们的军队持续参与。”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以“张狂”为标题报道了英国皇家海军“里士满”号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并引用外交部发言人早前的话说,“相关国家高调公开军舰过台海究竟有何用意?我们切实地希望相关国家以实际行动尊重我们的主权和内政。”


自从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月上任后,美国军舰已经八次通过台湾海峡。今年8月27日,“基德”号导弹驱逐舰和海岸警卫队“蒙罗”号巡逻舰通过台湾海峡后,中方指责“美方频频实施类似挑衅行径,性质十分恶劣”,称在美舰通过台湾海峡的过程中,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进行了“全程跟监警戒”。


美国海军坚称,“这些舰只在台湾海峡的合法穿越彰显了美国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军队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运作。”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在中国还像一百年那样耀武扬威,就差开进长江开枪开炮了。而“解放军”呢》还像清兵一样是缩头乌龟。看来,指望这些土八路能到英国绥远一番,是要落空的了。

谢选骏:“拉闸限电”意味着“一统就死”


《中国拉闸限电冲击居民生活 背后三个原因》(BBC 2021年9月28日)报道:


中国火电增长几乎停滞,原因是煤炭价格的高速上涨——入夏以来,中国多个省份进入“用电荒”,尤其以广东、浙江、江苏、湖南和云南等省,最为严重。


云南省对高耗电的电解铝产业进行限电——云南神火因为限电估计年产能减少超过11%;云铝股份也披露因为限电而减产超过24%。


江苏省也同样将矛头对准高能耗产业,对综合能耗超过5万吨的企业进行节能监察,涉及323家企业和29个“两高”项目。


湖南省电力公司在9月22日预警称,电力缺口或将超过三成。同时广东全省各市已启动有序用电预案,多地工业企业“开三停四”甚至“开二停五”错峰用电。


这一轮电荒一直持续了整个夏天,但在9月23日,因为东北三省对居民用电进行拉闸限电,舆论反应达到高潮——9月23日下午沈阳大面积突发停电,持续到当晚陆续来电,有道路甚至因信号灯停电而拥堵;邻省吉林在同一天也执行限电,省会长春以及延边的部分地区停电。


去年底,中国就经历了一轮“电荒”,但尚未如本轮电荒一样波及居民用电,BBC中文梳理出背后三个可能原因:电力需求增长过快导致的供给相对不足,电煤价格上涨,以及受到“双控政策”影响。


产能突增


本轮停电多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制造业大省。


疫情持续影响下,中国作为全球少数几个在受影响下依然开工生产的经济体,吸引了大量国际订单。再加上,东南亚持续受到变种病毒影响,国际订单只好转投中国。


数据也证实制造业的火热——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8月份出口同比增速加快至25.6%,进口增速加快至33.1%,贸易顺差则进一步扩大至583.4亿美元,均高于市场预期。


累计来看,今年前8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33.7%,比2019年同期增长30.3%,贸易顺差3624.9亿美元,同比增加28.9%。


这些数据背后,是企业不断延长的工时,以及大幅增加用电量。而且中国有“金九银十”一说,九月和十月经常是订单高峰期。


疫情持续影响下,中国作为全球少数几个在受影响下依然开工生产的经济体,吸引了大量国际订单。


除了工业用电需求增长,今年的高温天气也推高了居民制冷的用电需求。


以广东为例,9月上旬以来,在副热带高压、“康森”及“灿都”双台风影响下,广东省持续高温干旱,全省平均最高气温达34.4℃,比常年同期偏高2.2℃。


多因素叠加,广东省能源局官网的消息显示,截至9月23日,全省统调最高负荷需求达1.41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1%,负荷已七创历史新高。


煤价高企


面对旺盛的用电需求,电力供给却跟不上。


首先,今年中国水力发电供应不利,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水力绝对发电量761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


而火力发电量也提不上来,8月份,中国火力绝对发电量51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3%,增幅较7月份收窄12.4个百分点。


火电增长几乎停滞,原因是煤炭价格的高速上涨。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16日至9月23日的一周已经达到1086元/吨,同比上涨近一倍,较年初上涨56.26%。


煤矿是澳洲其中一种主要出口货物。


煤价连续大幅度上涨使火电企业“火电厂发一度电亏一毛多钱”。


中国媒体财新援引广东一煤电厂人士称,现在厂标煤价每吨约1400元,折合为成本的话,燃料成本至少每千瓦时0.448元,再加上财务成本等其他因素,“已经是亏损运营”。当地的燃煤标杆电价为每千瓦时0.463元。


背后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电价依然实施管制,电价并不能随需求上升而上涨,然而煤价带来的高成本,使得火电企业缺乏动力扩大发电量。


“火电厂发一度电亏一毛多钱,已经亏了一个多月了,这种背景下,电厂怎么可能有动力增加发电供给呢?都没有满负荷发电。”《证券时报》援引业内人士称。


能耗双控

需求增加,以及煤价上涨都是中长期因素,去年底的“电荒”也有类似原因,但今年则叠加了政策影响。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媒体列出三个原因:电力需求增长过快导致的供给相对不足,电煤价格上涨,以及受到“双控政策”影响。


“双控政策”是指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8月中国发改委发布《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全国19个省份为一级、二级预警,包括此次"缺电"严重的江苏、广东、云南等省。


实际上能耗双控并不是新政策,但由于今年需求上升使各地工业生产加码,造成用电量高企。林伯强估计往常全年用电量增长6%左右,今年可能要到12%。


江苏省工信厅副厅长戚玉松也表示,“能耗出现不降反升的局面,主要原因就是重点用能企业无序用能、违规用能。”


东北地区的居民用电受到影响,引起舆论反弹。


然而,被上述“晴雨表”点名的地方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限电措施。“命令式”限电停产直接冲击了工业生产,甚至在东三省地区影响了居民用电。


长期来看,中国能源结构以及电力市场都面临改革需求。林伯强认为,中国相对比较便宜的是居民电价。如果按照供应成本的话,居民电价应该还是要涨一倍左右。不过,发电成本、电力系统的效率、我国的资源禀赋共同决定了中国的电价。


“我认为,未来电价应该会按市场供应成本来改革,但不是因为短期的问题去上调电价,而是如果不上涨的话,碳中和的成本谁来承担,又怎么能起到抑制上游高耗能产业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BBC不懂,“拉闸限电”意味着“一统就死”,而“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恶性循环。


《中国电荒蔓延,产业民生拉警报,“天子脚下”也传停电》(2021年9月28日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十多个省份出现的电荒和“拉闸限电”现象愈演愈烈,不仅迫使工厂停工停产,而且导致居民区停电、电梯停驶、居民和商家为了照明抢购囤积蜡烛。有些地方的自来水厂也发出警报,一旦停电,城市供水都会出现问题。


电荒持续,吉林省长电厂考察


中国这一轮电荒的主要原因是煤炭价格暴涨,煤炭供应不足,而电厂因为供电价格受国家控制,不能随着发电成本的上扬而让电费上涨,因此出现煤电价格倒挂、电厂发电越多亏损越大的怪异现象。有些电厂为了减少亏损,甚至以设备检修为借口减少发电;而另一方面,部分省份上半年能耗双控或减排未能达标,近期为了完成三季度目标而集中限产,因此对企业生产带来冲击。中国多省份、多地区、多行业的企业遭遇电荒和减排达标的双重压力,被迫限产停产,将严重拖累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


在受电荒冲击最严重的中国东北地区,吉林省省长韩俊星期一(9月27日)前往吉林省内几家供热发电企业和电力公司就煤炭保供和电力稳供问题作现场调研考察。据中国官媒报道,韩俊要求供热和发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克服电煤价格倒挂、煤炭紧缺、价格暴涨等困难,全力实现满负荷安全运转。韩俊还要求银行与企业对接,支持企业采购煤炭,确保煤炭储备充足。


禁澳大利亚煤炭进口恐失策


煤炭曾经是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一个主要商品。不过中澳关系恶化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贸易制裁,停止了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不知目前面对电荒的强大压力,中国是否已经或将要恢复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


美国之音此前报道,中国东北有些城市一天之内无预警地多次停电,有时一次停电超过12小时。沈阳市有些地方连交通信号红绿灯都停电,引发交通堵塞。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多个城市的市民抱怨说,停电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两次停电之间的间隔却越来越短。


很多中国网民在社媒上对拉闸限电表达强烈不满。


网民:我们好像生活在朝鲜


法新社引述一位网民的话说,“连续4天,每天停电8次,我已经无语。”


另一位网民抱怨商场提前打烊,而便利店点着蜡烛照明。


“我们就好像生活在朝鲜,”有人说。


由于东北地区拉闸限电频繁,民众被迫抢购蜡烛照明。抢购、囤积蜡烛的情形时有发生。有些蜡烛生产厂商表示,蜡烛订单在一个星期内增加了10多倍。但是由于蜡烛生产厂家也遭受拉闸限电之苦,蜡烛生产也是时有时停。


路透社引述中国官媒的报道说,供电紧缺不仅造成交通信号灯关闭,居民楼电梯停驶,连手机信号的覆盖都遭到影响。工厂停工停产更是家常便饭。吉林省一家自来水厂甚至警告说,停电随时可能影响自来水供应。不过该自来水厂随后又为造成恐慌而发表道歉声明。


“天子脚下”也传停电


中国国家电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日前发布公告称,北京市部分地区自9月27日至10月8日期间因为“计划检修”将导致停电,涉及范围包含城区、朝阳、海淀、通州、门头沟、房山等6个供电局的部分辖区。这一公告引发北京人的担忧,有人甚至质疑电荒居然波及北京,连“天子脚下”也要停电。


为平息民众疑虑,中国国家电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星期二发表紧急声明,强调设备检修是常规工作,首都北京电网供应充足,平稳有序,可确保满足全市用电需求。


苹果、特斯拉供应商受拖累


拥有1300万居民的东北重镇沈阳和大连市深受拉闸限电之苦。坐落在这两个城市中的苹果公司和特斯拉公司的供应商也抱怨说,它们的工厂也受到限电停电的冲击。吉林是中国十多个目前已经实行配额供电的省份之一。


有报道说,中国至少有17个省份和地区在最近几个月宣布了某种主要是针对重工业的限电措施,而这些限电地区的GDP在全国的占比高达66%。中国经济将近有60%要靠煤炭提供动力。


吉林省省长韩俊星期一表示,要从多重渠道确保煤炭供应。他要求供热发电企业派专人前往内蒙古矿区,落实煤炭购销运输合同,另一方面,他表示要争取更多的煤炭进口指标,抓紧推进从俄罗斯、印尼和蒙古国的煤炭采购计划。


电荒重创中国经济增长


高盛(Goldman Sachs)星期二发表的报告估计目前的电荒影响到中国44%的产业活动,并有可能让今年第三季度的GDP按年度计算下跌1个百分点,让今年第四季度的GDP按年度计算下跌2个百分点。


高盛同时将中国2021年GDP的增长预测从之前的8.2%削减到7.8%。


野村证券上周五将中国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原先的8.2%调降到7.7%之后,星期一又将中国第三和第四季度的GDP增长预测从原先的5.1%和4.4%,分别调降到4.7%和3.0%。


野村证券在上周五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制造商的电力紧缺风暴将会波及并影响全球的股市”,而且全球的纺织品、玩具和机械部件的供应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野村证券星期一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重镇采取的严格限电措施,可能导致近日将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荣枯线50以下。


电荒让煤炭期货价格创新高


摩根斯坦利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钢铁、铝业和水泥产业在限电措施中遭受的冲击最大。铝业的产能降低7%,而水泥产业减产高达29%。报告预测,纸张和玻璃行业也可能遭受重创,从而导致供应紧张。化工、染料、家具和豆粕的生产也已经受到影响。


路透社引述摩根斯坦利分析师的话说,停电导致减产如果延续的话,有可能将中国第四季度的GDP增长削减1个百分点。


中国煤炭供应紧缺和工厂订单暴增已经将中国的煤炭价格推向新高。中国动力煤期货价格星期二暴涨7%,达到每吨1324元人民币(约合204.76美元)。


电企代表称不惜代价采购煤炭


代表中国供电企业的中国电力企业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公告表示,供电企业为了保证冬季供暖和供电,现在正在“不惜一切代价扩大采购渠道”。


该委员会指出,中国需要在确保安全和环保的前提下,增加煤炭的开采和供应。它呼吁供暖发电企业在冬季到来之前签署更多的中长期煤炭采购合同,以增加电厂的煤炭库存。


不过路透社引述专家的话说,增加煤炭进口实际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进口煤炭并不容易


“俄罗斯首先要满足欧洲、日本和韩国的需求,”东北一位贸易商向路透社表示。“印尼的煤炭外运最近两个月又受到下雨天气的限制,而蒙古的煤炭出口主要靠卡车运输,运输量又太小。”


专门研究能源战略的咨询公司大屿山集团(The Lantau Group)中国能源政策研究员余德伟(David Fishman)向路透社表示,目前出现的电力紧缺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价格体制所致。


“短期来看,唯一合理的缓解之道就是从地里挖出更多的煤,但这绝对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主意;否则就是要终端用户为使用的电力付出更高的价格,”余德伟说。


中国不缺电厂,但缺发电积极性


决策者之前就曾经警告过,中国为了应对电力紧缺,需要在2021至2025年间建造更多的煤电厂,不过现有电厂的开工负荷其实也不高。


坐落于赫尔辛基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研究员米利维塔(Lauri Myllyvirta)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中国东北目前拥有10万兆瓦的煤电产能。如果电厂能够放手采购更多的煤炭,就一定能完全满足用电需求。


“没有一个电网报告说负荷达到峰值,所以现有的发电产能根本还远没有用完,”米利维塔说。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不懂,天子尚未来到,哪有天子脚下?“拉闸限电”意味着“一统就死”,那么“开闸放电”呢?那就会“叫放乱收”了——“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这就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之恶果”。

谢选骏:共产共妻的民主运动

《方兴未艾的“中国女权主义”》(布衣 2024-05-05)报道: 小题大作 最近听朋友聊天涉及蔡崇国涉嫌性骚扰事件,之所以这类事件在海外能轰动一时,是因为目前美西方国家正流行女权主义和LGBTQ运动,此事件中的控方S女士,也是凭她一面之词,就把蔡搞得灰头土脸,凭心而论,出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