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殖民主义前后的欧洲艺术截然不同

谢选骏指出：欧洲殖民主义兴起于1492年哥伦布开辟美洲航线，以此为界，我发现欧洲艺术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格——1492年以前的画风是压抑的，1492年后的画风是张扬的——

网文《世界油畫經典：你可能沒看過的盧浮宮藏品選》报道：

1、洛林大臣的聖母像 艾克 尼德蘭 1435年

畫板油畫 66x62cm 巴黎盧浮宮藏

這幅畫的特點是所有細節非常的細致入微，遠處風景中的城市、河流和塔橋（可能暗喻洛林的家鄉歐坦），教堂內部的柱子、彫刻、地面，人物的面部特徵和表情、服裝上的裝飾等等全部都處理的細膩逼真。教堂外的花甚至能分辨出有百合花、鳶尾花、牡丹和玫瑰（意寓聖母的美德）。畫的左邊是大臣洛林，他虔誠地祈禱著，而他對面懷抱聖子的聖母，以及為聖母加冕的天使並不是現實的人物，而是大臣洛林幻想中的，所以洛林與聖母的眼神沒有直視和交流。聖母身著的紅色長袍也一反傳統哥特式繪畫中聖母的裝束。這幅畫是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的大臣尼古拉·洛林（Nicolas Rolin，1376–1462）在1435年委托作者為其所繪的祈禱畫像。盧浮宮中僅有這一幅凡艾克的作品，所以顯得非常的珍貴。這幅畫一直掛在洛林的出生地歐坦（Autun）的聖母院教堂，大革命後的1800年進入到了盧浮宮。

2、埃斯特王族的公主像 皮薩內洛 意大利

畫板油畫 1443年 43x30cm 法國巴黎盧浮宮

這幅公主側面肖像描繪得十分工整細膩，尚存哥特遺風，強調裝飾美感，畫家已關註人物面貌的個性表現，無論是人物刻畫還是筆觸色彩的處理，都顯示出一種過渡風格。作為15世紀上半期威尼斯畫派的代表畫家皮薩內洛在繪畫題材上已開始描繪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在技法上逐漸脫離哥特樣式，重視色彩的運用。

3、聖瑪麗·麥格達倫 韋登 尼德蘭

畫板蛋彩 1450年 41x34cm 巴黎盧浮宮

韋登的主要藝術貢獻應該是他的肖像畫，祭壇畫是當時所有畫家都必須畫的，他也不例外。從這幅《聖瑪麗·麥格達倫》畫可以看出，韋登的肖像畫尚不能對人物的內在精神作出有個性的刻畫，但他能以現實主義手法描繪人物的外貌特徵，運用動作和細節描繪來彌補表現人物性格的不足。在他筆下的人物肖像多處於靜態，背景的風景被處理成獨立的風景畫，與人物沒有甚麼聯繫，但畫面表現很精致。

4、阿維尼雍的悲切 佚名畫家

木板油畫 約1460年 162x218cm1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是具有典型的國際哥特式風格的真正傑作。它是從1793年的一場火災中被搶救出來的，後來，在阿維尼雍的新城教堂重新被人發現。關於這幅畫的創作年代和作者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論。有些評論家認為創作者是昂蓋朗·卡爾通，因為畫面某些肖像學的刻劃的細節象是他的作品。而另一些評論家則說這是一位西班牙畫家的作品，有可能出自班·德·魏伊登之手。畫面上，高大的人物群像以金色為背景，由此可見其哥特式藝術的風格特徵，但哥特式藝術的這種色彩不久即被更為緊湊的天藍色所取代。這些人物形象看上去就象是眾多用象牙、木頭或石材彫刻成的《悲切》（Pitiｅ）人物群像的摹本。色彩對比十分鮮明，而畫中基督的屍體被擺放在聖母瑪麗亞的膝蓋上面，聖約翰臉部表情生動，正在拔掉紮在耶穌頭上的刺。

5、哀悼基督 烏格特 西班牙 畫板蛋彩

1460年 158x73cm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也是聖經故事的情節，中間躺著已經斷氣的這位是耶穌，圍繞在他身邊的有瑪麗亞、抹大拉的瑪麗亞、聖約翰等眾親人和追隨者都表情沉重，悲痛欲絕。在這幅畫裡，烏格特大膽地突破了教會繪畫傳統，不是圖解式的，而是以逼真生動的形象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悲悼耶穌的情景。

6、祭壇後方的裝飾屏風 佚名畫家 木板蛋彩畫

約1480年 162x127cm 巴黎盧浮宮藏

這是作為祭壇後方裝飾屏風的三聯畫，主要表現聖母子與追隨者的親密融洽關系。從畫的風格和表現手法來看，這幅畫創作於15世紀末，正一藝術認為這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宗教習俗題材畫。

7、岩間聖母 達·芬奇 意大利 祭壇畫

1500年 199x122cm 巴黎盧浮宮藏

畫家在這一幅畫上沒有受宗教題材的局限，而以一種世俗的生活感情去表現這一主題。為了使人物充滿一種天倫之愛，他把這種耶穌與約翰的所謂神聖會見，改變成兩個天真的孩子在水邊戲耍。但為了點明宗教題意，又不得不從動作上作些註解，如小耶穌用右手指著約翰，似乎在說：你暫且許我……。約翰也做出拱手向耶穌請安的樣子。右側坐在地上的天使，作為自天而降來到人間的美麗使者，她的形象被刻畫得最美，臉上展現著達芬奇的微笑公式，右手指著這幕受洗的趣劇，也象親人一般似乎在庇護他們。顯而易見，畫家在這裡決心以聖母為中心，賦予畫面以莊重、溫存和受天庇佑的母愛的感召力，而不是表現某種苦難、艱辛與恐懼的生活坎坷。中間的聖母一手扶著約翰，另一手去撫慰耶穌，體現了人間偉大的母性的力量。

8、三聖賢的朝拜與施者 韋基奧 意大利 布面油畫

約1500年 140x210cm 巴黎盧浮宮藏

這幅畫描繪了耶穌誕生時，東方的三位博士朝拜聖嬰和他的母親瑪利亞的典故。馬太福音是這樣記載的：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我們在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齊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說，基督當生在何處。他們回答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為有先知記著說，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大諸城中，並不是最小的。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裡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當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來，細問那星是甚麼時候出現的。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仔細尋訪那小孩子。尋到了，就來報信，我也好去拜他。他們聽見王的話，就去了。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他們看見那星，就大大的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獻給他。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9、梳妝的婦人 提香 意大利 布面油畫

1514年 93x76cm 巴黎盧浮宮藏

在這張半身肖像畫中，提香通過美麗的容顏、溫柔而自信的目光、豐滿的面頰與裸露的肩和胸脯，塑造了一個發育完美、洋溢著青春活力的美麗女性形象，她象一朵盛開的鮮花，生動的展現在我們面前。可以說在此之前，在文藝複興繪畫中，還沒有一幅作品描繪過如此健美的、充滿旺盛生命力的女性形象。

10、法蘭西斯一世的聖家庭 拉斐爾 意大利

布面油畫 1518年 140x207cm 巴黎盧浮宮藏

這幅畫描述耶穌一家的作品是教皇利奧十世(Pope Leo X)出資定制，送給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 of France)妻子Claude的禮物，所以才有這樣的作品名稱。事實上拉斐爾借聖母馬利亞之名，稱頌了一般人類母性的光輝，更加體現了他的人文主義思想。以現實生活中的母親和兒童作糢特兒，將聖母、聖子理想化，形象溫柔嫻淑，完全是一個生活中年輕的少婦，洋溢著幸福和歡樂。

12、阿拉貢的約翰娜 拉斐爾 意大利

布面油畫 1518年 120x95cm 巴黎盧浮宮藏

拉斐爾肖像畫中的經典之作。畫中女子衣著華貴絢麗，面容端莊文雅，秉承了他柔美的畫風；紫紅色與褐色融合的深色調突出了人物高貴的身份，面部的神態也描繪得很精彩。不難看出，拉斐爾對於女性之美有著自己獨到而深厚的理解。只是手的姿式僵硬緊張，從結構關系看更象是寬衣大袍下另有他人隱藏在其身後，更加之右邊背景的黑暗中伸出的兩只獸頭，使整個畫面透出一股邪氣。

13、伊拉斯謨像 小荷爾拜因 德國

木板油畫 1524年 42x32cm 巴黎盧浮宮藏

伊拉斯謨是荷蘭神學家和《愚人頌》的作者。在這幅肖像畫中，畫家描繪的是伊拉斯謨的側面，將伊拉斯謨置於書桌前，刻意表現他在奮筆疾書時的精神狀態，著力刻畫側面突出的高高的鼻梁、專註的目光、堅毅的嘴唇，這些細節極富個性，顯出伊拉斯謨堅毅果敢、沉著穩健的內心世界。人們隨著畫中人的目光，自然落到正在寫作的手勢，作為第二面孔的手部表情尤為豐富，熟練而自由的握筆姿勢，高貴的左手按在紙面上，這形成畫面的第二視覺中心，留住觀賞者的視線，引起人們無限的聯想。畫面形象塑造得十分洗煉，構圖單純中見變化。畫家以三個層次處理色調，面孔和手作為亮部，在濃重的厚皮毛大衣和帽子的襯托下，對比強烈而更加突出。背景單純中略有變化，襯托了學者那安詳、深沉、智慧的臉，這是一幅構圖獨特的肖像畫。埃拉斯穆斯本人對這幅肖像畫評價極高，認為不僅形似，而更重要的是表現了人物性格的本質。

14、聖母子與凱瑟琳和一只兔子 提香 意大利

布面油畫 約1530年 87x71cm 巴黎盧浮宮藏

這幅作品在構圖上極為精心，聖母瑪麗亞的形象採取傳統的金字塔形。畫中和諧之感來自於相近的色調，聖母綠色的鬥篷與紅色衣服形成互補，這些互補色又被兔子的白色皮毛所突顯，在金黃色的曙光映照下，顯得極其寧靜。

15、加納的婚禮 委羅內塞 意大利

1562年至1563年

聖喬治修道院飯堂畫 10米x666cm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是委羅內塞的代表作，表現的是基督在加納城參加一次婚禮宴會的情景。畫面非常大，大約有70平方米，在盧浮宮占據了整整一面牆，畫中的人物有132個，历時一年零三個月才畫完。故事講的是耶穌和聖馬利亞以及使徒們在約旦河畔的加納這個地方遇到一商人正在舉辦婚宴，應主人邀請他們一起參加婚禮。畫正中是耶穌和聖母瑪利亞，新婚夫婦在畫面左下角桌子的盡頭，大家正喝得高興，僕人報告酒沒了，於是耶穌吩咐把商人家的缸裡註滿水，然後叫大家品嘗，竟成了香噴噴的美酒，原來是耶穌顯了靈。畫家將英國女王、提香、丁托列托和自己都畫進畫中。據說，委羅內塞到了威尼斯以後，他發現這裡的人們追求的並不是對宗教的虔誠，而是對生活的享樂，於是他饒有興趣地把這些世俗生活搬上了畫面。

16、奧地利公主伊麗莎白肖像 克盧埃 法國

板上油畫 1571年 36x26cm 巴黎盧浮宮藏

《伊麗莎白像》作於畫家去世前一年，在人物的心理刻畫方面比較出色。這幅畫不僅真實地描繪人物的面貌，而且深入細膩地刻畫人物的內在微妙的精神狀態，他放棄了表面的、理想化的樸素和含蓄的優雅。克盧埃的藝術達到了法國文藝複興現實主義肖像畫的至高水平，為法國文藝複興奠定了現實主義基礎。

17、伊薩貝拉向查理八世乞求 必利威爾第 意大利

布面油畫 約1595年 120x157cm 巴黎盧浮宮藏

畫的背景大概是15世紀末的意大利戰爭，導火索是由於米蘭和那不勒斯的紛爭。阿拉貢的伊薩貝拉（不是大名鼎鼎的西班牙女王伊薩貝拉一世），他的丈夫是米蘭公爵吉安.加萊亞佐.斯福爾紮（Gian Galeazzo Sforza），但米蘭當時的實際統治者是吉安.加萊亞佐.斯福爾紮的攝政叔叔盧多維科·斯福爾紮（Ludovico Sforza，達芬奇的資助人，《最後的晚餐》的委托人，擴建米蘭大教堂，治理米蘭還是很有成就的），夫妻倆想親自掌權，就向伊薩貝拉的父親那不勒斯國王阿方索(當時那不勒斯已是西班牙的領地)求援，於是盧多維科·斯福爾紮向法王查理八世請求出兵（引狼入室），因為查理八世也認為擁有那不勒斯王位的繼承權。所以查理八世穿過米蘭，長驅直入意大利（占領那不勒斯及米蘭，打通君士坦丁堡的通道），但引發了周邊各國和教廷之間的不滿，爆發了長達60多年的意大利戰爭。圖中下跪的女子是伊薩貝拉，穿藍色長袍的是法王查理八世。此畫1817年進入盧浮宮。

18、聖母之死 卡拉瓦喬 

1605年 布面油畫 369x245cm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亦稱《聖母瑪利亞升天》，是一幅宗教題材的作品。但在這幅作品中作者所描繪的聖母與以往的畫家們的聖母卻不一樣，本來聖母的題材是非常神聖的，但這件作品卻不是。作品描繪的是一個破爛的農舍小臺子上，躺著一位久病無錢醫治而死去的中年婦女，她被窮困糟蹋得頭髮蓬亂，面容憔悴，死時連一雙鞋襪都沒有，赤著一雙腳，躺在一個小木牀上，聖母的軀體有一半還伸在牀外吊掛著，逼真地再現了一個意大利窮苦家庭的悲劇。前景那位垂首哭泣的少女像失去母親般地傷心，她是聖徒抹大拉。使徒們被描繪成從各方來奔喪的親朋友鄰，一個個掩面落淚，悲痛不已。畫家毫無顧忌地將普通勞苦貧民請進了神聖的藝術天地。在這幅畫中既沒有宗教氣息，也沒有臆造虛構，它樸素得就像是生活本身，畫面上唯一顯得華麗的帷幕，是按訂件人的懇求畫上去的。他對宗教題材做如此不敬的處理，激起了教會和貴族的憤慨，罵他是「粗野的自然人」，他的這件作品也因此遭到訂畫人的拒收。

19、誘拐海倫 雷尼 意大利 布面油畫

1626-1629年 23×29.7cm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取材於浪漫美麗的希臘神話。海倫，是宙斯和麗達的女兒，她一直跟隨繼父斯巴達國王廷達瑞斯長大，後來，斯巴達國王選中了阿加門農的兄弟墨涅拉俄斯作了海倫的丈夫，並且將斯巴達的王權交給了他。特洛伊王子來到希臘，他最初的目的是接走早年被劫掠而來的姑母赫西俄涅。當他在錫西拉島上第一次見到海倫的時候，竟無法自拔地愛上了這位已育有一女的斯巴達王後，並迅速忘卻了此行的最初目的。終於，特洛伊王子帶領部隊沖進斯巴達王宮，洗劫了國王的財產並帶走了同樣已愛上了他的王後海倫，從而引發特洛伊戰爭。畫面表現的正是特洛伊王子帕裡斯牽著海倫離開王宮的場景。畫中人物，無論是海倫和她的侍女還是帕裡斯和他的隨從們，每個人物都表現出一種優雅的姿態。這幅畫在1626年由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委托而作，大概在1631年被亨利四世的王後瑪麗.德.梅德西斯獲得，在1655年前被法國一位政治家Louis Phélypeaux de La Vrillière侯爵得到，一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1794年進入盧浮宮。

20、貞潔的葡萄 米尼亞爾 

法國 1640年 布面油畫 121x94cm 巴黎盧浮宮

這幅畫是米尼亞爾的代表作之一，畫中的聖母懷抱小耶穌，手拿紫葡萄，慈愛細心地看護自己的愛子，表現了聖母的秀美、典雅、溫情和美麗。

谢选骏指出：细细品味，殖民主义前后的欧洲艺术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殖民主义之前的欧洲是被侵略者，殖民主义之后的欧洲是侵略者了——殖民主义前后的欧洲艺术截然不同，代表了不同的主流心态与艺术人格。据我的研究，欧洲绘画的上述演变，在音乐领域和文学领域也同样是存在的。

谢选骏：马克斯·韦伯是个识时务者的俊杰

《马克斯·韦伯思想是时代的“黑暗之心”|韦伯逝世一百周年》李猛2020/06/14）报道：

生前与身后，韦伯固然吸引了诸多的崇拜者与追随者，同样也不乏批评者乃至敌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巨大的分歧从未减损人们的敬畏。哪怕在最严厉的批评中，我们也能察觉到一种近乎道德义务的敬重。

无论将韦伯社会科学原则上的缺陷或错误，归咎于他对方法的实证主义迷恋，对人类生活非理性或无根基性的强调，对社会科学历史性的判定，价值与事实二分的坚持，表面的价值自由与内心的历史宿命论，乃至对人类终极价值多元性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理解，都未能充分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明确意识到其作品的所谓“局限”或“不足”的同时会强烈感受其伟大。

面对世界无可奈何的清醒，以及担负这一绝望处境或必然命运的勇气，这些经常令韦伯的读者肃然起敬的品质，是这个时代仍然能以某种悲剧性的严肃，而不仅仅是喜剧或闹剧现身的最后一线证明。

一、韦伯的“伟大”

自韦伯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对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奉献了这么多的理智，耐心以及几近狂热的献身精神。无论他可能犯了什么错误，他都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斯特劳特《自然权利与历史》

犯了错误，但仍然伟大！即使许多人不赞同前者，但很少有人否认后者。生前与身后，韦伯固然吸引了诸多的崇拜者与追随者，同样也不乏批评者乃至敌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巨大的分歧从未减损人们的敬畏。哪怕在最严厉的批评中，我们也能察觉到一种近乎道德义务的敬重，而这往往只有当我们面对一项超越个人命运的事业时才会产生。无论是否赞同韦伯，我们都必须严肃对待这位巨人，哪怕我们以为已经射中了他最脆弱的部位，当他轰然倒地时，庞大的身躯仍然有一种纪念碑式的尊严和力量。

韦伯的伟大毋庸置疑，却不容易理解。韦伯的伟大，不是通常属于历史胜利者的辉煌，而更像一种失败的伟大。对于现代社会的困境，韦伯的作品呈现了大量冷峻而敏锐的观察，这些历史社会研究往往始于对昔日英雄时代精神的追溯，继之以对在这一精神荫庇下形成的制度的客观分析，然后就毫不留情地指出，今天只剩下尾随者的卑微与放纵者的逃避，一度生机勃勃的制度已经沦为徒有其表的空壳。韦伯的社会分析充满了无情的诊断，却找不到廉价的安慰。不过，与许多学者对现代危机漫不经心的无所谓态度不同，韦伯的全部工作都是要表明，他献身的科学，注定在面对这一危机时无能为力，这一无力，就是所谓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是这一科学支配的理性化社会的生活之道。知识就是力量，但面对生活最根本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因为它通过退却甚至放弃获得了它全部的力量。文明对科学抱有的无限希望，与科学给文明带来的巨大失望甚至绝望，是我们文明的根本特征。在一个科学已经大获全胜的时代，在文明的自我反省中，令人惊奇的是，科学更像潘多拉打开的礼物，而不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天火。韦伯对现代理性化社会的具体历史分析，特别是他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都旨在探究科学无所不在的力量与原则上的无能为力这一现代性悖谬的社会学性质及其历史机缘。无论将韦伯思想的主题规定为“理性化”还是“世界的除魔”，其核心意图都是揭示科学在我们时代的使命与根本的局限。韦伯的伟大，必须通过他所探索的失败来理解。

不过，韦伯揭示的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局限，往往被韦伯的批评者视为其社会学事业的根本缺陷或“错误”，是韦伯自身的失败。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就指出，韦伯倡导的“价值中立科学”（value-free science），因为欠缺真正的秩序原理，只能将政治行动奠基在理性无法把握的决断上。但在现代大学体制中，当科学家试图向学生——未来的政治人——教导政治的现实时，他势必再次面临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大学教育必然会唤醒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使社会科学无法停留在韦伯的方法论禁区中：“就韦伯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而言，他自己就证明了将价值看作守护神式的决断（demonic decisions）这一观念是虚假的”。因此，沃格林将韦伯在科学上的成就归为不可避免地对其自身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克服。也就是说，韦伯作品的伟大，在于他并没有恪守自己的方法论设想，而是偷窥了秩序的奥秘，只不过他自己没有机会深入这一思想的圣地。无论将韦伯社会科学原则上的缺陷或错误，归咎于他对方法的实证主义迷恋，对人类生活非理性或无根基性的强调，对社会科学历史性的判定，价值与事实二分的坚持，表面的价值自由与内心的历史宿命论，乃至对人类终极价值多元性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理解，都未能充分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明确意识到其作品的所谓“局限”或“不足”的同时会强烈感受其伟大。面对世界无可奈何的清醒（韦伯所谓“清明”），以及担负这一绝望处境或必然命运的勇气（所谓“责任伦理”），这些经常令韦伯的读者肃然起敬的品质，是这个时代仍然能以某种悲剧性的严肃，而不仅仅是喜剧或闹剧现身的最后一线证明，但它并未能证明思想本身的力量。韦伯的“伟大”是一个问题。

二、外在的职业：经营

在他一生最后阶段完成的作品中，韦伯将西方理性化的普遍历史进程概括为专业官僚的支配：

别的地方出现过各种可能形式的高等教育（中国、伊斯兰世界），其外表和我们的大学或者我们的学术很相似。但对科学进行理性和系统的专业经营，以及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Fachmenschentum），这些在今天的文化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而接近这种形态的教育只存在于西方。这一点首先就体现在职业官僚（Fachbeamten）上，西方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的基石。在别处只能找到他们出现的苗头，却从来没有像在西方这样成为社会秩序的构成要素。当然，“官僚”，甚至是专业分工的官僚，在各种文化中都是久已出现的现象。但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像现代西方一样经历这样的处境：我们的全部存在——我们的生存在政治、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基本条件——都绝对无可逃避地被纳入到一个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僚组成的组织的硬壳（Gehäuse）下，社会生活那些最重要的日常职能都由技术官僚、商业官僚，特别是受过法学训练的国家官僚来承担。

在西方独有的理性化进程中，人的整个生存状况都日益“无可逃避地”被纳入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职业官僚制造的“铁壳”之中。而这一生活秩序的“铁壳”，核心就是以专业化为原则的职业工作及其生活之道。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这两个缔造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力量，根据韦伯的诊断，都属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制度化经营”（Anstaltsbetrieb）：“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两者完全是一回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现代国家，如同一间工厂一样，也是一种‘经营’，这正是它的历史性特征”。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首先从“天职”（Beruf）一词的所谓“物质”涵义，或者说，科学的“外部条件”，入手进行考察。这一问题的实质，正是科学作为职业的“经营”问题（der Betrieb d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也就是在上述引文中提到的所谓“对科学进行理性和系统的专业经营（der Fachbetrieb der Wissenschaft）”。韦伯发现，持续影响德国大学发展方向的美国大学体制，其核心特征就是一种类似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德国大学美国化的问题，不过是人的整个生活美国化的一个缩影——经营的逻辑迟早会支配当时尚存不少传统等级制色彩和身份特征的德国大学。原本属于“精神贵族”的学术，注定会被彻底官僚制的大学经营所取代。韦伯早在一百年前就预言，美国化的发展“已是势不可挡”。

德国大学与美国大学这两种科学职业形态的对抗，有着相当深远的历史背景。韦伯提醒我们，“在所有目前关于教育制度之基本问题的讨论背后，潜藏着一个‘专家’类型对抗古老的‘文化人’类型的关键斗争”。韦伯梳理历史发现，无论在古希腊，中古封建制或英国的望族行政，还是古代中国的家产官僚制，其教育的目标都不是“专家”（Fachmensch），而是“文化人”（kultivierte Mensch）。所谓“文化人”，通过教育培养人具有可以称为“文化教养”的生活之道的种种品质。这种文化教养的人格（kultivierte Persönlichkeit），而非任何专业意义上的“有用”，才是教育的重点。然而具有苦行色彩的现代职业劳动，却“与追求完满与美的人性时代义无反顾地分道扬镳了”。在这样的专家时代，韦伯坚持认为，“局限于专业工作，抛弃人性浮士德式的全面养成，在今天这个世界中，是一般而言任何有价值的行动的前提”。而对于究竟应该让大学“陶冶人们并灌输政治的、伦理的、艺术的、文化的或者其他信念”，还是主张“学校教室如今只有通过专业上具有特殊资格的人进行的专业训练才能发挥其真正具有价值的影响”，韦伯毫不犹豫地支持后者的立场。

对这场古老的“文化人”与新兴的“专家”之间的文化斗争，韦伯始终不忘提醒我们注意背后的“支配结构与社会条件”。在西方独有的理性化进程中，以官僚制的法理支配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既是职业专家的教育形态最大的受惠者，同时也是其最强有力的推动者。通过系统的科学或法学训练培养的“专业人”（Fachmenschentum），是现代法理支配所依赖的专业官员（Fachbeamte）的主要来源。“专业人”的兴起，与现代国家的兴起密不可分。

现代国家的制度化经营以官僚制支配为主要形式，这一官僚制的支配形式首先就意味着，职务与“职业”的等同：“职务即职业”（Das Amt ist Beruf）。将官职转变为一种职业，要求任何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经过专业性的训练和考试，同时形成一种以“事务性目标”（Sachlichen Zweck）为导向的职业忠诚，这就是“专业官员”。自从16世纪绝对主义的兴起，专业官员就在欧洲的战争、财政和法律诸领域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训练有素的专家”，取代了“文化人”或“绅士”，逐渐垄断了对行政事务的管理。因此，系统全面的专业训练（Fachschulung）也就成为现代官僚制运转的功能性条件。从官僚制中职业、专业与官职的三者合一来看，韦伯断定，“现代官职系统正在发展成为一种通过长期的预备性培养形成的具有专业训练，从而具有专门化特征的高素质的精神工作制”（geistige Arbeiterschaft）。现代国家，仰赖专业化的职业官员主导的官僚机器；而这一机器能否运转良好，则取决于机器的每一个零件是否经过合格的“专业训练”。“受过大学教育，具有专业训练的官员等级”，或简言之，“专业官员群体”，逐渐终结了外行行政。韦伯预见，即使在“旧式民主”盛行的美国，受到一战的影响，将在行政管理方面经历一场“欧洲化”，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支配政治生活，从而迈向一种大国民主所不可避免的“官僚化民主”。在韦伯看来，“这已经成为一切现代民主制的命运”。欧洲大学的美国化一样，美国民主的欧洲化。这两个并行的进程，不过是专业—职业官僚制经营全面主宰现代社会生活的进程的不同侧面罢了。美国不复是托克维尔笔下“年轻的人民”建立的年轻政体，而老欧洲也不再是茨威格缅怀的“昨日的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一战之后，大洋两岸都进入了官僚支配全面主宰政治与教育的时代——“官员专政”（die Diktatur des Beamten）的时代。

对于现代政治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是，“与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群体崛起的同时，也出现了‘领导性政治家’的发展”。法律是职业官员必不可少的“专业训练”，官僚支配的另一副面孔是法理支配。法理支配中的形式理性取代家产制官僚制的实质正义倾向，使受过严格大学教育的法律专家取代了各种法律望族对司法活动的控制，这一法律经营的专业化可以说是现代国家制度化经营的关键。但韦伯指出，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律师，在现代国家与政党的发展中，更为重要的角色不是“职业官员”，而是“政治官员”（politische Beamte）。由大学训练的法律人士，而非僧侣、文人、宫廷贵族或绅士来担任职业政治家，这是“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独有的现象，对这个大陆的整个政治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韦伯看来，法律人充当政治家，与其生活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律师，“就纯粹经营技术的缘由”，往往更适合充当职业政治家（Berufspolitiker）：“在一个法律人支配的时代，伟大的律师乃是唯一与官员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法律人，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为了斗争并通过斗争有效代理诉讼”。投身政治，在韦伯眼中，就意味着，“斗争”（Kampf）。斗争不是官员的“事”。职业官员要求的是“保持超越党派的不偏不倚，压制自己的倾向与观点，从而以有良知、有意义的方式去执行职责的一般规定或对他的具体指令的要求”。但政治家不能保持中立，“为官员指定任务，领导官员系统”的政治家，必须通过斗争来解决权力政治与文化政治的重大问题。官员的德性是政治家的缺陷，政治家必须知道如何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

从“专业官员”与“政治领袖”这一区分入手，可以帮助我们澄清韦伯的科学学说遭受的政治批评。根据韦伯这一关键的区分，沃格林针对韦伯方法论禁令提出的批评，其实主要适用“职业政治家”的情况。专业官员，承担的是现代国家制度化经营中纯粹技术性的功能，缺乏对生活秩序的整体性视野，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功能性角色的必然后果。“专业官员”，作为所谓“精神工人”，与制作扣针的十八道工序上的普通工人一样，只关注他们权限内的事务得以“精确、明晰、持续”地处置。专业官员在经营上的这种“技术优越性”，与其思想或精神上的非政治性，是一体之两面。专业官员保持中立性，是为了保证政治经营机器的功能性运转，等待政治家的“领导”来开动这部支配机器。

根据韦伯的原则，“‘企业家’或‘政治家’的领导精神与‘官员’不同。形式上未必尽然，但实质上的确如此。”而且在原则上，只有政治家“完全无须提供专业训练的资格证明”。但考虑到现代社会制度化经营的形式优先性，“专业官员”与“政治家”的实质区分，恰恰在“形式上”难以维持。就他们实际所受的训练，由此形成的生活技术，乃至他们在西方理性化进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来看，他们其实都是同一批人。在知识和精神上，政治家与专业官员往往并没有差别。在韦伯描述的理性化缔造的支配图景中，职业政治家实际上是从专业官员的群体中遴选出来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政治的实际支配权，已经日益从无需专业训练的领袖，转移到了专业的官员手中：“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实际的支配必然且不可避免地会操之于官员群体手中，对日常生活实际发挥作用的既不是议会演说，也不是君主的文告，而是行政处置”。在韦伯看来，对于任何大众组织而言，无论政党、企业、教会还是国家，“具有专业训练的常任官员”都是“机器的核心”，而“官员的‘纪律’”都是这一组织成功的绝对前提”。事实上，理性官僚制的历史特点就是专业化官员日益把持日常的政治活动。韦伯不断提及的现代理性化的“无可逃避”的“命运”，就在于政治性官员日益等同于行政性的职业官员，而其背后的决定性力量就是“理性的技术专业化及训练”（die rationale fachliche Spezialisierung und Einschulung）：“在任何地方，只要受过训练的现代专业官员着手支配，他的力量就是绝对不可摧毁的”。因此，韦伯在“专业官员”和“政治家”之间建立的区分反而表明，现代政治生活因为受到以制度化经营为特征的官僚机器的左右，实际上其支配中心已经转向日常生活的行政处置，而非重大或紧急的政治抉择，从而日益“非政治化”。沃格林有关专业性知识在政治生活中的局限，与其说是对韦伯的批评，不如说恰恰印证了韦伯有关官僚时代“政治”不成熟的论述。如果作为专业知识化身的“专业人”，不仅把持了专业官员的进入资格，也实际上决定了政治官员的遴选，并进一步主宰了政治权力的运作，那么，科学的职业化，就成为整个政治生活非政治化的关键，并进一步构成了现代社会种种制度化经营共同的结构性原则。

根据韦伯的社会学分析，正是政治的这一经营化，在历史上推动了整个教育的“官僚化”，使关注文化教化的旧式“精神贵族”教育，逐渐让位于专业化的“时代要求”。而科学职业的经营化，与整个政治—社会生活的经营化，一同构成了韦伯在演讲中所谓科学的外部条件。这是理性化在官僚支配领域不可避免的趋势。

但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在韦伯眼中，并非胜利的凯旋，而是通向前景极为暗淡的悲剧性命运：

一部无生命的机器就是凝固了的精神。只有这一点才能像在工厂中实际发生的那样给这部机器提供权力、迫使人们为它服务并支配他们日常的劳动生活。然而，这种凝固了的精神也是一部活的机器，其特征就体现在官僚制组织，及其经过训练的专业工作的专门化，它对权限的划分，它的规章制度以及等级制的逐级服从关系。它和无生命的机器一样正在建构未来的农奴制之壳，有朝一日，人们也许只能像古代埃及国家中的农奴一样，无可奈何地被迫栖身其中——只要他们认为纯粹技术上好的，也就是一种理性的官员行政和福利管理，就是终极性的唯一价值，由它来决定安排其事务的方式。

根据韦伯的诊断，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因为“一直被’官员’（就这个词的精神意义而言）统治着”，虽然具有世界最出色的军政与民政的官僚系统，却始终欠缺“政治家对国家的领导”。德国这一理性官僚制发育最为成熟的国度，却令人惊讶地伴随着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的极度不成熟：“一个仅仅能产生优秀的官员、有价值的职员、诚实的商人、能干的学者和技师、忠心耿耿的仆人而在其他方面却服从于冒牌君主制旗号下不受控制的官员支配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也不可能担负“把握世界发展之舵的天职（Beruf）”。从政府的专业官员中遴选政治领袖，被韦伯看作是魏玛体制的主要弱点。因此，韦伯对“官僚化的推进已经不可阻挡”这一事实的社会学分析，正为了提醒大家关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官僚制做不到什么？……其效能在公共的、国家政治的经营领域中，就如同在私人经济中一样有着明确的内在界限”。韦伯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技术专业化及训练”，对于政治生活而言不仅是不够的，而且在许多时候是真正政治领导的巨大障碍。社会生活完全由官僚支配，这样一种东方——埃及式的未来图景，对于韦伯来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不过，韦伯对“专业官员”支配政治后果的严厉批评，乃至他在精神上与这一倾向始终不懈的对抗，并不能使其完全免受相关的政治批评。对于官僚制的历史形成与社会学性质，韦伯进行了系统而丰富的分析，但对于他所谓最重要的问题——“官僚制做不到什么？”——韦伯的论述就要薄弱而含糊得多。这里至关重要的是，面对我们政治与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韦伯的科学知识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如果社会科学知识最终不过是官僚统治机器的一个零件，那么，依靠这个零件的“格格不入”，并不能阻挡这部机器的运转。面对这一不可阻挡的所谓历史命运，人类只能乞灵于科学之外的力量。

因此，韦伯的思想并未忽视或回避现代政治生活面临的中立化和技术化的危险，从而使科学沦为非政治化的工具。“科学作为天职”与“政治作为天职”这两篇演讲，其理论前提就是现代政治生活为制度化经营所主宰的世界图景，而这两篇演讲，与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和比较宗教社会学的思想努力一样，都试图面对这样的历史命运，寻找人类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真正的问题在于，科学本身是否有可能指出逃脱这一历史命运的方向？

三、内在的天职：对事的激情

“经营”对于科学职业的影响，远不仅仅限于外在的物质条件或制度安排，而是渗透进了每个科学工作者内在的专业化精神。在韦伯的描述中，现代科学处于不断“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所进行的工作，都意味着必然被“超越”的命运，这一与“艺术”截然不同的处境，被韦伯描述为“永无止境地运转的专业化经营”。每个从事科学的人，不再是只身面对世界秩序终极问题的观看者，而是置身于专业化经营的科学进步之流中的工作人员。“生前千载已逝，身后寂寞千年”（Jahrtausende mußten vergehen, ehe du ins Leben tratest, und andere Jahrtausende warten schweigend），不是“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中对人类必朽命运的喟叹，而是面对“一项实际上永无止境、也永远不可能有止境的事业”的感慨。现代科学不过是西方漫长的理智化进程中的一环，献身科学的人每时每刻的努力，不过是历史“分工”中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想要为这样的事情找到“意义”或“价值”，似乎是一项徒劳的任务。

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科学始终被看作一项“工作”，甚至可以说“劳动”（Arbeit）。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韦伯的演讲本来就是所谓“作为职业的精神工作”（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系列的开题演讲。我们已经看到，专业化是所谓“高素质的精神工作”的前提：“只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科学工作者才能真正有时，也许一生只有一次，充分地感受到，‘我取得了某种会持久的东西’”。在“业余者”或“外行”（Dilettant）与“专业人”（Fachmann）的对比中，在“想法”不能代替工作的告诫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韦伯对科学职业在根本上是一种“工作”的理解。科学是专业人经过严格训练后才获得资格从事的“精神工作”（日益经营化的大学体制为这一工作资格设置了越来越高的门槛）。这一工作，其职业范围是“精神的”，不仅不意味着工作强度的降低或性质的变化；恰恰相反，精神工作，比任何只触及身体某些局部的劳动，要求工作者更严格的“纪律”，对整个人从内到外更加彻底地条理化，对其全部生活更为系统地理性化。简言之，精神工作要求人全部的日常生活都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他作为牺牲而奉献的“一生”，只是他为了在职业中做出一点点微乎其微的“贡献”所做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工作者是伦理理性化最系统和最彻底的承载者，他最大程度清除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无计划性和无系统性，以融贯的方法统领全部的生活。学者是名副其实的“终生的僧侣”（ein Mōnch... sein Leben lang），他必须把他的世界变成一座修道院。如果说，现代国家是西方理性化最重要的制度产物，那么，现代科学工作者，就是这一理性化最重要的精神产品。

将科学与政治（特别是其中的行政管理）看作一种“精神工作”，无疑与古典传统将二者视为摆脱了工作的必然性束缚的所谓“自由行动”（闲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现代科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在培根的感召下，将科学转变为一种工作，科学家才能实现“知识即权力”的梦想。受韦伯启发的一代科学社会学家，在分析现代科学的早期发展时，正是将这一特征视为西方科学得以实现突破的关键。在他们眼中，现代科学工作的形成不过是韦伯阐发的“新教伦理”命题的一个特例而已：新教伦理为新科学工作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

依据韦伯对现代工作伦理形成的分析，乃至更进一步，对理性化的现代政治背后的革命动力的分析，这一高度形式化和专业化的工作，需要某种能够从内部全面塑造工作者的伦理理性化。所谓“科学革命”，不仅仅是外部的技术革命，而必定涉及某种信念的“理智转变”（Metanoia），从而构成“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正是基于比较宗教社会学和支配社会学研究中的这些洞察，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才得以从科学的外在物质条件推进到科学的内在处境，考察作为职业的Beruf与作为天职的Beruf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与无法解消的紧张。外在职业经营与内在天职伦理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科学作为理性化关键环节的动力，也最终规定了其悲剧性的命运，这往往是韦伯的批评者们忽视的。

科学在职业与天职之间的张力，突出体现在韦伯的激情（Leidenschaft）概念中。在韦伯看来，“人之为人，不能以激情去做的事情，就是没有价值的事情”。在韦伯要求政治家必备的三项决定性品质中，第一项就是“激情”。那么，在韦伯这里，究竟什么是“激情”呢？韦伯的回答出乎意料，激情就是“专注于事情”或者说“就事论事”（Sachlichkeit），是对一项事业的献身（leidenschaftliche Hingabe an eine „Sache“）。这一令沃格林极度惊讶的定义，清楚地标识出了韦伯理解的科学天职的精神气质——激情就是纪律（Disziplin）。

在韦伯的支配社会学中，就事论事的“事务性”被看作官僚制支配贯彻行政工作专业化的根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就事论事”意味着根据可计算的规则“不考虑具体人”来处理事务（„Ohne Ansehen der Person“ nach Berechenbaren Regeln）。 “不考虑具体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意味着这一支配克服了地位身份的等级制限制或对生活的圣俗区域分界，而完全基于夷平后的社会成员资格一视同仁地对待人与事。可计算性的理性规则能在现代官僚制中发挥如此大的作用，仰赖这一支配以“事务性”，而非具体人的品性或身份，作为行政处置的根据，因此，“事务性”实际上构成了“通过计算支配”（durch Berechnen Beherrschen）这一现代支配原则的枢纽。韦伯将之视为现代官僚制最重要的特征，“同时也是市场（乃至所有对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的追求）的口号”，由此全面奠定了现代文化在“技术与经济的基础构造”方面的特质。这两个特质合在一起表明，就事论事的“事务性”始终意味着一种“无恨亦无爱”（sine ira ac studio）的“非人化”（entmenschlicht）原则，一种超越党派利益的官员职业伦理。甚至在行政的所谓自由裁量空间中，官僚的行动也仍然会秉持“现代特有的、严格事务性的‘国家理性’思想”这一被视为“国家行政领域中最高与最根本的行为原则”。对“事务性”目标的理性追求与献身，以及接受这一目标的支配，被韦伯称为“官僚行为的规范”。

专注于事情或事务的Sachlichkeit，这种“无恨亦无爱”的专业规范，同样也被韦伯用来描述一位真正的教师或学者的职业品格，用以反对在科学职业中千方百计展现自己所谓“统一”人格（Persönlichkeit）的某种时代倾向：

对每一种职业的任务来说，事业自身（die Sache als solche）都要求有自己的权利，并且要按照它自己的规律来完成。对每一种职业的任务来说，负责的人都应当专心致志，排除一切不严格地属于事情的东西，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是自己的爱和恨。认为强大的人格表现在，它在任何场合都首先探究一种仅仅为它自己特有的完全“个人色彩的”特性，这是不正确的。相反，我们应当期望，恰恰是如今正在成长的一代首先要习惯于这样的思想：形成“一种人格”，是某种不能刻意追求的东西。只有一种（也许！）使人格得以实现的途径，即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一项“事业”，不管它以及由它出发的“日常要求”在具体场合会是什么样的。将个人事务混入就事论事的专业讨论，这是不适宜的。如果没有实现“职业”所要求的这种特殊方式的自我约束，这就意味着取消了“职业”惟一在今日仍现实地起着重要作用的意义。

在韦伯看来，“在科学的领域里，只有那些全心全意地为事业服务（rein der Sache）的人，才具有‘人格’”。这种“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一项‘事业’”（die rückhaltlose Hingabe an eine »Sache«），在韦伯心目中，构成了科学内在天职的“激情”。

但如果就事论事的“事务性”是官僚群体普遍奉行的理性生活之道，向从事这一职业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推荐这样的品质，似乎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既然政治家或科学家其实都不过是专业官僚，他们难道不已经成为这种就事论事的“事务”或“事业”的化身了吗？对一种“通过计算支配”的原则，可以接受，可以严格履行其“日常要求”，直至超脱“自己的爱与恨”，但怎么可能让一个人为此充满激情地献身呢？

从早期的《中世纪商社史》的研究开始，韦伯就已经注意到，现代世界的理性化将决定人的行动取向、联结人与人的关系，将共同体的形态，决定且不可逆转地改造为社会性关系。在这一“大转变”中，现代国家的官僚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官僚制一旦确立，即为社会组织中最难摧毁的一种。官僚制乃是将共同体行动转变为理性秩序安排的‘社会性行动’的特有手段。”但在现代国家和企业组织兴起之前，宗教团体，特别是教派，是将人按“社会化”组织起来的主要力量。人的种种生活秩序的“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始终是韦伯分析西方理性化进程关注的焦点。而“社会化”就意味着，基于人们共识的“目标性组织的具体理性秩序”（konkreten rationalen zweckverbandmäßigen Ordnungen），为一种对共同行动更为广泛的目标理性秩序所代替，这就是目标理性安排的“制度”（Anstalt）。这一制度化的新秩序，虽然最初出于某种明确的特定目标而设置和安排，但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并不清楚这些目标，只会基于习惯面对这些制度：“社会日益分化和理性化，虽然并不绝对适用于所有情况，但一般来说意味着，就整体而言，在实践上受理性技术和秩序影响的人，距离这些技术和秩序的理性基础越来越远……因此，共同体行动的理性化根本不意味着对于这些行动条件或相互关系的知识的普遍化，而是恰恰相反。”社会性生活的“制度”，就像“科学作为天职”演讲中的“电车”，“只要想要了解，就能随时了解到”。但这些事务性安排的知识，并非我们世界图景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们只是在原则上，随时可以作为手段被调用，通过计算与我们的生活目标联系在一起。“事务”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可是我们的生活秩序，却完全取决于这些事务性安排的功能运转，仰赖对这些事务的知识。不管我们各自打算追逐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真正共享的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务构成的“社会”，关注的是其制度化的经营。而科学所关注的手段性知识，就是这一事务性的现代社会赖以构成的关键。

因此，就理性化进程中的理智化一面而言，以“事情”或“事务”为核心的专业化，意味着决定人类生活命运的“最重要”的知识，从有关生活目的的智慧或明智转变为手段的知识。韦伯对社会科学性质的广泛探讨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社会科学是一种手段性的知识。只有凭借这种知识，社会成员的行动才能从“情感”或“传统”这种所谓“边缘”类型成为真正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的行动得以建立目标—手段的结构性关系，转化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动”，是人的生活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科学对象的历史前提。然而在行动的目标—手段结构，或者说，价值理性与目标理性的复杂伦理形态中，社会科学的知识，并不能提供人类行动的内在伦理动力，而更多是“就事论事”地评估这一伦理动力可能采取的各种路径：

假设我们把人类行动“理解”为受清晰的意识、意志想要的“目标”以及有关达到这些“目标”所需“手段”的明确知识所决定的，这种理解无疑可以达到特别高程度的“自明性”。假如我们现在问这么高的“自明性”有何基础，显然其中缘故是，“手段”与“目标”之间是一种理性的关系，在特别的程度上可以为“法则”意义上的因果概括的考察所把握。没有任何理性行动，其现实中被考察到的部分不被视为因果作用的对象及手段从而实现了因果理性化……。（1903—1906）

对有意义的人类行动的基本要素所做的任何思想探索，都首先是与“目标”和“手段”这两个范畴密切相关的。具体来说，我们想要某种东西，要么是出于它自己的价值想要它，要么是把它看作服务于最终想要的东西的手段。而首先，手段对于给定目标的适当性问题，绝对是可以进行科学考察的问题。（1904）

许多人依旧一直相信：人们应当、必须或者也能够从“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评价的指导。然而，即便是从如此明确的“发展趋势”中，也只是就实现某个既定立场最适合的手段而言，而不是针对立场本身，才能给行动明确的律令……对这些或多或少难以改变的“发展趋势”的知识在这里绝对没有特殊的地位。每一个新的个别事实都同样会导致，重新在目标和不可避免的手段、期望的目标和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之间做出调整。然而，这种重新调整是否应当发生，以及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实践结论，却不仅不是一门经验科学的问题，而且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根本不是任何一门科学的问题，无论这门科学是什么样的。（1917）

除非是讨论对一个既定的预设目标而言的手段问题，否则不可能“在科学上”为实践立场辩护的，这么说还有更深的理由。这样做在原则上没有意义，因为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价值秩序，彼此之间处于不可解消的争斗之中……如果一个人采取某种特定的立场，那么，根据科学的经验，他要在实践中贯彻自己的立场，就不得不采用某种特定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也许恰恰是你相信自己必须抛弃的。这样一来，你就只能是在目标和不可避免的手段之间做出选择，看看目标是不是能够让手段也变得“神圣”？教师会让大家认识到这种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教师还想让自己保持教师的职责，不想成为一个煽动家，他所能够做的，也就仅限于此。（1917）

在无数相似的段落中，韦伯倡导的社会科学始终试图把握的只是“手段对于给定目标的适当性”，对于目标本身或者立场本身，“根本不是任何一门科学的问题，无论这门科学是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将韦伯的这一立场，视为事实/价值（Fact/Value）、实然/应然（Sein/Sollen）二分在社会科学中的典型症候。这一症候暴露出韦伯学说乃至整个新社会科学的痼疾，必然导致所谓“虚无主义”。这是韦伯的科学学说面临的最致命的批评。要理解韦伯，无论其伟大，还是错误或局限，都必须面对这一批评。

不过，虽然施特劳斯对实证主义的新社会科学始终持有严厉的批评态度，并认为韦伯对狭隘而缺乏反思的“新政治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在许多时候却将韦伯视为一个例外，赞赏韦伯在处理科学问题上的“深度”（depth）与“思想开阔”（open-minded），使其幸免于“新政治科学家”这些常见的缺陷。但韦伯究竟如何超越了“新政治科学”在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方面的“狭隘性”，施特劳斯语焉不详。但有一点颇值得注意，施特劳斯在二战后将彻底批判韦伯科学学说中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作为重返古典理性主义的出发点，但他对韦伯思想的具体诊断却在许多方面响应了战前左派学者卢卡奇对韦伯的非理性主义批评。在深入考察对韦伯思想的哲学批评之前，我们先要理解对韦伯思想的社会批评，这是理解前者的前提。

早在1922年，卢卡奇就试图通过韦伯的思想阐释马克思的物化概念。卢卡奇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物化体现在国家的原则依据精确计算的方式进行系统的理性化。现代官僚制在形式上的理性化，恰恰通过片面的专业化，破坏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卢卡奇还特别强调，工人的“物化”，还只是部分精神能力与全面个性分离，遭受机械化的压抑，而官僚的“事务性”（Sachlichkeit），则是完全服从物的关系构成的系统。这种完全的服从，不仅意味着泰勒制式的分工侵入了心理领域和伦理领域，更重要的是，强化了整个社会的“物化意识结构”：“雇佣劳动中产生的各种意识问题以精致化、精神化，然而正因此而更加强烈的方式，出现在统治阶级那里”。这方面的范例就是——“专业化的‘大师’，即客体化和物化了的精神能力的出卖者，不仅成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而且对于他自己的客体化的和物化的能力所发挥的功能，也采取一种旁观的（kontemplative）态度”。

卢卡奇·格奥尔格，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

卢卡奇，深受韦伯影响的匈牙利青年哲学家。在将理性化学说转变为物化理论时，将韦伯在现代官僚制支配中发现的“事务性”原则与科学工作“面向事情”的“客观化”原则（韦伯著作中的两种Sachlichkeit）直接联系在一起，断定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第一次得以实现的，与社会经济结构相对应的“整个社会的统一的意识结构”，即资本主义主体特有的意识结构。这样，理性化、对象化与事物化，几乎成为同一过程。事务化（Versachlichung）与物化（Verdinglichung）有时也混为一谈。而专业化分工在导致非人性的片面化的同时，将“理性的机械化一直推进到工人的‘灵魂’中”，从而塑造了一种所谓“资本主义主体行为”的“旁观性”。在这里，每个人都“被分裂为商品运动中的因素和这种运动的（客观的、无能为力）的旁观者”。而且，在官僚和专家这些所谓的“统治阶级”那里，这一旁观化造成的精神分裂以更为系统、全面的方式体现出来。卢卡奇还特别提醒读者，这就是韦伯在新教中发现的“入世苦行”对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形成所起的作用。

卢卡奇的这一批评，经过修正后，在二战后撰写的《理性的毁灭》中发展成为对德国帝国主义阶段社会学的系统批判。从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对现代德国思想的“非理性主义”通过“希特勒归谬法”（reduction ad Hilterum）予以全面清算的著作。根据卢卡奇的分析，方法论上的极端形式主义与完全的相对主义，很快就会退化为一种神秘的非理性主义。卢卡奇相当刻薄地指出，这种形式主义的学科分工，彼此相互推卸问题的方法，导致这些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与官僚机构将待理案件互相移送，极其类似”。卢卡奇指出，韦伯自己虽然也反对过度的形式主义，但他的社会学范畴仍“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善于计算的个人的抽象心理学”，因而，“在反对非理性主义的斗争中竟把非理性主义引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韦伯社会学方法主张的价值自由，通过从社会学中清除“所有表面上非理性的因素”，实际上是“非理性主义至今所达到的最高阶段”，是从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通向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关键一步。

沃格林和施特劳斯，卢卡奇与马尔库塞，他们对韦伯的科学学说最重要的社会批评在于，科学通过“价值自由”发展的“手段知识”，是现代社会物化现实的某种镜像。而韦伯自身对科学使命的规定，并没能超出这一科学致力于研究的对象本身面临的根本困境，相反，韦伯恰恰是这一困境浓缩的反映。当韦伯坚持，“局限于专业工作”，是我们这个科学时代“任何有价值的行动的前提”，这一“局限”（Beschränkung），就不仅是现代精神工作者在知识上的指导原则，也是其生活之道不可逾越的纪律，并最终成为现代思想的“绝对命令”。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伟大是与其错误息息相关的，他的思想是这个时代的“黑暗之心”——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他的思想以最鲜明、最尖锐的方式把握这个时代的错误或狭隘。

网民评论：

Hu Ping胡平@HuPing1：

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要具备三项品质：判断力、热情和责任感。其中，责任感一项最为重要。政治家不能只强调自己的良好意愿而不顾自己主张与作为的客观效果。他必须考虑自身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必须愿意为其行动的后果承担所有的责任。

Hide@AP56522688 Replying to @HuPing1

大多數香港人沒有怪責勇武派

因為我們沒有他們付出的多

所以沒有資格批評

你更加沒有資格

谢选骏指出：马克斯·韦伯（德語：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小名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有个流传甚广的谬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德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毒害了不少的青年。因为据我研究，“祈祷与劳动”是本笃教团的规章，比德国人搞出来的新教早了一千多年。现在，根据网民之间流传的韦伯教义，似乎又和捕获了文天祥的大汉奸张弘范发生了关系——因为张弘范的名言就是元明清的“做人的道理”——“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就是“要承认成者王侯败者寇的现实”，或用现在流行的话叫做“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而以下说法不正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注解吗——“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要具备三项品质：判断力、热情和责任感。其中，责任感一项最为重要。”确实的，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理论。

谢选骏：披着东正教外衣的共产党——普京

《北明非常识：苏共解体后的普京现象：普京全力复兴东正教》（自由亚洲 2021-11-30）报道：

2021年11月20日，普京签署总统令，并在克里姆林宫圣凯瑟琳大厅举行仪式，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国家奖章“圣安德鲁第一使徒勋章”（Order of St Andrew the Apostle the First-Called）授予全俄东正教现任首牧基里尔（Kirill），表彰他为促进俄罗斯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1999年的最后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时任总理的普京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出任代总统。普京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并不情愿。但是七天之后，他就以总统身份做了一件非常情愿的事，那天是2000年1月7日，俄罗斯东正教圣诞节，他向俄国东正教会发出贺信，称赞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及现实中的独特作用。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这一集我们看看普京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特色。

上帝的国策：东政教回归为国教

前苏联当局自戈尔巴乔夫开始，就为信仰的回归打开了绿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渗透其治国理念，而他的“道德立场”（戈尔巴乔夫语）和言论更与基督教信仰一拍即合，这导致信仰禁忌在苏联开始打破。叶利钦主政后，干脆下令东正教堂归宗，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毁坏和教堂进行维修或重建，俄罗斯传统价值随着重新响起的教堂钟声开始复苏。然而将惨遭打压共产党无神论打压74年的东正教正式恢复名誉的，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自普京向俄国东正教会 发出圣诞节祝贺的第一封贺信，他逐步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恢复东正教在俄罗斯社会的实际地位：签署文件，从国家基金中拨款200万卢布修建克里姆林外围的几个大教堂（2005年，圣母升天大教堂丶圣三一大教堂群丶圣约翰教堂）；要求军中设立神职人员，并建立武装部队主教堂（the Main Cathedral of the Armed Forces）；与全俄东正教各教会主教进行商议，并决定给予中小学以自愿原则开设“俄罗斯宗教”课程的权利（2007年）；开放提供传播东正教的其他渠道，如与媒体和广播协议，设置相关的栏目。（王正泉：普京与东正教，《百年潮》2008年第8期）

目前俄罗斯东正教的复活节丶俄历圣诞节丶其他东正教节日，均被定为国家法定假日，而俄罗斯东正教复活节等重要庆典则以国家级别规格举行，由电视台实况转播。东正教在这个前共产党国家俄罗斯再度成为国教。

有意味的是，俄罗斯东正教没有干预政治，俄罗斯政治却伸手拽住了东正教：在共产主义信仰瓦解之后，历届总统选举都有东正教会的参与，总统就职仪式亦有正教首领到场见证，全俄正教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还曾当选为杜马议员。这意味着信仰得到尊重，神职人员地位提升，信众身份得到国家认可。

国务中的宗教事务： 执政20年，圣事600次

自出任俄罗斯总统，每年俄罗斯东正教重要的教会活动，普京都拨冗亲自参加，即便内地出访也不例外。这是苏联政权解体后，俄罗斯呈现给全球人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普京不同于其他各大国领袖的行为方式。

在宗教现场活动中，普京经常并非旁观者或站台者，而是参与者。东正教仪式的严格与繁华在新教和天主教中独树一帜，普京对所有仪式和规矩谨遵不怠。2002年8月赤塔市祈祷仪式中，他按照东正教仪式向沙俄将军圣骨行圣礼；2003年7月高尔基市的索洛夫圣人成道百年纪念大典，他亲吻了这位圣者木乃伊面颊；2006年1月东正教圣诞节，酷寒五十多度，他前往东萨哈共和国雅库次克市大教堂，亲自点燃了的庆典的蜡烛并参加圣诞祷告丶聆听主教祝词；同年4月莫斯科耶稣救赎大教堂复活节庆典，他前去参加并聆听主教阿列克谢二世的布道；2007年4月东正教复活节，他出席祈祷仪式，亲吻复活节彩蛋 ……。（王正泉“普京与东正教”，《百年潮》2008年第8期）。

他还领导并参与的东正教建设活动：2015年3月（11日），他召开监事会丶董事会和社区委员会会议，商议出版《东正教百科全书》事宜；2017年5月（29日），参观巴黎的俄罗斯东正教精神文化中心，2017年5月31日，参观俄罗斯东正教旧式教会的罗戈日斯卡娅-扎斯塔瓦Rogozhskaya Zastava精神中心；2018年8月23日，他向第三届国际东正教青年论坛致意；2019年1月（31日）他出席纪念俄罗斯东正教地方议会成立十周年和牧首登基的聚会……。2021年5月（2日）他向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的基里尔（Kirill）牧首，也就是2009年2月1日就任的俄罗斯东正教的总主教，致以东正教复活节的问候……等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官方网站）

如果不分巨细，普京参与的东正教会活动可以罗列很长的单子。据北明依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官方网站的记录，进行的不完全统计，普京自2000年就任总统以来，截至到本年度（2021年）5月2日东正教复活节，他所参与的与东正教有关的各类活动包括贺信丶致意丶会面丶参观丶出席或参与全俄罗斯各地重要的宗教庆典丶祈祷丶纪念仪式等等，次数多达近600次，确切是596次。以普京当政前后20年为计，平均每年30次，每月1次。除了政教合一的国家，这是世界任何一国首脑都没有的记录。如果再加上他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教堂活动，这个记录则要大幅增加。

弥合分裂的东正教：“它将在普京的传记中以大字标题出现”

普京对俄罗斯东正教有一项极为重大的贡献：他以精诚之力，弥合了俄国东正教八十年的分裂局面，使之恢复为一个整体。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重大恶果之一就是，以其压倒性的存在分裂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俄罗斯神职人员开始逃离本土，起初在白军控制的南部一个城市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建立分离式教会，随着红军推进，教会辗转到欧洲，最终在美国纽约建立了总部。1927年，俄罗斯本土的莫斯科牧首，签署了效忠斯大林掌控下的无神论苏维埃政权的声明，此后，海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切断了与莫斯科的所有联系，世界最大的东正教会就此一分为二，互不承认。

苏联解体后，普京于2001年和2003年两度访美期间，拨冗拜会海外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拉夫尔（Metropolitan Lavr / Laurus），邀请他归国考察，并带去了俄罗斯本土东正教会领袖，莫斯科牧首阿列克谢二世（Patriarch Alexy II）的邀请信。2003年，莫斯科东正教会收回效忠苏维埃的宣言，承认这是一个“悲惨的妥协”，至此，普京的第二次美国走访产生效果，纽约与莫斯科两大教会中心恢复了中断的联系。

四年之后，2007年5月16日，纪念基督复活的日子，被斯大林炸毁后于1991年重建的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烛光辉映，钟声缭绕，肃穆庄严，俄罗斯海内外东正教会在那里举办了合并统一仪式。两位宗教领袖，莫斯科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和纽约俄罗斯俄海外东正教会领袖拉夫尔共同签署了恢复教规关系协议的“圣餐法案”（ the Act on Canonical Communion）。俄罗斯东正教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正教会自主教会，终于摆脱共产主义无神论环境下产生的分裂局面。

这是俄罗斯举足轻重的历史事件，其意义，从宗教角度看超出了宗教，从政治角度看超越了政治：“普京不仅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个团结教会的人。……它将在普京的传记中以大字标题出现。”这是俄罗斯宗教社会学权威人士丶《俄罗斯日报》宗教杂志主编马克·斯密尔诺夫（Mark Smirnov）的相关评论。普京则认为，这是“划时代的事件”，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所具有的“巨大道德意义”。（俄罗斯：东正教会历史性的统一水到渠成 Russia: Orthodox Churches Poised For Historic Reunification by CLAIRE BIGG, 自由欧洲电台2007年5月16日）

Signing the Act on Canonical Communion is the event affects all Russians, is of historic proportions, and has a huge moral significance (签署圣餐法案是一个影响所有俄罗斯人的事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并具有巨大的道德意义)May 17, 2007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 Moscow (2007年5月17日 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图片和说明文字源自普京总统官方网站

Signing the Act on Canonical Communion is the event affects all Russians, is of historic proportions, and has a huge moral significance (签署圣餐法案是一个影响所有俄罗斯人的事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并具有巨大的道德意义)May 17, 2007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 Moscow (2007年5月17日 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图片和说明文字源自普京总统官方网站

国家最高奖章：锁定耶稣“第一使徒”

就在本集节目撰稿上机的11月20日晚间，俄罗斯传来消息：普京签署总统令，并在克里姆林宫圣凯瑟琳大厅举行仪式，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国家奖章——“圣安德鲁第一使徒勋章”（Order of St Andrew the Apostle the First-Called）授予全俄东正教现任首牧基里尔（Kirill）。表彰他在促进俄罗斯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发展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圣安德鲁（Saint Andrew，汉语又译做圣安德烈）是基督耶稣十二使徒之一，根据《圣经·约翰福音》，他生于加利利海边城镇，是耶稣的第一个使徒。希腊神学家奥利金（Origenes Adamantius）考证说，他传导的地区是小亚细亚沿黑海一代，因此他被神学界确认为是俄罗斯的守护圣人。俄罗斯联邦的这一最高勋章，始设于1698年沙皇俄国时期力主学习西方，力行改革的彼得大帝，以纪念耶稣这位第一个使徒和俄罗斯的守护圣者。该勋章只授予一个等级，只颁发给最杰出的平民和军人。此奖在苏共统治时期被废除，但在苏联解体七年后的1998年，此奖设立的第三百年，重新恢复。

俄罗斯联邦的最高国家奖章以基督耶稣使徒的名字命名，说明这个国家深厚的宗教信仰传统，普京签署总统令，把此奖颁发给当代东正教大主教，显示了普京的治国方略的重点所在是精神、文化与价值，不是物质、功利与实惠。

11月20日是俄罗斯东正教教皇的华诞日，普京选择在这一天颁奖，赋予了这一国家级别的活动以人情与爱的暖意。在结束这次节目之前，我为您呈上普京颁奖词的译文，从中您可以体会出本集节目的要旨：普京全力复兴东正教。

教皇陛下，请允许我在您75岁华诞之际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

您选择了精神和道德服务的之路，您追寻它，带着尊严丶智慧和对我们人民与俄罗斯命运的责任的深刻理解。

显然，教会经历了顺利和艰难的时期，但目前，它的声音又获得了重要的意义；它正在受到重视和信任。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您个人努力和不懈的牧养工作的结果，是您真诚地关心将和平丶正义丶爱和相互理解的理想，注入人们的心中的结果。

在您的深思熟虑的精神指导下，教会正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实施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大型项目。

您卓有成效的牧养服务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国外，都赢得了最高的评价，并且在我们广大国家的数百万信徒中赢得了尊重。

我还想指出，您对促进我们人民的传统价值观，保护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在我们与新冠病毒疫情作斗争的时候，您发出的丶在威胁面前团结起来的呼吁，激励着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丶志愿者和所有践行帮助病患丶提供护理和精神支柱的仁慈使命的人们。

教皇陛下，我非常荣幸地赞颂您的功绩和为我们祖国的利益所做的工作，并授予您俄罗斯最高奖项——圣安德鲁第一使徒勋章，您是一位特别受人尊敬的教育家和基督教信仰的传教士。

再次祝贺你的生日。祝愿你身体健康，在你的崇高服务中取得成功。（俄罗斯总统普京官方网站）

Signing the Act on Canonical Communion is the event affects all Russians, is of historic proportions, and has a huge moral significance (签署圣餐法案是一个影响所有俄罗斯人的事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并具有巨大的道德意义)May 17, 2007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 Moscow (2007年5月17日 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图片和说明文字源自普京总统官方网站

Signing the Act on Canonical Communion is the event affects all Russians, is of historic proportions, and has a huge moral significance (签署圣餐法案是一个影响所有俄罗斯人的事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并具有巨大的道德意义)May 17, 2007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 Moscow (2007年5月17日 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图片和说明文字源自普京总统官方网站

人们忘记了问一个问题，如此亲身参与东正教活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东正教徒吗？当我们注意到参加一些祭奠仪式的普京在胸前划十字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浮现出来：这个前克格勃职员竟是东正教徒吗？答案是：是的。而且婴儿时期就受洗了。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这一集我们考察普京个人的信仰和他的价值观。

受洗与朝圣

普京出身寒门。1952年10月7日他呱呱坠地，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亡。二人在世交叉的时间只有150多天。斯大林死于苏联钢琴家尤金娜那张举世闻名的唱片下的时候，普京还在母亲的襁褓中咿呀蹬踹，普京是在后斯大林时代的阴影中成长的。

斯大林强行无神论，民间却暗地我行我素，普京的父亲是党支部书记，普京的母亲却和斯大林的母亲一样，笃信东正教。而普京本人和斯大林一样，幼年的影响来自母亲。母亲在普京出生不久，就背着党支部书记的父亲，跟同样笃信东正教的邻居大婶一起，把小普京带到教堂受了洗。

囿于大环境，普京一直回避自己的东正教徒身份。1990年柏林墙倒塌，东西柏林统一，在前东德为KGB效力的普京述职回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他退出克格勃，脱离苏共，后转入市政府部门供职。

1993年，普京刚好过了40岁，那年他作为代表团正式成员访问以色列。行前，母亲把四十年前为他洗礼的十字架给他戴上了，嘱咐他到以色列圣墓教堂取灵气。母亲一样，儿子不同：斯大林终生违背母亲意愿和教诲，拒绝成为神父；普京相反，他在以色列郑重地践行了母亲的嘱咐，戴上的十字架至今没有摘下来。

同年，普京再赴以色列，这一次是私人身份，并带领全家专程到耶路撒冷朝圣。

忏悔与读经

这位俄罗斯最高政治领袖，在私人领域奉行东正教徒的生活方式。定期到教堂做礼拜，谨遵正教各种圣礼圣事。

普京就任总统后，除了立即公开向东正教发出圣诞节贺信，还做了一件事，是私事，举世关注：聘请莫斯科修道院大司祭、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深受欢迎的作家蒂洪（ Tikhon，世俗名Georgiy Alexandrovich Shevkunov）做他的私人忏悔神甫，这位神甫也是传闻中普京的精神顾问（spiritual adviser）。

此事国际社广为认知，普京和蒂洪二人不置可否。对普京而言，这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与他人和公众社会无关。普京虽然是世界头号公众人物，他在私人事务上一贯低调，他不认为有必要将个人信仰生活中的细节做公开表述。蒂洪则在一次被问及他与普京的特别关系时回答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相信，但它们肯定不是我传播的。”（"Putin and the monk". FT Magazine. 25 January 2013）

事实上，早在九十年代末期，苏联解体七年之后的1998到1999年，普京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Service）局长，那时，莫斯科修道院就是普京经常光顾的地方。（Putin’s Rumored Confessor Denies Contracting Coronavirus： ；“Putin's God Squad: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Russian Politics” BY PETER POMERANTSEV ON 9/10/12 AT News Week ）此外，普京经常携同蒂洪进行国际旅行，也是国际舆论有目共睹的事。

忏悔是东正教的重要圣事和圣礼，在俄罗斯文化中举足轻重，纵观俄罗斯文学史，几乎没有任何一部俄罗斯名着不涉及忏悔意识。从十七世纪开始，忏悔在俄罗斯就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不仅是人物自传的主要内容，甚至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俄罗斯文化与宗教项目教授娜迪亚丝·基森科（Nadieszda Kizenko）前不久（2021年4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专门回顾和讨论忏悔圣事在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的现象及意义，书名就是《有益于灵魂：俄罗斯帝国的忏悔史》。她认为俄国“法律法规、神学论文、艺术表现和过去的书面忏悔，以及当今的实践创新，都表明忏悔在现代俄罗斯宗教和政治文化中独特而持久的重要性。”忏悔作为东正教的一种圣礼，是每个东正教徒自我救赎的必修功课。而对普京这个现任总统和前克格勃职员，专门聘请私人忏悔神甫，不仅是为了谨遵正教圣礼，这一圣礼作为自我救赎的方式，对他具有特殊的精神与心理上意义。

普京虽然对此不事声张，但是在就任俄罗斯总统的当年，也是聘请私人忏悔神甫的当年，2000年的10月，他接受法国记者采访，回忆了自己的信仰来历并总结说，东正教给他带来内心平静的道德基础，他说：“我对我同俄罗斯东正教的关系感到骄傲。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荣幸，这把我同自己的人民和人民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给我以某种内心平静的道德基础。”

即便日常生活，在苏联解体后百废待兴的繁忙公务中，普京常乘飞机旅行公干，他依然在飞机上放置了圣像等圣物，并放有一本《圣经》，飞行时间够长时，他在天上读《圣经》。（同上）

价值与信念——“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

普京带领俄罗斯回归东正教，目的是重建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准则。普京的核心思想是：苏共解体后的俄罗斯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良方，既不能回到列宁、斯大林时代，也不能照搬西方，而要接续自古以来俄罗斯传统价值。

他下面这些言论直击俄罗斯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重圆俄罗斯旧梦，开启了这个民族被马列主义十月革命所践踏和关闭的神圣之门。

进入千禧年的之前的最后一天，1999年12月30日，普京登上俄罗斯罪最高政治舞台，旋即像全俄罗斯发表题为《千年之交俄罗斯》的演讲，分析人类现代化趋势和国际大势以及俄罗斯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俄罗斯人的传统价值是俄罗斯社会团结的立足点，他强调要把“普遍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与传统的俄罗斯价值观有机的统一”是“俄罗斯的新观念。”“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即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不管什么人在我们国家掌权，都将利用东正教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东正教的信仰与文化，俄罗斯或许无法成为一个国家。”

此后，他的基本价值理念日益清晰，我们顺着时间顺序大致浏览一下：

2000年1月7日，在给全俄东正教会发出的第一封贺信中，他强调东正教应成为“国家和全体人民的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他称东正教“有助于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助于国家精神道德的复苏”。

2002年2月，接受美国记者采访，他说：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落之后，“任何东西也不可能像宗教那样在人的心灵中有效地代替一般人性的价值观”。

2005年1月6日，他向全俄罗斯东正教信众表示节日祝贺时说：东正教在俄国社会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东正教使俄国人保持了民族传统的历史，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和强大中功不可没。

2007年普京针对俄罗斯东正教海内外两派教会的和解表示祝贺，他说：正教是俄国社会的重要支柱，协议的签署对重构俄罗斯人的道德和精神意义重大。

2008年1月7日，普京在圣诞节向俄东正教信徒表示祝贺时说：“这个节日让我们回归固有的精神价值观，它使我们百万人联合起来。这种价值观在俄罗斯历史上扮演了特别的角色，它根植于我们民族文化中。”

他强调：“在俄罗斯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东正教起着特殊的精神作用”；东正教“是国家和全体人民精神世界的核心”；“俄罗斯的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俄罗斯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拥有永远的价值——东正教传播下来的价值”。（以上转引自王正泉“普京与东正教”，《百年潮》2008年第8期）

2009年3月11日在国务院和总统与宗教组织合作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关于国家机关与宗教组织在年轻人的精神、道德和公民教育方面合作的讲话中，谈到苏联时期和1990年代形成的道德真空对年轻一代的负面影响时，他说：“宗教组织在维护我们年轻人的精神健康和道德价值观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道德的来源在于我们国家的宗教传统及其人道主义趋势。”

2013年7月23日，庆祝罗斯洗礼1025年，他发表讲话："罗斯的洗礼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它确定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未来几个世纪的精神和文化发展。我们必须记住这种兄弟情谊，保护我们祖先的传统"。

2014年7月18日 在纪念拉多涅日的圣谢尔盖（St Sergius of Radonezh）诞辰700周年仪式上，他说：“不幸我们生活在困难时期。无论是在国际舞台上还是在我们的精神和道德生活中，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克服。但我们只有遵循拉多涅日的圣谢尔盖制定的理念，才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牧首和我回顾了他今天早些时候的话，他对团结和爱的呼吁。他说，只有在团结和爱中我们才能找到救赎。”

2018年1月24日，他向参加第26届国际圣诞教育读物的与会者致意，强调道德价值和人类的未来：“道德价值观和人类的未来是论坛议程上的主要议题。我相信，它将为你们有意义的讨论定下调子，并确定关于与这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和培养新兴一代有关的迫切问题的辩论的主要载体。这些是不变的精神和道德理想以及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将我们的国家团结起来，提供重要的指导，帮助国家在进步的道路上向前走"。

2018年4月8日，在祝贺东正教和所有俄罗斯人庆祝复活节时，普京说："复活节这个伟大的节日象征着生命、善和爱的胜利，具有巨大的道德意义。它唤起人们的信仰和希望，激励人们行善和帮助邻居。它将人们聚集在精神价值和理想的周围。这些春天的日子充满了欢乐，帮助我们抓住了我们长期以来的传统和习俗的重要性。”

2019年10月18日 普京在第23届世界俄罗斯人民理事会上，向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基里尔、第23届世界俄罗斯人民理事会的与会者、组织者和嘉宾致以开幕问候：“文明目前正面临着最严重的人口挑战，许多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危机，基本的道德和家庭价值观的破坏性贬值，这些价值观在几个世纪和几千年来一直定义着社会的生活。我坚信，俄罗斯自信的前行，它的主权和国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精神价值的保护和加强，以及对俄罗斯和我国其他民族的保护和增殖。……当然，我们还需要结合国家和公众的努力，并保持与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其他传统宗教的合作"。

2021年1月7日，普京在圣诞节的向东正教徒和所有庆祝圣诞节的俄罗斯人致以问候，他说："这个美好的节日用爱和善意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给数百万人带来了欢乐和希望，并引导他们走向永恒的精神价值。……至关重要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其他基督教教派要不断关注社会的道德健康问题，关注加强家庭制度和培养年轻一代，并真诚地关心保持民族间和宗教间的对话"。

2021年10月21日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论坛会议上，针对全球化趋势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表示：“……我们面临的危机是观念上的，甚至与文明有关。……我坚信为真正的价值观而奋斗、以各种方式维护价值观是十分必要的。”“在现代脆弱的世界中，在道德、伦理和价值观领域的坚实支撑的重要性，正急剧增加。”（以上引自俄罗斯总统普京官方网站）

从俄罗斯的宗教传统中寻找现代俄罗斯社会道德的来源，普京执政20年的言论足以证明他的价值源自俄罗斯的东正教，直抵人的道德精神。

一部人类历史始终存在文明与野蛮、善良与邪恶的较量。这一较量在上个世纪最大限度表现为自由与奴役之战，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与共产主义野蛮之战。这种较量，在政治层面上是制度之争，也就是民主与专制之争，在更深的内在层面，则是价值与人心之争。假如一个民族没有超越物质与功利的信仰和价值观，任何瞄准文明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最终不会成功。即便是成功的民主制度，假若抽掉了相应的信仰基础，失去了价值体系的支撑，也脆弱危卵，经不起消费。普京抓住了基督教信仰及其提供的价值，是否意味着奠基了俄罗斯成为文明大国的基石？下次这个节目，我们进一步查看普京复兴东正教的思想资源及其重要意义。

谢选骏指出：普京是个披着东正教外衣的共产党。现在自由亚洲电台出面为他正名甚至漂白，不知何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两派分裂之前，就是依附于沙俄政权的，既没有天主教的独立性，也没有新教的反叛性，而且还是从蒙古人的卵翼之下苟且偷生出来的，和中国的儒释道等“入室盗”投靠蒙古人、满洲人，大同小异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从东正教社会钻出来的共产国际，可以纵横捭阖于现代中国，并把孙中山和国民党当作了下蛆的酱缸——因为中俄都是蒙古人混过血的“兄弟之邦”，所以现在的大陆光棍还特喜欢“俄罗斯新娘”。

谢选骏：恶性通膨是消灭主权国家的必要步骤

《呼嘯的通脹：大家都低估了它的殺傷力…》（2021-11-29 如松評論）报道：

今年以來，美歐的通脹已經創造三十多年來的最高水平。到目前，這壹輪通脹結束了嗎？或者說今年以來的通脹還僅僅是壹個通脹周期的起步階段？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美國政府正在聯合各原油進口國釋放石油儲備以打壓通脹，當代人比較迷信政府的“能力”，這就讓部分人認為這壹輪通脹應該到了結束階段，這種預期可以接受嗎？

第壹，供給問題依舊還在持續。

三季度開始，國際天然氣、煤炭、原油等化石能源價格快速上漲的根源是什麼？

如今，關於化石能源行業的部分數字已經逐漸明朗。

今年以來歐洲天然氣價格大幅上漲，雖然壟斷俄羅斯管道天然氣出口的國營企業Gazprom稱，公司正在履行所有長期合同，而且歐洲的相關機構也已經證實合同義務確實得到了履行。路孚特Eikon的數據顯示，9月、10月和11月至今，俄羅斯經由亞馬爾、北溪1號(直接輸往德國)和烏克蘭這三條主要管線輸送到歐洲的每日平均輸氣量和上年同期相比幾乎沒有什麼變化，11月的輸氣量還略高於2020年11月的平均水平。這樣看起來還是比較正常的，但深度思考就會發現異常，2020年由於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嚴重影響了歐洲的能源需求，而今年歐洲的經濟復蘇推動了能源需求的復蘇，所以用今年的輸氣量與去年相比就是不合理的，與2019年相比才是合理的。比較的結果是今年11月以來的輸氣量居然比2019年11月的平均水平低了約40%，再加上歐洲今年風能、太陽能發電量的下降，這應該才是歐洲爆發天然氣危機的根源。

俄羅斯是故意壓縮向歐洲的輸氣量嗎？有這種可能，源於俄羅斯要借此給歐洲施加壓力，爭取早日開通北溪二號管線。但這個原因很可能並不是全部，要壓縮這麼大量的天然氣供給，俄羅斯怎麼儲存天然氣就成了大問題。同時，如果俄羅斯以這麼大的幅度限制向歐洲送氣，在全球天然氣過剩時就會被其他國家搶占歐洲的天然氣市場，俄羅斯顯然得不償失。因此，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國際天然氣市場的供需關系出現了問題。

最近數年，俄羅斯在不斷開拓亞洲市場、鋪設向亞洲輸送天然氣的管線，可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後俄羅斯經濟遭到了重創，油氣勘探投資嚴重不足，導致新增產能很少，當歐亞經濟復蘇之後就無法兼顧歐洲相對2020年的需求增長。同時，俄羅斯將天然氣供給適度向亞洲傾斜、放大歐洲天然氣的缺口，就可以借此對歐洲施加壓力以早日開通北溪二號管線。因此，歐洲的天然氣危機是雙重作用的結果，但後者只是順勢而為。

這種勘探投資不足、新增產量不足的現象在全球普遍存在，因此在歐洲爆發天然氣危機之時其他國家也沒能力去搶占歐洲的市場。

中國和印度的煤炭市場也壹樣。

由於煤炭供給不足，今年以來中國壹直都在拉閘限電，9月供需矛盾開始惡化導致拉閘限電加劇。但中國政府對市場價格有強大的控制力，煤炭的期貨價格很快就被打回到了當初的起漲點上。雖然價格可以通過行政力量來控制，可實物市場上的供需缺口是很難控制的，如果政府要保證電煤的供給，就會導致其他行業的緊缺，比如鋼鐵行業、化肥行業、電解鋁行業等等。目前有消息顯示，已經重啟對澳煤的進口清關，就深刻地反應了煤炭現貨市場的真實狀況——供給不足。從報道來看，印度煤炭供給短缺的狀況甚至比中國還要嚴重。因此，煤炭問題也是供給問題。

石油市場與天然氣市場類似。11月開始，美國就持續施壓OPEC+要求增加石油產量，希望給高漲的油價降溫，但大家忽然註意到這個產油國集團存在的壹個新問題：即使他們想增產，也沒有多少額外的產能。

OPEC+在2020年需求萎縮時設定了創紀錄的供應限制，大約壓縮了全球石油總產量10%的產能，即減產1000萬桶/日。石油生產不像自來水壹樣，打開水龍頭就能放水，擰上水龍頭就能關閉。油井壹旦關閉，就可能因透水等各種原因而廢棄，如欲重新投產即需要新增投資，也需要壹定的時間，因此就出現了下述現象。

雖然美國不斷施壓增產，但OPEC+壹直不肯向增產的壓力妥協，堅持自8月以來每月增產40萬桶/日的計劃。然而，OPEC+連8月制定的增產目標都未能達到，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數據，9月和10月OPEC+產量都比計劃少了70萬桶/日。咨詢公司Energy Aspects認為：“最近的數據支持我們長期以來的預期，即越來越多的（OPEC+）成員國正在耗盡備用產能。”

造成供給短缺的根源在前面已經說過，那就是自從2014年以來全球油氣勘探投資規模的不斷下降。而2020年OPEC+的歷史性限產行動讓供需局勢驟然惡化。考慮到油氣生產是長周期行業，要遵循“增加勘探投資——找到油氣資源——基礎設施建設和油氣田建設”這樣的周期，最終才是投產，也就是說要改善這種供需不平衡狀態需要壹定的時間，但前提是從現在就開始增加勘探投資。

可現在各國政府還在打擊投資活動，或許您覺得這不可思議，但卻是事實！

東方大國正在用行政手段打壓煤炭價格，已經基本將煤價打回了起漲點，既然價格已經被政府牢牢掌控，企業就沒辦法掌控投資風險，當然就不敢增加對勘探過程的投資，未來的產量就難以增長，這是價格管制政策必然帶來的嚴峻問題。歐美的做法更甚，在剛剛閉幕的格拉斯哥氣候峰會上，傳統能源幾乎已經被批成了“過街老鼠”，誰還敢增加投資？以至於壹些國際著名的石油企業在油價上漲時還在不斷拋售油氣資產，更談不上增加勘探投資。連銀行都在對此推波助瀾，高盛表示，（油氣）投資正受到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問題以及對全球變暖擔憂的阻礙，銀行對石油貸款的收費（利率）高於綠色項目。

發展新能源肯定是對的，筆者個人也是堅決支持的態度。但這種轉型是長期的過程，必須通過傳統能源和新能源互相競爭來實現平穩過渡，這絕不是在短期壹蹴而就的事。如果政府以行政手段甚至政治正確的手段打擊傳統能源的投資活動（以此來推動新能源的發展），就必然會導致壹輪又壹輪的能源危機的爆發。

2006年國際油價就已經達到了80美元/桶，當時的80美元/桶折成今天的美元約相當於112美元/桶，反過來看，今天的80美元/桶實際相當於2006年的57美元/桶，在這樣的真實價格下油氣勘探投資的收益率本來就很低（低成本的油田已經越來越稀有，勘探成本本來就在不斷上升），而美國政府在今天的油價位置上就開始聯合石油進口國拋售石油儲備打壓價格（拋售量大約相當於全球17個小時的用量），實際是在繼續打壓油氣的勘探投資活動，拜登政府正在制造更嚴重的能源危機（另外，至少我個人十分懷疑，拜登政府就因為已經看到了OPEC+連8月的增產計劃都無法完成、備用產能正在耗盡，為了避免原油市場立即跟隨煤炭和天然氣市場進入危機狀態才急忙忙在今天的位置拋售石油儲備，或者說，美國拋售石油儲備是石油市場已經惡化的信號）。

最近，國際油價出現了壹定幅度調整的原因更可能是歐洲的疫情因素，而美國等國拋儲帶來的影響很可能是次要因素，拋儲對國際油價所帶來的影響也是暫時的。

目前歐美主要是左派掌權，發展新能源被他們奉為政治正確，只有油價高企時那些新能源項目才能盈利，新能源才能得到比較快的發展，這是他們不斷打擊油氣領域投資活動的深層原因。

石油、天然氣、煤炭能源是全球經濟活動供給端的基礎保證，是工農業活動的“血液”，也決定了商品供給的成本。今天中國出口活動中所發生的壹幕，實際已經告訴我們，能源短缺正在推動所有商品的價格。

今年以來中國就在持續拉閘限電，這是能源危機（煤炭危機）的外在表現。在這樣的時候任何政府都會力保居民用電以穩定社會，否則無數城市就會立即停擺，這樣做所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工業產能尤其是高能耗行業的產能、出口產能被壓縮，這已經從今年的出口中得到了體現。

中國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中國出口2.7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2.3%。10月出口3002.2億美元，同比增長27.1%。平安證券利用進出口價格指數對中國出口和進口數據進行量、價分解後的研究結果顯示：7-9月中國出口增速中，量的貢獻從上半年的30%下降到16%左右。國盛證券也表示，5月之前出口超預期主要源於出口數量的增加，價格的貢獻度最高只占40%左右，但6月首次突破50%，7月、8月大升至80%以上，9月已超過90%；10月來看，由於部分商品數據尚未完全公布，大體估算可能接近100%。

電力不足就導致工業、出口產能被壓縮，出口數量無法增長時就顯示供給不足，就會推動出口價格上升，這就是中國出口所體現出來的現象，能源短缺（煤炭危機）不斷向終端價格傳導。目前，國際化肥市場已經感覺到了陣陣寒意，在歐亞天然氣、煤炭短缺的沖擊下，相關尿素企業的開工率下降，不僅尿素價格持續上漲，還出現了尿素供給短缺。

中國是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供給端之壹，歐洲、亞洲（印度）各國都在深受能源危機之苦，大家都只能力保內部的能源需求，尤其是冬季到來之後更只能如此，工業供給能力和出口能力會深受沖擊，下壹步全球很可能在面臨各種商品短缺（尿素是第壹個），繼續推動通脹不斷發展。

第二，需求端開始萎縮了嗎？

能源是全球經濟活動的血液，我們接觸的所有商品和服務，如果深究起來都是能源本身或能源的衍生物，能源危機（短缺）已經是現實，這就控制了全球的供給。

這就會導致以下後果：

首先是滯漲。當供給被能源限制、顯示短缺之後，價格上漲的壓力就會向各領域不斷傳導，而通脹不斷惡化時，無論政府、企業還是家庭（收入）的購買力就會下降（價格與購買力成反比），經濟活動的需求端就會受到抑制，經濟增長就會被抑制，所以，供給瓶頸就必然導致滯漲。

預計明年開始全球絕大多數經濟體都會落入滯漲的陷阱中，也會有更多的國家跳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其次，經濟全球化之後，基於長期的低利率讓各國的債務與資產價格不斷膨脹，滯漲時期的到來意味著利率上升，最終就會刺穿泡沫，這會誘發主要經濟體的債務危機。危機爆發會徹底破壞各國的資產負債表，然後導致全球需求驟然收縮（即需求破壞），也就會終止能源供給短缺所帶來的危機。（目前歐洲的疫情正在加劇，所帶來的需求收縮會對能源危機具有壹定的緩解作用)

全球性危機爆發之前，能源供給瓶頸會不斷發作推動通脹不斷發展。

結論：通脹並未結束，我們很可能正站在惡性通脹的大門口……

谢选骏指出：上文以为“大家都低估了通膨的殺傷力”，其实不懂“恶性通膨是消灭主权国家的必要步骤”。1940年代，共产国际通过一场“呼嘯的通脹”，摧毁了中华民国政府的金融系统，帮助共产党中国赢得了战场的胜利。未来，消灭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也需要持续不断的恶性通膨……

谢选骏：韦伯太空望远镜企图窥探上帝的秘密

《韦伯太空望远镜：如何看清135亿年前的宇宙“开天辟地”》（2021年11月27日 BBC）报道：

万众期待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The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JWST）将在12月18日发射升空，科学界对它可能发现的宇宙奥秘兴奋不已。

这一超级太空天文望远镜是设计用来更深入探索宇宙，将能大大提高人类对大爆炸后宇宙形成最早星系的了解和认知。

最乐观的期待是，韦伯太空望远镜将能探测到135亿年前宇宙最早形成时第一批星系发出的光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Nasa's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的天体物理学家安珀·尼科尔·斯特劳恩博士（Dr Amber Nicole Straughn）是本次韦伯望远镜工程的副总科学家。她说：“这样一个大规模、异想天开又雄心勃勃的望远镜最令人激动的前景正是这样一种理念：会出现一些我们都从没想过要问的问题。”

“对我来说，这个望远镜最令人兴奋期待的前景，就是人类将了解到的宇宙知识会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那么，韦伯望远镜究竟如何探索太空？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这个超级望远镜看到宇宙之初的最早星系？

像打开折纸

韦伯望远镜将使用的望远镜直径为6.5米，将是有史以来送入太空最大的。事实上，正因为它直径很大，所以在太空中打开需要两周时间，就像把做好的折纸一步步还原。

韦伯太空望远镜是美国、欧洲和加拿大航天部门的合资项目，总耗资100亿美元。 将由欧洲亚利安5号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发射进入太空。

火箭升空约30分钟后，韦伯太空望远镜将与火箭脱离。它要顺利按照原定计划运行，必须在至少344个关键时刻完成预先设定的动作。

韦伯望远镜要抵达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预设观测点，还需在太空中行驶30天。

什么时候投入使用？

据斯特劳恩博士介绍，韦伯望远镜完全投入使用让我们看到它拍摄的第一批图象，将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我们把望远镜送到太空后，它必须完成复杂的伸展打开程序。然后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让望远镜变冷，把镜子调好，然后才能把仪器逐个打开。”

“所以，我们要等到北半球的2022年夏天才能收到第一批图象。”

追随哈勃的脚步

哈勃太空望远镜（Hubble Space Telescope）于1990年4月发射，是一代有开创性的太空望远镜。

过去30年中， 哈勃太空望远镜为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宇宙图像，如著名的创生之柱（Pillar of Creations）和被称为哈勃超深空（Hubble Ultra Deep Field）的近万个星系的图像。

这些图像都加深了我们对大爆炸（Big Bang）以来宇宙变化的认识，甚至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思考方式。

创世之柱在可见光和近红外光中的不同。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显示出创世之柱在可见光和近红外光中显得多么不同。

韦伯望远镜的设计是为了超越哈勃看到宇宙的更深处。

尽管哈勃预计还将继续工作十年或二十年，但装备和设计更加精密先进的韦伯被认为是未来担当探索太空重任的继任者。

哈勃与韦伯的主要不同：

哈勃设计目的是收集可见光和紫外光，只有有限的红外光能力。韦伯望远镜收集红外光（IR）；

哈勃望远镜直径 2.4 米，韦伯望远镜直径 6.5 米，有更大的集光区，也就意谓着韦伯可以比哈勃看得更深更远更早；

哈勃在非常接近地球的轨道上运行，而韦伯将在150万公里之外。这是地球离月球距离的四倍。

欧洲航天局的安东内拉·诺塔博士（Dr. Antonella Nota） 说：“韦伯的能力是建立在哈勃31年辉煌历史基础之上。”

韦伯太空望远镜从发射到运行的14天图解

“哈勃虽然只是一个主镜直径2.4米的相对较小的望远镜，但它已经将可观测宇宙的视点一直纵深到距大爆炸几亿年前。”

“韦伯的敏感度增加了100倍，它的视点纵深度将进一步向前，将能够看到大爆炸后第一批星系的样子。”

韦伯望远镜将看到什么？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说法，韦伯更长的波长将能够更接近时间的起点，并寻找未被人类观察到的第一批星系的样子。

韦伯望远镜还将能够观察目前正在形成恒星和行星系统的尘埃云内部。

斯特劳恩博士说，科学家们已经制定了韦伯望远镜第一年的观测计划，“并不局限在天体物理学的范围”。她说：“观测计划包括我们太阳系中的行星，也包括寻找135亿年前诞生的第一批星系， 就是从起点到现在时间和空间内的所有一切。”

寻找生命

这个由近万个星系构成的图像被称为哈勃超深空（the Hubble Ultra Deep Field），由哈勃太空望远镜在环绕地球400圈后积累影像数据而成。

因为韦伯能够穿透并看到行星大气中的分子，还可以帮助我们搜索其他行星上的生命迹象。

斯特劳恩博士说：“当然我们不能保证会找到生命的迹象。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韦伯望远镜绝对是我们在银河系寻找宜居行星迈出的巨大一步。”她说：“这台望远镜的意义非常大，尤其是扩大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加强了我们与周围其他事物的联系。”

“当我们抬头看星星时，当我们仰望夜空时，能感受到这种彼此联系。我们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独自存在的小生命。”

“实际上，我们人类是从数十亿年前一颗星球爆炸剩余的残存物中诞生的。”

“我们与宇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认为退后一步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无论何时何地这都极为重要。”

谢选骏指出：韦伯太空望远镜如何看清135亿年前的宇宙“开天辟地”？韦伯太空望远镜这可是企图窥探上帝的秘密——那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我想，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操纵者们，可能正在玩弄一个危险的把戏，如果……这没有得到上帝的允许……就企图窥探上帝的秘密……你们这些转瞬即逝的残存物，也配看清135亿年前的宇宙“开天辟地”？

谢选骏：蒙古人创造了西方文明

《新冠疫情：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五次疫疾大流行》（2020年3月19日 BBC）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死亡人数上升，感染病例增多，变异毒株的不断出现给防疫带来更多新挑战。

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Covid-19为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病毒改变了、而且仍在继续改变着千百万人的生命轨迹，变化有短期也有长期；国家、区域和世界范围，影响更深远，有些甚至不可逆，人类历史的轨迹因此而改变。

这一点已经有过不止一个先例。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和西欧崛起

黑死病直接动摇了中世纪欧洲佃农制经济的基础

公元1350年左右，一场据信源自蒙古的鼠疫席卷欧洲，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那场瘟疫也被叫做黑死病。

历史学家认为，经过鼠疫的腥风血雨，欧洲不少封建国家从满目疮痍中重生，开始向现代社会、商业经济方向迈进，为日后西欧崛起和称霸世界做了铺垫。

甚至有观点认为这场鼠疫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

因为大量青壮年死于鼠疫，农村劳动力锐减，封建领主庄园佃农和农奴奇缺，动摇了封建佃农制的根基。

黑死病泛滥，人们为了控制传播焚烧患者衣物

劳动力供不应求，人工昂贵，直接推动了工具改良和技术创新。

还有史学家认为西欧航海、探险和帝国主义的兴起也部分归因于这场鼠疫。

社会经济现代化、增加技术发明投资、鼓励海外扩张，在这三块基石上，西欧迅速强大，成为世界最富强的地区。

美洲天花和全球降温

墨西哥阿兹特克，1520年，西班牙殖民者遭遇当地人勇猛抵抗。

15世纪末美洲成为欧洲的殖民地，这段历史无比血腥，除了死于枪炮屠刀，还有大量美洲原住民死于欧洲殖民者带去的各种致命疫疾，主要是天花，还有麻疹，流感，鼠疫，疟疾，白喉，斑疹伤寒和霍乱。

死的人之多，连气候都受到影响。

英国大学学院一项研究发现，欧洲在美洲的殖民扩张的百年期间，美洲人口从6千万（当时世界人口的10%）减少到500万——600万。

西班牙探险者到达美洲大陆，他们带来的疾病导致美洲数千万原住民死亡。

人口锐减，意味着农耕减少，大量农田回归荒地或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大量是什么概念呢？现代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估计推算有5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法国或肯尼亚的国土面积。

森林草场面积如此剧增，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减少，世界上很多地区气温下降。那个历史时期的二氧化碳含量是通过南极洲冰层核心样本推算的。

科学家认为，这个人为导致的变化，加上大型火山爆发和太阳活动减少，推动地球进入了一个"小冰川纪"。

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经历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包括农作物严重减产和饥荒。

有人认为这是报应。

黄热病和海地法国殖民统治

黄热病疫情帮助海地反叛力量击败了法国军队，结束了法国殖民统治。

海地爆发黄热病，间接地把法国殖民势力赶出北美，美利坚合众国随即迅速壮大。

18世纪末，法属殖民地连续爆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黑奴反叛，1801年双方言和，反叛领袖杜桑•卢维杜尔成为海地共和国首脑。

但宗主国政局乾坤颠倒，拿破仑称帝，随后决定出兵海地镇压反叛，夺回殖民统治大权。

数万法军登陆海地，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拿破仑军队镇压海地起义失败，也导致法国放弃了在北美的殖民野心。

这时，黄热病开始在岛上法国人之间流行。法军官兵、殖民当局官员、医生和水手共5万人死于这种传染病。最后逃回法国的幸存者只有3千人。

黄热病源自非洲，欧洲人对它没有天然免疫力。

在海地被瘟疫击败后，拿破仑不但放弃了海地，还放弃了在北美大陆的殖民野心。

出兵海地惨败两年后，法国政府把210万平方公里的北美殖民地卖给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史称"路易斯安那购地案"。

非洲牛瘟和欧洲殖民扩张

非洲牛瘟直接导致大范围饥荒，使欧洲殖民扩张易如反掌。

19世纪非洲爆发了一场牛瘟疫情，结果加速了欧洲在非洲扩大殖民统治的进程。

牛瘟病毒在1888——1897年间杀死了非洲90%的牛，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包括非洲之角、西非和西南非洲。

牛瘟直接导致饥荒、社会秩序崩溃、民众流离失所。

欧洲14国在柏林开会协商如何瓜分非洲，之后不久非洲就开始流行牛瘟、饥荒。

以农耕为主的地区也未能幸免牛瘟，因为许多地方依赖耕牛犁地。

这时，欧洲国家乘虚而入，在非洲大片地区建立殖民统治。

殖民非洲的计划早几年就制订了。1884-85年，欧洲14国在柏林开会，商量如何瓜分非洲殖民地，会议结束时形成了正式决议，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非洲的历史进程就此改变。

1870年代，10%的非洲属于欧洲殖民地，1900年只有10%不属于欧洲殖民地。

在这个过程中，牛瘟，以及它造成的经济危机，成了欧洲殖民宗主国的帮手。

比如，意大利1890年初进入厄立特里亚时那里正闹饥荒，三人之一的人口已经饿死。

瘟疫和中国明朝的终结

中国明朝盛世长达三个世纪，堪称国力强盛，政治文化影响力辐射东亚大片地区。

然而，一场大瘟疫宣告大明王朝的终结。

长城的很大一部分建于明朝，或在明朝得到加固、翻新。

1641年，中国北方出现瘟疫，部分地区人口减少了20%到40%。明朝末年京都有近60%左右的人死于鼠疫。

祸不单行，瘟疫袭来时，正值华北地区闹旱灾和蝗虫灾，农田颗粒无收。尸横遍野。

明末的瘟疫很可能包括鼠疫和疟疾，病毒有可能是北方清军入侵时带进关内的。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入关的清军安然无恙。

不过，明朝末年盛世不再，朝廷贪腐严重，大厦将倾，清军虎视眈眈，饥荒和瘟疫只不过为满清灭明助了一把力。

谢选骏指出：有证据指出，蒙古人在攻城略地的时候，故意把病死的人用抛石机投入遭到围困的城市，使得瘟疫泛滥成灾——所以我说“蒙古人创造了西方文明”。另一方面，满洲鞑子很可能学会了蒙古鞑子的这个“细菌战秘笈”，用来对付中国农民，结果实现了明清交替、满汉易手。难怪西方文明秉承了蒙古人的秉性，四处疯狂扩张；而推翻了满清的中国，正在从细菌战中恢复寻仇，不仅制造一个百年马拉松的建国大纲，还想以夷制夷，整合全球。

谢选骏：征服者们为何不能长寿

《你的DNA时刻都在断裂，只有睡够了才能修复它》（2021-11-26 环球科学）报道：

如果将人比作一台依靠电池运行的机器，清醒时的学习、思考和运动等行为和安稳、平静的睡眠则分别对应着放电和充电的过程。类似于在手机上看视频、玩游戏会更快消耗电量，一些活动也会加速人体的“放电”过程，让人更需要休息。

比如当你生病时，你的免疫系统需要与一些病毒、细菌或癌细胞激烈作战；或者你为了考试和工作，脑袋需要不停歇地运转一整天；又或者是你外出活动了一整天……这些时候，你睡觉的时间往往会更长，睡眠也会更深。

当机器没有电时，它就不能继续工作；当身体放完“电”时，你也会感觉到该休息了。与机器不同的是，人体更复杂。虽然你可以在打“鸡血”后继续熬夜、连轴运转，但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当你不愿意按时回到床上时，你的身体就正式进入深度“磨损”状态了。

每个熬过夜的人可能都切身体会过这种“磨损”的代价：身心俱疲，甚至某些部位隐隐作痛，对疼痛的感知力降低，注意力无法集中……很多研究已经证实，在睡眠不足时，我们的大脑首当其冲，它会无法形成新记忆和自我清洁，导致有毒物质在大脑中富集并引发炎症，进一步导致记忆减弱、脑细胞受损。

此外，缺觉还会影响我们的生物钟、加重心血管系统的负担，肠道中也会开始堆积有害物质，从而引起炎症。这些效应都在增加人类过早死亡和寿命缩短的风险。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缺少睡眠还会直接导致死亡。看到这里，你是否有个疑问：人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睡眠时间（成年人一天应当睡至少7个小时）？或者从根本上说，人究竟为什么需要睡眠？

需要睡眠的动物

近年来，科学家发现了一个现象：不只是人，所有被研究过的、有神经系统的动物都需要睡觉，小到线虫、昆虫，大到包括人在内的各种哺乳动物。但各种动物需要的睡眠时间差异很大——大象每天只要睡2个小时，夜猴（night monkey，通常在夜间活动）却需要多达17个小时。除了睡眠时长不同，各种动物的睡觉方式也不同。一些动物睁着眼也可以睡觉，例如鸟类和海豚演化出了两个半脑交替休息的方式，可以边睡觉边活动。可惜的是，人没法做到这些。

如果这些有神经系统的动物都需要睡觉，我们可以推测，也许是神经系统中发生的某些改变，促使动物需要睡眠。近期，以色列两所大学的科学家找到了答案，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分子细胞》（Molecular Cell）上，这一发现或许揭示了生物需要睡眠的一个普遍原因——为了修复神经活动时裂开的DNA。

相比于安静的状态，在日常的活动中，或者在面对更需要脑力的学习、记忆任务或者突发情况时，大脑中的神经元需要更快地表达某些基因。为了适应各种变化，细胞不可能在冗长的DNA链上逐个找到需要表达的基因，更高效的办法是DNA双链直接断开，让大量要用到的基因先表达，并在断裂位点做好标记，过后再进行修复。除了神经元以外，人体其他细胞中的DNA也会由于各种情况出现损伤，也需要进行修复。

虽然DNA双链断裂是神经活动中一个关键且正常的过程，但如果不及时修复，这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这种损伤也称为DNA双链断裂，是最具有细胞毒性的一种DNA损伤，通常发生在癌症、神经退化和衰老等过程中。不过，DNA双链断裂的修复过程十分复杂，需要激活多条信号通路、募集多种酶和蛋白复合体，因而需要较长的时间。

在白天，机体的活动增加，DNA的损伤也会累积，避免这些损伤的危害的唯一办法就是修复它们。但细胞在白天是没有时间的，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在其他生命活动上，最后修复工作就拖到了晚上。研究人员发现，为了能让细胞按时进行修复，随着神经元DNA损伤累积，睡眠压力（也称为恒定睡眠驱力，homeostatic sleep drive）会逐渐增加，强迫人去睡觉。在睡眠中，这种压力水平会逐渐下降、回到一个低谷，让我们醒来时感觉全身放松，充满活力。

斑马鱼也要睡觉

睡眠压力的来源有很多。如上文所述，当免疫系统、神经元和体细胞工作一段时间后，人体内有毒的代谢物和神经系统损伤都会增加，导致睡眠压力增加。在新的研究中，科学家研究了斑马鱼的睡眠活动，证实了斑马鱼在清醒时，DNA双链断裂数量会逐渐增加。

他们发现，在经过一天的活动后，斑马鱼单个神经元中DNA双链断裂位点的数量会翻倍。随后，他们给斑马鱼喂食了一种神经惊厥剂——戊四唑（可以导致神经元异常兴奋）。仅3个小时之后，斑马鱼DNA的断裂位点数量就增加到了活动一天后的水平——也就是说，神经元越容易兴奋，就越容易感觉到累。

研究人员发现与刚睡醒时（ZT4）相比，斑马鱼活动一天后（ZT14）的γH2AX位点数明显增多，也就是说DNA双链断裂数量增多。图片来自原论文。

正常情况下，在休息10小时后，断裂位点数才会降到较低的水平。暴露在戊四唑中后，这些斑马鱼需要的睡眠时间会增加。除了清醒时间更长和神经活动更兴奋外，当斑马鱼暴露在紫外线（可以损伤DNA）下时，它们也会需要更多的睡眠。

相比之下，如果只休息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斑马鱼DNA上的断裂位点数只会略微降低。在这种睡眠被剥夺的情况下，不仅DNA的损伤会增加，DNA损伤也会无法修复，也就是说DNA结构的溃败会越来越严重。

在沉睡中修复

生物想要继续生存下去，DNA的修复过程是必不可少的。但面对千疮百孔的DNA，修复过程从哪里开始呢？这时，DNA在断裂位点留下的标记就发挥了作用。在染色体中，DNA双链缠绕在组蛋白上，在每一次双链断裂时，一种组蛋白——H2AFX——都会被磷酸化，变成γH2AX。通过观察γH2AX，科学家就能知道斑马鱼DNA的断裂情况，也可以依此来判断修复情况。

他们进一步探究了DNA修复过程的细节，发现在夜晚，当斑马鱼睡觉时，参与DNA双链断裂修复的两种蛋白（Rad52和Ku80）才会明显增加，开始紧锣密鼓地修复DNA。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修复DNA，染色体的活动也会增加。如果染色体活动被抑制，DNA损伤得不到及时修复，斑马鱼的睡眠时间就会延长，而且整个睡眠周期都会发生改变。

清醒和睡眠的循环：白天神经元的DNA损伤增加，留下标记，导致睡眠压力增加。晚上，染色体活动增加，Parp蛋白募集修复蛋白，促进DNA修复。图片来源：原论文

这些生理过程都与一种DNA损伤检测因子——PARP-1——有关，这个分子在多种生物体内高度保守。它是DNA结构稳定的维护者，能促进受损的DNA单链或双链的修复，保障细胞的生存。根据研究人员的观察，在白天，表达该分子的parp1基因会大量转录，增加睡眠压力。由PARP-1控制的信号通路会在白天不停地给大脑发信息，提醒它休息。到晚上，你开始休息后，parp1转录产生的mRNA会大量表达PARP-1，这些分子会通过募集修复蛋白的方式，促进DNA修复。当抑制parp1表达时，生物需要的休息时间会更少，但与此同时，DNA修复过程和染色体活动都会减少。

更多清醒时间的代价

咖啡因为什么能让我们更加清醒？根据一项发表于1990年的研究，咖啡因能在抑制DNA修复的同时，增强神经活动——也就是说，我们更有精力了，但后期或许需要更多的睡眠来补偿。

研究人员表示，实验中用到的幼年斑马鱼的神经系统虽然很简单，但和更高等的脊椎动物（包括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能用于解释动物需要睡眠的普遍原因。除此之外，PARP-1还能影响人的生物钟，在长期记忆的形成中也具有关键作用。而在睡觉时，染色体的活动不仅能促进DNA的修复，也和神经元的可塑性、记忆的形成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睡得好能帮助我们记住新学的东西，身体也更健康。

可以说，我们每一次思考、行动和激动等，可能都在让我们的DNA冒险，让自己面临衰老和疾病的威胁。但随之而来的一场安逸、平静的睡眠，能让裂开的DNA重新拼接，将我们拯救回来。这些过程周而复始，而我们只感觉到自己在慢慢长大、变老。

如果你已经学废了，那就好好睡一下吧。

谢选骏指出：现在知道“征服者们为何不能长寿了”？以前人们以为这些人嗜杀成性，有损阴德，所以短命。其实因为这些人夜不能寐，所以短命。就像拿破仑那样，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能不早死吗。有人说了，满狗乾隆，都“十全武功”了，还能开个千叟宴。但是乾隆老儿那是欺负弱小，不算征服。而他的狗祖宗“皇太极”、“顺治”好歹算是征服了中国，不就死得很早吗。因为他们抢着入关，夜不能寐，就像苏联培养的狗汉奸林彪一样，能不早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