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的文化哲学01

● 王者之言──中国的四季五色海


〇



谢选骏：《王者之言》连载（001）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01）



制者，王者之言，必有法制也。

──《秦会要》卷六





故王者之言是谓号令，令出惟行。不行，则权纲亏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〇









五色海总目录





五色海引言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五色海第三卷

西方白色──秋天的书

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









五色海第四卷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五色海第五卷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五色海结语

（终极之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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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海引言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1986年）

一、中华精神复国宣言：不见血的假晶现象

二、民族精神：新文明的生命之水

三、伟大灵性：危机中的宇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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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目录



第一章 痛苦的零



一、痛苦意识

二、生灵的命运

三、生命的意识

四、唯心派的忽视

五、人类不是中心

六、阶段性的胜利者

七、客观的神

八、公理与启示

九、灵魂的历史：零





第二章 文化史定律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三、文化史的定律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六、罗马史的例证

七、新时代的图解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第三章 历史的天空



一、历史是什么？

二、存在与虚无

三、历史多歧路

四、王阳明的错误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七、孤愤

八、天神的阴谋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第四章 弱者的力量



一、人的三重天

二、佛教狂

三、人性论

四、奴性与英雄

五、意识形态伪装

六、自寻烦恼的权力

七、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八、权力论

九、略论弱者的美德

十、底层的活力





第五章 被压制的德



一、权力意志说的低级

二、多数人的纵欲

三、被压制者的美德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五、野蛮与贤明

六、怪诞的认识论

七、把握与理解

八、超级诈骗犯

九、争雄与守雌





第六章 民族与思想



一、民族的痉挛

二、群体的召唤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老公猩猩

五、国家与革命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七、思想家的苦恼

八、认识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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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的本体论

一、“海”与“岛”──科学的双重性质

二、两种哲学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三、哲学研究的新视线

四、文化本体论的声音

五、星光灿烂的天穹





第二章 压制与反压制

一、浑沌之死 浑沌与宇宙之光

二、朴·太朴·浑沌太朴

三、压制与沉沦──浑沌太朴的两大属性

四、普遍的压制与特殊的反压制

五、压制的秘密

六、内在的力量

七、真理与认识

八、荒漠里的生命

九、方生方成的精神之花





第三章 心灵界域的暗礁

一、心灵的压制

二、心灵中的对立力量

三、他人的目光

四、自我的分裂

五、理性与非理性

六、情绪的形成

七、梦幻的力量

八、灵魂之火

九、“王”的原始含义

十、天才与病

十一、含苞待放的时刻





第四章 社会界域的困扰

一、分化中的生长

二、个人与社会

三、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四、反差的意味

五、活力的源头

六、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

七、从国家到文化

八、大角力者

九、爱的阴霾

十、机械的爱

十一、传统的阴魂

十二、宗教与信仰





第五章 生命界域的喧嚣

一、生命的秘密武器

二、环境对生命的压制

三、欲望是生命的卫士

四、求生与不朽

五、求安与占有

六、求食与储存

七、情欲的哲学

八、转换的功能

九、排它与利它

十、“突变”的诸层次





第六章 无机界域的浪潮

一、现代人的迷惘

二、“时间”与压制

三、“空间”与反压制

四、“不可逆过程”的哲学启示录

五、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机缘

六、略论局部减熵的几个象征

七、“统一”的预兆





【附录】　八十年代被检查机关从上述著作中删除的手稿



一、现在的危机

二、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

三、人的双重性格

四、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

五、正在上升的社会

六、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

七、未来的政治意识

八、反对“文化的宿命论”

九、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

十、突变在生命史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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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海第三卷

西方白色──秋天的书

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



目录





第一章 二十世纪的悼词



一、存在与意识

二、超自然的信仰

三、世纪的杀戮

四、禁忌的哲学





第二章 二十世纪的遗产



一、论宇宙存在

二、矛盾的主观性

三、存在的含义

四、宗教、信仰、社会信任与生产力





第三章 全球化的病态



一、关于真理的探讨

二、人文现象物理分析

三、符号化的时代

四、医德的丧失

五、压力的教育



第四章 边缘国家的悲哀



一、主仆与归属

二、两种知识分子

三、早熟与性的伦理

四、能力的标准

五、战国逐鹿的格局



第五章 后现代社会



一、自杀中的哲理

二、死刑与人生

三、死后前途的探讨

四、虚幻的尊严



第六章 半开化的尴尬



一、自我是宇宙的心

二、理性与直觉

三、论时间的社会规定

四、伦理行为对宇宙的影响

五、正确的信仰与错误的信仰





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病态



一、怎样运用贪欲？

二、乌托邦

三、没有污染的精神福利

四、欲望之王

五、精神变革

六、社会的道义性与个人的良心





第八章 中国与世界



一、神权时代的再来

二、佛性与神性

三、基督与佛，汇归于中国





第九章 历史中的现在



一、历史的遗物

二、现在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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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海第四卷

北方黑色──冬天的书

零点哲学──圆形世界象



目录





引子

玛雅人与中国人





第一章 零点时分



一、彼岸的星光

二、古代中国人曾是多么富于智慧啊

三、《乾》与《坤》、《屯》与《蒙》

四、把上帝说成似乎仅仅是自然本身

五、零点并不是中庸

六、当人倒下来的时候

七、世界上最悲惨的事

九、当我们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

十、一个寂寞的时代





第二章 世界是圆的



一、宇宙是圆的

二、生命的胚胎多呈圆形

三、恨是半个圆爱是半个圆

四、文明是与监狱一起诞生的

五、哲学不该反对自己

六、天命是圆的

七、只有在“罪恶”的社会里、才会产生“崇高”的东西

八、由于生活整体的这种圆形特性

九、创造者，必须为他们的创造精神默默殉葬

十、昨天夜里，我听见从天空传来一阵霹震





第三章 理解之圆



一、珍珠是贝类的病

二、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三、启示接近于“内容”，理性接近于“形式”？

四、对我们的观察力、理解力和求知欲来说

五、要有藐视这种虚伪法律的气度

六、近代中国的悲剧

七、一切哲学都是“贫困的”

八、世界上有两种撒谎

九、虚无主义是“理性成熟的标志”

十、“救主”是一个“对话过程”





第四章 宿命论



一、“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

二、“必然性”与“目的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三、人，生在世界的孤独中

四、偶然论的危险在于玩世不恭

五、诡辩家们乘机作乱

六、在一个视界高远的生命感觉体看来

七、真诚的宿命论者

八、应当学会逆境中的笑与自嘲

九、有一位举世无双的创造者

十、我轻而易举地揭示了这个奥妙





第五章 生存歧路



一、光

二、各民族神话中盘踞着各自的“恶魔”形象

三、内驱力决定了一切？

四、“事业”──这是生命洪流的口实

五、文化沟通的出路在哪里？

六、学者的病态

七、中庸精神的败落

八、在对救世主和上帝的本能直观中

九、“相反即相成”

十、要歧路，不要羊





第六章 尽性论



一、大自然的指令与“神的要求”

二、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

三、“历史经验”对人的稗益

四、“顺乎天性”与“顺乎本能”不同

五、一切“本体论”无论其披上了多么完美无缝的“客观天衣”

六、有“天性”，有“天价”

七、什么是“罪恶”？

八、哲学，不是用来诱导人的行为远离他的天性

九、试图改变普遍人性的挣扎

十、零点哲学其实是原创论





第七章 简单的感情



一、孤独的索居

二、我们忠实的朋友──灵感

三、真理是不能引伸的

四、一缕晨光破晓而出

五、我们，不是智慧海

六、“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同样值得反对

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德化”

八、一切自“我”而始，一切以“我”而终

九、人众所追求的

十、肯定性的答复形式是为宗教





第八章 “〇”的故事



一、“〇”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二、整体性

三、具体的善与具体的恶

四、在我们的前面，是一片荒漠

五、背向〇的奔驰，也就是朝向〇的参拜

六、增熵趋势的加强

七、“永恒者”

八、平衡了，就好像没有了

九、“零点哲学”的研究对象

十、深沉的“〇”！





第九章 虚无之君颂



一、在世界的边缘

二、天设之，地造之

三、伟大的虚无之君

四、哀哉！他将没有子嗣

五、他是无罪而遭罚的

六、佛陀的“得大自在”

七、他就是一个宇宙──黑洞

八、劫数──这是一个断然的终结

九、在他的荒漠底里

十、《零点哲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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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海第五卷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目录



开篇

第一章 思想的性格

第二章 英雄时代

第三章 文化运动

第四章 理解与对话

第五章 拷问《传道书》

第六章 生命与自由的还原

第七章 梦想与现实的妥协

第八章 天人之际的气韵

第九章 太极之神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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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海结语

终极之解脱



五色海原序

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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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王者之言》连载（002）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02）





五色海引言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的盛典]







一、中华精神复国宣言：不见血的假晶现象





01



文明在冲突中……



一个席卷全球的文明，似乎注定要以无数文明的遗体，铸造自己的纪念碑。





02



一个社会的精神活动，会诉诸特适其自我表现的形式，从而在历史中创生了一种“文明的样式”：艺术的样式、哲学的样式、宗教的或科学的样式，从此呈现出各种世俗生活或神圣生活的波澜壮阔但内在一致的苍茫景观。





03



一种文明的精神生活，借助于他种文明的表现形式而展示开来──这，就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假晶现象”。



假晶现象（pseudomorph）本是一个地质学上的观念，特指一种岩石的熔岩注入它种岩石的缝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了一种混生的“假晶”，即貌似乙种的岩石，实际包裹的却是甲种岩石。例如玄武岩受到蚀变作用，其所含的橄榄石被绿泥石所取代，形成一个绿泥石取代橄榄石之假晶。再如晶洞（Geode）则是一个孔穴中长满矿物晶体的构造，晶体以石英为主，少数含有方解石或其他矿物。



文化上的假晶现象，渊源于不同民族的精神及其文明样式之间的竞赛、征服、杂交变形与暗中的反抗。例如，中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就是借助外来文化的模式、语言、服装，来寄托了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伊期的什叶派文化，也借用了阿拉伯文化的外观（伊斯兰教），注入本民族的精神。为什么日耳曼地区（北欧、丹麦、荷兰，日耳曼部分的比利时、瑞士、英国，非日耳曼部分的巴伐利亚以的德国大部）的宗教改革都“成功”了，而拉丁地区的宗教改革都“失败”了？“假晶现象”使之然也。对于日耳曼语系的人们来说，宗教改革就是摆脱假晶现象，但对于拉丁语系的人们来说，宗教改革则是叛乱、谋反、异化。正如宗教改革之前的几百年，希腊语地区和拉丁语地区，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宗教形式。





04



假晶现象可谓是功过参半。在特定的历史气候下，历史上极富活力的文化，常和假晶现象结下了缘份。而一种文化的光辉，常受益于他种文化的前来“交汇”。“交汇”与“交流”不同，它不是表层的、枝节上的交通互补，而是两种文化在精神气质和内在结构上的交媾，是一种全身心的汇合。而常常，如果外来文化过于强大，本地文化就被迫一时接受外来文化的外观，形成假晶现象。



比如，十九世纪俄国精神界在文学、音乐、思想、绘画方面的重大成就，就得之于俄国社会在整个十八世纪半自愿地（在沙皇彼得的强制下）与西欧文化圈之间进行的这类交汇。从长远看，交汇的主要得益者，似乎是接受外来文化的一方。而文化的侵略者，只是通过顺行的途径渗透，一时受益于扩张而已。尽管在近代欧洲殖民文化的扩张活动中，文化扩张势力对广大不发达地区滥用私刑，没有限制的武力征服，一时间摧残了许多文化实体。



再如，在古代地中海区的历史上，希腊人之所以在短短数百年间取得那么突兀的惊人成就，主因即在，他们从米诺斯──迈锡尼、埃及、巴比伦、赫梯诸种更先进的文明实体那里，纳入了不少文化因子，充分利用它们发育了自己，从而主动地设计了新一代文化模式。希腊的海上商船队和希腊的陆地雇佣兵──这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精神扩张活动的真正先驱。苏格拉底本人当过雇佣兵，柏拉图则数次远航海外，甚至使徒保罗也利用罗马公民的身份在帝国内部四处旅行布道……从埃及的新王国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代，希腊雇佣军在整个东地中海区驰骋了好几百年。这就是希腊文化与他种文化实行交汇的最早使徒。其结果，是希腊文化对整个地中海区的渗透和统治，各种更为古老的东方文明，遭遇灭顶之灾，反被插入了希腊的稚幼清新的“古典文明”。希腊这个原先的文化受施者，这时变成文化的施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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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曾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各区域民族文化的交错融汇时代。当时的中国文化圈内就有四、五种大文化主流和十几种小文化支流竞争、兼并。在新的压力环境下和新的异源撞击中，传统的区域文化开出了惊妍夺目的花：从楚文化的天地中，流生出了神话意象和《楚辞》风韵；从齐文化的海市蜃楼里，走出了仙话、方术和稷下之学；晋文化，是刑鼎和法家的发源地；宋文化，则是墨、道诸派的发祥地；而鲁文化，则与儒家的缙绅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一大批古代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交汇的硕果，它为新的远东世界大一统文化的合并，创造了条件。



经济政治的争夺，促成了文化的交媾。到战国末年终于演变成为军事政治的一体化。秦是一个缺乏文化传统的政治实体，楚、齐、晋、宋、鲁则具有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最后，是无文化甚至反文化的类似于“总体战”的虎狼秦国，活活撕碎并吞食了文化过于成熟的关东诸国！一如蛮野而刚健的罗马战胜了过于文明的迦太基和希腊化诸国。这种历史归宿的含义，是可怕和清楚的。





06



不论罗马帝国的一统文化还是秦汉皇朝的一元文化，比之希腊城邦的多元文化和春秋战国的列强竞争，都失去了朝气与锐气。



在汉、唐两大政治强权之间，横亘着魏晋南北朝的一片政治废墟。这片社会的废墟，却成为新文化得以分头滋生的沃壤。这无非因为：印度与佛教的文化势力（后者还挟带着西域胡文化的诸多因子）不断东渐，与业已一统僵化的秦汉本土文化（这是以往四夷交汇于中原的产儿）之间，重又开始了一场新型的交汇。其结果，就是唐宋文化的辉煌建构和明清社会体制的严谨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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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交汇乃至迫不得已的“假晶现象”，有其无可奈何的必要。它是文化力量的流动，由高向低、由强向弱、由新兴的向没落的运动，往往采取了征服、同化，或主动吸收等形式；因此是文明样式竞争吞食兼并消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很少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常盛不衰、拒绝其他民族的强暴般地给予；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在文化交汇的大战中置身事外。即便是以传统文化的极度丰富性而无限自豪的印度人，也曾在穆斯林文化的强暴下被迫“吸收”了许多令它厌恶的“东西”；以致印度人被分裂为几大教族。名扬四海的泰姬陵，以中亚风格见胜，就是这些行为的一个象征。



而十八世纪以来自命为世界主宰的欧洲人，自以为欧洲的社会文化模式普遍适用于全世界各民族的欧洲文化心灵（“欧洲中心论”），在此之前，却曾绝对屈服于从亚洲传来的基督教势力长达一千四百年之久！那么，是“欧洲中心论”对呢，还是“亚洲中心论”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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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交汇、甚至以他者的文化为美，有力地促进过各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然而，没有一个内在生命力强大到足以自立的民族，会长期蛰伏在假晶现象的驯化之中。即便像波斯人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但虔诚的穆斯林们也还是采取了什叶派的形式，以抵抗阿拉伯逊尼派的讨厌压力。什叶派的形成，表明波斯文化的传统更强大，它因此所遭受的压力也较其他非阿拉伯人为大。而在中国佛教文化的盛衰消长的百花园中，则崛起了南派禅宗这一有力的抗议形式。六祖惠能，不过是其开山大师，他的精神影响极其绵长，十分适合中国人的脾性，甚至到了中国佛教大大衰微的二十世纪，西装革履的美国博士的永远就读生胡适之──也还被禅宗大师深深折服，尽管胡适的研究与赞叹，多少囿于“白话文学”的框子，未能向精神复国之转折的纵深度，全面展开。



惠能，实为中国佛教史乃至文明史上又一次文化转换的触媒，他是中国人的实存精神向印度文化的繁琐性进行历史反击的一个象征人物。在他之后，印度佛学在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逐步消解了。中国精神，开始了一场脱去洋装的解放运动──精神复国运动。中国要求从假晶现象的压制下挣脱，不仅是换季更装的周期表现，也是精神独立的结果。不久，韩愈的辟佛之声及其“文必三代”的喧嚣，开始响起。这表明，中国的精神不仅要洗心，也要革面了。



最后，周敦颐来了。他宣告中国民族精神数百年冬眠期的终结，精神复国实现了。他和他的后起之秀，使中国文化从假晶现象的蛰伏中腾跃而起，翱翔在宋明诸“儒”精神苍穹的自由之中。你能相信这样的民族会长期信守外来的教条为奴吗？而这中国精神的翅膀，是类似先秦中国全方位解释《易经》的“十翼”──十面之翼。《易经》及其《十翼》成了宋明诸儒的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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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作为先秦典籍中最模糊、最富于象征力与启示力的一部经典，它所感染的“时代色彩”，较之当时的其它经籍和诸子群书都少。它的风格深奥古朴，耐人寻味；它的形式有律多变，随时而“易”。这些特点，使它更能与时俱化，便于容纳新的精神、新的理解，使其文化生命获得了“不朽”的异能。



从唐人韩愈的辟佛意向到宋人柳开的古文运动──这是一场绵延不已的、通过古代文体形式的复活而达到新的精神解放的进程。正如从龚定庵的思变到邹容的白话《革命军》，是近代文体形式的解放，所象征的民族精神的复苏；后来的“白话运动”反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摘桃派。而就精神复国的活力言，它们具有相等的价值，但落实到具体的方向、方案、方位上，这两大文化运动的含义可能却是截然相反的。



白话运动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大体类似魏晋南北朝的讲经活动和佛学运动，其首要目标是“引进”、是“吸收”、是类似被强暴地被迫接受。而唐代的辟佛思潮到宋代的古文运动，却是对外来佛教的文化渗透进行的历史反思和实际清算。新儒学并没有抹掉佛学佛教，而是将佛学要素纳入自己的洞天中。与此同时，对外来文化的异体蛋白系统，进行了中国式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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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文化的渗透（“文化侵略”）曾有积极价值，它起码在大一统的岑寂中，激发了中国文明的再生运动。但长期匍匐在外来偶像的石榴裙下（这裙子，曾经多么令登徒子们神魂颠倒、倾心向往啊），却是令人真正感到内心羞愧的。终于，他们不再愿意虔心朝拜那些面目怪异的西天之佛或是长毛胡僧。他们突然发现，对外来的偶像──尽管在趣味上也许还有欣赏的雅兴，但要奉之为生活价值的准则，却是日益困难了。洋人精神，这时最好是作为点缀品，而不再能够填充人们的心灵。洋人胡僧，不能作为民族精神的归宿，最多只能从侧面，激起灵感罢了。



新的中国精神，终于从舶来文化的烟雾下跋涉了出来，借着全方位的十面之翼，超越古经和洋人的局促──它飞到了东海之东、南海之南，划出了远东文化世界的新天新地。



这是中国旧瓶新酒式的“古典复兴”。它的文化势头一度不亚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这是中国的主人们从佛教和印度文明的形式限制中、从鲜卑的压迫和北方民族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的复国运动。不幸的是，在后来蒙古铁蹄的摧残下、在后金马褂两百年的裹缚之中，中国精神再度低沉，以致当西方的风暴再度（从印度转换到了欧洲，换了一个源头）无情地袭来之际，中国的精神由于长期的麻痹与萎缩，而打了无准备之仗。死死的官僚制度使得人们心灰意懒、死气沉沉。群体社会的桎梏和陈年旧俗的羁绊，严重挫伤了创造意志的锋芒……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尽管其思虑相歧、途道各异，但其归宿却不免指向于：力图把中国精神的活性，从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遭逢的泥淖中超拔出来，让它重展迷人而雄健的的纵深度。



十翼！十翼！！十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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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孔子作《十翼》（易传）。不管这传说具有多大的历史真实性，它的文化启示价值却无庸置疑。孔子之成为“素王”和中国文明的精神领袖，原不在于区区一部《论语》中的几条语录，而首先体现在他对《易经》神秘意境的“韦编三绝”式地反复探索之中；继而投影在《十翼》的神奇意象和理解贯通。他“述而不作”，但他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却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原创之作。他以“中庸”精神，把握了当年中国的现实与理想间的冲突。他的人格，中和了时髦的思潮与未来的趋向，使中国精神，从当年诸侯的贪婪与血腥中超脱出来，奠定了两千年间中华世界的基本法。



这正是玄虚的“宪章文武”的实际含义。这心理法规，这精神礼制，是中国民族特有的。近代以来被洋人的学徒目为沉重的枷锁，但在当年，却是一朵活脱脱的精神之花，它几经枯荣，但其脉息不绝如缕。



中国文化的灵魂，在全方位的、不偏执的十翼精神的鼓荡下，一直飞到自己也不曾梦想过的遥远时空。庄子近乎本能地预感到这一梦幻般的未知之地，他赋予十翼以“鲲鹏”的意象。正因为他如此深刻地浑融了各涯际，故两千年来一直保持原始的魔力，激发艺术的想象与哲学的灵思……基督教艺术中两翼天使的造型，与十面翅翼的精神相映之下，可以成趣。尽管拉斐尔们仿佛亵渎圣灵的艺人，曾以魔鬼般的美丽笔触渲染过天使的肉体……



十面翅翼的精神也不是“浮士德精神”的东方形式。它并不渴望穷尽人力不能穷尽的宇宙神秘，他有自知的智慧，他不肆行无限制的扩张，他不倾向于星球大战思想。他应时而作，注意保持社会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生态平衡。“凤凰来仪”、“百兽率舞”，难道不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动物保护法规的产物，人与动物和平相处的范例？



他的十翼具有自身的系统协调力。悲剧性的中国现实是，近现代以来，我们自己在应对殖民主义文化的挑战方面，显示了无能。结果，为了推诿失败的沮丧，我们放弃了对民族的信心，我们沦为精神的亡国奴隶，并放弃了精神复国的希望。在西方的压力面前，中国精神由于受到长期的一元闭锁造成的萎缩，终于暴露出来了。对外闭关是对内专政的自然结果。但外部压力没有像内部压力那样轻而易举地被降服，它利用技术与组织的优势，冲倒了闭锁的竹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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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中国专制政治压制、窒息了中国精神文化的活性；后来西方文化又摧垮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形式。外祸是由内祸引入的，家贼比海盗更危险。从此，名实俱亡的悲剧，困扰着中国的心。不。中国简直没有了心！



但精神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灭绝的，他最多只是暂且退避三舍而已。中华精神退避到自己的发祥地，收缩到原始的母腹之中……这母腹就是民族内心的声音──只要我们敢于重新起步，他就能重新呼唤我们前进。



他仿佛用无声的言语，向我们传达了最新的消息：



西方文明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食谱，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味觉，即精神活力和创生功能，以便作为民族的人，获得文明意义的生存空间──精神的祖国。



如果我们既有力量拒绝礼拜客体文化（西方文明）的系统，也有力量将之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我们就获得了精神的生存空间！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尽管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但并不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各自未来发展走向，亦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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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已从十九──二十世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欧洲中心论，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充满疑惑的多元主义的大迷惘。未来恢复了精神祖国的中国人，则负有这样的文化使命：要从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双重沦陷，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精神复国。这精神国度必定不同于西方二十世纪的玩物。因为这是两种相反的文化潮流，各自运动的结果。



中国人是否准备好，重新穿起自己精神祖国的服饰？如果中国人有了能力，重新开始用自己的精神语言，表现自已的青春和艺术──这是多么美好的前景！尽管如今的一切多少还是尘蒙着的，还缺乏一面无所不照的驱魔（真主与撒旦；佛陀与罗刹；善神阿胡拉·玛兹达与恶神安格拉·曼纽；以及诸如此类的对立统一的连体）宝鉴，来重新调和这个充满疏离、仇恨和困惑的“文明冲突的”世界。



请相信吧！中华文明的灵性创造力量，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蛰伏冬眠之后，也许会沛然复苏？中华精神国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后，会呈现一片春回大地的光景！到处有生的力量在喧腾，到处回荡着精神独立的声音。他在诉说精神复国的奥秘……但你却无法确认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其实这无关宏旨。重要的不在于说的是什么，而在于他想说、他敢说，并且说了……于是，有价值的、可确认的东西，才得以随之而出。



精神复国的力量，宛若劈开宇宙之雾的利剑──他将要找寻解剖活动与切割活动的对象。他用热爱来回答宇宙的冷漠，他用硬骨去支撑全球的浮沉。荣辱休咎、得失臧否──并不在它的数学程式中。他对这些淡淡一笑，甚至不屑一词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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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精神的复国之光即将劈开中国现代史的阴黯猥琐，洗掉中国现代史所蒙受的种种羞辱，他会借助艺术的形式，宣告自己的降临。他的轨迹纵横恣肆，他的语言很少师承，他像一个真诚的孩子，凭着自己本然的天性去做，却是做得那样自然、有力，天衣无缝。



在那里，条理化的“分析”，干巴巴的“论证”，再加上种种习用的细如游丝的叙述方式，都难以倾吐他那宏大而多样的气象。因为那是一种文明的精神气候，是一些非常细腻和无所不在的明敏感受：单凭一种感官及其特限的艺术方式，你如何去宣泄他的激情呢？同样，依靠固定的分解程式，也理不尽它的全部头绪。



那时，千百万人怀着朦胧但巨大的希望，抱定焦灼但坚定的期待──在悄悄等候他。你让他们说，他们说不清；你要他们讲，他们讲不完。也许，对你的询问，他们只是淡淡一笑、不予置答──他们的心思已经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已经不在你的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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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为你是孤独的。精神复国的新潮正席卷所有个体，并冲出传统与习惯的堤防。他澎湃不已，发出时而严肃、时而嬉戏的声音──那满怀着童贞的羞怯，和急于破除这羞怯的矛盾心情。



初起的精神复国之光，总不乏朦胧的深度，它像早晨初泛的“鱼肚白”，给人以梦幻般的新鲜之感；一股清风，注入世间。凭着它看清世界的全貌，也许困难；用它来照见宇宙的细节，也为时过早。但它已把，那因再次的青春而狂喜颤栗的众多心灵，召唤到它的微熹中。这，就是精神复国的力量。



在各种精神形式中，艺术更适于表现这初升的光。文明的方向感和节奏感，在艺术的欣喜中，得到了无声的预言。这预言不露端倪。你可以尽情感受他细腻的震颤，但却说不清震源确在哪里。你可以用自己的心灵之眼，去窥探他的奥蕴，却难以用科学的仪器或方法，去分析、测定他的弹性与力度。



他的生成，不是任何学院里的学术所能指导的。他自成系统，有自体的规律──精神复国不同于国际贸易，不同于理性世界，也不同于审美意识。精神复国是一个沸腾着特殊熔岩的特定岩层！他既不可以替代，又无法去强求。任何指令（不论是权威教义的还是电脑程式的），都无从划定他的命运。



一片自我更新着的广原……他无需种子，就能化生万物。他先天地而诞生，带着许多信息、种子、动因。



一片自我更新着的广原……他无需征服，就能荣耀万物。他是一切能源中的能源，是一切核子中最精纯的核子。



这片广原无需休耕，他的内力无止境。他是一切生命的发祥地，一切生命力的活泉。这片广原沉浸在狂喜与陶醉中，他永远在起伏、翻腾、思想、创造、再生。他有自己的悲哀和自己的快乐，因为他就是自主的、拒绝为奴的、君子日新其德的“中华精神复国”。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二、民族精神：新文明的生命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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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仿佛夏日的闷热窒息，各种活物仿佛奄奄待毙。一切生机都粘滞了、死寂了。……突然，从看不见的远处，传来阵阵连珠的雷声，丝丝清风似有似无地掠过酷热的荒漠。具有超级民族精神之风范的宇宙唤魂师，开始施展秘不示人的法术了。当文明大气候发生大规模转形时，情形仿佛于此。



在一派透骨的清风中，耳目为之一新的暴雨降下了！落在这曾因久久的焦渴而濒临绝境的荒原上。天空黑沉沉。电闪与雷鸣、群龙齐嚣腾，江海驰涨、氛围紧张──这是令人激动的困扰，这是创造了希望的危机。



暴雨变为霖雨，霖雨经久浸润。他洗去世界的尘蒙。一面，他有弥赛亚般的献身精神；另面，他有隐逸之士的孤傲与戏谑……他软化了坚硬冷酷的心。



大地更生了。枯燥的沙漠奔涌出浩浩浊流……不要蔑视他的污浊，那是迟早会沉静下来的生命之水，沉静为湛蓝的智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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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神话曾经讲到，荒漠中有过一位孤独的猎人，以其勇敢赢得了女神的敬意。于是女神向他许下宏愿，赐给他一个特权：每当他焦渴需水时，只须默祷女神的名字，倾刻会有甘泉奔涌而来。一天，勇敢的猎人渴了，他默念女神。谁知道，面前出现的不是美丽照人的女神，而是一个丑陋肮脏的老婆婆。她拿出一个臭皮囊，递给猎人。恶臭使猎人恶心，他拒绝了这不洁之水。突然间，老婆婆显出了女神的本相，她告诉猎人，是她在使用恶臭考验他的意志力量。由于他失去了对女神的信念，从此也就失去了那个特权。在意志的考验中，体力上的勇士变成了信仰上的懦夫。



唉！洁净癖使人失去了生命之水。为了人的生存发展，甘取浊水与糟粕的精神，可以使人获得再生。古人的糟粕也许正是我们的精华！懦夫的名言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勇士的名言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这是新民族的精神冲动，对旧道德规范的胜利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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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潮流开始发生大规模逆转时，文明潮汐的最微妙征兆，首先被一些敏锐的心灵所捕捉。可是，旧有的语言和其他既成的花式，却很难淋漓痛快地倾吐这些崭新的感受。这些心灵不知道怎样才能使新的体验与旧的程式协调起来。在万般苦恼和千种踌躇中，他们像耶稣的敌人扫罗，在瞎眼的苦恼中，终于改辕易辙，弃绝一切现成的语言，担负起新的使命；又像狡诈的禅宗六祖惠能那样，不着形迹，经过师法自然的运化，他们终于像是古希腊的名歌手克里昂那样吹出了激越的笛音。新的心灵之笛，是性灵的天籁。他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神韵，又给处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新民族精神形式，以生命的颤栗──以微妙的变化，导出文明潮流，排山倒海的移易……



旧传统自以为光荣，满足于自己的历史，满足于很久很久以前的业绩。



他以为自己无所不包，他以为自己永远正确、年轻。其实，这是衰竭的征兆。新文明势力则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意识到生命和精神都是有限度的──于是更加渴望用创造来充实自己，去展示生命的海洋……



旧文明盲目认定自己就是世界。其实，它不是世界，它只是世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且是行将消失的一部分。也许正因为它行将消失，所以才认定自己永存。尽管它有时标榜自己很新、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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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文明，宽容甚至崇尚超乎理性解释之外的民族精神之光。他不是没有理性，而是不满足于理性。他并不“生而自由”，但他渴望自由。不是纵欲的“自由”，而是创造的自由。新兴的文明，不习惯唯理的限制，他深受限制与束缚，长久的蛰伏使他厌烦。亟思变革的心情因而崛起了。他渴望创造是因为他感到了自己的贫乏。他从旧传统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儿”！没有援助他的手，没有怜悯他的心……现在，一切都必须靠自己了！“不创造，便死亡”──这是支配着新文明势力的黄金意志。



博大精深的思想与烛照天地的民族精神？他们的背面，刻着什么？刻着伟大灵魂的痉挛。这痉挛映现着宇宙之日趋无限制的动态。



民族精神是人格之光的流露。大的人格极丰富，他所寄寓的民族精神形式则相对狭窄。大的人格所以流露为这种特定的民族精神，是因为生活的某一契机触发了他。空前的膨胀力，把别的冲动、别的契机、别的形式抑制了下去。人格的根源埋藏在自然环境和文明历史的深层中。个性的价值即在于揭示了、并用民族精神再创了这一根源。因此，否定或抹煞个性，就包含着否定、抹煞这一根源的危险。



民族精神无法脱离他的根源，只有立足于此，民族精神才可能超越时代和民族精神代言人本身的局限，升华为普遍的、前兆性的精神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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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曲之士们只是抓住并固守民族精神的皮相。他们称平庸无奇的临摹为“真实”，他们视粗浅的描绘是“为生活写照”。伟大的民族精神却是在引导生活前进的方向──他在母腹之中就已经是生活的指导者、历史的活路标。



有人只是生活涟漪的摹写者，有人却像是生命内部的光，甚至能够照亮了生活的外在本身！他们，不断创造新的意境，而不满足于寻求新的题材。生命的奥义是这样一种主体所捕获的滋味：“此中有真义，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诗》其五）



真义，是生命之味，是民族精神之味，是喜新厌旧、朝秦暮楚、自我扬弃。他拒绝摹写生活、服从生活、添舐生活──他照亮生活、塑造生活、抛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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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旧传统的民族精神之光，扫瞄着旧理性所把握着的全部表象世界，并以内在的生命力，穿过了它。他用“光”，为自己和来者，开拓了一个新的感觉世界、新的民族精神世界，以及可能的新的理性世界。就像是《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那样：说有光，就有了光；解开黑暗的浑沌，造就新天新地。



民族精神能与人类同在，是有不可能替代的代偿作用：不仅鼓起懦夫的勇气，也能弥合破碎的心灵。只要一个人“有灵魂”，民族精神就会对他施行感而化之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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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喜好什么样的民族精神，他的生活圈子里，大都缺乏类似的实存。他首先感到了现实的匮乏，然后才觉察了民族精神的饥渴。卑鄙小人，比伟大行者，更需要伟大的激励！因此他才需要民族精神──或创作或欣赏；或宣泄或沉缅。民族精神是在个人生活陷入失落状态时分的一个有效的招魂手段。他用民族精神之美，召唤对生活的绝望。拂去良心上的灰尘，使之重新光鉴万物。这良心曾因生活的困扰，而蔽塞不通；曾因人事的纠纷，而晦暗不明。



民族精神又是民族文化的招魂手段。他从宇宙精神的深层，重新发现被世俗的群体生活遮覆以至不幸遗忘了的重要内核（文化核、文化魂）。这内核，一度产生又一度失效，但在文化的循回所产生的新的需求下，他再度成为急世之用的要质。切入要害的民族精神，正要招回这业已失落的民族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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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明初起的时代，人们既对旧文明深恶痛绝，因而又有恨自己无力摆脱的心情。旧文明的残迹刻在他们的心上，留下深深的印记。一种社会性的涤罪要求，体现为追求异境的新民族精神，是不奇怪的：他渴望以此遗忘过去的阴影。这时，民族精神上升为超出民族精神形式之外的光，甚至是宇宙之光！



辉煌的民族精神，不是“对灿烂生活的反映”；而是“对暗淡生活的反应”。民族历史的文化复兴，本发自社会失调和精神衰竭的连锁困境。“多难兴邦”的启示告诉我们：宽阔壮观的河流，必定来自崎岖险恶的丛山峻岭；强盛多元的民族文化，只能孕育于心灵界域的绵延暗礁。此时的不幸，当催发彼刻的幸运。



千百万人屏住了呼吸，用灵魂静观这精神的变局。这变局激起的震波，深入地表、上贯九霄，席卷一切、再造万有。没有生灵能逃避他的左右。他陶冶现在的心灵，铸造未来的历史。



狂飙！狂飙！！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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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神运动的先驱，确有必要适度地“脱离生活”。没有一定的距离感，他如何引导文明新潮？如何手指那洪波涌来的神秘方向？试想，如果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之流的艺人，以及彼德拉克、薄伽丘、但丁等骚客，没有从那超现实主义的中世纪生活主流及其教会理念的模子里适度地“脱离”出来，那么意大利哪会有什么文艺复兴？哪会有文明新局？只有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罢了！



脱离生活，远较深入生活，困难得多！他不是钻到生活的细枝末节及其永远雷同的是非堆里去，而像是一只矫健饥渴的鹰或是一匹荒原上的饿狼，从生活的沙滩头上奋飞而起，盘桓在脱离了沙滩的碧蓝天上。他并没有忘掉大地，他的目光如剑，始终搜寻着沙滩上的尤物。他热爱大地上的每一个动静。他还要回来的！回到生活的沙滩上，但不是服从它，而是蹂躏它。那是另一种风情另一番意韵的“服从”──凯撒服从了小小不列颠岛夷：“我来到，我看见，我征服。”



这是我们理想中的民族精神？这样的民族精神，出现在历史阵阵痉挛、文明苦苦分娩的神秘时分。这是上品与真品。他的价值，在于提供了生活本身既缺乏又亟需的要素。这种精神循环系统中的“维生素”，所具有的再生力，使得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的生活板块渐渐绽裂开来──新的萌芽带着新的消息，生长起来了。哪里有过什么“脱离生活的民族精神”？正如，与生活无缘的思想，哪里会发生呢！思想的致命处是太切近现实；民族精神的致命处是太亲昵生活。任何民族精神与思想，不论他多么惊天动地、深邃透彻，不论其构造多么奇特、怪诞，都只能起自生活的原野。因此，民族精神、革新思想的要质，是努力挣脱生活的诱惑与威逼。要是流失了民族精神的甘泉，世界将露出荒漠的本相，生活将成我单调的劳役。不错，世界是美丽的。但若不以一颗民族精神的爱心去体味它，美丽又将是什么？不错，生活之象似乎妙趣横生，但若没有一双民族精神之眼去再生它，我们就只能看到“美妙”的虚幻性、短促性。是民族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生活与世界的存在本身，给人以永恒之感。甚至那些低劣的民族精神，也能使心灵觉得时间压力的弱化。民族精神的麻醉功能，超渡了尘世的苦痛，洞开了“无我”以至“坐忘”的天国。常人以民族精神与“夸张”划上某种程度的等号，其实民族精神有着更多的“省略性”──他将凡庸猥琐短暂的东西，从自己天国般的明彻驱逐出去。在民族文化的招魂民族精神中，省略性尤其重要！若无恰到好处的省略，民族精神将是什么呢？一片现代派杂种的狼藉而已。高贵的省略，本身就不失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夸张。省略得恰到好处，即夸张得恰到好处──这是各种民族精神精粹的“第一原则”。省略与夸张，这是民族精神真品的里与表。民族精神的力量并非外来的，他早就潜伏在人心的底里。只待适当的招魂形式和有力的民族精神手段，将之唤醒。省略去除了芜杂，而将锐利的矛尖，逼向精神的最敏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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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中有宁静，民族精神包含着镇痛作用。但民族精神的第一功能，却不是上述的麻醉性，而是他在文明态形成过程中的摇篮能力。民族精神的力度和民族精神的宁静，同样可嘉。摇篮的作用比镇痛的作用，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文明生成的方向。健康的、正在兴起的生活，需要积攒力量。而镇痛对受伤者和失败者才更有用。人们每时每刻都需要力量，但不是每时每到都需要镇痛。更何况，镇痛效果也是内力对外力的慑服。



陶醉于伟大希望的一代新人，是推进新生活、促发新文明的动力。拂去了历史灰尘的新人们，抛弃了历史专家强加给的枯燥程式，而以自己的良知良能预感到：“过去”与“未来”正在“当前”这民族精神的汪洋恣肆中，交接、转易。他们不是背负着传统的绅士，也不是反文化的匹夫；而是新生活的行者，是激荡世界历史的正负电极。



凭着生命的力量，他起誓──各种过程的精华与糟粕，到了他的手中，都可以重新成为灵感之“极”。他们，也许是貌不惊人的一群，但却是新文明电光之阳极。精妙的民族精神和壮阔的灵性思想，将在他的手中成形。醇透的新酒，就要飘香在历史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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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精神宣告新时代的破晓。霞光与长空，露水与花蕊……没有人能从这活力的拥抱中，逃开。他的无限宽容和谦卑，一如“水之就下”，使人无法拒绝他。他潜入意识的深处，别的精神样式，如何替代？



再造历史的真民族精神，免不了疾视甚至讥诮。哪有一个大思想，能被轻松地理解、吸收？大思想的出现，意味着人开始与“过去”的影子分离掉。这时，真民族精神从母体中脱胎的剧痛，折磨着他。真民族精神越巨大，他为自己的诞生，所付之代价也相形越大。他是活生生的──一方面，他是“继承”的；另方面，他又是“创造”的。他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一个文化系统、某种文化生活可以消失，但它遗留的民族精神和思想，却以其类型特征、风格魅力去打击后人的心，并俘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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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明命运的上述观察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文化类型都发端于：与之相应的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及创新冲动。没有长久的饥渴和灼热的好奇，是根本酿不出文化蜂蜜的。同时，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终结于对形式、技术、细节的崇拜与恪守。初起的文明倾力于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等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式，而成熟没落的文明则更关注道德、教义、科学、技术、规章制度等外在方面。



以文学为例，初起的文明爱好诗歌，而成熟的文明更爱小说、报告文学。这是因为，前者较后者更富主观色彩。而在文明的衰颓中，心灵则更注重“功利”──



初起的文明甚少关切直接的功利目的。不是由于它的智性薄弱、虑不及此；而是由于他的心思太高迈，眼光太深邃了。因而视功利如尘土、视富贵若浮云。他并非与功利无缘。他，是在更大更根本的方面去把握功利：以精神上的狂放迂回，完成对实存的会战围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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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没落的文明才以其鼠目，直接为寸光的功利左右，只有当一种文明再也看不见天国的前景，才在细节上大做文章。这样，他的道路日窄一日，以至于蠹败。



就哲学领域而言，初起的文明更喜爱富于智慧的只言片语；如赫拉克里特；而衰颓中的文明则崇尚富于理性的系统学说；走向结束的文明，大多趋于经院之学。在古希腊世界，第一类的代表是赫拉克利特，第二类的代表是柏拉图，第三类代表是亚里士多德和普罗提诺。在古代中国本土文明时代（魏晋以前），孔丘、墨翟、老聃是第一类代表，庄周、孟轲、荀况、韩非是第二类代表，吕不韦、刘安、董仲舒是第三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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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现象是互相沟通的。种种精神之花的形式，诸如民族精神、宗教、哲学、科学……在各时代各文明各气候之中都不断生发着。但是，它们各自的花期、色彩、状态、气味却受时间韵律的规范，而呈现参差不齐、五光十色的特异性。



比如在民族精神的极盛时代，哲学和科学以至宗教都不等地染上了民族精神的色与味。这是伯里克里斯的雅典，利奥十世的意大利，春秋和盛唐时代的中国。而在科学和规范至上的时代，连艺术和宗教也被染上了唯理主义的、工具主义的味与态。这是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时代、罗马的帝国时代、当前的希腊化即美国（相当于马其顿）化时代；以及中国的两汉经学时代以及明清理学时代……当今的世界与中国，并不同属一个文明周期，尽管，中国正在走向西方，但西方正在走向未明──两条来源与去向并不相同的轨迹，正在接近异体交叉的时刻……例如，民族主义在西方已经过时；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时代还没有开始！因为民族主义乃是步入现代社会的必要途径！



a，当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开始酝酿时──它的心灵朝向纯民族精神的意境。它的道德、它的礼法，也首先作为执着的民族精神而表现。



b，当它的有机生命趋向萌动时──追求民族精神的意象与追求道德完善的爵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相反相成中，互相肯定着自己的──自己的对立面。



c，当它勃然兴起时──它的民族精神强烈剥蚀着道德的阵地：有如飞沙走石，有如新株挤破了板结的硬土。



d，当一种文明臻至鼎盛时──民族精神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二元并立、分庭抗礼。但同时，民族精神完美得如同道德；道德灵活得如同民族精神……他们独立自主，但并不厮斗。



e，当一种文明的内力衰竭了──它的民族精神变得放纵起来，目空一切地自我炫耀。他嘲弄道德，因而忘掉了克制，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f，当一种文明无力应付各种压力而僵硬了──那最后的道德热忱又会变态地炽烈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一切有独立倾向的民族精神表现。整个社会生活日趋内在的紧张与窒息。这里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是一个隐秘的文明圆周的表象绵延。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三、伟大灵性：危机中的宇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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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缺憾──哪里才会出现文明。



文明是对缺憾的反应与弥补。缺憾不属于事实的世界。它是在与他物相比较时产生的“不足”的意识；是心理上自我鉴定、精神上自我观照之际涌起的饥饿感。它标志着，各种文明上的奇特创造，都起源于精神上奇特的不平衡状态，起源于感到了“缺憾”的自卑感，起源于对这令人苦恼的感受进行反抗。



就是这样。一切文明从尚未诞生落地的时刻起，就被吸人与“病”周旋的命运了。天才是人群之病的产儿，文明则是生命之病的产儿。不同寻常的病，是这样一种命运：它逼迫或挑逗着你去进行反抗，去逐步走向不同寻常的反抗。病的系统及其特征、性质──决定了它相应的文明特征和文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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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几种压力交互挤迫时，所萌发的一种精神的亢奋与陶醉。法国人孟德斯鸠对此曾有一句极端化的表述：“美是精神的某种错乱的结果。”（《论趣味》）



在我们看来，美，不是古典主义式的“精神错乱”，而是战国精神全球扩张的一个升华，它来自特大压力下的反抗，来自焦急的欲念。当代一位心理学家《残疾与性》一书的作者谢松龄，对此曾有以下见解：“现代的科学主义使人丧失了传统的美感。只有在焦虑与绝望中才知道美为何物。……焦虑、恐惧、绝望，无非是一种体验，对体验是无法分析的。”尽管动物主义者犹太人弗洛伊德，以分析焦虑恐惧绝望为终身职业。正如牧师的儿子德国──波兰人尼采，以反基督教为终身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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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医学精神的最初结果：医术只是把文明的精髓具体化、身体化了。医术救治个人的生命，文明则救助种族的生命。医术救治实体，文明救助精神。就此意义言，文明的创造者们，首先察觉到自己的缺憾及病态，然后再把对此而发的救助式文化推向社会。



比如音乐就是一种时时发挥着逆反及补救功能的力量形态。它的音响（低层）是物理现象，它的结构（中层）则与有机结构有奇异的相似性（所以才能愉悦生物的听觉──而不限于人类），它的曲式（上层）则随着文明史的波澜而潜易变形。最后，它的蕴涵则与人心的潮汐合拍，并引导后者进入座座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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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这样一件“武器”：以周而复始、自成一体的声波，展示一个个新世界，用以驱散现时的寂寞。以旋律，去疏导精神的“颅压”，消解足以致人于死的郁闷。所以，有不少医士真的用音乐去医治身体的病痛、调解心理的功能。



文学也具有音乐式身心治疗的文明功能。作为文明的支属之一，文学成为不幸者的忠实朋友。就像虔诚的基督徒背负着献身的十字架一样，文学背负着解脱危机感的使命。



王国维《人间词话》曾引尼采的名言，以说明自己对文学的见解：“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被哲学家喜爱的文学与被哲学家理解的文明一样，是欠缺感、自卑感、危机感的产物；是追求升华、摆脱习惯势力、反抗规律统治的总体冲动的系列表现。



有个人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庄子、司马迁、陶潜、李贺。



有家族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谢灵运、曹雪芹。



有国家的存在这一层面上的危机感：屈原、文天祥。



有文明大时代的危机感：建安七子、龚自珍。



王国维《人间词话》又给李煜以特殊的眷顾：“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以李煜的人格与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相提并论，实有过份偏好之嫌；但促使王氏如此评价者，则由于李后主的艺术乃是多重危机感的交织：个人的、家族的、国家的，最后凝为普遍的“离恨”──因其朦胧抽象而获得超越时空的人类意义，此所以肩比释迦、耶稣？──“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此离恨有更多地属于个人的侧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相见欢》）也有更多属于家族与国家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还有家国个人集于一身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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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一代大艺术的，是无法救治的危机，以及由此触发的现世绝望（它的结论是一个反问：“此恨何时已？”）。缺憾与危机感既无不时，则艺术从此为人提供了一条超越无法逾越的苦难的净化之路。



但丁的《神曲》是基督教会的传统世界观，面临自我怀疑而陷入悄悄瓦解时，所作出的辉煌反抗。故《神曲》之后，文艺复兴开始，传统世界观终于崩析。《神曲》因而成为这一大危机的诗化表现，获得了纪念碑价值。



《浮士德》则相反，它是另一种精神──北欧海盗无限的时空扩张精神──在其空前膨胀的征途中，所面临的自我选择的危机心理时，迸发出来的一个生动写照。如果说《神曲》是中世纪的谢幕；那么，《浮士德》就是现代文明最令人苦恼的一面──在“林中路”里进行抉择──在艺术中的较早表现。现代文明在对待人的价值上所特有的矛盾、疑虑的心理，早在中世纪德国民间的这则故事中，就有如此深刻的表现。这是令人惊奇的，也清楚说明了艺术与危机心理的关系；而放荡的诗人歌德，不过是将此现代精神（它孕育在中世纪的民族内心）表述得更充分罢了。



莎士比亚可以称得上是文艺复兴末路时代极端乐观主义的最后一朵奇葩。但在他的悲剧中，我们难道嗅不出一种深沉的危机气氛吗？他代表着一个大时代的最终完结。他那无孔不入的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之余辉，仅仅不过半个世纪，便消失在英国清教革命的杀人血泊之中。取代了莎士比亚的文学至尊地位的是另一精神：弥尔顿的复仇呼声。弥尔顿是危机感的自觉意识的表现；而莎士比亚则无意识地道出了一个时代的危机：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危机。要是只认定弥尔顿是危机感的化身；而看不出莎士比亚也是这化身的另一面相，就表明文明探索的心灵，已然迷失在历史的迷津之中了。



托尔斯泰则是“俄罗斯精神”在西方文明的不断侵蚀（横亘整整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下，终于面临没顶之灾的危机时代的苦痛表现。你在世界史上很难找出一个像他那样矛盾、那样充满自我否定（这是自我肯定的变态表演）精神的作家。这是因为，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俄罗斯那样既强大又孱弱；既有高度的贵族文化又充满整个民族的蛮野；既侵略一些民族（如亚洲民族），又承受另一些民族（如欧洲诸族）的极大压力；既有极端的放纵，又有极端的苦行；既腐朽，又孕育着活力……民族存在的危机，化为艺术的危机，透过作家自身的危机（读一读《托尔斯泰传》就知道了），而获得了打动人心的力量──酝酿着相反动向的同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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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能代表李白风格的诗艺，也许要算《蜀道难》了：“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梦游天姥吟留别》也同样能说明问题：“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李太白青莲居士是以讴歌“名山大川”著称的。但奇怪的是，此人并不生在剑阁或天姥山的烟霞里，而是长于秀丽平静的蜀中（今天被叫做“成都平原”）。也就是说，李白在讴歌那与自己的生存环境迥然相异的存在与事情。



使李白作成著名诗章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他的“自卑感”（近乎精神分析所谓的“拿破仑情结”）：他矮小的身材，使他热衷于歌颂高山，来路不明的家世使他到处宣扬自己出自西凉“太祖武昭王”李（日高）之后；但实际上，他的祖先是隋末的罪犯，被流放到西域，李白五岁时才“逃归于蜀”──据李冰阳《草堂集序》，以及异乡人的自我意识和流离之感──混成而后激起那追求相异相反的之“在”之“事”的热情。



使李白的艺术“鹤立鸡群”的，不仅是他落落寡合的风格、奔腾无稽的幻念、狂谵四溅的笔触、令人震惊的意象……更重要的还是他对公认的权力机构的大胆反抗。这是他从先祖那里遗传得来的骚动性的血液，以及融汇在这一血液中的“犯罪意识”（对封建礼教与“权贵”的反叛，等等）造成的。如果只研究艺术家的生存处境，而不研究他的血液（如现代遗传学所谓的“基因”），那么只能算得上是半个唯物主义者。血液的物质性，应是强似食物；而食物也是通过血液起作用的！



异端的血液和反抗的冲动，本来只是个人的事件，属于生物学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可是，当它升华为特大的艺术，并在全文化圈激起大波澜时，就值得我们的文化史家们好好思索一番了。就李白的案例言，一面，这艺术产自个人的危机，即缺憾、自卑感与加倍偿还的雄心之间的持久战斗及其节奏。另面，它在社会与文化的多重冲突中得到多向的深化。



例如，李白的个人危机，经过社会化形式的滤透，就成了反抗权贵、反抗既定秩序的文化精神。这表明，在开元──天宝盛世的背面，埋藏着重大的失调危机。不久，李白的叛逆精神的合理性，就被“安史之乱”从事实世界的界域予以“证明”了。唐初，北朝贵族残余势力甚为强大。女皇武则天为抗衡它的威胁，大量起用平民出身的士人。比及李白的时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势力空前膨胀，同步，唐代中央集权文化臻至极盛，史称“盛唐”。



新力量与旧结构间的冲突，导致旧结构的坍毁，这就是“安史之乱”的文化含义。安史以后，社会政治的大一统告终，但唐文化继续发展。唐代文明的雄浑气象，实得力于多元的社会力量。传统的道统观，几乎把藩镇力量视同极恶；因为藩镇并存有着无序攘扰的一面。但是，较稳定的藩镇格局的存在，却给予文化的选择以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也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化比两汉文化优越的地方。





36



歌颂远古黄金气象的诗人，多是生在乱离之世中（如中国的屈原、罗马的维吉尔）；歌颂天堂的澄彻壮观者，多是生在世俗的流放中（如圣保罗和但丁）；歌颂山川之美者，多是生在平原中（如谢灵运、李白等等）……人心向往异境，艺术亦然。艺术补充着生活的单调，有如盐对于高山居民比对滨海居民更为珍贵──文化亦然：边区对流行性文化的倾慕，往往比京畿之地更为热烈。总之，陌生者的体验比熟悉了某种事物的人更深湛；匮乏者的感觉比餍足者更敏锐。他们创造的艺术与学说，起源于他们心灵的特有焦渴。什么样的创造，暗示心灵经历着什么样的焦渴。没有焦渴的、“坦荡荡”的心灵，也许是属于“君子”的，但却是无力从事创造事业的。



对自己文化圈内（即自己寄身其间的社会）普遍而剧烈的危机发生感应，这是使伟大作品被社会迅速接受、理解的最大前提。当危机酝酿时，大艺术家以自体的敏感首先知道了它，并对它作出急切的反应；当危机全面爆发后，群体才开始知道它，并以普遍的危机感，对预先报导了这一危机的大艺术品，产生共鸣。就我们的文化视野来看：接受先于理解。理解，仅仅是对接受的行为所作出的理性说明罢了。而接受行为，主要并不取决于智性的沟通，而取决于对压力的共通感受。





37



理解，从功能上说，是沟通了对危机的认识：即，唤醒了危机感。



“理解了他”，也就是“被他唤醒了危机意识”，同时，也是将接受者自身对危机的特殊感受，注入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中。这里的双边关系是共生的、不分离的。



就智性的或纯粹真理的意义而论，伟大作品对后人（尤其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后人），是个永恒的谜，一部不可获解的“天书”：因为，在作品与众多的“理解者”之间已没有共同的危机压力了。共同压力这一联络纽带的消失，使共生的体验随之而逝。而缺乏共同体验的理解，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游戏、语言的猜谜而已。估量、猜测、臆断、引为同调、以己度人等形式上的理解与猜谜，统治了艺术评论和审美体验的王国。客观“破译”的分析，最终还是被卷入了主观创造的旋涡里。尽管他自称能够“灵魂附体”，知道他人和古人原作何想！





38



大作品作为文化危机“先见之明”的表现，必然对旧有的形式作出革新。他不是要改新，而是出自这样一种“低能”──无法用旧瓶去装新酒。故只得为新酒创制新瓶。因此才在形式上有突破，意境上有开拓，表现上有异彩。对危机逼近的感受和焦虑，使他再也受不住形式的约束──伟大作品往往不是唯美的、形式主义的，反而是颇为粗犷的、有时失之粗鄙的反形式之作。不是刻意反形式的新形式主义（《庄子·刻意》篇把这叫做，“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矣已──此山谷之士。”）；而是到了忘却形式（庄子称为“忘言”甚至“坐忘”）的无我之境。有时，甚至达到了“非艺术”、“反艺术”的极端程度。



但另一面，在形式上或表现上囿于特定流派的作品，也可能跻身于伟大之列：这时，造成一个伟大作品的，是它对危机的敏感性和它对危机感的表现力，而不是它对流行性艺术规范的恪守或背离。要完成一件有内在独特性的作品，践踏流行规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归宿却在与危机的关系──这是“有原则的践踏”！





39



文明的同一危机，在不同艺术心灵中，有各异的折射。同一危机，触发各异的危机感。历史的压力，规范并选择了特定的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让它对后世文明发生较更为持久的渗透力。



在各异的文明环境中，历史压力对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的形态的淘汰标准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仅凭现有的智慧，是无法预先断定哪一种危机感及其表现艺术更有生命力的。





40



对危机的感受，先天带有某种夸大，这就是“敏锐”的内在含义。危机感的表现，发自某种意向，这就是“魅力”的关键。伟大作家因此需要“变态”的人格，甚至“夸大狂”、“荒诞色彩”、“梦境情调”等等要素。此不寻常的怪僻被历史（古代希伯莱人称之为“上帝”）拣选后，就构成了超常的“典范”。这既是英雄艺术的显然特点，也是反英雄艺术的隐蔽特性。即便是最最“自然主义”的艺术家，也需要把他的艺术冲动、理想、规则、范式、表现手法等等，注入艺术作品。



危机感不仅来自危机的客观性（事实世界的危机），更来自危机的主观性（心理世界酌危机）──取决于某位灵性与危机的关系。危机感是个反馈中的混合体。



他不仅受着社会危机的刺激，还受着艺术家人格的塑造。艺术的直接来源，是危机感的形态。危机感形态的直接来源，是作家的性格。这是个“内因论”。因为，根本无法保证事实世界内的同一个危机，能在不同的心理世界中促发共同的危机感。





41



正如温度不能使石头孵出小鸡来──个性才是最终决定艺术的东西，社会是只能扼杀而从来不能制造天才。



就一个特定的文化圈（或为地理的，或为超地理的）而言，发展中的不平衡，带来了周期性的危机，也带来了周期性的灵性痉挛和宇宙艺术的洞天。



有春天的宇宙艺术──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往往直抒胸臆。这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主流。是《诗经》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史诗时代。古代希腊、印度的大史诗与中世纪欧洲各族的民族史诗，都是这个季节的产物。



有夏天的宇宙艺术──开始具有自我意识，表现手段如修辞等开始受到重视。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主流。是《楚辞》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古典文学”的时代。如希腊的悲剧时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巴罗克时代。



有秋天的宇宙艺术──自我意识压倒了一切，技巧至上、语言崇拜的来临。这是西汉辞赋铺叙的时代。是司马相如承楚骚遗绪而予特优发展的时代。也是各民族历史上的“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时代。如希腊化时代的喜剧主流。这时，艺术流派的纷纷割据与各自垄断日趋激化。理论开始侵入创作的领地。“文以载道”开始成为一项明确的纲领。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与新古典主义，都具有上述的秋天性格。有冬天的宇宙艺术──文明的自我意识开始衰退，让位给更“崇高”的东西。这是东汉经学抑制下的文学主流，刘向、扬雄、班固、张衡等学者哲人、史学家科学家，占领了文坛。这也就是各民族历史上都有的所谓“庄严文体”时代。如罗马帝国维吉尔的文人史诗《伊尼特》，被奉为国家的经典。二十世纪的纳粹运动，神化那位浪漫小丑瓦格纳的作品；而纳粹主义的俄国先师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则自创“钢铁式样”的“无产阶级的不朽经典”……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涣散敌人的精神！现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性文明，是否也正在朝向这个政治正确主义的方位移动？





42



宇宙艺术的季节，启人深思。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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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1979─1982年）





目录



第一章 痛苦的零



一、痛苦意识

二、生灵的命运

三、生命的意识

四、唯心派的忽视

五、人类不是中心

六、阶段性的胜利者

七、客观的神

八、公理与启示

九、灵魂的历史：零





第二章 文化史定律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三、文化史的定律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六、罗马史的例证

七、新时代的图解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第三章 历史的天空



一、历史是什么？

二、存在与虚无

三、历史多歧路

四、王阳明的错误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七、孤愤

八、天神的阴谋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第四章 弱者的力量



一、人的三重天

二、佛教狂

三、人性论

四、奴性与英雄

五、意识形态伪装

六、自寻烦恼的权力

七、权力的罪恶性及其价值

八、权力论

九、略论弱者的美德

十、底层的活力





第五章 被压制的德



一、权力意志说的低级

二、多数人的纵欲

三、被压制者的美德

四、党同伐异的精英

五、野蛮与贤明

六、怪诞的认识论

七、把握与理解

八、超级诈骗犯

九、争雄与守雌





第六章 民族与思想



一、民族的痉挛

二、群体的召唤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老公猩猩

五、国家与革命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七、思想家的苦恼

八、认识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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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痛苦的零



一、痛苦意识

二、生灵的命运

三、生命的意识

四、唯心派的忽视

五、人类不是中心

六、阶段性的胜利者

七、客观的神

八、公理与启示

九、灵魂的历史：零





第一章痛苦的零



一、痛苦意识



001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零的时代”。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零的体现：现代广告行业、政治行业的种种演技表明，许多人为屈指可数的利益，可以把自己糟蹋到什么地步，而为了屈指不可数的利益，则可以把糟蹋转化为幽默，美化为时尚，甚至升格为身份标志。“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现代说法，可以换成“出钱能使伟人做广告”。



在现代社会中，不愿做广告的人们，像古代社会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样，从各种屋宇下被驱逐出来，沦为无家可归者。这就是“现代文明的特性”。不仅演艺界和体育界（包括“商界”和“政界”），而且科学界和宗教界，也都如此沦为明星的疆场！这就是促使种种血腥的“邪教”（（从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到日本的“真理教”，以致到中国的“”──我们不便在此点名），盛行一时的社会心理基础？



于是，一个新的思想在思想的十字路口诞生了：痛苦意识是零的时代的授精者。



002



痛苦意识不同于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消极，痛苦意识则积极。



消极的禁欲主义所要达到的是禁止，而积极的痛苦意识所要达到的则是争取──无比的热忱，某种要把自己与“做广告的人们”区别开来的距离感：这就是痛苦意识的基调。它“寻求痛苦意识”！而不是快乐意识。它服膺不可视见的灵性的宗教！而不是可摸可触的爱欲的宗教。



痛苦意识的岩浆，在心头酝酿多年，自从意识诞生的那一时辰，它就深不可拔地殖根于灵田，构成我们时代心潮的主旋律！然而只是在今天，孤独的梦幻把我们驱逐到街头时，它才得以像一座积久的火山突然迸发，用眩目的烈焰、冲天的烟尘，宣告自己的疯狂问世……



003



明星，不是你们的理想；删除明星，才是你们的理想！诚然，人人都畏惧痛苦，一切生物亦然，这是生物的自保反应，如何非议？谁要否定这生命本能，岂不是连生物本身也要否定？痛苦来自欲望，人人都想以满足欲望来减轻痛苦。然而，一欲未平又起一欲，以满足欲望来减轻痛苦，无异以油灭火，油愈多而火益旺──满足愈多而欲望愈多，痛苦因之愈趋激烈。所以，追求快乐以避痛苦的大众习惯，只不过适得其反、愈增其苦。



004



纵欲者，是爱走偏锋的群众──以纵欲来逃避痛苦。



痛苦形影不离地追随他们，直到死。于是纵欲的大众，就用自我麻痹与进一步的疯狂，来制造疲惫，忘怀生命的可畏。



在他们看来，禁欲者是自寻苦恼的蠢货、不可思议的疯子，竟敢与生物的本能对抗，并妄图战胜之。“他难道不知道，禁欲下去就会克服了生命本身，以致的末日来临了？”所以，禁欲者被视为仇恨生命的厌世者。其实呢，禁欲者又何尝不厌恶痛苦？只不过，禁欲对他们而言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他的禁欲是为了避开欲望及纵欲所触发的更大痛苦。禁欲之所以能成功，因为禁欲者在不同程度上信奉来世，通过对来世的期待，克制现世欲望，用禁欲方式，摆脱生命的扩展带来的不协调、烦恼。



005



而纵观古今，最“合理”的生活态度，也许莫过于古代中国的圣贤们所阐微发明的“节”。节欲，是礼的精魂；它主张“致中和”，并相信由于节欲，可以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自然和平。



节欲态度，也同样希望用节欲来消除痛苦。由此可说，痛苦是一切人的大敌。中国圣贤的和平理想既非涅槃，也非伊甸，而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用节欲，求得现世生活的和谐，尽力降低生命的扩展带来的不协调、痛苦（“和为贵“的意思，是说人际关系的不和，为万种灾难的根源；故天下万事，以和为贵）。对“人和“的信仰，中国堪称举世无双。欧洲人和印度人、巴比伦人（包括犹太人）甚至埃及人的智慧，均不足以致此。



推其根本，节欲主义善于守常而不足以应变。在我们这种因为充满剧变而极度痛苦的时代，节欲主义不是一付解决问题的有效药剂，它不能应对“中国两千年来空前末有之变局“。故节欲主义在当代世界，不是引起经济贫困，就会招致社会淘汰。



006



巨变的时代何所需要？需要应变，需要“无所畏“。无所畏即痛苦意识的精义──爱痛苦如爱幸福，视变如常。这样，任何痛苦不仅无需你设计种种方法加以逃避，从而徒增其烦恼；反而可以通过欣然领受一切苦难，找到前所未有、难以替代的殊趣和超级孤独的优越感。“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故能应物而不伤。”（《庄子·大宗师》）



痛苦又是什么？痛苦是身体的不适及心性的不满。这是痛苦的原始意义。



痛苦意识是什么？是以痛为快，以苦为乐，从而消解痛苦，达到快乐，立于心身的不败之地。



007



低级的痛苦都是关于肉体的；精神上的痛苦是奢侈意义的痛苦，是精神扩张以后才会面临的虚空感。因此，一切精神上的痛苦，其原因恰恰是前此的胜利，是“乐极生悲”。



肉体上的痛苦是生命的持久属性，而肉体痛苦又往往导致精神的迷惑、追问及幻灭。因此，认为精神痛苦均可通过心理调整来解除，是心理医生的自欺欺人之谈。



面对痛苦，持续不断的痛苦，我们将何以应之？



须知，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条欲壑。因此，许多人的精神，也都沦为痛苦的渊薮。要逃避，无路；减轻，反加强；只有“以无动于衷应之”，视“现在”为“幻觉”，才是唯一的出路。



008



痛苦意识，要求不惧苦难，而是由衷地欢迎苦难──这人生不可缺少的旅伴！并以与之结伴而感到有幸：“痛苦愈大，幸福愈大”──因为幸福不是别的，恰恰是包容痛苦、消解痛苦。这只有少数人才能领悟到的幸福，虽是多数人也可以享有的，但他们的智能却只能视之为痴人说梦。



痛苦意识，是自觉的领悟。



痛苦意识是为敏锐者的生存所预备的哲学。对于能够理解它的少数人而言，它是盐，可以保护并激发生命；对不可理喻的多数者而言，它是砒霜，足以摧毁生命──所以要慎用。想以它为装饰品，难免遭到不测后果。



009



痛苦意识的天然承受者！他的苦难远多于常人。若无痛苦主义的宗旨来应变，生活将成为他不堪忍受的负担。为了解释不可解释的生命怪象，要以痛苦的宗旨，来扩展精神的根须和应变的枝叶。就这样，他们成了“不可解释的自然”（命运、规律等等也是属于类似的范畴）的直观者甚至体现者。这些天生理解自然的生灵，也天生能承受痛苦。他们知道：唯有爱痛苦的波折胜于爱幸福的平稳，爱孤独的优越胜于爱世俗的荣耀，才能匹配上帝、命运、规律的无情严酷，超越世俗的利益与偏见来发言。



创造之子是命运，当人类面临巨大危险的时辰，他，也只有他，奉天承运，起来予以救助。所以，创造之子的命运是应变的──守常者不可能是他，只有创造者方能追踪他。应变，需要耐苦，而不是节欲（守常才需要节欲）。创造之子超乎人类的巨大痛苦和极大幸运，结合成他强烈的创造性（否则他还算他吗？）！他的创造性不是别的，正是不可测度的命运本身：他承载命运的重负，并以痛苦为生命的宗旨。



创造之子是胜利者（这胜利不是指世人眼中的成功，而是指塑造历史的功能）。他带来狂热的旋风，挟着怖人的闪电，卷着震天动地的巨响：完成命运的交响，和交响在人世的展现。



他是革命者：以革命为生命的形式；以生命为革命的内容。



010



痛苦意识是革命的哲学，也是哲学的革命。



从这种意义上，“痛苦的哲学”实在是对（中国哲学中的）中庸之道的新的、相异方同的推展：



中庸之道包含了对于痛苦意识的承认──中者，成功、适中（包括折衷与妥协）；庸者，常道。



中庸之道，当然也就包涵了非常时期的革命之道。但百年甚至千年以来的老中国人（因为太老，就被年轻的强盗民族如倭人贬称为“支那人”），力图否认中庸之道先天包涵了革命之道这一基本事实。



痛苦意识的宣言，将击破老态中国人的迷信与偏见。中庸之道的完成，须由痛苦之道来联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痛苦意识宣布老态支那人的死亡、青年中国人的新生。



而这么一个衰败的民族和古老的文化，要取得新生所必付的代价，可想而知。新的中国人将伴随痛苦意识的声音而兴起，直到获得新的能力，直面这冷酷的、技术成性的现代。



直面痛苦，有大宁静；直面痛苦，有大陶醉；直面痛苦，有大沉思；痛苦有大觉悟、大超脱──只有痛苦和基于痛苦的醒觉，才可以达到不可言喻的圣境，是以热爱生命的人，必热爱痛苦。



老态支那人对中庸之道的理解，就这样即将死亡。



青年中国人即将缔造新民族，缔造对于世界的新的理解！





二、生灵的命运



011



生物是离不开“命运”的。因为它只能循着自己的特殊轨道前进，既无法倒退，也不能旁行，受制于各种力量的制约所形成严密的网络。人也是这样。生物性，构成人性的基础，迫使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反应，不得不基于预定的人性──所以，人就把自己不得不屈从的生物性投射到外界，从而发现了“客观规律”……



人的生物局限性，使他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而他的可能性又带来意外的喜悦（发现时的喜悦、创造时的喜悦、尤其是获得成效时的喜悦）──这两者互相牵制，有助于“命运”观念的确立。



“命运”也体现为“意念”——意念是一个内在的命运。在落实自己意念的时候，我主张在认真的前提下，不必“顶真”。生命何必那么沉重？人们在世上所走的每一步，最终会被时间擦掉重来，“从零开始”。让我们有时间嘲笑一下的意念吧。



局限性使我相信“必然”，可能性却使我获得“偶然”的观念。人生在根本上只有一种“必然”──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的一切，纯属偶然。所以，必然论是死亡的逻辑。相形之下，人生的可能性极富潜力，于是“偶然”就被目为一个多头的、不可捉摸的活怪物。



012



为什么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一种体现”？因为人生虽有众多的可能性──但最后都不得不归于最终的冷峻，它代表人生根本的局限和遗憾。终极意义的虚无，是因为，人生是以毁灭为归宿的。



但是偶然论者不甘于此，他们的乐观精神使自己相信“人的自由精神终能战胜死亡”。如果这个理想最终能确立并被证实的话，人，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命运”的羁绊……从而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与虚无的人相对应）。但这是难以证明的。



013



宗教，表面上是这类乐观精神的朋友，实际上却是其敌人。宗教并不相信人有全然超脱死亡的能力，因而它才创造关于不朽的神话──用以满足人类自找肯定的心理消费模式。宗教，经常出之以否定人类及其现世生活的形式；但其中却掩藏着人类更高形式的自我肯定。人所认识的神，不就是人自身的愿望吗？想象力的发展并不等于人生的质变！例如“最虔诚”的圣经宗教（后来分化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本性，其实还是更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例如比之佛教和道教）。这仿佛是说，越虔诚，就越自我中心？



而所谓“人的自由精神”，不过是以完全世俗化形式，表现了类似的自我肯定；它不假于神，而是赤裸裸地宣告人欲的宣泄。只是，完全世俗化的自由精神，最终只能是落荒而逃的受伤的野兽；自由精神开始是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盟友，但结果却因为过于沉重，不得不沦为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叛徒，托庇于各种形式的超验的精神。人，尤其是个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到这一步。而披上了宗教与必然论外衣的集体情绪的产物，则类似羊群挤在一堆互相取暖的倾向；可以提供安全感。



014



有伪装的自由精神。它表面上肯定现世、肯定人的力量、肯定人的深切希望──但在实际上却为人间的恶霸势力服务，用来镇压特立独行者的活思想和活精神。它的自由就是：“把一切不符合自由主义规范的动向，扼杀在萌芽状态！”



还有伪装的宗教精神与宿命论。它表面上倡导服从，骨子里却充满了蔑视权威的反抗精神。它把自己的情绪上升为“天命”与“启示录”。所以，牧师的儿子尼采对所谓基督教的“奴隶道德”的批判，其实是故意的伪善的曲解：不是基督教创造了奴隶道德，而是奴隶道德侵入了基督教；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奴隶道德早就繁荣娼盛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奴隶道德”能够更为有效地“为恶霸势力服务”（为“民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主人集团鼓励奴隶道德；奴隶道德成全了奴隶头上的主人集团；正如信徒的愚昧成全了神职人员的狡诈。牧师的儿子为何无的放矢攻击基督教？原来他看到了教会组织的邪恶内幕？吃奶水长大而后背叛了他的奶头，是人的常情，却不是真理。被罪恶感毁灭的人，多少是个有良心的人。他的残余的良心变成了他的命运。



015



他面前有两种命运：大命运和小命运。人们常说的“命运”，是指“小命运”而言。书生说，“命途多舛”，老妇说，“我的命苦”……他们的“命运”，是指生活遭遇和生活环境而言。俗话说，“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这里的“命运”，同样是生活遭遇意义的“小命运”。生活遭遇是可以改变的。性格，之作为一种内在的小命运，即使已经“成形”，如风云际会，仍可导向截然不同的小命运。这就形成了“运气”观念。因此，“小命运”是可以反抗的，而世间也不知流传过多少成功地反抗了小命运的故事。



在“小命运”显而易见的桎梏后面，隐伏着难以察觉的“大命运”。对它，人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小命运，是大命运浮幻的表象。人的能力，把握不住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说，一个勇士克服难以逾越的障碍，完成了他的复仇使命──成功地反抗了常人对之俯首帖耳的小命运。可他怎么知道，他正顺着大命运的隧道乖乖滑行呢！这大命运，把他吸入他自己和他的邻人根本茫然的深渊里。那深渊里，既有可人的幸福，又有灼人的苦难。



人与人的气质不同。人与人的天性悬殊极大。人与人有着千差万别的“小命运”……但“理想社会”却强求一致，迫使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模式的压力下。这是对人的生命力施加的最大酷刑。这难道不是宇宙意义上的“犯罪”？所以它必遭人的天性之反抗。人在追求生命的不停冲动中──终将摧毁这等陈腐的限制，将人的生活重新带入有声有色、万珍汇集的历史之天。





01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



而我们的理想世界，不是一个凝滞的画面域横断面；而是一条滔滔无尽、万化千变的“流”。我们的理想，就是各种理想的对垒、厮杀！



人生的最高理想，是穿梭在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而不是停留在任何“美妙的截面”上……停留，就是腐朽；腐朽，就是罪恶；罪恶，就必予驱逐──以便再次跃入大清湛鉴人（或浊流滚滚）的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



不要斥责比我们更伟大的东西吧。因为我们不可能“理解”它，更无从判定它的含义。不要以横断的镜片，自以为是地批评比我们更伟大的“流”吧！无论如何，人只是一“点”──即使所谓的集体，不也只能是一“线”吗？而惟独一切集体之总和，才构成一“面”！（离开“网络”还差得很远呢。更别说网络之外还有另一些系统。）



而我们人自以为“美好”的一切，不过是“适应”的结果！



017



适应性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全部秘密。这种适应性不仅仅是我们意识到的东西，更多是我们无法意识而且还是被它（适应性）支配着的东西。如有学者就认为，生物的适应性，是导致生物进化的主因。他们甚至把器官的“用则进，不用则废”，推演为宇宙的真理。



018





为何贵族们（这只能是世袭制的产物）不但不能使他们的统治越来越稳固、合理，反而总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断由盛而衰，步入最后的灭亡？如果说，他们的天性就是善于统治别人，那么这种能力必定是可以遗传的，以此，他们的子孙也将在累代遗传的“进化”中，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强的统治能力。但实际情形却是恰恰相反的。



相反，贱民的子孙经常成为一代天骄。在由贱而贵者的奴隶祖先的天性中，似乎找不到明确的统治能力以资遗传，以至这些奴隶生受贱视。如此，则奴隶们的子孙的所谓高贵气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正确的答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正如他的思想能力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命运和可能的成就，也是如此从天上掉下来的！



019



在中国，最具有连贯性的明显观察事例莫过于，孔子的子孙，可谓受三干年不断之教化；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不是所有家族中最富智力的。“用则进，不用则废”这个科学市侩炮制的“伟大的真理”，在这里似乎并非站得住脚的。



我们知道，在生物演化或叫“进化”中，有一种惯性使得某一物种恒常向一个人方向演变，如无特殊的变故及外力迫其改向；物种本身的自我调适能力，会推动它在与环境的互动下，沿着这方向一直进展到灭亡的日子。生物史的过程就是如此。



这种演化的方向性，在开始时，可能是由特殊环境、偶然遭遇触发的。但这并不能导致”用则进，不用则废”的结论，须知，有时不仅无“用”，甚且有“害”（至少是无用）的特点仍在“进化”不已，最后给物种送终。如恐龙过于庞大的体型就是这样。



生物不是命运的理想制品，更非自在自由之物，而是“命运那无穷好奇和无限残忍的心肠的试验品”！经验地说，则是环境、命运的偶然产物。



为什么在饲养场中，人工杂交禽兽的结果，可产生姑且称为“进化”的现象（如果产生了比较肥胖的公猪或产蛋较多的母鸡），而人种之间的社会杂交，却只能产生被有识之士称为“退化”的现象？

因为──



A，禽、兽的人工杂交具有人为目的，故可以测度其成效；虽然这种杂交对禽兽本身是有害的。但人种之间的杂交，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却是盲目的、无从测度其成效，或只能测度其失败的。因为促使人种杂交的是乱七八糟的性欲，而往往不是对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退一万步讲，即使人种杂交是基于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那么，人又怎能确知其长期的后果呢？



B，杂交的禽兽，是在人为条件下生长的，而且往往只能生长在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中，饲养员要的就是它们的“畸形发展”，因为这才符合饲养者的私利（坏牧人是不会为畜生舍命的）；而人种的杂交就不可能有一个更高的饲养者在“做主”；所以，人的畸形（这是杂交的必然后果）不仅不可能成为他生存的优势（如饲养场中的禽兽），反而造成他的劣势。



对付禽兽的方法（如为达到高产而进行的杂交），之所以不适用于人类，是因为人类对自身和对禽兽，采取了“双重标准”──其观点、要求及做法、目的，是根本不同的。人不会把自己工具化而只能把自己目的化。



人种间的杂交，会使种族特性消失或减弱，这非常危险，在人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样，种族特性混杂了的“中性的家伙”（介于不同种族之间的杂种，最典型的如印度某类型人种和拉丁美洲的某类型人种）之所以罕见，不是不能在社会的退化条件下出生，而是难以在真正严格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因为消灭了种族特性，也就等于在根本上剥夺了人与环境间在长期的协调过程中培培植起来的适应力！



尽管有那个退化的社会在提供人为的保护，但杂种毕竟还是显而易见的劣种。



020



换一个角度阐述上述论题：



“阶级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存竞争。



这正如马列官方教科书上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食物状况决定了社会的治安状况”……（在这里，我们看到伊壁鸠鲁的十九世纪版：对自己获益最多的先师，叛教者往往破口大骂得最厉害。卡尔马克思，这是多么富于黑色幽默精神的混血的叛教的犹太人啊！）但我们还是多少知道一点纯正的历史的常识的：历史上生产形态的革命，是无法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出现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一定要处于某种匮乏状态，才有条件发动一场生产技术的革命，可是一切暴力革命都是由于饥饿（也就是劳动力的过剩）引起的。因为劳动力的过剩，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廉价的甚至是义务的兵源，如果劳动力匮乏，其市场价值必高，劳动者的日子必定好过，谁去充当志愿兵？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征服活动，实际上都有可怕的饥荒作为其杠杆（其杠杆作用是使得劳动力极度贬值）。暴力革命及军事征服，带来的不可能是新的生产能力及其“生产方法、生产关系”而只能是更换一批主宰者，往往是更喋血更野蛮的──从而“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由此可见，杂种不仅身体病态，连思想都是病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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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换一个角度。



“生命流”观念的产生，说明作为生物的人，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不论环境如何变化，都喜欢设想它是不变的（即把环境也多多少少生物化了），正如不论人种多么混杂，都喜欢设想那是无害的。其实，谁规定“人类生命是生命之流的最高表现”？真实的情况只是：“生命之流是生命（人）的作品”！正如柏拉图所谓洞穴说不自觉地表达的那样。其他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偶像，亦复如是。





正因为生命是不确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我相信将来也不会有──某种永葆其自我调节能力，



“好制度”和“永葆其再生能力的人间事物”既然子虚乌有，于是生命的要害问题只好在于，鼓吹某种富于调节力的哲学，激励不断更新的精神！



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在生命所造就的这个千奇万妙，变化莫测的世上，即使有“必然”，也无法被平庸的、残缺不全的人眼所认识啊。而人们所谓“必然”──不都是一些经不起严格考察的想当然吗？







三、生命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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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苍茫众生里的一粒尘埃，因此变得不可代替。

生命的高贵就在于，虽渺小，却不肯屈服——尤为重要的是，他能意识到这一点，并通过这一意识，和宇宙同呼吸、同命运。这样的意识就是“灵魂”，不会再朽灭，除非宇宙一起朽灭了。



“美感的特质，乃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现。”这句话其实还是说得太空洞也太含糊了，远远不足以表达实际现况：美感的特质，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某种表现──而不是所有表现。此外，美感也不仅仅是一种意识，而是发生在意识之前，是触电一般的感觉！



人类的生命意识，如此丰富而芜杂，头绪万端，远较美感来得复杂。但在其中，只有一个特定活动才能体现美感──那就是运用创造的冲动，来灌注精神于对象之中。



这里所说的美感有两种：一种是针对物体的、感官的美感；一种是针对精神的、意象的美感；而后者比前者更主观、因而更难以传达。但是不论前者还是后者，不论何种美感，若我们稍有性灵就会承认：人们实际上是抱着一种主动的、投入和创造的心，在感受美，而不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意识美。所以美感不是别的，而是“创造冲动的向外投现”。



也许，在许多情况下许多人是在被动地、无可奈何地承认美的，其中不含有任何创造性冲动……不过我想提醒──这种美感是官能的感受，只是一种对过去美感的习惯性延伸！而这种美感，在以前曾经体现了你的创造性的、结构性的动能！



诚然，多数人并不意识美感的超然，因此他们所谓的美，仅仅是一种社会的习惯标准；他们对美的感受，因此只是基于于动物的本能，而不是意象的飞跃。



例如，当我们初次被一种陌生的美所感动时，深深的震惊、诧异、怀疑以及狂喜、陶醉、幸福等诸种情绪之综合体（“世界上竟有如此……”），袭击了我们──这就是创造的投现。综合了这些情绪和感动，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形式：这些情感，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的存在。



由此不难看出，精神美感的特质不是别的，而是从属于生命活动的特定类型的创造。唯有创造中的美感才是针对物体的美感，也不是寓于外物的美感。由此美的至福，完全仰赖创造……哪怕是基于感官、针对物体的美感，也是从创造而出的！



在创造的一刹那，你感到了美！这就是创造的冲动。而持续性美感，并非真正的美感──它只是一种欲念的习惯，一种被缚于过去的死灰。



愈伟大的心灵，他陶醉于一种美感，愈短暂！──他的心灵如此难以被习惯所牢笼，于是当创造中的、动能的美感一旦减弱或凋零，他的兴趣就它移了：新的创造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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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的意义上，人具有两种基本的生活态度，可以概括为：



顺从还是反抗？顺从是创造意义的无，反抗是创造意义的有。



但好的顺从与好的反抗同样珍贵。虽然群众习惯于事实上的服从与理论上的反抗，以为生活的调味品。



好的顺从与好的反抗，都充盈了自我牺牲精神，舍弃一切以达到意象之美。



如此，这两种生活态度在“认识论”上也就相应地化为：顺从──理性主义的；反抗──神秘主义的。



──特别就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心理气候而言，甘愿为一种较自己更崇高、更广大持久的事物，而献身，已经被目为“年轻人的冲动”。



老朽们不是把这看作美丽的托辞、甚至诡诈的遁辞；就是将之视为幼稚的病态。由于生命力的衰退，已难回顾生命力的旺盛。尽管老人也自夸曾经历过这类旺盛，但其具体感受以及由此得来的决断力，却永劫不复了，唤魂术也重获了。这时，他们用一种佯装的惊诧来表达自己的腐朽的蔑视，或用一种无言的假笑来嘲弄青年的热忱？其实，谁都清楚，老朽者是用这些蔑视与嘲弄，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苍白和面对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



真的，在“以老卖老”后面，隐藏着日薄西山的恐惧！行将就木的日子既然所剩无几，只有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现在，他们最关心的事，是怎样在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上继续单色调地苟延残喘下去──“活着”成为老权威们的首要目标。随着日益加剧的衰老，日益堕落，直到变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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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不。唯物主义，是衰退老迈的象征，它践踏青年的梦想，假装漠不关心，替行将败亡的势力打掩护。



不断创造中的生命意识，对异己者的宽容其实已经是超然的同化！这不意味着反应迟钝，因为“报应”的规则在生物界，是普遍适用的。尽管我们试图在观念中理解神，从而也就宽恕别人，但作为活生生的战士，在行动上却不得不遵循“行动的原则”──“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只有这样，宇宙生物界的演化才会愈演愈烈，进程才会有增无已──这就是趋向于善。



这样生在反馈中的人，其行为显然并不全部出于他自己，而是出自反应：他最多只能有一点儿选择的余地，而这一点可怜的余地，甚至也往往是预定的！尽管人自己并不清楚这种预定性，但他还是得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论这行为的结果是什么，都必须由他自己承担。既然各人的命运不同，哪有什么可抱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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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和平”之所以成为人的恒常理想，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什么自在的性、最高的值；而是因为人类恒常遭受战争、不安、骚乱、磨难，所以对之颇为关切。试想，要是真的有一种长久不变的“和谐”、“和平”──降临到我们头上，那将是多么可怕的苦役啊！



要知道，人，总有一天会弱不禁风的，何必过早期待死寂般的和平呢！



而个体的强大，坚定──往往是以集体的软弱、犹疑来作基础的。理智上明明判断出一种论点的虚伪性、腐败性，但情绪上却受到了这类论调的干扰。这就是人！有时侯，情绪比理智的判断，来得更深刻。类似的情绪比之理智判断，虽然较不稳定且较易变化，但常比理智的判断更富于直觉性，因而更为有力。所以，有时是情绪先于判断甚至决定了判断，而不是判断先于情绪；虽然情绪和好恶常常决定了判断，但有时则是判断决定了情绪。在情绪的汪洋面前，理智判断不过是一个航标；这条浮标必须随时准备适应海潮的方向和暗流，不然就可能被随时吞没、限时抛弃。



这就是生命的意识之本相？







四、唯心派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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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历史上“唯心派”之流弊，不在所谓“认识论”方面，而在所谓“伦理学”上。



心学派的谬误是把人神化了，这些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可能并不知道，少数知识分子固然可借用心学方法完成或是接近修练，但大部分人却并不适宜这样。心智没有受到开发因而灵性发育的人，如何凭借直觉去接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的启示？



但心学派的创始者们怀着不切实际的遐想，使得他们的后学不得不却流于作伪和卑鄙，他们的传道变成了假见证。因为当心学盛行之后，大部分学者明明没有天才也都趋之若骛，其后果就是吹牛的流行、灵性的麻木。正如某种宗教的流行，利益勾结腐蚀了人性和信仰，职业化的结果使得神职人员们的传道变成了假见证。



我们不是唯心论者，在伦理学上尤其反对唯心论。我们反对那种主张“只须恢复与发扬理性或是信仰，便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吹牛专家。理性和信仰能决定一切？但却不能决定自己（而要被外力如训练和神恩），这不是很荒唐吗！实际上，理性的恢复、信仰的发扬，是社会形态发展转向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其原因！理性的恢复、信仰的发扬，其实有赖于社会秩序的恢复（“衣食足而知荣辱”）──然后理性与信仰才有立足之地，不致流为笑谈；然后才可发挥巩固新秩序的“教化作用”。



此种意义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并非指强暴的秩序。强暴的秩序，是指少数人违背社会的涣散趋势而以强力来贯彻自己的集权意志。由于强暴者违背趋势，此秩序便与人心相悖，故事倍功半，难于持久。应当承认，掌管者涣散社会的人们，往往代表了腐朽的势力，其垂死挣扎也就被视为“强暴的秩序”；从长远看，这种“秩序”其实是“反秩序”；仿佛宣布死亡了的东西就是非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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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与个人理性（包括良善的信仰）是为表里的：社会秩序井然且顺乎自然人性，个人就可以着手恢复道德良知，而不致因此反而受到伤害；而理性的恢复、信仰的发扬，因此有待于新兴力量提供的秩序重建。由此循序渐进，从而达到更积极的良性循环。



在此关键时刻，心学派所说的“良知良能”（而不仅仅是所谓“反思”），可以触发这类良性循环。但这必须得到社会效果方面正反馈的持续支持，否则，一切“觉悟”、“倡议”、“良心发现”迟早付之东流，说教沦为骗子的勾当、神汉的道具，天才人物也不能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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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要素是宗教，秩序的基础则是教化。但不论是西方的宗教，还是中国的教化，都不纯属心理范畴，而同时具有社会功能，是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地不断反馈实现的。如果只是单向地教化教化教化──那其实心学的勾当、神汉的道具罢了。



而外在的秩序（相应于内在的理性和信仰），又必与某种形式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激励相关，这等级制度不是强暴的、人为的，不是靠少数人的专政维持的，而是靠多数人的认可、服从，且积极投入、支持，才得以良性运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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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兴盛的富于活力的社会，一切初起的潜力深厚的文明，其基础都是基于能力的自然等级制度，它容纳各种社会成员的工作和效忠；而一切衰落的社会，一切颓废的文明，都是由于能力等级的崩溃，社会因此腐败，然后某些人物起来，消灭腐败，恢复秩序，但这秩序已非“自然的能力秩序”，而是“社会的强暴秩序”了，这强暴力的“秩序”（其实是“反秩序”）的末流所产生的弊端，足以导致一个社会丧尽天良、趋于瓦解（无论其专政力量多么残暴和强大）。



是能力等级制度，造就自然的活力秩序，在更高意义上，作为宇宙意志的体现，它的最高表现是所谓“普遍的和谐”的理想。能力等级制度因此构成社会和谐的基础，且是灵性宗教和社会教化得以有效的持续性要素。而能力等级本身，则是按照个体的不同，予以区别待遇，在法律和习俗上以资奖励，才得以形成的。



这样的能力等级制度，通过其良性的社会反馈宣告了：因为人们生来是不一样的，所以强求一样，无异杀人。其实一切生物也都如此。如强求众鸡一致的养鸡场，就是杀鸡的地方。因为养鸡场里的秩序不是能力等级的，而是人为的强暴的专政力量，因此是为杀鸡服务的，因此也是反自然的、泯灭良心的。



强暴的人为等级则是不按照能力原则来运行的，因而是反秩序的、反自然的，犹如“人人平等──人人可以反对别人，人人可以亵渎神圣”。它的强暴秩序下，掩盖着各种弊端，贪污、受贿、欺诈、狂傲、昏庸、下贱、腐化等等，使社会丧失生气，进而僵化，最后崩溃。这种无秩序，是社会总体毁灭的前兆；这种极端病态，往往为阴谋家所用，导演社会悲剧的扩大化。而这悲剧，正是能力等级的生态平衡惨遭破坏的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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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其实是生而不平等的。当然对一个社会而言，不应使贫富悬殊，更不能使二者隔绝甚至对立。等级可以表现在社会职责上，但不表现在夸耀欺人上，以避免社会过早分裂。为富不仁，穷人当然日益仇恨富人；尽管，财富的差别是正常现象，但过分奢华和极端贫困，则是罪恶。而能力等级，正是要控制这类罪恶的蔓延。



由此可知，一个缺乏能力等级的社会，是不会有稳定秩序的；只会停滞、万马齐喑，因此不是秩序，只是死寂！而一个能力等级的社会，才可能导向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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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什么？



正义不是万事如意，不是人人满意（这是不可能的）；正义是各本其分、各安其位。例如对先知而言，屈辱、痛苦的遭遇，是他的正义。对罪犯而言，苦刑亦是正义。对辛勤的白领蓝领而言，恰当的报酬即是正义。简言之，正义和秩序，是心与物的两面。正义因此是思想而并非现实，所以人类渴望多年但从未真正实现过（正义）──而较有正义的时代，被人称为黄金时代，令后人充满不尽的怀念，因为治理这时代的是一个能力等级的秩序，而不是强权等级的秩序，因而是“仁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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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心与物的两面所支配的人，总是矛盾百出的，结果导致自己的支离破碎。人的一生，不但在环境的种种压迫缝隙里求生存，往往也在自己内心的矛盾丛中（在自己纷纭缭乱的意念中）讨生活。所以，有时候一个“偶然的因素”或事件（就在人生的历程中起决定的影响，并且）比之“必然要素”──更富于启示性，更能“体现命运的精髓”。



这样的生命是被命运摆布的一叶孤帆！尽管努力保持自己的航向，却不会挑选最艰难最危险的航道走，因为这将使成功的希望变得更为渺茫。这样的“选择”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哪里，哪里。



这样的人是不由自主的，一切关于自由意志的学说，早已在我们心中还原为初始的神话。而且，它还将伴随个人主义精神的历史性衰退，而发生世界性的破产。无疑的，个人主义的精神潮流，既使得现代社会取得了触目惊心的扩张，也使其日益沦入难以解脱的泥淖……兴于斯者必亡于斯──仿佛命运的精髓、历史的报应，在无数问题上向我们如是显示。



而“东方哲学”则有一个不可摆脱的基础：宿命论。若无宿命论作为至高的安魂曲，谁愿意为了一些“空洞的观念”去压抑甚或损伤感官的快乐和基于这种快乐的“理性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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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在宿命的阴影下依然可以保留一线希望的话（仿佛一片黑暗中的属灵眼光），那么，我们现在希望梦幻盘踞的心灵，也可以让重负者好像在梦中遨游那样轻盈……这也就是创念的良辰！仿佛从无线电不期然传来一首心爱的乐曲，潜意识的浪潮也突然滚滚而出，充满陶醉！生活与梦想，合而为一！



意识和无意识的和谐无间──诚然不失为诱人的理想（称之为“理想”，实际指出其不可能）。然而，这种和谐无间，不可能以无止境让步而取得。恰恰相反，意识与无意识的和谐，是以无意识对意识的不断征讨和意识对无意识的不断伪装这样的双向运动，来构成的。现代人终于认识到无意识的大力，远远胜过人们一向自诩的意识。这不是说，意识鉴于自己的无力必须向无意识让步；相反，这表明意识必须不间断地向无意识进攻，以便达到妥协。



文明的发展，使得意识在生活中的地位愈来愈显赫，它占有、支配的活动范围不断增加。有人希望意识有一天会支配人的全部生活（哪怕在深深的梦中）──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那时，人们没有了梦想，没有爱情，只有功利的算计。……事实上，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意识无论怎样强大，始终不过是欲望的仆人；而欲望的势力即使日渐局促，依然不失为人体的主人。因为意识所要达到的目标，说到底都是工具性的（为欲望服务）。意识统治一切？不。无非是提高了“意识为欲望服务的效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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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意识与欲望的差异，颇似文明与生活的差异：



文明是不同于动物生活的部分，生活是类似于动物生活的部分；意识是不同于动物思想的部分，欲望是类似于动物思想的部分。文明是生活的结果，生活是文明的基点；意识是欲望的结果，欲望是意识的基点。没有文明的生活，是无望的；缺乏生活的文明，是垂死的。没有意识的欲望，是无望的；缺乏欲望的意识，是垂死的。只想创造新生活而不想创造新文明的人，必定是个盲目的破坏者；只想创造新意识而不想创造新欲望的人，必定是个迂阔的理论家！生活的期待不是生活，而是为了诞生新的文明；意识的目的也不仅是意识，更是新欲望的先导。这就是文明与生活的差异，也是意识与欲望的关系──唯心派忽视了人的矛盾？





五、人类不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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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并不是生物界的“酋长”！不过是生物海洋的滔天浪涛的某个高潮罢了。人对生物世界完全不负责任的“征服”──完全是强权政治，没有任何道理可言。而根据人类迄今为止的表现，未来的生物世界是否继续由人来作主，是一个太大的未知数，尽管命运的安排早已注定了。人类历史的百万年，在整个生命史上不过是一个瞬间，而且这一时间序列还可能更为长久地延续下去……



而没有生物世界，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的文明，人类及其文明，不可能脱离甚或“疏远”生物世界而存在；正如海浪的最高潮也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大海（即使连最阴暗的海沟）！即使高潮的文明已经形成，情况也还是这样。人类及其文明，只是生物世界序列的一个环节罢了──不论你给这个环节以何等的评价，反正它只是一个环节，它不能离开序列。相对文明而言，生物世界的伟大奇妙，迄今被知道得很少。但是它不仅是人类生存及文明的对象性资源，也是各种文明的内在性资源：人的种种神妙观念，脱离了生物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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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学，把一个我们在匆忙的现代化过程中忘得一干二净的事实，重新显示给我们。这个事实曾被许多古代宗教和哲学以各种形式反复描述过，只要人的良知末抿，他总会正视这个事实的：



人类是生物链的一个环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只能是心性的。如果生物界毁灭，人类会饿死；地球将变得不适于居住。人类也许根本就不能重新适应环境，就会灭种。



这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使我们认清：“生物界是一个不可能分割的整体”！这一事实，甚至连犹太这样自以为是的宗教，也都不得不承认。《旧约全书》七天创世的寓言说明生物界的状况与人类命运戚戚相关。



生物界又是什么呢？不过是地球序列的一个环节罢了。而且并非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没有生物界，地球还可以存在，虽然面日全非，但核心并无不同……然而，反过来却行不通：没有地球环境，生物不可能存在，没有生物的世界，人类则将乌有……



地球又是什么？不过是太阳系的一个环节罢了。太阳又是银河系的一个环节。银河系又是大星系的一个环节……一切都是更大实体或更大运动的一个环节？一粒微尘？



据此，可以认定，如果人只想为自己而活，并仅仅以自己为目的──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如果对此一意孤行，将会由于违反生命的宿命，反而使得生命充满痛苦的。不独个人如此，作为类的人也是这样。如果把历史看做是为人“谋幸福”的一个过程，则其结果只会使人感到迷惘！相反，我们只有把人类历史看做生物史、地球史甚至星系史……的一个环节、片断、微尘，才能得出首尾一贯的安慰人的结论。尽管这结论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的许诺、幸福的幻觉；但可以使人免除面对无底洞般的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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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作为人，甚至作为人类的天才，你不妨认为，人类历史最高度地体现了宇宙史的精髓？天才，则是这金字塔尖的最后一方石？我们无妨这样认为。然而我们何必本末倒置，像犹太教的传统，自以为是这一切的主宰和受福者……因为越是“高级”的东西，就越是“末端”与支流；而不是相反。



让我们重新学习爱宇宙、爱地球、爱生物吧！我们并不需要高举自我，才能找到幸福。──让我们使自爱，成为爱宇宙、爱地球、爱生物的一种体现、一种延伸；而“爱他”则是“自爱”的更高更纯净的体现。



最理解自己、最珍视自己生命的人，也必然最爱宇宙、爱地球、爱生物？没有受过虐待的生灵，或是成功克服了这类虐待的超神者，才能成为生物界的爱的使者？“泛爱众生”，成为他的高贵性的明证，他是“宇宙的最高精神状态”。



让我们更协调地和生物界共存吧！这样，科学的发展就不再使我们贱视生命，反会使我们更加感到宇宙的伟大神秘，高不可及！因为我们看见的世界──其中的一切属性、一切片断──都只是不能自我约束的傀儡。但一切傀儡，无论在旁观者看来多么可笑滑稽，其本身在神气活现地表演时，总会多少有一点“自由感”与“自主意识”的──这就是猥琐者所谓的“主体性”？！



否则历史哪有如此有声有色、充满“感人”（其实只是感动了别的一些傀儡）的意味？难怪“学习更谐调地与生物界共存”甚至”与超越生物界理想的宇宙形态相调和”，成为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它仿佛揭示了：人的意义无非在于，为更高超的生命形态，提供一个阶梯。



对此，现代科学向我们指出两种可能的道路：



A，通过定向的遗传工程，逐步达到；



B，通过一种非生命、复杂的拟人机械。



但生态学则给我们另一种启示：生物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能按照人类的意愿来任意宰割而无副作用，更不可能被人随意割弃。如果人们执意违反自然平衡，一意孤行如此，那么他们将惊诧地发觉，在这种愚妄的目的实现之前，自己的生存却受到致命威胁。而简单的悔过，可能已经无法挽回灭顶之灾。生物界这个大系统，是会报复的！



这正如任何道学家与乌托邦梦幻者必定耍失望；如果他们的愿望仅仅是在历史上留下足迹，并不难遂愿；如果他们要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宰割与割弃的有机体，他的任何生命活动，不论被评价为“善”、“恶”、“卑鄙”、“高贵”──其实缺一不可，都对构成整体生活这一首要课题，起决定作用。任何人如果执迷于“实现乌托邦”、以强化道德戒律的方式宰割其他人的生活，同样会在未达目的时，就瓦解了自身存在的基础。历史上不乏此类“志士”──残暴的独裁者，他们达不到自己的伟大纯洁的目的，但通过此类净化的努力，已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灾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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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乌托邦的实际功能，即在于此，而不在于“真的实现了乌托邦”。所以天才人物“改造人类”的努力，与人类改造动物、生物的努力一样，最后达到的只能是“始料不及”的后果，结果是使笃信他们并奉这些幽灵如神明的追随者们，深感愕然！错不在天才，而在追随者的盲从！阴错阳差里，暗寓神奇，激励人的“能动”，来实现巧夺天工的定数。这样的人力岂不也是更高的自然！这样的人力，其实是自然力的分化。



天才人物对人类的“改造”、人类对生物界的“主宰”，也是“自然自身演变的力量”。天才的自由意志怎么可以随便塑造的人类命运呢？天才的愿望及观念，可算宇宙自身的运动，尽管并不是物质化的那一部分（他们是“物质世界的晨光曲”）。



如此灵性的人，当然不同于求食的人──



灵性的人的意识，一旦从贪食求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就开始被类似冲浪感的创造冲动所支配。



“灵”的意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诞生了！



不但验之于个人如此；即使验之于其他类人，也莫非如此。多数类人，之所以终生碌碌于暗淡的生命地狱而永无超生之望，就是因为无力摆脱贪食、求偶的枷锁。任何类人，只要一旦摆脱了这一枷锁，立即开始一种个人的生活，这就是黄庭坚所说“士可百般，唯不可俗”的真义所在！“不俗”，就是摆脱了这一枷锁；而当代特别流行的“媚俗”，就是为了贪食、求偶而不择手段的大众趣味。



故，论人是否“俗”只有看他是否与贪食、求偶的大众趣味，保持必要的距离……



就在此时，小孤山的奇影，映入天才的眼帘……奇峰孤独地耸矗，宛如一个孤傲而不知屈服的怪桀！



让我们永远记住你的影子，那与你相对的彭泽！以及你们在这深刻的对比中，所播扬的风度！



039



“地球已老了！山陵已经开始夷平，平原愈来愈大地蔓延扩张……总有一天，地球一片平川，有险峻，没有沟壑，只有令人生厌的平平坦坦！



当汽车沿着黄山崎岖的公路奔驰时，我们四周的景象是：循环中有新颖，新颖中有循环！是的，地球进入同一地质与同一气候的历史周期，已经过于持久。从这意义说，地球确实老了。一个新的地质及气候周期将来临，不但深刻改革地壳，也在根本上改革地球的一切附庸。对于地球而言，高山深海、江河裂壑，才是常态。如平原，反而是变态。为什么？因为平原的形成只有两种可能：



A，江河雨水的冲积；



B，人工的改造。



它的“变态”在于，这不是自然的真面！而且，这只是在间歇中。这种改变，终将被革命性的沧桑剧变，取而代之。



人类是什么？不过是在两个地质周期及气候革命的夹缝间，偶然发生的生命现象罢了。人的文明，也无一不与地质及气候的巨变息息相关；人的文明，与其说是这过程的“主人”，甚至如普鲁士人与波兰人混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的“地球的主人”，毋宁说是这一过程的“产品”。



可怜的人类，不过是在大自然的缝隙中，辛勤求食的两脚动物、贪得无厌的无毛野兽。而有些人种，却自诩为“金发碧眼的野兽”，就是《明史》所谓的“红毛番”。如果一个新的地质或气候的剧变来临，这种旧时代的宠物即使凶恶，又将何以应之？西方的没落。哀哉！过时的人类，恐龙先生在新的末日的代表，还能自高自大？！



040



人们都说“中国人惰性十足”，然而，我看到一种并不很遥远的恐怖：有一天，中国人的惰性，一旦消失甚至减弱，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全世界很可能被某种巨大的震撼所席卷！我们当然不在这震惊的行列之中。这不仅是因为，那还很遥远，而且由于预见，我们已经不会诧异了。千年的惰性所郁积的能量，将是可怕的。但愿上帝的儿子起来，善自利用这一力量，来实现千年冰封、万里雪飘之后，上天对中国的重新起用！



041



谁说“有钱可以办到一切”？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办到一切！谁说强健的体魄能办到一切？有不怕痛苦，爱痛苦如爱幸福的体魄，才能克敌制胜、荣任一切磨难！痛苦因此感泣神鬼。──痛苦至高无上，他说：“不要比收获，不要比人家都追求的东西；而要比牺牲，要比大家都逃避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因为其少，而弥足珍贵。”痛苦，只有痛苦，不仅能赢得生活，同样也能换得幸福！低潮，只有低潮，不仅能破除纪录，同样也能赢得高潮。



没有痛苦，哪有人生？因为人生乃是：宇宙间最深刻、最不屈不挠的反压抑力……没有痛苦，哪有幸福？因为幸福乃是：对压力的解除……没有痛苦，那有话，哪有音乐，哪有艺术？因为艺术乃是反压抑的艺术……没有痛苦，哪有理想？因为所谓理想，正是敷在血淋淋创伤上的止痛膏！



痛苦是生命的第一属性，它伴随婴儿的狐狐坠地而开始。作为能感知、有记忆尤其是有丰富的想象力的生命的第一属性，痛苦，乃是人生的轴心，人生的一切活动，一切抑扬顿挫：都围绕痛苦而旋转，都为躲避痛苦而旋转。



042



可怜的人们，自以为逃避痛苦，追逐幸福：其实只不过围绕着这个永恒的轴心，做万古如一、不断重复的单调舞……直到心不甘、情不原地进入坟墓。所以，与其逃避那逃避不了的痛苦，何如迎接那逃避不了的痛苦，并以最虔诚的感情竭诚以待：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痛苦正如王师，是意义的体现者。



痛苦中有大镇定，痛苦中有大知足，痛苦中有大思想，痛苦中有大解脱、大超越──痛苦是沃壤，痛苦的间歇是乐土，是以创造之子也热爱痛苦：他把流血牺牲，当作补药，当作人生最高的享受。



043



逃避痛苦？



只要当权者稍带怜惜地斜膘他一眼──他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每个人都有一段“浪漫史”。那浪漫史又是什么东西？“艺术的真实”──就是使人上当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就是使人迷醉的真实。至于“宗教的真实”以及诸如此类的“升华”──那是社会心理大医师（其实是“巫师”）们对畜群肆行心理治疗的真实。真实从来就不是唯一的。人与动物的真实就不一样。不同的动物之间的真实也不一样。庄子，他十分优美的故事中，对这一点早已做了十分精辟的表述。



044



艺术时代的灵魂人物独立不倚、狂傲不嚣。他们，不接受世俗权力的约束。政治的、习惯的、德行的甚至宗教的规范，对他们算得了什么？痛苦是他们自己的天地，不仅在精神领域，而且是在生活圈子中！他们不是“毛”，不假外求，所以无须依附他人的狗皮以行事。他们有自己的精神领袖和青春偶像；甚至在无形中，也给予某种艺术化了的权力形态以有力指导，甚至“支配”。他们自相磋磨、互相砥砺──构成无形的但富于活性的“团体”。“许多精神”就从“这些团体”中流荡而出……最终，“艺术形态的创造之子”──就从他们中间跳荡而出，并以梦一般的魔力，鼓起举世的震撼和奔驰天庭的冲力……



045



无论什么宗教、信仰、哲学、学说、主义、理论……其实都是一个更广袤运动的道具，归根结蒂还是从属性的东西。只是对常人的心智而言，那根本性的东西过于荫蔽（也可能是过于公开）了，因而不得不通过这种“间接战略”去实现认识的过程……



046



只有不怕谴责的无赖──才是好的无赖！他决不逃避痛苦。这就是痛苦的智慧！自以为是的智人发问道：人和猪究竟有什么不同？应该告诉他们：人与猪的不同，在于人比猪更接近人们常常用来形容猪的那些特性；在于人比猪更善于实现自己猪一样的欲望；在于人比猪有着更强韧的生命力或叫“动物性”！



047



记忆，这是创造的大敌。记忆的负担越重，人就越难以向前迈进。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这样。记忆，这是文化世界和历史世界的“遗传性”，它压制有益的“变异性”──而对文化和历史的世界而言──变异性（比对生物界）甚至更加难能可贵！这智慧带来的痛苦。



048



“最富于诗意的”，往往不是“最好的”；更不是“最有价值的”或“最高贵的”。这些本是不同领域的桂冠，不属一个世界，更不可能同属一个人！……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它们分属不同的命运管辖。



049



勇于承认自己否定的东西；也敢于审判自己尊崇的东西；甚至乐于嘲笑、揶揄它们：这唯有具备创造之子般的智慧的人，才能够。这，也是命运功德无量的动人流露。在创造之子的思想里，闪动着最优美的“舞姿”……这是湿婆之舞，梵天之舞，毗湿纽之舞……“自相矛盾”的绝伦之舞？它创造、它保护、它破坏：它一切都干……他干出了一切。在这里也不仅仅在这里，“绝对自由”与“权力意志的无限扩张”，都是可能的。因为上面引号里所引的“绝对自由”与“权力意志的无限扩张”，本来就是主观的感受，而非“客观实有”或“现实关系”──这两个东西（绝对自由与权力意志的无限扩张）本来就是一回事。彼此之间，只有朝向不同方向的差别，自由是就尚未达到者的权力而言；权力是就业已到达者的自由而言……



不明此理的“自由派”终将得不到自由；正如不明此理的“权欲狂”终将得不到权力。







六、阶段性的胜利者



050



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胜利者”！



怀孕是一个胜利。诞生则是一个更大的胜利。



成长是一个胜利。长成则是一个更大的胜利。



“胜利”固然不失为胜利，“失败”也不失为胜利。若无某种程度的前此胜利，根本就谈不上有所“失败”。你若没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在争取，“失败”又从何谈起呢？然而，崇拜胜利者，并不等于崇拜每个活着的人。胜利者之上还有胜利者，正如强中还有强中手……正如山外有山、楼上有楼。崇拜胜利者，其实是崇拜“人杰”；崇拜胜利者，其实是崇拜胜利者的源泉和护符。



怀疑胜利者的人们，像病人对风流女子的奇妙吸引力那样──吸引多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众，吸引多少心地狂妄和想入非非的大众情人。战国时代，是“迷信”最少的时代。因为处在此刻的人们，最讲求效率，以在紧迫的战斗中，击败对手，把那些不利于发挥自己优势与力量的神秘情绪，彻底扫光。



051



战国时代的一大特征：有两种文化并行，流行性文化和暗流性文化。流行性文化的主要用途，在娱乐时人。或为官僚主义的，或为商业主义的……尽管它们的形式不同、色彩各异──但总是向大多数人的情趣献媚，来交换自己的影响力。而大多数人的情趣，不论处在哪种社会的框架里和哪种文化的光环中，其性质都相去不远。例如，各民族的习惯虽然差别，但人性却是共通的；所以流行性文化，尽管形色上不同、味道上差别，其“水向下流”的趋向，却极类似。



暗流性的文化，则更多从文化的积层本身发展而来。这种发展本身是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它，虽然也受当代重大事务的直接刺激；但它的蕴含，却来自几千年文化所固有的内驱力和重大母题。文化有机体，也像生命有机体一样，有其自身的内驱力，且受内部压力、内在欲望的驱遣，并在这驱遣中完成它的宿命行程。



这类暗流性的文化，并不著称当世。因其所能赐与同时代的快乐，比流行性文化要少。相反，它们往往还缺乏流行性文化的那种”轻松的情趣”和“快乐的刺激”。暗流性的文化，不是迎合，而是忤逆大众的爱好；且正是在这忤逆中，引导着未来世界的趋向……



052



人本来就是惰性十足的：愈趋向什么就愈容易趋向什么。于是，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于是，“马太效应”等等，不论是趋向或是善还是恶，是功还是罪，都证明了人的惰性。超人不可能变为凡人？这是否也说明超人也受这一生物规则的支配？但我们的善恶功过观念，毕竟与世俗大相径庭！我们所说的恶，是劣败；善，就是优胜；罪，即逆天命；功，即顺天命。



而世俗所谓善恶功过，本是割裂客体以为自身的利益计，以为自欺欺人、互相蒙骗的把戏？上述所说的“惰性”，并非懒惰、消极，而是接近于力学上的“惯性”：没有一种强大外力的推动，已经落实在生物身上的惯性，是不会自动改辕易辙的。为了能毫无遗憾地死去，必须创造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为了能心安理得地活着，必须接受一个心理上的归宿。



这是人生的“心安理得术”。一切创造者，都是此等意义的艺术家。



053



被世俗的成见钉死在耻辱柱上的人们！在命运的法庭上，你们也许会被证明有罪；但在自然的过程中，你们是无辜的。有“客观的命运”，有“绝对的命运”，有“无尽头的终极善”……他们是“未识之神”。但对我们是那么遥远、陌生、不可理解。我们怎能去谈论他们呢？我们谈论他们，何以为？



我们只是关注，“主观的命运”、“即将来临的命运”、“阶段性的终极善”。这是一切健康哲学的出发点，是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啊，后继者！一个有信仰的人，活的时候富于奇趣，死的时候也充满热望？



如果我们相信“现在”只是一种“准备”，是向某种大方向、大目标的无穷动的环节，我们心里是否会好受一些？那样，现在的生命所包含的快乐和痛苦的烈度，很大程度上就被降低了。由于“感觉”相对迟钝了，“道心”反而明敏起来。──这是哲学家和煽情家，共同利用的一个现象，高贵的和下贱的，所具有的共性，是多么奇特啊！



054



在一个更新的阶段上，王道与霸道，谁为体，谁为用？王道为体、霸道为用？霸道为体、王道为用？这里的体用，有别于一般的体用吗？一般情况，体为里、用为表。而王霸的体用却是王道为表，霸道为里；即，以体为表，以用为里。



革命者的目标在于王道的实现──德音的普及、礼乐的成就，也就是同化力量的扩张、被同化者作为“奉献牺牲”……这是表，十足的王道。但王道社会的建立，却需要排除不义（不义，即被同化者之的拒绝奉献、拒绝被牺牲），这时就不得不仰仗霸道了。霸道是一种生存能力，但仅有霸道的人却不堪称王，不论他技能多么优越，都无法征服不义，达到“霸”的成效。在这意义上，征服“不义”和征服“不廷”，是一个意思。但一个真正的王者，毕竟不是为了征服而战斗的，也不会沉溺于霸道而流连忘返。他采行霸道，是作为手段来作成王道的冠冕。



055



精神附庸的层次：征服不义，须有仁的引力。



乐观主义者之乐观，是由于不明白人生的底蕴。



悲观主义者之悲观，是因为对人生有过多的奢望。



悲观的乐天者，是爱好悲剧的幸运儿。



乐观的悲天者，是聊以自慰的潦倒客。



056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胜利者莫不自称是“优秀的神使”。



而神呢，又并非人格的神；所以神的使者也就不是世俗理解的使者。神的使者成了那些“苦心孤诣地理解神”，并“付出一切以执行神的命令的终极善的人”。神使的奇异处在：他的神经系统与精神状态，不同凡响。



神的使臣并不高人一等，他不为日常事业的成败，去战斗；他仅仅为了神的意图而运动，至少在他自己的理解中，是如此。所以神使不同于神汉、神棍。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只有透过物质化，才能传达；所以神使仅仅冥想天意而不去行动，并不能完成使命：所以神使和神汉、神棍，又多少有些瓜葛。



057



世人总喜欢用善恶来匡定人们的行为，结果所有的行为都被分为善恶两造。然而，这是一时的价值标准。神的使者懂得神意，永远朝向终极的善；他懂得历史，世人的价值标准因而对他无用：世人确立价值标准，是为保持社会的和平；而神使的价值标准，则是为了打破社会的和平，打破“阴”的局面，开始新一轮的向善的运动。对神使而言，善是绝对的、永恒的，恶只是相对的、暂时的。有关“恶”的一切，可以在无穷的易化、神意的广大中，化为虚无。所以，对神使而言，善恶永远是模糊的。他尽管“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但却不象罪犯那样作恶多端，又非议善。他确乎超越善恶，善恶观念对他而言，已是镣铸；尽管对世人那是规矩、是楷模。



他的至善，就是用刀插入历史的脊背，把人类推向百炼成钢甚至万劫不复的向善运动！



058



一切新的生活，均为幸福生活；一切幸福生活，都是善的；并是向善运动的，因为向善就是新。据此，世上只有一种不可原谅的恶：旧，或曰麻木不仁的状态。当然，这恶在易化的新潮中也将化为善：一切运动中的，都必定是善的，并使障碍承受报应！这是易化的冲浪者所喜悦的事。



易化的冲浪者！你的情感健全与否？意志价值如何？让我们从那终极善的大角度来看！那才是准确的。甚至对身体有害的情感与意志，只要对“接近终极善”有利，我们就欢迎，因为冲浪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终极善的来临、神意的圆满成功，至高无上！为此，肉体的损失，对全体而言几乎是零。



损失值得！而且一本万利。



059



即如爱的情感，也不能一概视为“善”；恨的情感，也不能一概斥为恶。同样，“颠倒过来”亦非正道。既不能简单地把杀害行为归诸“恶”；也不能把盲目的爱归诸“善”。爱憎的价值、善恶的标准，只有在“终极善”和“易化冲浪”的无限制雄浑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肯定，并一笔勾销在此之前的一切阎王债！



除此之外，哪有和“客观的神”一样美丽的伟人呢！既便是创造之子，最多也只是像“主观的神”罢了。



这其间的区别提醒我们：真神（即“客观的神”）哪里是人类可以想象的呢？人如何企及神？如何理解其启示？如生命的痛苦，会使智慧者觉得，永生不仅不幸福，反而是无休止的（因而是恐怖倍增的）苦役啊！



060



“所有这些小民的灾难，除了在强有力者的感情里之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那普鲁士人与波兰人后代所婚配的产儿、牧师之子哲学家尼采，评论“小民”与“强有力者”的关系时，发出的论断。这个论断同样可以比喻主观之神与客观之神的天壤之别。



“所有这些主观之神（百神）的灾难，除了在客观之神（命运）的可能存在的宇宙感情之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任何伟人的想象，正像小民的苦难一样，只是个别的、贫乏的、自生自灭的、没有宇宙意义的；而“客观的神的存在”却像君临万众小民面前的伟大天才一样，是普遍的而浑然一体的！万众小民无法设想伟人天才的感同身受；伟大天才也无法设想客观的神的完美善良，超然和谐。



这就是我们有关“阶段性的胜利者”和“痛苦意识”之思索；也是对客观神意的可能领略与实践？









七、客观的神



061



是“客观的神”产生了世界和万物。而“神的造物”即我们所说的“现象世界”之间，虽然存在貌似的因果关系，但其实宇宙间的总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神”。一切“神的造物”即现象都是神迹与神的果；神的任何造物，都不能成为神的其他造物的原因，虽然常在现象上有联带关系或伴生性。



当人们说X是Y之因时，我们只要稍一留心就会发现，X并不能构成Y的真正成因；因为构成Y的，除了X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复杂是难能一一探清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还可以发现，即使这些构成因素、“原因”都探明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X＋（X＋X）……＝Y的时候，又会很快发现：这些X的总和，又必然各另有一个“原因”或一系列构成因素，而这些“原因”又各自有其“原因”及“原因”的“原因”……



当人们说父是子之因时，我们只要稍一留心就会发现，父并不能构成子的真正成因；因为构成子的，除了父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复杂是难能一一探清的。这是第一层。第二层还可以发现，即使这些构成因素、“原因”都探明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父＋（父＋父）……＝子的时候，又会很快发现：这些父的总和，又必然各另有一个“原因”或一系列构成因素，而这些“原因”又各自有其“原因”及“原因”的“原因”……



徒劳心力半天，最后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弄清这些原因的原因的原因……不弄清那最后的、亦即最初的原因，我们根本不能谈论任何“原因”，我们以前谈论的那些所谓“原因”，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原因，只是“一条无限长的因果之链中间的一个小小环节”，而这条无限长的因果链之所以无限，就在于人们永远也无法（即至今无法并毫无希望有法）认识它有多么长、它的源头（原因）是多么复杂，它的末稍（结果）又是多么紊乱……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忘记：这些网状的链子是如此紊乱（至少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而言）地交织一起，常常使得最高明的理性能力（理性因此只能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因此无法认识客观的命运）都陷入困境，无法清理。正是从此，人才获得了神秘的命运观念──“命运就是那错综复杂的链条交织而成的永恒秘密！”



062



我们既然无法清理因果之链（最多只能惟断它的存在，而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就是承认神是万种造物之共因，神与神的造物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唯一的因果关系），只能对它们的源头望洋兴叹，更对它们的末稍感到不解──这就是人生，就是人的处境，除此谁还能妄谈什么因果关系呢？



有人可能对这种“不尊重生活的态度”感到愤怒？因为“因果关系”不仅是理性的错觉，也是生活的强力工具。它教人有所趋避，还解释所以要趋避的理由、“原因”：人们常将理由与原因混为一谈，由于“因果关系”这种可资利用的价值，才使这种错误持久占有多数人的心灵，并厉兵秣马，四处扩张。他们不仅逼迫我们承认生活的绝对性，还要我们承认宇宙是为了人的苟活而存在的，他们一心一意从自我中心的角度解释宇宙，并把这种解释奉为“客观真理”。解释的牢不可破，生活才能成为牢不可破的。这就是“真理”，而且是“客观的”，尽管是臆造的。但他们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因为一旦承认就违背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好像尊重生活，其实只是尊重自己的心安理得；他们仿佛尊重常识，其实只是尊重社会的顽冥不化。



那么，当我们说只有神与造物的关系，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时，是将之作为一种真理呢还是作为一个假设？



从实验的角度视之，这当是一种假设；从启示的角度视之，这就成为真理。它之所以真，就在于不这样便解释不了世界！而这样解释，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活下去，而且还能使我们活得富有意义（这是因果观念的错觉做不到的）──超越生活的羁绊，升华、接近神、与神合一，从而避免支离，获得不朽。



如果不这样认识世界，我们要么认为“无因果关系”，从而使宇宙进入无序状态；要么乖乖向物质的刻板规则、生活的必然规律降伏：两种情况，都会使人沦为一团物质……要避免无意义状态──精神的无政府状态──只有接受神，或者，归入原始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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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所谓宗教，其实不是由知识诞生的，而是由选择诞生的。知识之殿仿佛子宫，而选择才是使子宫充实并获得生命的那个契机。知识能使宗教得到发育、完善与修正，从而拥有生命之形骸；但那宗教的本质，却是本能、意志、呼召、顺服的产儿。



这正如，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爱”，也不是知识的结果（因为知识越多越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而是选择的结果，它只有建立在这样一个“非理性的意志基础”上：人人（即类人之间）共同爱神，即人人爱自己的及他人的共同本原，从而人人感到别人也与自己一样，是神的亲属，……除此之外，一切关于通向普遍之爱的途径，都是知识的因而是空洞的与不切实际的。



在“选择”的意义上，人类对共同本原的认识（达不到对本原的完全洞悉，而仅仅是尊重与爱戴本原），也许还需要千百万年的世界性苦难，为其前锋。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放弃哲学的怀疑，并视之为世纪的病态。



064



须知：哲学上的怀疑，不是从逻辑上的推理发生的；尽管它经常运用逻辑惟理的方法，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哲学上的怀疑，更经常是通过哲学上的“证伪”来实现的，当生活和哲学原理产生冲突，当现成的哲学图解不再能解释生活的谜语：旧的哲学即将死亡，新的哲学即将诞生；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巾起义的谶纬口号）。



065



人们用什么来证实哲学之伪？用体验，用事实，用一切使人欢笑或令人哭泣的东西（当怀疑被证明的时候）。例如，面对生命的幸福与意义，兴起了最表层的怀疑，并形成了几乎每个活着的人都加以关切的问题。人在此创造了各种以个人体验（有人将此误解说成“经验”，其实，经验多是共同的，体验多是独特的）和个性原则（个性原则的差异造成了体验不同于经验）为核心的人生哲学。



可以说，诸种哲学反思的重心，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对“生命”的关注上。热爱生命、力图挣扎──这是各种互不协调的、甚至竞相对峙的哲学，所共同拥有的原始出发点。这个“反思”是奉人的生存需要，为价值座标系的中心。因此，你翻一翻历史的书籍，它用不同的文字（象形的、表音的、会意的……）写在不同的质地上（从石质与泥版的、直到金属与帛纸的），表达的方式各异，但关注的内容却是同一的。即使连《圣经》这部号称来自神的启示，叙述的竟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尽管，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与雅利安式的畜道轮回思想，大大相异的。



066



千百年来，鼓励人们从一个反思走向另一个反思的，大约有三层疑问：



A，生命的起源与毁灭。这在原始宗教神话中就开始了。终于，人类创造了各种以“道”“命运”与“逻各斯”观念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



B，关于生命的成长与安全。这在古代部落制度中，就显露端倪了。不久，人类创造了各种以群体意识为核心的社会哲学。



C，关于生命的去向与归宿。这在各种“高级宗教”中得到比较充分的探索和猜测。渐渐地，人类开始进入“以痛苦抑制痛苦”的阶段：惩罚的地狱被发明出来。



人的理性最终无法面对：一个好端端的人及其“高贵的”、“审判一切的理性”，为什么会突然死了？一个逻辑存在（道──逻各斯──命运），为什么会突然不存在了？难道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完全没有界域吗？……这里面有待思考的问题其实是思考不出固定结果的！而当某种暂且固定的结论（定论）重新确立之前，怀疑的迷雾早已侵吞了人们的心灵。所以人心就在定论的愚昧与怀疑的惶惑之间摇摆（怀疑因此也许并不都是有害的）。



看看历史，便不难明了，任何一种精神的革新运动，都是从一种新的怀疑精神开始起步的。怀疑是动态的、不稳定的；但其实它在内心深处却总是不自觉地向往某个归宿、某个新的结论──尽管那又是再度静态的，且常被设想为相对固定甚至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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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者其实没有理由完全否认客观的命运！怀疑论者所拥有的证据，只能摧毁主观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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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怀疑论看来，一个人的死，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一个人的死亡，它会顽强地保留在其他人的心灵中！所以杀人犯最怕的就是“死者阴魂不散”，甚至普通的活人也经常受到死者的扭曲。一个人的死，也不是那么断然的，死亡仿佛会绵延下去，通过各种无孔不入的毛细血管，去改变历史。梵高和尼采为什么特别打动人心？因为他们死得太惨了！如果死亡的渠道被鼓胀得太厉害，就足以形成某种冲击历史的潮流：哲学上的怀疑，也正是这种潮流的一端。



例如，从“客观的命运可能是存在的”这一背景来看人生的奥秘：



A，当巨大的创伤开始时，人必定是麻木的或半麻木的（经验也经常这样告诉我们）──这是“生理与心理上的自我防卫机制在起作用”呢！否则，人便会因为极度的痛苦而衰竭。这时，人凭着“习惯的力量”坚持着。



B，但当创口稳定下来并开始痊愈时，剧烈的痛感却降临了。这同样是防卫机制在起作用，以便使人重视创伤，促其康复。



C，而当创伤已然愈合，并成为“过去”时，痛感却并不随之消失。“隐隐作痛”甚至会从身体上以致心理上折磨一个“久已康复”的受害者，更不用说在“精神性”上，这种“痛苦的记忆”就将更为持久了。这同样是防卫机制在起作用，为的是让你“活着，并记住”。



D，在这样“完美的复原机制”面前，人凭借自己所能做出的额外调整，其实是十分有限的！







八、公理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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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也者，原先也是从发明者的个人体验中得出的，逐渐得到经验的认可，而后才被确认为举世叩拜的偶像。所以首先须有丰富深厚的体验，否则即使有了“公理”，也无法诉诸经验，敷衍成文，使大家都能理解它……例如，表述一个思想比产生一个思想，更艰难；而让人接受这思想，比表述它，更艰难。在公理形成之前，体验与经验先被总结为哲学三部曲：



相对主义：破除一切固定的迷信，确立类似《周易》的天垂象哲学观。



绝对主义：排除各种怀疑，确立关于客观神与终极善的思想。



行动哲学：创造新生活，创造新生命。



相对主义的功能在于，说明生存──激励升华──创造新生活新生命。



绝对主义的功能在于，提出有神论──证明唯神论──归入向神论。



而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只有在生命的危急关头，才能达到协调一致：新的生命是向善的运动；而在决意向善运动以前，需要恰当的怀疑，以为除草剂。



生活愈丰富、感受愈深刻，就愈能认识神、愈能相信神、愈能与神合一？



070



原先，个性与自我的鼓吹者，可能是些超乎庸众的天才人物，所以，他们所讲述的个性与自我，不可能是普遍的个性与自我（因为普遍的个性与自我只能是天才与庸众的平均数），而是他们的超乎庸众的个性与自我。结果他们发扬个性、扩充自我的普遍号召，导致了名实不符的：他们这些聪明人难道理解不了，许多“未经发扬的个性”、“发育不全的自我”，即使是走到其潜力的尽头，也不可能再发展一步以达到天才的边缘，以理解天才世界的皮毛？世界的秩序原是这样等差安排的，但鼓吹个性与自我的宣传家们却公然无视之。



这就是个性与自我的鼓吹者，所面临的陷阱。如果不能理解生命的差别为何物，如何振振有词地谈论它！



071



个性、自我，并非最高的判官（伪判教者），亦非根本的归宿：个性及自我，不是自为而是被造的，最多只是被造之物的表现。



个性、自我之真价值，在于体现了自然的差别性。否则，个性与个性之间、自我与自我之间，无从呈现如此巨大的不等呢？这正说明，人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力度，体现了天道的特性。正如一出戏里须有各种角色，才能从不同方向促成剧情的交织发展，各种角色的价值，终于殊途同归。



梦与醒觉的区别，也是如此。梦可以促进醒觉，醒觉也可以深化梦。



这样，“梦”成为生物界的最高象征之一，也洞然开启为艺术的不朽源泉……



在梦中，可有许多新的生命，突然涌现，仿佛诞生。生命体的各种机制可在梦中自由结合；生命体的各种要素可在梦中自由同化；生命体的各器官可在梦中随意组织。好象是在说，神话中半人半兽的神怪们（异象），也是先在天才人物的梦中出现，而后才成为群众宗教的崇拜对象的。



这种自由拼接，体现了生命的最高状态？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如，人或是神），意欲创造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神或是人）──如神话与宗教一再重复的……（或兽、虫、菌类等等）──如现代生物遗传工程正在试图做的……的最早尝试与最美建树。



072



艺术是梦境的外化？梦境是生命的表现？不同的生命形式有其特殊的梦境，不同的梦境都有其特殊的艺术形式……所以，人格特立的艺术家，并没有共同的表现形式。



“梦”──因此成为“上天给予的艺术”，也有人把梦占看作上天的启示。梦境因此是人渴求而不可得，欲避而不能免的。



古人相信“梦兆”，良有以也。在梦中，有不同凡响的创造，这是人们在“清醒时”无法达到的。当然，单纯的梦境往往无法“完成”这类创造，也就是难以按照现世的规则和需要加以编排组合；所以才有了神话、宗教，甚至艺术、科学。但无可否认，许多创造的契机，是在神秘梦中埋下的。“梦的内容”可能已被“遗忘”了。



可是，“梦”还是改变了生命，并以一种奇特而难以明了的过程，激起持久而剧烈艺术灵感──神奇怪诞的“拼凑”、不可思议的“嫁接”，惊人魂魄的“混合”……──可笑！这些贫乏而干枯的词语，怎能再现梦境的丰富情状于万一！



“好梦令人心碎，恶梦却令人陶醉。”──也就是说，好梦只能给苏醒后的人带来“得不到”或者“失去”的伤感，恶梦却能令人生起一种快感，一种终于避祸的“庆幸感”，一种类似看过悲剧后的轻松感。



《南华真经》云：“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正是对人奇特的心理转换过程的良好表述。



一个梦，一个大梦，一个破碎了的梦，一个不断“物化”着的梦，一个不断挣扎、不断变形的梦──这就是上帝之子……这就是创造之子的临在人间？





073



那么梦与死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对“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智者而言，怎样破除“死”这毒刺的威胁？



对寻求荣华富贵等尘世欲望之满足的众人，生活可以是麻木的、顺从习惯的、因而是机械的──他们并不会因此切感死亡毒刺的威胁。甚至许多现世的杰出奋斗者也多属此类。然而，对帝乡（彼岸、乐土、天国等等）怀有深切向往的心灵，却将众人称颂的此岸看得轻轻，仅仅因为这经验中的东西已经不足为奇。



他们寄希望于自己不知道的世界，所以愿意相信个体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新的开端，否则，这世界的无聊就是生命的全部领域？不堪设想！对此世的倦怠，只有用超验的信仰来克服！而信仰者，又怎能不鄙弃此世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心思不能忍受“规划好的日子”。



对他们来说，彼世并非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是真实的甚至是肉体复活的，就好像但丁的《神曲》描写过的那样。



死亡的威胁，说到底是基于对此世生活的依依不舍，就好像要和一所住惯了的房子永别那样，“纵有千种风情，更待与何人说！”──也是那样依依不舍？



但这只是“感情”，是只对具有这种感情的人来说才有意义，而且也仅仅是这样的意义，消极而无法医治，积极而无从生长。



074



最切感死亡痛苦的，曾是留恋生活的人！这些智者仿佛具有穿透生活的眼光，他们的代表是庄子，释迦；对于他们来说，物理上的天国，是虚无的；而物理上的此世，也不真实。所以他们寄情于心理革命，造就僧侣的迷幻世界。如，真实的永生，并不是肉体生命无聊而平凡的延续；真实的永生，是将一己融于超然神示。过去的人们，把永生幻想为肉体的复活（如古代埃及人和某些基督徒）；更为高级的，把永生幻想成自我精神的孤独永存（“灵魂不灭”）或“活在人民心中”（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职丹心照汗青”）。



但即使这样也不是真实的永生，也许还是囿于一己的幻想，尽管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从一己变成了类人──人民……但这“人民”是渺茫的，“类人”只是在某些具有超然想象的个体的心中活着！“活在人民心中”，说到底还不是一种新的灵魂不灭的想象：这些狭隘的永生观念是无益的，反倒使人们的善行与慈悲，蒙上一层可疑的色彩。仿佛说它不是出于知足的爱，不是出于对神恩的感念，不是设身处地的义举──而是希图获得加倍的报酬。希图以此世的有限牺牲，换取来世无限的幸福？──这是什么？这仿佛超级的罪恶。



这实际是与恶行同出一源，却比恶行要善于伪装，在罪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075



是神的道路，使我们降生世界？只要真的体认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马上就可以成为完人？



用知足的、感恩的、设身处地的爱来回报世界，茫茫众生马上就可以脱离苦海，日臻一日于光明世界。那儿完美、和谐、幸福。在那儿，痛苦经过知足、感恩、设身处地的涤除，成为献给上天的最好祭品。这就是“无罪的羔羊”。



正像神的道路所启示的春天那样美丽。无需等到此世结束而到另一个世界去实现，无罪的羔羊能在此世实现比众人幻想的天国更加美丽的知足、感恩、设身处地。关怀弱者和不幸的人，实际上具有和观赏悲剧一样的灵魂疗效！因为它通过更惨的经历，净化了你心中的不满足！这就是“慈善活动”的不慈善内情，这是真实无幻的──它的实现，并不期待超然命运的额外恩典，而是早已授予我们在万恶的天性中了。驱除人间罪恶，光复宇宙正道，竟要期待这样的一闪念？



076



客观的神恩久已降下，是我们的不满毒化了他，使这光明世界原本的完美、和谐、幸福，未能实现，反成为科学家们的笑柄。



呜呼！天国就在我们的手边，可是我们却不能得到。这天国，得来甚不费力，只要知足，只要感恩，只要设身处地，心里必定得平安。当爱充满，洁净即实现。



077



痛苦常有，即使在光明里也免不了痛苦！但借着知足、感恩、设身处地，就能以“爱心”与“和谐”而克服它。这就是“爱”的止痛功能，这就是“和谐”的医药性。痛苦常有，只有神的道路在激励人，永远奋斗，日臻完善。“靠自己是不能得救的”，当然，因为人根本不可能得救，所有的得救只有在死后也就是在人们无从感知的地方，才有希望兑现。即便乌托邦是现世的，也要在千年之后至少也要百年之后再兑现，否则就将被无情地证伪。所以说，在光明世界里，痛苦会有另一番意义：它不使人畏惧，而使人欣喜。



078



真实永生的意义：一个人虽然死亡，可是由于他的知足、感恩、设身处地，把生命看作一个意外的收获，把死亡看作是意外收获的证明。结果，他不是“死灭”了，而是“将一己融合于神的道路”。这听起来令人振奋多了。由此看来，一个生物的自身反应，才是“决定一切”的。这和动物主义者所谓的心理原则一样──相似的境遇在不同个体，结出不同的果；不同的境遇却可在不同个体，得出相似的结果。这全视那位个体对境遇的反应，这种反应，事实证明，才真正决定下一步命运。所以人们说，“一个人的遭遇加他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于是，“命运”是比“遭遇”更深刻的遭遇。这正如所谓“痛苦”、“幸福”等感觉，以主观感受为转移。对敏感的人，痛苦不堪，幸福也不堪。但事实上，带给他痛苦及幸福的那个事物本身，与带给他人的，并不相同。



079



伟大天才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的遭遇异常特殊，而在于他的反应与人不同，因而造成了不同的“命运”。伟大的命运，渊源于奇特的反应。此之谓“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所谓“苦”，却是依据不同的人而有不同感受，决难从外观以放四海而皆准的反，去衡量。所以在他者看来极为顺利的人，自己内心却吃尽苦头，结果也就可能和吃尽苦头的他人一样，获得真正的考验。



所谓“小我”，称为“生存欲望”，所谓“大我”，称为“升华倾向”。小我的规范是“情绪”，大我的规范是“理性”。有人号召他人“斗私批修”，仿佛听命者必须打破自己的小我才能确立发令者的大我，于是这二者似乎是对立的。发令“斗私批修”者差矣。须知，小我是大我的基础，如感情是理性基础；若非人人都有小我（即“私”、“修”），生命早已完结（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打破听命者的私、修之后，听命者已经被迫沦为发令者的家奴。难道权力可以使得发令者达到神明之境甚至超神状态吗？抑或权力只不过使发令者养成最大的自私与最大的淫恶？



080



天才不满人的卑下生存，必推动小我的质变；小我并不自我毁灭，而是攻入大我。没有小我，谁能在这充满危险的世上生存？又何超越之有？



现代生物学的巨大进展，已摧毁了二十世纪哲学（更不用说是十九世纪了）的藩篱。现在，二十世纪（更不用说十九世纪了）哲学的社会桎梏已经被证伪。这些过往的哲学起过作用，但需要指出，时至今日依然被这些哲学阴魂所缚，或被这些灵魂的梦魇压服，将无异于僵死。社会生物学的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催生新哲学的契机。



081



就公理的意义说，“正反理性”似乎是值得留意的孪生现象。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其实只是假象。真相只是──反理性主义的内容常常由理性主义的外衣来包装；反理性主义的外衣常常被目为“理屈词穷”的同义词。而信仰者的学说是：“由反对旧的理性主义出发，以达到新的理性主义。”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的精神发展，轮转在“理性主义”和“生命哲学”之间，而生命哲学其实是某种反理性主义──在这永不消沉的一张一弛中，不断流传易形，不停日新其德。



从文献的观点看，理性主义较之哲学，更多思辨的建设性；但也许生命哲学倒比理性主义更接近宇宙的真实？因为极度的建设性，难免导向精神的僵化与窒息；而极度的真实性，又纵容虚无与混乱。所以健康的生存，要求在这二者之间求取平衡。



理性主义会陈旧，所以需要生命哲学刷新它。生命比理性更真实，尤其当他相对超脱动物生活的时候。



通过人的生理演化，我们知道现今的人类无法通过生理演化自动达到理性的生活，唯一的道路是通过理性的约束或是命运的怜悯（或干脆是现今人类灭亡，一个新种族的继起，正如人类发展史上各种古猿的灭亡为智人的继起），来奠定基础。──先有新的种族，而后有新的道德。



082



结构？一切结构都是人造的！在自然界里，哪里有什么结构。为什么？因为所谓“结构”的言外之意，是指某种固定的、有案可察的东西（否则还谈得上什么结构呢）？而自然界中，不存在这种固定的而有案可察的东西的。所谓“结构”──岂不也是人的观念或观念的产物？



自然界是存在各种形态的，但是，其“内在的结构”并非可被我们这些作为动物而存在的单纯形态的“人”，所能把握的。人所知道的结构，始终只是基于人自己的形态，依据其生物特性而制成的“普遍结构”，即伪结构。



再者，即使自然界真有某种可称为“结构”的东西，也并不与人依据自身形态设想出来的结构相似：自然的结构永在万花筒般的易化中，不会固结，也无法观念化，因此如何言语化？如时间和速度，只是人的感觉，无法在人的观念世界以外得到验证，所以，事物排列的顺序，并不等于结构。



083



人的感觉、情绪、思惟、心理、意识这些所谓“主观”的东西，除了能有效帮助人在这个艰难时世上，活下去并发展起来，并没有独立于人的意义。所以，人类凭借自己，无法达到那种“和客观世界相切合的真实”感觉、情绪、思维、心理、意识等等；只能达到“自我感觉仿佛真实联贯于客观命运”。



现在，问题的关键已经走到了：



还有什么比“有效帮助人在这个艰难时世上，活下去并发展起来”──对人更重要和更真实的呢？于是，人就可以把自己的感觉和梦想，直接替代为“最大的客观事实”吗？



在上述道理的思考者看，人的主观其实要比流变中的客观（即相对于人的“外物”）──更有意义也更实在。



于是，“历史”、“世界”、“宇宙”，不过只是人的梦幻。然而如此一来，任何其他的生物类型，也就会有了它们自己的“认识模型”！它们自己的方式！并画出不同的梦，从中提炼一个新而奇特的历史、世界、宇宙！



084



“存在的──流变的客观”，不但比人的主观所画出的梦与认识──即“主观化的客观”更加真实；且比人类自己的主观本身也远为重要──人的主观不也是宇宙客观的一个类型吗？因此，1人的主观──2主观化的客观──3假定是脱离了主观的客观：实际上也是高于人的力量的逐渐升高的层次……某种对人生坦然无畏的接受（不是试图用伪饰来降低恐惧感），某种深沉的凝视……是不应该被打入虚无主义地狱的。



虚无主义是这样的哲学：由于困顿、丧气的煎熬，人的精神结构垮掉了；于是他盗用上述的“清彻如玛瑙的认识“来为自己的怠惰辩护，并称自己丧失结构的惰性，为“看破红尘”。因此，虚无主义有可能被庸人的头脑，沦为无聊的遁词、卑微的呻吟。虚无主义还可能导致这样的危险：认识不是认识，生活不是生活，两者之间丧失了距离；清彻的认识，使生活索然无味。其实，认识与生活，分属两个天地：认识是观念世界的现象，生活是生命世界的现象；认识与生活不能彼此取代。群众可以没有认识而去生活，因为他们还停留在未入观念世界的生物世界中；可是哲学家有了认识却还不得不需要生活，没有人能够逃避生物基础而只进入观念的象牙塔中。



生活比认识更为基本：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者”会被淘汰；而神汉们却不会为了自己的吹牛而稍稍舍弃他生活中的蝇头微利。神汉们不是在逃避生活之后，被迫拣起一个理论来作掩护，以便溜掉；而是把自己不信的东西也就是不要的东西，兜售给听众。如果他是神甫或是牧师，这样的做法就是所谓“出卖基督”。



让我们否弃“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但奉行那清彻如玛瑙的虚无主义──勇敢的虚无主义！勇敢的虚无主义者，勇敢地面队生活的激浪，而以冲浪激情投入生活苦海！尽管他知道，宿命不可免，但并不气馁，反而激起更加激荡的激情。



085



二十一世纪，可能流行丧失生命基础的虚无主义。这样的虚无主义者们，失去信仰及希望，只为低贱的本能而活，没有观念世界的高贵属性──其希望已经霉烂，也许从来就没有诞生过。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啊！永远在动物界轮回！一生被生物欲望驱策！



好的信仰，则需要另一种虚无主义来洗涤；那洗涤来自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没有经过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洗涤的实在论信仰（宗教），结果沦为群众膜拜的偶像。僵硬的化石也许显得坚强，但却没有生命……尽管生命之流是脆弱的，但却是宝贵的。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勇敢而清彻的玛瑙般的虚无主义而言，它的现代版本则可以是：“穷而独善其身则虚无主义；达而兼济天下则帝之玄观。”



虚无主义在此成为低级生活的慰借和解毒剂──虽然服用过多会导致麻木不仁（因为解毒剂本身往往就是某种毒剂）。但愿清醒的、玛瑙般虚无主义，沁入头脑，给以透彻的认识；而让烈焰般的帝之玄观，给我们以行动的神韵！



虚无主义的功能还在于：旧瓶不能装新酒者，甚明矣。所谓新酒，不是旧瓶产生出来的余孽，而是从新花中获得的精华。旧瓶装新酒，一者使旧瓶破裂，二者使新酒变质，三者必使得人们还用看待旧酒的成见，来看待新酒──新酒难逃旧瓶的污染，新的不再新，旧的不再旧，浑然一锅煮，不知为何物。我们要求分别为圣，纯洁，分道扬镳；新酒，新世界，于是诞生。而新的公理，是从启示的个性中，而不是从述而不作的个性中，出生的。







九、灵魂的历史：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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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不灭吗？肉体质量的彻底毁灭是不可能的──可能有的不过是序列的重新构造罢了。不错，每一个新人都是一个新的序列，一个永不重复的、有其特性的序列；但每一个体序列本身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断重组之中，直到这序列最后解体……



灵魂也是这样──每一个特殊的灵魂，在不同时空，又是特殊的。所以，实在没有什么普遍的灵魂，而只有特殊的意识流。许多意识流都互相交通，不论方式如何。因而，所谓普遍的灵魂如何存在？



传统意义的灵魂存在吗？哪怕不是宗教意义的，而是心理学意义的？哪怕只是意识流的，而由于意识流的功能，渗透、感染、返观、抽象、扩张、臆想、投影、归纳、远近法、透视法……所呈现灵魂的假象。



087



个体生命的终止，被认为是意识流的里程碑，但这不等于意识流终结。此意识流，已永远侵入彼意识流，并将其中某些元素，顽强传递下去……这样传递，才构成“灵魂”的要义。是否可以认为：意识流在跨越个体的程序中跳跃易化，仿佛流浪徘徊……产生某一意识的生命体，虽改组而不复延续，然而这并不等于意识之流的消解，也不等于这意识之流的运化本身业已毁灭……



所谓意识变成潜意识等等，即缘此而发。但其机制的复杂，到今日人类不能解释的程度，更不必大言不惭去“彻底认识”了。不管我们认识到什么程度，只要能够中立，不以生命的终结而伤感，不以意识绵延为灵魂而自封为神……就是活脱脱的人生。例如天命，岂不也是类似灵魂不灭的绵延吗？



088



“天命”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理论，似乎非常高明。历史何以呈现这种状态？而不是那种状态？历史的命运，将会怎样？等等。这些不断骚扰现代史家和古代史官们内心的永久的谜，逼迫人们用各自的意向、方法、论据，一一解答。而惰性很强的中国人并不像乐于探究的西方人那样乐于探讨“规律──法则”之类的东西，结果便提出最终的观念──天命。这不仅是懒惰，不仅是所谓“不懂科学方法”──而且含有省略的习惯与意向。西人重测量，而形成科学；华人重感觉，因而形成艺术。



西人的科学方式，是基于其社会之外向扩张方面的需要，故可以“针对发展性的问题”；中国的艺术方式，是基于其社会内向统合方面的需要，故是“针对稳定性的问题”。而西人的科学所留下的漏洞与片面，可以通中国的艺术来贯穿与弥补。在相异条件下，不能解决问题而只是增加问题的科学崇拜，应该抑制。新的中国艺术，将在新的信仰基础上，向前推进，依据对历史的自觉与领悟，也就是依据“天命”，来展开自己统合全球的行事──天命。不是通过传统的迷信与独断，不是拷贝宿命论与教科书上的“必然性”；而是活生生的，追随情境的流异、思想的迁化而推移的易化冲浪──因而有生命，可调节。新的艺术说：“天命”、“气数”、“时运”、“易化”，名词并不神秘，现在，请以最现实的全球化现实，来充实之！



089



节奏、周期、循环、规律等等，是由阴阳的互动互补而形成的。阴阳的消长，本是万古如一，问题仅仅出在，运动所造成的空间的变化及其时间，可谓与日俱新。



节奏、周期、循环、规律，是阴阳调和（阴阳搏战是其变奏）的结果。阴阳有其各自的上风，但没有最终的胜利，因为阴阳是依靠对方而显示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最终的胜利”只是人的单一性观念，而不是宇宙的交响性事实。所以，社会拥有胜利者，历史没有胜利者。



090



“历史因素”是指历史过程积累的泥沙，与“传统”的有形不同，历史因素缺乏形式。历史因素的来历四面八方，它没有去处，要么分解，要么堕落。角度与方向，是传统的特性，也是被排除在历史因素的领域外，它也不会传递任何精神。



历史的生长，是伴随大量死亡而来的。没有死亡，生长可能吗？而死亡制造了历史因素，使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阴阳消长、此起彼伏的运动罢了。历史的幸福？这是关于理想状态的观念集丛：历史中没有客体的幸福，历史迫使一切人的幸福感变得相似，因为幸福和苦难一样，也是彼此模仿的！



然而我们却不能称彼此模仿的陶醉本身为实在的幸福。由于人间的利害冲突，一个人的幸福往往要建立在他人的牺牲上；而只有举世的陶醉才足以构成举世的幸福；只有超越历史的陶醉，才构成超越历史的幸福。巨大的难题之解决，构成了巨大的幸福：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幸福的思想及争取陶醉的实际行为，没有也不可能给全球的人带来幸福，反使实际存在的舒适和安宁，遭到局部的解构。而实际上，不论多么巨大的幸福和陶醉，也是依据实际存在的舒适与安宁，逐渐扩充而成的。



09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命运已经注定，争取幸福的思想、赢得陶醉的行为，除了导致更大灾难外，势必一事无成？幸福啊幸福，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鬼怪？



这也许证实了悲观主义者的断言：人间的幸福，是互相对立的；人类的陶醉，是一团把握不了的鬼火，它的功用，只是把人引向隐秘而更大危险的未来……



犹太人是这样歪曲《圣经》的：幸福要到原始社会找，到那浑噩不辨善恶，没有知识没有羞耻的伊甸园里找……因为心灵的安宁和听天由命，使人们对一切都不抱希望，没有追求、没有热情。那么“一万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岂不也填充了弃婴者卢梭和一切复古家的乌托邦？惜哉。归返伊甸园之不可能。太阳可以由东到西，再由东到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不会遵循旧路哪怕仅仅一次地“由西向东”……“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宿命，使人为的强制归返，不仅不幸，反而使得苦难雪上添霜。



那么，道德评价和利害权衡，仿佛只有趋向虚无的“零”，才是更为圆满的？



092



“零”，是对“绝对值”取消。零的使命，判断了世界的“正”、“负”。在零的上边，“正值”增多；在零的下边，“负值”就增加。“零”的上下移动，则决定了世界，决定了文明体系的成败。



人们津津乐道的“客观标准”，其实只是这个零！



093



一个文明体系倘若坚守自己的零点，保存自己的张力及特点──它就不可战胜？一个文明体系倘若丧失自己的零点，丧失自己的张力及特点──则将不战自溃。



多少外加的数字，并不能赐予他生命的力。在这种意义上，零点乃是不增不减的灵魂，因此也就是不灭的灵魂！



094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源已荒废，流安在哉？



所以，要有效攻击一个事物，就攻击它的源泉（零与灵魂），从而分裂它的源与流、撕裂它的骨与毛。要有效攻击一个事物，就指陈它已背叛了自己，它已丧失了最低限度的秩序和内在逻辑……如果放弃这“最小阻力的征服之路”，而以另一套价值来攻击某物，必定事倍功半。韩非早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用：它刺入人心的弱点，所以战无不胜。



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权利去攻击那保持着自身张力的文明。如果一个文明体系本身没有陷入紊乱和自相矛盾，如果它还能继续创造而不是仅仅只制造悲剧──那么，请原谅它的“阴暗面”。



095



对某种文明的正面攻击，只应在这样一个前沿阵地发起：它已开始毁灭自身特点和价值，所以，即便是为了保卫它或拯救它，也应该努力攻击它。这就是《书经·仲虺之诰》指示给我们的、世界征服者的道路。



争取局部的社会幸福如民族幸福的途径，还是以庄子式的退避、孔子式的互让为上策？



大家若能退一寸，全社会就比开发出了一个新大陆，还更宽裕？



可惜的是，互让如果不是出于单纯的礼貌，则在理论上行得通，在行动上却行不通。不仅因为真正的退避多么违背人的生物本性，而且因为人的大部分快乐，是来自与邻人的对比中。一个人的优越本身，就会剥夺其他人的快乐：“你的幸福，只能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于是，随着个人生活压力的加大，人们在总和上反而只能生活在幸福的总量也越来越少的互相残害的空间里。



096



既然社会和谐与民族幸福的目标，根本上只是不切实际的希望，那么努力促成它们的行动，就要落空。伟大的例外仿佛在于：用不和谐的行动去促成意外的和谐，用反幸福的手段去创造不期而遇的幸福！



我们借此警告一切乌托邦主义者，尤其要警告利用乌托邦的幻想，来进行诈骗活动的用心者：当心，身（实践）首（理论）异处！



097



悲哉，我们看到太多血，仿佛白流了；太多精力，遭到浪掷！拯救人类整体的努力，从来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人们，只是从一个苦难的历程，走向另一个苦难的历程……陪伴人们的是一些闪烁着奇光异彩的──苦难之花。除此之外，人生还有什么呢。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更重要？什么更长久？是苦难？不，那似乎太消极了。是追求幸福、摆脱苦难的努力？不，那似乎注定要落空，从而带来更大的幻灭与消沉。那么，是那些在沉沦与挣扎的不经意间，生出并留下的注定要毁灭的花？仿佛是的。在人们走过的片片不毛之地上，惟有这注定要毁灭的花发出苦涩的清香，安慰疲倦的远人异客……同时告诉我们──永远的虚无和永远的实在。



098



遵循天命的人，并不抱残缺或是眷恋那永劫不复的“过去”……他们的目光热切但不迷惘、专注但不痴情。他们的心中装着超然的谋图、不欲的恋情。他们的爱，投向历史，投向历史的主宰。愿他们的罪，得到特别的谅解。这就是灵魂的不灭？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三、文化史的定律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六、罗马史的例证

七、新时代的图解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一、目的论与循环论



099



讨论人类命运的历史哲学，有两大趋向，一是导向目的论，二是导向循环论。虽然作为当事人的目的论与循环论者，自己并不经常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历史”是意识的产物，作为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它表达了对运动的感受。而运动呢，每一种运动都可比喻为跑步：跑步要么是为达到目的地，要么是为锻炼体质；前者是运动领域的目的论，后者是运动领域的循环论。抵达地非起点者近乎目的论，抵达地就是起点者近乎循环论。不论这循环花费的时间多少、空间几何，方位、形态各出奇谋，但都不失为循环。



有人在生命活动中看出了某种大的目的。也就是说，任何生命的活动，似乎都遵循某种途径，以某种遥远的事物为自己的目的（或曰归宿）。──这样，在生命活动中便体现出某种深刻而难以否定的方向性……或曰“天命”、“命运的意志”。这超验的观念却有大量的经验为其坚实基础，且被自己的内省一再证实无误。令人惊奇的不是这目的及趋向（或走性）的存在，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目的及趋向（走性）却不断改变，难用理性甚至难用直觉来揣摩。尽管对某个体在某特定时刻而言，确实能感到目的及趋向（走性）的作用；但同时，在这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趋向后面，仿佛隐藏一只看不见的手，运用一股永不虚脱的力，来支配并随意变换万物运动的方向……



据说，是人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构成上述目的、趋向、走性的基础。因为意志活动的方向，就是整个生命体活动的方向。但是，意志的趋向又怎么产生呢？



说穿了，意志的趋向，就是生命体运动中的阻力最小的方向。也就是说，意志的方向对他寄居的生命体而言，是“付最小代价可达最大欲望的道路”。这种解释虽然会使许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勃然大怒（因为他们自命是在按“付最大代价以达最小欲望的道路”在生活，并以此窃窃私语，颇为自得），不过这种怒气或接近怒气的不良情绪，也实在太过分了。因为“最大欲望”、“最小代价”等所指，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型号，也无任何外在的、物质的尺度，可以度量；而完全是就其内在需要而言，是适合于个体而不合于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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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阻力最小”也是相对的：不但要看阻力本身，还要看对抗这一阻力的动力体。如果动力大于阻力，则阻力本身再大，也只能看作是阻力小的。一个人，总是被包围着他的各种内外因素潜移默化，即使自己作出的决定，也不能免去“受命于天”的种种嫌疑。同时，我们还可以说：动力最大的方向，相形之下就是阻力最小的方向，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意志的方向、生命体的目的所指向处。人的动力往往集中在某些方向上（如酒、色、财、气），并因极大的动力而使这些方向成为阻力最小的。



一切被人说出的“客观目的”，其实都十分可疑，而人言不惭的“主观目的”，庶几近乎生活的真实。人，为历史规定的目的，当然都是主观目的，而与客观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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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社会生活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两者间有无冲突？本来，这两者间不应有抵触，否则必有一者为荒谬（或二者皆荒谬）。但经验却告诉我们，社会生活所追求的目标，经常被历史的发展否决，而历史的目标（如果说历史确有目标的话）则为社会的意识难于接受。即所谓“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而在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永远是被他力拖着或是逼着，走完自己的一生的。



总的说，社会生活的目的（或叫“时代精神”或“理想”）应服从（或“协调”）人类历史的目的（即实际达到的“现实结果”）；人类历史的目的则应总括及吸引社会生活的方向。但事实则不然，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历史上，这两种目的各自呈现不同状态，二者间的关系有时缓和有时紧张。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不可以等同，却是至明的。



我们可能协调这两种目的吗？可以使它们合为一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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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目的”？也许应该根本反对这样的提法！



“社会生活的目的”？相对上面的提法，反对这个提法的程度也许可以轻微一些：因为人们关心自己总胜于关心他人，即使这他人是最为亲密的；人们关心片断总胜于关心全体，而关心此时总胜于关心所谓的历史！因为人首先是动物，而后才是人；首先是此时，而后才是历史；首先是片断，而后才是全体；首先是自己，而后才是他人！



人心相异，有如天壤。有些专家为了说明这些问题，不惜皓首穷经，然而，对“社会生活的目的”这问题的答案，你可以写上二百印张的著作，但结果却是徒使世人聚讼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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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超社会目的之目的、超社会价值之价值，即在于创造新的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而不再固执现有。新的文化，是新生活之结果？换言之，只有导致新文化的新生活，才是可取的。即使是间接地、甚至是从“反动的方向”来导致的！故，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才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趋向，而不仅仅是时代精神或理想中的自以为是。其余一切“有价值的目的”都应从属它！即便是间接地、反动地从属也罢。



任何单项的社会生活之目的（享乐、纵欲，战争、疯狂，沉思、学问，建设、保守……）也有其独立价值，但由于它们只是具有短暂的命运，各自只能归于瞬息即逝，结果也导向人们欲望以外的超目的、超价值。



可以说，活力论也像目的论或是循环论那样，可以被归属于某种“生命哲学”。即，对世界进行生物性的观察。这生物化的世界观，是为人这一类生物的生存服务的，好像公仆。因而生命哲学可被称为“强调主观的哲学”。（至于那些“强调客观的哲学”则是另一大类的“主观哲学”，盖一切哲学无不是主观的。）实际上，强调主观的哲学也并不否认世界的客观性，而是或谦卑或狂妄地将这种客观性予以生物化。谦卑的做法叫做“悲观主义”，狂妄的做法叫做“乐观主义”。



这样，它们就通过不同的做法把人置于相同的世界中心了，人成为宇宙主宰的爱子。它们这样说出来的话语，是人的耳朵受听的。而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哲学的核心意志，也正基于人的“爱听”上。这时，在人的面前出现了世上不曾有过的光明，出现了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诗情画意？人在世界中心的感觉，给人提供了生命意义，生活希望，生存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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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学，倾吐了生命积极向上的精髓。这样看来，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的基础与其说是头脑的迷妄，无如说是身体的诱惑。所以，活力论与目的论、循环论等的思想，永无根除的一日，只要人还活生生存在。但是，被囿于生物本性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清醒，不要被自己挖掘的防护壕，活活憋死才好！



生命哲学所理解的世界，因此不是自在的世界，而只是人的世界，是人的众多观念的集丛。



自在的世界，不论对什么头脑和什么哲学都应该是个永久的谜语，永远对一切生物（当然也包括人类）闭锁的洞府啊！因此，生命哲学的巢穴是不得不然的选择。“相对主义”因此成为“科学态度”的最好证明。它对我们人类居于世界中心的幻想，提出必要的清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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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最新颖的活力论者和目的论者都只能是个生物哲学家，因为其余的活力论及目的论都在科学的攻击下溃不成军了。但不论古今，活力论者与目的论者都是些生命力特别充沛的人，他们也较一般人更渴望不朽。相比之下，循环论则是衰微时代的产物。毋宁说，活力论与目的论的说辞本身，也正突出体现了所谓狂飙突进的心态。



任何事物，有如生命，若其本身没有失去内部平衡，甚至达到自我毁灭的危机，则反而不善于抗衡外来的威胁……一个社会亦复如是。试想，若无内部动态酝酿的破坏力量，就会缺乏对外进攻的“矛头”，如此则新社会的出现反将惟迟，旧社会的种种罪恶就会“建设性地得到保留”──其苟延残喘，不免成为社会的通病，这才构成最根本、最恶毒的破坏。──与此相比，致命的“死亡腺”，有时反倒成了慈悲为怀的“生命腺”！





二、偶然论与必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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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论者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由“偶然牲”支配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偶然的、完全是巧合的因素，能一举改变整个历史进程。如此，则历史中根本没有什么“必然”，一切现象都是偶然发生又偶然消失的。是一些偶然事变的偶然碰撞，决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是人的解释欲望的不甘寂寞，才强为之说，于是在偶然中找到“必然性”！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偶然的偶然再加上偶然……无论我们怎样试图发现“必然”；也只是事后聪明而已，除此之外，一切枉然！所以思想骗局的制造者们也只能在事后说必然，因此所谓的必然，既然是无法预知的，又从哪里去发现呢？相反，世界从来没有按照人们臆测的去发展。既然如此，人们谈论必然性，就不过是在谈论一种希望──有时是一种谎言，有时是一种疯狂。这种谈论不能带来清醒的认识，不能增添真正的力量；只能带来一种自以为是的昏庸，以及希望落空爆发巨大的幻灭。人们津津乐道的“必然”，是些过去的经验，一些通过观察所得知的现象联系，如果凭借这些来预测经验之外的规律，焉能避免马夫前蹄？



必然论者的观点：世界是由“必然性”支配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偶然因素都是必然性的体现。“局部的偶然牲，在全局而言就是必然性？”一切偶然因素，只对一个小圈子而言才是偶然的，如果放在宇宙的宏观之下，所有偶然都由必然联结一体：没有一物、没有一点偶然，是无来由的！我们能否在一事上成功，这也是被必然性的体现──种种已知或未期的条件，预先注定的。你可能会说：“不，那与我们的努力程度有关。”也许是的。可是甚至连你的努力程度，难道不也是被其他条件和可能性给预先注定了的吗？你哪怕为了使神的预言破产而去改变自己的行径──但是，这种超常的努力也不是人人都可做出来的──仿佛注定只有像你这样一个人，才会这样做。而你的来临，又因此“绝对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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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世界上最偶然的事，莫过于一个人的诞生了。是的。如果我们能使人们相信任何人的诞生，都出于必然，也许人们就会更容易相信世界上的一切，莫非预先注定的。下面，让我们就这个“偶然事件中最偶然的事件”，看一看必然性的实质吧！



你的诞生，不过是一长串（长到人类无法想象）因果链的一个环节。因此，你的诞生是必然的。你的父母具有他们那样的素质，这也是“必然的”，甚至你的父母的偶然结合，也“并非不受必然性的支配”？他们的结合也是一长串（或二、四、八、十六等等长串因果链的汇流……）因果之链的一环。这是无须论证的。



一种偶然的动作吗？不！偶然的动作，那也是被必然的刺激决定的。这种刺激何时发生，以及对相关的反应何时发生，以及反应的强度与形式，也都是必然的、早已被决定的。人是什么？



人就是被那无数的线给死死牵制住了的活傀儡！



许多线索未被发觉，有些线则永远不能被人们察觉，剩下的许多线，则被人们涂上了臆想色彩。



但是，哪里有什么偶然呢？



况且，论证“人的诞生是基于偶然性”，其尽头，还会使人沦为没有尊严的畜生。我们当然反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必然论。但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必然论者：人人都是被必然性宰割的，都是被无可摆脱的必然性，约束在绝路上。即使你想摆脱命运，那也只是必然性挑唆你这样做的，以便达到他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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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一面名叫必然的天罗地网笼罩着、拖曳着，我们看不见它而只看见偶然，也就是说，只看见必然性的支离破碎的头绪，却看不见整个的网络。我们迷惘着……有些人被偶然性给征服了，沦为屈从的、堕落的仆役；有些人臆想出自我中心的必然，抓住一些可怜的头绪，堆砌一个乌七八糟的思想体系，来安慰自己的幻想，甚或为自己的特定目的，骗取流氓群众的信仰……



这一切在亿万年前就注定了？……无穷的互相影响，像是天罗地网笼罩宇宙！任何一点偶然，都出自它的微妙决定？甚至连生物种类的随机突变，也是必然的？为什么不在别的个体上，而在此一个体上，发生突变！是此体的天生素质和后天机遇（机遇不仅在个体且在宇宙命运上，都“不是偶然的”）相乘，突变才得以发生──



这一切都无可逃避，这一切都命中注定？且注定到这样的程度：必然性本身，永远无法被人洞察！人们探测它的一切努力，都在真相意义上枉费心机；因为人们从中仅仅能获得盲目的陶醉，并达到“无痛死亡的快乐”。因为，向人显现出来的“必然性”，也并不是“客观神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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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感到的这无所不包的网，它在无限的残酷中，有着无限仁慈的威力！它那无始无终的“道”──（感谢命运）使我们有幸认识了“命运”。



和上述必然论不同的是诡辩论的观点：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诡辩家说：“这个东西是这个又不是这个；那个东西是那个又不是那个。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必然的又是偶然。偶然性体现了必然牲，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牲表现出夹。”……



啊，这是多么无聊的系列废话！德国式的，犹太式的，还是俄国鞑靼式的？！痞子运动哗众取宠的辞令，只对驴的耳朵有些用处。所以有人说“外国有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个牛克思”──悲哉！中国！你的灵魂已经死去？



在希腊史上，随着诡辩派哲学的兴起的，是苏格拉底式的怀疑论与柏拉图的洞穴理念！诡辩论是替唯心主义而不是替唯物主义准备土壤的？不见得吧！唯物主义不是还发扬光大了诡辩论吗？思想史的发展，虽然需要诡辩师们的辛勤劳动，但这并不等于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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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在偶然论与必然论之上的论点：如果我们撇开了“偶然”、“必然”这些人造的藩篱呢。例如，“轮盘赌”的偶然结果，也体现了“宇宙必然性”吧？乍看之下，把上述两个打了引号的概念硬扯在一起，是骇人听闻的！但这决不是荒谬的。因为，被摇动的轮盘会在哪一点上正好停下，是完完全全受到“力的交织”的支配的，推动力、阻滞力、感觉不到风力甚至难以验证的意志力即巫术的力等等。……也许，偶然的风力和神秘的巫术也并非偶然的──而是若干年代之前就注定要在此时此第发生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也许正是一些我们的认识鞭长莫及的“力之交织”，决定了格局之美！所以，“必然”与“偶然”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其实说的却也是同一东西（也许是其不同侧面？），正如盲人之摸象。



从哲学上言，所谓偶然与必然并不是世界运动的属性，只是人心企图解释这种运动，以求在其中发现规则时产生的一种心灵属性。人们对有规则的可以预料的世界运动称为必然牲，对无规则的仿佛猝发的世界运动称为偶然性。



A，就实存说，偶然性与必然性可以这样理解：越是小的、敏感的感觉体，越容易发现偶然性（小的感觉体往往比大的感觉体更敏感）。越是大的、迟钝的感觉体，越容易发现必然牲（人的感觉体往往比小的感觉体更迟钝）。



B，越动荡、越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越安稳、越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必然性。



C，在理解力方面，自我感觉越片面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牲；自我感觉越能全面理解的感觉体，越容易感到偶然性。



也就是说，小的、敏感的、飘泊的、自我感觉狭隘的感觉体，感到的偶然性多；大的、迟钝的、安稳的、自我感觉广大的感觉体，感到的必然性多。



若要举例，从蚂蚁到猛兽；从庸众到圣人；从技术专家到通才：梯级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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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神的意义视之，则全宇宙没有丝毫偶然性，而所谓偶然性早已被消融在全宇宙运动的宏大必然中了。若由细菌视之，则存在并无必然性可言：缺乏水分甚至可以使它休眠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养料充足它又可以在一夜（对人何短，对其何长）之间繁衍到无数……这细菌环境并不像人的环境那么大、迟钝、安稳、自我感觉广大；而完全可以瞬息万变。至于位居另一极的“神”，他的存在无限，他无喜怒哀乐，他的环境永不变，他是必然的化身。



例如自由──在一个近乎“绝对必然”的世界里，人还有行为（思想也是某种行为）的自由吗？创造性天才，还有发泄其创造冲动的余地吗？（反对绝对必然的唯一理由是：作为生物的人类根本无从谈论“绝对”。）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绝对必然牲”怎样与“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协调起来呢？所谓“自由”并非“自为”或“自在”：它不表示自我的绝对独立、毫无依附性；而仅仅表示自我有选择的可能性。



创造性天才的自由在于：通过对易化──终极善的深透体认，领悟天命，从而按照天命的所指示的方向，去开始“自由创造”。这创造是自由的，因为并没有任何存在可以限制它或规定它的道路。而在相等范围内，它当然可以凭借创造者自己的取舍，来任意行事──尽管从根本上说，这种自由要受生命极限的影响、左右甚至规范。



这样看来，创造者对天命的“主动皈依”（甚至是“创造了天命”，因而达到了“朕即神明”的癫狂状态）──也就是最大幅度地发挥了自由！这尽管不是诡辩大师在虚无党宣言中喷吐的那种自为自在、独立不倚的肉体自由，但却是高贵的心灵自由──并不因为它是天命，就丧失了它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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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为什么获得自由？这伟大的特权之被创造者领有，是因为他身上储蓄了丰盈的“历史力量”或叫“报应的数”──这综合性力量所具有的动感，甚至使他渴望为此死去并且也真的能够为此死去！这样的死亡可使历史生辉，也可使他心满意足。



──“绝对必然性”作为信仰，因此不会成为天才人物的障碍，反而成了他的保护者：命运注定他实现使命，并完成命运赋予他的一切工作！



天才能认识客观的命运、宇宙的真实或所谓的必然性吗？并不。但他却有一只独特的慧眼，足以直觉自己的必然于瞬间，这样他可以知道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去获得心灵的自由。这自由是桂冠：先声夺人，博取易化的无上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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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作为生活者，较常人远为迟钝，所以哲学家较常人更容易感到必然性。他通过必然性来认识周围的事物，所以哲学家较常人更富于对于生活的耐受力。耐力的另一面就是迟钝和愚蠢，这也是报应──特别在民众看来。



在一个迟钝和伟大的感觉体视之，宇宙被必然性支配，甚至最不可逆料的事他都能理解，最微妙的蛛丝马迹他都能洞悉！那么，在他面前，还有什么是偶然的呢？心理变化？不。这神秘变化的曲线甚至已经定局于他降生之前！虽然他的人形限制他，使他说不出这“必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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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的行动者，不会因为命运已经的前定，而感到失望、沮丧，好像他的奋斗多余，并且无意义。恰恰相反，他知道奋斗乃是他的本能活动，是他命运的契机！



说一个人的行为是他命运的契机，并不过分。所以他的奋斗不是多余，是“命运得以显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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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命运的关键。命运人人不同，不仅在于环境差异，更在人人的不同反应及其构成的“行为差异”：这正是命运及历史寓于人身的终极秘密。优秀的战士尽管知道一切前定，仍然勇往直前，因为他要对得起“身上凝聚的历史力量”！除此，别无选择──只有这“必然的命运”，可以使他喜悦：



问：既然一切都必然（尽管人类不能认识和说出这必然），一切都前定，仿佛安排好了，那我们的努力和向善奋斗，还有意义吗？



答：有意义。尽管我们并不狂妄地认为自己的力量属于自己，但这力量毕竟体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我们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体现了什么！不在于我们能怎样，而在于我们所体现的力量是怎样……命运前定，所以没有必要忧虑。要逃避那最终的结局，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企图逃避，也是命运给你的安排；为什么有人就不企图逃避呢？这是因为你与他的命运不同！



如果你知道了前定，就消极无为，这也是你的命运。真正的战士，即使面临必败的命运也会以高傲的反抗，去迎接死神的光临。所以积极的人，不论遇到什么逆境，最终还会积极；消极的人不论遇到什么顺境，最终仍是消极。乐天安命不是消极的哲学所致，而是基于本能的惰性：天才的命运虽然和反抗、战斗、征服、同化紧密相连，但他们可以乐天安命──乐于反抗、安于战斗，对流离颠沛的激赏！因为乐天安命，不是逆来顺受的同义语。



我们信仰命运的前定，因为我们信仰终极的善。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命运的具体，虽然我们得以创造种种信念，但摆脱不了生物的根性！这时，命运的力量显现：我们被造就成各式各样的人！这些人都是那终极的善，为实现其秘密意图而应用的工具！我们的强大，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光辉，我们的罪孽，都不属于我们，而属于那主宰。所以，我们各就各位吧！各守其分，各安其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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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过的是合乎秩序与伦常的生活，这种生活就能够产生新文化，所以这种生活就是新生活……然而我们怎能知道我们的位、我们的分、我们的序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全都知道，因为现存的一切都要变化，并非“常驻不变”的。如此，我们又怎能知道什么生活才合乎终极的善？我们当然并不可能全能知道。但是，在这索然无味的世界上，要是没有天才的创造冲动所赋予超然玫瑰色，生活将是多么阴沉可怕！人人都变成行尸走肉，我们的激情沦为和死人的亲吻！如此，沉浸在感官的满足中，永在动物界轮回。



在幸福美满中了此一生，让高贵的情感麻木不仁地死去……这并不能与“太上之忘情”相提并论，这只是仿佛爬行的小甲虫。在某种意义上，上升的小甲虫，比之堕落的人类还要高贵──因为它们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它们也许将占领全世界：用它们的创造，奉天承运地占领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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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天才人物意欲躲避命定的堕落而另有所图时，他一定会痛苦万分、进退维谷。命运不可抗拒，命运终于使他不得不抛弃自己的情感和幻想，勇敢地自觉成为命运无情的工具。这一切也许是随着鲜血，一起淋漓而下，但我们早已认定：命运所安排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让我们因为这样的信念，而成为不可征服的生灵！



我们所理解的天意，就是某些通天者所感到的启示，正如命运的语言就是先知的书。天意要求创造性天才“为而不有，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他的命运不是占有，而是创造；不是享受，而是付出；不是安平泰，而是流离颠沛：唯其如此，他不失为一个天才，不在创造的路上停下休息，拒绝毁灭自己的创造性，拒绝提早结束创造的生命。他的命运，是在千秋万代的历史上打下烙印，他于是无法休息，只有死亡才是他的安息日。日常的休息不能带来轻松感，反使他备感沉重。这一方面由于心理原因，因没有尽到责任而焦虑；另方由于生理原因，因缺乏刺激而无聊疲惫。大倦怠的时辰来到了，幸而，有一个隐秘的声音呼唤他，使他不致于沉沦下去，并终于振作起来……于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在他身上珠联璧合。







三、文化史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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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文明的“阳面”的背后──都隐藏着它的“阳面”。文明的体系，文化的有机体──如同一幅凸版印刷品：它的阳面凸起有多高，它的阳面四下就是多深。这里生成着，与那些有关平等的伟大梦想完全相反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我们的理论，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和文化的内在特性。



就拿宋词来说吧，它与妓院的生活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就较广义的庙堂文化言──则与妓院、寺庙、宫庭、豪门大族的闲暇等一系列“寄生虫生活”和“罪恶的渊薮”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宋诸子的思想结晶，在很大程度上是“食客生活”的产物。没有那些慷慨的施主与独立的保护人，单靠奴才般的官吏和热衷科举的士子，深刻的思想要么夭折，要么禁锢瘐死……



宗教史显示：充满灵性的新教义，并不产自一个繁荣昌盛、“纯洁无瑕”的时代。恰恰相反，它往往是纵欲时代的产儿！纯洁化的努力，是社会危机的精神表现，是针对过份的社会放弛状态和文化解体状态的终极反抗，是“圣洁的恶之花”。正如伟大超凡的艺术，往往产自战乱时代并受到悲剧精神的激励而萌发；相反，那些向往战争的“边塞诗”，反而产自相对安全的盛唐时代。



──这些文化史上的事实表明：人心常常向往并渴求与事实世界相反的东西。



文明的阴面，在道德评价的眼光中，常被视为或需要掩饰或需要消除的杂音、“阴暗面”被视为“文明”无可奈何的副作用（例如“文明”一词，在中国的语文中，就含有某种“光明”、“反阴暗”的意味）──而且受到各种高度升华的精神文明的一致谴责。但是，这些杂音、阴暗面，却是真正的基础，若无它们作为“刺激”或“挑战”，哪里会有进一步升华的文化？正是在相反的、似懂非懂的半瓶子醋意义上，那弹丸之地日内瓦的“公民”、小邦法国的流浪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作出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导致道德的堕落”的论断。只是我们要指出：要是没有道德的堕落，科学和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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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深刻的压迫，就不会产生壮烈的英雄精神；没有奴役的状态，就难以崛起追求自由的希望与意志──要是没有了阴暗面深陷下去的“不平”，文明的大厦在哪里立足？！人们只看见地平线以上的景观，却忘了地平线以下的地基。人们只是赞赏水平线以上的“成就”，却想消除水平线以下的“缺憾”。但缺憾与成就却是一对连体（好一个“对立面的统一”！）──它们是互补的，但首先是共生的。



──上述事物的共生的性质决定了：文明起源于“原罪”；也决定了，“原罪”常能推进文明的势头。而小邦之人卢梭的抱怨，恰在相反的方向揭示了一个机制，一个凭其小邦的阅历还不足以理解的文化机制。因为评价一种文化，尤其是判断一个文明，需要世界历史的眼光。而十八世纪的欧洲诸国，显然还不具备这种眼光。它们的启蒙主义的鼠目寸光仅能盯着文明、文化的阴暗面，望眼欲穿地看着它的幽深峡谷而痛快淋漓地历数其罪，是最简单不过，但也是最小气的。相反，那一边仰视文明成就，一边俯视文明罪恶的眼光，考察文明的整体命运，才是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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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的艺术，是将射向成就与射向罪恶的两道眼光兼融起来，即足以穿透万丈壁垒。同时从两个角度、两个相反的方向，透视人的精神与失乐园后的文化奥秘。而这洞察的艺术，正有待于我们的思想家，去付诸实践，以完成精神领域无声无息的北极探险。



阴面的要素，是文化生长中的负因子，它伴随文明的扩张

而悄悄滋生。这是各种文化的共同命运。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沉默无言的“罪恶”，声声切切，召唤新文明的创造者们，起来反抗。阴暗面每扩展一步──它所激起的新文明的反作用力，也就一丈甚至百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而，魔高一丈，道高又何尝不是百丈？如此循环，如此报应！各种“阴暗面”通过一定条件的转化，能够生出与它相应的“文明”──这是一条“文化史定律”。历史是充满活力的，不是机械的“一贯到底”。历史是有弹性的、多方位的、多选择的。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体。人的精神的能动性、反作用力──表现为文化上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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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应”，这个弥漫多种民间信仰的信念，其实也包含文化史的高度智慧。它以前是被理解得过于狭隘和个体化了。“报应”，不仅是十分微妙的心理转化过程，也是人调节自身与环境关系的平衡过程。但传统上对“报应”的理解却是单向的，它常以卢梭式的消极色调来一贯到底。确实，它看到了“各种文明都将生出它的阴暗面”，但却忘掉了，“也只有各种阴暗面才能激发新的文明”。如果这样理解了“报应”，也就这样洞察了文化：一切文明的成就，都要向人索取可怕的“报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不付代价的午餐。在文化史上，没有不付代价的逆步？



“报应”的图景，是立体而流动的，它是难以捉摸、分析甚至难以指认的网络──它的“消──长”“盈──虚”、“凸──凹”，不仅是对一个外在过程的描写（如针对月亮、潮汐的周期性变化），且是对一个内在生长的机制解析。用消长、盈虚、凹凸等相对关系，来比喻文明的阳面与阴面的对应作用，尽管有些机械唯物论的嫌疑，但却有助于对“报应”观念，作出容易被现代意识理解的描述。



而某种文化形态内在生长的最佳时辰，就是它那个过度的紧张与过度的放弛；生命力寓藏在过度的原始淳朴与过度的文明罪恶之间的“临界期”──这时，文明中的罪恶还可以令人忍受，而文明的成就则使人倾倒。当一种文化形态还没有达到它内在的生长的“临界期”，罪恶不够，但成就也少。它的形式单调、它的内容简单。这时，创造新的成就，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挑战。随着成就的升高，罪恶也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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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义的理想是动人的。因为它违背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的道路。因此背诵这种理想，有助于缓解社会生活中的反差，有助于淡化这反差中产生的冲突性力量对人的精神所造成的压力、紧张。但是，社会活力正好来自某种潜在的冲突，如果拿平均主义一味消除社会的分化与反差，其结果将是“玉石俱焚”：黑暗没有了，光明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团浑浑噩噩的灰蒙蒙……这是灰色蚂蚁的国度，不是我们的理想。相反，当一种文化形态已经越过它内在生长的“临界期”，成就多，但罪恶也多。它的形式多样，它的内容放肆。这时，抑制新的罪恶，成为人的灵魂面临的主要问题。文化的发展趋于没落。



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明的理学家们以他们特有的“道学立场”，对文化的“阴暗面”（凹面）作出全面的批判与攻击，从而取得很高的思想成就。但是他们好像忽略了，要是真的瓦解了阴面的存在，阳面的衰萎也就立时可待了。对消极面的人工破坏，事实上加速了积极面的凋零最终是对整个文明体系的全面打击──文明史正如生命史，其成就与其说是来自善恶的斗争，不如说是来自阴阳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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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十全”不仅意味着“十美”还暗示着“十丑”，尽管后者常被悄悄地掩饰起来，甚至被说成是（可以避免的）偶然失足。但实际上，“十丑”不仅坚韧、深刻到了不仅要与“十美”并存的地步，而且要凌越“十美”──所谓“十丑”，岂不恰恰寄生于人们对“美”的依恋中？在这种意义上，大团圆可以说是最糟的结局：仿佛混沌。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老子》中，文明的上述特质已经得到朴素的描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马列学者，认定这段文字仅仅流露了“朴素辩证法”的精神，或是对“客观规律”的一种描述。其实差矣！这段文字，重在揭示人心中“追求相反要素”的特质，以及发自这心理特质的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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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显示，“文化史的定律”，并不来自外在的压力，更不是自然律在文化事象上的“被动反映”。恰恰相反，此定律首先是从人的灵魂中生出，而后扩及人的文化，最终扩及六合，泽被宇宙，成为人心中的“自然规律”。



“文化史定律”还昭示我们：随文明进化，罪恶亦进化。如，随人类集群的外在扩大，其内在的压力也会持续增长：社会约束增多，个人自由遭到压制。随社会物质的增产，心灵自由反而减少：灵魂中隐藏的虚无主义将表面化。随技术力量的强化，人的智能和体能反而退化。而与食品产量的膨胀同步出现的是：食品的味道淡化、质量下降。看来看去，种种新的事实反倒证明一个古老的智慧：“有一利，必有一弊。”医学的发展，诚然给人以健康、长寿，但是，它却使人陷入对技术、对“身外之物”的依附，人在医疗系统中日益难以自拨，保育了大量的白痴和遗传病。而那初衷意在追求健美与力量的体育锻炼，却通过激烈的竞赛，使人疲惫、畸形甚至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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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着一个：永远都只是得失相抵的世界。充实是以空虚为代价的；高出水平的度数，恰与低于水平的度数，惊人相似。美好的东西，需要付出艰辛；痛苦常会得到意外的补偿──主观感受和外在情境，交融于此。



只看到文明的阴暗面，说明我们已被文明“宠坏”了。我们应该看到文明事实上的可贵。这仲可贵当然包括它的阴暗面本身。文明的发展是超道德的，如果强调道德本位，那么，就算阴暗面是“超道德的道德吧”！阴暗面甚至还是维系文化有机体、保持文明水平的必要手段。从寻常的道德评价出发，去攻击文明的存在──正是王国维所谓“以奴仆命风月”。风月浩荡，难以从命，结果道德与风俗被文明的浪潮冲激得面目全非……而不是道德与风俗指导文明的发展。



这很说明问题的要害。其实，道德、正义，又从哪里来？从文明的阴暗面中来！它为矫正人性的偏颇而设。所以，大凡被列为“恶”的，都是人人急于投入的，为维持秩序、缓和焦虑，故把它打入恶；大凡被列为“善”的，都是人人急于规避的，然而，为鼓励勇士、为填充空白，请把它奉为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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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贯穿人类命运的始终。借用神话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起初，人类生活在原始的、虚幻的“幸福”里。这是“阴”的、静态的、死气沉沉的伊甸园的幸福。接着，那个阳的、动态的、生气勃勃的“恶魔撒旦”来了，他“诱惑了人类”，逼迫他们去寻求与既定的幸福相反的要素。于是，人类有了“罪恶”（原罪）被剥夺了乐园里的居住权，并受到“死亡”的惩罚。



尘世的悲苦，激励着追求相反要素的灵魂，去创造那种甚至在“命运的天国”里也闻所未闻的文明。文明的本质，就其原意来说，不是建立什么什么的天堂，而是建立不折不扣的机遇帝国。而“命运的国”──天国，却是要毁灭世界，甚至以最后审判毁灭我们如此爱惜的地球。



机遇的帝国即人的文明里，充满了快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永生与死亡的鲜明对比，怵目惊心的反差，构成文明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尽管“追求相反要素”的心理原则，驱使人们蔑视已经获得的成就、蔑视这“尘世”中千奇百怪的机遇帝国。对“天国”的向往之情，正是燃烧在世俗的犯罪和厌倦之后，而决不是在这之前！因为，如果让一个年轻的心灵真的生活在“天国”里，连最迟钝的人也会憋死的！



127



在各种文明世界的体系中，我们看到一个共通的星象图──上面闪烁着“正值之星”，也闪烁着“负值之星”。它们交相辉映。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与各种书籍上描述的规范形态，拥有多么惊人的差异！但它们对文明世界的星空，却都是必不可少的、同等价值的。



对比鲜明、反差强烈的文化（如欧洲文化），也许不如相对中庸的文化（如中国文化）享祚久长。因为它大起大落：“其兴也倏兮，其亡也忽。”但是，在文化史上，它发出的“光”也许更强，“热”更炽烈；它的内心，具有更激烈的思想、更鲜明的个性、更惊人的风格……这是否也能算作文化史的又一“定律”，是从前一“定律”派生出来的。



128



追求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幸福的理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和不衰的美丽？为什么？因为和谐难实现，幸福终归是泡影。这样，“价值规律”得以发挥：越是受到珍爱的东西，恰恰越是难以抓住的东西。一时的“得到与满足”，并不是真正的抓住，因为缺憾依然常在。而一时的、肤浅的“得到”──只使缺憾更深，命运变得更难捉摸。



假定在人的文明中真有“幸福”，那社会本身所产生的幸福又有几何？人们生活在各个时代，但仿佛同在受苦受难。所不同的，只是用不同的音调、不同的节拍在呻吟。呻吟的形式变了，至于呻吟本身，那是不会消失的──这就是一切被称为“高级文化”的那种精神现象的持久性基础。



即便是恰逢“黄金时代”的新兴社会，它的“幸福与苦难之比”究竟是多少，也只有躬逢其盛的人才能知道！强大的社会并不总是幸福的社会，罗马共和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对外胜利扩张，奠定了“世界和平”，但内部却战火连天，苦难重重。而伯利克里斯时代的雅典、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盛唐时代的长安，就堪称幸福的社会吗？哪里哪里。



粗略检验一遍，就知道它们都有各自的危机和暗礁，所以败亡不旋踵。可见，富于巨大文化创造力的社会，常常也并并非幸福的。它们也许很优雅，很有创造的力量，但并不“幸福”。



幸福，这是一种希望，一种想象。它不能实现，假定实现了，反而失去了幸福的内质。如其规定人类必须“永远过着这样幸福的生活”．那么，恕我们直言──这样的幸福，就不幸福了，且将成为超级的苦难。





129



“文化史的堂奥”可以这样表达：“山有多高，海有多深”。



“山若颓倒，海也夷平”──这是对文化史的一个隐喻。



科学以海平线做为地形高低的界标，这本是一个假借。真正突兀的山和高原，其实都在海平面之下。正如喜马拉雅山的高耸，其实借助了无数的高原上的丘陵。是海平面的掩馈，使得巨大的。高原成为我们足下的“平原”。



文化史上的退潮与涨潮；衰与胜；颓唐与锐进；堕落与建树；罪孽与升华；破坏与创造……都可借用“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海有多深，山有多高”的公式予以象征的表达（而非“科学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挖下去”的自然结果就是“堆起来”。而“堆起来”的成就，也只有建立在“挖下去”的苦难之上。



一方面是文明社会的灿烂成果；一方面则是它的祟祟罪恶。一方面是文明人类的无限欢欣；一方面则是他们的永恒哀哭……



消灭了一方，就在无形中铲除或填平了另一方。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光秃秃、平芜芜的“地球”可是，“地球”却从来不是一个数学意义的球体！



最使历史学家们感到迷惘，因而也最能迷乱世人之视线的，是这个事实：地质上“地平线”（或“海平线”）是可以测定的；但文化、社会上的“地平线”却不是那么容易测度……于是简单而粗糙的人们就不惜彻底否定它的存在，以掩饰自己的思想贫乏。于是构成历史研究中最大的迷误！



现在，让我们来铲除这经久不衰的迷误！



130



伟大的政治，只能从伟大的思想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一种政治，不论它本身具有何等价值──都不可能产生相同品级的思想：“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手中，仅得其下。”政治，不能成为自己的法，只有思想才是政治的法。



渺小的政治，从本性上说，则是思想的奴役者。董仲舒思想，并非汉武帝政治的基石；而仅是其装饰。汉武帝政治思想的源头──应上溯到《荀子》。同样，塞内加也并不是罗马元首们的思想指导者；后者的指导者是柏拉图与斯多噶。实际政治，是思想界的探照灯与现实界的可能性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政治上的创造性，在于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妥协；而根本不在于什么“开创理想的世界”。



伟大的思想，只能从伟大的艺术而来，而决不是相反。任何色彩的思想，不论其本身的得失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地制造出相应的艺术图解。依据某种思想（不论这思想多动人）炮制出来的艺术──犹如缺乏魅力的老处女，它尽管“有贞操”，但却干巴巴，还喜欢专门找别扭。这样的贞操是危害健康的，不仅危害自己的健康，更危害读者的健康。



我们应把宋明诸子看作是唐宋文人的文化继承者，尽管二者在“精神上”是不同的。前者他们的思想性学说，实际上是对后者艺术化生活的提炼。所以，正确的路线是“艺术──思想”或“感性──理性”；而不是“思想──艺术”或“理性──感性”。



伟大的艺术，只能从伟大的宗教情感来，而决不是相反。激荡不安的宗教狂热，借助艺术的悠肆得以倾吐。



不论是先秦的诗人、魏晋的名士、唐宋的文人，都是这样。屈原、谢灵运，李白不过是其佼佼者。屈原在萨满教巫术与儒家精神的矛盾中，充当了一个杰出的牺牲品。谢灵运，在对神秘易理的宗教崇拜和对山水的留连中，毁掉短促的一生。李白，则在功名与成仙的交叉梦想中，实现了一个优美的悲剧。……唐宋文人，在文化史意义上，只是汉隋之间诸人高僧与众多名士的变相继承者。



伟大的宗教从哪里来？



从高度而详尽的政治压迫、全面而残酷的精神专政之中来……



秦汉帝国，作为完善了的国家政治之楷模──只是引导了佛教的内流并激发其崛起。罗马共和国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也绰绰有余地证明了这一自杀的命运。



人生而陷于奴役、不幸，因而渴望精神的自由。当政治退化为某种刻板的生活模型之后，渴望自由的活力──就转化为宗教的寻求。这是人心上的一大奇迹。宗教之成为礼仪、教义之成为压迫的口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所以在不同宗教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相似的玩意儿：宗教怎样从争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演变成阻遏精神自由的工具。这种现象之发生，决不是由于什么“宗教本身的非逻辑性质”使之然；而是更深基于社会组织的惰性和人性对异己者的扼制中！这样看来，是人性使宗教堕落，而不是相反。







四、作为阴与阳的文化



131



构成文化史的“阴”、“阳”两大要素：



一，作为“阴”的，是以生命附加层出现的文化要素；它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二，作为“阳”的，是人类自身的素质。这素质，既包括体质，也包括精神素质（如意志、毅力、决心、悟力、想象力等等），它主要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这阴阳两大要素，近乎孔子所说的“史”（“文”）与“野”（“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顺便说一句，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废了一个女学生的名字“彬彬”，而提出他认为相反的“要武嘛”，表明他没有理解孔子的意思：所谓彬彬，其实包含文与质两个方面，而“要武”却是片面的野──不仅是野蛮，而且是粗野。而文化的兴盛能否实现，取决于文与质这两大要素之间能否取得内在的协调。孔子论述理想个人的话，同样适用于整个文化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相协，史与野相济：也就是在人的生命素质与生命附加层的“文化积累”之间，取得了有机的并且是向上的平衡。



132



当生命的附加层丧失其主要功能，并反过来压制人的生命素质时──文化史就进入了“阴”的、“文胜质”的“史”的时期。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奉某种人造的文化附加层系统（或为某种意识形态，或为某种技术系统）为至高的偶像。而作为其创造者的生生之源的人类生命素质本身，反被贬到次要的、从属的甚至无足轻重的地位。



逐渐地，由于塞本绝源，文化趋于停滞，社会趋于僵化；大多数人的生命素质被凝固住了。但是，不要绝望，无论何时，总有一小撮反抗者（“反动派”）的生命素质，始终不能抹煞，他们顽强地冒出头来，抵制并削弱那些危害生命的人造系统──他们的努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运动的过程常常是矫枉过正的过程。这种抗议与抵制亦然。当其成为普遍的社会运动并发展到极端，文化史就进入了“阳”的、“质胜文”的“野”的时代，这时的主要思潮表现为，对一切人造系统或多或少采取厌恶与鄙弃的态度。人们崇尚人的生命本身、视身心的健康和幸福为高于一切的目标。



在可能的范围中，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利用人造系统，但目标不是发展这些人造系统本身；而是急功近利的为我效劳。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打破了旧有文化的垄断地位和旧时代的沉闷、压制，刺激了文化的继续生长──文化的生命附加层性质，这时被真正的理解和准确运用了。



133



人们是在追逐生活优势时，不自觉地投身于文化创造的运动：目标不是文化，而是生物的人。不是“文”的形式，而是“质”的功用，逐渐使得新的文化层出不穷，但旧的社会却趋于解体。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的绝对化，在这时对这种变化起了决定性影响。



用“善恶”观念来解释“阴阳”观念，是陈腐可笑的（如：阴为恶与黑暗；阳为善与光明），并将陷入拜火教徒的善恶崇拜的二神论祭坛。同样，用“高贵”与“卑贱”分别解释“阳”和“阴”，也过于狭隘，在古代黄河流域冬季的农村可以这样理解，但现代中国的都市则无从这样理解。说到底，阴与阳只是对宇宙力量的两个要素所进行的描述，本身并不带有也不可能带有价值评判或道德评判的意思。用人造的价值评判和道德评价加于它──是对社会危机的过激反应，必使我们失去明敏的目光和内在的清醒。



134



人，蔽于己而不知天。当他在探究宇宙要素时，免除不了人为的色彩和痕迹；如果他着意注入己意的话，那就离实际更遥远了。所以，必须反对历史评判中的道德化倾向。喋喋不休的老处女，可以休矣。



由此可见，就文化史的形成而言，“阴”与“阳”同等重要。尽管就生活的意义而言，“阳”（人类生命素质）是“体”，“阴”（人类生命的文化附加层）则是“用”；文化（用）是生命（体）的表象。



135



人的生命活素质对的附加层（文化、秩序、社会）的反抗，造成了附加层的变化。但人的生命素质也在反作用中逐渐变化，尽管幅度要小得多。



外在附加层的变化，则可以比较迅速地达成。内在生命素质的改变，缓慢微妙得多。迄今为止的人们，只注意附加层的变化，却忽略了生命素质的改造。



比如说，中国革命之所以长期达不到它固有的目标（富国强兵并夺回文明的主导权），而一再呈现出徘徊、反复、回流、僵化的现象──就在于中国革命不仅针对外在的附加层，而且针对人的内在素质。现代中国人，若不向自己的生命素质开刀，其奈外在的附加层何！这里的生命素质包括，体能素质、智能素质、意志素质、精神素质等等。而改造生命素质，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它不仅需要严格的优生学淘汰，还需要人向自我的宣战，是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不是“你们要斗私批修”。（知道了这一点，就知道了中国何以长期踉踉跄跄，像酒鬼一样忽左忽右，摇摆不定。）



136



广义的文化史包括社会史。广义的文化史之所以每每呈现出“停顿”乃至“退化”现象，是因为人本身不再适应他所造成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变化，至少是跟不上那种变化频率了。换言之，这是人与人造物之间的分裂所造成。有如现代人对“机器”有一种恐惧，深怕有一天机器会反过来主宰人类（许多科学幻想小说已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种恐惧感）──是为上述“分裂”之征兆。



对具有哲学眼光的历史学家或具有历史眼光的哲学家来说──那些推动历史前进或者阻碍历史前进但在根本上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暴力革命、恐怖活动，是无法用谴责、赞许或同情等简单范畴来肯定或是否定的。事实上，恐怖生活本身是纯净的、没有道德（正与反）方面的意义的。现代国际恐怖活动的频繁出现，是现代世界的危机正在重组未来世界的征兆；也是现有的人类感情已经进入无助而癫狂的白热化状态的表现。它的作用，正如罗马共和国末年的地中海区域的海盗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结果催生了帝国时代的来到。恐怖份子成为文明历史的夏季即将消逝，其秋风即将萧瑟的预告。



137



不少宗教组织“天下兄弟姐妹一家人”的思想，带有兄妹通婚的亲密暗示，不尽反映了血婚的遗迹，且是对古典世界家庭解体的应对。如果借用一下，又何尝不是在说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伴随“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乱伦意识和乱伦行为合理化与普遍化？在这方面，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因为缺了“姐妹”一环，也就比之保守得多。这样看来，孔子只是应对了礼坏乐崩的结果，而没有承认兄弟姐妹的平权。在一切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说教”后面，都横亘着那个社会文明的尸体。因为社会文明是在流变之中。



在流变中，作为潮的文化，和时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陈列──演变──翻新──不断巡回展出。巡回展出中的思潮，可以把思想家推向声誉的高峰，也可以把他贬值、扭曲、甚至销毁。被思潮否定的思想，未必不佳。而被思潮拥戴的思想，可能毫无新的内容，经常此起彼伏、像是泡沫一样与时俱灭（“与时俱进”）。在这种命运前，任何现在时态的预言，都会变成过去时态的陈述。



138



社会时尚（正如个人感情），可以把一个丑妇变成临时美女──嫫母式的西施诞生了。时尚，也可以把一个美女变成暂时的丑妇甚至永恒的骷髅──西施式的嫫母被制造了出来。时尚变来变去，为什么总是划着“圆”？它环绕的轴心又是什么？这些自以为可爱的“新潮少女”──竟把自己视作学者、思想家、艺术家、明星、领袖人物！



悲哉，今日之中国！悲哉，今日之世界！悲哉，秋之为气也！……这些风云人物啊，愤世嫉俗者称他们为“影星──文化X女”。不，他们还不是X女。公平地说，他们是些“新潮少女”；当然，还有那些年近半百的新潮老太、甚至年逾古稀的新潮老顽童。他们竞逐时尚，其实是心旌神摇自己的欲望。



139



文化迁异的轴心是“性”？是人作为生命载体的基本冲动。“表层的文化”（或曰“文化的灰尘”）、“深层的文化”（或曰“文化的精魂”），思潮的波动、心理的结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面对这基本冲动，连朽木都会随之而舞的。



文化就是这样“脱离了人的生物性”。但“脱离”只是皮相，如果太远了，就会无所附着，“物极必反”的原始意义，只这样适于文化界，而难推及自然界的。文化抑制人的生物性的那一面，但在更大的空间、更大的时间中，予以成全。



“新潮”所追求的，是手段；其目标，依然故我：在新的文化气氛中，如何确保并发挥古老的生物潜能？这才是“生命的内涵”。



140



辩证大师们嘴下的“真正历史”又是什么呢？那是一些对已成的“历史定论”的乌托邦式的愤懑。



他们相信有一种“真实的历史”躲藏在“被篡改的历史”的背后！当然，那样的历史更合乎他们的心愿。而流行的历史定论，是要使他们的存在价值打上一个很大折扣的。这是他们的“历史良心”根本无法忍受的。



但事实上，“真正的历史”与“流行的历史”，同是一厢情愿；不同的只是，它是在野一方的一厢情愿。而“流行的历史”则反映了在朝者的看法，这些看法同样是为了某种生存价值而进行的辩护。过去了的事件、变故、遭遇等破碎的片段（这被流俗目为“历史“）……是构不成所谓“历史”的。除非它们具有某种有机核心做为“脊椎”，这脊椎除了强烈的感情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历史共鸣的心灵中，所腾现的“历史”，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体现一贯到底的气运。



过去的事件、人民生活的故事──只有在“有情者”的眼中，才具有一贯性。本来，他对于这种精神上的豁然贯通，应当缄默不言的。可是许多号称“智人”的低级野兽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用人造的真理喋喋不休，其杰作，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因果关系”的发明。



141



“因果关系”像日历一样，是人为的规定（假定），所以，任何一个社会每隔一段时期，就需要重新换幅新的因果关系的图解，以备掌权者的解说。这业难怪“工具主义者”们振振有词了。可见，历史的真相是人的智力没有办法抓住的。对“客体历史”的信仰，是天下最大的荒诞。因为它用那主观创造的“因果关系”，代替了永远消失的客体；并以过去事件的记忆、传说、理解、辨认……拼凑历史的七巧板；从而使得“历史”在我们心中，不是僵死的遗迹、消散的烟云，而是具有某种人格，仿佛近似古代英雄那半神半人生命的延伸。



正是在“历史上”──我们照见了自己的心灵！





五、略论文化的三命运



142



音乐代表某种高度的内心和谐状态。即使


这音乐狂暴、骚乱、惴惴不安、充满痛苦


的痉挛──也还都是内心意义的某种和谐。


没有这内在的和谐，音响怎能变成音乐？


如果那样，任何一种音乐，都是难以激动


人心的。



音乐于是成为“内心的秩序”；足以与“礼”


这“人世的秩序”交相辉映、水乳并融。此


中义理，早在《礼记·乐记》中，有充分


的古典阐释。



音乐是文化的激动人心的象征。每一个民


族的庙堂音乐，都代表这个民族的文化心


灵；每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都代表这个


时代的历史记忆，及其对未来的希望。某


种文化的“特质”（如果真有这种玩艺儿的


话），最大的可能就是体现在它的音乐色


彩、音乐形式、音乐方向、音乐所表达的


欲望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


，中国民间的主流音乐是缺乏超越性和终


极关怀的、而且是现世意识主导下的享乐


主义的“靡靡之音”。



143



一旦内心的秩序（“乐”）与人世的秩序（


“礼”）这两极之间发生了姐龋；内在的灵


性与外在的规律怒目相向，文化的和谐状


态就完结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的分化状


态。这分化给人们以繁荣昌盛的印象，并


倔起旺盛创造力量。于是人们说，这是文


化的“黄金时代”。继文化的大分化时代而


起的，则是文化的分裂状态；这时，文化


的这一部分试图吞噬文化的那一部分；文


化的某一枝桠试图毁灭文化的其余枝桠。


各部分、各枝桠之间的互不沟通、不屑理


解、对垒分明、亟欲决一生死……最后，某


一派别胜利了，在其枝桠意义上，然后吞


并、消化了文化的其它“残存”。



一场伟大残酷的扫荡战，就要展开了！继


分化分裂的时代而后，风起云涌。韩非子


的《五蠢》，是一部典型的宣战书。在硝


烟弥漫的厮杀后，巨大的世界帝国的绝对


统治的帷幕，就要降临。对此，无须好与


坏的评价，只须有与无的事实描述。



144



和谐时期的文化主流及基本世界观是“宗


教”；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是军事


性质的。分化时期的文化主流及其基本世


界观是”艺术”；它的统治方法的基本倾向


，是商业性质的。分裂时期文化主流及其


基本世界观，是“科学”；它的统治方法的


基本倾向，是政治性质的。宗教带来和谐


；艺术带来分化；科学带来分裂。因为它


们分别提供了“凝聚力”、“分化力”、“离


心力”。伟大的政治创举，是产生于反抗


文化分裂状态的努力；普遍的商业冲动，


则是对文化分化状态的反（所以商业主义


，是一切高级文化的致命伤。）而频繁的


军事活动，是对文化和谐状态所带来的深


刻寂寞无聊进行的排解。



──这就是历史的“阴阳面孔”！



145



大众的科学，是强化政治的有效手段；大


众的艺术，则成为商业的广告；宗教为军


事活动的惨酷性质，涂上一层神圣的色彩


──凡此种种，真是各得其所。



任何文化，都是逃不脱上述的连环宿命；


甚至甘心于此，陶然自得；甚至乐于孵化


出文化之蛆！



过于热烈的“文化阳光”，孵化出繁殖过度


的“文化之蛆”：这是一幅幅现代市民的生


活的“疯狂剧照”。而这些“文化之蛆”，正


是“文化生命的内在机制”埋伏或是派遣来


彻底解构其文化机体及其一切创造品的。


好一幅可敬可畏的宿命图画！



源源不断的能源供应……从粮食到石油，从


电子装备到心理兴奋剂一一使得人口疯长


，人们的活动目标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


类似某种生产过程；于是，酒足饭饱、肥


肥胖胖的家伙，越来越感到精神空虚和焦


虑不耐烦。因为精神力量本来是为支持身


体力量的不足而准备的，如果身体上的困


难降低到零，那精神反因无用武之地而变


得狂躁不安了，这就叫“饱暖思淫欲”。─


这也是文化史上必定要发生、必定要来临


、必定要过去的“能量大释放时代”。一个


疯狂的解放、宣泄的时代：它注定要将历


代的文化积累、心理积累、精力积累总之


是能量的积累，统统挥霍殆尽；迎来一个


苍白无力和气息奄奄的“虚脱的世纪末”。


在新的世纪中，将有许多极端的心理事件


和一些富于征兆性的事物来临，落在四散


惊逃的人民的头上。他们将为其父辈的纵


欲无度的“大释能”，付出可观的、惨不忍


睹的代价。



146



这不仅是关乎“善恶”的永恒问题，而首先


是哲学意义“历史力学”的课题，此消则彼


长，此长则彼消。



“体验”是什么？体验是最大的虚无：人人


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自觉与否而已


。人人都有其“独特的体验”，只是敏感程


度不同而已。而人人都有的东西，不会是


价值很高的东西，所以，问题不在于“体


验”，而在于“体验了什么”。一个人的体


验既不可被人感知、也就无法做为真理受


到举世接纳，又如何征服人心、催化历史


、陶铸天地？那么它的“意义”又何在呢？


不求遭到无谓的理解，这是对的；但还是


要取得支配历史的地位，否则，除了徒然


还是徒然。



147



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标榜为“反对


唯心主义”的，术士而已。巴比伦的星象


家（天文学家）、古希腊的发明者（科学


家）、印度的巫师（数学家）、中国的方


士（化学家）、近代欧洲的发明家们……并


不是客观主义者，但确是十足地道的“唯


物主义者“。因为他们对自我心灵的理解


，是建立在对身外之物的信仰上的。同时


，他们对自己官能可靠性的信仰已经远远


超过智慧的范围。所以，适度的“怀疑主


义”的智慧补剂对他们的心智是利大于弊


的。因为，即使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多数情况下也是建立在对“社会法则“的认


识基础上。随着社会变化和社会法则的移


易，自然规律也永远处在变化不定的状态


。



148



远古的神话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再具备


道德的性质，它原先包含的压抑精神、约


束行为的功能，已经结束。

近古的宗教则以自我克制与道德异化的形


态，垂范至今。因而，神话是失去仪礼的


言语，类似童年的冲动。宗教则是固守仪


礼的教义，有意无意的过年的规范。



突破仪礼拘束的神话，近乎天启。作为一


切新文化的前兆，为蓬勃有力的生活，提


供最持久的动力。高级宗教则相反，它的


起源是为一个衰竭了的居民实体提供定心


丸；为精神阳痿的民族，开出一帖内在充


实的补药。



千万不要混淆清晨（原始宗教），与黄昏


（高级宗教）：尽管二者都是朦朦胧胧、


神秘动人。它们中间，毕竟还隔着一个热


闹非凡的世俗主义时代，那也是主权国家


横行无忌的日子，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启蒙轴心。

庄严而肃穆、寒冷消沉的夜！现在，我们


陷入了衰竭与颓废的时代精神：当文明衰


竭与颓废时：



A、讨论多于决策



B、清谈胜过行动



C、规律压制创造



D、优柔寡断的思想取代了敢打敢拼的行


动



E、宣传代替了哲学



F、权力上的等级取代了赤子真情的力量



G、社会习惯强求一律、杀害忠良、鼓励


背叛



H、社会舆论与创造历史的人们之间，形


不成正面的反馈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六、罗马史的例证



149



历史表明，罗马并无纯一的种族起源。构


成其渊源的三大成分是：萨宾人、拉丁人


、埃特鲁里亚人。而所谓“罗马文化”也从


来没有存在过。罗马人只是像日本人那种


适当消化了各种外来的文化成分，然后综


合为某种特殊的秩序。埃特鲁里亚人、希


腊人、迦太基人，都是作为罗马的敌人和


“良师”，而进入罗马的历史的。然后作为


罗马的俘虏和“奴隶”，退出罗马的历史的


。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过着简朴的农牧生


活；同时，对罗马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


埃特鲁里亚人却过着奢华的商业生活，但


埃特鲁里亚人后来怎样了？他们从历史中


“消失”了。罗马人在日后，却一鸣惊人，


一飞冲天。



古罗马的历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命


运的选择：是生活舒适而沦为仆役呢，还


是勤政不息去争取霸权？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才具有内在的力量。


这种力量既体现为（或被后人评价为）：


“罗马人的美德”（坚定、简朴、头脑迟钝


、感情简单）。也体现为（或评价为）“


原始性”。此美德与原始性，实是同一存


在。



150



历史表明，原始的美德远比文明的才智更


有征服的力量。因为，无才智的但有原始


美德的社会，还可以获得才智（或自己学


习，或聘请或掳掠才智之士以充实自己的


智羹）；但无美德的而仅有才智的社会，


却难以再从“文明”重返“原始”──熟透的果


子是开不出鲜花，而只能烂掉的。



罗马人没有被埃特鲁里亚人的物质文明腐


蚀掉，却被希腊人的精神文化软化掉了。


这不仅由于希腊的思想与艺术的创造者们


比埃特鲁里亚只会经商、做手艺的的仿效


者更有魔力，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罗马人自


己已经发生了变化……三百年的岁月没有白


白流逝，罗马人终于成熟起来，开了花，


并结了果。



那果子，是他们的世界帝国；而他们的花


，却苍白无力──从希腊学来的文化与技艺


是罗马的精神支柱。这使得他们的果子也


先天不足，这给罗马世界帝国的崩溃，埋


伏下了精神上的裂壑。



罗马人的成功，不仅得自他们的野蛮、廉


洁、纯朴、迟钝等等高贵的统治本能，而


且与他们的“正义”和战略精明结下不解之


缘。



他们先后与埃特兽里亚人、其它拉丁城市


、两西西里的希腊人、北非的迦太基人、


爱琴海周围的希腊人──结盟，又逐个反目


：结果其前任盟友无不沦为其奴役的对象


（美其名曰“罗马和平的享有者”）和被统


治的“同盟者”。



151



罗马据有意大利半岛天然的战略地位，处


东西南北的变通要冲。周围各主要部落在


罗马，都有种族、文化的成分，甚至有自


己的代表。罗马“七丘联盟”的建立，表明


其国家形态在早期已经具有“联邦”性质。



伟大的罗马，并不起源于“拉丁人的骄傲”


！相反，它长期蛰伏于埃特鲁里亚人的统


治压力下。



浮华、夸张、艳丽、过于市场化的埃特鲁


里亚城市商业文化──曾一度支配过罗马的


灵魂。罗马人甚至祀奉过埃特鲁里亚人的


“神”！到了公元前480年左右，罗马人终


于联合拉丁其它城市和希腊的殖民者，驱


逐了他们的文化先师埃特鲁里亚人，重新


回到自己的简朴生活中去。商业文化的失


势，无疑为罗马日后的强大政治势力奠定


了坚实基础。



文化混同、外国统治、五方杂处，常被认


为是对民族自尊心的打击或是对民族传统


的不利因素──但罗马史（其它民族的历史


亦然）证明，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



我们的结论是，过于顽固的文化传统，构


成国家强大、文化昌盛的障碍。而绝对拒


绝混同、杂处（作为更新传统的过程），


则是文化老化、国脉僵硬的表现。由于民


族自尊心（这发自某种古老的动物本能：


排它性）的作用，一个民族集团是不会自


动地、心甘情愿地接受外来文化及其价值


准则的，对于有悠久历史的国土尤其如此


。因此，“适时”的和“恰当”的外来统治，


对于一个衰败民族的复兴也许是不可避免


的痛苦。



152



中国若能达到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复兴，则


将具有不可预测的后果。迄今为止，还没


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能从自己那名为往日


的光荣实即有毒的梦魇中，挣脱出来过，


以轻装前进、再度进入历史的激流之中。



为了中国的兴起，我们必须有勇气埋藏（


而不是埋葬）“永恒的中国”以及对它“不


朽的回忆”。只有在数十百年之后，新文


化底定之日的晨辉已经透出，那时的人们


，再来“重新发现”我们古老的中国──这是


为了获得新精神的补药；而非退回到死去


的传统。



富于创造性的个人，应该变得“健忘”起来


，否则，将陷于固步自封的泥淖。一个民


族也是如此──它若不与“过去”保持必要的


、适当的距离，在“未来”的天地中将会趑


趄不前。



153



“多难兴邦”的真正要素，在于唯有现实的


灾难，方能使人的心灵从对往日的沉缅和


幻想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效地把握实在之


流。相反，若是失却了现实的压力，任何


灵魂（包括个人的灵魂和“民族的灵魂”或


“文化的灵魂”）都难免蜕化得浮泛、空洞


、和奢华，它也许在审美上有价值，但那


只是失败的、纪念物的价值，是博物院星


的价值。



新一轮世界性的统治民族（基础广泛的统


治集团，如“罗马公民”），不可能象罗马


人那样从相对的“自然状态”里凝聚崛起了


。因为第一，现代已少有古罗马人那种具


有内在活力的原始民族；第二，现代人类


面临的文化压力（欧洲化）远较古代世界


所面临的文化压力（希腊化）为大。



这样，未来的罗马式集团所仰赖的精神形


式的力量，将要大于古罗马型的无意识形


式（所谓“罗马人的美德”）。有意识的精


神形式及其内在力量，不是集团的、原始


传统中的自然产物；而是个人的、具有革


命性质的人造品。它的训练性和灌输性，


要远远强于前者。



对伟大人格的期待，对哲学家帝王的需要


；将不同于希腊城邦没落中的心情或罗马


帝政时代的崇拜，相反，它倒类似于罗马


共和时代的“民主运动”──这正是现代世界


与古代世界恰恰相反的表现。天子，不是


一个“新约的基督”，在更大程度上，他是


一位“旧约的弥赛亚”，现代世界的弥赛亚


。



154



在古代神权政治下，耶稣基督的应时表现


（“世界服饰”或“历史形式”）是“拯救人


类”。但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压迫下，天子


的历史形式将是以优生学的方式，重振人


类的精华、刷新精神的世界……他的忧虑，


将不是古代的“数”，而是现代的“量”：逆


转现代的滥竽充数。



155



中国的情况则表明，社会与文化的繁盛，


会阻碍思想与政治的统一。



A、文化中心地带多为小国林立，如先秦


时代的三晋、齐、鲁等地；且此等小国文


化，常较边鄙的大国为优。



B、伟大强国如马其顿（对希腊世界而言


）、罗马（对希腊化地中海世界而言）、


不列颠帝国（对欧洲大陆而言）、美国（


对欧洲化的地球村世界而言）等，一一都


兴起于文化边鄙地带。



C、文化激励个性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


赖个性卓著的人格；因而文化的发展不可


避免带来社会的离心倾向；社会的离心力


也往往演化为文化上的创造力。文化的创


造者往往与社会上的叛逆者同一。社会的


秩序有抑制文化发展的功能；或玩弄文化


于股掌、或买卖文化于店堂。



D、历史一再揭示：一统天下的强权中心


，无不对精雕细刻的文化怀有深深的轻视


。它们可以随手扔掉许多抢来的“文物”，


或仅仅拿来充当玩物和摆设──以增添“可


汗大帐”里的优雅气氛！而这些在世界征


服者看来可有可无的东西，却是那些被征


服民族如此珍视的成就与偶像！而惟有这


些强权中心的主人，才是文化的收获者。


尽管他们不是播种者、耕耘者、栽培者……


他们当然不会像是美国、不列颠帝国、迦


太基、科林斯这样由市侩统治的重商主义


的实体，它们仅仅把国家活动视为商业扩


张的手段。确然，不列颠帝国与迦太基有


许多相似之处：先后与法、德对峙而终必


亡于纳粹、苏俄或是未来的蒙古之类等大


陆强权。尽管，它与大陆诸国生来属于不


同的体系，从文学到法律；从科学到宗教


意识。



E、要对文化实行某种程度的收获，甚至“


处理”、“围剿”、“聚歼”等等某种纯净而


普遍的秩序，才可能出现并胜利。纯净是


普遍的前提与内容；普遍是纯净的保障与


形式。秩序终究难忍文化对它的考究、疑


问、挑衅、攻击等等。而收获文化的壮举


，也并不是豪情使然，倒是需要水到渠成


，需要冷酷的魄力与无忌的手段。而这魄


力与手腕，决不会产生于那些曾经辛苦创


造这些文化的民族！所以，历史的定律说


：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决不会是世界文化


的创造者。历史的收获者，怎么会是历史


的拓荒者：文化的贮藏者，不是文化的酿


造者。



F、两个强国如果在人口、资源、生产能


力等诸方面势均力敌──谁的文化创造力强


，谁的军政力量就弱；谁的文化嗅觉迟钝


；谁的军政眼光就敏锐。这种现象甚至可


以从生物学的“器官均衡论”方面找到许多


解释，更能在历史中找到许多证据。



156



“人民运动”，是历史改变其形态、文化转


辙其方向的必要杠杆，但却不是所谓的“


动力”。尽管历史的形态和文化方向的生


成，诚然受制于杠杆的形态；但这一生成


的动力，却永远都是那极少数不甘为奴者


的反抗意志。



“少数人不顾死活的反抗意志”──这推动力


若不能有效掀起一场规模足够的“人民运


动”：就难以成功地搓揉历史、锻铸文化


。从这个意义说，“人民运动”倒也不失为


值得重视的开山斧钺。



历史说：那些莫测高深的“学术著作”，成


功地用一套无聊的术语为自己的病弱之身


做了护身的铠甲，所以看上去叮当作响，


很是煌煌；那些闭门造车的“理论著作”，


只有无情冒险家才极力运用它，只有乐于


受骗者才愿意相信它──这些著作，对人民


的运动历来殊少影响。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则几近于零：它们对历史进程的贡献，是


装饰性的。



它们用烦琐的分析及其讨厌的枝蔓，压制


玲拢透彻的直觉，并掩盖大彻大悟的大体


。它们用喋喋不休休地说“理”和谈“天”，


泯灭良知，杀害自然的人。这不可取的文


明病，“老去不知花有态”。



这样的人民运动，需要那种透明但不失其


神秘的“宗教”，以凝聚超凡的力──它要求


简单、明快、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加上


深刻的暗示、雄劲的风格。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七、新时代的图解



157



A，我看到了新时代的“蒙娜丽莎”──这是


一位瘦削而贪婪、疲惫慷倦而双目欲火灼


灼的女巫（物欲至上的解放牌）。包围这


位美丽的女强人的，不再是那层淡淡远雾


，而是炙热的现代感（“地狱之火”）。这


现代拜物教的女巫──已经恢复了赤裸裸、


来去无牵挂的本来……这是生机衰竭的淫乱


状态……



B，我看到新时代的“西斯庭玛利亚”。那


是绝望的母亲怀抱着一个流产的婴孩。平


和雍容的气象，早已让位给紧迫得发抖的


现代气氛。这婴孩应出之以第三世界那些


饥饿的死婴的图象。双重的寓意！人口爆


炸的肇因，从技术上说是医术的发展；从


哲学上说是人体崇拜（人本主义的偶像崇


拜）的终局。



C，我看到了新时代的“大卫王”。他是集


中营、战俘营中的垂死囚徒。他双日深陷


，眼光呆滞、颤颤巍巍，弱不禁风。他不


是“胜利之王”；而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


狗”。他生动显现了现代文明的破产。对“


人”的过度尊崇，除了导致“人”的更大堕


落以至灵魂破灭（被盘剥殆尽）以致最终


的世界屠杀（如秦坑赵战俘四十万，项羽


杀秦降卒二十万）外，无一用途。正如女


性的“解放”，也是这样毁灭了妇女的存在


。现代的时髦女人，以在职业、风尚、心


理上变成男人为时尚，其终极目标是在生


理上也变为男性，所以女权运动的方向，


是从产房到变性手术室？性的模糊，性的


多余。（复制克隆人的诞生。）



D，有哪一位画家，能用他的线条来展示


这样的图解：他就是新时代的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拉裴尔。他，将不再为一个


纷争的宗教（罗马式的）打点行装；而是


为新时代曙光──驱逐那久已失色的残星（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的偶像崇拜）！他


必定不是区区艺人，而怀着对“现世”的厌


弃；以及对“来世”的希望！尽管这希望朦


胧、神秘、无边际──但其力量正在于此！



E，如果有一位政治家（而非各类牌号的


政治食客）像是身患梅毒的罗马教宗利奥


十世那样深刻理解并全力赞助这些新时代


的图解，就会有一股文明新潮，反转过来


，冲裂雅利安肉体崇拜的海岸？古希腊形


态的、印度教形态的、虾夷形态的、意大


利和近现代以来西方（包括一切“欧化”即


西方化了的地方）的人肉崇拜──要被更高


的崇拜取代，泛神论将被还原为“邪恶的


欲望”……



F，感性的美还能让位给灵性之美？哲学


理性关于既成世界的种种冷酷分析和刻板


断言，还能让位给超理的关于将来世界的


热烈憧憬及其生动造型？人的文明还能再


次返老还童？



G，“测谎仪”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


）中越来越流行的现实，也许不应视为孤


立的偶然事件。这是效率与机器向人道和


个性的宣战，是尊严和隐私权开始死亡的


记号，是西方文明开始背弃其原有价值、


信念的又一征兆。诸如此类的事件提示我


们：科学正与它在中世纪与近代初期的母


体“人本主义”不断分裂。“复制人”的出现


表明，人对机器文明的利用程度越深，自


己的独立性也就越脆弱。随着依赖性的加


强，人也就越来越不能无视机器文明对人


的精神世界乃至人的生物存在所提出的挑


战、作出的控制。满足这些压力，对人性


来说，意味着某种牺牲──“有所得者必有


所失”。古老的箴言再次凸现了新的含义


？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二章文化史定律



八、最后的与最初的



158



A，任何文化系统、任何社会结构都会崩


溃，不是暂时的混乱、失调、革命；而是


永久的消解：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基本事


实。现代人的历史经验已经很少对此质疑


，但对导致这一终局的要素，却少有共同


认可的解释。有人从经济方面寻找原因：


有人从政治方面寻找原因；有人从民族性


格方面寻找原因……等等。总的说，所有的


解释都缺乏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灵验。



B，革命，作为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内的


各集团性暴乱，有时菲有明确的宗旨和严


密的组织，当然也并不是这种崩溃的导因


；相反，它只是这崩溃进程的一个个里程


碑。革命象征文化系统、社会结构的病症


，而非病因。最深刻、最隐秘的病毒和死


亡线──应该到更深刻和更不为人所知的地


方寻找。成功的革命可以政变社会结构并


改造文化系统；从而使得这两者具有相对


更人的容量、使其潜力大大增加。所以一


个成功的革命，不会危害文化系统的活力


和社会结构的弹性：成功的革命本身就是


一个建设者。它推进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


的生长、发育；而不是打击它、抑制它、


甚至阻断它、破坏它……



失败的革命则不然。我们评价、回顾一个


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切不可以革命


者的口号、纲领、理想是否得以实现这一


点，作为有效的标准和尺度。而应该看，


它对于它所借以兴起的那个文化系统、那


个社会结构，是否起了建设性的作用。有


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一个革命所借以


煽动群众的那些口号、纲领、理想……失败


得愈惨、愈彻底──这个革命再实际上和功


能上取得的成功也就愈大。因为许多革命


所凭借兴起的煽动工具与其历史使命之间


，天生就横亘一条深刻的鸿沟。而真正的


革命者在命运彼关的历史转折关头，应毫


不犹豫地抛弃那已经过时的煽动工具与前


期革命的徒众，以便勇敢地跨越鸿沟：去


实现这一革命的“实际使命”。──这不是“


背叛”，这是历史感和大器度的表现。



诅咒革命、厌恶革命、反对革命的人们──


不仅由于天性与利益使然；也由于不理解


革命对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命运，至关


紧要。所以早期阶段，革命的宣传要比革


命的暴力，更重要。革命的宣传不仅应当


聚集徒众，更应该深入敌营、涣散统治阶


级的优越感、摧毁他们的良心、使他们产


生罪恶感与孤立无援的感觉，并最终被恐


惧感压倒！



159



当一种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气数已尽、


“恶贯满盈”，已经迫近它的末路时──为了


挽救它（尽管革命者们在意志方向主观上


是意欲摧毁它的），而发动的各种革命总


是一再失败。当社会本身全面精疲力竭之


后，这类革命终于流为毫无希望的宫庭政


变，整个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就在这种


最后的、微弱的痉挛状态中，渐渐麻痹、


死去。



相反，当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还充满生


机，定数存在充足之际──为医治它一时的


病症而发动的革命总是能够大功告，继而


开创一个繁荣、相对稳定的生长期。因为


每个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都有其“定


数”。这个定数，体现为它先天隐藏在种


种表征底层的框架、结构、“关系”。



这些框架、结构、“关系”的形成与确定，


是基于这个文化所力图应付的首要而基本


的生存问题。一旦形成就不易更改，最后


确立就不能更改──除非主体已经宣告消解


。



促成这类形成、确定的因素十分复杂。其


中偶然的机缘又占极突出的分量。对此，


可参照儿童心理的发展：偶然的事变，不


仅为以后的发展定形，而且影响能量的分


配。类似的偶然机缘，已经构成先天的限


制，并最终将使得文化丧失活力，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文化毒素”或“文明隐秘的死


亡线”。



160



一切艺术创造、科学发见、政治建树、经


济状态、宗教情感及哲学观念……一切最广


泛意义上的文化创造──都被严格限制在这


先天的牢笼中。在人类之间，又哪里有什


么能够跨越时空的共通的“文化财富”呢？



不同文化实体的居民，若不曲解别人、差


强人意，又从哪里去“互相学习”、“相互


理解”？而时间上先后时序分割错开的文


化体，就更是如此。



先天的限制，诚然被后天的创造一再突破


，然而，不论这余地多深、弹性多大，总


有一个极限：当这极限已达到，文明的恶


贯业已满盈，势在必发的全盘毁灭，终于


降临。



161



人是一种心理动物。按照生理学家说的程


序，心理活动，本是从属生理需要和生存


要求的前提的，但不幸，有时这类程序也


会颠倒过来，心理状态向生理需要和生存


要求提出反建议，甚至是最后通谍！也就


是所谓“哀的米敦书”（Ultimatum）。采


取这样光明磊落的宣战行动，足以堪称伟


大的灵魂，他以自己的独立宣言对身体宣


战，抵达“自胜者强”。这当然要远远胜过


一再躲在阴暗角落里偷袭对手的“大日本


帝国”。这些精神上优越的人物，简直就


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他的所言所行，


在在透露天启。天启的优越性连朱元璋的


后代都能领悟。结果成了一个明朝的年号


。不幸的是，盗用向来不会有好结果，天


启元年（1621年，辛酉）东北土司努尔哈


赤洗劫了辽沈地区，拉开了偷袭中国的序


幕。努尔哈赤的后代不仅偷袭，而且趁乱


窃据，他们利用李自成造反，声称自己这


个明朝的宿敌要为明朝报仇（多么无耻而


可笑的借口），而潜入中国；并冒充明朝


王室成员，诱骗明朝百官前来朝贺，再威


逼分崩离析的汉化人群一一接受他们的“


统治”。然而，根据“盗用向来不会有好结


果”的原理，三百年后满洲人退出明朝故


宫时，其民族也完全消亡了。这就是满洲


人与蒙古人不同命运：蒙古人是明火执仗


的土匪，满洲人是偷偷摸摸的窃贼，所以


蒙古人逃离北京后还能作为一个野蛮民族


继续生存，而满洲人离开故宫后就只能融


化于汉化人群的汪洋大海中了。





162



精神要求扩张的强劲冲动，足以把人从一


个地方抛到另一个地方，从已知的环境抛


到陌生的天地。全部种族、全部文明，都


是这样一部精神扩张、繁育天地的历史。



这不是全部内容。



精神扩张除导致身体的运动（及其带动的


历史运动），还是精神本身的成熟过程。


精神运动既向空间伸展，又向时间伸展。


向空间伸展的结果是“文化”，向时间伸展


的结果是“历史”。“历史”是连续的“文化”


，“文化”呈片段的“历史”。



扩张的精神运动，要求有建树，要求有创


造。它不仅充塞当下的空间，还要垂范于


后世的时间。渴望不朽的冲动，已经涌到


天堂与地狱之外的模糊地带。



163



人性不知疲倦。尤其对文化创造这高级游


戏，更乐此不疲。否则它就会感到无聊，


无聊将演变成压抑感，特别当创造欲被严


酷地遏制时──于是空虚、绝望，就会乘虚


而入、接踵而至。



心理学认为，强烈的压抑感会使人变得抑


郁、烦躁，进一步则令人失去耐性、扔掉


克制的美德甚至丧失理智，以“复仇”为名


的精神病，流行四海。我们不可轻视“复


仇”，因为它是宇宙反压抑力最强表现。


希腊人将复仇的蛇怪女神奉为至圣，非无


来由。虽然“复仇”的结果大体都是破坏性


的，而只有不世出的天才，方能以“复仇”


开始，以创造告终。这是文化与历史的例


外幸运？还是不幸？



考察了上述情况，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危


机永远潜伏：当一个文化系统和社会结构


的可伸缩性之极限，已经达到，而人性又


强烈要求继续创造时，社会灾难就成为不


可避免的。这类大灾难趋向于“经济过热─


─通货紧缩的循环”，也趋向于“极端腐化


与新野蛮主义的循环”，野蛮进程的咚咚


战鼓，并非来“结果文化系统的命”，而是


“从骨子里更新它”，尽管为了布新，不得


不除旧。这时，主要的创造性，体现为毁


灭的技巧。这“大毁灭”，是终结，但归结


为启始。



总之，社会也像个人：它需要不断扩张，


否则就会被内乱吞噬。正如个人若不扩张


，内在的生长力量就会转过来反对他自己


，直到活活杀死他。说到底，个人与社会


的内压，需要外在目标来发泄；否则将自


戕。



164



当一个社会由于外力而被迫停止扩张，它


唯一的出路就是，用日益加紧的文化建树


，来减轻社会的爆炸性局势。而等到文化


系统上的空隙已经饱和之后，这唯一的出


路也被堵死。于是社会就在重压下默默度


日，静等那个大毁灭的时刻。



“极少数人”因此是永远不甘寂寞的，他们


会在“反抗不合理”的旗帜下集合起来，向


僵化的文化系统及其社会结构发动一场足


以致命的攻击。由于长期压抑的作用，这


场攻击经常会蜕化为野蛮主义的风起云涌


，完全失去人力的控制。因为它失去了控


制，才是天意。



在这种意义上，最后的胜利难道不总是属


于最初的吗？……



这不是一个玄理，而是一种经验。



就拿“印象”来说，人对某物或某人的印象


，“第一印象”必与以后逐渐积累起来的印


象有所不同，然而，“第一印象”不仅较逐


渐积累起来的印象系列，更为深刻。而且


最后被验证的，几乎都是“第一印象”的正


确系性。这似乎有两个原因：



A，人们深受成见的支配与主宰，而成见


则受“第一印象”之极大影响；



B，逐渐积累的印象系列，是由于种种互


相交往中的干扰而愈来愈缺乏原始性，但


也愈来愈片面、愈来愈失真了。因此最后


的印象倒与“第一印象”甚为合拍。只有“


第一印象”能脱略交往造成的干扰，以后


的印象则愈来愈深受这种干扰的影响。



再拿“爱情”来说，当你问一个历经一生风


暴，但已停下来等待死亡的老人：“哪一


次恋爱最堪回味？”他总是举出他的初恋


，如果这初恋给他带来悲惨的遭遇，他甚


至也不会对之悔恨的，反而因痛苦而愈增


其美呢。也许，他在初恋之后又经历了多


次“美好的罗曼蒂克”，甚至遇到了比他初


恋对象更纯真、善良、美丽的女人……但这


一切并不能磨灭那初恋的魔影，尽管，有


时是从相反的方向使他耿耿于怀……他对对


女人的总评价、总态度，多是从初恋对象


那儿获得的，男人对女人的最后结论，很


多情况下只是“将其对初恋对象的观感推


而广之”的结果……



这里同样有两个原因：



A，初恋的心最敏感、细腻；对女人因此


也最少成见。因而较易获得对女人真切印


象；



B，初恋者的“没有经验”，使他和女人的


相互反应，足以显示他和女人的各自本性


──如果他有了经验，学会了一套“交际的


技术”，则女人对他的反应，很大程度上


就成为对其交际技术的反应，而不纯粹是


发自他和女人相合的本性了。



──再来看一看“英雄”：



历史上英雄们的“最后的胜利”，无非是最


后实现了他们的“初衷”！当他们一颗年轻


的心初次跳荡幻想时，那支幻想之曲往往


也就构成他一生的基调。在他一生中，也


许参杂许多的变调，但这基调却不绝如缕


，始终绵延……尽管时隐时现、时强时弱，


时粗时细，时出时隐，但却从未消失。



最初从他心中最初涌溢的对于世界的观感


，往往就是他成熟的世界观的真正内核！


在这从最初到最终的历程中，他也许改变


许多，接触过繁杂的事物，甚至得过相反


的结论……但过多的弯路，并没有阻碍他笔


直地回到归宿、落入命运的圈套中。这归


宿与出发点竟如此接近！像是黄河与长江


的河源！这个最终的世界观的系统，竟和


他睁眼看世界的第一观感如此契合！难怪


康德要说什么先验知识。



令人惊异的巧合？也许。我们可以如此提


出解释：第一眼得出的印象、心灵初次跳


荡涌溢的幻想曲，都发自他的灵魂结构的


深处，这结构的内在发育（再加上他生来


陷入的社会情境），不难导出那最后成形


的“世界观”！所以，“世界观”实在是他内


在人格的有机部分……



人的理性和科学，现在也许似乎还不能对


“最终胜利的是最初的”这一现象，提出合


理的全面解释。我们只能询问这“最终”向


“最初”的回归究竟是由于什么驱力的作用


而无法提供最终的解答，但第一次出现的


，往往毕竟就是宿命的。



第一次来临的，往往贯穿于整个过程中。



第一次的闪光，往往是整个结构的预兆……



人生的多数事件，都可以用上述三个“第


一次”来交叉观察。



165



那印度哲学家，与大雄同时的“邪命外道”


的异端之祖拘舍罗，也号称宿命论的前定


主义者。我们的“宿命论”当然与这位纵欲


大师的“前定主义”颇有不同。他的前定主


义，是为自己的纵欲寻求理论的支持，而


我们的前定主义则是为了安慰这饱受创伤


的世界，并激励永不放弃的向上挑战的精


神。为此，我们应该成为“比拘舍罗还要


彻底的宿命论和前定主义的信仰者”！我


们的思想不是导向纵欲，而是导向创造：


我们的定数既然已经注定了现在的状态，


惟有创造的突破，方能抵达超越欲望的天


国。



我们的宿命拒绝消极！迎战积极！宿命论


决不说，“一切已被注定，就该无所事事


、坐以待毙。”而是说，”一切已经前定，


所以不必心怀戒惧，而应往直前，去揭开


命运的底牌！把命运给你的潜能，发挥尽


致！”这就是“尽性”。



宿命与尽性，尽性与宿命：别无二致。



这样就是我们的宿命论：对那不可知的神


秘，保持最大的虔诚。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一、历史是什么？

二、存在与虚无

三、历史多歧路

四、王阳明的错误

五、游走的黄金时代

六、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的神

七、孤愤

八、天神的阴谋

九、西方升起的太阳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一、历史是什么？



166



历史之天，从人生之谷的忧郁中，冉冉升起。



它的寥廓，是来自谷底的局促；它的清朗，是来自谷底的阴沉。



历史，于是成为人生的“完成状态”。



“进入历史”乃是死亡的代号，是人生价值已经结束的可怕标志。



一切有价值的人或物，都怀着各自秘密的意欲，“渴望进入历史”，然后在那里被固定、被存储起来。“历史之天”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包容自人生的谷底升腾起来的全部悲哀和喜悦，并通过神秘的机缘将之中和了，它交汇那些在世俗之称上全然相反的存在，在它无尽陶冶之下，一切歧异全消泯，一切渣滓全廓清，一切矛盾恰到好处，一切煎熬人的苦难，化做沁人心脾的福泽。



它是雄浑的，又是清癯的；它是无碍的，又是严峻的──它严格排斥不配进入那无形圣殿的存在，又放纵那些敢于翱翔于苍窍之上的超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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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天的纯净性，不在它空无一物、纤尘不染；而在它具备一切，使它包容的万有在它里面互相抵消了。《中庸》云：“致中和，天地育焉，万物位焉。”中和，这是历史之天终归清平的无敌酵母。“历史之天”，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困于人生谷底的灵魂，在无奈的心中酿出一片精神。就像那被圈于神瓶内的古代恶魔，在千年的孤独之后，迸发出的响彻天穹的狂烈笑声……



但它又不仅是幻想。它还是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生之最终归宿。不论是怎样的人生，不论这人生是辉煌是暗淡，多么坦荡或多么崎呕，多么丰盈或多么贫乏──都无一例外地汇归于斯、泯灭于斯……成为沧海一滴、云雾一缕……不论这人生与历史之天的奇观清彻，有多大牴牾与不协，都无可幸免地归入它那苍茫无际的沉默中。



历史之天，并非人生之谷的陪衬，也不是遥远、空洞的背景；它是自在的独立的统御者。人生不过是在它那永不停歇的巨型剧场中，不时上演的、一个个小小的剧目。有价值的人生，才得以上升为历史之天的微小但实在的组成部分──极端的苦难才能造就极端的人生，逼使它们上升到达常人不可想象的高度。



历史之天，是人生之谷的归宿。因此不能计入历史之天的人生，仿佛并不存在；而是很快地消亡。人生的精华，保存在历史之天无污染、不褪色的苍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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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天，正是我们意义的来世。明彻而悲凉的智慧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存在与这来世无缘，那么还有什么来世与我们结缘呢！历史之天的空灵而非物质，使它决不容纳活人。“历史人物”因而成为亡灵的代词，因为活人的血肉之躯实在而无常，不合历史之天的铁律。历史之天，是要索取人与文化的精华，而把不合其苛求的渣滓，尽行剔除……不，简直远远排斥，不是剔除，而是根本就沾不到边！仿佛渣滓无力承受苦难，如何升到令人惊诧的广寒之境？



我们的一切苦难和一切幸福，是在历史之天获得全新的形态和含义的。生存的波折，不是在那里消失掉，就是扬起疯狂的风帆。历史之天充满希望之翼的“来世”，同于各种宗教许诺给无知细民的“西天极乐”的另一种形态的来世！



历史之天有它的神秘感。它无穷的星光和不衰的引力，强烈吸引着那些配得上“伟大”称号的灵魂。这样的称号不是霸权者活着的时候自封的，而是基于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在它面前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胜利者的评价”，并且，还要透过描述，才能品出！尽管这种“寓评价于描述”的诡计往往也是下意识的。天真的人，自欺欺人，他们自以为是在讲述“真实的历史”，其实那在是发挥自己的评判。



而常人所说的“历史”，甚至还够不上以上意义的“回顾与展望”，它往往只是“对回忆的回忆”；甚至是“对回忆的回忆所行的再回忆”……因为过往的一切业已模糊不清定，亟需读者的想象力使之生动、活跃起来。想象力，因此十分可笑地成了历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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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意义吗？从“历史即往事”的角度讲，历史毫无意义，犹如垃圾，它只表达一个业已破碎凋零的过去。过去的生活灰飞烟灭、无有遗孑；只有一些遗物或传说在似是而非地传播，往往还是在传播病毒……而这一切残余，也注定要消逝殆尽的！



历史的意义，其实在于现在。在于它对现在人们生活的作用。“历史的本来意义”，是永远有待活人去重新发现的无边虚无：它有待生机盎然的人们，以血腥的奋斗，不断填充。事实上，实在的、纯粹的往事，对活人并无价值，也激不起真正的兴趣。人们需要的仅仅是象征的概括，而非琐细的事实。然后，人们是用自己理解的概念去串解事实，人们并不需要印证不了自己价值判断的真正事实。因为人们都是用自己的历史感受，建立起一些概念，然后用以切割史实的。而“历史给人们的启示”，则是读者用自己的灵感，投到历史里。“历史的经验”，则是活人自己的经验披上了“历史事件”的盛装。



我们的“历史感”其实也并非来自历史的典籍，而是来自阴云密布的生活压力。我们用这灵感，来抵御压力、照亮黑穹，所以，我们一步步援引史例为自己作证，引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以为自己的同调……这种莫须有的“高屋建瓴历史透视”，是驱散真实孤独的唯一良方！天才的灵感，把历史当作一个巨型储藏室，而取用的本体则在周遭的环境。历史之海如此恣肆，任什么灵感都可以存放进去而不露印迹。无怪历史储藏的容量对个人几乎是无限的，它以那么多的时间度量、容纳那么多的回忆、幻想、评价，并鼓励人的智力，把切割下来的断片，重组为真实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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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历史！是这么一个血肉横飞的屠场，一笼任人吹云嘘雨的天穹，一堆纵横捭阖的死亡判决书，一团光怪陆离的思想、一个自相矛盾的集合体……



如此历史，仿佛幻象的影集。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集群、每一有性格的“人”──都会按自己的热情重新涂抹、排列，然后阐释它，这新的涂抹、排列、阐释，要是传布开来，就构成新的历史之天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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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历史观念，排除了绝对论。“强调是可以的，执着却大可不必。”观念的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平衡作用，因此可以减缓世界弊病和时代偏差。生活中缺乏的东西，在观念世界里应得提倡，这有助于生活本身的健全，生活本身在不断变易，所以，观念的世界应向相反的方向流转易形；不是作为“反映者”或“镜子”；而是作为“补救者”或“锥子”！所以，只有“反动”的思想，才可能对生活起到互补的功能，才最能建立精神的价值！而“消除反动”，已经被二十世纪的革命证明，其实乃是建立暴政的借口。



哲学的观念、尤其是历史哲学的观念──从上述意义说，也只能是“反生活”的。不是反对生活；而是反抗生活中过与不及的弊端，以便更好地补充生活，推动生命。相对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正是生活本身的变幻不定性（从“纵”的角度看）和生活现象的复杂冲突性（从“横”的角度看）。在生活的液态面前，僵硬的绝对论，是进退失据、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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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无准的。天地，随时易。尽管为了更有效地对付生活、反抗压抑──我们制出了我们的准的、练出了我们的处变不惊……但这些能力却并不永远灵验。绝对论的错误，在于诱使细人们相信：这些能力会是不变的天纲地纪，或是什么万灵的仙丹……欺骗细民和白痴的各种绝对论，无一例外地要把人造的事物，神圣化，结果沦为偶像崇拜。这种偶象崇拜，只会使得我们的生活，趋于老化也就是程式化。



优秀的相对论者当然不会“绝对地排斥绝对观念”，显然，他们只是以相对的态度去反对绝对，以便使自己更强大、更灵巧，而不会在反对绝对的斗争中沦为无耻的绝对论者，从而中了绝对论者的圈套。所以，优秀的相对论者要象反对绝对的绝对观念那样反对绝对的相对观念！绝对的相对观念，像绝对的绝对观念一样，对开拓新生活的冲动，弊害无穷。因为唯一可能的绝对，乃是广大无边、空灵无碍、不具形式的“绝对”，即完全虚化的绝对，这样的绝对，才不致于对新的生命扩展，构成任何意义的掣肘。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



第三章历史的天空



二、存在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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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理论家们的历史感，正日益蜕化，所以他们被称为“智囊”，也就是聪明的酒囊饭袋。于是，历史在鼠目寸光的智囊们面前，就成了一堆越来越难理解的非人的构造。现代的学科迷信和科学迷信，已经浸透了人的五脏六肺，强制命运或诱骗顾客们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往往具体幻化为某种“经济力量”或“规律力量”），正恣意捏造历史。就这样，“历史”与”人”绝缘了，成为异化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对人而言，成了奴役的根源，成为现代极权国家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推行极端政策的借口，不仅支配专政权力，甚至也已经渗透了民主国家的方方面面，体现为商业主义的惟利是图。



而我们借以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却是与它们有些不同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它的平衡精神（阴阳调和）。中国的阴阳调和，是建立在非宗教的自然主义和非世俗的人文主义信念上。它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状态，可以产生巨大无匹的生长力量。当然，这与欧洲近世以来的世俗人文主义所主张的，对立人与自然、渴望“征服自然”的奇想，是根本不同的。



人们称古代中国文明为“史官文化”认为它是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人文主义的世俗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在古代无异具有优越性，因为它能使人们较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世界。这种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正如一切人间事物，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而导向僵化的功利主义，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这种习惯正是加剧中国社会僵化、文化沉闷的要因；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民族性”，遂使事情不可收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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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历史教化，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成为所谓的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信仰崩溃的的西方信徒。当然，这表明欧洲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功利主义，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们日益空洞的心灵。



二十世纪的西方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来。西方人，已经学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给历史以崇高的本体地位。这得多多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思想，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理论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某些著名人物），深深受到“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皮相，而且常常遭到他们的多动症观念的曲解。但毕竟，这些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人那里起作用了，十九世纪末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在事实上的“改宗”。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宣称“上帝死了”，后来被尼采夸大为时代的最强音）；它的崇拜对象从犹太式的清教徒们的“上帝”，一变为中国式的“历史”。（如卡尔马克思们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上帝的意志”。）



由于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区别，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是创造的而非引进的。在内容上，它也暂时从“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神话里。这主要是自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哲学的传统，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欧洲人也因此自诩创造而非引进了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实际上是中国式的历史崇拜──史官文明──的欧洲变种）。



但这只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可以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这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这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尽管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下），只有封建的精髓；它和社会主义的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完全背反。它崇尚的是竞争，它蔑视的是中和；而社会主义的理想，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的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唯物史观”仅其一种），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表面上看，自称基督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一切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了。甚至，连基督教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纷纷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一种新的什么“史观”了。



无怪孙中山曾对此感慨地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早已有了它们的原型。是的。甚至现今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同盟国──协约国”、“轴心国一同盟国”），也有古代的“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近来改换了“发达”一词）的欧洲蛮子，而是他们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东施”（“东方的西施”）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西方法宝”，在中国大地上互相对垒厮杀、搞得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祸乱中国的武器，日益酷烈的内战，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



他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西方世界致强之道，而是西方衰颓之光。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以治为本的思想，是对西方文明的内在危机作出的补救式反应，这对平息西方的内乱（它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也许有用；但对中国的富强，却南辕北辙。



这些急功近利的东西，严重威胁中国文化的复兴，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致弱的文化先导。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不是可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的。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复兴，是精神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只有人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才能激发社会的全面复兴。中国的命运一再证明了这一常识。尽管现代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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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生活在全球环境中。而这个地球，已经被公认为“一个村落”。可是在这个“村落”中，如今“虚无主义”却成了流行病。这多么荒唐！因为人，已经意识到那看不见的、弥漫在整个世界后边的“无限虚无”。



如果说，“观念和意识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一种基本被动的月光式的东西（有限的主观能动性！）──那么，“虚无”的观念又是何由产生的呢？它仅仅来自，人性本身的不稳定吗？它仅仅是种“被扭曲了的意识”吗？



如果世界无往而不是“实存”，如果世界充斥了“存在”，那么“虚无”观念这面镜子所“反映”的那个“虚无的现实”，又是在什么地方呢？



按照一个极端的唯物主义理论，无论如何，虚无应该就在世界中。否则，岂不等于承认了“另一世界”的真实性？



按照另一个极端的虚无主义者宣布，这世界却是虚幻的。他们认为世界的实在性，既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经不起理性的推敲。世界的真实性，仅仅是我们感官的某种属性；至于这个世界是否真实，“真实”又指什么，却不是我们的感性所能断定的。因为它只是空间性的存在，而达不到时间性的存在，所以时间能让真实变形。所谓理性，其实只是时间在人心中的绵延，正如感性是空间在人心中的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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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活着”──“我看到”──“我觉得”──“我欲望”这些，我们的感性究竟还知道别的什么呢？而“我”以及关于我的一切思想──岂不都是瞬息即逝的！这时，一个新曙光突然洞彻：“存在”与“虚无”，本来就是一回事。“虚无”，是人心中的时间性（理性的断定），对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的世界）所做的判断。而以人心中的空间性（感性）去看，世界便是实存的了。如此，存在也是虚无；虚无也是存在──哪里有什么一定之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现象与本质”：“现象”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现象”。除了“现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存在”；因此，即使最为荒诞无稽的幻想、稍纵即逝的念头，也被列为“精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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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这是别有用心者杜撰出来的神话！它的功用在于屈折人的常识和本能。一般人所说的“本质“──已经全部透露在“现象”之中了。而理论家所说的“本质”──只是他们强加给现象界的语言霸权。



现象世界的“矛盾性”，只说明了人心中的时间性（理性），在面对世界的时间性的时刻，所表现的软弱无能、摇摆无定；而根本无助于证明有什么“物自体”的存在。



在这种意义说，现象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现象。



岂有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