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全集第25卷）

希特勒绝对不是一个纳粹党人

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

（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

A 20th-Century Hoax ( the Case for Study: Adolph Hitler)（以上用斜体）

2010年在线版

2016年印刷版

谢选骏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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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阿道夫·希特勒是不是一个犹太人？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8月23日报道：根据最新出炉的DNA检测结果：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或北非人的后裔。而北非人和犹太人在遗传学上、在体质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上，其实是具有相当重合的。犹太人的后裔为何如此仇恨犹太人并且大力推行灭犹政策？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作者谢选骏发现，并且犹太人的后裔大力推行灭犹政策，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那就是“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运动，其领导人多是“剥削阶级出身”，其目的不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而是为了让自身成为“垄断剥削的阶级”。

Synopsis

Is Adolph Hitler a Jew or not? Xie Xuanjun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Jewish descendants have pursued-- in a big way-- a policy of wiping out the Jews is not an isolated phenomenon, but a case of a widespread 20th-century hoax, namely, the revolutionary campaign of wiping out the exploiting class. Most of the leaders of this campaign were themselves descendants of the exploiting class, and their purpose in launching the revolutionary campaign was not to liberate the proletariat, but rather to become monopolizers of explo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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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8月23日报道：根据最新出炉的DNA检测结果：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或北非人的后裔。而北非人和犹太人在遗传学上、在体质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上，其实是具有相当重合的。

比利时记者让·保罗·穆德斯和历史学家马克·维尔米伦。这两个人根据希特勒家族的39位亲属的DNA检测结果，发现这39个人的DNA样本中都含有一种名叫“Haplopgroup E1b1b”的染色体，即父系遗传(Y-DNA)。希特勒的这些亲属中包括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奥地利农场主，他被确认为是希特勒的远房表兄。而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突尼斯的柏柏尔族人，以及生活在德国和西班牙的犹太人体内，希特勒家族的这种基因片断非常普遍。“人们可以据此推测，希特勒本人与这些他所强烈鄙视的人种存在某些联系。”

另外一位名叫罗尼·德柯特的基因遗传学专家说，他完全同意上述的判断，他认为希特勒的祖先可能来自于北非地区。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对于那些支持或者反对希特勒的人来说，目前尚难以预测这一新发现将会意味着什么。”德柯特说，Y-DNA基因片断有18%至20%发现存在于德系犹太人体内，有8.6%至30%发现存在于西班牙系犹太人体内。

简单地说，希特勒家族是个犹太家族，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纳粹头子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二战期间，他曾对犹太人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呢？

这就是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所要解释和描述的：“二十世纪的骗局”。

例如毛泽东及其兄弟，就是从“放印子钱”的高利贷业者，摇身一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整个是卜迦丘《十日谈》里的“圣·夏泼赖托”的复制本。

公证人夏泼莱托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亵渎神圣，可谓无恶不作，本该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是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他，在举行临终忏悔时痛哭流涕地忏悔了两件微不足道的过失，不仅骗得了临终忏悔的修士的信任，而且被教会奉为圣者，成为“圣·夏泼莱托”。教堂为他建了神龛，男女老幼前来祈求消灾赐福。一场狂热的迷信活动完全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

现在，趁着这项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成果的公开报道，我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一方面可以佐证希特勒家族的基因研究报告，另方面也能反过来：用这个最新的基因研究报告来证明我多年以来的研究所得：“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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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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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希特勒当着施罗德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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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第一章

希特勒：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第二章

纳粹主义与逆向殖民主义的兴起

第三章

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第四章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希特勒

第五章

复杂混乱病态的希特勒家族

第六章

梅毒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第七章

犹太人希特勒的异化过程

第八章

犹太人为何屠杀犹太人

第九章

美国金融市场的希特勒

第十章

希特勒何以钟爱海德里希

第十一章

崇拜列宁的左派奋青希特勒

第十二章

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

第十三章

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遗迹

第十四章

希特勒的战略：间接路线

第十五章

犹太人配合日军在华建国

结束语

希特勒的教训及其后果

附录之一

《“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来龙去脉

附录之二

反纳粹记者的纳粹论述

2016年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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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声东击西：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黑格尔、达尔文、尼采，他们是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真正元凶。思想在杀人，语言比任何一种谋杀更为凶恶，思想在向英雄和群众复仇。”──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1886—1956年）：《论历史》（1943年）

戈特弗里德·本说得很好。但是戈特弗里德·本没有说出全部真相。因为戈特弗里德·本故意放走了一个最大的“元凶”──卡尔·马克思。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

而使得马克思成为元凶的，除了他的变态思想以外，还有什么呢？是德国犹太人的特殊身份吗？

据英国曼萨协会2005年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人的智商指数平均106，犹太人的智商指数平均竟然是110，比中国人还要聪明，这是因为犹太人在“隔都”里长大，人数较少，受到定向的遗传筛选；所以在中国人里面，上海人的智商又是比较高的。此外智商的测定和教育还有一定的关系，无法完全排除文化的干扰；所以在中国人里面，大城市居民的平均智商要高于中小城市尤其高于农村地区。

长期隔离尤其导致受到异族围困的德国系统的犹太人智商高──爱因斯坦及马克思均为显例。此外还有哲学家斯宾诺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盖尔曼等人，这个名单一张纸也写不完。

2005年6月美国的《生物社会科学杂志》上，独立科学家格雷戈里·科克伦与美国犹他大学的贾森·哈迪和亨利·哈彭丁发表论文大胆指出，德系犹太人要比其它人类族群更聪明，而且导致这一结果的过程是社会性的“自然选择”。但是，这也使得德系犹太人也比大多数人更容易患多种遗传病，像泰萨二氏病和乳癌。可是，以前人们认为这些事实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智商高被认为是高度重视教育等社会影响使然；而遗传病则被看作是德系犹太人倾向于族内通婚这种遗传隔离造成的结果。

通过研究可以则认为高智商与疾病有密切关系：德系犹太人不同寻常的历史致使他们受到了独特的进化压力，进而导致了这种矛盾的状态。德系犹太人的历史始于公元一世纪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当反抗遭到镇压时，犹太难民四处逃生。逃往欧洲的后代成为德系犹太人。中世纪，欧洲犹太人遭到法律歧视，他们不得不从事与金钱相关的职业，如被人看不起或不准基督徒涉足的银行或征税工作；而且他们只能与邻居中社会地位较低的非犹太人通婚。科克伦博士认为欧洲犹太人从事的职业都是高度重视智力因素的职业。虽然现在很难证明这种重视智力因素中世纪就已存在；但是，这种重视在当代这类职业中是千真万确的。有多项研究表明智力因素与职业收入存在高度相关联系。

此外，历史记载能证明：中世纪，欧洲犹太人中职业成功人士比底层人士抚养的子女更多，这在非犹太人中也一样。把智力与成功的关联以及成功与生殖力的关联合二为一，你就具备了有利于智商提高的基因传播的条件。问题是这种智商基因确实存在吗？科克伦博士认为它们的确存在，而且正是这种基因引起了折磨德系犹太人的遗传疾病。这真可以说是“魔鬼的礼物”。

生育隔离的少数族群容易遗传疾病，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不断地与同一族群的远亲通婚，结果减少了基因多样性，因此一些疾病基因无一定规律地变得比较常见。但是，正是由于这个过程是非常任意的，它才意味着哪种疾病基因的频率加大是没有可信规律可循的。就德系犹太人而言，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当中最常见的十几种疾病基因基本上可以归结于两类：要么参与神经细胞中鞘脂类特殊脂肪的储存，要么参与DNA的修复。前者会引发神经性疾病，如泰萨二氏病、脑苷脂沉积病和神经鞘磷脂沉积病；而后者会导致癌症。

德系犹太人的某些基因如果以单份出现可以提高智力，一旦以双份出现就会引起疾病（原理为生物学中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虽然，科克伦博士还没有证明他认为的致病基因确实能够影响智力；但是某些基因的活动区域表面它们或许确实能够影响智力。鞘脂储存类疾病，如泰萨二氏病、脑苷脂沉积病和神经鞘磷脂沉积病，都涉及到连接神经细胞的凸起的多余生长和分叉。显然，这种生长和分叉太多的话就会引起疾病。但是，也有可能，仅有单份致病基因的人会出现比较有限的、但仍然加强了的凸起生长。这将有助于加强脑细胞之间的连接，或许因此导致智力提高。实际上，在脑苷脂沉积病的例子中，在三分之一能够活到成年的患者中，确实有证据表明完全发病的人拥有高于平均值的智商。根据一家专门治疗脑苷脂沉积病的以色列诊所的医疗记录，患者中的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和律师的比例多余一班人。

基因修复系统失灵会提高智力，现在还不清楚原因何在。虽然，陆续有证据表明有一种基因参与限制大脑的早期发育，但是这也许是该理论的薄弱环节。不过，该理论也有令人信服的地方：它对于拥有单份泰萨二氏病或脑苷脂沉积病或神经鞘磷脂沉积病基因的人会比普通人更聪明做出了明确而可检验的预测，认为他们的智商会比平均水平高出5个点。如果确实如此，它将有力地证明德系犹太人经历了偶然性的优生实验，而这为他们带来了智商上的优势。

 而希特勒的祖父正好也是一个“德系犹太人”。事实表明，希特勒自己就是他自己后来想要予以灭绝的那种人──“四分之一犹太人”，所以他不想再生孩子，以免留下孽种。希特勒心目中应该灭绝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低能者”、“边缘人”、“社会寄生虫”甚至“梅毒患者”……就是他自己沾过边的人。那么，创造历史的希特勒是怎样完成了这一“自我否决的历史蜕变”的呢？多种迹象表明，造成这一蜕变的关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希特勒的这一蜕变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马克思主义，已经造就了苏维埃俄国这一吃人的怪兽。

据“美国版最新人种基因图谱”，德国人平均拥有5%的“阿拉伯基因”和5.5%的“东北非基因”，这两项基因都与犹太人的血缘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现在德国人已经混有了超过十分之一的犹太人血液。

但是，这毕竟还是比希特勒本人的超过25%的犹太血统为低。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自1933年起任德国总理；1934年起任纳粹德国的元首直至去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他被公认为是二战的主要发动者。许多研究指出，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希特勒因此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反右运动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并直接策划和实施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种族灭绝活动。

纳粹的法律规定，具有四分之一以上犹太人血统的人，即为犹太人。希特勒在德国人普遍具有的十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基础上，还要加上这个自己特有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其犹太血缘的总量应该超过了三分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一个不可不扣的犹太人。不仅理论上的希特勒如此，实际上的希特勒也体现了许多犹太人的特点。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历史资料影片《少年希特勒》记载：

1、希特勒在家乡林茨的神秘初恋对象，经过专家考证，原来是一位犹太少女。（当希特勒与库比席克在兰德大街散步时，他们碰上一个“外表庄重，身材苗条的高个子”姑娘，她有一头漂亮的浓发，梳成发髻；她是个年轻的“瓦尔基里” 。阿道夫激动地抓着同伴的胳膊，坚定地说：“我告诉你，我爱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乌尔法尔。他为她写了许多情诗，其中有一首叫《献给爱人的歌》，阿道夫还将这首诗给忠诚的库斯特尔朗诵过。他承认，他从未与她说过话，但，“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希特勒说，他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就可传情。“这些事是无法解释的，”他说，“我心里有的，斯特芬妮心里也有。”库比席克催他赶快向斯特芬妮和她无时不在的母亲作自我介绍，但希特勒拒绝这样做。他说，若自我介绍，必然要介绍自己的职业，而他还不是个职业画家。另外，他还在埋头研究挪威和德国神话；他发现，神话里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对性的概念或许是浪漫的、骑士般的。）

2、希特勒在维也纳卖画的主顾们大多为犹太商人，给希特勒出主意唆使他开始卖画为生的也是一个犹太人。

3、1918年10月，在部队里提议授予希特勒铁十字勋章的是一位犹太军官，而后来希特勒终身佩戴这枚勋章。

4、许多证据表明，希特勒在个人生活的领域是极度偏爱犹太人的，“希特勒政治上的反犹主义是他加入纳粹党以后才产生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希特勒喜欢犹太人，尤其喜欢犹太人的表演艺术家；但为了政治原因，他不得不和犹太人保持距离，甚至不得不出卖犹太人。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正是风行于犹太社会的“犹大人格”。

5、1919年4月7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巴伐利亚农民联盟建立苏维埃共和国，12日至13日，巴伐利亚共产党通过武装暴乱夺取政权，后来受到巴伐利亚邦霍夫曼政府围剿，5月3日被击败。现已查明，在这短短的半个多月中，希特勒得到十九票的支持，被选入巴伐利亚苏维埃属下的“军队苏维埃委员会”，而且是拥有两个“T”字记号的顾问，其地位甚至高于他在后来参加的纳粹党党内的地位。但是随着共产革命的迅速瓦解，这一经历成为污点，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共产党背景，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共角色。正如为了掩盖自己的犹太人血统，希特勒不得不积极扮演一个反犹角色。但即使如此，共产党还是在纳粹党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纳粹党旗的三种颜色中的红色就是。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黑色死亡）‘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原来纳粹运动的社会意义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看来蒋经国、李登辉之流入共、出共、投共、反共，确实也是遵循了希特勒路线，与毛泽东、周恩来加入国民党又反对国民党的污点历史，异曲同工。

6、实际上关于“希特勒与犹太人”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我们随手就可以再举出一些：

给希特勒母亲治病的是犹太人，当希特勒穷困潦倒时送给他一件破旧呢大衣的是犹太人，希特勒眼睛被英军毒瞎了住院，给他治病的还是一位犹太医生……

还有一件事，说明希特勒对于“四分之一犹太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好感：贝纳蒂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大蓬金色的头发。有一天，希特勒在一群到伯格霍夫来向他致意的孩子中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他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鼓励她一有机会就来看他。3年时间里，小女孩的母亲在各种场合把自己的小女孩介绍给希特勒，出尽了风头。希特勒总是以一种父亲的柔情对待小女孩，多次跟她合影。一天，一封匿名信突然打断了这些愉快的相聚。这封匿名信揭发小女孩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希特勒特别郁闷，叫人通知她不要再企图接近他，并让人销毁了所有他和小贝纳蒂一起玩耍的合影。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1943年，来了一个助理厨师为希特勒做素食，素食后来成了元首的专用食品。在半年时间里，希特勒总是滔滔不绝地夸赞这位新厨师的烹调技术好，甚至时不时地邀请她过来一道喝茶。后来，盖世太保发现这个厨师的血统不符合纯种雅利安法律，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而让一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为希特勒准备饮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但希特勒不忍心贸然把她打发走。他按照自己的习惯，宣称自己的胃痛，基本上吃不了这个厨师准备的食物。这个手艺高明的厨师绝望了，不明白这种突然没胃口是怎么回事。希特勒沉默不语，直到1944年2月才最终把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他延长了在贝希特斯加登逗留的时间，给厨师也放同样长时间的假，但他不敢承认他的这种奇怪态度的真正原因。鲍曼通过信函告诉厨师，解雇她的是希特勒的人事处，原因是她的祖先血统不纯。但这件事远没有了结，女厨师成功地再次见到了希特勒，抱怨自己成了一桩可耻的阴谋的牺牲品。希特勒感到非常尴尬，答应她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当天晚上，他重复了他的这位女职员的理由，当着下属的面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前任厨师的祖母是犹太人，可能是由于她那源自土耳其的名字导致情报部门出了错。

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事例是关于“四分之一犹太人的”：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谈到“希特勒与女人的关系”的时候，回忆了一个“四分之一的犹太女人”，名叫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说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19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是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施罗德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1976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288页上的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1932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认可，她在19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1938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施罗德和格雷特尔·斯勒察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

希特勒偶尔也会和希姆莱讨论人种问题。这个时候，希姆莱总是批评一些德国艺术家的举止神态不像雅利安人。他不明白，希特勒的“北欧种族主义政权”，其实是允许某些演员的体貌特征与理想的雅利安人截然不同的，就像希特勒本人一样。希特勒天生喜欢接近犹太人，只是为了政治压力，他不得不牺牲犹太人。希特勒不仅在对待犹太人和共产党的态度上，如此“过河拆桥”，在对待他的盟友日本人的态度上，也准备如此行。

有一篇《希特勒自称喜欢日本，禁止讨论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指出：

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中国平民遇难。当时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见证纪录了日本军队的血腥行为，并勇敢地向世人揭露。德国人拉贝就是其中一位，而他在南京大屠杀前后，一直努力为制止日军屠杀奔走呼吁，多次写信给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寄希望于希特勒能阻止日本，但是希特勒无动于衷，事后还下令禁止德国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南京城在1937年11月底已经岌岌可危了，外国侨民纷纷撤离，但是有二十多位西方人留了下来，其中15人自发组织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商人约翰·拉贝被推举为主席。拉贝1908年就到了中国，1930年后担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行经理，在南京期间加人了纳粹党，是纳粹党南京小组长。他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有望更好地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当时的大背景是，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1937年11月，德国、日本、意大利轴心国形成。

南京沦陷后，国际安全委员会在救助难民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纪录日军的暴行，并向外界揭露。在不到两个月内，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日军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徐淑希将其编纂成《南京安全区档案》；英国记者田伯烈据此报告、公函以及外籍人士的亲历记录编成《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美国圣公会牧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骥，用小型摄影机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

拉贝也在日记中详细纪录日军的行径，他的日记从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8日止，长达2117页，记录了五百多个惨案。

早在筹备国际安全区时，拉贝就幻想通过希特勒来迫使日本同意设立安全区。1937年11月25日，拉贝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领事克里伯尔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发电报，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将危及二十多万人的生命。”

拉贝说：“如果计划不能实现，我们该怎么办？困难确实很大！我寄希望于希特勒。”“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立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德国大使馆秘书罗森12月1日从美国那里得到消息，电报已发出去了，估计柏林已收到，拉贝因而十分高兴，对希特勒充满了幻想，“谢天谢地，现在我敢肯定，我们有救了。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但是12月2日，法国饶神父从上海转来日本当局的答复，日本政府对安全区予以否决，但表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同一天，拉贝从罗森处得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认为他没有必要给希特勒发那份电报。12月5日，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又收到了东京的正式否决答复。

大屠杀发生后不久，拉贝就接到西门子上海总部回国的命令，于1938年2月2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4月底回到德国。他在5月2日至25日在德国外交部等处作了五场演讲，向人们展示他的南京日记内容和日军暴行照片，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在遭到盖世太保多次警告“不要再作此类的报告及出示与此有关的照片”后，拉贝仍然没有忘掉“对在华朋友所做的诺言”，继续向希特勒“汇报中国人民在南京所经历的苦难”，1938年6月8日他给希特勒寄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

报告寄出没几天，拉贝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他的六本日记和有关日军暴行照片被搜走了。拉贝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尤其不允许展示日军暴行照片。三天后，拉贝在西门子公司担保下被释放。1938年10月，拉贝拿回了他的日记，而部分照片被没收了。

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南京大屠杀这一话题在纳粹德国销声匿迹。曾有人问过希特勒为什么要替日本人遮丑，希特勒回答道：“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但是，问题来了：希特勒真的喜欢日本人吗？非也。

据希特勒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抗，因而对德国有益。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但他又说：“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这里揭示了希特勒对待日本人以至黄色人种的态度。

希特勒这个白人至上论者，却“喜欢日本人”；希特勒这个“犹太杂种”却成为集体灭绝犹太种族的急先锋——其动机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这正如神学生斯大林集体灭绝神职人员阶层，小富农毛泽东集体灭绝地主富农阶层，留法学生波尔布特集体灭绝亲西方势力——他们的这种“人格异化”，对他们的生存其实是必要的：一方面是要证明自己不是“吸血鬼”，二方面却是吸血鬼特性的集中发作。一个纯朴信徒或是一个“非犹太人”或是一个贫下中农或是“没有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反而不会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他们那么穷凶极恶的。

实际上，斯大林是用最坏的神职人员的方式在灭绝神职人员，希特勒是用最坏的犹太人的方式在灭绝犹太种族，毛泽东是在用最坏的地主富农的方式在灭绝地主富农，波尔布特是在用最坏的西方真理在灭绝亲西方势力——以便让斯大林自己成为超级神职人员、希特勒自己成为超级犹太财阀、毛泽东自己成为超级地富分子、波尔布特自己成为超级走狗。斯大林经营苏共的手段，因此黑过了教皇经营教会；希特勒经营集中营的手段，因此黑过了犹太人经营交易所；毛泽东经营地产的手段，因此黑过了任何一个恶霸地主；波尔布特经营动物庄园的手段，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

谈到波尔布特，有个事情也不该忽略：波尔布特和马恩列斯毛一样，也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他小时候，他的表姐娘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荐进了王家舞蹈团，后来被西哈努克的祖父莫尼旺相中，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莫尼旺登基后，娘美主理后宫，掌管女眷。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波尔布特的哥哥络松也在王室谋了一个小事，后来波尔布特的姐姐沙良也被召进了宫，而且成为莫尼旺的爱妃，1941年莫尼旺国王死的时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边。后来她回到家乡，改嫁给一个警察。波尔布特非常害怕暴露这层社会关系，只愿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但事实上，1935年波尔布特十岁的时候就钻到了金边，先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波东华戴寺当小和尚。1936至1942年间，他在金边一间天主教教会小学读书，与乔森潘的弟弟乔成金是同学。据乔成金回忆，波尔布特成绩很差，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得西索瓦大学预科，而只能去一间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学木匠，幸亏在这间蹩脚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留学。据《中国和红色高棉》一书中透露，十五岁前的波尔布特还被人当做小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王宫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后来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两个老王妃还记得他：柬埔寨王室十分淫乱，莫尼旺国王有上百个妃子，后宫女子很寂寞也很放肆，见到穿校服的“小波尔布特”来了，就取笑他，还解开他的裤子，抚弄他的生殖器，直到他大叫“受不了啊”……这种可耻的经历，是不是对他后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屠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显然，个人生活史不可能对“革命领袖”们的政治没有影响。BBC拍摄的《少年希特勒》片子指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充满个人历史的含义”：在少年希特勒迷恋上日耳曼英雄故事和中学的历史课程之前，他曾经深深地迷恋过美国的西部故事！这些血腥故事描写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在美洲如何猎杀印第安人，结果深深嵌入了少年希特勒的内心，后来他在《我的奋斗》中所阐述的“向东欧殖民扩张”，实际上正是以“向美国西部殖民扩张”为蓝本的，尽管它打着“继承日耳曼条顿骑士团历史扩张”的幌子。实际上，历史上的日耳曼东扩并没有大举灭犹，也没有隔离和奴役斯拉夫人。这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土改”、“集体化”、“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毛泽东在1950年代的秘密讲话中就曾经宣称，中国没有海外殖民地，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牺牲农民，必须压低农民的生活标准，把中国农民当作殖民地人民来剥削、压榨，从中获得必要的工业资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几千万中国农民遭到灭绝，受到了美洲印第安人、德国犹太人、苏联东欧人一样的“待遇”。可以说，这是中国学习纳粹、纳粹学习英国殖民者的“历史的经验”。

作为二十世纪革命灾难的头号元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本书即将揭示的事实表明：“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这些学说，就和古代中国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样，都是极为表面化的标签，作为社会分析的依据都是极为脆弱的。例如根据我们了解的事实，是剥削阶级在带领无产阶级杀害剥削阶级，以便让自己获利；是犹太人在带领德国人杀害犹太人，以便让自己获利：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阶级”和“种族”等金字招牌，而是个人的物欲和野心。这就好像在战争中，对立的人带着自己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彼此厮杀──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不是什么“物以类聚”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相反的东西！──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骆驼与骆驼厮杀、大象与大象厮杀：阶级彼此厮，种族彼此厮杀──为的是让那个僭主出世，让尘土浮现一个光环。在这里，无产阶级不过是充当了剥削阶级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德国人民不过是充当了犹太人例如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等人的鹰犬、战马、骆驼、大象。而所谓苏德战争、“伟大的卫国战争”，就是一场典型的人与人厮杀，鹰犬与鹰犬厮杀、战马与战马厮杀、坦克与坦克厮杀。

约瑟夫·戈培尔临终前谈到德国人民的时候鄙夷地说：“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我再说一遍，我一点儿都不怜悯他们！德国人选择了他们的命运。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吃惊。但不要骗你自己，我们没有强迫德国人，是他们给了我们统治的权力，现在，他们的小喉咙要被割断了。”他还说：“让孩子同我们一起离开人世，本身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我们认为，今后的德国不配我们优秀的孩子为它生存……”

这就是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

在这种政治之下，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敢于反抗。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有一个意大利人评论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这就是抵抗者的价值，文天祥式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价值之所在。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希特勒：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希特勒成了“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

二次大战的爆发，是德国与波兰因为“但泽走廊”的纠纷引起的，在此之前，日本虽然已经攻入并侵占中国领土整整八年了（1931—1939年），但那还是一个“亚洲战争”，欧洲战争的爆发，使之终于汇合成为“世界大战”。

二战的爆发，德国与波兰的“但泽走廊纠纷”是一个导火线，而“但泽走廊纠纷”又是一个“东普鲁士问题”的遗留问题，在此，我们先看一看，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东普鲁士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对“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影响。

希特勒自称是日耳曼的条顿骑士团的继承者，是普鲁士国王的崇拜者，但其实，普鲁士人不是德国人，与日耳曼种族也没有关系。在中世纪早期，普鲁士这块地方是蛮荒之地，古代的居民为古普鲁士人，所使用的普鲁士语属于波罗的语族，与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属于同一种族。

他们都居住于利沃尼亚（Livonia，一译立窝尼亚），利沃尼亚是中世纪后期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即现在的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的旧称。历史上曾先后由圣剑骑士团（一译宝剑骑士团，通称利沃尼亚骑士团），丹麦，条顿骑士团，波兰—立陶宛，瑞典，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统治。一战中俄罗斯帝国解体，德国战败，1918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取得独立。1940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苏联吞并。1941年又被德国占领。1944年再次被苏联吞并。苏联解体时作为加盟共和国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恢复独立。

利沃尼亚的本地居民主要有属于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系）的爱沙尼亚人，印欧语系波罗的海语族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普鲁士人，日耳曼语族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等。此外，丹麦人、波兰人、瑞典人和芬兰人的移民也曾居住于西北沿海。1721年北方战争结束后，利沃尼亚成为俄国领地，俄罗斯人开始大量移居此地。苏联成立后，又有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陆续迁入。但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统治阶层。德语是上层社会的通用语言，直到二战结束。

北方十字军战役或称为波罗的十字军战役为由丹麦和瑞典信奉天主教的国王，以及“德意志的宝剑”──条顿骑士团和他们的盟友，针对北欧波罗的海东南部的异教徒发起的十字军战役。瑞典和德意志为反对俄罗斯的东正教徒而发起的战役，有时候也被认为是北方十字军战役的一部分。这些战争中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时就被称为十字军战役，但是其他部分，包括大部分的瑞典的部分，到十九世纪才第一次被浪漫民族主义历史学者称为十字军战役。波罗的海东部因为军事征服而改变：首先是利沃尼亚人、拉特加利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然后是瑟米利亚人、库尔兰人、普鲁士人和芬兰人，都被丹麦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合伙击败、洗礼、占领，甚至有时候灭绝。

从法理上说，普鲁士这块地方并不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疆界范围，只是因为后来布兰登堡选帝侯合并东普鲁士，普鲁士王国作为整体才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十世纪，布兰登堡就已经由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建城，此后在不同的家族之间继承和易手。十二世纪时，德国人的殖民运动开始进入波罗的海东岸地区。1170年，波美拉尼亚的索比斯劳公爵在普鲁士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即但泽附近的奥利瓦修道院，1224年该修道院被普鲁士人焚毁。1226年，波兰国王之子、马佐维亚公国首领康拉德公爵作为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其领地也遭到普鲁士人袭击，以此为契机，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地区发动了为时近二百年的东征运动，先后建立托伦、马林堡、库尔姆、埃尔平等要塞，普鲁士成了德意志人组成的条顿骑士团的地盘，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欧洲其他民族纷纷前来移民，而条顿骑士团迫使他们皈依基督教并使用德语。在十六世纪以后，普鲁士人逐渐同化于德意志等民族，所使用的普鲁士语也逐渐消失。

条顿骑士团统治下的普鲁士地区在名义上属于教宗领地，但教宗只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为了吸引定居者，条顿骑士团依据汉萨同盟法律，在其领土上兴建了一系列自由市。1379年条顿骑士团加入汉萨同盟。1370年波兰王室绝嗣，1386年波兰国王的女儿海德维希嫁给立陶宛大公，波兰与立陶宛联合，此后对扼守其出海口的条顿骑士团发动了一连串的进攻。

在十五世纪，条顿骑士团借教宗名义统治普鲁士。骑士团与波兰王国的纷争，导致双方卷进战争，包括十三年战争。1410年7月15日，条顿骑士团在著名的坦能堡大战中败于波兰国王，此后骑士团与波兰、立陶宛的战争一直处于下风。1466年条顿骑士团再度战败，结束战争的《托伦条约》（Dorn）规定，骑士团除赔款六百万格罗申外，还要将普鲁士一分为二，西普鲁士割让给了波兰王国，包括但泽和马林堡在内，这些地区被称为王室普鲁士。东普鲁士仍由骑士团统治，要对波兰国王称臣，成为波兰的附庸国，称为普鲁士公国。

1512年，来自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的阿尔布雷希特被选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他是布兰登堡选帝侯的近亲。在马丁·路德的影响下，1525年他宣布改信路德宗，从而切断了与骑士团名义宗主罗马教廷的联系，随后宣布解散骑士团，改为普鲁士公国（Ducal Prussia），阿尔布雷希特自任普鲁士公爵，成为臣服于波兰最高权力之下的世俗君主。

1618年，阿尔布雷希特之子阿尔布雷希特·腓特烈死后无子，普鲁士公国遂由其长女之夫、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约翰·西吉斯蒙德（属霍亨索伦家族）继承，建立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此举为霍亨索伦王朝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十年战争之后，勃兰登堡开始经营一支小型的军队。1655年第一次大北方战争爆发，勃兰登堡一开始作为瑞典的盟友参战，击败波兰，从此勃兰登堡拥有东普鲁士的完全主权，不再向波兰国王称臣，1660年以后普鲁士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1672年，法荷战争和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瑞典是英法的盟友，而勃兰登堡军队则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中的一支。1640年继位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在Fehrbellin战役中击败瑞典，从此号称“大选帝侯”。1688年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病死，传位与子腓特烈三世。

勃兰登堡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普鲁士的领土不受其皇帝管辖。因此，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在1701年自任为普鲁士王腓特烈一世，成立由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普鲁士王国。

在1772年第二次瓜分波兰后，波兰的“王室普鲁士”领土瓦尔米亚与东普鲁士合并。1773年1月31日，时任普鲁士国王的腓特烈大帝把这块瓜分得来的土地称为西普鲁士，普鲁士王国称为东普鲁士。至此为止，普鲁士王国恢复了条顿骑士团的领土，但已经不是隶属于罗马教宗的宗教政权，而是独立自主的世俗政权。

东普鲁士在1871年并入德意志帝国。在1875年，该地的人口中，有73.48%是德国人，18.39%是波兰人和8.11%的立陶宛人。1900年，总人口是1,996,626人，包括1,698,465名基督教徒、269,196名天主教徒及13,877名犹太人。波兰人（Masurians）及立陶宛人（Lietuvininks）的人数，因为德国的“德意志化”政策而减少。波兰居民集中在南部，立陶宛居民则在东北部。普鲁士人一直受到德意志化的影响，所以在十八世纪时，古普鲁士语已变成死语言。

1870年，普鲁士住到了德国的统一，1885年至1890年之间，柏林的人口增长了20%，布兰登堡和莱茵兰增长了8.5%，威斯伐伦增长了10%；东普鲁士却减少0.07%，而西普鲁士则减少了0.86%。

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变成共和国。由191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东普鲁士与部分西普鲁士是德国的外飞地。基于凡尔赛条约，德国割让大部分的西普鲁士以及波森省予波兰，亦即波兰走廊及但泽自由市。

1920年，西普鲁士西面和东普鲁士南部都举行公投，让居民决定是否把土地归于波兰还是德国。96.7 %的投票者支持土地归于德国。1923年，在没有举行公投之下，立陶宛强占梅梅尔地区（亦即克莱佩达地区）。

纳粹时期，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容许德国占领波兰西部以及克莱佩达。1939年，纳粹德国强占克莱佩达和但泽自由市。德国战败以后，1946年4月，东普鲁士的北部被并入苏联。7月，首府哥尼斯堡被重名为加里宁格勒，省名是加里宁格勒省。1947年，苏军驱逐所有德国人，让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迁到此地。波兰被迫割让东部大片领土给苏联，该地的波兰人被驱逐到波兰占领的东普鲁士南部，成立了一个“瓦尔米亚—马祖里省”。1947年，无论作为领土或邦国，普鲁士被完全废除。

日耳曼人、条顿人和普鲁士人是什么关系？

日耳曼人是欧洲的古代民族之一，公元前五世纪起，以部落集团的形式分布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周边地区，古罗马人称之为日耳曼人。而条顿人则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公元前四世纪时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公元前二世纪下半叶，条顿人与日耳曼人中的另一支森布里人组成部落联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侵入罗马帝国境内，从而揭开了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冲突的序幕，这是日耳曼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此后，条顿人大举向亚平宁半岛北部推进，公元前102年被罗马军队击溃，条顿人从此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日耳曼人却在继续发展，在公元四──六世纪的民族大迁移时期，日耳曼人分为南北两大支系。北支系在北欧地区扩充领域，他们是现代瑞典人、挪威人和丹麦人的祖先。南支系又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以及勃艮第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族体和语言都融化在地中海沿岸各民族中。西支分为三个区域性集团：1、北海沿岸集团，包括巴塔维人、弗里斯人、考肯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等。前两者是现代荷兰人的祖先，后三者融合成盎格鲁－撒克逊人。2、莱茵－威悉河集团。其中的卡狄人为黑森人的祖先，另外的部落在公元3世纪融合成法兰克人。3、易北河集团。其主体是斯维比人，斯维比人后演进为施瓦本人，这个集团的马科曼尼人和夸迪人最终成为巴伐利亚人。

公元五世纪，欧陆上的日耳曼部落如撒克逊人和盎格鲁人、朱特人，北渡海峡，到了不列颠岛，征服了当地部落，混血成了岛民。他们以后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古日耳曼方言就成了盎格鲁·撒克逊语，也就是古英语。 

多种迹象表明，希特勒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歧视和暴行，虽然受到“骑士团”历史的影响，但直接的思想来源却是以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和暴行为蓝本的。而且在希特勒那个时代，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和暴行，并未受到谴责，对黑人、华人、各种非白人的歧视，仍在世界各地占据主流地位，甚至在1936年德国奥运会上为美国夺得四块金牌的黑人选手，回国之后仍然受到种族隔离。

希特勒的错误，在于他把白人对待其他种族的作发，转而对待白人内部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他屠杀犹太人就像欧洲人屠杀印第安人；他奴役斯拉夫人就像欧洲人黑人一样。有证据表明，甚至纳粹集中营剥制人皮用品的做法，也是具有新大陆的来源：乔治·华盛顿领导下的士兵，从印第安人的死尸上剥皮，“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高的或可以并腿而长的长统靴来”。当然，这不是单方面的野蛮行为，因为原始的印第安人彼此之间也是这样干的。但是正因为希特勒在欧洲、而且对于白种人自己也这么干的，才使得白种人如梦初醒，注意检讨自己对待其他种族的歧视和灭绝行为，正在演变为对于白人自己的历史报应。也正是在此以后，白人的主流社会才开始谴责种族主义，以此来防止自己内部的自相残杀的不可避免的再度上演。

按照纳粹的逻辑，二战末期苏联对东欧（含东普鲁士）德意志人民的血腥报复、大规模驱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为“种族清洗”和“阶级斗争”一样，都是二十世纪的“主旋律”。“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这样互相残害的历史表明，人类需要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缓冲机制。

据希特勒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记载，“教会”始终是希特勒周围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为他们的目标。”

但是希特勒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而在这个“新时代”开始之前，还是要利用宗教来为政治服务的。在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大会上，希特勒指示他的党徒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为五十对或一百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

显然，这里的回忆透露了一个重大的秘密：纳粹企图建立一种全面型宗教体系，而不再是政治性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希特勒企图在欧洲实施欧洲殖民者在美洲、澳洲、非洲、亚洲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但是他却拒绝了殖民主义者原先奉行的宗教，这就使得他这个最后的殖民主义者变成了最残暴的殖民主义者。这是非常危险的精神倾斜，这一精神倾斜引起了社会失衡、政治野蛮、文明倾覆。

我们知道，基督教会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殖民主义的残暴，并为殖民主义者多少保留了一些人性。现代殖民者与古代殖民者不同的是，由于交通半径的扩大，现代殖民者多在异种族之间进行活动，不像古代殖民者主要在同一种族之间进行活动，这就使得现代殖民主义格外凶残。在这种局势下，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约束，简直不敢想象黑人种族竟然还能在殖民化过程中存活下来。

希特勒准备在“胜利”以后就退出教会，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并趁机宣告纳粹新教的完成，但上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这种“马丁·路德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纳粹新教，是列宁主义的变种，注定是极为残暴的东西：列宁出身于一个鞑靼混血的种族，他的野蛮主义一旦作用于德国，就会让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回到基督教以前的野蛮状态。如果再加上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人，苏联后来仅仅死掉四分之一人口，而没有向柬埔寨那样死掉三分之一人口，还真算是万幸，还真算是托了一千年的基督教余泽的福。德国也是如此，好在希特勒没有获得他“唾手可得的胜利”，如果他胜利了，那就不仅是北欧蛮族的胜利，也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胜利。

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回忆到：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大崇拜者”。早在1926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政策的书。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希特勒当着施罗德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施罗德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希特勒的想法太多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如果施罗德的上述说法可信，那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说：希特勒的眼界还停留在旧欧洲的范围内，十分狭小，以为英德合作就可以瓜分世界。希特勒甚至对日本也充满崇敬之情。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将领们向来反对德日亲善政策，认为德国与俄罗斯结盟才会有安全，但希特勒并没有听参谋部的意见。结果希特勒被日本拖进了对美战争，终于走向覆灭。希特勒完全未能预见美国和苏联即将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的心里只有德意志的“千年帝国”，殊不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不要说小小的德国和日本，就是体积庞大的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都不可能全身于千年之后。

希特勒这一局限性很大的战略，如果限制在欧洲也勉强凑合，如果放在全球范围来运行，就必然是灾难性的十二年就夭折了。其结果，使希特勒只能作为“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载入史册，而无法胜任全球政治的使命、无法开辟全球文明的“新时代”。

不过，希特勒认为丘吉尔不过是大英帝国的掘墓人倒是说对了。二战结束不过十年，大英帝国就土崩瓦解，因为英国与德国的决战，使得美苏两国坐收渔翁之利，尤其是美国，最后还接收了英国的海外势力范围。美苏两国都是以“非殖民化”为号召的，顺水推舟，与时俱进，不像希特勒作为“最后一个殖民主义者”，却是把殖民主义的残暴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希特勒“从反面”揭露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残暴本质，但他这位欧洲殖民主义的掘墓人，自己却第一个掉进了墓穴之中，比英法的殖民体系更早终结。希特勒一死，英法的殖民主义的体系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在亚洲，日本人扮演了希特勒的角色，把殖民主义的残暴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日本人一完，欧洲殖民主义再也无法在亚洲立足了。

作为最后一个欧洲殖民主义者，希特勒对于欧洲人的海外殖民深感兴趣，尤其对欧洲人成功殖民美洲的事迹垂涎三尺、心向往之。

《我曾是希特勒保镖》（[德]罗胡斯·米施）一书回忆说：“晚上，如果没有贵宾或官方招待会，晚餐一般在晚上8点过一点开始。客人的数量和午餐时一样，我们负责找人陪同希特勒进餐。席间，一名服务员会送来最新的影片清单，一旦上完汤，电影就可以开始了。电影在我们称之为音乐厅的房间上映。这个大房间靠近吸烟室，与楼下的小客厅相连。如同我来之后的几个月里多次发现的那样，希特勒喜欢美国片。我不记得那些在总理府上映的影片名字，只记得其中一部叫《乱世佳人》。这是我们看的第一部彩色影片。放映的那天，我正好在房间值班。电影放完后，希特勒显得十分高兴，对影片赞赏有加。他立即让人打电话叫戈培尔过来，他要告诉后者，德国技术人员要不惜一切代价拍出类似的影片。讨论结束后，他们各自重新坐下，开始第二次观看这部影片。有天晚上，我隐约记得大概是在1940年或1941年，希特勒观看了查里·卓别林的一部影片。我已经记不清影片的内容，也想不起大厅里人们的反应。我只知道，大家看到了银幕上的卓别林，仅此而已。我确实无法描述得更为详细一些。负责找影片的人名叫艾里克·史坦因。大部分片子是从戈培尔的宣传部弄来的，宣传部位于总理府的正对面，即沃斯大街的另一边。有时，史坦因要到哈克广场附近的电影仓库去找，该电影仓库位于柏林老区。电影放完后，希特勒来到吸烟室，面朝壁炉。他身边是其他客人、几位参谋部成员和一名医生。大家在这里喝茶，有时也喝点香槟或其他烈酒。希特勒喜欢喝茶，拒绝任何酒类，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一天，一名服务员悄悄告诉我，1941年间，希特勒在几次演讲前都会喝一小杯佛南布兰卡酒。这位服务员还透露，他将一小瓶这种酒倒进杯子里，然后放在某个地方，有时是厨房，有时干脆直接放在希特勒的房间里。据他称，这种饮品对希特勒具有缓解压力的功效。也是在这一时期，我还从一名‘老人’嘴里得知，希特勒现在既不抽香烟也不抽雪茄，而他年轻时很喜欢一种产自德国南部、口味特别的利口酒，叫克罗茨果酒。”

《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的第十四章 “美利坚号”特别指出：“1941年的头几个月，希特勒经常外出旅行。他先后赴维也纳、林茨，又多次去慕尼黑和伯格霍夫，我并非每次都随他出行。春天，希特勒登上名为‘美利坚’号的专列，启程前往位于阿尔卑斯山中一个新建成的乡间司令部，当时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才刚刚打响。我被选为随行人员，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希特勒的专列。我们知道，当希特勒带着将军们离开柏林较长时间时，才会使用专列。15节车厢可以带上国防军参谋部的大部分头目、亲信、总理府工作人员，甚至帝国新闻机构，专列上有的是位子。我们是从克劳兹堡的柏林安哈尔特火车站出发的。我后来得知，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西）古伦森林车站上车，火车通常停在那里。只要希特勒在列车上，列车就是一个工作地点，一个移动的司令部。只要拨总理府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接通我们。如遇空袭警报，火车将到最近的隧道躲避。在‘美利坚’号的前方，也就是火车头前面，行驶着一列由两节车厢组成的‘检查’车。

……

餐车也被称为赌场，由卧车及餐车股份公司人员经营。有一次，我竟在希特勒的餐桌上用餐。那天，他在一排餐桌的另一头。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面：他喝了一小杯巴伐利亚生产的啤酒，盘子里放了几块猪肉，这有悖于他的素食食谱。这也是我五年间唯一一次看到希特勒吃肉。整个行程中，希特勒要求专列不要影响国家铁路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我们至少得停站一次，例如停在拜罗伊特北边的霍夫车站一条卸载道上，让正常行驶的旅客列车能正点到站。我们从维也纳近郊经过，列车在离维也纳—纽斯特城东部50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多少有点突兀地呈现在一个隧道口且完全孤立的司令部被命名为‘春天风暴’。通信正常，气氛也算平静。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乡村待了整整两周。在他返回柏林前夕，我乘飞机先期抵达。在这列名为‘美利坚’号的专列上，我前后共陪同希特勒三至四次。直到1944年，即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这列火车才更名为‘勃兰登堡’号，以纪念位于德国东部的这个地区。” 

作为最后一个欧洲殖民主义者，希特勒也是殖民主义的最大掘墓人，是“恶有恶报”的报应：

1、他在事实上消灭了大英帝国的主要实力，使是英国失去了霸权地位；

2、他给俄国造成了永久的创伤，而俄国是向亚洲侵略扩张的最为凶残的殖民主义国家；

3、他企图清除的犹太人是在中世纪以前就向欧亚各地殖民的“最古老的殖民主义者”。因此希特勒的反犹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产物。

但是希特勒所带来的灾难毕竟告诉后人：“理想主义”比“现实主义”可能导致更大的灾难，因为在“理想”的背后，隐藏的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现实，而不是超越现实的精神。

希特勒的教训告诉我们：生命本身就已经是奇迹了，我们应该对此感恩，而不是像殖民者那样贪得无厌，以“理想”的名义从事犯罪活动。

希特勒的致命问题是，当他的演出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成就之后，他就弄假成真了，使得自己骑虎难下，甚至变得自以为是，野心也就越发严重，陷入了妄想、脱离了实际，而无法自拔。

克肖认为：希特勒只是因为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才埋下了他之后灭亡的种子。这些因素显示，到1936年，当希特勒推行莱茵地区重新设防为国际社会所默许时，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确信他自己就是战无不胜的天才。如此傲慢、自负，导致他不可避免地要四面树敌，得到“报应”。

不过我要说的是：克肖这一结论是过于轻率的，甚至是可笑的。希特勒的问题远比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严重，他是丧失了现实感。希特勒败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缺少政治均衡的观念”，而在于他这个奥地利犹太人被德国人追捧得迷失了方向，根本分不清楚梦境与现实，分不清楚一个奥地利犹太艺术家和一个德国元首角色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当他作为凡夫俗子竟然试图扮演上帝的时候，就开始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了。其结果众所周知，不是拯救了西方世界，而是加剧了西方文明的衰落。

最后还有一点，看来希特勒并没有认真读懂他一度欣赏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及其《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西方的没落》使人想起：欧洲大战相当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自残自杀的，结局只能导致欧洲霸权的中衰、旁落，其结果是希腊以外的“蛮族”得利：马其顿、迦太基、罗马。

根据中国战国的结局（秦汉帝国的兴起），和地中海争霸的结局（罗马帝国）的兴起，最后得胜的都是“边缘国家”，而不是像德国这样“文明区域的中心国家”。相当于德国的，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是韩赵魏，在地中海争霸的历史上是斯巴达。德国败给英国就好像斯巴达败给了雅典，如果没有美国这个非欧国家的支持，英国是无法战胜德国的。

在古希腊，“科林斯同盟的成员包括除斯巴达外的所有希腊人城邦。”前371年，在伊珀密农德斯（Epaminondas）统帅下，底比斯（Thebes，又译“忒拜”）军队在琉克特拉（Leuktra，位于玻奥提亚地区）击败斯巴达军队。此后，底比斯主导希腊半岛的政局，斯巴达趋向衰落，雅典与底比斯的同盟破裂，斯巴达与雅典结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苏联类比为底比斯，雅典与底比斯的同盟破裂类似于冷战，斯巴达与雅典结盟类似于德国加入西方联盟。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一对冤家先后瓦解，希特勒临死时悲叹的“未来是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的预言，也转眼成空──美国成为欧化国家里的唯一赢家。苏联不过做了一个短命的底比斯霸权。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的独霸美国，到底是马其顿，还是迦太基，或是罗马？

在希特勒的思想与行为中，充满了人格变态的事例。这不仅有其作为犹太人却大力反犹，不仅有其出身于共产党却积极反共，还有其深受天主教影响却反对天主教等的“人格变态”。

希特勒认为：“基督教使世界的自然发展延误了两千年，人类被可耻地剥夺了最绝对的权利。相信有更好的彼世使人类脱离人间的现实，脱离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应该承担的义务。”

不过，他却崇敬在医院里像护士一样工作的修女，经常赞扬她们说：“她们由于不要任何物质利益，所以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病人的护理中。没有比医院里的修女更好的护士了。”他不懂得，修女的奉献正是建立在“脱离人间的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按照人类的自然属性，应该弱肉强食才对。

希特勒把马丁·路德视为自己的先驱者之一：“罗马教廷没有弄明白路德想通过改革实现的东西”他说，“改革，就是不断更新，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不要因循守旧。天主教教会忽略了人类的普遍进步，也没有保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也指责新教没有好好地利用路德的美妙建议，却重新陷入惰性之中。“教会之间的斗争，”他言之凿凿地说，“造成了分裂，其后果对人类来说是灾难性的。如果天主教没有滥用他们的影响，插手国家事务，就没有人反对他们的宗教活动。”

希特勒的秘书施罗德指出，希特勒完全明白普通人受日常工作的束缚，本能地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形式，把他们从平淡乏味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人类的这种固有的需要被天主教会很好地利用了，他们通过神秘的祭礼、神奇的建筑、高亢的圣乐和在醉人的香火中开展的庄严的宗教仪式来吸引人们。希特勒欣赏基督教徒的组织天才，他们成功地建起了各种风格的教堂，一直到最小的村庄，还为教堂募捐到了可观的财物。然，他也发现，新教因为自然的简朴而给人以一种贫穷的印象。在总理府的新年招待会上，梵蒂冈教廷大使帕切利庄严驾到，震慑了新教的所有代表，希特勒常常拿这两种倾向来对比。

“天主教教会的神秘，”希特勒说，“非常适合德国南方人的性格，而新教其教堂外形庄严，适合北方的基督教形式。” 在他看来，天主教教会在神职人员的选择上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机智。乡村里的神甫几乎全都来自农民，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自然联系。

说到天主教教士必须独身时，他常常嘲笑这种额外的奉献。此外，他还认定，一个家庭，只有父亲才知道家庭的困难和负担，才能真正承担家庭的责任。……希特勒的双重人格已经变成了人格分裂，他的言论与他的行为已经断裂了：因为他总习惯说，婚姻对他来说，是他对人民尽义务时遇到的最大障碍。

希特勒还是很明智的，明白自己不能粗暴地消除信仰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党的纲领规定党员有绝对的信仰自由，许多党员并没有离开教会，依然忠实于他们的信仰。希特勒知道许多德国人戏剧性地抛弃宗教信仰，但内心深处的信仰依然是完整的，它能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我们都知道鲍曼玩世不恭地同象征基督教的十字架的开战，尤其是在德国南方的学校和家庭里。他这么做引发了为捍卫信仰自由而进行的反抗。在希特勒的要求下，鲍曼不得不停下来。鲍曼的狂热，加上他完全不了解人类心灵难以估计的因素，使他无法明白在这样一个道德兴衰变迁的时代，这种反宗教行为是多么遭人厌弃。而希特勒却知道，在这个领域，如果不拿另一种理想来替代的话，是不可能从人们身上夺走某样东西的。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会拿什么来替代基督教思想，送给他的人民，但他相信，他迟早会找到一种理想方式，从中得到启发。他常常坐在炉火边，当着我们的面，任自己的想象驰骋。

“不久的将来，当巨大的‘工人城市’拔地而起的时候，要准备兴建一些大厦，在那里举行洗礼和婚礼，庆祝仪式要像在教堂里一样盛大。设在最小的居民点里的党的办公大楼，都要有一个装潢华丽的大厅，营造出教堂里的那种神秘气氛。”希特勒完全明白女性希望自己的婚礼有一个庄严的仪式。他承认到民政机关登记的非宗教式结婚，由于是在市政府布满灰尘的大厅里举行的，缺乏与婚姻相匹配的庄严和神圣。在他看来，婚姻必须集体庆祝，给婚礼增添激动人心的气氛。他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他想象中的婚礼应该是如何进行：十几对新人在辉煌的背景中，为了生活走到一起，沉浸在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奏出的和谐的乐曲中。他承认他有许多东西要从教堂的仪式中学习，并运用于纳粹的许多仪式。他很羡慕天主教会通过其盛大仪式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有一天，他逐字逐句地说：“我们要努力使纽伦堡的党代会像教堂庆典一样辉煌。”

希特勒直到最后都还是天主教教会的信徒，定期支付信仰税。然而，他已经决定一旦战争胜利结束，他就脱离教会另立新教。他这种行为在世人的眼里也许有象征意义。对德国来说，它将标志着历史翻到了最后一页，一个新的纪元将为第三帝国开启。

那将是一个异教的帝国，更接近北欧神话或伊斯兰教。这大约也是马丁·路德的本质所在。

同时，这个异教的第三帝国还受到了犹太人控制的华尔街金融集团的支持，这是历史的绝妙讽刺之一。据《金土罂粟──漫谈纳粹德国兴起与华尔街金融集团》一文披露：

1、前奏：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

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同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德国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保持着这项领先记录）。

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遽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

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诈点残汤喝喝。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

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的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每个人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说它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

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

2、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

1923年11月，德国发生了两桩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事件。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尽管此前他爱国愤青的风头一时无贰，甚至原陆军总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检阅台；在德国普通人眼里，恐怕这位热血沸腾的老兄当时也和一个比较抢镜的行为艺术家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又何尝缺乏大胆冒险的事件，和昙花一现的赌徒呢？于是未来的元首只好郁闷地在监狱里写他的奋斗。比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对通货膨胀及其原因的看法。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转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从这段有意思的话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凭心而论，希特勒确实颇有几分洞察力，他看出马克的疯狂贬值被有意利用来应对外债（赔款是用马克计算的），政府也的确难辞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如独裁”就莫名其妙了。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够震撼，论据必须够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看看史料，从教皇的十字军演讲，到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莫不多有印证。

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现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说，停战以来，德国人民第一次听见了好消息。持续将近三年的恶性通胀，在1923年底开始得到缓解和控制。

历史学家们将这个功绩与1923年11月的一个任命联系起来：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亚尔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他的父亲为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亚尔马之所以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出生，只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患病必须全家回德国治疗。和今天的众多移民一样，老沙赫特觉得美国的月亮特别圆，为了聊表对第二祖国的热爱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国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嵌进了儿子的姓名中间，这就是他奇怪的中间名的来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间名本应是父名和祖父名，这个独特的做法如同一个奇异的预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国印记。

小亚尔马聪明而勤奋，具有德意志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业，进入德雷斯顿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老头子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沙赫特当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那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哪个国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帮助德国呢？欧洲的邻居和对手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自己也穷得够呛，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们，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乡──美国。

一次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三大欧洲王室的垮台，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而是美国作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最强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一端，羽翼丰满，开始闪亮登场。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提供了它的出场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欧洲大陆的经济渗透是一个重要途径。德国伸过来的求援之手，与华尔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

二十年代的华尔街，宛如现实版的迪斯尼乐园，不断在狂欢的气氛中迎来繁荣奇迹，几大主要银行财团积累下来的资本迫切要向外扩张。马克思曾有言道，300%的利润下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绞架尚且不怕，何况区区一个德国。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斯计划”，1924—1928年内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同时，国联调停法比两国撤军，接管鲁尔工业区。时来天地皆同力，沙赫特一旦心中有底，立刻果断地行动起来，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乱云犹飞，千山已渡，沙赫特经此一役，证明自己不愧为金融奇才！

1928年，沙赫特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它是道斯计划的延续，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等到1933年纳粹上台，就压根一分钱都不给了。

道斯计划和杨计划背后，都站着华尔街金融巨鳄J·P·摩根的庞大身影。道斯计划，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卡罗尔·奎格雷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J·P·摩根产物”，而杨计划的这位“杨”──OwenYoung，直接就是J·P·摩根派出的代表。这两个计划最大程度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1934年分业法案之前，像摩根这种巨无霸的金融恐龙一手控制信贷，一手承销证券，去了德国的贷款在华尔街发行成债券，巨额佣金收入滚滚而来，像金雨一样幸福地淋在华尔街精英高贵的脑袋上。

然而，道斯和杨计划的另一个结果，却是双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美国资本赤裸裸占领了德国实业界，将德国私人资本严重排挤出去。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破产，实业资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积失业，刚刚稳定的经济又面对考验，大家伙出得狼窝入虎穴，使纳粹的蛊惑宣传有了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几个大的行业中，大展拳脚滚雪球，恰恰是这里生长出的垄断寡头，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主要资助，进而为他发动的战争承担经济支持。

从沙赫特其人来看，他与华尔街的渊源明显而深刻，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就是被摩根财团控股的。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他英语说得比德语都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是采用英德双语进行的。从广义上讲，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一个“大人物”。资本没有国家之界，只有利益之别，资本家何尝不是一样？纽伦堡法庭上，只有三个被告指控没有成立，当庭释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刻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此言未必正确，但西方对他的偏袒却毋庸置疑。

然而，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20年代离沙赫特尚颇遥远，就是说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个粗俗的流浪汉出身，政变未遂的小头目？大概他连帝国银行的门往哪儿开都没搞清呢，在这些衣冠楚楚手握经济命脉的绅士们中间，谁会给他一个正眼呢？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昨日言犹在耳，今朝沧海桑田；聚光灯下，王子与贫儿的游戏不断被命运慷慨刷新，只不过每次付出代价的，永远都是黑暗里的芸芸众生。

3、资助希特勒的工业寡头们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此时一战勇士穷途潦倒，二战豪杰尚未登上舞台，灯光下活跃的是一批当代英雄。德国需要钱，华尔街需要能赚更多钱的钱。货币和货币的交流没有语言文化制度历史种种障碍，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直截了当的尔虞我诈。

1924年到1933年，在道斯计划和杨计划之下，通过华尔街的国际财团经手流入德国的贷款总额为330亿马克，其中的最大三笔款项，分别建立和帮助了三家大工业卡特尔。“卡特尔”这种垄断形式最早就源于德国，词根也是德语，指的是把小生产厂家由统一定价限量的协议联合起来，控制某一种行业的整个市场，比方说OPEC组织就是一个卡特尔。卡特尔的特点是简单有效，缺点是不够稳定，每人都有破坏协议的动机。但是在德国这种持重守信的地方比较合适，它从汉撒同盟时期开始就有一个悠久的信用传统，背信弃义的事不太流行。美国的资本进来之后，很快就看中了这种垄断形式。银行家们的操纵方法很简单，控股其中最强的一个或几个企业，让它们在一两种基本产品上占绝对优势，进而控制整个卡特尔。这三家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A.E.G），联合钢铁，I.G.法本，它们分别控制了电力、钢铁和化工行业，把握了德国的工业命脉。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IG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投资者直接进了它们的董事会，顺便说一句，战后他们都没有因为给希特勒的政治献金受到审问。

这三个卡特尔的美国债主子和经手人皆为华尔街银行中最显贵的名字──迪隆·里德（Dillon Read）；哈里斯福布斯（Harris，Forbes）；国家城市公司（nationalcity）公平信托（Equitabletrust）……

美国资本促进了德国工业的迅速卡特尔化，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经济环境和金钱资助之外，这个结果本身也被上台后的纳粹当作宝贵遗产和大好经验继承下来。纳粹的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工业界大搞卡特尔，用巨额订单喂养它们，整合出几个高效又听话的巨型战争齿轮来，纳粹党人可从来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Fans。

这是后话，目前还轮不到希特勒说三道四。中学政治课本告诉我们，垄断资本家阶级挑选了代理人某某，旁边还常给配个图：一个大腹便便穿燕尾服的和一个干瘪猴瘦戴礼帽的，俩家伙正在弹冠相庆。话倒没说错，不过和没说差不多，反正我感兴趣的是某某怎样被招聘录用为资本家代理人的，这种好事怎么才能赶上哪。

希特勒也不是个第一眼帅哥，开始没人觉得他能成气候。当时德国政坛风起云涌，政党林立，国会席位非常分散，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投票难以出现优势多数，几个党联盟起来可以有简单多数，但是中间一出个反水的，马上优势就没了，这种状况正好给小党派提供了砝码，在分裂和混乱中找到机会出头。1930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取得107席，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这个胜利令人吃惊，也来之不易，1928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只有可怜的12席，但是毛主席说得好，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希特勒全国奔波，四处演讲，外加到处赠送他的大作《我的奋斗》，功夫不负苦心人，渐渐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早期资助者，上面提到过的卡特尔──“联合钢铁”老板弗里茨·蒂森，以及鲁尔煤矿大王埃米尔·寇道夫。这些工业家之所以靠近希特勒，是因为他强烈支持禁止罢工和工会活动。老鼠和猫，钱和选票，一样都不能少。希特勒转身讨好工人用的许诺是消灭失业，提高福利。这个诺言当时听来格外动人，因为1929年从美国开始，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经过6年的资本输出，现在德国总共欠了美国70多亿美元，整个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美资。华尔街一崩溃，银行出现挤兑，开始从国外急调资金回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把德国拉进了深渊，生产收缩，失业率骤增。那边凡尔赛赔款还没完呢，杨计划规定每年必还的那三分之一，是用商品消费税保证的，结果结结实实转嫁在了民众身上。末世而妖言用，本来希特勒的极右翼主张在主流社会总是被当作笑柄，现在却有不少人真的追随他了，希特勒的煽动迷人之处在于简单直接──不还钱！赔款和债务是由这些外国资本家、犹太佬和卖国贼造成的，老百姓凭什么负责。

然而，听得热血冲脑，怒发冲冠的人们哪里想到，希特勒这时正在紧锣密鼓地想办法扩大外国资本对他的支持。仿佛命运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在他选举胜利的前几个月，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从德国国家银行主席的职位上辞职了。

沙赫特辞职和杨计划后续谈判中与政府的摩擦有关，他对政府作出的一些新让步十分不满，在没有通知政府的情况下，他给J·P·摩根写了一封信威胁要退出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封信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后，德国政府大为震惊和丢脸，财政部长公开和他闹翻了，在兴登堡总统的压力下，沙赫特愤然辞职。这次离职对沙赫特的影响是微妙的，首先深觉羞辱，他是第一个没到任期就被赶下台的帝国银行主席；同时也委屈和愤怒，且不说当年力挽狂澜拯救通胀的功劳，就是这两年领着谈判队伍，寸土必争一条一条争取到的利益被政府漠视，也让他觉得寒心。他离职后马上去了美国，应邀在各大学里演讲，会见各界名流尤其是华尔街的同事，抨击凡尔赛条约，鼓吹德国经济复兴。就在这次旅途上，沙赫特读到了《我的奋斗》。尽管他评价希特勒的文笔在糟踏德语，但是对里面表达的观点却心中一动。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不再让他寄托希望了，那么换一剂猛药如何？1930年底，沙赫特会见了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1931年初，沙赫特与希特勒见面了。

沙赫特对未来元首的感觉还不错，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真诚而谦虚”，他的自信和敢于行动的决心给沙赫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滔滔不绝的口才也名不虚传。沙赫特显得很有兴趣地听着，然后给了个小小建议，推荐一位金融记者瓦尔特·丰克给希特勒讲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此人后来接替沙赫特担任纳粹经济部长）。我看沙赫特回忆录写到这里，想象博士忍耐着这位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还特别能侃的主儿，顿觉情景可笑。沙赫特是何等阅人无数老奸巨滑的人物，怎么会被希特勒那套古怪混乱的理论忽悠了去呢？答案似乎出现了一点影子，1931年春天，沙赫特会见希特勒的新闻在金融家圈子里不胫而走，人们猜测他政治上向右转的同时，还大胆预测他要借助纳粹的力量竞选下一任德国总统。沙赫特自己的话也加剧了这种猜测，当他的朋友、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会不会帮助纳粹统治德国经济之时，沙赫特回答“不，纳粹不会统治，但我会通过他们统治。”共谋！考察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背后，各种目的与意志盘根错节纠集在一起，我们看到只不过是一个合力的表现而已。希特勒、沙赫特，投票给希特勒的德国老百姓还有与纳粹合作的美国资本家，都怀着各自目的处于合力当中。能造时势的英雄，就是在这个巨大的拼图游戏里有幸拿到最后一块图版的人。不管出于良好的愿望还是勃勃的野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沙赫特帮希特勒弄到了那块最后的拼图。

1931年之后，沙赫特开始运用他的声望、人脉和杰出的理财本领，为希特勒经营竞选资金。1932年11月，沙赫特成功发动了一次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大规模联名上书，由他领衔，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1933年1月底，希特勒戏剧性地当上台，2月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组织了一个晚会，在他的惊人能量作用下，与会者涵盖了工业界的大部分巨头，包括I·G·法本及其美国分公司，克虏伯军火公司，通用电力，德国汽车协会，联合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当场筹资3百万马克。希特勒在财运上终于告别诸多蝌蚪，遇见了一群牛蛙。这笔钱十分阔绰地解决了竞选资金问题，选完之后还剩了大约60万。除了筹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表达了德国工业寡头，以及站在背后的美国金融资本对希特勒上台和进一步统治的认可。就拿占总献金额30%的法本（如果再加上它的美国子公司就占45%了）来说，此时它的董事会包括了华尔街和美国实业界最显赫的一批人：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以及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的主席。

风雷动，鱼龙惨，魏玛共和国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这个夹在两个铁血帝国时期之间，德国历史上罕见柔仁的民主共和国，既生不逢时又先天不足。它失败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始终建筑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畸形的资本结构，沉重的外债负担，脆弱的货币体系，以及对德国中小企业和国内贸易传统的破坏，使任何一点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动荡，最后摧毁上层建筑。从《魏玛宪法》到希特勒上台，它的民主从最完善的文本开始，用最糟糕的实践结束。在历史的吊诡里，人人看到开头却总是猜不中这结局，国会大厦巨大的阴影倾斜在柏林的夕阳下，犹如共和国无声的挽歌，的确，它作为殉葬品的命运也很快就要宣判了。

4、谁为战争付了钱？

国会纵火案为魏玛共和国钉入了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孤独而衰老的帝国元帅在风雨飘摇中撑了很久终于还是放弃了，漫长的高寿并未给他带来荣光。现在希特勒坐在总统府里，正在对老总统留下的遗嘱──复辟霍亨斯陶格王室──嗤之以鼻，他的最新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全速开动国家机器，实现他壮丽而恐怖的千年帝国之梦。

老朋友得到了回报，就在同一天──8月2日，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回到帝国银行那间熟悉的主席办公室，把三年前替代他的路德博士赶到了国外当大使。卷土重来如此之迅速，使当初黯然去职的心情都变成了欣慰的回忆，他证明了德国多么需要他，并且凭经济学家的本能开始为一个全新的舞台摩拳擦掌。

华尔街故人无恙否？他们用什么眼光考虑这件事呢？其实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华尔街通过所控制的德国寡头企业向希特勒提供了支持。然而，华尔街还有更为直接的动作，这就是当时希特勒得到神秘资助的所谓“西德尼·瓦伯格”之谜。1933年11月，在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瓦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洛克菲勒大通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三千二百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立刻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很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

希特勒的上台令民主世界舆论哗然，1933年5月沙赫特访问美国，还没下船就被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包围起来，围追堵截质问他对反犹暴行的看法，沙赫特被烦得罕见地大发了一次脾气，把记者递给他的一份《纽约时报》狠狠扔在了甲板上。开头不妙，他的使命看起来前途暗淡。沙赫特是来要求推迟支付美国银行贷款的，大萧条已经延续了三年多，罗斯福新政尚在福祸未卜，大家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还能像前几年一样好说话吗？

莎士比亚说过，别借钱给你的朋友，要么你会失去钱，要么失去朋友。沙赫特这次又赌赢了，美国选择了前者。一方面，美国资本已经在德国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关彼此纠缠；另一方面，德国重整军备扩大采购的过程，对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良好的刺激。至于买了军火要对付谁，反正不是美国。沙赫特博士给了一个多么容易理解的理由啊，“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沙赫特甚至还把反犹行为的原因归于“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

罗斯福总统对沙赫特印象并不好，他觉得对方傲慢自大；对希特勒也非常不感冒，就在沙赫特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还几乎故意任命一位犹太人去柏林当大使。但是令人遗憾，也是我们很少提到的是，罗斯福在他第一任任期里，与绥靖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国内经济是第一位的，对外交只简单提一个“睦邻关系”，保住拉美后院不起火足矣。这不仅仅为了迎合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本人也是一个灵活的务实主义者，并不介意握脏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苏联建交了，让欧洲自相钳制，何乐而不为呢。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希特勒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I.G.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坦克润滑油的技术是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甚至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罗斯福新政能够奏效，也未尝不对此多赖借助。然而真有这么轻巧的双赢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也不例外。人们永远没有完全决定眼前事务的能力，路径依赖的力量常常比想象中大得多。美国与德国战前资本融合的惯性，一步步导向如今的政策，不是当政者不懂养虎遗患、尾大不掉，谁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但是形势如此，加深这种合作关系比破坏它更为划算。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说破了残酷的真理：“在长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谓长期打算、远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调，立竿见影的利益却是人人难以抗拒。金融资本的盲目性尤其明显。金融市场上每一天时间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经济安全人人自危，殊不知金融资本从来就是见血就上拔腿就跑，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角色，现在如此，当年也差不多，上演的都是鬼打墙的老故事。

既已暗渡了陈仓，就不怕明修它栈道。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恢复普遍兵役制，扩充常备军，进入莱因非武装区。美国对此听之任之，生意做得更加热火朝天。其实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英国和德国也有合作，并且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对这些举动不过嘴上谴责一下。法国虽然是德国的传统敌人，但是战前正赶上右翼上台正在严防共产党，外加殖民地麻烦一大堆，还指望着希特勒对付苏联。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我们会目瞪口呆地看到美、英、法、苏争相和自己未来的侵略者眉来眼去，比赛着为它添砖加瓦的奇异景象，希特勒不打这场战争简直都对不起老天的眷顾。

像最深沉的梦魇，清醒者无法动弹地看着深渊越来越逼近，又像一场荒诞派戏剧，各方势力挤在十字路口上等待自己的戈多。经济复兴？遏制共产主义？均衡的欧洲？互不侵犯？

戈多没有来，来的是希特勒。纳粹德国带着华尔街的金钱，美英的技术和装备，苏联训练出来的军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5、镀金时代的秘密与巫师的命运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以前的内阁总理换来换去，愿许得真不少，每次但听环佩响，不见美人来；佳人不来，也就罢了，可是今天通胀明天衰退加上还不完的外债，来的都是这种牛鬼蛇神，真叫人无语凝噎。希特勒上台4年，失业率从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隐然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早年那样的演讲才华，只消在公共场合露露小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立马如醉如痴。

那么，如果这时候希特勒有幸意外死亡的话，是不是就“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了，然后以民族救星的形象名垂青史？

希特勒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呢？

对比希特勒政府和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不难发现它们何其相似乃尔。同样的国家干涉，兴建公共项目，发行公债，贬值货币，扩大卡特尔组织；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罗斯福的叫“新政”（New Deal），希特勒的叫“新计划”（New Plan）。诚然，在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条件下，大家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比较行之有效的也无非国家垄断主义那一套。然而，同样的照方抓药，各国家底不同，人家吃的是独味人参，你可能只弄得起点参须，贾府的方子刘姥姥看了也是干瞪眼。美国的广阔幅员、丰富资源、生产潜力没有一条德国能望其项背，这且不提，单单说通货这一块，它就是一战最大的获利者，加上延续下来一贯的高保护关税政策，资本对外扩张多年带来的惊人收益，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战后年年赔款的德国怎么比？有黄金和外汇的保障，人家可以搞货币贬值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可以玩赤字游戏而不导致财政破产；换了你行吗？摆在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顿无米之炊。

然而，和十年之前一样，这个老巫师如同听到召唤的战马，再一次奔向危机时刻的舞台，一样的雄心勃勃，一样的自信不疑。他的确带来了新节目，电光火石间只见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

在一个基本没什么财政准备金的国家里干事，只能使上点无中生有的办法，这个`“生”法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就是明抢，只不过大盗剪径变成了国家没收，受害者自然是可怜的犹太人；文的就不那么简单了，沙赫特一开始必须有节制地使用印钞机来做启动。我查阅的中文史料中，有限地提到沙赫特的几次，大多都说他为了重整纳粹军备，怎么热衷搞通货膨胀，仿佛他是个金融狂人。这个印象之由来，以我自己的猜测，可能和中央银行主席孔祥熙博士有关。他1937年拜访沙赫特，对军备资金问题交谈之后，大概自以为深受启发，抗战后期也效仿人家搞货币增发，结果演砸了，真的变成了通货膨胀。孔博士虽然堂堂名校海龟，贵为两位国家元首的连襟，理财的本事还是比不上敛财的本事。沙赫特开动过印钞机是不假，但是他的政策总体上却是紧银根的，这意味着严格控制物价和外汇汇率，而且将大量增发的银行券的用在非生产领域，也就是基建和军工，尽量减少对一般市场流通的压力，比如著名的“米福”（Mefo）军用券，就是由国家保证，专门支付军火商的，由银行秘密贴现，不入财政报告。这种办法兼顾了解决就业、不造成生产过剩和军事保密要求，将“拖”字诀发挥到了极致。沙赫特所创造的信用奇迹还包括，为了避免外汇流失，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夏伊勒语）。到1936年中，德国已经建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齐平，这样，这些依赖德国市场的国家（大多是南欧和美洲的原料输出国）没有办法，为了清算马克欠款，只好允许德国继续购货。

沙赫特在“新计划”期间之卖力，确实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为了给德国弄到更多外汇，他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国际金融中的信誉，在进口商品以后千方百计阻挠付款，或者代之以物物交换，连华尔街的老朋友都在指责这种“金融强盗行径”。

可是，随着时光飞转，随着军队强大起来的脚步，这个精明的老巫师没想到的是，希特勒的目标并不是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贸易霸主，他把经济全权交给他，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感兴趣。赌桌上再有千般计较，总还要按理出牌，然而，他已经等不及了，他要的比沙赫特能给他的更多，更直截了当。

1936年开始，形势看上去正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沙赫特却开始隐隐感到问题不妙，像一个在舞台上停留过长时间的魔术师，他发觉帽子里已经没有新兔子可以变了。首先是德国在军备上的畸形投资，占用了他千方百计从国际金融界弄来的，和从国内人民牙缝里抠出来的大部分外汇，他主持修订的经济法律严厉到对私藏外汇可以判处死刑，却仍然难以应付军队巨大的钢铁胃袋；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的动静实在太大，其他国家虽然有跟着起哄沾光的一面，却也有惊心警惕的时候，德国的国际环境悄然逐步恶化，国际贸易越来越不好做。特别是，华尔街虽然慷慨给了钱和技术，但是像过去杨计划中发生过的一样，它们在合作中试图控制德国伙伴，而为战争做准备的德国工业寡头，还有它们的政治靠山，当然不会答应，政治原因带来的摩擦也影响了经济关系，使沙赫特大为头痛。

沙赫特最深刻的不安来自，希特勒和他对经济政策的要求在本质上有分歧。希特勒对经济完全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如果把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对经济问题发表的零星高论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简直没有他们没主张过的观点：支持国有化、支持私有化、主张自由竞争、主张计划经济、打击垄断、保护垄断、限制利息、反对限制利息……总而言之，看上去矛盾百出，实际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政治要求服务。虽然沙赫特很知趣地在报纸上撰文，说元首“领导了每一个经济计划、参加了每一项法令制度的修订”，其实希特勒在其中的贡献，也就和金日成同志对《卖花姑娘》音乐创作的贡献差不多。沙赫特将高帽子奉送得这么慷慨大方，恰恰因为希特勒当时没太多插手他的工作；而一旦领导打算亲切关怀了，沙赫特与纳粹的蜜月期也就开始面临危机。

1936年秋，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四年计划全权机关”与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机构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沙赫特与戈林之间的冲突。沙赫特从这个“四年计划”诞生开始就对它深恶痛绝，不仅因为它的掣肘争权，更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以战争着眼的，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虽然沙赫特肯定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自由贸易信奉者，但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对德国的致命意义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德国没有广大殖民地作为廉价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去消化国内的经济波动，因此一举一动都和国际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要不他那么辛苦节省外汇干什么？一旦风吹草动，马克受到攻击，以当前国内的信用“圆环套圆环”遍地打白条的现实，这场热热闹闹的“经济复兴”搞不好立马变成镜花水月！“四年计划”在他不仅达不到什么自给自足的目的，反而会摧毁辛苦建立的国际贸易成就，并且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德国信用的怀疑。沙赫特愤然指责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而希特勒在这场争执中会支持哪一方呢？看看这位元首风向标式的言论吧。“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另一个使人不安的征兆是，杨计划和道斯计划债券在1935到1936年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道斯债券从79美元下降到37美元，杨债券从59美元下降到29美元。这意味着华尔街对德国发生动荡的深深忧虑。铅云低垂，斜阳诡异，沙赫特独坐在帝国经济部办公室里，看着多年围绕在他鞍前马后的工业家们，蜂拥着向戈林的订单扑去，不祥的预感在心中升起，海天之间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经济部长任上离职；1939年1月，他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德国的权力中心，虽然他之后的人生依然颇有戏剧性，但已不再对历史发生真正的影响。沙赫特的命运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他终身未加入纳粹党，但是在纳粹上台和准备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却可能超过了任何纳粹高官。他本人的浮沉，就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德国政治势力关系的生动历史。如同传说中的双头蛇，政治与经济的逻辑相互推动也相互反噬。沙赫特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侵略战争筹资（这一点无可置辩），而且在奥地利合并和捷克事件中他都把帝国银行的手伸了进去，但是从本质上他是按照国际金融资本──当然也包括德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去行动的。然而，“大炮和黄油”是政治发展的逻辑，有自身合理的惯性，对一种成型的政治文化来说，经济力量可以是发动机，却从来不是刹车。何况这“惊险的一跳”在好日子里难道没有露出过征兆吗？希特勒也许是个魔鬼，但很难说是个骗子，他的基本主张──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扩展论从来直言不讳，这样的理论基础最后必将引向战争。发现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洞察力，只不过，像十日谈里古老的故事一样，希图利用魔鬼的最后难免沦为魔鬼的奴隶，或者，魔鬼和人类本来就没什么真正的界限？

纽伦堡的美国人放过了沙赫特，他的祖国却没有原谅他，战后巴伐利亚拒绝他居住，他漫长的后半生背负着纳粹帮凶的骂名。然而华尔街呢？J.P.摩根财团呢？那些显赫的信托银行呢？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杜邦这些工业帝国呢？伯尔尼和日内瓦赚得钵满盆满的金融家和军火中间商呢？即使在战败的德国，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托拉斯们，总电力公司、法本、联合钢铁，谁又受到任何真正的触动了呢？在两极格局的战后世界中，又一轮金钱和控制的奇妙博弈开始了……你看你看世界的脸。“波丽娜，她无处不在，她就是社会……”──巴尔扎克《驴皮记》

沙赫特苍老的背影像是一个精装的伏冷脱，失去法术的老巫师，他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41年一个公开场合上。希特勒的问题依然和华尔街有关，他问他是否能再去美国一次，争取华尔街新的贷款。这次沙赫特没有丝毫犹豫地告诉他，在《租借法案》生效之后，已经完全不可能。

这是他对希特勒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华尔街与纳粹德国这出人间喜剧的最后落幕。

亚尔马·沙赫特1944年被牵扯进谋害希特勒的720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1945年达豪被盟军占领。1948年受审无罪释放后，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埃及的经济顾问，1952年在阿以中东战争中作为埃及的顾问，1953年后回到德国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时写作回忆录《我的前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1970年6月4日，在希特勒和罗斯福死去整整25年后，93岁高龄的沙赫特去世。他像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猫，姿态难看却总能安全地四脚落地，一时的凶险也变成了因祸得福的契机。读他那洋洋洒洒一册又一册的回忆录，你很难相信这个耄耋老人身上有如此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甚至还在监狱他就和出版商定了合同，在儿子战死，自己等待受审、前途未卜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个71岁的老巫师写道：“我一直雄心勃勃，现在我依然如此。”

不知为什么，这种过于强烈的生命意志，令我反感，就像对第三帝国那种狞厉嚣张的美。也许唯一例外的是这个细节。当写到他的爱子Jen在苏联战俘营里失踪，文风铺张华丽的沙赫特只淡淡说了一句：他是个温和而内向的孩子，本该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可是呢？他活到了93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年青人死于这场战争。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

柏林墙，这就是历史对于殖民主义的清算。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纳粹主义与逆向殖民主义的兴起

逆向殖民，指的是原先的殖民地向宗主国的“反过来的殖民”。

所谓逆向殖民就是殖民地向原宗主国的移民，如印度次大陆人口移民到英国和英语国家、北非人口移民到法国、土耳其人口移民到德国〔原先的盟国〕、东欧人口移民到西欧、墨西哥人口移民到美国〔墨西哥原先被美国夺取大片领土〕、中国人口移民到八国联军的祖国……

一般认为，1415年──1975年之间存在了五个半世纪的葡萄牙殖民帝国，贯穿欧洲殖民史的始终，而其彻底解体则说明西方殖民体系的结束，西方开始“逆向殖民”即“从第三世界引进移民和难民”的过程。这一反转是由于西方社会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导致的，即所谓“文明人不生育”。

但是我的进一步研究发现：逆向殖民其实是由苏联开始的，那就是二战末期苏联对德国的逆向殖民，是由原殖民地苏联和东欧各族人民向宗主国德意志殖民者的血腥报复、大规模驱逐，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战前曾广泛分布在中东欧地区的德意志殖民者，二战末期和战后被劣等民族的代表“斯大林同志”逐出其“祖辈生活”的家乡，并由东欧的“劣等民族”取而代之。

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种种事实，世人皆知。近一些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档案的公开，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背景见诸天日，而一些多年被淡忘的历史也渐渐浮出水面。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战前曾广泛分布在中东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民在二战末期和战后被驱逐出其祖辈生活的家乡问题。

这个问题的浮现，其实也是好事。这告诉我们其实受害者可能反过来变成加害者，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复杂很多。

二战中，德国对西欧的与对东欧的战争，其属性有相当不同。德国的入侵波兰与捷克，其实是一场种族的战争；而对西欧的战争则是打破西欧列强干预德国将东欧日耳曼人纳入德国的必要手段。因此，东部战线才是生死存亡的种族战争。也因为如此，德国在东线的战争手段与民族驱逐手段毫不留情。但随着德国的战争失利，汹涌而来的苏联红军则以更加残忍的方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来对待德国（或日耳曼）人民。光是首都柏林一役，战胜的苏军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德国妇女进行大规模的强奸，估计有二百万妇女受害。德国的种族，从此遭到记录清晰的、无法清除的“污染”。德国灭亡了，1945年以后的德国，不过像原先的俄罗斯一样，已经是各族人民的杂种了。

据统计，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德国已经沦为劣等民族！苏联诗人爱伦堡说：“要用暴力打破德国妇女的种族骄傲。要把妇女当作合法的猎物。”這是斯大林的政策。有学者估计，仅仅在柏林，就有50万德国妇女遭到强奸。1946年柏林出生的婴儿3.7%为苏军强奸造成。德国总理科尔的夫人，也曾遭此厄运。

电影《百万大逃亡》，是德国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来收视率最高的一部电影，就提到前德属东普鲁士（现被立陶宛、俄罗斯、波兰分占）的居民的大逃亡的情形，随着难民潮涌现与前线战事吃紧，东普鲁士居民的灾难即将到来。到了1945年1月，希特勒下令坚守东普鲁士，将东普鲁士的首府柯尼斯堡变成要塞城市与苏军决一死战，不许居民撤离，并对军民下达死亡追杀令，却也阻挡不了东普鲁士人民的大批奔逃。“莲娜之父不愿离开在东普鲁士世居祖业与贵族世界，坚持留下。兼负家族重任的莲娜，独自带领家族成员走上不确定的旅程……。”

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船难事件“古斯特洛夫号”的最后旅程，也是从东普鲁士载着大批逃亡的东普鲁士难民却被苏联潜艇击沉的历史──结果溺死了约9300人，其中将近一半是妇女、儿童甚至婴孩。

更蹊跷的是，大批逃避苏军入侵的东欧德意志人民，逃入德国东部的历史名城兼交通要道的德累斯顿市，结果反而遭遇更加惨烈的灭绝。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认为：德累斯顿并没有直接的军事目标，因此被难民们认为是相对安全的城市。因此在1945年2月初，该城聚集了超过30万名来自东部前线的难民。没想到1945年2月13日，英国皇家空军大举出动对难民聚集的德累斯顿进行了大规模空袭行动：一个晚上出动超过两千架次的重轰炸机，使用燃烧弹密集攻击此一几乎没有武装的难民城市，将这座曾经象征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夷为平地，并造成重大的伤亡。德累斯顿轰炸与“古斯特洛夫号”沉没，这两个历史事件都曾引起“西方盟军反人类的罪行”的辩论。

有一篇名为《邱吉尔已经成为禽兽》的文章指出：

［

德累斯顿大轰炸，使得邱吉尔已经成为禽兽。

大轰炸后的德累斯顿，宛如人间地狱。1945年2月13日夜，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22时10分，这个被称为“世界建筑宝库”的文化古城突然遭到猛烈的轰炸，炸弹掀开屋顶，炸飞窗门，城市成为一片火海。

德累斯顿不仅是一座文化古城，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工（Rüstungsindustrie）生产的重要基地。1945年1月，随着反法西斯盟军在东西两线的节节胜利，欧洲的制空权已掌握在盟军手中，作为德国军工生产重要基地的德累斯顿成为盟国空军集中攻击的重点目标。 

空袭原因

1945年初，西方盟军统帅部开始考虑如何采用战略轰炸机武力援助苏联。他们计划轰炸柏林和其他几个德国东部城市，协助苏军前进。方案代号为“雷击”行动。最末，原始方案被针对性更强的新计划所取代。1945年1月26日，空军总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元帅写到：“剧烈的闪电战既能给东部敌军撤退时造成混乱，又能牵制西部军队的迁移。”但他提到改为闪电行动后，飞机执行的基本任务不会减少，即破坏石油生产线，炸毁喷气式飞机制造厂和潜水艇码头。空军副总参谋长诺曼·伯特莱要求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亚瑟·哈里斯元帅一旦月亮和天气条件允许，立刻采取对柏林、德累斯顿、莱比锡、开姆尼斯的空袭行动。“在苏军顺利推进时，要特别针对上述城市中可能存在的混乱情况加以利用”。

同一天，温斯顿·邱吉尔敦促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柏林？或者毫无疑问地选别的东部大城市？我昨天就问过了。现在不该特别考虑那些抢眼的目标。请明天向我汇报下一步行动。”1月27日辛克莱回复: “空军参谋部服从至高命令（即侵袭敌军石油生产线以及其他经核准的目标体系），制定了竭力针对柏林、德累斯顿、开姆尼茨、莱比锡或别的城市的掷弹计划。剧烈的轰炸不仅能摧毁对东部敌军撤退来说重要的通讯设施，而且能牵制西部军队的迁移。”

联合情报委员会得出结论：德军会从其他战线抽调42个师（50万兵力）来增援东线。如果阻止德军调兵能有助于苏军前进的话，那么战争将会早日结束。他们认为到1945年3月德军就能完成援军行动。被截获的名为“激进论者”的密电表明德国确有此意，从而证实了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分析。他们在建议书中说： “因此，对于接下来数周内英美盟军用战略轰炸机力量给予苏军的协助，我们认为是急遽结束战争的正当途径……针对石油目标的侵袭继续优先……”

此前，苏联已与盟军进行过数次磋商，讨论一旦东线士兵逼近德国，如何运用战略轰炸机力量协助他们的地面进攻。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曾访问苏联，与约瑟夫·斯大林商议过这个问题；盟军司令德怀特·戴维·艾森豪维尔将军亦代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考虑过此事；1945年1月，英国空军中将亚瑟·特德做了有关如何运用战略轰炸机援助苏军进攻的解释性说明，其时正值德国着手于战线之间调遣兵力。联合情报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书包含在一份名为《关于苏联现行攻势的战略性轰炸》的文件内。1月31日，特德与其空军参谋部在对该建议书进行研究并与苏联协商之后，联合发表了一项吁求进攻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等相关城市的建议书。在空援战术任务中运用战略轰炸机，其目的类似于1944年艾森豪维尔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所作的战斗机轰炸机准备。在1945年，特德指望运用战略制空权来“阻止敌军在战线之间任意来回地调换兵力。”

在2月4日雅尔塔会议碰面之前，西方协约国已锁定德累斯顿为轰炸目标。在会上，苏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阿历克谢·安托诺夫将军就西线盟军战略轰炸机力量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是划分轰炸路线要由北向南移动。不经过苏联特别允许，西线盟军空军不得在东线掷弹以防对苏军造成意外轰炸。第二个是要阻止来自西线阵地、挪威和意大利的德军增援东线，特别是运用空袭使得柏林、莱比锡两地间的连接瘫痪。

应苏联的要求，波特尔（也出席了雅尔塔会议）派伯特莱递交给阿历克谢一份请求，上面罗列出既定空袭目标，待与苏方商议。送回波特尔手中的表单上列出的目标包括炼油厂、坦克飞机制造厂和柏林、德累斯顿这两座城市。在随后的讨论中，西方协约国指出如果不轰炸德累斯顿，德国可藉穿越德累斯顿的铁路交通线运送物资，以此足以弥补对柏林和莱比锡的轰炸造成的任何破坏。安托诺夫同意并要求把德累斯顿添加进请求列表.

目标方案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通过后，联合战略目标委员会（隶属于盟国远征军空军最高统帅部）即在对美国陆军航空队与英国皇家空军发布的轰炸命令中指出，为了削弱德国通讯线，选中德累斯顿为轰炸目标之一。此次行动由西方协约国最高军事指挥部参谋长联席会直接授权。

英国皇家空军参谋部在所写的文件中申明，他们下达采取轰炸的命令，旨在“破坏通讯”，是为了阻碍德军的东调和撤退，而不是为了杀戮被疏散的难民。所以伯特莱在雅尔塔要与苏方商议轰炸目标，而在他为坡特起草的优先级表中，充分优先考虑的东部城市仅有两个（轰炸对象）：柏林和德累斯顿。这与皇家空军制定的把交通枢纽兼工业地性质的城市列为轰炸对象的战略相适应。 雅尔塔会议后，柏林和德累斯顿都遭受了轰炸。

苏联军事智囊团宣称，那些停在主站的火车都是军用火车，途经德累斯顿开往前线。但这被证明是错误的。火车其实用来疏散来自东部的难民。英国皇家空军简报摘要提到如下请求：“俄军抵达，命令（轰炸）执行。”这可视作皇家空军实力的骄傲宣言？还是西方协约国在向苏军表明他们正全力以赴助其进抵？或者显示出冷战的早期征兆？历史尚未有定论。

空袭过程

在2月13日夜袭之前，靠近德累斯顿市中心的铁路调车场已两次遭受过美国陆军航空队第八航空军的轰炸。第一次是1944年10月7日，70吨高爆炸弹投向调车场；第二次在1945年1月16日，133架轰炸机向其投掷了279吨高爆炸弹和41吨燃烧弹。

由美国陆军航空队第八航空军执行的轰炸德累斯顿的燃烧弹之役本该始于2月13日，但欧洲上空恶劣的天气阻碍了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以至于轮到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来启动初袭行动。2月13日晚间，796架兰开斯特轰炸机（Avro Lancaster）和9架德·哈维兰蚊式轰炸机（De Havilland Mosquito）分两波遣往德累斯顿，先后扔下1478吨高爆炸弹、182吨燃烧弹。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4日早晨五六点钟。

第一波空袭由英国皇家空军第五中队执行。他们采用特有的低空标识法，22:14在德累斯顿上空施放首枚炸弹时（CET）几乎就用一架轰炸机在两分钟内扔完他们所有的炸弹。第五中队最末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在22:22时分投完炸弹。德累斯顿上空浮云依然。此次初袭，244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投下了800多吨炸弹。

三小时后，英国皇家空军第一中队、第三中队、第六中队和第八中队清一色的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运用第八中队提供的标识技术，发动了第二轮空袭。那时天气已放晴，529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在01:21到01:45之间，以高精确度投下超过1800吨炸弹。两次空袭中，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六架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此外还有两架在法国、一架在英格兰坠毁.

2月14日12:17 至12:30，311架美国B-17轰炸机以铁路调车场为瞄准点，在德累斯顿投下771吨炸弹。“部分担任护航的P-51野马战斗机得到命令，环绕德累斯顿对路面交通设施进行低空扫射，藉此凭添混乱”。1945年2月，火焰风暴吞噬了德累斯顿，数则报道称平民在逃离时遭到了美军飞机的猛烈扫射，但历史学家戈茨·伯甘德（Gotz Bergander）的近著驳斥了这种观点。在空袭期间美军与德军战机围绕德累斯顿进行过一场短暂、但很可能剧烈的空中激战，某些交战回合或许侵袭到地面并且误射火力。美军的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5日，投掷了466吨炸弹。在四轮空袭中投掷的炸弹总共约有 3900吨。

燃烧轰炸按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先投掷大量的高爆炸弹，轰开屋顶，使屋内的木材结构暴露出来。接着以引火装置（燃烧棒）使木材结构燃烧，然后用更多的高爆炸弹来阻遏消防队的行动。这一切最后形成一股持续一段时间的火焰风暴，温度激增至1500度。轰炸区域着火后，焚烧区上方的空气温度暴涨而且产生高速上升气流，外界的冷空气被极速带入的同时也将地面的人们吸进火中。

后来，美国陆军航空队对德累斯顿铁路调车场又发动了两次深度空袭。第一次在3月2日，406架B-17s型轰炸机投下940吨高爆炸弹与141吨燃烧弹；第二次在4月17日，580架B-17s轰炸机投下1554吨高爆炸弹与164吨燃烧弹。

德累斯顿市中心约有28410多所房屋，其中24866所毁于空袭，遭到完全破坏的区域面积达15平方千米，包括：14000栋民宅、72所学校、22家医院、19座教堂、5个影剧院、50家银行和保险公司、31家百货公司、31家大型宾馆、62座行政大楼以及诸如因哈吉（Ihagee）摄影工厂等。全城统共222000座公寓住宅，其中75000座完全被摧毁，11000座严重受损， 7000座受损，81000座轻度受损。那时城市受损区域面积大约有300平方千米。虽然主火车站完全被毁，但那些日子里铁路线仍在运行。

确切的死亡人数难以统计，是未知数。估算之所以困难，源于在1939年，市区与拥有64万2千人口的周边郊县当时挤满高达200000名难民以及数以千计的伤兵。难民命运未卜，他们有可能被屠戮，或者在火焰风暴里被烧得面目全非，也有可能已离开德累斯顿去了别的地方而不为官方所知。早期著名的死亡人数估算从25000名变化至60000多名，但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可能的范围大约在25000—35000之间， 而德累斯顿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瑞查特1994年最新研究倾向于此范围之较低部分。这些估算表明德累斯顿轰炸中的死伤者与德国其他城市地区进攻时遭受炮火袭击的伤亡者在数量上不成比例。

当代德国官方记录登记的掩埋人数约21271名，包括在老市场（Altmarkt）火化的6865人。 根据德国官方第47号动员令，到1945年3月22日，共正式掩埋了大约2.5万具（德累斯顿轰炸）军民的尸体。（"TB47"）在1945年5月与9月之间没有掩埋人数登记。 在往后的年份记录中，1945年10月至1957年9月，死于战争的人数记录为1557名；1945年5月至1966年，重又发现了1858具尸体；1990年到1994年期间，虽然城市历经大兴土木与挖掘工作，但战争遗骸毫无发现。权威记录失踪者为35000人，日后发现约10000人尚存。近些年来德国的死亡人数估算略有上扬而英国有所下降，这与早期的情况恰好相反。

更高的死亡人数估算范围高达30万人。数据来源备受争议未必可靠，例如约瑟夫·戈培尔执掌的德意志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苏联历史学家以及戴维·欧文──曾经走红但现已声名扫地的自学出身的史学家，他收回了自己更高的死亡人数估算。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和微软电子百科全书列出的死亡人数从“35000到135000”，其中大的数字符合欧文已收回的“权威性”更高估算值。

纳粹在宣传部竭力利用德累斯顿大做文章，承诺迅速采取报复行动。苏联在冷战早期也把德累斯顿轰炸当作宣传工具，以此来疏离东德人与美国人、英国人的感情。

德累斯顿所遭受的破坏不亚于其他德国城市，尽管这次轰炸的投弹数量并不是最高的。但良好的天气、木结构的房屋、各建筑物之间相通的地下室，以及事前的准备不足（纳粹地方长官马丁·穆施曼被认为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这些因素凑在一起，使得德累斯顿大轰炸极具破坏性。此外，2004年末，一名曾涉及轰炸的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采访时提到又一个因素，即德方的反空军火力比预计的水平更低，这确保了部分轰炸机的高精确度。

德累斯顿被英美空军的3749吨炸弹和燃烧弹夷为平地。市区变成一片废墟，大火连续烧了几昼夜，130万居民被炸死13．5万人，约35470座建筑物遭到破坏，茨温格尔宫（Zwinger）、圣母教堂（Frauenkirche）、塞姆佩尔美术馆（Semperoper）、日本宫（Japanisches Palais）、歌剧院等古代建筑连同这座名城一起被毁灭了。上百万居民无家可归。他们同外地逃难者形成一支难民大军。 

此后，每年2月13日20时15分，德国东部的各个乡村教堂都会响起沉闷的钟声，纪念这次给平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空袭。 

战后，人们认为“雷击”行动是不顾人道主义原则的“恐怖主义行动”，把哈里斯称为“屠夫”。哈里斯也承认，这是杀戮人民，他只是强调“雷击”方案不是由他制定的。

面对尸横遍野的德累斯顿，邱吉尔在其回忆录中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走得太远的话，是否也会成为禽兽？” 指挥德累斯顿轰炸得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副司令桑德比中将：“谁都无法否认空袭德累斯顿是一场真正德悲剧……”但是他为自己辩解说：“真正无情的是战争。一旦全面战争开始，那么它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人道主义。” 

一位参与轰炸的英国空军飞行员回忆：“当时的场景让我完全震惊了，我们彷佛飞行在火的海洋上，炽热的火焰透过浓浓的烟雾闪烁着死亡的光芒。我一想到在这人间炼狱里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我就无法自制地对我的战友们喊道：‘我的上帝，这些可怜的人们！’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感觉，也无法为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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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二战的德国的老人，与英国老人的个性相当不同：也许是德国人民经历过“彻底摧毁”的巨大创伤使然吧：

1、民族悲剧的历史成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东欧地区各民族混居现象相当普遍。据1931年的统计，波兰东部1160万人口中，波兰人仅占38％，而62％是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仅乌克兰人就有440万。捷克斯洛伐克1921年人口普查时，捷克人仅占50％，斯洛伐克人占14．7％，其他则有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喀尔巴阡乌克兰人、波兰人等等。德意志族也广泛分布在东欧各地，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有400多万，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和奥地利接壤的苏台德地区就有350多万。此外，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苏联等都有不少德意志族人。

二战前，由于各国都普遍奉行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因而民族矛盾尖锐。而希特勒正是利用保护在各国占少数的德意志人的利益，为德意志人扩大所谓的“生存空间”为借口，从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的地位下手，拉开了纳粹侵略欧洲的序幕。在法西斯德国侵占了波兰西部之后，希特勒为实现其建立“千年帝国”的迷梦，发起让散居在东欧的德意志人“回归帝国”的行动，移居了约100万德意志人到其侵占的波兰领土上，而为了给他们腾出地方，约120万波兰人遭到驱逐。因此，根本上说，德国的东部战线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种族战争”。

但是到了二战后期，尤其是战后初期，被驱逐的命运落到了德国人和中东欧各地的德意志族人头上。一方面由于美英苏这三个反法西斯盟国在规划战后欧洲秩序过程中错误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饱受希特勒铁蹄践踏的欧洲各国出于对法西斯德国的仇恨，德国的和德意志族的平民成为新形势下的受害者。而最突出的例子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早在1943年11月，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决定把波兰的版图向西移，波兰东部的领土划归苏联，而波兰将从德国获得领土。同时还决定，波兰人从划归苏联的领土上迁出，德国人则从划归波兰的领土上迁出。1945年7月—8月的盟国波茨坦会议同意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把德意志人迁出。而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考虑战后重建问题时，也主张以驱逐德意志族人作为“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当时美英苏三国的指导思想是，要在德国和其邻国之间创造“永久的和平”，惟有通过建立民族单一的国家才能实现。其实，这种“净化民族国家”的思想早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广泛存在于欧洲各国的政界和思想界。英国首相丘吉尔早在德黑兰会议前很久，就主张仿照1923年希腊土耳其“交换”居民的办法，来构建战后的欧洲国家格局。

2、对德国人的种族清洗

当二战炮火在欧洲刚刚停歇、波茨坦会议尚未召开之时，中东欧、巴尔干各地即掀起迫害德意志族平民的风潮。德意志族人成为发泄对法西斯仇恨的对象，曾在各地发生了不少被枪杀、抢劫、强奸、凌辱，甚至被活活烧死的暴行。据德国联邦统计局1970年代通过调查确认，在当今德波边界奥德—尼斯河以东的地区约有3300个城镇乡村发生过这类暴行，受害的多是无助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例如，1945年7月3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的奥西格，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德意志族人被围殴、杀害、从桥上推到河里淹死的惨剧，数十人死亡。据现在的调查结果，这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人煽动的结果，而非当地个别人背后挑唆的偶发事件，更不是所谓群众“自发”的行动。捷克斯洛伐克战后首任总统爱德华·贝奈斯早在流亡伦敦期间就号召捷克斯洛伐克人“要加倍地向德意志人无情地讨还他们自从1938年以来欠我们国家的债”，“把他们赶出家门，德意志农民不许拥有哪怕一寸土地”。

以类似希特勒对待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手段，来对待战后的德意志族和德国平民的政策和行动，在当时十分普遍。单单苏联红军就强奸了两百万德国妇女，其暴行记录甚至远远超过了纳粹德军。

有人曾问两个波兰华沙大学的教授，你们如何处理东普鲁士以及边界西移200公里的新领土上的原德国居民？他回答：“They were adviced to go as quick as possible！”1945年波兰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就任伊始，宣布首要任务就是把“德国人赶出去”。当时德国人必须佩戴白色袖标，禁止用德语交谈、使用德国标记、演奏德国音乐，波兰人禁止与德国人握手，等等──完全采用了纳粹德国对付犹太人的那一套。1944年11月，在德国法西斯军队被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武装赶出南斯拉夫之后，铁托宣布德意志族人为“人民公敌”，剥夺其公民权。当时留在南斯拉夫的德意志族约20万人受到残酷报复，被关入集中营的约为16万人，到1948年3月，被杀害、折磨致死的达5万人──完全采用了纳粹德国对付犹太人的那一套。

战争一结束，有关国家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一切德国的和德意志族居民。在最野蛮和最混乱的驱逐初期，往往是限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集中，而后或赶上闷罐车或令其步行到德国的边界之内。被驱逐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与战争末期逃避战火的700万难民挤在德国各占领区，局面极为混乱，一度甚至引起饥荒。死于逃亡和被驱逐路上的人数无法统计，估计要以10万计。美国《时代》杂志当时用“欧洲从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过渡到最可怕的和平”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形势。

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逆向殖民”，是“劣等民族”对“优秀民族”的复仇和反攻倒算。从殖民者的角度看，确实可以说“文明衰落了”、“西方没落了”。但是从被殖民的东欧人的角度看，这却是“民族解放”。可以说，东欧“劣等民族”的这次解放，很快就蔓延到亚非拉所有地区，成为二战以后世界历史的主旋律。

1946年10月，《纽约时报》的报导评论道：“这种范围的迁移和它实施的条件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谁若是直接经历这种恐怖，他会毫不怀疑这是反人类的犯罪。历史将会给予它可怕的报复。”尽管欧洲人这次把反人类罪者的行为合理化了。但是旁观的美洲人却比较清醒了。

1945年8月2日，美英苏三国的波茨坦会议最终决定把波兰的版图向西推移200公里，并开始更大规模地驱逐（美其名曰“遣返”）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截至1947年10月11日“遣返”行动正式结束，从前德国东部领土上被驱逐或逃亡的德国人为710万人，从波兰中部地区被驱逐的德意志族人为110万，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的为290万人，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被驱逐的合计为70万人。这种所谓的“民族交换”还涉及无数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犹太人等等。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过这样令人难忘的话：“甚至中世纪开始前后的民族大迁徙运动，也无法同波兰国家面临的这种规模空前的运动带来的困难相比。”

这种大规模驱逐和强迫移居的结果是，欧洲战后普遍形成了单一民族国家，犹太文化已被希特勒德国消灭，德意志文化现在也从中东欧消失。许多曾经繁荣的大城市如维尔纽斯（现立陶宛首都）、柯尼斯堡（现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布列斯劳（现波兰的雅罗茨瓦夫）的居民构成彻底大换血。这样惨痛的经历在被驱逐者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创伤。

3、悲惨的经历难以忘怀

对于上千万被从世代居住的家乡驱逐出去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融入战后的西德社会，但那种悲惨的经历是难以忘怀的。战后他们在西德成立了“被驱逐者联盟”以及各个同乡会，维系对故乡的感情，保持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德意志文化。他们在短暂的时间内曾成立过自己的政党，西德政府在战后初期曾建立过被驱逐者事务部。历史学界也曾经收集整理过大量的有关资料。但是，战后重建期间更为重要的任务以及欧洲分裂为尖锐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的现实，把被驱逐者问题挤到了一边。

这个问题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二十一世纪，重新突出起来，乃至演变成一个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有两个因素发挥了作用。其一是前南斯拉夫1990年代以来内战中发生的大规模的种族清洗，使人们不能不想起二战结束后其实也贯穿了种族清洗的历史；其二，中东欧国家政治体制转轨之后，不可避免地要总结二战来自己走过的可耻历程。这样，被驱逐者问题终于逐渐成为近年来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中心。诚如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社论所说，这是战后总结历史经验过程中最后一个未触及的章节，也是欧洲把它的未来建立在对历史的共同阐释的基础上所必不可少的。

近几年来，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家都出版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文章，还有电视连续纪录片等等。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前年出版了1945年1月苏联潜艇发射鱼雷击沉德国难民船，致使9000余名妇孺老幼丧生的史实为基础的中篇纪实小说《蟹行》。已故知名出版家、政论家马丽昂·多恩霍夫女士对东普鲁士（当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回忆录重印了20多次。波兰自1990年代以来也有相当多严肃公正的历史学家出版了对波兰战后发生的迫害犹太人和德国平民的研究著作，捷克也对贝奈斯总统驱赶德意志族平民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揭露了许多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暴行。

去年，德国的“被驱逐者联盟”主席、基民盟议员埃丽卡·施坦巴赫发出一项倡议，在柏林建立一个“反驱逐者中心”，作为整个欧洲对历史上发生的种族清洗问题的一个资料中心和研究机构。然而，此议一出，却激起东欧许多人相当大的反感。给欧洲曾带来深重灾难的德国现在要诉诉自己受过的苦难，曾经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却要承认自己也干过不义之事，这样的对话使许多人难以接受。尤其是波兰这个二战最大的受害国家，他们担心自己因此也被钉上耻辱柱，在国际上和欧洲落个“虽然受过害但也是害人者”的名声。波兰认为，纳粹德国在其占领区针对非犹太人的罪行以波兰为最烈，仅在华沙被杀害的波兰人就比整个二战期间被杀害的法国人多一倍，社会精英几乎全部消灭，物质损失无法计算，在波兰受的伤害远远没有在欧洲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占有一个牢固的位置之时，这样的一个“反驱逐者中心”会使国际社会形成对波兰歪曲的印象。因此上述建议一出，波兰各政党不分左右齐声反对，更坚决反对它建在柏林，由德国来主持。

此后德国冒出来的“普鲁士托管有限股份公司”扬言要为被驱逐者遭波兰没收的财产索取赔偿时，波兰人就更加群情激愤了。虽然这个所谓的公司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德国各政党、包括“被驱逐者联盟”主席都反对它的举动，波兰却极为敏感，诸如“德国要以受害者的角色推卸罪责”、“以赔偿要求转移对德国历史罪责的注意”等言论不绝于波兰的舆论界。

应该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波兰，主要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能从维护、发展两国友谊的大局出发，以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这场争论。，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波兰时，与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曾就这段历史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一致认为，“欧洲人应该共同重新评价和记录发生在20世纪的欧洲一切迁居、逃亡和驱逐事件，让公众了解它们的起因、历史背景和多方面的后果。而所有这些只能在和解和友谊的精神下实现。”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匈牙利的领导人几年前都曾对驱逐德意志族人表示过道歉。但另一方面，如捷克现领导人至今仍认为驱赶德意志族人做得对，是对希特勒在捷犯下罪行的“正义的复仇”。

4、历史“不会被忘记、被排挤”

目前比较棘手的问题是那个“普鲁士托管有限股份公司”是否真会向波兰法庭以至于欧洲人权法院提出赔偿要求，虽然德国总理施罗德访问波兰、参加纪念华沙起义60周年活动时的确表示反对，但是却不能阻止它提起诉讼。波兰总理贝尔卡在柏林与施罗德总理会谈后，双方表示将成立一个联合法律专家委员会来找出法律根据，驳回上述个别人向波兰和国际法庭可能提起的诉讼。贝尔卡总理还明确表示，波兰政府不会向德国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而施罗德在对捷克进行一天的访问时表示，历史“不会被忘记、被排挤”，但也不应成为共同未来的障碍。他说，他对波兰的表态也适用于捷克，即被驱逐者不应向捷克提出赔偿。但经济赔偿涉及到欧盟的法律，其发展态势仍有待观察。

关于被驱逐者的这段历史的争论短期还不可能画上句号。在二战结束已经60多年、德国和捷克、波兰都已成为北约、欧盟中完全平等伙伴的今天，历史问题却成为它们双边关系中的现实政治问题，这本身说明了两个事实。其一，抚平历史造成的创伤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和漫长，和解的过程远为复杂和曲折，仍然需要有关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拿出勇气；其二，欧洲一体化的新形势凸显了利益的不同。捷克和波兰的领导人和广大民众都明白，没有德国的支持，它们不会这样快地被北约和欧盟这两个“西方俱乐部”接纳。正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所说，（与）德国（为邻）是捷克的命运。但是，德国和捷、波并不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成为“利益共同体”。波兰在伊拉克战争和欧洲宪法问题上与德国对立的立场只是两个例子而已。历史问题以及相应的赔偿问题是又一例。《柏林日报》一篇社论说，德国必须认识到，作为北约和欧盟伙伴的波兰实际是德国的一个“全新的邻居”。人们可以想象，德国和波兰、捷克如要实现德国和法国那样的历史性和解，还需要很多年。

事实表明，极端民族主义、宗教仇恨、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这些恶魔，可能是希特勒呼唤并激化过的，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希特勒发明和首先使用的。希特勒不过是凭着一个演员的“艺术家天赋”，把这些恶魔戏剧化了。他只是懂得怎样获取“人心”，并行使其专政权力。

看看下面这一幕，多么像一场美国式的演唱会：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希特勒的演讲充满激情，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希特勒的演说词像歌星的歌词一样缺乏逻辑与深度，但是够了，已经足以“唤起民众、同心干”。

纳粹领导人深深相信：由于他们推翻了欺诈性的《凡尔赛和约》，满足了德国人民报仇雪恨的需要，德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戈培尔临死的时候大声疾呼：一百年后将有一部伟大的电影被拍摄出来，来描写和纪念他们的末日，而他想在这部影片中成为英雄而不是懦夫。戈林临死前坚信德国人民将会把他们安葬在先贤祠堂里，结果连盟军也相信了这一说法，被迫匆匆忙忙把他们的骨灰秘密抛撒了。很显然，纳粹领导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表演意识、演员作风，而这些都是从他们的元首那里承袭下来的。不错，正是德国人民观众的掌声造就了希特勒演员的狂妄个性。德国人民是“普通的法西斯”，结果让德国在二战中赔得更多。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纳粹以及他们的先行者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行为，都是“电影时代”的产物，是“摄影艺术”的邪恶结果。那种“影像永存”的感觉，强化了某种“永垂不朽”的幻觉，尽管这种幻觉是人们自古有之的，但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强烈过、真实过。“电影时代的表演欲和夸张力”，给人们的精神造成了震荡，甚至是休克，让人们昏迷了过去，听凭大众的摆布。如果说，这种情况在互联网网络出现以前，还主要体现在少数“表演家”身上（卖艺的与政治的），那么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已经波及全民并且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还不到一百年，企图再现纳粹末日的这部影片就上演了。影视节目消息是这样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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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6日，《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The Downfall: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Third Reich）开始上映。

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将镜头对准──希特勒一生中的最后12天。作为第一部“正面”描绘希特勒的纪实性历史反思影片，以及德国影史上第一部由演员扮演希特勒的影片（其扮演者正是《柏林苍穹下》的悲悯天使布鲁诺·冈茨），《帝国陷落》引发的巨大争议要远远超过《华氏911》掀起的政治攻歼浪潮──希特勒是魔？是神？还是人？

影片从希特勒身边最后一任速记员的视角出发，以平实、客观的立场展现了这位战争狂人在掩体中度过的生命最后12天。再现了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同新婚妻子艾娃·布劳恩自杀于地下掩体等历史事件。

在获得本届奥斯卡奖提名的外语片中，没有一部如《帝国的毁灭》一般在全球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在这部德国影片中，以往只是作为背景人物的希特勒，首次当了一回主人公。影片把镜头对准了希特勒人生中最后的12天，再现了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同新婚妻子艾娃·布劳恩自杀于地下掩体等历史事件。执导该片的是德国著名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希特勒的扮演者是曾出演过获奖影片《柏林苍穹下》的德国杰出演员布鲁诺·冈茨。该片在德国取得了3000万欧元的骄人票房，同时也引发了评论家的众多非议。观众普遍认为，《帝国的毁灭》对希特勒的描写过于人性化，有美化纳粹之嫌，不过也有为数不少的电影专家对这部冷静客观、以人文主义表现手法拍摄的电影盛赞有加。

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说：“我的电影非常有争议。作为电影人，我们向当年的受害者展示的不是一个魔鬼，而是一个人。我很为这部电影自豪。”该片赢得了德国顶级电影荣誉奖之一的巴伐利亚电影观众奖。不久前，由奥利弗西斯贝格导演的德国影片《毁灭》（Der Untergang）开始在法国公映。电影院场场爆满，巴黎媒体更是持续高烧，每天都有人议论这部富有争议的影片。趁热看完之后，人们相信这是迄今为止反思纳粹罪行的最好影片之一。理由是该片将希特勒还原成一个普通人，而不再让所谓的“魔鬼”充当人类良心的替罪羊。

该片2004年9月份在德国甫一公映便引发争论，因为它打破了一个禁区，“打开了重评纳粹的潘多拉盒子”──西斯贝格将希特勒从魔鬼还原成了人，还原成一个“可能引起人们同情的末路英雄”。在媒体热炒的影响之下，短短一个月内有300万人被劝进了电影院。当月，《汉堡周刊》为这部影片做了17页的专题报道；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斩钉截铁地说，这部电影拍得很值，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

《帝国的毁灭》的电影创作来自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2002年）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2002年，有时被翻译为《帝国的毁灭》）。荣格生于1920年的慕尼黑，22岁时被希特勒选作私人秘书。她一直供职到希特勒自杀并记录了希特勒的遗嘱，最后和一支小分队一起逃出地堡。令许多人不安的是，在这个打字员的记忆里，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领袖。当她打错了字或做错了其它什么事，希特勒总能宽大为怀。所以，直到希特勒自杀，荣格对他始终心存敬意。该书还透露，希特勒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一个对狗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与情人艾娃·勃劳恩结婚前，他还当众吻了她。希特勒多少有些多愁善感，他不让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花会凋谢，他不喜欢看到死去的东西。影片从荣格的书里提取大量素材，赋予了希特勒极其人性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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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任何再现历史的努力都是注定无法成功的，但还是有些人会相信它。有的读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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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部片之不同于以往的战争主题电影，主要是把希特勒美化了。我不认为如此。如果把没有发生过的比较正面的事迹强加于某人身上，那叫做“美化”；如果把真的发生过的比较正面的事迹于某人身上展现出来，那叫做“写实”。这部片就是很写实的电影。他只是把真的希特勒演出来，不算是美化。

片中的希特勒不像刻板印象中的恶魔。他很客气的接见应征的小姐们，他深爱他的情妇艾娃，他喜欢小朋友，他对待秘书、厨师等低阶行政人员很有礼貌，他像一个温和长者。但是当他指挥战局时，却又十分跋扈固执，军官们让他失望时会大发雷霆，到最激动处我还以为他会掏枪出来把人毙了。他对于叛徒绝不容情，即使对方是情妇的妹夫。这样的表现方式有喜怒哀乐，有修养也有脾气，完全像个人。

本来听说本片是以希特勒女秘书的观点来拍的，但其实不然，本片是以全知观点拍的。除了有希特勒女秘书容格的角度之外，至少还有那位忠于职守不愿撤离柏林的医生及击毁俄军战车2辆的少年战斗员的角度观点，女秘书所见的部份在片中所占份量没有原先想象的多，也因此使得剧情丰富起来，碉堡内碉堡外的状况同时发生、互相交叉，使得剧情推展一点也不沉闷。 

看了本片，深深觉得德国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之一。效忠国家及领袖、纪律严谨，即使兵败山倒，时局大乱，但基本上大致还是有模有样。柏林攻防战不知道打了多久，俄军明明已经攻入柏林，却又遭到德军顽强抵抗，过了好一阵子才攻下柏林。明明情势已不可为，继续打下去等于送命，不少军队已经投降，但德军的军纪军令还是维持到最后，很多军人的战斗意志也维持到最后。即使城破国灭危亡之际，效忠希特勒的军人及百姓还是很多，不得不佩服希特勒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魅力塑造成功。如少年兵的父亲所说，顽抗送命是不智的行为，但是对心中有所信仰有所效忠（其信仰效忠以我们眼光看或许不对）的军人来说，弃械投降又何尝愿意！反正左右也没太大差别。所以少年兵的战友们（其中有个女生，看年纪应是高中女生）还是奋战到最后，纷纷自杀殉国。

希特勒与艾娃在地下碉堡举行简易婚礼，牧师依据“种族法”问新郎希特勒是否是“纯种雅利安人”，回答之后还向他要证件看，这一幕令人哭笑不得。婚礼举行同时，女秘书正在将希特勒的遗嘱打字，大喜与大悲同时发生互相对照，也是哭笑不得。可爱的小朋友们何其无辜，只因为戈培尔夫人不愿小孩生长在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内，用自己的双手把六个儿女的生命终结了，可恨的是导演，竟然不是用虚笔带过，而是很忠实地先拍夫人骗小孩们一个个吃安眠药（其中一个女儿察觉到不对劲拒喝，但还是强灌），然后很忠实地再拍夫人再度进房一个个地将剧毒药喂入熟睡的儿女们口中。过程残酷、冷血、沉静。真的很难相信一个妈妈会做出这种事，而且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六个！令人发指的大惨剧！而夫人从下手到灌毒完成完全没有掉一滴眼泪，反而在希特勒准备自尽前恳求元首离城时大哭一场，其心态令人大骇！

据希特勒的卫兵罗胡斯·米施在《我曾是希特勒保镖》一书中回忆，希特勒自杀之后，“戈培尔选择留在地堡，和太太一起自杀，他们的孩子也一样，将一同消失。天快黑下来时，玛葛达·戈培尔流着泪从我跟前走过，然后坐在旁边的屋子里。表面上看，她很平静，甚至在桌上玩起了扑克牌。约瑟夫·戈培尔从房间出来，站在那里，身体略向前倾，长时间地端详着太太。突然，他问她在干什么。‘打通关。’她回答说，甚至没看他一眼。不一会，阿图尔·艾克斯曼来找他们，拿着一把椅子。他们开始聊天，共同回忆一起战斗的岁月。其间，玛葛达·戈培尔离开了一次房间，到前堡的厨房里倒了一杯咖啡。在离她仅几米远的隔壁房间里，她的6个孩子已经安息。”

此片主题还是放在希特勒的地下碉堡，其实整个柏林当时发生不少事情，苏俄兵进城之后是奸淫掳掠什么都来，柏林女人大遭殃，导致柏林百姓光是自杀就约达6000人！当初如果德军放弃西方防线全力阻挡苏俄军攻进柏林，宁愿让美国人先攻占柏林，或许柏林的命运不会那么惨？柏林之役是第三帝国德国“诸神的黄昏”最后挣扎，“最长的一日”、“夺桥遗恨”作者考李留斯雷恩据此写成纪实文学“最后一役”，可取来与本片交互对照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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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要人戈培尔夫妇自杀之前，先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这是因为他们对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比其他的纳粹分子更加了解，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它们大约知道苏联红军进入柏林之后即将犯下的滔天罪行，因为苏联红军在进入柏林之前，已经无恶不作了。

“凤凰网”上有一篇《德国人已被苏联人严重混血》的文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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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强奸，这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卷中却有着一段没有受到过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放纵行为。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唯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奸浪潮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妇女。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已经很难很难。

我曾经试图请一些德国老太太讲述这段历史和个人经历。尽管我的表达非常婉转，但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的请求。对此，我在失望之余又能够给予理解。当年，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剩下的惟一价值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听由胜利者泄欲。如此的遭遇她们宁愿忘记，怎么会在一个外人面前自揭伤疤，旧事重提？我只有另辟蹊径去寻找历史见证人留下的文字记述，以展现那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历史。

在我看过的众多由德国人写下的追述“二战”的文字资料中，我只发现了一篇由强奸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现在属于波兰），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

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已经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

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已经怀孕……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罗塞尔（Roessel）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身份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被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哥廷根的历史研究会曾撰文指出：

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战败一方的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罪行最为严重者则首推“二战”中的苏军和日军。那么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记录又如何呢？战后，全世界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广泛的揭露，但大规模的军队强奸行为从未涉及。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史料表明，德国军队从普鲁士时代起素有以侮辱妇女为耻的观念。到了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纳粹禁止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因此产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这个师由两部分军人组成：违纪的军人和看押他们的军人，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

这一点柏林的罗迪老先生也向我提到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军队里的小伙子们的性欲怎么解决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没有兴趣。”

2001年，女历史学家蒂尔斯在采访了30名遭受过苏军蹂躏的德国妇女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世界的述说》。书中写道：

强奸大多数发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难辨认和事后指认施暴者。这样就造成了妇女的整体恐慌。苏军的坦克部队通常是连续推进的。在同一个地点连续住几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数强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苏军中有一些年长的士兵较少参与强奸，有时还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阻止自己人对德国女孩子下手。即使存在上司的默许，也不是说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是强奸犯。面对面的强奸和谋杀他人是需要克服一种强烈的犯罪感的，这对一些单纯的青年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集体强奸比较盛行，因为参与犯罪的人越多，士兵个人的犯罪感和顾虑就越微弱。今天，当一些犯过此类罪行的苏军老兵谈起这种事时，口气就像谈论一个周末下午的散步。他们并不认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现在还会有什么痛苦和耻辱感，他们认为那是战争情况下的非常时期的事件，而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则。

我们是否该永远沉默？对这个问题，受害者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她们说：“我们无法谈起这些，永远不能。”很多受害人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她们不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远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样生理早熟并拥有对性知识的了解。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异常残酷，并经常会导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碍。一些受害人对我说，她们成年后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她们的情人和爱人只有在具备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况下才能期待一个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强奸导致的性器官的损伤和疾病还导致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和频繁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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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有没有预见到这些一切？如果他真是天才，真有预见性，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德意志民族的代表，而只能使德意志敌人的使者，例如，他一再抨击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赤色分子”……是他的入侵波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使一切罪恶行径飞了出来。

在柏林发生的上述“对抗”，显然不仅是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厮杀，也是双方民众之间的肉搏。回首往事时不难发现，纳粹也是很有群众基础的。《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里写道：在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初期，“高兴得近乎歇斯底理的狂呼声令人神经难以忍受。我记得特别是林茨人，他们在魏因青格尔饭店门前一直坚守到深夜并且不停地呼喊着：‘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和“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人们还不时地齐声喊道：‘亲爱的元首，劳驾，你靠近窗子，再让我们看你一次吧。’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露面。时过午夜之后，欢呼声还没有停止，于是元首护卫队要求人们安静下来并且回家去，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反倒使希特勒又感到不自在。当他离开饭店没有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时，他显然恼怒。对此，绍布（希特勒副官长）低声说：‘他像艺术家那样需要喝彩声。’”

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竟会听命于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统治，而这种统治竟赢得数百万计的人们的欢呼？这因为正是德国人民，通过希特勒进行了自己历史命运中的一次最大赌博，而赌博的目的──对欧洲大陆的完全支配，是驱使他们铤而走险的诱因，此次赌博本身就意味自我毁灭的开始。这开始了一个关于国家和个人自我毁灭的故事，也是一个民族以及它的代言人自我设计灾难的过程，它的后果使得整个欧洲文明的没落过程得到了加速度下坠。德国人民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而不能自拔，而是此人的意志正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东西：迫使敌人屈服，迫使敌人沿着毁灭的道路准确无误地走下去。实际上，希特勒的著名“意志”，是为了满足群众需要的一种表演。这种剧场效果使我想起了中国的文革，毛泽东明显是在模仿希特勒，他的检阅红卫兵，红卫兵的火炬游行，中央文革策划的烧书和砸烂一个旧世界，在在都有纳粹的“文化革命”的痕迹。当然希特勒比毛泽东更有一种电影明星的气质，因此毛泽东的演出相形之下是相当笨拙的。所以他才需要一个三流演员江青，做他的老婆和文革小组的头目。

看起来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因此变成种族灭绝的同谋者，并导致前所未有的、举国上下发动的大规模屠杀”，其实是战国的激烈厮杀导致了这一结局。早在希特勒大屠杀发生之前之年，苏联已经杀死了两千万人，所以希特勒的屠杀绝对不是孤立的暴行。这样的结论也适用于毛，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斯大林的大饥荒、大屠杀的前车之鉴过去之后三十年，中国还是亦步亦趋地走上了苏联的灭绝之路，而且死亡人数还高于苏联几倍──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人口多于苏联几倍。原因之二就是中共政权比苏联政权晚建立了三十年，所以其饥荒和屠杀也晚了三十年。这里似乎有一种我们并不清楚了宿命存在着。

在我看来，不是“希特勒将他的权力扩大到能够决定千百万德国人命运的程度”；而是“德国人把权力拱手让给希特勒，让他替他们出头、出气”。他们因此承担了由此产生的后果，在二战以后，不仅遭到肢解，而且受到控制，被迫接受苏联的暴政将近半个世纪。这样的结论似乎也适合于苏联的工人、中国的农民。

1945年4月底，希特勒临死前，进行了最后一次“告别演出”：口授、签署并敦促实行其《希特勒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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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遗嘱不再扮演英雄，而是扮演受害者，因为战争已经失败，要想激起无能的德国人民在未来进行反抗，只有扮演受害者了：

自从我自愿参加了强加给帝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30多年了。

在这30多年中，我所有的思想、行为和生活中都充满了对自己人民的热爱与忠诚。它们赋予我作出最困难决定的力量，有的时候作出这些决定是极度痛苦的。说我或者任何一个德国人想发动1939年的战争，这是谎言。要战争并且执意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国际国务活动家。他们要么是犹太人出身，要么是为犹太人的利益而工作。

多少年过去之后，几百年过去之后，从我们城市和纪念碑的废墟中将产生对那些犯有罪责的人们的仇恨，他们就是国际犹太人和他们的帮凶。

我在德波战争开始前3天，曾经建议英国驻柏林大使调停德国和波兰问题，就像调停在国际监督之下的萨尔州问题一样。关于这一建议是不能够被遗忘的。它没有被采纳的原因是因为英国执政的政治阶层出于商业原因想发动局部战争，想发动局部战争的另外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宣传的影响。

假如欧洲各国人民将被当作国际阴谋家、银行家和金融寡头们棋盘上的卒子，则那时候在这场罪恶斗争中的真正有罪的人犹太人将对这一切负责。这次不仅将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的和雅利安人的孩子们遭受饥饿，还将有成千上万的成年男子走向死亡，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城市大火和炸弹之下丧生。但是我决不怀疑，这次确实的罪人将受到惩罚，尽管是用比战争更为人道的手段。

6年战争不管损失多大，必将成为往事，正像为了民族的存在而进行无上光荣和英勇的斗争一样。我不能够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首都的这座城市作为牺牲的代价。因为面对敌人在这个方向继续发起的攻击，我们的兵力实在大少了，我们的抵抗最终也将被那些变成了没有思想伪机器的人们所攻破。我想将自己的命运和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还留在这座城市中。我不会落在将要表现新暴行的犹太人的手里，让他们大肆歇斯底里一番。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并在即将看到我不能继续当元首和总理之时自愿死去。我将怀着喜悦之情而死去。我意识到我们的农民和工人无比的功勋和成就，意识到青年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支援。青年组织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因此，我向他们表达我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也是自然的，就像我希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投降一样，只要哪里有可能，就在哪里与祖国的敌人继续斗争，忠于伟大事业的原则。基于我们的士兵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我对他们至死不渝的忠诚，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精神将在他们之中永存并永远与他们同在。

愿他们残酷，但是永远正义。

愿恐惧永远不会主宰他们的行动并愿民族的荣誉在他们心中高于一切。

最后，愿他们最终可以理解，为完成我们建立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需要数百年时间并需要每一个人永远将共同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我号召所有的德国人，所有的党员、妇女和德国武装力量的士兵效忠于新政府和它的总统……

除此之外，我命令民族和人民的政府将种族法律和与全世界的敌人──国际犹太人的无情斗争进行到底。

1945年4月29日4时于柏林

希特勒

见证人：戈培尔、布尔格多夫、鲍曼、克列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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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这个人，总的来说他从事政治活动以后的日子都是“带着面具在生活”的，而且他的伪装十分彻底。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尼采所憧憬的超人”，结果是他已经没有真正的私生活。他的亲属不断疏离，他的朋友日益稀少，他连下水游泳都不敢，因为不能在别人面前裸露身体。这也使得人们认为他的身上确实有梅毒留下的可怕疤痕。但是应该说，不论希特勒多么伪装自己，但毕竟较少贪污腐败的行径；不论他的遗嘱多么荒谬，毕竟比斯大林、毛泽东连话都不敢说一句就死掉了（结果直接导致血腥的宫廷政变立即爆发），还是显得“更为称职”一些。

在希特勒死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苏联入侵东欧和德国所造成的“逆向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一同兴起；并从苏联人对西欧人和东欧人倒行逆施的斗争中，蔓延到回教徒、印度次大陆居民、香港澳门居民等“殖民地民族”对欧洲宗主国的“逆向殖民过程”中。

“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这样互相残害的历史表明，人类需要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缓冲机制。

《纽伦堡大审判》（约瑟夫·E·珀西科）一书有段珍贵的历史记载不该被忽略，更不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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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官员哈罗德·伯森的报导每天通过一台大功率的五万瓦的发射机对五十多个又转分台进行广播，这些分台几乎覆盖了驻扎在德国的所有美军营地。美军联播网派伯森来报导审判的进展情况，让美军官兵明白他们为什么驻扎在这个国家，顺便把纳粹主义的真面目向德国人民曝曝光。

伯森偶或光顾德国人的酒馆，以了解残垣断壁中人们的心态。在那里，他视察人们沮丧的面孔。德国男人低三下四，缺乏阳刚之气。他们太依赖于自己的女人，女人们替胜利者干活，或者提供她们的男人只能视若无睹的服务。那年春天发生在第二十一俱乐部的一件事，没有写进伯森的报导里。那儿的人可不像600号房间里的人那样谈论法律问题，而是一盒香烟或一个小妞的价码怎样。这大夜里，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一对突然出现在门口的黑人士兵。从远远的一个角落里，传来操美国南方口音的吼叫声：“你们两个黑鬼最好滚出门去，免得我用门板砸烂你们的黑屁股！”那两个黑人毫不退让。几个白人气势汹汹地朝他俩扑了过来。这场斗殴打到大街上，在那儿等着的更多的黑人参加进来。挥舞着警棍的军警乘三辆吉普车赶到现场，奉命驱散这场恶斗。

自从一支黑人部队进驻纽伦堡后，种族事件频仍发生。沃森将军手下年轻的反情报官冈瑟·萨德尔很快卷入到美国输出的种族偏见纠纷之中。黑人士兵想为他们的德国女朋友弄到萨德尔搞的令人羡慕的社交卡。这种社交卡通常是用粉红色的纸印制而成的，但承印商用完了库存的粉红色的纸张。于是，萨德尔改用黄纸印制。黑人立即呼叫起来，自由派记者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之中。显而易见，军方有一个甄别和歧视与黑人约会的德国女人的陰谋。沃森将军命令萨德尔搜查德国人并搞到这种红纸。

种族冲突困扰着占斯塔夫·吉尔伯特，因为他试图对自己得到的对获准的大规模杀戮的分析进行综合。他已经得出结论，这种罪行的发生，除了人们恭顺从命而外，还需要他们相信他们杀的都是些劣等人。最近，他同戈林就此进行了讨论。戈林问过他一些关于偶或出现在法庭旁听席的黑人军官的情况。他们在战斗中能指挥部队吗？这是戈林想了解的。他们跟白人能乘坐同样的公共汽车吗？吉尔伯特刚刚在法庭上花了三天时间，观察罗伯特·杰克逊起诉戈林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具体说来就是签署反犹法令。黑人与纽伦堡法律──难道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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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与纽伦堡法律”，问得好。不过美国在二十年以后的“民权运动”中有了改变。而“德国男人低三下四，缺乏阳刚之气”──这却是德国腹地第一次遭到全面占领的后果：英美苏对德国的占领，比拿破仑时代对德国的胜利还要彻底；而在此之前，甚至罗马帝国都没有能够全面占领日耳曼，除了从中国边境逃来的匈奴，无人能对日耳曼人犁庭扫穴。二战以后的世界，二十世纪中叶发生了两个事件：没有被罗马帝国征服的日耳曼和没有被蒙古帝国政府的日本，都被胜利的同盟国全面占领了。日本在二战以后遭到盟军全面占领一事，正如德国在二战以后遭到盟军全面占领一样，也是完全超出日本的历史记忆之外的，因而也就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在汉朝，日本列岛上的最大国家曾经称为“汉委奴国”，就像日耳曼人也曾屈服于汉朝的败将匈奴一样。上述两个“被全面占领”的经历，深刻影响了德国与日本的民族性格，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不可一世的精神。“不可征服的种族”（德国）、“不可战胜的神国”（日本），原来只是“历史的偶然”，现在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纳粹党的《25点纲领》显然是旧德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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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要求基于民族自决的权利，联合德意志人为大德意志帝国  

2 我们要求德意志民族应与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凡尔塞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  

3 我们要求国土和领土（殖民地）足以养育我们的民族及移植我们的过剩人口 

4 只有德意志同胞，才能取得德意志公民的资格；凡属德意志民族血统，不管其职业如何，方能为德意志国民   

5 凡在德国的非德意志公民，只能视为侨民，应受治理外国人法律的待遇  

6 只有德意志公民，才能决定德意志国家的领袖和法律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求一切公职，不管何等种类，不管它是联邦的，还是各邦的，或是市区的，必须由德意志公民担任。我们反对腐败的议会制度，因为议会政治只根据党派利益，任用私人，而不顾及品德和能力  

7 我们要求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如果国家不能养育其全部人口，则应驱逐外国人（非德意志公民）出德国国境  

8 禁止非德意志人迁入德国。我们要求将 1941年8月2日以后迁入德国的一切非德意志人应驱逐出境  

9 一切德意志公民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10 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 

11 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  

12 鉴于每次战争都给人民带来生命财产方面的巨大牺牲，必须把发战争横财看作对人民的犯罪  

13 我们要求将一切德意志土地收归国有  

14 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  

15 我们要求大规模建设养老育幼设施  

16 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  

17 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  

18 我们要求严厉镇压那些危害公共利益的人；对于危险的民族犯罪、高利贷者、投机者等，不管其信仰及种族如何，必须处以死刑  

19 我们要求用德国的教材代替为唯物主义世界秩序服务的罗马教权  

20 为使一切有能力而又勤奋的德意志人有高等教育、并能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我们要求改革现存的教育制度 我们要求特别优秀的贫寒子弟，不论其父母职业及社会关系如何，应享有国家免费教育   

21 国家必须保护母亲和儿童，禁止雇佣童工，制定奖励体育运动和进行体格锻炼的法律，大力支持一切增进青年体力的团体，以提高国民的身体的健康水平  

22 我们要求制定法律，禁止恶意的政治谣言及其在报纸上的宣传  

23 我们要求制定法律，坚决禁止对于我国人民生活有不良影响的艺术与文学，并封闭与此种要求相冲突的机关团体  

24 我们要求在不危害国家的生存，或不违背德意志民族的风俗道德的范围内，承认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  

25 我们要求在联邦内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实现本政党所主张的一切；中央和国会对于整个及其各种机关，应有绝对的权威；为了实施联邦所颁布的法律，应创设各种职业会议  

注：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简称“国社党”，德文：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NSDAP，通常简称纳粹党；英文：Nazi Party），是20世纪前半叶魏玛共和国时代的一个德国政党，前身是德意志工人党（德文：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DAP），后由阿道夫·希特勒领导，在德国议会大选中获胜，党魁希特勒于1933年出任德国总理。 国社党上台以来在德国实行的一切措施都是依据其政治政纲，即所谓的“25点纲领”进行的。该纲领在1920年由国社党创办人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该党经济纲领的提出者费德尔（Gottfried Feder）和希特勒三人共同草定，1926年希特勒宣布该纲领作为纳粹运动的哲学与原理体系，是“永远不变的”，1932年纽伦堡国社党代表大会再度肯定了这个政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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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按照纳粹的标准定义，一个具有四分之一以上犹太人血统的人，就算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按照上述定义，纳粹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就是一个犹太人。

这正是整个纳粹运动的内在困惑，也是其最后走向失败的宿命因素之一。举一个例子，即使到了德国军需十分紧张的战争后期，运送犹太人的死亡列车还是第一优先的，如此大规模地逮捕犹太人在军事上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严重分散了德国的战争努力。

按照我在《毛泽东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一文揭示的，“阶级叛徒特别凶残”之定律来看，希特勒也显然位列其中。阶级叛徒是我发现的一个政治现象，在二十世纪的独裁者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十世纪第一个独裁者列宁出身于教师家庭，应该说还是属于有教养的阶层，但是他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墨索里尼出身新闻记者，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新闻自由。建立法西斯专政。斯大林出身神学院，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宗教活动，建立恐怖统治。希特勒出身于犹太人混血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掌握政权后却大举灭犹，建立了广泛的集中营制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无一不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家庭，但是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地主资产阶级、大肆屠杀反动官僚，上演了一幕幕“阶级叛徒进行阶级报复”的血腥剧目。

这是人性中最难解最黑暗的一面。

但是他们镇压完了别人之后，自己却坐享其成，把他们原先的出身放大到无限：

列宁成了最大的教师，斯大林成了崇拜的对象，墨索里尼专门制造新闻，希特勒实现了犹太人统治欧洲的梦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通过“私有化──公有化──再度私有化”的权力魔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

叛徒往往体现出“变本加厉的凶残”──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如此看来，在苏联和中国先后发生的，并非“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剥削阶级叛徒的格外凶残”──剥削阶级变成了抢夺阶级。在这一抢夺过程的开始阶段，因为抢夺阶级需要帮凶，无产阶级的处境好像有所改善，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因为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而更加恶化了，最后不仅更加贫困，而且连自由身份也失去了，变成了奴隶阶级。

“受害者反过来变成加害者”，这似乎是历史的宿命，因为在此之前，受害者原先也曾经是加害者。犹太人受到纳粹德国的迫害，但在成功复国之后就反过来迫害巴勒斯坦土著。正如希特勒的祖母受到侮辱，希特勒就通过大举灭犹来寻求报复。结果使得希特勒自己成了一个“反犹主义的犹太叛徒”。

希特勒一生给人留下的最大谜团是：

1、他在一次大战中与英军作过战，并且因为中了英军的毒气而神经错乱、几乎失明，但是他却终身崇敬英国，甚至在英国向他宣战之后，他还亲手在敦刻尔克放走了三十多万英国的残兵败将，从而为自己四五年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2、他没有和俄国人作过战，甚至还是苏联共产党组织的“士兵委员会”的干事，但是后来却布尔什维克为敌，并好像对俄国人怀有刻骨仇恨。

3、他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并有许多犹太朋友甚至情人，他和犹太人息息相通，也最喜欢犹太人表演的艺术，但是最后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仅和犹太人翻脸，而且把犹太人列为最大的敌人。

4、上书谜团似乎不是孤立的，希特勒这个人，和他自己的绝大多数亲属包括他唯一的同父同母妹妹，都相当疏远，但是却和陌生人打成一片。他是一个德意志爱国者吗？其实不是。因为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甚至准备彻底毁灭德意志民族，就像他亲自下令杀了自己豢养的一只狗那样。

5、希特勒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分子，梦想在欧洲重现英国在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美梦。他当然是反对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但是他挑起的二次大战，却不偏不倚地正好促进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也是他曾经预言的，他曾经说过，与他和解，是英国保留其海外殖民地的唯一途径。

6、希特勒在东线的败局，和他的分兵战略息息相关：1941年他分兵南路基辅和北路列宁格勒，从而削弱了中路莫斯科的攻势，终于导致战略奇袭的失败。1942年他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同时，又分兵高加索，从而导致了战术优势的丧失。战略奇袭的失败和战术优势的丧失，都与他的分兵手法有关，这是因为他过于迷信自己1940年在法国分兵突袭所获得成功的奇迹般的经验。由此可说：“成功是失败之父。”

7、德国并没有从犹太人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中得到真正的好处，只是得到了“帮凶”的恶名。最后整个国家还赔了进去，整个民族至今不能抬起头来。“我的奋斗”，如果仅仅作为希特勒个人的奋斗，无疑是极为成功的；但是如果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奋斗，则是极为失败的。这一结论也适用于日本侵华战犯的身上：他们的个人成功导致了民族的失败。而且事实同样证明，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极端的自恋狂。这从他临近末日的时候下令毁灭德国的所有生活设施并宣称战败的德国人民毫无权利延续下去可见一斑。希特勒一生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苏联人想做而没有能完全做到的事”。在他身上，与其说体现了更多的德国性格，还不如说体现了更多的犹太性格，当然这两种性格在希特勒身上是混在一起的，此起彼伏的。

“作为犹太人的希特勒”：希特勒的后半生都在屠杀犹太人，这恰恰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后代。

按照父系来看，希特勒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不承认他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长期和外族杂居，为了防止自身消亡，犹太人规定小孩的族属只能依据母亲的身份来结算，因为在四处流亡的处境里，女性犹太人生的，至少有一半犹太血统，而男性犹太人生的，则完全可能没有犹太血统。

那么被犹太人遗弃的希特勒家族，可否被德国承认并且接纳呢？也不能，因为德国人是按照父系来看待一个人的族属的，这样一来，希特勒家族就只能算作私生子、犹太杂种，而不能算作真正的德国人。虽然他们已经拥有两代的德国母系血统，分别是由希特勒的祖母和母亲相继传递的，但是在父权社会看来，那只有生物意义，没有社会意义。

希特勒的这样尴尬处境，使他对犹太人的爱，转变为恨。

阿道夫·希特勒于1938年5月2日签署的一份遗嘱写道：

“我所有的财产捐赠给党。这样我和党内出版社已经签署的合同将不受影响。我著作出版所得收入包括未来的收入都归党所有。” 

“我其他贵重物品、上萨尔茨山的别墅、我的家具、艺术品和画作等等捐赠给党。由国家会计来管理。我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内住所的物件由尤利乌斯·绍布同志整理确认。” 

这样一个人，一生几乎不沾烟酒，只有在应酬的时候才会喝点啤酒或者葡萄酒，在公开场合营造出不近女色的形象，终生不育，在遗嘱里将所有财产都捐献给党；但这个人同时又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几个屠夫之一，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和他的先行者列宁、墨索里尼以及他的同行者斯大林以及后继者毛泽东、波尔布特一起，给全球人类带来了沉重的苦难。

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了这一切呢？

一战失败以后的德国，弥漫着一股追究犹太人责任的风气，认为德国的战败是由于犹太人的破坏与背叛。而这一破坏与背叛的高潮就是犹太人主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对犹太人攻击最烈的人们中间，就有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1946年）。

约瑟夫·E·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书记载：

罗森堡是哲学家，理论家，宗教学者，是当时纳粹德国最为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曾经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纳粹党的资格甚至比希特勒还要老。罗森堡出身于一个侨居俄国的德裔富商家庭。他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18年十月革命之后回到德国，并在1919年一月加入纳粹（同年十月希特勒入党） 。他很快成为纳粹的核心理论家并建立了所谓的“犹太问题研究所。” 他的极为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种族论》，成为纳粹德国的经典，也成为迫害犹太人的理论依据。他还为纳粹德国寻找新的宗教认同。他排斥基督教，而试图建立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所谓“血缘教”（religion of blood）。他认为雅利安人是人类最为优秀的种族。同时，他为德国寻求扩张而提出了所谓的“殖民地”（lebensraum）理论。这个理论导致德军对俄国的战略进攻。罗森堡战后被纽伦堡堡国际法庭判处死刑。

约瑟夫·E·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书中的其他几段记述，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反犹高潮，步是希特勒一个人的问题，希特勒不过是为了控制最高政权而表现得特别激烈罢了：

1、二战结束以后，负责看管的国战犯的艾雷·尼夫少校从旁听楼座里观看，自他宣读这些人的起诉书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估量着这些战犯。有的人逐渐成熟了，有的人则没有。下一个被告里宾特洛甫就属于后一种人。这位前外交部长说，德国之所为也，正是英国在其帝国羽翼下席卷全球五分之一的土地上之所为，正是盘踞新大陆的美国之所为，正是俄国将其统治从欧洲扩张到亚洲之所为。当里宾特洛甫作完陈述坐回椅子时，仍然流露着一丝他昔日的傲慢之态。

获知卡尔登勃鲁纳马上要出院回来，吉尔伯特上尉在去牢房巡视之前查阅了此人的档案卷宗。吉尔伯特在卡尔登勃鲁纳身上看到了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的发迹史。1903年卡尔登勃鲁纳生于奥地利里德省因河边上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与希特勒的出生地几乎相邻。他是家庭中的第三代律师，喜欢吹嘘自己在一家煤矿上夜班供上学的费用，以此认为自己是工人的朋友。卡尔登勃鲁纳在1930年代加入奥地利纳粹党，通过殴打奥地利民主人土、抢劫财物资助纳粹党活动、窃听电话、挑起闹事等活动，很快获得了许多对他升迁十分有用的委任状。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很快注意到他。1942年捷克特工把一颗炸弹投入德国警察机构中央保安局头目赖因哈特·海德里希的轻型梅塞德斯跑车中，从此卡尔登勃普纳开始崭露头角。希姆莱提拔那时名气不大的省党卫军领袖卡尔登勃鲁纳接替海德里希。他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海德里希曾为希姆莱策划了虚构的波兰进攻格莱维茨电台事件。海德里希曾负责灭绝的特别行动队，该特别行动队曾跟随德军进入波兰和俄国。海德里希还曾为“犹太人最后解决案”撰写了草案。

2、每次巡视牢房后，“为什么”总在折磨着美国人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他们不是在与野蛮社会的一些居民打交道。汉斯·弗兰克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雪莱的诗：斯佩尔能在任何社会阶层中体面地活动；塞斯—英夸特才智超人；弗里克受到良好法律训练。要从国际扶轮或会计师的集会中把上述这些人的大部分作为战犯挑出来，那是很困难的。如果他和凯利最终不能解释清楚这些人的行为，那么他们在书中能献给世界的将只是谜，而不是钥匙。

吉尔伯特得知三十九名党卫队员拘押在过去的达豪集中营，他们已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刑并等待处决。纽伦堡的纳粹被告们可在他们和实际所犯罪行之间放置一个隔离保护层。他们中谁也没有把什么人推进煤气室、枪毙什么犯人或在任何做试验用的人身上注射毒药。而在达豪的那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是死亡行业的熟练工。吉尔伯特曾经读到过其中一个人的事。那人名叫马斯费尔德，过去做过糕饼师。他曾杀死了两万人，不是监督死刑，而是全部亲手杀死。吉尔伯特认为，通过对这些人的直接研究，他也许更能够了解纳粹的屠杀动机。因此他安排在达豪度过一段圣诞节假期。 

到了达豪之后，他找到美国军队现在有限开放的一间消过毒的存尸房。吉尔伯特记得他听说过的故事。焚尸炉打开后，煤气就从附近的屋里放过来。从达豪烟囱里喷出的灰尘散布在方圆九英里的地面上，附近的居民说他们不知道这些灰尘从何而来。

吉尔伯特会见二十名已判刑者，并对他们进行了智力测试。他发现他们的智商平均数为107，属于中下。他了解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希特勒担任总理之前一直失业。他们饱尝无权无势的滋味，因而统治别人的机会对他们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令吉尔伯特最吃惊的是他们的自艾自怜。他们说，他们只是遵命执行任务，而以自杀一走了之的希姆莱却留下他们受审。

两天以后，吉尔伯特疲惫不堪地登上开回纽伦堡的列车。当火车往北驰过膝俄、后退的群山时，他杂乱的印象开始有了头绪。他认为现在他至少明白了这个谜的部分谜底。达豪那里的每一个被判刑的人都证实了这点。德国是一个唯命是从的社会，每个人都服从父母、师长、教士、雇主、上级领导和政府官员。德国人从孩提时起就是在一个盲目服从权威的世界里长大的，这种强制的服从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谜。达豪、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的出现，需要的不是几个虐待狂，而是成百，甚至成千上万绝对顺从的人们。

这种解释可以说明达豪的那些智商中下的下属，但是在纽伦堡的那些老于世故的被告们又是怎么样呢？一个被判刑的党卫队员对吉尔伯特抱怨说：“我们不敢反对元首或希姆莱的命令。”普通刽子手的借口和在纽伦堡牢区的那些人的借口竟一模一样。

3、早在1924年，弗里克就提交了两个当时令人震惊的法案。一个是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另一个是禁止与犹太人通婚。他辩解说，他这样做只是想纠正一种不平衡，犹太人太强大了。德国将近一半的医生是犹太人，同样一半多的律师和百分之八十的剧院总监都是犹太人。为支持他提出的关于禁止与犹太人通婚的建议，弗里克还读了一个叫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人出版的一份新报纸《冲锋队员》上关于犹太人性犯罪的耸人听闻的报导。

在那些早期的年代里，弗里克只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然而到了1933年，希特勒掌握大权后，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那年3月，希特勒嫁祸共产党人的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弗里克签署了给予希特勒不经国会同意就可颁布任何措施的授权法。弗里克进而签署了一项名为“维护党和国家统一”的法令，规定由纳粹党控制德国政府，而不是相反让政府控制纳粹党。希特勒这时已拥有绝对的权力。弗里克已出色地为元首效力，他给专制政府身上加上了合法的外衣。

不过，要不是弗里克以后又采取了一些措施，犹太人本可以在德国继续生存下去。肯普纳开始陈述1935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批准通过的多种法令。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也不管他们中有一万二千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献身，而且其他许多人获得了铁十字勋章，犹太人不能享有德国国籍。不仅通婚是犯罪，而且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发生性关系也是犯罪。年复一年，绞索拉得更紧。许多行业犹太人不能就业，最早是新闻界，后来是医药界、牙医以及法律界。犹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有些法令十分滑稽可笑，例如没有犹太姓名的犹太男人名字上要加上“以色列”，女人名字上则加上“萨拉”。犹太人不能养金丝雀。1943年，弗里克签署一项法令，把犹太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人们可以对犹太人为所欲为，但不必担心受到惩罚。这一系列过程是从纽伦堡开始的，因而这些迫害犹太人的立法总的被称为“纽伦堡法”。第一批法令公布时，纽伦堡住着一万犹太人。1945年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了十个犹太人。

4、在世界的另一头，另外一个律师汉斯·弗兰克思索着人生对自己的嘲弄。弗兰克年轻时，只有一个令他积极进取的欲望，那就是成为本行业中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但是，到了四十五岁，他却坐在一座监狱的牢房里，将拇指撞向一把园林工人用的小刀的边缘，希望它锋利得足以切开他的手腕。

他感到痛。在美国兵把他扔进这里的巴伐利亚米斯巴赫监狱之前，他被逼着在七十英尺长的两排美国兵中间经过时，受到夹道鞭打。他在两排美国兵中间摇晃着，在一顿冰雹般拳打脚踢下跌倒，他的双脚被人用力拖起，推向前方，他遭到更多的打击。折磨他的是第七军团第三十六团的老兵，他们在数天前路过达豪集中营。他们已经听说汉斯·弗兰克是“杀害克拉科夫犹太人的屠夫”，据说他曾是排成一排，像刚才那样打人的德国兵之一。

他的身体被打得瘫倒在地，他的生命丧失了意义；在弗兰克看来，莉莉·高是给他带来这种命运的决定性动力。莉莉·高是一个富有的、备受尊敬的慕尼黑工业家的千金，她美丽、文雅，长着一头黑色的头发，弗兰克自少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个女孩。弗兰克的家境与她相去甚远。他的中产阶级的父亲是一个懦弱、女性化的，带有多疑的伦理观念的律师。他的母亲出身于农民世家，当汉斯十几岁的时候，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跟随另一个男人而去，这一丑闻很快就因另一丑闻而被人遗忘。

汉斯刚刚从慕尼黑大学获得他的法学学位，就到他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警察进来，以贪污的罪名逮捕了老弗兰克。不久，老弗兰克为此丢掉了律师资格，进了监狱。所有这一切刚好发生在汉斯向莉莉求爱之时。即便在灾难降临之前，莉莉的家庭就不赞成同奸诈的律师的儿子的这门亲事。现在，他们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囚徒之子的想法使他们震惊。这门亲事吹了，莉莉被迅速地安排与一个门当户对的工商业巨子结了婚。汉斯转而娶了一个工人之女，在巴伐利亚议会做打字员的布丽吉·赫布斯特为妻。她比汉斯大五岁，虽然出身低微，但却老于世故。在他们的蜜月期间，布丽吉瞒着汉斯设法与她的情人双飞双栖。

婚后，弗兰克发誓要抹去他父亲不光彩的污点，他要赢得一个法学教授应有的认可和尊敬。在此期间，弗兰克有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就要出世，他不得不去谋生。1927年见月，他在纳粹党党刊《人民观察家报》上读到一则分类广告。有十几名纳粹冲锋队员冲进了柏林一家餐馆，在那里，一群犹太人正在吃饭，他们将这个餐馆捣毁了。警察闻讯后赶来抓走了这些冲锋队员。《人民观察家报》正在寻找一名律师，来替这些“可怜的、束手无策的纳粹党成员”辩护。尽管生活拮据，弗兰克还是决定铤而走险，赌上一把。他给纳粹党党报写信，声称要免费接下这个案子。他的请缨立即就得到肯定的答复。于是，他坐上火车的三等车厢到达柏林，使这些流氓闹事者受到很轻的处罚便被释放。

审判过后，他拜访了位于希灵斯特雷斯的纳粹党办公室，希特勒亲自出来接见这名年轻的法律奇才。他对弗兰克说：“你必须来为党工作。”弗兰克提出异议：“但是，我打算从事学术研究。”希特勒对此置之不理。不久，弗兰克就学会把数百名反纳粹分子指控为诋毁、诽谤、攻击、蓄意谋杀和破坏财产。在弗兰克二十八岁的时候，他成为纳粹的首席辩护律师。他为纳粹党所做的工作被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不久，其他的客户就蜂拥到他在慕尼黑的办公室，从此汉斯·弗兰克再也没坐过三等车厢旅行。

1930年，希特勒把弗兰克唤来，突然把一张德国国会候选人名单塞到他的手上。希特勒已将汉斯·弗兰克的名字置于纳粹党内定候选人上。弗兰克当选了，他在三十岁时成为德国国会中最年轻的一员。1933年纳粹党上台执政，弗兰克继续飞黄腾达。到1939年，他当上了德国司法部长，他是德国法学院的创立者和院长，他是国家中地位最高的法学家，一个无可争辩的体面人物，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四十岁生日之前得到的。

但是，他永远忘不了莉莉·高。每当保姆准备送他的孩子们去上学，每当他跳下他的别墅的台阶，每当他的私人司机为他打开他的奔驰高级轿车的车门时，他常常问道，莉莉现在对弗兰克作何感想呢？

战争一爆发，弗兰克就加入到他的巴伐利亚团，做了一名中尉。打败波兰后的几个星期内，元首就亲自给弗兰克发出一封电报。弗兰克准备到希特勒在西里西亚的私人专用火车上，去讨论一项更适合于他的才能的任命问题。会面之后，弗兰克赶回来冲进他妻子的化妆室。他喊道：“布丽吉，你要做波兰皇后了！”就像弗兰克解释的那样，第三帝国吞并了波兰西部非常大的一块领土，用来安置德国移民。苏联则占领了波兰东部的一块领土。弗兰克准备作为“总督”，在剩下的约百分之四十的波兰领土上行使最高“权力”，因为元首解释，弗兰克将不得不同党卫军头子、帝国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分享权力。希姆莱的镇压机构需要设立集中营，以使桀骜不驯的波兰人俯首帖耳。布丽吉想要知道，他们一家将在哪里安家，弗兰克告诉她，在克拉科夫的一座宫殿里。

弗兰克一看到瓦维尔城堡这座古代波兰历代国王的住所，举止就像一个孩子得到一件巨大的玩具一样。他的敞篷旅行轿车穿过大门驶进一幢建于十世纪的庭院。弗兰克身穿自己亲自设计的制服──肥鼓的马裤和黑色的靴子，跳上大门口的台阶，他的副官紧随其后。他走进觐见室，周围墙上装饰着绘有诺亚方舟的中世纪挂毯。他决定把这里当作他的会客厅。弗兰克发现附近有一间比觐见室略小些的房间，它的二十英尺高的墙面被压有图案的红色皮革所覆盖。这里将是他的私人办公室。他来到另一边的皇室卧室，床放在一个带大理石台阶的平台上。床的上方是一个由四个大理石柱子支撑的饰金锦缎华盖。弗兰克突然发现，在卧室外面有一个宝石形状的小教堂。这会讨布丽吉的欢喜，因为她从未放弃天主教信仰，而弗兰克为了在无神论的纳粹主义事业中进一步升迁，早已放弃了宗教信仰。

当汉斯·弗兰克开始统治波兰残存的这块领土时，唯一不舒服的事就是那个善于发出恫吓的希姆莱的到来。弗兰克深知希姆莱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并急于讨好。因此，他作为总督的第一个官方行动就是命令所有的波兰犹太人到德国劳工办公室报到，接受分配。

弗兰克对纳粹的犹太人政策感到很棘手。作为一个能够将海涅的诗牢记于心的睿智、有教养的人，弗兰克不相信纳粹党赤裸裸的反犹鼓噪。但更为糟糕的是，弗兰克有一个隐藏的秘密，至今仍向纳粹党负责鉴别种族纯洁性的官员隐瞒着。尽管他是以天主教徒的身分长大的，但是他却有部分犹太人血统。据信，弗兰克的姓氏最早叫弗兰克福特。弗兰克以热忱干劲给予过度的补偿。他在瓦维尔城堡一周年之际，邀请他的部下及家人。他们在古老的挂毯分支起许多长桌子，上面堆满了波兰火退、奶酪，以及一瓶瓶的伏特加酒。弗兰克坐在房间的中央，回顾着一年来的进展和取得的大部分成绩，他说，因为有这么多的“卑鄙的人和犹太人被消灭掉了”。他继续说道：“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把他们解决掉。”弗兰克讲话的同时，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军官起劲地记着。弗兰克命令，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说的一切都要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定额，弗兰克得意地说，他已经驱使一百三十万波兰人到德国劳役。而且，那还不够。他继续说道：“就目前允许的食物配给量水平，估计将会有约一百二十万犹太人死于饥饿。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我们不能用毒药杀死他们，但是，不论采取什么办法，我们都要达到根除犹太人的目的。”

5、美国人杰克逊接着提下一个问题。他手里拿着一摞文件，说这是戈林以前担任各种要职时签署的各种法令。难道戈林不曾签发过犹太人非经政府许可不得出卖企业的一道命令吗？戈林回答签发过。戈林是否还发布过犹太人不得拥有零售商号、出售手工艺品或组织合作社的命令呢？戈林再次做了肯定的回答。杰克逊连续发动猛攻：戈林命令犹太人把一切金银珠宝上缴政府，可有此事？下令没收波兰犹太人的财产，可有此事？禁止犹太人对德军造成的损害提出赔偿要求，可有此事？伯基特心想，折腾老半天，杰克逊终于像个法庭盘问人了。

戈林手抖得厉害，乃把两只手握到一起。杰克逊继续进攻：1941年7月五日，戈林命令海德里希制定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难道不是吗？戈林抗议说，这份文件的译文根本不正确。然后他机灵地提出亲自读这份文件。他说上Endlosung一词被译为“最后解决”，但应译成“彻底解决”。这样，他就使文件中失去“最后解决”一词所内涵的有罪性语义。实际上，这个词组的最初译文是准确的。杰克逊是律师而非语言学家，没有深究此事。

检察官话锋转到1938年11月9日发生的“水晶之夜”’。冲锋队和纳粹流氓抢劫和砸毁了八百一十五家犹太人商店、七十六座犹太教堂，抓获二万六千名犹太人，其中三十六人死亡。据说，“水晶之夜”的导火线是几天前的一份报告，内称德国驻巴黎大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被德籍犹太难民十七岁的赫金尔·格林兹潘谋杀。

杰克逊开始宣读遭受破坏的令人生畏的记录。这些数据来源于野蛮袭击后的第二天提交戈林的一份报告。于是，戈林在空军部召集戈塔尔、丰克、海德里希和一位保险业的代表开会，讨论损失索赔问题。杰克逊逐字逐句宣读戈林与保险业代表之间的对话。该代表指出，被焚毁的犹太人商店中的许多物品，都是非犹太供应厂商存放寄售的。戈林就此对海德里希道：“我真希望你宰了二百个犹太佬，而不是毁了这么些贵重物品。”戈林接着宣布，犹太人无权就他们的损失提出索赔要求。这会节省保险业数以百万计的开支。“突然之间，在你面前出现了一个天使，他像我微微发胖的体态。”戈林告诉保险公司那位官员说，“我乐意跟你对半分。”

杰克逊把近八年前的那次会议结束时戈林说的原话抛给了戈林：“我要德国犹太佬为他们所犯下的令人憎恶的罪行付出数十亿马克的代价。这会管用的，这些猪沙不会如此迅速搞第二桩谋杀的。我绝不愿成为一个德国犹太人。”那引文对吗？杰克逊问道。戈林垂头丧气地承认自己说过这话。

随后，杰克逊用戈林掠夺艺术珍品和大规模抢劫苏联粮食和资源中他的文献抓住戈林。他总算把戈林弄得晕头转向。一连串不容置疑的具体指控揭露出被告是纳粹主义最恶毒的反犹设计师之一，粗野鲁莽，贪婪腐化。戈林终于像是站在深渊边缘，踉踉跄跄。

6、反犹主义是一回事，反犹主义导致大屠杀却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反犹主义出现在许多国家，但反犹主义导致如此规模的大屠杀却是纳粹德国特有的。而这个发展，和希特勒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汉斯·弗兰克心里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眼下他在回忆录里做了记述。撰写回忆录占据了他在十五号牢房的时光。所有的一切都始于1930年，那时纳粹党还在台下。希特勒当时的风华正茂的律师给召到了希特勒府上。希特勒异常激动，给他看一封信，并说这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敲诈陰谋”。得知希特勒有个远房侄儿住在英国，弗兰克大吃一惊。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兄弟阿洛伊斯的儿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曾撰写道，如果在新闻界流传的谣言得不到证实，这会对阿道夫叔叔有所裨益的。流传的谣言说，阿道夫·希特勒有犹太人血统。希特勒把威廉的来信视为含蓄的披露恫吓。这次谈话中弗兰克双腿直哆嗦，因为他担心他自己的犹太人祖先给曝了光。使弗兰克意外的是，希特勒要他对他的家谱进行秘密调查。

现在，弗兰克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他所发现的一切。原来，希特勒的祖母玛丽亚·安娜·席克尔格鲁贝在奥地利的格拉茨工作过，是在一个名叫弗兰肯伯格的犹太人家里做厨娘。玛丽亚·安娜四十二岁那年未婚而育，生下一个儿子。在孩子受洗礼的档案上，未说明父亲是谁。她给儿子取名叫阿洛伊斯·布克尔格鲁贝，这个阿洛伊斯长大成人后娶妻生子，生养了阿道夫·希特勒。

玛丽亚·安娜的东家有一个儿子，弗兰克写道：“弗兰肯伯格代表这个儿子，那年他十九岁，为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提供一笔生活补贴，从小孩出生一直到十四岁为止。”其含意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他这个儿子可不是第一次让这个女仆怀孕。弗兰克在调查期间，找到了弗兰青伯格一家和玛丽亚·安娜之间的来往信件，“双方背弃这一默认，即席克尔格鲁贝的私生子是在使弗兰肯伯格一家对其负责赡养的环境下生下来的”。

小孩长到五岁那年，玛丽亚·安娜嫁给了一个名叫约翰·格雷戈尔·希德勒的磨坊工人。尽管如此，弗兰肯伯格一家继续支付生活补贴。这位新丈夫对于把他妻子的孩儿立为合法婚姻生下的儿子一事毫无兴趣。后来，年轻的阿洛伊斯自己把姓从席克尔格鲁贝改为希德勒；根据一份官方记录，牧师把希德勒错误拼成“希特勒”。

弗兰克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了他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希特勒报告时的恐惧心情。因为，如果小弗兰肯伯格确实是阿洛伊斯的父亲，那么希特勒就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血统。使弗兰克不胜惊愕的是，希特勒没让他的脑袋搬家。他啥也没有否认，包括弗兰肯伯格一家给他父亲的生活补贴。看来他对这一背景十分了解，似乎派遣弗兰克只不过是打听一下别人了解多少。至于说那位公认的犹太人祖父，希特勒自有说词。跟玛丽亚·安娜发生不正当关系的是约翰·希德勒。她怀上小孩后，指控弗兰肯伯格家的公子，只是为了从东家那儿榨取钱。按照希特勒的说法，“犹太人付了钱而不对簿公堂，大概是因为犹太人不能面对可能导致法律解决的公开宣扬。当犹太人的后裔还是当敲诈勒索者的选择中，希特勒选择了当敲诈勒索者。”

律师出身的弗兰克推断出仅有的可能性：要么是小弗兰肯伯格确实是孩子的父亲，使希特勒成为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要么是约翰·希德勒留下的种，使希特勒成为百分之百的非犹太人；要么是马丽亚·安娜跟两个男人都发生过关系，连她自己也弄不清究竟谁是她孩儿的父亲。在记载的结尾处，弗兰克写道：“希特勒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对弗兰克来说，难以否认的问题是，这一不明不白的家世怎么可能形成希特勒的凶恶残酷的反犹思想。施特赖歇尔那份满纸胡诌妄语的《冲锋队员》上，经常有犹太阔佬引诱德国天真少女的报导。无独有偶，在希特勒《我的奋斗》里，有一个“黑头发犹太青年”埋伏一边等待着玷污她。在纽伦堡种族法出炉的过程中，希特勒在一个问题上坚持一项特别条款：任何四十五岁以下的亚利安女人──比他祖母生育时大三岁，不得在犹太人家庭里做佣人。

弗兰克在《我的奋斗》里还发现了其他惊人的相似之处。希特勒写道，混血儿“从第三代开始……总是通过一种明确无误的信号显示出其混血性来。在任何危急关头，纯种人会作出正确决定，亦即明确的决定，而混血儿则将举棋不定，换言之，他们将采取折衷办法。”《我的奋斗》再谴责“折衷办法”和“三心二意”。希特勒的决定，无论对错，都是明确和当机立断的。任何人企图要用相互矛盾的事实或中庸之道进行调和儿都是充耳不闻的。他证明自己没有身受第三代举棋不定之苦（而这往往暴露其为部分犹太人的混血性），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要过度补偿，过于矫枉过正，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坚决、肯定和反犹。

法庭几乎只能确定，1935年希特勒本人首次使用“最后解决”这一词组。有一次，他在谈到纽伦堡种族法时说，如果国家的法令不足以处理犹太人问题，“该问题就必须交给国家社会主义党最后解决”。1938年11月，希特勒命令他的副手戈林制定“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1939年1月24日，戈林把这个任务下达给当时的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去办。在鲁道夫·霍斯的证词中，出现了希姆莱的面貌。霍斯说，1941年6月，希姆莱告诉他说，元首下令通过种族灭绝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1941年7月对日，戈林向海德里希发布了一道命令：“现对1939年1月24日下达给你的任务作出补充，该令以移民和疏散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据此，我责成你做好一切准备……此外，我要求你……为犹太人问题满意的最后解决提交给我一项全面的计划。”在特雷布林卡、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业已实行种族灭绝的情况下，赖因哈特·海德里希于1942年1月20日召集十四名党政官员，在柏林郊区万塞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旧楼举行会议。海德里希只有一项议程。他在提到戈林的命令时，说将把欧洲的一千一百万犹太人清理掉，将他们遣送东部。那些尚能干活的充做劳工，直到通过“自然减员”大量被杀死。剩下的进行“特殊处理”。证人迪特尔·韦斯利西尼作证说，1942年7月或8月份，艾克曼向他出示过希姆莱下达的“最后解决”的书面命令。

法官们从这乱如麻的东西中只能得出如下结论：最初的最后解决方案的命令从希特勒下达到戈林，再下达到海德里希。然而，戈林可以争辩说，他的命令只提到“移民和疏散”。实际的屠杀令似乎是希特勒口述给希姆莱的，最初适用于波兰的犹太人。但该计划一旦付诸实施，海德里希便开动官僚机器，在整个欧洲实施最后解决方案。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均已作古。在幸存者中，戈林和海德里希的后任卡尔登勃鲁纳，可与种族灭绝方案直接挂上钩。

至于说犯罪意识，约瑟夫·戈塔尔在日记中写道：“戈林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任何软弱，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特别是在犹太人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一种毫无退路的立场。”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纳粹领导人是明白“最后解决”的罪证确凿性的，他们决定决一死战与意识形态信仰关系不大，更多的出于苟且偷生。

7、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朝吉尔伯特走来。他想让这位心理学家知道，如今他已准备跟犹太人一起为获得家园而战。他读到了巴勒斯坦最近发生暴动的消息。“任何可以投入战斗和抵抗的人团结一致手握钢枪，对这样的民族我唯有钦敬之极，”他说，“即便希特勒僵尸还魂，他也会承认他们是一个斗志昂然的种族。我准备加入并帮助他们战斗。我不是在开玩笑！犹太人会统治全世界的。要是能帮助引导他们走向胜利，我会很高兴的。我研究犹太人很长时间了，以致我认为我也养成了他们的性格。我提一个建议，让我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发表讲演，一定会引起轰动的！”约德尔和罗森堡无意中听到施特赖歇尔的这席话，不禁笑出声来。

施特赖歇尔的短短讲演无疑是对这个粗俗的反犹斗士一生的莫大嘲弄。每当法兰克尼的犹太教堂遭到亵渎，或是犹太教士被逐出家门时，施特赖歇尔作为地方长官，总是让那些将付之一炬的书籍和手稿首先送交给他。他从中挑出最罕见、最有价值的资料送交《冲锋队员》图书馆。这样，到战争结束，这么多的犹太人学术著作化为灰烬时，这个首要的使犹太人上圈套的人却从烈火中抢救出一批价值连城的犹太文物。

援引完了约瑟夫·E·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我们再看看英国人伊恩·克肖的《希特勒传》是怎么写的：

“希特勒的爷爷是犹太人”，早在1920年代初这一传闻就在慕尼黑各大咖啡馆里传开了。到了1930年代，很多敏锐的外国刊物也开始大肆宣扬这一消息，据说“希于特勒”是犹太人的姓，而“希特勒”这一姓氏实际上来自布莎瑞斯特一个姓希特勒的犹太家族。希特勒的祖父是一个叫巴伦·洛赫司查尔德的犹太人，而希特勒的祖母曾在他祖父维也纳的家中做过女佣。难怪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希特勒这样一个怪胎！

但对于希特勒的犹太家族背景最广泛的猜疑始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出自纳粹驻波兰军事长官汉斯·弗兰克在受绞刑前于牢房中所写的回忆录。

弗兰克声称1930年底他被希特勒召见，并看到了希特勒拿给他看的他的侄儿威廉·帕瑞克·希特勒（他同父异母兄弟阿洛伊斯的儿子，与一个爱尔兰女人结婚）的来信。信中以各刊物登载关于希特勒身世背景的大小传闻作为要挟，要揭露希特勒具有犹太血统这一事实。在希特勒的许可下，弗兰克翻看了他的家族史，他发现玛莉亚·安娜生阿洛伊斯时正在格瑞兹一个名叫福兰肯伯格的犹太人家中做厨娘。不仅如此，据称福兰肯伯格老爷总是定期地以他19岁儿子的名义付给这个婴孩抚养费用，直到他长到14岁。而且玛莉亚·安娜和弗兰肯伯格家之间有长达数年之久的频繁的书信往来。福兰克的书中写道，希特勒从他父亲和祖母处确信自己的祖父并非犹太人，只是由于他祖母和她后来嫁的丈夫日子太穷，才哄骗那家犹太人相信孩子的父亲是他家少爷，从而骗取孩子的抚养费。

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弗兰克将死，大概不会故意撒谎。

希特勒这位德国元首，却留着犹太人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这撇可笑的小胡子其实具有重要的面具作用。这种犹太人的智慧还不算够，还有一个事情特别能说明希特勒对卓别林的特殊感情。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大独裁者》，是专为控诉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制作的，并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参加世界大战的前一年发表。在当时美国的政治气候下，这部影片的诉求相当大胆。它生动地写明纳粹主义的丑恶，并塑造一个生动的犹太角色，描写他遭受到的迫害。卓别林在这部电影中同时扮演了一位类似（包括面目形状上的类似）希特勒的纳粹独裁者和一位受纳粹主义残酷迫害的犹太理发师。希特勒亲自看了这部电影，而且是完完整整的两次，这可以从希特勒个人的影院征求影片的纪录查到。这并不能用“希特勒酷爱电影”来解释。

希特勒与卓别林的生日只差四天（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临死之前让副官整理他保险柜里私人珍藏的物品，准备销毁，他的副官赫然发现的遗物中竟然包括查理·卓别林的不少照片！希特勒为什么要收藏一个犹太人的照片？希特勒这个人可是“嫉恶如仇”的，对于冒犯过他的人，从来不会轻易放过，但是对如此伤害他高大形象的卓别林，为何网开一面？他与卓别林之间的这种的爱恨情仇，如果不从“犹太人惺惺相惜”的角度去观察，就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了。

希特勒与卓别林关系，还不是一种单纯的种族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关系，这与他们都是“艺术家”有关，也与他们都有过令人心酸的经历有关──他们都曾沉沦在下层社会，但终于凭借个人奋斗得以出人头地。

此外更加直接的就是，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喜剧演员！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中记载：

［

诸如此类的游戏使得希特勒的情绪达到了最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他便开始模仿老战友的言谈和举止。他是一个出色的模仿家。例如模仿讲话急促并且以巴伐利亚的特有方式一再重复每句话的出版社社长阿曼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人们望着眼前呆板的阿曼如何耸动他那失去左臂的肩膀，如何非常灵活地用右手打手势。耳背音粗的印刷厂厂主米勒也常常是希特勒模仿艺术的牺牲品。他还爱模仿外国政治家。譬如他可以准确地模仿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的尖笑声，并且把坐着像个巨人的国王但站立起来又不显高的模样表演得惟妙惟肖。

战前时期希特勒的性格还是开朗和幽默的，并且懂得这种性格有多么宝贵。“处于逆境时，充满幽默的语言往往有奇效，不仅战争时期，而且在斗争年代都是如此”，他曾这样说过。但是1941—1942年战场上初次受挫之后，希特勒便判若两人，从那时起，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并且几乎难以接近。

“我来显示一下我的打字艺术好吗？”有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打字不过如此吧。”然后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夹上一张纸，将它拉直，转动滚筒，然后开始在客人们报以掌声的笑声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时还不忘移行和按动大写键和空格键。他表演得那么形象，连职业哑剧演员都不会超过他。他无疑具有伟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别人的能力。

］

希特勒的遗物中包括查理卓别林的照片，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深的“波希米亚人情谊”！

相比之下，单纯的种族关系并不能动摇希特勒的冷酷心肠。据希特勒的一个秘书回忆，希特勒喜欢孩子，与一个5岁小女孩的友谊曾保持3年之久。但是一封告密信举报说，小女孩的母亲有二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希特勒立刻下令永远不许这个小女孩再接近他，同时全部销毁了他与小女孩在一起的照片。希特勒的秘书还清楚记得，当希特勒发表演讲时，他会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会运用一些在私底下从来没有用过的可怕的词汇来恶意攻击犹太人，但过后他又回复到一派学者风范，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令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这是希特勒在从事他的戏剧艺术的表演，他和查理·卓别林的演戏方式不同，但都是杰出人士，是表演大师。拿破仑也有类似的记录，他在外交场合经常装出一幅怒气冲冲的样子，以便勒索对手，获得额外利益。

希特勒的表演才能无所不在。有一次他告诉秘书和副官说，他在检阅时很累，因为他要竭尽全力看清楚每一个接受检阅、从他面前走过的人，并和他们发生眼神的交流，他说，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效果，就是每个接受检阅的人都会以为自己和希特勒发生了某种个人关系，结果希特勒就可以更为有效地影响这些人，并使这些人在希特勒的崇拜之下，顺从希特勒统治，主动为希特勒献身。

其实，这完全是基于一种错觉，希特勒并未将这些人放在自己心上，他不过是用一种典型的“明星──粉丝”之间的关系，在兜售他自己！希特勒，好像一个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梦游者那样，随心所欲地扮演着他拿“德国新郎”的角色，说角色需要他说的话，做角色需要他做的事。而“Hitler”这个姓氏，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演员的签名。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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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党代会期间，我突然被召到纽伦堡德意志饭店。晚上，希特勒向约翰娜·沃尔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发表的演讲。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呆在饭店里，从窗子里观望希特勒检阅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列队情况。令我吃惊的是，希特勒能够长时间的伸着胳膊站着。喝茶的时候，他说他能够这样做是每天用拉力器锻炼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得有很强的毅力。况且他试图看到行进中的每个人，以便使这个人感觉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当时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元首见到我了，他的目光紧紧盯住我”。

还要提到的是，希特勒从不从事体育活动。他不喜欢骑马，厌恶冬雪（特别是1941—1942年德军败于俄国的冬天之后），怕见阳光。不喜欢太阳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贝格霍夫买下来，如他所说是因为它坐落在上萨尔茨堡的北面。这座房子终日不见阳光，厚厚的围墙又隔断了白天热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内也总是凉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欢这种寒冷，然而来宾们则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会游泳的。有一天他说：“一个人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运动足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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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不喜运动的人，为了演出成功而努力锻炼──这不是天性使然，而是职业需要。这使我们想到，希特勒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很像影视歌星和痴迷粉丝之间的关系，为了销售盈利上的盘算，许多影视歌星在痴迷粉丝面前都要扮演“独身的大众情人”这一角色，为了实现这一职业需要，他们不得不进行伪装，不惜隐瞒自己的婚姻，让自己的小孩做野种状。就此而论，希特勒比影视歌星们还要好一点，因为希特勒确实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尽管他隐瞒了自己的情妇，同样欺骗了德国大众。这些大众里的许多妇女，一天到晚梦想希特勒只对自己有意思，于是成为积极的纳粹，并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到战争的屠宰场里。就此而言，许多影视歌星又比不上希特勒的邪恶。

希特勒在女性领域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心理学家，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喜剧演员，很难分辨哪是本性，哪是伪装。所有接近他的人，尤其是女人，总是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而希特勒对她们表现出来的殷勤和虚伪总是信以为真。希特勒对心灵和精神方面的事情没有任何概念。比如说，他就不明白婚姻中夫妻双方必须情投意合。在他看来，一对夫妻是不是理想夫妻，专从外表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他认为和一个漂亮健康的女人结婚理所当然就是幸福的婚姻。所有由他一手安排的婚姻，他也只是从这些方面加以考虑，但他对于幸福的推断却总是与事实不符。有一天，有人请他注意，纳粹党内高层领导内部的离婚率在上升，他们借口说，他们的妻子不能适应丈夫新的社会地位，不能与时俱进，这种借口似是而非。我跟他解释说，人民都严厉地批评这种离婚现象的蔓延，它给党的声望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希特勒却激烈地反驳说：“在我看来，最美丽的女人理所当然属于优秀的战士。”这说明他只是从世俗的角度看待人类，尤其是两性问题……他坦白说，他一旦结婚，就可能失去很大一部分对他有好感的女性选民，失去在她们心中的威信：“正是由于我没有变成单独某个女人的男人，我在帝国的女性公民中的影响才会直线上升。我决不会允许自己失去在德国女性中的声望，因为她们在选举中代表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希特勒的这一做法，完全是一种戏剧性的欺骗，是一种典型的“艺术手段”。这种艺术手段使他无法区分人生与戏剧，最后不得不在地下室结束自己的一生。

施罗德指出：“希特勒真诚地钦佩那些著名的男女演员们和女舞蹈家们。为祝贺首场演出和她们的生日他经常送给她们一些贵重礼品。战争期间，他送给她们咖啡和食品，并且非常高兴看到她们写给他的感谢信，每封信他都要专心阅读。他有每年为艺术家们举行一次盛大招待会的习惯，战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做法。例如，与他来往的女舞蹈演员中有霍普夫纳姐妹、燕妮·尤戈，还有玛格达·戈培尔、她前夫的妹妹埃罗·克万特、玛加蕾特·斯勒察克、莱尼·里芬施塔尔、尤尼蒂·米特福德……”其实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希特勒的粉丝，像希特勒的其他女秘书一样。

施罗德和其他女秘书有一次在楼梯间问希特勒：“你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我不会是一个好丈夫，因为我不能把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献给我的夫人，所以我认为我组织家庭是不负责任的。另外，我也不想要孩子。我认为，天才人物的后代大多生活得很艰难。人们总是期望他们达到像他们著名的父辈所具有的那样的特殊地位，而不容忍他们做一个普通人。此外，天才人物的后代中还常常出现白痴。”显然，希特勒不会告诉这个粉丝，正是为了吸引她们，他必须保持黄金光棍的身份，绝对不能结婚。

正因为这种吸引力量，使得施罗德对希特勒下面的事迹深信不疑：

（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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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青年时代起，他就酷爱读书。有一天他说，“青年时期，他在浪迹维也纳期间，贪婪地读完了市图书馆所藏的全部500册书。”这种读书与进取的热情使他的知识拓展到文学和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无论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地理描述，还是谈论艺术史，或是技术问题，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每次都令我惊讶。同样，他对剧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筑形式的大量细节了如指掌。即使在兰茨贝格坐监狱期间，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古老建筑。他经常炫耀：“他比那些国家的设计师们更了解他们的古老建筑的设计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扩建和美化问题与市长交换过意见，这位市长说，他对希特勒的记忆力感到吃惊，他连几个月前谈过的最小细节都能回忆起来。由于事情拖着没办，希特勒便责备他：“半年前我就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你！”然后希特勒把就此问题交换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希特勒不仅能记住人名、书籍和数据，而且尤其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别人的面貌。他可以准确地回忆起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见过的人。他把在动乱不安的生活旅程中认识的所有人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还经常令人惊奇地回忆起某人的详细情况。同时他还能非常细致地描绘出他发表过讲话的群众集会的气氛和过程。他在青年时代、维也纳生活期间、世界大战期间、斗争年代以及夺取政权后的年代里的同学和战友们的特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希特勒情绪好时，喜欢描述帝国总理府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每位艺术家穿的连衣裙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可以把他与他的客人们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或轻松愉快的谈话复述出来。他对话剧和电影的记忆也是如此。他能讲出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看过的每出戏的全部细节。他不但能够说出演员的名字，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员当时受到过批评。我经常自问，他的大脑怎么能储存这么多的东西。

无疑希特勒从小就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然而其奥妙还在于他日复一日地训练和扩展。他告诉我们，他在读书时努力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并把它记在脑子里。他有利用喝茶和在壁炉旁聊天的机会谈论书中某个问题的习惯，反复谈论使他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记忆。希特勒似乎能够听懂用不太快的英语或法语进行的对话，但他说：“我不愿费劲讲外语，因为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每句话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考虑新的合适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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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施罗德显然也是一个明白人：“希特勒想方设法用他丰富的知识使别人感到吃惊，并以此显示他的优势。他极力避免向别人泄露他的知识来源。他极善于使听众相信，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自己批评性思维的结果。他能够把整册书背诵出来，并以此使人以为他陈述的是他自己的东西。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思想极为敏锐并具有分析头脑的人物。在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范围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里，他就一个题目所做的哲学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我发现，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我不久前刚读过的叔本华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气，说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点意外，看了我一眼并用慈祥的口吻说：‘孩子，不要忘记，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别人，任何人所做出的贡献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还以同样令人信服的力式谈论名人、外国、城市、建筑和他不了解及没看过的戏剧。他那自信和果断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来表达思想的雄辩术使人们不得不相信他所了解的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经历之谈，不得不相信，他以惊人的准确度所讲述的这一切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经历过的。例如，有一天，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看过的一出话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问他，没有看过这出戏怎能如此评价导演和演员？他回答：‘你说得对，但布劳恩小姐看过，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希特勒对于戏剧和表演艺术的爱好，决定了他的一生，而且使他本人的行为举止相当地戏剧化。即使到了末日，希特勒还是相当地“自控”，保持着一个杰出演员的风度：

[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柏林被包围了。第一批俄国坦克已到达柏林城下。在总理府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和军事将领们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次活动气氛非常压抑。盟军的飞机对柏林的空袭昼夜不停，更为祝寿活动增加了不安色彩。我们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弹室外边去。根据工作安排，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在吃午饭时要陪伴着首长。吃饭时情绪十分郁闷。

听希特勒的声音，尚可断定他往日的情绪犹在。他依然非同寻常的镇静、清醒、一丝不苟和自信。但面对逐步升级的外来进攻，他同时也变得易于激动，有时甚至很冷酷。“冷酷”或者“我就是冷酷”是他常讲的话。“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方法，至于将来后人如何评价，我根本无所谓，”他常这样说。“不顾一切”也是他常用的字眼，像“要不顾一切地干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都成了他的口头禅。另外说得多的还有“用野蛮的暴力”和“用野蛮的力量”以及在做论断时的：“简直是白痴”之类的话。

]（摘自《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

有人指出，希特勒之所以留着“卓别林式的仁丹胡子”，是为掩盖他的鼻子和他的人中所泄漏出来的“犹太特征”。有研究指出，在他当权后，曾秘密做过多次“隆鼻”手术。他认为日耳曼人应有一个高挺的鼻子，从而给人以“刚毅自信、勇敢无畏”的感觉。这说明希特勒对自己的外貌缺乏自信，是他确有“自恨”的证据，这种潜意识的自恨导致他最终自杀，而不是在战场和敌人决一死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德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败退时，他的鼻子加高手术仍未停止。这是因为希特勒在潜意识中觉得：越是能够消灭自己身上的犹太因素，就越能使自己变得强大，就越能战胜凶恶的敌人。

具有十分丰富的“犹太因素”的希特勒，就这样通过高明的演技，化装为一个最为激进的反犹分子，并领导了历史上最彻底的灭犹运动，这不是十分耐人寻味吗？

仔细观察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未尝不可以视为一个“犹太叛徒”的精心制作的迷彩服，用来在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掩护自己，免得自己的犹太身份遭到揭露，反被其害。当然依照他的极善保密的性格，既然演了戏，就要像真的一样，惟有彻底，才能达到非凡的成就，才能在千万年的历史上，打上“我最伟大”的烙印。

实际上，希特勒不过是德国人所利用来使自己得以崛起的一个“犹太演员”。希特勒作为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他的冷酷无情和对权力的专心致志的追求、他对意识形态目标的执著奋斗、他在同对手和敌人打交道时表现出的无可匹敌的玩世不恭，以及他对激进主义的融会贯通，完全符合一个“梦游者”、一个“进入了角色而不能自拔的超级演员”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忘记了自己真实身份的查理·卓别林”，是一个不幸掉进了泥坑的可怜虫。事实上，只要对希特勒稍有了解就不难发现，他身上像德国人的东西并不很多，希特勒更像一个所谓“波希米亚人”，一个“东欧的犹太小知识分子”，像那种他后来极力要加以毁灭和清除的人。

在希特勒的亲自推动下，所有的重要方案都在匆忙之中酝酿和执行，这与德意志民族有条不紊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四年计划、军备重整以及各场战役的指挥，这一切的构思和行动都是在匆忙和慌乱中仓促制定出来并执行，以至于外人根本不明就里。德国人民惯于经过思考之后再有序地工作，所以对这种波希米亚和犹太式的狂热和令人紧张的节奏惊讶不已。以这种节奏开展的事情和工作，一件一件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但希特勒毫不松懈地亲自监管。德国工业界和政界的领导人多次发出这样的呼声：“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疯人院！大家急急忙忙地改这个变那个，哪有秩序可言，我们那里一切都乱七八糟。但愿这样的结果不要给我们带来灾难！”

关于希特勒与犹太人的真实关系，有一段记载是不该被“选择性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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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是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在此，我必须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1976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288页上的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1932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认可，她在19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

1938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我和格雷特尔·斯勒察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直到那个星期日，尚无人知晓希特勒在下周的打算。没有料到，就在这一天希特勒那颗激动的心已悄悄地到了奥地利，我认为他在尽量以某种方式来消磨时间，调解自己不耐烦的心境。

茶已经喝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壁炉前不是我们的久呆之地，另一方面希特勒早就说要到我的住所看看，我便起身告辞了。我问他，今天晚上是否有兴趣到我那儿去看看，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晚上他在仆人的陪同下来到我的住所，它坐落在总理府公园内。希特勒送给我一瓶葡萄酒之后，很快就离去了。

1936年，希特勒让施佩尔在公园内临赫尔曼·戈林大街建造了两栋英国乡间风格的房子，本来只打算给元首护卫队成员及其家属住的，在房子竣工前夕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我们女秘书也能住到那儿该有多方便啊。外出旅行都是遵循他“没有必要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必须知道的事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让知道”的格言安排的，所以在得到出差的通知到启程的这段时间往往很短。我得赶紧回到萨维尼广场一侧的住所去，不只是简单地取个箱子，而是要从头至尾收拾行装，所以每次都搞得我手忙脚乱。

有一天，我忙完了希特勒的口授之后，问他，我们女秘书是否也可以得到赫尔曼·戈林大街上的住房。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且说：“孩子，这好啊，这样我一旦有事可以随时叫你们！”于是希特勒让人把带着房子设计图纸的施佩尔找来，吩咐他在设计图中再加进三套女秘书住房。当这些住房建好之后，希特勒让绍布转给了我所需的3000马克房屋购置费并允诺不久将参观一下我的新居。

格雷特尔·斯勒家克在拉德齐维尔宫喝完茶之后，很快就回到坐落在库尔费尔斯滕达姆大街上他的住所，她要换衣服，因为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换好衣服之后，她带着两个高高的五个分枝的银烛台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及时找到了我，以便为它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她希望通过蜡烛的微光来影响希特勒，使他有一种神秘感。无论如何她要施展浑身解数！她紧靠着希特勒坐在英国式的沙发上，试着去抚摸他的双手，但希特勒温柔地挡了过去：“格雷特尔，你知道我不愿意这样！”尽管我几次悄悄地离开房间，但希特勒始终保持克制。过了几小时，希特勒便返回他的住所去了。

但是，格雷特尔还是不死心，仍然希望进一步密切与希特勒的关系。她始终认为，她能够使希特勒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在柏林德国歌剧院上演的《叶卡特琳娜女皇》中饰演女主角，曾送给我一张身穿洛可可式服装的剧照，照片上面写着：“赠给我的第一位宫女：小廷（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字既大又斜，且十分挺劲有力。

1938年除夕前她转给我一封信让我再转给希特勒。我并不了解这封由我转给希特勒的信的内容，但是格雷特尔肯定为得到希特勒做了进一步的努力。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从未与任何一位女演员过于密切地交往过，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大家都想借他的光往上爬。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上保持谨慎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外界传说希特勒曾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过肖像。实际上希特勒在20年代就没再绘过水彩画，只画过一些建筑设计之类的草图。1932年，即所谓他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肖像的这年，他应人们的要求每天在不同的地点发表三次演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再有兴趣作画。过去他画水彩画为的是挣钱谋生。自1919年起他就再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已在国防军里当了教官。然后调到德雷克斯勒先生重新组建的党里当了观察员。自那时起，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了党和政治。

还要讲一点有关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情况。自1935年以来。我与她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如果希特勒为她画过肖像，我是不会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往来非常频繁。所谓希特勒致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信纯属捏造。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结过婚并离过婚，生过一个女儿。所有这一切希特勒是知道的。他不是没有教养的人，他怎么会称呼一位离了婚的女人为“斯勒察克小姐”呢。另外，他从来都称呼她“格雷特尔”或者“您”，而从未称呼她“恰佩尔”即“小笨蛋”。这是贬低人的。

我曾拜访过希特勒过去的一位女友阿达·克莱因。她在1920年代也常到蒂尔施大街希特勒的住所去作客，也知道希特勒当时就已不再作画了。这位女士和我都认为，希特勒不作画，只是画一些建筑设计草图和风景速写画。有人企图捏造事实，真是厚颜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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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

希特勒与犹太人的关系是相当复杂而多方面的，他甚至保护过犹太牙医。据英国《每日邮报》2009年12月14日报道，希特勒是世界上最残忍、最血腥的独裁者，要对数千万人的死负责。他将自己标榜为天不怕地不怕的统治者。但根据一本有关希特勒牙医的新书，这位纳粹头子也有自己恐惧的东西，比如，他最怕看牙医。据希特勒私人牙医约翰尼斯·布拉施克披露，由于“无法忍受痛苦”，这位杀人魔王接受一次根管治疗居然用了整整8天时间。根据有关布拉施克医疗档案的新书《恶魔的牙医》，希特勒同样患有“严重的口臭、脓疡以及牙龈病”。《恶魔的牙医》由曼娜维塞·德普莱姆·海娜所著，讲述了布拉施克的牙医工作。据悉，他担任这位德国元首私人牙医的历史达到近20年。

两个月之前，另一部围绕希特勒健康状况的著作指出，希特勒使用的补牙填充料由集中营受害者的金牙制成。但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能够证明这种说法。根据布拉施克的工作记录，他并未给希特勒使用金制填充料，但在党卫军身上，他确曾采用过这种方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布拉施克曾担任希特勒以及另一位纳粹领导人的私人牙医。德普莱姆·海娜有幸获得相关医疗档案。在此之前，还没有人看到过这些档案。她说：“战后，所有了解希特勒牙齿健康状况的人都成为同盟国极为感兴趣的对象，原因在于人们在希特勒1945年自杀的柏林掩体废墟中发现了他的一些头骨和颚骨残骸。”

德普莱姆·海娜称：“当时的布拉施克是武装党卫军少将。为了证实希特勒确实已经自杀身亡，美国人在一家战俘营找到了他并向他出示了一些记录。”苏联人虽然发现了希特勒及其新郎爱娃·布劳恩烧焦的尸体，但他们并没有找到布拉施克，只找到了他的女助手凯瑟·霍伊泽尔曼。“在此之后，霍伊泽尔曼在苏联集中营度过了整整10年时间。”

在1945年柏林沦陷前，希特勒的绝大多数医疗档案均被焚毁，当时其中最后一架试图离开这座被盟军包围城市的飞机被击落。德普莱姆·海娜说：“但布拉施克医务所的很多文件却被保留下来。藏身柏林的犹太牙医费多尔·布拉克最后幸存下来。战争即将结束时，他接手布拉施克的医务所并发现了这些文件，在此之后，苏联人才意识到这一点。”

1947年，布拉克带着希特勒的医疗档案移居美国，后来又交到儿子沃尔夫冈手上。沃尔夫冈是杜塞尔多夫美国领事馆的一名律师。德普莱姆·海娜表示，攻读牙科博士的时候，她与沃尔夫冈成为朋友。沃尔夫冈对她说：“我有一些文件，我想你会感兴趣的。”德普莱姆·海娜说：“我以这些文件为基础撰写毕业论文，虽然我所在大学的医学史教授在认可这些文件价值时最初有些不太情愿，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文件让他联想到伪造希特勒日记的丑闻。但最后，他还是确认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德普莱姆·海娜对这些文件进行了为期6年的研究。她说：“很明显，布拉施克对自己能够担任希特勒牙医这份工作感到非常骄傲，但他的这位病人却并不配合。希特勒说坐在牙医的椅子上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整整8天时间接受根管治疗这种经历让他的恐惧症越发严重。在1944年7月遭暗杀之后，希特勒的身体不得不忍受更大的痛苦。暗杀中，他的面部被碎片击中。”布拉施克指出，希特勒口腔右侧装有一个齿桥。他抱怨说：“这个该死的东西已经松动了，最好马上让它回到原来的地方。”据这位牙医披露，希特勒同样患有较为严重的口臭、脓疡以及牙龈病，仅在1944年，他就补了10次牙。他指出，希特勒后半生遭受的大多数痛苦可能由早年糟糕的饮食所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维也纳，穷困潦倒的他像流浪者一样在街道上漂泊。

喜欢唱高调吹大牛的纳粹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在1934年“发明”了令人恐惧的盖世太保。据布拉施克披露，这个家伙也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坐上治疗椅之前，他甚至害怕地哭了。在掉牙的同一天，他就迫不及待地装上假牙，因为作为纳粹德国空军的掌门人，他可不想在缺牙情况下走来走去以免影响自己的领导形象。纳粹核心圈子里的人认为，希特勒对自己的牙齿非常神经质。他的翻译保罗·施密特表示，由于在与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交谈中未能将他拖入战争，希特勒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他对意大利盟友墨索里尼说：“我宁愿掉两三颗牙，也不愿再做这样的事情。”德普莱姆·海娜在《恶魔的牙医》中指出，布拉施克于1957年去世，生前是一个顽固的纳粹分子。虽然知道被处死的集中营受害者的假牙都被用作党卫军补牙时的填充料，但他并不能表现出仁慈的一面。

作为犹太人的叛徒，阿道夫·希特勒不仅对待犹太同胞极为残忍，对待反犹主义的同志们也是极为残忍的。据《纽伦堡大审判》（约瑟夫·E·珀西科）记载，希特勒用以下方法屠杀了自己的革命同志：

［

吉尔伯特走后，弗兰克拿起他已开始写作的自传。他做过律师的头脑能把注意力确切地集中到一个有野心但尚属高尚的人，如何转变成一个有野心而且腐化的人这一点上。那是1934年在清洗罗姆的“长刀之夜”期间。他当时是巴伐利亚的司法部长。他接到监狱看守长斯塔德尔海姆打来的电话，告诉说党卫军把冲锋队员塞满了监狱，其中包括冲锋队首领罗姆。弗兰克奔赴监狱，直接来到罗姆的牢房。弗兰克让罗姆放心，叫他不必害怕党卫军。他对罗姆说：“记住，恩斯特，你是在我的司法管辖之下。”

希特勒身边的一位高级党卫军军官塞普·狄特里希来到监狱，通知弗兰克说这些人受到元首的严厉谴责并且要马上枪决。弗兰克拒绝释放这些犯人d狄特里希非常生气，打电话给慕尼黑纳粹党总部棕色大楼的希特勒。他把电话递给弗兰克。希特勒的声音震破了弗兰克的耳朵，他喊叫道：“是我决定帝国罪犯的命运，而不是你！”弗兰克争辩说，这些都是1923年和他们一起游行的人，是他在法庭为之辩护过的党的战士。他们从床上被拖走，而且没有任何指控就被投进了监狱。弗兰克说：“我是个执法人员，你不能不经审判就把一百一十个人枪决。”对话结束后，弗兰克认为他获胜了。可是一会电话又响了，这次是鲁道夫·赫斯打来的。他报告说，元首已大发慈悲了，一百一十个人中只枪毙十九人。弗兰克想知道，为什么要枪毙这些人？赫斯警告说，元首对这一延误已不耐烦了。

弗兰克承认，遵守原则的代价将是昂贵的，他的职位、仆人、轿车、几处房产、权力以及财富都会化为乌有。他终于把包括恩斯特·罗姆在内的犯人交给了党卫军执行处决。罗姆临死前警告弗兰克说：“所有革命都会吞噬掉自己的产儿。”那天枪声响起时，汉斯·弗兰克发现自己已被定性了。他更是个纳粹分子，而不是一名法官。希特勒已了解他这个人。

……

］

看了上述的记录，我想大部分人不会就此得出结论说：“希特勒绝对不是一个纳粹党人，而是一个背叛了纳粹革命的叛徒、是一个出卖了纳粹革命的奸细。”相反，人们只会坚持说：“无论希特勒怎样屠杀纳粹分子，他都还是一个万恶的纳粹党魁。”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否认希特勒是一个犹太人呢？仅仅因为他屠杀了犹太人？屠杀了犹太人的犹太人就不再是犹太人了？那么为什么屠杀了纳粹党人的纳粹党人就还是纳粹党人呢？这里难道没有一个双重标准在起作用吗？

再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希特勒：

套用一句犯罪心理学的常规问话：谁从二战获利最大？谁从二战受损最大？从二战获利最大的是以色列，从二战受损最大的是德国。

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希特勒。

──希特勒使以色列获得最大的利益；希特勒使德国遭到最大的损失。据此，人们虽然不能按照文革的逻辑说“希特勒是为犹太人从事秘密活动的以色列间谍”，但希特勒客观上促进了以色列国的诞生、为犹太人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则是千真万确的。

而从德国人的立场来看希特勒，“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列宁，而且是德国的斯大林，同时也是德国的戈尔巴乔夫──希特勒不仅像列宁创立了苏维埃俄国那样创立了纳粹德国，而且也像斯大林一样从事对外扩张、侵占殖民地，最后还像戈尔巴乔夫埋葬了苏联一样葬送了德国。”希特勒是德国的终结者。希特勒从根本上帮助了他的犹太同胞。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出身于“犹太家庭”的希特勒

2007年，德国著名家谱专家拉尔夫·扬博士编制出一份详细的《希特勒家谱》，同时出书《希特勒的家庭秘密：阿道夫·希特勒祖先和亲戚史及谱系》披露希特勒家族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他号称“澄清了一些传言和揣测，还原历史真相”，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关键问题：希特勒的父亲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私生子？

有关“希特勒是犹太人的后代”这一传言，至今仍在盛行，这不可能是完全空穴来风的。

扬博士大量走访，找到了与希特勒有密切血缘关系的3300人，最后成功编制出了较为详细的希特勒家谱。这份家谱概述了从1571年至今641名希特勒亲属的履历，其实我们后面即将知道，这些人其事和希特勒本人毫无血缘关系，因为希特勒的父亲是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和这个家族只有“继父”的“挂靠关系”。而决定希特勒命运的，其实是怀有“只有她自己知道来源的私生子”的祖母：希特勒在世时就倍受世人关注的玛丽亚·安娜·希科尔格鲁伯祖母的情况。

1930年代，盛传希特勒具有犹太人血统，其祖母作为女仆，和犹太人东家发生了性关系，结果非婚生下了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这一传言的影响，使得希特勒在处理犹太人的问题上变得心狠手辣，试图抹掉这一传言的巨大杀伤力。值得注意，扬博士在他的书里，未能证实这一传言但也无法否认这一传言。他书中写道：“在寻访过程中我没有找到证实这一推测的依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最后梳理清楚的‘希特勒家族姓氏联系’对他的政策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他上台后立即禁止雅利安女人在犹太人家里工作，因为当他祖母生下私生子时正好是一户人家的女仆，但至今仍不清楚这户人家是否是犹太人家庭。”

我们注意到：扬博士在这里说的是“不清楚”，而不是说这一人家失踪了、再也找不到这一人家了。扬博士既然能够找到1571年至今的641名挂靠的、名义上的“希特勒亲属，怎么会找不到这个1840年左右的人家呢？显然，“不清楚”只是一个是托词，家谱学家怎么会调查不清楚希特勒家族的这一关键事实呢？而且扬博士不得不承认，这就是说，希特勒自己都不能排除希特勒家族具有犹太人血统，而且希特勒实际上倾向于相信这一传言，正如他的侄儿后来到处宣扬的那样。这一怀疑对他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彻底灭绝犹太人政策”，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希特勒需要“和犹太人彻底划清界限”，他需要表现得比所有德国人更加排斥犹太人，以此来赢得德国人的信任、巩固自己的元首地位。

而且我们注意到：希特勒后来起用的排犹、灭犹大将，如海德里希、艾希曼，全都是和犹太人有瓜葛的、也就是说，他们和希特勒一样都是“同病相怜”的人，是“日耳曼人的狗杂种”，而不是“纯种的日耳曼人”。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为了转移读者的视线，扬博士主要“研究了”希特勒的父亲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的“挂靠家族”，也就是希特勒父亲的继父的家族，发现老希特勒的继父家族总是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意外发生，他在书中说：“他（希特勒）梦想创造新的优等人种，但自己却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除了他的父亲外，他的祖先中任何人都不曾离开过奥地利偏远林区50平方公里的地区，而且家族中还有遗传病史。希特勒曾密令专门调查此事，结果表明家族中的许多人都是白痴，一个堂兄自杀，另外一人神经错乱，还有两人有智力障碍。”

不过这一用于转移视线的研究结果，也同样说明了问题：那就是希特勒的父亲绝对不像其继父家族也就是所谓“希特勒家族”的任何人。他继父家庭的那些人都是曾出过远门的本地农民，从来没有“向上爬”、“到外面去冒险”的冲动，而希特勒的父亲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却是一个努力上进的人，到了希特勒这一辈就更加明显──希特勒的侄子也是这样的人。事实到此还不清楚吗？显然“不清楚希特勒的来源”只是一个无法成立的借口。

希特勒的父亲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所传下的真正的“希特勒的后人”数量极少，例如希特勒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家族中的几个表亲，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兄弟小阿洛伊斯为他留下的3个侄孙现在全部生活在美国，分别名为布里安、刘易斯和亚历山大，他们不想生孩子，只想彻底断绝希特勒家族中的最后枝节。不幸的是，希特勒自己的亲生母亲却是绝种了：希特勒和他唯一的同父同母妹妹保拉，都没有后人。

……

孩童时期希特勒生于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边界城市因河畔布劳瑙（BraunauamInn）的一个海关文职人员家庭，其父“老阿洛伊斯·希特勒”曾经当过鞋匠，后来才转为海关文职人员。希特勒年幼随父亲加入天主教成为信徒，可是日后受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影响，曾立志要成为牧师。

希特勒的童年很不愉快。目前有历史学家指出，希特勒小时候曾遭到学校同学的虐待，这段“童年阴影”导致后来希特勒的强烈报复思想。他很爱他的家人。他曾学习过绘画，但中学时期学习成绩非常差，因此未毕业就退学了。他曾经两次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但都被以“不适合绘画”为由被拒绝取录。父母双亡之后，他的生活日益窘迫，不得不流浪到维也纳街头行乞，靠卖画为生。

彼得·波罗夫斯基在他的希特勒传记中写道：

18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布劳瑙。布劳瑙是位于流经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边境的因河河畔的一个小市。希特勒的父亲是那里的一个海关官员。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曾经向许多德国人索取过所谓雅利安人后裔的证明，即证明他们上面三代人中间没有犹太人。可是，希特勒本人恐怕永远也拿不出这样一种证明，因为连他也无法断定，他的祖父究竟属于哪一种族。

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是一个私生子。阿洛伊斯的母亲安娜·席克尔格鲁贝尔是一个贫苦的农家女。生阿洛伊斯那年，她已经四十二岁，但仍然未婚。说起来，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一个从斯皮塔尔流浪而来的磨工应该是孩子的生父，因为他在1842年娶了当时年已四十七岁的安娜。但是这决不可能，因为孩子出生后并没有跟从父姓，而是跟从母姓：这说明孩子的生父另有其人，而且不能公之于众。阿洛伊斯快满十岁那年，他的母亲安娜去世了。阿洛伊斯主要是在斯皮塔尔依靠他继父的弟弟约翰·纳波姆克，因为他的父亲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又开始了他那流浪生活。阿洛伊斯十三岁那年离开了斯皮塔尔，流浪到维也纳。在那里，他学完了鞋匠手艺，后来又去奥地利海关署报考，在通过了各种考试之后，他成为──名海关官员。一八七五年，他终于得到了布劳瑙海关检查长的职位。作为来自落后林区的一个私生子，这在当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平步青云，不仅是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尔本人，就连他那叔父约翰·纳波姆克·希德勒都为此感到自豪。

1876年，约翰·纳波姆克·希德勒亲自出马，改动了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尔的出生登记。原登记栏中的“私生”被更改为“父名：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利用这次机会，“希德勒”这个姓也被改成为“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五十二岁了。阿洛伊斯仪表堂堂，颇具时代风度：矮壮、留着军人式短平头、浓眉并蓄有四十余年以来一直统治奥匈帝国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式的大八字胡。完全不像是一个流浪短工的儿子，倒像是某个体面人家的野种。

阿洛伊斯·希特勒十分自豪的是他那套海关官员制服，常爱穿着它去照相。他被公认为是一个勤勉的克尽职守的榜样，颇得上司和同僚们的好评。在家中，他则是一个典型的十九世纪的家长，妻子和孩子们必须顺从他的意志。

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珀尔策尔完全俯首听命于她的男人，总是称他为“大叔”。她是他的第三个老婆，是约翰·纳波姆克的一个孙女，自然也是她男人的一个堂侄女，比她男人小了整整二十三岁。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个老婆未有子嗣，第二次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小阿洛伊斯和安格拉。1885年，克拉拉·希特勒婚后不久生下了第一个儿子，1886年生下一个女儿，1887年又得一子。但是，三个孩子都先后在出生后的头两年夭折了。 因此，克拉拉·希特勒尤其钟爱她的第四个儿子阿道夫，对他十分娇宠，几乎从不让他离开自己的左右。克拉拉·希特勒后来又生下了两个孩子；1894年生下了埃德蒙德，1896年生下了保拉。

阿道夫·希特勒三岁那年，他父亲被上司调迁，举家搬往巴伐利亚的帕骚市，那里有属于奥地利管辖的一个海关。在这个德国城市里的生活以及与德国儿童们的共同玩耍都给希特勒留下了终生不泯的影响。整整一生之中，他都操着帕骚时期学会的那种巴伐利亚南部口音。

1895年，阿道夫·希特勒六岁时，他父亲奉调前往林茨赴任，全家又搬回了奥地利。在林茨郊外的哈弗尔德，希特勒一家住在一个小农庄中的一所漂亮的住宅里。房子座落在一块高地上，周围环绕着果树、核桃树，还有一条小溪。这里是一个理想的游戏场所。搬家后不久，阿道夫·希特勒被送到费什哈姆去上小学。每天早上，他要和他的异母姊安格拉把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花在步行上学的路上。弗什哈姆的小学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学校，学校很小，男孩子和女孩子被分开编在两个班里。当时的小学老师对希特勒姊弟俩印象颇佳，后来这位老师回忆说，阿道夫那时听课十分认真，遵守纪律，天真活泼。两个孩子的书包里，书本和文具置放得井然有序。

阿道夫上学那年，阿洛伊斯·希特勒于工作了四十余年之后退休领取养老金。然而，他却很难适应这种退休生活，于是开始酗酒，变得焦躁不安，易于激动。他要求家庭中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服从，这就导致了同日益长大成人的小阿洛伊斯的；中突。阿道夫·希特勒的这位异母兄长后来报怨说，他经常被他父亲用马鞭抽打得死去活来。阿道夫·希特勒有时也遭其父毒打，但在其母那里仍是骄子。这种状况后来糟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致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在十四岁那年收拾了自己的衣物，离家出走。小阿洛伊斯走后，阿道夫就成了他父亲那种教育方法的主要牺牲品和“出气筒”。

1896年，阿洛伊斯·希特勒开始厌恶乡村生活，他卖掉了乡下的庄园，全家搬往拉姆巴赫，这是有着一个古老美丽的本笃派修道院的小市。阿道夫·希特勒再也用不着在庄园里干活了，但这里的学校比起费什哈姆的小学来，要求却高得多。尽管如此，阿道夫。希特勒仍不失其为“佼佼者”。在1897──1898学年的期末考试中，他连获十二门“1”分（相当于中国学校中的“5”分）。他参加了寺院中的学生唱诗班，深深地为宗教节日所激动，萌发了当一名牧师的愿望。在家里，他常常把女佣人做饭用的大围裙当作法衣系在腰间，爬到餐室中的一张高靠背椅上，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言辞热烈的长篇说教。希特勒那位笃信宗教的母亲和他那位对于宗教只是表面敷衍的父亲对儿子这种暂时产生的爱好感到十分满意。

在拉姆巴赫，希特勒一家住在碾磨场的一所大房子里。孩子们经常在碾磨场这个理想的场地玩印地安人和美国西部牛仔的游戏。这种游戏对于希特勒后来“向东方殖民”的思想，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觉得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不得不做的事情。

像从前在乡下时一样，希特勒的父亲很快又对这里的生活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于一八九八年在林茨附近的莱昂汀村中买下了一所房子，不久便举家乔迁。到那儿以后，阿道夫·希特勒在学校里学习亦很轻松。每逢休息和放学以后，他是玩印第安人游戏的孩子王，孩子们在游戏中模仿的英雄人物是卡尔·梅（美国西部影片中的一个传奇少年。──译者注。）。一年以前在南非爆发的荷兰—德国布尔人与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布尔战争（“布尔”在荷兰语中是“农民”的意思，实际上指农场主。历史上的布尔战争亦称英布战争［1899—1902年］，是英帝国主义者和德、荷布尔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南非殖民统治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译者注。）也激发了孩子们的狂热情绪。尽管希特勒此时年方十岁，也被当时德国舆论界大肆渲染的那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感染。

在莱昂汀，希特勒发现自己有绘画天赋。于是，他转而幻想着成为一名“艺术家”。然而，他父亲却另有打算：长子小阿洛伊斯出走后杏无音信，埃德蒙德也病死于一九零零年；因此，他想让阿道夫·希特勒日后成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官员，当然官要做得大些才好。于是，他连哄带吓地想使儿子相信，仕途生涯受益匪浅。阿道夫·希特勒四年制小学毕业后，父亲决定送他到林茨市的六年制中学就读。希特勒的一生表明，最终还是他父亲战胜了他自己：希特勒最后成了一个最大的官──就像斯大林最后成了最大的神甫、毛泽东最后成了最大的地主。

阿道夫·希特勒在城市中学里一开始就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学生。除了跟不上课这一原因以外，同班同学们也都瞧不起这个来自乡下的孩子，这所规模很大的学校里的老师也不像乡村小学中的老师，无暇顾及一两名个别学生。阿道夫·希特勒失去了攻读的勇气和兴趣。一九零零年──一九零一年的第一学年末，他终因数学和自然考试不及格而留级。

翌年，他的学习成绩有了起色。他和同学们交上了朋友，每天下午在多瑙河畔的草地上像在莱昂汀那样一起玩印第安人游戏，打“布尔战争”。这一学年结束时，他不但升了级，甚至获得了“好”、“很令人满意”、“品行端正”、“学习刻苦”的评语。可是，二年级刚一开始，老问题又重新出现，首先使希特勒感到吃力和难以跟上的还是数学。可见希特勒从小就是一个缺乏完整智力的人。

正当此时，希特勒的生活骤然发生了变化：一九零三年一月三日，阿洛伊斯·希特勒死于中风。

老希特勒的溘逝成为小希特勒生活中的一个转捩点。

笼罩在家庭中的紧张气氛荡然无存，专制的父亲惯于使用的那种高压手段也销声匿迹。十四岁的希特勒现在成了家庭中唯一的男子汉，形单影只的寡母对他没有任何的约束力，甚至连家庭中的事务也要受到他的支配。母亲在经济上尚可说得过去，遗孀养老金和三个孩子的抚养费（直至二十四岁）使这个家庭仍然不失之为一个小康人家。

一九零三年春，阿道夫·希特勒被送到林茨的一位老太太家中寄宿，这家同时还住了其他五位学生。在这里，希特勒的举止也显得与众不同，他不但对女主人，就是对他的那些同龄生也总是小心翼翼地以“您”相称。他离群索居，落落寡合，老是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书作画。由于他阅读的书籍很少与正课有关，因此当六年制中学的第二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又未及格。秋天，他通过了补考，升入了三年级。随着升级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新的困难：他对作为第一外语所必修的法文颇感头痛。他当时的班主任兼法文教师于一九二三年回忆说：“希特勒无疑天资很高，虽然不甚全面。

但他却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急躁。显然，对于他来讲，在学校里循规蹈矩是件不情愿的事情。学习上，他亦不很努力，否则，凭他那公认的天赋无疑可以取得好得多的成绩。”

当时的一位历史教员，莱奥波尔德·波兹教授给了希特勒很大的影响。他的那些关于古代日耳曼人的故事和授课时打出的那些幻灯片使得希特勒激动不已。通过这样的历史课，希特勒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成为一个哈布斯堡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反对派，成为一个德意志民族至上主义者。当时这些人主张德国和奥地利合并，建立一个德意志大帝国，并在本来该唱奥地利国歌之时高唱德国歌曲。

中学三年级结束时，希特勒没有能够通过法语考试。补考虽然勉强及格，但却因成绩不理想而使他失去了继续在林茨的六年制中学里就读的机会。这样一来，希特勒就不得不转学到距离林茨市四十公里处的施太尔州立四年制中学去继续读他的四年级。在那里，他又住进了一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倍感凄凉与悲哀。他憎恨学校，以阅读和作画来打发时光，无聊时还常常从房间里用汽枪去打后院中窜来跑去的老鼠。这一年的秋天，他又不得不再次进行补考，补考及格后领到了四年制中学的毕业证书。

四年制中学毕业证书为他敞开了通向综合性高中继续就读的道路。但是，继续求学却不符合希特勒此刻的愿望。他利用自己肺部健康状况不佳为理由去说服自己的母亲，使她相信，中辍学业将会对儿子的健康有所裨益。

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另一个特产是近亲通婚。这是贫穷和愚昧的产物，也是一种无形的不稳定的传统。这个闭塞的地方，人们的交往较少，亲戚间的接触较多，容易产生感情，或者说当内心产生冲动时，自然就把异性亲戚作了幼想中的对象。再加亲上加亲的观念，近亲通婚就更普遍了。希特勒后来与外甥女吉莉的畸形恋情，在此可找到地域根源和家族根源。

希特勒母系祖先方面的情况比较稳定，他母亲克拉拉·波尔兹尔一家四代都在希皮塔耳村庄第三十七号那块农田上务农为生。

希特勒的祖父也就是他“父亲的亲父”是谁，虽有争议，但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私生子却是一致公认的。希特勒父亲的养父约翰·格奥尔·希德勒是个到处打短工的磨坊工人，在下奥地利的各个村子串来串去，除了打零工挣零钱，爱情上也零零碎碎吃些“白食”，碰上谁家姑子嫂子有意，便权得一时鱼水之欢。1824年约翰·希德勒结了婚，五个月后就有了孩子。这可能是他娶了一个怀有他人孩子的弃妇，但亦有可能是他自己做事自己当，在游戏之中使对方怀了孕后不得不娶了她。他本来也许从此会好好过日子，可妻儿在产后都死了。他又开始了游逛的生活。十八年后他娶了一个四十七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她是施特罗尼斯村子的人。早在结婚前五年，1837年6月7日，玛丽亚就生过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也就是希特勒的父亲。人们推测，阿洛伊斯本就是约翰·希德勒和玛丽亚私通的产物，也就是说阿洛伊斯的继父或养父本就是他的生父亲父。约翰·希德勒是在游荡得厌倦了之后才想要一个家，并承担起了一个父亲的责任。这个推测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缺乏确凿的证据。

约翰娶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之前，阿洛伊斯随母姓施克尔格鲁勃。既然阿洛伊斯成了约翰的儿子，接通常习惯他就该随新父亲而叫阿洛伊斯·希德勒了。但不知为什么约翰竟没有想到在结婚后将这个儿子正式登记，所以这孩子一直到长大都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在1847年去世，失去约束的约翰难以按捺好闯荡的天性，又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从此杳无踪迹，不知云游到了何方。从他不对阿洛伊斯负责任来看，他不大可能是这个私生子的生父，否则他从创造这个孩子到遗弃他都是造孽。他不过是这个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地孩子的养父而已。缺少父爱母爱她缺乏管教的阿洛伊斯也养成不了安分的心性和恶劣的脾气，后来成了希特勒最痛恨的人。

约翰·希德勒直到八十四岁那年才重新出现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威腊镇，这时他已改姓为希特勒。他当着三个旁证的面向一位公证人宣誓，说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然而这并不能够证明他就是希特勒的真正祖先。有一种解释是：约翰的弟弟、阿洛伊斯的叔叔有一笔遗产，由于约翰不是阿洛伊斯的亲父，他弟弟也就不是阿洛伊斯的亲叔叔，阿洛伊斯也就没有资格继承这笔遗产。约翰的迟到得太久的认子不过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不管怎样，既然经过了宣誓公正，阿洛伊斯的姓氏就可以由母姓改为父姓了，他的非凡的儿子也就得以“希特勒”闻名于世、遗臭于史。

在阿道夫·希特勒古怪的一生中，有过许多次命运的奇怪转折，然而却没有比他出生前十三年的那一次更加奇怪的了。假如这个流浪汉没有在他妻子死后三十年突然归来，承认自己是他年已三十九岁的儿子的亲生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有许多德国人这样猜测：要是希特勒以施克尔格鲁勃闻名于世的话，他是不是还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呢？这个姓氏念起来是拗口而好笑的，要是狂热的德国群众高呼“施克尔格鲁勃万岁。”以及在互相打招呼不是简短地喊“希特勒”而是冗长的“施克尔格鲁勃”，那真是难于想象。希特勒年轻时曾对他的密友奥古斯特·库比席克说，没有比他父亲改姓更让他高兴的了，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氏非常粗鄙俗气，且不说累赘拗口了。“希德勒”也不好，太软。只有“希特勒”最让他满意，好听也好记。阿洛伊斯是由他的叔父养大的。他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毫无定性，不久就到维也纳去谋发展了。十八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当上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九年后提升为海关税吏，他当警察不久就娶了一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为妻，她给他带来一小份嫁妆和社会地位。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她的年龄比他大十四岁。身体又虚弱，一直没有生育，十六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三年，她就去世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思卡·马茨尔伯格同居，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在他发妻去世后一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三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弗朗席斯卡在一年之后因肺结核去逝。两度丧妻不仅是阿洛伊斯的不幸，后来证明也是全人类的灾难，因为假如没有阿洛伊斯的第三次婚姻，也就不会有希特勒这个魔王出生了。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阿洛伊斯一波三折的婚姻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偶然，人类历史的一波三折则是一种必然。阿洛伊斯怎么知道他的第三次畸形婚姻会产生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呢？他只是需要一个妻子，需要占有一个他早就想得到的女人他的外甥女、养女克拉拉·波尔兹尔。

四十八岁的阿洛伊斯的新嫁娘克拉拉·波尔兹尔比她的堂舅、新郎整整小了二十三岁，他们已经相识很久了。克拉拉老家也是希特勒这一族的老家希皮塔耳。她的外祖父约翰·马，奈波穆克·休特勒就是把侄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或希特勒）抚养长大的人。

阿洛伊斯和他的祖先一样在同女人的关系上酷爱自由和浪漫。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尚在世时，他就以膝下空虚为由，将克拉拉领养过来做继女，而他的真实用心则是为自己培养一个候补妻子。克拉拉在勃劳瑙同施克尔格鲁勃夫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阿洛伊斯看到了这朵鲜花由含苞待放到盛开的全过程。他内心涌动着对她的欲望，可是碍于名分，最主要碍于妻子他不敢轻举妄动。但他心中对那大他十几岁的妻子是厌烦的，而娇嫩的小甥女正好弥补了他爱情和生理上的缺憾。在他发妻病倒后打算等她一死就和克拉拉成亲。到这个姑娘满十六岁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他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遗产的事。他的妻子在分居后还拖着没有死，而他这时又和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好上了，对于娶克拉拉一事暂时不怎么上心，所以年已二十的克拉拉就离开了他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人了。

在阿洛伊斯第二个妻子去世前，克拉拉又回到了他家，帮助照料病人。弗朗席斯卡去世后，家务都由她一手操持。阿洛伊斯和克拉拉这时事实上已经成了夫妻。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终于如愿以偿地娶了他的小爱人。因为他们的亲缘关系，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罗马教廷恩准了他们。婚后四个多月，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古斯塔夫出世了，不幸的是这个过早的结晶没能活多久就夭折在襁褓中，1886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如此，似乎是对他们近亲乱伦、放纵情欲的惩罚。第三个孩子能够顺利出生和成长，显见其强大的生命力。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1894年出生的第四个孩子埃德蒙活到六岁，终没能逃过命运的追索。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保拉生于1896年，寿命比她出名的哥哥还长。这样，加上阿道夫的同父异母哥哥小阿洛伊斯和姐姐安吉拉，阿洛伊斯家共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

克拉拉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精力充沛，勤劳善良，并信宗教。无论在她做佣人还是在做主妇时，这个家总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条。对于这个家她操劳了一生。为她长久治病的布卢克医生说她是一个和蔼安详、柔情依依的女人。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孩子们尤其是阿道夫身上。对比她大二十三岁的丈夫，她也关怀备至，体贴人微，逆来顺受。但是她的这一特点，显然帮助希特勒形成了著名的“双重人格”：在希特勒身上，既有其母的善良懦弱的一面，又有其父的邪恶凶暴的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希特勒身上，前一面占有主导地位；到了一战以后的群魔乱舞的时代，后一面逐渐占据主要地位，直到他写下了自己的遗嘱。而其双重人格中的像其父的一重，正是所谓“像犹太人一样精于算计、冷酷无情”的一面；而像其母的一重，则是“像艺术家一样多愁善感、平静温和”的一面。希特勒所做的一切，都有两种倾向并存，就好像是德国人与犹太人的混血一样：善与恶，真与假，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他的身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真的很难说是好还是坏。唯独那些熟悉内情的人才能洞悉他的游戏，他懂得通过这个游戏在最会使人名誉受损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他的喜剧知识得到了完美的运用”。

据希特勒的秘书回忆，希特勒具有恋尸癖倾向，当一个古玩商为希特勒买到汉斯·马卡特的著名作品《佛罗伦萨的瘟疫》时，他欣喜若狂，他邀请一帮女人来欣赏这幅作品：“他站在巨大的油画前欣赏着，沉浸在令人无法理解的沉思之中。那阴森可怕的主题，特别是描绘尸体的黄绿色，使我感到十分厌恶。但我不敢把我的反感告诉他，怕打搅了他的雅兴。”希特勒喜爱别人的死亡，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的死亡，都让他高兴：希特勒完全知道，盖世太保所采用的镇压方法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也知道，只有这些方法才能把想独立的愿望扼杀在摇篮中。他不仅批准了打手们犯下的灭绝人性的行为，而且他本人毫无争议就是策划者。对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完全没有感觉，对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毁灭也无动于衷。多数时候，他都玩世不恭地撇撇嘴对我们说：“由于自然灾害，数以百万的人遇难，而人类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战争灾难和大量生命的消失从历史上来看，根本不算什么。”有一天，有人提请他注意（德国）国防军中年轻军官伤亡惨重，希特勒毫不迟疑地说：“可是，这些（德国）年轻人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他的冷酷里含有一种潜在的幸灾乐祸，如果不是这些死亡要他负责，并且极大地破坏了他的威信、使得他邻近末日，他可能会兴高采烈的。

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一直处在这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状态下，他在等待着“全盘皆输”的最后时刻，而且不时谈及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一转身，他又开始和身边的副官谈论起在奥地利林茨建立一座新城市的计划，或者声称德国的大规模反击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希特勒的许多支持者对他突然间改变想法的行为大为光火，但希特勒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举止。按照计划，希特勒将在这些地下城堡中指挥战争的进行，他的一些核心参谋官早在十几天前就已经转移到了地堡中。但是在临近末日的几天中，希特勒一再拖延、不做决定，他时而宣布会在最后时刻离开柏林，时而又认为，苏联人会被自己的军事天才打得落花流水、四处逃窜。这就是希特勒身上双重人格之间的最后交战。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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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酷爱建筑设计。他阅读过许多这方面的专业文献，并对每个时代设计风格直到具体细节都了如指掌。对浪漫派的建筑风格他兴趣不大，对哥特式风格他不喜欢，因为他认为这种风格过多地渗透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主要赞赏巴罗克风格，对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巴罗克艺术建筑赞不绝口。

这里没必要着重提及他所热衷的新德意志艺术风格。因为这是他本人所倡导的。这位受到希特勒鼓励的和具有强烈希腊古典风格的真正创造者是建筑师特罗斯特。希特勒非常崇拜他并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他逝世后，希特勒每年都让下属在他的墓前献上一个大花圈。

希特勒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确实是令人惊讶。他对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筑的面积和平面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认为，从城建角度而言，巴黎和布达佩斯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首都。战争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能脱掉军装，只跟艺术打交道，那将最令人高兴不过了。”

为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城市和古迹，希特勒拟定了一项宏伟的规划。他炫耀他的命令要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用彩色照片摄制下来：“我已让他们将每座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从里到外都照下来，而且工作要细致，以便将来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早期文化不可取代的见证必须恢复，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忠实原貌。通过彩色照片是可以办到的！”

由于他热衷于建筑，聊天时他把建筑师请来。他经常拿上一张纸，绘制宏伟的草图。我见过一些著名的设计师和建筑专家，他们对他的才能和意料不到的想象力简直惊讶极了。即使在战争期间，他还抽时间来讨论建筑设计和艺术问题。

他那项战后重建柏林和汉堡的计划庞大无比。他常说：“我要把柏林建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说这话时的声调和动作根本就不会使人产生任何怀疑。重建德国的思想始终在赋予希特勒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力量，每当他感到疲劳和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当他开完紧张的形势讨论会已疲惫不堪时，假如有哪位专家拿来一些新的设计方案或建筑模型请他看，他会令人惊奇地迅速振奋起精神。

例如1945年2月赫尔曼·吉斯勒教授也给他带来了林茨市的一个大型建筑模型，并把它放到总理府的地下室里，希特勒经常呆在这里向许多人（我记得其中有莱伊博士和卡尔滕布鲁纳）讲他如何建设林茨市。希特勒还计划在林茨建一个圆形的白黄两色的瓷器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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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是德国全面战败的时刻了，临近末日的希特勒还沉浸在他的建筑艺术里，这是一个政治赌徒的逃避呢？还是一个艺术家的回光返照？没有人知道，因为希特勒本来就有双重人格。

希特勒的许多行为确实不像德国人。据《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的作者罗胡斯·米施回忆：有一次他的同事卡尔·特纳泽克自杀了。他刚刚完成自己的工作，打算休息几天，他不久前曾对米施说，他打算到奥地利去待几天，看看临盆的太太。分别前，我问他是希望生女儿还是儿子？他回答我说，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大约下午二时，特纳泽克独自来到总理府二楼，回到与副官楼相邻的房间。贴身女仆赫尔曼太太当时也在，特纳泽克当着她的面换上了崭新的衣服。他一换完衣服，赫尔曼太太便离开了。这时，特纳泽克坐在床上，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当时，没人了解其中的原因，特纳泽克没有留下一个字。某些人认为，是外国情报人员接近了他，并采取某种方式给他设下了圈套。一名同志立即动身，前去通知他太太。我不知道当她得知丈夫的死讯后作出了何种反应。我们从她那里得知，特纳泽克肯定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她肚里的孩子不是他的。特纳泽克曾受到莫雷尔医生的关注，莫雷尔医生在贝希特斯加登给他看过病。当希特勒得知特纳泽克的死讯后，毫不犹豫地决定，把自杀作为车祸处理，这样就可以让那位寡妇领到10万马克的保险金。希特勒这么做，完全是违法犯罪行为，而且极其不道德，对不起自杀身亡的部下。如果用德国人的眼光看，是典型的“犹太人行径”，又阴暗，又复杂。

直到晚年，希特勒都和犹太人保持着秘密接触，甚至和犹太教士有过神秘的会见。《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回忆说：“1942年12月，希特勒在柏林停留了几天，然后前往另一处司令部。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见过一个身穿棕色粗呢道袍、腰系白带的僧侣在两名便衣警察的陪同下来到传达室。他胸前戴着一个大卫星，没有人搜他的身。我们中的一位立即打电话给传令兵，很可能是奥托·甘什。后者立即前来接他，把他领到希特勒的房间里。两名警察一动不动，僧侣上楼后，他们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有人说，这位宗教人士大概和希特勒谈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了总理府。我没有问这个人是谁，也没有问他来访的原因。不能问。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怎样，只知道他再也没有来过。”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复杂混乱病态的希特勒家族

希特勒的父亲最为令人震惊的，还不是他的“犹太杂种”（这一名词后来纳粹党人的典型用词，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出自“希特勒下意识的自我否定”）出身，而是老希特勒自己的血亲乱伦行为生出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复杂、混乱、病态的家族情况，极为不名誉，结果从反面刺激了希特勒，使得希特勒成为一个变态的“种族纯净”的追求者。但是不论他怎样追求，他都无法磨掉自己身上的乱伦结果，于是他只好让自己绝育，而且还极为不人道的禁止他的同父同母妹妹保拉结婚，很可能就是怕她传下了“孽种”。

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于1895年在林茨海关总局任职时，购买了霍菲尔德村的一幢房子连同三万八千平方米的地产，全家迁入此间。当年6月他提前退休。这个来历不明的杂种，在社会上唯唯诺诺，在家中却是一个暴君，经常打骂孩子。有一次他把大儿子打得不省人事，另一次又几乎把阿道夫打死。他还经常在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由孩子们将他搀扶回家。到了家中，他就开始大发酒疯。退休后他靠领取退休金过活，更是经常酗酒，变得焦躁不安，易于激动，他要求家庭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服从，这就导致了同日益长大成人的小阿洛伊斯的冲突。这种状况后来糟得令人难以忍受，以致小阿洛伊斯在十四岁那年离家出走。阿道夫则从此成了父亲的出气筒，阿道夫虽是母亲的娇子，可柔顺的母亲也保护不了他。

小阿洛伊斯的出走，据他儿子亦即阿道夫的侄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说，主要是因为继母一直虐待他，并在他们父子间挑拨是非。父亲原准备送他到一所技术学校深造，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在第三次婚姻前，阿洛伊斯是十分疼爱大儿子的，并对他寄予厚望。克拉拉的挑拨使阿诺伊斯不再关心大儿子，并开始为阿道夫的教育积钱凑款。继母的计划终于如愿以偿了，而小阿洛伊斯只得离家当了名小侍者，在一家饭店跑堂。这份职业当然不会让这个“希特勒”满意。

小阿洛伊斯一生中有好多时间在吃官司。1900年，他因偷窃被判了五个月的徒刑，1902年又因重犯前科而坐了八个月的牢。出狱后，他到伦敦当了名侍者。1909年他同爱尔兰姑娘布丽奇特·道林结婚。1911年生下威廉。1913年他抛家别子，独自回到德国。他的婚姻很不美满，仅在四年间，家庭就破裂了好几回。他的血液中有私生子老爸的恶棍成分，他们一家人都注定要惹事生非。据说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大发酒疯，不仅打妻子，甚至还想打襁褓中的婴儿。夫妻曾分居了一阵，后来他就去了维也纳。

1924年，小阿洛伊斯因犯重婚罪被传上汉堡法庭，本来要判六个月的刑，但由于原妻未起诉，才免于“三进官”。他同那名不合法的德国妻子生了一个私生子。在这期间，他从没有给原来的妻子和孩子寄过钱。他后来从事过很多行当。1934年。他在柏林开了家饭馆，以后，这家饭馆成了冲锋队员们的聚合场所。

据其儿子威廉说，小阿洛伊斯在孩提时代就十分憎恨阿道夫，他抱怨后娘惯坏了弟弟，以致自己经常被迫做阿道夫份内的家务。阿道夫也经常搞些恶作剧，使哥哥备受克拉拉的责骂，乃至父亲的处罚。小阿洛伊斯常对人讲，他小时候经常拧阿道夫的脖子。阿道夫对同父异母的哥哥非常讨厌，在《我的奋斗》中他提都不提哥哥，也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提到这个人。阿道夫态度倨傲，对所有亲属都要加以干涉、制约。希特勒掌权后，兄弟俩无甚来往。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小阿洛伊斯在柏林郊区先开发一家啤酒店，战争爆发后就搬到首都繁华的西区维登堡广场，从此顾客盈门，买卖兴隆。

阿道夫的异母姐姐安吉拉也许是这一家族中最正常的。人们一致认为她既勤劳又善良，但是为人很凶。小时候，尽管她十分埋怨母亲对阿道夫的宠溺，但还是非常喜欢他。1907年克拉拉去世时，留给了孩子们一小笔遗产。由于两个女孩最需要照顾。兄弟俩便把自己的一份送给了她们，阿道夫给了安吉拉，阿洛伊斯给了妹妹保拉。后来，安吉拉嫁给了税务官拉包尔。但很不幸，婚后不久丈夫就死了，她又返回维也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在一所犹太学校当食堂经理，在一次学生骚乱中，她曾想方设法保护犹太学生，使他们免遭袭击。她像希特勒一样，始终都和犹太人密切相关。

安吉拉对弟弟怀有深厚的感情。当阿道夫被囚于兰兹贝格时，安吉拉千里迢迢从维也纳赶来探望。1924年，她带着女儿吉莉迁居慕尼黑，并为希特勒管家。后来她又在伯希特斯加登为其管家。此后一时期，在纳粹党人圈子里就常听到他们谈起她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爱吃的维也纳点心和甜食。她于1936年离开希特勒，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学教授。希特勒当时已是总理兼独裁者，对他的姐姐也有一种病态的占有心理，所以她的离去和结婚使他很不高兴，连结婚礼物也不肯送。也有人说，安吉拉的离去是因为和戈林密商在伯希特斯加登毗邻他的宅第处购置田产，这使希特勒恼羞成怒，责令她离开。

安吉拉是阿道夫一家人唯一一个在他后半生仍然密切来往的人，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她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金发女人，希特勒一生中只有同她发生过真正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希特勒对他姐姐的依恋的畸形转嫁，而从舅舅和外甥女近亲乱伦方面看，则完全是阿道夫父母的翻版。

比阿道夫小七岁的妹妹保拉在孩提时代就同阿道夫难以相处，他们互相嫉妒和争吵，特别当小阿洛伊斯帮助保拉时，他俩的关系就会僵。母亲克拉拉死后，保拉的行踪一行是个谜。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发现她穷困潦倒地栖身于维也纳的一个阁楼里。当时，她的职业是为一家保险公司抄写信封地址，人们都称她为沃尔夫太太。有一次，布卢克医生前去拜访她，希望她能代他向希特勒求情，允许他流放出国时携带一些钱财。医生敲了好几下门，不见回音。后来，沃尔太太的邻居出来告诉医生，沃尔夫太太脾气很古怪，从不见任何人，并答应替医生转交信。于是医生在信上详细谈了自己的困难。第二天，他抱着能同她面谈的希望，又来到那里，然而邻居只对他说保拉愿意尽力帮助他，事情就此结束。

据说，从母亲克拉拉去世到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这段时间里，保拉和希特勒形同路人，希特勒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到过保拉，只是每月给她一小笔生活津贴，使其免遭贫困，避开舆论的关注。1939年，威廉在拜罗伊特的庆典大会上遇到保拉，那时她以沃尔夫太太的称呼出席庆典。希特勒也从未向任何人说她是自己的妹妹，只说她有些弱智，不爱讲话。希特勒就是诞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并在这个家庭中受到熏陶和影响。

2005年8月4日英国《卫报》报道：两位历史学家昨天称，他们对德国发现希特勒妹妹保拉所写的一本日记感到振奋。他们称，这将为人们了解希特勒不正常的家庭生活提供重大线索。在德国某地出土的保拉日记披露称，希特勒在十几岁时是一个小霸王，他经常打他的妹妹。当回忆她的童年时光时，保拉写道：“我再次被我哥打了一个耳光。” 

历史学家里拜克和贝埃尔公布了这一用打字机写成的日纪。里拜克是德国阿卑尔沙兹伯格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贝埃尔则已出版了数本有关希特勒的著作。他们说，科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文件的真实性。 

其它内幕还包括曾被认为是希特勒家庭无辜旁观者的保拉曾与大屠杀事件中一名最臭名昭著的死亡医生定婚。里拜克告诉《卫报》：“这是我们首次能够通过一个小孩的视线了解希特勒的家庭。对于保拉来说，希特勒是哥哥，是一位跟父亲一样的人物。他对保拉很严格，经常打她的耳光。她天真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对的，因为她认为这对于她的教育有好处。” 

两位历史学家还发现了希特勒同母异父弟弟阿洛斯和妹妹安吉拉合著的一本回忆录。回忆录的一个节选部分形容了希特勒的父亲是如何暴打希特勒的及希特勒的母亲又是如何保护她的儿子逃过殴打的。回忆录称：“由于担心父亲在暴怒中无法控制自己，她决定结束殴打行为。她上了阁楼，用身体护住了躺在地板上的希特勒，但却没有逃过父亲的殴打。她一言不发地忍受着这一切。” 

贝埃尔说：“公众以前从不知道这一情况。第三帝国的恐怖是在希特勒自己的家中培养的。” 

贝埃尔的研究也使他获得了俄罗斯的审讯文件，审讯文件披露，保拉事实上曾与在战争期间用毒气毒死4000人的死亡医生吉科利乌斯定婚。贝埃尔说：“在这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保拉很清白，但是她可怜无助的形象被突然改变了。在我看来，她将与奥地利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一名罪犯结婚的事实意味着她也与死亡、恐怖和毒气室有关。”里拜克称：“对于我来说，发现保拉将与吉科利乌斯结婚是我整个研究生涯中最令人震惊的。” 

由于希特勒的反对，保拉最终没能嫁给吉科利乌斯。里拜克说：“吉科利乌斯前往柏林请求希特勒同意他娶保拉，但他在路上遇到了盖世太保。他被送往东部前线并被俄国人抓获。” 

其它令人大开眼界的文件包括一家庭帐本，帐本上纪录在1908年春天希特勒曾借到900奥地利克朗，这笔钱足够一个年轻人一年的生活费，这就澄清了有关希特勒在维也纳过着“饥饿艺术家”生活的神话。 

德国电视台ZDF六年前请这两位历史学家开展相关的研究。他们的成果将在一周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中播出，纪录片还采访了希特勒的两个亲属。里拜克说：“这是这些人首次公开谈论在希特勒阴影下的生活。他们并没有给自己的过去披上浪漫的色彩。他们非常谦逊，他们的一生都在希特勒的阴影中度过。”

 《希特勒家族》（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版，德国人沃尔夫冈·茨德拉著，黄雪媛译）写道：

在独裁者哥哥的眼里，姐妹们无足轻重。他寄给她的礼物，都是些挑剩下的东西，几乎就是垃圾。

门铃响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女子应声去开门，她一头浓密的黑发高高盘在头顶。今天并没有什么访客啊，她暗自奇怪。门打开了，站在她面前的年轻男人留着一小撮短短的胡须，理着分头，头发剪得很短，发胶水把两边头发压得整整齐齐。这是谁呢？“他站在门口，我却一点没有认出他来。”她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这个年轻女子的名字叫保拉·希特勒，日历上的年份是1920年，门外的男人便是她的哥哥阿道夫·希特勒，他刚刚从慕尼黑来。 

保拉·希特勒

保拉·希特勒还是11岁的小女孩时，哥哥就从她身边消失了。13年来音讯全无。在1910至1911年间，保拉曾好几次写信给维也纳的哥哥，但她从未收到过回信，也没有任何人捎来哥哥的消息。所以，当这位比她大7岁的哥哥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保拉无法控制自己的怨言：“我对他说，假如这些年来，身边有哥哥在的话，我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可是他却回答：我自己也一无所有，拿什么来帮你呢？我之所以从未写信给你，就是因为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阿道夫·希特勒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妹妹平静下来。他对妹妹大献殷勤，揣上钱包，带着妹妹进城去购物。保拉满心欢喜地穿上了哥哥掏钱买的漂亮新衣：“哥哥的这一举动让我难以忘怀。” 

1896年1月21日，保拉·希特勒出生在希特勒家的哈费尔德农庄。是克拉拉·希特勒的第六个孩子。在保拉出生前，三个孩子，古斯塔夫、伊达和奥托已经夭亡。保拉4岁时，另一个哥哥埃德蒙也病死了。保拉出世时，58岁的父亲老阿罗伊斯已经退休一年，为了不至于虚度光阴，他开始钻研上了农活。 

保拉上了勒沃丁的国民小学。她很用功，但功课一般。7岁时，父亲在酒馆里突然死亡，从此，她可依靠的只有母亲一个人了。其时，姐姐安吉拉已经离开家里，嫁给了林茨的公务员列奥·劳巴尔。所有人都看得出，在这个家里，母亲最宠爱的是保拉的哥哥阿道夫。克拉拉·希特勒偏袒儿子的一切，他的留级、他的懒惰，以及他异想天开要当画家的想法，她都给予原谅和袒护。阿道夫在辍学后也用不着替家里人分担家务，或者挣钱贴补家用。他不是东游西逛，就是在剧院里听歌剧消磨时间。而保拉这个小妹妹却要按母亲的要求，处处尊重这位阿道夫哥哥。 　

被苛求的女孩儿 

保拉11岁的生日被坏消息笼罩。母亲克拉拉躺在医院里，刚刚经历了一次切除癌肿瘤的胸腔手术，但是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 

1907年，希特勒一家离开了林茨那个四楼的寓所，搬到了多瑙河对岸乌尔法的一处住所。保拉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家中虽有“汉妮”姨妈帮忙照料，但母亲已经无法操持日常家务了。家务的重担也落到了小女孩的肩膀上。放学回家后，11岁的保拉得尽力帮着做饭打扫，而她18岁的哥哥阿道夫本应该体谅小妹妹在这个有重病号的家中所要应付的困难，但他满脑子只有自己那些计划。这年的9月初，哥哥阿道夫去了维也纳，那里的艺术学院在召唤他。 

现在，兄弟姐妹中只剩下妹妹保拉独自在家，还有个驼背的姨妈相伴。姐姐安吉拉只是定期过来看望。保拉得给病重的母亲喂水，帮她擦干净额头，然后一筹莫展地看着因疼痛而缩成一团的母亲。当阿道夫从维也纳回到家中，克拉拉已经奄奄一息。做哥哥的突然戏剧性地过问起妹妹的教育来。“阿道夫翻了翻妹妹的作业簿，认为小保拉读书不够用功，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所以他拉过妹妹的手，带她到母亲的病榻前，让保拉把手递给母亲，向母亲郑重许诺，一定要勤奋学习，做一个好学生。”这算是阿道夫为他的小妹妹做的最后一件事。安葬母亲后，阿道夫和监护人约瑟夫·迈尔霍夫处理了遗产。保拉分到了一些家具。姐姐安吉拉把精神恍惚的保拉接到自己家中。然后阿道夫便直奔维也纳而去。 

为钱争斗 

保拉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她和哥哥阿道夫每月可领取政府50克朗的孤儿津贴，兄妹俩每年共600克朗，这笔钱一直可以领到24周岁。因为领取津贴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年轻的阿道夫便悄悄使诈，他牺牲了妹妹保拉的利益，为自己谋得了一半的津贴。首先，他在写给政府部门的信中做了手脚。他写道： 

[

尊敬的保险储金会负责人！ 

两名申请人恳请发放属其名下的孤儿津贴金额。申请人的母亲，海关官员的遗孀已于1907年12月21日因病去世，因而申请人已成孤儿，而且双双都未成年，尚无能力养活自己。其中，申请人之一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布劳瑙，申请人保拉·希特勒于1898年1月21日出生在上奥地利兰姆巴赫地区的费舍汉姆。监护人是林茨地区勒沃丁的约瑟夫·迈尔霍夫先生。两名申请人均属林茨行政区管理。特此重复申请要求。 

阿道夫·希特勒，保拉·希特勒 

乌尔法

1908年2月10日 

]

在这封信里，阿道夫隐瞒了妹妹的真实年龄，把保拉的出生年龄推后了两年，也就是说，保拉比实际年龄小了两岁。阿道夫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政府机关相信了这个虚报的出生年龄，那么他们就能多领两年的孤儿津贴。这封申请文件中还有一处弄虚作假的地方：阿道夫伪造了保拉的签名。两个名字明显都出自阿道夫一人之手。最终，政府机关识破了文件中的破绽，要求监护人重新写一份申请，才予以受理。 

更为过分的是，阿道夫把孤儿津贴中的一半，也就是25克朗，收入自己囊中。根据奥地利工资法规定，孤儿津贴只发放给还在上学和职业培训期间的未成年人。阿道夫向政府部门和监护人信誓旦旦，表示将去维也纳攻读艺术学院。事实上，他从未被艺术学院录取过，也没有参加过其他职业培训。 

这笔孤儿津贴对保拉却很重要，姐姐安吉拉可以用这笔钱来补贴家用。1910年，安吉拉丈夫亡故后，生活重担落在了安吉拉身上。她除了要抚养自己的三个孩子，即格丽、列奥和艾尔弗里德之外，还要照顾妹妹保拉。由于丈夫生前供职年数有限，所以安吉拉领到的寡妇抚恤金也少得可怜。安吉拉和监护人渐渐发现，阿道夫除了没去学手艺或者上艺术学院，其他什么五花八门的事都做了。50克朗的孤儿津贴理应归保拉所有。“25克朗是不够我生活的，”保拉说：“我的监护人发现，阿道夫在维也纳打工。”于是，保拉给维也纳的哥哥写了信。当然，她毫不奇怪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友好的方式不起效果，安吉拉和监护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他们找到了林茨市一家地区法院。阿道夫抢在法庭判定前主动提出放弃他那份孤儿津贴。法院于1911年5月4日向两兄妹的监护人迈尔霍夫发函，登记号为PV49/3-24，信函中说：“阿道夫·希特勒，居住地址维也纳第20区，梅德曼大街27号，目前以绘画为生。他已经向列奥帕德城区法院提出书面声明，表示他可以供养自己，另外，阿道夫的姨妈约翰娜·波尔兹尔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用来资助他进修美术专业的计划，总之他比妹妹保拉受到更多的优待。所以从申请人阿道夫·希特勒的情况来看，每年共600克朗的孤儿津贴从现在起可以没有疑义地全部归到保拉·希特勒名下，用作其教育费用。” 

保拉上了林茨的一所女子中学，之后又读了个商务培训的文凭，还学会了打字。她的职业目标是当一名秘书。姐姐安吉拉从1915年起在维也纳有了一份女学徒宿舍主管的职位，1920年又换到一家犹太人大学食堂，做厨房主管的美差。保拉也随姐姐来到维也纳，安吉拉帮着妹妹一起寻找工作。1920年，保拉已满24周岁，孤儿津贴停止发放。保拉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成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维也纳布拉特大街的联邦保险机构任职。这份工作保拉一直做到1930年。 

爱的替代 

保拉的生活中没有爱情，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也从未和某个男友一起露面。 

1920年，保拉和哥哥阿道夫重逢。一年后，兄妹俩再次见面。“我们一起去了林茨附近父母的墓地，”保拉说：“这是他的建议。然后我们在林茨告别。他回到慕尼黑，我回到了维也纳。”1923年，保拉第一次出国旅行，她去了慕尼黑看望哥哥。阿道夫·希特勒此时已经是慕尼黑的一个知名人物。他成了德国纳粹党的领袖，大权独揽。他如果在慕尼黑哪家啤酒馆露面，哪里就是一派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景象。纳粹党内活动的大笔开支，还有哥哥乘坐的豪华轿车等等，都让保拉感受到哥哥阿道夫所过的生活很富有。但阿道夫没有想过要把保拉留在慕尼黑，让她在纳粹党的某个办公机构帮忙，或者替他管理家务。保拉自己也没有这个想法。 

后来，阿道夫·希特勒策划慕尼黑暴动事件失败，妹妹保拉只是通过奥地利的报纸关注此事。她也没有和姐姐安吉拉一样，去监狱看望阿道夫。兄妹俩只限于偶尔书信来往，或者寄张明信片。直到1929年，情况才有所改变。阿道夫让外甥女格丽代为通知，他要邀请全家人去纽伦堡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格丽给家人寄了入场券。于是，所有人都来了：姐姐安吉拉带着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列奥和艾尔弗里德，哥哥阿罗伊斯和妻子海特以及儿子威廉·帕特里克，保拉以及老家林区的几位姨妈。这是20年来希特勒一家第一次家庭团聚。 

希特勒这个姓氏在她的生命中砸的第一个窟窿是1930年8月2日，保拉被迫辞去了奥地利联邦保险机构的职务：“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哥哥是谁。”保拉失业了，没有任何收入。困境中，她不得不又去慕尼黑找阿道夫。“他表示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并向我保证，他将来会负责我的生活。”阿道夫用钱来解决问题：他自此每个月给保拉汇250马克生活费。1938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每月给保拉的钱增加到了500马克。这笔钱虽然并不特别丰厚，但却超过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 

保拉·希特勒的生活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4岁的她不再有固定的工作。她成了一个没有职业的提前退休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她去世。她从维也纳舍恩伯格大街52号搬到了盖斯特豪夫大街26幢3号的一处寓所。她的生活自此完全依靠她的哥哥阿道夫。和从前一样，她还是很少见到他，一般一年见一次面，或者是在她去上萨尔茨山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的时候，或者去慕尼黑和柏林参加庆典活动，去拜罗伊特看瓦格纳歌剧，或者去参加纳粹党的党代会等场合碰到哥哥。 

除此之外，保拉只是通过报纸和电台了解阿道夫·希特勒的各种消息。通常，他每年会给她寄一张或两张明信片，写上几句不冷不热的问候，圣诞节的时候，偶尔给她寄一笔钱。曾经有一年圣诞，阿道夫给她寄了3000马克。 

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邀请他妹妹去观看加密什的冬季奥运会。兄妹俩在观看比赛的现场见了面。这年冬奥会在2月6日至16日举行，运动员在滑雪、速滑、花样滑冰、冰球和山坡冰道划橇项目上争夺金银铜牌。德国队拿到了三枚金牌、三枚银牌取得第二名，排在挪威之后。 

比赛间隙，兄妹俩进行了私人谈话。希特勒提出了一个神秘的要求。他要保拉放弃希特勒姓氏，说是为了保证她的安全。她将改姓为“沃尔夫”，并且“要过绝对隐居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是道强制性的命令。自那以后，我就一直隐姓埋名地生活”，保拉回忆道。“沃尔夫”是20年代初期阿道夫·希特勒在政界奋斗时代使用的假名。还有同党战友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他的第一条牧羊犬，也叫“沃尔夫”。阿道夫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剥夺了保拉的姓氏和身份。此后的保拉得一直顶着一个陌生的名字生活，在公开场合她也不能表明自己是希特勒家人的身份。她作为元首妹妹的角色就这样突然中止了。她必须匿名生活，没有人会认识她。这对保拉是个打击。她申请了一本新的护照，上面写着她杜撰的出生日期：1896年11月21日，比她实际年龄要小10个月。 

保拉和哥哥阿道夫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1938年，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兄妹俩在慕尼黑见面；1939年，在拜伊罗特；1940年，在柏林。之后她就只见过阿道夫一面了。“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哥哥阿道夫是1941年3月，在维也纳。”这次见面，保拉向哥哥表达了一个愿望：她只有维也纳的一个小公寓，她想在乡下买一栋房子。为此她需要一笔钱。希特勒给了她8000马克。保拉于是在林区老家附近梅克修道院北边一个叫魏滕的地方买下了一栋复式楼，由两小幢紧挨着的房子组成，还带一个相当大的花园。由她和表弟爱德华·施密特共同居住，产权证明上登记的是爱德华的名字。 

二战期间，保拉有时住在维也纳，有时回老家住。哥哥阿道夫给她的钱足够生活。保拉也曾经去维也纳一家野战军医院做过一段文秘工作，希望能在后方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但她不久就放弃了，“因为身体状况而无法坚持”。随着年龄增长，保拉的病越来越多，她患有高血压、风湿痛，视力也严重下降。此外还有严重的情绪波动，直到她患上抑郁症。 

现在，保拉和哥哥的联系只限于偶尔打电话或写信。阿道夫·希特勒会在过节时给她寄一些小礼物。写信的语气也都是冷淡客气的。1942年希特勒给保拉写了下面一封短信： 

[

亲爱的保拉！ 

我生日时收到很多礼物。你可以品尝一下，希望这些食物都合你的胃口。 

也许你可以把其中一些食品分送给弗里德的孩子们。那块肉香肠，是西班牙的一个代表处送来的，当地检疫也许不是很严格，所以你吃前最好煮一下或者煎透。 

致以衷心的问候。 

]

这就是这位独裁者哥哥给妹妹写的信。他寄给她的礼物实际上是些挑剩下的东西，几乎就是垃圾。没有一样是阿道夫自己挑选或出钱购买的礼物。而且，就这些东西，保拉还得分给姐姐安吉拉的女儿艾尔弗里德的孩子们。保拉不知情的是：希特勒把肉香肠分作了三份，姐姐安吉拉和艾娃·勃劳恩的父母各得一份。附给保拉的信和写给他们的毫无二致。希特勒不愿花费时间分别写信问候。姐妹们对他而言无足轻重。 

哥哥的阴影 

战争快结束之前，阿道夫·希特勒意识到败局已定，末日即将降临。他打算把妹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此时，苏联军队步步逼近，已经距离保拉和她的女友──女教师格蕾特·鲍尔居住的魏滕不到100公里的地方。绝望的保拉正把一些私人文件、一台打字机、三袋子衣物藏到魏滕家中的阁楼和屋外的蜂窝里。但后来这些物品还是被苏联士兵发现。 

希特勒委托马丁·波尔曼去救保拉。1945年4月中旬，马丁派的两个人坐着梅塞德斯车来到保拉在魏滕的家。“一个司机走进屋里，告诉我，他的任务是把我带到上萨尔茨山。两小时后就得离开这里。我很吃惊，因为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我说，两小时内我无论如何都收拾不完……他们同意了第二天早晨再走。”保拉回忆道。她急急忙忙地整理行装。4月14日，她被带到了贝希特加腾，她的行李被放在了纳粹党内部旅馆“贝希特加腾饭店”里，然后她又被带到附近弗德布兰特的底特里希·艾克哈特府上。1923年，希特勒曾经在这座房子里拜访过他的那位诗人朋友。没有人认出保拉·沃尔夫来。 

柏林的阿道夫·希特勒派了他的私人助理绍布前来探望，绍布于1946年4月26日到达贝希特加腾。于是，在“贝希特加腾饭店”有了一次三人会面：绍布，保拉，出人意料的还有从德累斯顿被带来此地的姐姐安吉拉。对保拉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意外：绍布从他行李中取出10万马克现金，交给姐妹俩，这是阿道夫的安排。这笔巨款加上姐妹俩另存在贝希特加腾抵押贴现银行的一笔1万马克的存款，可能在1945年5月初被进入贝希特加腾的美国军队没收了。保拉存放在旅馆的行李也落入了美国兵手中。保拉继续躲藏在海拔1070米的一处山区农家住宅里。“我的一日三餐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和其他人没有什么接触，我不认识那座宅子里任何一个人。”保拉的身边只留下一个衣箱。美国人发现了保拉的藏身处，审讯了她好几次，但他们没有查出保拉·希特勒个人有什么罪行，她也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尽管保拉在审讯时坚持说：“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罪行，我不相信是我哥哥发布的命令，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的罪恶。”美国军队命令保拉必须呆在山上，不能外出，这算是对她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软禁处罚。1945年，保拉被允许搬到阿尔卑斯山区的弗德布兰特居住。 　

新的角色 

贝希特加腾和周围的山将成为保拉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地方，这片土地也是她哥哥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保拉给自己的角色赋予了一个新的定义：过去在纳粹年代，她不被允许以希特勒家族成员的身份生活，而现在的她却是阿道夫·希特勒唯一一个活着的至亲，是“元首的妹妹”。 

她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她靠朋友熟人的接济过活，常常抱怨过去的好时光一去不返。“锦衣美食的年代过去了，遥远得像一个梦。”各种费用让她叫苦不迭：“虽然房间的租金已经打折，但我一听这个价就不愿支付，我更不愿靠赊账过活，这种日子实在没什么意思。”她租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和一个晾衣架。她在1949年3月写给一个熟人的信中说道：“由于情况变化，我从家里带来的衣物如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件。它们现在看上去又过时、又破旧，让我根本提不起兴致去外面走走。我没钱来重新拾掇自己的外表……从我这最后几行字中您不难看出我抑郁的心情。”1948年，保拉申请国家生活补贴，但被受理法院拒绝。直到很久以后，保拉才得到了一笔生活补助金。 

1960年6月1日早上8点半，保拉死于心脏病，也许对生活的长期不满也是导致了她过早去世的原因之一。她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是在贝希特加腾附近舍瑙尔她的朋友玛利亚·芮特家度过的，玛丽亚曾是阿道夫·希特勒20年代的女友和情人。给保拉做治疗的医生格尔特·布拉特克回忆说：“她明显早衰。她当时才不到60岁，看上去却像80岁了。”在圣灵降临节的星期六，保拉·希特勒下葬于舍瑙尔的一处新公墓。100个参加葬礼的人当中，没有人发表讲话，也没有神职人员发言。正如保拉·希特勒生前的默默无闻一样，她的离去也是悄无声息的。 

《希特勒家族》的第五章名叫《希特勒对抗希特勒》，感觉好像是希特勒家族的另外某些成员正气凛然，毅然站到与希特勒对抗的一面。可惜，按照作者的叙述，我只是看到一个想从叔叔阿道夫·希特勒那儿谋得一些利益的英国小伙。在这位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心目中，“他的叔叔端坐在帝国总理府，统治着整个德国，手里攥着国家和纳粹党的大把钱财，只要希特勒一个点头，他威廉就能衣食无忧。”，在这位威廉甩出杀手锏之下，希特勒为他安排了工作，但也不是他预想中的“一个俸禄优厚的经理职位”，而只是“做做会计，抄抄写写，翻译文件，每月薪酬189马克”的工作。之后，因为一系列变故，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和他的叔叔一样，成为了失意青年，并于1939年辗转离开德国，和母亲来到了美国。从此，威廉开始了其“反纳粹斗士”的生涯，公开揭露希特勒的犹太人背景、揭露纳粹德国的虚伪混乱，后来又想法设法加入了美军。但假如设想一下，阿道夫·希特勒当初给予了威廉足够多的恩惠，让他心满意足，这位威廉是否会再站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对立面呢？恐怕是不会的。他的人性也许并没那么高尚。当那位威廉·希特勒能过上享受的日子时，犹太人的生死对他这个同样具有犹太人血统的小希特勒来说，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小希特勒和他叔叔，毕竟有相当部分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希特勒家族》里收入了两张格丽的相片，有网文作者评论说：“第一张着实恐怖，第二张是远照，朦胧看去似乎还好；但是Google一下Geli Raubal的照片，估计你就会觉得希特勒的审美观之差了。另外，书中有一句话是形容格丽的妈妈、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希特勒的姐姐看上去像个男人。所有人都怕她。上萨尔茨山的工人们都怕她。’有这样一位母亲，女儿的容貌便可想知。相比之下，艾娃的容貌就好得多了，虽然依然有一抹男子的英气。莫非多少有些女人气的希特勒，就是喜欢这样的男性化的女人？”

（另起一单页）

第六章

梅毒让希特勒成为世界强人

在纳粹的宣传中，阿道夫·希特勒被描写成为强者、甚至是最强者。有一种说法是阿道夫（Adolf）本是德国人中一个普通的名字，其意思是“高贵的狼”。不过《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却回忆说：“乌克兰司令部被希特勒命名为‘狼人’。当时，一名‘老人’向我解释了希特勒为何有用‘狼’字的怪癖，几乎什么地方都套用。他告诉我，这一习惯可以上溯到希特勒执政前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希特勒刚刚在德国某城出席完一个重要会议，当时天色已晚，随行人员想尽快找到一家酒店，以便领袖能够早点休息。但是，他们屡次碰壁，一些老板借口说没床位，另一些则含蓄地说，出于政治原因，不愿让国家社会党的领袖住进来。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并非所有人都是纳粹的支持者，而且远非如此！但那天晚上，天太晚了，护送他的一名成员提议说，不要再用希特勒的名字登记酒店了，有人建议用‘狼人’的化名，这个名字博得了领袖的欢心，由此传了下来。”但是显然，事情不像米施这位保镖讲的那么简单，因为纳粹德国的潜艇部队也叫“海狼”，这里显然大有文章。

米施回忆说：“沃尔夫斯堡就是大众汽车城，是第一个使用希特勒化名的地方。接着，许多司令部也陆续采用这一名字，第一个司令部是用‘狼谷’，它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境附近。接着，‘狼穴’和‘狼人’又出现在东部战场。这个名字似乎与希特勒的形象很贴切，所以一位名叫威尼菲雷特·瓦格纳的女亲信有时毫不犹豫地在小范围内称他为‘狼’。”

米施叹息说：“‘狼穴’后来成了狼人的败北司令部。正是在这里，人们经历了最初的艰难时刻，战斗屡战屡败，来自前线的坏消息没完没了。电报像雪片般飞到这里，传来敌人将轰炸德国城市的坏消息。我不知道消息的真假，只感到一部重型压路机正向我们滚来，不可能停息的火轮正猛烈地向我们滚来。但希特勒的这种恐惧感不会流露出来，起码不会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木屋里、小路和公共场合，人们能隐约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不过在心理学家那里，这位狼一样的强者却是一个经过化装的可怜病人。穆雷博士的《希特勒的心理评估》认为：希特勒患有神经衰弱、歇斯底里、偏执狂、精神分裂、无限自我贬低和梅毒恐惧症等多种心理疾病，他甚至担心与女人接触会污染他的血液──这是梅毒患者的典型恐惧。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实验室在其官方网站上首次公布一份心理研究报告，它是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心理专家对希特勒的心理分析结果。这份报告写于1943年，作者是已故的亨利·穆雷博士，哈佛大学著名的性格分析专家。这是该报告首次突破研究圈子向公众披露。

穆雷博士详细勾画了希特勒的早年心理特点：他从小是一个带有女性化特征的男孩，不喜欢体力劳动。青少年时期他是个苦恼的浪漫主义者，喜欢绘画，内容多为城堡和寺庙，表现得对建筑十分着迷。希特勒的父亲很有男子汉气概，但又有虐待倾向，经常暴打希特勒。他对父亲的阳刚之气既崇拜又忌妒，内心还想模仿，对母亲的软弱与屈服则感到轻蔑与不屑，内心却很迷恋。因此他对父母的感情是充满矛盾的，对父亲既恨又尊敬，对母亲既爱又看不起。刚当兵时，希特勒表现出较强的服从意识，他对自己这一点感到生气却又无能为力。穆雷博士认为他日后导演的大屠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对自己早年的屈服弱点的深刻憎恶，以及遭受父亲毒打而产生的一种变态报复心理。穆雷博士认为希特勒患有神经衰弱、歇斯底里、偏执狂、精神分裂、无限自我贬低和梅毒恐惧症等多种心理疾病，他甚至担心与女人接触会污染他的血液。

在1943年的研究报告中，穆雷博士预言如果德国战败，希特勒会选择自杀。“他有一种强烈的强迫性心理冲动，不惜牺牲自己和整个德国也要灭绝西方文化，甚至准备将整个欧洲拖入地狱。”穆雷博士甚至根据希特勒的性格分析报告预测到一些细节：希特勒可能会躲到地下掩体里，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开枪自杀。结果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他（希特勒）躺在床上，刚刚刮过胡子梳过头，那件简单的白色长睡衣是国防军特有的样式。因为太焦虑了，他没有系上袖口的扣子，我们可以看到他苍白的手臂。白惨惨的！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愿意穿短袖衫裤了！……有洁癖的艾娃又发现，希特勒的灰白制服外衣上有或红或蓝的斑点。‘哎瞧瞧，你太脏了！这件外衣不能再穿下去了。你可不能学那个老费里茨，整天脏兮兮的。’希特勒满口应承。他再也不是司令官，再也不是政治家，再也不是一国之君了。‘可这毕竟还是我的工作服。开会的时候，要拿彩色钢笔写写画画，我总不能系上围裙吧。’事实上，她并不介意，因为他本身也很爱洁净的。碰过狗后，他一定不会随便跟任何人握手。”（摘自《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特劳德尔·容格著）

希特勒的“洁癖”、从不露出的手臂，暗示他确实是一个梅毒患者。梅毒是由感染梅毒螺旋体引起的。当梅毒螺旋体进入人体时，先在体表造一个疮。这个疮比较清洁，表面没有脓血，甚至干燥，无渗出物，比较硬，但病人没有明显的痛苦，甚至一点都不疼。这个疮大多发生在性接触部位，如口唇、口腔、乳房和下身的生殖器官，一般发生在不洁性接触2—4周之后。如果不治疗，这个疮会在2周左右自行消失，且不留痕迹。多数病人使用外用药自治，结果疮消退了，病人就以为没事了。其实，病人受骗了。这个疮叫初疮，或叫硬下疳。此时，梅毒螺旋体只停留在这儿，血里是找不到的。这就是一期梅毒。很多病人没有在此期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大约过2—6个月，病人会陆续发生全身皮肤损害，可以是隐隐约约的斑片，也可以是很厚很硬的脱屑斑块，有的呈怪异型皮损，连皮肤科医生都很难描述。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病人没有明显的痛苦，甚至一点不疼不痒。这一点是不会被皮肤科医生漏掉的，它是诊断二期梅毒的重要线索。此期梅毒螺旋体已经入血，并随血循环播散到全身，检查血液能找到梅毒螺旋体的踪迹。此期的病人传染性最强，最容易传染无辜的人。如果不治疗或治疗不当，病人可以照常生活，并无大碍。

两年以后，病人进入梅毒三期。此期梅毒的危害就非常明显了。梅毒螺旋体已经血循环到达各个器官，进而造成神经梅毒、心血管梅毒、骨梅毒等严重损害。这些情况与梅毒一二期不能相提并论，梅毒一二期经治疗后可以痊愈，不留任何痕迹；而梅毒三期，无论怎样治疗，都会留下残疾，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如果孕妇患有三期梅毒，必然会生出梅毒儿。

梅毒患者的皮肤、粘膜中含梅毒螺旋体，未患病者在与梅毒患者的性接触中，皮肤或粘膜若有细微破损则可得病。极少数可通过输血或其它途径传染。获得性梅毒（后天）早期梅毒病人是传染源，95%是通过不洁性交传染，少数通过接亲吻，握手、输血、接触污染的内衣湿毛巾、茶杯、烟斗、哺乳、尿布等传染。胎儿梅毒（先天 ）：孕妇体内螺旋体，一般在妊娠3—4月通过胎盘感染婴儿。要确实证明感染梅毒并不容易，因为并无临床症状。 

美国历史学家德伯拉·海登女士《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指出，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玛丽·塔德和亚伯拉罕·林肯，福楼拜，莫泊桑，凡·高，尼采，王尔德，凯伦·布里森，乔伊斯，希特勒……这些历史上的天才、狂人，本来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却共同遭受一种疾病的罪与罚──他们都是梅毒患者。他们忍受极度的痛苦与狂喜的兴奋，有时沮丧得想要自杀，有时变成妄自尊大的偏执狂，到了末期还会可怕地发疯：梅毒深深影响他们的世界观、性行为与人格，当然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例如希特勒，其生活中有许多梅毒的线索，这些线索散见于关于希特勒的大量文献中，资料丰富，却从来没有人收集整理，或是从诊断梅毒的角度来挑选过滤这些资料。

诊断的问题必须先处理。一旦认真考虑到梅毒，就不可能不想到梅毒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惟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问这个有趣又微妙的问题：梅毒对此人的作品有何影响？这样问，对这些名人而言，可能是失礼，因为这等于将他们的作品贬为“只不过是梅毒的产品”。如果梅毒使其成为社会边缘人（在社会中凄惨生活，并且遭到仇视），如何知道受感染的人没有将这种心理反映在作品的主题上？如果末期的神经系统梅毒造成创意的狂喜、狂妄的自我意识，以及不受道德的约束，梅毒患者在最后崩溃的边缘所完成的作品，往往也最具影响力，那么我们怎能说和梅毒是不相干的呢？

海登女士多年来搜集了大量有关希特勒晚年生活及身体状况的内部资料，其中大部分资料来自于当年希特勒身边的医务人员，其翔实性和权威性均超过了以往任何相关课题的研究。 

海登在对资料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之后发现，所谓希特勒晚年“顽疾缠身”，他患的实际上是晚期梅毒。根据希特勒的个人首席医生莫雷尔掌握的病例，希特勒当年患有诸多疑难杂症，而只要将前后症状联系起来纵向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而且病情在一步步走向恶化。 

希特勒当年的病例显示，他的心脏一直有问题：经常心率不齐，或者说鼓膜有伴音，而那是由于梅毒感染伴发主动脉炎引起的。众所周知，希特勒晚年动辄癫狂暴怒，人们原先以为是他怪癖的性格使然，而现在终于找到了病根：原来是梅毒侵染了他的大脑，使他患上了脑炎，导致神经功能紊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希特勒常常被各种疾病困扰，如头晕目眩、胸闷气短、胸口疼痛、肠胃不适、颈部长满脓胞、胫骨受损导致小腿肿胀，有时甚至连皮靴都穿不上……而诸如此类的病症都是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 

从莫雷尔医生保留的病例来看，希特勒从1941年开始定期要接受碘盐注射，而这在当时是治疗所有性传播疾病的常规手段。另外，希特勒之所以挑中莫雷尔作他的长期私人医生，也极有可能与他深知自己的病情有关。莫雷尔不仅是一位资深的皮肤科专家，更是当时德国最著名的性病治疗权威。 

海登在书中写道：“如果从梅毒这一特殊的切入点去审视希特勒的生命历程，你会发现他晚年时期的所有症状都是彼此相关的，从早期轻微的症状一直可推到晚期严重的症状，总之，他一生所得过的各种怪病都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梅毒感染。

海登写道，希特勒晚年之所以变成了一头嗜血的恶魔，很可能与他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有关。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感染上梅毒就意味着宣判了死刑。“一个垂死的人还会顾及什么呢？于是他疯狂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把绝望发泄在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比亲眼目睹无数人惨死给希特勒带来更多的生命乐趣。”同时，梅毒解释了希特勒的性冷淡，也解释了他为何要在自己唯一的个人传记《我的奋斗》中花13页纸的笔墨来阐述德国根除梅毒的重要性。 

在梅毒这一世纪绝症的巨大压力下，希特勒完全吃素，烟酒不沾，希望以此多赢得几年寿命，来完成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业。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在这种人造环境中所过的违反自然的生活，反而加速使他的身体过早地衰退了。生活中的这种反常，使他虽然服用越来越多的安眠药，但也只能享有短暂的睡眠。紧张的夜间工作，导致他在正常人正当盛年的年纪就已经虚弱不堪。

在这种处境下，希特勒越来越害怕成为某种传染病的牺牲者，就像他总担心会被暗杀一样。他身边的人和下属稍有点感冒，就被严禁接近他。为了说明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希特勒不断重复且肯定地说：“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利生病。”尽管有这些严格的命令，有时病人仍会冒险出现在他的身旁，这时，他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预防可能的传染，甚至会在茶里加上几滴白酒。他的医生们经常说，他是一个非常难伺候的病人。

希特勒究竟是如何感染上梅毒的？据说，他在1908年（时间不能肯定，或者是1910年）访问奥地利首府维也纳时，与一位街头妓女发生了关系，从此落下病根。据野史记载，这个让希特勒一见倾心的红尘女子居然还是个犹太人。虽然这只是一种传闻，缺乏史实证据，但是希特勒却在《我的奋斗》中写道，犹太人对传播梅毒负有不可饶恕的责任。同时据野史记载，希特勒1918年在德军一家野战医院治疗时被查出感染了梅毒。后来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党卫军司令希姆莱一把火烧掉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并秘密处决了几位知情的医生灭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希特勒志愿参加了德国巴伐利亚预备步兵第16团，在西线与英法联军作战。1917年，他由“传令兵”晋升为上等兵，并因作战勇敢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前者在士兵和士官阶层中获得者相当稀少）。战争期间他曾两次负伤，另外传说他还因意外失去一粒睾丸，在第二次负伤后养伤期间，德国向协约国宣布投降。战后，由于德国曾爆发以犹太人为首，与苏联第三国际联手的共产革命，德国陆军一方面要避免共产思想在军队中蔓延，一方面又对如雨后春笋成立的各种新政党颇有兴趣，于是成立了一个调查局。希特勒因为这个调查局符合他的反共理念而应征并获得录用。

但据考证，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空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希特勒与《我的奋斗》

关于希特勒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参考书目多达12万本──他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有人详细调查和研究。但是，有许多线索证明梅毒这件大事的存在，却无人费心去调查整理。这些文献中，提到梅毒通常只短短一两句带过。以希特勒可能得过梅毒来仔细查看他的生活，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又引出另一个，将所有的线索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可以看出他感染与病程进展的模式。想了解希特勒的生涯、他的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种族大屠杀，必须考虑到梅毒的因素。

1936年，希特勒雇用梅毒学家特奥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希特勒出现的症候（胫部创伤和激烈的胃痛），任何梅毒专家都会提高警觉。莫雷尔显然也很小心。他从1941年起开始写秘密日记，我们可以从这日记建构出希特勒的梅毒模式──从后期梅毒最可怕的一种症状，也就是心脏疾病开始。从希特勒晚年的健康状况来看，有必要重新探索他的病史：在各种不同的诊断中，梅毒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因素。

如果希特勒与莫雷尔躲在地下碉堡时，正在掩饰希特勒严重恶化的健康，那么还有谁知道这秘密？他们又是如何掩饰呢？有什么文件支持希特勒得过梅毒？他的著作曾提及梅毒吗？在1936年之前，有什么梅毒的线索？

感染的传言

梅毒学家审阅莫雷尔所做的笔记，应该会先问，有没有传言说希特勒进行高风险的性活动，有没有任何健康或状况的显著改变，或是提到任何的治疗。年轻时的亲密友人通常会在患者死亡多年后泄漏秘密。以希特勒的案例而言，普希汉夫施滕格尔是1920年代啤酒馆时代的朋友，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希特勒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普希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希特勒在他掌权之前会告诉朋友这个秘密吗？或者这是随便捏造的？普希可能以此报复希特勒，不过西蒙维森塔尔这位著名的纳粹捕猎者，发现普希在初期就已经泄漏希特勒得梅毒，那时候并没有复仇的动机。

在希特勒的时代，已盛传他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有时候还有反对的声音。追查这些传言有什么用？这些传言当然无法证明希特勒患有梅毒；事实上，这些传言往往转移辩论的重心，从另一个角度使得希特勒的故事更复杂：如果谣言盛传希特勒年轻时感染梅毒，那么他的将领和黑衫队一定听过传闻，在他晚年出现第三期梅毒症候时，就会小心翼翼地注意观察他身心的快速崩溃。确实如此。

著名的伦敦梅毒学家安维尔戴维斯提到有两个人告诉他，他们被传染梅毒给希特勒的犹太妓女传染了梅毒。他的见证当然不被相信，因为是晚上喝酒时听来的。有趣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英国权威收集够多的信息，因此他认为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已经处于梅毒第三期。维森塔尔热心地探讨希特勒与梅毒的关系，承认他发掘的资料是道听途说，结论是：“我就像是犯罪调查员，发现两个不相干的资料来源，指引出来的线索却一致。如果是犯罪案件，我会照着这线索继续追踪下去。”

维森塔尔的线索值得继续追踪。他问道，为什么研究人员对于梅毒的问题如此不重视？他猜测可能是旧纳粹控制言论，禁止他们的偶像遭践踏，其他人可能无法认同将“世界大战”这么重大的事件归咎于个人疾病的恶化。他同时感到很迷惑，因为他自己也不希望看到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因为这样一来，人类的浩劫、悲惨的二战，岂不成了一场龌龊的闹剧？战争结束前希特勒在地下碉堡里的身心状况，引导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探索希特勒梅毒的故事，必须从普希与感染的传言开始。

1922年，普希知道希特勒在啤酒馆煽动群众后，两人开始交往。他邀请希特勒到他富裕的家中，借钱给他购买两部美国印刷机印制纳粹报纸，并且弹钢琴款待他。普希就读哈佛时，曾经在比赛前的加油大会上弹奏钢琴，普希将哈佛足球队所唱的歌中“战斗！战斗！战斗！”，翻译成“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模仿哈佛的拉拉队，绕着普希的起居室行进，后来精心复制用于纽伦堡群众大会上。

普希成为希特勒的外国媒体秘书，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仍然忠心追随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很难驾驭他。普希的故事是好莱坞纳粹电影的材料。他逃过一次阴谋暗杀，觉得这是希特勒策划的，打算当他从飞机上跳伞时枪杀他。在他逃亡的路上，荣格花了好几个小时进行访问。他最后在华盛顿为哈佛俱乐部的老友罗斯福撰写希特勒和纳粹核心人物的心理概况。

1957年，他出版《希特勒：失去的年代》，记述他对希特勒堕落的观察。希特勒从一位受欢迎的演说家──其滔滔雄辩曾带给普希一种希望，让他回到年轻时自在和传统的价值观──最后变成对权力饥渴的魔鬼和凶手，身边围绕着不学无术的狂热者和罪犯，当然，普希本人除外。从他认识希特勒以来，观察到希特勒似乎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传统的”性关系。他猜测希特勒受到压抑，以手淫自行解决，因为某种不确定和奇怪的性倾向──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有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造成阳痿。“希特勒不吃鱼、不吃肉、不吃禽类，我觉得他既不是完全的同性恋，也不是完全的异性恋，”他解释说：“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希特勒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从他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开始。”

鲁道夫·宾尼恩在1970年代初期为《德国人中的希特勒》这本书作研究时，曾到普希位于慕尼黑的别墅拜访，希望他能指认希特勒早期随员中一些比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忆这次会面：“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倾向，因为他性喜窥探；而且希特勒在政变之后，比较不受到众人注意，这时他和希特勒很亲近。他告诉我说，希特勒从维也纳一名妓女那儿感染到梅毒，因为（别诧异！）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开始解释希特勒的性行为是属于梅毒患者的模式，他很快就转移话题，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们必须忍住，到最后时刻抽出来，’他睁着大眼睛，以柔和嘶哑的声音说，然后演戏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凄惨的心理道德苦难，‘但是希特勒太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在关键时刻抽出来。’这实在很诡异：解释希特勒的问题，变成普希苦难的诉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难，包括希特勒），对于他自己在这场苦难中生存下来，而希特勒却失败，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骄傲或满足。”

普希或希特勒为什么认为射精会造成感染？绍丁第一次以显微镜看到梅毒螺旋体，确定传染的媒介，到这时不过才三年。一般人对于梅毒是如何传播的，仍抱有许多生物学上不正确的观念。射精会造成感染，这是好几个世纪前的观念，它认为梅毒只会进入软弱的阴茎。17世纪，蒙彼利埃医学教授团的成员弗朗索瓦朗尚，写过一本专门讨论梅毒的书，他警告说要避免从“堕落的女人”那儿感染，“男人的阴茎要保持坚挺，不要软软的，否则就会像海绵一样吸取感染液体，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用。”普希的话，证明那个时代还是这么认为。

啤酒馆政变之后，希特勒被关在兰兹贝格监狱，他写出《我的奋斗》，其中有13页关于梅毒，认为这是种族未来的一大威胁。有一段是关于妓女，这段自白与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样：“结果就是那个人得到不愉快的惊奇，甚至完全毁坏他的脑，想不出是哪个女人给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这样的城市，这不足为奇。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经常要处理这些从乡下来的访客，他们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希特勒自己也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没有得到这个不愉快的惊奇？

而希特勒对维也纳的憎恨，则是众所周知的。《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记载：“1943年6月的一天，戈培尔指责席拉赫在维也纳奉行‘奥地利政策’。希特勒说，‘把希拉赫派到维也纳去是一个错误，把维也纳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国中来也是个错误。’希拉赫说：‘……但是维也纳人都是跟着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要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动地反驳说，情况若是这样他就将放弃赋予他的使命。对此希特勒粗暴地说：‘这你无权决定，让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维森塔尔问自己：战争最后几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吗？罗恩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一书中，通过各个传记作家的结论，尝试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质。他发现维森塔尔在1980年代以堂吉诃德式的方法搜寻幽灵般的梅毒螺旋体，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个寻找圣杯的例子：为他反闪族寻求解释。维森塔尔根据第三手的传言，猜测是维也纳的妓女传染的，并且确定是犹太妓女。罗森伯姆认为这样太没天理：将大屠杀的重担都放在“那个可怜的阻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实在很不公平。

维森塔尔于1989年出版他对希特勒梅毒的调查结果，这距离他第一次听到慕尼黑议会议员赫尔法克勒不经意地说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已经有20年。资料来源还是普希，他告诉法克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驻扎在法兰德斯时差点遭受军法审判。他被控“自残”，说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据普希的话，希特勒证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军法审判。

维森塔尔的第二个来源更进一步说明问题。1952年或1953年，埃德蒙罗纳德医生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奥地利同事，这位同事的父亲说曾经为年轻时的希特勒治疗过梅毒，据云感染自犹太妓女。1938年之后，德国特务没收这位医生所有关于希特勒的索引卡片和病历资料。罗纳德另一个资料提供者则更重要：他访问过博多斯皮托夫教授──耶拿大学第一位皮肤科和梅毒科主任，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求诊治疗梅毒。1977年，《国际先驱论坛报》刊载罗纳德写的一封信，他说根据伦敦著名的性病学专家安维尔戴维斯所言，希特勒因为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梅毒，20年来曾经断断续续接受梅毒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以研究水银和铋在血液检测的效应而出名，并有一篇专题论文探讨女性子宫颈下疳的各种位置，所以不难找到他的言论。不过，只在脚注中发现艾伦怀克思说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男子旅舍中出过玫瑰色疹子，线索就此中断。怀克思著有一系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包括两本关于安维尔戴维斯和希特勒红疹的故事的书：《医生与他的敌人》和《希特勒》。安维尔·戴维斯在1963年的访问中，提到下述故事与怀克思有关。有两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世，为了保护当事人，姑且叫“史蒂芬”和“丹尼尔”，他们于1910年4月一个傍晚，回到维也纳西北边梅德曼斯特拉斯二十七号借宿的“男子之家”。他们和房客阿道夫·希特勒为了一名妓女打架。1933年在斯图加特的皇家旅馆，他们对戴维斯讲了这个故事，那里的居住环境比在维也纳好多了，虽然“男子之家”当时算是不错的旅社，有独立客房和公用的厨房，房客一起做饭吃。这两个人跟英国医生提到他们认识希特勒，他的照片贴在旅馆的公布栏里。后来，他们一起喝一瓶酒，他们问他的职业；当他说是性病学家，他们就承认年轻时都得过梅毒，还说他们的同胞希特勒也得过。

安维尔·戴维斯告诉怀克思另一个有趣的资料：一位专家朋友有一次和德国眼科专家维克托·克吕克曼聊天，他说曾经在帕泽瓦尔克治疗过希特勒，因为英国毒气伤害了希特勒的眼睛。当时就发现希特勒染有梅毒，还随便给他一些现成的疗法，在感染八年之后，这些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根据怀克思所说的，1965年，克吕克曼写下他的诊断：“神经出现症状，显示有第三期梅毒的迹象。我建议应该检查这个人，证实后予以治疗。他将可以恢复视力。”克吕克曼说，希特勒当时接受性病治疗，纳粹领导人威廉·弗里克后来销毁了记录。

虽然保罗·埃利希于1909年推出神奇特效药胂凡钠明，但是在希特勒所处的环境中，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用此药治疗。安维尔·戴维斯指出，这表示希特勒可能以水银治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这种药物的发明，性质可疑，而且商业广告夸大其效果”，对于梅毒其实没有什么疗效。他指的是胂凡钠明吗？

怀克思提到希特勒在掌权初期，曾经请一位名叫康提的医生治疗胃疾、头痛和失眠。1933年，李奥纳多·康提医生出任普鲁士政府医疗事务特别委员，后来，出任帝国健康领导人与帝国内政部健康书记官，他与希特勒出席会议讨论安乐死计划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安维尔·戴维斯提出假设说，《我的奋斗》表现出希特勒想要严厉的报复：“只报复犹太人社会那个传染给他的人是不够的，整个种族必须受到迫害以作为惩罚。”安维尔戴维斯发现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这和他的仆人海因茨·林格说的一样。（莫雷尔的日记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已为安维尔·戴维斯提供了后期梅毒症候的线索。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他也很快就会死，因为最后的胡言乱语显示脑皮层和脑的基本部分都受病菌侵袭，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性全身瘫痪。躺在疯人院里的元首（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正好成为德国人的救世主。安维尔·戴维斯下结论说：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空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怀克思要知道，安维尔戴维斯有没有将他所知道的告诉别人？应该没有，否则英国情报机构M15一定知道，虽然他后来知道他错了。怀克思不禁想到，性病学家与军事策略学家合伙同谋，这是多么奇怪的合伙关系。

怀克思在第二本书中说得更详细。

史蒂芬和丹尼尔回想与希特勒争执，是因为他想“占用”一位名叫汉娜（不是她本名）的犹太妓女，可是他们已经付钱买下她那天晚上。他们痛击他的头和肋骨，将痛苦呻吟的希特勒扔到街上去，也把他的画和画笔扔到街上。汉娜在火车站附近的出入口工作，有时候一小时接四个客人。他们以香烟贿赂“男子之家”的看门员，可以无视“女性禁入”的禁令，让汉娜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指出，以前在汉娜身上看到淡红色疹子，以为是热疹或跳蚤咬的，后来疹子就消失了。

希特勒一两个星期之后回来，他们已不再生气，也就让他回来。他们注意到，当希特勒脱去衣服在炉边抓虱子，身上有粉红色的痕迹。他们也有，并且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和生病的感觉，所以他们去看医生，医生警告他们说这是梅毒，要用水银药膏治疗。他们“很兴奋又恶意地”说，希特勒可能就在他们吵架的那天晚上感染。这两人深夜时喝了酒，回忆他们年轻时与独裁者有过的不愉快事件，如果以他们的话当作证据，这调查就有问题。基于安维尔·戴维斯性病专家的声望，这两个人可能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们最好避免引用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据。

安维尔·戴维斯这段话可能是针对希特勒后期的疾病：“脑性梅毒会导致夸大狂，面对任何挫折困境总是可以增强信心去克服，面对潜伏着毁灭性的大灾难，仍是以胜利的心态从中看见光明的前途。”

希特勒严密掩饰他的性生活，可以说相当成功，以至于找不出任何他有性活动的证据，而传记作家对他有各种猜测，包括禁欲守贞、性无能、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虐待狂、被虐待狂及恋童症等。学者将他的许多随员列入有性关系的名单，包括外甥女葛莉·劳巴尔、他的同伴艾娃·勃劳恩（仆役注意到他们没有性活动），许多男性（洛塔尔马赫坦在《希特勒的秘密》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甚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子──这是瓦格纳的曾孙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希特勒性欲很低，这很不正常，不过也只是猜测而已。

根据希特勒维也纳当时的友人古斯特尔·库比思克所述，希特勒在维也纳时非常迷恋嫖妓，他们讨论性可以谈几个小时，他曾经两次带希特勒到“藏污纳垢的场所”，那里街上的妓女坐在窗户前勾引顾客。库比思克回想，有一次逛街之后，希特勒训诫他妓女的祸害和危险。大多数学者认为，希特勒在维也纳只是在理论上对性有兴趣。例如，埃恩科萧认为“几乎可以确定，希特勒24岁离开维也纳时还没有性经验”。但是他如何肯定，希特勒没有偷偷溜去玩一次？

为什么希特勒直到最后时刻才和艾娃完婚宣誓“至死不分”，然后双双自杀庆祝“蜜日”？希特勒以前曾经郑重宣告，他只与德国结婚，而不和任何人结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梅毒，会遗传给子孙，害怕生出退化和精神错乱的后代？还是知道他自己这个乱伦的后代，不会带来健康的后代？

维森塔尔咨询的第二个梅毒学家博多斯皮托夫教授，和安维尔·戴维斯一样，在梅毒学领域非常有名。他研发新药“司脱瓦索”，治疗出疹阶段的梅毒，也研究使用肝脏抽取液以防止肝脏受损。在网上搜索，可以在耶拿大学的首页上发现斯皮托夫，他于1919年担任耶拿大学皮肤科和梅毒科的第一位主任（尼采的医生奥托宾斯万格在耶拿大学的最后一年）。斯皮托夫教授离开耶拿大学之后，成为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传记作家罗伯特魏特写道，德国医学界盛传斯皮托夫为希特勒治疗因为梅毒引起的心理失调。他说耶拿的医学权威找不到希特勒的治疗记录，但是正如怀克思所说的，斯皮托夫的诊疗记录被弗里克没收销毁。如果弗里克没收斯皮托夫的记录，他就知道希特勒治疗梅毒的详情，这一点关系重大。

《我的奋斗》：梅毒在希特勒政治议题中的地位

约阿希姆费斯特写道，“有种奇怪龌龊淫秽的气味”从《我的奋斗》中散发出来，“在难以置信的、透露实情讨论梅毒那一章”最是强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以大篇幅热情洋溢地要对抗梅毒，谴责以前的领导人没有对抗这种疾病，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只要几个世代就可能摧毁人种。希特勒在这几页的构想，包含不正确的医学假设、流传的民间知识以及反闪族主张，再加上一个冷酷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染梅毒的人数急遽增加，没有趋缓的迹象。

希特勒的政治议题很清楚，但是他可能知道自己感染梅毒，明白这对他已经太迟，因此增添他的挑衅行为。他写这些段落时，知道体内有梅毒的毒素，认为血液与血管已经永远被污染了？当他写这些的时候，他是否这样考虑自己：“然而：谁知道他是生病还是健康？不是有许多患者表面上治愈，自己却不知道已留下可怕的祸根。”他认为自己也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大都不重视《我的奋斗》，认为是文笔不佳、不成熟、不合理的著作。大卫·欧文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他说他只对战争年代的希特勒有兴趣。）如果仔细琢磨上下文，《我的奋斗》包含大屠杀的理由和令人心寒的计划。

1924年，希特勒在兰兹贝格监狱中，从啤酒馆政变失败的领导人变成全国英雄。支持者送给他许多腊肠和水果馅饼，狱方必须用一个房间来存放他的食物。他开始掌控法院，并且向同牢房的鲁道夫赫斯口述他的回忆录，打在由忠诚追随者理查德瓦格纳的媳妇温妮费德所捐赠的纸张上。这本书叫《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战四年半》，最后被出版商改名为《我的奋斗》。总共印了一千万本，国家赠送每对新婚夫妇一本。在销售量上仅次于《圣经》，《我的奋斗》使希特勒成为富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于梅毒有三个不正确的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民间看法。第一个是梅毒可能遗传好几个世代。“梅毒脏东西”会传染给微生物、精子或卵子，梅毒患者一次性接触，就会造成家族的退化、精神错乱和智力迟钝，父祖之罪，可能祸延十代子孙。第二个错误观念是梅毒污染血液。甚至当时的医学教科书都警告说，治疗下疳以及服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药物，也无法治疗血液中的梅毒毒素。第三个也是最危险的错误观念，就是梅毒是犹太人的疾病，犹太人要对梅毒的传播负责。

将疾病的传播归罪于犹太人，可说由来已久。1348年，当黑死病杀死数百万的欧洲人，腐烂的尸体堆积在街道上时，犹太人被控在井中下毒，是国际性阴谋杀死基督徒的一部分。犹太人社区遭受攻击，数千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那不勒斯梅毒流行时，人们怪罪犹太人将这疾病从西班牙带过来。在希特勒花言巧语的著作中，犹太人从疾病的带原者变成梅毒的同义词。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梅毒部分，一开始就谴责犹太人的报纸散布恶毒的思想，使用的比喻是：“这个毒素能够渗透到人民的血液，未受阻挠地做它的工作，国家没有力量去控制这个疾病。”在下一部分，他将梅毒与犹太人联结在一起，将犹太人比喻成传染流行的象征。

在“血罪：梅毒与犹太人身份的建立”中，洁格勒调查认为犹太人是梅毒血液中毒的根源这种看法，这种普遍的观念在《我的奋斗》中被大加宣扬。再加上犹太医生被禁止从事较受尊敬的专门科目，大多是在皮肤科和梅毒科，更加深这种观念。梅毒在科学上的新发现，通常与犹太研究者有关，如埃利希、奈瑟和瓦色尔曼。

希特勒写道，年轻的雅利安男子受到妓女的毒素传染，年轻女子和这样的丈夫结婚就暴露在风险中。当时年轻人的性启蒙，无论风险有多大，大都是找妓女，所以这么说也是事实。但是在妓女这一行业的背后，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在都市的浮沫中，从事这令人恶心的卖淫行业，冷血、无耻，又爱算计……犹太人和娼妓关系密切，甚至与白奴买卖交易也有关，在西欧可能没有其他城市比维也纳更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关系，法国南方的港口可能更加普遍。如果你晚上走过里奥波斯坦的街道巷弄，每走一步你都可以看到大部分德国人所不知道的隐蔽现象。”里奥波斯坦是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当地梅毒甚为流行。

“对抗梅毒与妓女是人性最艰巨的工作，”希特勒写道。如果这场对梅毒的战役没有奋战到底，500年内将只剩下少数上帝的形象──“除非你要亵渎万能的上帝。”他谴责战前的领导人“完全遵守投降协议”，造成“人民感染梅毒”，他宣称全国必须了解，“与梅毒奋战显然是‘国家的工作’。不只是又一件工作。……每件事情──未来或毁灭──就看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梅毒的传播急遽加速，引起欧洲各国的关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梅毒患者因为遗传造成民族退化，这种错误观念不只是德国如此，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例如，在1905年8月19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中，伦敦军医院主管性病的医官蓝金中校写道：“主要目标是为英国人民找出治疗梅毒的方法，这是最急迫的问题，事关民族身体健康的退化。”甚至卓越的梅毒学家阿尔弗雷德富尼耶都认为梅毒具有遗传性，他在1904年也说梅毒与种族退化有关：“从目前的调查发现，梅毒可能造成遗传性的后果，生育出低等、颓废、营养失调、有缺陷的下一代，造成种族的品质低落和腐化。是的，有缺陷的人，智力降低、残障、心智简单、心理不平衡、精神错乱、弱智或是白痴。”

希特勒计划消除“心智有缺陷的人”，并且防止他们继续繁殖“一样心智有缺陷的下一代”，其背后的理由之一就是相信梅毒有遗传性。他说，这项计划将是最人道的行动，避免数百万生灵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只要“有计划地执行……要有决心往这个方向努力，防止性病继续传播。一个世纪的痛苦可以换来一千年不再遭受此苦难”。他提议解决这问题需要“真正的敏锐决断力，有时候要承受几乎难以忍受的重责大任”，以及“无情的手段和外科手术的方法”。他建议以几年的时间让全国下定决心，直到愿意采取强硬的手段，这需要最大的牺牲，才能达到几乎不可能的要求。他要求全民在消除梅毒这问题上要全心全意，生死端赖于此，即使必须投入所有的精力也要做。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有关梅毒的部分，所用的标题是：梅毒、血罪与种族的侮辱、战胜梅毒的工作、健全的心智／身体、消除无法治愈的人，以及人民灵魂的卖淫。在《我的奋斗》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公开演讲中不再出现梅毒这字眼，但是他所谓“国家的工作”是要消灭梅毒，可能在他心里或是计划中从未消失。他告诉律师汉斯弗兰克，他很后悔写了这几页，因为暴露太多自己的秘密。梅毒这字眼消失了，希特勒谈到犹太人时，改用毒血和感染。他在演讲中提到犹太人是毒害全国人的血液和身体。他一再提到比喻，交互使用犹太病菌、犹太病毒、犹太癌症等名词：“犹太人的血液有毒，种族有毒”；“致死的犹太人之毒”；“国际犹太人是所有民族的世界之毒”；“血淋淋的裁决以处罚毒害我们人民的人”；“要好几个世纪，我们全民身体中的毒素才可能完全消除”；“今天犹太人正在有系统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体内有外来民族的毒素存在，其他的危险都是短暂的。”

1942年2月，希特勒发表他最惊人的伪科学声明。他说犹太人的病毒是全世界最毒的一种，比上世纪巴斯德和科赫所发现的更毒。有多少疾病是与犹太人病毒有关？希特勒抱怨说，只要我们消灭犹太人，就可以重新获得健康。

将犹太人视为通过性交传染梅毒的人，受到鼓吹种族仇恨的小报《攻击者》的欢迎。小报的经营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是一位粗暴的教师，他会动手攻击犹太人，和希特勒早年一样，总是公开抨击犹太人。施特赖歇尔第一次听到希特勒在啤酒馆的演讲，认为他看到希特勒头上有光圈。他很快就投奔希特勒反闪族的阵营。1935年，《攻击者》宣称发行70万份，纽伦堡群众大会期间特刊则发行高达200万份。希特勒说这是他惟一从头看到尾的报纸，而施特赖歇尔是少数几个人他称呼时使用亲密的“du”（虽然两人的关系并非都很平静）。施特赖歇尔和他报纸的用字充满了虐待狂的形象，22年来（于1945年2月停刊）经常报导犹太男人玷污纯种雅利安的处女，他塑造可怕的形象，共同阴谋策划种族谋杀。

施特赖歇尔写道，另一个种族男人的精液含有“性质不同的清蛋白”，一次性交就会被女性身体所吸收，永远破坏她生育健康德国小孩的能力。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写同样的话：“今天犹太人正在有计划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这些黑色寄生物正在有计划地玷污我们没有经验的金发少女，摧毁世界上永远无法取代的东西。”施特赖歇尔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宣传者，发表演讲煽动暴民，并且出版煽动的文章。1933年，希特勒请他负责抵制犹太人的商业。1946年10月16日，他与其他九名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大审被判绞刑。他走上绞刑台时，还大声喊着：“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后期的身心状况

1936年春天，希特勒以私人飞机去接莫雷尔医生前来治疗他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淋病。莫雷尔在柏林一条热闹的街上开业，他为富人与名人治疗性病，尤其是男女演员，生意非常好。波斯国王曾经邀请他担任私人医生。莫雷尔治好霍夫曼，两人成为好朋友，在威尼斯欢庆他们的友谊。圣诞节那天，莫雷尔、霍夫曼与他们的妻子在希特勒的山中别墅伯格霍夫打保龄球，希特勒要求和莫雷尔私下谈谈。希特勒请他治疗，答应送他一栋别墅，莫雷尔决定放弃开业赚钱，专心为元首治疗。

希特勒可以找任何医生，为什么选择莫雷尔？莫雷尔是大众宠儿，每天换两次白色丝质衬衫，为什么选择照料这位声名狼藉、不整洁且有难闻气味的人的健康？是希特勒的坚持请求，以及丰厚的报酬。希特勒出现的症候使得他害怕梅毒的进展，所以选择莫雷尔这位梅毒专家。如果只是治疗皮肤和胃痛就送一栋别墅，这可是很高的报酬。但是以希特勒的地位，如果要保守他患有后期梅毒的秘密，这样的代价会太高吗？希特勒想找莫雷尔，也是因为他愿意尝试不同的疗法。他的疗法比较高档，而且有点名气。另外，他不是犹太人，当时治疗性病的医生大都是犹太人。

西蒙·维森塔尔开始追踪希特勒感染的传言时，曾问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有没有听过这些传言。施佩尔说没有听过，但是希特勒雇用皮肤科和梅毒科专家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时，全体随员都觉得很奇怪。据施佩尔所言，莫雷尔签约受聘时，小心翼翼地隐瞒他的专业身份。

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卡尔·勃兰特以及其他随员，曾经鼓励希特勒到医院做完整的诊断检查，希特勒以不符合他的公众形象为由拒绝。同时他以各种自己的疗方治疗，包括改变餐饮，不吃油腻的甜点，喜欢简单的蔬菜和谷类。

1936年，希特勒第一次找莫雷尔看诊，他的胃痉挛，胀气打嗝，幕僚最关心的是胃肠胀气，这使他全身无力。胫部的创伤非常严重，使得他无法穿靴子。对于秘密的梅毒患者来说，皮肤的创伤尤其麻烦，因为后期的发作（相对于早期感染而言）等于宣布疾病的进展，而且全世界皆然。梅毒造成胃痛较少见，但是会造成多日绞痛、抽筋、呕吐，接着神经衰弱、腹部腱鞘囊肿或迷走神经受损。梅毒患者的胃痛和内脏疾病发作时，一般都会痛到昏厥，最后只能无助地呜咽。约翰·斯托克斯认为神经痛发作起来，其疼痛可以跟“超级过敏的女人生小孩”相比。梅毒学家詹姆斯·柯比·赫利斯写道，梅毒患者内脏疾病发作时，强壮的人也会变得歇斯底里，无法控制地啜泣。1944年，（根据约翰·杜兰的资料）希特勒曾经严重到痛得尖叫。

莫雷尔最初的治疗显然奏效。施佩尔引用希特勒的话：“真幸运能遇到莫雷尔，否则我可能早就死了。他救了我的命，他救我的方法真是神奇……如果莫雷尔发生什么事，那真是悲惨。没有他我活不下去。”莫雷尔承诺在一年内治愈；六个月内湿疹不见了，肠胃痛也没了，但这表面上的康复只是暂时的。希特勒付给莫雷尔相当于将领四倍的薪水，并且给他宽裕的研究经费。虽然当时的医生不赞成他激烈和非传统的疗法，但是莫雷尔常常成功。希特勒推荐朋友给他，包括墨索里尼和戈林。

莫雷尔49岁时担任希特勒的医生。他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军医。他在当船医时学习热带的民间疗法。他的多重药物疗法使他饱受其他医生的批评，并且被指责过分使用药物可能引起希特勒的许多症候。他的药物包括Mutaflor，是从保加利亚农夫的粪便中取得的细菌Eupaverin，以罂粟制成的抗抽筋药物；马钱子包含有莨菪；以及从人类胎盘抽取提炼。希特勒是个配合度很高的病人，主动参与莫雷尔的治疗。

希特勒非常注意保密，没有写日记，在书信中也没有透露健康情况。1941年8月7日，莫雷尔开始每天记录元首的医疗状况，以蓝色铅笔写在小纸片上。这本日志详细记录希特勒心理和生理的健康，以及后期梅毒的症候，我们不禁怀疑莫雷尔留下记录，是想将来为他的非传统疗法辩白。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医生一起演出医学史上最大的掩饰？

莫雷尔开始写日志时，希特勒自诉晕眩、左边太阳穴有不舒服的感觉，耳鸣多日（这个症候已经多年）。莫雷尔以水蛭在太阳穴上放血，以缓和耳鸣。“希特勒坐在镜子前，兴致盎然地看着水蛭饥渴地吸着他的血。”这个月他也因发烧而颤抖、寒颤及呕吐。莫雷尔将这次发作称为脑炎──脑部组织发炎。第二次同样的发作是在12月。1942年3月，戈培尔有本笔记写道，希特勒告诉他正遭受“最强烈的头晕目眩”。莫雷尔指出的另一个重大的医疗事件发生在1942年7月，希特勒在文尼察（他在乌克兰的总部）：“脑部水肿、右眼视力受损、血压高（超过170毫米水银柱）。”他称之为“俄罗斯头痛”，指出这不像是脑炎。希特勒自诉右眼视力受损，左腿颤抖且无力。

此后三年，希特勒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旧疾复发未愈，又增新病折磨。他自诉头两边有压力、失眠、更加头晕目眩、连续多日头部抽痛。他的腿抽筋，手也颤抖。说话有气无力，严重胃肠胀气，肠子紧缩，后颈部长脓和疖。莫雷尔以电热垫和湿敷布热敷他的胃和肝，在他房内装设氧气，送他到拉斯腾堡的野战医院照射头部X光，结果发现有发炎。他的脸部变得平板缺乏表情，皮肤呈现红色调。他变得冷淡、无动于衷，记忆力逐渐衰退，还出现黄疸病。他的管家安妮·温特，描述他很虚弱，手臂像是稻草人不由自主地摇摆。他有未老先衰的迹象，口水从嘴角流出。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弗里茨·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本书他写了15年，是目前有关希特勒最完整的医学分析，对于希特勒的一些谜提出“粗略的诊断”。这些诊断有多少符合梅毒发病的模式？

（类似帕金森氏症）的综合症，其病因尚未确定。……肠胃的诊断不确定。……肝脏的病理，发现非典型的症状，有三种诊断……甚至更令人迷惑。眼睛检查……很难作出满意的评估。耳鸣的病因通常很难确定，希特勒的耳鸣也一样……皮肤与眼睛和光敏感，也没有满意的解释。

希特勒可能有后期梅毒，因此可以从这个诊断重新探讨他的各种疾病。最后几年希特勒的身体状况，有十几种症状符合梅毒学教科书所说的，因此很有可能几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在宣告后期梅毒的进展。

虽然希特勒大部分的器官在这期间都有病痛，而且每种病痛分析起来皆与梅毒有关，但最直接指向梅毒的是心脏问题。第三期梅毒最可怕的三个症候就是精神错乱、瘫痪和心脏病，尤其是大动脉瘤破裂造成的死亡。斯托克斯定义心脏性梅毒为“到处存在、暗中为害、病情惨重”：对它要优先治疗，而且要持续许多年。“直到老师和教科书转向……对观察结果保持习惯性怀疑，并且敏锐分析和搜寻掩饰的病因，否则心脏和大动脉的梅毒说一直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临床医生往往在这方面惨遭滑铁卢，死后病理解剖才发现真正的死因。”

希特勒的医疗状况本身并没有指向心脏性梅毒。许多卓越的心脏专家检阅他的病历，以他的年龄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之处。但是，莫雷尔以梅毒专家的观点每天观察，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他的观察，可以发现有些疾病模式和治疗不容忽视。

这日记提出充分的理由怀疑，莫雷尔以听诊器所发现的，就是第一个指标。斯托克斯和其他人发现，有下述状况的话，就疑似有心脏性梅毒：大动脉的第二心跳音*，有明显类似鼓膜发出的变调声音。斯托克斯发现心脏这种特殊的乐音，是大动脉梅毒最重要的早期警讯。他描述这种声音不仅是重音，而且是清晰的乐音。“有许多字可以描述这种乐音，像是轻拍一种阿拉伯鼓的空旷声，又像是德国的喇叭声。常用的词是‘Amphoric’，我们认为最恰当的是‘tambour’。”其他梅毒学家也都同意此说。1932年，约瑟夫·穆尔为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建立一份体检清单，以确定研究对象染有梅毒，所列出的15项迹象之一，就是“大动脉第二心跳音，有没有出现类似鼓膜发出的钟铃重音”。

斯托克斯警告说要非常仔细听，而且需要灵敏的技巧，才能检测出大动脉的早期梅毒。莫雷尔显然有那种敏锐的感觉和技巧，因为他一再发现希特勒的心脏有早期大动脉受损的特征。他在日志上记载：1941年8月7日──“脉搏正常，每分钟72下至76下，规律有力；第二心跳音加重”；同一天晚上稍后──“心跳声有点加速，第二心跳音加重”；1944年9月23至24日──“除了平常第二心跳音加重之外，不确定心脏的问题，心脏动作规律，声音清晰”；1944年10月19日──“他的心脏声音清晰但微弱，第二心跳音强烈加重”。

战争结束之后，莫雷尔接受美国人审问，他很清楚说明希特勒的心脏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以听诊器可以听到大动脉有第二个重音，在右边胸骨旁边第二肋骨之间。”

在异样的第二个心跳音之后，大动脉梅毒损害的第二个指标，是斯托克斯所谓的“重大的心电图迹象”，就是出现负T波──大动脉梅毒患者85%有此异常现象。莫雷尔也相当注意希特勒的T波变动。他每个月至少做一次心电图，经常是一星期一次，希特勒有时候会自己要求做。他们一起到各地总部时，就偷偷带一台手提式机器。希士顿夫妇奇怪为何这些神秘的心电图做得“异常频繁”，结论是他们“爱管闲事，甚至很怪异”。他们也发现莫雷尔对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如此讳莫如深，甚至希特勒的贴身男仆都不知道这些检测。

莫雷尔发现希特勒的心电图T波为负。他将心电图交给专家卡尔·韦伯医生确认，第一次是1941年8月，然后是1943年5月，最后是1944年12月，都是以匿名方式，只说是“外交部的绅士”。韦伯的1943年报告指出，心脏无疑退化，“鉴于ST明显降低，而T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为负。T1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实际上已经与底线重叠。”1944年，他发现心电图“T在所有三个导线都变平坦”，又说“情况恶化并没有令我们感到诧异”。

1940年代，治疗后期心血管梅毒用的是碘化盐药物──碘化钾或碘化钠。1937年，斯托克斯写道：“最近德国再度流行以非特效药的疗法来治疗梅毒，将各种碘化物记入文献内……许多药物已经使用几个世纪，但是没有一种像碘化钾在治疗这疾病上有如此永恒的价值。”“在治疗心血管梅毒上，碘化物有很高的价值，但却不为人知。梅毒引起的血管疾病，都应该从一开始就用碘化物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猜想，1910年，依希特勒的状况，应该没有人会使用“神奇药物”胂凡钠明，但是为什么在多年后莫雷尔没有使用？斯托克斯的答案是：“阿斯凡纳明（Salvarsan为其一种商标）对于梅毒心血管患者来说，基本上是有毒的；胂凡钠明更是毒性强烈。”治疗梅毒心血管疾病，“碘化物是极有效的，有时候在考虑使用水银或阿斯凡纳明之前应该单独使用。”

莫雷尔用在希特勒身上的药物，大多数不是经常使用，但是有些在日志上经常出现。最常注射的物质是Septoid，和各种碘化盐的3%溶液：碘化钾。莫雷尔对Septoid的使用总是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及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有关：第二心跳音加重……以10CC的Septoid注射静脉。当天稍后：第二心跳音加重……在静脉注射10CC的20%葡萄糖溶液和10CC的Septoid……“血压高达170-180毫米水银柱！在静脉注射两次10CC的Septoid……血压156/110毫米水银柱，脉搏规律，没有症状。照样注射。静脉注射葡萄糖和Septoid……照常注射（10CC的20%Glycovarin和100CC的Septoid注射静脉）。”他写信给韦伯，说他已经给“外交部的绅士”注射葡萄糖和碘化物，每天注射二到三次。

1941年秋天，莫雷尔开始注射毒毛旋花素，这是快速作用的强心剂。希士顿夫妇为此很困惑：“使用强心剂让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完全没有明显的理由要让希特勒使用强心剂……莫雷尔说他给强心剂是因为卡尔·韦伯医生的心电图报告，但是根据当时或现在的标准做法，那些报告并没有提供充分必要的理由。”斯托克斯与其他人则是建议，梅毒患者心脏问题不严重还可以走动的话，就可以长期使用粉状的强心剂。

斯托克斯列出早期梅毒患者大动脉炎的症候，有胸口痛、呼吸不顺畅、心悸（心跳快速或是不规则跳动）、消化不良、头晕、咳嗽、失眠、水肿、虚弱、心绞痛、声带麻痹、夜惊，以及声音嘶哑。希特勒可能除了心悸之外，其他症候都出现过。虽然每个症候本身可能是其他状况造成的，但这模式明显说明是梅毒患者的心脏疾病。莫雷尔以Septoid下猛药治疗，可见他也是这么认为。

希特勒停止散步，向汉斯·卡尔·哈塞尔巴赫医生说他心脏衰弱。1941年7月，他与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争吵，突然脸色发白，手抓心脏部位跌坐在椅子上。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之后，希特勒召专家埃德温·吉辛来治疗他的耳朵，吉辛认为希特勒的声音嘶哑是因为声带肌肉（麻痹性痴呆造成）有点薄弱所致。

一旦心脏性梅毒的损害已经进展到可用听诊器听出来，那无论多么积极治疗，患者通常只剩下几年寿命。希特勒一直说他没剩下多少时间，这可能是事实。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到最后毫无道理地加速战争，或加速大屠杀超越他的军事计划，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一个致命的动脉瘤随时可能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莫雷尔以匿名“患者A”所做的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呈阴性反应，其实是不相干的，这稍后再讨论；现在要注意的是，患心脏性梅毒的病人不一定会有阳性反应。斯托克斯注意到，“可以确认心血管梅毒在血清上完全呈阴性反应，”而且“单以一种诊断标准，如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很难准确鉴定，因此医生观察心血管疾病时往往没有发现梅毒。”

1944年2月中，希特勒自诉他好像隔着不透明的帷幕看东西。之前他觉得右眼有轻微的刺痛。莫雷尔介绍希特勒看眼科医生勒莱因（L歨lein）教授，勒莱因于1944年3月2日提出报告，发现右眼的玻璃体（视网膜和晶体之间的果冻状物质） 有浑浊且开始扩散。1945年4月7日，在希特勒自杀前没多久，勒莱因第二篇报告又显示，玻璃体有轻微的浑浊，功能不良，有残余的出血，因此影像出现斑点。他建议使用2%的黄色水银药膏。

吉辛观察到，希特勒的玻璃体呈现浑浊有八年之久──出现云雾是典型的梅毒症状。他猜想希特勒可能有先天性梅毒，注意到他的牙齿并没有梅毒儿童特有的槽沟（哈钦森发现之后，称为哈钦森牙齿）。奇怪的是，他没有想到这是后天梅毒。吉辛看希特勒的医疗报告时，发现眼睛有后期梅毒的症状，他认为是什么因素呢？

莫雷尔注意到希特勒在1941年手会轻微颤抖。此后几年，左手和左腿开始明显颤抖。他的姿势变得弯腰驼背，坐下站立都需要人扶持。希士顿描述他步履蹒跚的样子：“右脚步伐虽然正常，但是有点摇摆，然后骨盆旋转向前，拖曳着左脚向右脚靠拢，左脚的脚趾贴着地。”希特勒说话困难，字迹开始变小。虽然这些都是后期梅毒的迹象，但也可能是帕金森氏症，因此希特勒可能两者皆有。有帕金森氏症，并不因此排除梅毒，反之亦然。

虽然现在普遍认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但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认为应该将梅毒包括进去，这样的诊断比较完整。希士顿认为是安非他命中毒，“引起类似帕金森氏症的所有症候”，他指出战争末期治疗希特勒的六位医生没有一个认为是帕金森氏症；事实上，其中五位医生（吉辛、莫雷尔、哈塞尔巴赫、勃兰特及希特勒最后的幕僚医生路德维希·史坦普菲格）都明确否定。希士顿向认识希特勒晚年的人说明帕金森氏症的颤抖，他们都说那不像是希特勒的颤抖。维尔纳·马泽尔强烈反对：“然而，评估莫雷尔的神经学方面的发现，倾向于认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希士顿夫妇说他们欢迎其他有充分证据的诊断。那么，梅毒是否符合所有的条件呢？

1945年4月初，希姆莱的情报主管瓦尔特·舍伦贝格拜访他的友人马克斯·格里尼斯，格里尼斯是柏林查利特医院心理治疗的主任，也是SS卫队的医生，专门研究神经学。保加利亚的国王包瑞斯与希特勒见面之后不久就病危，格里尼斯特地飞去治疗他。格里尼斯从新闻影片的连续镜头判断希特勒得的是帕金森氏症，他将这意见告诉舍伦贝格。他们讨论送药物给希特勒，由史坦普菲格治疗。舍伦贝格向希姆莱报告这一切，但希姆莱禁止讨论。1945年4月8日，莫雷尔开始为希特勒进行电疗。4月15日，他说希特勒的颤抖是“摇晃麻痹”的变种。他开始注射Homburg-680和Harmin，这两种都是提炼自可致人于死的茄属植物；由于这两种药物皆治疗帕金森氏症，很可能莫雷尔后来因此怀疑希特勒得的是这种疾病。

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的特征是偏执狂、狂妄自大、沮丧、狂躁、疯狂暴怒和突然的犯罪行为，由于希特勒的特性和战争的环境，这些症候不适用于希特勒身上。维森塔尔怀疑希特勒患上第三期梅毒的理由之一，是希特勒有偏执狂。雷德利希也认为是偏执狂：“偏执狂妄想是希特勒最显著的心理疾病情结，偏执狂患者相当多疑，认为别人要迫害他。”当然有其他人是想除掉希特勒，但他躲在空气不好的地下碉堡，不是因为妄想症，而是因为联军；屡次暗杀行动都失败，有几次差点炸死他，但都被他逃掉。甚至施佩尔也计划谋杀希特勒，吉辛则考虑用高剂量药物。吉辛在日记中承认，当时他很想除掉这位掌握生死大权的人。在他采取行动之前，希特勒的随身仆役打断了他的冲动。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失败，因为在希特勒和炸弹之间恰好有一张厚重的橡木桌。他认为这是他不败的迹象，觉得很高兴，证明上天保佑他。他说，如果就这样死了，倒也乐得解脱，不必整夜失眠忧虑，也不再有严重的神经病痛。

对于一个差几步就可以征服全世界的人，怎么可能诊断他有狂妄自大的心理疾病？对于一个正要输掉一场世界大战的人，如何诊断他的沮丧？或是一个服用高剂量碘化钾，因为沮丧而经常停止服药的人，又如何诊断他？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经常流泪。1942年最后四五个月，希特勒经常兴高采烈，莫雷尔因此认为他是躁狂症压抑失调，这在诊断上和梅毒患者的狂躁和沮丧难以辨别，因此经常会误认。但是，希特勒这时候也服用安非他命。

希特勒最后几年神志还是非常清楚，从他在后期的军事会议上可以看出来。但他是不是有些行动非同寻常地突然缺乏判断力？施佩尔没有遵照他的命令“杀死所有的战俘”（他说这是病态的产物）；也没有人执行他的焦土命令，以免德国成为一片废墟。有可能梅毒使他更狂热、更残酷、已经扭曲的道德意识更加扭曲，助燃他火爆可怕的脾气。他本来就经常对幕僚发脾气，到后来更常生气也更暴躁。他会咆哮几个小时，唾沫四溅，在地板上滚动。有些资料甚至说他咀嚼地毯。

从希特勒最后几年的行为，可以看见其他较细微的麻痹性痴呆迹象。略举数端如下：冲动（希士顿提到突然的决策带来可怕的后果）；注重细节（施佩尔提到希特勒不再充分授权，而是每个细节都要管，这导致严重的后果）；思考没有组织（1944年对军火工业代表演讲时，说话没有逻辑且不知所云）；短暂错误的看法（前一分钟坚决认为有一支新的军队，后一分钟就知道自己搞错了）；以及心智变得僵化重复（幕僚注意到他经常一再说同样的事情）。

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的心智：“（从1942年夏天）开始有僵化发呆的奇怪状态；冷漠易变，优柔寡断，显然无力处理重大的问题，面对问题又很固执；经常刻薄易怒。以前他总是以轻松的态度下决策，现在他必须绞尽脑汁思考。”

希特勒对汉斯·弗兰克说，一个人可能发疯多年而没有人知道，他是论及自己，还是说将来可能如此？隆美尔元帅对希特勒在经历最后的暗杀行动后的心智相当确定，他说：“这个病态的说谎者已经完全疯了!”

战争最后一年，希特勒躲在地下碉堡，上有十六英尺厚的混凝土和六英尺厚的泥土。嘈杂的抽风机所送的空气，都是他自己胃肠胀气以及莫雷尔恶心的体臭味。最后一年，除了幕僚、将领及核心人物，很少人看见他。施佩尔这样描述他的衰弱：

现在他皱缩干枯像个老人，四肢颤抖，走路蹒跚，拖曳着步履。甚至声音也震颤，丧失以前的威严。说话语调含混支吾，完全没有力量。他经常像个老头子一样兴奋起来，声音开始破碎……他的脸色变成灰黄色，脸部肿胀；制服本来都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整洁，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经常就忽略了，而且衣服上常有食物沾染的污斑，因为吃东西时手会颤抖……我经常忍不住同情他，和以前的希特勒相比，实在差太多了。也许这是每个人都会静静听他下令的原因，因为长久以来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他继续调派已不存在的师团，或者命令以飞机运补，但是飞机因为缺乏汽油已经无法起飞。也许这就是大家没有说话的原因，他越来越脱离现实，进入他的幻想世界。

那些负责打仗的将领，对于希特勒这位领导人心智如此涣散，感觉又是如何呢？从1943年春天起，就有许多次暗杀行动，但全失败了，每次都令希特勒更加自大，认为上天在保佑他。这其中有多少次暗杀行动，是因为相信希特勒得了后期梅毒随时可能发疯而致的？在1940年代，梅毒患者会精神错乱是众所皆知的事，那么有谁知道在地下碉堡里即将发生梅毒患者带来的大灾难，这对于战争最后几个月希特勒与他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敌军、德国军方或德国人民听过这个传言，其对战争造成后果将是可怕的。这种事情一定会在权力中心流传，虽然是小心谨慎地讨论。多少次秘密会议讨论此事？我们无从得知。目前我们认为，只有没收希特勒病历档案的威廉·弗里克可能知道希特勒有梅毒。其他人呢？

希姆莱与秘密档案

1942年底，莫雷尔和勃兰特面对一个困境。他们知道希特勒正逐渐陷入梅毒性痴呆，但是要如何处理这超级敏感的信息呢？他们一起签署一份报告，交给希特勒忠实的追随者──这些人曾经宣誓“我的忠诚就是我的荣誉”──这时候他们有过什么内心挣扎，害怕自己的生命难保吗？SS卫队头子希姆莱听说过传言：他的元首得了后期梅毒，可能会死，甚至更糟的是随时可能发狂。希姆莱将这个最高机密告诉他所信任的男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克斯滕于1956年出版记录他们谈话的日记。

克斯滕出生于爱沙尼亚，但他在参加芬兰人争取自由脱离俄国的战争后成为芬兰人。他在柏林向一位中国医生学习按摩，为希姆莱治疗肠痉挛之前，已经有许多皇家和贵族的客户。希姆莱有时候会因为肠痛而昏厥。崔若伯为克斯滕的回忆录写了一篇序文，他说希姆莱的男按摩师为他解除身体上的痛苦，“不仅操控他的肠胃，也操控他的意识，让这位在新秩序中可怕、无人情味、没有人性，但又天真、神秘、轻信的专横人物，向他忏悔自白。”

克斯滕的日记中，第一次重要的对话是在1942年12月12日。“这是我治疗希姆莱以来最刺激的一天，”克斯滕说：“他非常紧张不安；我了解他有心事，便问他是什么事。他反问我：‘你能够治疗严重头痛、头晕目眩和失眠的人吗？’”克斯滕回答说可以，但是他必须先检查患者，知道症候的原因。希姆莱说，除非他先发誓绝不告诉任何人，否则无法透露此人是谁，于是克斯滕郑重其事发了誓。

希姆莱从保险箱里拿出一个黑色公文夹，里面有蓝色手稿。“你看了就知道，这是元首疾病的秘密文件。”这26页的报告引用1918年10月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住院的病历，当时他因为英国毒气暂时眼盲而接受治疗。报告指出在帕泽瓦尔克有某种症状和梅毒有关，1937年又有更多的症候出现（莫雷尔治疗希特勒整整一年），证明梅毒继续蹂躏希特勒。在1942年初，这些症候显示“毫无疑问地”希特勒有进行性瘫痪。“除了瞳孔固定和口齿不清之外，梅毒的每个症状都曾出现。”

克斯滕告诉希姆莱，他无法治疗心理疾病，并且询问希特勒目前治疗的情形。希姆莱回答说，莫雷尔医生为他注射，检查疾病的进展，让他有能力工作。当然，那时候认为进行性瘫痪无药可治。

希姆莱向克斯滕求助：“这不是普通的病人，而是德国的元首，帝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间，只有在元首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他才拥有这个力量；他不能舍弃我们。”希姆莱继续说：“我们必须尝试各种疗法让他继续活下去，我不相信元首的心智就这样结束，他曾经有如此伟大的勋业……我一想到元首对我们的贡献，简直无法相信竟然没有办法挽救元首免于梅毒的蹂躏。现在来了个莫雷尔，宣称可以救治元首。我没什么好反对的，因为他为元首注射，元首的思想马上就恢复成以前惊人的睿智理性。”希姆莱认为希特勒应该到心理医院接受彻底的检查，但是希特勒从来没有答应，况且如何能够保守秘密？如果外国的情报人员听到风声，敌方用无线电广播警告德国人民，可以想象其结果将是兵败如山倒。第一要务就是要赢得战争。希姆莱再次强调要保守秘密，并将文件放回保险箱。他探询道：“现在告诉我，你会怎么办，克斯滕？”

下个星期（1942年12月19日），克斯滕记录他与希姆莱关于希特勒梅毒的第二次交谈。希姆莱问克斯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希特勒，克斯滕建议采用瓦格纳·尧雷格疟疾疗法──这个治疗后期梅毒方法的开山祖曾经因此赢得诺贝尔奖──又说希特勒应该避免太操劳。克斯滕解释说，这疾病可能使希特勒的判断力变差、身体机能衰退、产生幻觉以及夸大狂。生理上可能会“头痛、失眠、肌肉无力、双手颤抖、口齿不清、四肢抽搐和瘫痪”。克斯滕说，这疾病真是对德国人民最大的威胁。一道命令可能影响数百万人的命运，是在神志清明的时候，还是受到疾病影响的时候下达，希姆莱如何分辨呢？根据克斯滕回想所看的报告，希特勒于1918年在帕泽瓦尔克接受当时标准的治疗（可能是水银），那时他的症候已经消失。

克斯滕建议希姆莱采取行动，将希特勒拉下台。希姆莱说他做不到，因为没有安排好接班人，势必引起争权夺利。此外，他如何证明希特勒的症候不是因为过度操劳造成的？这次谈话就在希姆莱闷闷不乐的沉思中结束，他会仔细观察，在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

1943年2月4日，负责SS卫队禁卫军总部的柏格将军问克斯滕关于国外谣传希特勒有梅毒和进行性瘫痪之事。克斯滕承认好像听过这种传闻。柏格认为希特勒受到毒气伤害，可能引发先天性梅毒。克斯滕说，最好不要讨论此事，这是很危险的话题。柏格赞同说：“我们会闭上嘴，好像从来不知道这回事。”

克斯滕再一次不顾保密的承诺，问希姆莱的私人秘书鲁道夫·勃兰特，他知不知道秘密档案。鲁道夫“吓得脸色发白。‘天啊!’他说：‘你不知道你有多危险。你是外国人，知道我们国家最重大的机密!’”

鲁道夫猜测，只有马丁·伯曼知道，可能赫尔曼·戈林也知道。克斯滕问他是谁写的报告，鲁道夫说他不能讲，但他透露：是“非常负责的人，他的忠贞不容怀疑”，他觉得有责任告知希姆莱。这个人最近与他在战场上的总部有过长谈。克斯滕也问希姆莱知道此事多久，鲁道夫说，他一直知道有此传言，但是拒绝承认，直到这份报告出现。现在他不再怀疑此事。

大卫·欧文排除克斯滕与希姆莱的对话以及黑色档案，他说：“根据这赝造的资料，希特勒第一次出现梅毒性瘫痪是在1937年，1942年复发。在他所写的《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这本书中所做的血液检测，则是完全否定这一点。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说：“从来没有克斯滕所说的‘黑色档案’，也没有进行性瘫痪。”但是，我们稍后将讨论到，血液检测并非是决定性的。何况，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怎么可能知道希姆莱保险箱中的这大逆不道的秘密报告？欧文在《希特勒的战争》的序言中，说克斯滕杜撰事实，并且以26页病历档案为证，证明莫雷尔的日志是伪造的。如果莫雷尔的日志是秘密梅毒患者的医疗记录，克斯滕的文件在与之对照之后才能被证实。更重要的是，克斯滕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医院的治疗，以及目前的健康状况，除非他看过秘密报告，否则怎么可能知道。

如果希特勒没有得梅毒，那么希姆勒与克斯滕的对话就是无聊的虚构。不过，莫雷尔的日志被认为是梅毒进展的记录，希姆勒与克斯滕的对话其实也很合理，它显示喜好争权夺利的希姆莱正小心翼翼地注意希特勒随时可能病情恶化，试探发生意外的机会。如果希姆莱紧张地等待，纳粹核心里还有谁也在等待呢？那些流传多年，说希特勒已经发疯的传言，有多少是认为希特勒因为梅毒而精神错乱？

不管克斯滕为何出版日记，报告的签名者才更令人吃惊，他却漏而不提。天主教的神学研究者阿希姆·贝斯根后来发现签名者，他的书《沉默的命令》详细探索克斯滕出版的资料。贝斯根经克斯滕遗孀的同意，详细阅读日记原本。他摘录克斯滕与希姆莱有关黑色档案的对话，大部分和克斯滕的回忆录相符，但是加上：

“报告有勃兰特医生和莫雷尔医生的签名。”

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句子，贝斯根放在书中最后一段，它证明这两位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勃兰特和莫雷尔冒着生命危险，在斯大林格勒之役开始时，告诉大权在握的SS卫队头子，说希特勒因梅毒随时可能死亡或发疯。只有勃兰特和莫雷尔知道希特勒的详细病情，为什么克斯滕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们？他基于尊重死去的同事，不想透露是他们泄漏秘密的病情？虽然莫雷尔设法让希特勒保持正常，但是联合签名暗示勃兰特协助他，他们显然都觉得有必要警告希姆莱，控制好内部的安全，随时准备应对紧急状况。

莫雷尔与勃兰特并不亲近。莫雷尔取代勃兰特，成为希特勒健康的最高负责人。勃兰特于1934年担任希特勒的随身医生，跟着他飞去会见墨索里尼。他与莫雷尔勉强维持合作关系，直到1944年10月，希特勒将他开除，因为他抱怨莫雷尔所开的药丸含有马钱子碱。这事件的起因是吉辛注意到希特勒早餐盘中有六颗黑色药丸，而从莫雷尔的“寇斯特药丸”研究可知马钱子碱是其成分。希特勒当时黄疸病初愈，勃兰特要求莫雷尔将他纳入医疗计划中。莫雷尔记录如下：

与勃兰特交谈。他说：“如果你说你只是按照命令，你以为有人会相信你吗？你以为希姆莱会对你比其他人好？现在许多人被处以绞刑，必须非常冷静判断整件事情。如果元首出了什么差错，你能想象接下来会如何？别人不会要求哈塞尔巴赫负责，但是你要负责，而最可能的人就是我。因此，从现在开始最好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这两人告知希姆莱有关希特勒进行性瘫痪的事情，希姆莱在危机发生时是否支持勃兰特和莫雷尔，这问题就有不同的意义。1945年4月16日，希特勒逮捕勃兰特并且判处死刑，因为他为了安全将家人移出柏林到美国人地区。希特勒自杀后几天，施佩尔和勃兰特获释，但不久美国人又将他逮捕。

1944年10月，希特勒的其他医生都被解散，只剩下莫雷尔单独负责元首的健康，他也知道希姆莱监督他的工作。从1944年10月到次年5月，希姆莱命自己的医生史坦普菲格进入地下碉堡加入医疗团队。史坦普菲格是希姆莱指派的，肯定会告诉他有关梅毒的问题，希特勒也知道史坦普菲格知道。但是希特勒认为希姆莱知道吗？

战后，希特勒的“元首医生”们被俘，他们在军事情报中心的工作，就是撰写希特勒的病历，勃兰特和莫雷尔关在同一间牢房。1945年10月15日的联合审问报告中（1964年解密），“希特勒的医生认为”，勃兰特、吉辛与哈塞尔巴赫描述希特勒健康甚佳、记忆力很好、注意力集中，没有瘫痪。胃病显然一开始就很严重。哈塞尔巴赫写道，希特勒喜爱寻欢作乐。除了勃兰特，说希特勒有“精神病的人格”，其他人都说希特勒心理正常。而这个勃兰特却是先被希特勒赶走关押，后来又被盟军绞死的一个人物，这时点常常遭到人们忽略。医生们的描述相对于战争末期莫雷尔的日记和施佩尔的描述，差异很大。美国人提的问题似乎更无法想象，只要他们描述希特勒身体的各部位，如他身上有什么小伤疤、如何分他的头发，却没问病理学上较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没怀疑希特勒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也可能他们认为希特勒并没有自杀身亡，还想办法逮捕他呢。

后人认为，这些元首医生在囚禁中等待发落的时候，可能迎合美国人的需要，以编造这些假资料为乐。莫雷尔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塔妮亚·朗，说他从来没有给希特勒安非他命。他很快就获释，住在巴伐利亚，死于1948年。勃兰特于1948年6月2日在兰兹贝格监狱被执行死刑，因为他参与了希特勒安乐死的计划。

关于希姆莱的黑色档案还有两个问题。如果莫雷尔与勃兰特在文件上签名，显示希特勒正处在第三期梅毒，那么当希特勒被英国毒气弄瞎了眼，在医院接受治疗时，帕泽瓦尔克的文件有什么证据可证明他有“第二期梅毒的症候”？哪个忠贞不二的人跟希姆莱在野战总部秘密会面？第一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1918年的帕泽瓦尔克医院。

希特勒坐在水泥碉堡内，与几名同胞被英国毒气侵袭而暂时失明。一名不太严重的人带着他们逃离，像瞎子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走到布鲁塞尔的野战医院。希特勒被独自送回德国，住进帕泽瓦尔克医院。他的眼睑痉挛，眼皮肿胀无法睁开。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回想这次意外：

10月13日晚上（正确时间是1918年10月15日），在叶普斯之役前英国以毒气攻击南边前线；他们使用黄十字毒气，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当天晚上我自己也亲身体验到。在威委克南边山上，我们在10月13日晚上遭遇几个小时的连珠炮火和毒气弹，相当猛烈且持续整个晚上。午夜时，许多人昏倒，我们有些同胞就永远死了。到了早上，我也开始感到痛苦，每隔15分钟就更加痛苦。早上7点，我眼火在烧，只能蹒跚踉跄而行；带着我最后的战争报告。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眼睛变得像灼热的煤炭；黑暗逐渐包围了我。

希特勒恢复视力，但是当休战的消息传到医院时，他再次失去视力。“我的眼前再一次陷入黑暗，我摸索着蹒跚回到宿舍，躺在帆布床上，将燃烧的头埋入毯子和枕头中。”此后多年，他一再说起这个故事，在他第二次恢复视力之后，有个超自然的愿景激励他成为德国的救星。1918年11月底，希特勒从帕泽瓦尔克医院出院，回到军中。后来在叛变审判中，他说只能阅读报纸上最大的标题，很怕失去阅读书籍的能力。

鲁道夫·宾尼恩在阅读《见证人》一书时，怀疑作者犹太医生恩斯特·魏斯可能参考过真正的文件，所以才能写出这么详实的故事，并且真有一位精神病医师在P为“AH”治疗。宾尼恩最后研究发现这位医生是埃德蒙·福斯特，又发现福斯特有一段曲折漫长的戏剧性故事。

1933年，福斯特带着希特勒的记录到巴塞尔，然后去巴黎，为了安全起见他给德国移民周刊的同事副本，其中有恩斯特·魏斯。福斯特回到德国之后，被格拉夫瓦尔德的医学院解聘，然后校方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审问他十三天。此后，福斯特这位见证人知道自己已经被怀疑到巴黎的目的，因而自杀。宾尼恩访问福斯特的长子，他回想父亲就像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样，想要自己保存希特勒的“医疗秘密”。即使是福斯特的死讯，巴黎的德国新闻记者也觉得这消息太危险而没有刊载。

魏斯以小说形式透露这医疗秘密，他的小说在他自杀之后幸存下来。1963年，在遗失多年之后，它终于在德国以《见证人》出版。1977年，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发行英文版，宾尼恩在序言中指出福斯特就是叙述者。同时，魏斯和福斯特一样，于1940年6月14日在巴黎开枪自杀，这时德军已占领巴黎。托马斯·曼与诺莉诺·罗斯福已经为他取得美国移民签证和机票，但是他不知道。

在小说中，见证人被指派到P医院，在那里他治疗在战场上受到心理创伤的士兵，如紧张不安、神经过敏、歇斯底里、神经衰弱。其中有一位患者AH，身体衰弱、失明、缺乏睡眠而高度兴奋、喜欢狂热煽动，需要训导惩戒。他的眼睛因为毒气手榴弹而“像灼热的煤炭”。魏斯这里是撷取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奋斗》中的叙述。晚上他召集士兵在床前，煽动他们仇视犹太人，将德国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

见证人对自己施展催眠术，并且引导他自己有意愿去看见，然后让他能够入睡，结果奏效。“我扮演命运之神，让这失明的人恢复视力。”AH掌权之后，向千万群众施展催眠术，告诉沮丧消沉的德国人，在神奇的治疗下德国也能够恢复国威。见证人将他的病历保存起来，并且埋在沼泽里。

魏斯的叙述者怀疑AH的种族仇恨可能是因为情欲经验造成的，后来感染梅毒，认为未来要禁止与那些血液受到污染的人发生性关系：这位失明者仇恨犹太人，而这已经成为他灵魂的核心。我知道我已经永远治疗好他的失明，暂时使他不再失眠，但是无法使他一秒钟不仇恨犹太人。他可能是在维也纳生活困顿时，被某位犹太女人所害？他是自愿守贞，或是被迫的？他再也不能将自己奉献给德国血统的女人？这让他很痛苦，使他无法入眠，使他无法爱人，无法满足，也使得他拥有狂热可怕的力量？他的指甲被这刺所刺伤，因此他以狂暴的拳头反击？

一位穿着党制服的人要求与见证人说话。他要求交出有关AH的文件，见证人拒绝了，然后将文件从沼泽里拿出来，放进防火的保险箱。但是这文件在屋子里，让他很担心。他以一般邮件寄给自己，收件地址在很远的邮局，这样可以保存三个月。最后他决定将文件藏在瑞士，开车到巴塞尔，在联邦中央银行租了一个保管箱。为了救他的妻子，他被引诱回来遭到逮捕，严刑逼问十三天，差点被打死。但他还是没有放弃，他告诉自己：“不要泄露秘密给他们，要撑到底!”

见证人获准离开，与妻子重聚。他打开保管箱一看，空无一物；他白白忍受那些折磨。妻子为了让他获释，在他们朋友赫尔穆特的怂恿下，交出了文件。不过，即使盖世太保现在有AH患者的医疗记录，他们还是没有医疗秘密。

见证人描述这状况：有一天，他（赫尔穆特）开始谈起这件事情，说还有附带的证明。他为了营救我，将这文件交出去。他是将我放在保管箱的笔记文件都交给秘密警察，但是他们并不满意。最重要的部分不见了，就是有关他与女人关系的部分。在P和他交谈许久，我已经知道许多秘密。但是即使在1918年，我一个字也没有写下来。我知道详情，这是非常重大的案例。但你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个秘密我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下，只有我才看得懂。

见证人，也就是福斯特，有关AH与女人关系的医疗秘密，到底是什么？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的序言中，表达他自己探索希特勒的心理、大屠杀及恶魔本质背后的渴求，就是希望找到有福斯特秘密文件的瑞士保管箱，他说：“希特勒性生活的秘密，帕泽瓦尔克的催眠师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载下来，藏在一个保管箱中。”这个遗失的关键一环可以解释希特勒，罗森伯姆对此很痛苦，他说：“有个东西遗失了……就在地球上，我们可以想象，就在瑞士银行的保管箱里妥善保存着。这并非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只是我们无法取得。不是因为那难以忍受的恐惧，而是要探索难以理解的罪恶”──他说，这不是寻找圣杯，但却是为了解释希特勒。

另一方面，美国精神病法医学家大卫·波斯特在对纳粹元首希特勒的早年病史经过多年研究后，发现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曾经接受过催眠术治疗。大卫·波斯特认为，正是早年的催眠术治疗使希特勒果真以为自己是具有“超凡力量的人”，德国医生的本意是想治好希特勒的妄想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创造出了一个自以为是超人的魔鬼。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路易斯根据这种理论撰写的新书《创造希特勒的人》日前已在美国出版。大卫·波斯特博士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法医学家，他对希特勒早年病史的研究已有10多年的历史了。波斯特博士认为，正是一名德国精神病医生早年对希特勒的催眠术治疗无意中激发了希特勒的“政治野心”，从而无意中创造出了一个“纳粹魔鬼”。

根据多年的研究，波斯特发现，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身为德国下士的希特勒遭遇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在德国帕斯沃克镇的一家医院中接受治疗，奥地利籍的神经科医师卡尔·克罗诺医生当时正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之一，二战结束后克罗诺曾接受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向美国情报机构回忆了1918年时青年希特勒的治病史，波斯特在美国情报机构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克罗诺医生的十多页纸回忆录。克罗诺医生在回忆录中称，1918年10月，29岁的德国下士希特勒在比利时前线的一场战役中遭受了芥子气攻击，他的双目暂时失明，被带到了帕斯沃克镇的一家军事医院接受治疗。希特勒的双目在治疗中渐渐恢复了视力，但是在听到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后，希特勒又开始抱怨自己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克罗诺医生回忆称，当时医院中一个资深精神病专家埃德蒙德·福斯特尔断定，希特勒眼睛的再次失明是典型的妄想症癔病，福斯特尔医生在11月为希特勒进行了有效的催眠治疗。从那以后，有关希特勒在帕斯沃克镇医院的病历和医疗历史就成了一团迷雾，当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这名纳粹元首命令手下销毁了他在帕斯沃克镇医院的所有病历记录。而当年为他治病的精神病医师埃德蒙德·福斯特尔则以“试图向国外媒体分析元首的精神状态”的罪名被盖世太保逮捕，并在关押审讯13天后死于监狱中，一说是被害死，另一说是他死于自杀。而这个精神病医师埃德蒙德·福斯特尔，正是一个犹太人。

波斯特称，历史学家们研究的是更加全面的问题，而作为一名精神病医师，他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历史问题的。波斯特在美国《法医学》杂志上写道：“我认为有足够清楚和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在年轻时代曾接受过催眠术治疗，德国医生的本意是想治好希特勒的妄想症，然而却适得其反，创造出了一个以为自己是超人的魔鬼。”波斯特称，正是从帕斯沃克镇医院康复出来后，希特勒开始下定决心参与德国政治，并于1933年踏上了德国政坛的顶峰。 

1942年，交给希姆莱的帕泽瓦尔克报告，里面的秘密就是梅毒。见证人在巴塞尔保管箱所藏的秘密也是吗？希姆莱黑色档案中有一部分是莫雷尔和勃兰特所写的报告，是关于希特勒目前的医疗状况，其他部分则是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患有梅毒的症状。帕泽瓦尔克的病历报告副本是如何流到希姆莱的手中？如果一开始似乎不可能追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帕泽瓦尔克医院接受治疗的一位无名士兵的治疗记录，尤其是希特勒已经下令弗里克没收销毁这些资料，那么1942年希姆莱重新得到这份资料，显然有许多可能性。事实上，可能是医疗记录资料就有许多份（而且各有许多副本），如福斯特的病历记录、医院病历摘要、希特勒治愈后出院发给军方的报告。福斯特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两份副本给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其中一份给魏斯。当然，依照小说的记载，他也可能有第三份在巴塞尔的保管箱里。

盖世太保多年来夺取这些记录，问题是盖世太保中谁负责此事，希特勒的领导层有多少人是他的对手，而元首有梅毒的报告在SS卫队高层又会引起多少不安。谁能够信任呢？根据舍伦贝格的说法，秘密警察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收集希特勒所有的健康记录，海德里希于1942年被暗杀，这些资料就转交给希姆莱。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希姆莱在收到黑色档案之前就有希特勒的健康资料，那么他请勃兰特和莫雷尔撰写意见报告，就更有可能。

啤酒馆政变审判的记录，包含帕泽瓦尔克报告的副本。根据宾尼恩所说，威廉·赫格纳从政变时起就是希特勒的政敌，他从政变审判中取得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的文件，直到1933年该文件才被盖世太保夺走。戈林当时主管盖世太保，但是赫格纳的副本被夺走时，巴伐利亚的警察归希姆莱管辖。根据宾尼恩所言，福斯特拥有的病历正本由威廉·卡纳里斯（德国国防军的情报头子）与希姆莱本人保管。显然布雷多将军也有一份，他于1934年在“长刀之夜”被枪杀。简言之，希特勒的帕泽瓦尔克医疗记录有许多副本，如果最后连一份都没有传到希姆莱手上，那才真是奇怪。

回到希姆莱的报告，我们还不知道第三个神秘人物。如果希姆莱已经有希特勒的医疗记录，他可能直接找勃兰特和莫雷尔随时掌握希特勒的近况。但是克斯滕所看的报告有勃兰特和莫雷尔的签名，他还问希姆莱的秘书鲁道夫，谁是那“忠诚度没有问题的人”。当时谁会有帕泽瓦尔克文件，可以接触勃兰特和莫雷尔了解最新病情，而且负责、正直，能够将消息告诉希姆莱？

希特勒的随员中三位有希特勒过去的健康记录，他们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威廉·卡纳里斯、威廉·弗里克。海德里希已经被暗杀，他的档案都移交给希姆莱，所以先排除。根据舍伦贝格的说法，前国防军情报头子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有一份希特勒帕泽瓦尔克的记录。卡纳里斯在1942年经常与希姆莱会面，是对抗希特勒的关键人物，也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计划，他有很好的理由要希姆莱注意希特勒的危险状况。希姆莱没有怀疑卡纳里斯自己的密谋，还告诉卡纳里斯他知道有个叛变计划。1943年，德国一位重要的间谍在土耳其变节叛逃联军，此事和卡纳里斯有关，希特勒大发雷霆将卡纳里斯撤职。卡纳里斯涉及军队许多暗杀和叛变的计划，他向英国透露许多战略上的秘密。1943年3月，他飞往斯摩棱斯克协助7月20日的暗杀计划，但他在密谋前在家里被逮捕。纽伦堡大审时，发现卡纳里斯在占领俄国时曾经阻止种族灭绝屠杀。

另一个更有可能的人就是威廉·弗里克，他从1933年1月起担任希特勒的内政部长，是希姆莱高层的信使，忠诚度没有问题。弗里克一开始就跟着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中与施特赖歇夫还有其他人一起被捕，当时被控以通敌。最初是弗里克与希特勒一起任命希姆莱掌权的，希特勒三次没收健康记录：斯皮托夫的记录、赫格纳的记录以及帕泽瓦尔克文件，都跟他有关。希特勒心智逐渐失常，弗里克知道多少呢？有人说希特勒正在带领国家走向毁灭，弗里克夫人的回答是：“是的，这个人精神错乱。”这也许可以代表这个家庭的意见。

欧文在1983年出版《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一书，他提议“消灭”关于希特勒染有梅毒的神话，因为莫雷尔在1940年以“患者A”送交实验室做血液检测，其结果是阴性反应。但是欧文此说太过轻率。梅毒学的教科书警告说，不要被不正确的血液检测误导。斯托克斯写道：“患者可能经瓦色尔曼检测多年来都是阴性反应，结果还是死于梅毒。”尤其是晚期、热疗与局部治疗的病例。他引证许多研究：后期梅毒有很高的比例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有个研究和希特勒有关，特别值得注意。1920年至1921年，梅奥诊所研究梅毒病人，有56%瓦色尔曼检测是阴性的。这群患者有个共同的后期梅毒的重要症候：肠胃痛。1936年，合作临床小组发现，患者以前接受过治疗的话，只有52%会出现瓦色尔曼阳性反应。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只有在感染初期，伤口充满螺旋体的短暂时间内才会接近百分之百准确。希特勒感染已经30年后才做瓦色尔曼检测，其间有许多机会接受治疗。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原设计人质疑使用瓦色尔曼检测法来筛选实验对象，因为他们预估有25%的患者会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即使这些患者是年轻人而且大都没有接受过治疗。希士顿夫妇甚至倾向于认为希特勒是安非他命中毒，而不是第三期梅毒，也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以前感染过，而且梅毒在当时无法治愈，以前感染过就表示持续感染。

瓦色尔曼阴性反应被认为是铁证，一直被用来否定希特勒染有梅毒的其他线索：否定维也纳妓女事件，认为克斯滕与希姆莱的对话是捏造的，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从来没被诊断有梅毒，斯皮托夫或是其他人从来没有为他治疗过梅毒。

欧文又说：“从尿液分析可得知希特勒从来没有得过梅毒。”但是，尿液分析不适用于诊断梅毒。许多传记作家与医学作家因为错误的梅毒检测，没有看到希特勒在二战最后几年，因为第三期梅毒的连续摧残，无论生理或心理都已经颓败不堪。欧文很乐观地认为，他出版莫雷尔日记之后，“全世界最有名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经过就完整无缺了。”

血液检测并不是绝对的证据。即使结果是阳性反应，希特勒和莫雷尔也不可能说实话。如果他们要掩盖梅毒快速进展的事实，那么我们甚至不能相信“患者A”就真的是希特勒的血液样本。也许“患者A”与他的私人医生，正是要完美地掩饰秘密。

埃恩·科萧发现，虽然有大量的研究希特勒的著作，但只有少数是“完整的严肃学术性传记”。而这些严肃的学术传记的作者中只有艾伦·布洛克考虑到梅毒，在1953年的传记中有一段提到，摘自普希·汉夫施滕格尔的评论，但说这是传言而非第一手资料。布洛克写道：“例如，根据报告，普希一再说希特勒年轻时在维也纳感染梅毒。这可能是恶意的谣言，但不只一位医学专家暗示，希特勒后来的症候，无论是心理和生理的，可能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状，因此这个说法很值得参考。不过，除非哪天有希特勒的医学报告出现，否则这还是未定之论。”布洛克的结论是，希特勒在1943年之前很少生病，布洛克认为身心失调的可能性也不大。

布洛克所假设的希特勒医疗报告，其实曾经存在，至少是以暗语在莫雷尔的报告中写出，战争末期由一名德国军官拿去掩埋。1959年这些文件被发现，送到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处制作成微缩胶片，希士顿使用这些胶片，作为他们写作《希特勒的医学个案》的主要资料来源。四年后，欧文编辑莫雷尔的日记出版，使用了附加的莫雷尔资料──这些资料“意外地”于1981年出现在国家档案中。

希士顿是精神病学的教授，他专门研究希特勒的心理状况，认为希特勒有滥用安非他命的迹象。施佩尔为希士顿夫妇的著作所写的序言，也同意说：“我写了几百页对希特勒的长期观察，以及我做为他亲密伙伴的经验。关于他个性的改变，颇符合希士顿夫妇的研究结果。”

希士顿夫妇指出，希姆莱在1937年的纪事表中，曾暗示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梅毒：“希姆莱：‘神经性梅毒的迹象。’来自克斯滕的回忆录。”他们发现：“梅毒的症状千变万化，善于模仿其他疾病。”但是，他们基于两个理由认为没有必要深入探讨梅毒的可能性。第一，没有痴呆现象，尤其是没有丧失记忆力。“神经性梅毒不可避免会造成痴呆，这通常是第一个症候，如果不是第一个，在几个月之内也会出现。第二，梅毒会出现特殊的眼睛症状，不过勒莱因医生详细检查没有发现不正常。”但是，神经性梅毒的个性改变是逐渐发生的，完全麻痹性痴呆出现痴呆现象可能要经过许多年。问题是希特勒还没出现麻痹性痴呆或痴呆就死了。许多资料显示，希特勒神奇的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勒莱因没有发现瞳孔固定和不规则，他却发现眼睛有其他症状。

希士顿夫妇写道：“德国独裁者希特勒的肠胃、神经系统和心血管，这三个器官系统有重大疾病。从文献的叙述来看，显然他病得很严重，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些疾病的性质，或是对历史可能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疏忽是因为缺少足够的证据，他们从莫雷尔的报告以及访问过去认识希特勒的人，觉得现在累积了相当足够的证据。虽然他们认为希特勒得的不是梅毒，后来的症状是因为服用安非他命所致，但也正确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早期的感染。由于当时梅毒无药可治，早期感染意味着将继续感染。他们描述希特勒疾病的发展，所用的言语暗示患有梅毒：“从1942年中到1945年4月自杀，希特勒出现已知的迹象、症候和对行为可预期的影响，因为脑部机能疾病而出现间歇性失能。”

弗里茨·雷德利希在脚注中将传记作者的意见做个摘要，统计出只有少数的书籍与文章讨论到希特勒的病历。每个人都很快若无其事地排除梅毒。例如，安东·诺伊迈尔写道：“可以排除梅毒的可能性”；伯特·爱德华·帕克的结论是：“莫雷尔的日记中没有出现痴呆现象，血清检测又是阴性反应，这些证据足以否定希特勒患有这种疾病的可能性。”

有个人认为希特勒是患脑梅毒，他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亚历山大·金姆（Alexander Kimel），他曾在网站上张贴这个消息。金姆提出的观点是，希特勒于1908年不见踪迹，却没有留下转信的地址，殊不可解，可能是因为他感染梅毒。希特勒家在林兹，1908年2月他离家到维也纳（这一年普希感染梅毒）。在维也纳的第一个月，他穿着黑色外套，拿着一根象牙柄的拐杖。古斯特是他在林兹的朋友，也是在维也纳的室友，他与古斯特观赏歌剧，尤其是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他就看了三十几遍。然后他失踪，一句话也没有跟古斯特交代；他再次出现时，整个人已经变了。1909年圣诞节，以科萧的话来形容，他又瘦又脏，身上有虱子；他“潦倒至极”，与“社会底层的妓女、酒鬼、穷困无望的人一起鬼混”。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是目前关于希特勒心理最完整的研究。雷德利希写道：“这是可以确定的，然而（我很少用这个词），希特勒并没有全身性瘫痪，这是严重的梅毒转变疾病，病征与症状很容易诊断出来，包括心智快速退化、精神病、不合理的自大行为，独特且容易辨认的精神病症候（如瞳孔对于光线的反应不规则），严重的口齿不清，如果没有治疗的话，血清与脊髓液做梅毒检测呈现阳性反应。 ”雷德利希说得没错：“希特勒没有麻痹性痴呆，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出现梅毒的警讯阶段。”

没有绝对的证据说希特勒染有梅毒，也没有证据足以否认。然而，他的生活显然可以看出是梅毒患者发展的模式，这让我们提出一些问题，重新探索档案。如果说希特勒在1908年经由性交感染一种他认为是源自犹太人的疾病，这让他从少年时就遭人排斥，而这事不断蹂躏他的身心，那么又会对他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呢？

其实，不仅希特勒可能是一个梅毒患者，希特勒的精神偶像尼采和希特勒的政治偶像列宁，也都是货真价实的梅毒患者。据说梅毒折磨病人，并可使其病人达到狂热的状态，让他们在垂死的病痛中焕发出天才的光彩、魔鬼般的创造力。

《纽伦堡大审判》记载落在盟军监狱里的德国外交部长的表现，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对里宾特洛甫的探访不那么令人满意。谈到里芬斯塔尔的影片时，他目光闪烁，问道：‘难道你们就没有感受到元首人格的力量？’在得不到回答后，他又说：‘嗯，也许这种力量在银幕上表现不出来。’接着里宾特洛甫眼睛中又神采奕奕，用差不多是颤抖着的声音说：‘虽然我现在在这里坐牢受审，生死未卜，但是，假如希特勒走进这间屋子，并下达什么命令，我会不顾任何后果立刻去执行。’”这就是“天才的光采”、“魔鬼般的创造力”。

2005年6月份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了这一可能的诊断：研究显示同志在领导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被感染了这一性病。在红色政权建立不久，梅毒就开始在他的健康中占了上风，并终于在1924年要了他的命。这些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 

53岁死掉的列宁是在与一系列古怪病症的作战后死去的，其死因有不同说法，包括脑瘀血、中风、梅毒、精疲力尽或脑动脉硬化等。梅毒诊断的困难在于其症状与其它疾病有共同之处，首先以一疼痛溃疡出现, 然后传播到身体各部, 包括大脑，发烧、发疹随后而来。此后，梅毒会不定期地袭击病人，症状可能非常严厉，包括头疼、胃痛、肌肉或关节痛。到十几年后的晚期, 病人可能体验情绪波动、突发创造性、消沉和痴呆，心血管损伤可能导致麻痹、动脉瘤或中风。直到青霉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 梅毒一直是不治之症。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所作的大量文件，被认为是“与梅毒引起的突发创造性相吻合”的表现。列宁的病症极像梅毒症状：在去世前几个月，他被偶尔的抽风、剧烈头疼、恶心、失眠和局部麻痹折磨。他曾接受过梅毒专用药──洒尔佛散（Salvarsan）的治疗。

这些以色列研究人员5年的研究充分说明，个人的腐败足可败坏历史的进程。1924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列宁与世长辞，年仅53岁。如果列宁没有梅毒，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就不会有斯大林暴政。

列宁所患的梅毒导致了他晚年的脑损伤和临终前两年的痴呆症状。Eliezer Witztum博士说，“我仔细阅读了列宁在最后三年病情逐渐恶化的所有相关材料，其中描述的病症与官方公布的动脉硬化根本不符合。”对于梅毒的诊断，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时经常被误诊为其它带有脑紊乱现象的病症，但是记录显示，当时前苏联医生给列宁用了阿斯凡纳名，这种含有砒霜的药物只用来治疗梅毒，这说明，医生们很清楚列宁的病情。“我的同事Vladimir Lerner曾经是莫斯科Ben-Gurion大学的教授，当时他与列宁首席医师的儿子共事，他的儿子向Lerner确证，许多尸解记录均表明，列宁确信无疑死于梅毒。”

列宁的遗体仍然陈列在莫斯科供人瞻仰，他的脑组织可以提供最后的证据，但是俄国政府或许永远也不允许独立研究人员进行组织标本的检验。“他们不会让任何人这样做，假如我说乔治·华盛顿死于梅毒，美国政府会让我们对他的脑组织进行DNA检测吗？”列宁1924年去世，享年53岁。三位以色列医师为他做身后诊断，推定他死于神经梅毒，使用资料包括1991年苏联崩解后开放的相关文件、验尸报告，治疗过列宁但被要求具结永远缄默的医师回忆。克里姆林宫维持至今的列宁死因是脑血管硬化，但治过列宁以及验尸在场总共27名医师里，只有八人在最后验尸报告上签字，其中一人后来对儿子透露，验尸报告有八个版本，所载死因各个不同，其中一个是梅毒。

 三位以色列专家抽丝剥茧，梅毒的决定性证据有四。而列宁死前的精神性格状态与梅毒损害大脑的过程吻合，则是有力佐证。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逐渐不耐噪音，脾气日渐暴躁，有时尽失自制，对事物过度敏感，连音乐或小提琴的声音都不能忍受，这就是梅毒侵害神经系统的初症。 

新的研究表明，希特勒的先行者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比希特勒还要过分：伟大的革命导师竟然是死于一名巴黎妓女传染给他的梅毒，而希特勒尽管声名狼藉，毕竟是自杀身死，而不是梅毒逝世的。

海伦·拉巴波特是备受尊敬的俄国历史专家，是包括作家协会及剑桥作家社团在内的许多组织的成员，她说书籍，论文及杂志对列宁晚年的描述表明，列宁患有性传播疾病，并最终要了他的命。她说列宁的许多病症均表明他得了梅毒，许多苏联高层人士也这样认为，但苏联官方禁止他们公开谈论并以死威胁，因为公开此事会让苏联共产党尴尬。所以官方文件仅仅记录说：列宁死于1918年三次中风及一次暗杀未遂导致的健康状况恶化。

拉巴波特观点的主要论据是著名科学家伊万·巴甫洛夫的写的一份报告，巴甫洛夫因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而闻名，他称“革命的成功是由一个脑子患有梅毒的疯子取得的”。然而，苏联禁止公开批评列宁，以身试法者经常被杀害，巴甫洛夫之所以能免于被害是因为列宁赐予他豁免权，以利用巴甫洛夫在世界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领袖，共产主义的先锋，领导了1917年十月革命，这是俄国革命的一部分。他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苏联，成为苏联第一位政府领袖，并仍是20世纪最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死于1924年一月，享年53岁。最后两年他三次中风，最后已瘫痪在床，失去语言能力。苏联将列宁的死归于三次中风，着力掩盖列宁晚期古怪，狂躁的行为及发怒还有早逝的原因。

拉巴波特说，证据表明列宁可能1902年在巴黎从一个妓女身上感染了梅毒。她将这一观点写在了新书《反叛者：流放中的列宁》中。她说：“在许多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及科学家中，列宁死于梅毒是未公开的事实。但苏联迫使他们签订数十年的保持缄默协定。”“但在所有的证据中，巴甫洛夫教授的断言最有说服力。”拉巴波特说巴甫洛夫教授的证据是1928年，巴甫洛夫与一名医生米凯尔·泽诺乌在巴黎的讨论会上，这次讨论会有文献记载。文献保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她说：“巴甫洛夫知道，列宁死后的1924年，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被召来会诊列宁的大脑，他们均认为列宁死于梅毒，这已是他们内部公开的秘密，当然，没人公开此事，苏联官方也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文献记载。”

列宁并非第一位死于梅毒的领导人，其他有文献记载的患有梅毒的领导人包括亨利三世，伊凡雷帝，阿道夫·希特勒及拿破仑·波拿巴。来自美洲的梅毒培养了这么多的暴君，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欧洲的病毒几乎灭绝了美洲的印第安人。

梅毒使得希特勒深受眩晕症和胃肠胀气之苦，胃痛和胸腔痛不时发生，颈部常年有疖子，手足患有麻痹性震颤，因此他每日要服用60多粒各种药丸。不过，梅毒也使希特勒做了一些好事，他久病成医，他关心起臣民的健康了。

希特勒曾采取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超前意识的措施。他亲自提议建立了全国癌症病人注册治疗制度，这是此类病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如此重视，而当时在其他国家，癌症远远未被认识到是一种日益严重的与工业化有关的绝症危害。希特勒通过立法规定，农药中凡是含有砷这种致癌物质的一律禁止生产使用。吸烟能导致肺癌，希特勒又提出在公共场所禁烟，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以政府名义干预此事。

希特勒的革新观念还体现在饮食科学上，他主张食品要少糖、低脂，少吃肉类和罐头。他又通过立法规定，大德意志帝国的主食也即面包，在制作时必须加大全麦面粉的比例，增加人们对纤维素的摄取量，总之就是反对吃得过精过细。希特勒基本上是个以蔬菜为主的素食者，所以其忠实走卒希姆莱不光效仿，还更进一步开发私家菜园，只吃纯天然食品。到了1941年时，德国已在所有学校中宣传吸烟的害处，并且在60个城市全面实现了公共场所禁烟。一年之后，也即希特勒发动的这场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希特勒居然还有空关怀海洋鲸类的生存问题。他曾就此说道：“鲸脂消费的增加势必使得鲸类的数量降低，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挽救。”当时，到哪儿还能找到这么一位关心地球生态环境的友善人士呢？

这么一位“思想超前”的绿色人物，还倡导了一场防范核辐射污染的运动。另外，希特勒在杰纳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尼古丁危害的科研院所，并动用国家经费和设施，首创基因遗传学的起步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先驱。许多年里，一些国家还对其大力挞伐，称其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唯心论命题”，并将其列为研究的禁区。而人类对核辐射污染的防范，直到20世纪末才被重视。

希特勒这个酷爱犬类和金发儿童的“爱心人士”，何以又掀起一场浩大的犹太种族灭绝运动并造成一场空前的浩劫呢？他的那些极具有前瞻性的富于人道精神的观念，怎么又会与中世纪那些残忍的行为携手而行呢？通过研究希特勒这一个案，有关人士得出的结论是：这位从1933年起就成为“德国新主人”的历史罪人，完全能够同时具有以上这些显然对立的精神特征。希特勒确实具有双重人格。

希特勒的梅毒病症在天才人物里并不罕见。据《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记载，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以下症状就很像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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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梅毒这个“伟大的模仿者”潜伏在其他疾病背后，所造成的症状又如何呢？贝多芬的病历包括：严重的肠胃痛（痛得要死的腹绞痛）、可怕的头痛（他拔掉几颗牙齿，希望能够缓和头痛）、有只手指的指甲受感染必须动手术、下颚长脓疮动手术、风湿病引起肺部严重发炎（1815年，此后他就没有完全恢复健康）、风湿病痛经常复发中有一次“可怕的风湿发作”、“胸部因为痛风引起关节炎”、黄疸病、食道和鼻子流血、眼睛痛了五个月（复发过一次）必须待在黑暗的房间戴上眼罩，以及心脏衰竭。他经常心律不整，还将此编写入音乐（钢琴奏鸣曲，作品81a，《告别》），晚年时脸抽搐。这还只是部分症状，安东·诺伊迈尔（Anton Neumayr）含蓄地写道：“贝多芬晚年很可能有忧郁症。”

梅毒中期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虹膜和眼睑内层的粘膜一再发炎。贝多芬为纪念鲁道夫大公谱成《庄严弥撒曲》（Missa solemnis），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完成的。他写给申德勒（Schindler）的信上说：“晚上我必须盖住眼睛，我应该好好照顾双眼，史麦塔纳（Smetana）写信给我，叫我不应该写这么多笔记。”诺伊迈尔发现眼睛的状况“几乎可确定是虹膜周围发炎，包括虹膜和结膜（联结眼睑和盖住眼球的细致粘膜）”。

贝多芬自诉许多症状也许只是健康不佳。不过，发高烧然后长期生病，包括风湿病、关节炎、痛风、眼睛发炎、头痛、胃痛以及其他症状，不禁令人怀疑是梅毒引起的。他到处访求名医，试过许多奇怪的疗法。他不太相信医生，说他们是“医界之驴”（至少15次）。他的信件充满悲戚之情，因为身体上受到折磨，每封信都在描述他的失望。写给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21年11月12日）的信中，他哀叹说：“高贵的朋友！不要考虑我这个不体面或自私的天才──过去一年到现在，我都在生病；夏天得到黄疸病，持续到八月底。”他对智梅斯卡吐露秘密说，明年他不会在伦敦，而是在坟墓里，他说，感谢上帝，他的角色即将演完了。

……

他跟魏吉勒说，耳聋就像鬼一样纠缠着他；想象他的生活是多么空虚和悲哀。但是他经历心境转变，快乐和沮丧轮流交替：“运用和展现我的艺术，没有什么比这更快乐……我要掌握生活，我很确定，我永远不会被击倒。──啊！生命是如此美丽，我要再活一千次。”

1801年7月1日，贝多芬写信给卡尔·阿门达（Karl Amenda）说：“告诉你，我最有价值的财产，也就是我的听觉，已经严重损毁了。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发觉有这个症状；但是我什么都没说，现在已经变得更糟。我们必须等待，看看是否听力可以恢复……我所说的请你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802年10月6日，贝多芬到维也纳郊外一个村庄，写下自杀遗书给弟弟（但是没有寄出去），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遗书”（Heil-igenstadt Testament），将他的失望归咎于失去听觉：“你们认为我是坏心肠、顽固或不愿与人来往的人，其实你们都错怪了我。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样。我从小内心和灵魂充满善良，也一直想做一番大事业。但是想到这六年来，我遭受到无望的折磨，那些无情的医生使我病情更严重，年复一年，骗我说有改善的希望，最后被迫面对持续不断的疾病（治疗需要多年，也许根本不可能治好）。虽然我天生热情主动，甚至对社会上各种活动都很有兴趣。但我很快就被迫自我退缩，孤独过活。有时候我想要忘记所有一切，但是突然警觉到我失去听觉，这让我备感哀伤……有人站在我身边，他能听到远处的笛声，但我却听不到，或是有人听到牧羊人在唱歌，而我还是听不到，这是多么羞辱的事情。这种事情几乎令我感到绝望；再绝望下去我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有我的艺术能让我活下去。啊！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世界，除非我能带走内心的一切。所以我苟延残喘活下去，对于一个敏感的身体，这样真是痛苦。我的身体可能突然之间从最好的状态变成非常差……如果我在坟墓里还能帮助你们，应该会很高兴──所以就这样吧。──我满怀喜悦奔向死亡。”

四天后，他写了一封遗书，痛苦地告别家人，放弃治疗的希望，期盼纯粹喜悦的一天；他的内心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喜悦。

……

贝多芬晚年，经常有人看到他在维也纳大街上疯狂跺脚，头发飞扬，边走边哭，或是哼着走调的曲子，似乎在与生命搏斗。他走路时大声怒吼，像是在赶牛。街上小孩爱作弄他，有一次被警察逮捕，因为他窥视别人的家，看起来像流浪汉。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外表，朋友晚上潜入他的房间，将干净的衣服放在床边，他似乎都没发觉。

贝多芬可能精神失常了，传言四处散布。德国一位作曲家告诉歌德，说贝多芬精神错乱。夏洛特·布伦斯维克（Charlotte Brunsvik）写道：“昨天获悉贝多芬已经发疯。”[33]他经常发脾气。李斯特（Franz Liszt）也发现他的不平衡，因而写道：“我公开表示佩服和喜爱的作品，大多是属于……今天所谓的贝多芬‘晚期风格’（不久之前，有人解释说，这种风格是因为贝多芬耳聋和精神失常造成的，这样说太不尊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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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贝多芬，荷兰画家梵·高也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在我看来，梵·高绘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画的都是“地狱景色”，因为这位地狱画家被梅毒逼上了绝路！

《梅毒之谜：揭开天才和狂人的秘密档案》一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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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在他的手指上滑行，飞快得有如小提琴上的弓。他充满活力，以浓艳的蓝色背景营造出神秘的效果。他画的咖啡屋色彩丰富，是个会让人发疯犯罪的地方。宗教的影像太过兴奋刺激，他想画耶稣和天使，却失败了。他开始以更大的画布作画，想到他未来在艺术的地位。西奥说他是个伟大的天才，有一天可以与贝多芬媲美。凡·高写道，必须让真正的火燃烧起来，才能达到他在绘画上的辉煌成就；不是每个人都能画出这样的色彩。只有在疯狂投入工作时，他才能感觉到生命。他的脑筋绷得紧紧的，简直快破裂，他在半小时内想一千件事情。他头脑清醒时就投入工作，逐渐变得不省人事；绘画过程像是做梦。他的病越来越严重，身体更加虚弱，但是觉得自己的艺术天赋越来越高。

雅斯贝尔斯说凡·高的最后阶段，感情激烈与狂喜交相混杂，但总是有条不紊。他无穷的活力、极其强烈的兴奋，以及几近神秘的热情，再加上他不断说害怕发疯以及活不久了，引出一个可能无法得到正确解答的问题：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疯狂作画时期，是否经历过麻痹性痴呆发作前的狂喜和痛苦阶段？由于他自杀身亡，我们永远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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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梅毒的传播事件，其本身就是“美洲的复仇”！原先主要在欧洲下层社会流行，三百年后的十九世纪，由于平民社会的到来，梅毒终于蔓延到了影响社会的人们那里，并在二十世纪通过梅毒病人尼采的哲学，塑造了两位身患梅毒绝症的政治领袖──列宁和希特勒，从而把世界拖入了革命与战争的死海。梅毒造成的惨烈杀戮，使人想到，玛雅文明可能也是毁灭于梅毒肆虐的！

……

梅毒教科书也告诉我们，在晚期梅毒造成的“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的最后神志清醒阶段，可能出现的迹象是有神秘的洞察力、以救世主自居的预言能力、浮夸的自我定义、清晰明澈的表达力和相当的无法抑制，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保持精确细致。……这些特点，在尼采、列宁、希特勒身上都是清楚不过的。这么说来，尼采最后著作的超然卓越，与他即将被麻痹性痴呆所毁灭，这两者之间并无不符更无互相冲突之处。

尼采最后的著作一再表现出紧紧控制住能量与内在爆发力的影像。自传《瞧！这个人》最后一章“为什么我是命运之神”，宣告会出现危机，全世界大火蔓延数十年，前所未有的战争，并且确定尼采这个名字将与这些都有关系：“我不是哲学家，我是具有潜在危险的人！”他的才智似乎无边无涯。

1888年12月18日，尼采写信给朋友卡尔·富克斯（Carl Fuchs）说：“从九月到现在，这几个月我所知道的事情比以前更广泛。最令人吃惊的工作，也简单得像游戏；我的健康就像天气一样，一天比一天好，感觉有无穷的才智与坚定。我无法告诉你做完多少事情──每件事情我都结束了。未来几年，这世界将会重新开始：因为旧的上帝已经退位，我将从现在开始统治世界。”圣诞节那天，他承诺在两个月内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人。他认为自己是即将爆炸的机器，托马斯·曼（Thomas Mann）形容尼采当时才智激增，就像是“被狂喜入神下了咒”。卡尔·雅斯贝尔斯描述说，这些最后的著作有一种神秘的光，一种危险的战栗。由于尼采一生所出版的书籍，在他生前只卖出几百本，他最后的宣言似乎太过浮夸。但是他对于西方文化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问，他的极端自我夸大是否另有未被证实的隐情。

弗洛伊德称赞尼采最后著作的成就时，知道麻痹性痴呆的影响。1908年10月28日，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在当天晚上开会，纪念尼采遗著《瞧！这个人》出版。弗洛伊德说（奥托·兰克记录在《会议记录》中）：“尼采患有脑梅毒。他的兴奋之情美丽地开展，不断扩展。不过，这样就太简化问题了。麻痹性痴呆是否与《瞧！这个人》的内容有关，这是相当存疑的。麻痹性痴呆曾经侵袭伟大的天才，在疾病发作前的短短时间内，完成相当不凡的成就（莫泊桑）。尼采这部作品相当令人佩服，应该视为大师杰作好好保存。”

弗洛伊德说，疾病成为尼采的宿命。（托马斯·曼更进一步指出：“他的天命就是他的天才。但是，他的天才还有另一个名字：疾病。”）弗洛伊德继续指出：“尼采内省反思所达到的程度，可说是空前绝后……最基本的因素还是必须加上去：麻痹性痴呆在尼采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麻痹性痴呆形成一种松开的过程，使得他有能力看透各种层次，并且认清最基本的直觉，达到非凡的成就。他以这种方式，将脑梅毒的特性转变成为科学服务。”阿德勒（Alfred Adler）也同意：麻痹性痴呆的人可能有非凡的成就。

尼采在精神病院可以认出他母亲弗兰齐斯卡（Franziska），她与奥弗贝克安排尼采从维勒的诊所转到耶拿大学的心理诊所，以便就近照顾。诊所的主管施图茨医生（Dr. Stutz）的结论是“资料显示进行性麻痹是正确的诊断。几乎没有可疑之处。”最初的检验是由住院主治医师齐恩医生（Dr. Ziehen）执行。在耶拿大学进行的检验发现其生殖器有个疤，可能是以前梅毒下疳所留下的。斯托克斯说，下疳消退“大多只在表面上留下很小的疤痕”。尼采的这个疤痕也可能是另一种性病软性下疳造成的。尼采心烦意乱时字迹会颤抖，说话时不断用手势表达以及做出奇怪表情。前五个月，他仍然很激动，经常没有条理──用粪便弄脏自己、喝自己的尿、尖叫，其他时候看起来非常正常。他接受水银药剂治疗。根据当时的观念，家人只会更刺激脑梅毒患者，因此尼采的母亲有六个月不能探望他，就像克拉拉·舒曼不能到精神病院探望罗伯特·舒曼一样。

……

尼采和后来的极权主义运动的联系，除了梅毒病菌就是他的妹妹──没有一位档案保管员，像尼采的妹妹伊莉莎白那样做了那么多评论。她是崇拜哥哥的小妹妹，从小就开始搜集尼采的手稿，将哥哥最早的文献资料都收藏在柜子里。这份收藏后来发展成为“魏玛档案馆”（Weimar Archive），这是伊莉莎白所建的一栋可爱房子，存放她哥哥的文件，也安置了她哥哥；尼采在这房子的楼上度过他最后精神错乱的日子。伊莉莎白筹钱，谈出版合约，并且管理一群员工将尼采的作品分类（希特勒掌权后，这些人大都成为纳粹党徒）。她从1892年开始出版尼采所有的作品，还有81篇文章和3本传记。她以女文学家和尼采遗产监护人，在欧洲甚有名气，跟科西马·瓦格纳（Cosima Wagner）不相上下，后者监管丈夫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伊莉莎白曾经被提名三次角逐诺贝尔奖。

但是奥弗贝克警告说，伊莉莎白是个不一样的妹妹，颇具危险性。奥弗贝克的评论直到今天还是没错。为什么学者一致批评和非难伊莉莎白？她是虔诚的路德教派，反闪族的激进分子，崇拜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者，因此不适合代表一个“反反闪族”和“反爱国主义”的人。尼采曾经写过上帝的讣闻，尼采的著述都是要推翻她所虔诚相信的事物。尼采一直不想让母亲和妹妹知道，他与家乡的基督宗教美德已经有多大差距，最后还是让她们知道了。多年来，伊莉莎白为了避免她与哥哥的道德观产生可怕的矛盾，每个步骤都扭曲真相，以配合她自己的希望。

诺贝尔委员会如果颁奖给她，将造成一大遗憾，因为她以自己的喜好编辑尼采著作，以自己的意思窜改书信，甚至毫不掩饰她窜改的痕迹。传记作家现在礼貌上称她是不可靠的见证人，有些人就不客气地说她是强制性病态的说谎家、非常令人受不了、偏执固执以及故意刁难作对。她汇整编辑尼采的著作，尤其是《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包括从他笔记里抽出的段落，这些段落可能尼采根本不想出版。尼采在瑞士西尔斯玛丽亚（Sils Maria）所住的房间里，被他扔到垃圾桶的只字词组，也都被捡起来任意编排出版。伊莉莎白“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将档案交给希特勒使用。

1932年2月，伊莉莎白在魏玛的国家剧院第一次与希特勒会面。当时正上演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后来他也捐款给尼采魏玛档案馆）与别人合写的有关拿破仑的戏剧，这次会面部分是伊莉莎白策划的。希特勒在大批军警护卫下来到魏玛，听说尼采的妹妹也在戏院里，便捧着一大把玫瑰到她的包厢。她本来对他很冷淡，因为她认为希特勒参选总统应该会输给兴登堡（果然如此）。但是，一年后希特勒掌权，她就开始赞美希特勒：“我们陶醉在热情之中，因为我们政府的领导者是一位神奇杰出的人物，那就是我们伟大的希特勒总理。”她回忆说，希特勒迷人的眼睛似乎可以把人看穿。其实那不过是由于希特勒眼睛有病。她过世时，希特勒在她的棺木上放置一顶桂冠，以回报她的讴歌。

伊莉莎白编造出来的尼采传奇故事，当然不会提到梅毒。但若非她要刻意隐瞒，尼采的病也许不会公诸于世，说起来还真是讽刺。她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让莱比锡著名的神经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默比乌斯取得尼采在巴塞尔和耶拿的病历。如果伊莉莎白想借着默比乌斯塑造出众人对于尼采生病的同情，那么她被骗了。1902年，默比乌斯出版《病理学的尼采》（On the Pathological in Nietzsche），虽以影射方式而非直言不讳，但是不仅泄漏诊断结果，更糟的是还暗示，心理不稳定现象早在1881年就出现，而且“激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的灵感：

当一个人变得跟水沟一样低下时，他就准备跟所有提倡民主思想的庸俗人物一起拥护“水沟平等”的目标。──尼采对民主平等嗤之以鼻，但也曾因为受到萝·莎乐美（尼采心仪却被拒绝结婚的女人，犹太人，女权主义者，支持民主平等）的影响，险些站错立场，为此惊讶并且自责，重拾立场表现得“绝不动摇”。

在1870年回到巴塞尔后，尼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奥托·冯·俾斯麦执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授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他认识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两人从此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了默默无名的俄国哲学家Afrikan Spir以及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尼采还经常前往聆听布克哈特的授课，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尼采也一直与在莱比锡认识的理察·瓦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保持联系，尼采相当崇拜瓦格纳夫妻，经常前往瓦格纳在琉森州的住所拜访。瓦格纳夫妻将尼采引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还邀请他一同出席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开幕演奏。在1870年他还将《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手稿送给柯西玛作为生日礼物。

……

在这几年里尼采持续接触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响。他也与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保持书信联系，后来也认识了丹麦文学家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在1870年代以讲授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为主的布兰德斯曾邀请尼采前去一同研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尼采在回信中承诺会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他，但在他来得及实现这个承诺前自己便已经被病魔缠身了。在1888年初，布兰德斯于哥本哈根大学首次正式讲授尼采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已是他发疯前夕了。

……

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一些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一天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一幕便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匹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还曾称赞俄国的病态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但后来他却辱骂这位自己的偶像。……

尼采也是典型的“人格变态”： 1.尼采生于宗教家庭中，日后却成为举世闻名的反基督教的人。 2.尼采在只有女人的环境里养育长大，日后却成为坚决的反女性主义者。

尼采虽然不是反犹主义者，但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受到他那个时代欧洲整体文化歧视犹太人的局限。《我的妹妹和我》一书中有不少对他同时代思想家的评论，对马克思的议论尤其刻薄。比如他说：“ 如果我受到那个犹太女人（他的情人露·莎乐美）的支配， 那么我可能就会像马克思一样不断前往大英博物馆，把自己埋在枯燥的经济科学之中，搜集统计数字；而不是审视天堂，寻觅一颗舞动的星星”；说马克思是“骑着普罗阶级的驴子进耶路撒冷。” 他谈到马克思著作的语言， “他以不错的德语写作，装饰以大量的拉丁与法语引句，这两种语言他似乎并不很精通，为的是让程度低的人印象深刻，让那些本来能了解的人精神错乱，他的‘供求律’，就像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律’，两种律则都是18世纪的一种新热情──以单一的观点研究的结果 （第八章）。”

同时尼采却用了很大的篇幅述说了自己对犹太女人露·莎乐美的痴迷爱恋。他需要女人，他甚至可以没有自己，却不能没有女人。即使莎乐美杀了他，他也依然爱她。有一本露·莎乐美写的《情遇尼采》。翻过一遍，让人失望。 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与尼采交往谈话的追忆，全书的语言僵硬、乏味，充满了对尼采哲学空洞枯燥的解读。让读者如嚼生米，牙痛兼头痛。然而莎乐美是那个年代里最著名、最有魅力的知识妓女之一。 她与当时最出色的作家和思想家都有“交往”，她不仅是诗人里尔克的情人，弗洛伊德的密友、并与瓦格纳、托尔斯泰、布柏（M. Buber）、霍普特曼（G. Hauptmann）、斯特林堡（A. Strindberg）和韦德肯特等交往甚密。尼采如歌德一般渴求永恒女性的临幸，所以当莎乐美出现时，尼采就疯了。他希望这个才21岁的知识女性能成为他精神和肉体的伴侣，但遭到回绝。她需要“自由”，跟那个时代最先觉醒的“知识女性”一样，她根本不想受婚姻和异性的约束。这个只维持了5个月的“恋情”与尼采以后的精神状态有直接的关联性。压抑、敏感、易激动的尼采从此对妹妹的感情有了鸿沟，他认为是妹妹妨碍了他与异性的恋情，是妹妹的嫉妒让他多次恋爱失败。他认为在报复和爱情中， 女人比男人更野蛮。他进而联想到：爱一个人也是一种野蛮，因为它被实施时牺牲了其他的人和其他的可能性，对上帝的爱也是如此。 

而就在一年以前，尼采却在信中对妹妹说：“我可以有一个值得尊敬的、令我向往的女性。但是，最好的事情，是要回了我最喜欢的洛马（妹妹小名），妹妹对于哲学家来说，是非常幸福而适合的人。”

这位有病的“超人”曾大言宣称：在德语文学中有两位伟大的散文家，一位是海涅，另一位就是我。尼采著作中的讽刺性锋芒毕露，与海涅散文同出一辙。可惜海涅也是一位犹太人。而与海涅的滔滔雄辩不同，尼采的文体坚硬强悍，诡谲多变。

《我妹妹与我》这个“尼采佚失的最后告白”，其标题所透露的隐秘：为首的“我妹妹”，附庸的是“我”──可见“我”的一生确实是“我妹妹”的附属物！这就是德国哲学家：不依附官方就要依附妹妹。这就是梅毒所困的德意志精神。

在《权力意志》第958条里尼采宣称：“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

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这就是尼采垂死的头脑里浮现的最后三个利维坦。

在《权力意志》第982条中，尼采宣称：“我们应当在战争中学习：1、把死亡同我们为之奋斗的利益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受人敬仰；2、我们必须学会付出牺牲，把我们的事业看重到不惜人命的程度；3、我们必须执行铁面无情的纪律，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计谋。”

──这不仅是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先声，而且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泡沫。既然人只不过是一种动物，那么当然就“什么都可以做”！这种泡沫思想，在1914年造成了一次大战，1920年代造成了经济泡沫。1929年经济泡沫的破裂，1939年触发了二次大战……达尔文主义才是一种更加恶毒的尼采主义、列宁主义、纳粹主义。

它仿佛在总结现代历史说：“平民社会的最大恐怖不是民主，而是种族灭绝！”

（另起一单页）

第七章

犹太人希特勒的异化过程

从“出身于犹太血统家庭的人就是犹太人”的意义上说，希特勒可以算为犹太人，尽管他在反犹主义风起云涌的德国为了撇清这一点而格外卖力地反犹排犹并最终走上了虐犹屠犹的道路。

这并不矛盾。从希特勒在1945年3月下达的彻底毁灭德国的命令来看，“犹太人希特勒反犹、排犹、虐犹、屠犹”不仅毫不奇怪，而且很合逻辑，甚至一脉相承。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希特勒同时也是一个奥地利人和一个德意志族人。对于希特勒这样一类的“伟人”来说，他属于哪个种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可以利用哪个种族来为自己的个人目的服务，尽管他的个人目的披上了“民族”、“国家”、“阶级”、“人民”、“党”等等的迷彩服。如果情况需要，他们也同样可以背叛自己的“民族”、“国家”、“阶级”、“人民”、“党”──从人性的角度来观察：伟人比起常人，好起来更好，坏起来当然也就更坏了。

《希特勒家族：第三帝国的神秘家庭》一书，由希特勒的祖母一辈写起，一直写到希特勒家族仅存的几个后代。希特勒的父亲，阿罗伊斯·希特勒可能是近亲结合的产物，但以他的个人成长来说，可算是一个成功者。以毫无背景的平民之身成功进入公务员队伍，而且是进入了海关工作，服务四十载。阿罗伊斯的缺点是性格急躁，似乎有一定的心理疾病，贪恋女色，对妻子薄情寡义，在妻子身患肺病卧床不起时，会和家中年轻的女仆勾搭，甚至是前一任妻子刚刚下葬，尸骨未寒，这厢阿罗伊斯已经和新任妻子奉子成婚了。

希特勒本人则是个性强硬，但做事却毫无恒心，这从他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就可以看到。希特勒在美术方面有天赋，第一次报考美术学校，复试被刷了下来，推究原因可能是他练习得太少。（《希特勒家族》：“试画没有通过，画的人物太少。”）书里印了一幅希特勒的花卉画作，应该说是画得很不错的，假如放在今天，肯定能得到高考的美术加分。

假如有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或许希特勒只会是一生一无所长的平凡人。可惜，希特勒的父亲蛮横霸道，与儿子时而又冲突；母亲性格温顺，又溺爱儿子；这点与中国湖南的某人挺相像。总之，希特勒没有家教，更谈不上受到正确的家庭教导。

书里有一段话： 

 阿道夫·希特勒日后在自己的女秘书克丽斯塔·施罗德面前吹嘘：“有一次我在《卡尔·梅伊》（误译，应该是说阅读卡尔·麦的小说）中读到，不表露痛苦是一种勇气的表现，于是我就决定，在下一次挨打时要一声不吭。挨打的时刻终于又到了，父亲每打我一下，我就在心里默数一下。然后我得意洋洋地去向母亲汇报：父亲今天揍了我三十二下！”

 阿道夫·希特勒父母之间的变态关系，造就了他的变态个性，由此可见一斑。假如阿道夫·希特勒的半犹太父亲给他留下更多一些的财产，让年轻时的希特勒不至于离家出走，并因此混迹于无亲无故的异乡，世界上就会少一个失意的年轻人，也许会少一个混世大魔王。可惜历史的轨迹就是像现在这样走的。

1956年，天主教会修士弗立茨·耶青格发表了《希特勒的青年时代，幻想谎言以及事实》一书，其中说，希特勒的侄子帕特里克，那个试图敲诈叔叔的人，在1939年8月5日的《晚巴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希特勒的祖父是格拉茨的一个名叫弗肯贝格尔的犹太人。作为希特勒家族的人，他的话无疑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但由于他的话也是别人间接叙述的，所以可靠性又少了几分。后来人们查到了1939年8月5日的那份《晚巴黎》，上面确有帕特里克的文章，详述了到1938年为止他同希特勒的关系，但并没有耶青格的书中述及的那些话，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希特勒的祖母。这样，犹太血缘的谜案又一次陷入了死胡同。

但是从许多蛛丝蚂迹可以看出，希特勒这个人是非常喜欢和犹太人打交道的。

据约翰·托兰所写的《从乞丐到元首》一书的第二章“生活就是我的学校”记载，1909年年10月底，希特勒被迫在室内寻找栖身地，他睡在酒吧间里或宿于价钱便宜的低级客栈内。他还在凯撒大街一家咖啡馆里睡过，也在埃尔伯格大街一犹太慈善家开办的“热室”里宿过。一次，他在一劳工营里找到了一席之地──该地肮脏不堪，还得与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们共宿。他无法入眠，因为空气恶臭，孩子们又不断哭闹，还有醉汉打老婆。

“即使现在”，他后来写道，“一想到那些可怜的窝，那些避难所和栖身地，那些龌龊、恶臭的可怕图景，我就全身发抖。”那曾是“‘一千零一夜’里出来的令人销魂的城市”维也纳，现已摇身一变成了不幸的丛林，并成了“抱歉地说，我生活中最苦难的时期的活记忆。”他转而求助于教堂，每晨9时便在座落在他的老住所斯通帕加斯附近的修道院门口排队领汤。对流浪汉说来，这叫“拜访卡瑟”。卡瑟可能是修道院长的名字，或圣·卡瑟琳修道院的简称。

但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希特勒的朋友们无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这些暴风雨式的辩论中，从未听到过希特勒攻击犹太人。他们坚信，希特勒绝不是反犹太人的。相反，希特勒最喜欢的演员和歌手大都是犹太人，希特勒还对犹太人的“慈善事业”表示感激，因为他自己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对犹太人反抗迫害的行动也表示钦敬，并曾否认犹太资本家是高利贷者。就希特勒的朋友汉尼希记忆所及，希特勒只发表过一次“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时有人问，为什么在这个国土上，犹太人仍然是外人。希特勒的回答是，他们“种族不同”，有“不同的味道”。其实这也算不上诽谤，因为他说的可能是实情，每个民族的体味不同，饮食不同，生活习惯也不相同。

希特勒在个人生活的意义上并不反犹。他由曼纳海姆结识的知己朋友中有两位是犹太人──一个是名叫鲁宾逊的独眼锁匠，此人常帮助他；另一个是匈牙利艺术品业余贩卖者，名叫约瑟夫·纽曼，此人对希特勒衣着褴褛深表同情，曾给过他一件长大衣。希特勒对纽曼“深表敬意”，曾说过他“是个正经人”。对为他贩卖美术作品的三个犹太人，他也非常尊重，曾不只一次对汉尼希（仍是他的代理人）说过，他“宁愿与犹太人做生意，因为只有他们才愿意冒风险”。希特勒自己也在《我的奋斗》中宣称，只是在维也纳发现犹太人是“冷酷无情，寡廉鲜耻，斤斤计较的娼妓老板”时，音乐和艺术阶层均受犹太人控制时，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均受犹太人统治”时，他才死心塌地反犹的。这些说法极可能是出现于后来的反犹政治的需要里，而当时他的偏见比一般的维也纳人也不见得多多少。在当时的奥地利首都，几乎每个人都是“反犹”的。在维也纳，人们有组织地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而年轻的希特勒成了充斥大小书摊毫无价值书刊的贪婪读者。

有证据证明，希特勒经常阅读《东方天坛星》杂志。此刊由冯·利本弗尔斯创办，此人是个神秘的理论家，其理论和态度与希特勒本人有诸多相同之处。这本杂志是神学和色情的大杂烩，其编辑宗旨是“实际运用人种研究成果，用保持种族纯洁的方法，保持欧洲的优秀种族，使之不致毁灭”。利本弗尔斯喋喋不休宣扬的主题是：通过消灭黑人和混种人的办法，让雅利安人统治世界。前者被谴责成劣等人种，但《东方天坛星》却充斥着雅利安妇女屈服于这些满身是毛，像猩猩一样生物的引诱和性能力的淫猥的插图。（*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发现这种偏见后，一定会很痛苦。他会说，在反犹太主义后边，隐藏着阉割的危险，因为犹太人有割包皮的传统。）这份杂志在号称种族优越的同时又显出几分恐惧。请看其刊登的大字标题：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你就是文化创造者、支持者！

你是金发碧眼白皮吗？如果是，那危险在威胁你！

《东方天坛星》在读者中煽动对犹太人无穷力量的原始恐惧──他们控制着金钱，他们在艺术界、戏剧界的发达，他们对妇女具有的奇怪的吸引力。《东方天坛星》里刊登的金发碧眼女郎拥抱黑人的淫猥的照片，肯定令阿道夫火冒三丈！但时至今日，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尚未形成焦点──随着新想法、新项目将之推进后，他的反犹思想也就减弱了。后来，希特勒对汉夫施坦格尔太太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他对妹妹保拉说，他坚信，他之所以会“在绘画方面失败，完全是因为艺术品的买卖被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对希特勒之所云，就是说，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私事”所引起的，我们只能这样猜测：“私事”系指某个艺术品贩子或某当铺老板；艺术学院的某官员；或这些事情的某种综合体；甚至是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某件事情。他也可能对布洛克医生产生了萌芽状态的仇恨──即使在克拉拉死后一年，他曾给他寄去贺年卡，签名时还称“永远感激您的阿道夫·希特勒”。丧亲的儿子因亲人之死而埋怨医生的事是司空见惯的，何况，这又牵涉到一个犹太医生和有争议的危险的治疗方法──理由就更足了（后来，布洛克本人在谈到给克拉拉·希特勒治疗一事时，压根儿就不提使用碘酒一节）。

在维也纳这段未成熟的时期内，希特勒曾致函一友人，信中不仅透露了这种暗中惧怕给肉体上带来的影响（“一看见穿长衫大褂的，我就恶心”）而且也可看出他讨厌医生，对自己的命运百感交集：“……不外乎是一点点胃气痛，我也正设法用戒口的方法（水果和蔬菜）治疗它，因为医生反正都是笨蛋。我觉得，说我神经系统有毛病是荒谬绝伦的，因为我其它方面都非常健康。不管如何，我又拿起画笔作画了，而且其乐无穷，虽然油画艺术对我仍非常困难。

你知道──毋需夸大其词──我未能考取艺术学院去学画，这对世界是个重大损失。或许命运注定我要干别的？”（这封信──以及本书内出现的有关希特勒的信件和文件──源自维也纳的约翰·冯·穆仑·施恩豪逊医生之私藏，真伪仍有争议。他称之为“Ｈ·Ｂ·Ｂ私人档案”。）

到了1910年春，希特勒对政治和世界形势已非常关心，他已无法再完成汉尼希的订货。遭斥责后，他保证会多下点功夫，但是，只要汉尼希一离开大楼，他又在通读各报。即使他终于开始作画，某项问题的讨论又会吸引他，使他无法安心去画那些业已厌烦的画。在绝望中，为了逃离汉尼希的纠缠，在夏季一开始，他便与他的犹太朋友、匈牙利人纽曼一同出走了。他俩曾常常议论移居德国，所以便一起出发寻找他们的理想去了。但是，维也纳的奇观，尤其是那些阿道夫最喜欢的博物馆，终使他未能行成──他压根儿就未离开维也纳。

他寻欢作乐了五天，后来，6月26日，希特勒几乎身无分文，又回到了曼纳海姆。但是，这短暂的自由却也有其效果。他拼命工作，但挣来的收入仅能维持一个星期。不久，他与汉尼希拆伙。这样，他便再次独立。

《从乞丐到元首》一书的“序幕”一章里曾经记载，1918年11月间，一天早晨，一群“赤色水手”涌进他的病房，企图说服病人去参加革命。这使他相信传闻了。希特勒原就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又见水手的头人中有三名是犹太青年，他们无论谁都未上过前线，这就使他更加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

“现在，他们却在国内高举红旗。”愤怒令他休克，他不得不再次卧床。“我卧床不起，痛苦万分，却又道不出真正感觉如何。当你觉得德国行将崩毁时，一想到哭泣，我就反感。”不久，11月9日，一位威严的老牧师前来医院探望他。这位牧师证实，叛乱消息确凿。连慕尼黑也发生了革命。

……

其实上述文字是来自希特勒的自述，是他参加纳粹党以后的“回忆”，是根据自己的反犹政治的需要捏造出来的“不实之词”。

迄今为止的许多希特勒传记，都建立在这种“希特勒自述”的基础上，殊不知道，这些自述乃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政治谎言，是根据戈培尔博士“谎言重复二十遍就是真理”的讹诈术调制出来的鸡尾酒：真真假假，真假难辨。

例如据《从乞丐到元首》的第三章　“欢喜若狂”记述：

希特勒被送进一所野战医院。他的伤势（第一次）并不重，但在病房内，他患了一种惊骇症，几乎使他“惊”倒。事情是这样的：他躺在病床上，猛然听见一个德国女人──一个护士，在跟他说话。“这是两年来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不久，他便上了一列开往德国去的救护火车。“运送我们回家的火车越开近边界，每人内心便越不安。”他终于看到了第一所德国房子──“从它的高高的屋顶和漂亮的百页窗就可看出，祖国！”

他进了位于柏林西南的一所陆军医院。在经历了一段战壕生涯后，对他，医院里那洁白的病床真是巨大的改变，开始时“我们不敢往上躺”。慢慢地，他习惯了这种舒适的环境，但对某些人身上的犬儒主义却看不顺眼。一到他能起身走动时，他便获准在柏林度周末。他看到的是饥饿和“赤贫”，以及在鼓动人们争取和平的“无赖”。

两月后，他出院了。他被调至慕尼黑的一个补充营。根据《我的奋斗》，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士气为何崩溃的答案。

是犹太人！在后方密谋让德国倒台的就是他们！“几乎每个职员都是犹太人、几乎每个犹太人都是职员。这些选民中竟有这许多勇士，这不免使我大吃一惊，不得不将他们与在前线少得可怜的几名代表作一比较。”他也深信，“犹太人的金融”掌握了德国的生产。“这只蜘蛛正开始慢慢地吸吮人民细胞中的鲜血。”在前线，他的同志们从未听他这样说过。表面上，他也并不比别人反犹。有时，他也会说上一二句不痛不痒的话，诸如“假若所有犹太人都不比斯坦（电话接线员）聪明，那就不会有麻烦。”每当谈起维也纳和犹太人无所不至的影响，据维斯登基希纳的回忆，希特勒并不带什么“恶意”。事实上，施密特从未听他谈论这一话题；魏德曼中尉也未听说过（说真的，我不相信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是那时产生的）。

希特勒讨厌慕尼黑了。他觉得，补充营的气氛实在可憎。

在比利时中毒的当天，阿道夫·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恐惧和仇恨究竟有多大、多深，这是无法了解的。然而，在此后一年，希特勒声称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他生活中公开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时期中，希特勒不过是成千上万的、对犹太人和赤色分子产生恐惧的“爱国者”之一，在他们眼里，犹太人与赤色分子几乎成了同一体。不过根据现在最新的研究指出，其实希特勒自己也曾经是一个赤色分子。希特勒的合作者，如戈培尔、罗森堡，也都是赤色分子。希特勒本人就曾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鼓动的起义里，是一个伪装的民族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气后遗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乘伤员列车东行时──那是10月6日──巴登的亲王梅克斯，即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份照会。照会要求，除非废除德皇威廉，否则美国不予签订停战协定。这便加速了德国军方的瓦解。两周后，正当舰队受命出海时，叛乱公开爆发了。六艘战舰抗议。在基尔，叛乱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军火库和短武器橱柜，并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在某兵营，有个伙夫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在港的舰只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抓军官，扯掉他们的肩章，将他们送进监狱。 

11月7日，慕尼黑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库尔特·埃斯纳领导的。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大黑帽，帽子虽大，却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弹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他已在狱中蹲了九个月。时至黄昏，包括许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业已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要冲，身在惠特尔巴赫宫的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出逃。在市南，车子跑出了路旁，翻进一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结局。

慕尼黑也处在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次革命是在布达佩斯一次政变的鼓舞下发生的。3月22日，有消息传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阵线，以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已夺取了匈牙利的政权，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贝拉·昆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贝拉·昆本人是犹太人，在三十二名委员中，有二十五名也是犹太人。因此，伦敦的《泰晤士报》便将这个政权称为“犹太黑手党”。贝拉·昆的胜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胆子壮起来了。4月4日傍晚，委员会的代表们踏着厚达二十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见的大雪），艰难地行走在街道上。

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希特勒战前住所仅两座房子开外的罗文布劳大厦──在这里，人们大声宣读决议：“消灭党派，团结全无产阶级，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关系。这样，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们全面实行社会化。”

实际上，由于革命这个传染病，希特勒正处在酝酿和混乱的状态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对他所投奔的国家之命运表示关切，因为那种关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利可图。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传种族主义的小册子──或许是埃卡特编写的。这立刻使他想其他在维也纳读过的类似小册子。“这样，我不自觉地发现，我自己的发展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头之所见所闻，使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活跃起来了。犹太人处处都在掌权：先是埃斯纳，继而是像托勒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末了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罗莎·卢森堡；在布达佩斯是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阴谋的，现正被变为现实。

……

冯·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讲师，为这一运动加油打气。弗德尔是为“打破利息奴役”而组织的“战斗联盟”的创始人，以工程师为职业，实则是个经济学家。他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述证券交易所和借贷资本的投机性和经济性质。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具有刺激性的启示。“在听完弗德尔的第一课后，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最主要的基础之一的方法。在弗德尔要求结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首次真正了解了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终生为之努力的著作的内容。”他终于读懂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于是希特勒成了伟人。伟人就是那种要把国家和民族都毁了，来促进自己伟大目标的人。

希特勒在投身政治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也是梅耳上尉一道命令的成果。教育部门有个学员来信询问，关于犹太威胁问题，是否有资料可提供；希特勒被命令对此作出回答。在斯特纳卡布劳会议后四天，希特勒拿出了一份冗长的答案。答案披露了希特勒在解决犹太问题上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展。它通篇都是对犹太人的攻击之词──这是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它钻进民主，吸吮着群众的良知；它在人民尊严面前爬过，但只懂得金钱的尊严……它活动的结果，是人人染上种族的肺痨。”他的结论是，反犹的纲领必须以它是外国种族为由，从法律上剥夺犹太人的某些特权着手。“但是，毫无疑问，最终的目标是要坚定不移地将犹太人Ent Eernung”，这词可译为“铲除”、意味着从德国驱逐出去，但更有可能是“斩断”，就是说，把犹太民族除掉。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希特勒竟然不惜向自己的亲族下毒手，这并不奇怪，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中间并不少见。

这是已知的希特勒的第一份政治文件，而他也第一次成功地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变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政治纲领。

《从乞丐到元首》第四章“一个政党的诞生”记载：

希特勒选择的住房离《慕尼黑观察家报》只有一箭之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已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大都由这家报纸反映出来。例如，不久前，这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标题是《给犹太人一点颜色瞧瞧！》作者认为不管措施如何残酷，都应把犹太人从德国全部清除出去。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国逃亡者之手，希特勒从中获得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越来越危险的情况。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却是犹太人及和平条约，其次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于德国共产党人之献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钦敬，恨不得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起题为《日耳曼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荐过他称之为“日耳曼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次，在演讲时（希特勒坐在他身旁），他对参加党内会议的人说，德国的共产党人是有理想的，他们不自觉地在为拯救德国而斗争。

俄国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对这一妥协。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谈话中，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之说，对希特勒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些来自东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说服人的要算是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即那位来自埃斯托尼亚的青年建筑师兼画家。首次相见时，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说他令我倾倒，那我是在撒谎”，罗森堡回忆说。只是在听了他的公开演说后，他才对希特勒入了迷。“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是如何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进行这一斗争的。在听他讲演十五分钟后，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尔后的几个月里，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刊物上的相继出现，两人便互相亲近，彼此倾慕。给希特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罗森堡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外乎是犹太人征服世界之庞大的全球战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后的“证据”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霍夫布劳斯大会后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复国长者之议定书》。这份议定书被认为是“复国长者”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旨在阴谋征服世界的二十四次秘密会议的书面报告（*这份“议定书”是在反犹主义的温床法国草拟的，草拟人是沙皇的奸细，几年后即在十九世纪末发表于俄国。在德国首次发表的时间是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一年，发表在一俄国移民杂志上，未产生重大影响。它原是业余的伪造文件，却被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捧为福音。在俄国皇室被屠杀后。在埃卡特林堡沙皇之住地发现了一份《议定书》、一本《圣经》和一本《战争与和平》）。《议定书》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存在偏见和恐惧之佐证，也是他与罗森堡的关系之转折点。此后，希特勒便将罗森堡关于警惕布尔什维主义之说牢记在心，而迄今为止仍属枝节的共产主义问题，也逐渐在党的信条中加重了份量。

接受《议定书》的也绝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5月，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一起长文，该文声称，此《议定书》系犹太人为犹太人而写的真实文件，应认真对待。反犹主义原系主张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首先鼓吹的；《议定书》不仅在全欧各国流传，而且流入并发表在南北美洲，这就加剧了心怀恶意的反犹主义。几世纪来，天主教徒们所受的教育是，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第一个新教徒马丁·路德也攻击说，犹太人不仅把上帝变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灾难。”总之，犹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敌，必须用断然措施予以对付。

希特勒对犹太人之仇恨，主要来自他自己在战争的末期以及尔后的革命时期所作的“观察”和政治需要。一点也没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此时的房东埃尔兰格也是个犹太人，而他对希特勒也有愉快的回忆：“我常在楼梯和门口碰到他──他总在往本子里写什么……他从未使我感到，他将我另眼相看。”而他从罗森堡、图里会、或从戈比诺，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支持了他的政治观点而已。从这些人那里，他不过是取自己之所需罢了。或许，给他影响更深的还是那些小册子和满嘴放毒的低级右派报刊。自早年的维也纳时期以来，他对这些文章就生吞活剥。这些“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1920年8月13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为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一开头他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将你们从犹太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如何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没有什么独创和韵律，宣传效果却非常显著。他的反犹思想原是出自他个人的东西，并非是历史使然，但他却有将历史事实与眼下发生的事件巧妙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煽动仇恨情绪的天才。他的话常被表示赞同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听众十几次为他热烈鼓掌。当他把犹太人视作游牧民族，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时，听众的反应尤其狂热。与其精心策划的谴责相比，希特勒早年对犹太人的攻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首次公开攻击说，犹太阴谋具有国际性，他们所主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国际团结，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气的阴谋。先前，他称犹太人为卑鄙、不道德和寄生虫；今天呢，犹太人成了破坏者、强盗和企图“破坏所有民族”的害人虫。希特勒号召全面顽强奋战。东西方的犹太人，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贫是富，统统都一样，毫无区别，因为这是反对犹太种族的战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战斗口号应该是“全世界反犹的人们联合起来！”“欧洲人民求解放！”总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彻底解决”。这点他虽提得模糊，但很彻底：“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中间清除出去！”在反犹道路上，希特勒早已迈出了一大步。当年早些时候，《慕尼黑邮报》对希特勒摹仿并嘲笑犹太人一事觉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个喜剧演员，他的演说像杂耍。”而这次的演说使这家报纸清醒一些了，它承认了希特勒在讲坛上的魔力。“你们必须相信，如果说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动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远不止是个捣乱者，也不只是对种族主义者发出号召。对他采取积极行动的反犹号召感兴趣的，还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国为其最终目标的人们──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中年市民们。早在1913年，这些人对“泛德团”总裁汉利希·克拉斯所讲的一席话就深信不疑。“犹太民族是一切危险之源。犹太人与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声言，会有人起来领导他们反犹的。“我们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会来的。要坚持，好好工作，团结起来！”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讲演提纲表明，他是何等恐惧犹太人。“嗜血成性的犹太人！斩断人民的精神领导。俄国的停尸场。”“犹太人作为独裁者与今日之德国。民主与独裁之战斗──不，是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之战。这有谁明白？”“通过股票市场和投机产生的和平（通货膨胀）时期之饥饿？对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谁得利？犹太人……为大规模疯狂所作的灭绝种族之准备──可由大规模之需要──饥饿──加以证明。饥饿历来就是武器。饥饿为犹太人服务。”“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犹太──之独裁投降。”从这些引语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惧与仇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与此同时，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9月，他对听众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此外，他还考虑了与外国结盟问题。不久他宣称：“对我们说来，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处。”还有，他首次公开攻击了犹太人的国际主义──这也许是受罗森堡和《议定书》的启发的结果。他把犹太人与国际主义等量齐观，选择意大利为盟国以反对法国；这些虽是初步的概念，但却也表明，他正为制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呕心沥血。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见；从一系列给人们带来创伤的红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与偏见。现在呢，他终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统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标，即自从他在维也纳的苦难岁月中挣扎时平时隐时现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却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扩大了党的基础──这个党现在已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将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吓倒胆小鬼，吸引那些愿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人们。出于同样的精神，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党旗要能与共产党鲜红的旗帜并驾齐驱。“我们所需要的旗帜要红得超过他们。”

德莱克斯勒回忆说，要超过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个来自斯坦伯格的牙医交来一面旗帜，是当地党建立时使用过的一个卐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卐字──在梵文中其意为‘包罗万象’──长期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冯·莱本弗尔斯使用过，“图里会”使用过，“自由兵团”许多单位也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但代表欧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许是永远，卐字将得到某种罪恶的涵义。

卡普起义，以及德国中部之共产政权之被消灭，使社会主义事业摇摇欲坠。埃伯特及其“社会主义多数派”，由于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利用“自由兵团”的部队去反对普尔区的工人，使他们与左翼“独立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加深了。1920年秋初，叛逆者──内部又分裂为亲共和反共两派，两派旗鼓相当──在哈勒集会五天，目的在于决定“独立社会主义党”未来之发展方向以及该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大会的发言者，最鼓舞人心的是第三国际的总裁、来自莫斯科的格利戈里·季诺维也夫。苏维埃派他前来的目的，是要把人数几乎达九十万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推向极左。在长达数小时的发言中，他讲的“是有点结结巴巴的德语，其结果却提高了他的讲话效果”。他的演讲，博得亲共分子的热烈掌声。

接着，左右两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些观察家觉得，后者的论据比较充足，但世界革命的思想却又令人兴奋，无法抗拒。会上，二百三十七票赞成加入按列宁的条件组成的第三国际。投票反对的有一百五十六人，投票后，他们集体退场。未退场者，大多数变成了共产分子。

……

在布尔格布劳酒店，希特勒对听得津津有味的听众说，在“民族主义”和“民间力量的理想”与“国际犹太主义的理想”之间，一场激烈的斗争正在全欧洲猛烈展开。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奠基者就是犹太人；控制股票交易所和工人运动的还是犹太人。说到这里，希特勒模仿舞台上的犹太人，作了一个耸肩的姿势，博得了一阵会心的掌声。其实这不是模仿，而是他天生就会的。希特勒继而宣称，犹太人是破坏者，是强盗，是剥削者。还有，布尔什维克的犹太主义正准备决战，且怀有两个伟大的目标：“使国家解除武装，使人民解除精神武装。”

据说，1922年时的希特勒，其反犹主义之深度与恶毒，在当年他与熟人约瑟夫·赫尔的一次谈话中就泄露了出来。赫尔问希特勒，如果他有对付犹太人的全权时，他将做些什么？希特勒顿时失态。“他的视线移开了我”，赫尔回忆道：“他望着空间，说话声渐渐增大。他全身抽搐，大声喊叫，好像我是一大群听众似的。‘如果有朝一日我真正掌了权，我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消灭犹太人。我一旦掌权，就会大竖特竖绞架，例如，在慕尼黑的马里安广场──只要交通允许，就尽量多竖，将犹太人一个个绞死，把他们吊到发臭，能吊多久就吊多久，只要不妨碍卫生。这群解下来后，再吊另一群，如此不断下去，直到慕尼黑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为止。其他城市也将如此效法，直到全德国的犹太人都洗涮净尽！’”

我们把希特勒的上述言论，看作“政治表白”。这种姿态属于一种“比国王更加激进的保皇派”；很像“叛徒”、“汉奸”的故作姿态，是“叛徒为了漂白自己就努力屠杀自己的同伙”、“汉奸比日本鬼子更加大声地颂扬日本”。

在如此这般地斥责犹太人达一个多小时后，希特勒才转入正题。“我们知道，今天从柏林传来的所谓《共和国保护法》，不过是压制批评、不让人讲话的手段而已。”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嘴是封不住的。他公开号召直接采用暴力。“所以，在本人结束讲话前，希望你们中的年轻人做点事情。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的党只是训练年轻人的口才，我则要训练他们使用体力。我告诉你们：凡是找不到通向人民命运的道路的青年，在使用了最后的手段后，就会真正找到。如果只研究哲学，在这样的时刻一味埋头书本，或在家中炉火旁闲坐，他就不是一个德国青年！我号召你们！加入冲锋队！”

这多么像一个推销员。反犹不是目的，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才是目的。

《从乞丐到元首》的第五章“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记载：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三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的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虐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谴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由此可见，希特勒需要表现的更加激进，因为他的“底子潮”，有见不得人的苦衷，那就是一个犹太人的祖父奸污了他的祖母，剩下了他半犹太人的爸爸，这个污点无论如何必须抹掉！如何抹掉？那就是需要不断地反犹、比任何人更加激烈地反犹！

一回到慕尼黑，他便立即投身于攻击法国占领鲁尔的运动，但他经常拐弯抹角，似乎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动员他的听众去反对犹太人。例如，在4月13日，他直接谴责他们，说他们应对鲁尔之被占领，对战争的失败以及对通货膨胀负责。他攻击说，“所谓的世界和平主义”其实是犹太人的发明；无产阶级的领袖是犹太人（“又是犹太人！”）；共济会是犹太人的工具（“还是犹太人！”）；其实，犹太人是在阴谋征服世界！所以，他喊道，“为了证实古代的预言，俄国和德国都必须被推翻！所以全世界才义愤填膺！所以每个谎言宣传机关才大肆开动，反对最后一个──德国的──理想主义者的国家！这样，赢得世界大战的是犹太！或者说，你们希望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赢得战争？”在结束讲演时，希特勒感情冲动，大声疾呼要为死于世界大战中的二百万德国人，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孤儿寡母、残废者伸张正义。“为了这数百万的人们，我们必须建立新德国！”

由于对犹太人又恨又怕，希特勒已超出了现实。他们反犹主义，虽然是用合乎逻辑的语言表达的，其实已超越了逻辑的一切界限。他把世界颠倒了：法国、英国和美国才真正是输掉了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德国，因为德国正在摆脱犹太人的控制。如果希特勒是在欺骗自己，那么，他也成功地欺骗了他的听众。希特勒巧妙地向原始的感情呼吁，而当听众离开会场时，他们记忆所及的细节已寥若晨星；他们只记得要加入希特勒的十字军，以拯救德国；法国必须被逐出鲁尔，最重要的，犹太人必须获得其归宿。

《从乞丐到元首》的第六章“啤酒馆起义”记载：

在1923年，对那些反对政变、被从家里拖出来充当人质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有些人因姓名像犹太人的姓氏（从电话号码本里找出来的），家里也受到了褐衫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开进了慕尼黑《时报》（属社会主义者），不由分说便捣毁印刷机。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年轻时，希特勒受过两次重大打击：被维也纳艺术学校拒之门外，以及母亲的去世。后来，他又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他中毒气倒卧沙场到德国投降，以及在统帅府前蒙受灾难。在蒙受最后的一次打击后，只有具有不平凡的意志的人才能东山再起，吸取自身所犯错误的教训，重新踏上注定要走的道路。在1923年的几个月里，作为反犹鼓手的希特勒，已让位给作为纳粹元首的希特勒，希特勒的初步目的达到了。

《从乞丐到元首》的第七章“在兰茨贝格狱中”记载：

在监狱生活的开头几星期里，他所作的就是面对现实，然后几乎通读了“继续革命”所需要的书籍：尼采、张伯伦、兰克、特莱斯克和马克思的著作。他泛读了俾斯麦的回忆录和许多有关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兰茨贝格是国家出钱供我受高等教育的地方”，原来这个家伙在其三十岁以前是不学无术的，只是为了从政，他才苦读。监狱当然是“没有大学教授在那里装腔作势地使人知识化”的地方。“反正，意志力量胜过知识。如果上帝只‘认识’世界，而不是‘用意志造出世界’，今天仍是混沌未开。”初入牢房时，希特勒只怪自己交了逆运；现在，通过条理化，他认识到，是命运拯救了他。据汉夫斯坦格尔称（他已回到巴伐利亚），那年1月间，列宁去逝，希特勒也重新确立了自己和德国的命运。列宁之死令希特勒狂喜，他对汉夫斯坦格尔说，历史正在重复自己。因为列宁之死象征着希特勒这个前赤色分子自己的新生，象征希特勒从一个赤色分子转变为一个褐色分子，开始了自己的“新列宁主义”──纳粹主义的斗争。

和希特勒不同，斯大林不是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开国元首”，而是一个马丁·鲍曼那样枯燥无味却擅长于办公室工作的宫廷阴谋家。在苏联，和希特勒类似的是列宁。列宁也具有希特勒式的个人魅力，纳粹主义也和列宁主义一样推行个人崇拜，不过其崇拜对象从犹太人马克思换成德国人俾斯麦：“当希特勒终于构思完长篇大论的演说时，急切的铃声便开始召唤我。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往往看到他正神经质地来回踱步。时不时地，他在俾斯麦的肖像前停下脚步，用迷惘的目光注视着那位大人物，如祈祷一般，仿佛在祈求铁血宰相赋予他治国方略的灵感。他以梦游者一样的步伐，从一件家具踱到另一件家具旁，一边调整着满满地摆放在家具上面的各种小摆设的位置，然后开始在房间里快速地走来走去，突然，他停下脚步，就像一下子中了风似的。”（《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在希特勒身边12年》）他看来的作派完全像一个演员在做戏，对于俘获绝望中的德国人心，可能相当有效；但对一个正常的社会，显然过于夸张了，太多喜剧性了。

除了俾斯麦，还有腓特烈大帝。1762年，腓特烈大帝听到俄国皇后伊丽莎白之死的消息时，也是欢天喜地的。在德国人面前，希特勒希望把自己打扮成为新的腓特烈大帝，所以他说，“一切都是金色的阳光的时刻到了。”为了获得德国人的信任，希特勒极力鼓吹：苏联将屈服，共产主义的整个结构都将崩溃。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比德国人还要热爱德国，比德国人还要德国化──这不奇怪吗？从“权力意志”的角度来看，一点都不奇怪。正如斯大林比任何俄罗斯共产党都要残暴，不残暴，他们这些外来户就无法站稳脚跟。

……

正是基于这种“外来移民”的生存需要，希特勒一从监狱出来，又开始谈论政治，不断编排反犹的长篇大论。汉夫施坦格尔认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已取得了更具体的政治味道。希特勒论证，华尔街，甚至全美国，都受犹太人的控制。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演戏，都不是希特勒真实的自我。他的真实思想只是偶尔才会流露──例如他与赫仑纳单独在琴室内呆了片刻。她坐在长沙发上。突然间，他双膝跪在地上，一头埋在她的怀里。“要是有人照顾我就好了”，他说。“喏，这样不行”，赫仑纳说。她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我永远不结婚，因为我已奉献给了国家。”她想，他的行动真像个小孩子。几乎是在十七年前的这天，他母亲去世了。“若那时有人进来，那可糟了”，赫仑纳回忆说，“会羞辱他的。他在冒险，确实是冒险。事情就这样完了，我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希特勒是一个杰出的演员。“那时候我仿佛是再生了！”戈培尔在记录1922年6 月在慕尼黑皇冠马戏场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得到的印象时惊叹道，“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他对于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案审讯时的表现更加心醉神迷。在判决以后，戈培尔写信给“元首”道：“你像一颗初升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你所表现的奇迹廓清了我们的思想，而且在一个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给了我们信仰。你高高在群众之上，充满信心，掌握未来，有着坚强的意志，要用你对所有相信新德国的人的无限热爱来解放群众。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雪亮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人从那些利欲熏心的人的脸上，从那些庸庸碌碌的议会里的好事之徒脸上，把他们的假面具撕掉──在慕尼黑法庭上，你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的最伟大的话。你所表示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这一代人苦苦在寻求领袖和任务，你所说的话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这种政治信仰是在一个崩溃的、无神的世界的绝望中产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有一天，德国也要感谢你！”希特勒的演技征服了热爱小说情节的戈培尔。

在1925—1928年间，希特勒似乎拒绝接受卢德克关于停止党内争吵的劝谏。事实上却接受了──他是要按自己的办法行事。关于医治党的创伤的决心，以及他对赫尔德总理所作的保证，很快便见了成效。2月16日，巴伐利亚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取消了对纳粹党的限制。十天后，《人民观察家报》又见诸报摊。希特勒撰写了一起题为《新的开端》的冗长的社论。他保证，此后他将按照组织和政策行事，绝不听从个人的或宗教的分歧，并号召党内各人民派别以和为贵，停止争吵。他说，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去打败共同的敌人──犹太马克思主义。

这是新阿道夫·希特勒在行动；为党的团结故，他决心采取合法行动，也愿意妥协。与此同时，他又要按自己的办法去“办党”，去发国难财。虽然他曾保证在政府的框框内行事，但却未缓和对他的“首要敌人”犹太人的斗争。

次日，2月27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勒──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会议。他讲，他定于晚8时开始讲演；但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6时警察关门时，大厅内已挤满了四千名听众，而门外还有一千人不能进场。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三名要员未来：罗姆、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

“我不愿参加这次闹剧”，那天下午罗森堡对卢德克说，“我知道希特勒要搞的那种兄弟相亲、握手言和的把戏。”罗森堡很自尊，不愿与他觉得已将他抛弃的人握手。

大厅内的慷慨激昂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啤酒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开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1924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还向着老国社党的”人们，在卐字旗帜下团结起来，粉碎他们的头号敌人：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前者是向像埃塞那样的革命者发出的呼吁，后者是向德莱克斯勒和较保守的民间追随者。

在发出振兴国家的激动人心的呼吁后（“认为有六千至七千万人口的伟大民族是毁灭不了的看法，是疯子见识。一旦失去了自恃的动力，它就要灭亡。”），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坐在前排的党的干部们。他一不要求他们忠诚和支持，二不向他们表示妥协。他命令他们，若不参加扑灭犹太人运动，就请他们出党。“若有人向我提出条件，那我就告诉他：‘朋友，等着瞧，看我会给你们提出什么条件吧！’我不会到外边去动员群众的。党员同志们，一年后你们再判断吧，如果我做得对，那很好；如果做得不对，我就把党权交回你们手中。然而，在那一时刻到来前，我将独自领导这场运动，只要我全盘负责，谁也不得向我提出条件。我无条件地为运动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

然而，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他的风格便变得强有力了。“在斗争中，总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马克思主义被废除，就是我们被废除。”他号召举行群众运动，无情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攻击。“正如人们只能用解毒剂解毒一样，这种运动只能依靠人们的拳头，只能坚决地按照这种办法行事。胜利只能靠谁的头壳较硬，谁的决心较大，谁的理想较伟大来决定。”对上层社会的听众而言，这番话虽是一块难于消化的硬肉，却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他说，为了取得胜利，这个运动必须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容分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认识到，若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我们便被毁灭，不会有别的结果；但是，若我们取胜，我们便毫不留情地将马克思主义连根毁灭。若不将其最后一份报纸摧毁，不将其最后一个组织瓦解，不将其最后一个训练中心关闭，不将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造过来或铲除掉，我们绝不罢休！对于我们，中间道路是绝不存在的！”

……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本书也表明，他一再剧烈地改变其对外政策，是一个十足的风派人物、投机钻营分子。他后来的走狗戈培二一度也看不下去，集会时号召人们：“把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开除出党！”战争结束时他深信，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1920年7月的一次讲演中，他甚至曾说过，一旦犹太人被逐，就与苏联结盟。这与他而时年以后与斯大林签订狼狈为奸的协议，是一脉相承的。而在六年后的1926年，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中，他承认把法国当作主要敌人是错的，完全反对重新再战。国社党的对外政策必须改变，他说，就是说（着重点是他加的）“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有权得到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加露骨：“我们要继续六百年前未竟之业，停止德国人无止境的南迁西走，将目光朝上转移，盯住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攻击说，苏俄“在犹太人桎梏下”业已沦陷，命运已把德国挑选出来，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扩张主义历来是德国的梦想。1906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每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领土。它必须向外国领土扩张。它必须用刀剑的威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决定。今天的情况是，“冷酷无情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使用刀剑，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将犹太人的黑手从其脖子上除开。”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消灭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其特殊的、无系统的、几乎具有灵感的方法，经过七年的探索，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评论一下？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颇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恶骂。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他后来回忆道，“它好像是专为蛊惑人心而写的、转瞬即逝的许多书籍中的一种。非常明白，本书的来源与我无关。”

希特勒对全书作了深思熟虑后，向弗兰克承认，他不是一个作家。“写作时，我常常想不起来。”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如果希特勒预先就知道自己将来会当总理的话，他会写一本怎样的书呢？会写一本《希特勒的秘密著作》。这不是历史的假设，而是真的有这样一本书。美国人约翰·托兰的《希特勒》一书号称“最权威的希特勒传记版本”，但是其“希特勒的秘密著作”一章却十分清楚地展现了“犹太人希特勒的异化过程”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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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结束后，希特勒回到了他的灵感源泉地贝希特斯加登。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瓦申费尔德寓所”，在奥贝萨尔茨贝格。这是一所简朴的乡舍，具有上巴伐利亚山区的风格：屋子四周为一木走廊；屋顶上用大石压住木瓦，以免大风掀起。首次看到这个别墅时，他“被完全迷住了”。幸运的是，房主某工业家的遗孀是个党员，月租才收他一百马克。“我立刻给在维也纳的姐姐挂了个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并恳求她前来当屋子的女主人。”安吉拉带着两个女儿费莱德尔和安吉拉·玛丽亚前来。安吉拉·玛丽亚，又名吉莉，是个生性活泼、满头浅棕发的姑娘，年方20岁。“她并不是真的那样漂亮”，不久前已与赫斯结婚的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她倒是有维也纳姑娘那种著名的魅力。”几个评头品足者包括汉夫施坦格尔在内说，她“是个头脑空虚的小荡妇，既没有头脑也没有性格，有的是一位女仆般的粗俗的青春”，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都喜欢吉莉。赫仑纳认为，她“是个相当严肃认真的好姑娘”，绝不是个喜欢打情骂俏的女人。照相师霍夫曼说她“是个逗人喜爱的姑娘，她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愁的神态，令所有人倾倒”。另一方面，他女儿亨利埃特又觉得她“粗俗，好搬弄是非，还有点爱吵嘴”，但与此同时，他又深信，“娇媚得极诱人”的吉莉，是元首的惟一解语花。“若吉莉要去游泳……对希特勒，这比重要的会议还重要。带着盛得满满的野餐篮，我们便开车到湖边去”。连吉莉也无法让元首下水。他说，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在游泳池里被人照相。（他从来不在任何人们面前裸露身体的任何部位。这是非常奇怪的。难怪别人怀疑他患有梅毒。）

他们的年龄相差19岁，与元首先前的情妇米茨·赖特的年龄差距不多。据米茨自己说，出于一时嫉妒，前一年夏天她曾试图自杀。她自杀的方法是颇奇特的：她将晒衣绳一头系在门上，另一头绕着脖子，企图将自己勒死。在她失去知觉后，她姐夫救了她。 

在与吉莉谨慎小心地发生的桃色事件中，很可能从未有过性行为，吃醋的倒是希特勒。一天，赫斯太太回忆说，吉莉将下一次“法兴”狂欢会上她想穿的衣裳画了出来让他看。“穿这种衣裳，你还不如光着身子去好了。”他一边怒气冲冲地说，一边把合适的衣裳画出来。那时，她更生气，比他还生气。她拾起那幅画，跑出门外，呯的一声关上门。希特勒很是懊丧，不到半小时便又找她去了。

新书的出版，倒也弥补了爱情生活的失意。这本书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政治信念与个人信念的统一。表面上看，这本书没有什么系统，但他的直觉力却是极匀称的；从过去4年来他的讲演和谈话看，为了寻找这种思想，他在自己心灵的莽林中有条不紊地砍杀出一条通路。 

从写给梅克斯·阿曼的头几行文字看“政治是形成中的历史”，很明显，他已开始冒大险。在这本书中，希特勒的一条主要结论是，从达尔文那里得来的信念也许是对的。这使他将自我保存与生存空间论紧紧地联系起来。“生存空间的局限迫使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然而，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毕生斗争却又包含进化的基础。”结果是，各民族之间永不停息地斗争，而斗争的胜利，只能归于一个严格地、专心不二地献身于种族、人民和血的价值的民族。标准一旦降低，纯血若与劣血相混合，灭亡也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时，犹太人便可用任何形式登记，这个国际放毒者和腐蚀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民族连根拔掉，腐蚀掉。”这是希特勒首次阐明其术语，也是首次将种族、人民和血缘的价值与对犹太人的仇恨交织在一起。

在《我的奋斗》中，他不过是攻击犹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并有力地阐明东进以求得生存空间的原委而已。现在，他终于作好了把他的政治与个人信念的头绪合并在一起，使之变成一个连贯的、虽是歪曲的和偏执狂的新思想的准备，但这是在新书的最后几页才完成的。“本人的任务不是在此处讨论犹太人的问题。”他试探着说。犹太人“本身有其特点，使其与地球上生存的其他民族分开”；它不是“一个疆界国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它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这些，他曾用激烈得多的语言重复过多少次，但是，此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新的主意。“每个民族都具有自保的狂热，并以此为动力。这种狂热是该民族在地球上的一切行动的基本趋势。犹太人也正是如此”。

奇怪的是，希特勒竟继续使用这种非论战式的语言。他写道，犹太人也正是在求生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与所有人一样，受这种动机驱使的；惟一不同之处是目的不同。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其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这种不同的目标用较冷静的语言表达使犹太人成了人类的威胁。由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全世界，那么，希特勒的反犹斗争就不单是为了德国而且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利益了。 

到1928年夏，希特勒终于明白了，他的两个最迫切的信念──来自犹太人的危险和德国对较大的生存空间的需要──原来是交织在一起的。若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生存空间，帝国就会灭亡；若不铲除犹太威胁，就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斗争，不会有文化，因而，民族就会腐烂。很可能，希特勒的极限点就是以此为标志的；这也是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现在，他正面临一项双重任务：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和消灭犹太人。先前看来是分开的但不是平行的两条路，现在是一条路了。这好像是几个月来他在奥贝萨尔茨贝格的别墅里看那双峰一样：两个山峰都想攀登──直到现在他才明白，通向双峰的路原来是一条。他已看到了光明。希特勒的前人马丁·路德等反犹前辈，仅在口头上谈论消灭犹太人；现在手中拿着未来蓝图的希特勒，希望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变成比哈曼更伟大的屠犹者。 

这本希特勒自己也禁止出版的书，后来被称为“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他死后32年才首次面世。或许，他觉得这本书太深奥，不适于其追随者，对头脑复杂些的人来说，它又太露骨了；也许，他并不想泄露藏在字里行间的大规模屠犹计划。在字里行间还可找到其种族灭绝的动机的线索。满篇都充满了可泄漏其动机的说法：犹太人是“国际放毒和种族腐蚀的大师”，也是“用罪恶的和平主义液体肥料去毒害敢于自保的人们的思想”的鼓吹者。他也说，俄国在培植“病毒”；他将德国拥挤的工人区──是生存空间不足的结果──称为“国家躯体上的脓疮”，“混血和使种族变劣、降低种族水平的滋生地。结果，在这些流脓的中心里，国际犹太人的种族蛆在繁衍滋长，最终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书中对犹太人放毒和腐蚀的恐惧，曾两次以人身攻击的形式出现。他错误地将签署1918年停战协定的可恨的埃尔兹伯格称为“犹太老板与一女仆的私生子”。希特勒可能是在说他自己的父亲。“如果某人长了癌并注定要死亡，即使开刀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希特勒这样写时，心里肯定想着他自己的母亲。 

对父亲或许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恐惧──这可能是他不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母亲痛苦地死于癌症给他带来的身心痛苦、愤恨和罪恶感，以及对那位犹太医生的复杂的感情──在他的同意下，医生曾用碘酒激烈地为她施行治疗──所有这些，都渗透于“希特勒的秘密著作”。在写完此书后不久，希特勒曾主动找过一位精神病医生；这也许不是偶合。他找了慕尼黑的一位党员，阿尔弗莱德·施文宁格医生，求他驱除“癌恐惧”。现在尚未找到治疗的记录；不过，这位精神病医生失去了阻止希特勒实现其罪恶目标的黄金机会；施文宁格也未能驱除希特勒之癌恐惧。癌恐惧，以及消灭犹太人的思想，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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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希特勒的秘密著作毫无创意，所谓的“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不过是对他早年追随的“红色风暴”，作了改头换面，把它改为“褐色风暴”罢了：双重任务的第一项“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是苏联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翻版，双重任务的第二项“消灭犹太人”是苏联的“消灭地主资本家”的翻版。希特勒的屠杀犹太人说起来骇人听闻，其实并不比苏联、中国屠杀地主资本家更多。至于其它方面，“日耳曼民族优等”来源于“无产阶级先锋队”，“雅利安人的使命”来源于“奴隶创造历史”，“集中营”来自“劳改营”，来自“劳动创造人”的达尔文主义，“党卫军”来源于“赤卫军”，到了文革就变成了“红卫兵”。人们认为，希特勒最主要也是最危险的思想准则，就是德国必须发展纯粹的雅利安人种。对此希特勒曾经写道，“我必须用一个更优秀的种族组成一个统治阶级。”但是实际上，这个思想的原创者决不是希特勒，而是马克思和列宁：希特勒的“贡献”仅仅在于他的修正主义──他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改头换面为“更优秀的种族”；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改头换面为“统治阶级”。希特勒的狂想和称霸欧洲的疯狂举动，其一切内容在苏维埃俄国那里早已是历历在目的现实。“德国人对犹大人以及其他种族无比厌恶的熊熊大火”，在“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专政”里，早有样本。“上百万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无辜的人们悲惨地死在德国集中营里”，正如上千万的地主资本家和其他阶级的无辜人们悲惨地死在各国共产党的劳改营里。

关于纳粹的标志“卐”字，一般都认为那是希特勒小学时代在他家乡的修道院长的服装上看来的。当时他崇拜修道院长，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物，小希特勒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院长。其实这只是纳粹自己制造的一个“雅利安神话”，因为我注意到了，“卐字标志”与苏联的“镰刀斧头”，其实异曲同工，不少事实可以证明，在参与政治活动的初期，希特勒其实是一个崇拜列宁的红色分子，所以他所网络纳粹领袖如戈培尔、罗森堡等，都是具有苏联背景的。后来眼看的共产主义在德国没有市场，希特勒才对列宁主义的红色进行改头换面，变态为纳粹主义的褐色。 

很少有人注意到，甚至希特勒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也是源于布尔什维克。在1919—1920年的波兰──苏俄战争中，共产党俄国管自由波兰叫做“白色波兰”，并且声称要在“向《凡尔赛和约》的进军”中，制造一个“白色华沙的废墟”！可惜苏俄红军失败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结果二十年以后，纳粹德国帮助苏联实现了“白色华沙的废墟”这一梦想。并且通过入侵波兰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向《凡尔赛和约》的进军”。希特勒不愧是列宁的好学生。

纳粹主义的失败并不奇怪，因为它并不合理。这正如纳粹主义的祖师列宁主义，尽管没有在战场上被击败，但在二战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就自己崩溃了。这是因为，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后果所发生的变态反应，注定不会持久。希特勒虽然为了适合德国国情把列宁主义修正为纳粹主义，但本质上和列宁主义一样违反人性，所以不能修成正果。

现在大家都知道“生产资料公有化”是不合人性的，因为交通闭塞的血缘制时代已经过去了，大锅饭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但大家还不清楚“征服新的生存空间”也是不合人性的，因为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时代，这一征服已经不再合算，所以殖民帝国体系纷纷解体。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存空间的扩大和生产资料的公有，都是行不通的。结果共产革命反而导致共产党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资本家；而纳粹革命不仅未能消灭犹太人，反而帮助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这与其说是“历史的讽刺”，还不如说是“历史的逻辑”。 

（附带说一句，社会主义政策一般只在同种族的国家内比较有效率。在美国这类缺乏血缘纽带、较多种族疏离的移民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受欢迎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书的作者约瑟夫·E·珀西科是个美国人，他写道：“塞斯·英夸特把他的时间用于开列一份他引入荷兰的健康、保险和婴儿福利方案的详细清单。美国法官比德尔却在文件边角上写道：‘我总是被如此多的被告显而易见的诚恳和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所打动！可这是什么样的理想啊！’”显然，显然，来自不同种族的、缺乏同胞观念的美国上层人士，由衷地不喜欢社会福利制度。所以美国在所有的发到国家中，是唯一没有全国医疗保健制度的社会。美国人根深蒂固地不信任大政府，因为大政府肯定会牺牲少数人的合理权益。）

（另起一单页）

第八章

犹太人为何屠杀犹太人

希特勒为何屠杀犹太人？犹太人为何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屠杀犹太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并不奇怪，就像中国人屠杀中国人、毛泽东屠杀中国人，一样“自然”。只要有利可图，独裁者们总是坚信“什么人都可以杀”的，哪怕是屠杀自己的亲兄弟。唐太宗李世民不是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皇帝之一吗？就是这个英明领袖，竟然还害了自己的哥哥与弟弟，还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逼迫他老人家让位给他。由此可见，在唐太宗与其兄弟的斗争中，唐太宗无理之处要更加多一点，否则他就用不着对自己的父亲也下手。在篡权弑亲这一点上，英明的唐太宗比昏暴的隋炀帝毫不“逊色”。唐太宗可以杀害亲兄弟，希特勒为什么不能杀害犹太同胞？毛泽东为什么不能杀害中国同胞？

希特勒虽是犹太人的后裔，他对犹太人的屠杀也不难解释。且不说当时社会上的普遍排犹思潮，单是在希特勒的身世中，犹太血统也是他心灵上的阴影和身体上的污点。他的犹太祖父不过是强迫了一名下贱的女佣，这才有了希特勒的父亲，希特勒对他的祖父没有理由不产生恶感，而他的父亲即使只是“二分之一犹太人”，也骑在他和他亲爱的母亲及兄弟姐妹们身上，充当暴君。再加上他试图通过屠杀犹太人来洗刷自身污点、争取政治权力，他就不得不成为“犹太叛徒”，不得不成为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这样才能“将功补过”，结果却“欲盖弥彰”。

对于“希特勒为何屠杀犹太人”的问题，“凤凰网历史综合”发表过一组纪念文章“没有无辜者的欧洲竞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年再回首”，有一篇《纳粹德国的反犹狂潮》指出，几十年来，人们对希特勒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专门屠杀犹太人这一历史悬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现在欧洲颇见流行的观点有二：一是“目的论”（intentionalist）；二是“机能论”（functionalist）。前者认为纳粹从最一开始就计划歼灭犹太人；后者认为对犹太人的歼灭决策，尤其是“最后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是在种种外部因素所迫下决定的。换言之，纳粹一开始未想歼灭犹太人，但因为时势的演变，譬如说，无法解决犹太人难民出国的问题，当时国际社会都不接受犹太人；没有海路上面的主导，更无从将犹太人送到议定的马达加斯加，最终决定歼灭犹太人。这一派属于主流，当今大多数的学者，都是采取这一派的。然而，从他们分持的这两种观点的实质内容来看，在历史逻辑上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与史实明显相悖的现象。 

这个争执是没有定案的。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希特勒本人和纳粹党人其实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苏联人一样，他们并不排斥犹太人的复国主义运动。他们只是不喜欢犹太人在他们的祖国安营扎寨，为此他们都希望压制和驱逐犹太人，只是到了无法压制、驱逐不掉的时候，他们才想到需要屠杀。

1、“目的论”者认为，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是出于争霸世界的目的，这是一种按常规逻辑的推论。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希特勒为什么不反对其他反抗其争霸世界的民族实行像对待犹太人那样的灭绝政策呢？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清楚，二战期间，欧洲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内，为了反对希特勒争霸世界的企图及其法西斯暴行，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半争。欧洲各国民族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已经构成了希特勒横行的严重障碍。但是纳粹党徒们自始至终却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来对待这些欧洲当地民族，也就是说，希特勒自始至终没有对这些当地民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人们不禁要问，希特勒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为什么只对犹太人采取了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反而对有碍于其目的实现的其它民族“网开一面”呢？显然，“目的论”者的推论忽略了这一史实的特定逻辑性。

2、“机能论”者认为，数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之际一种报复心理及补偿心理驱使的行为。这种推论更显得乏力。二战史实显示，纳粹德国在战事上的真正失利，应当以1943年2月2日结束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为标志。客观地说，在此以前，德军在军事上一直处于进攻态势，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内部在战略思考上甚至连战事失利的预感都不存在。但是，法西斯在战事失利以前的时间里，早就开始屠杀犹太人。1939年9月，二战爆发不久，德国法西斯占领波兰后，就开始杀害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籍犹太人。1941年6月23日，“万湖会议”通过“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之时，纳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军事实力仍处于优势。这史实无可辩驳地告诉人们，希特勒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逐步升级的暴行。

实事求是地讲，不论是“目的论”还是“机能论”，均未跳出通常人们在社会历史领域探讨历史事件的一般思维框架的束缚。人们在考察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探索其产生的原因时，往往首先考察其动机如何。至于为什么产生如此这般的动机，而不产生如此那般的动机则探究得不够。“目的论”或者“机能论”，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各异，但就二者的实质而言都可归到“动机论”之列。其实，寻得动机只是认识人的行为或历史事件的入门。若能以此为契机，深入研究，就不仅能挖掘到真正的原因，甚至有可能证实自己原先发现的动机是否确切，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看法。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动机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不是产生行为的原因，动机只是原因到行为的中介，原因是复杂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现实原因。人的行为、历史事件也莫不如此。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但这不等于说目的性就一定是构成行为的原因，最多也只能权当原因的某一要素，甚至有的情形其目的就是其行为本身。就其全部内容而言，原因无一不是深沉的。希特勒杀害600多万犹太人，其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要灭绝犹太民族，究其原因的话，那就是必须回答他为什么要灭绝犹太人。

从史料上分析来看，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互相联系而又逐步升级。

第一阶段：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到1938年11月9日上演“砸玻璃之夜”丑剧的前夕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从限制到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从形式上讲，基本上保持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温和”状态，实质却是为他们为最终消灭犹太人扫清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障碍。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此后，就开始了他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从此，灾难就降临到犹太人头上。最初，纳粹德国采取抑制犹太人的措施。主要是禁止犹太人当公务员、法官、律师、医生等；不许犹太人进入公共娱乐场所；不向犹太人商店购买商品。这一政策的实施，限制了犹太人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权利，使德籍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降为“次等公民”。

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抑制犹太人的政策进一步升级。希特勒在会上宣布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新法律，使犹太人再次由“次等公民”降为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居民”，从此失去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和一切法律保障。接着，纳粹德国根据这个新法律，强行把这些“国家居民”驱赶出境，移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完成了从限制到剥夺犹太***利的升级。

第二阶段：自1938年11月9日的“砸玻璃之夜”至1942年1月20日的“旺湖会议”为止。这一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基本上剥夺犹太人作为文明人的生存权利，形式上完成了对犹太人从财到命、从灵到肉的浩劫的一切准备，即守成了由“文”到“武”的浩劫的过渡，最后剩下的只是最终从肉到体上消灭犹太人了。

1938年11月9日，经过希特勒及戈培尔等人的精心策划，由纳粹领导集团的导演和怂恿，爆发了史称“砸玻璃之夜”（又译“水晶之夜”）的反犹惨案。这天晚上，德国各地以及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走上街头，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公然迫害和凌辱犹太人。在这一惨案中，据统计有36名犹太人被杀害，36名重，267座教堂被焚毁，7500余家犹太人商店被捣，3万余名犹太男子在家中被捕，押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嗣后均被害或折磨致死。经济损失仅砸玻璃一项就高达600万马克之巨。

丑剧发生后的第3天，纳粹德国的多名部长在戈林的召集下，召开了一个专门研究犹太人的会议，策划着剥夺犹太人作为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迫使犹太人把焚毁的教堂清除干净，修成停车场供德国人使用；强制每个犹太人佩带一个具有侮辱性质的标记；强迫受迫害的犹太人向纳粹赔偿10亿马克。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说：“这次暴行和接着根据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使得没有任何组织的犹太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1939年9月，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大肆杀害犹太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实施杀害犹太民族的行动计划。次年春天，纳粹德国领导集团在积极策划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时，把这项罪恶的任务交由党卫队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的特别行动队执行。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希特勒掳杀犹太人的罪行进一步加剧。跟在进攻部队后面的党卫队和特别行动队采用了世界上最野蛮最残忍的手段来消灭犹太人。这些被害的犹太人全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形下遭杀害的。据一名叫莱斯基的党卫队高级军官、俄罗斯中部警察指挥官后来证实：“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他们毫无准备，完全被打个措手不及。先前制造的说法是犹太人正阴谋独霸世界，有高度的组织。此事证明这全是谎言。没有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灾难竟如此不加防范。什么准备也没有，绝对没有。”灭绝行动按原计划例行公事式地从容进行，到了一处，他们“立即从当地居民中得到拉比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召他们来，命令他们去召集当地所有的犹太人来登记、注册，以便于重新安置。犹太人居民对纳粹的计划一无所知，往往信以为真。”证词中所说到的“重新安置”就是指残杀、活埋和押送集中营。这名指挥官还叙述了其中的惨景。由于当时苏联的传播媒体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与法西斯狼狈为奸，没有报道纳粹的反犹罪行，使得大多数的苏籍犹太人一直没有意识到德国入侵就意味着死神已经临头，而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最后只能束手待毙。在整个欧洲战区，一场对犹太人的掳杀性浩劫全面拉开了。

第三阶段：自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开始至二战反法西斯战争使纳粹德国的覆灭为止。这个阶段，纳粹德国反犹的核心是“最终解决”犹太人，形式是彻底的残暴、骇人听闻的残杀，实质就是最终实现灭绝犹太人。

1942年1月2日，在纳粹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的主持下，召集了包括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在内的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万湖旁边的一座别墅里开会，研究布置大规模系统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是将通过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留存的抵抗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说穿了，“最终解决”的办法，一是把犹太人毒死或折磨致死，二是酷刑处死，一句话就是最终消灭。

“万湖（又译‘旺湖’）会议”后，纳粹德国全面实施了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措施。根据当时负责搜捕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艾希曼1944年8月的一次谈话证实，那时死于灭绝营的人数有400多万，被用其他方式杀死的人数有200万。其中除了极少数其他民族的反法西斯人士外，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追述历史，是为了说明问题。上述史实表明：

1、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12年多的时间里，他所推行的一系列反犹灭犹政策，都是旨在剥夺犹太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直至肉体上灭绝他们。所有这些，只是形式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作为人的各项生存权利时，从肉体上消灭就只剩下时间的问题了。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希特勒的杀机贯穿了其反犹灭犹的逐渐升级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硬要加以区别的话，那么，第一阶段可谓是为杀机作各项准备；第二阶段则是显露杀机；第三阶段应该定性为全面实施杀机。“旺湖会议”后，纳粹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只能看作是希特勒“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一步。实际上，种族报复、种族仇杀早就开始了。

2、希特勒的杀机是针对灭绝整个犹太民族的，而对其他民族从未开启此杀机。这绝不是他的仁慈。这里面深藏着希特勒制造这个历史之谜的特定逻辑性，这就成了我们解开这个历史悬案的契机。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勒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遭失败为止，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巴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地中海沿岸各地。在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各处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狡诈。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国及奥地利，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其实反犹主义不是德国特有的，也不是专制国家的专利；反犹主义不仅盛行于欧洲，而且也发生在美洲、发生在美国这样高度民主化的国家。这是因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有其共性，他们只要保持其特性，就很容易与他们所寄居的社会发生冲突。

北京的《世界民族》月刊2005年第5期有一篇文章介绍了“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反犹太人的最高潮”。

从 1654年起，欧洲犹太人为躲避迫害，陆续、分批来到当时还是荷属殖民地的美国寻求新生活。但是，反犹主义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犹太人的美国移民史。 以当今犹太人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地位，往往使人们容易忽视这一问题甚至对此产生疑问。然而反犹主义思潮在美国历史上不仅一直存在，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还曾出现过两次反犹主义高潮。只是反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时隐时显，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没有泛滥成像欧洲历史上犹太人所遭受的那种灭顶之灾。美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反犹主义，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

文章指出，反犹主义在西方历史上作为一种持久的历史文化现象，从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帝国奴役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希腊化但遭到反抗而开始推行反犹主义起，一直在欧洲延续了2000多年，影响遍及欧美国家。欧美社会的反犹主义通常是指“反犹太教”（Anti-Judaism）。“反犹太教”一词在19世纪末被伯纳德·拉扎尔（Bernard Lazare）使用，专指犹太教和犹太人造成的宗教敌对，以区别于19世纪以来种族和政治意义上的现代“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后者严格说是一种“反闪米特主义”，其反感对象应该也包括阿拉伯人和回教徒。

西方早期社会对犹太人所从事的职业还有种种限制，例如，犹太人作为外民，不能拥有土地；中世纪的行会之行规很严格，也排斥犹太人。因此，犹太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极少。而犹太人作为一个主要定居在城市的民族，从事商业的比较多；加上基督教禁止基督徒放高利贷，于是犹太人充当放贷者的就相对较多。这样，“犹太人是经济的攫取者”，就成为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又一种普遍偏见。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放贷人“夏洛克”的形象在欧洲可谓家喻户晓，影响深远，在许多基督徒的心目中“夏洛克”一词几乎就等同于犹太人。

中世纪，流落到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作为一个寄居民族所遭受的辛酸是不言而喻的，在欧洲不少国家，驱犹、屠犹事件时有发生，在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犹太人从西欧逃到东欧，又从东欧逃到西欧。1096年到1270年拯救圣地的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国家对犹太人的压力达到了顶峰，犹太人得以在欧洲各地居住被视为一种恩准、一种特权，犹太人总要答应特殊的纳税额、缴纳数额可观的金钱才能获得居住一定期限的特许状，而且有些统治者还把驱逐犹太人、剥夺其财产或者先将犹太人驱逐走、再抬高税额把他们招回来作为敛财的一种手段。犹太人在欧洲各国遭受歧视、迫害的表现形式还有：必须佩带耻辱性标记，如黄腰带、尖皮帽、黄布条等，以区别于“高等”的本国基督徒居民；还必须集体居住在狭小的给犹太人划定的特殊区域“隔都”（ghetto）里。同时，针对犹太人从事“宿主亵渎”、“血祭诽谤”、“投毒播病”等类的指控一直层出不穷，而每一次指控都会导致对犹太人的清算斗争。

文章指出，当美洲殖民地的建立者（荷兰人、英国人、苏格兰—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移民美国时，把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传统也移植到了“新大陆”。在新殖民地，人们把在蛮荒之地努力建立文明的需要与从欧洲带来的“遗产”结合起来，发展出新的传统。反犹主义作为从欧洲国家来的“文化包袱”被带到了“新世界”，冲淡了美国相对而言比较宽容、民主、宗教平等的社会气氛。经过一两代人后，美国“新世界”的观念就与欧洲反犹主义的价值观混合在了一起，反犹主义成为美国文化一个真正的组成部分。反犹主义被一代一代遗传；又像一个民间传说，被添加、传播，以适应特殊的时代、地方和环境。它的表现形式根据历史环境而被改变：犹太人是“谋杀耶稣的凶手”、“经济的攫取者”、“永远的叛徒”、“基督教文明的颠覆者”、“魔鬼的化身”等等。传教士要求犹太人改宗，以拯救他们的灵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第一次反犹主义高潮时期，犹太人是“美国经济的攫取者”、“破坏美国血统的种族上的贱民”、“国家的颠覆性的因素”等观念甚嚣尘上，犹太人因而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遭到强烈的攻击。在20世纪初期，美国人依然认为“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的商业”、“犹太人引起经济衰退”，因为犹太人控制金融活动，善于从事投机活动，经常引起经济波动、造成泡沫经济。

20世纪初，美国国内的排犹现象很严重。破坏者不止在一个城市向犹太会堂扫射，针对犹太人的纵火与爆炸并不鲜见，墙壁上有反犹太的涂鸦，在全美各地的犹太墓地有数百座墓碑被推倒；美国有不少反犹组织，其成员印刷并发放反犹太人的文学作品、报纸，某些反犹主义的报纸印刷精美、价格不菲，一看就知道背后有富裕的赞助商。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同过去那些招工告示曾写明专要“新教徒”以排斥爱尔兰人一样，此时则写明只要“基督徒”； 在医学界也出现了对犹太医生（特别是牙医和精神病医生）规定限额的要求；房地产主制定公约:“希伯来的后裔免开尊口”；在美国约半数的州里，根据基督教传统的“礼拜日法律”将“礼拜日不得营业”的规定强加在犹太店主身上；度假旅馆拒绝犹太人入住的问题依然很严重；美国一些著名社会团体曾在19世纪90年代拒绝接受犹太人，这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成了普遍现象，不少社交俱乐部、互助会和兄弟会都拒绝犹太人加入；国民警卫队和一些艺术学会、住宅区也把犹太人排斥在外；授予军官官职时犹太人也遭到歧视；1922年，哈佛大学校长阿伯特·劳伦斯·洛维尔宣布他将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公开做大部分常春藤联盟大学私下里所做的事情，此后许多名校以种种方式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美国一些著名高等学府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对犹太学生规定限额。

美国第一次反犹主义的高潮，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再度爆发的反犹主义高潮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20世纪30、4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和二战难民潮的发生，以及美国本土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美国又爆发了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犹太人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全社会的攻击。美国第二次反犹主义高潮对犹太人造成的伤害比第一次更甚。

“在1915—1932年间，美国建立的反犹组织有5个，1933年就建立起了9个反犹组织，1934—1939年的5年间，反犹组织竟发展到了105个，这还不包括西部和中西部较小城市的排犹组织。”26 经济大衰退的10年催生了从以农村和小城镇为基础的“银衫党”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督教阵线”等范围广泛的反犹主义组织。“据估计，在大萧条的那十年中，美国可能有1.5 万名隶属于各反犹主义组织的坚定的犹太憎恨者。”

20世纪30年代，对犹太人的攻击无止无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以及主张美国不参加二战的人、保守派人士、宗教顽固派、反黑人者和民众鼓动家都提高嗓门，攻击犹太人。在1929年到1941年这段经济大萧条时期，反犹偏见大行其道。美国需要一个假想敌，而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要求扮演这个角色。当然和德国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一切都不是政府主导的，而是民间自发的。但是社会上的排犹思潮也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造成了美国政府对欧洲犹太人危险境遇的一度冷漠。20世纪30年代末期，欧洲地区的数百万犹太人处于德国纳粹的铁蹄之下。当犹太难民为逃避纳粹的迫害而纷纷逃离欧洲时，美国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犹太难民的入境要求还是坚持执行签证制度。

1939年，满载犹太难民的“圣路易斯”号客轮驶入纽约港湾，满怀希望的犹太难民们激动地看着海岸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辆，渴望尽快上岸开始新的生活，然而经过与美国移民局官员交涉后，却因为没有签证二被拒绝上岸。走投无路的犹太难民们不得不离去，结果在返回欧洲的途中“圣路易斯”号客轮被德国潜艇击沉，所有难民无一人生还。

美国在这一时期制定了关于移民限额的制度，使大批战争难民无法涌入美国。二战期间，美国只收容了2.1万名犹太人。当时在社会上十分普遍的反移民态度影响下，有70％—85％的美国人反对政府放弃移民签证限额来让犹太难民无限制入境。当时，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新闻媒体都没有进行报道，教会、政界、知识界对此也都保持沉默。美国政府在1941年以前始终没有颁布重大政策来拯救犹太难民。美国在二战中对待各国难民的态度，采取了一视同仁的立场。

二战以盟国的胜利而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人们在分析研究这场犹太人遭受灭绝性大惨案时，应当从中吸取以下教训：

1、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应该断然了结。宽容地审视过去，坦荡地迎接未来，祖辈的恩怨，后代不宜相继。

2、宗教必须与政治相分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不得利用宗教情绪。宗教活动应该置于法度制约之下，使宗教信仰成为信教群众的个人私事。

3、国家生活必须民主化、法制化，构建起防范任何形式专断与独裁的政治运行机制，使民众关心国家事务，且又不狂热和盲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愿世界永久各平，让所有民族平等和睦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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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希特勒不是这么看待问题。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后几天，希特勒将在霍夫布劳斯酒店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战士。”

最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并不像一般的无神论者和达尔文主义者那样，将耶稣看成一个犹太人；希特勒认为他心目中的耶稣是个不遵循犹太宗教，因而没有犹太毒素的半犹太人──希特勒说耶稣有纯洁的思想，只不过有个犹太的祖父母而已。显然，这是希特勒企图用自己的身世来重新塑造耶稣。所以他接着肆意发挥说：耶稣不是和平的使者，耶稣的生活目的和毕生的教导，都是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战斗，为此，耶稣便被基督的头号敌人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业，我阿道夫·希特勒将把它完成。”

在两个半小时里，希特勒大谈德国的危机；他的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世上，只有犹太人才是胜利者。

作为一个杰出的演员，希特勒不断学习“如何才能满足一般德国观众的基本需要”。他再不是慕尼黑起义期间的吓人的革命者，也不是民间的狂热者；而是个“专为祖国谋求福利的通情达理的人”。他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既令人有信心又可接受。他的听众不可能知道的是，那些“通情达理的话”，不外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纲领的假面具而已。这个纲领将改变欧洲地图，这样或那样地影响地球上大多数人的生活。

……

此时，希特勒笔锋一转。“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非民族化，使其他民族变劣，降低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以及通过铲除某一民族的知识阶层并用其成员予以代替的办法，统治混种的民族。”对此，希特勒显然是深有体会的亲身经验。希特勒熟悉如何打入一个陌生的国家（例如德国）从事颠覆活动，就像他所咒骂的犹太人一样。而且，为了发挥犹太人无法发挥的作用，希特勒必须反犹！

另一篇网文则把“反犹”放到了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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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20世纪反犹成风 迫害犹太人绝非只有德国》

欧洲二十世纪初的反犹主义有那么厉害么？它的根源只是宗教么？是不是全欧洲都希望迫害或者消灭犹太人呢？而希特勒只是干得特别狠而已？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欧洲当时的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有许多根源。

第一是宗教根源。 由于犹太人信奉犹太教，拒信并杀死基督，和基督教势不两立； 按照天主教的说法，犹太人作为一个集体犯有弑神罪──你想想还有什么罪是比这个更严重的？同时，在欧洲基督教社会，要证明基督教是对的，你也就必须证明犹太教是错的。如果容忍犹太教，甚至承认它，那么基督教也就是错的。因此从神学上考虑必须消灭犹太教。 天主教，正教，新教都有大量反犹分子，譬如马丁路德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极端反犹者。

第二是民族文化根源；犹太人本为亚洲移民，种族上属于外种人（alien）， 欧洲人看了不舒服：人们对长得不一样、文化习俗有差异的人有距离感，觉得不是自己人，因此对不同种族的人不那么容忍的。 另外欧洲人的成见是犹太人非常顽固，极其难以同化，并且欧洲人相信所有犹太人的同化努力只取得了表面效果，比如犹太人改信基督教都是装出来的，但骨子里不信。欧洲人认为，犹太人的同化只是假象，只是为了方便他们更好的藏匿于人群之中：这是一群最狡猾的人。这里你得到的是一个阴谋论：一个犹太人同化得越好，你认为他越狡猾。而这个论点是不能证伪的。如果你拿出证据说明这个犹太人已经同化了多少代了，回应可能是，这个犹太人家族伪装成同化者伪装得太狡猾了！干得太巧妙了！

第三是犹太人的文化，经济，政治优势。 犹太人在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中都扮演了重大角色，是中产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纯粹按照人口比例来说，他们取得的成就是让人吃惊的；这使许多欧洲人嫉妒，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平民，纳粹的反犹宣传片是这样拍的：先拍非常贫困的日耳曼人；然后拍富裕的犹太商人。给你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前者贫困的原因就是后者。而犹太人被定格成都是放高利贷、不从事体力活动的奸商。当时的成见就是，认为犹太人一定是从事买卖投机生意之类的活动但逃避真正的生产活动的群体；他们贪婪、小气、奸诈、堕落……

由于犹太人在经济、文化上的强大，必然使欧洲本土人心生嫉妒，同时对犹太人的力量感到恐惧，因此各种和犹太人有关的阴谋理论大行其道：认为犹太人要操纵世界。马克思主义带来的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核心里有大量犹太人，这更加使人们对犹太人的国际阴谋论信以为真。当时的犹太人的形象就是这样。

针对一战的失败，纳粹将战败的原因转嫁到犹太人身上，认为是犹太人出卖了德国，导致德国战败，这就为一战后的反犹主义提供了新依据，同时为德国的战败挽回了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是犹太人造成的！”这样，社会矛盾寻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宣泄口。

回到欧洲，整个欧洲有很多人希望迫害犹太人，但各国的反犹主义情绪又是不一样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法国、德国比较强烈，虽然这两国的犹太人被高度同化。尤其是，犹太人十九世纪在德国经历了平权运动，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是反犹主义仍然如此严重。反犹主义在意大利、匈牙利、西欧和北欧则比较弱，因为这些地方的犹太人要么被高度同化，要么人数不多。

再往东欧去，反犹主义在波兰相当严重。因为波兰犹太人基本未被同化，人数多，而且抵制同化。在欧洲的犹太人，主张和当地文化融合、同化的人，被称为同化主义者 （assimilationist）。在波兰同化主义的力量较小。另外由于犹太人社群太大，因此能够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未融入波兰社会。当时波犹关系相当差，尤其是在苏联入侵波兰后又进一步破坏之。

在波罗的海国家（如立陶宛等），反犹情绪也非常严重。当地人对纳粹的反犹政策是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的。学者认为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犹太人口死亡的比率如此之高（九成以上）。

其他东欧的苏联共和国，如乌克兰，反犹主义也是相当严重。基本上一个社会的反犹主义多少可以从几个因素来考虑。

* 犹太人占该社会的人口比例 （自然越多越不好）

* 犹太人同化程度 （这个显然和上一个因素有联系，犹太人占该社会人口比例也越多自然也越难被同化），这个同化既包括文化的，也包括生理的。

* 该社会的宗教，一般来说，其他条件相等之下，天主教国家比新教国家反犹。当然路德派新教也是相当反犹的，但新教教派多得很，更没有天主教的反犹教条灌输。

* 犹太人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经济水平越高，越容易引起人的嫉妒。

* 该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念：我们在政治学上说你这个社会越偏右，越容易反犹。当时的右就反映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越强，越容易反犹，因为犹太人是在你自己的社会里中能找到的“他者”（the Other），异类。

左派则是自由主义者。拿破伦大革命时，一些自由、平等、自然权/人权的口号得到推行，犹太人的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得到了权利保障。在思想进步开放的社会，反犹主义一般会更弱。这里包括荷兰、丹麦、瑞典、英国之类的国家。当然，这并非说这些国家就没有反犹主义：一样有。因此，西欧北欧社会的反犹主义较弱。而未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年代熏陶的东欧社会反犹主义就极强了。

该社会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不是处于危机。越处于危机，社会矛盾越尖锐，便也容易兴起反犹主义，因为这些矛盾会被转嫁到犹太人身上：他们变成了替罪羊。

该社会是不是属于权威主义社会。这个论点是社会心理学的，参见Adorno et al的《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要注意的是，权威主义人格是反犹的一个条件，谈不上直接的原因。它要和其他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

自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不可能全部列出。

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是波兰犹太人vs匈牙利犹太人，刚刚说了一下波兰犹太人：有好几百万，多未被同化。匈牙利的犹太人特点则是被高度同化，绝大多数集中在布达佩斯，都是中产阶级，主要是律师、医生、学者、商人和其他白领职员。这些人和主流社会融合得非常好，绝大多数都认同自己为匈牙利人。而主张犹太复国的锡安主义，在匈牙利犹太人中间也特别没有市场。这个结果是匈牙利人对犹太人还是可以的（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当时的政府虽然执行了一些反犹政策法律但不愿意服从纳粹的意愿、将犹太人送到死亡营去。因为他们把犹太人看做国民，同时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如果被歼灭，损失太大。后来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歼灭政策才得以施行。匈牙利犹太人之所以被有效的歼灭，要归功于阿道夫·艾赫曼的组织。

相比之下，波兰对犹太人的保护就是微不足道了。除了之前的因素外，波兰自己的问题也很多。实际上你看死亡人数统计，波兰本族人在二战中死了约二百万。同时他们还面临德国和苏联两边的威胁，要想办法如何完成民族自决，保护犹太人就根本不在议程之上。这还不说波兰人并不将犹太人看成是自己人，还不说该国有强烈的反犹情绪。

至于德国的反犹主义是不是和其他国家的反犹主义不一样？Daniel Goldhagen很有争议地指出，确实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性质上的。他说德国的反犹主义老早就是歼灭主义的（exterminationist），意思是说德国人的反犹主义一直以来（应该说，是十九世纪）的特征表现在对犹太人肉体歼灭的诉求上。这个说法非常有争议，学界有无数的探讨。

如前面说的，反犹主义的根源非常复杂，有宗教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甚至有心理的。必须全部考虑进来。反犹主义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有种族反犹主义（如纳粹），有经济──社会反犹主义，有宗教反犹主义。这些反犹主义的侧重点都不一样。但总体而言，这些“基督教社会”的反犹根源基本就是宗教，它为其他的反犹主义提供了可能、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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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个第二篇网文中所体现的争议，显然和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历史定位有关。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是希特勒个人的犹太背景，决定了反犹主义变成了灭犹计划。只有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人才会把肉体歼灭纳入议程中，最后执行：换个国家固然不会想到肉体歼灭的办法；但是换个领袖，也发生不了这样极端的事情。而纳粹德国能够执行“最后解决方案”，显然是因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具有歼灭主义性质。

从心理学上看，希特勒屠犹，是一种典型的“自杀──他杀”的处理方式。只有犹太人才会这么感情用事地对待“和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如果换了局外人，换了一个和犹太人毫无关联的德国领袖，他再怎么反犹，也不会采取这样的“自杀──他杀”模式来处理犹太人问题。希特勒空前绝后屠杀犹太人行为，不是孤立的，其实他和艾娃·勃劳恩的最终结局，也是严格遵循了这一模式。他对自己爱犬的处理，也是如此。希特勒显然喜欢把自己喜爱的东西，都带走，都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和他永远在一起。

下面一篇文章所记录的惨象，说明希特勒屠犹完成之后，其反作用力也趁机消灭了德国人，真可以说是“恐怖的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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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飞行员目睹320名纳粹女军官醉酒后自尽》

苏联二战期间最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阿尔谢尼·沃罗热伊金，两次被授予“苏联英雄” 称号，参加了朱可夫元帅指挥的攻克柏林的战役，并在解放柏林后有幸第一时间来到帝国大厦希特勒的地下掩体察看，现场目睹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惨状：大量纳粹男女军官在得知失败命运及希特勒自杀身亡的消息后，酗酒狂欢，随后服毒自尽。

1945年5月2日15点前，攻占德国首都的最后一次战斗结束，沃罗热伊金少校在市内遇见了一位老战友，后者向团长请了几个小时的假逛逛柏林，建议沃罗热伊金少校同他一起到刚刚解放的帝国大厦去，现场观看希特勒及其侍从藏身的地下掩体。

沃罗热伊金及其老战友绕过从大厦楼顶掉下来的两米长的纳粹铜鹰标志，带着1名特意挑选的工兵、3名冲锋枪手，一行6人顺着较宽的花岗石楼梯来到了法西斯的地下堡垒。地下掩体入口处的哨兵介绍说，在他们6人之前，只有一支突击队到过这个地下掩体，他们所带的工兵曾经仔细搜索过地下第一层，不过，并没有再往下走，卫兵也不知道地下掩体到底有多少层（共有3层）。沃罗热伊金少校6人开始进入地下室，工兵在前，搜索危险的爆炸装置，随后是两名军官，最后面是端着冲锋枪的士兵。

不过，他们不知道，仅仅一个多小时前，朱可夫元帅和刚刚被任命的柏林警备部队司令别尔扎林上将、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博科夫上将一行刚离开这里，他们来确认希特勒是否真的自杀。不过，元帅和将军们都没到地下室去，只是听取了汇报，而且，在他们到来之前，在戈贝斯所在的地下掩体内，刚刚发现了根据父母的命令毒死的6个孩子的尸体。朱可夫元帅后来说：“我承认，我没有勇气下去看那些被父母毒死的孩子们。”

地下掩体的一层，显然是工作区，有各种办公室，沃罗热伊金少校没有发现任何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最后，在走廊最尽头的一个掩体里，发现了一些发出亮光的物体，不知是上面有把手的镀锌铁皮箱还是什么类似的旅行箱，走近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其中的一个，看到里面有一把手枪、厚厚的一沓美元、一身新缝制的灰黑色西装。非常明显，这一切都是为企图逃跑的人准备的。

他们从走廊尽头，顺着另外一个楼梯，小心谨慎地下到地下二层，微弱的马灯光线最多只能照亮10米，不过，他们还是发现了第一个掩体稍微开启的门，打开门，一行6人走了进去。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浑浊、呛人的气味，混合着酒精和其他物体的味道，马灯光线随即照亮了室内恐怖的场景：几个盖世太保军官，基本上全是上校和将军衣衫不整，制服扣子全部解开，一些军官只穿着裤头、背心，喝得烂醉如泥，有的坐在背靠桌子的椅子上，有的坐在沙发上，几名年轻的姑娘穿着党卫军制服，同样地衣衫不整，一动不动地躺在他们中间，他们全死了。经过仔细察看，沃罗热伊金少校发现，大部分纳粹军官是开枪自杀的，其他的人则是喝了大量的白兰地，许多瓶子就胡乱地放在身边，烂醉后服氰化钾而死。地下二层其他所有掩体内，都是这种场景，几百名纳粹德国高级官员在酗酒狂欢之后，或开枪或服毒，自愿身亡，仅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女军官就有300多人（最后统计是320人）。

沃罗热伊金少校一行6人见到这种惨状，没有兴趣继续察看，随后默默地离开。此时，柏林市内到处弥漫着汽油味、火药味，不时听见冲锋枪和步枪声，什么地方偶尔有一枚火箭炮升空，苏军官兵们正用欢乐的胜利迎接新的一天……接着，两百多万德国妇女遭到苏军官兵们的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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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智慧──一个“产生了如许思想巨人”的民族果然名不虚传：他们利用一个奥地利人希特勒去兼并奥地利，利用希特勒为首的一帮犹太人去屠杀犹太人……德国人利用他们褐色的帝国主义反击斯大林红色的帝国主义，几乎成功了。但最后付出代价的还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二战中失去的领土比一战中失去的更多，牺牲的人命也更多，失去的霸权也更多……德国从此沦为一个二等国家，一个附属于波斯的这个“东方民族”的斯巴达。

（另起一单页）

第九章

美国金融市场的希特勒

2008年的美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金融诈骗案，堪称“金融市场里的大屠杀”，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杀犹太人”的案例，其罪魁祸首可以被叫做“美国金融市场的希特勒”。剖析这一事件，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希特勒的心理状态和“犹太人的行为方式”。

《中国时报》2008年12月14日报道说：“马多夫诈欺案重创对冲基金业，骗自家人也毫不手软”。实际上，综合一下马多夫的犯罪事实就很清楚了，这个“犹太巨骗”马多夫（Bernard Madoff）并不是像《中国时报》的浅薄分析的那样“骗自家人也毫不手软”；而是“专挑犹太人下手”，其行径和“犹太人希特勒大举灭犹”如出一辙。

《中国时报》报道说，美国金融钜子马多夫爆出的五百亿美元诈欺案，灾情不断扩散，从纽约到迈阿密，从波士顿到瑞士，受害者成千上万，包括许多慈善组织、大学校产与富裕家族。但受创最严重的还是对冲基金业者，不仅直接踩中马多夫基金地雷的公司血本无归，整个业界也面临投资人信心摇摇欲坠的危机。

根据目前已经曝光的资料，美国对冲基金公司“Fairfield Greenwich Group”是头号苦主，旗下的“Fairfield Sentry”公司损失高达七十三亿美元。第二号苦主“Kingate Global Fund”，则有廿八亿美元人间蒸发。这两家公司都是“基金中的基金”（fund of fund），以其它基金为投资标的。瑞士的私人银行“Benedict Hentsch”也损失四千七百万美元。

马多夫是犹太裔，骗起自家人来毫不手软，因此美国的犹太社群也成为这起诈骗案的重灾区，包括拥有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大都会队的威尔朋（Wilpon）家族，以及北美洲最古老的犹太学府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

麻州的“罗伯特·拉平慈善基金会”将七百万美元资产全部托付给马多夫进行“投资”，如今已宣告倒闭，员工也已全部资遣。

多位金融投资专家指出，对冲基金原本就在近来的金融风暴中饱受冲击，马多夫诈骗案将更加削弱投资人对它们的信心，恐怕会再引爆一波赎回潮。著名的城堡投资集团（Citadel Investment Group）虽然没有投资马多夫的基金，但已宣布即日起至三月卅一日止，旗下两档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暂停赎回。

马多夫纵横证券投资业数十年，行事风格低调，基金操作的报酬率在10％上下，以长期稳定获利取胜，不会太引人注意。虽然许多业界人士质疑他的操作策略莫测高深、财务报表疑点重重，但一直苦无证据。最后马多夫是因为这场“庞兹骗局”难以为继，又被两个儿子大义灭亲，犯行才东窗事发。

现在各方更想知道，马多夫为何能够长期骗倒一堆投资专家？他的公司如何通过会计师查核与审查评鉴（due diligence）？为何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联邦调查局等监管与执法单位懵然不觉？号称全球金融中心的华尔街，显然是一个窝藏了大量“阴谋共犯”的地方。 

而马多夫“又被两个儿子大义灭亲，犯行才东窗事发”这个情节，更让人满是疑窦，细细读来才能知道，原来马多夫的两个儿子用的是他老爹同样的手法，也就是“希特勒手法”，用杀害自家人的办法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显然，马多夫的儿子作为其合伙人，不可能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是到了东窗事发才起来“反戈一击”的，就像希特勒意志和犹太人交好，一直等到反犹运动风起云涌，才摇身一变为反犹主义的急先锋。而且马多夫之所以能够诈骗成功，有一个巨大的共犯结构在支持他，只是这个结构的人数过于庞大了，无法清查，所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让老头子一个人顶罪。希特勒集团也是一样，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屠犹成功，是有一个巨大的共犯结构在支持他，只是这个结构的人数过于庞大了，无法一一清查，所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抓出一批“战犯”来顶罪。马多夫的共犯结构到底有多大？想一想他当过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董事局的主席”，就可以想到一二了。

马多夫涉及史上最大宗金字塔式投资骗案，受害者名单愈揭愈多，国际投资大行如法国巴黎银行、日本野村证券、瑞士银行等均可能蒙受损失；个人投资者中亦不乏城中名人，包括通用汽车旗下贷款机构GMAC主席默金。不少对冲基金亦涉足骗局，其中一间损失达73亿美元（约566亿港元），有对冲基金更可能因此倒闭。

专家估计马多夫的500亿美元（约3,875亿港元）投资骗案中，有数百名投资者受牵连，基金极其稳健的投资回报令不少乡村俱乐部、慈善机构，甚至各大型对冲基金都自投罗网。有对冲基金更不断向客户推销马多夫基金，令事件的牵连范围更广。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指，法巴、野村及瑞士Neue私人银行也可能间接受害。报道指法巴向投资于马多夫公司的组合基金贷款，野村和Neue则涉及与基金有关的孖展投资，各大行拒绝回应报道，损失未明。瑞银则向路透社证实有投资马多夫旗下基金，但强调金额有限。

西班牙传媒也报道，当地多家金融机构都受到案件影响，当中欧洲第二大银行、西班牙Santander银行旗下的Optimal基金可能会损失多三十七亿美元（约二四八亿港元）；而M&B资本顾问基金亦可能损失九.三亿美元（约七十二亿港元）。

据报受马多夫事件影响的私人投资者包括通用汽车旗下贷款机构GMAC LLC主席默金。默金向旗下投资基金的客户表示，他本人的投资亦“受到严重损失”。其他受影响名人还包括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纽约大都会”的班主威尔彭，他旗下投资公司日前发声明指对事件感到震惊。

所以很自然的，投资者们质疑对冲基金是马多夫的同案犯。

投资者们到马多夫案被揭发后才知道自己的本金已经化为乌有，他们批评当局监管不力之际，亦质疑当局向他们推销的对冲基金是否失当。分析指出，马多夫事件后，投资者对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透明度要求会更为严格。

Highview投资集团行政总裁施洛斯坦因表示，在金融海啸后又发生马多夫事件，势再打击投资者对对冲基金的信心。不少对冲基金本身更投资在马多夫基金上，Fairfield Greenwich集团（FGG）就损失达七十三亿美元。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马多夫的两个儿子是如何玩弄致命的“希特勒手法”的。

“美国华尔街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马多夫因涉嫌证券欺诈遭警方逮捕，检察人员指控他让投资者损失约五百亿美元之后，这位华尔街历史上“最大诈骗嫌疑犯”的两个儿子，摇身一变为“检举揭发的功臣”！

马多夫的两个儿子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就像希特勒《我的奋斗》中回忆自己的往事一样充满了谎言。

这个故事说：马多夫在2008年12月10日向儿子坦白称，其实自己“一无所有”，一切“只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故事开始说，马多夫先向一个儿子透露，客户要求赎回七十亿美元的投资，令他出现资金周转问题；12月9日，这个骗子突然表示提早发放红利。对此，他的儿子“感到可疑”，第二天在公司便向他们的父亲询问，当时马多夫“拒绝解释”，并让两个二儿子“回家再谈”。

同日，在寓所他向儿子承认，自己炮制的是一个巨型金字塔层压式“庞氏骗局”，前后共诈骗客户五百亿美元！

骗子儿子们“当晚就告发了马多夫”，“结果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暴露了”。

这个精心编造的“大义灭亲”故事为了骗取世人相信，还杜撰了一些不可能的细节，例如“马多夫投资的有关生意，一直他独断控制，即使是两名分别担任董事总经理及法规部门主管的儿子都不容插手”。根据常识，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就像说德国人民从来不知道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存在，也是绝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就更加蹊跷了：两个儿子马上把这个事情转告了律师，而律师10日夜里就通知了联邦当局。调查人员11日抵达马多夫寓所时，马多夫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十分坦然地告诉FBI调查人员，他“以不存在的钱支付给投资者”，全部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和他的全部家属无关，而他自己准备宣告破产，准备坐牢，但不要牵连其他家人！

据美国证交会估计，马多夫这个“美国金融界的希特勒”，到被捕时还“管理”着一百七十亿美元的资产。他的“投资证券中介公司”，曾为三百五十只纳斯达克股份提供服务，包括苹果、eBay和戴尔计算机等。

犹太人马多夫欺诈案是历来金额最高的诈骗案，比起2002年Worldcom“申请破产”的诈骗案还高四倍。美国证交会前主管表示，即使只是五百亿美元的一半，那也是历来最大宗的“庞氏骗局”。

面对马多夫“犹太式”的欺诈，许多投资者感到震惊。一位“投资”给这个犹太人的人说，这会要了很多人的命。简直和希特勒的作为没有两样。此前，马多夫的个人信誉就像希特勒一样“一直很好”。一直以来，投资者都将马多夫视为传奇，就像德国人都将希特勒视为传奇。但是人们本能地直觉马多夫的奇迹里面有问题，所以他们开玩笑地说，如果马多夫是骗子，他将把全世界一半人拖下水。不幸的是，这一玩笑竟然成真。这和希特勒的故事如出一辙，德国人也本能地觉得希特勒有问题，但是被贪欲驱使，顾不得那么多了！

马多夫的欺诈手法像希特勒的美丽远景一样，其实并不新鲜──用高额回报引诱投资者，同时用后来投资者资金偿付前期投资者。

“庞氏骗局”是一种最古老和最常见的投资诈骗，这种骗术是一个名叫查尔斯·庞齐的投机商人“发明”的而得名的。

庞齐是生活在19至20世纪的意大利裔投机商，1903年移民到美国，1919年他欺骗投资者向一个事实上子虚乌有的企业投资，许诺投资者将在3个月内得到40%的利润回报，然后，庞齐把新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后人称把这种诈骗方式称为“庞氏骗局”。

1960年，马多夫从法学院毕业后拿着自己在海滩上做救生员赚来的5000美元创立了马多夫投资证券公司，并因此闻名华尔街。公司主要以担任股票买卖的中间人而闻名，这正是后来骗局的最大“资本与外壳”。悉心设计惊人骗局善于营造神秘氛围

现年70岁的马多夫经营资本管理多年。他1960年成立伯纳德·L·马多夫投资证券公司。马多夫非常善于为自己营造神秘的氛围。多年来，麦氏通过这家公司下属的秘密资本管理分支机构，利用广泛人脉，骗取投资。

在众人眼中高尚、敬业的马多夫，悉心设计了一个惊人的骗局。起诉书显示，马多夫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和交易部门分别在不同楼层办公，马多夫对公司财务状况一直秘而不宣，而投资顾问业务的所有账目、文件都被马多夫“锁在保险箱里”。

想成为马多夫的客户，有点类似于加入一个门槛很高的俱乐部，光有钱没人介绍是不能进的，在很多人看来，把钱投给马多夫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就算加入后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投资策略到底是什么，马多夫从不解释，而如果你问得太多，他会把你踢出局。

据悉，马多夫的客户包括富豪、对冲基金、大型机构投资者甚至欧洲的一些银行。在很多投资老手们看来，向马多夫的公司投资，他们担心的不是损失金钱，而是损失赚钱的机会。上当受骗者中却不乏美国犹太人里面的投资老手和金融巨头。

《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大都会”棒球队所有人弗雷德·威尔彭在马多夫公司投资数以千万计美元，其中既有私人资金也有球队资金。威尔彭拥有的斯特林证券公司发表声明说：“近来发生的事件令我们震惊。我们将和其他投资者一样，继续关注事态发展。”“阴沟翻船”的还有知名金融机构费尔菲尔德·格林尼治集团、特里蒙特资本管理公司和马克萨姆资本管理公司。

马多夫欺诈案还波及英国、法国、瑞士、西班牙、日本等国。

《华尔街日报》报道，英国布拉姆丁公司将总资产的9％以上投给马多夫基金。总部在瑞士日内瓦的贝内迪克特·亨奇银行因麦氏基金亏损4750万美元。西班牙金融业巨头桑坦德银行因马多夫欺诈案损失惨重，西班牙投资者亏损可能达到30亿美元。

日内瓦《时报》称，瑞士金融业可能因麦案亏损50亿美元。其中，主要经营对冲基金的联合私人金融公司可能亏10亿美元。联合私人公司拒评《时报》的报道，称日内瓦的资本管理公司中90％在麦氏基金有投资。

在佛罗里达以及纽约的犹太社区里，马多夫被很多人视为投资方面的“上帝”。他的基金被圈内人简称为“犹太人基金”。甚至有些人称他的基金为“犹太人T-NOTES”，意指同财政部发的短期国债一样牢靠。可见他的信誉有多高。而他和太太，符合所有的标准──他是犹大人大学Yeshiva University的捐助人，他还是民主党的赞助人，他是深受信任的委托人，Yeshiva University委托他运营整个大学的财产。他是纽约城市中心、历史大剧院和纽约市文化研究机构的会员。他经常为BONE MARROW 基金会做慈善义工，他还捐款给很多医院和剧院。

总之，在很多人看来，胖胖的、笑起来很可爱的这个犹太人，几乎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家族基金的可靠委托人。

马多夫的故事，起码要从半个世纪之前说起。他从一个纽约皇后区的犹太穷小子，白手起家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甚至还担任了纳斯达克交易所的主席。据公开报道，马多夫1960年注册他自己的公司时，只有5000美元资本。 而这5000美元是靠当救生员以及帮别人安装地下喷淋系统攒下来的。马多夫没有完成预定的法学院课程，而是从学校退了学，开办了自己的公司。1970年代，因为美国证券行业的监管规定改变，聪明诈骗犯马多夫很快就从证券行业里找到了发财的捷径。

“在那个时代，做股票是手工的，时常很慢，需要很多交易员而且需要很高佣金。”马多夫在一个视频中如是回忆，“而我的公司很早就靠自动化交易赚了很多钱。”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James Angel指出，马多夫是现代华尔街交易体系的先驱之一。马多夫的公司是首批自动化做市商（撮合买方与卖方）之一，靠电脑匹配不同证券交易商之间的报价。马多夫的公司也是首批给予“订单返佣”的公司，因此他的生意源源不断的涌来。

马多夫的起家跟纳斯达克交易所的崛起，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纳斯达克（NASDAQ，全美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交易所之所以成功成为美国著名的交易所系统，跟背后的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密不可分。NASD一直强烈支持证券交易的电脑化，而马多夫的公司恰恰是NASD中最为活跃的公司之一。作为早期的鼓吹者之一，马多夫经常出现在证券监管者关于电脑交易系统的圆桌论坛上。

随后，随着纳斯达克交易市场迅速成长，瞄准“电脑交易”的马多夫公司也迅速做大。据其公司网页上的资料，马多夫证券公司的交易速度一直是惊人的。早期以秒来记算，而现在则是以纳秒（时间单位，一秒的10亿分之一）来计算。交易量居全国交易量的前23名。

作为早期的革命先驱和奠基人之一，伯尼很快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为举足轻重的人。但是现在纳斯达克的官方纪录上，没有详细的马多夫任职的记录，只有《今日美国》的报道表明，他在1991-1993年，曾担任过三年的纳斯达克交易所主席，并一直担任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董事和证券服务业协会董事。

作为证券业的“里程碑”式的人物，马多夫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他是我们行业里的国会议员。”Marianne Brown, Omgeo公司的CEO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形容伯尼的“江湖地位”。

据本报记者在《商业周刊》企业研究中心查到的数据，马多夫在众多美国公司中担任董事。而这一直也是一个人是否德高望重的重要指标。

当然，他也很好利用了他的“受人尊重”的身份。

马多夫证券管理公司位于第三大道885号的三十楼。但在同一大楼的十七层，马多夫另外租用了一家办公室，开办了秘密的“证券咨询业务”。据举报马多夫的公司高级职员1号宣称，马多夫平时对这些咨询业务的文件都是上锁或者加密的，公司无人知晓。据2008年1月上报的数据，其证券咨询业务的规模高达171亿美元。

如此庞大的投资额都是被马多夫的月增长1%-2%、十几年直线上升的高赢利给吸引过来的。至于为什么在别人不赚钱的岁月里，他可以赚钱，马多夫则用几个字简单做了解释：“内部消息”。

就是靠这几个字，马多夫征服了众多美国与欧洲的机构投资者。尽管内线交易属于明显的犯罪行为。但是很多精明无比的对冲基金管理者、专业投资人士，竟也被“内部消息”这几个字给轻而易举征服了。因为没有内线交易，就无法在股票市场赚到钱。

想想也是，如果前纳斯达克主席都不能获得一些内部消息，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真正完美了。真正的故事或许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也是从这里开始坍塌的。最简单的描述是马多夫并不是投资高手，他所承诺给客户的每个月1%-2%的回报都没有完成。为了圆谎，他玩了“庞氏骗局”──用新投资者的钱，给之前的投资者分红。

当然，这样游戏是无法一直玩下去的。当12月的第一周，“伯尼”的某个客户提出要赎回70亿美元的资金时，他就知道他要完了。不过，在重压之下，马多夫依然努力扮好一个好家庭成员和好朋友的角色，他提出要把手上的2亿到3亿美元分给家人和朋友。他也设计好扛下所有的罪行，不给同在公司工作的两个儿子和弟弟带来任何刑事责任。

对此有人评论说：“华尔街几乎成了老鼠会，金融界的道德需要救赎”。实际上，“金融家”已经成为“金融骗子”的同义词。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马多夫一点儿也不令人同情。然而，事实却是，马多夫的“庞兹骗局”仅仅比华尔街那些“合法”的把戏稍微猖狂那么一点点，后者靠的是劣信用、低标准和高度贪婪。凭什么向一个年薪只有14000美元的工人提供零首期并且首两年不需支付任何费用的贷款条件，去购买价值75万美元的房子？然后将这笔房贷与其它一百个房贷案子捆绑在一起变成债券，接着被穆迪或标准普尔评级为AAA，再卖给世界各地银行和退休基金。这就是美国金融业所为，这难道不就是层压式推销（俗称老鼠会）吗？这种合法的庞兹骗局，靠的是房屋贷款经纪人，评级机构，债券包销商，以及房屋业主，他们共同遵守的原则是──到付款时“我就会消失”。 

文章特别提及，一位香港著名银行家匿名表示，美国投资机构过去十年来“清理”亚洲的不良银行赚了大钱，亚洲的银行纷纷“进口”美国的做法。这位银行家表示，美国投资机构应该了解的更多，目前美国本身出了问题，现在美国的银行该卖给谁呢？美国开给别人的药方恐怕不能自医。过去有美国，现在还指望谁担当楷模领导金融业走出困境？这位匿名香港银行家还问了一个文章作者闻所未闻的问题“美国的贪污情况如何？” 

文章认为，马多夫骗案仅是美国金融、监管和常理的崩溃的一个明显案例，我们不需要挽救金融业，而是需要道德救赎。我们应该在市场、道德和监管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核心平衡。不必扼杀驱动资本主义的“动物精神”，但也不该被它吞噬。

马多夫有没有帮凶？没有是不可能的。想把他们找出来、绳之于法，也是不可能的。

正当管理500亿美元已属不易。要伪造账目并藏匿如此巨额的资金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专家认为伯纳德·马多夫有帮手。但那会是谁呢？

作者Katie Benner指出：同刺杀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的凶手李·哈维·奥司华德（Lee Harvey Oswald，）是“独自枪杀了肯尼迪”这一结论一样，伯纳德·马多夫是独自行骗这一说法也很难令人信服。

没错，据说马多夫已承认自己布下了一个大骗局，造成了500亿美元的损失；他声称这些罪行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犯下的。不过，这位可是一个捏造虚假记录、上交伪造文件、蒙骗投资者达数十亿美元，并多年来一直欺骗朋友、蓄意损害慈善机构的高手。对他的招供抱有偏见，这也不算过分。

律师事务所Sadis & Goldberg的合伙人罗恩·杰夫纳（Ron Geffner）表示：“作为一名不过圣诞节的犹太人，得知伯纳德·马多夫是独自行骗比目睹圣诞老人出现在我家更令我震惊。” 杰夫纳专攻构建、组织并指导对冲基金和其他投资顾问。杰夫纳补充道：“他管理着如此巨额的资产，而人们竟然没有意识到他的骗局，这令人难以想象。就算别人不知道，那马多夫的雇员，不管他们是在哪一层楼，也应该知道公司某处在亏损。”

与之相比较，假如某家公司获得500亿美元的收入，那它将位列财富50强。这么大一笔钱，要想藏起来可不容易，即使是在好几年的时间里。迄今为止，类似欺诈案中规模最大的是山姆·伊斯雷尔（Sam Israel）的拜誉集团（Bayou Group），该集团制造了一个4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即便进行巨大投资骗局长达13年的汤姆·皮特斯（Tom Petters），其投资者只损失了30亿美元。

马多夫成功运作诈骗机构多年，要做到这一点，他不仅需要记录其机构真实的收支状况，还必须伪造替代账目、交易纪录以及投资者收益。隐瞒500亿美元的损失而不被人察觉已属不易，而管理这么大一笔钱就更难。合法经营所产生的文书工作量就需要一个巨大的幕后机构，还需要许多雇员来详细记录交易、利润和损失、投资者分配及兑现。

专事卖空基金Seabreeze Partners的创始人道格·卡斯（Doug Kass）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骗局，假如没有消息灵通、能进行交易、出具报告及月报的人士合作和帮忙，马多夫不可能得手。肯定有人帮他伪造所有的报告、进行邮件欺诈并建立多套帐目。”

那么马多夫的同谋是谁？伯纳德·马多夫投资证券公司（Bernard Madoff Investment Securities）本质上是一家家族运作的企业。马多夫的兄弟彼得·马多夫（Peter Madoff）是首席合规官。其子安迪·马多夫（Andy Madoff）为交易总监，而另一个儿子马克·马多夫（Mark Madoff）则是自营交易总监。其侄女莎娜·马多夫（Shana Madoff）是公司的合规律师。

由网站City File披露的一份会计财务报表显示，马克·马多夫的慈善信托是由资产管理公司Neuberger Berman而非其父亲经营。伯纳德·马多夫数百万美元的基金是由自己的投资公司管理。

令人惊讶的是，马多夫的家人在本案中基本被排除了嫌疑；有可能他们只参与了交易运作。伯纳德的两个儿子同其父亲划清了界限，他们都不愿在其保释书上签字。而至于外应，监管机构已传讯总部位于波士顿的投资公司Cohmad Securities，以进一步了解该公司同马多夫的关系。

马多夫拥有Cohmad Securities 20%的股份，另外的80%由莫里斯·科恩（Maurice Cohn）持有；Cohmad这个名字是科恩和马多夫两人名字的结合。Cohmad公司在纽约的办公室与伯纳德·马多夫投资证券公司位于同一栋楼里，Cohmad在第10层。据说马多夫在第17层私下进行自己的庞氏骗局。

罗伯特·“鲍勃”·贾菲（Robert "Bob" Jaffe）是Cohmad的高管，他帮助向棕榈滩乡村俱乐部（Palm Beach Country Club）的成员介绍马多夫的投资工具。贾菲也是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的女婿，夏皮罗在纽约市的嘉曼区（Garment District）发家，他是马多夫最早、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但同马多夫的家人一样，贾菲也声称之前并不知道马多夫的投资部门是一个骗局。而且在本案中要找出真正的线索相当困难。就连那些同马多夫前雇员很亲近的人，也对形势的不透明性十分苦恼。没人知道到底曾有多少人为马多夫工作过。没人知道马多夫曾有多少个投资者，也不清楚他到底管理过多少资金。卡斯表示：“这明显是历史上最大的财务丑闻和悬案。”

希望在结案方面，美国证交会（SEC）比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负责调查该案的委员会）略胜一筹。不过，不要抱太大希望，因为这里的共犯机构太大了。

知情人士称，处理马多夫案的联邦公诉人员正在调查此案是否还有其他人牵涉在内。据知情人士表示，调查人员也在重点调查马多夫的筹资方式，以及他的妻子鲁斯·马多夫（Ruth Madoff）在筹资过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据熟悉马多夫公司的人士透露，鲁斯·马多夫曾在她丈夫的公司里任职。

更精彩的闹剧还有一部：马多夫之子再次举报其父违反资产冻结令。

伯纳德·马多夫（Bernard Madoff）的辩护律师日前透露，马多夫的儿子上周向检察官表示，马多夫违反了法庭对他实施的资产冻结令，向其邮递了珠宝、手表及其他贵重物品。 

美国检察官以马多夫违反资产冻结令为由，要求联邦法官撤销马多夫的保释。根据美国地方法官罗纳德·埃利斯（Ronald Ellis）的要求，控辩双方需各自就此事提交简要的报告。检察官将在今天提交报告，辩方则定于1月7日作出回应。 

但到此为止，马多夫仍旧拥有自由之身，在他位于曼哈顿的公寓中被“本宅软禁”，并接受全天24小时的电子监控。 

美国助理检察官马克·里特（Marc Litt）周一称，法庭应撤销马多夫以1000万美元保释金取得的保释令，并将其投入监狱等候审判，原因是马多夫转让了100万美元的贵重物品，这一行为违反了法庭对他施加的资产冻结令。 

里特在曼哈顿联邦法庭上表示，马多夫处理了包括“贵重珠宝”在内的五件物品。对此，负责为马多夫进行辩护的Dickstein Shapiro LLP 律师事务所律师艾拉·索尔金（Ira Sorkin）称，这些物品是马多夫送给其兄弟彼得·马多夫（Peter Madoff）的祖传遗物，其中包括手表和袖扣等，指出马多夫不应为此获罪。 

里特则指出，马多夫转让贵重物品使得“情况发生了变化”，政府应据此改变保释条款。他表示，这一转让行为“妨碍了司法公正”。 

马多夫的两个儿子举报其父犯有500亿美元的证券欺诈罪，此前马多夫向他们承认，他公司的投资证券业务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庞氏骗局”。

事发之后，马多夫不仅成功地保护了亲属、隐匿了钱财，而且转移贵重物品，规模惊人。检察官详细列出了马多夫从其曼哈顿公寓寄给亲戚和其他人的至少5个包裹中的物品。这份清单不像是一份法庭文件，而更像是派克大街特权阶层的饰品目录：卡地亚（Cartier）和蒂芙尼（Tiffany）钻石手表、1只钻石手镯、4个钻石胸针、1条翡翠项链、1只金表和各种其他珠宝。

美国检方在一份公开的法庭文件中主张，这位被控设计了500亿美元“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的投资经理寄送上述物品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法院指令，应投入监狱候审。仅其中一个包裹就装有约13只手表、1条钻石项链、1个绿宝石戒指和2组袖扣，价值可能超过100万美元。至少有两个包裹──内含物品不明──是马多夫夫妇寄给他哥哥和佛罗里达一对身份不明的夫妻的。财产转移到只剩下零头的时候，马多夫让他的儿子们告诉检方，他们收到了父亲邮寄的珠宝，于是他的儿子们又一次充当了英雄、逃避了惩罚。这是明显的“希特勒战略”：飞黄腾达时利益均沾，失败落网时保护亲戚逃避法律的惩罚。这也从旁证明，希特勒确实拥有犹太人的聪明狡猾、行事隐蔽等特点。

（另起一单页）

第十章

希特勒何以钟爱海德里希

希特勒何以钟爱海德里希？希特勒钟爱海德里希，因为海德里希是一个“小型希特勒”──他和希特勒一样，“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

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党卫军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在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残忍成性的青年人的天才领导下，成了一个恶阎王，对每个德国人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此人后来以“刽子手海德里希”的外号闻名国际。保安处起初的任务是暗中监视党员和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在1934年它也成了秘密警察的情报单位，到了1938年，一项新法律赋予它在全国搞情报工作的任务。

海德里希以前是海军中的一个情报官员，在1931年26岁的时候因为不愿跟一个被他奸污的造船商的女儿结婚，被海军上将雷德尔所撤职。在他的老练的领导下，保安处很快就在全国遍布罗网，雇用了约10万名兼职告密者，他们奉命窥察国内的每一个公民，只要发现有被认为是不利于纳粹统治的最轻微的言论和活动，他们就报告上去。除非是笨蛋，没有人不首先看一看有没有隐藏的保安处录音器，或者有没有保安处特务在偷听，就贸然说一句可能被认为是“反纳粹”的话或者做这种事情。

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好友，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的告密者；你决不会知道的，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对于无论什么事情，无论什么人都不要以为是大概没有问题的。保安处的专职密探在30年代大概从未超过3000人，他们大多数是从失意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招来的，他们是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或者在正常的社会中找不到着落的大学毕业生。因而，在这些专职密探中间，老是有着一种奇怪的卖弄才学的风气。他们对研究条顿族考古学、劣等种族头颅骨和主宰种族优生学这类不是他们本行的问题有着奇怪的兴趣。

然而，一个外国观察家却很难接触到这个怪人海德里希本人，一个狂妄自大、冷若冰霜、残忍无情的人。倒偶尔可以在柏林的夜总会里看到，四周围坐着一些他的金发碧眼的年轻凶徒。他们不愿引人注意，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所致，而且是因为，至少在1934年和1935年，他们中间有若干人曾因暗中监视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党羽而被一个自称“为罗姆复仇者”的秘密集团所暗杀，这些暗杀者还把这个标签插在尸体上。

保安处的一个令人感到兴趣的、虽然是次要的任务，是查明谁在希特勒的公民投票中投了“不同意”的票。在纽伦堡的无数文件中，有一份在科切姆的保安处关于1938年4月10日的公民投票的秘密报告：在卡普尔投了“不同意”的票或废票的人的名单副本附后。这种控制是这样实施的：选举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把全部选票都标上号码。在投票时列了一个选民名单，选票是按号码发出去的，因此后来有可能──找出投了“不同意”票或者废票的人。号码是用脱脂乳写在选票背后的。

……

1月25日，就是戈林给希特勒看勃洛姆堡新夫人的警局档案的那一天，他还给元首看了一件更加使人遭殃的材料。这是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不费吹灰之力提供的材料，意在表明冯·弗立契将军犯了德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鸡奸罪，并且自1935年以来一直付给一个前科犯人讹诈款项，以便使他不把这件事声张出来。秘密警察的材料看来是那么凿凿有据，因此希特勒颇为相信这种罪状。勃洛姆堡或许是因陆军对他的婚姻采取严厉态度而想在弗立契身上泄愤，所以竟没有去劝阻希特勒相信这件事。他反而告诉元首，弗立契不是个“喜欢和女人来往的男人”，他又说，这个终身未娶的将军很可能已“屈服于嗜好”。

元首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在秘密警察的材料出示时在场。他感到十分惊骇，于是公然不顾元首叫他不得把这件事告诉弗立契的命令，立即跑到这位陆军总司令的寓所去告诉他这个指控，警告他已陷入可怕处境。这位沉默寡言的普鲁士贵族气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说了一句。“全是卑鄙的谎话！”

在他平静下来后，他向霍斯巴赫以军官的荣誉发誓保证说，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第二天一早，霍斯巴赫不计后果，告诉希特勒他已会见过弗立契，说这位将军断然否认这种指控，并要求元首能听听他的意见，给他一个亲自辩明无罪的机会。

出乎霍斯巴赫的意料，希特勒同意了这个要求，于是就在当天深夜，德国陆军总司令被召到了总理府。他要在那里尝到一种他作为一个贵族、军官和绅士在长期训练中没有为他作过准备的滋味。这次会见是在总理府的书房里，这次除了戈林外，希姆莱也在场。在希特勒概括地叙述了指控后，弗立契以军官的荣誉发誓说这是完全不确实的。但是这种保证在第三帝国已不再具有多大价值了。这时，等待这次时机已有3年之久的希姆莱，从边门叫人带进来一个步履拖沓、一脸败类样子的人。给带进德国总理府各办公室的人中，他一定是最奇怪的人了，如果说不是身份最低下的人。他的名字叫汉斯·施密特，从他第一次进少年感化院起，后来一直犯案累累，屡进监狱。他的犯罪记录表明，他的主要嗜好是窥探男色活动的秘密，然后趁此进行讹诈。他现在声称，认出冯·弗立契将军就是他在柏林波茨但火车站附近一条暗巷里看到跟一个叫做“巴伐利亚的裘”的下层社会角色干不可告人勾当的陆军军官。施密特向德国这3位最有权力的人坚持说，这个军官多年来一直付给他讹诈的钱，要他不要声张这件事，只有在他再度锒铛入狱后才停止付钱给他。

男爵冯·弗立契将军因为受到过分的侮辱而气得不愿答复。德国的国家元首、兴登堡和霍亨佐伦王朝的继承者，竟然在这样一个地方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而带进来这样一个见不得人的角色，对他来说是太过分了。他说不出话来，这只有使希特勒相信他是有罪的，于是元首要求他辞职。弗立契拒绝这样做，却要求由军事荣誉法庭来进行审讯。但是希特勒不想让军官团来接手这个案件，至少在目前是如此。这是一个他不愿放过的天赐机会，可以趁此粉碎不肯屈从于他的意志和天才的将军们的对抗。他当时当地就命令弗立契无定期休假，这就等于是停止他陆军总司令职务，第二天希特勒同凯特尔商讨了不仅是由谁来继承勃洛姆堡的问题，还有由谁来继承弗立契的问题。

主要从凯特尔处获得消息的约德尔，开始在他的日记里作了一些记载，表明不仅陆军司令部的彻底改组，还有整个武装部队组织的彻底改组，都在研究之中，这种改组的结果将最后使军方就范。

高级将领的权力虽然不是绝对的，却是唯一仍然不受希特勒控制的，他们会交出这种权力来吗？当弗立契经历了总理府书房里的那场考验回到他班德勒街的寓所以后，他就跟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商量了怎么办。某些英国历史学说说，贝克敦促他立即发动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军事政变，弗立契拒绝了这种主张。但是给贝克写传记的德国作家沃尔夫冈·福斯特看过贝克的私人文件，他只是说，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晚上，贝克先会见了希特勒，后者告诉了他这种严重罪状，然后他又会见了弗立契，后者否认这种罪状，最后，就在当晚很迟的时候，他又赶到希特勒那里，只要求给予陆军总司令一个在军事荣誉法庭上洗刷自己的机会。贝克的传记作者表明，贝克本人当时也还没有看透第三帝国的统治者们，到后来他看透了，但是为时已经太迟了。几天后，不仅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已经去职，而且还有16名高级将领退休，另有44名被调到低级指挥部去，这时弗立契和他的最亲近的部下──贝克是其中之一──的确认真考虑过军方的反措施，也为时太迟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危险的想法。福斯特说，“这些人清楚地知道，军事政变将意味着内战，而且绝不是有成功把握的”。当时，这些德国将领要有把握得胜才肯冒任何重大风险，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据这位德国作家说，他们担心不仅戈林的空军和雷德尔海军上将的海军会反对他们（因为这两个总司令都是完全拜倒于元首的），而且陆军本身也可能不会充分支持它的倒了霉的总司令。

许多资料证明，海德里希虽然是红极一时，但他却有一个心病：社会上一直流传一种说法，海德里希的父亲是个犹太人。还有一种说法是：海德里希父亲布鲁诺·海德里希定期给一个叫弗洛·苏丝的女人寄钱，这个人后来证明是他的母亲。而“苏丝”被怀疑是犹太人的名字。更有甚者说，“海德里希”只是个假名。

1932年，在希特勒担任总理之前，海德里希成了党卫队安全机构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二年开始的纳粹协调运动中，他作为希姆莱的高级助手，把各省的警察部门组织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此时，海德里希已跻身纳粹政权的上层。然而，这幅美好图景里有一个令人烦恼的污点。

到了1932年6月，有人向当时的纳粹组织部长施特拉塞检举揭发：“一个在领导层工作的，叫海德里希的纳粹党员的父亲被认定是犹太人”。这下“党组织”要进行调查了。原来问题出在海德里希祖母的第二次婚姻上。海德里希祖母与他的第一个丈夫生了一大群孩子，包括海德里希的父亲。而她第二个丈夫是一个叫“吉斯塔夫·罗伯特·苏丝”的锁匠。老太太总愿意把自己称为苏丝－海德里希，而“苏丝”通常是犹太人的名字。可见“苏丝”和海德里希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那个专门调查种族事务的情报员宣称自己很满意，因为那个锁匠“苏丝”无论如何也不是犹太血统。但最后这一点是可疑的，否则海德里希怎么会一直对此事心有余悸呢？

马丁·鲍曼──这个斯大林式的宫廷阴谋家有权面见元首──掌握了他自己的资料，证明海德里希是犹太人。希姆莱一听到这个严厉的指控，马上就直接找到希特勒，元首召开了一个海德里希和希姆莱参加的紧急会议。他私下告知希姆莱，海德里希是一个天才，但是又是一个危险人物，“他的天才应该为纳粹运动所用”，人们必须忘记关于他有一个犹太祖母的控告。希特勒同病相怜，对四分之一个犹太人情有独钟。

元首就是绝对权威。希特勒的态度给海德里希洗去了担忧。不仅如此，希特勒还告诉海德里希，他拥有未来帝国元首的所有品质。这是令海德里希永生难忘的称赞。不过，即使是来自希特勒本人的这种出格的恭维都不能让海德里希安心。海德里希被持续不断的传言弄得精神错乱。他因为自己的犹太血统而受到过轻视，所以他用一种紧张的心理仇恨犹太人，这类似于希特勒的偏执。他恨不得杀了那些“毁了他雅利安血统的寄生虫”，也就是他的犹太祖先。但是他够不到他们，所以他的恨是极深的。沃尔特·斯格伦伯格，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曾这样说：“当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被盖世太保发现犯了一点轻微罪行，海德里希冷酷的眼睛里闪烁着冰冷的喜悦，他把他们亲手送上绞刑架。”“他对他的犹太祖先的精神分裂式的憎恨，导致了他对整个犹太文化的魔鬼一般疯狂的行为。”

魏赫曼·加纳利斯将军，曾经是海德里希在海军的顶头上司，现在是希特勒的军事情报机构的首脑。他曾经描述过海德里希生活中的一段插曲。在柏林辛苦工作一天之后，海德里希坚持让加纳利斯陪他一个酒吧一个酒吧地狂饮。逐渐地，加纳利斯写道，“他变得冷酷而且精明地喝酒。他从不跌倒，也不说话含糊不清。但是他的眼睛不断缩小，直到像针尖一样几乎看不见。他的嘴唇扭曲，好像癫痫发作一样。”

加纳利斯接着写道：“当我们到达他的住所，他劝说──也许说命令更合适──我，再喝最后一杯。我知道太多关于他对自己是个混血人的恐惧。但是我迁就他，因为我为今晚可能出现的结果所迷惑。”

当两人进入住所，灯也拉开时，海德里希发现自己出现在正对着门的墙上的一面很高的镜子里头。“他摇晃了几下，我听到，不，应该看到他的嘴扭着说‘肮脏的犹太人’。然后他拨出腰里的手枪，朝着镜子连打三枪。”

镜子碎裂了，也抹去了他自己的形象，但是这并不能去除他因为“混血”而产生的自恶。精神病医生会认为这种自恨情绪将一直持续下去，除非他把暴行施于别人身上。这个痛苦的刽子手的身体带来了无数的牺牲品。

即便是组织出面澄清了“谣言”，海德里希并没有轻松。直到他1942年他死之前，他都一直害怕被人认为是犹太人或是部分犹太人。很多人把海德里希对犹太人的野蛮暴行归咎为一种反常的种族补偿。这是一种变态的“自我仇恨”。这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希特勒的灭犹屠犹暴行之心理基础。

海德里希年轻时是个多才多艺的花花公子，后来遇到了成为他妻子的丽娜以及成为他上司的希姆莱，这两个人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丽娜在海德里希最失意时没有抛弃他，原谅了他的花心，并把他逐渐改造成为忠实的家庭成员。更主要的是为海德里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丽娜很小时就是纳粹的狂热支持者，还在刘胡兰那般年纪时就成为纳粹的“学生党员”，后来又加入了妇联（国家社会主义妇女团）。是她说服未婚夫加入纳粹，并向他保证纳粹会给他带来前途。她是他不折不扣的“革命引路人”。她把一个犹太人改造成为一个专门屠杀犹太人的人。这就是女干部的可怕之处。

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关系不能简单归纳为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诚然没有希姆莱的“慧眼相识”海德里希没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但是海德里希刚刚投靠希姆莱时，希姆莱非但没有进入纳粹的核心圈，而且是处于失宠的地位，正是海德里希的出色努力，使得党卫队和盖世太保扭转了失势局面，从这个角度讲两个人是共同发迹的“战友”。后来随着海德里希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实权的进一步在握，他也越来越成为希姆莱的潜在对手。在海德里希最辉煌时，据传他有可能成为希特勒后备继承人，至少是“第三梯队”吧。而且从年龄结构、发展趋势以及个人魅力来说，海德里希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当海德里希死后，希姆莱在他的灵柩旁说的这句话是很耐人寻味的：“你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在你正登上权力高峰时，命运有意夺走了你的生命！”

其实命运对海德里希并不薄，即使在遇刺的当天命运对他还是颇多关照。当刺客向他射击时，机枪突然卡了壳。此时海德里希已经发现了刺客，如果他是个胆小的人，如果他不是那么高傲，命令司机加大油门逃之夭夭的话，他无疑可以保全性命。但是专横惯了的海德里希却大声命令司机停车，他拔出佩枪，要亲自抓拿想要暗杀他的凶手。他被后来的炸弹炸伤，死于全身性败血症。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自杀倾向主导的。因为他恨自己的犹太血统，所以他不想活了，结果表现为英勇。

对于海德里希来说，死于纳粹的鼎盛时期，被授予帝国最显赫的勋章──“德意志秩序”奖章，享受到了希特勒亲自主持的隆重“国葬”，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关照。其他纳粹高干们再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不出几年，他们要么追随希特勒一起自杀，要么被盟军绞死，或是在监禁中受尽侮辱。

“很多人把海德里希对犹太人的野蛮暴行归咎为一种反常的种族补偿”，在这里，海德里希的“自我仇恨”比“仇恨他人”爆发出更大的力量。在他上端的希特勒和在他下端的艾希曼，也是同样如此。

海德里希虽然自己有犹太血统，但却成了反犹狂。消灭犹太人的这项任务，本来是由戈林主管的。1938年希姆莱主动要求把这项任务交给他，因为希姆莱的得力助手海德里希希望从事这项肮脏的工作。希特勒考虑到党卫队的工作效率高，因而批准他的要求。1941年7月3日，希特勒亲自下令：“这里，我委托你，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欧洲德国势力范围内，全部解决犹太人问题。我还要派你尽快制定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具体措施。”根据四分之一个犹太人希特勒的命令，四分之一个犹太人海德里希制订出“科学”的杀人流程，其中包括集体屠杀、毒气室、火化炉、进行拷打、结扎生殖器、饿死或让沉重的劳役累死等惨无人道的“社会主义”行径。

犹太人虽然彼此屠杀，但是在很多问题上还是息息相通的。例如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婚姻也是由希特勒亲自过问的。这就体现了一种特殊关系。

相反，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结成了大屠杀的联盟，但同时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友好。神经质而且心胸狭隘的希姆莱，带着无框眼睛，样子令人生厌，是一个乏味的庸人。眼神犀利，下巴瘦小，斜肩和一副令人不快的表情，希姆莱瞧不起他的雄心勃勃的部下，他们彼此依靠又互不尊敬。希姆莱嫉妒强壮的助手，又发现他是不可缺少的。海德里希则采取了阿谀逢迎的态度。希姆莱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帝国元首继承人的架势。而海德里希则经常在一个句子里用三四个这样的词来奉承他，说他有希望今后取代元首的地位。这是一场两个野兽争夺草场的战争。

像其他纳粹高干一样，海德里希为纳粹的权力欲望所惑。他希望别人遵从他的命令。他追求权力不仅是为了组织和政治理想，更是为了权力本身。他不允许任何人挡道，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使用一切手段──敲诈、欺骗，甚至谋杀。他所渴求的权力会减轻他生命中的痛苦，这是因为被沾染了犹太血统而产生的痛苦。

在希特勒担任总理前后，纳粹主义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中，海德里希发现自己处于这些事件的中心。为了自己的野心，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公众面前曝光，而是继续躲在背后。他小心研究所有纳粹领导人的道德和政治偏向。他像木偶戏演员一样让他们彼此对立。

从1941年9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德军占领区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的副行政首长开始，海德里希就巧妙地运用“糖果与鞭子”的方式而将捷克地区逐渐德意志化，他在任期间杀人无数，被人们称作“布拉格屠夫”。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负责召开万湖会议，拟定犹太人大屠杀的详细执行计划。

驻布拉格期间，海德里希为了避免身为副行政首长的亲民形象受到伤害，出访巡视时一律不携带随身侍卫。1942年5月27日晚间，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郊外遭遇两名英国派遣的捷克伞兵持手榴弹与连发手枪攻击而身负重伤，延至6月4日不治。希特勒亲自主持海德里希的丧礼，称呼他为“拥有钢铁之心的男人”，并授予“德意志勋章”，归葬于柏林。

1942年5月27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捷克特工刺杀后，希特勒感到非常恼怒，在海德里希的葬礼上，希特勒就咆哮着说要采取报复行动，叫嚣着要用千百万人的血作为偿还海德里希被谋杀的代价。居住在特瑞金斯塔特“特别居留区”里的约3000名犹太人被送到了死亡营，未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布拉格的党卫军个个惊恐万状。他们深知：如果在缉捕刺杀海德里希凶手的行动中毫无结果的话，毫无疑问会触发希特勒对于导致行动失败的负责人的杀人欲。亚瑟·内伯，以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名义命令紧急印制了大量德意志刑警报特刊，上面载有发给各地警察局和地方行政长官的电传电报，指示：“要在各个车站、火车上以及所有交通工具上实施特别监视；要对所有在工人旅馆居住的外国人进行登记检查；不准任何嫌疑人越过边境。”盖世太保以无情的高效率为刺客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

对于希特勒来讲，海德里希之死需要比犹太人的死更大的代价。需要一次超出灭犹屠犹之外的报复行动，一次让下贱的捷克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屠杀，尽管他自己也有捷克人的血统。此次报复的目标最终选在了布拉格西北部科拉迪诺地区的一个名叫利迪泽的矿山小村庄。利迪泽是个美丽的地方，坐落在一个低矮的峡谷内，小村庄教堂的四周点缀着片片草地，风景旖旎，色彩斑斓。村庄周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牧场和果园，村民们的生活过的非常平静，自给自足，对政治则兴趣索然。

6月4日，海德里希死的那天，利迪泽遭到了第一次搜查。当时的目击者对于一队驻布拉格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怎样从大路上开过来，怎样肆无忌惮地闯进村庄，又是怎样对这里的居民排好队逐一检查证明身份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由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负责进行讯问。自始至终，充斥着威胁和恐吓，但总的说，利迪泽的居民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也许是为了取乐，也许因为未找到任何武器装备和证明有罪的“证据”而大为恼火，国防军和警察分遣队闯进居民们整洁别致的家中或是大肆抢劫物品，或是将家具陈设砸得粉碎扔到大街上。德国国防军的卡车最后一路呼啸着返回了布拉格。

虽然在利迪泽村和海德里希被谋杀之间没有发现任何形式上的联系，但是这个村庄却有一个把柄：居住在此地的两个家庭──荷科拉一家和斯特里伯尼一家，他们的儿子是英国特务机构在捷克布下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此外，德国人还发现这个村庄里藏有机枪，而且英捷伞兵曾在这一地区着陆。最后，荷科拉和斯特里伯尼两家人遭到逮捕，但他们坚决拒绝招供。

第二次关键性的搜查利迪泽是在6月9日夜里。在为海德里希举行葬礼的那天，卡尔·博姆打电话给柏林的希姆莱告知有足够的“证据”指控该村庄，并建议采取报复行动。博姆报告说：目标：科拉迪诺地区的利迪泽村。1942年6月9日19点45分，党卫军地区总队长卡尔·弗朗克从柏林打来电话口头指示：今天遵照元首的命令，应对利迪泽村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枪毙所有的成年男性居民；

第二，将所有女性居民都关入集中营；

第三，将儿童集中到一起，合格的送到帝国党卫军家中接受德国化教育；余下的不适合进行德国化教育的儿童要进行其他形式的教育；

第四，需要借助消防队将这个地方整个烧毁，夷为平地。

博姆出发去科拉迪诺亲自指挥这次行动，随行的有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头子奥托·格施克博士以及科拉迪诺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维斯曼。科拉迪诺地区的常规警察已将村子围得水泄不通，只留下一个口子允许居民们进入。接着，一队保安警察在党卫军小队长马克斯·罗斯托克的带领下开进利迪泽。之后，盖世太保报告：在此次行动中，199名男性村民被处决，195名女性村民被逮捕。从布拉格调来的特别行刑队在谷仓四周的墙上竖起一排床垫，以防止反弹回来的流弹。他们将成年男子和男孩子挑出来，一次枪毙10个，女人、小男孩和儿童则被送到中转营；女人们最终被送到拉文斯布拉克集中营，在95名儿童当中，最后有9名被认为值得接受德国化教育；而大多数的儿童后来销声匿迹了，二战后，仅找到其中的16名。被选中的9名儿童将要移交给育儿组织──一个受到希姆莱青睐的，关于母性家庭以及给予那些由党卫军做父亲的孩子们福利的体系。

然后，整个村庄被付之一炬，该炸的炸掉，该铲的被推土机铲平，瓦砾也被运走。家禽、宠物被射杀，墓地被掘开。除了一个不久就会杂草丛生的平原以外，这一村庄的存在痕迹消失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一个早已拟好的稿子在广播中播出：“在搜捕刺杀党卫军上将海德里希的凶手的过程中，有充分事实证明该村居民支持并给予这些凶手以帮助。除了帮助凶手以外，这些居民还参与了其他敌视德国的行动。例如，私藏弹药和武器装备、违法持有发报机并囤积大量特殊的国控物资……村庄里所有的建筑现已拆除，该村的名字也被抹掉。”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讲，利迪泽村并没有消失。德国人自己要对此疏漏负责。大量描述这次大屠杀的细节都已被帝国电影公司摄入了老式的镜头。记录利迪泽村大屠杀的有关电影胶片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成为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的铁的事实和证据。永久保留下来的仅仅是这个村庄的最后时刻：利迪泽村熊熊燃烧的房屋、穿梭于街道之中的巡逻军队和警察，当然还有荷拉克家牧场上的尸体堆。一条用链子拴在狗舍里的狗的尸体也被摄入镜头；接着镜头透过双筒望远镜摇向一个德国军官：镜头里，村中教堂的塔楼被炸了三次才倒塌；显然这个军官十分恼火；牧师早已遇害，影片同样记录了毁灭者自身的“形象”：他们好像在制作家庭电影一样，对着摄影机大笑着，彼此还开着玩笑。

为了不留下任何痕迹，盖世太保从特瑞金附近的犹太人居留区抓来了大批的劳工，并强迫他们在利迪泽村建立了一条专门的铁路，用途是把利迪泽村的瓦砾统统运走，每天有大批的废砖瓦从利迪泽运出，当工作快要完工的时候，那些劳工一部分被送进了集中营和死亡营，还有一批人被就地枪决，枪决以后，尸体被焚烧后就地掩埋。

令盖世太保十分恼怒的是，在利迪泽村和其他地方刻意营造的红色恐怖未能打草惊蛇出刺客。已经采用并审查完毕的有关报道也变得毫无价值。海因茨·冯·潘维茨──布拉格市盖世太保反颠覆科的负责人向弗朗克建议：在指定时期内，对任何准备坦白自首的人实行赦免。海因茨最终说服弗朗克以5天为限，并于6月13日发布赦免公告。

到了6月18日，盖世太保终于在卡莱尔·布罗梅杰斯基教堂的地下室中发现了7名刺客，在经过一阵枪战以后，7名特工无一幸免，两人服毒自杀，其余的都用自己的枪结束了生命。最后，盖世太保将刺客──捷克准尉詹·库比斯的头割了下来，拿给了他的家人看，他年迈的母亲当场就昏了过去。

刺杀海德里希的案件就此结束，利迪泽村也从地图上消失了，但在二战后，捷克人开始重建利迪泽村，原居民回到原来的地方时，只看见一片荒芜的草地。工人们在挖掘的工程中发掘出了一块利迪泽村古老的村标，至今，这块象征利迪泽村的村标还保留在原地。 

希特勒为何对海德里希如此钟爱，并为他的被刺身亡进行大举复仇呢？恐怕，除了“公事公办”之外，还有一点特别的惺惺相惜的个人情谊在内。但是考察完毕所有的蛛丝蚂迹，除了他们两人都是“四分之一的犹太人”并且同样饱受流言蜚语的折磨之外，其他方面实在毫无瓜葛。

类似希特勒和海德里希的例子还有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那就是阿道夫·艾希曼──同样在灭犹屠犹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上小学的时候，就因为身材矮小、相貌奸诈的原因有个“小犹太人”的绰号。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艾希曼的小学同学们天真无邪、没有成见，但他们凭着经验和直觉，就能发现艾希曼的相貌确实太像一个犹太人了，而且比大多数犹太人更像犹太人。但是艾希曼却因为这一发现而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和伤害，所以从那时起，他就厌恶犹太人。这种心理使得他后来处理犹太人事务时，变得格外冷酷无情，甚至体现为心狠手辣──因为杀人的勾当毕竟是一般人都不愿意干的，不论他们觉得犹太人多坏，不论他们多么看不起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但是对于“具有特殊的个人理由”的人，就另当别论了。

1934年艾希曼由于负责达豪集中营而受到海德里希的赏识；1937年艾希曼曾经前往海法与开罗，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后来艾希曼以经济理由反对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海德里被英国特务暗杀以后，艾希曼直属希姆莱领导。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为中校，从此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临近战败，艾希曼大言不惭地说：“我将笑着跳进坟墓，因为我把五百万犹太人送进了地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了阿根廷。但是1960年以色列的特务机构摩萨德却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并且于1960年5月11日用恐怖手段将其绑架，并用恐怖手段秘密运至以色列，结果引发阿根廷与以色列的外交纠纷。

1960年5月23日下午，耶路撒冷时间4点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向国人宣布：“今天，我要向诸位郑重宣布，以色列国家安全机关抓获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该犯罪恶昭彰，罄竹难书。他在所谓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上，和其他纳粹领袖负有同样的罪责，即600万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惨遭灭绝性杀戮的滔天罪行。阿道夫·艾希曼目前正被关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依据1950年颁布的惩治纳粹分子及其合作者的法律，不久将送交以色列法庭审判……”

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方受审。艾希曼面对犯罪指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回答。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有罪并被求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绑架杀害的，也是他们的同胞，因为艾希曼可能是个犹太人。

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构成了大屠杀的“产业链”，这三人都有犹太血统，这决不是偶然的。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生平，都不难发现：他们三人都是和犹太人“具有特殊的个人理由”的人。至于其它纳粹首领，不论戈林、赫斯、戈培尔、罗森堡甚至特务头子希姆莱，他们虽然位高权重，他们在灭犹屠犹的问题上，相比上述三人，都不是那么主动积极的。难怪有人评论说：“小胡子（指希特勒）也有犹太血统，他的鼻子据说犹太人的特征，所以偷偷做过几次整形术，然后用胡子来加以掩盖，从照片上可以比较出来，这帮人正因为有这种心病，所以才对犹太人更加狠，人类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屠杀同类，从这一点上来说，人比野兽更加凶残。”不过根据我们的研究，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背后，其实隐藏着自利自保的动机，那才是原始的动物机能的体现。

和犹太人还有一层复杂关系的是戈培尔：戈培尔的老婆玛格达是个荡妇，她一边与憎恨犹太人的约瑟夫·戈培尔同居，一边和一个犹太人谈着恋爱。玛格达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和一切奢侈品，在嫁给戈培尔之前，玛格达迷倒了一个年纪两倍于她的实业家。她当时在哥特式寄宿学校遇到了富有的实业家古恩特·昆德（Quandt Gunther），昆德邀请她和她的朋友们带着孩子出去吃茶点。很快，玛格达便答应嫁给昆德，并与昆德生了个孩子，起名叫哈拉德，玛格达非常溺爱这个孩子。1930年，玛格达结束了和昆德8年多的婚姻，开始约会戈培尔。这两个是奇怪的一对儿，玛格达相当漂亮，而戈培尔安着假腿，一脚高一脚低，平时都要穿着特制的鞋子来弥补两腿长度的差异。戈培尔长着一张似笑非笑的脸，非常像某种动物，便于政治讽刺漫画家进行模仿。

玛格达在约会戈培尔的同时，还陷入了与犹太人维克托·阿罗索夫的一段罗曼史。阿罗索夫发现玛格达脚踏两只船时，显得相当失望。当他发现玛格达约会的是柏林著名的纳粹党头子时，阿罗索夫吓得心惊胆寒。戈培尔在1931年娶了玛格达，希特勒是婚礼的见证人之一。纳粹党在2年后开始执政，反犹太人成为了公开的行为，社会风气很快朝着不利于犹太人的方向发展。理查德·弗雷德兰德尔是玛格达·戈培尔的继父，他很宠爱玛格达，可惜却是个犹太人。当反对犹太人的情绪走向白热化时，弗雷德兰德尔觉得自己惟一的靠山就是身为宣传部部长的女婿。弗雷德兰德尔来到位于威廉姆斯广场的戈培尔的办公室，而戈培尔只是对副官下了道命令，“问问这个犹太人来干什么？”1938年，弗雷德兰德尔遭到纳粹党的逮捕，他的继女并没有搭救他。弗雷德兰德尔于1939年死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

而玛格达这样一个荡妇，竟然被希特勒称为“日耳曼母亲的杰出代表”，真是说到点子上了。由于希特勒没有妻子和孩子，戈培尔家庭便成为了第三帝国家庭生活的典范。玛格达、约瑟夫还有他们的一大堆孩子被当作第三帝国的“第一家庭”向外界展示，玛格达实际上是“未加冕的第一夫人”。戈培尔共有6个孩子，玛格达给他们取的名字全部以“H”开头，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玛格达对希特勒的崇拜。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戈培尔夫妇各有奸情，他们俩不情愿地绑在了一起。玛格达最出名的一段婚外情是与戈培尔的副官卡尔·汉克通奸，汉克在布彻斯加德戈培尔的别墅附近有套房子。戈培尔则与一系列著名女演员厮混，这些女性拜倒在宣传部长的头衔下，以结交这位掌管着德国艺术、文化和电影事业的高官为炫耀的资本。1936年，戈培尔见到了22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女演员琳达·巴洛瓦（Linda Baarova），他们迅速开始了一段恋情。琳达与德国UFA电影公司签署了一份油水大的合同，她能够签这份合同与她的情人戈培尔有莫大的关系。希特勒在威妮弗蕾德·瓦格纳位于拜罗伊特的家中过夏季的时候察觉了这段奸情。希特勒暴跳如雷，德国一直宣传捷克人是劣等民族，如果德国人民知道他们的宣传部长和一个捷克女子鬼混在一起，他们该怎么想呢？慕尼黑危机隐约逼近了，元首面对着更多的阻力。除此之外，希特勒也无法忍受暴露出的事实真相：戈培尔的家庭与第三帝国神话里的快乐家庭相去甚远。

下面一篇文章，清楚讲述了戈培尔夫妇与犹太人的复杂关系，再次凸现了“犹太人杀犹太人”、“叛徒是格外积极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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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雄和恶魔交织的一生──戈培尔夫人身世揭秘》

冯玥  

她是一个极端正统的犹太家庭的养女，与著名的犹太复国英雄青梅竹马，最终却成了屠戮犹太人的纳粹恶魔戈培尔的夫人，甚至希特勒也曾想“娶她为妻”。纳粹第三帝国灭亡后，她的身世湮灭无存。尘封55年后发现的录音带，使她的一生为世人所知。 

2000年3月的一天，以色列特拉维夫仍然春寒料峭，特雷莎正在清理她的亡夫、以色列著名法官和经济学家马克斯·弗莱施私人办公室里的遗物。她在一个纸箱里发现了一卷录音带，上面贴着的标签是“关于戈培尔与阿罗佐罗夫（著名犹太复国英雄）的证言”。 

把磁带放入录音机，特雷莎听到了她所熟悉的丈夫的声音。整个磁带的内容清晰，叙述极有条理。这是马克斯·弗莱施1983年5月29日对以色列一个调查委员会的证词。这个由当时以总理贝京成立的委员会，负责调查1933年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阿罗佐罗夫在特拉维夫海滨神秘被害的幕后主谋。 

弗莱施是主动请缨到阿罗佐罗夫委员会作证的，他坚信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是刺杀阿罗佐罗夫的元凶。作为以色列的开国元勋和前犹太投资中心（贸易和工业部前身）主任，弗莱施的证词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他说，他第一次意识到阿罗佐罗夫的被刺与戈培尔夫人有关是在1967年，当时他重返德国柏林，参加他高中母校的校友会。“阿罗佐罗夫有一个妹妹叫莉莎，她对我回忆起她在中学时期的好友玛格达，一个漂亮的、极具吸引力的女孩。”弗莱施这么说。 

爱上犹太复国英雄 

玛格达就是后来的戈培尔夫人，她给人留下的谜题是：为什么这个并没有什么天分和良好教育的年轻妇女，能吸引如此多的手握权柄的著名人物？ 

刚刚完成戈培尔夫人传记写作的德国记者安雅·克拉邦德说：“这真是一个谜，我至今没有找到答案。阿罗佐罗夫、戈培尔、希特勒，还有其他许多男性都认为她如此具有吸引力。” 

玛格达出生于1901年11月，是一位德国工程师和他女管家短暂禁恋的结晶。这位工程师并不愿娶玛格达的母亲，并瞒着她把小玛格达送到了比利时的一所女修道院接受教育。克拉邦德说：“无疑，她在修道院经历的可怕生活是她日后性格定型的一个主要因素。” 

大约在玛格达五六岁的时候，她的母亲把她转到了另外一个条件相对宽松的修道院。玛格达的母亲后来爱上了弗雷德兰德，一个严守犹太教规的德国犹太人、著名的成衣销售商，他追随玛格达的母亲来到了比利时并与她结婚，并待小玛格达相当好。 

玛格达13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所有德国公民都被赶出了比利时。坐着牛车，小玛格达一家和成百上千的难民回到柏林定居。倾家荡产的弗雷德兰德靠打零工维持一家的生计。1918年大战结束前，玛格达的母亲和弗雷德兰德分居了。 

就在这个时候，阿罗佐罗夫的妹妹莉莎闯入了玛格达的生活。莉莎和玛格达的共同生活背景是她们成为密友的主要原因，她们都是难民，从已经住惯的地方被连根拔起，举家迁到了柏林，都有外国口音，与她们的其他同学截然不同。那个时期，玛格达就好像是阿罗佐罗夫家的一个成员，玛格达自然而然地结识了阿罗佐罗夫，莉莎的哥哥。这位犹太青年英俊而具有魔力，此时，他已经是柏林犹太社区的著名人物，一直在组织集会讨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的问题。 

根据莉莎和其他同学的回忆，玛格达和阿罗佐罗夫的关系显然很快超越了一般朋友。 

阿罗佐罗夫的志向在于犹太复国主义，他多次表示，一旦高中毕业，他就前往巴勒斯坦，并在基布兹（犹太集体农庄）定居。玛格达一开始对这些倍感兴奋，甚至将阿罗佐罗夫送给她的一个大卫星（犹太民族标志）项链当做至宝。然而，他们的罗曼史突然神秘地结束了。据莉莎的回忆，当阿罗佐罗夫1923年最终离开柏林前往巴勒斯坦时，玛格达赶到了车站，极力试图说服他留下来。最后，伤心的玛格达泪流满面。 

短暂的第一次婚姻 

玛格达18岁时，母亲把她送到一个小镇的女子中学去读书。在去报到的火车上，玛格达搭识了40岁的德国富商匡特。丧偶的匡特对玛格达一见钟情。尽管玛格达家境贫困，也非上流家庭出身，匡特仍然断定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两人不久宣布结婚。 

匡特优裕的经济状况显然是吸引玛格达嫁给这个鳏夫的重要因素，但也不排除玛格达要对“不爱美人爱江山”的阿罗佐罗夫报复的可能性。玛格达婚后的生活令许多一战后陷于贫困之中的德国人艳羡。两人育有一子。但3年后，玛格达对做商人妇的生活开始厌倦，在几次红杏出墙后，1929年，匡特同意离婚，并给了玛格达一大笔生活费和一套在柏林高尚住宅区的公寓。这座公寓离当时刚刚冒头的纳粹党总部不远。 

此后，生活无忧的玛格达成了附近日耳曼俱乐部的常客。那里的柏林人都持右翼政治观点，都认为纳粹党或许是德国的救星。并无多少头脑的玛格达很快成了纳粹党柏林支部头脑戈培尔的崇拜者。她自愿来到纳粹党总部要求成为志愿人员。由于她能说多种语言，玛格达被安排做戈培尔的秘书和翻译。 

在戈培尔与希特勒之间 

戈培尔日记是记载这位纳粹恶魔与玛格达交往情况的主要文档。玛格达工作不久，戈培尔就被深深吸引了，他表示希望建立工作以外的更亲密关系。对于在追逐女性方面少有成就的戈培尔来说，玛格达的热情使他受宠若惊。 

戈培尔惟一疑虑的是玛格达甚少提及她的过去。“玛格达显然在早年生活中相当浅薄和不负责任，如今我们俩都在为此受煎熬。”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显然，玛格达与其早年男友尤其是阿罗佐罗夫的恋情，使戈培尔妒火中烧。1931年7月17日戈培尔写道：“嫉妒让我痛苦万分。” 

戈培尔与玛格达的分分合合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他邀请他们到他下榻的旅馆见面。希特勒当时的个人助手奥托·瓦格纳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玛格达征服了“元首”的心。希特勒告诉瓦格纳，玛格达可能是第三帝国（纳粹德国）领导人配偶的合适人选。瞒着戈培尔，希特勒派遣瓦格纳与玛格达谈判，问她是否能够单独会见希特勒。 

玛格达的回答充满技巧，她表示这将是她的荣幸，但她和戈培尔马上就要结婚了。 

玛格达与戈培尔在1931年12月19日结婚，希特勒当了傧相，并作为证婚人签署了法律文书。但此事显然使这两位纳粹元凶间产生了裂痕，希特勒此后不久上台掌权时，把忠心的戈培尔排除在了内阁之外。 

玛格达的传记作者克拉邦德说：“玛格达喜欢有权力的男人。我不认为她能理解纳粹的（反犹）观点，尤其是她自己也有犹太背景。她只是喜欢追逐手中握有大权的男人，历史将她交给了戈培尔，但她也有可能和其他强权人物相处融洽。” 

谁是刺杀英雄的主谋？ 

婚后，戈培尔搬入了玛格达的公寓，那里很快成为纳粹恶魔们的巢穴。在这里，玛格达教会了希特勒、戈培尔等纳粹头子诸多社交礼仪。就在此后不久，我们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阿罗佐罗夫再度登场了。 

弗莱施在录音带证词里说，他在校友会后受中学校友之托，寻访犹太复国英雄阿罗佐罗夫在以色列的事迹。他找到了阿罗佐罗夫的遗孀格尔达和妹妹莉莎。 

弗莱施问莉莎：“你认识玛格达吗？”莉莎回答说：“你说什么？我认识她吗？她是我最好的朋友。”莉莎告诉弗莱施，阿罗佐罗夫和玛格达确是恋人，而阿罗佐罗夫的遇刺与这段恋情有直接关系。 

据莉莎的描述，1933年4月，已是犹太事务处（犹太复国组织）政治部主任的阿罗佐罗夫，来到反犹浪潮高涌的德国，希望能寻找途径把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带出德国。他与纳粹官员举行了多次会谈，讨论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协议。一天，当他步行在柏林街头时，在橱窗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照片说明上写着：戈培尔夫人。当时陪伴他的一名德国记者后来回忆说，阿罗佐罗夫当时险些昏了过去。 

清醒之后，阿罗佐罗夫把犹太民族的利益放到了个人私欲之上，他问那位德国记者，自己是否应该与玛格达联络，利用戈培尔的影响力解决全部问题。5月10日，阿罗佐罗夫离开柏林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在那里，他写信给莉莎说：“我已经试图与玛格达取得联络，希望她的丈夫能够帮助我达成目标。”5月29日，阿罗佐罗夫重返柏林，再次给玛格达打电话，但玛格达在电话另一端沉默地放下了听筒。没有人知道玛格达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她已经完全忘记旧情，或许她担心她那妒火中烧的丈夫对阿罗佐罗夫会有不利的举动。不管怎样，阿罗佐罗夫意识到，他已经被严密监视了。 

阿罗佐罗夫在从柏林发给莉莎的信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不该给玛格达打电话。现在我担心有生命危险。” 

阿罗佐罗夫从柏林返回特拉维夫仅两天，就在和夫人在海滨散步时被人枪杀。犹太复国运动的左翼怀疑是右翼激进分子干的，而右翼分子则坚持说这是阿拉伯人干的。然而，莉莎和马克斯·弗莱施都深信，真正的凶手是嫉妒的戈培尔。戈培尔担心玛格达的犹太背景和往事被暴露而影响他的政治前途，在阿罗佐罗夫离开柏林后，戈培尔就派了两个德国间谍潜入巴勒斯坦，雇佣了两名阿拉伯枪手完成了谋杀。 

莉莎说，戈培尔在掩盖玛格达的犹太背景时一直是不遗余力的，甚至在1933年就把她的犹太养父弗雷德兰德逮捕，随后他死于一个犹太集中营。

余生 

因为戈培尔遵从希特勒关于纳粹官员应该多子多孙的旨意，玛格达给戈培尔生了6个孩子。从戈培尔当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夫妻关系就开始紧张。戈培尔权倾朝野，当时想成名的女演员几乎都与他有染，这让玛格达无法忍受。1938年，玛格达提出离婚。但希特勒劝阻了她，要求她再给戈培尔一年机会。但一年之内，二战爆发了。 

克拉邦德在为玛格达写的传记里说：“我相信玛格达知道二战中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悲惨遭遇，但她选择保持缄默。她曾对她的密友透露过对纳粹政策的不满，但她并没有做任何实际努力。对于她来说，一个犹太裁缝被纳粹杀害的损失在于柏林的时装业将遭到打击。”在二战中，玛格达与戈培尔、希特勒一起出现在纪录片和照片中的情景随处可见。 

1945年5月1日，在希特勒和爱娃在地堡里自戕之后，玛格达和戈培尔把他们的孩子叫醒，告诉他们要出去散步，但要先喝一点“热巧克力”。孩子很快被饮料里剧毒的氰化物毒死，随后玛格达和戈培尔到自己的地下室内自杀。攻入柏林的苏联红军在戈培尔家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青年参考》 200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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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文所述为真，那么不仅玛格达是个荡妇，她的母亲也是个荡妇。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玛格达要狠心杀死自己的五个女儿，因为她担心自己的女儿在未来的德国与世界，不可能像她玛格达和玛格达的母亲那样，高攀男人，而水性扬花的遗传天性无法获得好的归宿，只能沦入下等社会的烟花柳巷。

希特勒非常喜欢戈培尔的孩子们。孩子们在布彻斯加德拜访希特勒的时候，总是称呼他为“阿道夫叔叔”或者“元首叔叔”。玛格达承认，她自己与卡尔·汉克也有一段私情。汉克自己曾经写信给希特勒，请求他同意自己娶玛格达为妻。与此同时，戈培尔沉迷在与琳达的爱情中，甚至威胁要离开德国，一度请求希特勒委派他担任驻日本大使的职务。他的请求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希特勒警告戈培尔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将琳达遣送回捷克并且在德国和捷克禁演琳达拍的电影。戈培尔的第6个孩子也是他和玛格达最后生的一个孩子，他们为她起名为海蒂，海蒂常常被人称为“和解的产物”，但是戈培尔夫妇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1941年5月，玛格达试图带着孩子逃出德国前往瑞士，她在德瑞边境被抓住了。玛格达的这次逃跑恰好发生在鲁道夫·赫斯架机飞往苏格兰的时候。直到完全确信两起事件没有任何关联之后，希特勒才原谅了玛格达。其实，她不过是想逃离这段让她尴尬的婚姻。看来她还是被早先的犹太情人勾走了魂。

据上面的情况分析下来，戈培尔夫妇最后用“自杀──他杀”的方式残杀了自己的六个小孩，看来也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或卑鄙的理想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关系紧张，生活濒于破裂，既不相爱，更不爱这些孩子，否则他们是很容易像希特勒的建筑师、军需部长斯佩尔那样，把自己的孩子们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等待战争结束的。

希特勒死前对戈培尔说：“你一定要活下去，特别是你的六个孩子，一定想办法让他们离开暗堡。”他说：“元首，我从来没有违抗过您的意志，但这一次我不得不违背您，我们全家不会再离开暗堡半步。”希望特勒生气地说：“不行，一定要把孩子救出去，他们很可爱，还不懂事，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他说：“我的元首，我认为您让我们活下去不是一种优待，而是一种侮辱。如果我们的孩子活下来，那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落入俄国人之手，二是到美英占领区。无论哪种结果，都是可悲的。俄国人会把他们训练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而英美人又会通过灌输他们的民主思想使孩子们憎恨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再活下去。”最后希特勒无奈地说：“嗨！我最忠实的信徒也不愿服从我了！”希特勒终于尝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滋味。这离开他兼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兰，不过短短的五年有半。

戈培尔真会演戏，表演忠贞不渝；他忘记了自己大叫“把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党！”的时候了。戈培尔是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信心，担心这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像她们的母亲和外祖母那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沦为布尔什维克和英法联军的军用品。

（另起一单页）

第十一章

崇拜列宁的左派奋青希特勒

希特勒不喜欢斯大林，因为斯大林充其量只是希特雷手下的海德里希那样的“天才打手”，缺乏真正的原创性。但希特勒确实崇拜列宁，而且和列宁创立苏维埃俄国一样创立了纳粹德国。

前面说过，希特勒的秘密著作毫无创意，所谓的“希特勒的世界观之精髓”，不过是对他早年追随的“红色风暴”，作了改头换面，把它改为“褐色风暴”罢了：例如，双重任务的第一项“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就是苏联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翻版；再如，双重任务的第二项“消灭犹太人”，是苏联的“消灭地主资本家”的翻版。希特勒的屠杀犹太人说起来骇人听闻，其实并不比苏联、共产党中国屠杀的地富反坏右更多。至于其它方面，“日耳曼民族优等”来源于“无产阶级先锋队”，“雅利安人的使命”来源于“奴隶创造历史”，“集中营”来自“劳改营”，强迫苦役来自“劳动创造人”的达尔文主义，“党卫军”来源于“赤卫军”，到了文革就变成了“红卫兵”。

纳粹主义的失败并不奇怪，因为它并不合理。正如纳粹主义的祖师列宁主义，尽管没有像纳粹那样在战场上被击败，但在二战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就在和平竞争下自己崩溃了。这是因为，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针对“西方没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后果所发生的变态反应，由于违背人性而注定不会持久。希特勒虽然为了适合德国国情把列宁主义修正为纳粹主义，但纳粹主义本质上和列宁主义一样。建立在压制而非自治的基础上，所以是不能修成正果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生产资料公有化”是不合人性的，因为交通闭塞的血缘制时代已经过去了，大锅饭只能导致效率低下（这一点在美国这类缺乏血缘纽带、较多种族疏离的移民国家尤其明显），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但大家还不清楚“征服新的生存空间”也是不合人性的，因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就使得任何强制性的征服都已经变得不再合算，所以殖民帝国体系纷纷解体。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存空间的“扩大”和生产资料的“公有”，都是行不通的死路。结果共产革命不过是导致共产党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资本家；而纳粹革命不仅未能消灭犹太人，反而帮助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这些适得其反的结果与其说是“历史的讽刺”，还不如说是“历史的逻辑”。 

由此，我注意到了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左派奋青希特勒》，觉得它指出了希特勒的共产党背景，有一定的道理，因此特意把它抄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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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奋青希特勒”──这是我读完《我的奋斗》得出的唯一结论。左派奋青希特勒。 

书老早就买下了，当时翻了几页看不进去，就扔在一边。前阵子读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对她多次提到纳粹的左翼根源印象深刻，于是翻出这本世界名著来，看能不能从中找到更多的启示。没想到才看到第二章，一阵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在维也纳的城中，贫富的悬殊，真有天壤之别”！这简直就是朗咸平教授每次演讲的开场白，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立即让我们感受到他坦荡荡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恨，而这正是我们平时心中不断积攒却又苦苦压抑的情感。他人真好、他洞察现实、他很有良知，我们眼望着讲台不禁发出了赞叹。然后，熟悉朗咸平的人应该知道，该是谈“信托责任”的时候了。果然，希特勒说，“我觉得这种事情只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一是对于社会责任应有深挚的情感，这样才能为我们的发展路径确立一个良好的原则；二是必须痛下决心，除去一切腐败的赘疣。”不过接下来，希特勒就和朗咸平分道扬镳了。因为通常说来，朗咸平会不停重复“信托责任”这个答案，直到所有听众的情绪由激昂转为冷静。但希特勒头脑太混乱了，焦点不集中，东拉西扯，给人的印象是“愤恨太多、责任太少”，似乎他的良心总欠缺了一点深度。这也反过来证明朗咸平不是希特勒，他文化水平高多了，立场坚定多了。 

希特勒挥挥手，告别了良心经济学，继续上路。很快地，他往左拐了一个弯，进了工人运动的机关大院。这里，曾经有一位工团主义的理论家索列尔，是普鲁东、马克思和列宁的大粉丝，他有一位著名门徒叫墨索里尼，是意大利左派的实践家。希特勒大声疾呼道：“倘若工会目的是改善国家基层里某一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且能取得成效，则其行动绝非和祖国为敌，倒是名正言顺的民族运动。” 

“假如资方蒙昧无知，误解了正义和公理，那我们民众中的一部分劳工，就可以起而反抗个人的贪婪无理，以捍卫集体的福利，这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 

“如果争取待遇和反抗不平等，司法当局未能有适合的解决之道，那么斗争的胜负只能取决于实力强的一方。如果劳工们和大资本家发生了冲突，一开始就没有获胜的希望，劳工们就更应团结一致不畏强权，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对于墨索里尼这种社会主义者，希特勒内心是轻蔑的，因为他们沾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希特勒家境贫寒，但他发愤图强，勤思考、爱艺术，很早就成了理想主义青年。他也很早就能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开，像牛博网网友一样反对前者，又像强国论坛网友般支持后者。他说，“十五岁那年，我便能把效忠君王的‘爱国主义’和人民立场的‘民族主义’分析得很明白。我始终爱好民族主义的观念。”

本来他情感上不憎恨犹太人，后来是理智说服了他。当时欧洲最流行的说法是：犹太资本家控制了经济命脉。他一直将信将疑，但随后他却发现犹太人操纵了新闻、艺术、文学和戏剧，这对于怀才不遇的文艺青年来说，这才是真正的震惊和刺痛。接着他在政治活动中，又不可思议地发现犹太人在操纵思想和舆论，霸占了平民和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于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念头涌现了：犹太人有惊天大阴谋，商业霸权、货币战争、文化侵略。怎么办？我们要狼图腾！日耳曼人要说不！抵制抵制抵制！希特勒痛恨马克思主义，原因是它由犹太人创立，是彻头彻尾的“犹太学说”，却成了左翼战线上的主流。他认为，一定要揭穿这个犹太阴谋，让人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滥用了社会主义的美妙文字以欺世”。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破坏日尔曼民族的团结，以“全球化”（当时叫“国际主义”）的口号劫掠德国的利益，实质是为犹太人的全球霸权服务。希特勒满脑子左翼思想，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社会主义，所以他思索的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那个美妙的大同世界将由谁来统治。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社会主义，那么要与这个劲敌对抗，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日耳曼人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为此发出严正警告：“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 

互相憎恨的人总是相似的。希特勒将马克思主义者树为头等大敌，紧紧尾随他们身后，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从他们身上学习各种先进经验。“据我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党他们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曾把这种工具当作教育的艺术来运用，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对群众有惊人的蛊惑力，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分子的著作，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的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过去马克思主义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运用政治和暴力的决心”。对于对手发动群众的才能，希特勒更是毫不吝啬地给予赞美：

“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中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我深切地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希特勒处处模仿共党对手，以对方为自己的标尺：“我雇了两辆货车涂满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载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这是创举，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外，再没别的党曾经在汽车上插旗游街宣传。”“当时的慕尼黑，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举行大规模示威运动。”在招募党员方面，希特勒也是专挖共产党的墙角，因为他认准了纳粹党和共产党双方的支持者其实都是同一类人。希特勒自豪地记录了自己这一计谋的成功： 

1、我们集会里常有反对派（共产党）来参加，他们常常结队而至，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混入其中，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与我们决一雌雄的表情。 

2、共产党员来我们这里捣乱，这是有原因的。我们经过周密考虑，决定散发大量传单和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怒不可遏地参加我们的集会──我们的用意，就是为了离间他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 

3、我们的敌人，让“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成群结队参加我党的大会，想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摧毁我们“专制又反动的计划”。开会前的45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他们好像是火药桶，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往往事与愿违，他们到会时是敌人，到了散会，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握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自省，要去反思自己主张的主义是否正确。后来，他们的党这样地说：“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也这样呼吁。 

4、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 

共产党的宣传帮助纳粹成长壮大。希特勒坚持自己才是真左派，真社会主义者，真为弱势群体代言。所以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话筒抢过来，用自己的嘴说出社会主义的真理，喊出代表人民心声的口号，这样才能踢走“伪社会主义”，赢得劳工阶层的支持。他像左大培般痛斥官僚阶层的卖国和自私：“为了要顾及他们的愿望，就不妨去牺牲了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充实那强盗的钱袋；我们如果不要德国灭亡，那就不能坐视着他们的为所欲为。”

他像韩德强般强调资本国有化有利于劳工：“资本纯粹是劳动的产物，它和劳动一起成为了左右人类活动的基础因素。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国家对于资本的责任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国家只要注意资本供国家使用，这样便就可以定下两个目标：一方面维持着有效率的独立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是维持工人的社会权利。”

他像甘阳般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我对德意志发展的途径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坚苦的战斗，不在对付敌国而在对付国际资本主义”“我们不要再被我国资产阶级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准备一切，使金融业和交易所的真正国际资本能够来统制德国。”

他像韩少功般忧患商业腐蚀：“现在已经使贫富悬殊更明显了。富者和贫者比邻而居，势必酿成悲惨的后果。人民既开始受着贫穷和大量失业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民族经济破坏而所生的不良现象，还有比这更坏的。因为商业宰制了全国，所以金钱也就变成了万能了，举国上下，个个人都成了拜金主义的奴隶，风气败坏到了这等地步。”他还像孔庆东般揭露资产阶级的无能和虚伪：“如果这一时代的人，他明知自己有着某种缺陷，而竟伪称没有补救的方法而苟且图安，那么，这种社会，断无幸存之可能。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现在便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再被他们欺骗了。我国的资产阶级人士的腐败现象已经达于极点，他们决不能担任任何文化事业的。我以为他们的腐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堕落，而是由于他们的懒惰习性，积重难返。”

深揭狠批所有恶势力后，他又像一名“乌有之乡”的忠实信徒开始谈希望，谈理想，谈国家干预分配，谈共建和谐社会： 

“我党的任务之一在于揭示一个新时代，期望到了那个时候，人人能各取所需；并能坚持一个原则，反对人生唯一的目的是物质享受。 

要实现这件事，国家对于工作的报酬，必须有精细的规定并建立起分配的标准，使得诚实的工人能享受有秩序和光明正大的公民生活。 

希望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空虚的幻想，不要以为现在世界上还不容许且不可能能实现这种理想。我们虽然愚蠢，还不致于去妄想乌托邦马上降临这个世界。但我们也决不可因此自暴自弃，不去努力根治缺陷，铲除弱点，追求最后的理想。 

这种理想要实现，途中必有种种障碍，这是势所难免的。所以我们更要尽自己的心力，共赴最后的目的。“ 

相似的人连憎恨的方式都是相似的。毛主席清洗不同路线左派的方式是：把他们打成右派，归为走资派。布尔什维克对付纳粹如出一辙，斯大林咒骂它代表大资本家利益，托洛茨基贬低它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反过来，希特勒对付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如此，他把他们定义为“左奸”，是名左实右的走资派。而完成这一论证，他借助的是一种阴谋论，“犹太人”成了马克思主义通往资本家势力的地下通道。希特勒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利用社会主义：“在剪除社会罪恶的斗争上，重要的在于世界观，于是犹太人创立了马克思的学说。他把社会上一切公正合理的要求和他的学说相混合而成一片，以求他的学说获得流行。”但其终极目的是为犹太富人服务：“马克思主义固然有着他的目的，而且还抱有一种建设的雄心，虽然他们所建设的不过是犹太人对世界金融的垄断。”马克思主义的工运鼓吹国际主义，和大资本家全球化的战略一致的：“工会制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阶级斗争，可是马克思主义硬要叫它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首先创设这种经济的武器。而国际主义的犹太人，就来用破坏自由独立的国的经济基础，毁灭这种民族的工商业，而经营他们自己的工商业。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民族去做那不分国界的犹太人所操纵的金融界的奴隶。” 

希特勒的这一手法是不是很眼熟？后来存在主义流行时，雷蒙·阿隆在萨特身上发现了同样的东西：“美国人在萨特的魔鬼学中的地位，如同犹太人在希特勒的魔鬼学中的地位一样。”实际上，今天的知识分子圈里，这种魔鬼学还在流行，只不过他们对资本家的仇视不是通过“犹太人”，而是通过“美国人”、“白种人”或“西方人”。但回头再看，作为一代左派宗师，希特勒确实建树良多，为各种先进代表思想开了风气之先。他像司马平邦般嘲笑“普世价值”的自相矛盾：“如果我们并不准备去探讨马克思理论的实施结果，那么，既希望以种族去估量个人价值，又去攻击马克思派的‘人人都是一样，没种族的分别’的理论，那真是傻子。”他像司马南般指出“普世价值”只是牟取一方利益的幌子：“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政治上的信条……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那是为了谋犹太种族的利益而已。”他像梅宁华般抨击“造谣的言论自由”：“我们不必去提起那惯于造谣的马克思派的报纸，因为他们把造谣认为是一件事，好像猫不能不去捕鼠一样。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毁国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们成为国际资本及其主人──就是犹太人──的奴隶。这种毒害民族的行为，国家对它用过严刑峻法吗？绝对没有：只有几次温和的警告，以及实在说不上重的罚令而已。”他像黄万盛般歌颂不是原罪的革命：“法国革命，因为能够产生出一种伟大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就发现了成功的秘诀；俄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完全由理想去引发力量，他们的理想是整个民族的复兴，结果是为他们的民族造福不浅。” 

这时的希特勒三十多岁，还在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代价，他是在狱中艰难地完成了这本著作。人们经常谴责他当上元首后的霸道蛮横，而总是忘记了他曾是一介贫寒的老百姓，一个钻研过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一个为工人抱打不平的政论家，一个为民族利益牵肠挂肚的思想家。实际上，他在上台之后，依然怀抱理想，尽力兑现自己对低下层人民的诺言。他主张“国家监督和领导国民经济”，他没收私人工厂将其国有化，打击以宋鸿兵所痛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财阀，大幅提高劳工阶层的薪酬和福利，孜孜追求“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排与面包”的小康社会。希特勒被人诟病的是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在欧洲的政治光谱里，划归“右派”。但去看看那些鼓吹国际主义的共产党人，哪一个在掌权之后不是坚持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呢？如果“国际主义” 属于左派，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又何尝不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实践。其实，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已经承认自己和共产党人有非常雷同的梦想：“民族主义世界的理论，应该锻造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御──恰好是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趋于国际主义一样。” 

当然，还是必须看到，希特勒与最成功的左派仍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他“种族仇恨”以及相关的“种族屠杀”。虽然纳粹党杀人集中而残暴，但在受害者数量上，远远比不上那些红色政权基于“阶级仇恨”带来的“阶级屠杀”。而且，希特勒死于非命，不像斯大林及其一众弟子们能够安享晚年。从这个角度看，希特勒固然斗志可嘉，却是不够纯粹、不够彻底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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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具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希特勒不得不偷偷摸摸在反犹的德国社会生存，还想要出人头地，何其难哉！

2009年1月12日《中国时报》有篇文章《美国隐藏的种族歧视──反犹太现象》，说的是现今犹太人掌权的美国社会依然存在反犹主义，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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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色黝黑的欧巴马当选总统，象征美国绝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二百多年的种族歧见。但成语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人聚居的迦萨走廊，在极右派和极左派人士心目中，恐怕会引起更多对犹太族群隐藏的歧视。

久居美国的外人都了解，只有WASP才能高踞社会顶端。此字原意是黄蜂、暴燥之人，但在美式英语中，它表示白人（white）、英国后裔（Anglo-Saxon）、和新教徒（Protestant）。早年问鼎大位者，必须符合这三个条件。四十七年前甘乃迪（肯尼迪）以天主教徒当选总统，才打破第三项惯例。欧巴马突破了前两项，只符合第三条，益显他赢得不容易。甚至而且还有传闻说他是个回教徒，如果果真如此，那就更加不易了。

世界有历史以来就有种族歧视，中国人尤然。华侨习惯用“老番”和“黑婆”称呼当地人，浑然不觉其歧视与轻蔑的含意。美国仍有少数人称华侨为Chinaman或Chinks，何尝不带侮辱口气。本文要坦白检讨美国对犹太人根深蒂固、却又深藏不露的偏见，探索为何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可能发生反作用的原因。

美国三亿人口中，犹太裔人数不多，仅约五百六十万人，其中一百四十五万住在纽约市，包括终生不得修面、满脸落腮胡子的“哈西迪派（Hasidic Jews）”。但其影响力远超过人数：金融界、律师、会计师、媒体、教育界，各行各业都占据领袖地位。最有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老板都是犹太人。

犹太人天资既比其余白人聪颖，又和华人一样注重教育，在任何学校都名列前茅。哈佛大学有个从未形诸文字的“犹太限额（Jewish quota）”，即每年招收新生中，犹太裔不能超过四成。因为如照成绩录取，新生班有被犹太人包办的危险。犹太人的对策是自己办所大学，Yeshiva大学因而被称为“犹太人的哈佛”，一样高水准，只是学生全部是犹太裔而已。

大体而言，近四十年来美国的反犹太现象已经大为减少。过去极右派分子讨厌犹太人，可以两次竞选总统的Patrick Buchanon为代表。绝大部分白人逐渐改变了过去的偏见，但是拉丁裔、黑人、新纳粹分子依然照旧。犹太人组织力强，社团数以千计，各司所事。最权威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一呼百应。它早就设立对抗种族歧视的“反诽谤联盟”，经常调查美国国内残存的“歧视犹太”现象，发现虽已大幅改善，全国仍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对犹太裔有反感，拉丁裔与黑人讨厌犹太人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出人意外的是全美大学生也有百分之三很不喜欢犹太人，是否因为成绩总赶不上犹裔学生，就不知道了。

马多夫（Bernard L. Madoff）他用老鼠会手法骗钱，只是台湾三十年前鸿源吸金案的翻版。如此后知后觉，在纽约却轰动一时，因为受创者全都是犹太富商。不少住在东区上城的犹太老板们，一夕之间变得贫无立锥之地。有几位WASP朋友写电子信来告诉我，可以想见他们心底有多么高兴。虽然犹太裔在传播界人多势众，但以色列挥军进入迦萨走廊，每天电视上巴勒斯坦无辜儿童被父母抱到医院急救的镜头，在广大民众间引起质疑：美国为何如此不顾世界舆论，拼命支持以色列呢？布希总统也罢了，怎么平常正义凛然的欧巴马也不敢说话了？欧的回答是他还没有接任，任何时间美国只能有一位总统，避过媒体继续追问。

极右派人士本来就对以色列有很深的反感，原因之一是美国每年总预算中，援外计画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以色列国。去年以色列获得二十四亿元美援，除以七百廿八万总人口数，每人可分到三千美元（算术错误，应为三百美元），难怪有人说这个国家是美国豢养的。探究原因，犹太裔多年来在国会的游说工作功不可没。一向认为华盛顿政客们不知民间疾苦，花钱如淌水的右派人士，今年会藉金融海啸造成国库困窘为名，主张大删对以色列的经援，可以预期。

左派的美国人则同情占以国人口百分之廿五点五的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差别待遇，认为他们受以色列政府多年压迫，从公平正义出发看问题，已经到了重新检讨美国对整个中东问题，特别是以巴争执应采什么立场的时候了。以军虽在迦萨走廊所向无敌，迫于世界舆论压力，已宣布每天下午“停火”三小时。再不见好就收，等隐藏多年的美国人对犹太裔的种族歧视爆发，恐怕有所得不偿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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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美国比当年的德国，犹太人的处境天壤之别，由此可见希特勒生存的艰难。要不是赶上了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瓦解，他这个遭到社会边缘化的四分之一犹太人恐怕只能终生与收容所为伍了。但是天才就是天才。希特勒终于“英雄所见略同”，和列宁一起走上了“叛徒”的革命道路，必要时刻不惜通过杀害自己人来出人头地！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希特勒以后崛起的“毛泽东思想”，基本上也是这个路子，那就是“地主杀地主、富农害富农”，通过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大地主毛泽东统一天下的‘人民公社’”。

对上面《左派奋青希特勒》一文，我认为只适合于描写1918年到1921年前后的希特勒，到了后来，左派奋青希特勒，就逐渐变成了“愤怒的中年右派”希特勒了──这是因为希特勒是在看不到共产主义革命在德国的前途，于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就十分自然地转向右派，转向成功之路了。

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虽然是一个纳粹定义之下的犹太人，其早期还是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但就其一生来看，他基本上还是一个“革命的右派”，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人物。“革命的右派”中的“革命”，就是“红色”代表的共产党，“革命的右派”中的“右派”，就是代表传统的“黑卐字”，至于“白色”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则是希特勒动员群众的接口。红色、黑色、白色，构成了著名的纳粹党旗。

“革命的右派”这一性质，从他对待同性恋者与现代派艺术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一斑。那就是完全的排斥。当然排斥同性恋，是二十世纪的普遍现象；但是排斥现代派艺术，则是右派的共同特点。

中央社2009年9月11日专电报道：“二战破解德密码同志受欺凌自杀，英国首相道歉”。说的是回应近三万民众的签名请愿，英国首相布朗发表声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破解德军密码的数学专家杜林，因其同性恋身分遭受不人道待遇和被定罪后自杀，代表政府公开道歉。英国历史专家指出，杜林（Alan Turing） 是电脑的先驱，二战期间他在布里奇利公园（Bletchley Park）的工作站，破解德国电报密码，使二战提前二年结束。但是杜林的“同志身分”后来曝光，1952年他坦承曾与另一名男子发生性行为，遭到以行为不检被起诉定罪，但两年后他还是自杀身亡了。

布朗在《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发表文章指出，杜林是位极出色的数学家，他最知名的表现莫过于破解德国的密码，如果没有他的贡献，二战的历史可能改写。布朗说，1952年杜林因同性恋身分被起诉，定罪后面临两种选择，不是被监禁，就是被多次注射女性贺尔蒙，最后他选择自缢。“以他对国家的重要贡献，却遭到如此不人道的对待，特别令人感到惊骇。”在首相府网站上，布朗也发表声明说，“很高兴有机会表达我个人及我们所有人对杜林深层的歉意”。为杜林平反的行动是由电脑科学家葛兰姆．康明（John Graham-Cumming）发起，他盛赞杜林是英国史上最杰出的电脑科学家，除了要求政府对杜林公开道歉，他还致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请求追赠杜林爵位。请愿活动受到也是同志的知名电视演员傅莱（Ste-phen Fry）等人支持，傅莱并透过“推特”（Twitter）发动网友参加请愿签名。杜林的纪念雕像预定2011年在曼彻斯特市的沙克维尔花园（Sackville Gardens）公开亮相。

回到纳粹与苏联的关系上来。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午前不久，希特勒驱车前往总理府晋见兴登堡，这次晋见对他本人、对德国、对整个世界来说，后来都证明是一件命运攸关的事情。戈培尔、罗姆和纳粹党的其他头子在凯撒霍夫饭店的窗口，焦急地翘望着总理府的大门，他们的元首不久就要从这扇大门里出来。戈培尔记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否已获成功。”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十分把握。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内心的各种情绪此起彼伏，有时感到怀疑，有时感到希望，有时欢欣，有时失望。我们过去失望的次数太多了，这使我们不敢真的相信会发生伟大的奇迹。”

几分钟之后，他们亲眼看到了这个奇迹。那个年方43、留着查理·卓别林式的胡子的人，那个年轻时候在维也纳做过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无名小卒的人，那个在战后最初那些黯淡的日子里在慕尼黑无人闻问的倒霉蛋，那个啤酒馆政变中有点滑稽的领袖，那个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煽动家，已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了。他驱车到数百码以外的凯撒霍夫饭店，马上就回到他的老伙伴戈培尔、戈林、罗姆以及在这条取得政权的崎岖的、多事的道路上帮助过他的其他褐衫队员中间。戈培尔的日记上写着：“他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可是他的眼中满含着泪水。”

那天晚上，从黄昏直到午夜过后很久，乐极忘形的纳粹冲锋队员在街头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庆祝胜利。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排成整齐的队形，从动物园出来，经过勃兰登堡凯旋门，到威廉街，他们的乐队在震天的鼓声伴奏下吹奏着军乐，他们的嘴里高唱着新编的《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其他一些同德国一样古老的歌曲，他们的长统皮靴在马路上喀嚓喀嚓踩出了有力的节奏，他们的火炬高举着，成了一片火海，照亮了夜空，使聚集在人行道上观看的人们的欢呼声变得分外热烈。兴登堡站在他的府邸的一个窗台前，看着下面游行的人群过去，他的手杖随着军事进行曲的拍子击着地板，他显然很高兴，终于选了一个能够按德国传统方式唤起人民的总理。兴登堡这位老人，在年老昏愦之中，对于他在那一天放出了什么样的凶神恶煞是否有一丝一毫的感觉，这一点是颇可怀疑的。柏林不久就流传一种很可能是靠不住的传说，说在游行进行的中途，兴登堡回过头来对一位老将军说，“我没有想到我们逮住了这么多的俄国俘虏”。

这个关于“俄国俘虏”的传说也许不是真的。但是它却极其巧妙地说出了一个真相：纳粹党人在精神上确是“俄国俘虏”，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学生，而他们的首领希特勒则是列宁的崇拜者。最后，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失败，还一度把苏联拱上了超级大国的宝座。

世人之所以遗忘了希特勒的红色背景，是因为希特勒为了隐瞒自己的共产革命身份，一再采取了欺瞒的技术，甚至不惜采用屠杀共产党人的极端措施，这正和他不惜采取屠杀犹太人的措施来隐瞒他的犹太血统，如出一辙。

据《纽伦堡大审判》记载，早在1941年10月，刚刚入侵苏联后不久，希特勒就告诉他的高级将领，必须挫败俄国游击队的行动。五十人抵一人，一百人抵一人，这是苏联游击队杀死每一名德国士兵应该付出的代价。他说，斯拉夫人简直就是畜生，“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沙皇制度都改变不了”。另外，苏联部队中设立的政委是顽固不化的共党分子，他们总是制造麻烦，甚至当了俘虏也是如此。他们一旦被抓获，就应杀掉。凯特尔应该按照希特勒的意思发布命令。凯特尔回到他的指挥部，起草“报复令”和“政委令”。一个月过后，在一次苏联游击队发起的进攻中，德国损失了十名士兵，二十六人受伤，为了报复，德军将二千三百名俄国平民抓到一起，杀害了他们。凯特尔用紫色墨水签署的“报复令”、“政委令”和“突击队命令”的原件，现在就在司法大厦的文件室内。

希特勒虽然表现的气势汹汹，不过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沙皇制度都改变不了”一语，还是泄露了他自己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老底子”──他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看作是和沙皇制度相差无几的文明，是一种可以改变斯拉夫畜生的东西：这恰恰暴露了纳粹的红色来源。

正是在这种希特勒鼓吹的“斯拉夫畜生”的偏见之下，在苏联城市哈尔科夫，德国人闯进市立图书馆，搬走书籍用做德军装甲车加固泥泞路面的砖头。在列夫·托尔斯泰的领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个德国军官用这位大作家的藏书当柴火，当被告知周围有许多木材可用时，他回答说他更喜欢“俄国文学之光”。德国人把柴可夫斯基的家用做摩托车车库，而且焚烧这位作曲家的手稿来取暖。俄国人引用德国人自己的报告证实，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蓄意消灭俄国文化政策的产物。（参见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其实这些勾当共产党人早就干过了，没有什么创意。

不仅希特勒、戈培尔、罗森堡等人具有布尔什维克情结，其它许多纳粹党人也有。《纽伦堡大审判》（约瑟夫·E·珀西科）还记载：“（德国驻波兰总督）弗兰克在早些时候作证时，以其对纳粹主义的猛烈谴责而打动了法庭。今天，他开始了：‘在这个证人席上，我曾经说过，由于希特勒进行的这场战争，千年易逝而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责难洗。’这笔债现在‘已经完全一扫而光’。这笔债由于‘俄国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对德国人犯下的和正在犯的’大规模罪行而被一笔勾销。弗兰克宣布撤回。”这说明，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其实一直对苏联是抱有幻想的。他以为苏联是产生圣人的地方吗？他以为布尔什维克是吃素的？苏联人不但强奸了战败国德国两百万妇女，而且还霸占了战胜国中国的蒙古，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奸淫掳掠，无恶不做。这就是斯大林个人品德的缩影。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实际上和日本的甲级战犯，没有区别。

（另起一单页）

第十二章

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

在形右实左的左派分子戈培尔的宣传中，希特勒被描绘成为“主宰者”，“元首永远都是正确的”，仿佛希特勒那“魔法师般的”、炯炯发亮的蓝眼，真的能用其“眼神”洞察未来。希特勒的秘书荣格夫人曾经回忆说：“在此之前，我只在新闻里、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可是现在，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对我们友好微笑，和我们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着我们，询问名字。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声‘晚安’。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无害的、和平的气氛。”可见宣传画上的希特勒，多么虚假。

但是，希特勒那双“能够预测未来的眼睛”真的能够洞察命运的最后底牌吗？不，它仅仅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小说《黑桃皇后》……希特勒就像小说里的那个着了魔的赌棍一样，自以为赢得了命运的底牌，可以放手一搏，结果最后才发现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前面两张牌绝对正确（并吞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一张牌终于错了（入侵波兰），让德国在他的带领下投入了对抗三大帝国英苏美的战争，最后让第三帝国连本带利输得精光。第三帝国毕竟不是三大帝国的对手。侥幸成功的冒险，不可一而再、再而三。

“我见过一幅照片，照片上，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正在把熔化的铅水倒进一盆冷水之中。德国南方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在圣诞节前夜，要把熔化的金属倒进冷水之中。金属在冷却的时候，凝固成奇怪的形状。操作者按照古老的习俗对金属的形状进行解释，测算新的一年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运气。这幅未发表过的照片并不能说明希特勒是个迷信的人，只反映了第三帝国元首和他最亲近的人的家庭生活习惯。希特勒还喜欢玩掷硬币猜正反面的游戏，当他不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会迁就的人时，或者对一个次要问题他自己也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总习惯这么做。这些做法可能会让人感到吃惊，但绝不能证明他有赌徒心理。比如，在战前那个时期，当希特勒和身边的几个常客打算开车去散步或者登山游玩，而又各有各的喜好时，他总是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抛到空中，硬币重新落下后，朝上的那一面决定要做的事情，总是有鹰的那一面代表‘肯定’。这种决定命运的方式没有任何人会提出异议。在战争期间，我没再见过希特勒这么做，即使是在决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时。”（《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在希特勒身边12年》）人们不禁奇怪：为什么二战这个巨大的赌博中，希特勒反而戒除了自己的赌瘾？其实很好解释：因为战争中的每一步都是生死攸关的赌博，赌博的压力已经太沉重了，因此不再需要其他赌博作为额外的刺激了。

希特勒自称是“德国是我的新娘”，这严重的亵渎犯罪，因为在圣经里，这是神所使用的类比。《旧约圣经》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民原文作子）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以赛亚书》六十二章5节）《新约圣经》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1节）而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凡人，却胆敢冒充神圣，所以他自杀于地下室的命运，是很早就注定了的。他不论如何神机妙算，都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人到底是无法预测未来，更遑论控制、主宰。人要想跟命运抗衡，非死即伤，而且往往二者具备。

当希特勒在一次暗杀活动中幸免于难的时候，“他那坚决冷酷的面部表情僵住了，目光中跳动着神秘的光芒，这种神秘的光芒我很熟悉，他要做重大决定时总会出现。他用因激动而变得沙哑的声音大声地说：‘现在，我完全放心了，我比往常提早离开贝格勃劳凯勒，这件事证明上帝希望我完成使命。’”（《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在希特勒身边12年》）没有人知道上帝是不是给了希特勒使命，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给了希特勒什么使命，但是肯定可以说，上帝肯定没有给希特勒征服欧洲的使命，命运不过是和希特勒的野心开了一个玩笑，让希特勒希望成就的帝国主义梦想离开德国变得更加遥远。

但是在大众时代，希特勒这个影视明星、媒体宠儿却很占便宜。有篇叫做《博学、自控、记忆力超群》的文章如此赞美希特勒：

1918年到1935年的德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且不说它在军事上的薄弱，就是经济上的成功也是苍白的，人民丧失了信仰，同性恋、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像腐蚀剂一样侵蚀了这个曾经生机勃勃民族的肌体，比利时、波兰、捷克和法国可以随意凌辱处于弱势的这个国家，德国到处充满了不满，到处充满了绝望。 

然而在这个时候，一个集人类所有野心、自私、恶毒和智慧的魔鬼──希特勒登上了帝国的政治舞台，他饱览群书、举止高雅、精通语言，以其前所未有的邪恶才华迅速捕获了一大群信仰者。而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近女色，似乎是圣徒般的生活像迷一样深深吸引了所有人，崇拜者纷纷而至，瑞典探险家奥汀·海斯在见过了希特勒这样描写道：“以非凡自许的我这个人，今天，终于遇到了一位能够让我折服的人了。”

当希特勒走向德意志帝国最高执政的舞台时，就注定了他将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领导者，坚定、智算、果断和敏锐，恶魔化身的他完美综合了这些品质。他用他的手腕凶狠有力的排除了党内反对者，彻底推行了一套改革方案，最重要的他的改革几乎没有触犯德国任何阶层的利益（除了犹太人），而几乎所有人因他受益，改革中所透露出政治智慧仿佛恶魔的眼光，如此贴切如此到位，而如果不是实施者是一个恶魔的话，那么这次改革则绝对堪称历史上最出色的改革。 

经济措施：用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办法控制失业，用农业补贴和固定农户的办法复兴农业，而这一切前所未有的措施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后人至今犹在借用。修建大的工厂，收容失业的工人，希特勒奔波各地，了解当地情况，迅速做出判断，解决问题，一切变化都是如此之快。德国迅速崛起。 

军事措施：他命令戈林鼓吹航空竞技的比赛，阴险地整备空军；他又狡猾的通过隐形军事组织大批培训士兵，用最聪明的办法扩大陆军。 

外交措施：外交上他的邪恶天赋同样使得他得心应手，通过最廉价的承诺和最没有廉耻的欺骗，充分运用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弱点，挑拨、里间、恐吓、讹诈无所不用其极，德国就在他这些卑劣的手段中悄悄却快速的摆脱了一战后的不利外交地位。 

当他收复莱茵时。一位德国妇女马格丽特，刚刚还在为她的犹太血统的丈夫受到不公待遇而感到难过，突然听到收复莱茵的消息，仿佛听到了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在日记里用她朴素的语言写道：“真的吗？伟大的元首，虽然他有些地方令人气愤，但是，他真的太伟大了！” 

当希特勒威逼压迫哈查投降时，一位苏德台地区愚昧的日耳曼裔老农民来到柏林，向他们的元首致意道：“献给德意志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阿道夫。” 

当他在维也纳古老帝国皇族王宫前站台上向广场上人们宣布德奥的合并时，所有人都为他折服，倾倒，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写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伟大的存在啊，非凡，已经不能为之形容，大英帝国需要一个希特勒！” 

在世界战争爆发前，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也是第一个没有贵族背景的国家领袖，他闪电般地崛起，用最短的时间内造就了世界历史上最非凡的经济奇迹，做到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外交成就，变魔术般地白手建立了当时最庞大的空军和重建了陆军，实行了当时最可超前的社会保障、环保、建军思想（准军制和职业军制）以及物价工资农业制度，在希特勒的治理下，只见风雷迅变，一个强大的德国拔地而起，他本人也取得了人类历史空前也很可能绝后的民选领袖的威望，即使他所崇拜的前人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他们所取的功绩也不能和此时的他相比。 

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么多的军旗都向希特勒前倾致敬。古德里安将军后来用一种典型的时候聪明的强调写道：“他的功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而可止的道理呢？” 

此时的功业，对于任何领袖来说，都足够让他们满足了，但是对于拥有非凡野心的希特勒，却是远远不够，这只是他非凡智慧的一小部分，“我决心登上人类历史的巅峰，俯视前人。”用武力夺取留存万年的荣誉，用铁血建立百世未有的基业，让史书所籍的所有前人都在他的赫赫威名面前黯然失色，让后世奋发的一切后人在他的辉煌成就跟前自惭形秽，这才是恶魔，这才是希特勒真正想法之所在。 

于是杀戮和罪恶开始了…… 

而当欧罗巴大陆硝烟散尽，一切重归和平后，古老而饱经沧桑的莱茵河依然静静的流淌，如同弗雷德里希大帝时期一样，未有半点改变，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她所见证的不幸和苦难，那个可怕的野心家毛骨悚然的话依然在我耳前回响：“将来，每当我抚摸五彩缤纷的地球仪，上面只会有一个国家……” 

更恐怖的是，他险些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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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身上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看法相信大家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种思潮使得他极端憎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金融投机曾在一战中和一战后对德国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他因此对金融操控者犹太人的报复打击更是险些毁灭这个伟大的民族。 

我们可以从希特勒身上看到一种学识广博完美典范，比如，抛开他政治组织能力不说，他是一位过得去的画家，一位顶级的工程技术设计师（和保时捷博士共同设计了甲壳虫和虎式坦克的发动机），一位很有天赋的建筑设计师（参与了奥运会建筑的设计），一个高明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物本交易的创始者），一个人文知识极端渊博的演说家，还是一位军事上极其有见地的将军（他对各种先进武器和新兵种极有研究）。这些能力的具备使得他凡事都追求完美，极端自负，藐视任何人的资本，并给了他无比的自信让他怀有发动征服世界的战争的梦想并付诸实施。 

还有，就是希特勒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无比痛恨犹太人的金融统治和金融投机手法，可他却毫不犹豫用比犹太金融家更卑鄙的金融手法将美英的金融财团讹诈得几乎崩溃，取得了德国经济复兴的第一笔黄金；他痛恨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制度，可他却毫不犹豫使用苏联经济的一些手段用于德国经济改造，加速了德国经济强大。他是一位苛刻的素食主义者，热爱动物，主张保护环境，可是这也丝毫不妨碍他冷酷无情地将犹太人扔进焚尸炉；他崇尚先进的科学，欣赏新的技术产品，构建了新的社会制度，但他艺术上的极端古典情趣，却使得他极其藐视艺术上的任何革新（毕加索的画）；他经常叱呵德军将官的傲慢阶层思想，可是他骨子里却对普鲁士精神赞美不已；他对他的部下经常极其可怕地批评，可是除非反叛，他却始终尊敬他的手下。

希特勒除了政治军事经济，还有其他才能： 

1、保时捷汽车的另一个设计者： 

“1933年保时捷博士，雅各魏林，及希特勒三人在柏林的皇家饭店面会商讨国民车的细节，在这次由希特勒主宰的会议中，希特勒还自己动手记载或描绘了11张草图，令保时捷博士十分惊讶，这些草图的车身造型，与当时的NSU原型车（保时捷博士最引以为豪的车型）很相似，这些草图绘画的技术，不下于专业的工程师。而且根据记载，希特勒只费时15分钟便完成了。希特勒并明确的提出五点基本指示，并且要保时捷博士为德国政府提出正式的备忘录。” 

2、舰艇建造方面的专家： 

德军参谋部的军官和国防军的高级将领也承认，希特勒对国防军的层层结构，包括最基层的部队的了解都超乎他们的想象，他在武器和军备方面的知识也令他们惊奇。有一天，他与他的海军专家就安装在现代巡洋舰上的汽轮机的某个细节进行了一场较为激烈的争论。由于希特勒毫不妥协地反对专家的论据，后者被激怒了，以至丧失了冷静，他对希特勒轻蔑地一撇嘴，说道：“您对纯属技术运转方面的问题毫不了解，怎么能妄下这样的断言呢？”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希特勒没有马上发作，而是请专家坐下来，接着援引足以震惊海事学院教授的详尽细节，就这个问题向专家作了透彻的分析。并使这位专家不得不承认自己炮位的缺陷。

3、丝毫不能被糊弄的人： 

“通过每天无休止的讨论，他与国防军的顾问们一起就战场形势做出判断，而且不断有惊人之举。他对在漫长的前线上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主力部队的历史，每次战役中任用的人员，以及在运动战中部队的不断调集都了如指掌。他不仅仅是对每个部队、梯队的组成相当熟悉，甚至对重型反坦克战车营这样的特种部队也十分了解。 

慕尼黑市市长是希特勒喜欢与之谈论重建和美化城市计划的人。他经常告诉我，发现希特勒能回忆起几个月前他们之间谈论过的最次要的细节，他非常吃惊。有时他会听到希特勒以一种责备的语气对他说：“6个月前我不是对您说过，这个细节不合我的口味吗？”然后希特勒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把他们就这一点所交换的所有意见重述一遍。 

希特勒的记忆不会有任何遗漏。不仅仅是在记住名称、文学知识和数字方面，他在记住人的容貌方面也具有惊人的本领。他能准确无误地确认遇到他的对话者们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他能回忆起在他动荡的一生中遇到的所有人，还能经常想起某些人的个人细节，确实令人瞠目结舌。对所有他做过发言的宣传会议，他都能描绘当时的情景和各种细节。他在维也纳认识的青年时期的伙伴，战争中的“同志”们，他夺权时期的追随者，以及所有那些陪伴他直到取得胜利的各种各样的人，所有这些面孔都铭刻在他的记忆中，并且带着各自鲜明的特点。” 

4、可怕的自控力： 

“希特勒不仅仅对待别人强硬和固执，对他自己也同样如此。他不承认疲劳，坚持不懈地工作。他忘记了无休止的伏案工作会使他的视力疲惫不堪，而且长期顽固的失眠也在损伤他的智力。他坚信意志本身就可以使人获得一切。他右手的颤抖使他的自尊深受伤害，这一点也不奇怪。当发现自己不能够主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时，他变得恼羞成怒。在吃惊的来访者注视着这只手时，希特勒以一种本能的动作，即用他的另一只手把它盖住。尽管他作了所有的努力，他最终还是未能控制住这种颤抖。 

虽然一点点地失去了对自己神经反应系统的控制，但是他依然始终主宰着自己的情感。当他和人单独谈话，有人来呈送通报灾难性事件的电文时，希特勒保持着冷静。只有他下颌的动作显露出他内心的激动，而谈话照样平静地进行下去。比如说，我记得，由于埃德塔大坝被英国皇家空军摧毁，鲁尔工业河谷的大部分地方都被水淹没了。读到这一电文时，希特勒的脸色变得铁青，但仅此而已，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他刚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 

5、近乎催眠般的说服力： 

“我经常思考他是否使用了催眠术，或者这仅仅是他外在影响力的表现。确实，希特勒善于以他那种天生的简洁自然的方式，以及少有的亲和力来获得对话者的认同。在他的血管中流淌着维也纳的血液，再加上他的艺术天才，这就赋予了他毋庸置疑的个人魅力。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他即使是在泛泛而谈时，也能引用精练、简洁的格言，以强化自己的观点。他以肯定的语气高谈阔论，很容易就能给听者留下良好的印象。 

然而，他性格的这些外在表现还不足以解释他对某些人的控制。他能发出一种磁力，使我们更接近某些人，或者相反，远离某些人。在他身上，这种磁力不完全是因为它的强度，还因为它的广度而引人注目，尽管在强度上它也远远超过一般人。这种磁波影响的范围非常之广，能在公共会议上和大面积人群前产生惊人的作用。 

正是这种不同寻常的暗示力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来见他的时候垂头丧气，离开的时候却信心十足。这种能力在他的老战友们身上影响尤为强烈。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5月，但泽地区纳粹党部领导人弗斯特来柏林求见希特勒。我看见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完全被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击跨了。他向我坦白，有1100辆苏联坦克集结在他防守的城市前面，而他只有4辆连汽油都不够的虎式坦克和他们对抗。弗斯特决心不再隐瞒，要让希特勒知道事情的可怕真相。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坚持要弗斯特客观地把事情详细地说出来，促使元首做出决定。弗斯特回答我说：“您别担心！我不会犹豫的！顶多他把我赶出门外。” 

当他与希特勒会谈之后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我是多么吃惊啊！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元首答应向但泽增派新的师！” 

看到我怀疑的微笑，他向我解释：“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调兵！但是，只要他向我宣布他要拯救但泽，那就没必要怀疑了！” 

弗斯特的这些话使我深深地失望。这个不久之前还在我的办公室里激动地宣称要向希特勒说出实情的男人，从他那里回来之后却完全相信了他的空话。毋庸置疑，这又是希特勒的说服力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6、广博的知识： 

“从青年时代开始，希特勒不知疲倦、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他告诉过我，当他在维也纳度过他艰难的青少年时期时，曾经阅读了市图书馆一个馆中的500册书。这种博览群书，并从中汲取知识的热情，使他几乎对文学和科学的各方面知识都有所涉猎。每一次，当他投入地描述某个地区的地理概况，或以惊人的细节陈述美术史上的某个片段，或论述高度专业的技术问题时，都使我吃惊不小。 

在他演说家生涯的初期，所有那些和他一起奋斗过的人，都惊异于他知识面的广博。早在那个时候，在记忆的帮助下，他已经能够以不同寻常的口才使别人佩服了。这使他获益匪浅。那些最早成为他的拥护者的粗人都全心全意地效忠于他。他知道如何使用非同凡响的技巧，满怀激情地向他们讲述奥地利的历史，剖析哈布斯堡王宫里的各种阴谋，或是令人心碎地把德国描写得奄奄一息。他还能同样出色地引用绝对让人折服的细节，没完没了地谈论教堂、修道院和城堡的建筑艺术。 

即使是被囚禁于兰茨堡的岁月里，他仍然坚持不懈地研究建造于欧洲各国的所有历史建筑。他经常自夸地说，他对某些建筑物建造细节的了解，比该国的建筑专家了解得还要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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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篇文章是一个典型的希特勒迷写的。

还有一篇也对希特勒充满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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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一个不折不扣的书虫》

1915年11月，在距法国北部前线两英里的佛尼斯（Fournes）小镇附近，一个来自第16巴伐利亚预备役步兵团的德国下士走出了一个被当作兵营的二层农舍。他走进小镇，但是并没有像其他士兵那样去妓院寻欢、或是买烟买酒，他花了4马克买了一本关于柏林文化宝藏的小书。他的传令兵战友称他为“艺术家”，他是大伙寻开心的对象，一半是因为只要跟他说仗打败了，他就气得不行，还有一半原因是他在没有任务的时候花上好几个小时埋头在战壕里读书看报。这个孤僻的步兵曾公开指责1914年12月的圣诞停战协议，那天英军和德军士兵如兄弟般共庆圣诞。一只从敌方阵线跑丢了的小白猎犬总是无条件地服从他，那是他唯一有好感的生命。 

他这些习惯从未真正变过。几十年后，他会在深夜离开他的同伙，走进书房，沉浸在孤寂之中，在那里，有一副老花镜，一本书和一壶热茶。有一次他的情妇不小心闯进去打乱了他的沉思，结果被他斥责得红着脸跑出楼道。毕竟，他在书房外面挂了牌子，上面严厉地写着“绝对安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攻入他柏林地堡的苏联士兵，找到属于他的私人物品只有几十本书。

阿道夫·希特勒给后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书的焚烧，而非钟爱。但是作家蒂莫西·雷巴克在他写的《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一书中写道：希特勒在他柏林和慕尼黑的住所，还有位于奥博撒尔斯堡的阿尔卑斯度假地有超过1.6万本书，这些书多数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雷巴克对希特勒最后的藏书作了研究，在仔细研读了希特勒在书上做的标记和注脚后，雷巴克试图像希特勒幻想他自己的世界地图那样，去重现他的心历路程。 

 希特勒也许从未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他从书中找到纳粹理论。在1920年代初，他曾为了给羽翼未丰的纳粹党寻找支持其思想体系的证据，而去翻阅了上百本有关历史和种族主义的书。不仅如此，他还费尽心机地从中精选出一部分，列出推荐书单，并印在纳粹党员证上，用黑体字写上：“每个国家社会党员必须知道的书”。这些精品书包括亨利·福特所写的《国际犹太势力》和罗森堡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国家之敌》。为了证明希特勒爱书的嗜好，雷巴克找到了一张罕见的希特勒在他慕尼黑小公寓的一张照片并描述：“希特勒身着黑色西装，站在书柜前”，书柜是带挖槽装饰线的漂亮家具，“他双臂交叉，摆出他那特有的自信姿势。” 

希特勒在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失败后，被一个同情他的法院以叛国罪仅判入狱5年，还有可能提早被赦。于是他在愚人节这一天，不痛不痒地被执行入狱了。在蓝斯堡监狱，他受到犯人们的关照，他写了他第一本书《我的奋斗》。雷巴克在书中写道：残存的狱中读物中，有一本快被翻烂了的《德国人的民族特征》，该书内容非常明显可以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中找到印记。这本书的作者是汉斯·古恩特，他因其极端的种族纯净论被人称做“种族古恩特”。虽然雷巴克在他的书中没有提及，其实希特勒在狱中还每周一次接受卡尔·豪斯佛的指导，豪斯佛是慕尼黑大学政治学教授，也是生存空间论的支持者。 

雷巴克觉得，希特勒的本质就是“他慢慢地积累从不值钱的、带偏见的简装书，和小圈子里流行的精装书里得来的极其离谱的理论，然后给他那浅薄的、精于算计的、咄咄逼人的谎言找到辩护理由。”除了这些，希特勒没有自己的思想，相反，他利用了从魏玛德国渗透过来的，逐渐在知识分子和中产的圈子里赢得信任的理念。斯大林曾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你周围的人，看看他们都读什么书吧。”雷巴克在翻看希特勒的藏书时，发现一本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书紧挨着一本法国素食烹饪书，上书《希特勒先生素食》。 

不过，这些希特勒粉丝的赞美，很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希特勒的复杂性格所致。

1994年12月中旬，美国中央情报局披露，他们在1944年2月完成过一篇有关希特勒的心理特征的分析报告，报告中揭示了希特勒不为人知的一些生活。 

1、希特勒50岁以后看文件通常要用老花眼镜，本无可厚非。然而，他却禁止任何人拍摄他戴眼镜的照片，以致英国情报部门接到隐藏在德国上层机关的间谍送来的有关希特勒眼睛已经老化的密报后，还怀疑它是否可靠。

2、他还是个严重的牙病患者。拔牙，他会痛苦地尖声怪叫，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拒绝麻醉。他顽固地认为，麻药会让他“变傻”。这使牙医非常为难。

3、孔雀死了掉眼泪。不过，他对动物，特别是自己饲养的动物确实关怀备至，充满仁爱。希特勒拥有一个庞大的鸟类养殖场。如果有一只孔雀死了他会伤心得掉泪。有时，一个昆虫死了，他甚至也会摇头叹息。然而另一方面，他却能心安理得地下令把几十万犹太人活活毒死。

4、希特勒一生没有驾驶过汽车。可是，他的秘密爱好却是在夜深人静之际，坐上车，要司机以时速超过100公里的速度飞驶。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疯狂速度”，相当危险。后来，他的司机因为过度紧张而精神失常。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严格规定他所乘的大车最高时速不准超过37公里。

5、他对别人的手指着迷。如果他不喜欢一个人的手，他会转身走开，拒绝同这个人继续交谈。

6、希特勒对长桌有特别的兴趣。他召开会议时总是用很长的会议桌，因此德国一些优秀的木匠常常被召去制造长桌。他拥有的一张最长的桌子将近50英尺（15.25米）。

7、他的肌肉原先就不发达，50岁以后更是日趋萎缩，因此他即使在夏天也不穿短袖衫。而为他洗澡的仆人必须对他的身体外形严格保密，否则有“杀身之祸”。

8、有关他执政前的重要性格的情报却不多，只有下述两条比较有分析价值：他一生对女人都无好感，但年轻时曾狂热地爱上他的“嫡亲外甥女”。然而这场“刻骨铭心”的爱，却以一场悲剧──心上人的自杀而收场。此后，他一生对女人都无好感。他其实并不爱他的情妇──艾娃。他曾经画过一些色情画出卖。但在当权后，他都悄悄地指使手下人秘密地以高价全部购回销毁。

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特劳德·容格接受英国传媒的采访，回忆与希特勒最后相处的日子时，指出希特勒拥有双重性格。百里挑一的女秘书特劳德·容格是希特勒的第四任秘书，同时也是最后一任秘书。1942年12月，希特勒挑中容格为秘书时，她才22岁。六十年后，虽然她对在希特勒身边生活的一些细节已经再也不能回忆起来了，但当谈到希特勒为人时，她却毫不犹豫地说：“他（指希特勒）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据容格称，希特勒私底下为人非常友善，还经常关心她的生活，对她充满了 “父亲般的慈爱”。不过她表示，她和希特勒的情妇艾娃、前几任秘书及其私人医生等人都强烈觉察到，在希特勒身上蕴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她说，由于她的办公室远离希特勒的办公地方，因此她从来没有见过希特勒暴怒的情形，不过，其他人在她面前提起那种可怕的情形时，却令她不寒而栗：刹那间性格大变。容格还透露，她经常为转移他关注战事的注意力而绞尽脑汁来挖掘话题，而希特勒显然非常喜欢聊天。容格说，希特勒发布命令时总是通过对讲机，声调比较平和，但当他发表演讲时声调却突然变得很刺耳，他的姿势也变得夸张起来。显然，后者是为了达成政治任务而进行的表演。

1945年4月22日，他突然中止了日常的会议，把官员们叫了出去。接着，他从身上摘下自己从不离身的彩笔，放在沙盘上，然后开始号啕大哭。部下的无能、背叛和卑鄙的举止让他痛不欲生。他用拳头猛砸桌子：“战争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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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领袖居然患有轻度的“晕血症”，他见到血，特别是人血后常常会感到不舒服。可是，这一点他倒没有向外界隐瞒。因为戈培尔早已用如簧之巧舌，成功地把这个弱点美化为“仁慈”了。

但我猜想，希特勒的“晕血症”可能和毒气室的诞生不无关联，这也算是他对自己的犹太同胞所作的最后“贡献”吧──让他们比较少一点痛苦地死亡。

灭绝营里虽然有很多人是死于集体枪杀、饥饿和酷刑，但是主要的屠杀方法是利用毒气室来杀人。奥斯威辛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于战后写道：很多“立即执行小组”（Einsatzkommando）的人在参与集体枪杀后，由于“无法再忍受涉步于血中”都变疯了或自杀。而被杀者的尸体会被放于营内的火化炉火化（除了索比堡灭绝营，那里会于营外的火化用的柴堆火化），而其骨灰则会被埋起或撒开。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那里的尸体由于太多，不能用埋葬或柴堆火化的方法，唯一处置办法是将尸体放于由德国公司专门设计的炉窑火化，这些炉窑几乎是日以继夜没有停顿地进行火化。

每个营的运作略有不同，但是都是设计来有效率地屠杀人。例如党卫军医务上尉Kurt Gerstein，表明了一位瑞典外交官在战争时于营内所见的事情。他形容他如何于1942年8月19日抵达贝尔赛克灭绝营（在那时，营地仍然用主要用一氧化碳作为毒气室的毒气），有人自豪地叫他看看塞满45个车厢的6700名犹太人下车，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了，但其余的都是赤身裸体地步向毒气室，他说：

Hackenholt下士用了很大的力量来使引擎转动，但是引擎始终不动。接着Christian Wirth队长走过来。我看得出他害怕，因为我出席了一场灾难。是的，我看到这一切，我等待。我的秒表显示一切，50分钟，70分钟，柴油始终没有开始。人们在毒气室内等待。徒劳的。可以听到他们的哭泣声，“像在犹太教会，”Pfannenstiel教授说道，他的眼贴近木门的窗口。Wirth队长愤怒地鞭打了乌克兰助手Hackenholt，十二次，十三次。经过2小时39分钟，秒表记录这一切，柴油开始了。直至此刻，被关在这四个稠密毒气室的人还活着，4乘750人在4乘45立方米的室内。25分钟又过去了。许多人已经死了，因为毒气室内的电灯内点亮了几分钟，所以可以通过小窗口看到里面的情况。又28分钟后，只有少数人仍活着。最后，32分钟又过了，所有人都死了……牙医敲掉（死者的）黄金牙、齿桥和齿冠。在他们中间站着Wirth队长。他如鱼得水，并显示给我看一大个装满牙齿的罐，他说：“你自己看看那些黄金的重量！这仅是从前天至昨天。你无法想象我们每天发现的，银币、钻石、黄金，你将自己看到！”

据霍斯说，首次用齐克隆B（蓝色的氰化物）来对付犹太人，尽管那些犹太人以为只是去除虱子，但很多人都怀疑他们将被杀死。因此在后来的毒气攻击，要花气力把“麻烦份子”分开，在不引人注目情况下枪毙。特别支队（sonderkommando）的成员 ，一组营地的囚犯被指派协助进行了灭绝，他们会陪同犹太人进入毒气室，直到门关上为止。此外，一名党卫军的卫会站在门口，以保持“安定人心的作用”。为了避免令囚犯有多余时间去思想其命运，会尽快要求他们脱下衣服，并由特别支队帮助那些可能会拖慢进程的人。

特别队会和被毒气所杀犹太人谈及营地的生活，并试图说服他们相信一切都没有问题。许多犹太妇女当除去衣服后，会把其婴儿藏在自己的衣服的下方，因为她们担心消毒剂会伤害其婴儿。霍斯写道：“特别队的男官兵特别查找这些”，并鼓励妇女把其孩子一块带去（毒气室）。特别队的官兵也负责抚慰那些可能“因为害怕在如此怪异环境脱去衣服”而哭的小孩。

但这些措施并不能欺骗所有人。霍斯讲述几个犹太人“他们要么猜中或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但他们仍“找到勇气去与孩子说笑和鼓励他们，虽然致命的恐怖场景就在他们眼前”，有的妇女会突然“在脱衣服时发出恐怖的尖叫，或拉扯自己的头发，或像疯子般尖叫。”这些都会被特别队的官兵立即带离现场去枪毙。也有些人“在率领到毒气室前会透露其同种族仍藏匿人的地址。”

当毒气室的大门被锁上，粉末状的齐克隆B便会从室顶的特殊洞子撒下。而营地的指挥官每次都会透过窥视孔来查看毒气杀人的情况，和监督准备功夫和善后工作。霍斯说，被毒气杀死的尸体“没有任何明显的抽搐迹象”，奥斯威辛的医生把这归功于齐克隆B的“肺部瘫痪作用”，这确保了受害人在抽搐前死亡。

当毒气攻击进行完毕，特别队的官兵便会移走尸体，并取走其黄金牙齿和剃了尸体的毛发，然后把他们送到火葬场或窖。在这情况下，尸体会被火化，特别队的官兵负责添加燃料拨旺炉火，排出过剩的脂肪，并翻动“如山的燃烧尸体”，使火不断的燃烧。霍斯发现特别支队的惊人态度和献身精神。尽管他们“深知……他们也将会是相同的命运，他们设法履行其职责”，“在这样无疑的方式，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灭虫者”，按霍斯说，其中许多特别队官兵在他们工作时都会吃东西，和抽烟，“尽管从事这可怕的焚烧尸体工作”。偶尔，他们会碰到近亲的尸体，尽管他们“被明显地影响了，……但从没有导致任何事件发生”。霍斯举例的一名男子，从毒气室搬着尸体到火坑，发现尸体是其妻子，但他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一些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党卫军被送往至奥斯威辛营去查看毒气杀人的情况。霍斯写道，虽然“一切他们所看到的都印象深刻”，但有些“之前最大声疾呼要执行这种灭绝的人，当他们亲眼看到这‘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后，他们都沉默了。霍斯被反复问及如何能忍受这灭绝。他解释：“铁般的决定使我们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希特勒的命令”，但他发现即使“很强硬的阿道夫·艾希曼也不希望和我交换位置。”

特别分队（党卫队特派司令部，sonderkommando）非常勤于掠夺被杀害犹太人的尸体，他们会拿去其尸体上的衣物、首饰、眼镜、头发、（补上的）金牙等任何能再用或循环再造的物件。但是，也有其他令人怀疑的故事。有些人更声称纳粹以人皮来做灯罩，这是完全可能的，马丁·鲍曼的儿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他曾看见一张用人骨做的椅子，和一本用人皮包着的书。纹身的皮肤有时会被拆去，然后保留。一个利用黑瓦洛部落的技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做的头盖骨，后来更作为纽伦堡审判的证据。

位于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英文纪念碑由于苏联军队于1944年进入波兰，为了隐藏所做的事，纳粹党关闭了或拆除了这些营地。战后的波兰人民共和国也进一步地拆除营地和任由其衰变。不同的古迹建于这些前营地的位置，但他们通常不会提及大部分被杀的是犹太人。

1989年波兰政权在东欧剧变中变更后，营地位置变得更容易进入，并成为该地旅游业的主题中心，特别是最为人认识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犹太组织和波兰方面更有一系列关于这些场址的争议。也有一些犹太团体强烈反对竖立基督教纪念物于这些营中。其中最显著的案例就是奥斯威辛十字，一个设于奥斯威辛一号附近的十字，那里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波兰人，而不是用于灭绝犹太人的奥斯威辛二号的附近。

曾有一些团体和个人否认纳粹德国利用灭绝营来杀害任何人，或对大屠杀进行方式或程度提出了质疑。例如，Robert Faurisson在1979年声称“希特勒的毒气室”根本不存在，他认为这毒气室的想法“实质上是拥护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就因否认犹太人大屠杀而被奥地利法院判囚三年（否认纳粹大屠杀在奥地利是犯法的，不属于言论自由）。

学者和历史学家指出，否认大屠杀等于否认了所有生还者、肇事者、物证、照片，以及纳粹所保留记录的所有证据。Nizkor Project的成果，还有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的工作，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和他的西蒙威森索中心，还有更多的大屠杀资源，所有关于大屠杀否认的追踪和解释。可靠史学家如希尔伯格（Raul Hilberg）发表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达维多维兹（Lucy Davidowicz）的《The War Against the Jews》，伊恩·克肖（Ian Kershaw），和其他许多评论“大屠杀否认”者，至少数见解偏激者。反犹政治动机更被认为是否认大屠杀者的特点。

现在围绕着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历史性辩论主要涉及当地居民共谋的问题。虽然许多犹太人被基督教邻居救了，但也有忽视他们的处境，并检举他们的人。此外，很明显许多集中营被绑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举例来说，商品都是被运送到营地，而当地妇女需提供家务料理等。纳粹军官光顾当地的小酒馆，交易的黄金都是从受害者那里搜刮来的。当前的历史研究指出，曾居住在营地附近的人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大部分都隐瞒着当地的市民。

希特勒不仅以其“犹太人的狡猾”成功地欺骗了德国民众，而且连他的继承人戈林都被他始终蒙在鼓里，最后还被他一脚踢开、逮捕法办。对此，《纽伦堡大审判》有如下记载，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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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休息时间，被告们愁眉不展地列队离开法庭，尽量避开站在他订J必经的、被绳子隔开的过道上的观众好奇的目光。他们想从餐室阁楼的窗户向外眺望佩格尼兹河谷，但今天他们发现美国人已用波状金属板封住了窗户。他们闷闷不乐地在五张轻便金属折叠桌前坐了下来。

被告们进餐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他们中间来回巡视。坐在弗兰克旁边的里宾特洛甫问弗兰克，希特勒是否知道法庭上揭露的这些可怕的事。弗兰克回答：“如果不知道就不可能发生，这些事都是按照他的命令做的。”戈林从邻桌将背靠过来，凶狠地盯了弗兰克一眼。弗兰克继续说：“希特勒使我们都陷了进去。”他又补充说，后来元首以自杀抛弃了他们。吉尔伯特注意到，戈林越来越生气。被告们在戈林面前总是很谨慎，弗兰克这次打破了常规。

戈林站起来，把吉尔伯特拉到一边，机密而平静地说道：“我不想夸大我对元首的热爱，你知道他最后是怎么待我的。但是我认为，在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只是，唉，他把事情都交由希姆莱决定了。希姆莱的确是希特勒周围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人物。他权势炙人，态度冷漠，沉默寡言，令人不可思议。死亡营、盖世太保、特别行动队以及所有恐怖组织都掌握在他手中。现在希姆莱轻易就死了。在被英军抓获后不久，这个十恶不赦的希姆莱就服了氰化钾丸自杀。

吉尔伯特说：“希特勒和希姆莱之间肯定相互了解，否则这类恐怖事件就不可能发生。”戈林解释说，在战时混乱中，希特勒很可能疏忽细节问题。吉尔伯特走开了。

希特勒青年团创建者和维也纳党的负责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与这位心理学家谈话。他用标准的英语说：“今天以后一切都完了。如果法庭把我们全部砍头，即使我们当中有几个是无辜的，我也不会责怪他们。几百万人已被杀戮，再多几个又算什么呢？”吉尔伯特怀疑席拉赫是否也敢于面对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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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特勒的崇拜其实是缺乏根据的。别的不说，就说希特勒自己引为自豪的“艺术家气质”来说，希特勒不仅是个蹩脚的画家，而且对美术史一窍不通──希特勒完全是个附庸风雅的门外汉。他随波逐流地声称：“古希腊和罗马是文明的摇篮，在那里，人们对宇宙、科学以及人类本身的知识作了最初的表述。”他经常对自己的秘书说，当他在罗马和佛罗伦萨旅行，能够欣赏到以前只见过复制品的不朽名作时，心里非常高兴。同时这个门外汉却认为：“绘画只有两种类型：古典派和浪漫派。他瞧不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因为他认为这两个时期的绘画宗教色彩太浓。”希特勒动用一切力量来搜刮古典名作。当他成功地通过墨索里尼“得到”古希腊雕塑家米隆的著名作品《掷铁饼者》的那天，欣喜若狂。但他的秘书认为：“我无法说出这种溢于言表的激情是出于对艺术的狂热喜爱，还是其中也掺杂着拥有这样一幅名作以后虚荣心的满足。……

希特勒总是找机会攫取新的作品。他并不关心它们的来源，即便知道它们是从‘被征服者’手里夺来的这一事实时也不例外。”

谢选骏认为：希特勒的失败，可以视为“古典美术终于败给了现代美术”。美国是现代艺术的真正代表。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现代艺术的胡作非为方面超过美国的话，它也就不可能在军事上击败美国。苏维埃俄国在纳粹帝国灭亡之后半个世纪的瓦解，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苏维埃俄国在纳粹德国在现代美术方面都不够创新、野蛮、富于活力，所以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希特勒对自己的浅薄缺乏反省能力，直到晚年还欺骗自己的秘书说，他参加绘画考试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他未被录取，因为他的文化课成绩不足以使他跟得上课程。“每次希特勒谈起这次痛苦的失望经历时，他就变得阴郁和易怒。他这时必然会习惯性地表达他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谴责，它使一些年轻人处于黑暗的境地，仅仅因为他们出自贫穷的家庭。”其实根据史料，希特勒未被录取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缺乏绘画才能，学校告诉他，他的才能适合于学习建筑，但他没有建筑系需要的高中毕业文凭！他的秘书评论说：“现在还留有一些希特勒在这一时期和1914-1918年的战争时期所作的水彩画，应该说不无才气，他几乎像摄影一般关注细节，再现了一些纪念性建筑物和公共建筑。”看来他的秘书和他一样不懂：随着照相术的发明和普遍应用，维妙维肖的古典艺术已经变得多余了：“绘画应该是希特勒一生的爱好。在他掌握德国的领导权之后的紧张生活中，他仍能挤出时间来发挥他这方面的才能。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手边总有一叠黄板纸，以便在休息时画一些即兴灵感之作。希特勒很为他的这些草图自豪，小心翼翼地留着它们。当一天精疲力竭的工作结束之后，他想让我高兴或给我奖励时，就送给我一张，但从不会忘记让我留意他这举动的价值。”

不过和斯大林相比，希特勒还是比较富于人性的，这也可能是纳粹最后败于苏联的原因之一。我的意思不是说纳粹比较好，而是说那些长期向东方殖民并因为血腥暴行而极为变态的俄罗斯人相比，生活在中欧的德国人还没有那么变得残暴和互相猜忌，所以相形之下，纳粹要比布尔什维克正常一些。《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回忆的些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1、希特勒的面包圈：“接待工作中也有很多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会了观察客人多少有点特殊的举止，至于生活在总理府的人们，我们也学会了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例如分拣邮件时，我很快注意到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这个邮包来自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小村庄，收件人是希特勒本人。每周同一天，总是同一名邮差来到总理府。我第一次干这活时，一位同志只是简单地告知我，马上把它送到厨房。我很吃惊，不过没敢问，也不能问。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个月之后，我终于从聊天中得知，那个包裹里装着一个面包圈，是由一位生活在乡间的妇女亲手做的。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希特勒遇到了她。他品尝了她的手艺后，显然爱上了这种面包圈。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此，面包圈按时寄来，直至第三帝国灭亡。

2、艾娃·勃劳恩的卧房：“194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负责将夜间收到的一沓电文直接送到希特勒房间。我们受命将这些邮件放在希特勒办公的房间内一个专供此用的小桌子上，也常常把它们放在艾娃·勃劳恩的房间里。这样可以让希特勒更快地阅读到邮件，因为，他的卧室与爱娃的房间相连。由于当时还很早，我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令人尴尬的事情发生了。艾娃·勃劳恩仍在床上，实际上裸着身体，肩上只披了件短睡衣。我心里想，糟糕，他们一定会将我扫地出门的。没有一位同志事先给我打过招呼，也没有人告诉我，她在柏林而不是在伯格霍夫的山中，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我屏住呼吸，心中充满恐惧。这时，艾娃·勃劳恩从床上坐了起来，朝我打了个手势，让我明白没什么，不必担心。我转过身去，头撞了一下门后，飞快地离开了房间。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艾娃·勃劳恩从未跟我提起此事。没有人提过，甚至没有出现任何模糊的指责。我认为，没人知道这件事。”

3、希特勒给艺术家送花：“我发现，希特勒很关照身边的他所欣赏的名人。每年圣诞节前，希特勒都会给许多演员和艺术家送花。每年临近12月24日，我们便负责将这些礼物送上门。我先后见到过霍夫纳这对孪生姐妹舞蹈家、歌唱家奥尔嘉·契诺娃、捷克女演员利达·巴洛娃，后者就是那个听说与戈培尔有关系的女人。一位同志到过拳击冠军马克斯·施梅林家，另一位则去过瓦格纳家。有一年，我见到了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他因将柏林交响乐队打造成一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交响乐队而受到希特勒的高度评价。据英国历史学家凯肖称：‘他是当局最重要的文化大使之一。’我必须将其中一个包裹送到柏林巴贝尔斯堡区的一座小别墅，在波茨坦火车站附近，富特文格勒就住在那里。那天，他正好在家，便请我进客厅。这个人高大伟岸，肤色白皙。墙上不着一物，非常光滑。没有任何画，甚至连一面镜子也没有，完全称得上洁白无瑕。他的房屋中央放着一架钢琴。我将礼物给了他，并没有留意到大师的反应，立刻离开了他家，上了一辆由总理府司机开的车。”

4、希特勒身上有某种慈父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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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第三次尝试飞往英国的过程就很顺利。5月10日晚，鲁道夫·赫斯真的飞了。第二天早晨，卡尔·海因茨·平奇带着信来到伯格霍夫。一名副官叫醒了希特勒，当希特勒读完赫斯的信时，我仍记得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持了冷静。他提高嗓门说：“赫斯不应对我做这种事情！我不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赫斯做了这一切，可这完全行不通！”他显得越来越烦躁，仿佛腹部刚刚受到重拳猛击。他让人把鲍曼叫来：“快去！”当时，海因茨·林格和阿尔伯特·施佩尔也在场，希特勒在和他们说话时，要求把戈林也叫过来，同时马上通知里宾特洛甫。希特勒让人逮捕了平奇，接着，又下令逮捕了赫斯的随从人员、每天接近他的人和没有也不愿意揭发他的人。普拉特泽、纽迈尔、雷特根都被送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关在一间特殊的木板屋里。下午，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集一大帮人开紧急会议。为了填补因赫斯变节留下的空缺，希特勒以惊人的速度任命马丁·鲍曼为纳粹中央办公室领导人。

希特勒抽身而去。从5月11日到13日晚，他一直待在伯格霍夫二楼的房间里，不挪一步，也不曾下楼。人们没有看到他去客厅或离开别墅到山里去散心。他在楼上办公室接待客人。5月12日，约瑟夫·戈培尔抵达别墅，他也不得不上楼去见希特勒。直到伦敦方面正式通知抓住了鲁道夫·赫斯，希特勒才下楼到一楼大厅。大厅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将军、纳粹成员、区长们也被召集来了，参加在别墅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当晚，帝国新闻机构播发了这一份公报，公开承认赫斯逃到苏格兰。文中强调了他的健康问题，着重指出他患有所谓的精神错乱症和其他精神障碍症。

这一事件显然成为我和同志们讨论的话题。我一开始就深信，它并不是希特勒策划的一个阴谋。在我和我们中的部分人看来，赫斯是单独行动的。我们似乎很清楚，与当时流传的谣言相反，他驾机出走是希望和英国领导人谈判。赫斯无疑失败了。至于他的身体状况，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赫斯的头脑很清醒。在他驾机出走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都先后碰到过他，都未发现他有什么不妥。相反，赫斯似乎异常清醒。总之，希特勒在通告中挖苦他，把他视为疯子，当做是希特勒德国的叛徒。而实际上我认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我看来，它完全是希特勒的一种反应，是他在风暴中做出的一项战术决定。可以说，此事对我没有影响。这种迅速且带有欺骗性的反应既未影响、也未改变希特勒最初几个月在我心目中的印象。

在这一危急时刻，在希特勒身上甚至无可争议地表现出了某种特质，他表现得像个慈父，这是鲍曼或戈林无法比拟的，他俩都自以为拥有与希特勒同样的地位。据我在这一时期的观察，希特勒可能专横，有时易怒，但却不会使用怪招或无耻的谎言。待在希特勒身边，能够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安全感和真诚的关注。我认为，我和我们中的很多人一样，希望他关注我，对我的工作和举止给予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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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一单页）

第十三章

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遗迹

1945年1月，盟军从四面八方向德国挺进，首都柏林已处在盟军炮火的控制之下。为了安全起见，希特勒转入地下防空洞继续指挥德军负隅顽抗。当时，希特勒的身体状况已经几乎崩溃如人意：驼背越来越厉害，右手抖动个不停，右眼结膜发炎，每天都要靠可卡因治疗，痛苦万分。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捷奥·莫列利教授每天都不离左右，照顾希特勒的起居。

当时，德国最高决策层因担心柏林失守，准备把指挥部迁移到一个叫贝尔格霍弗市的希特勒的领地。但希特勒已下定决心誓与柏林共存亡。他说：“我听说某些人准备去贝尔格霍弗，但我绝不准备去那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将留在这里。”

莫列利教授也想去贝城避难，但希特勒出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考虑，并不想放教授离开。教授听到这一消息后老泪纵横，放声大哭，希特勒最后动了恻隐之心，还是决定放他出城。4月28日，一架飞机带部分德国官员从柏林秘密起飞，飞往贝尔格霍弗。

1945年4月，苏联红军突破柏林防线，德国的灭亡已指日可待。4月24日，希特勒紧急召见警卫人员，开始焚烧文件。两箱秘密军事文件随即被拿到公园，浇上汽油烧毁。第二天，希特勒又派人专门到他的别墅，烧毁了存放在那里的所有文件。25日，希特勒把贴身侍卫林格叫到房间内，亲自宣布他一生来最难做出的决定：如果柏林失守，他和艾娃将自杀。为防止尸体落入苏联军队手中，他命令在他死后将尸体和他居住的防空洞全部焚毁，现在应该准备好两箱汽油，放在防空洞入口处，随时准备使用。

艾娃也表示，如果柏林失陷，她愿与希特勒一起共赴黄泉，但在此之前，她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她要正式成为希特勒的夫人。希特勒与艾娃从未在公开场合一起露过面，但据希特勒的保镖说，两人的感情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希特勒一生中除艾娃外从来没有爱过别人，艾娃也随时准备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希特勒。

4月29日，希特勒与艾娃的婚礼在简陋的防空洞中举行，柏林街上隆隆的炮声为这场特殊的婚礼平添了几分肃穆。德国宣传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作为证婚人主持了仪式，正式宣布他们成为夫妻。婚礼结束后，希特勒夫妇与其他人一起共同组织了一个简单的茶宴。

4月30日，希特勒开始实施自己的“死亡计划”。早晨，保镖把希特勒喜爱的一只狗带进卧室，希特勒准备检查一下毒药的性能。狗吞食毒药后，马上死去。下午3时45分，希特勒走进下属的办公室，与部下告别。随后，他返回自己的办公室。希特勒的两名贴身保镖跟随他进入办公室，想同他做最后的告别。希特勒希望他们向西突围，请求德国盟军的支援。最后，希特勒再次提醒保镖，不要忘记他焚毁尸体的临终遗嘱。

两名保镖刚刚走出办公室，里边便传来一声枪响。众将旋即推开了办公室的门，一幅惨景出现在面前：希特勒歪坐在沙发上，子弹从右太阳穴穿入，白衬衫和周围墙壁上都溅满血迹，艾娃服毒后已停止呼吸，蜷曲着坐在希特勒右边，身上的纱裙也溅满了血迹，地上躺着希特勒使用的两把手枪。

遵照希特勒生前的旨意，大家把两人的尸体平放在地面，撒上汽油焚烧。几个小时后，几名保镖把两人一起合葬在附近。5月5日，苏联红军从地下挖出了希特勒和艾娃的尸体。

根据希特勒保镖的供述，希特勒自杀的原因是：希特勒惧怕柏林失守；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希特勒不肯在对手面前屈膝投降；当时传说苏联发明了一种能使人昏睡的瓦斯气体，他担心苏联军队突然使用这种气体，他来不及自杀而落入苏军之手；希特勒不想被苏军生俘，他怕自己和艾娃被处死后，尸体将被示众。但苏联特工部门并不完全相信希特勒保镖的供述。苏方怀疑，希特勒很有可能是服毒后被保镖开枪打死的。苏联方面还怀疑，挖出的尸体可能不是希特勒本人，尸体可能被人偷换过。然而希特勒保镖坚决否认这一点，因为希特勒从未有过替身。

刘仰《希特勒死后“谜团”》（2007年8月23日）一文，叙述了希特勒死后的种种怪异。其中关键点是，二次大战结束后，总有消息说希特勒没有死。有些人是担心他真的没死，还会再次出现，有些人是对希特勒不改崇拜，希望希特勒回来继续领导他们，还有些人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二次大战之后，关于希特勒结局的各种谣言，流传了很长时间。

1945年，欧洲战场的战争接近尾声，同盟国开始关心希特勒的下落。当时已经有传言说，希特勒有不少替身，这些替身将帮助希特勒逃生。对于同盟国来说，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都是可以接受的。最糟糕的结局是，希特勒失踪。

1945年初开始，同盟国便控制了德国和柏林的领空，希特勒如果想乘飞机出逃，难度很大。4月20日，希特勒最后一次出现在柏林。当天是希特勒56岁生日，他从地堡走出来，接见即将上战场的德国少年。斯大林非常渴望由苏联人抓住希特勒，因此，斯大林命令苏联红军，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攻占柏林。苏军将领制定的战略符合斯大林的意图，不需要英美军队的配合，完全由苏联红军包围并攻占柏林。苏联红军在柏林外围的兵力，是德国守军的10倍。

5月2日，守卫柏林的德军彻底投降。斯大林迅速发布了占领柏林的消息，希特勒的命运从此刻开始成为一个最大的悬念。攻占柏林后没多久，美国方面有消息说，希特勒已经战死在指挥所。但在这个消息发布的同时，不同消息立即就出现了。苏联发布消息说，希特勒没有战死，而是自杀了。不久，美国又改口说，希特勒在柏林被攻占前几天，因中风而病死。但是，美国也同时报道说，有消息认为希特勒没死，可能已经潜逃到柏林以外的地方。虽然德国战败方也宣布希特勒已经死亡，但是，美国方面有人认为，那是德国故意释放的烟雾弹，目的是掩护希特勒，让盟军不要再穷追希特勒的下落。

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几天后，一直没有找到希特勒或他的尸体，苏联也没有公布确凿的证据证明希特勒已经死亡，导致各种谣言纷纷出笼。苏军派出很多摄影师，到希特勒总部附近拍照，他们确实拍到一具尸体，面容的确很像希特勒，但是，这具尸体很快被证明只是希特勒的一个替身。原来希特勒真的有替身！这个消息令希特勒的真实下落，再次迷雾重重。

6月，苏军元帅朱可夫宣布，苏联红军没有找到活的或死的希特勒，这个消息令全世界感到震惊。难道希特勒真的能在苏军铁桶一般的包围圈中，找到一条逃生的缝隙？朱可夫在宣布这个消息时还说，希特勒在失踪前不久刚刚结婚，这也是全世界首次知道希特勒身边有一个名叫埃娃的女人。即便在纳粹内部，在此之前，知道埃娃的也只有少数亲信。希特勒结婚的消息令很多人目瞪口呆，因为希特勒一贯宣称，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德国。如果他真的结婚了，他会死吗？他又怎样安排自己的新婚生活？很多人认为，一个人如果明知自己要死，是不会在死亡前结婚的。这些疑虑和传言使得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与朱可夫会面，会晤之后，艾森豪威尔向记者透露，希特勒可能还活在世上。

5月以后，盟军在各地的部队都肩负着搜捕希特勒的任务，当时的结论是，希特勒失踪了。从现实情况出发，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完全有逃离柏林的可能。包括戈林、希姆莱在内，共有2000余名纳粹官员和士兵逃出被苏军包围的柏林。从时间上说，希特勒4月20日最后一次在柏林露面，苏联红军4月24日才完成对柏林的四面合围，4月27日，苏军才占领柏林机场。在这一星期的时间里，希特勒有很多机会可以逃离柏林。而且，一条消息的披露，使得更多的人怀疑希特勒真的逃走了。柏林市内有一条由道路改建而成的飞机跑道，4月29日，一架双人飞机起飞离开柏林，没有人知道飞机上的人是谁。面对种种希特勒可能还活着的消息，人们开始进一步猜测，如果希特勒真的逃脱了，他会到哪里去呢？由于希特勒军队杀害了几千万苏联人，连德国平民百姓逃亡都不敢朝苏联方向逃跑，人们猜测，希特勒可能逃到西欧某地。很快，西欧很多地方传出见到希特勒身影的消息。有一名纳粹飞行员说，他曾经鼓励希特勒逃往丹麦。还有人说，看到希特勒扮成牧羊人，在阿尔卑斯山某地放羊。还有人说在法国某赌场见到过希特勒。更令人吃惊的消息说，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到瑞典与他们的两个孩子回合，人们担心，这个消息表明希特勒正在训练他的接班人。某些西方人出于宗教观念，认为希特勒已经是一个不会死亡的魔鬼。

1945年6月，斯大林在盟国首脑会议上，坚称希特勒没有死，他说希特勒搭乘潜艇逃到了日本或西班牙。当时日本还没有投降，西班牙也是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的天下。7月10日，一艘德国潜艇出现在阿根廷，8月中旬，第二艘德国潜艇又在阿根廷出现，更增添了斯大林说法的可信度。阿根廷有很多德国移民，阿根廷总统贝隆公开称赞纳粹政策，许多纳粹高官都在阿根廷定居，纳粹战犯在阿根廷躲藏的也不少。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阿根廷直到1945年3月才对德国宣战。两艘德国潜艇到达阿根廷后，潜艇的船员全部被移送美方，接受审讯。

审讯结果证实，第一艘潜艇在3月份便出发了，不可能搭载希特勒，但是，第二艘潜艇5月2日才离开挪威的德军基地。当时很多德国潜艇很快就投降了，这艘潜艇却在海洋里游弋了100多天，当时美国潜艇最长的巡航能力只有84天，这100多天里，它都干了些什么？有美国人猜测，这艘潜艇可能途中前往了南极，纳粹可能在南极建有基地，他们将希特勒送到南极的秘密基地，然后再到阿根廷准备投降。此后，南美洲各地也出现很多目击希特勒出现的传言。有的说在阿根廷的一个牧场，有的说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还有说在阿根廷首都的某个饭店。FBI为此花费了10年时间进行调查。

在德国本土，宪兵挨家挨户地搜索，试图找到希特勒，几乎所有长相与希特勒类似的人都受到审讯。盟军找到了很多纳粹的其他高官，例如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他在被捕时自杀。纳粹二号人物戈林也在奥地利被发现。盟军方面还找到了很多纳粹窝藏艺术品等赃物的地点，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希特勒的下落。

1945年秋天，斯大林暗示同盟国窝藏希特勒。苏联报纸报道说，希特勒正躲藏在德国境内的英军占领区内一个舒适的古城堡里。英国人很生气，仿佛自己成为纳粹战犯的帮凶，下令调查希特勒失踪案。斯大林却拒绝提供协助，他拒绝英国人审讯被苏军关押的纳粹人员。英美方面直到7月才第一次见到希特勒的地堡，但当时地堡附近由苏军看守，英美方面无法随意搜查（该地堡1947年被苏军炸毁）。英国方面的调查，汇总了很多线索。戈林被捕后承认，最后看到活着的希特勒是在柏林。包括戈林在内的不少证人都指出，希特勒当时的心态根本不想逃跑，他只想继续留在柏林，而且当时希特勒的身体状况较差。12月，英国又得到线索说，4月30日有证人在地堡还见过希特勒，但希特勒已经死了。根据一些目击证人的证词，英国方面认为，5月初关于希特勒已经死亡的消息应该是正确的。那么，为何苏联坚持认为希特勒逃走了？英国人认为苏联可能是在撒谎。然而，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也无法揭穿苏联的谎话。由于战后美国确实帮助了一些纳粹分子逃脱惩罚（例如纳粹火箭专家勃劳恩等），使得斯大林指控盟军窝藏希特勒的说法，让美国无法辩解。英国说自己不会干这种事情，但没有替美国担保。

斯大林到死都没有透露希特勒的消息，斯大林死后，关于希特勒的下落才被逐渐透露，但并不完整。人们相信，苏联早就掌握了希特勒已经死亡的确凿证据，但没有公布。苏联解体后，希特勒的下落才真正公开。1945年5月2日，苏军占领柏林。5月5日，苏军发现一具烧焦后被埋藏的男性尸体，怀疑就是希特勒。

为了获得证明，苏军特种人员在全德国寻找希特勒的牙医，他们找到了牙医的助理，这位助理凭记忆画出希特勒修补后的牙齿，结果与苏军发现的尸体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苏联在占领柏林不久后，就确认了希特勒的死亡，却故意隐瞒了消息。

至于斯大林为何要这么做，有种种解释。有美国人说，由于希特勒的尸骸是由朱可夫的军队发现的，斯大林担心朱可夫利用此事抬升自己的声望。这种说法多少属于猜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担心希特勒的墓地成为纳粹余党的精神象征，成为未来纳粹复活的纪念地点，所以才不愿公布希特勒死亡的证据。这种说法多少有点道理，因为，当时确实有人提出，找到希特勒的遗体后，要为他建纪念碑或纪念堂。另一种说法更可信一些。作为一个独裁者，他的威严和神秘同样重要，而掌握他人不知道的秘密，是维持独裁的一个重要手段，何况像希特勒生死这样极为重大的秘密。

二次大战结束后，关于希特勒下落的种种谣言，由于苏联的保密，传播了很久。好莱坞根据这些谣言，制作了不少关于希特勒下落的电影，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纳粹科学家利用单性繁殖技术，培养了72个希特勒的后代，然后按照希特勒童年时代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分别被领养。领养人几乎都与希特勒的父母有着极为相似的现实条件。纳粹余党希望这72名希特勒的后代，未来能够成为新的领袖。世界各地也确实有不少人希望希特勒没死。有些人是纳粹余党或新纳粹，希特勒还活着的传言让他们兴奋不已，被视为纳粹不可战胜的标志，渴望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有些人是纳粹的受害者，他们希望找到活着的希特勒，让他接受墨索里尼一样的惩罚。苏军证实希特勒的尸骸后，斯大林没有下令将希特勒的骨骸彻底毁掉，而是装入弹药箱内，重新埋入地下。当时苏联红军长期驻扎在柏林，希特勒的尸骸也就埋在苏军的军事基地里。由于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秘密，因此，随着苏军转换基地，希特勒的尸骸一次次被挖出来，转换地点再埋下，他们带着希特勒的尸骸一起转移，前后一共8次。直到1970年，苏联方面决定将希特勒的尸骸彻底烧成灰，丢进了柏林的下水道，一直冲到河流，进入大海。

但是，苏联依然保存了希特勒的部分骨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才将保存的希特勒部分骨骸向全世界公开，这些骨骸就是希特勒的下牙床中间部分和部分头盖骨。经俄罗斯以外的西方专家鉴定，这些残留骨骸确实是希特勒的。

根据德国的有关纪录，1944年，希特勒接受了一次全面地牙齿医疗。希特勒当时说，他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里都不可能再看牙医了，因此，要求一次性解决牙齿的全部问题。这次治疗，留下了希特勒头骨的X光照片，照片与骨骸完全吻合。希特勒的头骨证实了他的死因，人们在希特勒牙齿的缝隙中发现有玻璃碎片，推测希特勒咬破了氢化物的瓶子。但是，希特勒头骨上也有枪眼，因此，一般认为，希特勒先服毒，在毒性没完全发作之前，再开枪。他对自己的死亡采取了双保险。

希特勒确实死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如今，他的头盖骨和牙齿被人们随意拿在手里检视，这个结局一定是他生前没有料到的。

读者评论《希特勒死后“谜团”》一文说：“很想知道，刘先生就希特勒本人和他的死因曾阅读过哪些书籍！文章写的很精彩，种种的揣测像都是有章可循，甚至图文并茂。但是外界对希特勒死亡的前因后果向来都有争议，所以我很想知道，你这些观点出自哪里？还是刘先生集合多年搜罗的资料，阅读总结出来的？”

“不要人云亦云，有多少人仔细地去了解过希特勒的成长历程？一个人做任何事都是有动机有目的性的，要说一个人会无缘故地下决心毁灭一个民族谁都不会信，要知道，在欧洲的历史上，屠犹的人历来是被作为英雄看待的。另外我认为一个人不论他做过什么，只要不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他就是个伟人。你也无法否认希特勒是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另外，单凭他能得到99%以上德国人的支持你就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洗脑……” 

刘仰的《希特勒死后“谜团”》一文是2007年8月23日发表的，然而到了2009年9月27日，英国《卫报》报道，现在俄国保管的“希特勒头骨”竟是一个赝品，并且是一个女性头骨！

几乎大多数传记在讲述阿道夫·希特勒的最后时刻时都是这样写的：1945年4月30日，前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的最后时刻，希特勒与艾娃在柏林的地堡中双双自尽。美国科学家日前声称，经过检测俄罗斯收藏多年的一块希特勒的头骨，他们发现，头骨竟然是一位女性的。有人大胆猜测，希特勒当年根本没在地堡中自杀。

1946年，前苏联红军在柏林的一个地堡中发现了一个带有子弹孔的头骨，当时各界一致认为，头骨是希特勒的。日前，美国康涅狄格州考古学家和骨骼专家尼克·贝兰托尼证实，这个珍藏了几十年的头骨，根本不是希特勒的，而是一位年纪不足40岁的女性，她的身份尚不清楚。

贝兰托尼不久前受邀前往莫斯科国家档案馆检查希特勒的遗骸，包括一块不完整的头骨、地堡沙发上的血样（希特勒自杀时溅上的）。贝兰托尼取得了一些DNA样本。回到美国后，贝兰托尼研究小组使用犯罪实验室中常用的方法，萃取出了少量可用的DNA样本，通过分子复制程序复制了这些样本，从中读取出了部分遗传信息。

贝兰托尼等人惊讶地发现，这个头骨根本不是希特勒的！这个头骨又小又薄，而男性头骨一般较为厚实。通过头骨的颅缝可以推测出，这是一个不足40岁的人。而1945年4月，希特勒已经56岁。唯一证明希特勒自杀的物理证据突然变得毫无价值，许多阴谋论者推测，希特勒当年根本没有死在地堡。看来，斯大林的质疑确实还有一定道理！他很可能掌握了一些见不得人的秘密。

事实上，战后几十年来，希特勒的尸体的最后安葬处一直是个秘密。1945年4月前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后，法医根据情报，在地堡外面的花园中挖出了希特勒的尸体，并且立即秘密尸检。头骨的一部分已经缺失，可能是希特勒自杀时被子弹崩碎了，但是下巴和牙齿的记录都非常吻合。而解剖报告最后也证实，希特勒“确实只有一个睾丸”。

1946年，斯大林秘密派遣调查人员前往柏林，在同一个地方重新找到希特勒尸体。这些人发现了部分缺失的头骨。他们还将溅有希特勒血迹的沙发碎片运走。希特勒的尸体被葬在东德马格德堡苏联反间谍机构“间谍之死”中心，直到斯大林去世后很久这个秘密才公开。1970年，克格勃挖出希特勒尸体，火化后秘密将骨灰撒入河中。只有颚骨、头骨碎片和溅血的沙发碎片被保存在情报机构的档案中。

如果这个头骨不是希特勒的，会是艾娃的吗？因为与希特勒一起自杀时，艾娃只有33岁，并且与希特勒葬在同一个地方。但贝兰托尼说，头骨不是艾娃的。因为史料记载，艾娃不是死于用枪自尽，死后也没有遭到枪击。头骨可能属于一些普通人，因为当时在地堡周围，有许多人被打死。

二战历史迄今为止依然留下许多秘密，而这些谜团的最大来源都是俄罗斯。而俄罗斯之所以卷入这一黑色的旋涡，其根源在于“斯大林遮掩希特勒遗迹”。

俄罗斯出版的《第三帝国最后的秘密》（副题《希特勒消失之疑案》，作者列昂·阿尔巴茨基）一书，就是一本典型的“遮掩希特勒遗迹”的书，作者“根据史料”对希特勒于1945年4月死于自杀提出疑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以《希特勒淹死在潜艇里？》为题报道了作者的谈话，题目叫做：《斯大林不信希特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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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据史料作出的推断是，希特勒没有自杀，而是消失。1956年行政民事法庭的审判官们在听了48名证人的证词后曾认定：1889年出生的阿道夫·希特勒公民已不在人世。我同意这一认定，因为到1956年，希特勒的确已死。但是，许多重要证人并未出庭，许多极其重要的文件并未举证，而为希特勒做过假牙的牙医及其助手这两名关键证人事后都翻供。1945年5月4日，苏联侦察员在帝国总理府花园的一个弹坑里发现了被推测为希特勒和埃娃的两具焦尸。斯大林接到报告后认为希特勒没死，只是隐匿起来了，他对美国和英国领导人谈了这一看法。当时，英国首相艾德礼也认为希特勒仍在世。1945年6月在波茨坦会议上，他说出了这一推测。 

尸体血型不符：1945年，当苏联军官把希特勒的颅骨给牙医看时，他认出了自己给希特勒做的几颗假牙。但是，1972年他在同德国作家马泽尔的谈话中推翻了这个说法。他说，无法肯定那的确就是希特勒的颅骨；他的助手也发表了同样的言论。然而，当初他俩的证言恰恰就是苏联尸检专家鉴定的依据。莫斯科犯罪学实验室对据说是希特勒开枪自尽时在沙发上留下的血迹的鉴定表明，这不是血，而是色泽相像的液体。被认为是希特勒的那具焦尸上的血型，同希特勒的真实血型也不符。焦尸的大脑内也未发现弹痕。当时曾流行一个说法：希特勒1945年4月30日在对太阳穴开枪前曾服毒，但苏联内务机关在数月后对尸体作鉴定时，未发现服毒痕迹。 种种迹象表明，是替身掩盖了“元首”潜逃的踪迹：4月30日13时，希特勒同下属告别，同埃娃一起进了地堡。此后在生还的证人中，只有近侍林格一人见过死后的希特勒。其余人只见过裹在毯子里的尸体从希特勒办公室抬出，毯子里究竟是谁，他们并不知道。既然希特勒不打算死，为什么让埃娃服毒？看来是为了让这幕戏演得更逼真些。希特勒在隔壁换了装，改变了外貌，不该知道这一秘密的人，事先都已经被清理出地堡。希特勒的副官京舍的证言说，他曾下令让警卫离开通向希特勒套间的房舍。

玻璃瓶里的证据：然后，希特勒悄悄离开地堡。众所周知，4月30日午夜逃出帝国总理府防空洞的人多达4万名，希特勒很容易夹在人群中混出去。战争刚结束后的头几周，柏林和德国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希特勒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消失在人流中。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希特勒在跟林格道别时命令他设法逃到西方。林格问他：“这是为谁？”“为元首。”林格后来在监狱里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希特勒之死的秘密，但他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希特勒在最后时刻曾等过飞机，但白等了，因为机场已被炸毁。但他完全可能通过地铁隧道逃出。当时有10艘远洋潜艇停泊在汉堡港，艇长们接到的命令是送政府要员撤退。希特勒警卫队成员凯尔瑙供称，他在5月1日看到希特勒还活着。而且，外国报刊战后立即出现了有关希特勒撤到阿根廷（或巴拉圭、西班牙、爱尔兰）的报道。在丹麦的北海海滨发现过一只密封的玻璃瓶，里面装着一名德国潜艇水兵的信，说希特勒就在这艘潜艇上。潜艇撞上了沉船，破了个大洞，部分艇员逃生，但希特勒在艇尾紧闭的舱内，无法脱身。所以说，当初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内发现的尸首并非希特勒。但是，现在已无法重新鉴别了，因为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曾于1970年下令，挖出并彻底焚毁埋葬在东德马格德堡苏军兵营里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全家的尸骨，骨灰随后抛入河中。有关焚毁过程的记录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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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许多迹象表明，“俄罗斯收藏的希特勒头盖骨是赝品”一事很可能是个闹剧，其后果是再度激起了人们的怀疑。但是，既然1970年苏联为了防止纳粹死灰复燃而对希特勒遗体毁尸灭迹，为什么还要留下一个头盖骨和一个下颔骨？是为了要延续某种争议？

也许是为了让闹剧不要闹得过分，俄国官员2009年12月出面证实：苏联为永除后患下令销毁希特勒遗体。“一位俄国高层安全官员表示，苏联克格勃人员在上级主管直接命令之下，于1970年将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与亲信的遗体火化，丢到德国一条河里。”报道引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消息，取代克格勃的俄国联邦安全局档案主管在接受国际文传电讯社访问时，首次证实导致希特勒遗体遭到火化的连串事件，并说明是谁下令做这件事。 

克里斯托夫洛夫在2009年12月7日发布的访问中说，原本列为机密的文件显示，克格勃主管安德罗波夫在获得苏联共产党领导阶层首肯之后，下令展开一项极机密行动，销毁希特勒、他的情妇艾娃和纳粹德国宣传主管戈培尔全家人的遗体。 

克里斯托夫洛夫表示，文件显示，克格勃和苏联共产党领导阶层担心，希特勒葬身之地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圣地。他说，希特勒等人的遗体于1946年2月21日，秘密埋葬于前东德马德堡（Magdeburg）的一处苏联军事设施。销毁行动在1970年4月4日进行之后，克格勃人员整理出两份报告，一份说明开启墓穴的过程，另一份记录销毁遗体的过程。

克里斯托夫洛夫说，第二份报告记录：“遗体在离马德堡11公里的匈贝克（Shoenebeck）镇外露天焚烧，之后磨成粉末，集中丢入毕德瑞兹河（Biederitz）。” 

不仅斯大林在希特勒遗迹的问题上讳莫如深，而且他还特意封存了一部《希特勒档案》。

《〈希特勒传〉揭露真相：希特勒参与策划大屠杀》一文指出：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罪行。人们一直认为纳粹恶魔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幕后主谋，但却一直没有相应的文字材料能够证明。德国历史学家马蒂亚斯·乌尔根据权威历史档案资料编写的《希特勒传》正式出版。新书的内容为证实希特勒曾亲自参与大屠杀的策划提供了铁证。此外，这本传记还讲述了许多其他希特勒鲜为人知的秘密。

德国柏林现代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马蒂亚斯·乌尔根据原苏联对希特勒身边两名工作人员的审讯供词整理的新书《希特勒传》正式面世。这本672页的新书讲述了希特勒亲自参与策划大屠杀的细节，为证明希特勒参与大屠杀的罪行提供了具体、详实的证据。

乌尔的《希特勒传》是根据一本关于希特勒的秘密传记编写的。去年夏天，乌尔在莫斯科前苏联档案馆偶然发现了这本长413页的传记，之后在纳粹专家亨里克·埃贝勒的帮助下整理出版了《希特勒传》。他说，传记里描述了希特勒在二战大屠杀时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确凿的证据在以前还从没被发现过。

“人们一直认为希特勒是策划大屠杀的幕后人物，但是却一直缺少相应的档案材料来证明，”乌尔告诉路透社记者，“这（传记）第一次表明希特勒密切参与了种族大屠杀的策划。”

乌尔找到的秘密传记其实是一个副本，其原始版本保存在原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的个人档案里。

乌尔说，秘密传记完成于1949年12月，是苏方根据审讯希特勒生前两名工作人员──管家海因茨·林格和纳粹党卫军副官奥托·京舍两年多所获的口供材料汇编而成，之后将其呈交给斯大林参阅，以了解希特勒的内心世界、自杀前后及其亲信背叛等细节。

林格和京舍在希特勒身边工作了10年之久。他们为希特勒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在希特勒自杀后，将其尸体焚烧。之后的第二天，即1945年5月2日，他们在柏林被苏联军队抓获。在严酷的审讯下，林格和京舍向原苏联情报机关供出了他们知道的关于希特勒的所有情况。1955年，两人被释放，并于1980年和2003年先后去世。

“希特勒对建立毒气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书中写道，“他认真研究了希姆莱（纳粹党卫军首领）提交给他的相关方案，并下令全力支持工程师们建立毒气室。”

“希特勒嘱咐希姆莱多使用装有移动毒气室的卡车，以避免因杀死囚犯而造成军队军火弹药的不必要浪费，”书中写道，“而当希姆莱向他报告移动毒气室正在投入使用时，他冷笑道，这种方法对比枪杀而言‘考虑更周全’也‘更安静’。”

“很显然，在人们对纳粹研究了50多年后的今天，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发现能够改写历史，”乌尔说，“但是，它（传记）确实披露和证实了很多事情。”

1941年，希特勒的亲信鲁道夫·赫斯突然驾机飞往英国。被捕后，他声称他想和英国政府进行谈判。赫斯的举动是背叛还是阴谋，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个谜。乌尔说，根据传记记载，希特勒对于赫斯的这一离奇举动事先并不知情。

《希特勒传》一书中引用林格与京舍的书面供词所反映的内容，大体上与人们已经了解的情况一致，比如他奇怪的幽默感、以及他与情妇艾娃·勃劳恩的关系等。乌尔说，希特勒和艾娃的关系比人们想象的还要亲密。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希特勒至少每隔两天就给艾娃打电话。

而冷酷无情的希特勒也不乏“幽默”。他允许德国士兵与占领地的妇女结婚，但前提是这些女人的照片他必须一一过目。“照片中大部分女人并不非常漂亮，”书中写道，“希特勒笑着说，万一哪天士兵们后悔了，会诅咒他允许他们结婚的。”

此外，《希特勒传》引用林格和京舍的供词称，在1941年12月美国因日本偷袭珍珠港宣战时，希特勒非常蔑视美国。“他说，他们的汽车从来没有赢过什么比赛，美国人的飞机看上去非常威武，但是它们的发动机都毫无用处……他说，他们（美国人）什么都证明不了──只是平庸和广告而已。”确实，连美国的原子弹和火箭、航天事业，都是建立在德国研究人员的辛勤努力的基础之上。

不仅斯大林在希特勒遗迹的问题上讳莫如深，而且他还特意封存了一部《希特勒档案》。

《揭秘纳粹核心政治军事生活：希特勒档案》一书（亨·埃伯利），是一本“只供斯大林一人阅读”、此后封存近60年的绝密资料。这是一部举世无双的特殊资料，是由前苏联内务委员会根据两位在希特勒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两个人──私人副官京舍和管家林格的受审记录整理而成。由于历史原因，许多文字材料都毁于战火，因此，这份历时四年多时间、经过专业审讯人员反复审查的资料更为真实和珍贵。它不仅讲述了希特勒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和情绪变化，以及艾娃、戈培尔夫人等纳粹女人们的空洞奢靡生活，更披露了没有文字记录的德军核心军事会议和高层争斗，为从更深程度上研究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头目及其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但是斯大林为什么要把这部资料密不示人，甚至让它逐渐失传呢？

正如该书的《出版者序》所说：自从德军1941年6月22日袭击苏联之后，斯大林就再也无法摆脱他的希特勒噩梦了──他对这位独裁者的自尽消息表示怀疑。他认为希特勒是逃跑了，向西方盟军申请了秘密避难，强迫他们继续对苏联作战。有关希特勒之死的报道矛盾迭出，发现的所谓希特勒的尸体越多，斯大林就越是不敢相信。很快就从可靠的渠道获悉，有多名纳粹政权的高级官员逃跑了。斯大林不满于苏联的调查结果，于1945年底下令内务委员会调查总理府掩体里最后几天发生的事情，最终确认希特勒的死亡。

1949年12月29日，苏联独裁者拿到了有关1933年到1945年期间希特勒的生活的长达413页的结论性报告，题为《希特勒档案》。阅读完毕后斯大林让人将它放进了他的私人档案室──总书记档案室。该册至今还保留在俄罗斯总统的私人档案室里，不允许外国使用者接触。

1959年，斯大林的后继者赫鲁晓夫认为插手联邦德国、围绕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激烈争论的机会到了。他指示效忠于党的历史学家们将“神话行动”档案里的部分资料对外公开，然后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意识形态委员会复制了一份《希特勒档案》，1959年4月20日将它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佐夫。但这份资料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希特勒档案》是对二次大战史的一种解释，不符合党的官方宣传。另外，有关纳粹德国的外交、德苏前线的战斗行动和第三帝国的灭亡的无数细节至今都有不同的说法──这一理由足够封锁这些档案。伊利霍夫书记将它锁起来，归入“普通类案卷”。

1991年，随着党的档案室的公开，外国历史学家有机会一睹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了。由于《希特勒档案》被放在普通类案卷，且令人费解地被放在档案室的弃置图书里，编号462a的这部档案长时间未被发现。直到马蒂亚斯·乌尔为了当代历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计划有系统地查阅普通类案卷时，这本《希特勒档案》才终于得见天日。一位可以接触总统档案的俄罗斯同事检查了复制本和原件，确认了这些档案的真实性。462a档案是1949年内务委员会版本的一字不漏的复制品。 

内务部工作小组后来的这部手稿依据的主要是两个人的陈述和记录，他们连续数年、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希特勒身旁：海因茨·林格和奥托·京舍。希特勒也命令他们焚烧他的尸体（和他妻子艾娃的尸体）。林格1935年就参加了元首的护卫小分队，1939年成为元首的贴身仆人，后成为希特勒的管家。京舍于1936年进入护卫小分队，1943年希特勒将他提升为私人副官。两人都在1945年5月2日至3日的那天夜里被俄国人俘虏。 

从1946年到1949年，林格和京舍整整四年都不得不讲述希特勒的情况。审讯者们不断询问那位独裁者的生活环境，他同国防军高层领导的关系，详细询问当时元首大本营里发生的事情。由于非常怀疑希特勒的自杀，他们甚至在1946年将林格和京舍运到柏林，要他们在那里准确地再现希特勒一生最后几个小时的过程，指认焚尸的确切地址。返回后内务部的军官们要求他们──和希特勒的其他前工作人员一起──用文字记录他们的回忆。同时加大了对知名囚犯的压力，取消了他们的正式俘虏的身份。如果他们拒绝写下他们的“回忆”，检察机关就威胁要将他们当作战争罪犯起诉。 

估计是林格首先表示同意写“回忆录”的。他的单人囚室里满是臭虫。他受尽污辱，多次遭到鞭打。审讯者无情但有耐心，林格后来说，这让他“绝望透顶”。京舍的遭遇相似。不管怎样，1948年春天他答应就德英的和平谈判写一篇文章，文章被立即送呈了斯大林。 

专门委员会的军官们后来将这些记录放进了“神话行动”档案，作者们被送交特别法庭。林格和京舍各被判处25年的强迫劳动。1955年他们连同最后一批战俘被从苏联的俘虏营里释放了。林格继续前往联邦德国。京舍被运往民主德国，交给了国家安全部。像其他许多被苏联法庭宣判过的人员一样，1956年他又被送进了包岑监狱。 

参与撰写《希特勒档案》的有许多军官，包括男女翻译。委员会负责人菲约多尔·卡尔波维奇·帕尔帕洛夫中校定期检查工作进展，编辑文章的最终版本。他无疑是能胜任编辑《希特勒档案》这样的任务的。他学过法学，自1926年起在苏联的驻外新闻机构工作。他的战地经历是他在德国搜集的，在那里，他化装成哥斯达黎加商人──在纳粹党和外交部招募了多名情报员。

土耳其和荷兰参战不久，帕尔帕洛夫就落在了斯大林的“大清洗”的磨轮下。他的德国报道显然不符合希特勒－斯大林协定的政治前提。德国国防军发动进攻之后，他获得平反，自1941年年底开始，以苏联战线后方负责国家安全的人民警察第四管理处成员的身份审讯德国战俘。他的最重要的犯人是陆军元帅弗里德利希·保罗斯，经过连续数星期的谈话，他慢慢地、坚定地将保罗斯吸引到了苏联一方，为纽伦堡审判战争主犯担任原告证人。 

虽然帕尔帕洛夫的德语知识公认一流，但要将林格和京舍的审讯记录和笔记整理成一部《希特勒档案》显然很难。在译成俄语时帕尔帕洛夫就得胜任两个相反的要求：文章必须显得真实可信，也就是要尽可能精确无误地用林格和京舍的话再现出来，又得照顾委托人──约瑟夫·斯大林的阅读习惯和期望。帕尔帕洛夫在两极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一种真实和精炼的官方俄语的奇特混和，让人能明显地觉察到那种期望的压力。 

文章的笔法和结构也让人能明白无误地看出材料的出处──审讯和情报，因此，另一方面，无可怀疑的是，内务委员会的作者群有时无法抵制添入戏剧性或特别情绪化场面的诱惑。《希特勒档案》开篇就出现了同一篇实事求是的客观报道的规则的最显著冲突。对1933年的一个关键情节的描写显然是为了满足戏剧性要求，明显地不可靠。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引入希特勒这个角色，突出他的个人卫队，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中心地位。直到1935年后的内容才有了证人汇报的特征。后来几年的许多事件，尤其是希特勒的一些密谈，林格和京舍的陈述是惟一的出处。它们报告了没有任何记录的军事会议，回忆了其他证人在法庭或回忆录里慎重隐瞒了的情形。他们也准确地记录了这位独裁者身体和精神的衰退，而没有看一眼医疗档案。 

《希特勒档案》同类似资料的区别在于它形成时的具有直接生命危险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林格和京舍必须时刻小心，一句错误的或不精确的说法第二天就会被当成是他们不说实话。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被单独关押，他们既不能商量怎么讲也不能商量他们的“自卫策略”。审讯者们又想在多年的审讯中找出回忆不准确处，不停地拿同一件事再三询问林格和京舍。 

林格和京舍的报告被拿去同其他俘虏的供述作比较。考虑到无论是审讯者还是被问者都看不到这些记录，结果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希特勒档案》里提供的史实和数据都特别精确，情景描述生动，对资料的引用也很准确。通过对一篇京舍的回忆同现已出版的原件进行比较，发现他在供述时用“得到”这个词代替了“发生”，将“接受”写成“必须接受”。林格和京舍对希特勒的格言的回忆也非常精确。对比已经出版的希特勒的演讲和文章及其它同时代的报道，虽然存在偏差，但没有很不准确的地方。 

林格的强项肯定在于回忆日常事件、情绪和描述希特勒周围关系密切的圈子。斯大林好像特别感兴趣、最好将它当作“希特勒宫廷”里的闲言碎语来看的那一段大部分可能是出自他的手笔。有着前线经历的京舍具有出色的军事专业知识。他回忆的事情陈述得非常客观。他就这样不带丝毫感情地描述了逮捕和处决希特勒的“内弟”赫尔曼·费格赖因。而正是他说服了希特勒，必须将费格赖因交给临时军事法庭。 

《希特勒档案》不论质量如何，毕竟是形成于1948—1949年间的文件。自那时之后，出版的希特勒传记有上千部，有关纳粹政权、灭绝欧洲犹太人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论文超过了一万篇。

当伊恩·克肖所著的希特勒详尽生平出版后，对希特勒的研究在1998年告一段落。有关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也有不少著作面世。1991年阿伦·布洛克曾将两人的生平进行了比较。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在他的许多著作里证实了，还可以继续就希特勒生平的鲜为人知的细节进行研究。俄罗斯档案馆里不仅保存有前苏联当局、安全部门及军队的档案，还收藏着大量缴获来的德国档案，后续研究还会带来进一步的认识。 

不过，接触档案是受到限制的：西方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进行独立的调查研究，对此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因此，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在他1999年所著《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写道：苏联人1945年至1946年所进行的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开”。如今调查细节虽已公开，但大多数却不是用德语出版的。因此，后记第一段详细地引用了这些档案和出版物，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苏联情报部门1945年到1946年的调查提供了编著这本供斯大林使用的内务委员会卷宗《希特勒档案》的机会。

第二段中引用了同《希特勒档案》相关的档案，记录下了本文形成的历史。 

后记第三段是为了介绍本文形成的历史环境和解释建议。《希特勒档案》一书不仅描述了这位德国独裁者的生活和政治，也提供了迄今未为人知的信息和新的观点。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要归因于1939年至1945年的苏联政治，后记第四段对此做了介绍。

希特勒在哪里？证人供述不清，调查报告不完善。阿道夫·希特勒，德意志帝国的元首和总理，于1945年4月30日下午三点半左右一枪击中右太阳穴自杀。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大林，在希特勒自杀差不多13小时后才得到消息，也就是在1945年5月1日凌晨。莫斯科时间5点05分，斯大林的私人秘书亚历山大·N·波斯克廖贝舍夫收到下列电报：“紧急，绝密！朱可夫同志发，斯大林同志收。陆军总参谋长、步兵将军克莱布斯出现在第8近卫军指挥部，声称：4月30日柏林时间15点30分希特勒通过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 

在这第一次通知后五小时，格奥尔吉·朱可夫通知了其它详情和新任帝国总理戈培尔要求和谈的建议。斯大林以理由不充分为由拒绝了，要求无条件投降。据说斯大林是这样议论他的对手的死亡的：“这么说他完了。可惜我们没有活捉到他。希特勒的尸体在哪里？”直到四天之后斯大林才收到更准确的消息。军事情报部门（GRU）逮捕并审讯了柏林最后的作战司令赫尔穆特·韦德林将军、希特勒的海军联络官汉斯·埃里希·福斯海军中将和希特勒的首席机长汉斯·鲍尔。三人都证实希特勒确已死亡，尸体在总理府花园里被烧掉了 

随后，军事情报局局长菲约多尔·F·库斯尼佐夫向斯大林呈上了一份“关于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戈林的命运”的五页报告。据被捕者供述，希特勒同艾娃一起，先是服毒然后同时开枪自杀了。两人的尸体被当场在总理府花园里烧掉了。戈培尔，他的妻子及六个孩子也同样死了，并由海军中将福斯进行过身份指证。他们的尸体在第39步兵军团。有关希姆莱和戈林的命运没有详细报告。库斯尼佐夫还将这位党卫军领袖同西方盟军的和谈及被国家社会党开除的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情报部门的报告还说，戈林曾试图推翻希特勒。因此那位独裁者采取了细节不明的措施来对付他。 

同一天，另一名苏联情报部门的成员在总理府花园内挖出了希特勒和妻子艾娃的遗骸。第3突击军第79军步兵军团斯梅尔希军事反谍部门的士兵们已于昨天发现了这两具尸体。但是，由于他们认为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遗体应该还在总理府里，他们又将死尸掩埋了。1945年5月5日清晨，反谍人员意识到了这个错误，从距总理府地下掩体紧急出口三米左右的一个弹坑内匆匆挖出了“两具被烧焦的尸体”和两条狗的尸体。两具遗骸被用被子包裹着，装在两只弹药箱里。斯梅尔希的工作人员偷偷将尸体运去柏林布赫的他们的新总部，因为此时第5突击军已经接管了总理府的看守工作，绝对不能将这重要的战利品留给它。

三天前，1945年5月2号，苏军在柏林俘虏了希特勒的几名亲信。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京舍从1944年2月开始担任“元首”的私人副官，他在普伦茨劳山脚的舒尔特海斯啤酒厂的厂区内向苏联军队投降了。这位党卫队员一开始谎称自己是总理府前作战司令、党卫军旅队长威廉·蒙克副官。没过几天他的谎言就被戳穿了。1945年5月6日苏联军官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立即将他和其他俘虏分隔开来。军事情报局的成员立即对他展开第一轮审讯，两天后军事情报局头目库斯尼佐夫就将审讯的第一批材料交给了情报局局长贝利亚。 

同一天，在柏林布赫的第496号外科野战医院里，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法医主任福斯特·希卡拉夫斯基领导的一个医生委员会一共解剖了十一具尸体和两具狗尸：其中有已验明身份的克莱布斯将军，戈培尔，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及估计是阿道夫·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遗骸的尸体。法医们在他们的鉴定中确定可能的死因都是“氰化物中毒”。只有两条狗一目了然是被开枪打死的，同时，在一条狗的尸体上发现了氰化钾残余。 

但斯梅尔希的情报官员们犹豫不决，不知要不要将法医的鉴定结果告诉苏联最高领导层。解剖结果、找到尸体的情形和证人的供词相互矛盾，大多数证人都声称希特勒是开枪自杀的。因此反谍官员又审讯了其他证人。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找到的所有希特勒的亲信人员都是听说来的事情经过。斯梅尔希还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杀“目击证人”。 

另外他们也在等待对两具未明确确定身份的尸体的牙齿的鉴定结果。1945年5月11日，牙医雨果·布拉希克教授和牙科技师凯特·豪伊泽尔曼证实发现的尸体确实是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但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反谍机构负责人亚历山大·瓦迪斯直到1945年5月27日才向斯大林汇报了1945年5月8日的解剖结果。斯梅尔希情报部门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报告说，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一目了然是“通过服用氰化物自杀了”。 

引人注意的是，情报局局长贝利亚未加附函就将瓦迪斯寄给自己的信转给了斯大林。这位情报局头目显然是担心，由竞争对手维克多·S·阿巴科莫夫领导的希特勒之死的斯梅尔希调查的结果会将自己直接牵连进去。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验尸报告、法医委员会的有关结论和证人供述的矛盾。根本不再考虑有可能是开枪自杀。 

当1945年7月16日最终将提取器官的解剖报告和法医委员会的分析报告转交斯大林时，贝利亚决定对调查材料进行影响很大的处理。为了不让这位苏联独裁者注意到报告中的矛盾之处，贝利亚取走了档案材料中的两份分析报告，分析是由第291医学—传染—分子前线实验室在1945年7月做的。实验室的化学家们总共化验了1945年5月8日柏林布赫解剖时的30个器官样本和12个血样中的氟化物和生物碱含量。 

在1至11号样本中，即戈培尔一家、克莱布斯将军及两条狗的尸样里，每公斤器官含有9.72—12.9毫克氢氰酸，而“记录材料第12、13号中未发现氰化物”。而尸检报告第12和13号就是估计的希特勒和艾娃的尸体。为了能支持目前的希特勒系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观点，一开始未将同这一看法相矛盾的材料送交斯大林，因此那位独裁者对斯梅尔希的调查结果暂时还算满意。 

此时京舍已被转交到内务委员会负责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的部门。1945年5月中旬，先由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头目阿马约克·S·科布洛夫中将和他的行政处负责人弗约多尔·K·帕尔帕洛夫中校审讯他。京舍和与他同时受审的曾任希特勒保安队队长的党卫军地区总队长约翰·拉滕胡贝尔的供述被立即送交情报局长贝利亚。但是，由于这些信息很大程度上都未经证实，他犹豫着没有将它再送交斯大林。 

1945年5月18日和19日科布洛夫和帕尔帕洛夫继续审讯。只关心希特勒之死的问题：“希特勒什么时候决定自杀的？”“谁确定他们已死的？”“谁将尸体浇上汽油点燃的？”不久，京舍被用飞机运往莫斯科，关进内务委员会的布提尔卡监狱。 

希特勒的管家、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海因茨·林格此时也到了莫斯科。1945年5月2日从总理府突围之后苏联部队在湖泊街地铁站逮捕了他。他们没有认出他来，将他关进了波森附近的战俘营，在那里，他的真实身份终于被发现了。不久，内务委员会将他转到卢布扬卡监狱，于1945年11月开始了对他的初审。像审讯京舍一样，情报人员主要对希特勒之死的一切信息感兴趣。 

一个月之前，苏联情报机构领导层就对目前的希特勒自杀的说法产生了怀疑。英、美情报局在1945年11月中旬将他们自己的调查材料交给了苏联情报机构的内务委员会代表伊万·A·谢罗夫大将，材料明显地说明了是开枪自杀。同时这些前盟友请求允许他们接触苏联方面的调查结果。 

情报局长贝利亚和他的代表谢尔盖·N·克鲁格洛夫、泽沃洛德·N·梅尔库洛夫和博格丹·S·科布洛夫都同意让美国人和英国人接触情报部门的材料，而斯梅尔希的头目阿巴库莫夫却强烈反对，并要求同内务委员会主席亲自谈话。阿巴科莫夫显然很清楚，西方盟友很快就会发现主要由他领导进行的调查工作的薄弱点，必然会对他的已呈交斯大林的德国独裁者自杀身亡的观点产生极大的怀疑。因此他拒绝交出档案。贝利亚看到这是一个阻挠自己的竞争对手直接接触斯大林的机会。1945年12月，这位内务委员会主席下令重新调查希特勒之死的准确情形。于是，1945年年底，在莫斯科重新开始就希特勒自杀的背景进行审讯，他曾经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这回也被牵扯了进来。贝利亚首先显然是想确定那位独裁者真的死了。因为不断出现的传闻让人担心，希特勒在最后关头逃脱了苏联部队的抓捕，逃去了国外。同时贝利亚想弄明白希特勒到底是怎么自杀的。对林格和鲍尔的审讯以及对被斯梅尔希逮捕的希特勒亲信的供述内容进行的比较，让内务委员会领导于1946年初做出决定，进行一个代号“神话”的行动。此次行动的目的要对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的“所有因素进行细致和严格的核实”。

贝利亚委托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实施“神话”行动。它于1946年2月中旬制定了一个“澄清希特勒失踪情况调查计划”。该计划除了组成一个由尤利乌斯·K·克劳森中校领导的五人特别委员会，还要求先将内务委员会监狱中的希特勒周围的所有人员转到布提尔卡监狱，也就是说，林格、鲍尔和他的随从、当年的帝国总理府接线员罗胡斯·米希中士被从卢布扬卡监狱转到了内务委员会调查监狱。 

这一措施的目的本来是要对犯人的审讯和供述进行平行比较，却让情报局从他们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信息中发现了一系列矛盾。但是，将犯人严格地隔离审讯只是计划的一部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同时还建议，“给每位被调查的犯人安排一名狱内间谍”。 

苏联情报机构的这个大名词背后隐藏的就是普通的间谍活动。此外，为了不仅仅依赖他们的供述，还在每个狱室安装了监听器。总局各部门也接到命令，将迄今收集到的有关希特勒自杀的所有材料交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同时命令莫斯科的战俘营，继续从犯人中找出那些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天呆在元首掩体里的人员。 

在莫恰吉斯克的第297号战俘营里发现了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汉斯·霍夫拜克和约瑟夫·亨舍尔。这两位曾是帝国保安处人员，属元首警卫队，他们也被立即关进了布提尔卡监狱。但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的战俘营内未能找到其他的目击证人。 

令人注意的是，内务委员会没有再设法同它的竞争对手斯梅尔希或军事情报局进行联系。战俘和拘留人员管理总局即没有请求内务委员会审讯关押在那里的证人，如汉斯·拉滕胡贝尔，也没有要求转让或复制内务委员会或军事情报局那里的“希特勒一案”的档案材料。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两种观点，它们对《希特勒档案》也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是对整个调查工作的严格保密。除了情报局长贝利亚，只有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苏联情报头目伊万·A·谢罗夫大将、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局长米歇尔·S·克里温科少将、他的副手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和战俘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执行处处长维克多·A·德洛斯多夫少将知道“神话行动”。另一方面，各部门相互之间严格分开，在斯大林独裁统治下它们的竞争关系也很明显。为了维护多元结构的统治，斯大林很重视不让各情报部门之间有任何接触，并将情报领域的所有管辖权全部集中在他的手里。 

出于保密的原因，新送进达布提尔卡监狱的和《神话行动》有关的囚犯都得到了一个化名。鲍尔被内务委员会取了伊斯沃切克的化名──译成德语就是“出租车司机”，林格的化名是一目了然的“仆人”，罗胡斯·米希在档案里叫做“接线生”，汉斯·霍夫拜克叫做“宪兵”，约瑟夫·亨舍尔叫“警卫员”，总理府话务员埃里希·林斯叫做“电信器材”，他也是通知希特勒遗嘱的人。

1946年2月中旬开始的审讯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于使用了内务委员会惯用的折磨方法──殴打，不许睡觉吃饭，威胁要对亲属采取行动，同时许诺合作有奖，很快就打垮了这些人最初还存在的抵抗。1946年2月27日进行的剥夺被捕者的战俘身份、改称战犯的方法也特别有效。 

在被迫夺走军装、换上普通囚服，并将配给降到相应的苏联标准之后，大多数人都崩溃了。用“狱友”刺探的方法也很奏效，他们向内务委员会审讯员提供了他们想要的具有德国式细致特征的材料。 

“狱友”通常是在审讯证人的同时跟他们的苏联指挥官“碰头”。这些特务不仅试图找出被捕者所作供述或主动报告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他们也特别仔细地观察审判官的恫吓方法的效果。 

“B-III”号间谍在1946年2月20号提供了鲍尔的下列情报：“他很怕报复，料想在审讯时没有好果子吃，同时他的病腿、他的家庭的命运和究竟还要在监狱呆多久的问题也让他很不安。料想会被折磨，他只遗憾没有自杀。”几天之后鲍尔真的被一名审讯官打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格的狱探“波希米亚人”甚至进行了心理分析：“林格记忆力很好，他只是在装疯卖傻。审讯时他不老实，指望他的供词无法对证，因为只有一个人──鲍曼这个斯大林式的宫廷阴谋家──知道他知道的事情。仅仅一天之后那位狱探就要求审讯官继续他的强硬路线，因为它生效了：“林格这下害怕了，再这样严审几天，他肯定会如实交待。 

只有京舍身边的间谍未能取得他的信任，这位党卫军军官压根不相信他的狱友，所以后者几乎没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在从1946年2月中旬到3月底的审讯期间，跟先前一样，情报机构军官们最感兴趣的是希特勒自杀的详细情形及有关他个人的领导风格及生活方式的具体信息。他们对纳粹政府的政治牺牲品、违反国际法的战争及系统屠杀犹太人等内容不太重视。他们也不追查德国军备工业的情况，无论对喷气式战斗机、火箭武装，还是对德国的原子弹研究都没有兴趣。相反，他们却将审讯记录及间谍报告中有关下列内容的报告做了标记，如“希特勒在阿根廷有很多国际友人”，“女人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这位独裁者指示他的亲信销毁他的遗体”等。这些审讯一开始似乎证实了希特勒在服毒的同时开枪自杀的说法。为了彻底弄清真相，决定于1946年初夏去柏林的事发现场查看。同时，负责“神话行动”的军官们计划对斯梅尔希发现的尸体重新解剖。为了能更好地核实在莫斯科取得的证词，也将关在布提尔卡监狱里的关押人员带去了柏林。 

1946年5月，“神话行动”的参与人员来到了前帝国首都。在将犯人关进内务委员会的里希滕贝格监狱，继续进行审讯的同时，一个特别委员会再次检查了总理府的地下掩体及花园。委员会成员除了克劳森还有民警部门的N·F·奥西波夫上校和法医皮热特尔·S·谢苗诺夫斯基。后两位负责先对希特勒“失踪”的情况进行刑侦调查，刑警和法医对总理府掩体里那位独裁者工作室及通往花园的楼梯出口残存的血迹进行了仔细分析。

他们的分析一目了然：沙发上的大量血迹可以推断，受伤时流了很多血，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受伤的那一刻当事人肯定坐在沙发右角的扶手旁边（……）血迹在沙发上的这种分布及其外表特征证明了受伤部分在头部，而不是在胸部或腹部（……）。头部伤口是枪击而非重器击打头部造成的。证据之一是沙发靠背、沙发上方和沙发靠背的架子上没有血溅痕迹。头部受伤后伤者失去了知觉，头歪向沙发的右扶手，一动不动地坐了一段时间。 

1946年5月30号对总理府花园的重新挖掘证实了这一鉴定结果。法医在斯梅尔希成员一年前挖出希特勒和艾娃尸体的地方发现了两块男性头颅的残片：部分右顶骨和左顶骨。右顶骨有缺损，谢苗诺夫斯基法医认为，这是典型的子弹穿出口。另外他断言：子弹是从下往上，从右向左、向后穿出的。正如林格和京舍的供述所证明的，希特勒是自己开枪自杀的。

但是，为了最终证实同时服用了氰化钾的说法，需要重新解剖尸体。可斯梅尔希拒绝了。尽管做了很多努力，“神话行动”特别委员会未能让军方反谍机构交出已解剖过一次的阿道夫·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尸体，因此这些内务委员会军官不想最终确定调查结果，他们也没有向斯大林汇报再次调查的结果。所以留下了许多猜想，但后来多次谣传的“仅系服毒自尽”或“仁慈的一枪”（林格和京舍的用词）是对公众的故意误导。

根据政治需要，苏联提出了有关希特勒之死的新说法。在1945年后的头几年中甚至声称希特勒没有死，而是逃走了，隐匿在原来的盟友那里。卢·贝希门斯基，这一服毒和仁慈的一枪致死说法的权威人物分别于1968年和1982年出版了引起轰动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书籍。1995年他对这些“故意的谎言”进行了道歉。不过他既然已经丧失了信用，谁能保证他现在不是再次撒谎呢？这位历史学家写道，现在他在“忏悔”，不过他推脱了责任：“在苏联，查阅档案需要接受政治上的审查，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也向他口授过文章。苏联人就是这样的无耻、无赖。

不过，英、美及联邦德国的严肃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听信贝希门斯基。为斯大林编写的《希特勒档案》也采用了1946年的调查结果。编辑林格和京舍的供词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在供斯大林使用的档案中撒谎呢？ 

提供给斯大林的信息，直接导致《希特勒档案》的产生。 

在“神话行动”于1946年夏天暂告一段落之后，到1948年3月，这一行动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阿马亚克·科布洛夫在那个月里得到消息，说德国军官格尔哈德·博尔特出版了一本题为《总理府最后的日子》的书，描写了希特勒政府的最后十天。科布洛夫要求克劳森中校，对“神话行动”的材料进行最终的系统整理，交给KI。（KI这一简称代表一个从1947年起就负责协调苏联情报工作的情报委员会。）同时，这位副局长指出，“将鲍尔、林格和京舍关到一间狱室里，建议他们写出一份有关希特勒最后几天的详细材料”很有意义。 

《希特勒档案》的主意就此诞生了，但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还不敢肯定，这一提议能否得到苏共政治局、这种项目的惟一拍板机构的欢迎。因此，他们在1948年4月27号放出了第一个“试探气球”。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谢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斯尼森斯基和布加宁，即苏联核心领导集团，收到了一份由京舍撰写、经过了加工的关于阿登攻击战和德国试图同当时的西方盟军单独和谈的材料。那位苏联独裁者看来是饶有兴趣地读完了这份材料，因为他没有将它放进党的档案室，而是搁在了克里姆林宫他私人的文件柜里。不久就决定将鲍尔从“写作项目”里剔出来，由京舍和林格来创作本书。正如鲍尔1956年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回忆录中首次证实的，有关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死他能说或愿意说的很少，况且他所掌握的东西也不足以全面地介绍希特勒的政治生活。

为了《希特勒档案》的工作，人们先把京舍和林格转到布提尔卡俘虏医院的一个特别部门。1948年8月，出于保密的原因又将他们弄到“军事反谍机构第五号特殊工程”──莫斯科附近的一座别墅，要他们在那里继续“写作”。在苏联情报机构的这个特殊工程里，这两位党卫军军官不得不整月地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交待：首先是希特勒最后几天的情况，然后又不断问及他的私生活，最后还有他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审讯者从1945年一直回溯到林格进入元首护卫小分队的那一年。然后又补充了1933年和1934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尽管无论是林格还是京舍都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认为能满足斯大林的期望的这部内容翔实的希特勒传记终于出炉了。 

负责编辑的是前内务委员会、现军事反谍机构的军官弗约多尔·帕尔帕洛夫中校和伊戈尔·沙勒约夫少校，他们监督工作进度，提出指导性问题，补充解释或背景资料。如前所述，他们主持了1945年和1946年间的审讯工作，德语讲得很出色，并将犯人的所有口供译成了俄语。最后他们对文章进行了润色和统一，使得全书可读性强。 

这些情报官员还特别得到了林格的合作。林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并非特别合作，苏联的有关记录却是两样：“工作过程中林格表现积极坦率。几经核实，发现林格希望缩小他当时在希特勒身边工作时的责任，争取得到释放。林格将他的记录当作‘他的救星’。” 

相反，京舍显得难接近：“京舍在工作时表现特别不好。他回避事实真相，并试图影响林格，也不怕威胁。”难怪帕尔帕洛夫和伊戈尔沙勒约夫在审讯结束时说，京舍是“彻头彻尾的希特勒主义者，也是民主和苏联潜在的敌人。” 

苏联的内务委员会与军方反谍机构编写希特勒传记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半多，这也是因为审讯者和被审讯者在介绍一些特定问题──如德意志帝国和苏联在1939至1941年间的合作──无法达成共识。曾经的党卫军军官们也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最后审讯者改变了方案。

一开始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打算使用“云中楼阁”的书名全面介绍德国的政治和战争。在苏联人看来这个词是对希特勒政权的野心一个典型的比喻，俄语里的“云中楼阁”和德语的“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书名也是因为那位德国大独裁者的豪华别墅，反正山庄包括新建的基础设施具有宫殿的规模，新总理府就更不必说了。最后这个标题显得有些诗意；里面恰恰没有概括介绍德国的政治，而成了一部有关希特勒的文章。 

实际上它相当于这位德国独裁者从1933年至1945年的传记，文体上类似一部案卷，从外形看它是一份档案，装订后就是一本书。斯大林于1949年12月29号从他的内务部长谢尔盖·克鲁格洛夫那里得到这本《希特勒档案》。交给他的有关希特勒生活的这部长达413页的报告是惟一的样书，政治局其他成员都没有收到。但斯大林允许几个人看了这本书。读完后斯大林命人将《希特勒档案》放进了他的私人档案柜里。 

尽管这位苏联独裁者本人并没有在书里勾划和留下边注，但从其他渠道可以得知他对什么特别感兴趣。斯大林对他周围的人疑心很重，他曾在1945年7月22号交给他的鲍曼的笔记本的译本里主要标出与开除前党员和希特勒的亲信有关的部分：“3月29（……）古德里安被暂时停职！”，3月30号（……）“狄特里希博士被元首暂时停职！”“4月25号戈林被开除出党！”“4月28号（……）费格赖因被贬职”，“4月29号（……）阿道夫·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结婚（……）叛徒约德尔、希姆莱和将（军们）”；“5月1日突围尝试！”。 这毫不奇怪，因为鲍曼与斯大林十分相像，是一个十分适合从事宫廷阴谋的家伙。

完成本书后，林格和京舍还被暂时关在五号特别工程里，以防有问题再问他们。当国家安全机构不再需要他们后，伊万诺夫地区军事反谍机构的一个军事法庭在1950年因战争罪判他们25年劳改。开始服刑时间为1950年4月6号，即他们被转到莫斯科附近伊万诺夫48号战俘营的时间。不久后军事反谍机构将林格转到了斯韦德洛夫斯克附近的第476号集中营，1955年10月8号他被从那里释放，前往联邦德国。京舍也被安排在同一座战俘营。这一位的表现显然要比林格倔强得多，在监禁期间由于进行反苏联宣传和罢工而吃了数不清的特别惩罚。最后军事反谍机构于1955年12月将京舍转给民主德国内政部，听凭东德政府自行处理。 

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都是受过思想训练的马列主义者，因此他们对如何解释历史有自己固定的见解。《希特勒档案》的编写依据的是那些同他们意识形态不同的人们的供述。此外他们还被迫满足委托人斯大林的习惯。尽管对纳粹独裁及二战的观点出现过三次意见分歧，但对苏联国家安全部创作集体试图真实撰写历史的想法毋庸置疑。因为追求历史真相本来就与马列主义的接近和利用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原始材料不相冲突。 

满足一些特殊兴趣也不一定不利于寻找历史真相，尤其是那些为斯大林所选的内容和今天的读者的兴趣也是吻合的。只因为斯大林不断致力于搜集对手的私人材料，这些信息才可能存在。审讯者认为，研究研究希特勒这个人也是对的，因为这符合斯大林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相符。后斯大林时代的马列主义历史学才将希特勒本人和纳粹独裁两者的联系分开了。1948/49年是为斯大林准备的《希特勒档案》的形成时间，这位独裁者的生活和他的独裁统治时代之间的关系显得很独特。崛起，巅峰，衰落：无论是希特勒的生活还是他的纳粹独裁统治都可以划分成这几个阶段。 

创作集体对希特勒私人的观察主要集中于三点：饮食习惯，希特勒的疾病和他同艾娃·勃劳恩的共同生活。他们认为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叙述，而是描写了他的身体和精神的不断衰退。希特勒不吸烟且厌恶身边烟雾缭绕，这一点在描写柏林的元首掩体里的一个场面时才提到，当时希特勒看起来心不在焉，甚至有些迷惑。《希特勒档案》里也没有特别提到他的饮酒节制。虽然1931年之前希特勒在纳粹党集会上也喝过不少啤酒──多达七扎──，通常情况下他只在晚餐时喝上一、两杯。他偶尔会喝一些助消化的白酒，如药草泡的甜酒或水果烧酒。《希特勒档案》的作者在希特勒戒酒时才提到这一节制。他们引用了林格的供词：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每天中餐和晚餐时都要喝“大量的烧酒或白兰地”，但没讲他喝酒时从不失控而且很快又放弃了。 

文中只附带提到过希特勒的食素，虽然这可能是希特勒经常生病的原因之一，这又引起了内务委员会和斯大林特别的兴趣。内务委员会军官一再提及希特勒时而节制时而暴饮暴食的反复无常的饮食习惯，其他证人也注意到了这种习惯。弗里德林德·瓦格纳对此曾经报道说，希特勒在拜罗伊特时每天中午、有时晚上也吃汤面，但每天最多要吃两磅左右的夹心巧克力。他多年的战友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称希特勒是个“甜食主义者”，而且他吃甜食上瘾的程度简直“无法理喻”。《希特勒档案》里这位独裁者被描写为因为压力而必须食用大量碳水化合物的人（“成磅的夹心巧克力”）。

依据林格的供述，书中不断提到希特勒的疲累和生病。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详细地复述了希特勒的健康每况愈下的印象。希特勒似乎是一个消耗殆尽、体弱多病的人。他们只在一处提到了希特勒对待自己的衰弱的强烈的幽默感。在这一点上也给连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被内务委员会军官直呼为“庸医”的莫勒尔，开出了一张很差的证明。鉴于《希特勒档案》里滥用药物的大量证据，这样看法倒也不是不恰当。 

但正如《希特勒档案》里所暗示的，使用含有可卡因的滴眼液并不能算作治疗错误或滥用成瘾药物。但经常使用“刺激性针剂”就是另一种情况了。莫勒尔给希特勒注射一种他自己研制的药剂“Vitamultin”，内含特大剂量的Pervitin和咖啡因。如果希特勒定期使用这种兴奋剂，且一天内注射四针本就超剂量的“Vitamutin”，那就肯定会产生依赖性。希特勒1942至1945年间体力和脑力的急剧衰退也可能是滥用这种药物的结果。党卫军医生恩斯特·君特·申克在最后几天一直在总理府地下的军医院工作，他后来写了一部希特勒的医疗传记，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希特勒的衰退并非依赖Pervitin的结果，而是一个人的体力和脑力彻底透支、筋疲力尽的表现。” 

所有这些都要求重新研究希特勒的疾病，特别是“著名的希特勒传记作家”伊恩·克肖也未涉及这一方面。此外，鉴于林格和京舍的供词，也有必要重新分析希特勒1945年的精神能力。传记作家维尔讷·马泽尔根据证人的供述分析，希特勒“直到生命结束都非常清楚和劲头十足”。这一点至今未被驳斥过，这也正好解释了希特勒追随者的绝对忠诚。精神健康未受影响的这一观点也给文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深远的猜想空间，去猜测民众对“没落”的思念。京舍和林格的供词有一点很一致：常说到希特勒的心不在焉，甚至对周围的一切表现出茫然和彻底的冷漠。根据《希特勒档案》，这位独裁者的几次发怒并未发生过，仅仅是谣言。

早在1945年秋天，苏联审讯官就向被捕的希特勒周围的人询问过希特勒的性行为。特别是林格被迫做出相关交待。但机长鲍尔和京舍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很快就触及到希特勒和艾娃·勃劳恩的关系。在档案里──在后来的《希特勒档案》里也是──她被直截当成了希特勒的“情妇”或“床第搭档”，林格对靠“香槟，夹心巧克力，兴奋剂度过的一个个舒适夜晚”的生动描述证明了此事。希特勒出于政治的考虑对他和艾娃·勃劳恩的关系保密，让苏联军官们觉得这是可信的。他生命结束时娶了艾娃·勃劳恩，他们也觉得是合乎逻辑的。看来对两人关系的猜测是多余的。 

希特勒对冲锋队里的同性恋行为的否定、对山庄上的自然交往和有关其侄女安吉拉的谣言的描写，苏联人都认为这是希特勒生来“正常”的间接证据。这些描述部分是道听途说来的，就像安吉拉·拉包尔的乳名被错叫成妮基而不是“盖利”，这受到了容忍。相反，鲍尔的狱探“猎人”的间谍报告中的一个消息却没被收进给斯大林的卷宗里。“猎人”1945年12月25号在交给他的顶头上司的报告中写道：战争结束艾娃怀着一个希特勒的孩子。” 

苏联档案里的这些材料并没有让希特勒是同性恋──无论是压抑的或哪怕只是隐蔽的──这一理论的捍卫者们改变主张。他们驳回了有关这位独裁者当年的情妇的证词，认为它是不可信，他们还对不同的希特勒传记作家的研究表示怀疑。另一方面，飞行员鲍尔的有关艾娃·勃劳恩怀孕的说法不能成为她和希特勒具有性关系的确凿证据，也不能证明希特勒的生育能力。因为历史学家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曾对希特勒的私生活作过详细调查，认为艾娃·勃劳恩和她的妹婿、党卫军军官费格赖因可能发生过性关系，而且是很有可能。但是，不管是引用德国历史学家的结论还是同时代人提供的德国和苏联的原始材料：有很多都表明了希特勒对性的节制，也表明了他的性需求的减退，仅有少数材料说明他有同性恋倾向。 

鉴于先是盟友后成为战争对手，斯大林和苏联安全部虽然对希特勒的私生活颇感兴趣，但还是将其它的重点转移到了希特勒的统治技巧上。尽管如此，内务委员会的军官还是被禁止明确说出这些明显的区别。斯大林在他的周围的人中也按照这样的格言行事：信仰可以改变，畏惧不会变。希特勒对他统治下的民众持这一观点，不过他认为自己身边的人还是忠诚的，至少是诚实的。所以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非常注重去表明，希特勒的信任最终还是被辜负了。因此，有关国防军将领及党卫军领导层的所谓“叛变”的章节占据了相当的篇幅。 

在苏联编辑人员眼里，希特勒对待陆军领导层的宽容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虽然希特勒一直认为，他的失败责任全在将军们，他们这样写道：“但他从没有追究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内务委员会军官们无法理解，希特勒让他们退役，还授予他们高级勋章。相反，斯大林在1937/38年的“大清洗”中下令处决了数千名高级将领，用这一方式来强迫他们对自己忠诚。战争期间他也让人处决了那些被他认为没有用的将军们。 

希特勒的富有启发性的执政风格也属于他的统治技巧。他和部长们私下交谈，准备所有的重要决定，最后自己拍板，从而排挤了内阁。拉默尔斯部长出色领导下的总理府和国家社会党领袖赫斯及鲍曼效率不相上下的纳粹党办公厅给予了他支持。此外，希特勒还利用了党和行政部门这一双重结构的竞争性，提高双方的效率，保证互相的监督。权力的对抗就连事实上拥有绝对权力的元首这一重要位置都存在。在《希特勒档案》里，联系发号施令的陆军元帅和将军，对希特勒的这一权力地位进行了合适的探究。国家权力的其他拥有者显得像是命令接受者似的，但没有被描述成不负责任的人。具体地描述了希特勒如何向别人下达任务。 

不过，特别苏联化的观点在经常列举国家社会党支持者这一点上是自相矛盾的。回顾起来，对各企业家委以重任好像是绝对不会错的。人员的选择──克虏伯，基尔多夫，珀恩斯根，施罗德等──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称他们“垄断巨头”符合内务委员会军官和斯大林根深蒂固的马列主义思想，根据这种思想，金融和工业的联合垄断将会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不过内务委员会的创作集体没有用这种观点贯穿《希特勒档案》，而是尊重历史事实。军需部长施佩尔多次强调，统治国家的不是大企业家，而且回顾性地断言：“当然有几位帮助过他，但他们最多只是助手而已。” 

企业家的从属角色也表现在，没有一位经理属于希特勒的亲信圈子，高级军官或官员也很少有。施佩尔、希姆莱或总参谋长们虽然经常出现在元首大本营或山庄上，但除了施佩尔，这些接触仅限于工作关系。只有老党员，国防军各兵种的副官们，女秘书和纳粹党办公厅领导赫斯和鲍曼属于非官方性的圈子。 

令人注意的是，1933年前曾和希特勒关系密切的人都被逐步替换掉了。他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智商不如他、又不处于负责位置的人。在《希特勒档案》里，山庄好像主要是私人活动场所，并非政府驻地。希特勒不规律的工作时间也增强了这一印象，尽管他的生活有“放荡不羁的艺人天性”，他还是有纪律地每天完成行政事务，有时直累得筋疲力尽。 

希特勒利用一起用餐的时间放松自己，有时也常将它当成尝试某种演说模式的机会。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他倾听他的谈话伙伴讲话，也不懈地追问他们。后来他就只是一个人独白了。他周围的人觉得这些独白弥足珍贵，足以传给后世。回顾表明，这些长篇大论充分体现了这位独裁者的世界观。很显然，他想用他书本上看来的浅薄知识影响身边的人。他出色的记忆力帮了他很大忙，他不缺独创性，不过他的长篇大论缺乏由系统教育获得的结构。 

苏联军官们从京舍和林格的记录中为《希特勒档案》挑选了希特勒的重要政治言论。他们向斯大林介绍了希特勒对1935年的海军协定的反应，他1940年分裂英法联盟的考虑及这位独裁者对其他国家首脑的看法。这种选择是受了48/49年的权力政治形势的影响。 

斯大林毫无疑问对那些苏联进攻过的国家感兴趣，如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或那些未来的发展道路还未决定的国家，如意大利。在正在开始的冷战背景下，对英国的绥靖政策的评价具有现实意义。斯大林猜疑地看着昔日盟友离去。暗示英、德合作或英国人只是半心半意地参战，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创作集体顺理成章地最重视对这些插曲的挑选。 

这样的内容有1938年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条约和英军在挪威的登陆失败。但也详细描写了希姆莱同英国谈判代表进行的单独媾和谈判和看来与此有关的党卫军副总指挥费力克斯·施泰讷指挥的军队的“叛变”。

希特勒对赫斯飞往英国的反应的描写也极其详细。它同林格后来的说法是矛盾的。林格在联邦德国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在听到敲门声后很快将门打开而且已经穿好衣服，剃了胡子。这一叙述也登在了科学的专业文献里。在《希特勒档案》里，林格介绍的真相不一样。希特勒是用“睡意朦胧的声音”回答的，而且“没刮胡子”。希特勒穿好了衣服走到他面前来可以解释为他离开与卧室相邻的工作室需要“几分钟”。这样，人们猜测的希特勒是“笨蛋”赫斯的知情人的论点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审讯者对希特勒和他的指挥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很感兴趣。在审讯完林格和京舍之后他们得出了和西方军事史家相似的结论。苏联的军官们形象地描述了纳粹政权和打着普鲁士烙印的军官集团之间的有目的的联盟是如何随着每一次失败而土崩瓦解的。他们把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谋杀希特勒事件解释为忠诚消失的明显证据。即便是斯大林大清洗的幸存者，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些审讯者也想在《希特勒档案》书中再现阴谋的规模。他们一再追问林格和京舍，谁对希特勒是忠诚的，谁参与了谋杀的准备活动。得知最高将领们也参与了这一阴谋时，他们并不惊奇。因为在苏联，就连苏共政治局成员也被当作“人民公敌”被处死。 

交给斯大林的材料里清楚表示了对希特勒的蔑视，因为他没有更早地对自己的军官集团进行这一“大清洗”。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也没有放弃复述希特勒的他是靠“天意”获救的说法。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对描写二战时期场面的挑选显得是有选择性的，《希特勒档案》总的看来还是呈现了这个独裁者作为军事领袖的不同形象。详细再现了希特勒对某些战争事件的反应。如详细描写了1942/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和1945年奥德河战役。由于文中提及的军事会议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京舍的报告就成了惟一的来源。由于对二战的所有方面已经进行了长达50多年的深入研究，倒让人们觉得有必要通过《希特勒档案》对二战做出一个全面的重新评价的想法难以接受。 

不过，统帅希特勒的准确形象启发了人们重新思考特定的事件和决定。如希特勒在全然不知战略形势的情况下就对美国宣战的那种轻率令人震惊，同样让人吃惊的是希特勒得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表现得无动于衷──以及他当时同空军总司令戈林还没有中断的关系。与这种无动于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常描写的希特勒在得知东线战败或胜利时表现出的情绪变化，它表示，希特勒没有能力适应艰难的形势，领导这场战役。《希特勒档案》中讲得很明白，最迟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之后，他就无法清醒地看清战略问题，只重视战术的成功。 

这些描写中也再现了回顾起来令人吃惊的实际损失：希特勒显然认为，那些他在参谋部地图上密切注视其移动的营、团和师拥有着和战争初期一样的战斗力。他把自己命令的进攻、反攻及“钳形运动”的失败归咎为指挥官和参谋们的无能。他常认为这是兵力不足、胆怯，有时甚至是蓄意破坏造成的。将军事指挥员们解职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多半和希特勒激烈的情绪爆发有关。《希特勒档案》里也介绍了希特勒和高级将领之间的一些争吵，如古德里安被解除总参谋长一职之前的那次争吵。 

现有的大量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勾画的希特勒的形象并无二致：希特勒的智商无法胜任对国防军的指挥权。正如英国军事作家巴兹尔·李德哈特1948年，即和《希特勒档案》同一时期，所评价的，“希特勒有着天才的本能感觉，但也喜欢犯些低级错误”。1940年5月24号下达的所谓停止前进、允许英国部队撤出法国的命令无疑就属于这种低级错误。另一方面，无论是盟军将领还是希特勒都没有料到曼斯坦因越过马斯河直插运河海岸的冒险的“镰刀行动”会取得重大的战略成功。 

回想起来，不占领英国也同样是这种决定战争命运的错误之一。由于不想冒失败的风险，希特勒曾多次推迟“海狮”行动。但是，究竟因为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征服英国，还是由于希特勒出于国内政策的原因而害怕牺牲太大，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这一考虑具有猜测的特点，只能姑且存疑。 

在对苏战役中德国军事领导层也犯了决定战争命运的错误。由于从战略上将兵力分成A、B两个集团军同时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推进，导致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1942年德国的夏季进攻之所以选择高加索为进攻方向，是受了原料短缺的左右。希特勒认为如果不占领那儿的油田战争就无法继续打下去。事实上，德国没有占领那里的油田，战争照样进行了三年。

但盟军也分析错误，导致沉重的失败。如法国在1939年夏天放弃了一次进攻德国的机会，尽管后者已经向他宣战。1940年也没有轰炸在阿登山区向前推进的德国部队。1941年苏军在1939年划定的边境线上的进攻阵地也损失了300万战士。苏联军事上的瓦解看起来是迟早的事了。西线盟军1943、1944年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诺曼底的多次登陆行动中也犯下威胁到这些行动的成功的错误。 

反希特勒联盟的胜利最终是赢在美国和苏联的经济优势。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军备产量就越高。但这一理智的结论是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研究后才得出的认识，所以《希特勒档案》没有得出这一结论不足为奇。 

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1948/49年没有得出西线盟军的轰炸对战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评论。因为无论在斯大林还是那些苏联的军官看来，这一评价贬低了苏联军队的胜利。然而有目的地轰炸德国的军备工业，其效果却是有目共睹的，尽管1942年1月到1943年5月德国军备工业产量翻了一倍多，直到1944年第四季度才明显回落。这此之前盟军就已经决定性地摧毁了某些领域，如飞机制造工业。从1943年开始德军就基本上无法发起空中和地面的联合行动了。诺曼底战役，阿登进攻战也一样，由于盟军的空中优势，德军都无法打赢。

但《希特勒档案》的写作集体不是无缘无故地将重点放在德苏战争上的。就连德国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分析中也得出结论，东线是决定性的，如安德雷亚斯·希尔格鲁贝尔1965年就评价道：“欧洲中东及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时，西方盟军才于1944年大举登陆──政治上至少晚了两年，军事上是在德国国防军被重重削弱、行动自由已经瘫痪的情况下。”

最后，牺牲者的数据也支持了东线是关键的观点。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最新的调查，在德苏战争中苏联方面的死亡军人为1127万。但是，截至1945年1月31日，420万德军阵亡将士中只有183万是死在德、苏前线。

《希特勒档案》仅在少数几处暗示了这场导致1840万平民死亡的对苏战争是一场种族灭绝战争。这些灭绝战争主要是由党卫军领导的，当然也有不空谈政治的国防军的份。

在“巴巴罗萨事件”第21a号补充指示中，党卫军在1941年3月13日就获得“准备政治统治”的全权，理由是“最终解决两个对立政治体制的斗争”。希特勒给国防军总司令的任务是为了保证“德国的经济”“充分利用这个国家”。国防军和党卫军应协同行动，但党卫军并不受国防军领导，而是挂靠关系。像常见的一样，希特勒的双重结构也造成了敌对，同时各机构互相推诿责任。而苏联共产党，即斯大林的政治上的让步助长了战争的极端化。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德国的宣传机构利用苏军对德国士兵和平民犯下的罪行有效地动员了所有的后备军。1945年2月28日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再一次在广播讲话中号召人们同“嗜血成性，复仇欲强（！）”的敌人战斗。纳粹省党部头目保尔·吉斯勒在1945年初的《慕尼战地邮报》上要求每个德国人心中都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仇恨，“这种仇恨必须释放出来，我们充满仇恨的信念必须像燃烧的火焰迎头扑向敌人”。《希特勒档案》里虽然不是如实记录了这一宣传，但基本上是正确反映出来了。 

在宣传部印刷的“大柏林保卫者作战报”《坦克熊》报上尽是坚持到底的呼吁和有关实际战况的谎言。如1945年4月25日出版的《坦克熊》报称“柏林红色潮水的防波堤”。同时它不得不承认，奥德河沿岸的布尔什维克们“借助大量物质”成功地“在一些窄小的地方”“撕开”了奥德河──尼斯河前线。４月25日的头条是“我们挺身坚守”。 

读者在第一页发现了《不屈的呐喊》的标题下用粗体字写着的名言“我可以死，但我不可以成为奴隶，我不能看着德国被人奴役”。如果将乌利希·冯·胡滕的诗作简化成这句口号只是说说而已的话，几天前一个“人民步兵师”就不会得到人道主义者的称号了。除了这些仓促成立的部队、国防军的正规部队和武装党卫军，在马丁·鲍曼的推动下于1944年9月26日成立的人民冲锋军的队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也投入了战斗。各地的人民冲锋军由当地的国家社会党省党部头目领导。由鲍曼和时任补充陆军司令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年龄在16至60岁之间的男人全都被征召了。他们中约有20万人阵亡或被当作失踪了。在《希特勒档案》里从道德上谴责了人民冲锋军。回顾起来，德国这最后的困兽之斗在军事上毫无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装备很差，但这些濒死的队伍将苏军的胜利推迟了数个星期。他们短期地抵挡住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世界敌人”，“蒙古人的冲锋”──这是戈培尔1945年4月24号召柏林人时的说法。苏军虽然在四月就成功包围了柏林，但不能完全占领在雅尔塔公约上答应给他们的德国领土。实施戈培尔的坚持意志的是那位独裁者1945年3月20号在总理府花园里奖给他铁十字勋章的那样的希特勒青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怀疑宣传的真实性也不怀疑希特勒的领导才能。 

但老兵们也一直战斗到希特勒自杀，尽管他们已经醒悟并且认为战争输掉了。他们掉进了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的道德陷阱里，它的箴言是海因里希·莱尔施1914年所写的诗作《战士的告别》中的两行诗。它的主要内容“德国必须生存，哪怕我们必须死去！”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无数墓碑上，每个学生在德语课上都要学这首诗。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当中，个人服从集体就像愿意为“人民”、“德国”、“旗帜”或“荣誉”这些抽象的概念而死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成功的战斗机飞行员、戈林和里芬施塔尔的朋友恩斯特·乌德特将军1931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汇入到我们的共同命运的河流中”。他把他对死亡的向往与对希特勒的信仰联系起来：“我们曾是没有旗帜的战士，我们重又打开了我们的旗帜，元首将它还给了我们，老战士们又值得生存了。”不能确定《希特勒档案》的主角们是否真如文中表达的那样讨厌毫无意义的防守。1961年，历史学家珀西·恩斯特·施拉姆，《国防军总司令部的战争日记》一书的合作者和出版人，这样“评价历史”──同战争幸存者的评价相吻合：“希特勒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早地预感和知道战争已经输了……他通过延长战争，让自己背上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即使在几十年之后，这场绝望的末日战斗的发起人中仍有一位认为那无数的牺牲是值得的。原帝国青年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这样解释说：“那不是为了将希特勒的生命延长三天，而是为了不让忠诚从世界上消失。”这让我们清楚看到了超级明星希特勒和他忠诚的粉丝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和影视明星不同的是，这里发生的死亡不仅仅是戏剧，而且是人类的屠杀，是城市的毁灭。

希特勒巧妙地满足了德意志观众的精神需要，通过谈论确实存在的和误以为的迫切的政治问题至少动员了大部分人。作为演说家，无论是在私下交谈还是群众集会上他都很有诱惑力。他的声音可直接打动感情的接受中心，他的“表演”在大众传媒工具落后的时代里独树一帜。弗里德林德·瓦格纳，瓦格纳家族中惟一的希特勒评论家，觉得希特勒的讲话即使“声音沙哑”和“情绪化”，却像一股狂风，令人透不过气来，使人晕眩，让人激动。早在1931年，美国的剧作家专业杂志《名利场》就将希特勒排在当代最优秀的演说家之列。同年，影响很大的大众刊物《柏林画报》也在“被人谈论最多的演说家”一栏中将他同墨索里尼、斯大林和甘地排在一起。

《希特勒档案》中尽管提到这位独裁者讲话前的彩排和在镜子前“像只虚荣的孔雀”一样自我欣赏，但没有突出他的雄辩才能，虽然这个雄辩才能对他的成功至关重要。

希特勒深谙如何去组建一个政党，将它用作夺取个人权力的合适工具。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就壮大得超过一百万党员，但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它还是一个“抗议的人民党”。1933年后它发展成国家党，从而成了事实上的行政权力的载体。在他的个人统治中，希特勒将思想和恐怖意识同具有独特魅力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但放弃了社会革命。 

而斯大林则不具备个人的非凡魅力。其魅力是靠有组织的个人崇拜形成的。他靠党内斗争夺得权力，但作为独裁者，他却是至少不相上下的操纵官僚和恐怖机器的出色高手。他在塑造一场让共产主义世界制度成为现实的革命。 

为了不过分突出两位独裁者的差异，国家安全机构的创作集体将林格和京舍的供述删节得让人看不出希特勒有什么群众领导的天才。因此，无数的国家社会党的大型集会只是一带而过，对群众的影响也只是轻描淡写。而希特勒的非公开的活动占了很大篇幅，在内务委员会的案卷里极少展示希特勒幽默风趣的社会活动家的一面，绝大部分都是他的幸灾乐祸、玩世不恭或恶毒的言论。 

不过，前苏联的编辑人员还是引用了显然是由京舍写的谈论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旗卫队的片段。即使在巴拉通湖战役失败、希特勒于1945年3月底取消了他们的名称之后，他们对他们的“元首”的无条件忠诚也能听得出来。在这里，威廉·蒙克的固执反应特别值得注意。他是政府区的最后一位作战司令。他在1945年4月对京舍说：“元首不想再理睬他的旗卫队，现在我们要让他看看，他仍然有一支旗卫队。”但内务委员会的军官们并没有研究希特勒是用什么方法来培养这种忠诚的。 

如果《希特勒档案》中的这些疏忽有情可原，甚或无关痛痒的话，回顾起来，令人气愤的是内务委员会的审讯官们丝毫未作努力去澄清在德国的权力范围内屠杀犹太人的原因。仅在被德国国防军占领的苏联地区，从1941到1945年就有210万犹太人被杀害。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纳粹统治的犹太牺牲者人数总共超过了500万。若算上犹太人集中区和集中营中饿死和病死的，那么大屠杀牺牲者的人数肯定突破了600万。 

尽管如此，苏联的审讯官们既没有设法复述希特勒的屠杀犹太人的指示，也没有描写他的反犹世界观，无论林格还是京舍都可以对此做出说明。仅在一处将希特勒同修建毒气室联系在了一起。《希特勒档案》里写道，希特勒“本人”对毒气室的研制很感兴趣。他甚至鉴定了希姆莱送给他看的模型和图纸，下令给设计者们“全方位的支持”。截至目前的研究认为，希特勒委派了党卫军实施种族灭绝，但又尽量不想知道细节。 

希姆莱的传记作家理查德·布赖特曼在有关毒气车及毒气室的使用时评论道：“我们不知道希姆莱是如何迅速地将在东方消灭犹太人的新方法告诉元首的。”希姆莱1941年9月8号的一道命令表明，希特勒肯定知道有关毒气室及这些新的集体屠杀工具的屠杀能力的情况。希姆莱信上说，希特勒希望尽快将犹太人放逐出德意志帝国及总督辖区波兰。两天前希姆莱同希特勒在“狼穴”里长谈了好几个小时。但《希特勒档案》中未提及大屠杀的原因显而易见。早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就有大量的犹太人被苏联国家安全机构所杀害或在象征性的审讯后当作政敌枪杀了。数字可能在几万人以上，但不精确。从1947年开始，暂时受到限制的迫害的强度和范围上都上升了。此外，这些迫害不仅仅只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具有了明确的反犹倾向。

内务委员会的后任MWD负责这些镇压。国家安全部门的军官们组织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控告，他们无须法院判决，仅听从斯大林或贝利亚的命令进行谋杀。《希特勒档案》是在苏联的反犹政治达到高潮时编写的。考虑到斯大林的明显的反犹观念，就不欢迎对屠杀犹太人的精确研究。

1939年—1941年间的德、苏同盟显然也是一个禁忌。《希特勒档案》里只提及了这一伙伴关系、及互不侵犯条约的一部份。既未写它的形成也没有描写结果。在叙述德国对波兰的战争时，苏联的编辑人员未提及他们的国家也同波兰进行过战争了。为《希特勒档案》制定的工作计划原先是计划讨论这个内容的。 

但负责此书的内务委员会军官，中校帕尔帕洛夫和少校萨莱耶夫又抛弃了这个主意，这两位情报局官员再清楚不过，对于一个最紧密的苏联领导圈子来说，什么在政治上是适宜的──部分是根据了斯大林“大清洗”期间自己的镇压经验。估计不应该提的不是同希特勒的“分赃”。因为苏联毕竟获得了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以及对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采取了行动。另外，苏联领导人也认为这样可以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蒙古和满洲边境上的日本。如果在《希特勒档案》里讨论了互不侵犯条约，就会让人回想起苏联领导层的几个严重的错误判断。

首先，接受德国瓜分东欧的建议看起来是划算的。为了赢得苏联的认可，希特勒向斯大林提供的比西方愿意提供的要多得多。政治局同样很清楚，这只是一场短暂的联盟。他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还记得斯大林的话：“这是一场相互欺骗的游戏。”

而德意志帝国却从条约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它能够暂时限制自给自足的努力，而不必调整经济方针。油及非铁金属的巨额贸易对德国军工业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幸亏有油的供应地法国战役中才得以回避预料会出现的燃料紧缺。但德国领导层避免过分依赖苏联，不让自己容易受人勒索。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帝国主义”列强德国跟法国和大不列颠之间的战争是合乎逻辑的，他也判断错了。他预料的是德国军事力量的削弱而不是增强，他希望从这些分裂中获利，如果他特别慎重地对待大不列颠对一场军事联盟的新的试探。

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决定也先于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在《希特勒档案》里，只粗略地谈到1941年夏天的事件，这是合乎逻辑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创作集体毕竟放弃了使用“狡猾的偷袭”这种宣传套语，情报官员们最清楚，斯大林是知道1941年初夏的进攻日期的。他在有关情报上注上了卑俗的批注，作为所谓的假情报退了回去。相反，苏联领导层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机会，低估了德国对手，制定了自己的进攻计划。德方是否认为那是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确定的是，在1939年约定的权力范围的边境上两个高度武装的世界强国在对峙，它们的帝国主义兴趣是对立的。无论是苏联还是德意志帝国都是意识形态强烈的极权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年里进行过一系列的进攻战争，认为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双方都制定了详细的进攻方案，试图抢先于对手。“先发制人”的战争这一概念似乎具有政治动机、因而不符合用来形容德、苏战争。 

希特勒不顾一切的战术变化，自1933年起就不懈地追求征服苏联的欧洲部分，建立一个殖民帝国。在他的世界观中，征服“东方的生活空间”占有一个中心的位置。早在1927年他就在《我的奋斗》中称俄罗斯为未来的移居空间，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权已经“快要瓦解”了。对苏联的战争，虽然由于战争的进展在战略上是必须的，说到底是一场占领战争。但希特勒是凭直觉做出进攻决定的。新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位德国的总司令既不了解敌人的精确兵力也不了解他们的布阵。对苏军的战争力的理智分析也同样不存在。

正如前苏联编辑人员在战争开始“缩短”了林格和京舍的供述一样，他们也前后一致地未谈德国国防军对摆好了进攻阵势的苏联兵力的最初胜利。虽然苏联部队拥有多倍的兵力优势，装备精良，截至1941年底，有380万苏联士兵被德国人俘虏了。 

直到德国的进攻停滞不前的那一时刻开始，在《希特勒档案》里才对战争进程和作为国防军总司令的希特勒的反应进行了准确的描写。他对莫斯科城外的失败和封锁列宁格勒不成功的反应得到了形象的再现。但在随后的描写中也总让人觉得，好像有关德军成功的章节被整章整章地删除了，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文章显得像是插曲式的。但是，尽管有这些今天看来是错误的解释和受政治影响的缺陷，《希特勒档案》仍不失为对这位德国独裁者的最有说服力的介绍。它特别详细地描写了他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希特勒绝对的肆无忌惮和他的无限的灭绝意志被清楚地显示了出来。有关元首掩体里的最后几天的一章令人震惊，它证明了希特勒努力将他的生活延长到最后的时刻，哪怕这是在将德意志民族引向灭亡也在所不惜。

对于这样一部可以充分揭露希特勒罪恶的书，苏联独裁者斯大林为什么要秘而不宣，甚至把它束之高阁？凡此种种都可证明斯大林对德国人的感情复杂，结果导致“斯大林掩盖希特勒的遗迹”。斯大林对希特勒遗迹所采取的回避和篡改态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斯大林的私人翻译有段回忆，也许能够透露一些信息：“在希特勒的入侵打击下，斯大林曾想流亡印度！”

作为苏德战争可能的结局之一，斯大林曾经考虑一旦战败，就流亡到印度去。他企图从那里发号施令，指挥留在国内、转入地下的共产党组织。当时，他的翻译从“领袖”嘴里听到了，在此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的东西：

“维亚切斯拉夫，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流亡政府清单上的新成员，”斯大林低沉地说道，“如果德国人推进到乌拉尔以东，这就会成真……” 

“但这等于死亡，”莫洛托夫茫然若失地回应道。“我们都会死的。但是，值得思量一下，有哪些可能的方案。丘吉尔可说过，一旦纳粹占领英国，他的政府将从国外，譬如加拿大，与敌人继续作战。”斯大林走近沿着墙壁卷起来的布幔，拉动绳子，展开了东半球的地图。

“一旦德国战胜苏联，这样日本也会参战，”斯大林继续说道，“这意味着法西斯轴心国得到极大的加强。这也是为何英美将更多地需要苏联人民和我党的帮助。去年底，当敌人逼近莫斯科时，我们建立的地下党委还没有解散，正在为全面的游击战做准备。我们的人民相信党和它的领导，并将执行我们的指示，即便这些指示来自远方……” 

斯大林用自己有力的右手划过苏联，继续说道： 

“当然，我们不必重复伦敦之行，那里已经有一打以上的流亡政府。我昨天不是偶然地告诉丘吉尔，已经去过了伦敦，与列宁一起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我来说，去一次已经足够了。但是，印度可以成为一个合适的地方……”他接着轻松地用烟斗划过巨大的次大陆。 

听到的这席话使翻译官震惊万分。但他做出一副专心工作的样子，飞快地写完了电文，然后毫不拖延地离开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他没想到在这里会听到如此可怕的建议。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偏爱印度。他是否认为，远离伦敦的英国政府他更方便些？或者他以为，在这个沸腾的殖民地印度可能出现革命的形势？……须知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呆在瑞士，把自己看作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们愿意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只要那里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些国家可以是德国、法国、英国、甚至美国。但情况是，俄国，按照列宁的说法，‘孕育了革命”，所以布尔什维克赶到那儿，领导革命……’” 这位翻译想到。

或许，斯大林依然相信开始于“第三世界”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此后，翻译官再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起这个离奇的计划。莫洛托夫显然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这件事情，他将它带进了自己的坟墓。

1942年的那个令人焦心的夏天，德军向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不断推进，其精锐部队则依然呆在通往苏联首都的要冲部位。空荡荡的莫斯科市内是一种令人产生错觉、不祥的寂静。外交人民委员部依然留在古比雪夫，但有一小批人，其中也包括这位翻译官，于前一年11月被调到莫斯科来。他只是在那儿过夜，工作时间全部都呆在克里姆林宫。大约在早晨五点，斯大林一般这时回家，“我们，莫洛托夫秘书处的人，才得以结束自己的几乎是一昼夜的工作日。”

伦敦和华盛顿拒绝前不久有关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而不是如罗斯福与莫洛托夫5月份他们在美国首都会见时所说的，从俄国前线吸引至少四十个德军师，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激烈反应。现在，在与丘吉尔的第二次争吵之后，斯大林外表上显得很平静。他邀请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自己的家中之后，不断地开着玩笑，扮演着好客主人的角色，他想让人相信，胜利最终将属于对抗纳粹的人民。

这一年间，红军且战且退，经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武器装备损失，但最终还是减缓了敌人的推进。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明白，无论如何，在既成的局面下，苏联只能依靠自己。应该说，正是这一点促使苏联领导人说出了逃往印度的想法，翻译则在无意之中成为其见证者。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与丘吉尔的一次谈话于凌晨三点结束之后，一个名叫巴甫洛夫的翻译被派去送英国首相到他住的官邸，而另外一个翻译则必须为驻华盛顿的苏联使馆起草电报文稿。电报一般由斯大林签署，第一稿他不完全满意，所以，在提出几处具体的意见之后，斯大林要翻译坐在铺着绿色呢绒的长条桌一端，将文本誊写一遍。当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斯大林一边沿着花纹斑斓的地毯走来走去，一边抽着烟斗。莫洛托夫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在跟丘吉尔谈判时，他就坐在那儿。就在当时，我从我们的领袖嘴里听到了，在此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的东西。

“维亚切斯拉夫，我们怎样才能不成为流亡政府清单上的新成员，”斯大林低沉地说道，“如果德国人推进到乌拉尔以东，这就会成真……”

“但这等于死亡。”莫洛托夫茫然若失地回应道。

正是出自这种“希特勒恐惧症”，斯大林的脑袋似乎无法接受希特勒已经死亡的事实，斯大林的潜意识里似乎认为希特勒永远活着，就像列宁的木乃伊一样，可是他又抓不住希特勒的木乃伊，这就让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来的冒险家格外地心神不宁。而且他确实担心希特勒成为又一个列宁，被残余的纳粹党徒们当作偶像供奉起来。

对希特勒的这种恐惧似乎不是斯大林特有的，他还感染了许多人。《纽伦堡大审判》的作者约瑟夫·E·珀西科写道：1946年10月16日凌晨1时，为首的一批纳粹战犯被绞死以后，两辆六轮双驱军用卡车在体育馆旁停下的时候，天还黑着。十一副棺材很快就装上了卡车。卡车在满载武装卫兵但没有标志的两辆小汽车护卫之下开走了。早晨7点，这小小的车队到达东慕尼黑的东弗里多夫公墓的一幢陰森可怕的灰色石头建筑。德国随从人员事先已得到通知，说有几具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士兵的遗体将被运到此处进行火化。每副棺材都贴有标签。标着“乔治·芒杰”的那副棺材装的却是赫尔曼·戈林的遗体。

（与此相似，在二十多年后，1960年代的中国文革中，被弄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尸体，也以这种方式化名为“刘卫黄”，其职业一栏填的是“无业游民”。其实“职业革命家”的本质上都是“无业游民”，而且他们在关键时刻也都不看重自己的名字。）

遗体连带绞索、头罩都火化完后，骨灰都被运到慕尼黑郊区索尔恩一幢白色水泥别墅里。此别墅原属一位富商，如今是欧洲战场上美军一号殡仪馆。之后不久，一群美国军官站在流经房后的孔特文兹巴赫河边。他们看着殡仪馆工作人员从车上拿下十一个铝制圆筒，把每个圆筒里的骨灰依次倒入水中。接着用斧头劈砍这些圆筒，并用皮靴后跟把破碎的圆筒踩平。孔特文兹巴赫河水将骨灰冲入伊萨尔河，再引入多瑞河，骨灰从那里进入大海而流走。四方调查委员会的目的达到了，那就是消灭这些人的一切肉体和遗物的痕迹，因为环绕着这些痕迹，可能产生将纳粹主义奉为神圣的神殿。

1970年苏联人依样画葫芦，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希特勒和戈培尔一家的骨灰。

最耐人寻味的是，戈林自杀成功之后，四名美国兵抬着一副担架来到体育馆，担架上盖着军用毛毯。他们将担架安置在头两个绞架之间。那位美军上校要求目击者们上前面来。他们上前来时，他把毛毯拉掉，露出赫尔曼·戈林的尸体。巴伐利亚省长赫格纳喃喃道：“这个无赖，他无论如何都应该绞死。”英国记者对史密斯悄声说道：“只有德国人才能这么恨他，然后，只得相互仇恨。”相互仇恨，似乎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习惯之一。越有关系的，就越容易互相仇恨。例如，二战结束之后，苏联人不但强奸了战败国德国两百万妇女，而且还霸占了战胜国中国的蒙古，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奸淫掳掠，无恶不做。这是斯大林个人品德的缩影。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实际上和日本的甲级战犯，没有区别。

（另起一单页）

第十四章

希特勒的战略：间接路线

英国军事史学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Hart，1895─1970年）的名著《战略论》（strategy，全名《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专门谈到了“希特勒的战略”。

他指出希特勒所进行的各次战役，无论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的，还是在这次战争过程中的，都可作为明显的例证，说明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李德哈特早就总结出来的方法，也就是“间接路线”的方法。

希特勒在其战争的第一阶段所使用的战略，就是间接战略路线，而且，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在战场上和会场上，都达到了新的境界。以后，他也给自己的敌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利用间接路线来反对他本人。 

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敌人估计得过低。同样紧要的是，要了解敌人使用的方法，识破他们的企图。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有了这种认识，才能即时预察敌人的行动，并采取预防的措施。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由于错过了时机，对于希特勒在下一步将要采取什么行动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判断，老是“赶不上车子”，不免大吃苦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其政府咨询机关中设立一个“敌人研究部”，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都认真加以研究，并及时地对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加以预测和判断，那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居然不曾事先看到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方针、路线，这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不能不感到大为吃惊。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不仅野心勃勃，而且竟会那样公开明确地叙述了自己行动的根本性质，以及为达到目的将要采取的具体办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加上他的许多演说和个别言论，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他的行动方向及其逻辑联系。希特勒这种非常清楚的“自我表白”，可以算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他所以取得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随和的结果。这个“自我表白”也是一个鲜明的实例，说明了一个谚语的正确性：“人们总要做些蠢事！”即使是拿破仑，也不曾像他那样藐视自己的敌人，也不敢像他那样冒险地把自己的意图完全说了出来。希特勒在这方面所以敢于明显地表示出无所顾忌，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人们的一个通病，那就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希特勒懂得一条原则：把东西经常放在最明显的地方，可能是进行伪装的一种好手段，因为放在明显位置上的东西，反而不易为人注意；有时，最直接的行动路线，反而是最能出敌意料的。这正如保密问题上的技巧一样，尽量把大多数事情都公开发表出来，就可以使人们不去想象或者怀疑还有少许秘密的存在。 

英国的第一流间谍劳伦斯曾经指出，列宁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设想了一个革命，实行了一个革命，而且巩固了一个革命。这个评语对希特勒也同样适用，而且还可以加上一句话：他还“写出”了一个革命。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希特勒曾经用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方法，从中获益不少。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夺取权力，而且学会了如何扩张权力。列宁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最健全的战略，就是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才开始作战，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才有容易完成的可能。” 

希特勒曾经说过：“我们真正的战争早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就在进行了。”劳希林在其所著《希特勒的自供》一书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言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宣称：“在战争尚未打响以前，设法使敌人先在精神上崩溃，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任何一个曾在前线做过战的人，都会希望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希特勒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面以后，就使自己的思想开始与德国军事思想的传统趋势分道扬镳。一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军事理论一直把“会战”看成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且率领着一大批国家，沿着一条很狭窄的路线来发展他们的理论。他们把普鲁士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奉为自己的教主，全盘接受了他那些很难于领会的格言。例如：“以流血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力图歼灭敌人的军队，这就是战争第一胎的产儿……只有进行巨大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血液永远是胜利的代价……我们不要听信，而且不想听信那些认为不必流血便可获胜的将军们。”克劳塞维茨拒不承认下述的观点：有一种巧妙的方法，可以不必大量流血而能解除敌人的武装和制服敌人。这也就是战争艺术的真正体现。他痛斥这种观点，认为是从“慈善家”幻想中贩卖出来的一种思想。克劳塞维茨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对国家的利己主义，是希望为本民族寻找一条有利的出路，而并非单纯的折中妥协办法。结果，许多将军盲目地变成了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信徒，总是一有机会便去寻求会战，再也不想预先创造一种于自己有利的形势。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过程中，战争艺术竟成为只不过是相互屠杀的一种程序。  

希特勒的观点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他毕竟还是超过了一般公认的传统界线。劳希林所引证的下述言论可以作为证明。希特勒说：“人们相互砍杀，仅仅是在他们使用其他办法已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有一种广义的战略，它使用的是心理上的武器……如果我可以用比军事手段更好和更廉价的办法来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那么我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手段呢？……我们的战略就是要从敌人内部去毁灭他们，控制他们，通过他们自己去征服他们。” 

希特勒对于德国的军事学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了新的方向和作出了新的阐述呢？只要把他的理论拿来作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其宽广的程度。鲁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也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在1923年曾同希特勒合作，企图采用“向柏林进军”的办法来夺取政权，但是遭到了失败。 

在极权国家建立起来以后，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鲁登道夫反省了上次大战的教训，得出了他的结论，这就是未来的“总体战”的蓝图。鲁登道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坚决抨击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正是1914年德国军事学说的基础。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德国当时的错误并不在于不顾后果的过分使用暴力，而恰恰是没有足够有效地使用暴力。他批评克劳塞维茨过分地夸大了政治的作用。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政治意图就是目的，战争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那就无法考虑手段的问题。”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这是已经陈腐了的观点。“总体战”的原则要求：在战时，整个民族要把全部力量都贡献给战争；在平时，就要全力以赴地准备下一场战争。战争，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应该从属于战争的利益。 

读完了鲁登道夫的书，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理论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他把战争看成为一种并无最终目的的手段，如果要说他在追求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座军营。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像鲁登道夫本人所想象的那样新奇。古代斯巴达人就曾坚持过这个原则，其结果只不过是使他们自己陷入了瘫痪灭亡的境地而已。鲁登道夫所追求的目的，无非是使整个国家变成好战的整体，创立一个超级的斯巴达，所以他给自己提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力图创立一种“民族主义”的新宗教。根据它的教条，所有女人最光荣的任务就是生孩子，以来承受“总体战的负担”，而所有男人的任务，则是发展他们的能力以达到这个目的，换句话说，人们的任务就是生育和繁殖，以便进行屠杀。此外，为了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鲁登道夫主张采取古老的迫害手段，而不准任何人反对最高统帅的观点。 

鲁登道夫还主张，一个国家应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制度，以求适合总体战的要求。从这一观点来看，他似乎也认清了军事力量要以经济为基础。但是有一点却又令人感到奇怪：一方面，鲁登道夫承认，联军方面的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重大的作用，曾经给德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他却始终坚信，决定战争结局的还是两军在战场上的会战。鲁登道夫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对德国老牌的理论家进行赞扬，说：“克劳塞维茨一心一意地只想在会战中歼灭敌军。”在鲁登道夫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但是，希特勒的看法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一个军事领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鲁登道夫的心目中，未来战争的打发，似乎也只是把1918年他所发动的进攻扩大一些规模而已。他当时的那些进攻，开始时候确实曾声势吓人，但是最终都没有什么结果。对他来说，这种进攻仍然是打的一场会战，在火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在坦克、装甲车的支援之下，步兵向前冲击，一直战斗到最后，“以肉搏战把敌人克服”。部队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达到会战的目的；机械化的作用，只是为了加快会战的开始。 

对于广泛采取的一般常用的作战方法，鲁登道夫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意见，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军人武德上，都是如此。他指出，由于总体战的需要，对于“取消无限制的潜艇战争”的观念，连理论上也不必加以考虑。他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对于想要开入敌方港口的一切船舶，甚至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舶，都应使用飞机和潜艇，一律将其击沉。在谈到直接攻击平民的问题时，他曾强调说，在将来的一个时期，“会使用轰炸机群来向平民作毫无怜惜的攻击”。不过，他所特别重视的还是军事方面，要求把空军用于战场之上，首先用来摧毁敌人的军队。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才可以把空军用去攻击敌人的战略后方。 

鲁登道夫对于每一种新式武器和装备，都曾表示欢迎，但是，他却只是盲目地把这些东西添加在他的统计表上，而没有考虑如何从大战略的需要来加以使用。他对于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来没有认真的考虑，甚至于缺乏明确的概念。用简短的话来说：鲁登道夫的军事观点，就是尽量扩大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认为这样便可以达到某种境界。至于这种境界究竟是什么，他既不感兴趣，也不会为之担心。很明显，他要肯定表达的只有一个思想：“最高军事统帅应该给政治领袖们下达训示，指导他们如何工作，而后者必须遵守他的训示，完成他们的任务，为战争作贡献。”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负责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们，必须把充分的行动自由权交给最高军事统帅，给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可以自由支取国家民族的现有资源，来解决国家民族的未来生命问题。 

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之间，有许多思想是相同的，例如，对种族、国家和德意志民族应有支配世界的权利等等观念。可是，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特别是在如何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 

鲁登道夫的荒谬论点，就是要求战略控制政策，也就是认为，军队本身可以决定它自己的任务。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却采取了简单得多的方式。他把这两种职能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像古代的亚历山大和恺撒，后代的菲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样，自己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这样，他就有着一般战略家所不可能有的那种不受限制的机会，用来准备和发展自己的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他还及时地认清了一条真理：由于职业上的偏见，对于军事武器只是大战略为了获取胜利而使用的多种工具之一这一点，一个统帅是很难于承认的。 

一个国家参加战争的原因固然可以很多，但是其最基本的目的，简单的说，就是要保证它的政策得以继续发展，就是要克服其他国家的抵抗，而顽强地推行自己独立自主的政策。冲突的根源和它的主要原因蕴藏在人类的意志之中。一个国家要想在战争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就必须设法改变对方的意志，使其从属于自己的政策。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所认为的最主要的一条战争原则，即“在战场上消灭敌军主力”的原则，就会和大战略的其他原则和手段出于平等地位。所谓其他原则和手段，就是指的各种非直接性的军事行动，以及经济压力、舆论宣传和外交手段等。决不可以过分地重视某一种手段，因为环境有时可能会使它丧失效力。最聪明的方法是选择和结合使用各种最有效的手段，以求达到最适合、最深入和最经济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获胜的国家能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来使敌人屈服，并争取在战后获得好的前途。如果获胜的国家自己也遭到惨重的损失，战后弄得精疲力竭，那么，即使获得最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大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和利用敌人能力方面的薄弱环节，并组织武装抵抗。至于战略，则是要在敌人的战线上找出防御最薄弱的地点，并在那里把敌人消灭。把自己的兵力用来攻击对方兵力强大的地方，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并终于感到得不偿失。要使攻击能够具有强大的效力，就必须打在敌人的弱点上面。 

因此，最理想而且最有利的办法，就是要设法解除敌人的武装，并尽量避免用硬拼战去消灭敌军。硬拼硬打去消灭敌军的方法，不仅包含着自己的兵力也消耗殆尽的危险，而且有可能招致相反的后果，使自己遭到失败。所以，一个战略家的思想，应该着眼于“瘫痪”敌人，而不是如何从肉体上去消灭他们。就战争的较低阶段来说，在战斗中杀死一个人，只不过是使这支军队损失一个士兵而已，但是一个神经受到震撼的活人，就可以成为恐怖病菌的传染媒介，足以造出一种恐怖的现象。在战争的较高阶段中，如果使对方的指挥官在心理上受到震撼，则可以使其带领的整个部队丧失作战力量。而在战争的更高阶段上，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心理上受到压迫，那么这个政府所拥有的一切作战力量也有可能被抵消。这正如下述一种情况：两只手都麻木或瘫痪了，刀剑必然会从手掌中掉落下来。 

现在再把我的基本思想重复一遍：通过对战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表面上的实力，是由它的国民数量和资源数量来表示的，但是，要把这个实力体现出来，则有赖于它的内部机构和“神经系统”的健康状况，也即是依赖于它的指挥稳定性，民心士气和不计机能。直接施加压力，常常会使对方的抵抗力反而紧缩和变硬起来，有如把散雪压挤成雪球一样，越压越紧，那么融化得也就越慢。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战略上，或者换句话说，不管在外交战略上，还是在军事战略上，对于破坏敌人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稳定性来说，间接路线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为摧毁敌人创造出有利的条件。 

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要尽量削弱敌人进行抵抗的能力。由此又可以得出另外一条公理：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必须同时提出几个可以调换的目标。攻击某一点的时候，应能同时也威胁到另外一点，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确能把突击力量转移过去。只有具备这种选择目标的灵活性，战略才有可能适应形势的突然变化。 

不管是由于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原因，希特勒对于这些战略上的真理，确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很少能有人达到他这样的水平。他在政治领域中运用着心理战略，因而夺取了德国的政权。在实行这个战略的时候，他尽量攻击魏玛共和国的短处，利用人性上的弱点，在利害关系上挑拨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首先造成只有他才是支持某一方观点的印象，而后又似乎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转向另一方讨好。这样，他依次地、突然地玩弄着间接的手法，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933年，希特勒夺得德国的政权后，他使用这种间接性手法的规模就更加扩大了。第二年，他首先同波兰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是要保护他的东方侧翼。1935年，他自动毁弃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次年，派出德军重新进驻和约规定不准设防的莱茵地区。就在这1936年，他与意大利合作，开始以“伪装战争”的手段，暗地里支援佛朗哥将军去推翻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这是针对法英两国战略后方所采取的一种间接性手段，在大战略方面构成了牵制作用。希特勒以这种方法使法英两国在西面的地位遭到削弱以后，又在莱茵地区重新建立要塞工事，使自己的西部得到掩护。此后，他便有了机会，可以把主要力量调往东方。这正是继续实行间接性行动的一种步骤，其目的是在战略上打击西方强国的根基。 

1938年3月，希特勒进占奥地利，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的西边翼侧完全出于暴露地位，同时，也使法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环绕德国所构成的“铁箍”被冲断。1938年9月，由于“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希特勒不仅收回了苏台德地区，而且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战略上陷入了瘫痪的境地。所以，到次年3月时，他便完全侵占了这个早已瘫痪了的国家，并进而包围了波兰的一个侧翼。 

希特勒利用这一连串实际上没有流血的机巧行动，以所谓“和平的进军”为借口，在巧妙的宣传烟幕掩护之下，不仅毁灭了法国人原来在中欧的控制权和对德国的战略包围，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形势，反而使法国陷入包围之中。这样一个过程，恰好同一条古老训条相吻合，那就是抢先占领有利阵地，而后再行挑战，只不过他这次作的范围更广，计划更大，而且技巧更高罢了。在这转变时期的整个过程中，德国的实力不断增长。从直接方面看，其军备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就间接方面看，它的主要假想敌国，由于同盟国被剪除和战略根基被剪断，其力量已在日益减弱。 

这样一来，到了1939年春天，希特勒对于公开的决战，就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恰巧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英国人采取的错误行动，又使他获得了利益。当时，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已经在战略上被希特勒孤立起来。可是英国却突然地向他们提出了保证。能够给予这两个国家有效支援的是俄国，而英国在作出自己的保证时，偏偏又没有事先从俄国方面获得任何保证性的表示。英国人一向都是采取安抚和退让的政策，这一次跨出如此盲目的一步，实在是非常轻率的。在那个时候，英国人的保证无异于公开向德国挑战。欧洲的这些地区，实际上是英法武装力量所达不到的，而英国人的保证，正好构成一种诱惑，使希特勒滋长了一种几乎是无法抑制的欲望，那就是进攻波兰。于是，西方国家自己破坏了战略基础。本来，由于力量的薄弱，它们唯一可能采取的战略，应该是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阵线，以便在西方对付来自德国方面的任何打击，制止侵略的发生，可是现在，它们反而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使他得以在一个脆弱地段突破防线，并因而达到了初战的胜利。 

诚如劳希林所记述的，希特勒的计划，总是以孤立脆弱的国家为其突然袭击的对象，同时，也总是让他的对方去背负发动攻势作战的负担。这是因为，德国领袖要比同盟国方面任何的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都要清晰地认清了现代防御的价值。现在，希特勒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希特勒的战略原则已经非常明显，他必须同俄国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使俄国人处于中立地位，保证不出面干涉。希特勒终于同俄国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因而自己感觉到大大增强了信心，处身于左右逢源的地位。这样，如果英法同盟者履行他们的诺言，决定向德国宣战，那么，他们就自动放弃了防御方面的优势，而要被迫采取进攻的战略，并且必将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之下，也将为此缺少最必要的资源。如果他们只以突破“齐格菲防线”为目的，不再前进，那也足以证明他们的无用，将徒然丧失威望。如果他们还继续硬攻，结果必然遭到极大损失，等到以后希特勒回师西指，转入进攻，他们自己的抵抗力反而会相对减弱，在尔后的防御中取胜的机会必然更小。 

英法两国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不让希特勒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唯一可取的办法是，在经济上进行制裁，在外交上进行绝交，同时把军队提供给遭受德国侵略的受害者。这种政策给了波兰以不小的援助，而对英法自己来说，同它们在不利条件下实行对德宣战而可能产生的后果比较起来，则自己在前途和威望方面所受的损失，都将要小得多。 

可是，法军仍然向“齐格菲防线”发起了一次很不坚定的进攻，结果毫无成效。由于事先对这次进攻夸大得太厉害，一旦遭到失败，就使同盟国的威望受到了更大的损害。德军当时正在波兰迅速地发展胜利，这与同盟国的失败一对比，就使中立国加深了对德国的恐惧感。于是，它们对同盟国的信心大大动摇了。这次所受的损害，甚至比同盟国的其他任何妥协行动招致的损害还要大些。 

随后，希特勒便得以巩固他在军事上的收获，并充分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优势，因为他在西线有着一道要塞防御线作掩护，而那些自命为援救波兰的救世者，却根本无力突破这道防线。希特勒从此便安稳地处于防御地位，一直等待法英两国人民慢慢产生厌战心理，因为对于它们来说，进行这场战争的盲目性已经愈来愈明显了。可是，同盟国方面的政治家们，早在获得足以使理想变为事实的工具以前，便在大唱“反攻”高调。结果，他们只是徒然地挑拨敌人，使其先下手为强，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招架的能力。同盟国方面这种光说不做的态度，又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给他一种新的刺激，使他敢于先发制人，首先转入进攻。当时，英法两国都有许多人，正在设想是否可以利用毗邻德国的一些中立的小国家，作为绕到德国侧翼的通道，可是就在这时，希特勒却一口气侵占了5个中立国家，用来进攻同盟国方面的侧翼。他采取这个行动是完全不顾一切的，这也正是侵略本质的表现。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曾设想保留住挪威的中立地位，以来掩护德国的北面侧翼。此外，德国从瑞典进口的铁矿石，还要经由挪威在大西洋上的港口雷尔维克才能运回来。但当同盟国方面计划占领挪威的征候愈来愈明显的时候，希特勒害怕对方控制挪威水域和港口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便又先下手为强，抢先占领了这个国家。 

全部占领挪威，本来也是希特勒早已计划了的事。还在1934年，他就向劳希林和其他一些人说过自己的设想，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夺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主要港口，具体做法是，使用小型的海军登陆兵，在空军的掩护下，同时实施一连串的突击。登陆兵上陆的合适地点，将由潜伏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第五纵队来指引，这些纵队负责先为登陆兵开路，而实际采取行动时的借口，则是保护这些国家使它们不受其他强国的侵略。这位战争“艺术家”还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冒险而有趣的战役，在世界历史上是找不到任何先例的。” 

1940年4月9日，这个令人惊奇的计划完全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其成功的程度甚至超出了原来的预料。希特勒曾经有所担心，对于某几个地点的登陆，害怕难以扩张战果，因此，他指望更多地夺占几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事实上，他却毫无阻碍地夺占了所有预期占领的目标，而且他那双贪婪的手还一直伸到了雷尔维克以北的地方。 

由于胜利的取得竟是那样令人吃惊的轻松，而同盟国军队突入挪威的企图又是那样轻而易举地被击毁，希特勒随后实施更强大突击的愿望，自然受到鼓舞，而这次突击，也是他早已计划好了的。还在几年以前，当讨论到将有什么环境他就敢冒险挑起大战时，希特勒曾经表白过他的意图，那就是要在西线取守势，而让敌人首先发动进攻。尔后，他应立即席卷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指荷兰和比利时），以此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并随即向西方强国提出所谓的和平建议。他说：“如果它们不想要这样的和平，那么它们就可能尝试把我赶出去。无论在哪一种条件下，它们都要负担起发动战争的重担。”不过，随后的环境有所改变。希特勒在侵占了波兰以后，马上提出了和平的建议，当当即被西方国家拒绝。从此以后，他就决定用实力来压迫法国人求和，把兵力调往西线，准备在1939年秋发起进攻。由于德国将军们都不相信他们会有足够的兵力来击败英法联军，因而纷纷提出了异议，加上那时天气也很不好，希特勒才被迫推迟实现他的企图。但是，这个延宕使他日益感到不耐烦，而在挪威取胜后，将军们就再也无法阻扰他的行动了，因为挪威的胜利，正是他不听将军们小心谨慎的忠告后获得的。 

很久以前，在讨论这种进攻的可能性的时候，他曾经宣称：“我要从‘马其诺防线’的右侧进入法国，而且不损失一兵一卒。”诚然，希特勒的这个说法不免过分夸张，但是就其1940年5月的成就来说，他的损失对于他的收获所占的比例，确实是微不足道的。 

根据原定计划，德军的主要突击将在右翼，由博克指挥的集团军群来担任这一任务。可是，到了1940年年初，这个计划经过一次彻底的修改，把重点转移到了中央位置，放在阿登山地区。这个修改是根据曼施坦因将军的建议实行的，他是隆德施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曾经提出证明，认为通过阿登山地区实施进攻将有更大的取胜机会，因为这个方向正是敌人预期遭受进攻的可能性最小的方向。 

西线作战的最大特点，就是德军统帅部力图避免任何的直接性攻击，尽管当时他们在现代化作战工具方面拥有优势，却总是继续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德军并没有突破“马其诺防线”的企图。相反，他们却先向两个小小的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发起了“诱敌式的攻击”，希特勒竟借此把英法盟军诱出了法比边界的防御工事。当这支盟军向比利时境内突进时，德国的空军曾经有意识地不去加以阻挡，最后才以陆军从后方向法军的基本集团实施突击。 

这次战役是由一支小型的德军突击集团完成的。该集团的兵力并不多，只是全部德军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由清一色的坦克师组成。德军统帅部曾经表现得相当高明，他们认识到，要想尽快取得胜利，需要更多的依靠技术装备，而不是大量的人力。这一次，德军的突击集团确是规模很小的，以至一些德国将军对于其突击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德军能够大获全胜，主要是因为法军统帅部的轻率和冥顽，他们几乎把全部重兵都集中在左翼方向，企图在比利时境内作一次决定性的进攻，而在法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即面对阿登山这个多山的森林地区，仅仅只留了几个第二等的师进行防守。按照法国人的估计，对于阿登山地区，德军的机械化部队是很难通过的。与此相反，德军正好利用了阿登山，因而达到了行动的突然性。这个事实证明，德国人能够很好地接受历史教训，懂得天然的障碍要比人为的抵抗易于克服，因为有人凭借顽强的防御阵地进行抵抗的话，那个阵地总是不容易攻破的。 

同样很明显的是，当德军一旦越过色当而向前高速度地发展进攻时，他们便连续地同时威胁到其他几个目标，因而使得法国人无法判断他们下一步进攻的方向。果然法国人就没有猜到，德军将会首先进攻巴黎呢？还是直攻比利时境内的法军后方？当德军的装甲师后来急速地转向西面时，法国人又不能作出正确判断，德国人究竟是开向亚眠，还是开向里尔。德军就是这样，“声东击西”，隐蔽着自己前进的真正方向，迅速地到达了海峡岸边。 

德军的战术也是完全与其战略相适应的。他们避免一头撞上去的硬攻，总是寻求弱点，力图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前进。同盟国方面的国务活动家们，当时完全不理解现代战争的特点，曾经一再号召他们的军队，用“不断加强力量的反击”来击退敌人的入侵，可是德军的坦克洪流却迂回绕过盟军大群大群的步兵，一直横扫而过。如果盟军没有受命放弃要塞防御，那么也许还有可能挡住德军这股坦克洪流的进攻。而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企图进行反冲击和反突击，只是显得微不足道，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同时，盟军的指挥官们，总在寻找会战的机会，而德军的指挥官们，由于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却是力图在战略方面瘫痪敌人，极力避免会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军曾使用坦克、俯冲轰炸机和伞兵，以此在敌人后方制造混乱，破坏其交通线。说来也是一种讽刺，法国在总结战争经验的时候，艾伦赛元帅曾经宣称，德国的将军们必将遇到困难，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过大尉以上的军衔。他认为这是德国的一个大弱点，谁知这个大弱点却正是一个大优点。八年以前，希特勒也曾经批评过德国的将军们，说他们被囚禁在自己技术知识的牢笼里，完全没有活跃的思想，看不见各种新奇的事物。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弱点，但有一些年轻的德国军官确系后起之秀，他们对于新的观念有着非常敏锐的判断力。 

不过，德国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单纯是使用新武器、采取新战法和实行新的战术、战略的结果。在战争的进程中，希特勒使间接路线具有了更加广泛的规模和更加深刻的内容。他能达到这种造诣，曾经得益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方法的研究。同时，新型的德国军队也在应用英国人首创的机械化战争技术方面占领了上风。不管希特勒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在这两方面所使用的基本方法，都是中古时代蒙古人成吉思汗已使用过的方法。成吉思汗在准备进攻某一个国家的时候，总是首先在那里寻找有影响的代理人，使他们从内部破坏这个国家的抵抗力，制造混乱，并准备建立起听命于他的新政府。希特勒认为，对于这类人物没有必要进行收买，可以不要贿赂，因为在统治阶级当中，他能够获得这种自告奋勇的走狗，即一些抱着野心想出风头、有着权势欲和出于党派仇恨的人物。后来，为了给自己的部队开拓道路，希特勒便在选定的时机使用了他的“敢死队”。这是一些早在和平时期渗入敌国领土的人物，他们化装成商人和旅客，一旦获得相应的信号，就换上敌军的制服，相机进行活动。他们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和交通，散布假消息，如有可能，还可以对各类重要人物进行绑架。对于这种化装的先锋队，还必须以伞兵部队予以支援。 

在希特勒有意发动的战争中，德国的正面进攻始终只有欺骗和牵制的作用，是一种简单的军事游艺。他们的基本注意力，总是放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后方攻击敌人的行动上。希特勒对于正面强攻和肉搏战斗，是抱着轻蔑态度的，而这些都是一般军人的基本知识。他总是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来发动战争，一手是涣散敌人的士气，一手是瓦解敌人的组织。进一步说，就是要使战争本身更多地具有心理上的作用，要用思想充作工具；用言论来代替武器，用宣传来代替炮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步兵实施攻击之前，总要先实行炮兵火力准备，以便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与此相似，希特勒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必须预先摧毁敌人的士气。因此，应当使用各种类型的武器，特别是进行宣传。他说：“尽管战争的教训已很明显，但将军们仍在希望自己成为光明磊落的高贵骑士，把战争幻想成为骑士比武那样的单纯。可是，我不需要骑士，我只需要革命。” 

对于希特勒来说，战争的目的只是迫使敌人投降。他认为，如果敌人的抵抗意志已被摧垮，已经麻木，那么，杀戮就是多余的举动。而且，要靠杀戮来达到目的，实在是太麻烦，也太浪费，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按照他的意见，似乎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以上所述，就是希特勒的战争理论，一种使用心理武器的战争理论。那些企图阻止他的人，实在应该首先了解他的思想。这种理论在军事方面的应用，曾经清楚地显示了它的价值。采取促使敌人军事机器的“神经系统”发生麻痹的行动，要比对敌人有生力量直攻硬打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方法在政治领域内的应用，其效果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人们公开的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不首先使用新的兵种，采取新的进攻方法打击敌人，促使敌军发生瘫痪现象，那么，单纯使用心理上的武器能否达到瓦解敌人抵抗的目的呢？即以对法战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不要说法国人的抵抗意志已经预先遭到破坏，仅仅是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德国也足以使法国覆灭。 

如果在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技巧两个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那么，这股力量总是可以击毁另外一股力量的。但是，力量却不能摧毁思想。由于思想总是捉摸不定，而且只能接受心理上的影响，因此，思想的稳定性常常使崇拜力量的人们陷入死胡同。在这些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像希特勒那样，对于思想的威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是，希特勒在其权势和力量日益增长以后，对于力量的使用也就日益倚重了。这一状况足以表明，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手段未免估计过高，以为他可以控制别人的思想来供自己驱策。然而，一个思想如果不是来自实际经验，那就一定不会有生命力，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反作用。 

希特勒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进攻战略艺术。同自己的敌人比较起来，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好地掌握了在第一阶段运用大战略的本领。这就是善于发展和协调使用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使用一切可能的工具，以此打击敌人的意志。不过，希特勒也和拿破仑一样，对于在更高阶层上运用大战略的问题，则是认识不够清楚的，也就是说，在作战时缺乏远大的眼光，缺乏预见性，不能随时考虑到战后的和平问题。一个人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他不仅应是一个战略家，同时还应该是一个领袖，也是一个哲学家。战略和道德原则是有矛盾的。至于大战略，则是具有同道德原则相吻合的趋势，因为它在任何的力量变化当中始终不会脱离其最终目标。 

为要证明他们的进攻总是“攻无不克”，德国人反而在战略方面、仅仅方面、特别是心理方面颇为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防御力量。当德国部队的足疾踏遍欧洲各国领土的时候，他们带给人们的，只有愁苦，没有和平。因此，他们只是广泛地散布着不满的种子，助长着对于希特勒思想的反感情绪。由于必须同占领国的居民经常接触，德军部队也就很容易地受到这种思想细菌的传染。各个部队的情绪也彼此相互传播，从而加深了病态。于是，希特勒所鼓励的尚武精神，开始摇摇欲坠，随之一落千丈。人们感到孤立，产生思家心理，出现厌战情绪，这样便在德军士兵当中引起了不健康的思想。 

因为进攻的势头膨胀过度，希特勒终于把机会提供给了尚在与他角逐的对手（英国），使他得以从自己手里把优势抢了回去。要是英国方面具有更大的政治远见，对于大战略能有更充分的认识，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得更早一些。不过，即使缺乏这一点，形势终于发生了变化，有所改善，而且只要大不列颠帝国继续存在，没有失败，这件事情总是要发生的。希特勒要想获得他理想中的和平，就必须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势必非征服英国不可。同时，不管他再向哪一方向发展，其前进的距离愈远，则如何控制被征服的民族的问题也就愈大。所以，希特勒这时每前进一步，其滑倒的危险性也就随之增加一分。英国人面临的问题却很简单，但也并不那么容易。他们就是要坚守下去，等待希特勒失足，要使他像拿破仑那样，铸造无法补救的错误。可幸的是，希特勒很快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比他面临覆灭的时间要早得多。对于这个错误，希特勒是无法补救的，因为他曾经过分地迷恋进攻战略，以至对防御战略完全格格不入。这也和拿破仑一样，由于战争初期的胜利来得太轻松了，他便一味地迷信进攻手段，以为只要进攻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 

在任何一个现代人的眼中，希特勒无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他的罪行是永远也不能用世间正常的法律来进行准确衡量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些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的事情，如通过合理的边缘战略，没有在自己处于劣势时采取过激的行为刺激盟国的心理，而是在战略周边方向逐步蚕食各个领域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最终使英法自食其果。 

应该说，“慕尼黑协定”的签定，使希特勒真正走向了成功的顶点。在这一时刻，欧洲的主要强国都拜倒在希特勒的脚下，捷克已经被肢解，奥地利被吞并，德国军队也在秘密壮大，没有什么再是希特勒的阻力。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希特勒并没有在整个事情表现过分热心，他只要作出一个姿态，西方的主要强国领袖就会自然发出和平的谄媚，这些曾经坚强的领袖们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的永恒讨论中逐渐变得很迷茫，虽然经受着来自在野党和大部分有识之士的批评，但他们并不太在意这些指责。 

希特勒也是一个外来者，同样是一个领袖，但在具体行为上，希特勒与拿破仑有着明显的区别。拿破仑是一个英明善于政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集合，而希特勒充其量是一个敢于冒险的投机家和探险家的组合。因此，他敢于把自己根本不曾拥有过的一切都拿出来进行冒险。于是，在1939年之前的欧洲，人们不得不经受一场名为“尴尬”的政治闹剧。无论张伯伦和达拉第是如何的平庸，他们至少都应该能够看出这个来自奥地利的狂热政治家想要做些什么？但是，他们都置若罔闻，甚至连声讨一下的勇气和决心都没有。 

在欧洲的周边，希特勒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占领区帝国，这些国家绝大部分并不是由战争手段获得的。这得益于早期欧洲政治大国的妥协和那一时期希特勒尚算精明的判断，因此，通过威胁与恐吓的政治手段获取了周边大片的领土。 

李德哈特的上述评论多少有些“成王败寇”的味道，而且也应了“英雄和油画一样要从远处来观看”的成语。在我看来，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主要区别，在于拿破仑是想做恺撒，而希特勒还想当上帝的使者，希特勒以此破坏了“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恺撒的东西归恺撒”的欧洲传统。他企图把上帝和凯撒的权力都吃下去，这多少有点伊斯兰教的味道，是伊斯兰教加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就犯了大忌，最后使得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希特勒应该想到，他既然在纽伦堡扮演了弥赛亚，那么在柏林就无法成为凯撒了，因为西方虽然没落了，但还没有没落到准备接受一个穆罕默德的地步。他学习列宁扮演救世主，侵犯神秘的权力，结果纳粹败亡得比之布尔什维克还快了一步。所以希特勒哀鸣“未来是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的”是没有道理，因为未来并没有属于那个子虚乌有的东方的强大民族，苏联在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就瓦解。希特勒是自己犯了急躁的错误，过于超前时代同时也没有做好掌管世界的准备，而怨不得别人如何强大，如何联合起来对付他。希特勒的失败是由于没有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希特勒既然自认为是一个西方人，就应该看到在西方的没落过程中，他们西方人应该懂得持盈保泰，而非加速内耗，否则不仅拯救不了西方文明，反而使它沉没得更快。

希特勒也许没有看过李德哈特的《战略论》，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天才，能够通过迂回的战略和间接的策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欧洲弱小的国家都已经被纳入自己麾下的时候，就是向那些曾经强大的国家开刀的时候了。终于，希特勒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第一步的战略目的，就是瓦解西欧强国与欧洲弱小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盟约。最后，就是灭亡这些劣等的强国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再回想一下，既可以发现：具有四分之一犹太人血统的、符合纳粹定义的犹太人身份标准的希特勒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充满反犹情绪的德国崛起，就是运用了一个绝妙的“间接战略”：比任何人都要反犹。

这正如高利贷者出身的毛泽东先生要想在中国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就要比任何人都激进地革命，才可能爬进中南海，一圆帝王梦。

二十世纪第一个独裁者列宁也是如此，他出身于教师家庭，应该说还是属于有教养的阶层，但是他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二十世纪第二个独裁者墨索里尼出身新闻记者，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新闻自由。建立法西斯专政。二十世纪第三个独裁者斯大林出身神学院，掌握政权后全面取缔宗教活动，建立恐怖统治。二十世纪第四个独裁者希特勒也照样画葫芦：他出身于犹太人混血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掌握政权后却大举灭犹，建立了广泛的集中营制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无一不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家庭，但是掌握政权后却严厉镇压地主资产阶级、大肆屠杀反动官僚，上演了一幕幕“阶级叛徒进行阶级报复”的血腥剧目。

此外，李德哈特对于“希特勒的战略”分析，还使我们联想到，如果从犹太复国主义的角度看问题，犹太人希特勒所策划和主导的屠犹运动，不失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间接战略路线”。所有的人都同意：没有希特勒的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政策”，犹太复国主义就无法获得国际同情，以色列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当然，我们不能说希特勒高瞻远瞩，为了犹太人的复国而驱逐犹太人，但是希特勒确实有一个计划，要帮助犹太人在欧洲以外建立国家。例如，“犹太人到马达加斯加（岛）去”。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希特勒本人和纳粹党人确实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苏联人一样，他们并不排斥犹太人的复国主义运动。他们只是不喜欢犹太人在他们的祖国安营扎寨，为此他们都希望压制和驱逐犹太人，只是到了无法压制、驱逐不掉的时候，他们才想到需要屠杀。

二战期间，有600万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从1939年大战爆发、纳粹德国占领波兰后，就逐步将犹太人驱逐到波兰，予以澳洲、美洲式的灭绝，而且他们希望在短短几年就完成英国人在澳洲和美洲画了几百年才完成的种族灭绝事情，再加上他们希望灭绝的人──犹太人和东欧人──在文明程度上比他们落后不多，所以德国人杀人多地的理由，看起来就不如英国人那么充分了，所以变得格外凶残。然而希特勒的对手在战后试图隐瞒的是，纳粹德国并非一开始就决定采取这一“超级美洲战略”的。例如纳粹曾在1940年计划将全部欧洲犹太人驱逐到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这表明，希特勒本人和纳粹党人不仅并不排斥犹太复国主义，而且支持它。和苏联人一样，他们并不排斥犹太人的复国主义运动。他们只是不喜欢犹太人在他们的祖国安营扎寨，为此他们都希望压制和驱逐犹太人，只是到了无法压制、驱逐不掉的时候，他们才想到需要屠杀。

1940年代，将犹太人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的叫嚣声在德国不绝于耳。早在1938年，纳粹高层就曾谈论过将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岛，不过，基于当时马达加斯加岛是法国殖民地，连希特勒也认为这种想法有些不切实际。

1940年，德军在西线发动大规模进攻，英法联军被击溃，占领法国只是时间问题。纳粹高官们认为，法国战败投降后，所有的法国殖民地将处于德国控制之下。而且，他们觉得英国会在法国投降不久后向德国屈服，到时英国海军舰船可以充当将欧洲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岛的运输工具，“马达加斯加计划”的前景开始逐渐明朗。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对盖世太保的训话中宣称：“法国战败在即，我希望如有可能，可通过将犹太人放逐到非洲某处，以彻底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

1940年6月3日，纳粹德国外交部犹太人事务处处长弗朗茨·拉特马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从而将“马达加斯加计划”付诸正式报告。拉特马赫主张要对东部（主要指1939年占领的波兰）和西部（主要指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地区的犹太人进行分类处理。他认为东部地区的犹太人是“好战的犹太知识阶层”，没有资格被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他们应该被拘押在波兰卢布林，以便将来作为人质使用。相对而言，西部地区的犹太人则有被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的“权利”。在备忘录中，拉特马赫期望建立一所专门的帝国银行，以便最终清算所有的欧洲犹太人资产，来为这个计划提供经费。关于部门分配，拉特马赫事先设定戈林的四年计划办公室将控制“马达加斯加计划”的经济管理机构；外交部则负责与法国政府签订条约，迫使其将马达加斯加岛转让给德国。外交部还将与其他国家诸如意大利等签订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条约；德国宣传部将在国内外严密控制“马达加斯加计划”的公布时间和公布方式，以使舆论最大限度有利于纳粹德国；元首办公厅将随时检查运输情况；党卫队将执行将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的行动，并最终以“警察国家体制”统治这个岛屿。该计划主张每年向马达加斯加运输100万犹太人，共用4年时间完成这个计划。

该备忘录由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进行了汇报。6月18日，希特勒就法国投降后的处理方案同墨索里尼进行会晤。希特勒向墨索里尼提到了将欧洲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岛的计划，以征询他的意见。之后，希特勒又与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就“马达加斯加计划”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马达加斯加计划”公开后，很大一部分纳粹官员对此颇不以为然。纳粹波兰占领区总督汉斯·弗兰克认为强制迁移400万犹太人到马达加斯加岛纯粹是劳民伤财，因为此前纳粹德国将犹太人驱逐到波兰的行动已经实施。

但打破纳粹德国的如意算盘却是纳粹的殖民榜样英国人。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的英勇作战使德国未能迅速完成对英作战的计划，这最终导致了“马达加斯加计划”的流产。英国海军已不可能被德国用来将欧洲的犹太人运往马达加斯加岛。1940年8月，拉特马赫请求德国外交部举行特别会议，召集专家对“马达加斯加计划”的具体细节进行研讨，但外交部并未做出回应。与此同时，华沙犹太人区在10月建成并开始使用，驱逐纳粹德国控制区内的犹太人从1940年8月底起再度实施。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将马达加斯加岛建成一个“巨大的犹太人区”的想法还时有提及，但到了1940年12月，由于希特勒加紧将德军运往东线，准备入侵苏联，“马达加斯加计划”被完全放弃。

希特勒的间接战略走到了尽头，直接冲突开始了。而在这场直接冲突中，德国的胜算变得渺茫，因为战端一开，就很难收住，而在全面战争中，德国的综合国力只有其对手的几分之一。

希特勒的战败原因，还有他用人不当的一面。这可以从他信任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最后还是背叛了他──就像斯大林最后背叛了列宁──看出一些端倪。最后他甚至“听信鲍曼的谗言”，逮捕戈林和希姆莱。希特勒觉得，马丁·鲍曼是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友，但实际上马丁却是个卑鄙小人。希特勒宠信马丁·鲍曼，恰恰说明希特勒的性格有致命的缺陷。他希望马丁·鲍曼这个“朋友”准确完成他的这个愿望──烧掉他和艾娃·勃劳恩的尸体，并把骨灰处理掉，但是，鲍曼没有做好这一托付，就快速逃出柏林并销声匿迹，他比第三帝国的其他领袖更加在乎如何拯救自己的性命。

希特勒与鲍曼的关系不是孤立的。希特勒另外一个好朋友、他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后来也出卖了他，《纽伦堡大审判》对此有栩栩如生的描写：

［

吉普车一开上通往慕尼黑的布满弹坑的道路，霍夫曼就提到是他把艾娃·勃劳恩介绍给希特勒，这勾起了赫勒的好奇心。霍夫曼说，那时他在慕尼黑经营一家照相馆。他对希特勒对年轻姑娘特别是自己十七岁的女儿海因里埃特的兴趣感到不安，希特勒那年已四十多岁了。霍夫曼有意把希特勒引向另一位十七岁的姑娘，即他的店员艾娃·勃劳恩。霍夫曼在叙述中省去没说的是，他的许多生意是制作黄色明信片和裸体舞星照片，他的模特儿，包括勃劳恩，是二流酒吧中工作的姑娘。勃劳恩既是他的店员又是他的情妇，他很高兴把她送给元首。

霍夫曼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说服希特勒授予他向德国人出售纳粹最高领袖照片的特权，后来他还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在纳粹统治的十二年中，霍夫曼的照片和影集销售总额高达五千八百万马克。而且，这位老摄影师和法庭小丑还热衷于追求社会地位，他说服了希特勒授给他美术博士学位。

……

 霍夫曼和赫勒抵达慕尼黑，这个德国人果真找到了一个照片埋藏处。他又向一个朋友要了一项皮帽、一件蒂罗尔式夹克和一条大几号的条纹礼服裤，这就是他后来每天穿着的全部衣服。慕尼黑的事办完后，赫勒想顺便去游达豪集中营。在仍散发着死亡气味的集中营里，霍夫曼脸色陰郁，并表示了羞愧。不过，他的悔悟时间很短。当他们又上路去贝希特斯加登时，霍夫曼又开始用纳粹宫廷中的故事来取悦赫勒。他透露说，希特勒周围的人都被希特勒所迷住，但是他没有。他知道太多希特勒的隐私了。比如说，埃娃·勃劳恩非常粗俗，所以霍夫曼的妻子总得告诉她怎样打扮。赫勒想知道希特勒与埃娃的性关系是否完美。霍夫曼说，他对元首的性行为说不准确，如果要猜测的话，他会说希特勒也许是两性人。

行程快要结束时，他们已找到足够装满两辆军用卡车的照片。在回纽伦堡的途中，赫勒肯定已不必继续关押霍夫曼，他为这位旅行伙伴安排了较好的旅馆房间。

……

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监督理查德·赫勒，那个和这位摄影师去过巴伐利亚的年轻海军上尉已经回国，但这是在霍夫曼已相当牢固地站稳脚跟之后。霍夫曼每天从卡尔诺基伯爵夫人的证人公寓坐车到法庭。他搜集了成千上万张照片需要分类，因此他的雇用得到无限期的保证。检方是需要一张雅尔马·沙赫特笑容可掬地站在希特勒身旁的照片？霍夫曼可以提供。检方需要一张卡尔登勃鲁纳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照片吗？霍夫曼会找出一张。他在司法大厦二楼一五八号的房间曾有许多美国兵来访，他们想要希特勒与戈林、埃娃及爱犬“布隆迪”在一起的照片。霍夫曼还给来访者快速熟练地画肖像画。作为回报，他获得一堆威士忌、香烟、香皂、口香糖、巧克力和尼龙袜。他设法说服美国人相信他需要一位助手，而获准雇用了赫尔嘉。赫尔嘉十九岁，是个活泼的小姐，长着一双蓝眼睛、一头淡黄头发，而且喜欢“霍夫曼教授先生”。霍夫曼的脸颊又转为红润，并开始养起大肚子。

卡尔诺基伯爵夫人发现自己无可奈何地屈服于霍夫曼这个廉价商贩的魅力。这个人慷慨大方，回到公寓时口袋里总是装着送给她的珍贵香皂，和给她孩子在陆军消费合作社买的糖果。然而，霍夫曼在公寓的出现也带来过紧张的时刻。检方偶尔在那里安顿集中营的证人，当他们得知这位客人的身分时就惊恐万分。霍夫曼似乎并不因餐厅里他们指责的目光而改变他大摇大摆的作风。他自我介绍，并用小小的推理来说明他在那个政权中的作用：“照相机没有政治。”他会编撰有关纳粹宫廷生活中的趣闻，而且经常把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当做笑柄。住客们忍不住发笑起来。

一天下午，霍夫曼邀请卡尔诺基到他的房间，他说，他有一些东西想给她看。他拿出一些水彩风景画，他问她知道是谁画的吗？伯爵夫人发现画上没有标明作者，就说她不知道画家是谁。霍夫曼说：“是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他又说道：“这些画表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她问，什么另一面？霍夫曼回答说：“平静、温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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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间接战略的角度看，希特勒的“另一面”也就是“平静、温和的一面”对于他的“这一面”也就是“狂暴、极端的一面”的成功，其实发挥过巨大的作用，“间接战略的作用”。一旦当他的“另一面”即“平静、温和的一面”消失了，他的“这一面”即“狂暴、极端的一面”，也就陷入了绝境。保持平衡，这就是“间接战略的妙用”。

（另起一单页）

第十五章

犹太人配合日军在华建国

希特勒企图在海外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并不是孤立的幻想，更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计划。

希特勒的同盟者日本，就配合纳粹德国，企图在中国的领土上，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

《八十年前犹太人与日军勾结，在中国建立“犹太国”》一文指出：

在遥远的东方，流浪了两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得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犹太国”。但他们并不知道，在吞下诱饵的同时，自己已经成为日本人砧板上的“河豚鱼”──鲜美，但含有剧毒。

1938年12月5日，东京。应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要求，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兼通商产业大臣池田成彬，齐集一堂，举行内阁会议。会议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讨论到深夜，多方争论不休，最后终以典型的东方人的方式达成共识。

一个代号“河豚鱼”的计划正式出炉。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日本将与在华犹太人合作，以帮助犹太人在哈尔滨完成“复国梦”的条件，换取犹太人对日本战争的资金支持。

回顾一下，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大批在俄国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流亡到中国，逐步聚居到哈尔滨。到1920年代初，哈尔滨的犹太人增至两万余人，约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大批金融、工商、律师、医生、文化、艺术界犹太精英的到来，也迅速推进了哈尔滨的发展。这个原本是小渔村的地方，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已变成了与京、津、沪、杭相媲美的大城市。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历经种种苦难，终于在遥远的东方，获得了一个相对宁静的角落。

但这种暂时的平静，被日本人的入侵彻底改变了。1932年7月起，滂沱大雨连下27天，松花江水暴涨，江堤决口，市区全部被淹，到处一片汪洋。一时银行停业、商户关门、电话断绝，整个哈尔滨变成了一座水中孤城。道外、道里区十余万遭受洪灾的难民蜂拥至南岗、香坊等高地，大多露宿于乡间田野，衣衫单薄、无一物覆盖者多矣。风雨中，啼饥呼寒之声不绝于耳，其状惨不忍睹。

犹太人社区在犹太社团的组织下，成立了救护队，对难民进行紧急救助。8月末，洪水渐退，然而虎列拉、猩红热、白喉、麻疹等传染病又大规模爆发。犹太社区又组织医生考夫曼等五人参加哈市防治霍乱小组，对灾民进行救治。天灾尚可应付，但人祸则完全力不从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灾正是人祸之结果与反映。

1932年2月5日，日军多门第二师团攻占哈尔滨。日军进城之后，烧杀抢掠，外来侨民亦不得幸免。犹太人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更成为日本人眼中的肥肉，很快日军便“接收”了大批犹太企业商号。

哈尔滨的俄罗斯俄种族主义分子看到机会来临，立刻依附于日本宪兵队，成立所谓“俄国法西斯党”，宗旨就是要消灭哈尔滨的犹太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绑票杀人勒索案，主要针对犹太富商。被绑架并且撕票的，有中央大药房的老板科夫曼，还有中国大商人穆蔚堂等。其中最著名的绑架案是所谓“谢苗·卡斯普绑架案”。8月，犹太青年钢琴家谢苗·卡斯普从法国学成归哈，被俄罗斯俄种族主义分子绑架，向其父勒索30万赎金未果而惨遭杀害，引起群情激奋，但凶手最终无罪释放。

亚伯拉罕·考夫曼，面对此情此景，不由得悲从心来：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恐怕要面临一场无法避免的浩劫。事实仿佛正在印证考夫曼的担忧，犹太人的企业一家接一家被日本人抢收，住宅和建筑物被日本人占为己有。针对犹太人的烧杀抢奸屡屡发生，很多犹太家庭陆续逃离这座城市，到上海或者其他中国城市，少数人甚至宁可回苏联也不愿待在日本人控制的地盘上。两千多年来犹太人经历的苦难，仿佛又轮回回来了，一切似乎都是在劫难逃。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日本人从魔鬼变成了天使，突然对犹太人极为友善，温情脉脉一团和气。这个“化敌为友”的变化始于1934年，日本外交刊物上刊登了钢铁大王鲇川义介的文章《一项邀请五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该文在日本出版界和犹太人刊物上被重点推介，日本国内的反应相当积极。鲇川义介撰写此文并非偶然，其实是放出了一只试探性的气球。

在此之前，他频频与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总裁松冈洋右、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举行秘密会晤，以及多次会见安江仙弘、犬塚惟重、樋口喜一郎等少壮派人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满洲”的建设问题，话题时常转到犹太人上面。而这篇文章，其实是这帮日本“满洲”派实权人物、工商企业界巨子，以及“犹太问题专家”共同炮制的产物。

“满洲”丰富的矿藏和原料、广袤的土地、尚未开发的巨大空间，这些都被日本觊觎已久。当年日本对沙俄发动日俄战争，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沙皇控制下的广大而空旷的中国东北土地。1929年国际性经济崩溃冲击之后，随之而来的世界性大萧条，使得东京决策层更加渴望得到“满洲”，从而解救危机。这其中实力最强大也是呼声最迫切的当属关东军“满洲派”，他们力主回归传统方式，要求在大陆扩张，第一步便是攻占“满洲”，建立扩张基地。

如愿抢得“满洲”之后，日本人才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开发“满洲”。首先是资金缺乏，在经济萧条的年代，很少有国家能够幸免此难；其次是移民工作遇到难题，无论如何劝诱，日本国内的剩余人口也不愿移民“满洲”；最后，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实际已经打破了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垄断格局，这引起西方国家对日本的集体性孤立和排斥，日本外交举步维艰。

此时，日本人想出了一步“活棋”──犹太人。

在日本人心目中，“犹太人”是财富的代名词，这一印象来自1904年日俄战争。犹太巨贾耶柯勃·歇夫出于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虐杀犹太人的仇恨，先后四次筹款共计2000万美元赞助日本军队，使得本已陷入窘境的日本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沙俄，从此迈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日本人坦言：没有歇夫的帮助，就没有日本的胜利。

此外，犹太人在美国拥有特殊地位，美国的政府基本被犹太人在幕后把持，经济、法律、媒体各关键领域更是全由犹太人掌握命脉。如果能博得犹太人的好感乃至支持，日本在美国乃至世界上的外交窘境就会好转，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它的头号假想敌苏联。

还有，欧洲排犹活动愈演愈烈，大批有知识、有技术、有资金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而肯接纳他们的国家并不多。如果能将这些人弄到“满洲”来，发挥他们的能量，开发“满洲”就不再是难题，而此举更能提升日本的外交形象，树起一柄“人道主义国家”的大旗。

当然，在欣喜同时，犬塚惟重不忘提醒自己的伙伴：犹太人就像河豚鱼，鲜美，但是含有剧毒。烹调得好，可以大饱口福；稍有闪失，将被置于死地。传说中犹太人阴险狡诈，他们在密谋夺取世界，日本人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所谓“河豚鱼计划”悄然出台，了解内情的，只有前述几个日本人。而日本人对犹太人和外界所宣称的，仅是表示要接纳欧洲逃难犹太人来“满洲”，为他们设立定居点，以彰显日本人道主义关怀之温情。

日军初入哈尔滨的野蛮行径，逼走了差不多七成的犹太人。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明白：要顺利实施计划，必须重新将哈尔滨乃至“满洲”变为犹太人的天堂。负责此事的是安江仙弘，他多次拜访哈尔滨犹太社区，与考夫曼建立友谊。他表现的态度极为真诚，又不过分殷勤：绝不主动帮助犹太人解决问题，但当犹太人提出请求时，便义无反顾全力解决。如此一来二去，很多犹太人便相信了日本人是真的改变了，而另一些心存疑惑的，也乐得顺水推舟──谁会跟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过不去呢？

生活终于回归平静，然而想起远在欧洲正遭受磨难的同胞，考夫曼并未满足。我们已无从得知他当时面对日本人的殷勤是何般心境，是真心感激，还是加以利用，拟或兼而有之？可以肯定的是，他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与日本人合作，给那些陷于生死关头的与他同根同源的锡安山下的子民们一条生存的路。

一切按照日本人的计划来了。1937年，哈尔滨犹太社区组成以考夫曼为首的远东犹太人评议会，年底在马迭尔旅馆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代表包括哈尔滨、上海、神户三地的犹太人计700余人，安江仙弘和樋口喜一郎任观察员。犹太人没有让日本人失望，他们通过了一项公开决议：“我们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平，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帮助。”当在华的犹太人作出如此令人作呕的表态之时，他们是否想到同样在日寇铁蹄下生死挣扎的中国人？是否想到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中国的苦难之上的？他们脚下的这片“乐土”已经浸透中国民族的血泪。

犹太人考夫曼此时与日本人安江仙弘狼狈为奸，已成“至交”，这一对狗肉朋友时常一起乘豪华快车往返于哈尔滨与大连之间。1938年和1939年，他们又合作召开了两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

与此相比，更为关键的是于1938年底在东京召开的“五大臣会议”。与会诸大臣意见并非一致，而他们争论的焦点包括是否应该与犹太人合作，以及定居点应该设在哈尔滨还是上海（前者是陆军的地盘，后者是海军的地盘），还有如何处理与德国、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微妙关系等。经过漫长的商议与讨价还价，一份周到详密的策划书终于出炉。犹太人就此成为日本盘中的河豚鱼──去除毒素后，鲜美无比。

“河豚鱼计划”正式实施后。日本人与犹太人的合作日渐紧密，至1939年5月考夫曼应邀访日更是达到高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的一个月时间里，访问了内阁各省，受到一次比一次殷勤的招待。考夫曼获得大量在各种场合表达“满洲”犹太人感情的机会，并接二连三地听到日本人发出的“友善之声”。在回哈尔滨之前，他还被日本鬼子授予“帝国勋章”，而即使是日本公民，获得此勋章机会亦很少，外国人更是绝无仅有。可以想见日犹勾结之紧密。

不仅是哈尔滨，日本人的犹太复国计划还包括上海。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这又给了“河豚鱼计划”的策划者们以极大鼓舞。上海聚居着大约4700名中东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上海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如地产大王塞拉斯·哈同、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亚伯拉罕家族、嘉道理家族等，上海金融交易所主席和九十九家会员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东犹太人。

犬塚惟重、安江仙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石黑四郎看到了利用犹太人财富的机会，于是在泊在外滩的日本万吨战舰“出云号”上密谋对策，犬塚惟重直言不讳：“如果犹太人不与我们合作，就把他们绞死。”

之后，犬塚惟重与欧洲犹太人社区建立联系，到1939年初显成效，由日本人、中国人、欧洲犹太人和中东犹太人共同筹资的“太平洋贸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成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它公开表明日本人与犹太人开始合作。另一件令犬塚兴奋的事：维克多·沙逊接受了他的宴会邀请，这表明日本人已经被上海犹太上层阶层所接受。

事态的发展如此顺利，犬塚等人趁热打铁，炮制出一份机密研究报告《关于引入犹太资金的研究和分析》来。这份长达90页的文件不仅包括吸收上海富裕犹太人资金的手段等，甚至还有支配美国公众舆论的计划，包括邀请犹太新闻工作者去日本作正面报道、邀请好莱坞片商到上海拍摄日本人善待犹太难民的电影等，还包括日美两国神道教与犹太教宗教互访等。但报告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建立犹太难民居留地，安江仙弘称其为“亚洲的以色列”。

此项计划马上被细节化，安江主张建立在“满洲”，犬塚等则主张建在上海近郊，但无论何种选择，“犹太财阀必须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条件建设新的城镇……允许犹太人自治不是一个好办法……须采取步骤使我国官方处于监督和幕后指使的地位。”

于此同时，为了配合“河豚鱼计划”的实行，日本也改变了移民签证政策。日本在神户建立犹太人社区，专门接纳从东欧逃难而来的犹太人。在立陶宛，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为犹太难民签发了6000多张过境签证，而根据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在《还是“辛德勒”》一文中考证，“伪满洲”国驻德公使馆书记员王替夫为犹太人签发的12000余过境签证也与此有关。

从1935年至1940年，形势的发展看上去都在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犹太人的“复国梦”最终还是随着日本人的需要而沉浮直至破灭，犹太人这才发现，自己仍然不过是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但让犹太人始料不及的是，转折很快来临。

这是因为，继1936年日德签署了防共协定后，1938年德国和日本又达成了所谓“文化协定”。从1939年8月开始，日本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另外，日本军警殴打恐吓上海犹太难民之事，也时有发生。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0年。东条英机上台担任陆军大臣后，实际掌控了日本军政大权。东条甫一上任便拿安江仙弘开刀，安江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杉原千亩也被迫离开了立陶宛。与此同时，日本正式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安慰赶到东京质询的犹太领袖考夫曼：虽与德国签约，但绝不反犹。但是考夫曼离开时还是忧心忡忡的，他开始意识到与日本人的合作前景并不美妙。流传于在华犹太人中的一句戏谑日本人的话看起来颇有道理：日本人像上帝，完全不可预料。

其实日本的反复无常并非不可预料，之所以如此，是诸多因素左右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犹太人并未像预想中那般积极配合，想象中的“美国金融集团投资”，一个铜板也没有捞来。

1938年，“满洲”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给美国的世界犹太人组织领袖斯蒂芬·魏斯写信称“日本人对‘满洲’犹太人相当公平”，魏斯的回信毫不客气：“我认为犹太人去支持日本人完全是一种堕落行为。”一句话堵死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经常向日本政府施压，对他们和犹太人眉来眼去的行为十分不满，这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困扰。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日本难以自拔，而加上苏联的威胁，自是不敢得罪另一个大国美国。但如果按照德国的要求处置犹太人，日本本来就已经十分孤立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这是日本所不愿意见到的。这也是“河豚鱼计划”无甚实效却仍推进的原因，但日本人心中的积怨可想而知。

终于，日本人一吐怨气的机会到来了。随着德国在苏联境内的层层推进，胜利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日本看来已无后顾之忧。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袭击了珍珠港，上海日军也攻陷上海所有外国租界。犹太人的恶运再次降临。

犬塚惟重，“河豚鱼计划”的始作俑者之一 ，在最短时间内登上维克多·沙逊那座价值数百万英磅的办公大楼，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这就是我的房产，你们所有人必须遵从日本的政策。……时代变了，我们要好好和你算账……”。

犬塚如此失态的原因是：随着宣战，他以往跟犹太人交往的经验，他付出的精力、汗水，他取得的成就，都变得毫无意义。犬塚将责任归咎于犹太人不努力与美国沟通，他们本该说服罗斯福承认日本对东方的统治权的，罗斯福本人不就是犹太人吗？这不就是“河豚鱼计划”的宗旨吗？

犬塚预计的没有错，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五大臣会议决议暂缓实施。犹太人不再享有特权。”陆军部宣布：“必须使犹太人处在严格的监控之下……反抗者应予镇压处治。”据此，富有的中东犹太人被押往各特别集中营，而剩下的一万多犹太难民，被按所谓“八紘一宇”原则“保护”起来了。

犹太人没有可利用价值了，由于他们从不知道所谓“河豚鱼计划”，所以对自己一夜之间从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沦为阶下囚的转变颇不适应。然而更悲惨的命运还在后面等着这些利用中国灾难来发财的人们。

随着太平洋战事的爆发，航运业停止运营，依赖于进出口贸易的上海经济遭遇致命打击，大部分公司倒闭破产，存活下来的也被日本接收（就像他们当年在哈尔滨做的那样）。来自美国的救济款项大大削减，犹太人共同分配委员会更是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后宣布彻底断绝对上海犹太难民的救济。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更可怕的灾难正接踵而来。

1942年，德国盖世太保梅辛格抵达上海，带来所谓“最终解决方案”（finalsolution）。该方案旨在灭绝在华犹太人：趁犹太新年节之时，在犹太教堂逮捕所有犹太人，然后要么将他们扒光衣服捆在船上，任其漂泊在海上饥渴致死，再凿沉船毁尸灭迹；要么发配去盐矿挖盐，用最低的营养量榨取其最高的劳动量；要么建立一座集中营，用犹太人做医学实验。

梅辛格眉飞色舞地介绍自己的方案时，在座有一个叫做柴田贡的日本外交官，此人属于良心未泯的日本人，梅辛格的方案让他毛骨悚然，决心即使冒着叛国的罪名也要及时通知犹太人。上海犹太人及时通知了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考夫曼，考夫曼通过安江仙弘和松冈洋右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最终东京未批准“最终解决方案”。

不过日本人并非善心大发，披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的《河豚鱼计划》一书写道，他们对犹太人说：“你们如何活着是另一回事，我原先被派来取你们首级，现在至少得取一条胳膊。”很快，日军在虹口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区，散居各处的犹太人全部被集中至此，受到严密监控。所谓犹太人区，实际就是一座两墙之间距离稍大的监狱罢了。

1943到1944年的冬天，上海的气温降至百年最低。煤和电的供应完全中断，犹太人卖掉了所有的厚衣物以换取食物，现在只能披着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沿街乞讨的犹太人越来越多，犹太人中间卖淫妇女的数量显著增加，犹太人新生儿被迫送人，犹太男人们无所事事，完全成了寄生虫──对于犹太人来说，靠人施舍而不是诈骗别人或者靠妻子卖淫来养家糊口，比杀了他还难受。其实这对任何民族的多数人，都是不可忍受的处境。最严重的是，即使是这样，大部分犹太人还要靠捡烂菜皮来勉强糊口。整个犹太人区笼罩在烦躁和绝望的氛围中，自杀者屡见不鲜。

就这样，这些长期担任世界政治和军事角逐的抵押品的可怜人，渐渐已变得完全麻木，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他们的世界只有犹太居住区那4000平方英尺的范围，他们的愿望也仅仅是每餐能填饱肚子。德国人杀戮驱逐他们，日本人打击折磨他们，连美国的犹太同胞也抛弃了他们，哈尔滨的同胞自身难保──现实处境中的种种磨难，使得考夫曼也许后悔了，这一切与他当初和日本人合作时候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犹太人的“复国希望”在1945年又重新出现。战局早已对日本不利，日本人于是又重新提起“河豚鱼计划”，这次则完全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争取停战。日本政府特使和犹太医生卡尔·琼特曼交涉，希望他能说服美国犹太社团对罗斯福政府施加影响，从而达到停战和谈的目的，作为回报，上海的两万犹太难民将获准移民到“满洲”建立自己的“犹太国”。

面对生活在地狱一般的上海同胞，琼特曼没有半点犹豫，立刻写信给魏斯，魏斯的回答仍然斩钉截铁：“美国犹太人大会未得国务院认可不会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犹太人在中国土地上推行的建国梦彻底破灭了。

作为犹太锡安复国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亚伯拉罕·考夫曼，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后，被押解回苏联，囚禁在戈罗捷格沃监狱，后转囚于阿赞卡集中营等数个监狱，历经16载，直到1961年，才获准移居以色列，回到了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复了国犹太国”。

《最新解密日本二战时的机密计划──“河豚鱼计划”》一文分析指出：

日军占领中国后，对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实行了一种称为“河豚鱼计划”的政策，即企图利用犹太资本来建设所谓的“王道乐土”。他们计划每收容3万犹太人，就向全世界犹太社团，特别是美国犹太社团索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并借此改善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当局对涌入上海的犹太难民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使他们暂时逃脱了纳粹德国的迫害。

1937年底，日本攻占上海，置该市于军管之下。然而对各个租借区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犹太人却采取不干预政策。相反，日本先后在该市建立了三个犹太人难民营，给予三千多名难民多方面的支援。

1943年2月之前，犹太人在上海拥有三份报纸，两所小学，同时可从事其他的宗教娱乐活动,甚至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1年初，1000多名波兰犹太难民持过了期的过境签证前往日本神户。日本政府网开一面予以收留。随后，出于不愿得罪盟友德国的政治考虑，同年又把这群难民移送上海市。 

1943年2月，日本占领当局对犹太人的政策展开调整，把上海市的德、奥、波兰犹太人统统关进占五平方公里的虹口区集中营。但此集中营非纳粹之集中营，营内犹太人仍被允许自由从事宗教文化活动,营外也没有树立围墙或路障。 

以上情况表明，战时日本对犹太人的确采取的是“温存”的策略。平心而论，二战期间上海犹太人的问题，中国当局始终是无权干预的。上海人民以宽阔的胸怀，给犹太难民以无私的援助，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落难弟兄的朴素情感，但如果没有日本方面的“温存”政策，上海人民即便想援救犹太难民，也是爱莫能助的，这点我们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自我认识。与此同时，更需要深究的是：日本与德国当时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一个采取极端的反犹政策，另一个却反其道而行之，其原因何在？ 

这首先是因为日本和犹太人既无传统的宗教、文化仇恨，更无领土纠葛等现实问题。相反，在日俄战争期间，犹太人的慷慨援助，曾助过日本一臂之力。1903年4月6日在俄国基希涅夫小镇发生反犹暴行，有1500家犹太住屋和商店被掠夺和破坏，600多号犹太人死伤。为报复这一惨案，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希甫积极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在日俄战争期间为日本军队输钱打气，最终日本一举奠定胜局。为这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希甫共进午餐。同时，希甫也成为获得天皇授勋的第一位外国人。因此，日本人对落难的犹太人自然有那么点感恩报答之心。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日本政府而言，“犹太人”成了易于取得和掌握大量财富的同义词。当时日本政府内的犹太问题专家，都对欧美社会的反犹宣传信以为真，误以为犹太人势力的确垄断国际经济命脉、控制了美英等国的政治与外交。以这种立论出发，日本当局想通过亲犹政策来创造一种相对平和的气氛，通过对犹太难民亲善，改变美国的敌视日本政策。

据此错误判断，日本当局制定了一个谋略深远、立意险恶的计划，那就是河豚鱼计划。

1934年，日本钢铁巨头鲇川义介在外交刊物上发表题为《一项邀请5万德国犹太人来满洲国的计划》的文章，以后，就有了所谓“河豚鱼计划”。日本把犹太人比作河豚，认为要去其“毒素”，后再食其美味。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著名的“五大臣会议”，就“河豚鱼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日本积极推销“河豚鱼”计划，其战略用意显而易见。第一，利用在世界金融界占重要地位的英美犹太人的资金，开发广阔的东北平原。第二，借着与犹太人共同建设“亚洲新秩序”的招牌，迫使英美等国接受既成事实，渗透“满洲国”建国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日本推出“河豚鱼”计划，当然也决非是纸上谈兵，它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很现实的政治运作。自从1898年开始修建中东铁路，大批犹太人移居到哈尔滨，最多时达2万余人。他们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有学校、医院、银行、墓地甚至有养老院，大规模的犹太会堂也随之出现。日本的侵略者们在这块“皇道乐土”上有意识地培养犹太亲日势力，当时的“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大佐经常往返于哈尔滨，和犹太人社区的领袖人物考夫曼医生建立起私人交情。在日本人的鼓动和支持下，1937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上海和日本神户犹太社区也派代表参加。安江仙弘出席这次会议，在东北和华北的日军军事机构位居要职的通口喜一郎在会上狂呼：“日本人没有种族偏见，日本人民珍视它同犹太人民的友谊，日本正准备和犹太人民合作……”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这群犹太人起草了一份发往世界各角落犹太组织的重要决议：“我们，出席这次民族性会议的犹太人，在这里宣布，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正，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我们向我们的共同宗教信仰者寻求帮助。”1939年5月，安江仙弘安排考夫曼医生对东京进行正式访问。考夫曼在日本逗留了一个月，访问了内阁各部门，受到隆重而殷勤的招待，并在回哈尔滨之前被授予帝国勋章。 

至此，日本人“善待”犹太人的真实动因昭然若揭。日本完全是为了获取其最高国家利益，才如此“温存”犹太人的。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我们无法苛刻抨击那批渴望参与“建立亚洲新秩序”的犹太人，毕竟，犹太人一直将拥有自己的国家和家园作为他们神圣的历史使命，而日本人恰恰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心情以及看中了他们手中掌握的巨额“银弹”，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排头兵”。 

与日本的“河豚鱼计划”相似但有不同的，是美国罗斯福政府吸收欧洲犹太知识难民的政策。这一政策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救援的目的，而是出于增强美国综合国力的考虑，比日本人仅仅意在吸收资金的鼠目寸光，显然立意高远，难怪二战之后美国很快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且维持霸权迄今不衰。

《论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欧洲犹太知识移民政策（1933—1945年）》一文指出：1933—1945年间，面对欧洲犹太知识难民潮，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宽松的政策和措施，接纳了为数众多的知识难民，这种极富有远见的做法，为美国赢得了它国缺乏的人才宝库，对美国科学中心地位的建立有着直接的意义。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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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移民传统原则 

才能优先原则一直是自由移民时期的重要原则之一。虽然这时期“移民根据它自己的特点潮起潮落，主要由欧美之间变动的经济气压计来调节”。但是建国元勋们还是表明了对技术人士的偏爱。华盛顿在信件中写道，关于移民，除有用的技术工人和一些特定的极有专长的人以外，其他无须鼓励。富兰克林指出，美国需要更多的各类工匠，他们施展手工艺不存在任何限制。杰弗逊主张吸引大学教授、工匠等有用之才。进入移民限制时期，才能优先原则的重要作用显现。1882-1929年各项排斥移民的法案中，受排斥的亚洲和东南欧两类移民，都是文盲率高、技术不熟练的群体。而成就突出的技术、知识人士，却成为了1920年代移民体系的欢迎群体。 

1920年代移民限额体系，第一次将“引进人才的原则”写进法案，清晰的表达了美国对智力移民的渴求。它将知识移民列入非限额移民范围，他们入境不受本国本民族的移民数额限制。1924年移民法第四条第4款规定，在申请移民美国前，连续担任教会牧师职务达两年以上并在入境后继续担任这种职务的移民，或者在学院、研究机构或大学任职的教授及其配偶以及与其同行或寻求团聚的未满18岁的未婚子女，属于非限额的范围。 

正是美国移民历史上对才能技术突出的移民一贯的重视，为欧洲知识难民前来寻求庇护营造了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才使得欧洲犹太知识难民及其家属能够顺利进入美国。 

 

二、 1933-1945年移民政策决策环境 

罗斯福时代是美国移民史上一个非常时代，由纳粹疯狂驱逐和倾销犹太人而引发的逐步升级的欧洲犹太难民潮，冲击着美国历经半个世纪建立的移民制度壁垒。从整个变动过程看，罗斯福政府对普通移民政策条款的修正非常艰难。知识移民政策领域却相反，它是与之前的政策冲突很少的特殊领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才能优先原则”一直是美国移民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继承这一原则，对欧洲犹太知识移民进行安置，并不违背美国的传统。 

1933年德国政局发生变动，种族主义的实施引起了犹太人的逃离。占德国知识界精英中绝大多数的犹太科学家、作家和学者，没有因学识和声誉而逃脱这一厄运。相反，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知识界，“纳粹解雇和驱逐了德国学术界约20%的大学学者，意味着他们成为了第一个遭受纳粹迫害的群体”。纳粹德国对犹太知识精英的迫害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3－1938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主要出于政治、宗教信仰以及种族原因，受冲击的首先是那些持不同政见的著名科学家。第二阶段从1938年开始，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在法律上不再受保护。和普通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在社会上已经死亡，面临的只有被关押或逃亡的命运。迫害随着德国占领范围不断扩大，造成了大规模的犹太知识难民潮。就选择地而言，对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来说，美国并不是优先选择的对象。希望“风浪平息之后回国”是重要因素；也反映德国知识精英对德国社会‘美国化’的厌恶心理。早期，知识难民主要分布在英国、丹麦、土耳其等欧洲国家。也有一部分人出于就业环境的考虑选择美国作为寄居地。

1939年欧洲形势急剧恶化，特别是1940年丹麦、法国和比利时等国沦陷，英国岌岌可危。在英、法、丹麦等国避难的流亡学者被迫再次迁移，会同沦陷国的犹太科学家逃往美国，从而使欧洲知识界向美国的迁移达到了高潮。 

1930年代初，欧洲知识分子仍然认为真正的科学在欧洲，不愿意前往基础科学领域薄弱的美国。当欧洲科学王国的秩序突然间被撕裂的时候，当梦想被突如其来的风暴击碎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真真切切的难民位置上。新身份引起的尴尬和焦虑，让这个群体逐渐学会了随遇而安。寄居国有没有真正的科学传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尊重科学家、知识分子，是否同情犹太人。在这两点上，美国无疑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当犹太知识难民出现时，罗斯福政府就德国发生的迫害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事件多次公开声明，谴责德国，并欢迎受迫害的人士前来美国工作。在入境管理方面，与对普通难民的严格控制不同，知识难民得到优先入境的权利。现行移民法和行政条款──LPC条款本来是难民入境的两道巨大障碍，却近似荒谬地成为了知识难民入境的双重特权。 

1920年代的移民法体系中，知识移民及其亲属是作为非限额移民允许迁入美国的，他们不占用本国的移民限额。30年代，这个政策一直没有改变。LPC条款是大危机时期1930年9月9日胡佛政府制定的，要求自即日起，驻外领事必须认真解释1917年文化测验法中关于阻止“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入境的条款，目的在于，阻止大危机时期欧洲移民涌入美国。此前，只要申请者有能力支付旅费，且能够证明他在到达美国后会尽力找到工作，就能被允许入境。而现在，只要领事官员认定申请者“可能会成为公众负担”，就可拒绝给予签证。LPC条款一经采纳，就受到了惊人的控制欧洲移民的效果，在头五个月内，美国国务院就成功地使移民数量减少了90%。它成为美国移民限额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条款，成为非长久的长久政策，它在1930年代发挥的作用远远胜过限额体系本身的作用。这一条款没有因为欧洲难民潮的出现而改变，一直到1938年才有实质上的改变。

在对申请移民者进行考核时，美国的移民体系和LPC条款为拒绝难民入境套上了双重保险。许多领事官员只愿给那些能够证明美国有一份工作在等候他的移民申请者签证，但是，一般申请者如果能证明这一点的话，他也会被拒签，因为现行移民法的另一个条款同时规定禁止合同工人入境。不过，这两道障碍不适用于知识人士。流亡艺术家、音乐家、教师和其他学术专业人士，只要他们能提供某个剧院、乐团或大学的书面邀请函，领事官员便会认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公众负担。而事实上，由于美国同行人士的帮助，他们是很容易得到邀请函的。 

1940年后，纳粹德国对犹太难民的迫害进一步升级，最后发展到了大屠杀。现有的发签证的正规程序已经难以达到目的，而转变为对知识难民的营救了。美国营救了为数可观的科学家、作家、律师和音乐家等知识难民。法国沦陷后，在葡萄牙和北非聚集了大量的难民。罗斯福曾督促PACR准备一份著名人士的名单交给国务院，让其给他们发放旅游签证。最后，国务院一共发放了3268份旅游签证给知识分子和民主斗士。

由于罗斯福政府的宽容政策，从1933－1944年，美国接纳了为数众多的知识难民。美国学者莫里斯·戴维根据移民归化局记录，推算出大约有22842到25535人之间，其中，在美国继续从事原来工作的大约有15000－17000人。 

 

三、 移民政策的非官方实践群体 

美国的制度和决策环境为知识难民的涌入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对知识难民实施具体营救和安置，主要是由美国的大学、研究院和基金会来完成的。尽管知识移民有着普通移民所未享有的入境特权，但是根据LPC条款，他们仍首先需要有最起码的能够证明他们不会成为公众负担的说明──大学、研究院、剧院或乐团的邀请函，才可能达到目的。可以说，欧洲知识难民能否免于迫害乃至死亡，关键在于美国知识界给与职位多少、给与的救助程度如何。事实表明，美国知识界为大多数知识难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如果考虑到美国这时学术界的就业和生存状况，这种帮助尤其会显得难能可贵。如同欧洲一样，经济危机同样危及到美国的知识界。由于国家投资和私人团体捐助资金有限，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普遍出现了经营困难的局面，对人才的需求非常有限。1933年6月刊发的《耶鲁评论》中，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估计，约有5000名美国博士处于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排外主义者反对流亡学者的不公平竞争，反对为他们提供职位。因此，美国的大学和救助机构不能不理会这些情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欧洲的知识难民提供了及时和成功的救助。

德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的消息一传出，立刻在美国知识界引起了轰动。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认识到这是它们宣传他们的学术自由观念、增强科研实力的大好机会。许多大学都专门开列了要邀请的科学家名单，争先与被纳粹解雇的学者联系，给他们发出书面邀请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M·哈钦斯在名单里还具体记载了著名学者的下落，“凯尔森可能在维也纳，帕利在伦敦，法伊勒据我所知在葡萄牙”，他在给助理写信时强调，必须在三年之内至少邀请四位著名的德国学者来任职。 

在普林斯顿的前沿科学研究所，它的创建者、著名教育学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是研究德国大学的专家。他认为学术自由和不带种族偏见在德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是1933年的德国，这种品质却被淡化并濒临消失了。1933年，他专程赶到欧洲，聘请多名一流自然科学家前来任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被解雇后不久，前沿科学研究所就为他提供了职位。

弗莱克斯纳的研究所接纳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家的救助贡献最大的是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和弗莱克斯纳一样，约翰逊也在30年代初前往欧洲聘请专家。1933年德国发生一系列迫害事件后，他列举了一个包涵几乎所有富有天赋的社会科学家的名单。他希望在新学院为他所景仰的学者提供职位。由于缺乏资金支持，约翰逊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向社会募集资金，建立流亡大学，作为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部。准备邀请15名社会科学家前来任教两年，每年给予4000美元的薪酬。他的这一计划得到了慈善家海勒姆·哈利的支助得以创办。流亡大学给很多学者发出了邀请函，这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理由通过美国领事的审核前来避难。在流亡大学里，聚集了经济学家埃米尔·列德雷尔等许多著名的欧洲知识界精英人物。 

1940年法国等国沦陷之后，新学院又设立了专门机构救助法国和比利时的知识难民。同时，社会研究新学校也聘请了很多知识难民前来演讲或从事短期研究。有些为长期聘用，大多数是短期雇用。不管是临时还是长期聘用，约翰逊给欧洲知识人士发出的邀请使他们能以非限额移民或者访问学者的身份进入美国，这挽救了许多知识人士及其家人的生命。 

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创建了外国流亡学者紧急救助委员会来帮助流亡知识分子。与以上两个机构不同，它接纳的成绩卓越的技术人士和著名的学者以避免和美国年轻学者竞争。同时，考虑到研究机构和大学经济上的压力，合同一般为一至三年，属短暂聘用。科学家们也不是集中在一起工作，而是分散到各大学和研究所。这一机构协调了全国学术界的救助活动，到1945年终止活动为止，一共帮助了约335名知识难民。 

一些自然科学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森沃德基金会等也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罗森沃德基金会为外国流亡学者紧急救助委员会提供过短期研究项目资金，帮助学术和艺术领域的年轻学者就业。洛克菲勒基金会早期由于资助项目门槛比较高，强调研究者的高学识和基金会的非政治性，使它在营救知识难民上被束缚了手脚。不过，该基金会在这一时期还给至少22位流亡医学家的研究项目提供了部分或全部的支持。1939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了两个紧急救助项目，即“流亡学者计划”和“欧洲学者计划”。从1939－1945年，该基金会在六年里在这两个计划上投资了约229862美元。1940年，基金会还与阿尔文·约翰逊合作，实施救助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科学家的计划，由社会研究新学院接受100名学者，由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研究资金。最终，新学校救助了52名科学家、医学家，基金会提供了437659美元的资金援助。正是在美国知识界的共同努力下，欧洲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得到了救助，美国知识界的这一富有人道主义同时极有远见的行动，发扬了美国的学术自由传统，为犹太知识难民提供了最佳庇护所。 

应该看到，由于移民法和新的签证制度为知识难民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和宽容条件，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才能对知识难民实施有效的救助。提供职位使得知识难民不会被认为是公众负担者而被拒签；资助旅费让知识难民得以顺利入境；而邀请前来作短暂访问和讲学的形式使知识难民能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得到了旅游签证，从而进入美国。可以说，美国知识界是罗斯福时代知识难民政策的最具体的也是最有效的实施者。 

 

四、 知识移民政策的特点 

罗斯福政府的知识移民政策是对美国近代限额体系中的知识移民制度的延续，体现了美国一贯的引进智力的方针。但是，如果把罗斯福政府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知识移民的性质和规模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仍然可以看到其中明显不同于以前移民体系的特点。 

研究人类迁徙行为的学者把人类迁移分为两种，求生与求优。当个体的迁移是一种能对社会做出使自己的人性得到良性发展的选择行为时，它就是求优。而当没有其他手段进行选择时，人们所能采取的最有效手段也是迁徙，也即“逃亡”，这是一种求生行为。这一时期欧洲知识分子的迁出显然是求生行为。知识难民的迁移不是根据接收国的需求产生的，相反，大危机时期接收国并没多少需求。美国还出现了一定规模知识分子失业团体。因此，罗斯福政府的知识移民政策实际上是对知识难民的接纳和安置，是一种知识难民政策，它体现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救助，是对知识难民的庇护。也因为这样，它没能为所有知识难民提供充分的职位。在1933－1944年进入美国的知识专业人士中，只有66.9%的男性和51.7%的女性仍然或者（在从事其他无关的工作后）再次从事他原来的研究工作。但是，在国内智力需求不旺的情况下，接收如此规模的人才并给他们中大部分人提供职位，这在以前是没有过先例的。 

综上所述，对知识难民生命的珍视，对其才能的重视，是罗斯福政府知识移民政策的最主要的特征。罗斯福时代的知识移民政策不仅传播了激动人心的庇护所观念，也为美国赢得了空前的尊重和威望。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欧洲犹太难民智力库的抢救及时，在经历百年向欧洲科学界学习和看齐之后，在欧洲知识界大劫难之后，美国却出乎预料的成为了世界的科学中心。原子物理学派、奥地利精神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学术派别纷纷在美国落户生根，他们聚集的知识能量在美国得以释放。从“曼哈顿计划”起，美国就开始利用这一巨大的欧洲智力资源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新的科学力量，来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服务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是大规模接纳和安置欧洲知识难民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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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犹太难民在美国的活动看，他们虽然没有像他们的同胞在中国那样试图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是却卓有成效地把美国变成了犹太复国的大后方。没有美国的倾囊相助，以色列是不可能在历次“阿以战争”中坚持下来并赢得胜利的。阿以战争其实不是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而是阿拉伯世界和犹太大后方──美国之间的战争。只要美国不倒下，以色列就不会倒下的。而一旦美国撤出了中东战争，以色列也将灰飞烟灭。到了二十一世纪，阿以战争已经扩散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下一个回合的战事虽然没有人能够预知，但是“一旦美国撤出了中东战争，以色列也将灰飞烟灭”，却很有可能发生。而亡国灭种，正是以色列人最大的恐惧和现实的威胁。

《“大屠杀”对以色列犹太人的影响》（时春荣）一文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政治、社会和心理上对以色列犹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上，“大屠杀”对以色列国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社会层面，“大屠杀”成为犹太人，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总结人生教训的重要事件。与此同时，这一历史事件对推动犹太人学习《塔木德》的作用也不容低估。“大屠杀”给犹太人造成的心理冲击──对国家和民族是否能长期平安存在的担心是相当严重的。尤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少数领导人利用公众的这一心理，推行民族主义政策。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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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屠杀”对以色列犹太人政治、社会和心理上的影响是明显的。当代以色列社会主要是由开拓者家庭、“大屠杀”的幸存者、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以及在以色列出生的新一代等集团所组成。以色列社会中的多数人是从遭到德国纳粹破坏的犹太社团中移居巴勒斯坦的。因此，即使在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领导人及社团本身也不可能忽视“大屠杀”事件。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这些社团的成员视为以色列的潜力。对以色列主权国家的建立而言，“大屠杀”事件构成最有力和令人信服的依据。与此相关，该事件对以色列犹太人的社会和心理亦具有深刻影响。

与建国的关系

“大屠杀”与以色列建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以色列海内外的史学家或其他有关学者有过许多精彩论述。

美国史学家摩西·丹思（Moshe Damn）对“大屠杀”与以色列建国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中肯的评述：“在我们自己的年代，‘大屠杀’与以色列国的创立是密切相关的，这仅仅是因为发生可怕灾难以后，世界已准备接受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尽管如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有600万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成千上万的世俗犹太人也成为悠然自得者。”丹恩认为，对许多人而言，以色列国的建立是赎罪时代近在咫尺的一种迹象。同时，或许基于这种理由，有些人还主张，古代的最高法院（Sanhedrim）应该重建。这一思想并非塞费德（safed）神秘主义时代才开始受到重视的。犹太人返回圣地也是对这一伟大想象力的刺激。犹太人返回圣地的过程，无论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讲，都使这一事件成为犹太人存在的焦点，处于展示何谓犹太历史，以及犹太历史如何发展的核心地位。

与史学家的评论不同，文学或艺术家如艾米尔·法肯海伊姆（Emil Fockenheim）在阐述“大屠杀”与以色列建国之间的关系时，采用了浪漫主义笔法。他说，仅仅出于以色列国的存在，才使想象不再发生反犹时代的出现成为可能。他对“大屠杀”与以色列产生的关系作了如下描述：

《米德拉西》（Midrash）的有关记载称，当埃及人追来时，红海裂开，人们犹豫了，直到阿米拉达夫（Ammiradave）的儿子拿奇逊（Nachshom）跳进汹涌的波涛中。当代犹太人渴望拥有拿奇逊的勇气并非偶然，因为他们懂得没有人采取行动就没有奇迹出现的真理。当犹太民族并不是以绝望或逃避现实的思想回应纳粹的“大屠杀”时，他们本身成了现代的拿奇逊，又是以建立以色列国未回应。……现代的拿奇逊没有时间等待奇迹的出现。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灭亡，另一个是跳入汹涌的波涛中。但不知道大海是否会裂开，而且，倘若不是如此．他们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游过汹涌澎湃的洪水；倘若需要，孤注一掷也可。

显然，像法肯海伊姆如此具有世界威望的学者把以色列国的创立与“大屠杀”之间的联系作了浪漫主义式的描绘，并同时相信，犹太民族认为，在“大屠杀”发生后，采取建立以色列国的积极行动是顺理成章的。法肯海伊姆义指出，“大屠杀”已成为以色列社会街谈巷议的基本内容之一，以色列国存在的条件，犹太人返回圣地的理由，以及以色列国合法性的象征。

美国中东问题专家、政治学教授吉罗姆·斯拉特（Jerom Slater）关于以色列国的建立与“大屠杀”之间关系的论述更加明确和肯定，且在指出其密切关系的同时提出了可能诱发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就像事件本身所发生的那样，纳粹德国的崛起和随之发生的“大屠杀”彻底改变了道德方程式，因为它们使以色列国的创立成为紧迫和无可辩驳的事件，且就当时的形势而论，除巴勒斯坦外，又没有为此类国家创建的其他合适地点。然而，即使如此，巴勒斯坦人仍认为，他们对“大屠杀”并无责任，不应让他们对西方的反犹行径付出代价。英国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允许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时，这件事遇到了阿拉伯人的强烈抵抗，这反过来又引起犹太人的报复。这种暴力活动使英国人和后来的联合国相信，巴勒斯坦不得不予以分治。然而，还有的史学家指出阿拉伯人拒绝这一折衷处理不仅出于他们对其百分之百政治权利的维护，而且是以他们的信念──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也不会满足于或容忍这种折衷处理之举。

有些专家在承认“大屠杀”与以色列国建立之间具有如此密切关系的同时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根据设于耶路撒冷的“英雄和烈士纪念机构”主任伊扎克·马伊斯（Yitzak Mais）先生的观点，对“大屠杀”事件的利用，结果使以色列建国合法化，并使犹太复国主义成为“大屠杀”后的一种反应和现象。然而，犹太幸存者被吸收的基础来自何方？马伊斯提出警告：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危险，因为阿拉伯的宣传家们可以认为，“欧洲抛弃犹太人，而我们则不得不支付帐单。”马伊斯还认为，人们不了解“大屠杀”就不可能理解以色列。这是犹太人集体回忆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社会影响

我们从以色列建国过程中个难发现，“大屠杀”不仅严重影响以色列犹太人的政治文化，而且严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从德国纳粹制造大规模灾难算起已过去50余年了，但它的影响却无所不在，而且其影响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自己变成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教育本身，警示他人，显然已成为以色列全社会的共识。以色列犹太人一再提醒在“大屠杀”期间保持沉默以及放弃犹太人的人，希望世界维护以色列国的安全。当外国人，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非正式的外宾，到以色列访问时，都会被邀请人参观“烈士和英雄纪念机构”，以此提醒参观者应当承认什么。当然倘若称整个世界都拒绝犹太人，也是错误的，并不是整个世界都曾经反对过犹太人或忽视了他们的痛苦。当犹太人抱成一团在“大屠杀”期间呼吁救援时，向他们提供帮助，甚至营救他们的尚有民族、集团和个人。

这类教训同样针对仍然以“流散”形式居住在海外，并相对安全和平静的犹太人，且更多的是针对犹太年轻人的。无疑，这些海外犹太人也关心其亲友在以色列的生活，且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对他们而言，这类教训已成警示的形式：“流散”生活是危险的，不管何种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再度发生。

这个观点显然是十分坦率的，它希望以色列国成为犹太存在的最后堡垒。因此，它必须坚固、独立，必须拥有并维持强大的军队，保卫它的人民。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斗争似乎已经证明，以色列犹太人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可以战胜任何“敌人”。

“大屠杀”历史事件显然已成为推动以色列犹太人，尤其青年人忆苦思甜、奋发向上的生动教材。

同时，“大屠杀”的历史教训和各种事件也成为犹太人进一步提高“修养”，加强学习《塔木德》的动力之一。欧洲历史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并推动了以色列和海外犹太人学习《塔木德》。犹太教信徒，尤其正统信徒，自从《塔木德》出现以来，从未中断过对它的钻研，即使在二战期间，或者在“大屠杀”期间，依然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犹太人学习《塔木德》的感人故事。一般人也许会设想，无论在“大屠杀”的腥风血雨年代，还是在以色列建国以后，犹太人学习《塔木德》肯定会中止了。但是，根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塞缪尔·C·赫尔曼（Samuel C·Herlman）的研究发现，当代犹太人依然孜孜不倦地学习《塔木德》。他说：“现代以色列国诞生以后，人们或许认为，欧洲‘大屠杀’的巨变以及犹太人被从阿拉伯土地上大规模驱逐，就是面向全部犹太人开放的学习圈子的最后消失。然而，恰恰相反，被非犹太社会的驱逐反而导致对最高犹太学习圈子的宽容。”

可见，犹太人学习《塔木德》的热情显然没有低落，只不过其学习的组织形式有所变化。《塔木德》的学习者分成了两种情况，一种是职业性的钻研，在经学院（Yeshivas）中，学习者把这种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另一些人则在自由活动时间苦读《塔木德》犹太经文，使自己脱离日常世界，忘却生活中的艰难。

对后者而言，学习是对“流散”生存现实的逃避，也是以友谊代替他人对犹太人的排斥的应对手段。来自整个欧洲大陆、英国、爱尔兰、也门以及美国等地的有关犹太人学习《塔木德》的报道层出不穷。哪里有犹太人，哪里就有他们学习《塔木德》的活动。从犹太人学习《塔木德》“遇惊不辍”的角度分析，可见犹太民族确实是个酷爱书籍的民族。

心理上的不安

“大屠杀”对以色列犹太人，尤其对“大屠杀”幸存者心理上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残酷迫害的阴影一直萦绕在他们心中。

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对国家的危机意识是相当明显的。其表现是以色列公众怀有对新灾难的恐惧。事实上，以色列犹太人不但对当时的形势感到担心，而且对未来前景似乎也表现出不够乐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总是提醒“流散”中的犹太人，警惕未来的灾难。这一运动相信，“反犹运动的惟一解决办法是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犹太世界观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对“流散”的否定；这种观点在建国前就已存在于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民族教育之中。

无论现实的危机，还是未来的灾难，并不是少数犹太人的想象，而是许多犹太人经常感到忧虑的事情。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学者杰罗姆·斯拉特（Jerome Slater）就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许多犹太人及其支持者都担心，即使对犹太神话的部分放弃也会产生令今日以色列国非法的后果。”

的确，以色列许多犹太人，从老人到小孩，似乎经常考虑外来的威胁，往往在恐惧之中生活。1967年“六五”战争之前几周，在以色列出现了一首民歌，其主要内容是：“纳赛尔等着拉宾，啊呀呀；纳赛尔等着拉宾，啊呀呀。他犹如地狱般地等着；快为拉宾拉响警铃，啊呀呀，啊呀呀，啊呀呀!”这首民歌表现的主题显然是提醒民众，时刻警惕外来“势力”对以色列国的“威胁”。

更坦率地说，“大屠杀”对犹太人心理上的影响还反映在他们对阿拉伯邻居的态度上。被当做“犹太人新的敌人”的阿拉伯人还被视为一种威胁，不可能被允许发动“新的‘大屠杀’”以及破坏以色列国家。这种情绪也不时地由以色列领导人的态度中表露出来，如以色列前总理贝京即是如此。美国社会学家阿莫斯·艾龙（Amos　Elon）认为，对“大屠杀”经久不泯的记忆使“被阿拉伯人消灭”的传言有时甚嚣尘上。令人惊异或怀有敌意的任何事件虽然并未在一夜间发生，但昔日灾难的影响时至今日尚未消失。“大屠杀”给国民的心理，公众生活的主旨和内容，外交行动，政治，教育，文学和艺术造成的创伤，是如此的活灵活现，以致使“阿拉伯人消灭以色列”的威胁往往萦绕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而阿拉伯人似乎并未认识到，“在以色列的兵器库里，此种反射是一种比强大装甲师更有力的武器。”

“大屠杀”给以色列犹太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十分深重，尤其对部分领导人，如以色列总理沙龙，更是如此。以色列1982年6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入侵和占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受“大屠杀”间接影响的结果。事实上在“黎巴嫩战争”以前，以色列并未受到被消灭的威胁，其在当地所处的孤立状态并不是绝对的，而且，其军事力量也并非处于被怀疑的地位。然而，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侵略所造成的后果，除黎巴嫩部分领土被占领以外，是近800名平民惨遭杀戮。可见，“大屠杀”给以色列部分犹太人带来的心理影响有多么深远。

结论

“大屠杀”是以色列国建立的催化剂。犹太人返回故里，建立国家的情怀虽然早已有之，但在“大屠杀”发生后，他们的此种要求更加强烈。今天，“大屠杀”已正式成为涉及以色列的政治文化和公民宗教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

与此相关，“大屠杀”对以色列整个社会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许多犹太人，特别是“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总结“大屠杀”的教训，教育自己，警示他人，也是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在以色列的历史教科书中已着重写进了关于纳粹残暴行径、自由世界的沉默，以及青年运动的英雄主义等历史现象。这一切以及其他利用“大屠杀”事件开展的活动也都取得了教育年轻一代热爱民族和国家的效果。与此同时，“大屠杀”还进一步推动了犹太人学习《塔木德》。

最后，尤需指出的是，“大屠杀”对以色列犹太人心理上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许多人，尤其“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大屠杀”给犹太人造成的灾难。这一点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警惕的是，直至今日，在以色列尚有个别领导人，如沙龙等，正在利用公众的这种“担心”心理，推行民族主义政策，侵略黎巴嫩，攻占巴勒斯坦人的领土，迫害无辜平民等。可见，有少数犹太作家把以色列领导人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行径与昔日的德国法西斯相提并论，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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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上述这篇文章，不禁想到，过于强调大屠杀对以色列建国的作用，其实有点本末倒置。一是因为犹太复国运动早在二战以前就已开始，并且建立了许多犹太殖民地；二是因为希特勒本人和纳粹党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三是纳粹的大屠杀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客观效果都帮助了以色列的建国。

希特勒所推动的排犹运动，是“以色列国”得以成立的关键因素。这正如《孟子》一书的《离娄上》所说：“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 

当然，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真心帮助犹太人复国、建国，也没有证据表明大屠杀是希特勒策动的苦肉计、犹太复国运动的推动力，更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是在牺牲德国的利益发动世界大战其实却是从反面帮助犹太复国主义……但从希特勒行动的实际效果看，他确实为犹太复国主义立下了最大的功劳。

尤其考虑到，希特勒可是一个举世公认的“魔鬼”、“魔头”、“恶魔”；对于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没有不可能”的“魔鬼”、“魔头”、“恶魔”，当然也就没有他想不到的和做不出来的事情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同样没有证据说：“希特勒绝不会有意帮助犹太人复国、建国，希特勒绝没有利用大屠杀来激励犹太人复国、建国，希特勒绝不是通过发动世界大战来毁灭列强，目的是为了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毕竟希特勒行动的客观后果就是如此。毕竟，希特勒拥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毕竟，希特勒是纳粹自己定义的犹太人；毕竟，希特勒有许多犹太好友；毕竟，希特勒喜爱犹太艺术，喜爱查理·卓别林；毕竟，希特勒是种族净化的倡导者，倾心于建立单一制民族国家……

犹太人既然能够配合日军在华建国，为什么不能运用大屠杀来建国呢？

《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3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希特勒同我们坐在壁炉旁对亨里特·冯·希拉赫也讲过同样的话，这是她1978年告诉我的。我知道，那天晚上，艾娃·勃劳恩在回楼上之前坐在希特勒的右边，坐在希特勒左边的是亨里特。冯·希拉赫。我也注意到，当别的客人闲聊的时候，希特勒和亨里特·冯·希拉赫谈得却很激烈，谈的是几天前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件事情。一天夜里，她被超乎寻常的响声惊醒，她从饭店的窗户望去，看到哭泣的妇女们被赶在一起，在漆黑的夜晚走过桥就消失了。第二天她从朋友那里获悉，那是被流放的犹太妇女。她答应向希特勒谈谈这件事，后来她真的这样做了。在她讲完后，希特勒非常粗暴地说：‘你冷静点，冯·席赫女士，这你根本不懂。你是自作多情，犹太妇女与你有什么关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说话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如同两只碗上下摆动。‘100年、1000年以后欧洲将变成个什么样子！’他以一种表明他要结束这次谈话的语气继续讲到：‘我只对我的人民负有义务，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

在这个事件里，希特勒口口声声“我只对我的人民负有义务”，但是不过两年以后，希特勒却在1945年向斯佩尔却下达焦土命令……要彻底毁灭德国，并声称德国人民没有资格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希特勒既然对德国人可以如此狠毒，对犹太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德意志族和犹太族，毕竟都是他的祖先。而众所周知，希特勒对生他养他的奥地利和维也纳，也是深恶痛绝的。这就是独裁者的性格──他并不只是恶待犹太人。在盛行灭绝行为二十世纪，杀人如麻被看作英雄行为，列宁、斯大林杀的人比希特勒还多，只不过被他们杀光的地主资产阶级已经不能说话，不像他们的学生希特勒没有杀光犹太人。结果呢，剩下的犹太人一起鸣冤叫屈，就像日本年年纪念广岛原爆一样“让世人记住”。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是这样记载希特勒要求彻底毁灭他“亲爱的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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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了一道总命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完整地落入敌人之手。这些措施要在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们”的协助下由军事人员执行。命令最后说：“一切指示与本命令相抵触者均属无效。”这就是说，德国要变成一片荒漠不毛之地。可以使德国人民在战败后维持生存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保留下来。

坦率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从以前和希特勒的谈话中已经预料到他会发出这样野蛮的指示，因此在3月15日曾写了一个备忘录，坚决反对这种犯罪行为，并重申他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意见。3 月18日晚上，他亲自将备忘录交与元首。

（斯佩尔说）4至8星期内，德国经济将要最后崩溃，这是可以料定的……经济崩溃以后，战争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即使在军事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那怕是一种最原始的状态的基础，使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们没有权利在战争的现阶段进行一种可以影响这个民族的生存的破坏行动。如果我们的敌人要摧毁这个曾经无比英勇地作过战的民族，那么，这个历史的耻辱应完全由他们承担。我们有责任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

但是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的希特勒，对于他曾经表示过无限热爱的德国民族的继续生存是毫无兴趣的。他对斯佩尔说：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因此第二天，这位最高统帅公布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焦土”政策的指示。

元首的秘书马丁·鲍曼在3月23日也发了一道同样野蛮的命令，这位胆小如鼠的人物现在在希特勒宫廷中的地位超过任何其他纳粹暴吏。斯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叙述道：鲍曼的命令旨在把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工人和战俘在内，移至德国中部。数以百万计的人必须徒步旅行。对他们的生存，没有准备任何条件，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准备。

这势必要造成不可想象的饥荒。假如希待勒和鲍曼的其他命令──他们还发出一系列的补充指示──都付诸执行的话，数以百万计的尚未在战争中死去的德国人也要送命了。斯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总括各种“焦土”命令说，必须摧毁的有：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的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德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幸免这一次最后的灾难，除了因为盟军的进展神速使得这次巨大破坏无法执行之外，是由于斯佩尔和一些军官尽了他们非凡的努力。他们（终于！）直接违抗希特勒的命令，在国内四处奔走，保证重要的交通、工厂和商店不被那些死心塌地服从命令的军官和纳粹党棍们所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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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希特勒的“最后表现”看，他显然不是什么“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自我中心论者”。给这样的领袖当新娘，德国怎能不遭到劫难呢？德意志民族怎能不成为“被出卖的新嫁娘”呢？

“大屠杀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苦肉计”──也许并不是希特勒思想的主观愿望，但却是希特勒行为的客观效果。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的欧洲本土，遭到屠杀的不止是犹太人，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东欧各国人民，其中也包括东德人民；但是犹太人却是其中获利最大的人群──他们不但创立了自己的国家，而且得到了一块殖民地：巴勒斯坦。显然，就欧洲自己的故事来说，欧洲的殖民主义在瓜分完了整个世界以后，已经摆自己的魔掌伸向了欧洲本土，纳粹主义作为最后的殖民主义，只是表现得特别穷凶极恶，但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二战以后，斯大林在种族驱逐和种族灭绝的政策上，继承和发扬了希特勒的战略，而且无独有偶，苏联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并在联合国里首先投票赞同以色列国的建立。

按照常理，一个民族既然能够屈居于四分之一犹太人（希特勒）统治之下，并且俯首贴耳长达十二年之久，那就不可能是德国人他们自诩的“优秀民族”，而只能是一个比犹太人都不如的民族。犹太人既然在那样恶劣的命运下也还是能够支配德国命运的一群人，他们自然也就不会以复国为满足的。二战以后，几次中东战争的爆发，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观察。阿拉伯人曾经帮助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甚至站在英国一边反对德国，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想德国人一样，为犹太人的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世界上似乎没有一股力量能够打败犹太人，因为按照《圣经》的记载，犹太人的祖先曾经“战胜过神”，并获得赐名叫做“以色列”：“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创世记》三十二章28节）“以色列”本来只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却被犹太人用来建立一个国家；并把“以色列”一词的个人意义变成了一个国家意义和民族意义。这样一来，所有的犹太人都被“以色列化”了，也就是被神化了：其潜台词就是“以色列人能够击败上帝”。以色列人既然能够击败上帝，为什么不能通过希特勒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结束语

希特勒的教训及其后果

有一种说法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其说是起源于纳粹主义，还不如说是起源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Fourteen Points），因为这一计划的提出和宣传，使得德国为了寻求公正的和平而过早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仇埋下了隐患。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盟国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把彻底打败轴心国的方式，使得战败国再也没有借口来东山再起了。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是在1918年1月8日美国出兵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对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提出的，认为这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的计划，结果却为更为血腥的二战，埋下了伏笔。这是因为这个十四点后来被采用作为欺骗性的宣传了，而没有作为和平谈判的真正基础。

批评者们指出：“十四点”表面上标榜“民族自决”，反对“秘密外交”，倡导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实际上是威尔逊企图利用战争中增长的实力，削弱竞争对手英、法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也反映其反对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立场。威尔逊为了反对英、法、俄撇开美国秘密分割世界，提出反对秘密外交；为了取代英国的海上霸权，主张海上自由；为了确立美国的商业霸权，要求废除经济壁垒；在欢迎俄国进入自由国家的国际社会的招牌下，反对苏维埃政权，在注解中明确表示要承认并援助若干临时政府，与苏俄政府对抗；以同等重视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要求来否认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以“自治”为名反对前奥斯曼帝国内的阿拉伯民族的独立；为了使美国成为世界盟主，建议创立国际联合机构。

支持者认为，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美国的愿望和宗旨是这样的：和平的缔造过程一经开始便要绝对公开进行，嗣后不得容许任何类型的秘密默契。征服和扩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缔结那些仅有利于个别政府，但在某些预想不到的时刻却会颠覆世界和平的秘密条约的日子，也已过去了。现在每个思想不再留恋过去时代的关心公共事务的人，都清楚看到了这一令人快慰的事实，这就使每一个宗旨符合正义和世界和平的国家，有可能于现在或其它时刻公开申明其心目中的目标。

美国参加这次战争，是因为正义受到侵犯，这使美国感到痛心，除非它们获得纠正而且保证不再在世界上出现，否则威尔逊国人民的生活便不可能维持下去。因此，美国在这次战争中所要求的，绝不仅是和美国本身有关的东西。美国所要求的，就是要使世界适合人类生存和安居乐业；尤其要使它成为一个这样的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那些像美国一样希望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的制度的国家，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致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事实上，全世界各民族都是这一事业的共事者，同时，以美国本身而论，美国看得十分清楚，除非正义施及他人，否则正义也不能独施予威尔逊。

1918年8月，德国受到影响，向美国提出愿在“十四点”基础上和谈。10月，英、法同意以“十四点”为和谈基础。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法操纵会议进程，猛烈反对美国旨在建立世界霸权的纲领。所议定的和约条款大多不符合“十四点”的初衷，新创立的国际联盟也成为推行英、法两国政策的工具。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不参加国际联盟。这标志着“十四点”的失败，也标志着二次大战终将爆发。

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主要内容为：

1、签订公开和约，杜绝秘密外交；

2、平时和战时海上航行绝对自由；

3、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易平等条件；

4、裁减军备到同国内安全相一致的最低点；

5、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之正当要

求；

6、外国军队撤出俄国，并保证俄国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欢迎它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进入自由国家的社会；

7、德军撤出比利时，并恢复其主权；

8、德军撤出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

9、根据民族分布情况，调整意大利疆界；

10、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

11、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领土予以恢复；

12、承认奥斯曼帝国内的土耳其部分有稳固的主权，但土耳其统治的其他民族有在“自治”的基础上不受干扰的发展机会，达达尼尔海峡在国际保证下永远开放为自由航道；

13、重建独立的拥有出海口的波兰，以国际条约保证其政治经济独立和领土完整；

14、根据旨在国家不分大小、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特别盟约，设立国际联合机构。

1918年10月，美国官方对“十四点”作了注解，将美国的意图说得更加明确。 　

美国外交上的理想主义后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其核心是：人性善，在国际政治中应当遵循道德律令和多边律令，一个国家不能单靠自己来寻求安全，而应当通过多边组织或国际组织来寻求共同安全，这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要让世界为民主提供安全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而且应当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一般认为，威尔逊主义就是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严格讲来，它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些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根据它们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它强调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此后，威尔逊又对“十四点计划”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美国外交四项原则（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美国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等，完善了他关于和平的最终设想。威尔逊主义显然想用集体安全体系的“快刀”斩断欧洲古老均势体系这堆“乱麻”，他似乎要告诉欧洲人：“从今以后，国际秩序不应再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之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各国的安全不应依靠军事同盟，而应以集体安全为保障；外交活动也不宜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公开地达成公开的协议。’”

按照米德（Walt Russell Mead）的说法，20世纪前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主义成分（理想主义成分）早已存在，当然那时它还没有被命名为威尔逊主义。美国时常显示出“民族性格中的威尔逊主义倾向：坚持认为美国拥有改变世界其他地方行为的权力和职责，美国能够而且应当既关注其他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关注它们的国内政策”，这主要体现在美国传教士在世界上的活动中，但这些活动往往为外交史家所忽视。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军人（打仗）和商人（贸易）的活动。传教士的活动属于民间性质，虽然也得到官方的协助、支持和保护。而美国官方外交中正式支持世界上的民主并不很多（如支持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力有限。1823年门罗主义问世后，美国自动将其在政治上的活动半径划定在西半球，威尔逊主义的效力和威力也仅限于此。威尔逊主义对外交政策也远不如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大。但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已上升为世界第一，美国又成功地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战后安排的凡尔赛会议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的理想主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威尔逊主义的宣布是在合适的时间（胜利之后）、合适的地点（讨论战后安排的会议）、合适的人（帮助赢得胜利的总统）所说的合适的话语。此后，威尔逊主义逐渐成了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它始终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的理论及实践密切相联。

事实上由于威尔逊主义的失败和《凡尔赛和约》的胜利，纳粹主义得以崛起，而且中国的共产主义也因此获得了发展，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得力于《凡尔赛和约》的刺激，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也得力于《凡尔赛和约》，中国极权主义真要好好感谢《凡尔赛和约》，就像毛泽东好好感谢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犯。

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有一段总结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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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尔稳健而充满自信的声音使审判室不得不保持沉静。希特勒将在历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问道。“经过这次审判，德国人民将把他作为不幸之源而谴责他，鄙视他的独裁统治呢？“德国人民将从所发生的一切中吸取教训，不仅更憎恨独裁统治而且要害怕它。”一个像德国这样先进、有文化而津明老练的国家何以坠入希特勒恶魔般的统治之下？答案在于现代通讯手段，斯佩尔解释说，如电台、电话、打字电报机。领导人再也不必把权力下放到遥远的行使独立判断的属下了。有了现代通讯技术，希特勒之流就可以通过傀儡进行直接的个人统治。“因此，技术愈是发达，人类社会就愈需要更多的个人自由和自治”。

许久以来，尼夫一直在反复捉摸斯佩尔与绍克尔之罪孰大孰小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在希特勒的宫廷里谁是上级谁是下级是不可能紊乱不清的。在今天的最后答辩中，正如对审判中的所有问题一样，绍克尔总是悲哀忧郁的。但是，尼夫真想知道，法庭将立足于什么来判决他们各自的罪行：是立足于实质还是作风，是立足于阶级偏见还是铁的证据？

“无线电制导的火箭，接近音速的飞机，潜舰，可以自动跟踪目标的鱼雷，原子弹以及化学战的可怕前景，为这场战争画上了终止符，”斯佩尔接着说，“在五到十年内，这种战争将有可能以不可思议的津确度发射洲际火箭。通过原子分裂，一枚或许由十个人操纵的火箭可以在瞬息之间将纽约城的百万人口化为灰烬……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将以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毁灭而告终。这就是这场审判必须有助于防止未来的这类战争的原因所在……一个坚信未来的民族将永不会毁灭。愿上帝保佑德国，保佑西方的文化。”

全场鸦雀无声。尼夫意识到，观众倾听斯佩尔的讲话，不是把他作为一个乞求饶命的人，而是作为一个有金玉良言要告诉他们的人，一个陷入罪恶渊薮而得以赎罪的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听到了想要听的，甚至听到更多：希特勒将为后人所鄙视，民主必将战胜暴政，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变得更加危险。注意吸取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法庭的教训，就可以使人类从原子时代自杀性侵略中拯救出来。从此，斯佩尔将可能以其作为人类一员的情感，而非作为纳粹分子犯下的罪行而为世人所记住。尼夫注意到，斯佩尔只字未提他本人或他的罪行。

］

在战争末期，希特勒声称他下定决心斗争到底，就像他常说的“战斗到十二点零五分”。他用这个借口对德国人进行报复，逼迫德国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但德国人也并不那么愚蠢，最后希特勒的梦话成真，他4月30日一死之后，这个“十二点”刚过“五分钟”，仅仅一个星期之后的5月7日，德国就宣告无条件投降了。

预感自己的败亡，在战争末期，希特勒对德国的仇恨终于爆发出来了：他让人组建了当场处决德国人的法庭和行刑队。这些机构紧跟在作战部队后面行动，对德国军官和德国士兵进行了“灭犹”式的宣判和执行死刑。这些被处决的士兵唯一罪行就是怀疑希特勒会胜利，比犹太人的“罪行”还要轻微。希特勒先使用德国人去灭犹，现在该轮到德国人自己灭亡了。希特勒借口“震慑”，在德国建立了镇压德国人的专制政权，妇女、老人和孩子都被抓起来，被剥夺财产，被监禁，这种“对德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他的犹太混血“先天决定的仇恨性质”注定了的。在铲除政治上的“危险分子”时，希特勒不再是“德国人”了，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其实他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没有任何顾忌的混血儿，一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的儿子，他的内心，自然希望所有的正常的德国人比他落得更惨的下场。这就是心理学分析的结果。

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希特勒的这些做法之所以可能成为现实，也是《凡尔赛和约》的灾难性后果，在俄国社会也是同样如此。当然，德国社会（以及俄国社会）盛行的许多恶习，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就是说，光凭希特勒一个人，是不可能把德国掀翻在地的。德国社会的这些恶习，并没有随着战败和纳粹的瓦解而消失殆尽。

《德国的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一文写道：

冷战时期，东德最有名的特务头子是绰号“隐形人”马尔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德国犹太人，他任前东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长达34年，其领导的驻外情报机构与前苏联的克格勃齐名，对内恐吓、监控、迫害本国居民，监禁记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德国统一后，他畏罪逃亡苏联，在苏联解体前夕，他回到德国，提出通过帮助德国政府解开冷战中的一些谜团以换取赦免，但未能如愿。最终他两次站在审判台上接受正义的审判，被判有罪。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邻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劲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最强大最有效东德的特务机关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 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 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书所述，人数最众，分布最广的是非正式雇员（IMS），即民间线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 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1958）； “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与非正式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 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芭芭拉·米勒（Barbara Miller）：《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 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StasiInform ersand theirIm pact on Society，Routledge，2000）］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去不返。失业率猛增，东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一后的自由反而令许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德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与自尊，过往的人生变得一钱不值。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

BBC播出了一套系列纪录片，讲述东欧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对镜头说。然而，她忘记了“民主德国”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两德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对过去重新定义。”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部的米尔恰·约尔古莱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东部德国，有些人不请我去朗读作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可以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可罗马尼亚的情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劣。’我告诉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德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大，可听众不喜欢这种看法。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勒就此写道，“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移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者。两个月前，翁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艾柯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 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 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东德却没有英雄，只有羞耻与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著中，对上述情况做了分析：

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他们过去的行为。除非有明确的信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事发时，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见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Was 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德国的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一文所揭示的最为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是东德最有名的特务头子（绰号“隐形人”马尔库斯·沃尔夫）竟然也是一个犹太人，就像希特勒、海德里希、艾希曼等“屠犹三头怪”，也都与犹太人发生了血肉联系。

正是这一血肉联系及其造成的“自我记忆的机理”，使得希特勒使用了“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希特勒也同样趋向于用当时他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自己过去的行为，并以此重构记忆。希特勒与众不同的是，他的“意志特强”，不过这却意味着，即使有明确的信息让他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仍然可以拒绝承认，甚至故意夸大他的过去与他的现在的相似性──从而出色完成了他的戏剧表演。不过后来形势变了，他的“特强意志”的表演就变成了一场灾难。

正是在这种“自我记忆的机理”作用之下，《我的奋斗》这本希特勒在监狱中写的书，开始鼓吹歧视他的犹太同胞了，他也一并攻击希特勒以前的红色同路人：

1、“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学说，背离自然界中含有的贵族原理，而以群众的人数，来代替了势和力两者之间的永久和特权。”

2、“所以他们的学说，否认在群众之中的个人的价值，攻击国族和种族的的重要，用以一剥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意义。”

3、“如若这主义成为是一种宇宙定律，则人类所共守的一切秩序，势必到了灭绝而后已。”

4、“如若这原则行之于宇宙之间，那么宇宙必定大乱，行之于地球之上，那么人类必同归于尽。”

5、“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将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所以，我发信心，谨遵造物的意旨；和犹太人奋斗，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

其实希特勒并不相信上帝，“上帝”不过是他的道具。

这使我想到：斯大林进行肃反，强迫苏联人民受了他流放时受过的苦；希特勒挑起二战，强迫全欧人民受了他一战时候受过的苦；毛泽东发动文革，强迫全国人民受了他长征时候受过的苦──这就是历史的报应。这就是二十世纪的人格变态。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

《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作者：特劳德尔·容格）记载希特勒死前不久的一段对话，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为那个变态人格主控的时代，划上一个句号：

“埃娃、克里斯蒂安太太、曼齐亚利女士和我，还与希特勒一起吃饭。这会儿，我们再也找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了。我听见自己说话，声音那么陌生。‘我的元首，您认为纳粹主义会复活么？’我问。‘不，纳粹主义已经死了。也许，一百年内，还会有某个相似的思想诞生。信仰的力量会席卷整个世界。可德国已经失败了。德国太幼稚、太弱小，不足以承托我的使命。’元首说着，似乎不过在自言自语。我再也听不懂他的话了。”

我在1974年的时候读《莎士比亚戏剧集》，喜欢“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它的最后一段对话几乎预言了纳粹的结局：

［

麦克德夫  那么投降吧，懦夫，我们可以饶你活命，可是要叫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我们要把你的像画在篷帐外面，底下写着，“请来看暴君的原形。”  

麦克白  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二人且战且下。）  

……

麦克德夫携麦克白首级重上。

麦克德夫  祝福，吾王陛下！你就是国王了。瞧，篡贼的万恶的头颅已经取来；无道的虐政从此推翻了。我看见全国的英俊拥绕在你的周围，他们心里都在发出跟我同样的敬礼；现在我要请他们陪着我

高呼：祝福，苏格兰的国王！  

众人  祝福，苏格兰的国王！（喇叭奏花腔。）  

马尔康  多承各位拥戴，论功行赏，在此一朝。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在这去旧布新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些因为逃避暴君的罗网而出亡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召唤他们回来；这个屠夫虽然已经死了，他的魔鬼一样的王后，据说也已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帮助他们杀人行凶的党羽，我们必须一一搜捕，处以极刑；此外一切必要的工作，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现在我要感谢各位的相助，还要请你们陪我到斯贡去，参与加冕大典。（喇叭奏花腔。众下。）  

］

纳粹以反抗《凡尔赛和约》的暴政开始，最后却变成了比《凡尔赛和约》更为蛮横的暴君。但纳粹的灭亡，也并没有带来一个公平的世界。希特勒在英国的达尔文主义世界观和苏俄的列宁主义政治学等“女巫”的影响下，适应德国的国情作出修正，用种族斗争代替阶级斗争，用德意志取代共产党，用轴心国取代共产国际，用雅利安人的神话取代无产阶级的神话──企图获得抗衡英国和苏俄的霸权，最终却遭到英国与苏俄的围剿，这是“篡位失败”、“学生不能战胜老师”的样本。又因为追随日本而对美宣战，丧失了最后的克制而走向灭亡。我一直不能明白的是：日本既然不对苏联宣战，德国何以要向美国宣战？看来德国人不如日本人狡猾。日本声称要信守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定的《日苏中立条约》，结果并不能免除苏联的入侵。“假如”日本不去进攻美国而是去进攻苏联，战争的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了。解救了莫斯科之围的，岂不正是从西伯利亚和远东抽调的百万苏军？若待德日围歼苏联之后，再与美国谈判，可能就不需要一个损失惨重的太平洋战争了。

希特勒的女秘书荣格夫人在其回忆录《帝国的陷落》中这样描写了希特勒的末日状态：

［

元首在掩体内像幽灵一样活着。他不停地在房间内踱步兜圈子。有时，我忍不住猜想，他到底在等待着什么呢，既然大势已去，他为什么还不赶紧结束这一切。他定要自杀，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幻灭。您想想，孩子们还在为保护首都而战，然而“帝国头号战士”已经打算自杀了！我又跟他谈到这儿。我问：“我的元首，您难道没有想过，德国人民正期待着您率领军队冲到战事最前方吗？”现在，跟他说话，已经百无禁忌了。他不耐烦地回答：“我再也没有战斗的身体状态了。我的双手不停颤抖，连一把手枪都握不住。倘若我负了伤，甚至也找不到自己人给我补一枪。而我也不愿意落入敌人的手中。”他是对的。他的手颤得那么厉害，连拿个小勺子小叉子送食物到嘴里也难，从椅子上站起来，或者拖着腿走路，对他来说也不容易。

……

4月30日，这一天的开端跟此前的每一天无异。……然后，我们跟希特勒共进午餐。午餐间的谈话跟昨天的一样，跟前天的一样，跟过去每一天的都一样：一场死神的宴会，人人却戴着喜乐、平静与安详的面具。……在侍从室，我找到一张空扶手椅，侍从室紧靠着希特勒的走廊，门敞开着。希特勒也许正呆在他的房间内。我不知道他跟谁在一起。京斯策向我走过来，说：“过来吧，元首要跟大家道别。”我站起来，赶紧步出走廊。林格把大家都召集过来了。曼齐亚利女士、克里斯蒂安太太，我仿佛记得还有些其他人在场。然而，我眼中只有元首的身影。他慢慢走出自己的房间，比往常更显得佝偻，站在门口，与每人握手。我感觉到，他的右手可比我的温暖，他望着我，却似视而不见。他似乎已心不在焉了。他向我说了些什么，可我却听不见。我听不见他最后的吩咐。这一刻，我们等待了好久的这一刻，终于降临了，我整个人僵在那儿，完全没法子留意身边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我像中了邪一样愣着，直至埃娃走到身边。她微笑着拥抱我。“请一定要尝试逃出这儿。你现在前途无阻。替我向拜仁致意。”她说，脸上现着笑容，而声音却有悲颤。她穿着元首最喜欢的那套衣裙，黑裙子，领子缀着玫瑰，头发新洗过，侍弄得很好。于是，她跟随元首走入他的房间──走入她的死亡。沉重的铁门闭合。

］

读到这里，我很想知道，希特勒邻近末日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他所杀害的党内同志，如罗姆等在“二次革命”、“继续革命”中死去的人们？会不会想到他所杀害的犹太同胞？大独裁者是不是也能体会到别人临死之前的感觉？纳粹的功臣罗姆被害前告诉党卫军的刽子手：“要杀我，就叫阿道夫自己来！”他敞开胸膛站着并作出不屑的手势，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罗姆对于独裁者希特勒的蔑视。十年之后，希特勒依靠的德国军官团终于也起兵反对他了，希特勒懊悔没有早一点清算国防军致使自己战败。希特勒临死前想起了罗姆的幽灵？也许他什么都没有想，没有总结任何经验教训，否则他就不会在末日来临之际还要下令逮捕“最为亲密的战友”戈林和希姆莱。这就叫做“本性难移”。

1934年7月13日，希特勒在德国议会的一场演说定义了这场行动：“在这一小时，我负责的是德国人民的命运，因而我成为德国人民的最高执法者。我下了命令射杀这场叛变的元凶，也进一步烧尽这国家内那些腐败的泉。国家的存在，这取决于其内部的秩序和安全，不能受到威胁却不惩罚任何人！让人知道在所有的时间里，如果任何人着手来攻击国家，那么最后一定是他的死亡。”尽管希特勒杀害同党的规模远远不及斯大林和毛泽东，但那是受到了德国社会环境的限制，不是由于他个人的仁慈。

后来的事实证明：其实最为有效地攻击了德国并毁灭了德国的，不是别人，正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犹太人和奥地利人的杂种”。德国人想要利用希特勒来达到复仇的目的，结果却被犹太人反过来利用，去建立“以色列国”，以希特勒灭亡得比罗姆更为彻底。按照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日耳曼尼亚》记载，德国人自古以来就想抢劫别人的东西；但他们在登峰造极的二战抢劫中，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还是为犹太人冲锋陷阵，这就印证了《孟子·离娄上》的智慧：“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德国人做了桀与纣的事情，所以必须受到谴责。

《我曾是希特勒保镖》（罗胡斯·米施）一书第二十八章 “战争结束了”回忆说：

“我从卢多一回来，就到新总理府的地下室找谢德尔，把我们决定留在柏林的事告诉他，他得赶紧把这一空位安排给其他人。我刚在希特勒地堡里的电话总机前坐下，亨舍尔和雷茨拉夫就来找我。整个下午充满了变数，军事会议争论不休。当专家们对前线灾难性的消息进行判断时，希特勒命令部分人离开会议室。会议继续闭门举行，这种情况很特别。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第一次宣布战争已经结束，他无论如何都要留在柏林坚持下去。一时间，元首将在首都结束自己生命的说法迅速在地堡里传开，似乎只有希特勒一个人认为这只是他个人的秘密。地堡里鸦雀无声。戈培尔决定住在最里头的房间陪伴希特勒，这一决定也许成功缓解了当时的紧张气氛。他个人的事情即将处理完毕，副官尤里乌斯·绍布负责销毁希特勒保险柜里的文件，然后在当晚飞往萨尔茨堡，销毁希特勒的所有其他文件。

不一会儿，电台操作员伯格斯特突然出现在希特勒地堡的走道里，将一份电报交给上司海因茨·劳伦兹。劳伦兹默默地看了看电文，决定去敲希特勒候见室的门。门开了，他进去后又关上。伯格斯特显得非常兴奋，我走了过去，问他什么事。他告诉我，他刚刚收到来自盟国的电文，要求柏林至少再坚守两三周。据他说，这是盟军内部出现裂痕的明显征兆，原因是苏联推进得太快，同盟国的其他成员不乐意苏联人抢占先机。我可以从他的眼中看到希望之光。当劳伦兹走出希特勒房间时，我向他询问这件事，他向我确认了电报的内容。

‘元首怎么想的？’我问道。劳伦兹告诉我，他只说：‘这又能说明什么？总之，战争已经输了！他们也许应该事先好好考虑一下！’已经太晚了！过去，希特勒和一些亲信多次提到，英美和苏联之间存在着中止同盟的可能性。希特勒很亲英，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认为，英国人会改变对德战略，以阻止欧洲布尔什维克化。他始终不明白，一个如此有商业头脑的民族怎么会和共产党结盟来毁掉他的国家。这种话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这天晚上，它已不再是个新闻。”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自己不明白，但英国人很清楚：纳粹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一丘之貉，都是“社会帝国主义”，是毫无信义、决不遵守条约协议的。和纳粹谈判，与和共产党谈判一样，只能麻痹自己而无法约束对方。而纳粹德国在地理上比苏联离英国更近，所以更加危险，根据远交近攻的原则，必须首先清除纳粹，然后才可能清除列宁。与苏联合作，英美的边界在柏林，与纳粹合作，英美的边界只能在大西洋。希特勒必须死去，冷战才能开始。

希特勒的女秘书施罗德在其遗著中回忆道：

［

教会始终是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为他们的目标。”

希特勒完全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伪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大会上他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为50对或100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

施罗德的这段记录使我想起了希特勒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把上帝的东西和恺撒的东西混为一谈了，结果是创造了一套企图用以取代基督教信仰的邪教：纳粹主义。希特勒是一个杰出的演员，他的记忆力与模仿力都是一流的；但是他的反省能力不够，更加缺乏哲学的深度，因此他无法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必死之人的绝对局限。

希特勒完全不能理解宗教的本质，不能理解宗教就是要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寻求“永恒不变”的心理稳定的需要。相反，他基于自己的童年经验，还对基督教充满了偏见。他认为“基督教是基于已持续了2000年的认识之上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圣经童话）使得这一认识杂乱无章且含糊不清。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的认识基础上确定基督教的概念。”（《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的遗著》）殊不知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心理的稳定是必要的；而为了保持心理的稳定，宗教又是必须的；而为了保证宗教的有效，“持续的认识”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希特勒所谓的“神秘主义”、“迷信（圣经童话）”、“杂乱无章且含糊不清”，可能正是心理的有机成分，是不能用科学方法予以破坏的。否则的话，纳粹大屠杀以及随后而至的报复行为，已经为“无宗教”的状态作出了很好的后果展示了──那就是人间地狱。

希特勒女秘书施罗德回忆说：“这个话题是由谈论哥特式建筑风格引起的。希特勒认为这种风格生疏、矫揉造作，因此他不喜欢这种风格。这当然是个人爱好的问题。他大致这样说过：‘为什么一条美丽自然的拱型突然被中断而让其向着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尖处伸展！为什么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尖顶塔楼的内部砌上砖，只可眼见，而却不能接近呢！’他还说：神秘主义起源于哥特式建筑风格时期。建筑物的昏暗对神秘主义的产生以至于发展都起到了推进作用。这个时期充满了昏暗和不真诚。在画家所画的女人像上，腹部是被遮掩着的。假如一位画家没有结过婚，那么他就永远见不到女人的身体。这样，他画的画就可能是错误的、丑恶的。这个时期，迷信和神秘主义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路德曾谋求宗教改革，但他被误解了。因为改革不是一次性的，改革就是连续不断地更新，不能停步不前。改革就是共同前进、共同发展等等。首长完全懂得，宗教问题是很棘手的，一旦发生战争，它就会在内部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感觉到，他对自己能够理智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高兴。”

希特勒经常鼓吹神秘感，但他一点神秘感也没有，完全是一个浅薄的大众明星，除了“生活就是持久的斗争和持久的维持自己的生存”等达尔文主义的教条外，他对哲学与宗教真的是一窍不通。

这种一窍不通的程度还是相当惊人的，据施罗德回忆，希特勒曾经谈到他接待过的印度伯爵、穆斯林领袖阿迦汗，希特勒说这位伯爵时常从他的本国教徒那里得到与他的体重相等重量的黄金，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与阿迦汗的会谈经常引起希特勒的思考。比如，阿迦汗认为，如果查理·马特尔在八世纪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进行的战役中不把阿拉伯人击退，对欧洲来说，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假如是这样，整个欧洲就变成了穆斯林世界，欧洲就可以保持明智，人民就能够和平地在这个大陆上共同生活。阿迦汗对欧洲的现状进行过思考，希特勒很欣赏他的观点。另外，希特勒还赞成伊斯兰教的一些作法，尤其是不喝酒，不食猪肉并有四旬斋期。凡此种种，离开人们的刻板印象太远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希特勒似乎是个欧洲中心论者，但是他却认为伊斯兰教比较有益。这与希特勒所声称的“保卫西方文明”的口号配合起来看，简直是毫无逻辑的。

不幸的是，希特勒的这种毫无逻辑，却似乎是某种预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果然迅速地伊斯兰教化了。这也许和希特勒先前扮演的自我神化的邪教教主的角色，不无关系。希特勒诱使和迫使全体德国人服从他、崇拜他，这就摧毁了基督教化了两千年时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文明。崇拜活人从来都会带来悲惨的社会结果，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再度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本。

正如希特勒的秘书施罗德后来所反省到的那样：“希特勒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他声称人死了其作用也结束了，当别人说起人死后能在更好的彼世继续存在时，他嘲笑他们。我常常想，如果他不承认有彼世，那他觉得是谁在召唤他执行人间的使命呢？同样，我也永远理解不了，他何以要在每次演讲结束后向上帝祈祷。我想，如果他这么做，只能这样解释：他只是为了博得第三帝国基督徒们的好感。在这一点上，他仍然在演戏，在演可怕的戏。”

施罗德不知道的是：希特勒的本质在于“模仿列宁”：用种族斗争取代了阶级斗争，用纳粹党取代了共产党。而他本人早期就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组织“士兵委员会”，对红色的极权政治的一切运作都很熟悉，这也是他后来能击败德国共产党并差一点就要了苏联的命的原因所在。希特勒像希特勒的师傅列宁（1919年红色士兵委员会──1923年褐色啤酒馆暴动）和希特勒的师兄斯大林（1933年掌权──1945年覆灭）一样，推行活人崇拜的政教合一，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企图把教会的力量和帝国的力量合而为一。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所创造的，都可以叫做“社会帝国主义”。

但是这种“社会帝国主义”的全面专政和政治邪教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脱离现实。这种脱离现实的原因，就是因为“把上帝的东西和恺撒的东西混为一谈”。由于“把上帝的东西和恺撒的东西混为一谈”，所以这些邪恶的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原罪、局限和必死的命运，反而脱离现实地认为自己可能不朽，从而干下比普通的罪行更加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同时，由于自我神化与活人崇拜，他们通常会假定自己具有超出自己实际具有的非凡能力。例如列宁、斯大林、希特勒都迷信自己可以改变人性，可以创造出一种新人类。这一类的迷信使得他们不顾一切地破坏伦理道德和社会法则，从而使他们的行动如此离奇古怪和悖于常理。其结果，虽然在他们出头露面的早期，造成了一种“社会突袭”的效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因为他们的突袭是建立了在破坏伦理道德与社会法则的基础上，所以必然无法持久。“革命要吞噬自己的儿女”──这些离奇古怪、悖于常理的行动，不仅会吞噬革命者本身，还会进一步消灭革命，从而使得革命者成为反革命。斯大林成为反革命的标志就是杀害自己的同党列夫·托洛茨基，希特勒成为反革命的标志就是杀害自己的同党恩斯特·罗姆。在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邪教教主的最后决斗中，由于得到了英美两国的大力帮助，斯大林胜出而希特勒败北，但这只是在军事上。在政治上，斯大林比希特勒也就多活了十年；而此后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纳粹社会帝国主义，也就多活了不到半个世纪。而且综合起来看，苏联还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比纳粹德国输得更惨、败得更加彻底。这是因为纳粹毕竟还是在和美英苏三大国的对抗中倒下的，而苏联却是在和平竞赛中瓦解的。

苏联和纳粹一样，都是奉行邪教的国家。与列宁、斯大林等现实主义者不同的是，希特勒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敢于和整个世界进行对抗，而永不言败。临终之前他在防空洞里举行了婚礼，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意志”所进行的葬礼，这个戏剧化的权力意志，把这位杰出演员的一生，推向了高潮。希特勒像罗马敌基督的暴君尼禄一样毁灭了，但他的传奇故事却在日益背离上帝的西方世界，四处流窜。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不仅吞噬二次革命的牺牲品，如莫斯科的“大审判”、柏林的“长刀之夜（德语：Nacht der langen Messer）”、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也吞噬了二次革命的发动者，如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使他们变成了独夫民贼，变成了他们一度声称要加以反对的人，变成了超级剥削者、超级压迫者、超级腐败分子。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政治秘密，二十世纪的最大骗局。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一

《“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来龙去脉

屠犹并非希特勒独创，也非基督教使然，早在公元七十年的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一百多万犹太人被杀。

然而人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在罗马帝国改信了源于巴勒斯坦的宗教（基督教）之后，还会继续排犹？是因为基督教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在基督教已经衰微的二十世纪，在个人崇拜的苏联，继续发生更大规模的排犹？在个人崇拜的德国甚至发生更大规模的灭犹？

显然，其中另有深层原因。

据很多人考证，这个原因很可能与犹太人一直梦想建立一种由他们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相关。这种努力和德国的战败，使得反犹主义在一战以后的德国大行其道，结果迫使希特勒这个犹太人也不得不积极反犹太，最终导致大灭绝运动的发生。

犹太人一直梦想建立一种由他们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近代，其证据之一就是卡尔·马克思这个三改其宗犹太人。马克思的爷爷是一个犹太教徒，到他爸爸改宗为一个基督教徒，再到他自己改宗为一个无神论的黑格尔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表面虽然万花筒似地变，却始终不离其真正的宗：梦想建立一种由他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这很像希特勒本人，为了权力简直不择手段，可以放弃一切，甚至灭绝自己的所有亲属。

除了众所周知的、号称“世界公害”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势力，还有一个不那么有名但却影响同样深远的案例，值得一提。那就是《锡安长老会议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第一节操纵二十世纪历史的黑手

锡安长老会议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被称为百年奇书的《操纵二十世纪历史的黑手：锡安长老会绝密纪要》，据说揭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阴谋，并且与当前席卷全世界的“金融海啸”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国内的“海归派”中广为流传。 而该书的中译本，最近在香港出版。

原来这本书是100多年前作者用第一人称书写，以锡安长老的身份在长老会议上向新成员介绍如何掌控世界的具体计划。全书并无严整结构，章节内容并不统一，前后章节也不存在严格顺序，似乎是以时间作划分，每一章内容来自一次会议的记录。

全书共分24章，包括的具体话题有： 

1、用自由主义消灭非集权制政府，用经济集权取代政治集权。

2、用自由主义消灭非集权制政府，用经济集权取代政治集权。

3、传播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尼采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制造社会矛盾，国家对立。

4、建立世界政府，迫使各国让权。

5、引发世界大战，消灭敌对集团。

6、推广普选权，培养愚民群体，以对抗各国精英阶层。

7、通过共济会招笼各国精英，成为代理人。

8、安插民主政府领导人。

9、控制媒体，加大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宣传，使其破坏原有社会秩序，同时使其成为新统治方式的迷雾。

10、控制教育。 

11、用娱乐、色情等分散人们注意。

12、消灭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教，宣传唯物主义，以无神论作为过渡，最后代之以犹太教。

13、通过政府征税削弱各国资本家实力。

14、通过贷款控制各国财政。

15、消灭金本位，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制造经济危机。

16、长老会通过能力推选国王，在全面统治世界之前，国王不会露面，只是在暗中操纵世界。 

许多国家的博物馆藏有希伯来文、俄文、英文和日文等各种版本的图片。最早的版本是由飞利浦·斯捷潘诺夫于1897年第一次印刷出版，当时只是在他的朋友圈中私下流传。尼路斯在1901年以《渺小的伟大》为书名将此公开出版，并在1906年重印。目前大英博物馆收藏有这个最古老的版本。后来有了俄文版，但在苏联时期，《锡安长老会议纪要 》一直是禁书。最初几年，在苏联版图内的任何地方拥有此书即被视为重罪，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从反面说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可能确实与《锡安长老会议纪要》具有密切的关系。

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制度、两类国家是势不两立的，它们不会永远共存，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其结局必然是共产主义全面、彻底的胜利。对资本主义国家要采取颠覆和旨在诋毁其政府和社会制度、蛊惑民心的宣传手段加速其灭亡。挑动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端，削弱其反抗，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是共产主义的堡垒，又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正如后来所表明的，只要新的共产主义国家一出现，它们的内政外交就得由莫斯科施以全面、严格的控制。

而传播最广的《锡安长老会议纪要》英文版本则是英国《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驻俄记者维克多．马斯登（Victor Emile Marsden）的译本。翻译工作完成后没几天，他就突然病倒，匆匆离世。有人怀疑他可能是遭到特工的暗杀。1920年，伦敦出版了第一版《犹太威胁：锡安长老会议纪要》（The Jewish Peril.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这些事件对纳粹主义的崛起不可能没有影响，对希特勒思想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背景之一。

在英国出版《锡安长老会议纪要》的同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对《锡安长老会议纪要》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于1920年在美国发行该书50万本。在他的《得堡独立报》The Dearborn Independent 报上，以《国际犹太势力：世界的首要问题》The International Jew: The World’s Foremost Problem 为题，发表了包括《锡安长老会议纪要》在内的揭露犹太金融势力对各国进行控制的一系列文章。1921年2月，福特在接受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 采访时表示，“对这部《纪要》我只是想说，它符合正在发生的一切。”"The only statement I care to make about the Protocols is that they fit in with what is going on." 

系列文章结集出版后，在德国受到极大欢迎，汽车巨头福特成为尚未出山的希特勒之偶像。希特勒表示，要将福特的理论付诸实践，并仿照福特的T型车，为人民制造汽车。这也是德国大众汽车的由来。

1927年纳粹主义兴起之后，《得堡独立报》受到犹太团体的起诉被迫停刊，福特开始撇清与反犹文章的关系，表示他对报纸内容并不知情。此后在犹太财团的压力下，福特车厂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持续十五年亏本，市场占有率由一战后的百分之六十跌至百分之二十。 

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锡安长老会议纪要》在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反共济会与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也结合起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后，纳粹党将共济会看作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的秘密组织，二战时德国占领区的所有共济会所都被取缔，成员遭到逮捕并被作为政治犯送往集中营，据称有将近十万共济会员在此时被消灭。同时纳粹德国在占领区开始大规模宣传共济会和犹太人的阴谋，如1941年10月22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反共济会大型展览Grand Anti-Masonic Exhibition，主题是“揭开犹太人的共济会和共产主义阴谋，以及隐藏在社会后的一切疾病”unmask the Jewish freemason and communist conspiracy that is behind all the society’s ills。共济会的恶名也在此时达到顶点。 

虽然1921年纽约《时代》杂志刊出Philip Graves的一系列文章，具体分析了《锡安长老会议纪要》，指出其中一些片断来自1864年法国讽刺小说家Maurice Joly创作的讽刺小说《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对话录》Dialogue aux enfers entre Machiavel et Montesquieu，而此后也有众多专家学者将其鉴定为伪作，但是并未阻止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它似乎成功预言了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的逐步实施，以色列开始夺取巴勒斯坦领土，于是当初支持犹太人反对德国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也开始大规模刊行《锡安长老会议纪要》，并且作为历史材料在学校中讲授。直到今天，《纪要》仍然在穆斯林国家中不断再版。而共济会也在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被禁止。

最近的反对共济会的运动发生在英国。1997年在英国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的倡导下，一些政府官员提议颁布一条法令，规定进入公安和司法部门工作的共济会成员必须在任职前向社会公开自己的秘密身份。到1999年，只有威尔士地方议会通过了这条法令。而英国议会则采取自愿原则，不做强制要求。

中文网络的最新评论指出：

《锡安长老会议纪要》全书篇幅不长，包括二十四篇锡安长老会的秘密会议纪要。尽管此书刚问世，犹太人就一直申明说它们是伪作。但一百多年过去了，人类历史所发生的政治悲剧都在在证明：此书披露的“锡安长老会征服世界的密谋”绝非空穴来风。长老们在这些纪要中的密谋，也一一变成了现实！这些难道全部只是一种巧合吗？二十四篇秘密纪要涉及最多的是经济。参照今天的“金融海啸”，只是整个阴谋的第一步。等到各国政府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时，就不得不听命于一个“犹太超级政权”的摆布了。难怪人们充满恐怖说，人类历史正一步步按照当年锡安会长老们精心策划的路线图在沉沦。看到这些一百多年前的文字，你能不感到触目惊心吗？最近，这本百年奇书的中文版《操纵二十世纪史的黑手》已悄然在香港出版。解开黑手之谜后能否找到出路？天晓得呢。

第二节共济会的世界政治体系 

从共济会诞生之初，质疑和反对之声便不绝于耳，最著名的便是天主教会与共济会的世纪战争，罗马教皇高举反共济会的旗帜两百多年，直到今天。这主要是一种宗教矛盾，共济会以犹太密宗喀巴拉Kabbalah整合世界宗教，不可避免地具有反基督Anti-Crist嫌疑，而它领导的启蒙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对天主教的破坏和蚕食最终使两者成为死对头。 

此外，近代西方史上著名的阴谋论也是源自对共济会阴谋的指控。1786年，在德国出现了一本书，名叫《世界政治体系揭秘》Enthüllungen des Systems der Weltbürger-Politik，书的作者Ernst August von G·chhausen（1740–1824）是魏玛市政府官员，他声称共济会、光明会Illuminati和耶稣会士Jesuits在秘密策划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以建立世界政府。三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王室被推翻，国王被处死，似乎验证了书中的预言。1797年，大革命中逃到英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奥古斯丁·巴朗Augustin Barruel出版了《雅各宾主义历史回忆录》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提到秘密的地下社团组织对大革命的操纵，以及对教会的打击。同年苏格兰物理学家约翰·罗伯逊John Robison也发表了《共济会、光明会和读书会阴谋推翻欧洲政府和教会的证据》Proofs of a Conspiracy against all the Religions and Governments of Europe, carried on in the secret meetings of Freemasons, Illuminati and Reading Societies，提出了大革命源自共济会的计划。此后这种理论广泛传播，尤其为教会大力宣传，认为共济会阴谋推翻教会和各国王室，取而代之以民主、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社会体制。这些在当时看作阴谋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简单的历史事实。 

到了19世纪中期，摩根事件Morgan affair引发了美国的反共济会运动Anti-Masonry。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是一名砖瓦匠，他在纽约加入了共济会，然而由于不能升级心怀怨恨，他宣称要在当地报纸上将共济会的秘仪公开。这种背叛行为激怒了共济会，不久当地报社被纵火，摩根也因被告拖欠大笔债务而被捕入狱。 1826年11月11日，一个声称是摩根朋友的人到警察局将摩根保释，并将他带走，从此他便杳无踪迹。摩根的失踪使得事件迅速激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议共济会的运动中来。由于大多数银行家、法官、富商和政客都是共济会成员，这加重了底层民众的不安和忧虑。纽约民众开始集会号召禁止共济会员进入政府系统，运动很快与反杰克逊总统anti-Jackson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因为他也是共济会员。人们建立了反共济会的政党Anti-Masonic political party，并在1828和1832年推选了总统候选人。由于缺乏支持，这个政党不久就消亡了。

但是，共济会的问题却越演越烈，直到现在还是余波荡漾，甚至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有识之士不可不察。

有一篇网文这样写道：

Xiong君从法国回来，对犹太文化甚感兴趣。不日，向我推荐一本书，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犹太人对世界的阴谋规划，中文译名是《锡安长老议定书》，这份文件还被希特勒引用在《我的奋斗》中作为反犹的主要根据之一。大意是共济会（犹太人的秘密宗教组织）为了保护自己的世界性地位，通过控制各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把重要国家的领导人作为他们代理人的方式，来控制整个地球的消长生息。其中怪谈，引人入胜。

这篇网络文章继续写道，引用一位网友对相关的一本书的评价，他很恰切的表达了网文作者的意思：

“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美国政治经济无数决策幕后神秘的力量究竟是来自何方？究竟是要达到何目的？ 

看了《金融超限战》，以及米尔斯海默，以及其他一些专家的评述，感觉有些眉目。特别是对于共济会等秘密组织的资料在查询中发现细节很多很有意思。这本书作者的资料组合比较凌乱，写作构思也过于粗疏，但观察事物本质的悟性是可以的。 

建议大家认真的研究《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这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谓揭露的犹太人阴谋，真的是无中生有吗？只要读过，就会惊讶我们世界的运行轨道正如此契合。 

我们所处的世界远比我们能感知的危险得多。当然，国人中懵然无知，嘲笑讥讽宋鸿兵先生等的大有人在，看书琢磨观点，不人云亦云是对的，但过于自信限于自己学识判断大作井底之蛙的也实在是不乏。 

波普尔说：瞬间的洞察，有时需要毕生的经验。”

这篇网络文章还附有《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节选如下：

1（6）政治自由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必须了解如何使用这种理想以吸引大批追随者建立党派并去削弱对手的权威。如果对手也拥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话就更容易了，这样就迫使他交出权力。这样政府被迫退出的领域立刻就将被新的权力掌控。

1（7）这个新的权力就是黄金。……

1（25）退回到从前，我们是最早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这些套话被那些愚蠢的鹦鹉重复了无数次，他们被这香饵吸引最终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体制，丧失了真正的自由。那些非犹太人（Goyim）中所谓的智者沉于迷梦，无法了解自然法则根本不存在什么平等和自由。……

1（26）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充斥着“自由、平等、博爱”，感谢那些无知的代理人替我们摇旗呐喊。这些口号就像溃疡一样在非犹太人社会肌体上扩散，所到之处终止一切和平和团结，摧毁国家体系。这将是我们的王牌──摧毁一切贵族政体，代之 以我们教育出来的建立在金钱上的新贵。这个新贵阶层的资格将以财富和教育水平衡量，而财富和教育则掌握在我们手中。

2（5）在当今世界有一种在人群中推动思想运动的重要力量，这就是媒体。媒体的作用是提出要求，发出民众的抱怨，表达不满。只有通过媒体，自由言论才能道成肉身。但非犹太人的政府还不懂得如何利用这一力量，而我们则掌握了它。通过媒体 我们对社会保持了强大影响力，而我们却一直躲在暗处。……

3（7）我们的权力建立在长期的食物短缺和工人的瘦弱上……饥饿使资本对工人统治具有比国王的权威更大的保障。

3（11）我们将要制造经济危机使交易和生产停止，从而引发仇恨。我们将要通过各种隐秘手段，通过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的黄金的帮助制造普遍的经济危机，将欧洲所有国家的工人同时抛上街成为暴民，这些暴民将摧毁一切对此一无所知的人。

3（12）这对我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因为我们已早有防备。

3（14）……记得法国革命吗，是我们给它前面加上了“大”字，全部的秘密准备都是经我们手中完成的。

3（16）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性力量是隐形的，一旦我们遭到某国攻击，便可得到他国支援。……

4（2）谁创造了这股看不见的势力，是我们。非犹太人的共济会组织作为我们的掩护，使人们对我们的存在则一无所知。

4（3）……信仰会使人服从宗教组织，服从上帝的安排。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摧毁一切信仰，剔除非犹太人脑中的上帝观念，取而代之以科学理性和物质需要。

4（5）竞争和经济生活将创造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这个社会对上层政治和宗教不感兴趣。它唯一的目标是利润，也就是黄金，从而形成对物质和享乐的崇拜。……

5（6）……所有国家机器都依赖引擎运转，而这引擎就在我们手里，这就是黄金。由我们长老发明的政治经济学很早就将桂冠授予了资本。

5（7）资本必须能自由地垄断工业和商业，这已经通过我们的手在世界范围实施了。……

5（7）……我们要提高工人的工资，同时再以农业衰退为借口提高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我们将逐步破坏农业和资源，逐步从地球上消灭非犹太人。

7（3）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我们就发动战争。如果他们敢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就发动世界大战。

7（6）如果有欧洲国家反对我们，我们就用恐怖手段显示力量，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我们就资助美国或日本或中国消灭他们。

8（1）……我们的董事会将聚集一群代理人为它工作，包括出版商、法官、经理、外交官等，最重要的是一些在我们的特别学校中接受过特殊教育的人，他们熟知社会背后运作的秘密规则，知道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8（2）我们将用一群经济学家辅助政府。全部银行家、工业家和资本家都聚集在我们周围。……

9（2）……现在，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那只是在我们的控制下的一种形式，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反犹运动以帮助我们获取对整个犹太民族的控制权。我不想对此作进一步说明，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内部也引起了反复争论。

9（4）我们在所有教义、主义中都有代理人，君主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等等。我们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扰乱人们的思想，制造混乱，让所有的政府都倍受折磨，只有他们将权力交给我们的国际政府我们才给他们和平。

10（4）……选举，我们发明的工具，将使我们坐上世界的王位。我们要教育世界上哪怕最小的团体，都以聚会投票的方式决定问题，这将帮助我们达到目的。……

10（5）为此，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人不分阶级和身份的选举权，这样就可以建立远超 过少数有较好修养和思考能力的富裕阶层的绝对多数优势。我们要摧毁非犹太人的家庭观念和传统价值，让他们失去独立思考能力。这样我们培养出一个无知的强大 力量，通过我们的代理人作为领袖对它进行引导。

10（6）……我们会审理政府发布的提案，但不会干扰它的发布过程。通过多次的投票讨论等过程将使人无法联想到其出自密谋的事实。

10（9）当我们将自由主义的毒药引入一个集权国家的有机体时，它便中毒了，等待它的只死亡。

10（10）自由主义建立了宪政国家，取代了唯一能保护非犹太民族的集权国家。而 宪政，不过是一个不同声音的大杂烩，充满了争吵、曲解，无穷无尽的政党斗争，一句话，消耗国家力量的一切东西。……共和体制建立后，我们就从傀儡或奴隶中 选一个总统作为政府首脑，这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政治模式。

12（4）没有一个声音能不通过我们的控制到达社会，为众人所知。……

13（3）……我们要通过娱乐、运动、色情等来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的媒体将开始推动艺术、运动以及各个领域的竞赛，使他们沉迷于此。……

14（4）我们的哲学家将会讨论非犹太民族的一切思想文化的缺欠。但决不会触及我们信仰的实质，也没有人胆敢揭露它。

14（5）打着启蒙和现代的旗号，我们将推广一种低俗下流的文学样式。……

15（3）……到目前为止，除了罗马教皇之外，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沙皇俄国，……

15（4）我们将在世界范围建立和扩大共济会组织，将各国精英纳入其中，并通过其 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所有这些共济会分支都将由一个中心机构管理，这只有我们才知道，也是由我们的长老组成。我们通过共济会组织将所有自由和革命因素结合起 来。我们的政治密谋将通过它们付诸实施。我们还要将国际和国内的警察系统代理人纳入共济会……

20（1）今天我们要谈谈经济计划，这也是我们计划的核心。我从前曾说过，我们的全部行动不过是个数字问题。

20（5）对穷人征税是革命爆发的原因，这种丢西瓜捡芝麻的行为有害无益。与此相对，对富人征税能够有效减少私人手中的资本，并且使它们流到我们手中，给与我们超越政府财政的能力。

20（7）资本家必须交出他们的一部分财富以确保国家机器的运作。国家的税收主要由富人来承担。

20（8）这样可以减少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因为他们看到，是富人支付了维持国家运行的绝大部分财富。 

20（9）为了防止富人的不满，这些税收的用途将全部公开，除了一部分用于我们机构的运作。

20（20）我们将通过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来在非犹太人社会中制造经济危机。大资本 停止了流动，并将钱从国家收回，而政府正是一直靠它们的贷款运作的。这些贷款以及高额利息沉重地压在政府财政头上，使政府成为大资本的奴隶……大资本将工 业集中在手中，将榨干所有人和所有国家……

20（21）当前的货币发行量与实际需求并不相符，因此不会令底层人民满意。货币发行量应与人口数量包括儿童相符，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就应被算作货币消费者。货币发行量的调整是一个客观问题。 

20（22）你们已经看到金本位对采纳它的国家所造成的破坏，因为它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货币的需求，原因是我们在尽可能将黄金从流通体系中剔除。

20（27）我们对于非犹太人政府的财政改革计划是，让他们每年增加财政预算。通过不断追加预算，他们的政府将债台高筑，以至于破产。

20（29）各种债务不断弱化政府，它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政府领导人头上。他们已无法增收临时税款，只能向我们的银行家乞讨。国际债务就像水蛭一样依附在政府身上，然而它们仍乐于此道，直到失血而亡。

20（30）……如果贷款以5%的利率，二十年后利息将与本金持平，四十年后则超过一倍，六十年后超过三倍，而此时债务仍然没有被清偿。

20（31）这样政府就必须从穷人手中搜刮最后一分钱以偿还贷款。

20（32）如果债务只存在于一国之内，那么财富不过是从本国的穷人手中流到富人手中。如果能够向世界放债，那么各国的财富就会源源不绝地流入我们的钱匣子。

21（2）我们将通过行贿等手段不断地借钱给政府，即便他们并不需要。……

21（4）这样就产生了无法偿还的债务。甚至必须通过再借钱以支付利息。这样债务就越滚越大，到最后他们只能偿还利息，而永远无法偿清债务。

22（2）我们手中掌控着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权力──黄金。只需要两天时间，我们就能从库房提出所需的任何数量的黄金。 

24（3）大卫王的子孙将通过能力来产生国王和继承人，这个政治系统将藏在暗处不为人知。……

24（5）继承人如果显出软弱、优柔等缺点便不被允许登上王位。

24（6）只有那些坚定、冷酷的继承人才能从我们长老的手中接过权力。

24（7）如果王由于生病或意志薄弱而丧失能力则必须交出王位。

24（9）只有王及其身边的三个辅佐知道未来的具体计划。

24（14）犹太王必须不能被情感所支配，特别是情欲。他不应使性格的任何一部分受到低级的本能支配。情欲是所有扰乱理智、引发人类野蛮本性的恶德中之最恶者。

［

该书又译为《锡安长老议定书》或《锡安贤士议定书》：英文版全文

http://www.jewwatch.com/jew-references-protocols-full-text-folder.html#TABLE%20OF%20CONTENTS 

］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就会承认上述文件不论来源到底为何，都对后来兴起的布尔什维克的独裁主义、纳粹分子的个人崇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余波至今仍在，而且可能再度执掌世界主流。

第三节共济会与犹太人

最早将共济会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20世纪初俄国出版的《锡安长老会议纪要》（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内容是一群犹太锡安长老阴谋夺取世界政权、控制全体人类的秘密会议纪要。这是至今为止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文献，也是当今几乎所有阴谋理论的始祖文件。 

1903年8月27到9月7日圣彼得堡的旗帜报Znamya（Знамя）连载了一系列文章，题目叫做《犹太人控制世界的计划》。而报中称这份文件的原题叫做《共济会与锡安长老会世界联盟会议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Alliance of Freemasons and of the Sages of Zion）。

对于锡安隐修会的存在和所开展的活动，人们找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19世纪末期的一份文件。人们所研究的这份文件非常著名，但是它作为隐修会活动证据的可靠性并没有得到公认。相反，它总是被认为与更加邪恶的事物有关联。它在近现代历史上臭名昭著，直到今天还能引发人们强烈的情绪震撼、深切的敌意和沉痛的回忆。很多作家都乐于描写这些痛苦并公之于众。就是这份文件，加深了人类的偏见与痛苦。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对它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这份文件是被恶意利用了的话，那么认为“人们因为研究它而相信它”的这种偏见，也是对研究者们的严重误解。

拉斯普丁在沙皇尼古拉斯和亚历山大朝廷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们或多或少都知道一点。但是，人们所不知道的是，远在拉斯普丁之前，俄罗斯皇室就存在颇有势力甚至称得上强大的秘教团体。1890年代和20世纪初，以蒙西尔·菲力普及其导师为核心的秘密团体成立。其中菲力普的导师定期前往圣彼得堡觐见沙皇，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被称为帕普斯的人。他是法兰西的秘教分子，与朱尔·杜瓦内尔（朗格多克的新清洁派教会的创立人）、佩拉丹（据称是“发现耶稣陵墓”的人，其实耶稣复活升天是没有坟墓的）、埃玛·卡尔夫以及克劳德·德彪西都有联系。总之，19世纪晚期“法国的秘教复兴”运动不仅在圣彼得堡得到传播，而且其领军人物更是作为沙皇和皇后的知己，享受到了优越的地位和待遇。

但是，帕普斯和蒙西尔·菲力普的秘密团体受到了其他强权利益者的敌视，比如伊丽莎白大公夫人，她一心想在沙皇身边安插自己的亲信，其中之一就是谢尔盖·尼留斯。

《圣血与圣杯》（作者：[英]亨利·林肯 [美]理查德·利 [新]迈克尔·贝金特）一书曾经指出，1903年前后，尼留斯向沙皇进献了一个极有争议性的文件，它可能是一起危险阴谋的关键证据。但是，尼留斯若想以揭露此事而向沙皇邀功请赏的话，他可打错了如意算盘。沙皇宣布这份文件是蓄意捏造、子虚乌有的，并下令把这份文件的所有复制件统统销毁。尼留斯也丢了乌纱，被沙皇一纸诏书扫地出门。

当然，这份文件或者它的一份复制件还是被保存了下来。1903年，一家报纸以分期连载的方式公开了这份文件，但是公众却似乎对它没什么兴趣。1905年，这份文件作为一位著名的秘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罗维奥夫的著作附录再次出版。直到这时，这份文件才开始受到世人关注。后来，它成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献之一，对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形成，至关重要。特别考虑到，希特勒自学成才，知识很不系统，零敲碎打的道听途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5年，俄国神学家瑟尔基·尼路斯（Sergei Alexandrovich Nilus）的《渺小中的伟大，即将到来的反基督政治可能性。一个东正教信徒的笔记》（The Great within the Small and Antichrist, an Imminent Political Possibility. Notes of an Orthodox Believer）一书中，将其编入最后一章作为该书的第二版发表。他并宣称，这本草案来自1897年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锡安主义者大会（First Zionist Congress）。新上任的俄国首相斯托雷平（Pyotr Arkadyevich Stolypin）为此成立了一个秘密调查委员会，结论和沙皇本人的早先看法十分接近，认为《锡安长老会议纪要》文件内容最早来自1897至1898年巴黎的反犹团体。然而至今并未发现原稿。由于材料来源不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查禁了这本书。然而1906年锡安长老草案的单行本在圣彼得堡被俄罗斯人民联盟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以《人类的敌人》为题出版，并且迅速在俄国传播开。 

1912年版包含《锡安长老会议纪要》的《渺小中的伟大》封面，画着各种犹太秘仪标志。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似乎验证了《纪要》的预言，尤其是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中，犹太人占了大多数，最著名的如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之后的俄国内战中，白军也将其作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宣传工具。在此时《纪要》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传遍欧洲。最早的英语版摘要出现在1919年美国费城的《公众纪录报》Public Ledger上，一位美国记者（Carl William Ackerman在10月27日和10月28日两篇文章中摘录了《锡安长老会议纪要》的部分章节，然而题目换成了“红色圣经”，草案中所有出现“犹太人”的地方全部被“布尔什维克”代替，《锡安长老会纪要》变成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世界”的计划。

受到质疑的这份文件是一本小册子，或者更严格的说，是一份谣传中的社会政治计划书。它以各种略有差别的名称流传，而最普遍的名称则是《锡安长老议定书》。据称它来自于犹太人。对于当时很多反犹太分子来说，这份议定书无疑是“犹太人国际阴谋”的有力证据。1919年，它被分发给白俄军队的士兵，这些士兵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屠杀了六万名犹太人，这些遇害的犹太人被指控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主要煽动者。1919年，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也四处散布这份文件，他就是后来德国纳粹党的首席种族主义理论家和宣传者。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利用了《锡安长老议定书》作为他种族偏见的佐证，毫不怀疑这份文件是否真实可靠。在英格兰，议定书立刻被《晨邮报》承认为真实可靠的文献，《泰晤士报》在1921年也对它信以为真。

今天的专家学者对此缺乏一致意见，但是认为现存的《锡安长老议定书》这个文本，并非犹太人秘密会议的原始文件。尽管如此，它还是作为反犹太主义的宣传工具，在拉丁美洲、在西班牙甚至在英国四处传播。

《锡安长老议定书》概要地规划了一份统治世界的蓝图。起初读来，它似乎是一群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决心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行动计划，但内容有点类似于办公室备忘录。议定书鼓吹一个多管齐下的阴谋，旨在制造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颠覆某些现存的政权，渗入共济会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内部，最终实现对西方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部门的绝对控制。《锡安长老议定书》的匿名作者们明确宣称，几百年来，他们“根据一项有史以来无人可以想象的政治蓝图”而“掌控”了所有的民族。

对于现代读者而言，这份议定书似乎是由某个虚构的组织设计出来的，像伊恩·弗莱明的小说中詹姆士·邦德的敌人“鬼怪”那样的组织。但是，当议定书首次出版的时候，它却被认为是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犹太教大会上起草的。这一推断早已被证明是一种谬论。举例来说，议定书最早的复制件所用的语言是法语，而1897年那次大会没有一位代表是来自说法语国家。除此之外，早在1884年就流传着一份议定书的复制件，比1897年大会的召开早了整整13年。1884年版的议定书现身于某个共济会支部的会员之手，帕普斯也属于这个组织，他后来成为共济会的总大师。而且，该支部也是欧玛斯这个名称首次出现的地方。欧玛斯是一位埃及圣人，他曾经把基督教传说与异教传统相结合，创立了“玫瑰十字会”。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事实上作为出版物的议定书至少某些部分有1864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一部讽刺作品的影子。这部作品是由一个叫莫里斯·乔利的人写的，旨在攻击拿破仑三世。此人最终锒铛入狱。据说乔利是玫瑰十字会会员。不管这一点是否属实，但这个人的确是维克多·雨果的朋友，而雨果和乔利一样憎恶拿破仑三世，他也是“玫瑰十字会”会员。

因此，这一点可以作为重要的证据，说明议定书不是在1897年的巴塞尔世界犹太教大会上起草的。那么，问题在于，这份议定书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而产生的呢？现代学者因议定书是彻头彻尾的假文件而放弃了对它的研究，认为这完全是由反犹太势力为诋毁犹太教的声誉而蓄意栽赃。不过，议定书的内容本身就是对这个结论的有利反证。举例来说，议定书引用了许多晦涩难懂、不属于犹太教的资料。这一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认人觉得不太可能是有人刻意捏造的。没有哪一个反犹太分子如此缺乏常识，编出与犹太教无关的资料来诋毁犹太教。因为谁也不会相信这些资料是来源于犹太教。

举例来说，议定书文本的末尾只有一句话：“第33级锡安会全体代表署名”。

一个反犹的造假分子为什么要捏造这样的署名呢？为什么不使所有犹太人负罪，而仅仅控告“第33级锡安会全体代表”这一小部分犹太人呢？为什么不声称这份文件是“国际犹太教大会全体代表署名”呢？实际上，“第33级锡安会全体代表”几乎与犹太教无关，与“犹太人国际阴谋”也无关。如果说与什么有关的话，那似乎是与共济会有关。而共济会的第33级正是所谓的“古老的公认的苏格兰会”，它神秘地产生于18世纪中期，来源于法国共济会。

议定书还包含了更加罪恶昭彰不同寻常的内容。举例来说，议定书文本中反复提到了“共济会王国”的到来，以及即将统治这个王国的“锡安山血脉的国王”。它还指出，这个国王将会出自“大卫王的皇室血统”。它强调，“犹太人的王将成为真正的教皇”和“国际教堂的教长”。它还以更隐秘的方式论断：“大卫王的后代中将出现君王和王位的继承人……只有君王本人和他身边的三位守护者才知道即将到来的事。”

作为对犹太教思想的表达，以上表述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都显然是无稽之谈。自《圣经》时代起，犹太人的传统里就不再有君王，君王统治与犹太教毫不相关。君王这个概念，无论是对1897年的犹太人，还是对今天的犹太人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哪个造假者会对这么明显的事实一无所知。事实上，上述引用的资料显得与基督教而不是犹太教的关系更密切。如果有人要捏造一份文件并把它说成是犹太人的阴谋的话，他为什么要使用如此明显的基督教语言呢？为什么要如此具体确定的使用“教皇”这个特定的、独一无二的基督教概念呢？他为什么要说“国际教堂”，而不说“国际‘犹太’会堂”或者“国际神殿”呢？为什么要晦涩地引用“君王和他身边的三个守护者”的典故呢？这个“守护者”的典故既不像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而与约翰·瓦伦丁·安德烈亚和查尔斯·诺迪埃所参与的秘密团体更加有关。如果这份议定书仅仅是某个反犹太分子为达到宣传目的而捏造出来的话，那也很难想象这个捏造者会如此愚昧无知，如此孤陋寡闻。

在长期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我们对《锡安长老议定书》得出了以下结论：

①公开出版的议定书文本有一份原始文本。这份原始文本不是捏造的，而是一份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份原始文献与犹太教或所谓“犹太人国际阴谋”没有任何关系。它更有可能来源于某个共济会组织或某个与共济会有关且使用“锡安”这个词的秘密团体。

②公开出版的议定书的原始文本文字并非具有煽动性、挑衅性。但是，它可能真的包含一个计划，其目标是夺取权势、渗入共济会组织，全面控制社会、政治、经济各部门。这样的计划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秘密团体的目标非常一致，与圣体会、安德烈亚和诺迪埃的组织也很相似。

③公开出版的议定书的原始文本落入了谢尔盖·尼留斯之手。尼留斯起初并没有诋毁犹太教的意图。与此相反，他把这份文件交给沙皇是为了陷害沙皇朝廷中像帕普斯、蒙西尔·菲力普和其他秘教团体的人。在把文件呈上去之前，可以肯定尼留斯曾经修改过文件的语言，使它在措词上比原本更加恶毒、更有煽动性。而尼留斯被沙皇一脚踢开之时，出版的是被尼留斯篡改过的文件版本。被篡改议定书没有达到陷害帕普斯和蒙西尔·菲力普的首要目标，但或许达到了另一个目标，即培育反犹太主义。因为虽然尼留斯的首要打击目标是帕普斯和蒙西尔·菲力普，但他同时也很敌视犹太教。

④因此，公开出版的议定书并不完全是伪造品，但却是被严重篡改的版本。不过，尽管已被篡改，出版文本中还是能够辨认出原始版本的一些痕迹，比如在羊皮纸卷中和在《圣经》引文中。这些保留下来的痕迹（如它所提到君王、教皇、国际教堂、锡安概念）对尼留斯来说很可能没有任何意义。这些概念当然不可能是尼留斯自己发明的。如果文本里本来就有这些字眼，以尼留斯的无知，他完全没有理由删掉它们。如果这些原始版本中的字句与犹太教无关，那么它们极有可能和某个秘密团体有关。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我们发现这个文件曾经是、现在依然是锡安隐修会的最重要文献。

第四节《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君王”

《圣血与圣杯》（作者：[英]亨利·林肯 [美]理查德·利 [新]迈克尔·贝金特）一书还指出：

1873年左右建立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这个组织可以很好地解释《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中耐人寻味地提到的“君王”。

我们进行独立研究的同时，不断有新发现的《隐修会文卷》浮出水面。其中有一部分是私人印本（如《秘密卷宗》，原本是小范围传播的），通过在法国一些朋友的办事机构或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帮助，我们才得以接触到。其他的新文献都是以书籍形式首次公开出版发行。

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19世纪晚期的一些新资料，尤其是关于贝朗热·索尼埃的资料。这些“新”资料显示，索尼埃在他的教堂里所发现的那些关系重大羊皮纸，并非事出偶然。据说他是得到锡安隐修会秘密使者的指示才找到那些羊皮纸的。那些密使曾造访索尼埃的雷恩堡，并任命索尼埃为他们的总务官。据说1916年年底，索尼埃曾与隐修会的密使不和，还发生过口角。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索尼埃神父1917年1月的死因就远比大众所了解的更加阴险可。索尼埃去世的十天之前，他的健康状况还很不错。但还是这个时候却有人冒用他的名义定做了一口棺木。这口棺木的交货日期是1917年1月12日，收货人是索尼埃的心腹和管家玛丽·德纳尔诺。

更新近、更权威的“隐修会”资料使索尼埃的故事更加详实，至少部分证实了以上的说法。根据这些新资料，索尼埃本人不过是隐修会的一个小小爪牙，他在雷恩堡之谜中扮演的角色被大大夸张了。这座山庄所发生的一切，背后真正的操纵者据说就是索尼埃的朋友亨利·布代，邻近雷恩湖村的神父。

据说布代神父向索尼埃提供了他所需的一切资金，1887-1915年间共计1300万法郎。而且布代对索尼埃进行的各项计划予以指导，那些公共工程，如贝塔尼亚山庄和抹大拉塔的修建。除此之外，他还监督了雷恩堡教堂的重建工程，设计了索尼埃的那幅令人费解的十字架图，作为他本人的一部神秘书册的图解版或者可视版。

根据新近出版的《隐修会文卷》，索尼埃对于他所守护的真正秘密毫不知情，直到1915年3月，布代神父感到大限将至，才把这个秘密托付于他。根据同一文献，索尼埃的管家玛丽·德纳尔诺实际上是布代的手下。正是通过她，布代神父才得以向索尼埃传达命令和指示。也正是通过她，布代神父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资助才能支付出去。1885-1901年间，布代神父向卡尔卡松主教共支付了7,655,250法郎。这位主教出钱让索尼埃带着羊皮纸前往巴黎。这位主教似乎也是为布代办事的核心人物。一位身居要职的主教竟然是穷乡僻壤里一个卑微神父的仆人？这种情况显然不合情理。那么，布代神父何许人也？他又是在为谁卖命？他所代表的是谁的利益？是什么势力能赋予他如此力量而左右逢源，甚至连他的上级都对此缄口不言？又是谁向他提供了如此巨额的经济来源供他大肆花销呢？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明确的回答。但答案却隐若可见，那就是锡安隐修会。

另一部新出版的作品对解答这个问题有所启示。像以往的著作一样，这本书似乎也使用了“独家信息来源”。这就是让·吕克·肖梅伊写的《金三角的宝藏》，出版于1979年。肖梅伊认为，与雷恩堡之谜有关的许多神职人员，索尼埃、布代，很可能还有其他人如奥费和奥费在圣叙尔比斯的叔父以及卡尔卡松主教──都与共济会的“苏格兰分会”有关。肖梅伊称这个组织与其他的共济会组织不同，它是隐秘的“基督贵族组织”。简而言之，它不像共济会的其他分会那样主要是由自由思想者和无神论者组成。相反，它似乎有很深厚的宗教、秘教传统，强调神圣的社会和政治等级，强调神圣的秩序以及基本的自然法则。而且，根据肖梅伊的说法，这个组织的上层人士就是锡安隐修会的下层人员。

在我们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了一个正如肖梅伊所描述的这种共济会组织。事实上肖梅伊的描述完全可以套用于查尔斯·拉德克利夫及其同事所介绍的原“苏格兰分会”。拉德克利夫和肖梅伊所描述的共济会组织虽然受到了教皇的谴责，但对于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不管是18世纪的詹姆士二世党徒还是19世纪的法国牧师。罗马教廷对于这两个组织也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尽管如此，两个组织的参与者都坚持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有关证据表明，他们似乎还接受了一场重大的且令人兴奋的信仰灌输，这种灌输使他们能够把自己当作比教皇更纯正的基督徒。

虽然肖梅伊的论述还有一些模糊不清、闪烁其词，他却强烈暗示了1914年以前布代和索尼埃所属的共济会组织与另一个秘教组织进行了合并，这个组织可以很好地解释《锡安长老议定书》中耐人寻味地提到的“君王”，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个组织背后的真正掌控者也是锡安隐修会的话，就更能解释了。

这个组织被称作“黄金谷隐修会”，这也许是那个一再出现的地点──奥法勒（The Hieron du Vald′Or）的另一种说法。1873年左右建立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它似乎与同时代的其他秘教团体有很多共同之处。譬如，它们都强调某种神圣的几何图案以及很多神圣的地方。它们都坚持神话符号中有某种神秘的或诺斯替性质的真理。人类、种族、语言和符号都起源于某种先天的力量，就像通神论所讲的一样。除此之外，与当时许多其他组织和团体一样，这个组织既是“基督教”的，也是“跨基督教”的。它强调圣心的重要性，却把圣心与其他前基督教时代的象征符号联系在一起。像传说中欧玛斯的做法那样，它试图融合基督教和异教的神秘传说。它还赋予了德鲁伊教教义（德鲁伊教向人们传扬灵魂不灭及轮回转世的教义）以特别重要的意义。像许多现代专家一样，这个组织把德鲁伊教思想部分地看作毕达哥拉斯式的学说。所有这些主题都在索尼埃之友亨利·布代神父的著作中略有涉及。

“黄金谷隐修会”由于具有肖梅伊所称的“秘教地缘政治”和“总督治下的世界秩序”而被证明与我们的研究目标有关。用更世俗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要在19世纪的欧洲建立一个新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是一个经过改革而复兴的新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团结一切民族的世俗国家，它建立在精神信仰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任何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之上。和先前的神圣罗马帝国不同，新神圣罗马帝国将完全是“神圣的”，完全是“罗马的”，将会是真正的“帝国”，尽管这几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与传统习俗中的定义可能大相径庭。这个国家的建立将使一个数百年来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王国”的梦想变成现实，它将是宇宙秩序与和谐在人间的反映。它将实现古老的神秘预言：“天上有的，人间必有。”尽管这并非完全是乌托邦式的或天真幼稚的梦想，但至少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遥不可及。

肖梅伊指出，“黄金谷隐修会”的目标是：

建立一个神权国家，在这里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过是省，它们的领导人不过是地方总督，服务于由精英组成的世界宗教政府。对于欧洲而言，这个伟大君王的政权包含了教皇和帝王、梵蒂冈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双重权威，而哈布斯堡王朝素来是梵蒂冈的左膀右臂。

当然，直到19世纪，哈布斯堡一直都是洛林家族的代名词。这样一来“伟大君王”这一概念就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相吻合了。至少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锡安长老议定书》所规划的君王统治蓝图。同时，这个伟大设想的实现也必将给现存的世界带来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举例来说，梵蒂冈非常有可能不再是当时的罗马教廷。而且哈布斯堡家族也很有可能不仅仅是帝国的首脑。实际上，他们已演变成了政教合一的神权王朝，就像古埃及的法老王朝一样。或者像基督教时代到来前夕犹太人所预言的救世主弥赛亚一样。

肖梅伊并没有清楚地指出哈布斯堡家族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卷入了这些野心勃勃的秘密计划。然而，包括哈布斯堡大公对雷恩堡的访问在内的大量证据，似乎表明至少有这种可能。但不管正在进行的是什么计划，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次大战以及某些其他因素将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势剥夺了。

正如肖梅伊所指出的，“黄金谷隐修会”的目标，或者说是锡安隐修会的目标，在我们所发现的背景资料来看，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这些目标给《锡安长老议定书》的研究也带来了新的曙光。它们与各种秘密团体所宣称的目标相一致，包括查尔斯·拉德克利夫和查尔斯·诺迪埃参与的那些团体。最为重要的是，它们符合我们所发现的洛林家族几个世纪孜孜以求的政治图谋。

但是，如果“黄金谷隐修会”的目标在逻辑上成立，它们在现实政治上却说不通。我们不明白，哈布斯堡家族到底凭什么声称自己有权利来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王朝呢？除非他们获得了压倒性的民众支持，这种权利绝不可能与法国的共和政府相抗衡，更不用说与当时统治俄罗斯、德意志和英国的王室一决高低了。而且，这种必要的民众支持又是如何取得的呢？

在19世纪的政治现实中，这样一个计划虽然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我们看来完全是荒唐透顶的。或许，我们曲解了黄金谷隐修会；或许，黄金谷隐修会的成员压根儿就是一群纯粹的疯子。

在我们取得进一步的资料之前，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搁置这个问题了。与此同时，我们把研究的主攻方向转移到了现在，我们想弄清楚锡安隐修会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不久我们就发现，它的确还存在。它的成员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在20世纪的战后时代，依然在追寻一个与19世纪时“黄金谷隐修会”的目标在本质上非常相似的计划。

第五节 锡安隐修会日益强大

《圣血与圣杯》（作者：[英]亨利·林肯 [美]理查德·利 [新]迈克尔·贝金特）一书继续指出：

◎“锡安隐修会”是一个在法国警察局正式注册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人是如何用杜撰的或子虚乌有的地址成功地向警方注册的呢？根据1956年后的章程，锡安隐修会的会员总数达到了9841人，会员等级也从七个扩大到了九个等级。

◎到20世纪70年代初，锡安隐修会已经在法国某些人群中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话题。锡安隐修会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研究都表明锡安隐修会过去握有实权并卷入了许多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其真实面目的冰山一角。

《法国政府公报》（French Journal Officiel）是一份由政府出版的周刊。法国所有团体、会社和组织的成立都必须在该刊物上发表声明。其中在1956年7月20日出版的《法国政府公报》（总第167期），刊登了这样的内容：

“1956年6月25日。锡安隐修会向圣朱利安·昂日内奥瓦专区声明。组织目标：研究与成员互助。总部所在地：萨瓦省阿讷马斯市苏茨·卡桑。”

“锡安隐修会”是一个在法国警察局正式注册的组织。不管怎么说，这似乎就是它在当今时代存在的确凿无疑的证据了，但我们觉得有些蹊跷的是，这样一个差不多有几百年历史的秘密会社竟然明目张胆地张扬自己。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在法国所有的“黄页”中都找不到锡安隐修会的电话。它所公开的地址也过于模糊，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任何具体的办公室、具体的房子、大楼，甚至连具体的街道也找不到。而当我们致电圣朱利安·昂日内奥瓦专区时，他们也无能为力。对方还表示，已经有无数人向他们询问，都筋疲力尽无功而返了。他们也提供不了更多的信息。就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来说，其地址是根本找不到的。如果没有别的因素，我们也就此罢手了。在调查过程中有一点让我们十分好奇，这个组织的人是如何用杜撰的或子虚乌有的地址成功地向警方注册的呢？而且，他们又是怎样逃脱了这件事的相关后果和警方对此事的追查的呢？警方真的像人们传言的那样冷漠懈怠、漫不经心吗？还是锡安隐修会取得了警方的合作与默许？

在我们的要求下，专区政府向我们提供了声称是“锡安隐修会章程”的副本。这个章程共有21条，既无引起争议的事由，也无特别启发人的内容。举例来说，它并没有清楚地阐明这个组织的活动目标，也没有对该组织可能的影响范围、成员组成、资金来源做出任何说明。总体看来，这份文件更像是敷衍了事的官样文章，同时也加深了我们的困惑。譬如说，一方面，这份章程声称，申请入会不受语言、社会出身、阶层或政治信仰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它又规定所有年满21岁的天主教徒都可获得候选人资格。诚然，这份章程看上去大体上出自某个虔诚的甚至是狂热的天主教组织之手。然而，就迄今我们所能追溯到的锡安隐修会总大师及其所从事的活动而言，没有证明他们有什么正统的天主教信仰。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几乎与这份章程同时出版的现代《隐修会文卷》大都更多的是隐逸派取向，甚至是诺斯替异端教取向，而不是天主教取向。这种矛盾似乎难以理喻，除非锡安隐修会也像圣殿骑士团或圣体会那样，需要天主教作为公开活动的先决条件，而在组织内部却暗渡陈仓。无论如何，与圣殿骑士团和圣体会一样，锡安隐修会显然需要会员一种本质上的绝对服从，包括服从它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世俗义务。根据章程第7条的规定，“申请人必须舍弃个体性，以致力于为更高的道德使命服务。”

这份章程进一步宣称，锡安隐修会还以以下别称开展活动：天主教原则骑士团与独立传统主义者联盟（Chivalry of Catholic Rul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and Traditionist Union）。这个名称法文缩写为CIRCUIT,1章程规定这也是该组织的会刊名称。这份会刊为内部发行，在会员内发行。

章程中最有意思的信息可能就是自从1956年以来锡安隐修会的会员数量看来增长了四倍。根据1956年之前某个时候出版的《秘密卷宗》的记载，锡安隐修会当时共有1039名会员，分别属于七个等级。这种等级制度是传统的金字塔式结构。最高层是“总大师”或称“舵手”；总大师之下的第二等级有三个人，被称作圣母玛丽亚的诺阿希特亲王（Prince Noachite de Notre Dame）；其下第三等级有九个人，称为克鲁瓦塞·德·圣·让（Croisé de Saint-Jean）。自此以下的每个等级人数都是上一等级人数的三倍：第四等级有27人，第五等级有81人，第六等级有243人，第七等级有729人。这个金字塔结构的最高三个等级，即“总大师”及其12个直接下属，据传正是“玫瑰十字会”的13名成员。当然，13这个数符合很多宗教典故。

根据1956年后的章程，锡安隐修会的会员总数达到了9841人，会员等级也从七个扩大到了九个等级。虽然其结构从本质上说似乎依然如故，但更加分明，在该等级系统的最底部也新增了两个等级，这样就把隐修会的最高领导层与大量的新进人员构成的网络进一步隔离开来了。隐修会“总大师”依然保留着“舵手”的头衔。而三个“圣母玛丽亚的诺阿希特亲王”则简化为“赛内斯沙尔（Seneschals）”（Seneschals这个词或许是法语中sénéchal一词的变体，意思为“宫廷总管大臣”），九名“克鲁瓦塞·德·圣·让”改称“康斯特布尔（Constables）”（constable的意思是“警官”）。根据章程中煞有介事的神秘措辞，其组织结构如下：

大会由所有会员组成。会员分属于729个地区教士会议，27个封地骑士会议和1个指定的最高圣母会议（Arch designated “Kyria”，希腊语，意“女士”或“女人”。此指天母伊希期）。

各封地骑士会议和最高圣母会议由40名成员组成，每个地区教士会议由13名成员组成。

所有会员分为二类：

（1）勒伊昂（the Légion,意思是“军团”），负责传道；

（2）法朗热（the Phalange，意思是“军队”），护法者。

所有的会员分为九个等级。

这九个等级包括：

（1）729个地区教士会议包括：

①新会员（Novices）6561人

②十字军骑士（Croisés）2187人

（2）27个封地教士会议包括：

③武士（Preux）729人

④骑士侍从（Ecuyers）243人

⑤骑士（Chevaliers）81人

⑥封地骑士（Commandeurs）27人

（3）最高圣母会议包括：

⑦王室总管（Connétables）9人

⑧宫廷总管大臣（Sénéchaux）3人

⑨舵手（Nautonnier）1人2

显然是出于正式的官僚机制和法制方面的考虑，章程也罗列了由四人组成的“政务会”。这四人当中，有三个名字都是我们不熟悉的，并且很可能是假名：安德列·博诺姆（André Bonhomme），生于1934年12月7日，主席；让·德莱弗尔（Jean Deleaval），生于1931年3月7日，副主席；阿尔芒·德法果（Armand Defago），生于1928年11月11日，财务总管。不过，有个名字我们以前见到过，这就是皮埃尔·普兰特，生于1920年3月18日，秘书长。根据另一位作家的研究，普兰特先生的正式头衔是“文献部秘书长”，这就意味着该组织当然还有其他部门了。

锡安隐修会承认阿兰·波埃“确属墨洛温王室的后裔”。

到20世纪70年代初，锡安隐修会已经在法国某些人群中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话题。当时已经有不少杂志和报纸加以报道。1973年2月13日，法国《自由南方报》（Midi Libre）刊登了一篇关于锡安隐修会、索尼埃和雷恩堡之谜的长篇专题报道。这篇报道明确把锡安隐修会与可能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墨洛温王室血脉联系起来。报道还表示，墨洛温王室的后裔中包括了一位“对法国王位的真正觊觎者”，宣称此人就是阿兰·波埃（Alan Poher）先生。3

阿兰·波埃在英国和美国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在法国，曾经（现在依然）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获得了“抵抗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戴高乐总统辞职后，阿兰·波埃于1969年4月28日至6月19日出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总统。1974年乔治·蓬皮杜总统逝世后，阿兰·波埃于4月2日至5月27日再次出任临时总统。1973年，当《自由南方报》发表该专题报道时，阿兰·波埃担任法国参议院议长。

据我们所知，阿兰·波埃先生从来没有对是否真的与锡安隐修会或者与墨洛温王室血脉有关联的说法做出过任何评论。然而，《隐修会文卷》族谱里提到了波埃伯爵阿诺（Arnaud, Count of Poher）。他大约在公元894-896年间与普兰特家族联姻，而普兰特家族被认为是达戈贝尔二世的嫡传后裔。阿诺·德·波埃的孙子阿兰于公元937年成为布列塔尼公爵。因此，无论阿兰·波埃先生是否承认锡安隐修会，锡安隐修会显然已经承认了阿兰·波埃，至少承认了他确属墨洛温王室的后裔。

第六节世界金融与罗斯柴尔德

有人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人、日本人、马来西亚人或菲律宾人几乎都没怎么见过犹太人，然而，他们却大都相信“犹太人的阴谋”，因此也在无形中“抱着固执的反犹观念”。例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声称：“犹太人靠代理人统治着世界，却把别人当成炮灰。”这是为什么呢？

像这样的阴谋论在亚洲并不罕见。历年来，日本读者们都对《关注犹太人就能看清世界》、《下个十年：探秘犹太人的图谋》、《我想向日本人道歉──一个犹太老人的忏悔》一类的书籍表现出浓厚兴趣。

日本的反犹主义则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日本之所以能在1905年打败俄国，完全是拜一个名叫雅各布·希夫的纽约银行家操弄浮动债券所赐。所以，《锡安长老会议纪要》的记叙完全证实了日本人的猜测：犹太人确实在背后操纵着全球经济。但是，作为一个讲究现实的民族，日本人却并没有攻击犹太人的想法，而是觉得还是和这些聪明又强大的阴谋家们做做朋友比较划算。

世界金融都是罗斯柴尔德设计的？

有一本书这样提问并作出解答，这就是日本人作者安部芳裕的《世界金融都是罗斯柴尔德设计的──一个在暗处操控世界长达200年之久的真相》。

《世界金融都是罗斯柴尔德设计的》会告诉你在一个被完全设计过的社会经济系统中作为支配层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样控制着人们的，而这个家族又是怎样将自己理想中的世界构筑起来的，且在二百年以来的时间里，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真正主宰！而当今的地球居民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在这个罗斯柴尔德设计的金钱系统中遭到榨取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的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你听说过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么？你大概会想，“这是不是小说？” 但是，事实真相远比你想象的小说还要离奇。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地球上最为神秘的家族，一个隐藏在这个世界阴暗面的控制者，一个控制了这个星球两个多世纪经济命脉的强大家族！

曾经有一句经典的话形容二十世纪二战前的美国 “民主党是属于摩根家族的，而共和党是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其实这句话后面还跟有一句“而洛克菲勒和摩根，都曾经是属于罗斯柴尔德的！” 

作者安部芳裕基于“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是经济体系”这一认识，提出以“区域货币”替代现有货币的希望。1999年，成立区域货币组织“Rain Polling”。并在日本全国自治体、商店街、商工会、大学、NPO、NGO等处举办多次讲演及体验型work shop。

安部芳裕的“区域货币”相关著作有《区域货币入门通俗讲解》、《区域货币知识荟萃》、《我们的街道我们的钱》等。

2007年4月，在网络上发起“反罗斯柴尔德同盟”，提供大量人们从媒体无法获得的信息。因为据说，两百多年来我们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金融危机和战争灾难都源于两百年前的一次秘密会议，你相信吗？两百多年来我们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精英及其所为，又都是在忠实地履行那个秘密会议计划。你敢相信吗？在这种令人惊讶、骇人听闻的现实面前，人们将怎样自处呢？我们能够知道真相吗？让我们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创造的这个能够支配世界的金融体系开始讲起吧。

1815年，滑铁卢之战爆发。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和惠灵顿将军率领的英国、荷兰、普鲁士联合军争夺欧洲霸权。此时，英国发行国债用于筹备战争经费。若英国在战争中失败，那么英国国债将大幅贬值。一天，内森·罗斯柴尔德神情严肃，突然开始抛售英国国债。见状，投资家们以为内森拥有自己的情报网，必然提前获得了消息，于是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抛售英国国债。由此造成英国国债暴跌。而背地里，内森差遣秘密代理人大量购入形同废纸的英国国债。

第二天，英国胜利的捷报传来的同时，英国国债暴涨。但这已是内森大量购入英国国债之后的事情了。此次事件之后，许多的投资家和几乎所有的名门望族都走向破产，而内森则收获了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的大约一百万英镑的超级利润。据称仅此一天，内森的财产增加到以前的两千五百倍。这件事后来成了一句谚语：“联合军队赢了滑铁卢之战，但真正的赢家却是罗斯柴尔德”。

什么是金钱和金融系统？我们平时无意识中所使用的“金钱”中实际上隐藏着一段历史。为什么会有利息？我们容易误认为只有向银行存款或者从银行贷款时才发生利息，但是实际上，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和利息密切相关的。利息是对未来的预支，如果经济的规模不能持续扩大的话，那么利息就不可能支付。书中写道，如果保持一定的经济规模的话，那么就好像抢椅子的游戏一样，最后不得不分出胜者和败者。经济规模的扩大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具有实体的“金钱”，所以即使在虚拟中可以存在，地球的环境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与现在的“金钱”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那么金钱和现在的金融体系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书中介绍了其历史、背景，以及推进这一体系的集团及其思想背景等内容。

现在在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中，无限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于是很可能就会有人有计划的实施战争。景气与不景气的循环、泡沫经济的崩溃也是垄断资本财富的手段之一。并且，现在由次贷危机引起的美国经济崩溃也有可能是有计划实施的。将来，为了打开不景气的局面，很有可能会爆发战争。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作者从食品及资源的角度出发给出了解决方法。 

本书所强调重点之一是掌握货币的发行权和管理权的部门要比银行、企业、国家远为强势。因为据作者介绍，这种权利的所有者可以想发行多少纸币就发行多少纸币，他们利用信用创造，有时是通过引起通货膨胀，或者是通过使他人的资产价值大幅贬值，从而来实现自己的敛财之道。 

读者评论说：

1、想要了解金钱本质的人一定要读一下这本书！我推荐这本书。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阴谋论，但是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历史的内幕中曾经有这么聪明的人在操纵。书中介绍了罗斯柴尔德操纵金钱的方法，以及怎样管理人，怎样更好的操纵群众等，内容十分丰富。什么是金钱？建议那些想要了解金钱的本来面目的人，以及想要知道金钱本质的人一定要读一下这本书。

2、非常引人入胜的一本书，写得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们能够了解到以前所不知道的金钱和金融的历史及结构，以及其中存在的潜在问题。经济差距自不必说，就连环境破坏、世界各地所爆发的各种纠纷都和金融系统的偏颇有着某种关系。这不是结构性的缺陷，而是根据以设计了社会、经济体系制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一部分统治阶级的意图建立起来的。由于这一体系，一般的百姓在不知不觉中不断的遭受着剥削，这一事实非常令人震惊。

3、通过金融资本的动向来重新认识世界史的必读之书！一句话，这是一本相当精彩的书。通过从“金钱”这个系统的发源首先来说明“利息”所具有的不合理性，使人们了解银行本身所持力量的强大性。并且，本书将追溯因犹太教所具有的教义的缘故，而不得不开始从事放债工作的犹太人，直到掌控金融业的全部经过。虽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本书从1764年的德国罗斯柴尔德商会的成立，开始详细溯寻最终拥有了强大力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后制造的“背后的世界史”。 

4、“历史的内幕”，这本书太有意思了，我一口气读完了。以前我曾经看到过几本书上说，以犹太财阀为中心的地下权力者们想要夺取整个世界，但是这本书非常通俗易懂，并且感觉很值得信赖。林肯和肯尼迪要求由政府而不是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发行，因而被暗杀。以前关于肯尼迪被暗杀一事，曾经有“军产复合体”说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被国际金融组织暗杀的这一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同时又不得不相信这一事实。

5、读后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个隐形的真正世界首富，而且他们还与世界历史上的很多战争和金融危机有关，原来世界史还有这样的一面，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6、刚拿到手，觉得不错：大概翻了翻里面有很多受之其家族的历史事件。有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图表，希望能看得懂，如果没有经济学底子的同学可以看看牛奶可乐经济学，当然最好看看经济学原理（曼昆版）。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图片，法国革命，二次大战等等。看了几期的《经济半小时》货币战争的特辑，慢慢觉得我意识层面上的阴谋论其实真的存在。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美国政治经济无数决策幕后神秘的力量究竟是来自何方？究竟是要达到何目的？看了《金融超限战》，以及米尔斯海默，以及其他一些专家的评述，感觉有些眉目。特别是对于共济会等秘密组织的资料在查询中发现细节很多很有意思。这本书作者的资料组合比较凌乱，写作构思也过于粗疏，但观察事物本质的悟性是可以的。 

建议大家认真的研究《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这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谓揭露的犹太人阴谋，真的是无中生有吗？只要读过，就会惊讶我们世界的运行轨道正如此契合。我们所处的世界远比我们能感知的危险得多。当然，国人中懵然无知，嘲笑讥讽宋鸿兵等人的大有人在，看书琢磨观点，不人云亦云是对的，但过于自信限于自己学识判断大作井底之蛙的也实在是不乏。 

第七节罗斯柴尔德与《“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

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也译为洛希尔家族）：号称“地球上最神秘强大的家族”，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富翁。据推测，其活动可能与《“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有密切关联。

罗斯柴尔德公司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rothschild.com/ 

罗斯柴尔德家族简介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它发迹于19世纪初，其创始人是梅耶·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他和他的5个儿子即“罗氏五虎”先后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等欧洲著名城市开设银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王国。鼎盛时期，他们翻云覆雨的力量使欧洲的王宫贵族也甘拜下风。时至今日，世界的主要黄金市场也是由他们所控制。其第四代居伊·罗斯柴尔德，是世界著名的银行家，他的经历与家族的命运一起跌宕起伏。 

他的五个儿子分别是： 

阿姆斯洛（Amschel Mayer Rothschild，1773—1855年），以德国法兰克福为基地。

所罗门（Salomon Mayer Rothschild，1774—1855年）以奥地利维也纳为基地。

纳坦（Nathan Mayer Rothschild，1777—1836年），以英国伦敦为基地。

卡尔（Calmann Mayer Rothschild，1788—1855年），以意大利那不勒斯为基地。

杰姆斯（James Mayer Rothschild，1792—1868年），以法国巴黎为基地。

罗斯柴尔德家族四代家谱图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家训：“金钱一旦作响，坏话随之戛然而止。”“只要你们团结一致，你们就所向无敌；你们分手的那天，将是你们失去繁荣的开始。”“要坚持家族的和谐。” 

在19世纪的欧洲罗斯柴尔德几乎成了金钱和财富的代名词。这个家族建立的金融帝国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罗斯柴尔德一词起源于德语的“红盾”一词。这个犹太家族的名字并非来自犹太，而是来自德语，这说明他们是一群豪无来历的冒险家。从16世纪起，可能是从西班牙逃亡出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定居于德国法兰克福，在犹太区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两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才开始发迹。使这个来历不明的家庭开始发达的，是梅耶·罗斯柴尔德（1744-1812年）。

梅耶自小就很聪明，因此他父母把他送到犹太宗教学校学习，希望他长大后当一名拉比。但梅耶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当他父母去世后，他便弃学经商，走进了生意场。当时，他20岁，开始做买卖古董和古钱币的生意，同时也兼兑换钱币。由于他的精明能干，并依靠当地有权势的威廉伯爵，生意越做越兴旺。后来，他不仅经营棉制品、烟酒，并开始从事银行业，20多年之后便成为法兰克福城的首富。 

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在法兰克福经营，其影响仅限于德国。然而，具有“世界目光”的梅耶·罗斯柴尔德让他的5个儿子走出法兰克福，走出德国，分散到欧洲各地，除了他们的原居住地西班牙。 

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早向国外发展的是梅耶的三儿子内森。他于1804年只身来到英国伦敦，开始时做一些棉布生意。当时欧洲正值拿破仑战争，一些德国贵族流亡到了英国，其中包括法兰克福的威廉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威廉伯爵委托内森购买了大批英国的债券，内森便借机自己也做起了债券和股票生意。内森凭借利用别人的钱冒险，不久便发了财，成为伦敦金融证券界的巨头。后来，他又不失时机向英国政府提供巨额军费，与伦敦军政要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内森在英国的成功，鼓励了老罗斯柴尔德。为了方便英国与欧洲大陆的金融和贸易往来，他又在1811年把最小的儿子詹姆斯派到法国，在巴黎站稳了脚跟。几年后，老二所罗门、老四卡尔又分别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和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分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老梅耶·罗斯柴尔德与大儿子阿姆歇尔坐镇老家法兰克福，其他几个儿子分布在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和商业帝国。 

罗斯柴尔德兄弟经营技巧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他们分布在欧洲各国的分支获取政治、经济情报，迅速互相沟通。这样，他们往往能迅速了解各地的政治经济动向，采取行动，出奇制胜。

例如，当1814年拿破仑与欧洲联军对抗时，战局变化无常，英国的证券交易因此很不景气。后来，战事发生逆转，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伦敦的内森在英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之前便预先得到情报。他乘伦敦债券价格尚未上涨之际，大批吃进，结果大大地赚了一笔。一个世纪之后，据说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甚至比日本驻英国的使馆还要早两天获得日本海军全歼俄国舰队的消息。这虽然不可思议，但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间谍网是无所不在的，人们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幕后黑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为了保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间谍网有自己专门信使，彼此用密码进行联系。例如，老罗斯柴尔德的代号是“阿诺迪”，称威廉伯爵为“戈德斯坦”，把在英国的投资称为“鳕鱼干”。数年之后，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扩展到美洲后，他们仍用这种方法保持欧美之间的联系。当美国内战即将结束时，伦敦的列昂内尔（内森之子，1808-1879年）收到他的代理人从美洲发来的一份电报，内称：“夏勒姆先生将至”。夏勒姆（Sholem）是意第绪语“和平”的译音。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的信息传递系统迅速又可靠，以至于有一种传闻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有时也宁愿用罗家的信使来传递她的信件，而不用英国的外交邮袋。 

到19世纪中叶，一个庞大的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在欧洲形成。每当有战争，他们便向各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战后又为战败国提供赔款。他们在各地开办银行，从事证券，股票交易和保险业务投资工商业、铁路和通讯业，后又发展到钢铁、煤炭、石油等行业，其影响渗透到欧美及殖民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欧洲历史的影响，从它帮助英国政府购买苏伊士运河一事中便可见一斑。1875年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列昂内尔在他伦敦的宅邸中宴请英国首相狄斯累利（他也是犹太人出身）。席间，列昂内尔突然收到一份来自法国罗斯柴尔德分行的电报，说埃及国王因缺少资金，打算把他掌握的17.7万股苏伊士运河股票买给法国政府，但对法国提出的价格不满意，表示愿以400万英镑的价格卖给其他国家。狄斯累利第二天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大家一致同意英国买下这批股票。然而，当时由于国会休会，无法筹集这笔资金。于是，列昂内尔果断地作出决定，由罗斯柴尔德银行伦敦分行向英国政府提供400万英镑，抢先买下了这批股票。此举使英国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也因此一夜之间成为举国上下敬仰的英雄。 

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巨大的财富，并跻身欧美上流社会，但他们始终坚持着犹太人的传统、维护犹太人利益看得比做生意和赚钱更重要。这也是人们认为《“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和他们相关的理由之一。

罗斯柴尔德家族大多数人坚持族内通婚，这个家族下属的公司企业都按犹太教安息日的规矩，在星期六估算，不做任何生意。1820年，内森宣布不同任何一个拒绝给犹太人公民权的德国城市做生意。1850年，当卡尔借钱给罗马教皇时，向教廷提出要求拆除罗马的犹太隔都。19世纪伦敦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宣布不向俄国沙皇贷款，因为沙皇政府迫害和虐待俄国犹太人。显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积极干政，而且具有世界野心，正好符合《“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特征。

列昂内尔1858年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他不愿以基督教徒的方式，而要求犹太教方式用手按《希伯来圣经》，头上戴犹太帽子举行宣誓。上议院的贵族开始表示反对，但后来同意了，这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英国实在是不同寻常的，是长期受歧视的犹太人的一个胜利。27年后，列昂内尔的儿子内森尼尔成为英国第一位犹裔贵族和上议院议员，他同样也是用他父亲的犹太方式宣誓的。这之后不过十几年，《“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就问世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还积极参加犹太人的各种活动，向犹太社团捐助了多笔慈善金。这个家族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有不解之缘。它在法国的成员爱德蒙男爵（1845—1934年）20世纪初向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提供了约6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移民们购买土地和生产设备，定居生存。伦敦的沃尔特（1868—1937年）曾任英国犹太复国主义主席。正是他，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魏兹曼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积极活动，终于使英国政府以外交大臣贝尔福致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一封信的形式，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最后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建立。 

总之，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一个典型的犹太经济家族，而是一个具有世界野心的政治家族。利奥波德·列昂内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概可以反映和代表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思想：“我有两大荣誉：第一，我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员；第二，我是一个犹太人”。当他说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时候，感觉自己属于一个王族，而自己像是一个“君王”，这很符合《“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的特征。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舞台上活跃了二百多年，对欧洲和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家族的名声之大，20世纪美国的肯尼迪家族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人们对这个家族的成功活动也有种种评说，有人把它看作是犹太人智慧、财富、影响以及慈善事业的象征，也有人把它作为犹太人企业用金钱征服世界的一个活样板。 

罗斯柴尔德家族靠做古钱币生意和发战争财而暴发，后主要投资于金融行业。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五个儿子，分别控制了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法兰克福、纽约和柏林，他们成为欧洲金融市场呼风唤雨和左右政局的最大力量。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在1833年不列颠帝国废除奴隶制以后，曾拿出2000万英镑用以补偿奴隶主的损失；1854年，他们还为英国在克里米亚同俄国的战争提供了1600万英镑的贷款；1871年，他们又拿出了一亿英镑为法国向普鲁士支付普法战争的赔款；他们还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铁路，所有法国给俄国的贷款，都是由该家族提供的；在美国内战期间，他们已成为联邦财政的主要财源。 

他们以独特的犹太行为处世方式，在异国的大地上大放光彩，不仅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富翁，而且为犹太人征服世界打下了重要的情报基础。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兴起，充分体现了犹太人的营财之道和民族特性。在200多年控制世界的历程中，家族始终保持着不竭的创造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其家族虽然支脉庞大，但却一直保持着一种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力量。 

在反击他们控制世界的“反犹”浪潮之下，他们运用情报网络，收买、出卖，化险为夷；特别是在同希特勒的较量中，他们更是凭借财富和非凡的谈判智慧，令纳粹头子也算盘尽失，无可奈何。他们一方面以拒绝向反犹国家贷款来抵制反犹国家，另一方面给犹太人的慈善事业甚至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以巨大的帮助。被全世界犹太人赞颂为“犹太人大宪章”的《贝尔福宣言》，是以英国外交部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支脉的纳撤尼尔·迈耶·罗斯柴尔德勋爵的形式发表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但是经济世界中的金融舵手，而且在犹太民族的整体生活中，也是当之无愧的“红盾牌”（罗斯柴尔德乃德语“Rothschild”，意为“红色之盾”）。 

罗斯柴尔德家族史大事件

1780年代：梅耶·罗斯柴尔德（amschel mayer rothschild ）成为威廉王子的金融代理人，奠定了家族财产的基础。

1800年代：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儿子们凭着出色的金融敏锐性，在欧洲范围内成功建立了金融机构，期间罗斯恰尔慈的资金帮助打败了法国国王拿破仑。

1820年代：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作为许多欧洲政府的债权人，罗斯柴尔德的权力不断扩大。 

1850年代：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代继续管理着家族财富，同时也成为矿业上的一个巨头。 

1940年代：维也纳公司被纳粹党人所接管。然而，这个家族还是保留了大部分财产和权力。 

1980年代：由于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国有化了它们的巴黎公司并进行了重新命名，这个家族遭受了一个很大的衰退。但是大卫·罗斯柴尔德决定以三名员工，一百万美元在法国东山再起。

……

著名的罗马斗兽场旁边是康斯坦丁凯旋门（Arch of Constantine）。拱门形状是方形，显得厚重稳定。凯旋门建在进入城内的凯旋大道上。这是为了纪念康斯坦丁战胜对手，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从此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在此之前，一个罗马人会因为信奉基督被杀头。自此以后，一个罗马人会因为不信基督被杀头。”

这个凯旋门是单拱的。拱门的浮雕表现了公元70年罗马帝国攻克耶路撒冷后抢劫犹太庙的情景。这个庙是在遭到玷污的圣殿基础上建造的。在这场战争中，一百多万犹太人被杀，近十万犹太人被俘为奴，更多的犹太人从此逃离家乡，流落四方。许多犹太人拒绝从此门下经过。只有一次例外，就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犹太人游行庆祝从反方向穿越此门，以表示对于上帝安排的抗议，表示他们洗雪了千年遗恨。但是，他们的反抗真的能够成功吗？反抗上帝真能成功吗？

（另起一单页）

附录之二

反纳粹记者的纳粹论述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Shirer,W.L.）所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1970年代就在中国获得“内部出版”，因此影响了整整一代“资讯匮乏的中国人”。

不过，就其1930年代所写的《柏林日记》来看，他具有明显的反纳粹倾向，因此不是一个公正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里，虽然仔细描写了希特勒的出身和早期生活，却丝毫不肯透露一点希特勒家族的犹太背景。威廉·夏伊勒不可能不知道“希特勒的父亲是犹太人的私生子”一类的传闻，即使作者不相信这些传闻，也应该把它们如是写出来才对。就像我并不相信威廉·夏伊勒的诚实，但是我还是把他的“谎言”引述在下面。

我本人就不幸在1974年花了整整十天时间，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此书。可是我后来却用了三十多年，才消除了此书的恶劣影响。真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过弯路也是有其妙处的。我这里所写的，也算是对此经历的一个总结。

威廉·夏伊勒的不诚实体现在：

1、他故意误导读者希特勒的不知名的祖父可能是捷克人，从而隐瞒了希特勒的不知名的祖父很可能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威廉·夏伊勒写道：“这里（希特勒家乡）的居民性格都很执拗，颇像北边的捷克农民。近亲通婚很普遍，希特勒的父母就是，私生子也很多。”

2、为什么我们说“威廉·夏伊勒不可能不知道‘希特勒的父亲是犹太人的私生子’一类的传闻”？因为威廉·夏伊勒写道：“如果日后成了艺术家的汉尼契的话是可信的话，希特勒像‘一个基督教徒中间很少出现的鬼怪’。”这至少流露出了某种东西：希特勒不是基督徒，希特勒是一个鬼怪（犹太杂种）。

3、威廉·夏伊勒还写道：“在希特勒的维也纳时代，只有一个政治领袖，除了了解在群众基础上建党的必要性之外，也了解这一点。那个人就是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导师，虽然两人从来没有碰过面。希特勒一直把他看成是‘历代最伟大的日耳曼市长’──比所有当代的所谓‘外交家’都更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卡尔·卢格博士当初活在德国，他就会置身于我国人民伟大的思想家之列’。当然，日后的希特勒同维也纳下层中产阶级的这个身材魁梧、性格率直、态度温和的偶像很少相似之处。不错，卢格作为一个在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并且像希特勒后来那样利用高涨的反犹情绪作为政治资本的政党的领袖，当时成了奥地利最有势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读才读到大学毕业的卢格，却是一个在学识上有相当造诣的人。他的敌人，包括犹太人在内，都愿意承认，他秉性高尚侠义、慷慨大度。当时在维也纳成长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证明，卢格从来没有由于他在公开场合的反犹态度而不肯帮助犹太人或者对他们态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说，‘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这个反犹政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曾经心惊胆战的犹太人继续过着像过去一样享有权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这却不是年轻的希特勒所喜欢的。他认为卢格太大度了，不够重视犹太人这个种族问题，他对于市长未能拥护泛日耳曼主义感到不满，对于他的罗马天主教教权主义和他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是否得当感到怀疑。老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不是两次拒绝批准卢格当选为市长吗？但是最后希特勒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天才，这个人知道怎样赢得群众的支持，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对于卢格对付有势力的教会的手腕，希特勒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的政策订得极其精明狡猾’。最后还有一点，卢格‘善于利用一切现有手段来争取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以便能够为他的运动从这些既有的权力来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条件’。”

事实上，BBC所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希特勒本人就有很多犹太人朋友，就像毛泽东有许多地富反坏右的朋友一样。而且公开的政治立场并不妨碍他们私下里和某些犹太人、地富反坏右的交情。在这一点希特勒与他的早期偶像卡尔·卢格之间，是完全一致的。

4、此外，威廉·夏伊勒的记述也明显透露了希特勒本人对此讳莫如深的态度：“在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经历中，最后一个方面是犹太人。他说，在林嗣，犹太人很少。‘在家乡，我记不得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提起过这个字眼。’在中学里，有一个犹太儿童──‘但是我们对这件事很少去想它──我甚至把他们（犹太人）当作是日耳曼人’。”但是威廉·夏伊勒却故意把希特勒的这种态度解释成“性压抑”，而再次回避了希特勒的犹太血统问题：《我的奋斗》中不乏明白的暗示，提到粗野的犹太人诱奸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的话。希特勒居然写到“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诱奸数十万女郎的可怕景象”。正如鲁道夫·奥耳登所指出的，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压抑妒忌心理。虽然他年龄已经20出头，根据已知的材料，他在维也纳的时期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慢慢地，’希特勒写道，‘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性压抑是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犹太杂种”却是希特勒特有的。威廉·夏伊勒为什么故意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呢？

看来这里面确实大有文章。甚至“从反面证实了不少东西”。

我因此也在下面特别摘录了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有关希特勒的出身与青年时代的论述，来丰富我们的相关认识。而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威廉·夏伊勒的《柏林日记》，知道他激烈的反纳粹、潜在的亲犹太的立场。这样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就会比较全面了。

第一摘录：《二战驻德记者见闻：柏林日记》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5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希望我就战争期间希特勒的工作状况作一次广播。我就此问题遍访我的“间谍们”。他们说：他起得很早，在7点钟即吃第一顿早餐。这一般包括一杯牛奶或果汁，还有两到三个面包卷，他喜欢在上面涂抹大量的柑橘酱。与大多数德国人相同，他还要吃第二顿早餐，这次是在上午9点。吃的东西与第一次相似，只是他还要再吃一点水果。他以浏览国内报纸来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对这项工作十分厌恶，因为他讨厌做具体工作。他与自己的副官讨论当天的日程，主要是与冲锋队领袖威廉·布鲁克纳（Wilhelm Bruckner）。他特别倚重自己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后者一度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是少数几个他可以吐露心声的人之一。在上午，他往往会接见三军领导人，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作出决定。与戈林在一起时，他不仅谈论空军事务，而且还谈论一般性的经济问题，或者不如说是谈论其结果，因为他对这方面的细节甚至是理论都毫无兴趣。

希特勒午餐吃得很简单，往往是一份炖蔬菜或蔬菜煎蛋卷。他当然得算是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和禁烟主义者。他往往会邀请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共进午餐，包括三四名副官、赫斯、新闻官迪特里希博士，有时也包括戈林。在这种宴席上，会摆上一种专门为希特勒酿制的酒精度仅一度的啤酒，有时也会摆上一种用酸白菜酿制的叫作“赫尔夫”（Herve）的饮料，其中加了一点摩塞尔河（Mosel）葡萄酒调味。

午餐后，他回到书房开始工作。阅览更多的国内报纸，召开更多的会议，往往是与他的外交部长，有时则是与回国的驻外大使，此外还有一些党的领导人如雷伊博士或马克斯·阿曼（Marx Amann）。后者是一战时他的老军士长，现在则是利润丰厚的埃耶出版社（Esher Verlag）负责人，该社负责印刷《人民观察家报》，希特勒是该报股东。下午，希特勒会在总理府后花园散散步，并继续与约好在此时会面的随便什么人谈话。希特勒是个电影迷，当晚上没有什么重要会议或他不在征服什么国家时，就会在总理府的私人电影放映室里度过几个小时，看看最新拍摄的电影。新闻纪录片是他的最爱，近几周来他看了在波兰战役期间拍摄的所有纪录片，包括为军方档案馆拍摄的数十万英尺胶片，公众永远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他喜欢美国电影，许多永远不会在德国公开上映的片子他都看过。几年前，他坚持把《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播放了几遍。虽然人们认为他热爱瓦格纳的歌剧，但他几乎从未光临过柏林的歌剧院。他喜欢大都会剧院，那里上演质量不错的音乐喜剧，其亮点则是美丽的舞女。最近，他邀请了一位令其心动的姑娘喝茶。但仅仅是喝茶而已。在晚上，他还喜欢邀请托特博士（Dr Todt），这是一位想象力丰富的工程师，建造了不起的拥有两条车道的高速公路网，后来又建造了西墙的堡垒工事。希特勒热衷于补偿自己在艺术领域的遗憾，年轻时在维也纳他曾苦于自己的才华无人欣赏。现在他对建筑师们的模型十分钟爱，会和托特博士花上几个小时摆弄那些东西。他们说，他甚至还亲自设计新军装。希特勒睡的很晚，睡眠质量也很差，我担心这恐怕会是全世界的不幸。

《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25日（午夜）

在哈贝尔餐厅独自用餐。要了一小瓶1923年的波尔多红酒（Bordeaux rouge），尽管侍者向我作了保证，但其口感与其年份并不相称；现在对于普通葡萄酒而言，1934年就是最好的年份了。当我正要离开时，一个白头发老糊涂蛋在我那张桌子旁边坐下。他要了一份肉菜，但却没有配给卡，我把自己的一张卡给了他。我们开始聊天。

“谁将赢得战争？”他问道。

“我不知道。”我说道。

“什么，毫无疑问，当然是德国。”他笑道。他争辩道在1914年德国人的对手是整个世界，现在则只有大不列颠和法国，俄国人是友好的。

“两边的人都认为自己将获胜，”我说道。“在所有战争中都是如此。”

他那双老眼怜悯地看着我。“德国将会获胜，”他说道。“这是一定的。元首已经说了。”

但是当我们谈话时，我明白自己的话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他变得具有侵略性而且暴躁起来。他说英国和法国挑起了战争。

“但是你们进攻了波兰，而且有些人感到是那一事件挑起了战争，”我插话道。他惊讶地挺直了身子。

“请原谅。”他喘着气，然后花了10分钟时间重复了希特勒告诉人们的关于战争起源的所有谎言。（那么德国人确实是相信希特勒的，我想。）“我们外交部发布的文件已经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他继续说道，“英国和法国挑起了战争而且实际上已经策划了一年多时间。”

“对我而言他们并未证明这一点。”我说道。

这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当他恢复过来后又说道：“正如我说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我注意到自己的刺激性语言已经吸引了屋子里其他人的注意，邻桌两个长着斧头脸、戴着党员徽章的家伙似乎打算扮演一下英雄的角色进行干涉。我遂起身离席，并向那位老绅士道了声晚安。

晚上6点钟，X小姐来访，以取回她的一些国外亲戚托我给她带来的食品。她是我在这些年里遇到过的最聪明的德国妇女。我们聊了聊德国的戏剧和电影，对此她知道得很多。她对于德国的性格、历史和前途问题有一些很有趣的观点。对于德国人而言困难在于，她说道，他们是“geborene Untertanen”──天生的被统治者，不过“Untertan”还包含顺从的被统治者的意思。来自高高在上的一位统治者的权威和指示就是一个德国人毕生之所求。

“一个德国人，”她说道，“会认为在如下情况时即使死了也像个好德国人。他可能会在马路边等红灯，然后在绿灯时就开始过马路，即使他清楚地知道一辆卡车──可能是违反法律的──正向他冲来并会将他撞死。”

使她痛苦的是──她非常痛苦──德国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一场可能会终结西方文明的战争上，而德国的某些因素不仅对这一文明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曾试图在德国文化基础上再造它。她认为现政权根本不关心西方文明，并且代表了始终潜藏在德国历史表面下的野蛮因素，对其而言生命只有在赞美战争、力量、征服、野蛮以及粉碎一个较弱的敌手时才有意义，特别是如果对手是斯拉夫人。她强烈地批评德国人的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对权威的奴性以及怯懦地拒绝独立思考或行动。

按照她的说法，非欧洲的、反西方文明的因素目前在德国占了上风，而且她认为使德国的西欧属性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又一次失败，甚至是又一次威斯特伐里亚和约（1648年该和约将德国分裂成300个独立国家）。对此我相当赞同。

《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柏林，1月27日

一些杂记。我今天得知，随着为前线部队准备的袖珍版《我的奋斗》的出版，希特勒写的这本“圣经”的总出版量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5950000册……自上次大战后希腊和土耳其交换人口后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移民在波兰进入了尾声。来自俄占波兰东部的约135000名德国人和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约100000名德国人，被安置在德国完全兼并的那部分波兰土地上。为给他们腾出地方，相同数目的波兰人被赶出自己的房屋和农庄，并被遣送到波兰被占领区……弗兰克博士，德国驻波兰总督，下令当德国人提出“合理”价格后，那些拒绝出售其商品或囤积物资的波兰人将被处以死刑。这将使德国人能够彻底地掠夺波兰。如果一个波兰人拒绝，就将丢掉他的脑袋……波森（Posen）的一个德国法庭已经判处8个波兰人死刑，其中包括3名妇女，罪名是虐待德国飞行员──可能是跳伞着陆的。甚至德国人也承认没有一名飞行员被杀。

一场虚假的战争。今天来自前线的电讯都是关于德国机枪如何与法国大喇叭进行战斗的报道！似乎在莱茵河前线法国人播放的一些录音被德国人认为构成了对元首的人身侮辱。

“法国人不能理解，”德意志通讯社以一种完全缺乏幽默的口吻说道，正是这一点使德国人显得很滑稽，“对元首的攻击将立即遭到德国部队的反对。”所以在奥登海姆（Altenheim）和布雷萨赫（Breisach）的德国部队对法国的大喇叭开了火。陆军有人告诉我，实际上法国人只不过播放了希特勒以前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和苏联人的演说而已。

第二摘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

阿道夫·希特勒的出世

这个与众不同的奥地利农民后裔于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出生于巴伐利亚边境对面、茵河畔的勃劳瑙小镇一家名叫波麦客店的小客栈里。考虑到他的出身和早年的生涯，很难想象有比他更不相称的人来承继俾斯麦、霍亨佐伦家族皇帝和兴登堡总统的衣钵了。

诞生的地点是在德奥边境，这一点后来证明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希特勒早在青年的时候就怀有这样的思想：这两个德语民族之间不应当有边界隔开，他们应该属于一个国家。他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而且经久不衰，到他35岁蹲在德国一所监牢里口授那本日后要成为第三帝国的蓝图的著作时，他的头几句话就同他的出生地的象征性意义有关。《我的奋斗》是以这几句话开始的：今天在我看来，命运竟然选择茵河畔的勃劳瑙作为我的出生地，似乎是一种天意。因为这个小小的城镇坐落在两个日耳曼国家的边境上，而我们年轻一代的人至少已把竭尽全力统一两国作为我们毕生的工作──在我看来，这个边境上的小城市成了一项伟大使命的象征。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的第三次婚姻中所生的第三个孩子。这个奥地利海关小职员是个私生子，39岁以前一直袭用他母亲的姓氏施克尔格鲁勃。希特勒这个姓在母系和父系祖先方面都出现过。希特勒的外祖母和祖父都姓希特勒，或者音同字不同，因为这个姓的拼法常常不同，有时拼成希德勒（Hiedler）、有时是休特勒（Huetler，Huettler）、有时是希特勒（Hitler）。阿道夫的母亲是他父亲的堂甥女，近亲结婚，当时还得征求教会的许可。

这位德国未来元首的父系和母系祖先都是祖祖辈辈住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这是位于多瑙河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边界之间下奥地利的一个县。在我逗留在维也纳的那些岁月里，我有时路过那里到布拉格或德国去。这是一个森林茂盛的丘陵地区，有不少农家村庄和小块的农田。虽然距离维也纳只有50英里左右，它有着一种穷乡僻壤的景象，就像奥地利生活的主流没有经过这里一样。这里的居民性格都很执拗，颇像北边的捷克农民。近亲通婚很普遍，希特勒的父母就是，私生子也很多。

在母系祖先方面，情况比较稳定。克拉拉·波尔兹尔一家四代都在希皮塔耳村庄第37号那块农田上务农为生。而希特勒父系祖先方面的情况却颇为不同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家姓氏的拼法经常变化，居处也不固定。希特勒这一家人有一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气质，总是要想从这个村庄搬到另外一个村庄，从这个行业改做另外一个行业，不愿有紧密的亲属关系，而在同女人的关系上喜欢过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阿道夫的祖父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是个到处打短工的磨坊工人，在下奥地利的各个村子里串来串去。在1824年，第一次结婚后5个月就有了个儿子，不过母子都在产后死了。18年后，他在杜伦绍尔工作的时候，娶了一个47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施克尔格鲁勃，她是施特罗尼斯村子的人。在结婚前5年，1837年6月7日，玛丽亚就生了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后来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极有可能，阿洛伊斯的父亲是约翰·希德勒，虽然我们弄不到确凿的证据。无论如何，约翰在后来娶了这个女人，但是同当时这种情况下的通常习惯相反，他没有想到在结婚后把这个儿子正式登记。这个孩子一直到长大都叫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在1847年去世，此后30年约翰·希德勒销声匿迹，不知到哪里去了。后来到84岁那一年，他才在瓦尔德维尔特尔的威特腊镇出现，这时他的姓氏已改为希特勒，他在3个旁证面前，向一位公证人宣誓，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从可以弄到的记录来看，这个老人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才采取这个步骤，他为什么终于采取了这个步骤，这一点是不清楚的。

根据海登的说法，阿洛伊斯后来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能够从他的一个叔父、那个磨坊工人的弟弟那里弄到一份继承权，他就是由那个叔父抚养长大的。总而言之，在1876年6月6日这么晚才承认了这个儿子以后，在11月23日那天，多勒斯海姆教区牧师在接到了有公证人证明的声明后，就在洗礼登记册上划去了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姓名而改为阿洛伊斯·希特勒。

从此以后，阿道夫父亲的合法姓名就叫阿洛伊斯·希特勒，这个姓氏也就自然地传给了他的儿子，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维也纳的好奇的记者查阅了教区的档案，发现了关于希特勒祖先的事实，不去理会老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过迟承认私生子这一点，而想要把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名加在纳粹党领袖的头上。

阿道夫·希特勒奇怪的一生之中，有过许多次命运的奇怪的转折，然而却没有比他出生前13年那一次更加奇怪的了。如果这个84岁流浪的磨坊工人在他妻子去世快30年以后没有突然出现，承认自己是他年已39岁的儿子的父亲的话，阿道夫，希特勒的姓名就成了阿道夫·施克尔格鲁勃。当然，区区姓名是不至于有多大作用的，但是我也听到一些德国人在猜测，要是希特勒以施克尔格鲁勃闻名于世的话，他是不是还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呢。这个姓氏由德国南部人读起来，声音是有点滑稽可笑的。我们能够想象狂热的德国群众对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名字高呼“万岁”吗？”施克尔格鲁勃万岁！”？

要知道“希特勒万岁！”不仅在纳粹党人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已成为群众齐声呼喊的瓦格纳式、偶像崇拜的口号，而且已成为第三帝国时代德国人之间相互打招呼时必须采用的形式，甚至在电话中也是这样，用来代替过去的“哈罗”。“施克尔格鲁勃万岁！”？这可真有点难以想象了。”

阿洛伊斯的父母即使在婚后显然也很少居住在一起，因此，未来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是由他叔父扶养成人的，他叔父虽然是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兄弟，却有自己的姓氏拼法，他叫约翰·冯·奈波穆克·休特勒。由于纳粹党元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捷克人形成了刻骨的仇恨（他最后还是征服了这个国家），这个教名是值得附带一提的。约翰·冯·奈波穆克是捷克人民的民族圣徒，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一家有这个名字，说明他们有捷克血统。

阿洛伊斯起初在希皮塔耳村学做鞋匠，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没有定性，不久就到维也纳去谋发展了。18岁的时候，他在萨尔斯堡附近参加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9年后提升为海关税吏，当时就娶了一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霍勒为妻。她给他带来了一份小嫁妆和社会地位，在前奥匈帝国小官吏中间，这种情况是很平常的。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她的年龄比他大14岁，身体又虚弱，一直没有生育。16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3年，在1883年，她就去世了。

在分居以前，阿洛伊斯（现在已正式姓希特勒了）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马茨尔斯伯格同居，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1个儿子，名叫阿洛伊斯。在他发妻去世后1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3个月后，生了1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弗朗席斯卡在1年之内因肺结核去世。6个月后，阿洛伊斯·希特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

不久即将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的新嫁娘名叫克拉拉·波尔兹尔，年方25岁，她的丈夫48岁。他们相识已经很久了。克拉拉老家也是希特勒这一族的老家希皮塔耳。她的外祖父约翰·冯·奈波穆克·休特勒就是把侄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希特勒抚养长大的人。因此，阿洛伊斯是克拉拉的堂房舅舅，他们要结婚，必须申请教会批准。

这位海关税吏在第一个妻子在世时，因为膝下空虚，就把克拉拉领来做过继女儿，当时他就存了同她结合的念头。克拉拉在勃劳瑙同施克尔格鲁勃夫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阿洛伊斯在他发妻病倒后似乎就打算等她一死就娶克拉拉为妻。到这个姑娘满16岁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时，就发生了他正式改姓和继承叔父（克拉拉的外祖父）遗产的事。但是他的妻子在分居后还拖着没有死，此外，也许因为阿洛伊斯在这时与厨娘弗朗席斯卡·马茨尔斯伯格同居，年已20的克拉拉就离开了他家到维也纳去当女佣人了。

4年以后她又回来给她堂舅当家，因为弗朗席斯卡在她临死前最后几个月也搬出了她丈夫的家。阿洛伊斯·希特勒同克拉拉·波尔兹尔在1885年1月7日结婚，大约4个月零10天以后就生了头一个儿子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在襁褓中就夭折，1886年生的第二个孩子爱达也是如此。阿道夫是第三次婚姻中的第三个孩子。后来又在1894年生了1个弟弟埃德蒙，只活了6岁。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保拉生于1896年，寿命比她出名的哥哥还长。

阿道夫的同父异母哥哥阿洛伊斯和姊姊安吉拉（弗朗席斯卡·马茨尔斯伯格生的两个孩子）也活着长大了。安吉拉是个漂亮的少妇，嫁给了税吏拉包尔，在拉包尔死后在维也纳当管家，如果海登的材料是正确的话，她有一个时期在犹太人办的施粥站做厨娘。1928年希特勒把她接到伯希特斯加登给他当管家，此后一个时期，在纳粹党人圈子里就常常听到他们谈起她为希特勒做的他非常爱吃的美味维也纳点心和甜食。她于1936年离开了他，嫁给德累斯顿的一位建筑学教授，希特勒当时已是总理兼独裁者，对她的离去很不高兴，连结婚礼物也不肯送。她是他一家人中唯一在他一生后期来往密切的人，不过还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安吉拉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一个美丽的金发少妇，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希特勒在他一生之中只有同她发生过真正的爱情。

阿道夫·希特勒一向不喜欢有人向他提起他的同父异母哥哥。阿洛伊斯·马茨尔斯伯格（后来正式改名为阿洛伊斯·希特勒）当了饭馆跑堂的，他的一生之中有好多年一直在吃官司。根据海登的记载，他在18岁时因偷窃而被判5个月徒刑，20岁时又因为同一罪名被判8个月徒刑。他最后搬到德国住，结果却又继续出事。

1924年，阿道夫·希特勒因为在慕尼黑举行政变而身系囹圄，阿洛伊斯·希特勒在汉堡因为重婚而被判6个月徒刑。据海登记载，此后他就去英国，居然很快地建立了一个家庭，但是不久又弃家出走。国家社会党当权后，阿洛伊斯·希特勒的境况好过了一些。他在柏林郊区开了一家小啤酒店，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搬到了首都繁华的西区的维登堡广场。一些纳粹官员是座上常客，在战争初期食物恐慌的时候，这家啤酒店的供应却非常充裕。当时我偶尔也曾进去憩足过。阿洛伊斯这时已快60岁了，身体肥胖，心地单纯，脾气随和，同他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外表上很少有什么相像之处，事实上，你在德国和奥地利许多小酒店老板中间，是很难把他分辨出来的。酒店生意很好，不管他过去如何，就当时而论，他的境况显然很顺遂。他只有一件事情叫他担心，那就是他的兄弟一时生气或感到厌憎，可能吊销他的营业执照。

在这家小酒店里，有时就有人在谈论，说国家元首兼总理很不高兴这个使人想起希特勒一家出身寒微的人。据我所记得的，阿洛伊斯本人是不愿参加关于他的兄弟的谈论的，他这么谨慎自然是明哲保身之道，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要想尽量了解那个当时已开始要征服欧洲的人的背景出身的人来说，自然很感到失望。

除了在《我的奋斗》中以外，希特勒很少谈到──也很少允许人家在他面前谈到──他的家庭出身和早年生活。而在《我的奋斗》中出现的零星传记材料也是常常令人发生误解的，而且许多事情都略而不谈。关于他的家庭出身，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那么他的早年生活如何呢？

2、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生活

他父亲58岁那年从海关退休的时候，年满6岁的阿道夫进了林嗣西南不远的菲许拉姆村子的公立学校。那是1895年。在此后四五年中，这个按捺不下心来的靠养老金为生的人在林嗣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到他儿子15岁的时候，已搬了7个地方，换了5个学校。他在兰巴赫附近的本笃派修道院上了两年学，因为他父亲在那里附近买了一块田地。他参加了唱诗班，选了唱歌课，据他自己的记载，他梦想将来做牧师。最后，退休的海关职员在林嗣南郊利昂丁定居下来，一家人在那里住的是一所朴素的房子和花园。

11岁的时候，阿道夫被送到林嗣去上中学。这需要他父亲破费一点钱财，也说明他父亲有志让儿子走自己的道路──做个公务员。但是这却是做儿子的最不想做的事。

希特勒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才11岁就不得不第一次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我不想当公务员”。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以显然诚恳的态度详尽而如实地记载的传记性事实并不多，他在10岁刚出头的时候顽强地同他冷酷刚愎的父亲的坚决斗争则是其中之一。这场斗争第一次表现了他的坚强不屈的意志，这种意志日后终于使他克服了看来是无法克服的重重障碍和困难而达到了他那样的成就，而且使反对他的人目瞪口呆的是，这种意志使得德国和欧洲盖上了一个无法抹去的烙印。

我不要当公务员，不，不。我父亲为了要使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中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我一想到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再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不得不把我的一生花在填写各种各样表格上面，心中就感到作呕。

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什么，画家？艺术家？”

他疑心我发疯了，也很可能他以为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的话。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后，特别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开玩笑以后，他极其坚决地反对这个打算。

“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我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希特勒后来说，这次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他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学习了。

“我想，我父亲发现我在中学里成绩不好以后，就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是否愿意。”

34年以后写的这一段话，可能有一半是为他学习成绩不好辩解。他在小学里成绩一贯良好。但在林嗣中学里却坏得异乎寻常，终于在没有得到应有的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学到距林嗣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呆了不久，没有毕业就离开了。

希特勒在学习上的失败，使他后来耿耿于怀，常常嘲笑读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学究气。甚至在他临死前三四年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上的安排的时候，他也常常抽一个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回忆他年轻时候碰到的教员怎样愚蠢。这个疯狂的天才这时已是亲启指挥部署在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大军的最高统帅了，他的这种聊天内容还保存了一部分下来。

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是有点疯癫。称得上是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1942年3月3日。

我回想起教过我书的教师来就很不愉快。他们的外表极其不洁；衣领不整。他们是没有个人独立思想、无知之至的无产阶级的产物，非常合适充当一种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这种制度，谢谢上帝，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1942年4月12日。

我一想到我上学时的教师，我就觉得他们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我们旧奥地利的学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妇女的教育。但是对于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客气；他们是我们天生的敌人。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点神经错乱，不少人后来真的发了疯！我同教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对外文一点也没有天赋──也许可能有，要不是那个教员是个天生白痴的话。我一看见他就感到憎恶。──1942年8月29日。

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在社会上都失败了。──1942年9月7日。

很明显，希特勒直到临死的时候还不能原谅也不能忘掉他的教师给了他坏分数。但是他却能够把实际情况歪曲到可笑程度。

他的教员在他成了世界名人以后回忆起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有简短的记载。希特勒似乎还喜欢的少数教员中，有一个是教过他科学的西奥多·吉辛格老师。吉辛格后来回忆说：“就我来说，希特勒在林嗣中学既没有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留下坏印象。他在班里肯定不是出类拔萃的，他身材细长挺直，面孔苍白瘦削，几乎像是一个生肺病的人，他的眼睛常常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

爱德华·休麦老师，显然是希特勒上面提到的“天生白痴”，因为他教的是法文。他在1923年到慕尼黑去，为他以前的学生作证，当时希特勒正因为啤酒馆政变而以叛国罪受审。他虽然赞扬希特勒的志愿，说从心底里祝愿他完成他的理想，但是他对当时那个年轻的中学生作了如下的简短描绘：希特勒肯定是有天资的，虽然只是在某些学科方面，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客气一些，他好强辩，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脾气暴躁，不能遵守学校纪律。

他也不用功，否则有他这样的天赋，他就会有好得多的成绩。

林嗣中学有一个教员对年轻时代的阿道夫·希特勒起了一种强有力的、后来证明是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是历史教员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地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在来林嗣之前，曾在马尔堡教过书。马尔堡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南斯拉夫时改名为马里波尔。

虽然波伊契博士给他的这个学生的历史分数只是“中”，他却是在《我的奋斗》中受到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非常愿意承认受到这个人的教益。

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芜存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嗣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是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

这位教员使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课目。

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他并无此意，我却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

大约35年以后，即1938年，希特勒总理在强迫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后到奥地利各地进行胜利的巡视，他特地在克拉根福停下来探视当时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他很高兴地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在奥地利独立时期被取缔的地下纳粹党冲锋队的队员。他同这位老先生单独谈了1小时的话，后来告诉党内同志说，“你们想象不出我得益于这位老人有多么大”。

阿洛伊斯·希特勒于1903年1月3日因肺出血逝世，享年65岁。他的病是在早晨散步时发作的，几分钟以后就在附近一家酒店里死在一个邻居的怀里。当他的13岁儿子看到他父亲的尸体时，不禁痛哭失声。

他的母亲当时42岁，搬到林嗣郊外乌尔法尔一所简陋的公寓去住，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和保拉。正如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所说，她觉得有义务按照丈夫的愿望继续让他儿子上学──“换句话说，（用希特勒的话）要我学习做公务员的行业”。不过，虽然年轻的寡妇很溺爱她的儿子，而且他似乎也很爱她，他却“比以前更加坚定地下定决心不愿干这个行业”。因此，尽管母子之间感情深厚，却还是存在着矛盾，阿道夫继续荒废他的学业。

“接着一场疾病突然帮了我的忙，在几个星期之内决定了我的前途，结束了永无休止的家庭争吵。”

希特勒快满16岁的时候得了肺病，至少不得不停学1年。他被送到希皮塔耳故乡，在他姨母家里休养一个时期。他的姨母梯丽莎·施密特是一个农家妇女。病好后，他暂时回到希太尔州立中学。他的最后成绩单（1905年9月16日）上的记分是：德语、化学、物理、几何、几何画是“可”，地理和历史是“良”，自由绘画是“优”。由于能够从此离开学校，他兴奋之余，终于喝醉了酒，这是他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醉了酒。据他后来记忆，一个挤奶姑娘在天明的时候看到他卧倒在希太尔镇外乡下大路旁边，她扶他回到镇里，他发誓以后决不再犯。至少在这件事上，他是遵守他的诺言的，他以后不仅不喝酒吸烟，而且还素食，开始是因为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做流浪汉时囊无分文不得不如此，后来却完全出于自觉。

希特勒常常说此后的两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虽然他母亲劝他──他的亲戚催促他──去做工，学一个行业，他却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他永远忘不了16岁到19岁这一段年月里“懒洋洋的日子”，做“妈妈的心肝宝贝”，享受“空虚的舒服生活”。

虽然体弱多病的母亲靠微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的阿道夫却拒绝出外谋生来帮助母亲。用任何正当职业来维持哪怕是他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都是想也不愿想的，而且毕生如此。

希特勒觉得快成年的这最后几年这么快活，其原因显然是因为可以不必工作，这就使他有时间去沉思梦想，白昼在城市街头或乡间田野闲荡，向同伴畅谈社会流弊和纠正办法，夜晚埋头读书，或者在林嗣或者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后排座位后，站立着出神地谛听理查德·瓦格纳的神秘的异教音乐。一个少年时代的友人后来回忆说他是个面容苍白、身材瘦弱的少年，平时羞怯怕生，沉默寡言，但是对于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有时也会突然发出神经质的怒言。有4年之久，他自以为深深地爱上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少女，名叫斯蒂芬妮，虽然他常常在她同她母亲在林嗣的兰德大街散步的时候爱慕地凝视着她，但是他从来没有作丝毫努力来同她结识，而像许多其他东西一般，宁愿把她保留在他幻想驰骋的梦幻世界里。他给她写了许多爱情诗，虽然从来没有寄出过（其中一首题为《献给心爱的人的赞歌》），但是却硬要读给他耐心的少年友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听。在这些爱情诗里，斯蒂芬妮成了《Die Walkuere》（《女武神》）中的少女，身穿一件随风飘扬的深蓝色天鹅绒长袍，骑着一匹白马，驰骋在百花盛开的草地上。

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最好是做画家，否则至少也要做个建筑家，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已经热中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多民族奥匈帝国境内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16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尽管过了这么久的闲荡生活，他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世界大事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库比席克后来回忆说：“他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总是碰到什么东西同他作对，总是同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

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厌恶学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欢起读书来，参加了林嗣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地借阅图书。据他的少年友人回忆，他总是埋首在书堆里，其中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历史和德国神话的著作。

林嗣只是一个外省城市，不久之后，金碧辉煌的巴罗克式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就开始向这个雄心勃勃、幻想驰骋的青年招手了。在1906年过了17岁生日以后，希特勒带了他母亲和别的亲戚给他的一些钱，动身到这个大都会去住了两个月。虽然维也纳日后成了他度过他一生中最惨淡岁月的地方，惨到几乎流落街头。但是在他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维也纳却使他目眩神迷。

他成天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在博物馆、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

他也去打听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手续，一年以后，1907年10月，他又回到首都来参加入学考试，这是他要实现做画家的梦想的第一个实际步骤。他当时年方18，充满希望，但是这种希望马上化为泡影。看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甄别名单上的记载就可知道。

下列诸生考试成绩不良，不予录取──阿道夫、希特勒。籍贯：茵河畔的勃劳瑙。生日：1889年4月20日。民族：日耳曼。宗教：天主教。父亲职业：公务员。学历：中学四年。考题：人头像。

评语：试画成绩不够满意。

次年希特勒又试了一次，这次他的绘画太差，根本没有让他参加正式考试。对于这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来说，正如他后来所说，这仿佛是晴天霹雳。

因为他原来有绝对自信，以为一定会成功的。据他自己在《我的奋斗》中的记述，他要求院长说明原因。

那位先生告诉我，我所缴的几张画肯定地说明我不适合学绘画，我的才能显然在建筑方面；他说，对我来说，维也纳美术学院的绘画系是肯定不合适的，合适的地方是建筑系。

年轻的阿道夫愿意同意这一点，但是他又立刻发觉，遗憾的是，他中学没有毕业，这很可能妨碍他进建筑系。

这时，他的母亲又患了致命的乳癌，于是他就回到林嗣。自从阿道夫离开学校以来，克拉拉·希特勒和她的亲戚凑钱供养他有3年之久，结果却一点成绩也没有。1908年12月21日，林嗣开始披上圣诞节的盛装时，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溘然长逝了，两天后她安葬在利昂丁丈夫的墓边。对于这个19岁的青年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敬畏父亲，却爱母亲──（她的）去世使我的宏愿突然不能实现──

贫困和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作出一个迅速的决定──我面临着想办法谋生的问题。

想办法！他并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从来没有想靠自己的力量赚一分钱。但是他并不气馁。他向亲戚告别，宣布他若不得志，决不回乡。

我手中提着一只装替换衣衫的衣箱，心中怀着坚定的意志，动身到维也纳去。我也希望从命运手中夺取我父亲在50年以前取得的东西；我也希望“有所成就”──但是决不做公务员。

3、“我一生最悲哀的时期”

此后4年（从1909年到1913年）对这个林嗣来的闯世界的青年来说，是一段极其悲惨和贫困的时期。在哈布斯堡王朝还没有覆亡，维也纳还是拥有5200万人民的帝国在欧洲心脏的首都的最后短短几年里，维也纳有着一种世界各国首都所没有的独特的快活气氛和迷人魅力。不仅在建筑、雕塑、音乐方面，而且在人民的无忧无虑、喜欢享乐、爱慕文化、追求风雅的精神生活方面，维也纳都可以呼吸到西方任何其他城市所没有的那种纷华糜丽的巴罗克和罗可可式的空气。

维也纳位于维纳瓦尔德树木葱郁的山脚下，蓝色的多瑙河畔，山坡上到处点缀着黄绿色的葡萄园，这是一个富有天然美景的地方，外来的游客固然为之心迷神醉，维也纳本地人也自以为得天独厚。空气中充满了音乐，那是当地的天才子弟、欧洲最伟大的音乐家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高尚优美的音乐，而且在最后那几年回光返照的升平岁月里，还有维也纳自己钟爱的约翰·斯特劳斯的欢乐、迷人的华尔兹圆舞曲。对于这样幸运和过惯了巴罗克式生活的人们来说，生活就像是一场美梦，因此快活的维也纳人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跳华尔兹，喝葡萄酒，在咖啡馆里谈心，在歌场舞谢听曲看戏，打情骂俏，寻欢作乐，把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享受和梦想之中。

当然，也需要治理一个帝国，维持一支陆军和海军，管理交通，进行贸易，从事劳动。但是在维也纳，很少有人需要在这些事情上加班工作，甚至用不着全天工作。

当然，也有阴暗的一面。这个城市像所有其他城市一样，也有穷人，他们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住在贫民窟里。但是作为帝国的首都，而且作为中欧最大的工业中心，维也纳是繁荣的，这种繁荣比较普遍，人人都有一份。下层中产阶级人数众多，在政治上控制了这个城市；工人们不仅在组织工会，而且也在组织自己的强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全市人口这时已增加到200万，生活之中有着一种沸腾的景象。民主的势力正在排挤哈布斯堡王朝悠久的专制的势力，教育和文化已向群众开放，因此到1909年希特勒到维也纳来的时候，一个囊无分文的青年也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或者谋得一份相当体面的差使，同其他为数约100万的职工一样，生活在笼罩着首都居民的文明气氛中。他的唯一友人，同他一样微贱和默默无闻的库比席克不是已经在音乐院中初露头角了吗？

不过年轻的阿道夫并没有去实现进建筑系的抱负。尽管他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他仍有可能进建筑系──凡是有“特别才能的”青年，即使没有这种证件也能入学──，但是从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来看，他没有申请入学。他也不想学什么手艺行业，或者从事任何正常的职业。相反，他宁愿干些杂七杂八的零活──扫雪，拍打地毯，在铁路西站外面扛行李，有时候干几天工地小工的零活。1909年11月，他到维也纳“掌握命运”后不到1年，他不得不放弃在西蒙·丹克胡同租赁的房间，在以后的4年中一直住在只有铺位的鸡毛店里，或者在多瑙河畔维也纳第二十区默尔德曼街几乎同样简陋的单身宿舍里栖身，靠光顾施粥站打发饥饿的日子。

难怪在将近20年后他这么写道：对许多人说来，维也纳是个尽情享受的天堂，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对我说来──恕我直言──它却是我一生最悲哀的时期的活生生的记忆。

即使到今天，这个城市在我的心中也只能引起不愉快的想法。对我说来，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5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5年中我被迫求职口，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

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辘辘的饥肠。

他说到那些日子时，总不免要提起饥饿。

当时饥饿是我忠实的伴侣，他同我形影不离，有福同享──我的生活就是同这个无情的友人进行的一场长期搏斗。

但是，饥饿却从来没有逼得他设法寻找一个固定的职业。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得很清楚，他有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入骨的恐惧，深怕又掉到无产者的队伍中去，体力劳动者的队伍中去──他后来就利用这种恐惧心理在缺乏领导、薪金低微、无人重视的白领阶层的广大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社会党。这个阶层的千百万人都有这样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在社会地位上比起“工人”来至少略胜一筹。

希特勒固然说过，他至少有一阵子靠当个“小画家”，但是他在自传中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工作的情况，只不过说了这么一句，在1909年和1910年，他的情况略有改善，可以不必再当普通小工了。

他说：“这时，我已开始独立工作，做个小素描画家和水彩画家。”

这句话是有些容易令人误解的，《我的奋斗》中许多其他具有传记性质的段落也是如此。虽然当时认识他的人所提供的材料也并不比他自己更加可靠，但是拼凑起来的情况可以说肯定是比较完整的，也可能比较确实。

有一点是相当肯定的，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有像他的政敌所嘲笑的那样当过房屋油漆匠。至少没有材料证明他干过这个行当。他当时干过的事是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内容常常是一些著名的景物，例如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伯格剧场、舒恩布伦王宫或者舒恩布伦公园中罗马时代的遗迹。据他相认的人说，他是从别人作品上临摹下来的；显然他没有写生的能力。这些画片是矫揉造作、没有生气的，很像一个初学建筑的人所画的粗糙草率的速写，他有时添上一些人物，也画得非常拙劣，好像连环画一样。我有一次看到希特勒的原作速写后曾经记下过这么一些话：“几个面像。拙劣。有一个几乎像食尸鬼。”在海登看来，“它们像巍峨庄严的宫殿外的小沙包”。

这种可怜的玩意儿，希特勒也许画了几百张，卖给小贩装饰墙头，卖给商人嵌在陈列出售的画框里，卖给家具商把这种画片钉在廉价的沙发和椅子靠背上，当时在维也纳，这是一种流行风气。希特勒也能够画一些比较商业性的东西。他常常为小铺子老板画招贴，给泰第狐臭粉这种商品做广告。有一张画后来也许在圣诞节的时候赚过一些钱，画的是圣诞老人在叫卖色彩鲜艳的蜡烛，还有一张画的是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哥特式尖顶，高耸在一堆肥皂上。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顶是希特勒从别人的画上百抄不厌的东西。希特勒的“艺术”成就仅止于此，但是他至死还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

在维也纳这些流浪的年代中，他的外表肯定是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汉。当时认识他的人后来追忆，他穿一件破旧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很像一件土耳其长袍，这是一个匈牙利籍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这个旧衣商也住在那所简陋的单身宿舍里，同他颇为友好。这些人还记得他头戴一顶油腻发光的黑呢帽，四季不换，他的一头乱发，前额斜梳，像他日后那样，颈后的头发乱糟糟的盖住了肮脏的衣领，因为他很少理发修面，两颊和下颏往往胡髭丛生。

如果日后成了艺术家的汉尼契的话是可信的话，希特勒像“一个基督教徒中间很少出现的鬼怪”。

不像同住在一起的一些潦倒的青年人，他毫无青年的恶习。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同女人没有来往──根据已知情况，不是因为任何不正常的心理或生理，而完全是因为他特别怕羞。

希特勒后来在《我的奋斗》中难得幽默地说，“我相信，当时我认识的人都把我当作一个怪物”。

像他的教师一样，这些人也记得他的炯炯有神的眼光，这是他脸部的突出特点，反映出性格中同这个一身肮脏的流浪汉的贫困生活很不协调的某种东西。他们还记得，这个青年人尽管在体力劳动上极其懒惰，读起书来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当时我用心读了大量的书。工作之余全部时间都花在读书上。这样在几年之内我就打下了知识的基础，到今天我还从这里吸收营养。”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详尽地谈到了读书的艺术。

所谓“读书”，当然，我的意思也许同所谓“知识界”的一般人有所不同。

我也认识一些大量“读书”的人──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博学”的人。不错，他们有大量“知识”，但是他们的头脑不能组织和整理他们所吸收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一个掌握正确读书艺术的人──从本能上立刻就能辨别出什么东西是他认为值得永远记住的，或者因为这些东西符合他的需要，或者因为一般值得知道──读书的艺术，求知的艺术是：──去芜存精──只有这样的读书才有意义，才有目的性──由此看来，我在维也纳的日子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

有什么价值？希特勒的答复是：从他的读书中，从他在维也纳穷人中间的生活中，他学到了日后需要知道的一切。

维也纳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虽然也是最彻底的学校。我刚踏进这个城市时还是一个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

在这个时期中，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巩固基础。除了我当时打下的基础之外，我后来很少需要学习什么东西，也不需要改变什么东西。

那末，他在维也纳这个慷慨给予他狠狠的打击的学校里究竟学到了一些什么？他在那里的经历和读书中究竟学到了一些什么思想？照他的说法，这些思想一直保持到最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这些思想大部分是空虚陈腐的思想，有时往往荒唐可笑，而且受到粗暴的偏见的影响。在对这些思想稍加考察之后，这一点就是很明显的事。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思想对这部历史很重要，正如这些思想对世界曾经是很重要的一样，因为这些思想将成为这个有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不久要建立的第三帝国的基础的一部分。

4、阿道夫·希特勒的萌芽思想

除了一个例外，这些思想都不是什么独创之见，而是从20世纪初叶奥地利政治和生活的奔腾的大漩涡中原封不动地拣来的东西。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当时由于消化不良正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好几世纪以来，在人口中占少数地位的日耳曼奥地利人统治着一个拥有十多个民族的多语言帝国，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在它之上。但是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控制地位就在削弱之中。他们不能同化少数民族。奥地利不是一个熔炉。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人分裂了出去，1867年，匈牙利人在所谓双重王室的制度下赢得了与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现在，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各个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并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间的激烈争吵成了奥地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不仅如此，也还有社会动荡，而这往往掩盖了民族冲突。没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要求享有选举权，工人们坚决要求有权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不仅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也是为了要实现他们的民主的政治目标。后来事实也确是如此，在举行一次总罢工后，成人都普遍享有了选举权，而奥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告终，因为他们在奥匈帝国奥地利这一半中只占1/3的人口。

对于这些情况，希特勒这个从林嗣来的年轻的狂热的日耳曼一奥地利民族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帝国正在陷到“危险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这个主宰种族恢复原来的绝对权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由日耳曼人用铁腕来统治他们。议会必须废除，所有民主的“胡闹”必须结束。

虽然希特勒没有参加政治，但他非常关心地注意着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泛日耳曼民族党。一种政治上的狡猾见识现在已开始在这个不修边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当代各个政党的力量与弱点，而在成熟以后，使他成了德国的第一号奸雄。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接触后，就对该党有了一种强烈的憎恨。“最使我憎恶的是，”他说，“它对维护日耳曼主义的斗争持敌对态度，它对斯拉夫‘同志’不要脸地讨好卖乖──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得到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看透了一个假装成社会美德和兄弟友爱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

但是他这时已经相当聪明，知道为了要仔细研究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间得到成功的原因，必须抑制自己对这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反感。他最后认为他们成功的原因有好几个，他牢记了这些原因，后来并利用它们来建立德国国家社会党。

有一天──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他看到维也纳工人举行群众示威。“我屏息凝神地看着人群组成的巨龙慢慢地游过去，几乎有两小时之久。

我最后离开那个地方漫步回家时，心中极感焦虑。”

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的价值。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肯定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10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了解这个运动──特别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恶劣的精神恐布，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说，资产阶级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的真正大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能导致必然的胜利，其必然程度几乎同数学一样精确──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在支持者中间，所取得的胜利似乎是他们本身事业的正义性的胜利，而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进行抵抗不存任何胜利的希望。

关于希特勒日后要加以发展的纳粹策略，再也没有比这段话分析得更加精确的了。在维也纳，有两个政党强烈地吸引着成长中的希特勒的注意，他对它们都应用了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冷静的分析能力。他说，他最初拥护由格奥尔格·里特·冯·舒纳勒建立的泛日耳曼民族党，冯·舒纳勒也是希特勒老家下奥地利希皮塔耳附近一州的人。泛日耳曼党当时正在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多民族帝国中的统治地位进行最后的奋斗。虽然希特勒认为舒纳勒是个“深刻的思想家”，而且热情地拥护他的强烈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社会主义、主张同德国合并、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和教廷的基本纲领，但他很快就发现了该党失败的原因：“这个运动未能充分了解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战斗性的人民群众；它参加了议会，这就使它丧失了重要的推动力量，而沾上了议会所特有的一切弱点；反对天主教会──又使它丧失了我国民族足以自豪的无数最优秀的分子。”

希特勒在维也纳时代得到了一个教训，虽然他日后在德国取得政权时还是把它忘记了，可是他在《我的奋斗》中竭力强调过，那就是，一个政党要想反对教会是没有用的。他在解释舒纳勒的“脱离罗马”运动为什么是个策略错误时说：“不管一个宗教派别有多大值得批评的地方，一个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以往的全部历史经验中，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党派要进行宗教改革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

不过在希特勒看来，泛日耳曼党最严重的错误还是在于它未能唤起群众，甚至未能了解普通人民的心理。从他重复说明他年纪刚过21岁就开始在心中出现的思想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

他在建立自己的政治运动时不能犯这个错误。

泛日耳曼党还有一个希特勒不想犯的错误。那就是它未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当中至少某些机构的支持──如果不是教会的话，至少也是陆军，或者内阁，或者国家元首。这个青年明白，除非得到这种支持，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取得政权。

希特勒在1933年决定大局的1月里狡猾地骗取到的，正是这种支持，而且也完全靠这种支持，他和他的国家社会党才有可能接掌一个伟大国家的统治权。

在希特勒的维也纳时代，只有一个政治领袖，除了了解在群众基础上建党的必要性之外，也了解这一点。那个人就是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导师，虽然两人从来没有碰过面。希特勒一直把他看成是“历代最伟大的日耳曼市长──比所有当代的所谓‘外交家’都更伟大的政治家──如果卡尔·卢格博士当初活在德国，他就会置身于我国人民伟大的思想家之列”。

当然，日后的希特勒同维也纳下层中产阶级的这个身材魁梧、性格率直、态度温和的偶像很少相似之处。不错，卢格作为一个在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并且像希特勒后来那样利用高涨的反犹情绪作为政治资本的政党的领袖，当时成了奥地利最有势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读才读到大学毕业的卢格，却是一个在学识上有相当造诣的人。他的敌人，包括犹太人在内，都愿意承认，他秉性高尚侠义、慷慨大度。当时在维也纳成长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证明，卢格从来没有由于他在公开场合的反犹态度而不肯帮助犹太人或者对他们态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说，“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这个反犹政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曾经心惊胆战的犹太人继续过着像过去一样享有权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这却不是年轻的希特勒所喜欢的。他认为卢格太大度了，不够重视犹太人这个种族问题，他对于市长未能拥护泛日耳曼主义感到不满，对于他的罗马天主教教权主义和他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是否得当感到怀疑。老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不是两次拒绝批准卢格当选为市长吗？

但是最后希特勒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天才，这个人知道怎样赢得群众的支持，了解现代社会问题和宣传与口才在左右群众时的重要性。对于卢格对付有势力的教会的手腕，希特勒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的政策订得极其精明狡猾”。最后还有一点，卢格“善于利用一切现有手段来争取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以便能够为他的运动从这些既有的权力来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条件”。

这一段话简单扼要地总结了希特勒日后用来组织自己的政党和引导它在德国取得政权的思想和手段。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右派政客中唯一的一个人把这种思想和手段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政局。就是在那个时候，纳粹运动（在所有民族主义和保守的政党中就只有它）取得了广泛的群众的拥护，在这以后，又取得了陆军、共和国总统和大企业联合会这三个有很大权力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机构”的支持，终于取得了德国总理的职位。在维也纳汲取的教训，结果证明的确是很有用处的。

卡尔·卢格博士是位杰出的演说家，泛日耳曼党却没有善于词令的演说家。希特勒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我的奋斗》中大大强调了演讲术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

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它们不是词章学家和客厅英雄的柠檬水似的清谈。

年轻的希特勒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但是已经开始在维也纳的穷客栈、施粥站、街头巷尾的听众面前练习他的演讲术了。这种技巧后来发展成为（作者可以作证，他后来听了希特勒好几十次最重要的演讲）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才能，而且对他的惊人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经历中，最后一个方面是犹太人。他说，在林嗣，犹太人很少。“在家乡，我记不得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提起过这个字眼。”

在中学里，有一个犹太儿童──“但是我们对这件事很少去想它──我甚至把他们（犹大人）当作是日耳曼人”。

但是根据希特勒童年时代友人的材料，这不是实际情况。奥古斯待·库比席克回忆两人一起在林嗣的日子的时候说：“当我初次认识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他的反犹情绪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希待勒去维也纳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在维也纳的经验可能加深了这种情绪。但是可以肯定不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

“于是，”希特勒说，“我来到了维也纳。”

我初到一地，种种新奇景象使我目不暇给──心中又想着自己命途多舛，因此未能深入了解这个庞大城市的人民中间的内部阶层。尽管在当时维也纳200万居民中间几乎有20万犹太人，我却看不出犹太人来。在我看来，犹大人的特点仍旧是他们的宗教，因此，基于人类的相互容忍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同其他问题上一样，我仍旧反对宗教攻击。因此，维也纳反犹主义的报纸的语调使我觉得有负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传统。

有一次──希特勒记述道──他在内城漫步。“我突然遇到一个身穿黑色长袍、两鬓留着黑色胡子的怪物。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个犹太人吗？因为，在林嗣，犹太人不是这等模样的。我偷偷地谨慎地看着那个人，但是我看着这张奇怪的脸庞越久，越是逐一研究它的每一特点，我的头一个问题就越是具有一个新的形式：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希特勒的答案是很容易猜到的。虽然他说，在作出回答以前他决定“用书本来解决我的疑窦”。他埋首阅读反犹书籍，当时这种书籍在维也纳很有销路。然后他到街头去更加仔细地观察“现象”。“我所到之处，”他说，“我都开始看出有犹太人，我看到的越多，他们在我的眼中也就越明显地同其他人有区别──后来我常常一闻到这种穿长袍的人的气味，就感到心中作呕。”

他说，接着，他发现了“这一‘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有连一个犹太人也不牵涉到的吗？如果你再小心地解剖这种脓疮，你就会发现──像在腐烂的尸体中突然见到亮光而受惊的蛆虫一样──其中有一个犹太鬼！”他说他发现，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他记述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心肠冷酷、恬不知耻、孜孜为利的主使者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

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狂言乱语中，有很大病态的性心理成分。这也是当时维也纳反犹主义报纸的特点，后来也成了纽伦堡黄色的《冲锋队员》周刊的特点，这家周刊是由希特勒最得宠的助手之一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出版的，他是弗朗科尼亚纳粹党头子，一个著名的性欲变态者，也是第三帝国名声最臭的人之一。《我的奋斗》中不乏明白的暗示，提到粗野的犹太人诱奸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的话。希特勒居然写到“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诱奸数十万女郎的可怕景象”。正如鲁道夫·奥耳登所指出的，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压抑妒忌心理。虽然他年龄已经20出头，根据已知的材料，他在维也纳的时期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

“慢慢地，”希特勒写道，“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

他至死都要成为一个盲目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在临死前几小时写的最后遗嘱中还对犹太人作一次最后攻击，说他所发动的战争是他们引起的，现在断送了他和第三帝国。这种强烈的仇恨在那个帝国里后来竟会影响到这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了一场景象这么可怕、规模这么庞大的屠杀，以致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创痕，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人类，这一创痕就肯定会永远存在。

1913年春天，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到德国去住，据他说，他的心过去一直向往着德国。他当时24岁，除了他自己以外，人人看来，他从各方面来说都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当上建筑师。人人都可以看出，他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个流浪汉──而且是个古怪的、有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不过，他有一样东西：对自己的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使命感。

他离开奥地利也许是为了要逃避军役。不是因为他是个胆小鬼，而是因为他不愿同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帝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在军中服役。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他在1912年春天到了慕尼黑。不过，这一点他弄错了，警察局登记册中载明，他在维也纳一直呆到1913年5月。

他自己说的离开奥地利的原因是相当夸张的。

我对哈布斯堡国家的内心憎恶越来越强烈了──我在首都看到的民族杂居现象，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工人的大混杂，还有到处像蘑菇一样生长的犹太人──犹太人，没完没了的犹太人，都使我感到憎厌。这个大城市使我觉得是人种退化的象征──我在这个城市呆得越久，我越是憎厌异族混杂，因为这种混杂已经开始腐蚀这一日耳曼文化的古址──为了上述种种原因，我越来越渴望到我童年时代就暗暗想望和热爱的地方去。

他后来在那个他这样热爱的国家里的命运是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他当时从法律上来说还是侨居德国境内的一个外国人，一个奥地利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他担任总理前不久。要了解希特勒，就必须把他当作一个奥地利人，这个奥地利人在哈布斯堡帝国崩溃之前的最后10年中才成年，他没有在这个帝国的文明首都扎下根，他怀有当时讲德语的极端分子中间极为流行的一切荒谬偏见和憎恨，他不能了解他的极大多数同胞的正直、诚实、可敬的品格，不论他们是捷克人，还是犹太人，还是日耳曼人，不论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论他们是艺术家，还是手艺工人。很可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来自北方，或者来自西方的莱因兰，或者东方的东普鲁士，或者甚至南方的巴伐利亚的德国人，由于本人任何可能的经历，也会在自己的血液中和思想中具有那些把阿道夫·希特勒推上他最后达到的高峰的同样的种种混合成分，当然，除此之外，希特勒还有不少的不可预测的天才成分。

但是在1913年春季的时候，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在慕尼黑，同在维也纳一样，他仍旧囊空如洗，举目无亲，也没有正式职业。接着1914年夏天爆发了战争，把他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卷了进去。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这是个天赐良机。现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不仅能够满足在一场他认为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为他所热爱的第二祖国服务的愿望，而且也能够逃避他个人生活中的一切失意和烦恼了。

“对我来说，”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仿佛是把我从年轻时代压在我身上的穷困下拯救出来。我很坦率地承认，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了下来，衷心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对我来说，对所有德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现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开始了。同这场巨大的斗争相形之下，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了。”

对希特勒来说，过去的一切──贫困、寂寞和失意──都要退居到次要地位，虽然以后还是永远影响着他的思想和性格。现在，将要为千百万人带来死亡的战争，却为这个25岁的青年带来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

引述完了威廉·夏伊勒（Shirer,W.L.）所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我们就知道该书在多大程度上美化了那个时代及其风云人物。

我还想引用一些“希特勒的格言”，来说明其“片面的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为了把自己和通常认为的“犹太人形象”区别开来所产生的：

1、“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2、“如果有人说：你做梦吧！我只能回答他说：你这个笨蛋，如果我不是一个梦想者的话，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我一直相信德国，你说我是一个做梦者；我一直坚信帝国的崛起，你说我是个傻子；我一直相信我能重新夺回权利，你说我疯了；我一直坚信贫穷会有尽头，你说那是乌托邦。谁是对的？你还是我？！我是对的，我一直会是！”  

3、“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  

4、“如果日耳曼民族不在强大到可以浴血保卫它自己的存在的话，它就应当灭亡。”  

5、“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并将为之努力奋斗，直到死亡！” 

6、“竞争是万物之本，人类不是靠人性原则生存的，而是靠最野蛮的竞争生存的。”

7、“我们不会投降，决不投降，我们可以被摧毁，甚至身陷绝境，我们将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这个世界在燃烧。”

8、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

9、民族国家的创造，绝不是毅力单薄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能济事的，只有具备钢铁般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 才能打倒其他一切运动而获得最后胜利。

10、人类的进步，好像是去永无止境的梯子。登高必须要从下面拾级而起， 所以雅利安人必须要遵循实际的道路，向前进行，这道路绝不是近代和平者所梦想的道路。

11、战争已经变成一种神秘的科学，令人高深莫测。但是战争其实是一个极自然的东西，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必要的东西……战争就是生活。

12、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在永恒的和平中毁灭。

13、人类在斗争中变得强大，不论他达到了什么目标，都是由于他的创造力加上他的残忍。

上面这些言论，初听之下似乎铿锵有力，仔细一想都缺乏思想的深度，而且极其片面，是典型的“一面之词”，而且强词夺理，永远停留在高中生的水平。难怪希特勒始终无法考上大学，连维也纳美术学院也把他拒之门外。他虽然比斯大林和毛泽东强些，也强不了多少。

当然，这些铿锵有力的言辞，也正因为缺乏深度而且极其片面，恰恰像广告与歌词一样满足了大众时代的需要。强词夺理的一面之词，适合国民义务教育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所培养的人，永远停留在高中水平。

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在新的国民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犹太人，也逐渐接受了希特勒的上述高中生言论，而把自己培养成为铁血国民。希特勒生前把自己打扮为先知，而先知都不被本乡所悦纳──他先在奥地利被流浪，后在德国被埋葬，现在却在以色列和伊斯兰找到了继承人……历史就是如此“吊诡”、“矛盾”。

据《纽伦堡大审判》（约瑟夫·E·珀西科）记载，在二战结束以后，由于以色列国的活动，造成了国际观感的剧烈改变。前纳粹德国反犹报纸《冲锋队员》周刊的创始人和编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竟然“准备跟犹太人一起为获得家园而战”──因为他读到了巴勒斯坦最近发生暴动的消息。“任何可以投入战斗和抵抗的人团结一致手握钢枪，对这样的民族我唯有钦敬之极，”他说，“即便希特勒僵尸还魂，他也会承认他们是一个斗志昂然的种族。我准备加入并帮助他们战斗。我不是在开玩笑！犹太人会统治全世界的。要是能帮助引导他们走向胜利，我会很高兴的。我研究犹太人很长时间了，以致我认为我也养成了他们的性格。我提一个建议，让我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发表讲演，一定会引起轰动的！”

这个自称具有犹太人性格的施特赖歇尔并无犹太血统，但是他的讲演会是对他这个“反犹斗士”一生的莫大嘲弄吗？不会的。早在纳粹横行的时代，每当犹太教堂遭到践踏或是犹太教士被逐出家门时，施特赖歇尔作为地方长官，总是让那些即将付之一炬的书籍和手稿首先送交给他。他从中挑出最罕见、最有价值的资料送交《冲锋队员》图书馆。这样，到战争结束，这么多的犹太人学术著作化为灰烬时，这个首要的使犹太人上圈套的人却从烈火中抢救出一批价值连城的犹太文物。他早已为自己预备了退路。这就是纳粹德国“反犹主义”的真相。

（另起一单页）

2016年出版后记

2015年，希特勒著作解禁，又在德国掀起了一阵歇斯底里。

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在德国被禁70年后，2016年1月8日再次上市销售，与德国民众见面。但这次出版的不是原版自传，而是增加了批判性评论的注释版。

有位“历史学家”夸张说：《我的奋斗》里每一个字，使125人丧失了生命；每一页，使4700人丧失了生命；每一章，使120万人丧失了生命。所以称其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书”。

作为纳粹出版社的“合法继承人”，德国巴伐利亚州财政部继承《我的奋斗》版权后，一直致力阻止该书再版，并且屡获成功。然而，由于版权法的规定，巴伐利亚州不可能永远窃取著作版权。根据相关法规，在任何作者去世70年之后，版权就会自然失效。也就是说，《我的奋斗》自希特勒在1945年自杀之后的第70年，即2015年12月31日之后，其版权将消失。

其实，只有像德国人这样变态的民族，才会对这本破书的出版与否如此敏感。这本书就像一本共产党编辑的“学习资料”，一点味道也没有。

为什么说德国人变态？

因为他们像犹太人一样，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

德国人像犹太人一样精明甚至更加精明，德国人像犹太人一样精于计算甚至更加精于计算，德国人像犹太人一样记仇甚至更加记仇，德国人像犹太人一样富于历史感甚至更加富于历史感。

所以德国人和犹太人成了死敌。为了向犹太人复仇，德国人不惜大力向欧洲输入穆斯林，先是输入土耳其劳工，现在输入叙利亚难民。但是目光短浅的德国人忘记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本是同根生，都是“闪米特人”。而“反犹主义”的原义本来是“反对闪米特”。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Shirer,W.L.）所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1970年代就在中国获得“内部出版”，因此影响了整整一代“资讯匮乏的中国人”。

不过，就其1930年代所写的《柏林日记》来看，他具有明显的反纳粹倾向，因此不是一个公正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里，虽然仔细描写了希特勒的出身和早期生活，却丝毫不肯透露一点希特勒家族的犹太背景。威廉·夏伊勒不可能不知道“希特勒的父亲是犹太人的私生子”一类的传闻，即使作者不相信这些传闻，也应该把它们如是写出来才对。就像我并不相信威廉·夏伊勒的诚实，但是我还是把他的“谎言”引述在下面。

我本人就不幸在1974年花了整整十天时间，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此书。可是我后来却用了三十多年，才消除了此书的恶劣影响。真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过弯路也是有其妙处的。我这里所写的，也算是对此经历的一个回应和总结。

（另起一页）

书名

二十世纪的政治骗局

（以阿道夫·希特勒为研究案例）

A 20th-Century Hoax ( the Case for Study: Adolph Hitler)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NC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3月第二版

March 2016 Second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二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Xuanjun

Volume X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