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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9日星期日

谢选骏:哈佛大学四百年的黑历史仍在延续

《哈佛四年 教你什么》(2022-05-27 留美学子)报道: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高估大学四年的重要性并非过分。如果能够被称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那么大学四年里,学生应当学习什么?


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说:“对于一个十几岁初次离开家门,行将踏上通才教育征程的青少年来说,今天一所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将给他以什么样的印象呢?他将有四年的时间去自由地发现自己——他步入到一个空间中,以往贫乏的知识荒漠被他逐渐抛在了身后,而获得学士学位后那种乏味的专业训练尚未来临。


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


只要他想要获取任何高水准的生活,他就必须这样去做。如果他的选择不仅仅限于那些当时流行的或者是职业发展所提供的内容,而是关注那些能够使他自身全面发展的选择,那么大学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他可以成为自己所期望成为的一切,去观照和思索自己的种种选择。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大学岁月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它们是使他文明开化的唯一途径……面对这样一个行将接受教育的人,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能够被称为受过大学教育,他应当学习什么?”


作为美国、也是全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让本科生们学什么?哈佛传统的“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是什么?他们的通识教育又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呢?


1.哈佛人都在学什么?


据说,在每个哈佛人的一生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他或她突然意识到哈佛的魅力。我想很多人的那个瞬间是在拿到长达上千页的选课单,为自己选择在哈佛的第一门课的时候。


2013年哈佛新的通识教育计划正式推行,重新划分了学生需要涉猎的八大知识范畴领域,艺术与诠释、文化与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中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共计400多门课程。


如果说,大学教育的价值在于为一个人的一生提供一个时间段,在此期间,他的求知欲最为旺盛,心智最为开放,并得以远离社会求速成的压力,学习如何发问,去怀疑既定的前提,学会天马行空的思考。


那么,当几乎全人类的知识一起摆在他的眼前,而他必须从中选出32门值得花费四年时间的课程时,除了对于这场知识的盛宴充满兴奋之外,恐怕还有巨大的困惑与不安。


桑德斯剧场旁的安纳伯格餐厅,拥有9000平方英尺的就餐大厅 


2.通识教育:何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21世纪前25年,何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是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威廉·科比在2003年一次通识教育改革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当一所走过了近400年历史的大学回头审视自我时,这是一个最简单,却也最艰难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识教育计划(Gen Ed),以取代20世纪70年代末设计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


对哈佛学生来说,没读过莎士比亚更可耻,还是不知道染色体与基因的区别更丢人?哪些知识是重要到必须教给每个学生的?比如足够多的经济学知识让他们看懂华尔街的财务报表,足够多的科学素养让他们读懂《科学美国人》上的每篇论文,还是足够多的幽默感让他们看懂《纽约客》上的笑话?


“受教育”与技术训练不是一回事。尤其在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视野之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与自然的——从而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


它要求一种历史性的视角,让一个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时一地的现实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苍蝇”(埃德蒙德·博克)。


这样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曾经被了解过的与被述说过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须理解整体——人类世界与它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自然世界与探究的方法,量化的与语言的技巧,还有活泼的艺术。


就像校徽上刻着的“真理”二字一样,“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育,是哈佛大学在近400年的历史中一直坚持的一个理想,尽管在越来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今天,这种坚持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有一种说法是自由教育就像教堂,专业教育则像医院。


大家都知道医院是干什么的,但说不清楚教堂到底有什么用,但它确实还有某种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慰藉和回答人的真正需要。


哈佛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J.哈里斯在接待两位前去取经的中国学者时说:“自由教育的特点是又宽又深。所谓宽,是教给学生的整个知识范围‘宽’,深则意味着要深入各个专业,每一门课都讲究深度。”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哈佛就把本科生的课程分成三个部分:主修课、选修课、通识课(此外还有写作课与课外活动)。按照J.哈里斯的说法,这些都是哈佛式“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


主修课致力于培养学生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理解,这是专业化时代的要求——只有当一个人深入钻研了某一复杂学科之后,不仅学会分析问题,还要能合理地解释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明白真正的智力探究与探索是什么意思。


即使一个人学生时代选择的专业与他未来的事业之间毫无关联,或者20年后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全部忘光,他至少懂得精通一门专业是怎么回事。


哈佛学生正在上一堂天文课


选修课占四分之一,是为了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探索主修专业之外的知识,比如一个文科生偶尔也会仰望星空,追问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或者一个满脑子代码的计算机系学生可能也愿意欣赏一点贝多芬、莫扎特或印象派。


剩下四分之三则是通识课(General Education)。


所谓通识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无论他们的专业或兴趣是什么。


3.哈佛通识课怎么变迁?


在哈佛,主修课可以任意选、任意换,连专业也可以换,唯有通识课属于校方指定必修的,非选不可。这是大学主动为一个年轻人的4年求学生涯开出的一张关键处方,代表了一所大学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些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大学最希望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认为有些书是每个人毕业之前都应该读过的,不是任何一本书,而必须是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伍尔夫的著作……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最戏剧性地建构了“西方”的著作者,他们的书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哈佛中心校园


哈佛大学则认为,比起古典名著或者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某些学问的方法才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比如你可以没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必须在教授的指导下以评论和分析的方式研读过经典文学;你可以不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你得懂得如何将历史作为一种探究和理解的方式,观察和分析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你可以没上过“经济学原理”,却不能没修过一门探讨社会问题基本原理的课程。


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应该能理解物理学的基本观点: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可预知的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发现其规律;而一个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捣鼓细胞的生物系学生应该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遭遇的道德困境。


这是哈佛运行了30多年的通识教育系统——“核心课程”的基本观点: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本科教育的重心必须从具体知识的获取转化到“获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


哈佛著名的“正义课”就是一门“核心课程”。


在第一节课的末尾,桑德尔教授就对学生发出了警告:这门课并没有教给你任何新的知识,而是通过将你原本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给予你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


“这是一种风险:一旦那些熟悉的东西变陌生了,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他说,“自我知识就像失去的天真——无论这让你多么不安,你也不可能再回头。”


30年前,哈佛“核心课程”的设计者亨利·罗索夫斯对于“何谓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有着明晰的界定: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写作;在某些知识领域具有较高的成就;对宇宙、社会及人类自身有深邃的理解;勤于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明智的判断力和抉择力;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世界各种文化及时代有深刻的认识。


2002年波士顿剑桥镇举办查尔斯河划艇大赛,9000多名各国运动员参赛,哈佛大学也派队参加


今天,哈佛认为,“核心课程”已经过时了——既然只有10%的哈佛学生会选择以学术为业,而60%会进入商业、律师、医学等职业领域,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试图把他们塑造成学者、教授呢?但对于未来的律师、医生、商人们,这个汇聚了世界上最多天才的大学,却无法为21世纪前25年的“良好教育”开出一份明确的清单。


对此,哈佛通识教育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是这样分析的:


“在知识专业化愈演愈烈的时代,绝大部分教授都是专门学科的专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有足够的权威,他们能告诉你,如何才能成为英语教授、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但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核心’,或者‘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知识’,他们一样困惑,不可能在任何具体的内容上达成共识,这不是他们的惯常思维。”


哈佛为何如此“无情”


——来自一个久远的哈佛传说


1764年的一天深夜,哈佛大学哈佛楼被一场大火烧成一片灰烬。哈佛楼里珍藏着哈佛去世捐赠给哈佛大学的图书,这些图书是哈佛大学的镇校之宝。如今被一场大火烧毁一空。这是哈佛之痛,也是哈佛灾难,难怪所有哈佛人捶胸顿足。


但鬼使神差,大火的当天下午,17岁的约翰在哈佛楼里读《基督教针对魔鬼、世俗与肉欲的战争》,因为太好看了,想要一气呵成的看完,他竟然偷偷把这本书带出来了,于是这本书成为哈佛楼的孤本。无疑,这个孤本将成为稀世珍宝。约翰陷入到了巨大的道德诘难之中,说出来,还是隐瞒?但最后他还是战胜小我,勇敢走进校长霍里厄克的办公室,把这个孤本还给他。


霍里厄克校长听完约翰的话,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他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图书,眼睛里闪动着泪花,缓慢地说:“谢谢你为学校保留了这份宝贵的遗产,你回去听候安排吧。”


两天后,哈佛张贴处理告示:约翰同学因违反学校规定,勒令其退学。


所有人包括约翰都无法接受。更多人都为约翰求情:约翰毕竟保存了哈佛先生赠送图书的孤本,给他一次机会吧。霍里厄克校长表情凝重,对提出异议的人说:“首先我要感谢约翰,他很诚实地把图书返还给学校,我赞赏他的态度,但我又不得不遗憾地说,我要开除约翰,因为他违反了校规,我要对学校的制度负责。”


这是什么?这就是规则意识,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所以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 霍里厄克校长开除约翰,成为哈佛历史佳话,哈佛的办学理念因此更加熠熠生辉:“让校规看守哈佛的一切,比让道德看守哈佛更完全有效。”


但更让我们惊叹的是,约翰被赶出哈佛后,并没有仇恨哈佛,反而感恩哈佛。他于第二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最后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大律师。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后,他加入托马斯·杰斐逊的团队,直接参与了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美国历史之上。约翰是被哈佛开除的学生,但却成为践行哈佛精神的优秀代表之一。


教育的意义就在这里,保护有时是最大的伤害,开除却能治病救人。拿破仑用剑做不到的,契约用笔就可以做到。有了契约,就有了规则,有了规则就会有文明,而文明就是众生平等,没有特例。


网民嚎叫:  


muzzy 2022年05月27日 23:02

“我宁可信任一个由波士顿电话本上列出的前400个人所组成的美国政府,也不信任一个由哈佛大学的教授们组成的美国政府。”被哈佛之流左藤大学洗脑出来的白左黄左黑左祸害美国,早该破产关门了。

kshdjj 2022年05月27日 14:38

常春藤本科生能学到气派和内在的气质,有着会说得头头是道外表形象。

这对搞财政金融的人才,是极其有用的!对理科本科生(不是研究生),美国的本科生比其他大国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水准没高多少。

原因是,常春藤“研究方面极其优秀的教授" 也没空教本科生。今后也我劝非”常春藤本科生",本科学习时注意培养独立学习和思索精神,也能当“研究方面极其优秀的教授" 的出色的研究生! (更正了COPY 时的漏句)

kshdjj 2022年05月27日 14:28

学到气派和气质,以及会说得头头是道形象。 这对搞财政金融的人才,是极其有用的!对理科本科生(不是研究生),美国的本科生 没比其他大国的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水准没高多少。原因是,在没空教本科生。我劝非”常春藤本科生",本科学习时注意培养独立学习和思索精神,今后也能当“研究方面极其优秀的教授" 的出色的研究生!


谢选骏指出:上文鼠目寸光,只看“哈佛四年教你什么”,不知“哈佛大学四百年做了什么”。


《大学四年,哈佛的学生都在学什么?这是我见过最真实的回答》(美国本科2月 6, 2019)报道:


作为世界最高的学府之一的哈佛,历来就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青睐,人们纷纷好奇:哈佛的学生都学什么,怎么学习?今天,家长报就带大家一起看看,哈佛上千页的选课单是什么样的,哈佛又有哪些课程设置呢?

陈寅恪定义大学精神的第一要义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代教育之父洪堡指出:大学应实施通识教育,而不应涉足职业教育。


作为世界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哈佛让本科生们学什么?哈佛传统的“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是什么?他们的通识教育又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呢?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大学岁月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它们是使他文明开化的唯一途径……面对这样一个行将接受教育的人,我们必须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能够被称为受过大学教育,他应当学习什么?

 

哈佛人都在学什么?

据说,在每个哈佛人的一生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他或她突然意识到哈佛的魅力。我想很多人的那个瞬间是在拿到长达上千页的选课单,为自己选择在哈佛的第一门课的时候。

2013年哈佛新的通识教育计划正式推行,重新划分了学生需要涉猎的八大知识范畴领域,艺术与诠释、文化与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中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共计400多门课程。


哈佛学生在上一堂天文课


如果说,大学教育的价值在于为一个人的一生提供一个时间段,在此期间,他的求知欲最为旺盛,心智最为开放,并得以远离社会求速成的压力,学习如何发问,去怀疑既定的前提,学会天马行空的思考,那么,当几乎全人类的知识一起摆在他的眼前,而他必须从中选出32门值得花费四年时间的课程时,除了对于这场知识的盛宴充满兴奋之外,恐怕还有巨大的困惑与不安。

 

何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21世纪前25年,何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是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威廉·科比在2003年一次通识教育改革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当一所走过了近400年历史的大学回头审视自我时,这是一个最简单,却也最艰难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识教育计划(Gen Ed),以取代20世纪70年代末设计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


对哈佛学生来说,没读过莎士比亚更可耻,还是不知道染色体与基因的区别更丢人?哪些知识是重要到必须教给每个学生的?比如足够多的经济学知识让他们看懂华尔街的财务报表,足够多的科学素养让他们读懂《科学美国人》上的每篇论文,还是足够多的幽默感让他们看懂《纽约客》上的笑话?


“受教育”与技术训练不是一回事。尤其在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视野之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与自然的——从而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它要求一种历史性的视角,让一个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时一地的现实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苍蝇”(埃德蒙德·博克)。

这样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曾经被了解过的与被述说过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须理解整体——人类世界与它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自然世界与探究的方法,量化的与语言的技巧,还有活泼的艺术。


就像校徽上刻着的“真理”二字一样,“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育,是哈佛大学在近400年的历史中一直坚持的一个理想,尽管在越来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今天,这种坚持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有一种说法是自由教育就像教堂,专业教育则像医院。大家都知道医院是干什么的,但说不清楚教堂到底有什么用,但它确实还有某种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慰藉和回答人的真正需要。


哈佛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J.哈里斯在接待两位前去取经的中国学者时说:“自由教育的特点是又宽又深。所谓宽,是教给学生的整个知识范围‘宽’,深则意味着要深入各个专业,每一门课都讲究深度。”


一名学生走在哈佛校园里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哈佛就把本科生的课程分成三个部分:主修课、选修课、通识课(此外还有写作课与课外活动)。按照J.哈里斯的说法,这些都是哈佛式“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

主修课致力于培养学生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理解,这是专业化时代的要求——只有当一个人深入钻研了某一复杂学科之后,不仅学会分析问题,还要能合理地解释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明白真正的智力探究与探索是什么意思。即使一个人学生时代选择的专业与他未来的事业之间毫无关联,或者20年后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全部忘光,他至少懂得精通一门专业是怎么回事。


选修课占四分之一,是为了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探索主修专业之外的知识,比如一个文科生偶尔也会仰望星空,追问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或者一个满脑子代码的计算机系学生可能也愿意欣赏一点贝多芬、莫扎特或印象派。

剩下四分之三则是通识课(General Education)。所谓通识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无论他们的专业或兴趣是什么。


哈佛通识课怎么变迁


在哈佛,主修课可以任意选、任意换,连专业也可以换,唯有通识课属于校方指定必修的,非选不可。这是大学主动为一个年轻人的4年求学生涯开出的一张关键处方,代表了一所大学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些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大学最希望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认为有些书是每个人毕业之前都应该读过的,不是任何一本书,而必须是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伍尔夫的著作……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最戏剧性地建构了“西方”的著作者,他们的书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哈佛大学则认为,比起古典名著或者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某些学问的方法才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比如你可以没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必须在教授的指导下以评论和分析的方式研读过经典文学;你可以不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你得懂得如何将历史作为一种探究和理解的方式,观察和分析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你可以没上过“经济学原理”,却不能没修过一门探讨社会问题基本原理的课程。

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应该能理解物理学的基本观点: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可预知的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发现其规律;而一个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捣鼓细胞的生物系学生应该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遭遇的道德困境。这是哈佛运行了30多年的通识教育系统——“核心课程”的基本观点: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本科教育的重心必须从具体知识的获取转化到“获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


哈佛著名的“正义课”就是一门“核心课程”。在第一节课的末尾,桑德尔教授就对学生发出了警告:这门课并没有教给你任何新的知识,而是通过将你原本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给予你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这是一种风险:一旦那些熟悉的东西变陌生了,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他说,“自我知识就像失去的天真——无论这让你多么不安,你也不可能再回头。”

30年前,哈佛“核心课程”的设计者亨利·罗索夫斯对于“何谓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有着明晰的界定: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写作;在某些知识领域具有较高的成就;对宇宙、社会及人类自身有深邃的理解;勤于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明智的判断力和抉择力;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世界各种文化及时代有深刻的认识。


哈佛中心校园


今天,哈佛认为,“核心课程”已经过时了——既然只有10%的哈佛学生会选择以学术为业,而60%会进入商业、律师、医学等职业领域,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试图把他们塑造成学者、教授呢?但对于未来的律师、医生、商人们,这个汇聚了世界上最多天才的大学,却无法为21世纪前25年的“良好教育”开出一份明确的清单。

对此,哈佛通识教育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是这样分析的:“在知识专业化愈演愈烈的时代,绝大部分教授都是专门学科的专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有足够的权威,他们能告诉你,如何才能成为英语教授、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但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核心’,或者‘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知识’,他们一样困惑,不可能在任何具体的内容上达成共识,这不是他们的惯常思维。”

 

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应该怎么生活?


2007年10月21日,哈佛现任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她的就职演讲中特别提到一封来自50年前的信,是1951年科南特校长委托哈佛档案馆保存,并转交给“下一世纪开始时”的哈佛校长的。在信中,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触即发,“很有可能使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剑桥在内遭到破坏……我们都想知道,自由世界在未来的50年里会如何发展”。

“正如科南特所处的时代一样,我们也处于一个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忧虑不安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福斯特校长说。


哈佛最新一轮的通识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回应。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是其中最大的两个不确定因素,所以新课程计划中加重了科学的比例,并且一再强调“国际化视野”和“合作意识”。


作为一项古老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哈佛都认为,真正的学者“必须拥抱孤独,并把孤独作为自己的新娘”。至少在这个世纪,他们希望培养的,绝不是象牙塔里孤独的学者,而是能在未来世界里长袖善舞、应付各种各样挑战的人。在所有的现代心智训练中,他们尤其强调这样一种训练:将学生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接触超越他们理解力——甚至也超越教师理解力——的现象,让他们失去方向,然后通过学习和思考,重新找到方向。也许这才是21世纪前25年所谓的“良好教育”。


2007年通过的《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这样写道:“我们在报告中所描述的通识教育计划的理想,就是要使本科生能够在一个他们毕业后将成为什么人和他们将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这样一个视野下,在哈佛课堂的内外进行一切学习。”


也就是说,哈佛所认可的“共同的知识核心”回归到了“生活”本身。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生活?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结构?什么样的成功才包含真正的幸福?公共事务中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公?


按照福斯特校长的说法,哈佛校徽上的“真理”(Veritas)是指一种基于理性、挑战、不安和怀疑的理解之道。但如果这种理解之道能帮助一个学生直面未来生活的各种变故与不确定性,更好地与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打交道,理解它的复杂性,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拥有一个更美好和富有意义的人生,有何不可呢?


谢选骏指出:人说“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是一所本部坐落于美国麻省剑桥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其因历史、学术影响力、财富等因素而获评为世上最享负盛名的学府之一。哈佛于1636年由当地的殖民地立法机关立案成立,迄今为全美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并拥有北美最古老的校董委员会。其最初称之为‘新学院’,该机构为了感谢一名年轻的牧师约翰·哈佛所作出的捐赠,而改名为‘哈佛学院’。虽然从没有与任何宗教派别有正式的联系,但早期的学院还是以培养公理会及一位论派神职者为主要职责。可是自18世纪起,其课程与学生群体的宗教性质渐渐淡化,而19世纪的哈佛则进一步成为了波士顿精英(英语:Boston Brahmin)的文化起源地。美国南北战争后,当时的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将哈佛各个学术机构综合成一所研究型大学,并增添了小班授课以及入学考试,而这些模式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的中高等教育政策。此校亦为美洲大学协会12个创始成员之一,并在经济大萧条及二次大战后进一步修改了课程及收生政策。后与拉德克利夫学院合并成为了男女校。”我看“哈佛四年”似乎风生水起,但从“哈佛四百年”来观察,哈佛大学已经大大落伍于时代了,成为种族主义的堡垒了。


《哈佛大学承认了种族主义的黑历史》(2022-04-29 新闻)报道:


哈佛大学发布134页报告,承认该校有奴役黑人的种族主义黑历史。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随着近些年美国社会关于种族主义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激烈,不少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美国大学也成了美国人在探讨这一议题时关注的对象,这些学校的学生更要求学校取消那些曾奴役过黑人或有“种族主义”问题的历史人物在校园里享有的“冠名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建立于1636年的美国哈佛大学于2019年决定展开一场种族主义的“自查自纠”行动,准备查清该校奴役黑人的种族主义黑历史,并做出悔改和纠正。


近日,哈佛大学完成了这一调查工作,并发布了一份134页(另有2页附录)的报告,承认哈佛大学曾在建校后的150年里有奴役黑人的问题。该报告显示,从哈佛曾经的校长和校领导到教职员工,都曾奴役过黑人。他们中有至少41人是哈佛大学历史中的名人,包括四任校长。这一时期被奴役的黑人则有70多人。报告还显示,哈佛大学还曾从种植园等大量使用黑奴的相关产业获得过大量经济利益,比如企业主给学校的捐款,以及哈佛大学本身对这些产业的投资。更惊人的是,哈佛大学还曾发表过许多给种族主义“正名”的“学术论文”,想通过这些论文证明被奴役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是不如白人的。这些论文后来还成了美国搞种族隔离乃至德国纳粹推行自己思想时的依据。


另外,报告指出,即便是在20世纪,哈佛大学仍然在学生录取方面存在着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比如在1960年时,该校总共1212名新生中只有9人是黑人。而在1890年到1940年这50年里,该校一共只录取过160名黑人。


而为了弥补这些种族主义的黑历史,哈佛大学在发布这份报告的同时宣布会拿出1亿美元成立一个基金,用于“纠正”该校犯下的这些历史错误。对此,在美国的社交网络上,有人称赞哈佛大学的做法,并称敢于直面错误的历史是美国精神的体现,但也有人认为这1亿美元的基金无法弥补黑人遭受的苦难,并担心这笔钱落不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黑人头上。有人还提到这1亿美元和哈佛大学每年得到的数十亿捐款比只是九牛一毛。有人更认为哈佛拿出的这1亿美元和发布的这134页的报告主要是用来让那些反种族主义运动人士“封口”,好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来“找茬”。


《纽约时报》则称,哈佛这1亿美元的基金,已经是此类基金中金额最多的一个了。但该报亦指出,哈佛大学回避了要不要给被奴役黑人的后人直接金钱补偿的话题。


谢选骏指出:哈佛大学并非真心改过,所以无法自新——哈佛大学只是慑于黑人的势力而忏悔种族主义,同时却对亚裔继续种族歧视——


《大学招生该不该考虑种族因素?哈佛“歧视亚裔”案上诉最高法院》(2021年3月4日 美国之音)报道:

 

有关哈佛大学录取程序涉嫌歧视亚裔学生的案子2月25日被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原告请求最高法院禁止在大学录取决定中考虑种族因素。如果最高法院受理该案,相关判决将对美国的种族多元政策,尤其是“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产生深远影响。这场诉讼也在华裔社区引起争论。


案件焦点


这起诉讼的原告“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请求最高法院审理该案并审议两个问题:最高法院是否应当推翻之前允许高校在录取过程中将种族作为考量因素的判决;哈佛大学是否违反民权法第六条,该条款禁止获得联邦资助的项目有种族歧视行为。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反对在录取决定中考虑种族因素。这个组织2014年对哈佛大学提出诉讼,指控这所常春藤名校在本科录取时歧视亚裔,包括进行“种族平衡”,给亚裔学生设定更高的标准,并且使用“个性评分”给亚裔打低分,以增加非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的比例。原告还认为,哈佛大学在录取决定时过于强调种族因素,并没有考虑“种族中性”等方式,不符合最高法院判例所确立的在有限范围内考虑种族因素。


下级法院此前都做出了支持哈佛大学的判决。去年11月,波士顿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认为,哈佛以有限的方式考虑种族因素,与此前最高法院的判例相一致。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主席、保守派活动人士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最高法受理这起案件,“最终结束在大学录取中考虑种族和族裔的做法。”


在将哈佛案上诉最高法院的同时,“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还在下级法院就录取政策考虑种族因素问题起诉耶鲁大学,指控其歧视亚裔和白人学生。在此之前,该组织还对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提出类似诉讼。


这些学校否认相关指控。哈佛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录取政策与最高法院的判例相一致,并将捍卫自身权利,寻求“一个多元化的学生群体能带来的教育收益。”哈佛此前在应诉时表示,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过去十年来从17%增加到了21%,而亚裔在美国人口中只占6%。


支持还是反对,华裔中的不同声音


哈佛案在向来重视教育的华裔社区引起广泛关注。一些华人家长站在反对哈佛大学的一方,认为哈佛大学的录取程序对品学兼优的亚裔小孩不公。


美国亚裔联盟副主席欧阳了寒认为,哈佛大学在招生时实行“种族配额”,利用“亚裔领导能力不足”等刻板印象对亚裔学生进行“个性评分”,并在学业等客观评价方面对亚裔学子实行“超高标准”,使得亚裔一直受到“隐形的歧视”。


他认为,更公平的招生方式是只考虑申请者的个人成就和他们的经济社会情况,不应将种族纳入考量范围。


他所在的组织曾向美国教育部和司法部提出申诉,要求对哈佛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对亚裔的歧视展开调查,并正在准备向最高法院提交非当事人意见陈述。


欧阳了寒说:“diversity(多元化)是好的,但是不能以diversity为借口来歧视亚裔或其他任何族裔的学生,进行隐形的配额,对亚裔有stereotype(刻板印象)。”


在纽约布朗士科学高中就读、今年即将毕业的第二代华裔郑淑仪(Vicki Zheng)对美国之音说,在申请大学时,她的辅导老师也和她提到过,一所亚裔学生只占2%的大学和一所亚裔学生占20%的大学,出于学生多元化的考量,亚裔更可能被前者录取。


她认为,大学招生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有关哈佛的这场诉讼,不管判决如何,对亚裔其实都没有好处。她说:“我觉得这整个案子更多的是将亚裔社区和非裔社区对立起来。”


平权法案


在大学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是美国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一部分体现。平权法案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旨在通过法律、政策和行政措施等对在历史上受到排斥的少数族裔和女性给予一些照顾,以矫正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和歧视问题。平权法案的实施主要集中在教育、就业和中小企业获得联邦政府合同三个方面。


平权法案也存在争议。反对者认为,平权法案中的一些政策矫枉过正,对白人或者其他特定族裔造成了“逆向歧视”,比如亚裔。“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在诉状中说,在哈佛大学的录取中,同样处于学业最优秀的第十分位(10th decile)的申请者中,亚裔和白人的录取率只有12.7%和15.3%,而非裔和拉美裔则高达56.1%和31.3%。


欧阳了寒说,他并不反对通过平权法案帮助弱势群体。他说:“我们反对的是以种族为标准的平权法案,我们支持以经济社会地位为标准的平权法案。”


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认为,平权法案需要有一些调整的地方,以确保受益的不是少数族裔当中的精英阶层,而是真正扶持有需要的群体。他同时指出,美国存在种族不平等的历史,从种族角度入手无可厚非,但不可过度使用。


他说:“从长远来看,肯定希望能够让种族退出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考量,但是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社会之前,继续一定程度、有限地将种族因素作为公共政策的考量,我觉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有其合理性的。”


他说,如果把大学录取中平权法案的因素去除,亚裔的录取人数可能是上去了,但在职场等其他方面,华人是否也愿意看到平权法案的取消呢?


最高法院


有关平权法案的争议此前也多次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整体上支持平权法案,但禁止在实施过程中进行“种族配额”。


最高法院最近的一次裁决是2016年有关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录取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一案。当时的裁决维持了对有限度考虑种族因素的支持。这起诉讼也是“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提起的。


这一次有关哈佛大学的诉讼,预计最高法院将在春季决定是否受理。


欧阳了寒认为,案件被受理的概率很大。他说:“不解决的话,官司会不断。在招生中间使用种族的政策究竟怎么样,我觉得到了需要有一个结论的时候。”


不过,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法学教授哈尔帕拉尼(Vinay Harpalani)认为,最高法院不会受理。


他说,最高法院五年前刚就类似问题做出过裁决,“这么快又重新审议这个议题是很少见的。”他表示,虽然之前的案件涉及的是公立大学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而此次涉及的是私立大学和民权法第六条,但法律原则同样都是平等保护条款。


他还说,“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还对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等其他高校提出了类似诉讼,最高法院可能也会倾向于等到这些案子在下级法院的判决出来之后,再考虑是否受理相关诉讼。


在大学招生中是否应考虑种族因素的问题上,前特朗普政府支持“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立场,并对耶鲁大学提出类似的诉讼,指其歧视亚裔和白人学生。拜登政府在上任后不久就撤销了对耶鲁的起诉。


哈尔帕拉尼教授认为,预计拜登政府将支持在大学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政策。他说:“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受理了案件,拜登政府将会提交非当事人陈述来支持哈佛大学。”


影响深远


不过现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构成与2016年有很大不同。在自由派大法官肯尼迪2018年退休,金斯伯格大法官去年去世,前总统特朗普任命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之后,最高法院的天平似乎向保守一方倾斜。


法律专家和一些活动人士认为,在目前最高法院保守倾向和自由派倾向大法官人数为6比3的情况下,40年来在高校录取中允许将种族作为考量因素的做法或将终结。


不过哈尔帕拉尼指出,在过去多个最高法院的类似诉讼中,很多专家都曾预测平权法案的消亡,“但是在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政策承受住了,比这些预测存续了更久。因此大法官们让我们感到意外,也是有可能的。”


谢选骏指出:哈佛大学还在负隅顽抗,种族主义尚且寄望最高法院。因此我说,仅看哈佛四年的光鲜是不够的,还要看到哈佛大学四百年的黑历史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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