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乌克兰局势将加剧去全球化》（2022-04-12 联合早报）报道：
去全球化并不是由这场俄乌冲突而始，但这场军事行动一定会加剧这个趋势。对俄罗斯的制裁、脱钩显然会大大地削弱现在的全球供应链，而且战争还迫使很多国家重新考虑他们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俄罗斯的问题。就我的理解，亚太小国的对冲战略遇到了新困难，有一些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意味着去全球化将会在亚太地区加剧。中美两极格局在本地区正在形成，竞争将会恶化，而不会缓解。
在亚太地区已经形成的两极格局中，亚太又分成两个不同的地区：一是东亚，这个地区总体而言是高度的战争免疫，也就是“10+3”国家。这13个国家，自1991年之后就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争，最后一次战争是柬埔寨战争。二是在亚太边缘地区的国家，他们积极参加了很多本地区之外的战争。我认为，亚太地区国家并没有一个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的集体角色。有些国家主动地参与亚太地区之外的战争，有些国家很不愿意或者几乎是尽其所能来避免卷入地区之外的战争，这就使得本地区的安全合作非常困难。
虽然大家在讲地区化、全球化，但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说法会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俄乌冲突不仅会加剧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中美矛盾，也会加剧亚太地区的矛盾和冲突。
在此基础上，亚太的两极结构也将不可避免地塑造全球的国际格局，使之变得更加两极。我并不认为乌克兰问题会改变两极格局这个大势，它不会让世界成为一个多极格局。因此，既然乌克兰局势不能改变目前的国际大势，那么它依然是一场地区战争。和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战争一样，它们当然对当地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全球的实力结构来说，影响是有限的。
全球秩序会被乌克兰战争极大地损害。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看到了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也发现自由主义的影响更小了。在所有的大国中，媒体都只在讲自己方面的立场，不再包容。就全球而言，民粹主义有可能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作者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谢选骏指出：阎学通不懂“司法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所以误认为目前发生的是“去全球化”，其实呢，这是在为懂经济全球化补充一个司法前提。试想，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尤其是2001年受到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惊吓过度，西方国家抛弃了法律规则，与破坏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中俄政权大搞人血馒头的交易，这显然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现在自食其果悔之晚矣，只有亡羊补牢可以死里求生。
《阎学通：新冠肺炎疫情为去全球化提供合理性》（2020-07-20 澎湃新闻）报道：
（本文原载于《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5卷，第3期）
新冠肺炎疫情增强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担心，于是许多人将全球化萎缩归于新冠肺炎疫情。然而，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现象都是在疫情之前发生的。明确全球化的动力以及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判断疫情后的去全球化趋势和影响。
全球化的动力和方向
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是冷战后全球化的发动机。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起点有很大分歧，但对于冷战后全球化加速这一看法却无争议。“全球化”这个概念是伴随着世界从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向美国主导的一极格局转变出现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于1990年11月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美国一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全球推行美国倡导的价值观和国际规范。由于全球化符合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目标，因此美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政治推手。当时中国主流观点将“全球化”定义为“美国化”加以反对，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看法不同。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冷战后全球化的指南针。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通过代理人战争在全球分别推广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影响力曾一度难分伯仲。随着东欧国家政治体制的改变，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获得了国际主导地位。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成为两大国际思潮。冷战后的全球化就是在这两大思潮的引导下发展的，因此人们将冷战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称为“自由主义秩序”。由于全球化包括了政治民主化的内容，因此我国政府有关全球化的政策都使用“经济全球化”的方式表达，而非“全球化”。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运行者。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型跨国公司拥有全球资源配置的最强能力，他们主要集中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冷战后，美国不但拥有数量最多的大型跨国公司，而且美国公司的实力增长速度曾一度快于其他大国。在世界500强中，美国企业数量长期居于首位，从1996 年的122 家升至2003年的193家，此后逐渐减少至2019年的121家。美国企业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国家，这有利于建立和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共同利益使美国政府和美国跨国公司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立场一致。日本、欧洲和中国的跨国公司也受益于全球化，因此这些公司在推动全球化方面也起到很大作用。世界500强里的中国跨国公司2001年的11家升至2019年的129家，超过了美国。
双刃剑的全球化遭遇的反弹
全球化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引发大众的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例如，G20成员占世界人口2/3，但其GDP却从2012年的占世界80%上升至2019年的85%以上，而同期占世界人口1/3的非G20成员的GDP则从占20%下降至不足15%。在G20内部，中美两国GDP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其他国家的比重则缩小。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因全球化而加剧了国内社会的两极分化。目前，美国的财富集中度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高的。在为大型跨国公司提供占领市场便利的同时，全球化挤压了中小企业和个体商贩的生存空间，因此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的第四年就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11月，来自全球的大批民众在美国西雅图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全球化双刃剑的负面作用是多方面的，如海洋污染、气候变暖、物种灭绝、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等。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属于这种负面作用之一。联合国大学的研究估计，这场疫情使4.2亿~5.8亿人口返贫，约占全球人口的8%。疫情加剧了边缘化国家和大众的反全球化情绪。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引发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全球化的自由流动原则侵蚀国家主权。参加全球化，一国政府就得减少对跨国事务的控制，甚至将部分主权让渡给国际组织。当跨境活动对一国造成严重伤害时，政府就会采取逆全球化行为，重新控制跨境活动的自由。2014年，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了网络空间的主权要求。2015年，匈牙利等东欧成员国封锁边界，不再执行《申根协定》关于成员国边界开放的规则。2016年，英国脱欧，收回让渡给欧盟的相关主权。2019年，法国和以色列分别以数字主权名义对外国的网络公司征收数字税。2020年，世界各国依据国家主权抗疫，对所有跨境的人员和物资流动进行严格控制，逆全球化出现普遍化趋势。
全球化加大相互依存度，当全球性危机加剧相互依存的脆弱性时，政府考虑主动的去全球化策略。全球化增大国家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依存度超过10%形成依赖，超过30%则为绝对依赖。当全球性危机发生时，相互依附的脆弱性快速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金融相互依存的脆弱性，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强化了控制金融流动的政策。特朗普执政后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既是为了促进制造业回归美国，也是主动减少美国对进口商品的依赖度。面对2020年疫情发生，美国对中国医疗用品的严重依赖显现出来，于是美国提出医疗用品国产化的目标。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使许多国家体会到国际产业链断裂的危害，于是重新审视全球产业链的危险，并开始制定主动的去全球化策略。中国提出产业链集群化概念，法国提出制造业回归设想，英国提出防止战略物资对外依赖的“防守项目”，印度提出经济自力更生目标。
去全球化的动力和方向
国际格局的两极化，使美国从推动全球化转向去全球化。中国GDP于2010年升至全球第二，2019年达到美国的2/3。2017年美国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于“主要战略竞争者”，2020年的《美国对华战略方针》将中美关系定位于“大国竞争关系”。2019年8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外交使节会议上讲道:“世界将围绕两个极点运转，即美国和中国，欧洲将必须在这两个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同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74届联大上说:“我担心可能出现‘大分裂’，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建造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世界，每个都有自己的主导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自己的因特网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两极趋势的形成使美国的世界主导权加快下降，于是美国从全球化推手变为去全球化的主力。
民粹主义兴起，为去全球化提供了指导方向。在两极趋势形成的过程中，民粹主义在全球兴起，使自由主义式微。2016年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主义分别在欧洲和美国兴起，这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构成重大影响。美国曾是冷战后推行自由主义的旗手，而如今美国政府成了自由主义外交原则的批判者，提出以原则现实主义指导对外政策。由于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已不再局限于西方国家，因此其外交原则中的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对许多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外交指导思想与全球化的自由流动和开放包容的观念对立，为去全球化提供了指导思想。最突出的国际表现是多边主义衰退，单边主义盛行。
跨国公司缩短国际产业链，去全球化成为新趋势。中美两极战略竞争的核心是竞争科技创新优势，于是采取科技脱钩策略以获取科技优势成为一种必然。尽管大型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面临争夺科技优势已成为战略竞争核心的形势，防范竞争者技术优先就成为了竞争战略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国际产业链断裂将向更多领域扩散，跨国公司会通过缩短产业链的国家数量，减少生产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减少产业链国家数量的策略，也是一种去全球化的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去全球化的动力，它只是为去全球化策略提供了合理性。许多政府和跨国公司为了减少安全风险，在疫情结束后将采取更多的去全球化策略，但这些政策的目标并不是防范疫情在全球扩散。受去全球化策略的影响，正面意义的全球化在5年内难以恢复到疫前水平，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不因此就会受到抑制。去全球化很可能伴随着全球治理的萎缩，这将不利于抑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这如同以药物杀死病毒的方法可能会同时杀死健康需要的白细胞。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去全球化将给人类带来的是福祉多还是麻烦多，尚需进一步的观察。
原标题：《阎学通：新冠肺炎疫情为去全球化提供合理性》
谢选骏指出：阎学通不懂司法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而且掩盖了一个更加明显的事情——在司法全球化之后，政治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正如一个良民不能与一个罪犯做生意一样，一个良民也不能与敌人做生意——否则的话，与罪犯做生意，良民迟早会变成罪犯；与敌人做生意，迟早会死在敌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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