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期欧洲洞穴岩画上的点痕、标记代表什么意思》（2023年1月11日 BBC）报道：
家具维修师本·培根（Ben Bacon）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开冰河期洞穴岩画秘密的钥匙
距今二万余年，冰河期的欧洲洞穴岩画，出自谁之手？表达了什么意思？有什么目的？
解答这些问题的钥匙，据信被伦敦一位家具修复师找到了。
本·培根（Ben Bacon）分析了二万年前洞穴岩画上的标记后断定，它们可能代表了阴历。
一个专家小组闻讯跟踪研究，最终证明，远古时期欧洲的狩猎采集者已经开始记录动物的生殖周期。该团队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剑桥考古杂志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上。
培根说，第一次解开冰河期岩画的密码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 “诡异”。
洞穴岩画散布在欧洲各地的山洞里，大都是驯鹿、鱼和牛之类的动物图形，但考古学界很久以来都困惑于这类岩画上那些标记和点痕的意义。
于是，培根决定尝试解开这个谜。
他在网上搜索，到大英图书馆查阅，花了大量时间收集了 “尽可能多的数据并开始寻找重复的模式 ”。
特别是，他检查了一些画作上的 “Y”符号，他认为这可能是 “分娩”的象征，因为它显示了一条线从另一条线生长出来。
这些洞穴岩壁上的野马图形年代久远，距今有三万年。
随着研究的推进，他带来了朋友和资深学者。他们鼓励他继续调查，尽管培根先生 “实际上堪称是个足不出户的人”。
他与一个团队合作，其中包括杜伦大学的两名教授和伦敦大学学院的一名教授，通过计算当今类似动物的出生周期，他们推断洞穴壁画上的标记数量是按阴历月份的动物交配季节记录。
距今2.3万年的洞穴岩画上这些点状痕迹可能对冰河期狩猎采集者的生存至关重要——点痕和其他标记用来记录动物的生殖周期。
该团队的研究结果发表在剑桥考古杂志上。
杜伦大学的保罗·佩蒂特（Paul Pettitt）教授说，他很高兴在培根与他联系时自己 “认真对待”。
“结果表明，冰河时代的狩猎采集者是第一个使用系统日历和标记来记录该日历中主要生态事件信息的人。”
他补充说：“于是，我们能够证明，在法国的拉斯科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的洞穴中留下了壮观的艺术遗产的先人也留下了早期计时的记录，而这种计时方式逐渐变得司空见惯。”
培根说，我们的祖先“比我们以前想象的与我们更相像。这些与我们相隔千万年的祖先突然间变得更亲近了”。
谢选骏指出：一个家具维修师竟然破译了“冰河期欧洲洞穴岩画上的点痕、标记代表什么意思”——这就是英国人的外行领导内行了……他竟然还能调动内行的大学教授来为他出谋划策。这种英国人的外行领导内行，不同于中国人的外行领导内行——因为中国那是来自官本位的强制，而英国却是出于民间的自发。这就是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强弱，一个小小的、不到中国一省规模的英国，竟然横冲直撞中国一两百年，这就是因为“权力来源的不同”所致。官本位戕害了社会的活力，可谓罪大恶极矣。
《救与不救？习近平正在发出求救信号》（2023-01-10 索娜编译）报道：
就在中共结束其清零政策一天后，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会晤后立即告诉记者，中国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欢迎更多外商到中国投资兴业。其后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12月27日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如何看待世界”的文章中回应了这一信息。秦向读者保证，“中国的发展意味著更强大的和平力量，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准备‘打破现状’的成长型大国。”这位大使还警告说，“如果人们选择从‘民主与专制’的角度看待世界，他们将迎来一个分裂、竞争和冲突的世界”——而“如果他们将世界视为一个共同体，那么开放、合作、共赢将是他们选择的成果。”为什么中共会提出这种开放与合作的倡导？是什么会促使中共的立场突然变化？西蒙·高在《华盛顿观察家》撰文指出，这表示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习近平正向西方国家发出求救信号，但他认为西方国家不应该再次向中国提供援助，以免日后被反咬一口。
中国2022年的GDP仅为3.2%，远低于预期的5.5%，不少金融机构都正在调整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高盛(Goldman Sachs)已将中国GDP将超过美国的预测推迟到2035年。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此前预测中国将在2028年至2033年之间成为世界领先者，但现在却表示这在至少几年内都不会发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经济前景严峻，会议总结了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并确定了2023年经济工作的重点。简报称，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仅是疫情防控，而是内需不足。内需涉及消费和投资，而中国的挑战就是源于低消费。由2018年到2021年，中国消费佔GDP的比重一直停滞在55%左右，远低于美国80%以上的消费比重。
虽然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和人们对感染的持续恐惧导致消费力下降，但问题的核心其实是中国人民的财富结构。中国知名金融智库平台之一的中国金融40人论坛近日发布了《2022景山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前10%人群的淨财富佔总财富的68%，而后50%仅佔总财富的6.3%。这意味著中国一半人口缺乏财富去购买基本必需品以外的其他东西，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足够的金钱去应付日常开支。正如李克强在5月28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上所说，中国有“6亿人的月平均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约合大约145美元。由于李克强的统计数据只反映了那些有固定收入，并已在政府系统中登记的人，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因为许多农村地区的人没有固定收入，因此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真真情况。
面对低消费，中国想要增加GDP只有一个老办法：投资。过去，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上。但随著房地产行业低迷和基础设施过剩，中国现在正在将这些投资的重点转移到高科技、数字和新能源行业。但这种转变需要时间和西方的技术去实行。可惜目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係可能会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必要技术的禁运，外国投资也会下降，这两者都将严重阻碍中国的高科技发展。此外，中国还需要西方国家来支持其制造业出口，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相比，制造业出口更客影赚取真金白银，得到可观的利润。
简而言之，中国最近的经济低迷让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再次转向出口市场。制造业出口是中国经济的命脉，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共在国内需求低迷的情况下，习近平再次发出对外开放的信号。
问题是，习近平这次放下姿态是否有效。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中共能够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那么或者可能会使到国际形势变得稳定。但笔者认为，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停止将中共的经济改革及其开放决定，与中共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联系起来。相反，我们需要明白这不过是中共危机中的权宜之计，习近平只是在重复中共很久以前已经做过的事。也就是说，当中共面临无法通过建设或徵收土地税来摆脱经济危机时，它就会释放出改革与合作的姿态，以求获得西方国家支持。一旦中国经济或社会趋于稳定时，其立场往往会倒转。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忽视了中共的野心动机。甚至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也只选择关注与中国合作可能有助于他们有效应对苏联的可能性。他们在技术、管理、资金甚至国防等方面给了中国很多实质性的帮助。这种帮助一直持续到1989年，当时中国国内牵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中国人民要求中共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可惜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选举扼杀人民的希望，最终导致了天安门广场发生大屠杀悲剧。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一度恢复闭关锁国。这导致中国经济迅速下滑，中共也开始面临新的危机。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了这场危机，并知道中共再次需要变革。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时直言不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的说话再一次引起了西方的共鸣，时任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华克·布什迅速解除对华製裁。其后克林顿总统也效仿，一改之前的反共态度，成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主要支持者。最终，中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习和邓在动机和意图上几乎没有区别，他们都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所有中共领导人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尽管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具有随机性和不一致的性质，但这些改革背后的动机始终如一：确保共产党的统治。尽管中共的领导层看似在拉拢西方国家，但我们需要审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一旦中国经济状况好转，共产党的统治再次稳固，中共的态度可能就会突然改变。
中国现在又迎来了一个危机时刻，这是近40年来的第三次。也许这场危机比邓小平要面临的更大，因为现在中国新兴经济体的人口红利和城镇化红利正在消失，中国的经济正岌岌可危。
西方国家是否应该再次提供援助？答案是不。让中国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资金来重组国家，让我们去决定美国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谢选骏指出：西方的外行在指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一直没有好好请教中国的内行——因为他们的权力来自于西方国家的选民，而不是来自中国的专家——所以面对自己的选民，他们只好不懂装懂了。现在他们又错误地以为“习近平正在发出求救信号”，还在志得意满地斟酌“救与不救”呢，不知转眼之间，自己就大祸临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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