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引发英国厕所革命》（2017-12-07 郭燕纪双城）报道：
《印度教徒报》近日发表文章称，眼下厕所革命在中国进行得如火如荼。提起厕所革命，不能不说英国。抽水马桶和世界上第一个公厕，都出现在英国。
早在1596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约翰·哈灵顿发明出了莎士比亚时代的“抽水马桶”，但女王并不喜欢这项新发明，因为它冲水的声音实在太大，会让整座宫殿都知道女王才刚如厕完毕。而多数无缘享用这项新发明的英国老百姓，在那个时候往往是直接在街头随地便溺。居民们每天在解决完“个人问题”后，就直接让排泄物高空抛物般落入泰晤士河。当时的伦敦城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粪坑造成的地下水污染加上日常接触，使得各种流行病，特别是霍乱和鼠疫大行其道，每次爆发都夺走成千上万条性命。
现代排污系统的诞生可以说促成了英国的厕所革命，而这源于伦敦一次大瘟疫。当时随着排泄成本的上涨——清洁工的工资上涨，人们发现直接把粪便倒入掩盖住的水道里更方便省钱。到1815年，伦敦百姓都在这么做，以至于伦敦市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允许人们把自己的排水管和下水道接通。而这些下水道都直接通向泰晤士河。到了1840年，“泰晤士河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粪水池了。”当时有记载称，“无论在伦敦任何角落，人们都会闻到泰晤士河散发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各种疾病随之滋生蔓延，其中最可怕的是霍乱。霍乱病菌的主要载体就是人类粪便。在良好的卫生条件下，水源与粪便分开，可以抑制霍乱的传播。然而在19世纪早期的伦敦，当地9个水管理公司中有5个是从泰晤士河直接取水供人饮用的。而这正是霍乱的温床。1831年爆发的第一场瘟疫夺去了6000多人的生命。在1848到1849年的瘟疫中，整个英国死亡5万人，其中伦敦就死了1.4万人。当时，由于刚刚流行起来的抽水马桶向已经满满的粪坑或下水道排放了更多的污水，因此被指责为带来了更多的恐惧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直到19世纪中后期，人们才意识到病菌与饮用水之间的联系。公共卫生专家在谈论这场灾难时，都不会忘记约翰·斯诺医生。正是他第一个提出，霍乱在粪便中传播，而粪便又污染了水源，从而导致了这场瘟疫。1854年的一个上午，约翰·斯诺将一个水泵柄拆了下来。这一历史性的举动阻止了这场瘟疫的蔓延。英国开始建设污水管道，将排污管线布置在饮用水管线下游，抽水马桶被这些看不见的管线连接起来。正是有了城市一体化的排污系统工程，才使得抽水马桶有了革命性的意义，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
此外，现代公共厕所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提上议事日程的。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上，约有80万人耐心排队领略了坐抽水马桶的经历，使用一次收费一便士。从此，抽水马桶风靡英国，没几年，仅伦敦就有了20万个抽水马桶在运转。抽水马桶很快替代了便壶和便坑，走入平常市民家中。
然而，之后的大多数建筑物仍然出于对成本因素的考虑而选择不造厕所。1858年，申请了无阀门抽水马桶专利的乔治·詹宁斯提出在“那些碍眼的、使大城市受到批评的瘟疫地区”建造适合“现代文明发展阶段的厕所”的提议，他说：“我知道这个话题非同一般，处理起来也很棘手，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虚假的文雅而不关注那些影响千百万人健康和舒适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文明可以从他的室内和卫生用具来衡量。我坚信总有一天，将会在众人聚集的所有地方建造拥有完备设施的停留站（指公厕）。”这项提议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被接受。▲
谢选骏指出：欧洲的黑死病，估计都和欧洲缺乏“免费厕所”有关。中国现在的瘟疫，是否也与收费的厕所革命逼得老百姓到处大小便有关？
《公共厕所该收多少钱？》（2006年07月27日 南方周末记者苏永通）报道:
5元“方便”一次引发思考
公共厕所该收多少钱？
“大便5元，小便1元。”美丽的青海湖边，一位广州游客遭遇“天价”厕所。
这位旅游者说，当进入五谷轮回之地，“享受”到的是横流的污水和苍蝇的轰炸。皱着眉头方便后，要不到发票，连收据都没有公章。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景点的问题———2006年“五一”黄金周，就有1.2亿人出游；中国还有13亿多人和超过1亿的流动人口，不知道有多少人为公厕的收费和服务郁闷。
0.3元享受哪些服务？
公厕收费的依据，来源于1992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公厕管理者可以适当收费，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作为最高的物价管理部门，对于公厕收费与否、如何收费，没有其他相应政策。”
国家发改委官员对本报记者称，“唯一的例外是，1993年，原国家计委曾发文件取消了运输行业公厕的收费权，比如‘火车站内厕所收费’和‘机场洗手间卫生费’。”
依据地方消费水平，许多地级市以上物价部门出台了详细的收费办法。一般而言，收费与公厕等级挂钩。比如南京公厕，收费标准每人次分别为一类0.30元；二类0.20元；三类0.10元；移动公厕0.50元。
按照南京市的标准，三毛钱的厕所蹲位要设门，要提供高档卫生纸、香皂、红外线烘手器或擦手纸，室内灯具造型要美观；而一毛钱的“蹲位”，则可以不设门。对其他城市，标准基本如此。
接受本报采访的地方环卫部门称，定价都是按照“保本”原则———包括水费、电费、清洁费、设施费等，有的地方允许“薄利”。但这只是个粗略的计算。北京一家环卫设施公司总经理吴昊告诉记者，一般公厕本身是不赚钱的。一个免冲移动公厕，每使用一次收费五毛，而成本几乎抵消了收费———“可降解”塑料袋2－3毛钱，废物运费1.6毛，再加上人员管理费……公厕管理员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附设的小卖部。
那么，青海湖的公厕是如何定价的？
青海湖旅游公司一位人士对本报记者称：这属于“私人厕所乱收费”，就整个景区而言，公厕应该是免费的。当遇到“天价厕所”时，可向当地旅游管理部门或物价部门投诉。
近300个城市，90％要收钱
在中国近300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实现公厕全部免费的为28个。这是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公厕建设管理专业委员会向本报提供的数据。中国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中，只有北京的厕所全部免费。北京市环卫局宣传处郭处长介绍，这是从2002年3月1日起实行的。
按照投资和管理主体，公厕可以分成“环卫厕所”与“社会厕所”两类：由政府市容环卫部门投资、建设、维持日常运作的是“环卫厕所”；还有一部分比如火车站、公园、商场等开放性经营服务场所的厕所，可称为“社会厕所”。
“旅游公厕”管理权一般属于旅游景区，黄山、昆明等地已经免费。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国际性城市，上海的2000多个“环卫公厕”，有80％收费。而据广州市环卫局邓义清副局长介绍说，广州城六区共有“环卫公厕”681座，其中收费的有379座，占公厕总数的56％。目前，广州仅有黄埔区完全免费。
“政府有义务提供免费公厕”
2006年年初，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提出：广州的公厕要“不收费，有人管”。邓义清认为，此提法的原因在于广州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和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靠纳税人的钱支撑的，理应为纳税人服务，要“把围墙推倒，把大门打开”。
“困扰广州公厕是否免费开放的问题是管理水平跟不上，”邓义清说，“这主要是指如厕者的素质问题——收费厕所没有发生过任何案件，不收费厕所每年都有案件发生，包括设施的破坏，甚至抢劫、吸毒等。”
2000年，广州市的荔湾区率先实行了免费厕所。但两年后，由于破坏性比较大以及财政压力等原因，2003年该区又恢复了收费。
这也是大多数城市不能免费开放公厕的理由之一，所谓“一旦放开，如厕者的素质将受到考验”。
但是，郝劲松———为公厕收费而起诉地铁公司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认为，“作为纳税人，我有权要求政府免费提供公厕。以担心管理问题为理由，拒不免费开放公厕是说不过去的。政府难道连厕所都管不好？”
而收费的另一个理由是：保证公厕的整洁和卫生。本报记者调查的城市中，除了桂林等少数城市之外，多数城市都称公厕数量未达到国家标准“每平方公里3个”。原因是“财政欠账”———
城市建设投入不足。所以，许多城市选择收费作为“以厕养厕”的方式，理由是“谁污染谁治理”。
作为国内少数几个公厕研究专家之一，上海城市发展信息研究中心工程师顾承华认为，每年上海公厕的建设维修费用4000多万元，水费2000多万元，环卫工人工资约3000多万元，运营成本近亿元。每年收费大约能填补运营成本10％－20％，其余的需要财政补给。
广州每年公厕的运营成本就达3200万，收费需要解决一半1600万元的成本问题，基本维持收费公厕自身的运营成本，其余的1600多万由区一级财政补贴。
顾承华介绍：公厕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公共物品，“理应由政府投资”；另一方面，它又只能说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因为它能带来好处。这使得收费可以成为政府兴建和运营公厕的资金来源。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公厕所收费用只能在“系统内循环”———进入财政账户，专项用于公厕的维修和管理。
郑州以政府埋单的方式结束了收费历史。郑州市环卫局环卫处业务科祝主任介绍，全市共540座公厕，每年市、区两级投入共1100万－1200万元，由市、区政府财政各支出一半。
而桂林的做法是，政府不花钱，通过招标，由投资商掏钱兴建并管理公厕，前店后厕，下店上厕，免费向市民开放。目前桂林市5个城区12个县共有公厕800多个，平均每平方公里5.7座，超出国家标准每平方公里3座90％。
(实习生刘宇翔、马捷婷、王晶晶、蒲彩对本文有贡献)
谢选骏指出：收费的“厕所革命”可能造成大家随地大小便，可能不是危言耸听吧。
《外媒：中国“厕所革命”成果斐然》（温莎 青年参考 2018年03月21日12版）报道：
2017年12月31日，广东佛山长鹿旅游休博园内的一座公厕环境优雅，没有异味，游客甚至在其中吃东西、打游戏。
2017年12月23日，南京草场门大街旁市民广场的一座公厕内，新启用的刷脸免费厕纸机引来不少居民体验。
小厕所，大民生。曾几何时，谈及中国的厕所，很多人会无奈地摇摇头。在街道、景区、农村，厕所普遍脏、乱、差、少，“如厕难”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厕所革命”从旅游区开展，逐步从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如今正向最偏远、最贫困的地区推进。外媒称，中国的“厕所革命”成果斐然。
当厕所“像草坪一样芬芳”
在今年1月中旬访问江苏省会南京时，《日本经济新闻》报网站记者高桥哲史发现，这座古城的街头到处在进行公共厕所的改建和新建。
南京花神湖公园的公共厕所在2017年夏季被翻新，目前已投入使用。高桥哲史注意到，厕所入口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有“智慧厕所监测系统”的电子屏幕，上面不仅能显示哪个隔间空着，当天的用电用水量、使用厕所的人数也一目了然。这是一座为避免过度用水用电而以计算机进行整体优化控制的“环保厕所”。
走进厕所之后的场景令高桥哲史震惊：厕所内播放着舒缓的音乐，还摆放了盆栽，便器内充满犹如肥皂泡的东西，完全没有令人不快的气味。高桥哲史由此发出感叹，虽然自己曾在中国生活多年，但进入公共厕所“感觉心情如此舒畅”还是头一回。
就在不久前，在高桥哲史心中，中国的公共厕所还是个难以靠近的场所。他写道，“从前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往往会对‘你好厕所’（厕所没有隔断，能看到旁边上厕所的人，相互可以打招呼）感到困惑”。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关于中国厕所的负面消息经常见诸外国媒体。2005年，自由撰稿人彼得·古德曼在发给《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在中国街头，无论是公园、大街、机场还是火车站的公厕都臭气熏天，令人无法喘息。臭气四散，如厕者只能眼睛朝上，避开污秽的地面。厕所里大多没有卫生纸。许多厕所没有冲水设施。几乎所有厕所都不是自动冲水。如厕者常常不得不蹲坑方便，四周无遮挡，毫无隐秘性。”
但如今，这一切已经发生了改变。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帕提·沃德米尔对此深有体会。
2008年，沃德米尔第一次来到中国生活时，他眼中的厕所响亮而清楚地宣告着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标签。
“我们第一次乘火车去我中国养女格雷丝的老家时，列车上的厕所臭到我们连盒饭都吃不下去。” 沃德米尔写道，“但如今，火车上的厕所早已不再臭气熏天，所有比较新的列车上都装了带盥洗台的预制不锈钢马桶，列车员会定期冲刷。火车上飘荡的是餐车飘来的现煮咖啡味。”
发生显著改变的还有沃德米尔家附近的那条“尿尿路”——这是他给紧挨着自己家的那条小巷起的绰号。每天都有几十个出租车司机在附近的饺子馆用餐后，到这条小巷里小便。冬天，尿液在地上冻成一块一块；夏天，空气里散发着尿骚味，让沃德米尔一度萌生了搬家的念头。
直到一天早晨，“尿尿路”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移动公厕。沃德米尔惊喜地发现，“尿尿路”这个名字该扫入故纸堆了。“每天从凌晨5点到晚上10点，这间厕所都配有专人打扫，让它闻起来总是像雨后的草坪一样芬芳。还有什么比在民众需要的地方设立公厕，更能体现政府对民意的重视吗？”
沃德米尔还注意到，这种变化不止发生在家周围，中国的高速路服务区也完成了“厕所革命”。“2011年我经历过一次长途汽车旅行，在中国东部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我下车去方便，结果发现厕所里有一条长长的陶瓷槽，所有需要方便的女性都在那里解决。但上个月我们全家自驾出行，就在同一条高速公路上，我发现服务区的厕所不但是单间，而且每个单间内都有卫生纸。”
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英国广播公司指出，中国的“厕所革命”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时，北京市政府斥资逾3亿元，按照国际高标准改造公厕设施，建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公厕。
之后，中国开始进一步探索厕所改革的方式。海南连续承办了2011年和2012年的世界厕所峰会。2017年5月，由国家旅游局、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厕所革命研讨会在浙江义乌举办。
英国路透社援引新华社的报道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内考察调研过程中，经常会问起农村厕所改造问题，强调“小厕所、大民生”，强调要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自2015年以来，国家旅游局加快推进旅游厕所建设与改造。目前，国家旅游局已经制定了“厕所革命”新的“三年计划”，计划在全国已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6.8万座的基础上，在2018年至2020年，再新建和改扩建旅游厕所6.4万座。
2017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李世宏在于北京举行的“2017年世界厕所日暨中国厕所革命宣传日”活动上，总结了自2015年以来，国家旅游局在强力推动“厕所革命”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据李世宏介绍，中央财政连续3年投入近18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厕所革命”，带动地方直接投资200多亿元，覆盖全国3000多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并由景区逐步扩展到全国370多个重点旅游城市、500多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9200多家金牌农家乐和2万多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有效促进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带动了乡村生活方式革命，成为美丽中国、美丽乡村、洁美家园建设的重要内容。
科技是“厕所革命”的助推器
一些印度媒体表示，中国的“厕所革命”让印度人羡慕不已。《印度教徒报》报道称，“在中国，干净的厕所已成为民族复兴大计的重要部分”。在印度，有厕所的家庭所占比例不到一半。印度著名演员库玛尔表示：“我无法理解我们能把火箭送上火星和月球，却修不好一座厕所，停止这个国家里随地大小便的行为。”
库玛尔是印度电影《厕所：一个爱情故事》中男主角的扮演者。该片讲述了生活在印度农村的凯沙夫娶了一位受过教育的女子为妻。妻子爱着凯沙夫，但无法忍受每天只有等到天亮才能和村里的其他女子结伴去野地里方便，于是提出分居。
中国的“厕所革命”令世人瞩目。“中国‘厕所革命’取得的成绩实在令人震惊。在甘肃的戈壁沙漠，竟然能看到可以无线上网的厕所，这太不可思议了！”意大利网站“今日意大利”在一篇报道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科技是“厕所革命”的助推器。据美国《石英》杂志网站报道，2017年，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发了一个“全国公厕云平台”，用户可以通过一款App和一个微信公众号，查询全国各地近33万座公共厕所的信息。用户进入该平台后，系统会弹出一个页面，让用户在百度开发的地图中确认自己当前的位置。随后，该平台便能筛选出那些满足用户需求的厕所。此外，厕所的管理者可以分享厕所设施的信息，包括公厕照片、开放时间、收费情况及设有多少坐便器或蹲位等。
甚至，公厕的功能已不再单一。《今日意大利》报道称，中国一些地区已开始尝试运用互联网优势，将厕所打造成景点的商业服务站，如在周边开设便利店、进行公共交通工具租赁等，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以厕养厕，以商养厕。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网站报道称，西藏和青海的偏远地区旅游景点会采用生物方式解决公厕冲水问题。新疆和宁夏在水资源稀缺的景点使用了自动冲水和洗手设备，并用生物技术对废水进行处理。
美国《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在轰轰烈烈的“厕所革命”下，中国人的如厕礼仪也需要改变，良好的如厕行为规范至关重要。比如，在中国许多公厕，厕纸通常是免费的，不过经常会被拿走。一些省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使用了面部识别系统。为了获取免费厕纸，使用者需看着摄像头，摄像头会对面部进行扫描然后确认。同一个使用者如果在一小时内重返同一个厕所，则不会获得免费厕纸，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偷窃和浪费厕纸。
在探索“厕所革命”的过程中，一些做法得到了及时的纠正。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一些新建厕所因设施配备过于齐全而引发争议。比如，重庆某公园的一座凉亭式公厕造价约100万元；另一座“五星级”公厕安装了电视、无线局域网、手机充电器和自动擦鞋机。对此，在2017年底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示，应停止建造此类昂贵厕所，将焦点放在方便和耐用上。
谢选骏指出：上文回避了厕所收费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收费的厕所革命不是好事，只会刺激随地大小便，慢慢引发瘟疫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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