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生活就像电影一样没有逻辑

 

《一场混乱、令人困惑的赌博：中国如何逆转“清零”》（AMY CHANG CHIEN, CHANG CHE, JOHN LIU 2022年12月9日）报道：

上海陆家嘴金融区的新冠检测点。虽然全世界其他地区很久之前就已得出新冠病毒致死率正在下降的结论，但北京将这一进展当作了全新信号。

 

周四，在执政的中共宣布广泛取消扼杀经济、改变国民日常生活的“新冠清零”限制的第二天，中国的宣传机器开始了一项艰巨任务，那就是推动对历史的大胆修正。虽然全世界其他地区在很久之前就已得出新冠病毒致死率正在下降的结论，但北京将这一事态发展当作全新信号，以此解释为何突然取消引发了广泛抗议的封锁措施。此举也意味当局下了一个高风险赌注，即中国的疫苗接种率能达到——或是很快能达到——防止导致全国医院不堪重负水平的严重暴发。

“目前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致病力明显下降，”卫生专家王贵强周四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官方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大家还是以平常心对待它，不必要紧张甚至恐惧。”

国家电视台还大胆断言，对于已经传播一年之久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九成以上病例都是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却没有解释突然支持此类结论的理由。卫健委公开宣传居民在测出阳性后应如何在家隔离而不是去医院。工人开始拆除核酸检测点。官员们详细解释了地方政府何时以及如何实施封锁的新规定。

对于封锁的放松，民众在如释重负的同时也感到困惑。北京空旷已久的马路上，高峰时段又出现了车水马龙的景象。人们纷纷晒出复工和去餐馆吃饭的自拍照。但对生病的担忧似乎浇灭了庆祝的心情，民众纷纷抢购新冠快速检测试剂盒和退烧药。

周二，在政府宣布改变方针的前一天，上海虹桥火车站为抵达的乘客进行核酸检测。

就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也与其标志性政策的松动保持了距离，前往海湾地区参加多场地区峰会，而这是他在疫情期间为数不多的海外访问活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头版重点报道了习近平的出访，对“新冠清零”及该政策的全面调整只字不提。

数月以来，官媒评论和专家声音一直在渲染奥密克戎的威胁，以证明习近平扰乱日常生活的严厉封锁、大规模隔离和检测政策的合理性。

“他们知道奥密克戎的情况，但不愿告诉民众真相。相反，他们开始夸大这种疾病的严重性和病毒的致病力，只为证明清零政策的合理性，”全球卫生问题专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表示。

“突然之间，所有这些专家又站出来说明为何放松这一政策是必要的，”他说道，指的是卫生官员最近在疫情相关信息上的急剧转向。

中国关于奥密克戎突如其来的急刹车式叙事转变，说明了中共所面临的挑战，即防止本周突然放弃“新冠清零”的举措被解读为认输，并给习近平的政治遗产留下污点。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宣扬采取自上而下的高压手段根除感染的必胜论，称只有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才有意愿和能力拯救生命。

到周四，虹桥站的几个检测点只有一个还在运行。

面对公众的反抗和不断加剧的经济代价，政府在周三宣布的调整——限制封控范围并基本取消大规模强制隔离和收治——相当于对“新冠清零”的逆转。但中共正在动用政治宣传和审查机器的全部力量，将这种转变描述为运筹帷幄的规划。

更为关键的在于，官媒似乎将政策转变与习近平拉开了距离，这与2020年夏天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封控遏制了感染，官媒都在强调习近平宣布抗击新冠疫情的胜利。现在，连“新冠清零”的说法都突然从官方公告和官员发言中消失。

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利表示，与高传染性的疫情短兵相接并非北京想要看到的成功。“他们明白这并不值得庆祝，”他说。“重新开放拖得太久，再赞美习近平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感染数已出现激增，上周平均每天报告约3万例。但随着检测减少，统计数字将很快出现降低。国际专家警告，中国严重依赖快速封锁和密接追踪，未能加快疫苗接种，可能导致长期资金和人力不足的公共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相较于亚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均重症监护床位较少。

中国社交媒体和官方媒体上发布的图片和视频显示，全国各地“清零”管控措施中一些最令人恐惧或最让人厌恶的手段被迅速解除。工作人员运走了代表大规模检测点的标志物，撕毁了限制新冠检测阴性者乘坐地铁的海报。预制构件的方舱医院被拆除。北京曾将方舱吹捧为其动员能力的证明，但很快就成为了国家扣押公民权力的象征。

在进入上海陆家嘴金融区的一家商场前，消费者正在扫健康码。

互联网审查机构似乎在小心翼翼地走钢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审查问题的专家萧强表示，自周三宣布新政策以来，审查人员一直试图删除那些呼吁坚持严格“清零”措施或支持完全取消限制的帖子和评论。

“实际上已经转向转了180度了，可是它不允许社会的舆论说这是前边的彻底失败，”萧强说。“它还要把它基本上控制在一个前边也是政府做的对，然后现在再出现的新的情况并不直接acknowledge（承认是）这个抗议（的结果）。”

对中共来说，淡化病毒威胁的策略是一场赌博，因为随着病毒继续有增无减，可能很难预测中国接下来的情况。但卫生官员担心病例的激增会让该国的医院不堪重负，特别是近三年来，所有检测阳性的人都必须入院。

在《中国青年报》周三报道的一篇讲话中，一名前疾控官员预测，多达90%的人口可能最终会感染新冠病毒。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官员们必须迅速加快疫苗接种，特别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并使医疗系统为大量患者的涌入做好准备。

宣传“大多数病例不需要任何治疗”的信息，可以帮助减轻医院的负担。周四，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通知，允许中国人使用药店购买的快速抗原检测，而不是依赖由政府管理、广受批评的核酸检测。该计划称，自我检测呈阳性的居民可以选择居家隔离。

许多普通中国人似乎正在为大规模暴发做准备。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人们分享了在家隔离的种种技巧。居民们开始囤积药物和止痛药，包括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这似乎推高了药店的售价。

在虹桥火车站，对抵达旅客进行大规模检测的围栏、标识、桌子和设备已经收存起来。

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立刻指出了中共政策的突然转变。在微博上，用户嘲笑那些被请来为中央领导决策辩护的专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研究大流行起源的首席科学家梁万年。(几个月来，梁一直在鼓吹奥密克戎变种的致命性，但周三他对记者说，“目前的病毒更加温和了”。)

“老百姓坚持不懈地，对专家进行科普，”社交媒体上一个广泛流传的帖子写道。“专家终于明白，新冠比流感还轻。”

参加最近一次抗议活动的北京居民黑兹尔·刘（音）认为，这种放松是公众压力运动奏效的证据。她很高兴看到该市的商场取消了要求顾客在入场前出示核酸阴性检测结果的规定。“2023年我想出国旅游！”她还说。

在很多方面，新政策也证明了卫生专家和其他一些人的正确性，他们此前因质疑中国的“清零”态度而被迫保持沉默或遭到忽视。

今年5月，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称中国的“清零”政策不可持续时，他的言论在中国互联网上遭到审查，并被外交部发言人谴责为“不负责任”。

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分享了一些文章，回忆起上海流行病学家张文宏，他是放松政策的早期支持者。今年4月，在上海进入为期60天的残酷封锁后不久，张文宏和其他作者发表了一项关于奥密克戎变异株致命性减弱的研究，受到了广泛批评。

周四，一篇名为《错误批评张文宏和共存论，让我们失去了一年》的文章被广泛转发。这篇文章后来被删除。

许多中国人再次想到了李文亮，他是此次疫情审查的第一个受害者，并在感染新冠病毒后于2020年初去世。微博用户涌到李医生的主页，留下真诚的声援留言。“李医生，结束了。”一名用户写道。“想念您，谢谢你，辛苦了。”

虹桥火车站。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淡化病毒威胁的策略是一场赌博。

谢选骏指出：李医生的微博，成了无神论者的哭墙——彻底的无神论真似乎是没有的了，甚至共产党都想去见魔头马克思。中国生活就像电影一样没有逻辑。

《习近平被迫急转弯，但这远远不够》（纪思道2022年12月8日）报道：

习近平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者，但他本周被迫急转弯，以满足对其失败的“清零”战略感到厌倦的普通中国人的要求。

大批普通中国人——用中国话说就是“老百姓”——走上街头，表达对中国新冠疫情期间高压封锁措施的不满，同时也隐含着对中国的整体镇压的不满。许多人举着白纸，表示他们无法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过，习近平看到了这些白纸。警方拘留了许多抗议者，并封锁了人们可能聚集的地方——但中国政府仍然被迫屈从于公众舆论。它明确宣布了“新形势”，并于周三放松了新冠政策。

中国领导层没怎么承认抗议活动，同时假装出于自己的主意，宣布结束其新冠政策中许多最苛刻的内容，这些政策抑制了病毒，也抑制了中国人民。

隔离将变得更短、更有针对性，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轻症者可以待在家里，而不是被带去隔离。对于大多数公共场所，核酸测试将不再是常规要求。为了让人们无法隐藏自己的新冠症状，感冒药的销量曾被管制，现在又可以买到了。

当然，政府的回应并没有解决人们对终结独裁统治的更大渴望。

独裁统治依然存在，那些因街头抗议而被拘留的人大概还在关押中。但周三的声明是一个显著的转变。

从历史上看，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并没有带来更多的自由，反而导致更少的自由。1956年，毛泽东决定实行“百花齐放”政策——但当一些知识分子对他的统治提出批评，他感到非常震惊。结果是一场镇压，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被送入劳改营长达二十年之久。

1976年4月，民众对党内强硬派的抗议导致他们罢免了改革者之一邓小平。1978年和1979年，通过“民主墙”要求更大自由的呼声导致魏京生等活动人士被监禁。1986年，学生抗议要求更多的自由化，导致赞成自由化的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下台。

然后，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对更大自由的深刻呼唤——结果是一场大屠杀、长期的监禁和强硬派的崛起，使国家变得更不自由。因此，习近平被迫向抗议活动低头，感觉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但这种宽松政策可能要付出代价。

习近平曾在一段时间内巧妙地管理了这一流行病，将新冠死亡率降低到几乎任何国家都会羡慕的水平。然而，随着疫苗的出现，习近平并没有很好地适应。他没有从西方进口更有效的mRNA疫苗，也没有充分推动对脆弱人群和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和加强针。直到封锁政策难以为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坚持这个政策，部分原因是，当人们因为发表意见而被监禁时，典型的独裁者很难评估他们的意见。

结果是，如果不首先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如今任何迅速放松新冠规则的做法都可能会导致数十万中国人死于这种疾病，这都是习近平的错。

中国最大的悖论之一是，在许多领域，它是一个善于自我纠正的行政奇迹。在它的监管下，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水平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如今，出生在北京的孩子的预期寿命比出生在华盛顿特区的孩子的预期寿命要长。然而，中国领导人常常难以在意识形态领域自我纠正。

其结果是：在中国威权统治者的监督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崛起，他们渴望更多的参与，但“人民的中国”拒绝让人民这样做。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可以说是通过提高收入收买了许多国民。双方心照不宣的协议是：政府能让人民改善自己的生活，但不能让他们完全决定自己的生活。习近平的新冠政策让生活变得更糟，从而打破了这一协议。

中国抗议浪潮挑战习近平威权统治

许多年前，我还是时报驻北京记者，在报道天安门抗议活动时，一个年轻人这样表述国家的愿望：“我们有大米，但我们想要权利。”

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口号是相似的：“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这些勇敢的抗议者改变了中国的国家政策，就像病毒不能被清除一样，他们对权利的广泛渴望也无法被扑灭；有一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将不得不对这些人性中的愿望做出回应。习近平可能会继续执政，但今年抗议活动的遗产可能会提醒人们，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样的愿望仍在表面之下闪烁。

谢选骏指出：中国生活就像电影一样没有逻辑——也许这才是生活的本质……生活本来就是没有逻辑的，电影不过强化了这个特点。中国生活朝令夕改，但是核心都是围绕着“保权保命保钱”而转——所以表面看起来像电影一样没有逻辑，实际上却是很有逻辑……一种猪狗版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