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之死：泪流不语且不留遗嘱》（2009年07月29日 凤凰宽频）报道：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2013-07-19 国际先驱导报 艾琳）报道：
核心提示： 这个夏天，因为一本书的再版，“陈寅恪”三个字久违地热闹了起来。
断市13年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于今年6月再版，封面上依然是一位干瘪清矍的老者抿嘴柱杖独坐，眼神神奇而略带深沉，真正一副遗世独立的样子。
与当年首印后的轰动一样，人们再次讨论起这个在历史学界与王国维等大师齐名的人物。“作为个人，他的身上有道德力量、人格力量、思想力量、学术力量，这使他能够成为后世人心目中持续、长久的话题，也许再过五百年还可以讨论，就像《红楼梦》、曹雪芹还可以讨论一样。这种力量可以穿越时空。”历史学者傅国涌说。
与他的其他传记不同，这本书是作者陆键东根据历史档案和对其身边人物的采访，讲述陈寅恪从1948年南下决定定居广州开始到1969年在文革中含恨而亡为止，最后二十年留在岭南的那段日子。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二十年，更是其妻子、助手、学生、友朋的二十年，同时也是新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间本来面目的一个缩影。
独立，自由
“一犬吠影，十犬吠声。”陈寅恪用这八个字来形容那个年代。追溯那段惊心动魄、天昏地暗的日子，距今已有六十余载。
1948年底，在那个历史的断代时刻，北平被解放军重兵包围，战火迫近清华园。当时，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那时，国民党派来的专机先去往南京，陈寅恪搭乘的班机与胡适一道。然后，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岭南大学康乐园内。其时，岭南大学的校长陈序经正用大手笔笼络高级人才。
于是，偏南一隅的岭南大学成了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家园”，自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一直到去世。而他当时为何不到台湾的原因，至今仍是学界不断探讨的问题。
就是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出现了诸多针对知识分子的疯狂闹剧，陈寅恪也被卷入各种浩荡的政治运动中，挨过整，被批斗，发出“今日吾侪皆苟活”的感叹。而在所有的世俗与骚动面前，他自纹丝不动，苦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维”。
文革前，在全国学界曾暗地流传着关于陈寅恪“逆流而动”的一些传说。陆键东在书中给出了真相。1954年，国务院派陈寅恪先生之弟子汪篯到广州，欲迎先生赴京任社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的答复则是两个条件：一个是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一个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毛公、刘公”即毛泽东与刘少奇。陈寅恪让妻子唐筼将此两个条件写于纸上，明显地要让汪篯带回北京，以示并非空口无凭。
陈寅恪为何毫不掩饰地提出两条足以惊世骇俗的条件？他不仅要求自己如此，且必须整个研究所的人都遵循这一原则。事实上，他也明白自己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只是对于一个单纯的读书人和学者而言，政治游戏是太过高深的学问，他们难免会因为一些对于政治过于幼稚的向往，而将自己由依附变为被绑架的地位。
回到三十年前（1927年）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他受邀撰写碑铭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如今，这块掩映在庐山之麓的石块无不是对陈寅恪精神的最好诠释。
不幸，幸
如果不是陆键东意外在一堆故纸堆里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陈氏档案史料，“每掀动一页发黄的旧纸，手在微微颤抖，心在砰砰狂跳”，没有他“三十年只待一人”的使命感，恐怕无人可以知晓这个人最后二十年的凄苦与悲凉，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五十五岁那年，他双目失明。后来，跌断股骨导致膑足，彼时他还戏谑自己为“左丘失明，孙子膑足。”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著书立说，努力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延续到最后一息。在晚年勃发之时，写出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学术名著。
对于陈寅恪晚年的创作，人们至今仍在讨论的是他将生命的重心关注于陈端生、柳如是、李香君三个女性身上到底值不值。但是，读完他的著作后大抵就会明白他的用意所在——这三个女性皆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古代受礼教束缚的弱女子尚且不顾一切追求一己的人格精神之独立，而现今以道自命的须眉男子还不如她们？
那段时光中，与之相伴的还有他“斋中脂墨助高才”的妻子。他经常对女儿说：妈妈是咱们家的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我们这个家。在他盲目膑足时，唐篔充当起他的双目双足，照顾他的起居并帮其著述。
有这样一个小细节：在1962年，年已六十八岁的中国古文字泰斗容庚在前妻病故后与一从小相识的女友结婚。唐篔闻听此事后无限感触地说：“容庚这样的年龄还有人愿意嫁给他，我死了以后，有谁愿意嫁给这个盲目的老头呵。”
这叫人怎不动容？就像作者曾在序言中写的那样，“当全书最后一个感叹号重重地划下时，止不住眼角流下一行清泪。”
《陈寅恪之死》（2014-07-28 罗思义）报道：
晚年的陈寅恪双目失明
旅美学者余英时曾经就中国大陆卓越史学家陈寅恪在文革中的遭遇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推敲陈寅恪所写的诗文去寻找他受苦受难的真相﹐始终没有一个详尽的答案。最近﹐中国大陆发表了一篇“冤案实录”的文章﹐详述陈寅恪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年间所受到的折磨﹐许多事实证明﹐陈寅恪夫妇是被文革的造反派活活整死的。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泰斗﹐他的睿智﹐他的渊博﹐他的成就说得上是前无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见来者。这样一个奇才﹐竟在毛泽东所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中遭到横祸﹐夫妇两人先后在惊吓﹑惶惑﹑批斗﹑战栗中死去。陈寅恪之死﹐证明了共产政权之残暴﹑和中共红卫兵与造反派之可怕。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灾难。
其实陈寅恪的不幸遭遇﹐从中共君临中国大地之初就开始了。在中共所订的标准下﹐陈寅恪是“旧社会的反动文人”﹐再加上他曾经到国外深造﹐更是被诬为里通外国的买办﹑特务﹐这许多标签贴在陈寅恪的身上﹐说明了他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里先说说陈寅恪的背景：陈寅恪一八九O年出生﹐是江西万宁人(今江西修水)﹐游学欧美七年﹐一九二五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教授。大陆政权易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对中国古代史﹑古文学和佛学经典均有精湛研究﹐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历经文革浩劫﹑政治打击﹑人格羞辱﹑身体摧残后去世﹐比他小十一岁的夫人唐篔也在他死后四五天自我了断去世﹐追随陈寅恪于地下。
陈寅恪的灾难虽始于文革﹐但导致他挨整被批去世的原因，则应回溯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那一天﹐毛泽东听完邓小平﹑陆定一﹑林彪﹑康生﹑彭真等人对教育工作情况介绍后﹐大骂当前教育政策与教育方式﹐他骂：“现在课程就是多﹐累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要不得”。又说：“历来状元都是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现在这个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
两个多月后(七月五日)﹐毛泽东又与他的侄子毛远新谈“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内容涉及阶级斗争﹐毛说：“教改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
在毛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中共便在四个月后(十一月九日)向大陆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就种下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杀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开始不久﹐广州中山大学开始张贴各种各样批斗陈寅恪的大字报﹐他们不从学术角度批陈寅恪﹐而是骂“贯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指他“大肆挥霍国家财富和人民的血汗钱﹐每月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护理”﹐甚至诬指他“污辱护士”。
早已目盲腿断的陈寅恪﹐被骂“这瞎老头什么也不用干﹐住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
心高气傲的陈寅恪受不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丑化攻击﹐乃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向中山大学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医生写了一封短信：“梁主任：因为我所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所以我现在请求您批准下列各点：(一)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一部分药丸可在市内自己购买﹐另一部分如水剂药——‘稀释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药’等(如急需药品一时买不到者)均请仍由保健室供给﹐但全部自费。(二)消毒物件指纱布﹑棉签等物仍由保健室代为消毒﹐请酌量收费。此致敬礼！陈寅恪敬启(印章)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
由于中共的造反派指陈寅恪“污辱女护士”﹐他的妻子唐篔写了一个书面声明给广东省委驻中山大学文革工作队﹐说明陈寅恪“双目失明﹐腿骨折断﹐又患肠胃心脏等病”﹐因此医嘱要护士为陈寅恪“冲洗阴囊﹑上药﹑照光”﹐并非污辱护士﹐而冲洗阴囊时她从旁助理。
工作队与造反派岂会接受陈寅恪夫妇的解释？他们继续以大字报丑化攻击﹐尤其是一向主张保护陈寅恪的中共高干陶铸被打倒后﹐陈寅恪的遭遇更坏﹐大字报覆盖了他所住的东南区一号大楼﹐甚至贴到他住房的床头前面﹐处境十分恐怖。接着﹐红卫兵冲入屋内﹐见陈寅恪目盲腿断﹐没有打他﹐拳脚全部落在他妻子唐篔的身上﹐把陈寅恪吓得屁滚尿流﹐场面十分悲惨﹐这种死亡威胁的责骂﹑批斗﹐持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接着就是抄家﹐以抢劫的方式掠夺了他家中的财富﹐撕毁或焚烧他的书籍与手稿。
幸亏第一批到陈寅恪家中抄查的“革命群众”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知道若干手稿﹑文件﹑书报是学术瑰宝﹐因此抄出来之后贴上封条查封﹐没有遭“灰飞烟灭”的厄运。
陈寅恪损失最大的是破四旧的“革命群众”上门抄家批斗﹐他们不但抢去他妻子珍藏的首饰﹐还把他先祖遗留下来的文物字画没收﹐从此不知去向﹐大概都被“党和人民”占为己有。
当时年近八十的陈寅恪与他六十八岁的妻子唐篔均成为待罪羔羊﹑惊弓之鸟﹐但“革命群众”对他们的丑化仍不停止﹐甚至陈的学生兼学术研究助理黄萱也被学校历史系召去参加运动﹐逼迫她批斗陈寅恪﹐又指她与陈寅恪有不清楚的男女关系。这是中共上下对待敌人的手法﹐但对陈寅恪与黄萱来说﹐则是最严重的中伤与侮辱。
从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开始﹐陈寅恪被迫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一代大儒竟向一群如土匪般凶狠的无知“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饶﹑自掴自辱﹐并说他从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马列毛﹐但革命群众仍不满意﹐迫他一写再写﹐现在把他一篇检讨公开如下：(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来往。我双目失明二十余年﹐腿骨折断已六年。(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待。
等待死亡降临的陈寅恪﹐面对漫漫无尽的批斗﹑抄家﹑羞辱﹐内心痛苦可以想见。在他生命最后一年﹐中山大学的“革命群众”这样批判陈寅恪：“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给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么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石脑袋见上帝吧……”。
在整肃陈寅恪的种种手段中﹐最惨的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内﹐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里﹐陈尚且要安眠药帮助才能睡眠﹐何况二十四小时不断向他播放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革命群众知道他眼盲﹐但听觉灵敏﹐故意以噪音来干扰他的听觉﹐他们甚至把喇叭悬在他的床头﹐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夫人含泪写下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
陈寅恪既成为革命的对象﹐他的妻子﹑女儿﹑亲属当然受到株连。他的亲属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与批斗殴打﹐只能“坦白招供”承认自己是“特务”﹐而陈寅恪是“大特务”﹐他的两个女儿也是“特务”。因此“清白”的家属均主动站出来与陈寅恪划清界限﹐他的两个女儿当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难的父母﹐深恐牵连到自己。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中﹐屡见不鲜﹐何止是文革而已﹐因此没有人会同情陈寅恪﹐因为比他们更悲惨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陈寅恪最后的两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样子﹐有人偷偷上门去看他﹐他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但外面对他的批斗诅咒仍然十分凌厉﹐他们骂他“比狗屎还要臭”﹐骂他“死不改悔的反动派”。但到了毛死文革结束﹐中山大学热爱毛的革委会则说﹐陈寅恪到死仍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感激！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许﹐瘦弱不堪的陈寅恪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逝世﹐经诊断死因是：心力衰竭﹑肠梗阻﹑肠痲痹﹐享年七十九岁。而为他吃尽苦头的妻子唐篔则在陈寅恪死后四十五天﹐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八时死去。虽然中山大学方面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脑出血﹐实际则是唐篔在从容安排好一切后方随陈寅恪而去﹐也就是为殉夫而自行了断﹐只是不愿让革命群众为她带上“自绝于人民”的帽子。
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山大学革委会政工组才下结论说：“陈寅恪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按国务院规定一次补发其遗属抚恤金伍佰二十元”﹐体现了毛与党对他的“恩情”！
陈寅恪死后，消息一直被掩盖﹐也许中共当局认为“微不足道”﹐也许有些共干把它订为“国家机密”﹐因此外界无从得知。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才发表了一篇“史学权威陈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透露了陈寅恪死讯。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又刊登出一篇长文﹐历述中共把陈寅恪迫害致死的经过。两个月后﹐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台湾国府国防部长俞大维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内有“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之句﹐但并无责怪中共政权之句。接着海外传媒在一年中发表了许多名人追悼陈寅恪的文章﹐其中包括有赵元任﹑杨步伟﹑毛子水﹑罗香林﹑劳干﹑方豪﹑牟润荪等。
俞大维与陈寅恪有姻亲关系﹐陈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陈的胞妹是俞大维夫人﹐而俞﹑陈两人均先后赴美国﹑德国同窗留学。
也许海外纪念陈的文章有批评中共政权之处﹐因此中共方面对此有所反应﹐一九七八年五月﹐毛死江囚﹐广东出版的“学术研究”刊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在前言中这样写：“解放后党和人民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一九六九年逝世﹐在他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钻研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年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著作﹐就是给这些反华﹑反人民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此文发表在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宣布文革浩劫结束的年代﹐但从此文用句来看﹐四人帮余孽仍在﹐而文革浩劫还没有结束！看来﹐中国大地的文人﹐仍有人要步陈寅恪的后尘﹐命丧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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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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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Chen Yinke.jpg
字 鹤寿（不常用）
出生 1890年7月3日
大清湖南省长沙府
逝世 1969年10月7日（79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
籍贯 江西义宁
活跃时期 1948年
政党 无
配偶 唐筼
父母 陈三立（父）
俞明诗（母）
亲属 陈宝箴（祖父）
陈衡恪（兄）
学历
经历
学术工作
主要领域 魏晋南北朝史、隋唐政治史
著名作品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金明馆丛稿初编》
《寒柳堂集》
《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
陈寅yín恪kè[1]（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省南昌府义宁州（今江西省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东方史学家[2]，曾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为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馀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馀种语言。其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学，著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严耕望将其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学家”。
目录
1 生平
1.1 家世
1.2 求学
1.3 执教清华
1.4 南渡北归
1.5 岭南-中大时期
1.6 文革晚年
1.7 逝世
2 学说
2.1 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周期性激活机制
2.2 不古不今之学
2.3 关陇集团
2.4 关中本位政策
3 逸事
3.1 治学理念
3.2 京剧情怀
3.3 反对简体字
4 评价
4.1 正面评价
4.2 负面评价
5 家庭
6 著作
7 “恪”字读音争议
8 注释
9 参考文献
10 延伸阅读
11 外部链接
11.1 画像
生平
1939年秋，陈寅恪、唐筼(yún)夫妇与三个女儿避难香港。
家世
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七日（旧历）陈寅恪生于长沙，籍贯江西省南昌府义宁州（今修水县）。祖籍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乃江州义门陈氏后裔，宋嘉佑七年自江西浔阳迁往福建。到六世祖陈腾远又由闽入赣。他的儿子克绳，人称韶亭先生，可见家学渊源。幼子伟林，字琢如，是有名的医生，创办义宁书院培养人才，太平天国时组织乡人为团练，防守义宁。祖父陈宝箴是三子，1851年中举，在父亲死后接任团练。上京未中会试,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招揽人才，受到其礼遇；曾官拜湖南巡抚。陈寅恪是为其父陈三立继室俞明诗所生的第二子，陈氏门堂三代世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祖母黄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为家族字辈），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辈称其六叔[3]。
求学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4]。1900年（光绪26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3]。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5]。
1902年春季，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来日本，两年后的夏天回南京度假，与五哥陈隆恪考取留日官费，15岁的陈寅恪随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父亲陈三立相送并作诗一首《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学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送至吴淞而别其时派送泰西留学生四十人亦联舟并发怅望有作》[6]。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查中国的《清国留日学生名薄》和日本《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等诸多原始档案文献和学籍记录名单，无“陈寅恪”之名。有“陈衡恪(26岁)”、“陈隆恪(17岁)”之名。陈寅恪研究专家刘梦溪著作中认为“陈寅恪考入日本庆应大学”。东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陶方宣、桂严二人所写的《鲁迅的圈子》一书称“鲁迅和陈寅恪是留日同学还曾经同室居住”。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1907年，插班考入大学预科学校的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后由亲友资助留学，先后到考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后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1912年春，从瑞士返回上海，回欧洲时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翌年秋，江西省教育司的符九铭召他回南昌阅卷。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断学业。在国内这几年都担任阅卷工作，但他并未久居南昌而是在南京陪伴家人居住。
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1919年1月到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每餐吃炒腰花（猪肾），省下的钱买书[7]。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注 1]。
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研究院，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穆勒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馀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注 2][注 3][注 4]。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汉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颇具意味的是，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
执教清华
陈寅恪故居，清华照澜院2号
1925年3月自德国返回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注 5]。次年秋到校任教。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清代台湾巡抚、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唐景崧之孙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29年6月5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被委任为第一组主任。1929年10月，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斡旋下，陈寅恪正式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著[注 6]，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注 7]。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注 8]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1935年他享受特殊贡献者的薪资待遇，月薪480元，为清华教授中月薪最高者。他分配有一幢住宅，住清华西院36号。[8]
南渡北归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注 9]，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7年10月自北平随校南迁至长沙，11月从桂林到广州、香港、海防，再到云南。1938年到达在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39年，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因其不适应高原气候，又思念家人，便决定赴英讲学。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探亲，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当时驻港日军亲自处理陈家所租借的楼房（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征用问题的当事人、也是负责给陈家送指定的粮食配给的日军少佐松某人工作记录等档案文献记载，自始至终他都是和陈寅恪说中文进行沟通。因为松某人是京都大学中文系学生。当时在场参与处理此事的还有后来成为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专家的小川环树、还有日军竹藤峰治、肥田木等数人，均是日本各大学的中文系从军学生；而征用陈家租借的那楼居民楼是因为该楼离香港大学很近，日军“笔部队”准备利用这个楼房来查封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实行文化统制。最后征用楼房之事被日军驻港总督矶谷廉介否决。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信中说：“……香港倭督（指矶谷廉介）及汉奸（指陈君葆）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
1942年5月1日陈寅恪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大学正式辞职。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研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下旬，离开昆明经缅甸、印度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1946年春，乘船绕道北美回国到南京，10月重回清华。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中正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并出席大会。[9][10]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岭南-中大时期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进北平，陈寅恪并没有前往台湾的打算[11]。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注 10]，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在岭南大学[注 11]，未能前去台湾[注 12][注 13]。
1952年秋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54年，中国史学会公布第一届理事会名单，郭沫若担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担任副主席，他担任理事[12][13][14]。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大陆出版陈端生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5][15]
文革晚年
陈寅恪墓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曾关心陈寅恪的眼疾。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助手为黄萱。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赶走黄萱和公派的护士。陈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寅恪受批斗[16]，造反者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逝世
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17]，陈寅恪逝世11天后，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18]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岁”条目载：“……旧历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诞辰……阳历十月七日（依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旧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时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筼亦逝[19]。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20]
学说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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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
先圣先哲
古代儒者
儒家经书
古典儒学
当代儒学
宗教场所
主要圣职
仪式典礼
信仰崇拜
相关事项
儒家文化圈
查论编
陈寅恪开创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21]，很明显是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陈寅恪曾言：“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22]。例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为寝殿之误[23]，“长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灵殿”，“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24]。
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周期性激活机制
陈寅恪《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中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对中国三千年来中原农业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了极为精辟和创见性的概括；并可延伸到后来《河殇》中认为的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的关系。
不古不今之学
陈寅恪曾自言：“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对于“不古不今”之义，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在中国有罗志田、桑兵；在台湾，除了汪荣祖著有《史家陈寅恪》专书以外黄清连、王震邦及逯耀东等亦有专文对此进行探究。而“不古不今”含义至今仍尚有分歧，兹举数家之言如下：
依汪荣祖的说法“不古不今”为中古史，因陈寅恪本身也是以中古史见长，亦曾言：“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因此，此说得到多数认同。逯耀东则进一步认为“不古不今”系指经学而言，即超越今古文经学，专治乙部之学(按：乙部为古代图书分类之史书)，故可作两方面探讨，初为乙部之书，进为专指魏晋隋唐之史。而桑兵认为“不古不今”并非由字面上来解释，应从其时代背景做观察，“不古不今”为“不新不旧”之意，引申为治史不拘泥于古亦不疑古。但是根据钱宾四教授的想法，首开今古之争的两汉经学，就不存在实质的今古差异，仅是虚拟的差异。
陈先生身为一文史名家，不仅在治史上有卓越贡献，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提出与乾嘉学派治学风气不同意见，他认为若是要了解诗词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出处)之外，还要找出作者当时的今事，这样才能古今融为一体，这种古典今典共鸣的新传记批评，实际上已经超越中国历来诗词评论的窠臼，乃陈先生晚年著作与早期著作的会通处，也就是陈先生的心史所在。
关陇集团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关陇集团”的说法。从北周、隋至武则天政权，皆与关陇集团息息相关。
关中本位政策
宇文泰建立关中本位政策，并且融合鲜卑及汉文化以消除胡汉隔阂。最后北周形成较团结的关陇胡汉集团，汉族也成为军队主力之一，得以攻灭因政治混乱而衰退的北齐。陈寅恪指出：“李唐承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在西北一隅。”
逸事
治学理念
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5]。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26]”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京剧情怀
1957年，陈寅恪作诗《广州京剧团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同时作为新谷鸳的粉丝，在同年春节将其名字写入对联。1959年至1962年期间，广州京剧团每年都会到中山大学风雨操场（即现中大南校区行政楼）进行演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陈寅恪逢场必到，同时陈寅恪亦能分辨出张君秋与新谷鸳的演出形式不同。1964年作诗，意为昆腔、弋阳腔已渐次式微，只有京剧令人“渐欲狂”。[27]
反对简体字
陈寅恪生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简体字，曾托人向毛泽东表达反对之意，他自己书籍出版时，也强调不能使用简体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业先前尊重他的遗愿，在2020年，陈寅恪逝世超过50年，其著作权保护期满，生前著作进入公有领域。译林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陈寅恪合集》，首次将他的著作以简体字印行，引发舆论争议[28]。
评价
正面评价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高阳在《锦瑟详解》一文中言：“我作考证，师法陈寅恪先生，以穷极源流为尚。”
许冠三认为其对新史学之贡献“首推史料扩充”，为学尚“喜聚异同宁繁毋简”。[29]
余英时：“又谱玄恭万古愁，隔帘寒柳障重秋。哀时早感浮江木，失计终迷泛海舟。岭外新篇花满纸，江东旧义雪盈头。谁教更历红羊劫，绝命犹闻叹死囚。”“看尽兴亡目失明，残诗和泪写孤贞。才兼文史名难隐，智澈人间劫早成。吃菜事魔伤后死，食毛践土记前生。逄蒙射羿何须怨，祸事从来是党争。”[30]
负面评价
钱锺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屡作讥评。在《管锥编》第1227页、《宋诗选注·序》都直接或间接做了批评。钱先生的批评，实有其根据。陈先生在古典文学批评上偏向于写实主义，对于抒情或不是为写实目的的作品，诗史说就不能自圆其说。这种观点证诸于西洋文学史，乃是有真凭实据的。反观中国古典文学并不能一概皆视之为写实主义，这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有泰半以上是写实主义，其他是抒情或不是写实目的的作品。所以诗史说值得商榷。但是陈先生的诗史说的新意在于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在理论上确有一新耳目处，不但在理论的陈述上，以及实际批评贡献，造成空前绝后的成就。[31]
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叙述，在韩愈是否“服硫磺”的问题上，钱锺书不取陈寅恪的考证；后来他（钱锺书）又批评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太“trivial”（琐屑）。余英时感慨地说：“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注 14][注 15]。
钱穆1960年5月21日致余英时的信中对陈寅恪的文章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冗遝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认为为文不可学他[32]。
严耕望云：“（陈）治学长处在于提出一个深具启发性的见解，但往往过分强调这个见解，有时为了强调新见解而走偏锋，自是他的短处。”[33]
许冠三论陈寅恪：近人论述寅恪史学颇多误解，最无稽的莫若说他“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以及志在效司马氏“通古今之变”。殊不知他衷心仰慕的，乃是宋人论史见解和司马君实所型定的长编考异之法，先考并世材料之异，复合古今情意之同。……概括来说，寅恪治史自有其不容忽视的特色，亦自有其不容低估的业绩，但无论如何说不上“伟大”。[34]
家庭
曾祖父：陈伟琳
高祖母：谢氏
祖父：陈宝箴（1831－1900）
外高祖父：李大嵘
曾祖母：李氏
父：陈三立（1853－1937）
外高祖父：黄光程
外曾祖父：黄应亨
祖母：黄淑贞（？－1897[35]）
陈寅恪（1890－1969）
外高祖父：俞世琦
外曾祖父：俞昌培
外高祖母：陈氏
外祖父：俞文葆
外高祖父：余竹云
外曾祖母：余氏
母：俞明诗（1865－1923）
外高祖父：梁如纲
外曾祖父：梁天干
外祖母：梁氏
祖父：陈宝箴
父：陈三立
母：俞明诗
妻：唐筼（唐景崧之孙女）
长女陈流求=董有松
外孙女 董景同=刘仁勇
次女陈小彭=虞隅
外孙 虞小盟
三女陈美延=许台庄
外孙 许苍山
外孙女 许郁葱
兄：陈衡恪、陈隆恪
弟：陈方恪、陈登恪
著作
《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收著作十三种。
《寒柳堂集》
《金明馆丛稿初编》
《金明馆丛稿二编》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柳如是别传》
《诗集 附唐筼诗存》
《书信集》
《读书札记一集》
《读书札记二集》
《读书札记三集》
《讲义及杂稿》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收文五十二篇。
《陈寅恪先生全集》，里仁书局1979年，收文九十四篇。
《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 整理，黄山书社1987年版。
“恪”字读音争议
查看维基词典中的词条“恪”。
陈寅恪的“恪”字读kè还是què，受到关注[36]。根据目前官方标准，“恪”字在普通话中的规范读音为kè（课），《辞海》标示旧读为què[37]。《国语辞典》自首版至今，两读都收。
陈寅恪的姓名在牛津大学通讯中为“Chen Yinchieh”，也写“Tchen Yinkoh”[38]。陈寅恪1936年发表的〈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一文署名“Tschen Yinkoh”[39]，亦在括号内写为“（Ch'en Yin-K'o）”[40]。
有说陈寅恪同乡、兄弟和本人都读kè，而其夫人坚持读què[36]。陈寅恪三个女儿证实，陈寅恪本人和至亲三代都读“恪”为qu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陈寅恪的“què”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41]；郑张尚芳认为是由南方读音北化时的折合错误导致[36]。据文献，“恪”读成“却”有五百余年的历史[41]。
注释
冯友兰回忆说：“我于一九二○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
据季羡林： 《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的分析统计，陈寅恪有六十四本笔记本兹录如下：藏文，十三本；蒙文，六本；突厥回鹘文一类，十四本；吐货罗文（土火罗文），一本；西夏文，二本；满文，一本；朝鲜文，一本；中亚、新疆，二本；佉卢文，二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摩尼教，一本；印地文，二本；俄文、伊朗，一本；希伯来文，一本；算学，一本；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一本；亚力斯多德（实为算学），一本；《金瓶梅》，一本；《法华经》，一本；天台梵本，一本；《佛所行赞》，一本。
陈哲三说：“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了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陈封雄《回忆录》曾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十五年春，梁（任公）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民国十五年秋天陈先生到校。”（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据夏双刃的《陈寅恪传》记载，至卢沟桥事变前夕，陈寅恪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有相夫人先天因缘曲跋》、《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敦煌本十颂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元代汉人译名考》、《大乘义章书后》、《敦煌劫馀录·序》、《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吐蕃彜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国志曹冲华佗与印度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几何原本满文译文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李唐氏族之推测》、《禅宗六祖传法之分析》、《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考释序》、《斯坦因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支湣度学说考》、《读连昌宫词质疑》、《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易解释》、《李唐氏族支推测后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四声三问》、《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序》、《元微之遣悲怀之原题及其次序》、《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武瞾与佛教》、《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论韩愈与唐代小说》、《桃花源记旁证》、《东晋南北朝之吴语》、《读秦妇吟》、《府兵制试释》、《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等文。
方豪说：“另一个印象是他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方豪：《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
苗振亚《陈寅恪为何一世背运？》：“1937年7月，日本进占北平，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办长沙临时大学，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到11月初才举家仓皇离京。离京前，他将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到了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临时大学再迁云南，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离开后，书籍邮到，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1940年暑假，陈寅属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近崩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是叫人哭笑不得。1955年，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他，说在海防旧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还给他。陈寅恪自然十分兴奋，盼望著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接著来的消息让他有些失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邮寄暂时已不可能了。接著又有消息传来，彭家遭遇兵火，此书同遭劫灰，这就令他彻底绝望了。”
12月15日，偕妻女搭乘飞机到南京，小住一晚便搭火车至上海，住在俞大纲家。停留不久，便南下广州，他早曾写信给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问“可否南来修养一个时期”。1949年1月16日，抵达广州。“文革”期间，陈寅恪迫于压力曾写过《第七次交代底稿》：“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陈寅恪“文革”期间第七次交代稿称：“我和唐筼都有心脏病，医生说宜往南方暖和之地。我因此想到岭南大学。抗战时期南开、清华、北大迁往云南并为西南联大，所以认识陈序经。遂写信与他，可否南来休养一个时期。1948年夏，他回信聘我来岭大教书。”（《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
陈寅恪为何未登机前往台湾一直是个谜底。但陈在新中国的下场悲惨，却是事实。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又说：“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见谢泳编《思想的时代：〈黄河〉忆旧文选》第15页）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说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冯衣北写的《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文中极力否认了余英时对陈寅恪的观点正确性。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证实了唐筼前去香港的说法。
钱钟书1978年出席在义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会上做的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甚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的考据并不减退严谨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季羡林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中写道：“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著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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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在一篇回忆的文章中提到：“我们这一代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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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院士》，《民国研究》2014年春季号。该文称：“再说陈寅恪，他曾为王国维之死写下学者的坚守之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不自由毋宁死；又专程到重庆，就为投胡适一票，推举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说是因有胡适才可以保持学术自由；在1949年以后极端的政治高压下仍公开表示不宗奉什么主义，不写颂诗，此时成了国民党‘最优秀教授党员’，自然也是‘被最优秀’的了。因患严重眼疾，两次手术失败，视力低下，写字都困难的陈寅恪能自己填写入党申请书吗？是谁替他办理了入党手续？被‘最优秀’时，陈寅恪是否知情呢？在有的教授看来，‘最优秀教授党员’是项至高的荣誉，可竺可桢、陈寅恪对此却未必视为‘荣誉’。陈寅恪早在1936年致傅斯年的信中就明说‘弟好利而不好名’。”（实际上是192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据钱穆所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集》：“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之中未再往访。”根据汪荣祖所著《史家陈寅恪传》里记载：“陈氏一家赴粤前在上海，胡适曾力劝去台，夫妻二人都说不去，蒋天枢在场，可以为证。”陈寅恪曾说，“胡(适)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邓广铭，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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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称“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外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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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美延寄给蒋天枢信中：“不久，母亲即因脑出血、高血压、心脏病等，抢救无效，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旧历十月十二日庚子）晚八时半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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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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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胡三省注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 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日后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重提早年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表达的思想：“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1-112页）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口述，汪篯记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副本存中山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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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维基语录上的陈寅恪语录
陈寅恪小传
陈寅恪：“教授的教授”
二十世纪国学大师：陈寅恪（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画像
陈寅恪 / 江启明 (Kong Kai Min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ortrait Gallery of Chinese Writer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
谢选骏指出：一代宗师陈寅恪，为何自投共产党罗网？看来是“蔽于古而不知今”——他不仅未能读读共产党红区的历史，甚至为解共产党祖宗苏联的历史，他只会研究杨玉环是不是处女，却没有研究江青有过多少男人……所以滞留贼营却自以为得意。于是不仅赔上了老命，还搭上了一世英名。不过这也许不能独怪陈寅恪等——就像是美国国务院所咨询的那些“中国通”们，不也同样犯了“猪一样蠢的低级错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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