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试读：卷一
一1
伏尔泰到了写回忆录的年纪。1758年的某一天，他叫来自己的秘书，开始了回忆：
我厌倦了巴黎那种无所事事，熙熙攘攘的生活，厌倦了那群小有名气的“大师”们和那些得到国王恩准与特许而出版的烂书，厌倦了那些文人作家们的勾心斗角，也厌倦了那些玷污文学的无耻之徒的卑鄙伎俩和劫掠行径。1733年，我曾见过一位年轻的女士……（I，72）:
这部由作家伏尔泰先生本人撰写的记述自己生平的回忆录的开头，曾经这样许诺：伏尔泰将在本书里叙述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感受，他曾经想做的事……不过，这个承诺没有兑现。在对西雷村3做了些许介绍之后，回忆录很快就变成了声讨他的故交普鲁士国王腓德烈二世的檄文。次年，他又把被他搁置到一边的回忆录捡了起来。用他的话说，他又陷入“对自己说自己的可笑的情景中”。他朝窗外瞥了一眼，从那里看到加尔文4让人用火刑处死塞尔维5的广场。他是不是要给我们谈谈他的伟大理想呢？有关摧毁那些无耻行径的伟大理想呢？他又一次让我们十分失望：他只说了几句关于耶稣会和冉森教派的事，关于他们对大百科全书学派所进行的迫害，然后便得出结论说，法国人都是疯子，只是，到最后，人人都会像他这样，住在一座漂亮的城堡里，过着平静的生活。接着，他就又回到腓德烈二世身上，又谈起波茨坦与凡尔赛之间通过他进行的秘密谈判。
注釋（下同）
1，原著没有分段，此为译者所加，下同。
2，此为莫朗出版社出版的《伏尔泰全集》的卷数与页数。（原著注）
3，西雷村是伏尔泰的女友夏特莱夫人的庄园所在地，在宫廷失宠后，伏尔泰为了逃避当局的迫害，在西雷村度过了漫长的流亡岁月。
4，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法国宗教改革主义者，作家，曾在日内瓦建立一个神权政府，直到逝世前，他本人都是这个政府的非常严厉的首脑。曾下令处死了塞尔维。
5，塞尔维（Michel Servet，1511—1553），西班牙医生、神学家、旅行家，一生大多数时间在法国度过，宣扬一种近似泛神论的观点。1553年被加尔文下令用火刑处死。
在对个人经历略说一、二以后，伏尔泰就又开始议论别人。关于他自己，只勾勒了一个轮廓。1776年，他又重新开始写自己的传记，然而，这一次，在他的想象中，好像是瓦涅埃尔在讲述。这位历史评论家变成了一个由别人来讲述他自己一生的人。作者本人似乎脱离了自我，他从自己的熟人的视角来谈论自己。叙述中充满了诸如“他曾多次对我们说过”，
“我曾听他亲自这样谈论他自己”等等字眼。这样，伏尔泰就避免了过多地谈论自己的私生活。甚至可以说，他的秘书龙尚、克里尼和瓦尼埃尔所留下的著作，比他自己的《回忆录》和《历史评论》更能让我们了解他的私生活。
他曾写过一个喜剧，《妒忌者》，他自己，还有夏特莱夫人、夏特莱先生，以及全体西雷村的居民全都登台演出了。不过，请不要以为戏里写的是伏尔泰本人。《妒忌者》是一篇声讨德·封泰纳的檄文。每当伏尔泰在谈论自己的时候，都是为了攻击这个人。伏尔泰的“谈论自己”实际上只是一场赌注。如果说他的《回忆录》里充满了阴影的话，那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我心里始终怀念着她”，他曾这样说到她的姐姐米尼欧夫人（1722年12月）。可是，伏尔泰并没有过多地谈到她。关于这个把他扶养成人的他心爱的姐姐，读者又能知道多少呢？一无所知。在英国，伏尔泰结识了原卡米扎尔修会1会长卡瓦利埃，他曾拜访过贝克莱2，曾与萨姆埃尔·克拉克3进行过探讨。这些情况，我们只能在他偶尔流露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一星半点儿。我们真希望他能对我们详细地谈谈这些会面，可是，他早就跳到别的问题上去了。这种审慎并不意味着遗忘。比如，伏尔泰可以说从来不谈他那位患痉挛病的哥哥，但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从远处暗暗地关心着阿芒·阿鲁埃的一举一动。他的文件中保留着阿芒写的“痉挛记”，这件事是瓦尼埃尔告诉我们的，而不是伏尔泰本人。人们还对我们说，伏尔泰的书房里挂着波雷神父的画像，可是，他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自己的这位先生，尽管他面前始终有他的画像。倒是狄德罗——后者可能不是这位耶稣教教士的学生——向我们说过他对伏尔泰的教诲，而不是伏尔泰本人。伏尔泰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只是，他把自己的私生活隐藏得严严实实。
也许这是当时的文风使然？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学作品是写给上流社会读的，所以
不能用第一人称。但是，在伏尔泰生活的时代，这种古典主义的规则也和很多其他规则一样，已然失去了约束力。一个叫阿尔让的侯爵就曾经留下过充满个人生活细节的《回忆录》，孟德斯鸠在他的《思想录》里记录了自己的思索与印象，并且，沾沾自喜地重新改写了自己曾经说过的那些得意洋洋的话。伏尔泰则相反，从来不用自己笔记中的资料。这些被他精心保管的笔记是存放在资料库里的，大多数都是历史资料。其实，这仅仅是写作习惯问题，伏尔泰对自己的事守口如瓶也是他的一种本能。卢梭对自己总是做加尔文主义的自省：他反省自我，发现自己很坏。伏尔泰不做反省，他觉得自己很好。不过，伏尔泰也和卢梭一样，都非常在乎自己的名声。虽说他不肯自己谈论自己，却希望人人都谈论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虚荣心啊！他既是剧作家，又是演员，他在追求双重掌声。
1，18世纪初在塞万地区反对路易十四的加尔文派教徒。
2，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英国国教主教，爱尔兰神学家和哲学家。
3，克拉克（Samue Clarke，1675-—1729），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
伏尔泰在戏剧艺术中找到了对自己这种既渴望他人吹捧，又保守自己隐私的双重需求的满足。他用化装的形式展示自我。他不仅用伏尔泰先生的名字隐匿了自己的本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而且，还常常用另外一个笔名来掩饰伏尔泰：他成了阿卡基亚博士或者奥贝恩博士。他是不是怕暴露自己就是那些会给他带来麻烦的作品的作者呢？实际上，他骗不了任何人。别人一下子就认出了他的写作风格。“这是戏剧的秘密”；可是，伏尔泰继续上演这种戏剧，为的是给自己带来乐趣。他躲藏在戏虐的后面。观众看到的只是一个木偶，而伏尔泰则躲到了一边。这个伟大的演员也具有高超的演技。即使是在诸如《五十教士讲经》或者《重要的审查》这样既诚恳而又充满激情的戏里，他也会扮演一个角色。当他阐述哲学问题时，他喜欢用对话的方式，他会把阐述自己观点的任务交给另外一个演员，而他自己则戴上一个悲剧的面具。从《扎伊尔》开始，他总是在自己写的悲剧当中给自己留一个角色。反复地乔装打扮，然而，最终又总是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这位演员在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过多地表现了他自己，每一个观众都在角色身上发现了一点点或者属于伏尔泰的东西，或者属于他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身上的东西。
1， 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著名古典主义悲剧作家，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2， 维吉尔（Publitus Virgilitus Maro， 公元前70—前19），著名拉丁诗人。
3，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
《俄狄浦斯王》里没有作者可扮演的角色。不过，如果伏尔泰在《亨利亚德》的主人公身上再多加上一点他自己的话，那个角色也就不会那么乏味了。这几部早期的作品是受到他的野心的影响。那个年代，人们期待着出现一个拉辛1 的继承者，期待法国再出现一个维吉尔2。伏尔泰很自信，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完成这两个任务。他努力运用在学校里学会的技巧，波雷神父又教会他如何把西塞罗3或者维吉尔的大段台词改写到他自己写的另外一个剧本当中，他改写了《伊尼特》，把它变换成神圣同盟1的事，主人公是亨利四世2。他在这些巧妙的 “骗术”中加进 了自己的东西。他的俄狄浦斯王是个被众神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伏尔泰式的国王。这个哲学英雄人物为自己的无辜进行辩解。那首圣巴尔特勒密之歌比起《亨利亚德》里的其他的诗歌更有力量，尽管是传统的写法，但这段歌词无疑是受到灵感的启发创作出来的。可以肯定的是，伏尔泰一反常态，后来，他对这段歌词没做一点修改。另外一些迹象也表明，年轻的伏尔泰身上有很多隐蔽的认真而又顽强的潜能。他对宗教的亵渎不是出于好玩儿，而是出于激情。这个喜欢打趣的顽童，这个上流社会的文人，是一位阅读马勒伯朗士3和洛克4作品的学士。
正是这个内秀的伏尔泰创作了经受住历史考验的第一部作品：《查理十二史》。在这部作品中，衡量英雄的伟大既不是以道德为标准，也不是以“哲学”为标准：这个蹂躏外省的家伙有一个勇武的灵魂，是日后的斯丹达尔所崇尚的那种英雄。伏尔泰成功地在《查理十二史》里塑造了一个他在自己的悲剧作品中没能够塑造的英雄形象。是历史造就了他，是历史为他提供了他在悲剧中无法杜撰的情节和富有生命力的杰作。他的功绩就在于他成功地运用了这些历史素材。他是把自己融入到了人物之中了吗？不是，他只是把自己对伟大的英雄人物的渴望注入到这个人物身上罢了。
伏尔泰在《扎伊尔》与《哲学书简》中开始扮演角色。那时候他还年轻，他用自己扮演的老鲁西尼昂的角色使观众潜然泪下，当然，首先是他自己忧心殷殷，其声哀哀。“母亲的十字架”的那场戏里的鲁西尼昂是他一生中最喜爱的角色。这令人十分惊讶，因为这个鲁西尼昂是个基督徒骑士：“我的上帝！我为了你的荣誉奋战了六十年……”，而且，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基督徒骑士。他登台的时候，这样说道：“在死亡的日子里，是什么声音在呼唤我？”没有什么角色能比这个伏尔泰所喜爱的角色更没有伏尔泰色彩了。不过，伏尔泰始终喜欢扮演这类非常不幸的，又具有高尚节操的贵族老人。这种趣味可能从1732年就开始了，可能从1732年起，他就流露了他想成为一个可敬的老人的愿望了，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他在实际生活中多少也着实就是这样一种人。从一个年老的骑士，到一个向教友派教徒致意的年轻绅士之间的落差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伏尔泰在《哲学书简》中给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物，一个旅行哲学家的形象。这些虚构的信中的“我”，是一个调换了位置的“我”。被移位的还有那些唤起作者创作灵感的心头的苦涩。与那个生机勃勃，人人都有个性，都敢于思索的英国相比，陷入流弊、迷信和贫困之中的法国实在太可怜了。伏尔泰开始扮演哲学家的角色。他思想清晰而又敏锐，他那尖锐的讥讽捕捉到了那些蠢人的每一根软肋，他不停地让那些家伙发出尖叫声。
1， 神圣同盟是16世纪法国的天主教联盟。
2，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他战胜了神圣联盟，又庄严地宣布放弃新教， 从而结束了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
3，马勒布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1638—1715），法国演说家和哲学家，是著名哲学家笛卡儿的门徒。
4，洛克（John Lock，1632—1704），英国哲学家，感觉主义和经验论的创始人。
从《哲学书简》到《老实人》，人们一路追随着这位哲学家。到1740年前后，伏尔泰通过创作《密克罗梅加斯》，又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创作：短篇小说。那个在宇宙中翱翔，用望远镜发现了人类的天狼星上的居民，就是生活在西雷村的伏尔泰。多年以来，他一直在研究牛顿和宇宙的历史，从这种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世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就显得非常可笑了。惟有几何学和附属于它的天文学才能把人类从可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些原子就是几何学家！”《米克罗梅加斯》是《哲学书简》的荒诞版，比《哲学书简》更加丰厚充实。这同一个角色又在《查第格》中再一次出现。巴比伦人查第格，就是那个刚刚出入过诸多个宫廷，并且期望——谁知道呢？——当上大臣的查第格，然而，不幸，他失宠了，他的哲学思想恰恰也如同经历危机的伏尔泰。查第格是西雷村末期衰老了的伏尔泰。一个天使对他说，他总是抱怨是不对的，但他没有被说服。如果有胆量的话，他可能还会反抗天意：女人不忠，群臣无义，人生又是那么短暂。不过，这些事情也有好的一面，查第格的兄弟巴布克.没有下令摧毁波斯波利斯1。既然查第格当上了国王，又娶了阿斯塔尔特，一切的一切不就全都迎刃而解了吗？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因为，这时的伏尔泰屡遭不幸。夏特莱夫人以一种可笑的方式悲惨地死去，腓德烈二世，戏里的那个马克-奥莱尔，实际上是个暴君德尼斯式的家伙。必须赶紧逃走。莱比锡、哥达、法兰克福——一个个令人忧伤的所在，斯特拉斯堡、科尔玛、冰原，我们这位流浪哲学家都不知道该到哪儿去避难了。在里昂，一位红衣主教对他说，自己不能和一个与王室关系如此紧张的人共进晚餐。伏尔泰只好用创作《斯卡尔芒塔多游记》来聊以自慰。这个悲惨的旅行者斯卡尔芒塔多对人世要抱怨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在罗马险些被捕入狱，在君士坦丁堡差点被人用木桩刑处死，险些被奥伦扎格2杀死。
1，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曾为古波斯的首都。
2，奥伦扎格（音译）是古印度的一个蒙古皇帝，传说他杀死自己的父亲，篡夺皇位，把蒙古帝国带上鼎盛时期。此处他是伏尔泰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最后，他老婆又给他戴上绿帽子，并且发现，“这才是人生中最甜蜜的状态”：这是德尼夫人教给伏尔泰的人生哲学。
老实人从斯卡尔芒塔多手里接过那位哲学家游侠身上的褡裢。作为一个有条不紊的德国人，他详尽地挖掘了人类的悲辛与不幸。这一点，前人已经论述过了。《老实人》是伏尔泰的自白，是通过讽刺性文学作品的形式所做的自白，是伏尔泰向公众所做的唯一一次自白。
如同伏尔泰一样，老实人“天真地”以为自己是生活在最美好的世界里，他也同伏尔泰一样，
很快就大失所望了。伏尔泰和天真汉的公德所在——这种公德真可谓世所罕见——就是很快地正视现实。他们那明智的脚踏实地的精神使他们能够知足常乐：库内貢德小姐变得非常丑陋，德尼夫人变得肥胖无比，大家在一起吵吵闹闹，就像在君士坦丁堡和日内瓦的时候那样，不过，能够“耕种自己的菜园”却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我们这位哲学家游侠通过《老实人》终于定居下来。在伏尔泰后来创作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人物了（《巴比伦公主的情人》里的那个多情的旅行家对“哲学”不大感兴趣）……自那以后，费尔奈的园丁全身心地投入到哲学大论战中，开始戴着另外的面具进行创作了。
伏尔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戴上悲剧中高贵人物的面具。在《奥林匹斯》中，他扮演高级教士；在《斯基泰人》中，他扮演索扎姆，一个“自然而又温存”的老者；在《米诺斯的法律》中扮演信奉袄教的波斯人阿尔泽蒙，“一个隐居到阿帕美城附近的农夫”，还有克里特人阿尔泽蒙；所有这些令人敬畏的老者都与他们的作者和扮演者十分相像。后者在费尔奈的盛大晚宴上也是以这种形象出现的，身穿法国古代服装，头戴“三锤假发1”：“这样打扮起来会显得很高贵”。在这些慈祥老人的衣橱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莎里斯特斯基老爹”的那套旧式服装，那套他曾穿着它，“在圣托勒朗斯基教堂”里发出关于波兰事件誓言的服装。不过，在伏尔泰的笔下，严肃的事总会被加上点滑稽色彩；当然，他笔下的那些滑稽场面里也很少有不严肃的情景。
伏尔泰追求博学，如同他渴望尊敬一样。他非常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教会里满腹经纶的博学者的模样。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历史哲学》是出自巴赞教士2的笔下，为这个哲学 所做的《辩护》，则是出自这位教士的侄子3笔下。我们要感谢一位“神学院毕业生4”为我们创作了《历史怀疑论》，感谢一位“本笃教会教士5”为我们写出了《中国信札》，感谢“B……教士6”为我们留下了《古福音书集》。是“热沃当地区的新教教士团7”向A J 鲁斯坦发出了《告诫》，一个“神学院毕业生团体8”向贝尔吉耶先生进献了《关于捍卫基督教的合理建议》，最后，是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布道牧师小组9不遗余力地解读了《圣经》。
1，一种象征社会地位高贵的假发。
2—9，均为伏尔泰创作上述作品时所用的笔名或假想写作人的身份。
波迪库洛索修士出发去圣地，接受拉古兹1嘉布遣会修士的建议。神学博士当波奈先生翻译了被辞退的
扎帕塔的《问题》，唐·卡尔梅创作了《白牛》，《天真汉》是“选自凯斯内尔神父2的手稿”，《一切都来自上帝》是蒂亚德教士3的作品。至于那位可敬的鞘翅类昆虫学家4则是一位自然主义者；正如他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他是专门写《蜗牛》的。伏尔泰不无讥讽地模仿他那个时代教士科学的弊端，一种无用的、没有批评的科学。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他曾经在唐·卡尔梅的修道院里住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位本笃会修士的渊博学识使他着迷。啊！要是他这个连希腊语都不懂的人能够拥有修士书柜里、头脑里装着的如此博古通今的学识，那对他的斗争该是多么有用啊！
在《老实人》之后，哲学家伏尔泰就变成一个大军团了。为了与无神论斗争，他变成布恩牧师或者友人神学博士、议会议员和王家协会会员弗雷恩；在与基督教斗争的时候，他又成为于特先生、于姆先生，或者鲍林布罗克勋爵。在论争有关形而上学的重大问题时，他则穿上波塞多尼奥斯5、爱比克泰德6，或者“图拉真的医生”索拉努斯7的古代长袍……
人们还可以没完没了地列举伏尔泰所使用过的笔名，他一会儿叫热罗姆·卡雷，一会儿又叫安托万·瓦代、犹太教阿基波主持、达……伯爵、若西亚斯·罗塞特。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他写了最后几部悲剧，他所用的笔名则是一个“年轻的前耶稣教会教士”，或者一个刚刚从修辞班毕业的学生。这差不多也是事实：在走过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之后，他依然保持着创作第一部悲剧作品时的创作激情，他最后的那些作品仍然能够让人感受到中学生的那种朝气勃勃青春气息。
1，拉古兹，意大利西西里岛上一城市。
2—4，同上页2—9。
5，波塞多尼奥斯（Posidonios或 Poseidonius，约公元前135－约前51），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被视为当时整个斯多葛学派最有学问的人。
6，爱比克泰德（Hierapolis Epictete，约50－约125至130），斯多葛派哲学家。
7，索拉努斯（Soranus，公元前2世纪人）希腊妇产科医生和儿科医生，医学方法学派的主要代表。
伏尔泰的一生令人眩晕。在这部“广袤的戏剧”中，人物的真实性究竟在哪里？在上百个性格迥异的人物中，究竟哪些是虚假的呢？
首先，我们应当说，在他的一生中，有一条生活路线，尽管伏尔泰朝着各个方向都尝试着走过，但是，他始终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
他是以古典主义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的，显然，这是要在凡尔赛宫赢得掌声和庇护。他吹捧过摄政王，接着，又吹捧年轻的王后玛丽·莱什秦斯卡。为此，他得到过报酬。
然而，这种做宫廷诗人的尝试以及后来的种种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他的那些所谓的古典主义作品比他自己想象的要更加具有颠覆性。他的《神圣同盟》既没有得到掌声，也没有得到庇护，甚至都没有得到默许的庇护。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有一种宏大的灵感，使他走上了真正的反对派道路。从一开始，他就憎恶神圣同盟的那些人，在他们的灵魂里，酝酿着一种黑暗、残酷而又荒谬的激情。伏尔泰已然以一个为自由解放而战的伟人形象出现了。罗安骑士打在他身上的棍棒把他驱赶到正确的道路上，让他意识到，他在枫丹白露对王室的卑躬屈膝完全是在浪费光阴；他在旺德沃特过的流亡生活，他在这个教友派和胡格诺流亡者避难的旺德沃特的村子里过的流亡生活，反而比在王宫里更惬意。
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的诗圣之梦，而且，在他的一生中，有什么时候放弃过这个梦吗？1727年，他进入英国宫廷，试图通过在伦敦高层的努力来提高他在凡尔赛宫的地位。《亨利亚德》终于出版了，是献给卡罗利娜王后的。在他开始酝酿这部长诗时，作品就已经打上了亲英烙印。期间，亨利四世正向信奉新教的英国求援，打击西班牙支持的神圣同盟。1719年，摄政王——如果年幼的国王早逝，王冠将落到他头上——依靠英国，抵抗西班牙国王，后者是路易十四的孙子。那个时候，伏尔泰为法国外交主帅红衣主教杜布瓦效力；他出入英国使馆。他的态度是“进步”的，因为，当时开明而具有自由思想的摄政王所反对的西班牙当权者，是一些君主专制和笃信天主教的人。1728年在伦敦出版的《亨利亚德》，伏尔泰再一次以一个具有“友好和理解”的形象出现。这本书的预订者名单中，以罗伯特·沃波尔1为中心，汇聚了辉格党2的大批政界人物和新教中有权势的外交家。伏尔泰是否期望依靠这些人的支持获得实行亲英政策的弗勒里3的宠幸呢？关于这个问题，后人知之甚少，不过，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凡尔赛，他都没能够提高自己的地位。
1，罗伯特·沃·尔（Robert Walpole， 1676－1745），英国政治家，辉格党领袖。
2，辉格党为英国政党，主张废黜詹姆斯王位。
3，弗勒里（André Hercule Fleury， 1653－1743），法国高级教士和政治家，法王路易十五的老师。
不久，他与自己的保护者彼得伯勒勋爵闹翻了，他离开了英国，此后，他再没有和英国政界保持联系。
然而，在英国度过的这段流亡生活，使他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获得了颇多的经验教训。从这时起，他就彻底落下了“坏爱国者”的名声。因为，他总是试图在他的悲剧中，在他的思想中，在法国人的性格里，注入一点法兰西民族的宿敌英格兰民族的活力。伏尔泰的错误在于，他以为可以改变人，又不会引起抱怨，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章的辛辣与尖刻。他没有料到《情趣殿堂》和《尘世》会招来狂风暴雨。他对《哲学书简》至少得到默许而感到欣慰，可是，这些书简却是他的作品中首先被屠夫拿到王宫外的台阶上焚烧的书籍。伏尔泰还没有习惯这种仪式，这使他永世难忘，也使他被列入嫌疑作者的名单之中。他后来的所有努力全都徒劳无益，他永远都没办法让人相信自己是一个思想正统的人，是一个尊敬国王、尊敬首相、尊敬教会、尊敬警察总监以及所有有权势的人的人。
伏尔泰受到谴责的迹象，发生在1734年的警报之后，首都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居住地了。这个巴黎人终止了巴黎的生活，伏尔泰到西雷村定居，当时的形势已然预示着他日后在费尔奈的流亡命运。他刻苦读书，给自己补充他所缺少的哲学、历史和科学知识。他习惯了终日写作，这让他身边的人觉得难以忍受。不过，那时的西雷还不是费尔奈，他必须老老实实，夏特莱夫人希望他这样。为了能够继续在这位“非凡”的女子身边生活，伏尔泰不能再招惹当局。《论形而上学》、《圣女贞德》，还有关于《圣经》的评论的写作都是受到严格的审查的。在《路易十四时代》前几章的写作中，伏尔泰是冒了一定风险的，鉴于弗勒里红衣主教认为，吹捧一个拒绝任命教会领袖做首相的国王是令人不快的，伏尔泰就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但《路易十四时代》的出版还是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伏尔泰的哲学取向尚不明确。1739年，他对西雷村的笔耕生活感到厌倦了，于是，他
在夏特莱夫人的陪同下，开始四处游历，刚好夏特莱夫人当时在布鲁塞尔有个官司。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伏尔泰忘却了他的哲学目标。他承担起在好友腓德烈二世身边的外交任务。他受到阿尔让松侯爵1和蓬巴杜夫人2的保护，担负起往日没有得到的官方诗人的使命。他为王储的婚礼奉献了《纳瓦尔公主》，还创作了《冯特努瓦》、《荣誉圣殿》等诗篇。他收到教皇的信和奖章。他被任命为法兰西史官和国王宫中侍从，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1，阿尔让松侯爵（René-Louis， marquis d’Argenson，1694－1757），法国外交国务秘书。
2，蓬巴杜夫人（Jeanne Antoinette Poisson， marquise de Pompadour， 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对国王有很大的影响，是当时哲学家的朋友的保护者，对促进当时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国王宫内侍从的职务使他十分自豪：他毕恭毕敬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他把有关“宫中侍从”的来历、职能和特权的资料收集起来。他从供应军队给养的事务中获得丰厚的报酬。总之，他如今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自从获得《梅洛波》的成功之后，他就不怎么动笔了。他只剩下享受和等待死亡了。
下一个世纪的雨果的文学生涯与伏尔泰的文学生涯惊人地相似，未来的法兰西贵族院议
员也和今天的这位“宫中侍从”一样，也在荣誉的光环中忘乎所以。假如雨果在1848年革命中跨鹤西去，他又会留给后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假如伏尔泰在1748年前后地下修文，那么他在法兰西文坛上的地位最多相当于丰特奈尔1。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伟大作家将是孟德斯鸠、马里沃2，或许还有普雷沃修士3。也许，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个在夏特莱夫人的卵翼下慢慢衰老的伏尔泰，夏特莱夫人只允许他对王室轻轻地冒犯……可以肯定的是，查第格-伏尔泰不能责怪上帝，因为，1749年，上帝帮了他大忙，夏特莱夫人的悲惨的死亡解放了他。解放他的还有他新创作的剧本的失败：《塞米拉米斯》、《纳尼娜》、《奥莱斯特》。尽管剧院里坐满了伏尔泰请来的欣赏他的人，但演出中还是倒好声四起，就连他的那些最虔诚的崇拜者也只是打着哈欠为他鼓掌。观众的对立态度使他下决心接受腓德烈二世的邀请。他离开了巴黎，直到二十八年以后才回来，并在荣誉的巅峰寿终正寝。
在波茨坦，伏尔泰身上背着宫中侍从的金钥匙，他整理、修改国王陛下的诗作，不过，他心里希望承担更重要的职务。在过去的岁月里，他对宗教的仇恨悄悄地变得更加激烈了；他大概已经撰写了《五十教士讲经》。当年，他的这位国王弟子4不是曾向他承诺，将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摧毁一切卑鄙无耻的行径吗？如今，伏尔泰要求腓德烈二世履行他作为国王许下的诺言了。在这位哲学家国王的身边，一群不信教的斗士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着手编撰一部比狄德罗主编的那部百科全书更有攻击性的辞典。不过，伏尔泰始终对那些文人与自己同类的感情抱有幻想。其实，波茨坦的那些与国王陛下一起搞文学的人面和心不和，国王则在他们彼此的勾心斗角中坐收渔利。腓德烈二世本来思想境界很高，可惜，这种境界被他那满腹的奸诈破坏了；他对伏尔泰的才华嫉妒不已，故而，他既欣赏伏尔泰，又折磨伏尔泰。伏尔泰没有料到，自己来到这个国王朋友身边得到的竟然是屈辱与磨难。
1，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 1657－1757）， 法国作家，法国著名古典主义悲剧作家高乃依的侄子，还是一位颇有才华的科学普及者，法兰西学院院士。
2，马里沃（Pierre Carlet de Chamblain de Marivaux，1688－1763），法国作家、戏剧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3，普雷沃修士(Antoine Fran·ois d’Exiles， 又称l’Abbé Prévost， 1697－1763），法国作家。
4，即普鲁士国王腓德烈。
伏尔泰逃出普鲁士，在法兰克福险些遇难，到1763年，他已经走投无路了。能够在日
内瓦安顿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对他来说，能够找到一个避难之所又不必做出牺牲，实在是出乎意料。和他担心的相反，日内瓦，这个图尔丹弟子的自由加尔文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城市，这个饱受迫害的法国胡格诺分子的避难所，热烈地欢迎伏尔泰，欢迎这位自《亨利亚德》以来就公开主张宽容的哲学家。这些鲁莽的家伙并不了解自己所欢迎的这个人，而伏尔泰呢，他也误以为，那些牧师和资产阶级新贵都会在他的领导下为实现他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德里斯还不是他最终的避风港。在《日内瓦》那篇文章带来麻烦之后，伏尔泰开始与日内瓦拉开距离，到费尔奈定居。从这个时候起，他确实可以高枕无忧了，任何一个国家的警察都无法威胁到他的安全，而且，还和未受到严格控制的日内瓦报界近在咫尺。
这是他大展宏图的好机会。1760年左右，七年战争带来的灾难彻底动摇了旧制度1。法国人不再喜欢他们的国王，不再尊敬贵族。法国社会的顶梁柱之一耶稣会不久前被摧毁了。取代它的，是遍地开花的共济会2支部和哲学团体。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全体百科全书派的支持下，伏尔泰开始发起进攻。伏尔泰的进攻目标主要不是政治性的，尽管它带来很多政治后果。伏尔泰对制度也不在意，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想改变“人们的思想”。行动起来，去追求幸福，追求清醒的智慧，用一种足够的理性宗教武装自己，抛弃传统信仰压在自己身上的重负，摆脱教会的控制，这就是伏尔泰的目的。他手握鹅毛笔，准备发动一场“精神革命”。
他用自己以及自己一派的作品击败了对手。当时，在出版业还存在着审查，神学对哲学思想还有监视权，只是，这种审查和监视的无效性天天都能暴露出来。1760年以后，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已经取得了胜利。对思想的宽容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自那以后，在法国，人们一直认为，这种宽容是人的思想可以生存的唯一条件。
1，指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王朝。
2，法国的一种秘密团体，会员团结友爱，并举行特殊仪式。
3，卡拉是法国南方城市图卢兹的布商，胡格诺派教徒，被指控杀死欲改信天主教的长子，被判处死刑，当众车裂而死。伏尔泰为此发动了一场强大的宣传运动，使广大欧洲舆论相信，审判卡拉的人怀有反胡格诺派的偏见，定罪不公。最后此案重审，卡拉被恢复名誉，政府给予其家属赔偿费。卡拉一案大大加强了法国争取刑法改革和宗教宽容的运动。
伏尔泰对这一成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一个天生的新闻记者，他总结了一套“处理事件”的技巧。他把“卡拉诉讼案”变成了“卡拉事件3”：他从一个个案出发，通过一场大辩论，让公众舆论承认了一个原则。1762年，法国新教徒对1685年颁布的法律中的错误还无动于衷，很多不幸的胡格诺派教徒因为听过“对牛弹琴”的布道而被判服劳役，就在卡拉被处死前几个星期，罗谢特牧师还因为履行了牧师的神职而被依法处死。卡拉事件以后，这条法律虽然没有废除，但已经不再执行了。卡拉事件之后，宽容成为一个只有那些思想怪诞或者荒谬的人才反对的原则。正因为如此，伏尔泰赢得了广泛的民心。1778年3月30日，巴黎人的欢呼主要是向“卡拉的捍卫者”发出的。这一天，伏尔泰成为全法国人希望的象征，正如一个世纪以后的年迈的雨果一样。由于人们思想的变化要比伏尔泰想象的慢得多，所以，大家对他的崇拜多以迷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人们亲吻给他拉车的马，最幸运的人还能拔下他身上那件熊皮大衣的毛，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送给他的礼物。伏尔泰在文学的法兰西共和国里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开明”作家的“爵位”，在伏尔泰和雨果充当开明作家的“族长”以后，左拉、阿纳托尔·法朗士、罗曼·罗兰等人继承了他们的地位。伏尔泰与他的宿敌让-雅克1一起，使法国人习惯了寄希望于天才作家给他们带来消遣以外的东西：指导他们的良知。
不过，伏尔泰是不是出于一种不可抑制的愿望承担起他所创立的这种使命呢？后人因为与他拉开了时间的距离，所以，大都把他视为一位先知先觉者。我们看到，他从年轻时起就主张宽容，不过，他并不是哲学运动的启蒙者。在摄政时代以后的岁月里，他很少出入朗贝尔饭店2，是丰特奈尔为那里的哲学讨论定调子。人们在普罗科匹厄斯咖啡馆3，在普雷奥伯爵或者杜布莱夫人府上举办的比前者更加激进的哲学讨论会上，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他与孟德斯鸠几乎是同时开始文学生涯的，但是，他却被那位法国外省的大理院院长落在后面：非常奇怪的是，《波斯信札》无论从思想性上，还是从形式上都远比伏尔泰的现代诗歌更具有现代精神。直到十三年以后，《俄狄浦斯王》的作者才用他的《哲学书简》挽回了这种落后局面，为此，伏尔泰始终不能原谅孟德斯鸠。我们也注意到，当他成为“不幸者的唐·吉珂德”和“宽容的捍卫者”的时候，他早就过了花甲之年。这种迟到的愿望让我们提出下面的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走上了这条道路呢？如果认为真理与善良的力量足以解释这一选择，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如果一个人是彻底的无私者（而伏尔泰不是这种人），那他就应当始终去努力发现善良之所在，去认识理性对我们的要求。毫无疑问，伏尔泰对各种事件都进行过斟酌，他多少是本能地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行事。
1，即让-雅克·卢梭。
2、3，均为当时哲学家聚会的场所。
在路易十五的宫廷里已经没有一个新拉辛的位置了。“图拉真1是否满意呢？”伏尔泰这样问道。可是，这个假图拉真却转过身去。这位人民爱戴的人不喜欢文人，他们的思想，尤其是伏尔泰的思想，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他的继承者路易十六，凡尔赛宫最后的一个君主，既无能阻止伏尔泰在巴黎取得的辉煌，也没有按照伟大世纪2的习惯那样，做出保护的姿态。那个“可怜的人”被伏尔泰的威望弄得左右为难，便佯作没留意到舆论在庆祝真正的“君主”的归来。伏尔泰只好又转向强大的外国君主。他倾其全力在俄国寻求一个令他赞赏的国君。可惜，他来得太迟了，没来得及吹捧活着的彼得大帝；于是，他只好吹捧彼得大帝的女儿，女沙皇伊丽莎白，遗憾的是，这位女沙皇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最后，他终于在叶卡捷琳娜身上找到了他所期望的伟大国君的形象。伏尔泰已然准备好用散文和诗歌的形式来歌颂君主的荣耀了。如果说他没能为自己的激情在法国找到用武之地，这着实不是他的过错。
因此，伏尔泰如鱼得水。他在某个地方说过，他就像一个“在英国的英国人，在德国的
德国人”；他谈论自己那种“变色龙”的本领。确实，他那微妙的情趣可以适应各种时代的
需要。1723年，他为崇尚古典主义的读者创作了一部“维吉尔式的”作品。1732年，他又按照马农·莱斯克的欣赏者们的做法，创作了他那部温情脉脉的《扎伊尔》。而后，1764年，他为刚刚赶走耶稣教徒的法国人献上了《哲学辞典》。与卢梭不同的是，伏尔泰总是避免与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正面冲突。他是一个善于使用非常女性的讨好艺术的哲学家——善于用书简的方式进行写作的伏尔泰，可以说是运用这种方式向每一个人的奇思怪想屈服的艺术的大师。
然而，这种模仿也不能解释一切。如果只看到伏尔泰作品中交织着当时各种思潮的影响，那就错了。比如，他为什么要介入卡拉事件呢？有人说，是因为受到日内瓦的环境的影响，这倒也是事实。他向特龙山一家，以及诸如卡塔拉、维高布尔、德布鲁……还有多纳等来访者的要求让步了，最后，还有遭酷刑处死的卡拉的儿子皮埃尔·卡拉，他们纷纷来到费尔奈向伏尔泰哭诉。而伏尔泰（我们不要忘了，他是非常善于描写痛哭流涕的情节的），总是被那些被压迫者的无辜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是，在卡拉事件上，最后起作用的却是一个个人因素。在卡拉的诉讼中，有一些触动伏尔泰这位家长的神经的东西。
1，图拉真（Trajan，拉丁文为Marcus Ulpius Trajantis，53－117），罗马皇帝，是第一个不是来自罗马的罗马帝国皇帝。
2，指路易十四时代。
让·卡拉那辆在对他实行车裂刑法的车上垂死挣扎了两个小时，胳膊和腿都被撕断了。而这时，指导神甫，一位修士，却试图从他口中得到能够让法官的良心感到慰籍的口供。此前，白衣苦修会修士曾戴着风帽游行；在为卡拉的儿子举行的纪念仪式上，人们在追思台上立起一个从理发师那里租来的骷髅，以象征那个他们想象中的殉道者。这些情节，再加上他自己的想象，使伏尔泰激动不已。他追踪这个事件的那种激情是他所特有的。一些理智的人，如黎塞留元帅1、贝尔尼红衣主教2、德·布罗斯3议长等等，都劝他不要去管图卢兹的一个区区胡格诺分子的闲事。而且，就在此前不久，卢梭也受到新教徒里波特的请求，请他为不幸的罗谢特牧师求情，然而，卢梭回避了。然而，伏尔泰却怒火中烧，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论宽容》一文充满的那种辛辣的激情，有些地方简直是一种热情，而这些，都不是银行家卡塔拉或者批发商德布鲁点燃的。我们不能说他是受到别人的影响，这种激情是发自他内心的。和所有的人一样，伏尔泰的决定也是形势使然。但在考验面前，他那潜在个性就表现出来了，就影响他做出人生的选择，使他变得斩钉截铁，义无反顾，最终使他与这种天理都不容的行径不共戴天。
伏尔泰到底有哪些潜能呢？这一点完全可以诱惑人们去撰写一篇心理分析的论文。他的想象力里有一种病态的东西。他眼中的教士——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想象——就是一个“黑心人”，甚至是一个残暴的人。他的作品从头到尾，从《亨利亚德》到《米诺斯的法律》，都贯穿着这类手持匕首的疯狂而又荒诞的神甫形象。伏尔泰有一种病态的狂热倾向，正如福楼拜对“可悲的怪诞”有特殊的嗜好一样。在费尔奈，他每年在圣巴尔特勒米的生日那天都要发烧。他曾多次亲自对人讲过：每当快到8月24日的时候，他都会精神沮丧，卧床不起。我们是不是应当对这些现象进行精神分析呢？是不是应当提醒自己，这是因为伏尔泰自幼丧母，从小就受到他那狂热的冉森派教徒的父亲和长兄的粗暴对待呢？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不是弗朗索瓦·阿鲁埃的儿子，而是歌曲作者罗什布鲁纳的儿子。他对自己的私生子身份是不是有确凿的证据呢？或者，我们可以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他心理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呢？而且，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他的这种精神上的创伤归咎于中学生活的影响，应当让路易大帝中学的耶稣教派教士对此负责呢？关于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
1，黎塞留元帅（Lousi Fram·ois Armand de Vignerot du Plessis， duc de Richelieu， 1696－1788），法国元帅，黎塞留红衣主教的孙子，伏尔泰的朋友，法兰西学院院士。
2，贝尔尼红衣主教（Fran·ois Joachim de Pierre de Bernis， 1715－1794），法国大主教，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
3，德·布罗斯（Charlesde Brosses，1709－1777），法国法官、作家，第戎议会议长。
我们对伏尔泰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知之甚少，因此，我们最好不要试图对他进行精神分析，不管这种诱惑有多么大。
人们早在性格学创立之前，就开始以伏尔泰的性格为例来解释他的行为了。对这种性格所做的第一次分析是在《哲学词典》中的一幅当时的肖像上。今天，当我们知道，那个骨瘦
如柴的伏尔泰，就是以海曼斯1和维耶尔斯马的术语所称之为“易怒者”的时候，这一切是不是都得到解释了呢？不过，荷兰学派的创始人的判断肯定是犯了错误。
加斯东·贝尔热纠正了这个错误，他把伏尔泰放到“一点火就着”一类性格中。海曼斯和维尔斯马不承认伏尔泰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而加斯东·贝尔热则认为，伏尔泰的性格是特别容易激动，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这场争论具有重大意义。显然，伏尔泰既不是一个温存的人，也不是一个多情的人。但是，这与冷漠的性格有天壤之别！他始终反对那些把他比作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丰特奈尔式的人。他那时不时地夹杂着恐惧的欢乐使他那位稳重平和、有条不紊的医生特奥多尔·特龙山对他都有点轻蔑了。伏尔泰是个性情中人。他是那种性格学上称之为“原生态”的人（不过，他可以长久地把忌恨留在心中，这一点是性格学认为“原生态”的人所不具备的）。伏尔泰的感情不是随时爆发的，但是，一旦碰到外界的刺激，就会立刻爆发出来。据弗朗索瓦·特龙山说，伏尔泰在德里斯听说他的《圣女贞德》印出来了，他立刻陷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害怕警察到德里斯来抓他，把他再一次投入巴士底狱……他恐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我在他侄女的请求下，到他家里去安慰他。我让他明白，他的恐慌是十分荒诞的，法国不可能为这么点小事就跑到外国来逮捕一个古稀老人，再把他关进巴士底狱。一个像他那样思想敏锐的人居然会如此害怕，着实让我惊讶。他用双拳档住自己的眼睛，泪流满面：‘是的，我的朋友，我的确是疯了！’这是他唯一的回答。”
“一个疯子”。很多他同时代的人都用这个词来评价伏尔泰：一个疯子，这个伏尔泰很不安分，他总是受感觉的支配，会同时做各种事。一种错乱的、断断续续的激动情绪支配着他。他以自己的方式“痉挛”着，就像他哥哥一样。老阿鲁埃说过：“我有两个疯儿子，一个是散文疯子，一个是诗歌疯子。”他们身上的这种不安稳是不是遗传性的呢？至少在伏尔泰身上，情绪紊乱是非常严重的。
然而，那种以为伏尔泰丝毫没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看法，是大错特错的。公证人阿鲁埃不该担心自己的小儿子会挥霍他的那份遗产。伏尔泰比他哥哥更有天赋。他能够缓解每一次情绪暴发所造成的影响。发作之后，他就让自己恢复平静，严厉地控制自己。特龙山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他前面的那段叙述：“在思考驱逐了恐惧几天以后，他就坚强起来，简直敢向世界上一切恶势力挑战了。”
1，海曼斯（Corjeoius Heymans，1892－1968），比利时医生和药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奖。
正是伏尔泰的这种自我克制令人钦佩，而且，他还是一个不能容忍别人一丁点儿批评的人。德丰代纳发表了《伏尔泰狂》。这篇可怕的抨击文章传到了西雷村，夏特莱夫人把它藏
了起来，担心它可能对伏尔泰产生致命的打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伏尔泰已经看过那篇文章了：他喝下了这杯毒药，并没有显示出有什么不适。在柏林，当即将把他驱逐出普鲁士的风暴暴发的时候，伏尔泰在做什么呢？当达摩克勒斯1剑在他头上高悬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正在饶有趣味地加工他的《圣女贞德》里的那些放肆的诗句呢。关于他的死有一种说法——很多人都证明了这种说法——我更喜欢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最后一次证明了伏尔泰性格中非凡的天赋。当伏尔泰明白自己再也无法逃脱死亡的时候，再加上病痛的折磨，他变得狂怒起来。但到了弥留之际，他又克制住自己：“他叫来他最早的仆人之一莫朗，”巴利亚坦斯基亲王这样记述道，“亲切地握住他的手，向他告别，然后说道：‘我的朋友，我是个要死的人了。’在咽气以前，他又睁开依然充满生气和光亮的眼睛；叹了三口气，然后，就撒手人寰了，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在他那庄重、肃穆的死亡里有一种古典主义的伟大。
人们还可以从伏尔泰的理性主义中看到他的这种自我克制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那些伏尔泰主义者损害了他们的大师。这些人之所以成为理性主义者，常常是因为他们思想匮乏。他们的理性是冷漠而又平庸的，比如伏尔泰最喜欢的几个弟子：达朗贝尔、孔多尔赛、拉阿尔波等。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伏尔泰的理性。他的理性是与非理性斗争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是斗争的理性，充满激情的理性，一种强劲有力的理性，一种经过不断地与自身的恶习——这也正是伏尔泰期望从社会上清除掉的恶习——进行斗争的锻炼的理性。人们从前辈那里继承的理性已经变质了，很多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种理性却强有力地鼓舞着那些获取了它的人们；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明白，为什么一个这样的人是不会放弃的。他时刻警惕自己，随时都在塑造自己的形象。他憎恶自然，因为他害怕自然，他总是追求艺术，或者追求技巧。“对人的第一反应，好的反应，应当加以警惕”，这句话，人们总是把它算在塔列朗2的头上；最可能说出这句话的倒可能是伏尔泰。因为他让自己克制情绪冲动，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认为本能是不可靠的。他赞成理智，反对感情用事，赞成艺术，反对自然。在费尔奈，一位来访的客人为莎士比亚辩解时说，“尽管他的特点是从人民中来，但这些特点也是来自大自然的。”大自然！“请原谅，先生，”伏尔泰反驳道，“我的屁股也在大自然中，但我还是得穿上条裤子才行。”（I，
405）。
1，达摩克勒斯（Damocles，活动时期为公元前4世纪）叙拉古僭主大狄奥尼西奥斯的朝臣，因“达摩克勒斯剑”的传说而闻名。据说，达摩克里斯善于歌功颂德，当他盛赞僭主洪福齐天的时候，后者安排了盛宴，邀他入座，而在他头顶上用一根马鬃悬挂着一把出鞘的宝剑，以此表示，大权在握的人往往朝不保夕。
2，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 Perogprd. 1754－约1838），法国政治家。
当我们注意到他这种不随波逐流的意志时，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伏尔泰的生活与作品。他在感情生活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他十九岁的时候曾经爱过一次，爱过潘佩特，后来可能又爱上过维拉尔元帅夫人。不过，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发现他爱过。他更喜欢戏剧，更喜欢友谊和平静的感情，因为他更容易驾驭这种感情。他爱过夏特莱夫人吗？如果爱过的话，那也是很快就变成一种近似夫妻间的情谊了。那个既性感又理智的爱米莉爱起来倒是非常投入，直到后来与美男子圣朗贝尔之间产生了一次小学生似的可笑的爱情。
伏尔泰憎恶卢梭。是因为卢梭给他带来阴影，因为卢梭公开表示反对艺术和戏剧，因为
卢梭背判哲学吗？是的，不过，还因为卢梭是个崇尚感情的人。狄德罗发表歌颂爱情的话以后，伏尔泰就已经严词反驳了。狄德罗说，爱情是推动帆船向前航行的风，伏尔泰就补充说：“它也是让帆船沉没的风。”对卢梭，伏尔泰的态度就更加严厉了。卢梭是个把所有的美德全都归于感情上的人。他把全部的美德都加在茹丽和圣普雷1身上，因为这两个“多情的人”懂得爱。伏尔泰在作者身上看到这些小说里的人物的原型。他把自己那种未开化的感情所给他带来的恐惧感全都归罪于卢梭这个多情的人。伏尔泰对他这个死对头的很多厌恶之情都来源于此。他仿佛看到这个卢梭身上有一种原始的巫术：当他听到卢梭要与黛蕾丝·勒瓦瑟尔2结婚的消息以后，写道：“巫婆的爱情终于要以嫁给巫师而告终了”！（XL.VI）
他对帕斯卡尔3也怀有一种类似的敌视，所不同的是，帕斯卡尔对伏尔泰的敌视情绪要更加强烈。人们猜测，他的反帕斯卡尔情绪，大概是来自于他自幼受到的家里的冉森教派思想的折磨。一般地说，年轻的阿鲁埃曾遭受到什么样的宗教狂的折磨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只想到他的家人对冉森教的虔诚信仰。他在耶稣教学校读书的时候，培养虔诚宗教信仰的活动是很多的，谁都不能逃避。波雷神父的这个好学生究竟是怎样忍受这些折磨的呢？在这个问题上，伏尔泰比对其他问题都更加守口如瓶，除非我们把他在《就卡拉一家与希尔文一家事件告公证书》中的暗示视为一种流露：
耶稣教派信徒当时就是这样走出默念室的：面对这些物件，他们的想象力变得激昂
起来，灵魂也变得残暴无情（XXV，527）。
1，这是卢梭的著名小说《茹丽或新爱洛伊丝》里的两个主人公，是两个生死相恋的情侣。
2，黛蕾丝·勒瓦瑟尔是一个洗衣女工，与卢梭相爱多年，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全都被他遗弃。
3，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虔诚的冉森教派教徒。
伏尔泰试图把所有的宗教感情都归咎于愚蠢的“迷信”，或者归咎于“残忍而无情”的幻觉。在他的《哲学词典》里“幻觉”一词的词条中，人们可以读到一句使人惊讶的话。伏尔泰谈到他的对手，那些维护基督教的笔战者：对话作者吉庸，在他的对话中，这位“哲学界的圣贤”观点混乱，显得非常窘困；肖东和波利安，这两人试图用他们的“反哲学”词典建造一条抵御亵渎宗教的堤坝；帕杜耶，一个为自己的可笑姓氏1而颇感不自在的人；诺诺特，一个学识渊博的耶稣教派教徒，曾经多次抨击伏尔泰。阅读这些人的作品会让人了解那些坚定的修士们的思想，他们竭尽全力支撑着一场无望的战斗。不过，让我们看看伏尔泰的想象力是如何改变着这些天主教的卫道士的：他说，这些人只不过是一群“街头的宗教狂，一群人们不屑一顾的可怜虫；不过，等到圣巴尔特莱米日2到来的那一天，他们就会大有作为了。”
这就是伏尔泰式的噩梦：诺诺特高举着利剑！我想，我们不能超出伏尔泰的思想，硬让他说，信仰会导致“疯狂”，会导致这种“可悲而又残忍的宗教狂”。他在高乃依的剧作《波
利约克特》中看到的，只有一个患有这种“类似天花般的精神传染病”的宗教狂：
书籍对这种病的传染力远远不如集会与演讲。一个人在读书的时候很少会变得头脑发热：因为，这个时候的人很冷静。可是，当一个激情满怀又富于想象的人面对一群想象力较差的听众，当他双眼冒火的时候，这种火光是会传染的；他的语调，他的动作，都会震撼听众的神经。当他喊道：“上帝在看着你们，放弃一切人世的东西，投入上帝的战斗中去”的时候，那些听众就会投入战斗。
伏尔泰并不是在与一个狂热的幽灵对峙。确实存在着狂热的冉森教派教徒对新教徒的迫害。巴尔之类的事件，都是当时这种“宗教狂”的确确实实的症状。不过，我们可以责怪伏尔泰的是，他觉得到处都是宗教狂。
1，帕杜耶（patouillet），在法语中意为洗矿机，作为姓氏，就显得有些可笑。
2，指1572年8月24日夜里，在巴黎发生的对新教徒的大屠杀。
难道波兰人捍卫自己不幸的祖国，抵抗“楷模”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进攻也是宗教狂热吗？在他看来，既然波兰人是天主教徒，那么，他们就都是“宗教狂”；于是，伏尔泰千方百计地寻找他们可能犯下的罪行，还因为没能找到多少证据而感到尴尬万分。
这种对宗教狂热的恐惧是他与基督教开展殊死斗争的心理动机。在这方面，我们再一次
看到他用理智战胜感情的努力。伏尔泰希望用一种冷静的，类似中国文人信仰的宗教，来取代狂热的基督教。他所倡导的“自然神”宗教是一种普世宗教，不是只面向某些特定人群的宗教。伏尔泰不赞成相同信仰的人在同一教派中的那种亲密的热烈气氛。在他主张的宗教里，只需要很少的或者根本就不要神职人员，不要传统，只是时不时地搞一些庄严的仪式，不过纯粹是寓意的，没有任何圣事，总之，丝毫没有激励人的情绪的东西。伏尔泰容忍的唯一热情是瞻仰天穹所带来的激情。伏尔泰心中的神就是牛顿崇尚的神，这个神是通过与上苍的和谐来让人感受到他的存在的，一个让人的精神而不是情感感受到其存在的神。
伏尔泰只接受这种纯洁的宗教感情，他承认这种感情的存在。我们不应当把他的有神论主张归类到他的欺骗言论里。伏尔泰的那些表达他对“宇宙之神”的崇敬之情的文章肯定是非常诚恳的。这些文章或许会让那些为了毁誉伏尔泰，或者为了把伏尔泰封为现代有神论的先驱，而不承认他有任何宗教倾向的人感到尴尬1。
但愿大家都喜欢阅读伏尔泰的作品，并且排除偏见，努力去理解他。这样，我们就会发现，那些重大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是偶尔令他忧虑，而是搅扰了他整整一生的。在挥霍无度
的摄政时期，他手握鹅毛笔，潜心阅读哲学家的作品。在西雷村，他撰写了《论形而上学》和《牛顿的形而上学》，1748年左右，他开始对自由意志问题产生忧虑。从创作《查第格》到《老实人》的这十年中间，他的思想一直在与恶斗争。从《无知者的哲学》开始，生活在费尔奈的这位老人对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在他的思想里，我们看到，马勒伯朗士和斯宾诺莎2的影响超过了洛克的影响。有人已经指出过，伏尔泰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更好地解读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理论。他的所有这些鲜为人知的文章虽然不能把他抬到思想大师的高度，但可以证明，他执著地寻求着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从这个角度说，他是配得上我们所说的哲学家这个称谓的。他是那些尽管未能给予人类一个新的哲学理论，但却能够通过解读前人的理论让自己认识到这些理论确确实实存在的人当中的一个。
1，大家可以在我的另外一本题为《伏尔泰的宗教》（巴黎，尼泽出版社1956年版，经过重新校订和补充后1969年再版）的书中，看到对这个问题的更加详尽的论述。（原著注）
2， 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荷兰哲学家。
但是，他竭力在哲学辩论中剔除一切感情影响。在死亡的问题上，他也曾有过悲怆的思索，但他回避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类似狄德罗笔下的那种前期浪漫主义式的思索。伏尔泰对人
世间发生的灾难十分敏感；里斯本的地震让他感到震惊。在他写的关于这场灾难的诗歌里，流露出无尽的忧伤。然而，真正的伏尔泰式的表现手法是体现在《老实人》里：忧伤变成了一种辛辣的讥讽。伏尔泰以这种怆然态度观察了人生的苦难之后，是否要像巴斯卡尔那样，对天生不幸的人生大发感慨呢？他在该书最后一章似乎马上就要涉及这个问题了：
马丁……得出结论说，人生来就是要在忧虑的抽搐或者在麻木的迟钝中度过一生的。
在《橄榄山》一书中，维尼1笔下的基督对这个两难推理进行了发挥，他问上帝：
为什么人的灵魂要被困在脆弱的牢狱中；
为什么在两条宽阔的大路中间，
在静謐带来的落寞安详的快乐，
与炽烈的爱情那无穷的欲望之间，
在麻木的迟钝与激烈的狂热之间，
竟然没有一条小路相连；
为什么死神像一把昏暗中的利剑似的在我们头上高悬，
[……]
可是，伏尔泰却打断了这一连串的提问。我们深为人世间这诸多的不幸而困扰，就去向一位杰出的“苦行僧”讨教。“人世间有善有恶，与你们何干呢？”说完，这位玄学家便粗暴地把我们打发走了。接着，小说就用一种典型的伏尔泰式的压缩方式结束了。老实人“得出结论”，不要再为我们经受的这些苦难而悲伤，而是应当去做蛋糕、刺绣，做木匠活，总之，应当“种好自己的菜园”，就像外面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伏尔泰很喜欢用他那出其不意的结尾让读者失望。他先是许诺要大大发挥一下，于是读者就期待着他会按照修辞学的规则，非常完美地结束自己的作品，期望他会在结束《路易十四时代》时，说一些与那个“人世间最开明的世纪”相称的充满豪言壮语的结束语……压根
就没有，他让我们仰望中国的天空，寻找某些传教士声称看到过的“火十字架”。
1， 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密克罗梅加斯在离开他的朋友“土星侏儒”之前，送给他一部厚厚的手稿，里面对“人世间的一切”都有详尽的记载。那个侏儒，他很像封特奈尔，把这本珍贵的书带回巴黎，交给科学院，可是，当秘书把书翻开以后，却发现那是一本无字书。“啊！”他说道，“这我早就料到了。”于是，我们什么都没读到。鲁斯当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托巴斯的鹦鹉的故事开始了。这个故事开头就让人觉得非常有意思，这只“在大洪水时代之前出生”，又在诺亚方舟上生活过的鸟。鲁斯当觉得自己应当洗耳恭听：“人们把那只鹦鹉给他带来，鹦鹉就说起来了。”于是，小说就以如下的“注解”结束：
卡特琳娜·瓦代小姐始终没能在她死去的堂兄安托瓦纳·瓦代——这个故事的作者——的手稿里，找到鹦鹉的故事。鉴于鹦鹉所生活的那个伟大的时代，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
伏尔泰的作品中有些部分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特点。但是，由于伏尔泰拒绝使用大量的哀伤委婉的语言，并且竭力打破词语的铿锵有力，所以，他绝对是一个反浪漫主义者。
三
反浪漫主义者，也就是反诗人，后人中有人这样说道。他在诗歌方面的失败对他的名声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没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而十八世纪的文坛恰好缺少这样的诗人，对此，人们始终不肯原谅他。我们不要借口那个时代的气氛对于诗歌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而原谅伏尔泰。确实，伏尔泰作品最优秀的读者德·德方夫人，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士，十分聪慧，十分博学，但生性就厌恶诗歌。
我们还应当指出，在那个过分理性化的世纪所使用的语言，是不可能成为“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工具的。伏尔泰本人也抱怨说，法国诗人只能运用一种贫乏枯燥的语言吟诗作赋。不过，早在拉辛的时代就是这种情况了，到了谢尼耶1时代还将如此。作为这两位大诗人之间的诗人，伏尔泰的罪过就是让诗歌那种慷慨激昂之火熄灭了，而他，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使这种烈火继续燃烧的人。
1，谢尼耶（André Chénier，1762－1794），法国诗人，先是热情支持法国大革命，后因批评革命的过激行为而被判处死刑。
伏尔泰的这个失败令人恼火。哪怕他能有一部作品冒犯一下当时读者的审美标准呢！他的悲剧有时也遭到观众喝倒彩，可惜！那从来都不是因为诗句引起的。他曾经写过一些不以舞台演出为目的的文学剧本：他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冒犯一下诗歌创作的大忌呢？因为不是谁想当坏诗人就能当的，我们不能责备孟德斯鸠不会使用诗的语言。不过，人们怀疑，伏尔泰是由于自己的失误才没能成为一位大诗人的。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语言的音乐感。在节奏方面，在他的某些散文中那种喷涌而出的形象中，都充满了诗意。他是一个“原生态”的人，感情丰富，敏感万分，对情感的反应非常强烈。仅从这一点出发，狄德罗就把伏尔泰视为一个天才诗人的典型；因为诗人是“一个听凭感觉支配的人”：“一个感动心扉的词语传到他的耳朵里，一个特别的现象映入他的眼帘，于是，刹那间，他心潮澎湃，泪如泉涌，声音哽咽，战栗传遍周身，恐惧抓住他的心，所有的神经都紧张起来，神经束源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阿朗贝尔的梦》）
仅仅感觉是不够的。《戏剧悖论》的作者不是不知道，一种艺术感觉只有被表现出来以后才能算数。伏尔泰能够把自己的感觉表现出来，而且是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来，把他的感受如实地表达出来。他描写一顿美餐的时候，他笔下的语言会充满了那个品食佳肴的人口中的快感。让我们嗅一下从下面这些话中散发出的香味：
人们给我们上了两道汤，一道是浓虾酱汤，另一道是鸡汤。喝过汤后上的第一道正菜是鲤鱼舌饼，江鳕肝和白斑狗鱼，开心果烧鸡肉，两盘小虾酱炖小火鸡，炖伞菌和羊肚菌，还有一盘蔡珀拉特细香肠[……]（XXI，501）
这里，有时是技术词汇、烹饪词汇或其他词汇，有时是外来的异国词汇或者专有词汇，他十分巧妙地运用了稀有词汇的联想功能。另外，伏尔泰早在巴尔扎克以前就知道，如何给作品中的人物起一个形象的名字来显示其性格特点了。一个向克什米尔王国美丽公主求婚的人应当叫什么名字呢？伏尔泰知道：是巴尔巴鲁1大人。而且，由于我们这位作家风趣、幽默，一位萨拉曼卡2神学院的学士的名字就叫扎帕塔：这三个音节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形象：扎帕塔拖着双脚，在西班牙陈旧的神学礼规中穿行；并且，这个神学学士也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愚蠢，他对《旧约》和《新约》所提出的问题中充满了狡黠……
1，原文是Barbarou，与barbare（野蛮）很像似。
2，萨拉曼卡为西班牙一城市。
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伏尔泰又会摒弃所有的文学手段，升华到抒情诗的高度进行论述。在他的那些诗体议论中，他会涉及到重要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感；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在传统的题材上让人们听到悠扬和谐的诗句呢？是什么样的魔法使这位格外敏感，拥有各种语言艺术潜能的人丧失了这种能力呢？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他的那些重要诗歌作品都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这些没有动感，没有色彩，没有生命的作品中，我们找不到一丁点伏尔泰的才华。
或许是因为他以极其严厉的自我约束抑制了自己。诗歌，这种自我情感自然流露的文体
让伏尔泰感到恐惧。在这方面，他的文学审美能力是很高的。他深为弥尔顿1——他读过他的英文原文作品——和莎士比亚而感动，他在伦敦看过莎士比亚主要作品的演出。1726年
的时候，他是法国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欣赏《哈姆莱特》、《麦克白》的一个，而几乎与他同时到过英国的孟德斯鸠，却对莎士比亚毫无兴趣。有时候，伏尔泰还会阅读比维吉尔、拉辛和吉诺2等等永垂青史的作家更早的作家的作品。他欣赏埃塞西埃尔3的神奇魅力，尽管他曾辛辣地挖苦过这个人；如果我们对伏尔泰的这种表面上的变化无常感到惊讶，那就太不了解他了。他把埃塞西埃尔比做埃希尔4，对此，大家都很欣赏。在一个更近代的领域里，他出于对高乃依的那种艰涩的才能的欣赏，开始写《高乃依》。不过，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也同其他创作中一样，自我克制的本能也起了作用。伏尔泰在每一次创作中都约束自己，他不让自己过分地流露感情。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弥尔顿、埃希尔和高乃依都是荒蛮的天才，是野蛮人，是“狂热的野人”。他责怪他们放纵自己的诗情；他要求艺术封住感情这个被布瓦洛5称之为“可憎的妖怪”的嘴巴。请大家看看他是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这样做的吧。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文章中的诗意，他使用了典雅的修辞，乃至一些稀奇古怪的古典主义的语言；这个不幸的人！他难道就没有发现，他对语言过份地修饰僵化了自己的文笔么！不过，也许他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为他太聪明，太具有审美能力了，不可能对此没有察觉。他知道自己的诗写的不好，他心知肚明，但又无能为力。
1，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著名诗人。
2，吉诺（Philippe Quinault，1635－1688），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
3，埃塞西埃尔（ézéchiel， 约公元前627年－约公元前570年），《圣经》中提到的四大预言家之一。
4，埃希尔（Eschyle，约公元前523－前456），古希腊三位伟大的悲剧诗人中最早的一位，是希腊悲剧真正的创始人。
5，布瓦洛（Nicolas Boileau，1636－1711），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安德烈·德拉特就曾举了一个伏尔泰没有诗歌创作激情的有力的例子。然而，1733年，在英国诗风的鼓舞下，伏尔泰摆脱了法国诗坛的束缚，摆脱了那种“小家子气的文学批评”的束缚，他决定让自己展开想象的翅膀，着手创作……哪一部作品呢？――《圣女贞德》。
恰恰因为伏尔泰从来没有放开过对自己的约束，所以他在诗体悲剧的创作中才会遭受到如此的惨败。对他的心理卫生来说，悲剧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在生活中拒绝情感的人，也需要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他在舞台上得到了无需冒险的满足。在舞台上表现情感是可以避免在生活中去体会这些感情的。于是，他就系统地寻找那些震撼人心的情节。他不厌其烦地写丢失儿童的故事，剧中，这些孩子都被找回来了：拥抱，泪水，喜悦的欢呼，伏尔泰在舞台上把这种场面写了十几遍。他大写乱伦，毒药，纵火……在《奥林匹亚》这部戏中，女主人公竟然在观众众目睽睽之下纵身跳进大火，真的大火，终于在一次演出时，这堆火在伏尔泰的剧场里引起了火灾。其实，后来的浪漫主义戏剧中所有疯狂的表现手法，在伏尔泰的悲剧里已然全都出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本来疯狂的东西在他的戏里显得那么一本正经呢？是因为真实性给破坏了吗？可是，这种真实性在众多的其他优秀剧作中不是也同样受到破坏了吗？也许是因为在伏尔泰的悲剧作品中，那些木偶式的悲剧人物缺少真实性，不过，真正导致这种戏剧作品失败的原因，也许正是使雨果的情节剧成功的救星：文体。
《塞米拉米斯》或许可以成为一部出色的具有恐怖色彩的戏。这个戏的主题比雨果的《艾
尔那尼》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因为，说到底，《艾尔那尼》里没有幽灵，而在《塞米拉米斯》里却有一个幽灵，就是来自《哈姆雷特》里的那位被人谋杀的父亲。在这个戏里，除了不可缺少的乱伦之外，还有一场谋杀，而且，那是一场什么样的谋杀啊！舞台上呈现的是一个寺院的门厅。这个寺院里有一座坟墓，在这座坟墓里隐藏着尼尼亚斯的敌人阿苏尔。剧中，这位年轻的主人公在其父亡灵的指引下钻进坟墓。接着，传出凄惨的叫喊声；天上响起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大地在颤动，尼尼亚斯又出现在观众面前，“手里举着一把血淋淋的利剑”：
阿泽玛：啊！老爷，
您脸色苍白，浑身是血，惊恐万状。
尼尼亚斯：精神恍惚，
您看到我身上沾满弑父者的鲜血。
在这座坟墓里，父亲是我的向导，
我在这座迷宫里彷徨，
在这座令人起敬的、恐怖得让人不寒而栗的迷宫里，
父亲走在我的前面：我意识到
他那怒火燃烧的身影将给我带来胆量。
在一个远离亮光的柱子旁，那勉强照亮这个阴森所在的亮光的柱子旁，
我看到那个阴险的家伙手中利剑的闪光；
我仿佛看到他在颤抖：所有的罪人都会胆怯，
我两次把复仇的尖刀插进他身上；
我用一只血染的愤怒手臂，
拖着他在尘土中滚动，
朝着那射出微光的方向：
可是[……]
可是，他杀错人了。尼尼亚斯刚刚杀死的不是阿苏尔，而是他自己的母亲塞米拉米斯，非常不幸的是，后者也把这座坟墓当做了藏身之所！伏尔泰把这个场面称作“在坟墓里捉迷藏”；而我们读这部剧作的时候，并不会真的把这个场面当回事，除非伏尔泰自己确实相信他所描绘的那些恐怖场面它们才会震撼人心。然而，他的批评思想始终是很警醒的，因此，他自己是不会受骗上当的。与此同时，伏尔泰还创作了悲剧《塞拉米拉斯》和滑稽模仿剧《塞拉米拉斯》。是不是因为他的故事编的还不够神，才使得他的这些作品显得过于传统了呢？他的剧作中的“鬼影”不仅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众多人面前（很明显，伏尔泰不大熟悉吸血鬼的习惯，尽管他读过唐·卡尔梅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书），而且还事关“鬼魂”的身影，甚至，人们还可以“拥抱鬼魂的双膝”。伏尔泰不敢在他的大胆尝试中走得更远，于是，他就给这些恐怖的场面加上古典的外衣。他不敢让自己的作品具有情节剧所应有的风格。他这个人，在某些方面始终没有成熟，直到他仙逝以前，他都没能摆脱他的中学老师教给他的戏剧写作法。他以为只要把高乃依和拉辛式的东西加进自己的那些亚历山大体的半诗体剧本里，就是悲剧作品了。可是，当语言的发展使那个伟大世纪的悲剧风格被彻底扬弃之后，伏尔泰的语言就显得过于守成了，他的戏剧作品也就很难搬上舞台演出了。
伏尔泰把拉辛作为自己的楷模，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在他对拉辛的崇拜中，还掺杂着一种对自己苯拙的评价：“路易十四时代可怜的小学童”，他是这样估价自己和自己的那些同仁的。然而，他毕竟非常羡慕拉辛，而且，还幻想有一天能够赶上他，甚至，他还以为自己才高意广，足以接近拉辛的完美。如果他再少一些才华的话，他也许会放弃这个愿望，放弃这个进入不属于他的艺术家诗人家族的愿望。那些艺术家诗人的创作才能是在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并被刻上文学烙印的。而伏尔泰的这种没有创造性的“才能”则屡屡地在和谐艺术的创作中遭受失败；他的模仿过程成了一种被“奴役”的过程。伏尔泰这个假古典主义作家不能用理性来补偿感性。他缺少那种创作出“条理与华美”相结合的作品的平衡。按照瓦莱里1的说法，古典主义者是一个“本身具有批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与自己的创作紧密结合起来的作家”；而伏尔泰“具有的”的批评精神却没有“与自己的创作结合起来”；当伏尔泰进行自我约束的时候，他就把使自己给僵化了。
是不是应当全盘否定伏尔泰倾心创作的所有的诗歌作品呢？人们在做出这样的判断时，
还是犹豫不决的。因为，在一个蹩脚诗人身上往往沉睡着一个没能找到自己的伟大诗人的灵魂。有时候，这个伟大诗人的灵魂也会让人听到他的声音，不过，接着他就又沉睡过去了。伏尔泰，尤其是伏尔泰，就是属于这类诗人。他就是这类留下经常被人吟诵诗句的那种蹩脚诗人。我们完全可以用他的诗句来玩“猜猜这是谁的诗”的游戏。如果我们把他的个别诗句单独拿出来，你完全可以把它们视为拉马丁2、缪塞3、维尼，甚至是瓦莱里的诗：
你们这些上苍的知己，
在上帝之火中燃烧的永恒之物[……]（X 301）
不过，伏尔泰毕竟比那个可能也曾有过几个“辉煌的早晨”的阿韦尔要强一些，因为，伏尔泰终于还是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笔，如果他能坚持这种格调的话，他作为诗人的名声本来不一定那么坏。他在创作十音节诗的时候，就充分显示出他的节奏感。我们的亚历山大体4诗的那种单调的韵律和四平八稳的抑扬顿挫会显得很沉闷。而雨果，还有早在雨果之前的拉辛，以及所有法国伟大的诗人，都打破了这种单调。十音节诗则相反，它的规律就是不规则，它的上下两个半句的不对称就产生了跳跃感。亚历山大体诗产生静感，而十音节诗则产生动感。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年的《武功歌》5的作者才用十音节诗体进行创作的呢？
1，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2， 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
3，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作家、诗人、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4，指法国十二音节诗。
5，《武功歌》是法国中世纪的一种诗歌体文学作品，歌颂武士的征战功绩。
《海上公墓》的作者1是不是也是用这种诗体来表达自己那克制的忧虑呢？至于伏尔泰，他则把十音节诗作为抒发他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的格律。他用这种节奏来表现《圣女贞德》里的那些轻松的场面，而这些情节在当时被视为色情描写：
圣人先生，您无需摒弃天堂，
来向这些罪惡的子民索要
您那如此珍惜的瑰宝，
当事关拯救一座城池，
一个童贞少女实在是无能为力[……]（IX，36）。
十音节诗是描写上流社会生活诗歌的格律：
克拉利斯、埃格雷2，用他们的双手
给我斟满美酒；
泡沫从酒瓶口喷涌而出，
仿佛是一道闪电把瓶塞拔起，
瓶塞飞到天花板上，笑声朗朗，
从清凉的酒里喷射出欢快的泡沫
从我们法国人的身上看到人类杰出的形象[……] 。
十音节诗也是伏尔泰献给“反上流社会”的德尼夫人的诗的格律：
就是这样度过那飞逝的时光；
我们这些荒诞而又轻浮的人，我们就是这样浪费时日
浪费对思想者来说无比短暂，对蠢人来说无比漫长， [……]
伏尔泰的快活是带有酸涩味道的。“一条腿已经入土，另一条腿却还在蹦跳”，伏尔泰就是这样为死神之舞谱写了辛辣的舞曲。
1，即保尔·瓦莱里。
2，古希腊和拉丁诗歌中歌颂的人物。
“在我们之后还活在人世的兄弟们”，维永这样咏叹道。伏尔泰的诗比他的诗更欢快，也更伤感。他用同样的节奏，颤抖地描述了他那“可怜的魔鬼”的微乎其微的不幸；他用十音节格律讲述了《日内瓦战争》中微不足道的事件，一如他在《空幻的梦》中描述在虚无国度的旅行一样。正是在这类平庸无奇的诗句中，饱含辛酸的伏尔泰写出了貌似不协调的诗句。下面是他歌颂荷马的诗句：
卓越的，无与伦比的，而又健谈的诗人，
你既歌颂老鼠，又歌颂青蛙[……]（IX515）
另一部《圣女贞德》的作者还这样写道：
啊，神甫，你用你那带着哥特式记忆的走调的提琴，
用那被阿波罗诅咒过的琴弓
用生硬无比的调门，拙劣地奏出了她的故事[……]（IX，26）
还有攻击让-雅克1的诗：
动辄狂怒却又颇为迟钝的红毛卢梭，
带着他的下等妓女浪迹天涯[……]（IX，552）
如果说法国的古典主义作家中也有一位讽刺诗人的话，那就是伏尔泰。这个诗人的真正的声音是一种“假声”，里面充满了人类那孱弱的欢快。鉴于他觉得十音节诗对他来说音节还是太多了，因此，他有时候还会再压缩一下自己的诗句：1778年，他用诗来“告别生命”；他充满了焦虑；但他并不因此而使用夸张的语言，他最憎恶夸张，只用八音节诗这样写道：
别了；我要去那个
先父一去不复返的国度；
永别了，我的朋友们。
1，即让-雅克·卢梭。
我们知道，伏尔泰十分憎恶现代抒情。他是一个决不抒发内心情感的人，他的诗作与1750年那一代人，与狄德罗、卢梭那一代人已经不合拍了，因此，就更加让那些当代的“业余诗人”反感了，让那些在浪漫主义的滋养下成长，期望诗歌给自己带来情感享受的当代的“业余诗人”反感了。
那些沉浸在发霉的灵魂中的人是不可能喜欢伏尔泰的这种干巴巴的生动的，即使是那些
他最擅长的散文也不被他们青睐。毋庸置疑，最成功的伏尔泰是散文家伏尔泰。因为，当他写散文的时候，他就可以不因为形式的束缚而变得僵硬死板，他内心的激情就会以他独有的完美方式涌现出来，不是形式的完美，而是激情的狂热喷薄。在那些他不受拘束的文体创作中，在论战文章、书简、短篇小说的创作中，他是非常出色的，因为他可以不假思索地信手拈来，正是在这类形式的创作中，他在语言上获得了可以与拉辛媲美的成就。他的作品在思想、情感和形式上浑然一体，经得起任何推敲。与拉辛的《塞米拉米斯》不同的是，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何以另外的方式去写作《老实人》。这部杰作的文体是如此的严谨，即使是改变其中的一个字，都不可避免地伤害整个作品。“诗人的作品是没有办法翻译的”，伏尔泰曾这样说过；我认为我们也无法翻译《老实人》。人们总是喜欢引用《老实人》，其实，这样的成功充满了伏尔泰的全部作品。《老实人》的独到之处，是它延续了伏尔泰文体的完美。
伏尔泰常常不是整部作品都非常成功，而是出色地写了一章，一页，或者一段。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从来不会毫无意义，只不过我们需要在他那浩瀚的作品中，在他那无法分割的作品中去寻找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的时刻。人们不大会阅读伏尔泰的全部作品，当人们阅读伏尔泰的时候，通常都是些作品的选读。要读懂他就必须阅读他的全部作品。正如巴尔扎克的作品选集背弃了《人间戏剧》的作者一样，伏尔泰的作品选反映的也不再是伏尔泰。在莫朗出版社出版的伏尔泰全集的五十部作品中，那些最优秀的部分是由那些最不好的或者最差的部分支撑的。他的作品是由整体效果体现的。我们可以把它比作蒙田1的《随笔》或者圣西门2的《回忆录》。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会时不时地感受到一个人在用手中的笔抒发自己的情怀。正是伏尔泰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的那种无处不在的感觉令人十分赞叹，一个出色的善于和人聊天的人，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人。
1，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作家，他的《随笔》在法国文学史上开创了散文创作的先河。
2，圣西门（Louisde Rouvroy， duc de Saint-Simon，1675－1755），法国作家和回忆录作者，他的《回忆录》风格独特，生动地再现了他所生活的路易十四时代和摄政时代。
那些不喜欢伏尔泰的人大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我想说的是他们没有正确地阅读过他的作品，也就是说没有读过他的全部作品。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完整地读过他的五十部、八十部，或者一百部包括了他的各种门类的作品以后，那他就不可能不被伏尔泰所折服。一个具有这种耐心的人最终一定会欣赏伏尔泰的一切，甚至（或许是尤其？）欣赏他的不足，正如人们欣赏圣西门的不足一样。圣西门竟然把一件区区小事称之为“严重的顶戴事件”：其实，就是巴黎议会的第一主席在听取各位公爵、议员的意见时是否应当脱帽！圣西门对这个问题津津乐道，不厌其烦，整个欧洲的政治舞台都消失在这顶可怜的“帽子”后面了。在摄政王宣读国王路易十四遗嘱的议会上，圣西门却提高嗓门，大谈特谈什么呢？还是帽子问题。这既荒诞又好玩儿一－如同伏尔泰的怪癖一样。读者很快就可以明白什么是伏尔泰式的“锯子”了。诸如让-雅克·卢梭的父亲当过鞋匠；德丰泰纳修士的“特别”的习惯；布封1把那些到巴勒斯坦朝圣归来的人的帽子上掉下来的贝壳当成古化石；“耶稣教教士”尼德汉姆借以证明上帝并不存在的“鳗鱼”；拉丁城市莫佩尔图伊和该市的那些巨匠的遗体被人解剖，用以研究他们的灵魂，以及那里的一直深入到地心的深坑；还有以西结2的“果酱”……伏尔泰的一般读者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阅读他诗中的副歌，伏尔泰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有时候他会故意吊他们的胃口。芒布雷斯在尼罗河畔宴请同仁，我们在前面已经领略了宴会的菜单了。以西结也在座。读者可以料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但是，什么时候发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呢？菜肴上乘，比那些“涂黄油的面包片”不知要好吃多少倍……酒水上来以后，大家开始谈话；芒布雷斯、达尼埃尔和热雷米先后发言。最后，伏尔泰终于说到正题， 正题如下：
以西结说：[……]
其实，我们无须阅读下文：我们对这个下文已经期待已久，因此早就知道以西结要说什么了。
伏尔泰是在“开逗”。而且，他时而严肃，时而荒诞，又时而讥讽；他通过鸡零狗碎的琐事来论证重大主题，或者相反。他思想的广博是圣西门所不具备的，他的经验也更加丰富，他涉猎的范围也远远超过蒙田。对于一个有才智的人来说，能够阅读一个人类历史上最睿智、最有活力的人用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进行思索以后说出的“话”，涉猎人类文化所有领域或者几乎所有领域的冗长的“话”，着实是一种节日般的快乐。
1，布封（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和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2，以西结（Ezechiel，约公元前627－570），古代以色列先知、祭司，《圣经》中四大先知中的第三位，《旧约·以西结书》中的主要人物，也是该书作者之一，曾预言耶路撒冷城的沦陷与毁灭。
有一类文学作品这位作家写起来挥洒自如，不会有丝毫的拘谨和做作，那就是历史作品。继浪漫主义的传记《查理十二》之后，《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是两部伟大的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用历史学家的目光纵览了漫长岁月中的人类社会生活。当然，伏尔泰在这两部耗费了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写出来的作品中，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每每写到那些残忍的场面，他总是激愤不已。从查理十二到路易十四，世界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那“几乎是一系列的罪恶与灾难”（XIII）。在这个血腥的历史舞台上，伏尔泰式的教士这样比喻道：
德洛伊教1祭司把匕首刺入俘虏的心脏，并用血淋淋的方式来评判未来(XI.160)
马可·波罗[……]，在他那个时代，在鞑靼人的一个国度里，那些巫师或者教士（与我们这里一样）有权吃死刑犯人身上的肉。这一切不禁令人毛骨悚然(XII. 380)。
伏尔泰把审判德·拉巴尔骑士2的法官比喻为“吃人肉的小丑”。他的审美取向有时会把历史变成一场吃人肉者的混战，有时还会变成一场小丑的表演。让他决心研究历史的一个原因，就是波舒哀3的演讲引起他的愤慨。波舒哀这个不知悔改的演说家用浮夸、华丽的词藻写历史，他那语气仿佛是在给整个人类念悼词。可是，伏尔泰憎恶演说家，憎恶那些喜
欢玩弄文字的人。他笔下的历史很像他的短篇小说，里面“充满了永恒的兴替盛衰”（XII，134）。伏尔泰也和波舒哀一样，相信上帝，但他不相信人类可以从自己的变迁当中识别上帝的意图，而且，他甚至不认为人类的主宰会很在意我们这些区区昆虫般的人类。伏尔泰笔下的历史如同伏尔泰其人：总是从一个事件跳到另一个事件，看上去毫无“意义”，却无时无刻不在证明人类的脆弱。世界历史从来都是一些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主宰的诗篇。不过，伏尔泰笔下的历史也和波舒哀的历史一样，都是一种性情中人观察到的人性。
那也是一种理性所观察到的人性。在历史的边缘，伏尔泰还创作了很多虚构的文学作品，悲剧、短篇小说、闹剧，这一切都是他性情的发泄。
1，古代克尔特人和高卢人信仰的宗教。
2，德·拉巴尔骑士（chevalier de La Barre，1747－1766），法国贵族，因被指控损毁了一个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而被判酷刑，被砍头，并被焚尸。伏尔泰对此深表愤怒。
3，波舒哀（Jacqurs Benigne Bossuet，1627－1704），法国高级教士、作家、演说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他笔下的悲剧人物穆罕默德是个魔鬼，一个与其威望相媲美的魔鬼。不过，在《风俗论》中，这位伊斯兰教的创立者却受到更加公正的评论。伏尔泰尽量客观地谈论自己所憎恶的人，他甚至还替修士说几句公道话。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有关篇章中读到《基督教箴言》式的评论，称修道院，这个“向所有逃避哥特和日耳曼政府迫害者的避难所”，是“人类的一种慰藉”，称修道院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还保留着些许基督教的知识，说它们可以用自己的榜样“减轻这个残暴时代的野蛮性”（XII，335）；伏尔泰承认，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所能做的，并不比一个年轻的修女更多，不比一个献身于救助贫困和疾病缠身的人的年轻修女更多：“那些脱离了罗马帝国的人民，仅仅是极不到家地学到了一种相当慷慨的慈善”(XII，346)。《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是两部充满理性的作品。G·朗松称赞对这两部作品的那些颇为明智的评论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两部作品的写作方法十分不同：《路易十四时代》的创作是建立在翔实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而《风俗论》则是对二手资料的整合。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伏尔泰都理智地剔除了那些不可能存在的神奇与美妙，只要没有资料证明，他就拒绝承认超人的英雄主义和超出人类可能的恶毒，他有时会因此而犯错误，因为，真实并不总是让人觉得就是真实的。当他怀疑巴比伦的神圣卖淫或美洲的某些部落吃人肉的情况时，他的“哲学思想”就使他误入歧途。可是，在十八世纪，验证一下孟德斯鸠等人轻而易举地搜集到的那些荒诞的人际关系更有必要。伏尔泰对感情导致的错误始终十分警惕，他知道情感可以让人做出何等荒谬的想象。
因此，在历史作品的写作中，伏尔泰便如鱼得水了，因为他不需要杜撰，而是要摧毁别人的杜撰。在他的历史作品中，丝毫没有对人物肖像的描写，没有像传统的做法那样，模仿、编造历史人物的演讲。也没有抽象的描写。“写史实”，是他的座右铭。他对历史的叙述颇似莫泊桑小说的写法：没有一点心理分析，具体细节就能够说明一切。伏尔泰这样写道：
教皇躲在圣天使城堡里，看到法国的大炮对准他那脆弱的城墙，他请求饶恕。他只消用他那顶红衣主教的帽子就可以让国王让步。是那位从审计法院院长变成大主教的布里索内促成的这笔交易，他自己也为此赢得了红衣主教的红袍（XII，174）。
即使是他在纵观一个时代，他也尽量避免使用抽象的语言。他是如何描述那个既讲究又残忍的路易十四的宫廷生活的呢？他是这样说的：
即使是在作恶的时候，宫廷里的人也显得彬彬有礼：就好比一件用黄金和丝绸做的血染的袍子(XII，219)。
由于他的历史研究的目标是文化，因此，他对抽象的拒绝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一部世界历史的作者，如果对研究目标不做出明确的选择，就会淹没在细节的海洋里。波舒哀选择
了续写宗教，而伏尔泰则续写文化。可是，究竟什么是文化？这难道不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么？伏尔泰明确地写道：在他那个时代，文化，首先是一种被称为“奢侈”的东西。巴尔扎克在1830年左右通过把“烟筒”写进小说而搞了一场革命。这些烟筒此前就曾经进入伏尔泰的历史作品中。伏尔泰向克利俄1提出下面这些不恰当的问题：人们怎么取暖？他们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他们的衬衫是什么料子做的，他们有几件衬衫？他们用的盘子是用什么原料制成的？他们的盘子里盛的都是什么食品？……人们会说，这都是些何等的唯物主义的问题啊！一个思想如此肤浅的历史学家心里只想着自己的舒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类的生活就由这些七零八碎的琐事构成的啊。
不过，如果人们把伏尔泰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那就错了。他深信，是精神在指引大众，深信人类文明的历史只能是人类精神的历史。但是，伏尔泰想，也只能通过人类的具体活动来认识这种精神：手工艺和美术都反映了这种精神。因此，伏尔泰就探索音乐、绘画，尤其是诗歌：
一个民族的优越性最强有力的证据，就在于其精神艺术，就在于其诗歌的完美程度。
他又补充说：不是指“那种充满夸张和吹嘘的诗歌”，充满“沉醉的野蛮”的诗歌，而是“那种充满睿智、大胆而又独特的诗歌，就像奥古斯特时代流行的，又在路易十四时代复兴的诗歌那样”（XI，215）。伏尔泰算不上一个艺术爱好者，不过，他深信自己的审美观念是正确的，因此，他会做出“终审判决”的。他绝不是那种认为谁都没有道理的怀疑论者。他是从人类思想的角度来写历史的，也就是说，从哲学和宗教信仰的角度：把文化的历史与技术的历史结合起来，把艺术的历史与宗教的历史结合起来。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现代的观念。不过，伏尔泰也有不怎么现代的一面，那就是他坚守古典主义的教条：上帝是存在的，来自上帝的真善美是唯一的，尽管不同的时代和地域的“习惯”给了它们不同的形式。伏尔泰没有像汤因比2那样，对人类文明进行普查和分类，因为，在他看来，只存在一种文明，只消弄清哪里有文明，哪里没有文明就可以了。
1，克利俄（Clio），希腊神话中司历史与诗歌之女神。
2， 汤因比（Arnold Joerph Toynbee，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
在这个问题上，伏尔泰毫无疑虑：自路易大帝以来，或者说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文明就在欧洲。伏尔泰批评波舒哀忘记了中国人，批评他几句话就打发了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给了他们一定的位置，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接受多元文化。一切都是以欧洲为轴心组织起来的。在欧洲蓬勃发展的十八世纪，人们怎么可能从其他视角来评论世界文明呢？伏尔泰承认，其他民族早期曾经为如今在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圣彼得堡绚烂绽放的文明之花做出过贡献。仅此这一点就已经值得称道了。
作为哲学历史学家，伏尔泰总是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探索。人们责备他热衷于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恰恰暴露出他思想不够稳重的一面，那就是用“琐事”来解释重大历史事件。诸如马尔伯勒公爵夫人1碰倒了一杯水，洒在马沙姆夫人2的裙子上，他说，“欧洲”为此勃然变色……诚然，伏尔泰是有小报记者的作风，是他传播了关于牛顿的苹果的故事3。此外，他还很喜欢扮演这种戏谑历史的角色，愣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出自一种偶然。路德宗教改革的起因何在？仅仅是因为多米尼加教派与奥古斯丁教派之间的对抗：
仅是因为萨克斯地区某一个角落里的修士之间的利益之争，导致了三十多个国家长达百年的狂怒、纠纷和灾难（XII，283）。
既然自己是在论述历史精神，为什么又百般指责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呢？让我们看看下面一章，就会知道他实际上已然指出了宗教改革的几个真正的原因了。当伏尔泰保持头脑冷静的时候，他是十分清醒的，那些“琐碎小事”往往是酿成重大变革的契机。作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他在《风俗论》中用“时代精神”解读历史。“是时代精神在指导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这样说道（XII，49）。只要你把握了时代精神，你就可以理解十字军东征，理解圣女贞德的使命和宗教改革。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改变了这种“人类精神”呢？伏尔泰憎恶体系，坚信每一个历史时刻都是唯一的，同样的原因从来不会出现两次，或者，不会产生同样的后果。伏尔泰把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文学的辉煌牵强地归功于托斯卡语言。但是，他又把路易十三、路易十四时期“礼仪”的进步归功于君主集权制：宗派思想消失了，国家精英云集在巴黎，数不尽的沙龙，青年和作家们在女士们身边逐渐成长；从那时起，整个王国的生活都以国家政权为中心。这种国家统治方式的变化应当归功于谁呢？归功于伟大的国王路易十四。
1，马尔伯勒公爵夫人（SarahJennings， duchesse de Marlborough），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将军的夫人，童年时与未来的英国女王安妮公主结下友谊，后成为安妮的侍从女官。
2，马沙姆夫人（Lady Masham， ·－1734），英格兰女王安妮的宠臣，商人之女，掌管王室私库。
3，指牛顿看到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受到启发，发现地心引力的故事。
伏尔泰认为，伟人的行为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是他们缔造了那些伟大的世纪。因为文明不是在人类历史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都是像其余动物一样地生活着，经常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XII，375）。
“纯自然”的状态只是那种“无知与粗野的初级阶段”（XI，162）。文明是对祖先粗野的征服，是由谁取得的呢？是那些伟人。在伏尔泰看来，伟人就是路易十四，或许更应当是彼得大帝，因为他所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在古西徐亚人1生活的大草原上，这位天才的独裁者征服了那些“人类野兽”；他抓住了那些身上发臭的东正教神甫，那些像熊一样浑身长满黑毛的特权贵族，并且，把他们变成人，也就是说，变成“正直的人”。不过，伏尔泰最喜欢的英雄要算被他称为亨利大帝的亨利四世。人们会对这位文明史学家提出异议，说亨利四世时代是法国历史上最野蛮的时代，说那位贝阿恩2人只不过刚刚开始一场改革，刚刚开始一场将会带来文学艺术复兴的改革而已。然而，伏尔泰却特别钟爱这位英雄，从《亨利亚德》到《风俗论》，亨利四世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亨利四世与恶势力的泛滥进行了斗争：封建割据，各宗派势力的残暴、迷信、宗教狂热……这位朝气蓬勃的国王是伏尔泰式的冲突中的英雄，是理性战胜黑暗势力的英雄。
伏尔泰不像拉布吕耶尔3笔下那个博学的埃尔玛格拉，后者“几乎见过”巴比伦塔，却不知道凡尔赛。尽管伏尔泰写的是历史，心里想的却是现在。他关心时事，努力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甚至从历史中寻找“武器”。伏尔泰是个天生的政治家；组织、策划阴谋，指导各种力量，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某一个方向，这是他不懈地通过写作或者其他方式所做的事情。
1，西徐亚人，也称斯基泰人，原生活在阿尔泰山以东，公元前9世纪西迁，后在黑海以北的草原上定居，他们是出色的牧民，也擅长狩猎与捕鱼。
2，贝阿恩是旧时法国的一个省，亨利四世的故乡。
3，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bruyere， 1645-1696），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他讽刺那些试图在自己的阁楼里对政权施加影响的空谈家。他对人世间的政府是略知一二的。他在巴黎生活过多年，了解政权的内幕；他曾在腓德烈二世身边工作过，曾参与过日内瓦的动乱；他还曾向法国国防部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建议使用坦克的计划。他把自己一生最后的精力都用在热克斯那个小地方。费尔奈是他的王国，热克斯则是他的势力范围。在那里，他的企业威胁到当地人的利益，他的声望伤害了当地人的虚荣心。要想理解身居费尔奈的伏尔泰的处境，就应当读一读巴尔扎克的《农民》。这种农民对城堡主人的世袭敌意，伏尔泰是深有体会的。不过，他也曾用一种巴尔扎克笔下的城堡主人所没有过的热情来对乡下人施展诡计。伏尔泰，这个在乡下惹是生非的人，还是一个外交家、间谍、欧洲主要强国的心腹谋士，这些不同的角色，他或者轮流扮演，或者同时兼任。他会不会真的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法国国王或者普鲁士国王的首相，查第格式的首相呢？我们不能轻信一个人真的可以成为与他真实的自我所不同的人。伏尔泰目光敏锐，但是，当他的预见与事实相悖的时候除外。他是一个非凡的成功者吗？不错，可他也是一个非凡的糊涂虫：“他趾高气扬，”腓德烈二世这样说道，“自以为是一个天生的谈判代表，实际上，这个老疯子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蹩脚的谈判者了。”伏尔泰缺乏一贯性。在日内瓦动乱期间，他支持了、又背叛了所有各方：“否定派”的贵族、“代表派”的资产阶级，以及“土生土长”的无产阶级。到最后，舒瓦索尔公爵下令，不许他再介入那些被他搅成一团乱麻的事务。一如他在写作上一样，他在行动上也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哦，这当然不是真的，他从来没有为柏拉图的共和国写过法律。然而，他真的像他的对手孟德斯鸠和卢梭那样，有过一条“政治”路线吗？
《伏尔泰作品选》
上面是我们对伏尔泰的评介，下面是伏尔泰作品的节选。我们不希望把这视为精选，而只是像在十八世纪那样，把这称为“伏尔泰先生的精神”：希望大家能够更广泛、深入地阅读他的作品。
诗歌（1）
致德·热农维尔先生之亡灵（1729）
在那让人嫉妒的上苍的春天里逍遥的你，
给我留下永恒记忆的你，
你是死神和时间的征服者；
你的离去
十年以后，依然让我宛如昨天那样黯然神伤。
倘若不是一切已然毁灭，倘若在那昏暗的彼岸，
那如此隐秘的气息，孱弱的亮光，
那精神，那肉体的动力与奴隶，
那不知为什么被人称作永生的灵魂，
那不为我们所知的灵魂依然留在你身上；
倘若你依然健在，倘若你依然能够听到我的话，
啊，亲爱的热农维尔！请接受我深情的致意，和我朗诵的诗章，
它们也和你一样，是一座永恒的爱筑起的丰碑。
它们会·你回忆起可爱的爱姬丽娅2，
回忆起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分享我们的激情，倾听我们的歌唱。
我们三人相亲相爱。理智，疯狂，
爱情，以及可爱的谬误带来的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这一切都使我们心心相印，血肉相傍。
[……]
纵乐属于青春，
智慧接踵来访。
爱情已然离去，乘着青春的翅膀，
友谊永驻智者的心房。
我们时而一起朗诵你的诗，我的诗，
你的诗依然被我们赞赏；
你的名字在我们的谈话中依然时时出现，
我们阅读你的诗篇，泪水常常洒满那些华章。
让那些冷酷无情的人远离我们，
那些不配用朋友这个美丽而神圣的词来称呼的人，
那些人或者自以为是，或者……
那些人心中从未有过爱，
也从未感受过流泪的温馨，与思念故人的忧伤。
“您”与“你”
斐丽丝，那个时代哪里去了？
那时候，你乘坐出租马车，
没有仆人，
丹唇皓齿，华发素面，
优雅是你的唯一打扮，
你能把一顿劣等晚餐，
变成美味肴馔。
疯狂中，你投身于
那个被骗却幸福的
献身于你的青年。
1，问号为原著所有。
2，罗马神话中的精灵，这里指给艺术家带来灵感的神灵。
而作为你在人世间的地位与财富，
上苍只给了你
青春的欢乐，
一颗柔情似水的心，一副水性杨花的性情
晶莹洁白的胸乳，闭月羞花的笑靨。
这么多的娇娆妩媚集于一身，
啊！谁能不变得轻浮浪漫？
你便是，那众人追逐的妩媚优雅之神，
而我（请爱神原谅我的坦诚！）
你知道我更爱你的当年。
啊！夫人！
您今天的生活充满了荣誉、尊严，
与昔日的美好时光判若天渊！
那个高大的白发瑞士门卫，
时时在您门前挡道，不惜谎话连篇，
斐丽丝，你成了时代的象征，
却仿佛赶走了爱神与欢乐的人群，
在您那金碧辉煌的公馆
孩子们在您面前打颤。
唉！当年，我曾目睹他们
从窗户爬进您家，
在您那斗室里嬉戏，耍玩。
不，夫人，所有这些
来自皇家制造的地毯，
这些波斯人编织的地毯，
和您的金银器，
还有日耳曼1用他那双
巧夺天工的手制作的餐盘；
还有马丁装饰的
精美超过了日本的雪白瓷瓶，超过了中国的房间；
所有这些珍贵的物品，
还有挂在您身上的
钻石耳坠，
项圈项链，
以及这种种让人目眩神迷的华贵，
啊，都不如，都不如少女时代的你
给我的一个热吻。
《宗教》（1772）
今夜我陷入默默沉思；我全身心地冥想大自然；我赞美那些无垠的星球的浩瀚，它们的航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庸人无法理解这一切。
我更欣赏那指挥着这浩瀚的动力的神明。我在想：只有盲人才会不为之所动，只有蠢人才看不到大自然的造物主，只有狂人才不崇拜他。应当用什么样的贡品向他表达我的崇敬之情啊？既然是同一个造物主在主宰整个宇宙，那么在苍苍茫茫的宇宙中，这种崇拜不应当是相同的么？一个生活在银河系的某个星球上的有思想的生灵，不是也有待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小小地球上的人给予他同样的仰慕吗？既然照射天狼星和地球的是同样的光芒，那么道德标准也应当是一致的。倘若天狼星上的一个有感情有思想的动物是由一双关心他幸福的父母所生，那么，他也应当像我们一样孝敬自己的双亲。倘若银河系里的某个生灵看到一个残疾的贫困者，倘若他能够帮助后者而不去帮助，那么，他就是对所有的星球都犯下了罪过。心灵到处都应当承担起同样的义务，无论是在上帝的宝座前，抑或在深不可测的深渊的底部；倘若这宝座确实存在，倘若这深不可测的深渊也确实存在的话。
我正在这样默默沉思，身处各世界上的众神灵中的一位来到我身边。我认出，他就是当初告诉我上帝的认知与我们有天壤之别，告诉我善举胜于争论的那位神灵。
他把我带到一片覆盖着尸骨的荒漠，在一堆堆尸骨之间，有一条条绿树成荫的小径，在每条小径的尽头，都站着一个高大伟岸的人，怜悯地看着那些惨不忍睹的遗骸。
“唉！我的大天使，”我对他说道，“您这是把我带到了哪里了？”“带到悲痛之中。”他回答道。“我看到的那些一动不动、充满怜悯地站在绿树成荫的小径尽头，好像在为这些数不清的死者哭泣的老者，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你会知道的，可怜的人类，”宇宙精灵这样回答我，“不过，在此之前，你必须先哭泣[……]
小说 诗体故事
《亨利亚德》（1728）
（雅克·克莱芒去圣克鲁刺杀亨利三世1时，他的同伙正在举行魔法仪式。）
漆黑的夜里，在一个昏暗的拱顶下，
在一个魔力火把的微光中，
寂静率领着一群邪恶之徒，
矗立起一座建在坟墓上的祭坛：
祭坛上摆放着两位国王的画像，
那是他们施虐的目标，侮辱的对象。
他们那亵渎神明的双手，
把上帝的英名与地狱混为一团。
一支支长矛立在昏暗的墙边，
矛头插在盛满鲜血的瓦罐里，
那是他们那可怕的秘密祭礼的利剑。
祭司是个希伯来人，
这些地球上的放逐者，这些世界公民，
他们漂洋过海，给各地带来灾难，
把他们那古老的迷信传向天涯海角，已然传遍。
他身边那些疯狂的信徒吼叫着开始了罪恶的仪式，
他们把自己那双弑父的手浸入血中，
然后把祭坛上的瓦卢瓦王2肖像的腹部刺穿；
继而又以更大的疯狂与恐怖，
1，亨利三世（Henri III，1551-1589），法国国王，1574年至1589年在位，1589年被一名僧侣刺死。
2，中世纪末期至近代初期统治法国的王室，这里当指有文艺复兴之父之称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
将亨利的画像踏翻在地，
自以为听凭他们怒火摆布的死神
会把他们的诅咒送到国王身边。
不过，希伯来人的诅咒中夹杂着祈祷：
他提到天堂，提到上帝，也提到深渊，
提到所有搅扰宇宙的邪恶的鬼怪，
提到地狱的怒火，雷电。
[……]
随着他口中发出的有魔力的咒语，
十六个法师等待着上天的答复。
他们以为可以迫使上天披露他们的命运，
上天想惩罚他们，满足他们的心愿：
他暂停了大自然的规律；
从那些沉寂的洞穴中发出一阵低语，凄凄惨惨
深夜中，闪电阵阵，
时而照亮夜空，时而漆黑一片。
电光中，容光焕发的亨利
坐在凯旋的战车里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那高贵安详的额头上戴着桂冠，
手中的国王权杖亮晃晃，光闪闪。
雷电把空气点燃，
燃烧的祭坛随即倒塌，陷入地下，
十六名祭祀惊慌失措，希伯来人也惶恐不安，
他们妄图藏匿自己的恶行与恐惧，便匆匆逃向黑暗。
《论荣耀》（1739）
1723年，在荷兰，有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既是个文人，又是个商人，两个水火不相容的职业，但在我们这里却可以集于一身，因为我们对金钱无比崇拜，对功德则无比蔑视。这个中国人会说一点荷兰话，有一天，他和几位学者一起来到一家书店；他想买一本书，人们就建议他读读波舒哀的《世界历史》，尽管书的译文质量很差。一见到《世界历史》这个美好的词汇，他立刻说道：“我太高兴了，作为一个存在了五千年的民族的人民，以及统治了我们很多世纪的一代代帝王的代表，我要看看别人是怎么评价我们伟大的帝国的；我想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文人宗教，怎么看待我们对上苍的崇拜的。当然，能听听欧洲人怎么谈论我们的艺术也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很多种艺术的历史比欧洲所有王国的历史都悠久！我觉得作者在书中可能会误解我们在2552年前对好战的东京（河内）人和日本人发动的那场战争；还有强大的蒙古帝王派我们去执行的那个庄严使命。”
“唉！”一个学者对他说道，“这本书里压根儿就没有谈到你们；你们是微不足道的。书里谈的几乎全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世界上惟一的民族，包括伟大的犹太人。”“犹太人！”中国人说道，“难道他们是世界至少四分之三的土地上的主人吗？”“他们为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世界的主人而自豪。”有人这样回答道，“不过，在此之前，他们有幸成为我们这里的旧货商，而且，有时候还会偷别人的钱。”“您在开玩笑，”中国人说道，“这些人建立过庞大的帝国吗？”“他们曾经在几年的时间里拥有过一个小国；不过，我们不能仅凭国家的疆土大小来评价一个民族，正如我们不能仅凭财富的多少来评价一个人一样。”“那么，这本书里是否谈到其他民族了呢？”文人问道。“肯定谈到了。”我身边的一个学者回答道，每一次都是他回答问题，“书里中谈到了很多关于一个领土宽60里的小国的事情，这个国家叫埃及，有人说那里有一个周边长150里的大湖，是人工挖掘成的。”“天哪！”中国人说道，“一个领土宽60里的国家竟然会有一个周边长150里的大湖，太匪夷所思了！”“这个国家里人人都是圣贤。”学者又补充说。“啊，这实在太奇妙了！”中国人说道，“书里就说了这些吗？”“當然不是，”欧洲人回答道，“还说到著名的希腊人。”“希腊人是什么人啊？”文人又问道。“哦，”学者说，“希腊是一个面积相当于中国二百分之一的国家，不过，它在世界上可是鼎鼎大名。”“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些人，蒙古人没听说过希腊，日本人没听说过，鞑靼人也没听说过。”中国人一副天真的样子说道。“啊，无知！啊，野蛮！”我们的学者颇为礼貌地喊道，“您不知道底比斯人伊巴密浓达，不知道比雷埃夫斯港，不知道阿喀琉斯那两匹马的名字，也不知道西莱纳的驴子叫什么名字！您既没听说过朱庇特，没听说过第欧根尼，没听说过拉伊乌斯，没听说过希贝尔，也没听说过……”“我非常担心您对我们世代相传的著名的Xixofou Concochigzamki的传奇，以及伟大的Fi Psi Hi Hi 的奥秘也一无所知。”文人反驳道，“不过，请告诉我，这部世界历史中还谈到哪些不为人所知的事情呢？”于是，我们的学者又用一刻钟的时间讲述了罗马帝国。当他谈到恺撒的时候，那位中国人打断他的话，对他说道：“这个人嘛，我想我知道他，他不是土耳其人吗？”“怎么！”学者不禁火冒三丈，“难道您连异教徒、天主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区别都不知道吗？难道您一点都不知道君士坦丁和教皇的历史吗？”“我们隐约听说过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亚洲人回答道。“你们怎么可以不知道路德、茨温利、贝拉明、奥科兰帕迪乌斯呢！”另外一个反驳道。“我永远也记不住这些名字。”中国人说道，然后，他就走了出去，卖了一大批他带来的名茶，用这笔钱买了两个漂亮姑娘和一个小水手，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家，一路上拜天，拜孔夫子。 作为这场谈话的见证人，我清楚地明白了什么是荣耀。我说道：“既然连恺撒和朱庇特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广阔，最美丽，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国家——都不为人所知，那么，啊！你们这些区区小国的统治者，啊！你们这些小教区、小乡镇的教士，啊！你们这些萨拉曼卡或布尔日的博学者，啊！你们这些小作家，啊！你们这些废话连篇的评论文章的作者！你们还何必如此孜孜以求地追求声誉呢！”
书名: 伏尔泰（法）波莫
2023年度榜单 2023年度报告
谢选骏指出：伏尔泰的《论荣耀》（1739），生動描寫了“文明的局限”。
《伏尔泰曾谈中国：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2014年02月25日今晚报）報道：
伏尔泰是世界级的大作家，“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领袖和旗手”，在西方，大约是有代表性的，然而，伏氏对中国的看法，却与许多西方人很不同。说来有趣，这位与专治政体斗争了一生，因语言的尖刻和讽刺的笔调闻名，并为此两次被投入巴士底狱、数度被逐出国门的思想家，对中国的评价却温暖得近乎巴结。他在《论荣耀》里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广阔、最美丽、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在这五个“最”里，除“人口最多”无可辩驳外，“最广阔”？俄罗斯人显然不会同意，“最古老”、“最美丽”怕要有“之一”这样的限制词才说得过去，而“管理得最好”则不知道伏翁是与哪些国家比较得出的结论？老先生这段评价似有信口开河之嫌，可伏翁不是满嘴跑火车的人哪？看看《论荣誉》全文，似乎可以看出点苗头。
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说有个中国人到了荷兰，想买书，听说有部《世界历史》，特高兴，想看看外国人是怎么评价有五千年光辉文明史的中华帝国的，可是，书里却没有写到中国。他很失望，不买书了，买了两个美女带回去了。于是，伏翁讲了上面那句话。哦，明白了，他的本意并不在夸中国，而是要讽刺那本《世界历史》，连有五个“最”的国家都没写进去，还算什么“世界历史”！而讽刺此书似乎不是最终目的，因为讽刺了书，也就讽刺了此书的作者，而此书的作者是法国高级教士、作家波舒哀，《世界历史》是身为王储太师的波氏专门为太子写的。讽刺的锋芒穿透书籍和作者，刺伤了法国专治王朝的统治者，让人看到专治王朝的统治者原来是一帮蠢货。
然而，还不能据此就说伏尔泰对中国没有好印象，他说那五个“最”的时间是1739年，正是“康乾盛世”的时候，伏翁听点外界的颂扬说点顺情话也不是不可能。何况，伏氏虽然对专制政体没有好感，但对中华文化却很是认同。读过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人都知道，此翁倡导宽仁，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奉为至理。为了发扬他所说的“中国精神”，他还根据元曲《赵氏孤儿》，写出了剧本《中国孤儿》，为中法文学交流的历程竖了一碑。此翁还将中国《今古奇观》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情节照搬到他的小说《查狄格》里，咱不说大文豪抄袭，至少说明伏翁对中国文化还是相当推崇的。
当然，伏尔泰高度评价赞赏中国文化，其目的在于借此来宣传其改造法国社会的启蒙思想，因此，难免有美化的成分，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比如他在《风俗论》中说：“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在伏氏眼中，中国有开明的政治：“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有完备的体制：“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有良好的道德：“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有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这使我想起，曾经有些想改造中国社会的人对西方的崇拜，自然有真实的部分，但恐怕也免不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之意吧。
谢选骏指出：敢於批評自己國家的人，其實是熱愛自己的國家；而贊揚外國，往往是爲了警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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