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y 25, 2015

第二十三章 胜利者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二十三章 胜利者

Chapter Twentythree The Victor

 

一,反马基雅维利的命题

1. Against the Machiavellian thesis

 

二,领袖是无法培养的

2. Leaders are not made

 

三,胜利的天才无中生有

3. The victorious genius creates out of nothing

 

四,少数人创造的历史

4. History created by the few

 

五,苦难是少数派战士的伴侣

5. Suffering is the companion of minority fighters

 

六,悲剧的主轴推动历史

6. History driven by the power of tragedy

 

七,胜利者的书如何写就

7. How is the book of the victor written

 

 

一切胜利的先知都武装起来了;一切失败的先知都取得不了武装。因为所有的先知都试图获得追随者,而追随者在受到压迫时必定会产生武装。

 

“最好的征服者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而最坏的解放者则是以征服为目标的伪君子。”许多正义战争沦为非正义战争的关键因素:野心膨胀。历史记满了这样“卑鄙的事实”。这就和“在商言商”的股票市场一样,这分钟买进,下分钟卖出,翻云覆雨,买卖不同,但关键只是一个“获利”而已,作为政治家稍微不同的是,他还要使舆论偏信他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正义而行动的,并把这一偏见上升为“事实和真理”。这样,他就不仅建立了“实力”而且建立了“精神力量”。

 

 

**一,反马基雅维利的命题***

1. Against the Machiavellian thesis

 

马基雅维利的名言是:“一切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一切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这不是真理,只是真理的反面,即“颠倒了的真理”。马基雅维利也许是从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生平中,得出这样一个片面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从那以后欧洲的冲突就伴随着“宗教改革”开始了。在这种意义上,有人把宗教改革看作某种类似于穆罕默德教的运动,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当我们进一步考查二十世纪的各种政治宗教的教主生平,似乎这样的说法才更加接近事实:“一切胜利的先知都武装起来了;一切失败的先知都取得不了武装。因为所有的先知都试图获得追随者,而追随者在受到压迫时必定会产生武装。”被毛泽东反手消灭的“法定接班人”林彪就此总结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与马基雅维利不同,我们认为类似的观念应该这么表达才比较真实:“最好的征服者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而最坏的解放者则是以征服为目标的伪君子。”例如,在进抵巴比伦之前──亚历山大是一个希腊文化和“被波斯帝国压迫的各族人民”的解放者。但是,等到他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小亚细亚、巴勒斯坦、甚至埃及……在进占巴比伦和波斯东部之后,他的征服者面目就暴露出来了。到了印度,他就形同一个横行无忌、打家劫舍的强盗了,最后在疫病的折磨下不得不悄然撤军。这就是许多正义战争沦为非正义战争的关键因素:野心膨胀。

 

“以一个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这并非一种道德渴望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上的需要。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以一个解放者的面目出现”──也不是一个趣味问题、一个理想问题或一种驰骋文学幻想的结果,像亚历山大钟情于荷马笔下的阿基里斯那样。谁能证实,在这些超常狂热心灵的深处,没有隐藏着狡黠的理性和清醒的掂量呢?事实上,“以一个解放者的面目出现”──作为策略是有效的,可以尽量减少征服的阻力,战略的花招其实是容不得玫瑰色十足的“理想主义”的。例如,一切真正的开国领袖,他们带来的并非实际上的解放,而是实际上的压迫。不但压迫别人也压迫自己,否则他的政治业绩是难以问世的。在这种意义上,袁世凯比孙中山更加接近“开国领袖”的定义,所以正如后来人们攻击的,他也是一个“窃国大盗”。但是开国领袖确实需要成为一个解放者,不仅是宣传上的、也是实际上的:他们相比过去的政权多少有点解放性〔即使袁世凯也不例外〕,但对未来的世界则无疑是压迫者了。结果是讽刺性的:开国者们必先成为一个解放者,才能成为一个征服者,而后成为一个压迫者,最终成为一个“反动统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并不需要几百年,往往只需要几十年,甚至是短短的几年、几个月。历史记满了这样“卑鄙的事实”。这就和“在商言商”的股票市场一样,这分钟买进,下分钟卖出,翻云覆雨,买卖不同,但关键只是一个“获利”而已,作为政治家稍微不同的是,他还要使舆论偏信他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正义〔公众利益〕而行动的,并把这一偏见上升为“事实和真理”。这样,他就不仅建立了“实力”而且建立了“精神力量”。而在更为深入的考察中不难发现,“精神”作为一种权力形态甚至要先于“暴力”、“武装”这类权力形态而诞生;结果,唯独胜利了的“精神”才可能拥有武装。所以我们不同意马基雅维利有关“一切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一切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的论断,而认为“一切胜利的先知都武装起来了;一切失败的先知都取得不了武装”。

 

人类命运的最初的战斗是在“精神意识”与“精神意识”之间展开的。其间的历程也许很长,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百年以上……但是,一种“精神意识”能否拥有武装,乃是它胜利与否了的基本标志。它所拥有的武装强大到什么程度,它的胜利曾经就达到什么程度:也许这不是“狗眼看人低”,而是人眼观察世界和参与世界的通常方式,因为人的历史就是通过“成王败寇”这一“狗眼坐标”来测度的。不仅日常生活,而且更为漫长的往往以千年为单位的文明史,也是受到这一坐标的无耻测量,就像大妓院测量其信徒的退裆人数一样──“实践〔成王败寇〕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然在我们看来,思想家应是“内向的”,否则产生不了思想;但是实行思想的人却必须是“外向的”,否则实现不了思想。甚至,一种思想愈是高深,则实现它所需要的手段就越是“卑鄙”、道路就愈是幽僻;一种思想愈是博大;实现它所需要的手段就越是苛刻、道路就愈是狭隘……一种思想越是力图净化世界;它毒化世界的副作用也就相形越大;一种思想其越是纯净,就越是容易被乌七八糟的罪恶势力所利用……这正是历史证明过的“思想命运”,即“思想在现实政治中的命运”。

 

至于“先知”,那更是需要先完成文化领域的解放和征服,然后才进入政治的领域,最后才进逼到军事领域。至于针对人民生活方式所作出的改变及征服,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变语言等,则是下一步的勾当,是上述征服活动业已宣告终结的标志,是“完成征服的凯旋仪式”。相反,胜利的征服者不到展示上述仪式的时机,并不会显露其赤裸裸的征服面目,而会披上悲天悯人的“解放者面纱”,以首先收拾那些被老暴君弄碎了和绝望了的民心……

 

军事上的解放和征服、奴役,若不达成政治上的成果,并以之作为政治权力的新屏障,则难以持久。政治上的解放和征服、奴役,若不达成文化上的成果,并以之作为社会秩序的新屏障,亦不能持久。所以,文化上的彻底征服、同化,实为一切征服、奴役的最终形态和可靠保证。任何形态、任何级别的征服,若不达到文化征服这一目标,必难在历史的泥沼中屹立长久……

 

是的,历史可谓一片汪洋无际的、毫无生气的、阴沉郁闷的、吞噬一切、腐化一切的泥沼,在这名为“历史”的死泽中很难“建立”什么,因为历史缺乏稍为长久的可靠基础。在历史中所留下的,只是某些“痕迹”、某种“影响”而已,正如人可以在烂泥中留下痕迹与影响,而不能建立什么可靠的足迹。一切政治上的大帝国都寿命不长,唯独文化精神可以通过扭曲变形而传诸后代,这就是“建筑”〔政治〕与“影响”〔文化〕在历史泥沼中的不同命运。政治帝国之所以有历史意义,在于它为某种新型文化的滋生与发扬提供了温床和摇篮。照这个结果看,征服者们也不完全是伪装的解放者,如果他们确实解放并发扬某种新文化,而不仅仅是解放与纵容那批旧人民……没有文化,就没有社会意义上的“人民”,所以,对文化的解放、发扬、培育远比对人民“广行贿赂”式的仁政更令他们感觉兴趣,也更易取得社会成功:旧的人民将被新的训政,改造成新的人民:“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明德,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于是征服过程告一结束。这种结局似乎具有双重好处:不仅可强化世俗秩序,也由此创造了历史意义……

 

 

**二,领袖是无法培养的***

2. Leaders are not made

 

斯宾格勒说得不对,领袖不可能像他所说那样是被训练或被培养出来的,领袖只能是“自然形成”的;是大自然偶然造就了命运之子。尤其“伟大的领袖”,难有继承人,否则非死即伤,非痴即愚。不仅开国领袖,就是某个教派的领袖,其实际继承人往往倒是他的敌人或阴谋篡位者,只是在这些蛀虫的卵翼下,慢慢才可能出现较为稳定的继承系统和政治传统。领袖的出现和繁衍,其实遵循着不同的规则甚至造成了双重标准和双重现象:一方面,他本人是“坦荡无私”的自然之子,另方面他却需要用阴谋的人工方法,去训练、培养、制造出一批他的目标所需要的臣民,恰如牧人选择狗和羊的良种那样。如果天才领袖本人就是被训练和被培养出来的,那么请教一下:到底谁在肩负这至高无上的“教育使命”呢?“帝师”—“王者师”吗?笑话,那只是现代“智囊”一类的摆设或咨询机构,因为真正的帝师,除了上帝或是自然以外显然无人能够。那么“传统”是否可以充任“王者师”呢?我们不要忘记,“传统”与领袖的天性往往并不相宜,因此他往往是“传统”的反面因素。

 

从反面的角度看,党徒的作用往往类似传统,经常帮倒忙,具有反过来支配领袖的潜在危险。即使是强有力的主宰意志,也难免受到党徒的胁迫和影响,甚至成为宫廷阴谋的牺牲品。因此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结构中,不是党徒选择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学会选择党徒。选择党徒是一个领袖首先的考试,不能通过这一考试的人,往往被自己身边的伙伴出卖。为了避免未来的麻烦,领袖不仅需要色调一致的人们,尤其需要忠实可靠的人。如果一个领袖准备改变自己的战略目标甚至背弃初衷,他的第一着险棋就是毫不留情地“清党”〔类似于“清理阶级队伍”〕。否则,忠实的老党员就会向这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开战,迫使他走向失败的深渊。恺撒就是这么被理想主义者们干掉的,所以他的继子屋大维〔Octavian Augustus Caesar,前63─后14年〕就不再招募独立的人才,而只要效忠的奴才。在二十世纪的政治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也可以做类似的比较。显然,二十世纪的人民革命〔无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纳粹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还是回教原教旨主义的〕最终都以个人崇拜代替了党性原则,就是由上述“领袖选择党徒”的“逆向民主制”决定的。这个制度还用“苏维埃”、“人民代表制”来推广“政府选择人民”的做法,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真正民主”去和代议制争夺国际舆论的支持。

 

这种做法其实十分符合人性,古代英雄项羽说秦嬴政〔前259─前210年〕“彼可取而代也”,幼年的亚历山大就幻想成为阿基里斯一样的英雄。……这些美而虚幻、狂放而不着边际的思想一直激励他们不断冲向前去……然而有一天,历史突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们终于得以落实了早年的英雄迷梦……那样奇妙的历史并不遥远,它一再重演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无法以成败而论的是英雄,因为成败和英雄之间毫无因果关系。英雄是一种是与生俱来的气质,是无法通过人为的标准予以检验的 “天品”。

 

我曾经以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其言论有:“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苟富贵,无相忘”、“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三句话代表三种人格,让我的女儿来猜测三人的成败。结果小女竟然猜中刘邦胜而陈、项败。她在纽约读中学,对中国历史极为陌生。我问她何以知其然?她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是小人物争取权力的欲望,最多位极人臣,无法君临天下。〔验之“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苟富贵,无相忘”、“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等,确然。〕“彼可取而代也”有独裁帝王之志,可是却以对方〔秦始皇〕为参照系,以“取代”为目标,不免受到掣肘甚至封顶,无法超越对方。“大丈夫当如是也”虽然粗鄙贪婪,但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可以任意耍弄领袖权力。我不得不承认她的“Common sense”有理,也许两千年前,正是这种普通人的普遍感觉造就了刘邦的胜利?

 

一个开创者如果只对历史作狭隘的理解,即便是深刻而独到的理解,那么他的事业就只能享祚短暂,尽管可能是辉煌的和崇高的。他既然把历史简单化了,历史也就把他作为一个变数而非恒数来处理了,这种根本意义的“报应”大概是丝毫不爽的。例如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年〕作为极端的达尔文主义者片面强调了〔作为阶级斗争翻版的〕种族斗争的观念,于是所谓“消灭劣等民族”〔如同“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闹剧就此开场了。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劣等种族,而是纳粹自己;正如在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后来以共产党的形式更大规模地发展了起来,远远超过“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由此可见,实际支配权力的、具有深刻政治本能的领袖,如果他真的准备完成集团性的使命,他虎视眈眈注视的并非理论,而是宣传和欺骗。他所真正关心的不是文字和理想,而是权力与现实。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兵员奇缺的情况下,被人要求动员妇女出来工作,可是他说,“为了胜利而牺牲我们宝贵的理想,这个代价太高了。”从而拒绝了这个挽回颓势的建议,所以他只能失败,只能作为旧欧洲小邦贵族的最后一人,而不能作为新全球超级大国的最初一人,载入史册。

 

一种较能体现政治现实的理论,在一个充满危机并急需改革的时代,却号召牺牲或至少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试问这样“真实的理论”,能够博取多数人的支持与皈依吗?一个政治家面临的局面越是复杂与困难,他就越有必要依赖“宣传”,而非“理论”。明显可见,希特勒理论的必然结果就是使得多数国家对德国产生敌意,这样只能制造阻力而非克服阻力。相比之下,斯大林就比他狡诈,用“解放”的名义控制东欧和远东,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希特勒征服的胜利成果。实际上是希特勒缔造的权力真空造就了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这表明他一度离胜利多么接近。但希特勒不是那种富于特色的政治家──我指的是那些拯救危机、扭亏为盈、决定或影响未来数百年历史潮流的人。拿中国的例子相比,希特勒更接近项羽〔前233─前202年〕而不是刘邦〔前256─前195年〕,他的暴行和意气用事,他的贵族遗风甚至和美人一同自杀的情节,都与项羽惊人的相似……而更能迷惑人的刘邦就不同了,那往往需要独具慧眼的阴狠、独出心裁的随机应变,而临时改变战术目标和永远不改战略野心,才恰恰是“奉天承运”、“合乎历史需要”的同义语。这“借力使力”的无赖行为一方面来自他的性格与本能,另方面又得之于他的“缺乏理想”。缺乏理想的积极功能,就在于避免了束手束脚,被以往历史所限制。项羽式的理解狭隘,诚然能提供某种因狭隘而变得强大的力量,但并不足以塑造未来若干世纪的“人类生活的主流”。狭隘的方向性及其狭隘的理解,自趋枯竭,越走越窄,迫使理想主义的力量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消耗殆尽。所谓“人类生活的主流”一词,暗指“被排除这种生活之外或执意不加入这一生活者,就不再属于人类,而成为一些不足挂齿的侠客、鸡零狗碎的精神”。

 

 

**三,胜利的天才无中生有***

3. The victorious genius creates out of nothing

 

人的才能形形色色,我相信有一种才能是专门为了“胜利”而造就的,他能无中生有,开创文明。就像有的才能是专门为了“绘画”而造就的,有的才能是专门为了“击剑”而造就的。

 

个人是渺小的,“我”有什么值得狂傲的呢?胜利的天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善于捕捉某种高于他自己的力量,尽管作为一个人,他仍然是渺小甚至是需要怜悯的。正如英雄崇拜,其实是敬畏把他派生出来的那股“大能”,而陷入英雄崇拜本身,反倒是一种精神的迷误和病态的 “移情作用”了。

 

重要的不在于从自己的心灵再生,而是要了解那些永劫不复的实验材料。只有这样观照,胜利的天才方可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并非两难之事,只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步骤罢了。这个过程的景观,迄今尚未完整地投射到人们的视野中,所以,胜利的天才既需要信仰,也需要科学,来赢得并巩固自己的胜利。

 

胜利的天才不愿照常人那样去生活,他觉得那样实在无味,所以不能按那种条件生存下去。那么哪里是他的极限呢?这是一个永远的谜,一个无限的苦难,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就时时栖息其中,他是命运的工具,又是代言人。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命运:一个志向,抗战既定的世界;被众生摒弃,被尘土窒息,但最终克制了罪恶,用自己的牺牲征服了世界的苦难。他曾经遭遇的失败困厄,远较常人为多,因为他目标宏远,气吞万象。挫折常常造访他,他则恬淡处之,而生命的流逝,同样敲击他的钟,发出回声。对他来说,生活上的成功要比失败更有害,命运为他安排了种种逆境的飨宴,波折、不顺,像是长江的波浪层层袭来,但他总是得以在关键的瞬间,免于败北。大地上的一切都是他的负担,他的步履多么沉重,可是他不为自己的生活忧虑,他无暇分神,去为自己谋利。这样的天才和天赋,完全可从遗传学得到验证。“天”,不就是遗传?“才”,不就是“命运的赏赐”?

 

“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伪善的湖南人曾国藩曾经这样说过,但高明,仅仅是一种性格特征?由于性格,某人就给他人以高明之感?性格特征是偶然形成的,后天训练无关紧要,纯粹智商也关系不大。这也可以说明,天才和天赋不值得骄傲,也不应受到攻击,因为这对当事人来说,是不由自主且无法改变的。旷世天才所缺欠的是那种“隐藏的才能”,他因此泄露天机却不能自保,于是他牺牲了自己却造就了历史。胜利的天才是“天生的热情的怪物”。在冷酷的生活千锤百炼之后,他的热情收藏了,他的棱角内缩了,结果变得更有力量了。天才的热情是不会被生活的冷水浇灭的,他的棱角只会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内敛而不会锉平,因为热情与棱角,正是他的生命本身。他仿佛是一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触而不觉的电流,他的周遭经过通电,呈现革命的易化……

 

胜利的天才其身体总是有失平衡与健全的,肉体的不协调既带来了冲突,也逼他走上“精神升华”的绝路。当人们赞誉说“这也是一绝”时,曾否想到,“绝招”总是和绝境中的挣扎,密不可分的?但绝招又无一不是“救命的稻草”,“置之死地而不见得能生”。

 

一切英雄在“根本上即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彼此近似的,表现的不同只是源于环境的差异,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作用的差异,作用的差异又是源于需求的压力。有时,他们是息息相通的,例如在不同的时代;有时,他们厮杀于同一的时空。但那只是“形势”使之然也,而运用不同形势的,却是相似的心。愿他们在内心终于能达成彼此的谅解以便在外观上更加有声有色地互相反对──这是人类所能上演的最为精妙的剧目。为什么这样的剧目最为精妙?因为它逼真,因为做“超人”毕竟是危险的,因为其负面就不再是“常人”,而是“非人”。真正的超人最终是生物学意义的,而不是心理学意义的。心理学上所称的超人不过是“大人”,也就是权重位高者,世俗俚语中所谓的 “伟人”。而明智的《老子》也不免把伟人叫做“圣人”,但他的圣人一点都不神圣,不仅和圣经的“圣”无法相比,就是和孔孟的“圣”也无法相比。充斥其中的权谋如“治大国若烹小鲜”〔六十章〕等,倒也体现了哲学家帝王的风度;不像市民社会〔尤其像日本那样的岛国〕那样“烹小鲜若治大国”,充满了鞋匠政治家的造作。以鞋匠治国,鲜不败亡,正如诗人治国一样学非所长。诗人喜欢夸大其辞、幻化其性,如果不被逐出理想国,大家都会遭殃?手提一条小鱼,却有主宰世界的感觉,真可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胜利的天才与此相反,他宰割世界时就像切割一块生日蛋糕那样轻松愉快!又像捉弄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一样神情自若。真的,虽不神圣但却深沉的《老子》可能替未来世界的裁决者们提供了一些动人的观念、有用的想法,因为那也产自一个疲惫衰竭的世界如同当代。难怪当代世界《老子》走红,全球时代可能会真的捧出《老子》,使之重新成为世界经典。

 

“圣人不仁”〔五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七章〕、“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六十三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一些值得弘扬的阴谋伎俩,其秘诀在于伪装的保护色:“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一种示范和催眠的高级混合物。是啊,老子的圣人就是那摒弃了感情的人,他以意志支配情感,而不仅仅是消极的“控制感情”。他不自命为精神上的超人。他没有忧郁,没有不时泛滥的感情,无论什么情境把他的心逼入黑暗的深渊,他都不为所碍,宛如飞龙在天。胜利的天才开辟了新生活,制定了历史的阶段性目标。惟有新的生活才有幸福的要素,而天才的功能就是引导人群走向未来,他创造赏心悦目的事,避免世界陷入荒凉、生活变得刻板、人类显出猥琐的面目。

 

 

**四,少数人创造的历史***

4. History created by the few

 

少数人创造的历史却由多数人享用,这公平正义吗?是的。公平正义。正如太阳若不为九大行星提供免费的光照,就是不公平不正义,更不用说地球上的生命时刻汲取太阳能还要常常因此批判太阳。进一步说,少数人创造的东西,必须由多数人模仿〔或说“剽窃”〕,否则少数人就太自私了。在这种意义上,版权和专利权当然是不够文明的商业行为;因此窃取版权和专利不该被看作印制伪钞一样的犯罪行为,而应该看成促进思想交流的慈善之举。

 

无论如何,人类行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创造性的少数人和享用性的多数人之间展开的角逐,并在这角逐中开演历史人生的全部剧目。多数人的本能是求同,少数人的本能是求异──并在异中创造更新性质的同与更大规模的同。但那毕竟是主导者的同,而不是屈从者的同。

 

物以稀为贵,人呢?亦以稀为贵。正是少数派的存在,为人们的枯燥生活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典型”,或好或坏,或是成就或是失败,但作为典型,那却是无法缺少更难以省略的。少数人与多数人的永恒战斗──既是历史哲学的内在基础,又是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全球政治理论框架也要从这个地方搭建起来。这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区域历史如非洲、欧洲、西亚、南亚、东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历史,其文明实体的衰颓,还可以通过“蛮族入侵”来更新提振,但往后的全球历史将不再有“境外蛮族”的存在,因此,文明更新的动力无法再取自蛮族,而只能取自享用性的多数人:多数人将扮演未来世界的蛮族角色,多数人的统治就是文明毁灭的机制──类似于以往的“蛮族入侵”。而“民主政治”即将在后现代社会扮演蛮族入侵的角色。尽管在野蛮国家即前现代化的独裁国家,民主政治依然是一个回避不了的文明开化的基础课题。

 

生物学上强大的个人……是个人意义上的“优秀种族”,远远较之群落意义上的“优秀种族”,更为真实。因为“种族特征”与其说是一些诸如肌肤、骨骼、筋肉、智商之类的东西,不如说是一些更为微妙的气质,尤其是精神气质。这种气质所构成的种族特性,不仅使人得以透彻地领悟万事万物,而且使人更为勇敢地开创万事万物。

 

大自然的生存机制是颇为残忍的,天才人物为使自己的意愿物质化,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他用生命的流线型调和、温暖了冷酷的世界,并赋之以生命、化之以文明。他的生命在这一过程中消耗了,就好像母亲把自己的生命注入孩子,让他成长,自己却衰老了。他的生命之花也是如此绽开,意念像海市蜃楼般展示了,又凝缩成令人怅然的回忆。正是在这梦游路上,他创造了历史;尽管与原先的梦相比,这是一段颇为索然无味的历史……

 

请问什么事业是最有希望的事业?面对这个问题,不同的时代与社会、不同的人物与头脑,会有判若天壤的回答。例如在中国,最有希望的事业就是民族复兴;而从全球角度来看,最有希望的事业是政治整合而不是经济活动,至于宗教活动再度成为重要事业的时代,尚未来临,因此各地区宗教事业所吸收的优秀人物,远较政治事业为少。此外宗教的复兴还将是全球范围内的事,某一地区的宗教如果不能带动全球宗教的复兴,孤掌难鸣,并非真正的复兴。……

 

最有希望的事业在不同的时、位、所,不同的热点吸引少数人去为它而奋斗:少数人是有强力的、有道德的即有献身精神的人;在这尘世上,如果这样一个人或一些人决心献身某一事业,那么这事业肯定突飞猛进。优秀的人往往也是具有敏感度的人,他对未来具有直觉的洞察,抓住了历史的脉搏,这样的人以及他所投身的事业,最有希望。即使有时他所投身的那个事业失败了,但那类事业却还是会成功的,这样的人就是历史的先驱者,甚至比后来居上的幸运儿更形重要。

 

人作为动物而言,不免有其愚暗之处,如,以成败论英雄,结果使得评判标准很不可靠,唯物主义的阴影窒息了历史直觉的光辉……但亿万道充斥铜臭的眼光也不能抹杀英雄的存在。这样说来,“优秀人物”的概念决非得自多数人的评价,因为多数人本是被塑造的产物,随波逐流,并无独立价值可言,罕有固定的见解。民意如流水,根据“人民的评价”来作出结论,最终得不到任何确定的结果。优秀与否,哪有千秋公论?那些身不逢时而退隐于诗书之间的历史家与哲学家,他们寻觅同类的本能,将能揭开“少数人创造历史”这一定律。

 

请不要为少数人哀悼!他们命中注定像钻石一样让多数人予取予求,不是作为苦难的生灵,而是作为高贵的结晶而让更高的力量纵情驱策而不得安闲!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生活,因为他们不愿意过这样那样的“生活”──他们不要那种生活正如他们不要这种生活。他们不近人情……而漫漫的历史正是用一种慈悲的目光注视他们──感觉这一目光的存在,就是他们唯一的乐趣了,他们把这目光叫做“上帝的爱”。这不是幻觉,这是像阳光一样真实的“令人振奋的抚慰”。如果说,这是一种“致幻作用”,那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致幻剂的,对不对?那么好了,这种“幻觉”确实无与伦比地富于活力,因为历史就是靠这幻觉推动助跑的。反之,人类要是清醒而无丝毫幻觉,还会消耗如此精力去重复那终将付诸东流的事业?可见幻觉正是人生的本质动力,是一切生物成长的基础,尽管幻觉本身还需要某种诱因来激发并诱导。

 

 

**五,苦难是少数派战士的伴侣***

5. Suffering is the companion of minority fighters

 

面对茫茫的历史,临风而立的人们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说,亲爱的易道,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太阳、世界和新的自己。号称“君子”的社会中坚,并不能脱落感情的摆布,而使人的原罪得以救赎。“理性用事”在乱世中激动过多少人,给我们带来希望,因为和谐毕竟是灵魂的氧气,芸芸众生呼吸不到它,结果被即兴骚乱的物欲窒息了的生命原欲,终于慢慢枯萎、默默死去了。物欲是误导原欲的罪魁,它触发激情,形成万恶,例如爱国主义这一“大善”,对其他民族及“世界和平”就是一大凶恶。 经济爱国主义破坏了经济上的世界秩序,政治爱国主义破坏了国际政治的稳定,思想爱国主义形成理论的偏执狂。

 

惟有以全球为思考对象的预言家,听凭自己的体验,从宇宙的不舒适状态下流溢出来,他表达平定主权国家的思想,而不顾及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曲意投合当代思潮,能得最大的收获,但他不屑于这么做。相反的倒是聪颖的后人,处心积虑地推行精神“占领权”,以便把预言的力量据为己有。这是些实干家,如此获得了对预言的“认同”,实际上进行了修正、曲解、篡改。

 

可悲的是那缺乏自信的家伙,用暴力强迫别人称他“伟大的导师”,抽象概念为了迎合具体暴力,不得不削足适履。也许阿谀者们缺乏经验,也许阿谀者们的天赋过于干瘪,总之,这些违心者的教言漏洞百出,不能一以贯之。到头来,其可利用的价值反而沦丧,终被精明的新人所弃。

 

“自由思想即真诚地思想”──这应成为精神活动的座右铭。要敢于突破思想上的风俗、心理上的风俗、艺术上的风俗甚至道德上的风俗所设置的阿谀奉承。敢于真诚地面对自己、真诚地面对社会,这种“破坏”正是精神的康复。“听任人们议论纷纷”──少数创造历史的人需要这个本能,他对不愿敏感的事必须保持麻木不仁的态度,以保护自己的神经系统。他把有害的骚扰转成动力,再变成营养,没有这种禀赋,天才难以顶住世界的压力,他能应付自如,实因掌握了转化的技巧,不因超人的精力。

 

不平凡的命运就是可怕的命运?能承受它的人寥寥可数。许多人悲叹自己不是天才,其实,是他们自己从这天才面临的可怕命运下,临阵脱逃,且是逃回大众的营垒,他们既要掌声又想创造历史,怎么可能两全其“美”呢!

 

一意孤行的人们可望主宰生活,而患得患失的人却只能被生活所主宰。苦难是少数派战士的伴侣,它给战士以力量,并保持童贞与美德的续存,这是命运的礼品,也是战士的自寻苦难所夺得的掳物。他要保持内力,必须不停战斗,因此渴望更多的折磨与煎熬来挑战自我。战斗能克制苦难,若无苦难,战斗带来的快乐也就不存在了,战士因此追求困厄,为生活增添独立的感觉……

 

苦难和挣脱苦难,是新生活的原动力──为一次成功,他失败九十九次;为一种狂喜,他迎击了九十九次痛苦;他既不回避失败,也不逃离绞痛:因为这就是他的人生。

 

我知道,会有一代天骄起来──在我们的尸骨上建立起他耸动历史的印加式金字塔。我们的劳苦就成为他向上天献祭的一些条件。中国文人式的清高及其庄周式的隐居思想──都成为他所玩弄的一些缓冲术和解乏之方……请别误会,这决非含沙射影。我记得自己早年是如何倾心于“隐居”的。那时我才十八岁,在母亲病重的床边坐着,受到大哥的开导说,“隐居”是不合时宜的思想。

 

新一代的天骄,作为历史新潮的先声,在时代的鼓荡中悟到:不把自己视为“真理的化身”。他是明智的,他只是来完成应做的事,而不是确定万世之法;追求绝对的理想──只是主权国家时代的变态反应,是由于肢解历史与人性而产生的幼稚病,它会毒化切实可行的全球化目标,甚至使之退化变质。

 

 

**六,悲剧的主轴推动历史***

6. History driven by the power of tragedy

 

正如历史是由少数人推动的,很不幸──高级文化的建筑也须以人民生活为基础。这足以解释何以一切高级文化都必由“蜕化──堕落──毁灭”这样一条路走下坡去。因为人民生活的毒素迟早会侵入高级文化一度健康而生机勃勃的细胞,使它灰暗下去、虚脱失水、败坏而死。如此看来,一种高级文化的原始价值也就不得不取决于它能否将人民生活所散布的毒素,从自身中有效地排斥出去。

 

所谓原始价值,即指它的文化价值而非商业价值。那些能有效排斥人民生活毒素于门外的文化,就可以能不为人民的生活欲望所左右,而仅将人民生活作为原料和榨取的对象,这样走向自己的成功与辉煌。文化必须向生活的欲望宣战,以保证自己的生存;高级文化必须向人民生活宣战,否则迟早会趋于衰落、解体。一种高级文化的力量是大是小,全视它对动物性活动压迫和榨取到何等程度而定:高级文化是起源于宗教并以宗教为继续前进的背景。这一“宗教源泉”一旦干涸,持续的背景一旦破碎,高级文化即成水月镜花,不再能被真切地感觉、妥贴地理解。高级文化的悲剧在于,摆脱不了人民生活的纠缠与腐蚀,正如再伟大的心灵也摆脱不了生活欲望的牢笼、权力意志的驱使与。伟大的心灵也许能够突破生活欲望和权力意志;但生活欲望和权力意志终必归来,反攻倒算。悲夫!

 

能解脱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能突破一毫米,就是一毫米的“进步”。哀哉。“社会的需要”与民众的欲望,往往背道而驰?“天命”,就是“历史需要”和“社会福利”之间阴阳电极的奇妙闪击。这是天子凭借他的深邃命运揭示出来的秘诀:“社会福利”并非“人民嗜欲”的同义语,所谓“人民的利益”彼此之间其实是互相抵牾的,既然不是一体,当然难以协调。所谓“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呼声”这种全称判断,实际上也是同样的东西,是“宣传家和蛊惑者们的惊人虚构”,这种虚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人民怎么会为并不存在的“人民利益”去牺牲呢?思想怎能成为行动的指南?行动的指南不是思想而是欲望,不是原理而是冲动──前者是个人理智活动的结果,后者是集体情感活动的结果。至于道德,名为“集体意志的最高表现”,其实包含着少数人的意志对多数人的身体支配。

 

创造者的“正名”,决不是“纠正语言”,而是“端正名分”。也就是“使乱世中的变态事物回复到它的常态”。用现代的理解,则是如何改造理论,使之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实际。从而在新的平衡的意义上做到“名实不相悖”。名实相悖的危害性很大,引起混乱,导致社会生活的错谬状态。消灭名实相悖的方略有二:一是改变理论以适应现实,二是改造现实以适应理论。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协调。例如热闹比冷酷更可怕;琐屑无聊的群居比寂寞苦痛的孤独更有害于心灵;一团和气的背面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和更强的敌意。东方型社会一般较西方型社会有害创造的心灵,除非当百年不遇的革命良辰突然展现的时候,触目的火焰冲天而起……在革命中,消灭敌对的分庭抗礼的势力,比获得暂时的控制权,重要得多。不害怕自己的弱小,倒慎惧敌人的强大;自己的弱小可以长大,而敌人可能越来越大。削弱敌人是相对地加强了自己,而每一种强大本身就足以招致平衡的倾斜,强烈的敌视、巨大的反对,有助于保持更为持久的和平。成功地分裂敌对势力,想不坐收渔翁之利都难。“削弱强者”不应当成为一个权宜之计,而应当成为永久的处世方针。“以夷制夷”这句古训早已如此告诫我们了:羽毛未满前要极力隐蔽,一俟时机来临就无情出击!那时,让全球充斥“被解放的狂喜”──这就是好的全球融合者,所注射的“扩张润滑剂”!

 

高贵的融合者!你是“外向的”──充满扩张的热望、侵吞时空的欲念!勇敢地付诸实施,掠取艰难的胜利。你的“独断”是对“圣听”的表达,不是理解而是表达,不限在狭隘的政治领域,不拘泥决策和赌命的博奕,你的圣听在盛大的仪式中纳入寥廓的断语,建极文化洞天至贵的美德。实际上,历史上一切创造了特殊价值及其传统的人们,都有一付“圣听”的感官和一颗“独断”的心灵,特别的耳朵能听到特别的声波,特殊的眼睛能捕捉特殊的现象;更为奇特的“第六感”仿佛与天地交通,进出众神的世界……

 

“天地之民”和“千万年心同此理”的道路,提出他们独断的“根据”,事实上都是一种绝妙的自我暗示,和集体催眠,是掩藏政治本能的保护色和扰乱敌人视线的幌子。这是惠能、陆九渊和贝克莱等“主观唯心主义者”的战略……从分析的角度说,要创造就必先独断,力排众议的才谈得上“危木独支”,勇于承担巨大的风险,才配享有无人分享的金果……

 

 

**七,胜利者的书如何写就***

7. How is the book of the victor written

 

全球政府出现的时机,就是厌战已经成为全球公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那时,结束全球无政府状态和战争恐怖的人,将被视为解放者和胜利者。全球公民应该同情这样的胜利者而不是同情对立的失败者,同时,对胜利者的外在谄媚和屈从,应该转化为内在的敬仰和效忠。新的中国人也就是全球公民也将学会不是利用胜利者,而是与胜利者同心同德,不仅要遵循“追随强者”这一生命道德,且要在这一道德的基础上形成坚忍不拔的种族本能──新的本能后面,一个青年中国正在历史舞台的幕旁跃跃欲试……他们一反司马迁以后的陋习,而恢复了孔子之前的道德,当权的桀纣不应受到赞美,而在野的商汤文武却应该受到赞扬。对于失败了人与事,不该给予艺术的同情甚至寄托滥情的牵强附会,而应给予生命批判并寄托道德褒贬,以形成新的习惯法。

 

培养这样尊敬胜利而不是尊敬权势的良好习惯,显然需要时日,胜利的开拓需要时间的浇灌,胜利的巩固需要空间的浸润。胜利给时间灌注了超常的意义,如果胜利无望,时间岂非一个苍白的幻影?时间因此只是胜者的俘虏?尽管人世的残酷真理告诉我们:权势高于一切,既创造了哲学及其观念,也改变了时间及其偶像。但是权势之上的胜利却道破了真相:胜利的果子从来不是甜美的,顶多只是酸甜酸甜的,也许还带了点辛辣的味道。──而且胜利会变质,即使它曾经令人肃然起敬。胜利,从来不会是“全盘的”或“彻底的”,即使“全球胜利”也罢。“全盘”“彻底”这类煽动意味十足的形容词,重在激发有用的热情,而非描述实况。胜利其实意味着妥协,意味着某种程度或某种形式的“和光同尘”,对理想家来说,这诚然包含了苦涩和幻灭,但若拒绝妥协的胜利而要坚贞的失败,奉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方针,也就实际上拒绝了胜利。理想家成为不负责任的代词!他们竟把个人的爱好强加在全球命运的头上?他们竟把文学的趣味与天命的热忱混同起来?胜利者不是这等偏执狂,他不愿独抱原则默默死去,让伤感的后人来凭吊他的废墟:他的生命不在后人的眼泪中,他的生命灌注在历史事变的微妙处,他因此不能放松对于潮流的把握。



 

为什么历史偏袒胜利者?仅仅因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并不全然。因为在历史的偏袒中,还深深埋藏着被征服者们对胜利者的深深敬畏,如此一来,即使失败者们撰写的历史也不再真实。“圣之时者”的地位,预示胜利的果子常常暗藏衰败的种子!只等松动的时刻刚一冒头,它就无情地发芽滋生了。尽管人民同情失败者,借以发泄他们对胜利者的忌妒和不满,但毕竟,人民的潜意识还是认定胜利者“到底是正义的化身”。所谓“英明的判断”,那是事后的评价;所谓“对情况的把握”、“知根知底”,也并非万灵的符咒,它们的意思仅仅在于“只需要少冒一些风险”。但决策就意味着冒险,决策中暗含的冒险性只有程度上的大小。未来的世界,需要一群虔诚的人,不怕冒险甚至乐于冒险:他们可以埋葬主义,同时抛弃玩世不恭,撕去生活的帷幕,面对浩荡云海、吹起天籁、进军宇宙……他们知道胜利没有保证,而胜利成果也无从保鲜,因为历史不仅没有目的,也没有终止,像一个没有规则的硕大棋局,摇曳动荡,永无定案的一天。

 

“在伟大的胜利之后,敌人将进入我们内部来与我们战斗,并从内部来腐蚀我们。”──这既不是一个内战的信号,也不是一个可笑的误解。实际情况并不在于敌人的混入,而在于自我的分化。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敌我关系?敌人就是历史力量的一种分化形式〔我们自己是另一种〕,敌我关系是历史力量之间的一种抗衡。也就是说,敌我关系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质却在历史力量的分化会演。所谓胜利是指“敌我双方中的一方之消灭或失势”,在此种事变之后,历史力量不会停顿,而是以其它形式继续演出,行动场所转移了,新的敌我关系已转移到“我们内部”。

 

在苏联势力咄咄逼人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曾经绝望地思考:“也许这就是新的罗马帝国?中国已经被它灭亡,几百年都没有出头的日子。”但后来转念一想:“不要紧,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进入罗马帝国内部和它战斗,直到它终于垮台。”事实上,日耳曼人就是这么干的。而一千年以来的中国,也正是凭借相似的信念,先后从佛教的影响和蒙古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终于赢得了新的春节。只是头脑清楚的人都知道,这个“敌”已不再是过去的“敌”,这时的“我”亦非过去之“我”──作为各自的存在,他们已是风马牛而不相及,但作为历史力量的表现形式来说,不妨视为一脉相承。

 

超出现行国际关系而着眼于未来全球格局,只有某种“世界性的民族文化”才有希望整合全球并统治世界,类似古代的希腊文化或是中国文化。换言之,若无民族性作为全球性的内在支撑,这世界性文化就无法贡献自己于全球历史。但如果它的“民族性”彻底压倒了它的“世界性”,从而沦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话,那岂不会引起其他民族的世界性抵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神奇的声音仿佛在说:“世界群雄并起,先得我书者胜。”〔19828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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