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欧洲殖民体系的终结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十四章 欧洲殖民体系的终结

Chapter Fourteen End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一，苏联解体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崩溃

1. The Soviet dissolution was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rn front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二，东方阵营的瓦解并非西方阵营的收获

2. The disarray of the East was not necessarily a gain for the West

 

三，残存的东方阵营如何看待这一变局？

3. How does the surviving eastern block perceive this historical change

 

四，唯一的地球不能再忍受破坏性的分割

4. Planet earth can no longer endure destructive divisions

 

五，全球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 

5. The key for globalization is how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六，各种政治制度对全球政府的资源价值

6. The Resource value of various political systems to global government

 

 

所谓“政治革命”，并非“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导致，而是社会集团从属关系的演变所招来。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是社会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的大宗，例如城邦制度、王国制度、帝国制度；地方自治、联邦制度、中央集权等等，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演变所致。例如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动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本国向外国让利，结果形成政治制度依旧而经济制度混乱的奇特景观。十九世纪的“世界主义”鼓吹，超越民族国家─帝国主义时代；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政府却是要脚踏实地消灭所有的主权国家。尽管这一消灭行动不可避免地要由某个超级强权来执行，但是过后，它自身也将被无情消灭，正如秦帝国与罗马共和国曾经遭遇的那样。

 

 

**一，苏联解体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崩溃***

1. The Soviet dissolution was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rn front of European colonialism

 

1989年在中国“六四事件”的直接冲击下，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苏联集团开始初步瓦解。两年以后苏联本身宣告解体，虽然俄罗斯联邦残存下来，因此欧洲殖民主义的东线崩溃并未彻底完成、各个民族还没有从俄罗斯人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但这一解体事件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冷战结束”，因为冷战本身不过是欧洲殖民体系内部东西两翼〔美苏〕之间的内战，是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延续；而苏联的瓦解虽然是“西方”〔即欧洲殖民体系的西部阵营〕的胜利，却不是欧洲殖民体系整体意义的胜利，而是其整体意义的失败。如此看来，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作为欧洲殖民体系东西两翼之间的争霸，实在是欧洲文明彼此削弱的自杀行为！当然，从平衡而健康的全球化的角度看，这是必要的。苏联解体以后一年，1992年，日裔美国教授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一书，尽管运用了许多意识形态语言，但在我们看来，“历史的终结”其实只是“欧洲殖民殖民体系历史的终结”，是欧洲文明的没落给哥伦布时代画上的一个句号。

 

早在1980年代早期，在中国大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双方既是朋友，又是论争的对手。争论的中心是围绕着斯宾格勒所撰《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出版〕，因为作者在书中提出，布尔什维主义违背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所以不可能持久。作者甚至预言，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政权，其寿命不会超出二十世纪。1980年代，当时苏联集团势力强大，咄咄逼人，派出古巴侵入非洲，驰援世界革命；派出大军侵入阿富汗，还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因此斯宾格勒的这一预言看来十分遥远，丝毫不切实际。但是我们之后争论不多几年的历史却超乎一切活人的想法，而让久已谢世的历史学家窃喜：苏联奇迹般地瓦解了！当然，世纪初的这位德国历史学家完全没有意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终结，实际上还是欧洲殖民体系在全球范围的“历史的终结”，而不仅仅是“西方的没落”。当然他更无法预见到，国际布尔什维主义覆灭的前后还有国际法西斯主义和国际回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覆灭。

 

二十世纪“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欧洲分裂自杀，斯宾格勒等人的反省，《西方的没落》出现……

 

2，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非欧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欧洲海外殖民帝国逐步萎缩。

 

3，1975年葡萄牙革命，最后一个海外殖民帝国宣告瓦解。1979年伊朗革命，近百年来，第一次成功的以非西方来源的革命思想为指导的社会政治及文化革命成功，表明欧洲文化对非欧人民的控制已经衰退。

 

4，阿富汗战争和苏联解体。

 

欧洲没落已甚，竟然由两个典型的边区文化─苏联和美国，分头做了代表！就像古典希腊世界，让马其顿和罗马做了代表。或像古典中国，由楚国和秦国做了代表，秦楚相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然而楚国也不是中原的正宗，可见中原文明在战国末期的可怜处境！一如二十世纪末叶的欧洲。非欧民族的灵魂，就此仿佛从几百年来的迷梦中获得了苏醒，意图开始自己的独立意识，把海盗商人的舶来品驱逐出去。如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发生动摇，难免会像以前选择苏联模式而遭到飞来横祸一样，再度进行错误的模仿，从而再度陷入某种虚假的理想主义的困扰，甚至，那将以另一形式付出同等的甚至更大的代价。

 

欧洲文明就其顶点即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殖民时代而言，诚然是衰落了，这表现为，欧洲政治军事势力已从非欧各国撤退或遭到驱逐；但另方面，欧洲文化还控制着各国的社会生活，甚至还有其生气勃勃之处，它还在不断的挣扎和自我调整中，似乎还有生长的活力。正因为这样，欧洲文化对非欧国家还有相当的吸引力。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欧洲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日益深刻地嵌入非欧各国人民的命运。政治军事的硬性控制力虽然被文化风俗的软性控制力取代了，但是软的控制更为深刻。结果欧洲的衰落及其对非欧世界的软性渗透，就迎来了一个新时代：文明交融的全球化时期。如曾经风行一时的“环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就是主张东亚和美西，在浩翰的太平洋进行历史性的汇合。

 

然而“环太平洋共同体”即亚洲东部与美洲西部的交流、趋同甚至汇合，却注定无法一帆风顺。这不仅由于太平洋的阻隔，而且因为主权国家的对峙，偏偏这两个主权国家还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从长远看，中国最终无法接受美国化，正如中国以前接受不了苏联化。尽管中国的执政集团在五十年代曾经自觉沦为苏联的卫星国，但内在条件的差异，迫使它不得不离开苏联的道路。现在，这同样一个执政集团即使甘愿钻入美国模式，又能维持多久呢？

 

 

**二，东方阵营的瓦解并非西方阵营的收获***

2. The disarray of the East was not necessarily a gain for the West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2008年5月22日指出：美国正滑向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就战略要求的每个方面而言都在逐渐退步，经济和教育体系的衰退日益加大了其与中俄等大国的竞争难度。他认为美国正面临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由于1850年代未能酝酿并实施必要的改革，美国在1860年代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血腥和艰苦的战争。

 

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各国独裁势力纷纷抬头。有理由认为美国即将陷入的危机与当时的形势非常相似。例如在对1930年代末期的亚洲历史展开研究时，最惊人的发现就是英国自欺欺人的程度。保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计划愚蠢且行不通。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威胁不断增大，所以英国根本无法为保护本国在亚洲的利益提供资源。英国的国防机构和政治领袖发现，他们根本无法应对日本不断增大的挑战，既不能大刀阔斧地调整战略，又无法大幅增加资源。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在开战后数周里，英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遭遇了一系列惨败。由于未能正视安全威胁和应对这些威胁所需的现实资源，大英帝国蒙受了漫长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战略耻辱。

 

如今，美国正滑向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其严重程度堪与1941年的英国相比。战略要求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力量。战略要求必须包括才智、经济实力、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怎样的威胁，以及如何消除这些威胁、以成就和专业化而非程序和官僚作风为特色的制度体系。就上述每个方面而言，美国都在逐渐退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即将实施重大改革。

 

大国的战略规划应把目光投向今后的十五至二十五年。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战略威胁来自：

 

1、中国的经济、科学和军事力量体系不断崛起。中国的科学水平和行政效率有所提高，经济规模扩大，能投入更多资源打造国家管理机构。

 

2、俄罗斯东山再起，利用能源财富重振军力。俄罗斯向所有有意削弱美国实力的国家和活动提供先进武器，迫不及待地抓住一切机会组建对抗美国力量的联盟。

 

3、敌对的回教派别不遗余力想击败西方。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狂热势力在政治和军事恐怖主义能力方面获得大力推动。前者主要由伊朗资助并领导；后者主要是沙特人，在本国获得资金，但越来越多地与伊朗人“勾结”在一起。

 

4、越来越多的“无赖国家”急于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毁灭性和破坏性武器，用以抵抗民主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邻国。

 

5、新近形成的受到国际官僚精英支持的伪合法体系。该体系削弱民主国家，保护邪恶势力，占用正派国家的资源，却屡屡表现得极为无能和不诚实。

 

上述五种威胁同时发展，有时相互助长。美国的任何重大战略都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五种威胁，必须把挫败所有这五种威胁作为出发点。

 

如此一来，美国要么削减战略目标，甘愿在世界舞台上接受不断下降的位置，要么从根本上改革，别无他法。而如果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疑不定，反而会陷入灾难。

 

教育是维系美国战略力量的关键，但美国的学校极其糟糕。“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儿童采取美国目前的做法，美国会认为这是一种战争行为。”因为哈特-拉德曼委员会警告说，美国在数学和科学教育领域的失败和在科学领域的投资不力，会导致比任何可以想见的常规战争更严重的威胁。除非正视这场悄无声息的危机，否则美国十有八九会走下坡路。从战略角度讲，教育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国家安全问题。

 

如果诉讼、管理、税务、行政和医疗费用都令人无法承担，由此形成的体系就无法维系经济实力。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表明，西方维持了两百年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美国经济和教育体系的衰退日益加大了它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的难度。由于美国的人力和物力有限，但是消费欲望却受到政府的恶劣刺激，所以只能预支未来的资源以维持眼下的局面。美国于是不得不寄希望于自己的所有竞争对手都胆怯、谨慎、刻板，从历史经验看，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期待，而且注定失败。

 

尤其考虑到，有些人已经指出，美国学生的数学和科学能力的日益衰退，不完全是由于美国的教育体系，而更多是由于黑人和拉美混血种人的人口在美国人口总数中比例不断上升造成的。结果，黑人和拉美混血种人的人口智商太低，把美国学生的整个水平拖拉下来。如果单纯计算白人学生，其成绩不会低于欧洲的平均值，如果单纯计算东亚学生，其成绩不会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同样，如果单纯计算黑人学生和拉美后裔学生，其成绩也不会高于非洲和拉美的学生。而美国的教育制度还要特别优惠和照顾那些黑人和拉美混血种人的学生，让他们凭借较低的分数就可以进入学校就读和毕业，这样只会越来越拉低整个教育系统的水平。然而，这就是美国的现实，很难改变，无从改革，因为政客们需要黑人和拉美混血种人的选票。金里奇曾在共和党全国妇联讲话时，抨击双语教育和用多种文字印制选票的做法，说移民来到美国就应该学美国的通用语，即英语，而不是贫民窟的语言。不过他并不明白，美国的许多问题例如最为严重的黑人问题，并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种族问题造成的。

 

有研究认为，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的私生子，希特勒祖母是这个犹太人的女仆，犹太人利用了主仆关系种下了祸根，使受到日耳曼主义影响的希特勒恼羞成怒，为铲除自己身上的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而发誓不要孩子，后来，意犹未尽的独裁者进而着手执行灭犹计划。作为一个老派的欧洲人，希特勒说“美国是半黑人化半犹太化的”，因为他认为美国文化似乎应该百分之百地属于欧洲。这种省略所有非欧成份的做法，在一个非欧人士比如一个中国人看来，就未免过于偏颇了。实际上，殖民时代以前美国本是黄种人的领土，殖民时代以后的美国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边区文化”，它不仅是半黑人化和半犹太化的，还是相当印第安化的，如西部的牛仔文化就是印第安人的影响所招来。当然，美国的主流是欧洲化的──包括日耳曼系和拉丁系的，甚至还有斯拉夫、凯尔特的。现今，美国正在陷入日益深刻的拉丁美洲化，尤其在其南部和西部。拉丁美洲人，和印度人具有相似性，即，混合了黄种人、高加索人、黑人的多重血统，看来当初欧洲殖民者把美洲误认为“印度”和“西印度”，不仅是错误，而且是一语成谶！

 

“边区文化”的特性，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恰恰是这种加利福尼亚式的和德克萨斯式的粗鄙的东西〔如好莱坞的淫乱和牛仔的粗野〕，却是当今世界上最时髦最走俏的玩艺儿。盖今日之世界，种族大杂交、文化大混乱之世界也。今日之世界，几乎不再存有一块种族与文化之“净土”即纯粹之地，到处是不纯的种族与文化的纷乱横陈。“不伦不类”几乎成了全球时代的“本质”：全球任何一块地土，都不同程度地变成了种族和文化混杂的“边区”。而作为其典型，其得风气之先的阿美利加，当然也就成了得天独厚也的导师、统帅、领袖、舵手。难道美国的今日，真的就是世界的未来？

 

世界的未来，可能会基于美国的现在，但又不得不反对美国的现在。世界的未来，由今日视之，那也许将是一个庞大的“之”字：使美国文化诞生茁长并成为世界文化的人们，当然是一些创造者，但是跟在他们后面爬行，拾其唾余，并不是可行的道路。新的创造者，总是反抗以前的主流，美国文化现在既然是主流，它在未来就逃避不了反击。只有反抗美国文化，才能在它庞杂的边区文化的基地上，合成新一轮全球文化。

 

 

**三，残存的东方阵营如何看待这一变局？***

3. How does the surviving Eastern Camp perceive this historical change·

 

毋庸质疑，在外交政策上，中国早在六十年代就脱离了苏联“东方阵营”的卫星国体系，在经济体制上八十年代也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分道扬镳，但也同样无法质疑，在政治制度尤其在意识形态和权力来源上，中国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还奇怪地保持着苏联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用武力加诸中国的那种基本构架。中国没有随着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欧洲殖民主义东方阵线的瓦解而脱胎换骨，因此我们可以称现在的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残存的东方阵营”，尤其因为越南、老挝、柬埔寨、北朝鲜等“人民共和国”也同样如此，可见它们的存在已经不是单一国家现象，足以构成某种全球现象，构成“残存的东方阵营”。那么，这个残存的东方阵营又如何看待自身的处境呢？试以中国为例。

 

2002年5月，上海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给二十一世纪的中美战略关系重新定位》提到，令人不安的2001年中美“4·1撞机事件”、美国布什政府的强硬姿态、二十一世纪中美关系的浓厚阴影。这一方面说明了作者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另方面他们也知道冷战结束致使经济全球化浪潮迭起，推动了国家间的经济依赖，加强了各国政治、安全、文化的互动。所以作者认定，中美关系的变化就是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缩影。例如冷战末期十年间为了对付苏联而建立的“中美安全战略合作关系”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战略竞争关系”。在全球化推动下，国家实力的消长改变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低外部威胁的环境了”，中美两国互不信任感和敌意增强，反恐合作不能支配整个中美关系。“在亚太地区，新的地缘政治关系已初见轮廓，大陆国家日益面临来自海洋国家的压力和挑战，从而使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陆地国家越来越相互靠近，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却加强了军事合作。”“中美之间的危机是国家实力变化和战略利益冲突的结果。客观上，在维持或打破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现状问题之间，中国不得不选择后者。”“美国人对‘中国威胁’的认识正在由模糊走向清晰。”至于“台湾问题”，该文认为这一方面拖延了中国统一的时间，另方面却有利于中国发展实力。该文还认为，只要两国经贸关系不出现转折性倒退，中美关系就不会全面恶化。而两国领导人所要做的，是防止军事安全问题成为经贸斗争的借口，同时防止经贸关系成为军事安全斗争的筹码，如此达到“中美关系仍将维持‘斗而不破’局面”。但是旁观者不禁会想到：既然中国方面已经预定了“斗而不破”的底线，那么美国方面当然会步步为营，“直到全胜”；所谓“斗而不破”不就成了一种“且战且退”？

 

 

**四，唯一的地球不能再忍受分割的苦难***

4. Planet earth can no longer endure the misery of divisions

 

有的作者在伊拉克战争中看到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双双毁于战乱的消息时，感到震惊。〔文扬：《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将是灾难》 〕他发现在生物多样性的世界里，人类正在以每天灭绝七十五个物种的速度，使这个参差多态的世界变成一个奇丑无比的“人造猴园”，人类不得不悲哀地告别“曾经非常美好的多文明时代”。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文明专制”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全球化不可能是民主的全球化。例如，中国可被认为是全球化最早的“试验场”，秦灭六国，就是当时东亚世界的全球化。此后的中国，两千多年来都可说是“后全球化时代”，直到被近代以来更大的全球化浪潮所颠覆。中国的过去就是世界的未来，“秦政”固化了中国社会，也开始持续千年的“文明清洗”进程。今天中国的文明、文化、种族、精神诸多方面的劣势，都是“全球化”的结果。……而对文化变异消灭得最彻底的一次“全球化”努力，就是中国自1957年至1977年这毁灭性的二十年，时至今日，每个经历过这二十年的中国人身上，无一例外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就像霍桑的小说里那个烙着A字的女人一样。

 

全球化确实意味着大一统，意味着多样性的消失，这当然不好，但却是无可奈何的事，就像童年虽然美好，但终将过去。如果一个中年妇女还像少女一样活蹦乱跳，难免被人误认为从事特殊行业的。多样化文明种属的消失、多样化文化传统的消失、多样化本地习俗的消失、多样化人格演化的消失，诚然不好，但总比不断战争、四处恐怖爆炸好。至于说到毛泽东，他的全球化显然不同于秦始皇，因为他是被动的接受斯大林主义的全球化，做共产主义新人；秦始皇则是主动推行自己的全球化，实现六合一统。我们现在的选择其实不是“要不要全球化”，而是“要自己的全球化还是要别人的全球化”。

 

工业文明的发展本身，向日益困厄其后果的人类提出了日益尖锐的挑战。对这一挑战的应答是：“人人皆兄弟”这一理想，已不再仅仅建立在“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这一宗教基础上了；而是立足于刻不容缓的政治基础──人人必须是兄弟，否则就只能在这个日益拥挤的世界上同归于尽。实际上，对人类进行两分法即“朋友与敌人”的切割，已经大大恶化了上述政治基础，并且瓦解了前述的宗教基础，进而破坏了全球的生态基础。结果，人人的生存在事实上都成了问题，这提醒我们：唯一的地球已经不能忍受破坏性的分割。

 

相比急速恶化的全球环境，现代的独裁制度只是小巫见大巫，古代的专制暴政也只是人性的暴虐而不是物性的毁灭；而甚至现代的独裁制度和古代的专制暴政也可以理解为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的结果。最令人难耐的，是专制独裁加上环境恶化，结果造成的“政治挂帅”禁止人的一切活力。廉洁的专制暴政和有效率的独裁制度，尽管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但却并不排斥优秀的精力注入，这样它才能维持自己的运转和发展，甚至可以吸收革新的精神与能动的力量，不断“完善”自己。而奄奄待毙的老人专政则恐惧并因恐惧而拒绝新的精力注入。所以“专政”一词，在中国古书里基本上就是老人政治的代号。而惟有摧毁老人政治，整合全球这样的革新事业方能成就。

 

《周易》说“否极泰来”，意思是事情坏到极点就会转化到好的方向。 “道”与“人心”也是如此，奋兴一代新的文明，必先有数百年苦难之浸润。于是全球政府的建立者，方能化干戈为玉帛。诚哉斯言，这一代人的价值，在来者身上体现：历史的垃圾造就了黄金时代，前人的渣滓成为后人的肥料。──这可以从文化本体论获得逻辑的论证。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全球政府的建立者将引以自豪，你们的背后，有沉静的欧洲和它精湛的技术，在你们的前面，有动荡的天下和它神秘的智慧；奔腾不已自强不息的太平洋，站在一个历史的和地理的交接点上，它将容纳一种没有先例的文明，它不受祖宗成法的约束，也不弃绝奇技淫巧的支持；它是欧洲文化的朋友，也是非欧文化的见证，不拘一格广采博纳，唯有太平洋具有这样的气度。全球政府的创立者们知道，全球化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建立全球政府。全球政府不仅需要克服主权国家的反抗，而且需要妥善处理全球中枢〔相当于古代的王畿〕与地方国家〔相当于古代的方国〕的关系──而克服垂死的主权国家容易，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困难，例如秦汉与罗马的中枢克服主权国家不过花费一百多年，但是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却始终吃力，并最终力有不逮，导致社会衰落、蛮族入侵。因此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政府，需要认真思考政治制度问题。

 

 

**五，全球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

5. The key for globalization is how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政治制度是人们改善社会环境的一种努力，广义的政治制度指“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与行政制度；而在缺乏司法独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则是狭义的，与“行政制度”含义相同。

 

一般来说，政治制度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处理中枢与地方的关系。中枢与地方的关系有两种。

 

1，广义地说，任何政治变乱都是由于中枢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遭到破坏，而任何政治制度的形成都是由于它能有效地解决地方控制问题。其实，这就是如何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统治权即“纳贡关系”〔现代术语叫做“缴税”〕的问题。

 

2，狭义地说，具体的政治制度的沿革与设计，大多也是基于此种“运用统治权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政治动员”方面的需要，并且依据这一需要来划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范围。中枢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当，政治稳定而富有效率，国家就昌盛社会就繁荣；反之，就会引起摩擦冲突，加剧各种矛盾，造成社会分裂，内乱革命甚至外敌入侵不断发生。

 

平心而论，就连西欧的近代民主革命，也是基于改造中央与地方的纳贡关系的制度。法国人和美国人都是由于税收问题而走上夺取统治权的革命道路的。古代贵族代表的其实是地方势力，王权的扩张导致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凋敝，结果造成纳贡要征得纳贡人同意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的主要部分，其发动的革命与其说是针对第一和第二等“封建等级”的，还不如说是针对王权的，真正反对封建制度的是国王的中央政权，而与其说第三等级在反对封建制度，不如说第三等级是在为封建制度复仇，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所打倒的，正是那个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国王政权。

 

法国革命后，貌似仍是中央集权制度，其实，地方自治权力加强了，因为地方有了自己的代表可以直接干预国家政治，就像美国革命〔独立〕以后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也是地方势力上升的表现，虽然在某些时刻好像是中央如巴黎在主宰一切。当然美国的联邦政体不同于法国的中央集权，地方扩权的情况比法国更为典型，例如美国革命后对黑人的奴役强化了，对印第安人的灭绝强化了，对墨西哥的领土掠夺强化了，法国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和俄国殖民地〔阿拉斯加〕被收购了，获得自治权利的殖民者，显然要比中央控制的宗主国，更为饥饿。

 

正如一切革命最终都是强化了国家权力而不是削弱了国家权力，所以在革命成功之后往往出现对外扩张。美国继承了英国的联邦制度和地方自治，由于缺乏贵族传统但却充满文明边区的天生贫瘠性，美国不得不给予地方的草根居民以更大的自治权，结果造成美国类似“离家出走”的顽童性格，也造成西部开发中的野蛮行为和印第安人的广泛灭绝。为恢复秩序，自由的美国也不得不诉诸强制性的战争，南北战争和独立战争的借口完全相反：前者是“维持国家统一”，后者是破坏与祖国〔英国〕的国家统一。南北战争以后，联邦和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而这正是变相的英国国会与王权的借尸还魂。

 

凡是地方自治越强的国家，就越被人称为“民主的”。当然，地方自治的概念与国家分裂或地方割据的内涵并不相同。一方面，自治仅是本地区自理某些事务，同时把国家利益置于地区利益之上，因为没有国家保护也就没有地方的自治与繁荣。另方面，自治是全民参与的，而分裂和割据可以只是由某些地方寡头主导的。例如中华民国其实是一个地方分裂和党派割据的典型病例，而不是地方自治和党派政治方面的典范。

 

我发现，所谓“政治革命”，并非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那样，是“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导致，而是社会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的演变所致。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是社会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的大宗，例如城邦制度、王国制度、帝国制度；地方自治、联邦制度、中央集权等等，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演变所致。而在一种自身并无本质变化的政治制度〔比方君主制、僭主制、民主制〕的内部发展中，同样能够看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之演变，以及谐调这一关系成了政治制度运作的基点。例如，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推动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本国向外国让利，结果形成政治制度依旧专制独裁而经济制度变得自由混乱的奇特景观。

 

 

**六，各种政治制度对全球政府的资源价值***

6.The Resource value of various political systems to global government

 

不同的主权国家常常依据各自的民族传统，形成政治制度。但在全球化的过程下，随着主权国家的消灭，这些制度必定归一。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各国在全球化中归于什么样的一？全球政府可以从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吸收什么样的资源？

 

从短期看，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制度具有秋风扫落叶一般的影响，决定当代世界社会政治进程的演化。从长期看，历史精神会引导我们走向其它侧面，考究一下，究竟在不同民族的制度资源中，有什么是可供未来的全球政府进行具体的资政选择的？

 

世事都是这样，任何主要因素都需要辅助因素的支持，结果辅助因素常常替代主要因素而取得了支配地位。看不见的手常常像是牵引木偶的线，于神秘的未知中导引千古的兴衰。这些线索里最终的线头都是指向“政治制度”，因为政治制度乃是重要的“社会度量衡”，是文明兴衰的杠杆。而不仅仅像是“激起革命”、“导致颠覆”、“夺取综治权”、“重新鱼肉人民”那么简单的算术。关于“隐秘的牵线者到底是谁”，也许颇多争论，但“牵线者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杠杆来主持兴衰的”，殆无疑义，所以经过多时的搜寻，我们最终还是需要回到“政治制度”。当代世界的政治制度可谓纷纭繁复，几乎没有两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完全相同。例如，前苏联缔造的各个“人民共和国”作为缺乏充分主权的附庸国，具有表面的一致性、相似形，但这种一致与相似也依然掩盖不住其各自的历史和现实差异所带来的区别，所以在1989年到1991年苏维埃帝国解体前后，这种差异就充分体现了出来。

 

尽管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差异极大，却有一个抹煞不掉的共同特色：它们都受到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代议制的影响，不论真代议制即资产阶级民主，还是伪代议制即无产阶级民主，都是如此。正是因为代议制的概念如此深入人心，现代社会的任何政治制度类型，即使僭主制都不得不应对它、正视它、吸收它以致篡改它，结果形成伪代议制的“自由即奴役，民主即独裁”的怪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任何政治制度和政治势力，都好像必须对代议制明确表态，就像古代人必须对国王宣誓效忠一样。不但用言论而且用行动，结果连最缺乏人权的国家也不得不紧握人权的护符，想逃避“人权高于主权”的全球政治的无情打击。因此，代议程序的存在与否，也就成为政治制度进行分类的一个标准。

 

根据这个标准，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约可分为三类：

 

1、真代议制国家，即所谓“民主国家”，包括英语国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有印度、南美、菲律宾等腐败国家。

 

2、假代议制国家，即前苏联属下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成员，还有一些没有接受共产党的管制，但也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假代议制国家，如缅甸、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等。这些国家的特点在于其执政党的性质，不是法律之下的政治竞选机构，而是法律之上的社会管制机构。

 

3、无代议制国家，即那些实行了直接的军事独裁〔“军管”〕的国家。这类国家与假代议制国家经常互相演变。例如中国，文革期间和六四期间因为实行了直接的军事独裁而成为“无代议制国家”，但在其它时候体现为“假代议制国家”。巴基斯坦在这一点上很像中国。再如南美洲经常也是如此，不过南美洲有时会摇摆到“真代议制国家”，就像泰国那样。南朝鲜、台湾、新加坡、菲律宾等，也和南美洲相似。

 

表面看来，真代议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区别甚大。有英国荷兰日本等君主制；有美国的总统制；有法、意、德等诸国的总理内阁制。尽管代议制在其社会及政治方面的作用并无二致。这表明，真代议制比假代议制及无代议制的历史更为悠久，所以它经历过充分的内在发展与分化过程，使任何社会差异都有机会反映到政治制度上去。

 

假代议制和无代议制国家之所以出现，纯系为了应付真代议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压力、心理宣传压力而出现的。比如，假代议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917年俄国、1922年意大利、1933年德国等〕；而无代议制的军事独裁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除了西班牙佛朗哥的军事独裁是作为二次大战的预演而出现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内战的结果，就是无代议制的军事独裁，战胜了假代议制的人民联盟。看来如果不考虑西方的制裁和真代议制国家的压力，无代议制的军事独裁显然要比假代议制的人大会议，更有效率。所以一到紧急关口，假代议制国家立即原形毕露，转化成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无代议制国家。可以设想，西班牙内战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即使赢了，也会很快把西班牙推入军事独裁的泥坑，尽管这军事独裁是红色的，就像毛泽东身穿军装、臂摇红卫兵袖章的登基〔“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照片所示。因为从假代议制到军事独裁，只有一步之遥。皇帝干过的事毛泽东全干了，就差像袁世凯那样公然称帝。相比之下，后毛时代的政治合理化过程，就像后袁时代的北洋政府一样，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这些政治制度，渊源于不同主权国家的各自传统，又由外来影响和国际压力交互形成；这外来影响就是渊源于英国的近代民主制度。这一外在影响已经内化到各国，以致连中国的民主派都要宣称：“其实称民主制度是‘西欧的’并不确切，西欧的民主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它也是有所师承的，它师承的不仅是中国意义的‘西域’即‘广义西方’、中国以外的欧亚大陆，也还受惠于中国不浅。所以我们可称民主制度为‘人类最优越的近代民主制度’，因为它是全体文明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我们知道，上述说法只是廉价的政治宣传，它犹如为骗小孩吃药就把药说成是“糖果”。其实药是药，糖是糖，药即使是甜的也还是药。十分危险的是，受到欺骗的小孩在下一次想吃糖的时候，结果却去偷偷吃药，不仅造成药物泛滥，而且直接威胁生命安全。但民主制度并不是全人类的而只是西方历史的产物，正如礼教显然不是全人类的而只是中国的〔世界其它文明的礼制多属神权政治，没有形成现世礼教〕，种姓制度显然不是全人类的而只是印度的。

 

实际上用西方民主的药来医治其他社会的病，并不是万妙灵丹，它的副作用也不该受到隐瞒。民主制度的破坏性，更应该受到充分估计，并设置相应的减震装置。民主制度扫灭了其它制度及其文明，而它导致的改组，又常常是阻力重重的；各民族不同的传统在遇到这一强力体制又被它影响、打击后，作出的复杂反应可谓千奇百怪。改组的结果基于民族的差异而很是不同，在这里，各民族的传统以及它本身的生命延续力量就显示出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最终发挥决定作用的也许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的力量，而非外力的简单影响。外力给予传统的刺激，使它复苏和重生。

 

某种意义上，“西方的制度文明”〔我们借用这一习惯说法〕以外的制度与文明，早在西方入侵之前已经趋于衰落甚至腐朽，否则，蕞尔西方殖民之蛇何德何能，竟然从容得以蛇吞美洲、澳洲、非洲，并各个击破回教、印度、中国〔及其东亚属国〕？西方技术也好，制度文明也好，并不能直接解体非欧诸国，而是非欧诸国自己气运衰微，不堪一击罢了。“族秦者，秦也，非六国也。”稍有活力的非欧国家，西方并不能使之解体，至多只是使之改变罢了，例如日本就是如此。日本人虽无自己的文明与制度，但天皇制度却多少可以算是他们自己的独创，除此之外他们都是模仿者，对全球文明与政治制度的影响不会很大。可见最终决定文明发展和政治制度形成的，还是内在的活力，而非外来的影响，虽然外来影响可以提供契机，甚至是关键性的契机。除非某一人种遭到灭绝，否则其传统依然存在，并波纹式地影响周边世界，就如中国本土传统最终消解并吸收排除了佛教的影响那样。

 

再看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作为希望是良药，作为制度则是毒药，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如何在一个大国的范围内解决“中枢与地方的距离所产生的一系列维持秩序并保持动员能力所产生的致命问题”。换一个说法：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际上只能在村社范围内实行，是原始的部落制度，它产生于欧洲小邦是顺理成章的，但实行于俄国与中国等遭受蒙古长期蹂躏过的“大国”，则灾难深重。对于解决全球化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是完全无助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主义”鼓吹的是民族国家─帝国主义时代的超越性理想；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政府却是要脚踏实地消灭所有的主权国家。尽管这一消灭行动不可避免地要由某个超级强权来执行，但是过后，它自身也将被无情消灭，正如秦帝国与罗马共和国曾经遭遇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