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蒙古人与罗马人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十九章 蒙古人与罗马人 

Chapter Ninteen The Romans and Mongols   

 

一，蒙古与金帐汗国的兴衰

1.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ngol Empire

 

二，世界军阀轮流坐庄

2. Warlords took turns in world domination

 

三，军阀、革命者、国王

3. Warlords,revolutionaries and kings

 

四，时代、社会、文化、军阀

4. era,society,culture,warlords

 

五，一切权力归统帅部

5. All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highest command

 

六，论宽容精神的全球含义

6.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in global context

 

七，罗马史的例证

7. Cases in Roman history

 

八，多难兴邦

8. National revival out of adversity

 

九，人民运动

9. Popular movement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十三世纪的“蒙古汗国联盟”之间的版图大体一致：从易北河到朝鲜半岛，从西伯利亚到越南。这些经过洗脑训练的战士不择手段，其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恶”，他们留下的遗产污染至今几百年，它们践踏并摧残了的文明社会藉以继续生存的那些规范与信念，使其难以复原。结果被他们统治过的〔或说是蹂躏和糟蹋过的〕民族，无一不在行为上变成了野兽、在精神上变成了家畜，变成某种丧失人格尊严的两足怪物。这种烙印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人民的身上，依然深重。另一方面，在宗教宽容的意义上，野蛮的蒙古人却是比文明的苏联人更为现代化的，因此可以受到表彰。

 

 

**一，蒙古与金帐汗国的兴衰***

1.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ngol Empire

 

《金帐汗国兴衰史》〔格列科夫等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对该国即南俄罗斯草原上的蒙古帝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叙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秘密。  

 

蒙古人曾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者。以版图计，其扩张幅度大约仅次于英国维多利亚的全盛时代，以技术条件的对比看，其艰辛与强度远在后者之上，而且其攻陷的大多是文明的核心地带。以扩张的速度论，蒙古人更在英格兰人之上，且比阿拉伯回教帝国的迅速膨胀还要迅猛。

 

前人论蒙古征服之成因，首推其周遭各定居民族如俄罗斯、东欧，汉字各国〔西夏、金、宋、南诏、朝鲜、越南〕、印度各国、阿拉伯回教各国的孱弱腐败、分裂内讧，盖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观《金帐汗国兴衰史》亦足以验证此论。

             

蒙古征服的次因，当推其心理力量的残暴、战争机器的锋利及情报机构的高效，而其中关键因素，则是蒙古社会“全民皆兵”的原则所致，在全民皆兵的原则下，不仅男女老少娴习弓马，且以武装劫掠为人生荣耀，把征服视同国家甚至个人生存的第一使命。

 

全民皆兵就像几百年后苏联首领赫鲁晓夫提倡的“全民党”概念，造就了一个无孔不渗的“军事─情报系统”，由此可知毛泽东“人民战争”的人海战术并非独创，乃是“蒙古化”的表徵之一。共产主义的人民战争要比纳粹主义的总体战还要彻底，这个事实不仅可以解释苏维埃俄国对纳粹德国的胜利，也可以解释蒙古军的闪电战何以具有极高的成功率，可以解释蒙古军事打击的准确性。据载〔该书169─170页〕，在他们彻底征服某一地区的过程中，在几次战役之间往往相间十几年之久，这除了利用游击铁骑的突袭性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其试探性：不到条件成熟时决不倾巢出动、给受害者施行致命的最后一击。显然，没有高度发达的情报组织为后盾，在交通落后的古代，要想进行如此极大规模的时空迂回，是极其困难的。

  

蒙古征服的成功还得力于它“厚颜无耻的外交策略”：空口许诺、挑拨离间、背信弃义和欺诈成性等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的心理战。娴熟地使用这些战略战术，显然需要一种它周围那些腐朽的、保守成性的文明所没有的新世界观。这种很少用文字予以记载的新哲学基础的要点是：

  

1，人生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人生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征服的野心。

  

2，作为征服对象的其他人类集团只能被当作物质或最多当作牲口看待，他们或可以收为帮凶有如犬马，或可以食其肉而寝其皮有如牛羊，或只能屠戮之有如豺狼；而平等待人不仅是丧失原则的，且是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这使我们想到，满清让中国人在他们面前自称“奴才”，而某人把人民列为“改造对象”，就是这种蒙古遗风的体现，就是先秦民族时刻警惕的“以夷变夏”。

 

3，既然人生是斗争，而对象又都是“非我族类”，那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必要的生存方式。无意识的无耻是缺乏教养的表现，有意识的无耻则须经过长期的训练，蒙古人和他们的继承人满清人、苏联人、日本人〔尤其在日寇开始推行“大陆政策”后〕一样，显然有意识地运用他们的无耻风格，以推进其横扫中国的残暴征服。与他们破坏一切文明准则的“外交策略”相适应，这些高明的统一战线专家，纵横捭阖，拉进来，打出去，技巧纯熟，各个击破敌对势力，稳步扩大仆从队伍，然后过河拆桥，翻脸歼灭同路人。这一点只要看看满清怎样对待三藩、俄国怎样对待蒙古国、日本怎样对待满洲国、苏联怎样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的这一比较不是盲目的，事实上，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十三世纪的“蒙古汗国联盟”之间的版图大体一致：从易北河到朝鲜半岛，从西伯利亚到越南。很明显，从文明史的角度看，苏联帝国是蒙古帝国的遗产，其公有制之动员作用相当于蒙古的奴隶制，其马列主义的动员能力相当于蒙古的萨满教。这些经过洗脑训练的战士不择手段，其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恶”，他们留下的遗产极为可怕，污染至今几百年，那仿佛死亡的胎记、毁灭的道路，这条道路造成的物资损失并非不可弥补的，但他们践踏并摧残了的文明社会藉以继续生存的那些规范与信念，则是很难复原的。结果被他们统治过的〔或说是蹂躏和糟蹋过的〕民族，无一不在行为上变成了野兽、在精神上变成了家畜，变成某种丧失人格尊严的两足怪物。这种烙印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中国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国的人民的身上，依然深重。易北河以西的欧洲人多么幸运！他们和阿拉伯沙漠是少数几个欧亚大陆上未被蒙古人糟蹋过的国度。至于日本和南洋群岛则因为海洋的屏障而逃过一劫。

 

另一方面，在宗教宽容的意义上，野蛮的蒙古人却是比稍微文明的苏联人更为现代化的，因此可以受到表彰。在这一对比下，蒙古的后继者“俄罗斯帝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差得多了。例如苏联共产党的语汇中，“书记”这个致命的词汇虽然具有蒙古起源〔户口调查人员〕，但苏联及其附属国的“书记”可不仅仅调查户口，而且管制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可见后来居下的、黑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俄罗斯─苏联，是比黄祸蒙古威胁更大的“白种蒙古”。

 

中国人向来只把元代看作一个不幸的年代，一个因为蒙受民族耻辱而必须予以忘怀的世纪。但结合二十世纪来看，实在有必要重新审视“蒙古事变”，并撕掉意识形态的伪装、深入到地缘政治的核心，以全球眼光来探讨民族悲剧的地缘政治背景。

  

 

**二，世界军阀轮流坐庄***

2. Warlords took turns in world domination

  

谁像一群优秀而高雅的狼狗？一群恬不知耻的征服者。他们以无比的镇定安祥,掩饰着内心的兴高采烈。高擎一个图腾、披挂一套教理、携带锐进精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崇高的精神和最卑鄙的欲望，融合一起。

 

一群目空一切的军阀及其追随者，周期性的来到这个世界，像旱灾或水灾创造了各种繁复的生物一样，对他们来说国界是虚无的，国法将被打破，丢弃在地、无人追忆。而新的国界对他们又何尝不是桎梏？他们不想作茧自缚，不要瓜分掳物，他们不是焦渴的无产阶级，而是游戏人生的无业者。霸占战利品和掳获物，只是无产阶级的欲望，而无业者却想在杂乱无章淹没生命的物欲中催发精神的光。

 

罗马的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1─44年〕写过《高卢战记》《〔The Conquest Of Gaul〕，但他却看不大起梦想发财的无产阶级文化人，而只是利用他们杰出的才智，如同驾御一群矫健的骡子。

 

恺撒是无业者，正如无法无天的纨绔子弟霍去病将军一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惟有一群谙熟文墨却又鄙弃文墨的军阀，方能整修人类的残余文明成为自己的射猎场地？还有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1536─1598年〕那样名不副实的草莽人物，席卷小小的日本，进窥朝鲜跳板，要以北京作为日本首都，重温蒙古人的旧梦……也许所有这些无业者的业绩，都是他们不再囿于民族或国家的专利，而是挣破旧有的牢笼，就像丰臣秀吉的进攻，不过是对三百年前蒙古舰队进攻日本的反应，迟到的反应。不信请看，正是与丰臣秀吉同时，俄国人开始占领伏尔加盆地、侵入西伯利亚，要不是日本和中国一样退出了角逐，西伯利亚无论如何也落不到俄国人手里。历史的偶然在于，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篡夺了权位，只顾自保，无力外图。

 

打破国界的军阀〔俄国沙皇也是这种军阀意义的“恺撒”〕，驰骋在“天下一家”的无私境界里：“你的就是我的，我我的还是我的”；但历史的判决则是：“你的最终也是别人的，你死之后，洪水滔天。”他们结为一伙、自成一体，在他们充斥了血肉横飞的厮杀里也充斥了令人厌恶的暗算。他们互相斗争过招，但与广大的居民却老死不相往来，人民在他们心里只是提供物资和兵源的物质材料，而他们则是人民的命运，是高于生活的象征。军阀们和党阀们需要一个理性的、冷酷的宗教〔如马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作为心理战略的工具；正如他们治下的人民需要一个感性的、温暖的宗教，以便迎接一个又一个死亡与苦役……

 

在心理战略的工具所具有的凝聚力量下，他们召集徒众，犹如阳光召集微生物，他们的集结充满恐惧，要驱散无名的阴霾，要消灭自己的病态，要刷新腐烂的文明。“民族”不复是文化的蛹体，“国家”不复是力量的源泉，因为文化要靠军阀和党阀来炮制，文明力量要靠暴虐的力量来增添。他们的文化不同于人民的文化，他们的力量不同于人民的力量。对于人民来说，他们有如异族，尽管他们和人民说着同样一种语言，甚至自认具有同样一个渊源，但他们的态度却有如异族，他们的目标完全是从异族主子那样领受的，他们像异族入侵者一样热衷于蹂躏父母之邦，甚至直接接受来自外国的指令：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三，军阀、革命者、国王***

3. Warlords,revolutionaries and kings

 

《贝希斯敦铭文》是古代波斯帝国最重要的铭文，刻在米底的贝希斯敦地方的高岩上，记述了国王冈比西死后波斯帝国境内王权争夺战。大流士一世〔前550─前486年〕登上王位，镇压各地起义，连续作战十九次，擒获九个暴动首领。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维什塔斯帕之子，阿尔沙马之孙，阿黑明尼德。

 

……自古以来我们就享有荣誉，自古以来我们的氏族就是王族，在我之前我们的氏族中有八个国王。我们九个相继为王，按神的意旨。

 

下列诸省：波斯、依蓝、巴比伦、亚述、阿拉伯、埃及、沿海诸省、吕底亚、爱奥尼亚、米底、阿尔明尼亚、卡帕多细亚、帕提亚、德拉吉安那、阿列亚、花剌子模、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干达拉、斯基泰、沙塔吉提亚、阿拉霍吉亚、马卡，共二十三省，归属于我，按神的意旨，我成为国王。

 

……大流士国王说：冈比西，居鲁士之子，出自我们的氏族，曾是这里的国王。冈比西有个兄弟，名巴尔提亚，与冈比西同母同父，冈比西杀死了巴尔提亚，人民还不知道巴尔提亚已被杀害的时候，冈比西向埃及出发了。这时人民在各个省份骚动起来，后来出现一个僧侣名高墨达，他领导暴动的时候是维亚赫那月十四日〔公元前522年3月〕，他欺骗人民说：‘我是巴尔提亚，居鲁士之子，冈比西之弟。’于是所有的人民，波斯、米底以及其他诸省都骚动起来，从冈比西转向他。高墨达夺取了王国，随后冈比西以自死而告终。僧侣高墨达从冈比西手里夺去的王国，自古以来属于我们氏族。

 

人民非常怕他，他杀死许多以前认识巴尔提亚的人，为的是不让人们认出他不是居鲁士之子巴尔提亚。在我没有来到以前，任何人都不敢提及反对僧侣高墨达之事。以后我向神祈求，神帮助了我。我和少数人在米底省一个堡垒里杀死了僧侣高墨达和他的主要信徒，夺回了王国，我把我们氏族所失去的王国收回来了，并恢复了它从前的状态。僧侣高墨达所摧毁的圣堂，我予以修复。我把僧侣高墨达从人民夺去的牧场、财产、住所归还人民。我把国家无论是波斯、米底或其他诸省，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以后我从巴比伦出发前往米堤。……我粉碎了普拉瓦尔……普拉瓦尔提什被擒获了，并带到我这里来，我割去了他的鼻子、双耳、舌头，并刺瞎了他的两只眼睛。我们的大门旁边给他带上了镣铐，所有的人民都看见了他。我把他和他的一些最主要的党徒刺在木桩上，把他们吊死在堡垒里。”

 

〔译文据《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一卷《古代东方》第255─265页。〕

 

大流士一世出身于波斯王族〔阿契美尼德家族〕旁支，前525年任“万人不死军”总指挥，随国王冈比西二世出征埃及。登上王位后，继续向外扩张。前518年远征印度西北地区，建立波斯帝国第二十个行省。前513年率军西征，占领色雷斯，北渡多瑙河进入西徐亚。前492年入侵希腊，大部分舰船毁于飓风，被迫折返。前490年再次从海上进攻希腊，在马拉松被雅典军击败。大流士一世大力修筑道路并形成驿道网，还勘察了从印度河到埃及的航路，开凿了尼罗河支流到红海的运河。

 

从上述史实看，军阀、革命者、国王，常常是一体三面，成王败寇的历史经常“颠倒历史”，而历史理所当然是“倒着写的”，即由后面往前面写的，结果历史的记载权经常落入了野蛮的征服者之手。大流士赢得了帝国，所以他得以编造自己版本的“历史”、销毁其他版本的历史。但大流士和他一类的暴徒们最好不要忘了：任何政策都有其深远而难测的影响，从政者需慎之！不要急于作出如此残酷的反应，除非这些反应会被人们迅速忘记，否则残酷必然会引起新的残酷，不信就看看蒙古人，迄今仍然处在他们的前任奴隶〔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奴役下；而曾长期统治阿拉伯人的波斯人也终于屈服在阿拉伯人的精神控制下迄今已经一千四百年，不能翻身。

 

 

**四，时代、社会、文化、军阀***

4. era,society,culture,warlords

 

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想起埃及，就不寒而栗，因为在全球历史的对比中，埃及可能是中国命运的预演，正如雅典像是英国，斯巴达像是德国，苏联像是马其顿，美国像是迦太基。中国像是埃及之处，除了独特的文字，还有相对孤立的地理处境。但埃及灭亡了，先是马其顿化，接着就是罗马化，而马其顿之前的波斯统治多么像是满清对中国稳稳当当的将近三百年的占领：尊重当地原先的文明，而没有进行强迫改造。但接下来的马其顿就不同了，它像苏联人强制改造中国一样，改造了埃及文明，埃及文明终于被历史的风浪打得支离破碎、随风而弃了！

 

当一个中国人潜心思索埃及何以会这样沦亡时，一种似曾相识的茫然感觉，就会袭占我们的意识。因为我们发现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甚至为当代中国思潮所不解。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罗马虽然建立了世界秩序〔Pax Romana，“罗马的和平”〕，但是它只能通过军事手段、建立政治秩序、实现法律统一，而并不能解决文明的整合问题。因此与罗马的和平同时到来的，就是不断的精神危机导致文明的急剧空洞化。罗马自己的传统价值不仅解决不了这一危机，而且泥菩萨过江，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引进“东方宗教”，来填补这一“文明的黑洞”。基督教其实具有埃及渊源，不仅旧约的摩西来自埃及，新约的耶稣也是在埃及长大成人的。当然东方宗教──埃及文明需要和罗马的既有秩序结合，才能形成新的文明，这一过程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两百年。这种整合现象可能使人迷惑不解，但却是真实的：统治民族的精神〔古代罗马和现代欧洲〕，何以会颓废到这样的地步，以致需要从“弱磁文明”〔埃及和中国〕那里输入新的概念？

 

回到埃及问题上来，埃及特别值得中国借鉴的是，其灭亡的原因无非是政教合一的神权结构过于顽硬、官僚制度过于僵化，社会等级分化严重，以致人民的意识及心理、社会的风俗及社会，逐渐遭到麻痹。文明的催眠具有化石作用，埃及人永远也不曾从这种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无论是亚述人、波斯人、亚历山大〔马其顿人〕、恺撒〔罗马人〕，或是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法国人、英国人……都未能真正有效地打破这一熟睡状态，柯普特人至今还是昏睡着〔近代中国人也有类似的病症〕。

 

为什么会这样呢？仅仅由于神权结构或是教会组织的强大僵硬和官僚制度甚至世袭制度的毫无生气？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常为人们熟视无睹，也是现代思潮左右下的芸芸众生所不敢正视的：

 

军阀！埃及的死亡是因为没有军阀；故没落的文化无以振拔……严格说来，不是埃及没有军阀，而是他们的军阀被党阀〔也就是僧侣、神棍、书记〕管住了，这种精神的深层麻痹使得军阀的野心无从实现，不能激动社会，残废的社会失去了最后一线刷新的希望：野蛮的军事贵族。要知道，埃及历史上的“新王国”的开创者们，原来是一批不折不扣的军阀，正是他们一度给埃及带来新的气象、新的色彩，他们将黑克索斯人这种雅利安野蛮人，从尼罗河三角洲最后驱逐出去，并在乘胜追击中完成了向巴勒斯坦及近东的扩张，要不是他们的努力，埃及的灭亡将提早千年。

 

我们可以设想，若是这批军阀的后裔们仍像他们一样尚武刚健，充满宁折不弯的战斗意志，柯普特人何至于如今仍处于阿拉伯异族的统治下？若是底比斯来的军阀们的原始风貌仅有一点遗存，亚述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怎么能在埃及站稳脚跟？可惜埃及没有了“伟大的军阀”，“伟大的导师”的资格也就被从此取消了。尽管埃及人曾是希腊人的导师和犹太人的主人，但缺乏尚武精神却使得这个国家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只能在强敌面前惴惴不安、等待吩咐；它的文明因之趋于衰竭，无从振作。以敌人的文化为文化，其结果，就是以敌人的意志为意志，以敌人的命令为命令了……

 

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吧，每次社会解体之后，都是那些割据自雄的军阀集团把腐朽了的社会和发霉了的文化连同走到尽头了的时代，一起投入刑场和血泊，直到送入棺木之中。每次又有一个万恶的军阀集团，在割据自雄中蚕食并最后聚歼了其他军阀集团之后，开始扮演党阀、神棍的角色，终于“打下了天下”，开创了一个皇朝。军阀成为皇帝──这当然会给社会注入一股尚武精神，使它的文化为之一新、眼界为之一阔、身心为之一健、性格为之一变。所以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以断代来区分的，甚至文学也是“汉赋”、“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剧”、“民国白话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文学”。军阀们不仅开创皇朝，身兼武夫和神汉的双重角色，而且自己还扮演学者和诗人：曹操是诗人，梁武帝是诗人，陈后主是诗人，隋炀帝是诗人，唐太宗是诗人，宋徽宗是诗人，当然最“伟大”的诗人是满人玄烨，这位爱新觉罗家的乾隆一生写作了四五万首诗歌，差不多是毛泽东的一千倍。

 

 

**五，一切权力归统帅部***

5. All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highest command

 

“一切权力归统帅部”──这句口号出自一次大战中被两线作战夹击得焦头烂额的德国。不过这种极端的动员所挖掘的潜力毕竟有限，只要美国一参战，德国统帅部立即投降，因为美国是现代世界的迦太基，而德国不过算个斯巴达，连马其顿〔苏联〕都算不上。到了二战，除了“一切权力归统帅部”之外，德国又加上了“消灭离心离德的犹太人”一个最后手段，可谓黔驴技穷，但还是不管用，因为德国面对的英法美俄同盟，综合国力少说也要比它大上五倍。这次德国只能捞到无条件投降，不仅再度割地赔款，　残余的国土还被四国瓜分占领了将近五十年。

 

“一切权力归统帅部”──对于各霸一方的分封建土的贵族时代也许是个好消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对科学和艺术蓬勃发展的国家主义时代却无疑是个坏消息，所谓“舔痔得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而对行王道即实行间接统治的天下国家、全球政府，它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噩耗。当前这个暴虐横行、理性丧失的白热化极端的战国时刻，是所谓“政治统帅一切的时代”，不仅共产主义国家如此，连资本主义国家也奉行“政治正确主义”〔Politically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一切权力归统帅部”的纲领，不仅是纳粹的，也是英美在战时奉行的极端措施。它是一切灾难的导火索，是拘留营、集中营、劳改营、屯垦地、难民营的设计师。英国据此逮捕亲德派，美国据此逮捕日裔公民，苏联据此流放少数民族；相形之下，只有战败的法国和软弱的中华民国比较人道一点。德国的“一切权力归统帅部”，到了俄国就变成了“一切权力归政治局”。当然，俄国人在统帅部和政治局之上加了一个“书记处”，即实现了军阀与神汉的结合。

 

参考一下罗马的历史也许不无教益：马略和苏拉在罗马城的拉锯战、前三头〔公元前60年，由庞培［Pompey］、恺撒［Caesar］、克拉苏［Crassus］三人结成政治同盟，实行集体独裁，史称“前三头政治同盟”，实为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先声〕、后三头〔公元前43年，又出现屋大维［Octavius］、安东尼［Antonius］、雷必达［Lepidus］三人结成的“后三头政治同盟”。公元前30年，屋大维铲除其他二人而成为独裁者，至此独裁制政权建立，罗马共和国名存实亡〕──形形色色的军阀先后登场。对外征服的战绩在他们的对内征服的暴行面前真是“相形见绌”，文化的薰陶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为了孵化阴谋诡计，文明的传统对于他们而言只是眩惑群众的戏剧时装。如果全球时代也有这样的军阀登场那就太令人厌恶了，为了避免支配历史的军阀们以整个地球作为他们纵横驰骋的战场，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克制他们的贪欲〔他们甚至要霸占人类的灵魂，装神弄鬼地扮演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保护文化人不必成为他们的玩物，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为了宗教的自由，请接受礼制的天下统治！否则即使连真理也难免沦为他们暴行的乔饰与战略的伪装……因为，在他们“肃清一切堕落的东西”、“挽回颓废的倾向”、“取消虚无的哲学”的说辞后面，其实意味着文化的末日，甚至文明的末日：因为一切文明的终结阶段都会发生堕落、颓废、虚无的现象。

 

正如庞培威胁他的老丈人苏拉时所说：“崇拜旭日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公元前80年代后期，马略和苏拉为争夺罗马最高权力展开的内战，这一局势诱使青年野心家庞培前来投靠，苏拉对庞培非常赏识，当他作为得力助手，苏拉夺得政权实行独裁后，庞培抛弃妻子和苏拉的女儿结婚。婚后不久，庞培征服了非洲。非洲之役提高了庞培的威望，苏拉感到紧张，便命令庞培解散军队，但庞培拒绝接受命令，并率领大军进逼罗马，要求苏拉为他举行凯旋式。苏拉警告庞培不要违背法律，庞培却嘲讽苏拉说：“崇拜初升太阳的人要多于崇拜落日的人。”苏拉迫不得已，破例为庞培举行了非洲之战的凯旋式，并授予他“伟大”的称号。原来“伟大”这一称号如此廉价，即使军阀与恶霸也可以轻易获得！在“伟大的恶霸”看来，和平的居民岂不都沦为井底之蛙？要是没有了“伟大的恶霸”，繁荣的社会何异于古井的死水？要是没了“伟大的恶霸”，历史就真的成为不可想象的贫乏荒野。

 

伟大的恶霸：

 

1，他们的恶性就好像射猎行为，使生命的紧张在达到极端后反而得以缓解和转移。

 

2，鱼肉良民的做法在局部看来当然不好，但从全局看去却是无甚大害：“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

 

3，伟大的恶霸及其党徒对于社会气氛的毒化作用，反而对整个社会意识起了不可思议的净化作用，这虽然令人费解，却经常发生，大概是恶霸压制了恶人，正如惟有专制体制可以彻底消灭黑社会势力，因为专制体制就是最大的黑社会。

 

4，恶霸行为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刺激作用，并贡献出江山如此多娇的风流故事系列。

  

5，恶霸思想激发了变相的英雄行为、英雄业绩和英雄传说，如韩信，既是恶霸的受害者，也是恶霸思想的传人和行者，最后还为最大的恶霸刘邦的“统一中国”的革命伟业，贡献了力量。

 

白起〔？─前257，秦国后期名将，又称公孙起〕可谓是跛足帖木尔〔Tamerlane，1336─1405年，帖木尔帝国创建人〕的先行者。白起在赵国的长平活埋了四十万人赵国俘虏，从而用实际行动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投降是最为愚蠢的行为，降卒是不齿于人类的。白起的暴行使跛子帖木尔那几座用数万人头堆砌起来的胜利纪念碑，暗然失色、相形见绌。但为什么白起的恐怖名声反不及帖木尔显赫呢？因为白起不是自己的主人，只是秦王的工具，这与帖木尔独立军阀的身份相去远矣。此外，白起也没有渲染屠杀的残暴，他屠杀降卒的目的是由于安全考虑，而非出乎残忍的报复心理。如果说白起的暴行出于迫不得已，那帖木尔就完全是在施行一种恐怖战术了。他用这一恐怖教导了被征服的民众应该如何尊重并服从“新生的革命政权”：“用泥和砖把近两千名俘虏一个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活活地堆起来，砌成塔。”“我们的兵士堆了一座尸体山，用他们的头垒了几座人头塔。”帖木尔“不分男女老幼，从百岁老人到襁褓中的婴儿一律处死。”他还毁坏农村的灌溉系统，使得该地区永久变成了荒芫之地。“当他们来到赫尔曼德河岸，他们毁掉大坝，这一古建筑的遗迹没有留下来”。甚至今天到这儿的游人，也对帖木尔王朝的首领们如此完成成吉思汗所开创的事业，感到震惊。通过他们祖先的游牧主义和他们自己有系统的破坏手段，使自己成了“社会沙漠化”进程的代理人：帖木尔是一位有教养的突厥人，他酷爱诗歌，但却摧毁波斯文化；他是虔诚的穆斯林，却洗劫穆斯林世界各地的首府。因为对他来说，诗歌和信仰都是装潢，如何敉平自己的自卑感才是最重要的。这不是孤立现象，甚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也看到相似的矛盾人格：诗人牌绞肉机。同样有意思的是，帖木尔终身敬畏成吉思汗家族，就像二十世纪中国发动文革的那位湖南师范生终身敬畏斯大林。

 

其实，对成吉思汗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同意：成吉思汗来历不明，是个野种。自称“某某名人的后代”是容易的，也是可笑的，因为历史研究显示：名人尤其是那些权高位重的家伙，多是没有来历的野种，而他们的后人亦籍籍无名。“历史创造野种，野种创造历史。”如此看来，“英雄创造历史”与“奴隶创造历史”，皆可以休矣。

 

不同于毛泽东这个奉行阶级斗争的湖南野种的是，野种帖木尔掳掠的对象虽是同教的人民，但并非本国百姓而是异国居民；而且战时他往往身先士卒、亲冒锋矢，并不躲在后方和深宫里策划阶级屠杀的阴谋。这仿佛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结论：“好的天性获得好的信仰。好的习惯胜似好的智慧。好的本能驾御好的训练。领袖人物尤其如此。”

 

 

**六，论宽容精神的全球含义***

6.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in global context

 

只有奉持着宽容精神的半开化民族，方能成为整合世界的人。帖木尔和文革的始作俑者都是既不够宽容，也过于矫情，虽然他们都怀有征服世界的企图，但世界总是一再从他们的指缝里溜走。同样，秦人崇拜法家思想到了革命般的狂热地步，与苏联集团崇拜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相似的偏执性──这使他们缺乏政治家的远见与气度。他们过于偏狭地以为自己的极端努力可以“传之万世”、“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结果犯下了自我孤立甚至自我封闭的错误，其代价是整个统治民族的结构化为灰烬。

 

相形之下，罗马人的成功除了得自他们的兵团战术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意志，同样得自他们严明的法律和富于人性的宽容精神。其实，这宽容精神隐藏着更为强烈的同化作用。“宽容”结果成为心理征服的有效手法。秦人拥有罗马人的严刻但缺乏罗马人的变通，故不免于“滞”，滞则朽，朽则败。

 

英格兰人之善于构筑帝国结构使得蒙古人都不免相形见绌了，其主因也在于他们相当宽容。这种新型宽容甚至达到了地方自治和代议制的形式，否则，一千几百万英格兰人，怎能胜任世界帝国殖民事业？怎能在北美独立战争和印度土兵暴动那样的叛乱之后幸存下来？

 

在楚汉之争中，尤可见到宽容态度的决定作用。汉人至少在表面上或暂时的较楚人为宽容，因此得尽宣传上的便宜就像英国人比德国人、美国人比苏联人，在战略上争取了更多的主动。这种宽容态度更能成功地愚弄一批唯利是图的冒险家，他们原以为刘邦比项羽更好说话，到头来却上了大当；国民党的许多叛将到头来也因为这样的误判而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可见，宽容精神至少是宽容态度，并不是一种富于诗意的古风或雍容华贵的仪态，而是一种机敏的政治本领，《老子》第七十八章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正是政治宽容策略的最好注解。

 

为什么要宽容呢？“半开化的蛮人”本来最少宽容的精神，他们保持宽容的态度，主要是迫于某种需要，所以他们的宽容当然不会过度，从而走向疲弱，不像“文明民族”久受毒化，早已失去健朴之质。其宽容也只是无力的表现，不见得发自政治自觉。例如秦人，处于中国的边区，号称虎狼之国，是地道的半开化民族。本来楚人也具有这一野蛮优势，所以对败于秦人之手实不甘心，声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罗马人，处于希腊文化圈的边缘，也属半开化民族，他们因此能兼收文质史野，开创世界格局。英格兰人，处于西欧的边缘，和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荷兰人、西德人相比之下，无疑也具有更多的野蛮气质，这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能独排欧陆诸“史”，使半开化的岛国从“野蛮的海盗”一变为“文质彬彬的痞子”。希特勒临死前喟然长叹：“未来是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的！”他不具备斯宾格勒那样的历史直觉，没有预见到俄国“胜利解体”的命运。无疑，他已在东方的俄罗斯那里看到了一个半开化民族；他原本误将俄罗斯视为一个未开化民族的，他为这个错误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

 

相比之下，还是东方矮人斯大林比较懂得“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的道理。据《蒋经国自述》，1945年苏联对中国进行割让外蒙古的谈判时，斯大林很正经地对蒋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他所以坚持占领外蒙古，是因为以下顾虑：“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美中不足的是斯大林好像忘了，他这位新沙皇竟然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在他的高跟鞋底下，俄国其实已经完了。

 

从上述观察不难看出，作为世界统治者的候选者，未开化民族甚至也比已开化民族更有希望，俄罗斯这样的半开化民族或许还有机会，而已开化民族如德国反而永远失去了这一优势。历史昭示我们：从未开化向半开化〔如蒙古人〕以及从半开化向已开化〔如罗马人〕的征途中，一个民族会释放出它的最大能量。至于那些过早释放了精力的民族，也许是不幸的，尽管他们也创造了文化硕果，却只能留给后起之秀前往摘取了。这个“后起之秀”，正是以世界统治为其天职的半开化民族，他们恰逢其会，像罗马人和秦人一样，不以文明的修养和艺术的能力见长，而是善于安排一种储藏文明的新秩序，而所谓“宽容精神”，正是他们安慰已开化民族和怀柔未开化民族的“弱水”。仿佛古代神话中的“弱水”，会使鸿毛都沉溺其下的。在宽容精神方面，秦国由于嬴政的私生子情结而大打折扣，结果旋即覆灭，汉人吸取了秦国的教训，在吕氏专政之后恢复了中原国家的宽容传统，终于建立了卓有成效的东亚世界的秩序。

 

 

**七，罗马史的例证***

7. Cases in Roman history

 

罗马的根据地意大利半岛虽然山脉纵横，却易于通行。意大利北部的波河与中部的台伯河均为通航河流，可以沟通各个地区。这是意大利容易统一而希腊难于统一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意大利三面环海，北面则是阿尔卑斯高山，海洋因此构成意大利与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并且成为罗马人建立地中海帝国的一个重要条件。

 

罗马人兴起之前，意大利不在拉丁人控制之下。其中埃特鲁里亚人控制半岛的中部和北部，希腊人控制半岛的南部和西西里岛。埃特鲁里亚人不属印欧语系，文字尚未解读，来源不详，可能是小亚细亚的移民，或皮拉斯基人的分支，或意大利土著居民。维兰诺瓦文化时期，拉丁人移入罗马，公元前八世纪，罗马地处埃特鲁里亚人、萨宾人与拉丁人的交界点。萨宾人则属于印欧语系。如此一来，罗马城其实源于上述部落的联合，最后形成所谓“七丘同盟”。

 

罗马城建立于公元前八世纪。在罗马人生活的埃特鲁里亚以南、台伯河以西地区，拉丁式的朱庇特庆典祭祀节日的设立，不迟于公元前七世纪。受埃特鲁里亚文明的影响，包括罗马人在内的拉丁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乡土文化。历史表明，罗马并无纯一的种族起源。构成其渊源的三大成分是：萨宾人、拉丁人、埃特鲁里亚人。而所谓“王政时代”〔Period of Rex in Rome〕其实就是三族轮流执政的。例如罗马七王统治中的第一王、第三王是拉丁人；第二王、第四王是萨宾人；第五、第六、第七王是埃特鲁里亚人。

 

“纯粹的罗马文化”从来没有存在过，罗马人只是像日本人那种适当消化了各种外来的种族和文化成分，然后综合为一种特殊的秩序。例如异族的埃特鲁里亚人、希腊人、迦太基人，都是作为罗马的敌人和“良师”，而进入罗马的历史命运的；最后则作为罗马的俘虏和奴隶，蒸发消失在罗马历史洪流里。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过着简朴的农牧生活；同时，对罗马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埃特鲁里亚人却过着奢华的商业生活，但埃特鲁里亚人后来怎样了？他们从历史中“消失”了。罗马人在日后，却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古罗马的历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命运的选择：是生活舒适而沦为仆役呢，还是勤政不息去争取整合世界的霸权？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无疑选择了后者，因此使自己的生命具有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为并被后人评价为，“罗马人的美德”，如坚定、简朴、感情迟钝、行事简单。这可以被评价为某种“原始性”，因为世间的美德往往与原始性一体两面。那时的罗马王〔Rex〕，是军事首领、最高审判官和最高祭司，却没有行政方面的权力。历史在在表明，原始的美德要比文明的才智更有征服的力量，因为，无才智的但有原始美德的社会，还可以获得才智〔或自己学习，或聘请或掳掠才智之士以充实自己的智慧〕；但无美德而仅有才智的社会，却难以再从文明重返原始：熟透的果子再也开不出鲜花来了。结果只能烂掉，除非把种子埋入泥土，在下一个季节重获机会。

 

罗马人没有被埃特鲁里亚人的物质文明腐蚀掉，却被希腊人的精神文化软化掉了。这不仅由于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们要比埃特鲁里亚那些只会经商的手艺工匠更有吸引力，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罗马人自己已经从未开化民族变成了半开化民族……三百年的岁月没有白白流逝，罗马人终于一步步成熟起来，开了花，并结了果。那果子就是他们的地中海帝国，尽管他们的花有些苍白无力，是从希腊移花接木而来的文化与技艺。这当然也使他们的果子有些先天不足，给罗马世界的崩溃埋下精神的裂壑。

 

罗马人的成功，不仅得自他们的野蛮、廉洁、质朴、迟钝等“高贵的统治者性格”，且与他们的“正义感”和战略精明，结下不解之缘。例如，罗马人先后与埃特鲁里亚人、其它拉丁城市、两西西里的希腊人、北非的迦太基人、爱琴海周围的希腊人一一结盟，又逐个反目：结果其前任盟友无不沦为其奴役的对象，美其名曰“罗马和平的享有者”或被统治的“同盟者”。这多少有点像是美国人对待欧洲人的态度，更不用说对待日本那样的战败国了。

 

这当然要归功于罗马据有意大利半岛天然的战略地位，处南北的交通要冲，周围各个主要部落，在罗马都有种族与文化的成分混合，甚至有自己的代表。罗马“七丘联盟”的建立，表明其国家形态在早期已经具有“联邦”性质，这与近代英国的形成颇为相似。可见罗马并不起源于“拉丁人的骄傲”，相反它长期蛰伏于埃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压力下。浮华、夸张、艳丽、过于市场化的埃特鲁里亚城市的商业文明，也曾一度支配过罗马的灵魂。罗马人甚至祀奉过埃特鲁里亚人的神明！只是到了公元前480年左右，在罗马建城和获得霸权的时间缝隙，罗马人才联合其他拉丁语城市，并与意大利的希腊殖民者结盟，驱逐了其文化先行者埃特鲁里亚人的所传播的“真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简朴生活中去。正是商业文化的失势，为罗马保持了美德，并为其政治能力奠定了基础。

 

文化混同、外国统治、五方杂处，常被认为是对民族特性的瓦解，或是对民族生命的不利因素，但罗马史却证明了，这种看法并不确切。相反可以认为，过于顽固的文化传统，反而阻碍国家强大、文化昌盛。适当的混同与杂处，作为更新传统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而文明老化、国脉僵硬，常常表现为故步自封。由于民族自尊心发自某种古老的动物本能即排它性的作用，一个民族集团总是不会自动而心甘情愿地接受外来文化及其价值准则，对于历史悠久的国土尤其如此。因此，“适时”的和“恰当”的外来统治，对于一个衰败民族达到复兴的境界，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痛苦。

 

中国能达到这种意义的复兴吗？中国的复兴也许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因为中国规模巨大，不是埃及可以同日而语。但是自古至今其他的古代文明，除了印度之外的居民数量一概稀少，而印度也是分成许多民族，不像汉人如此集中。但是自古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能从自己貌似光荣实则有毒的梦魇中，挣脱出来以轻装前进，再度进入创造历史而不是被人创造的激流中。

 

为了再度创造历史而不是被人创造，中国人是否准备好了？中国人是否具有勇气埋藏而不是埋葬“永恒的中国”以及对它“不朽的回忆”？富于创造性的个人应该变得“健忘”起来，否则将陷于固步自封的泥潭，一个民族何尝不是如此，它若不与过去保持必要的距离，在未来的天地中，将趑趄不前。

 

 

**八，多难兴邦***

8. National revival out of adversity

 

中国的情况可以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或近似的情形下，社会与文化的繁盛，会阻碍思想与政治的统一。反过来说，思想与政治的统一，也会阻碍社会与文化的繁盛。尤其当“统一”与“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悲惨的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后，有一篇《慎言“多难兴邦”》〔许斌〕写得好，指出“巨灾之后，相关报道与评论中常常使用有‘多难兴邦’一词，人以为不妥，因为词意中，着实包含了对于亡灵的不敬。”考“多难兴邦”一词，源出自《左传·昭公四年》，说的是在春秋乱世，晋、楚、齐等诸候国争雄天下时，楚王约晋王会盟于宋，准备强行确立自己的盟主地位，但晋王很是不服气，不准备与楚王会盟，发狠说：我们晋国地势险峻，又能养育很多高头大马装备军队，加上齐、楚二国还常常遭遇灾难，我用不着怕他们。于是有大臣劝谏晋王道：非但险峻的地势与高头大马不足持，而且，“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就是说：灾难对其它国家的影响难以预料，有些国家，因为常常遭受灾害、面临麻烦，反而能上下一心，变得更加强大；另一些国家，长期没有遭受灾害、面临麻烦，却亡了国。但多难与兴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就是这位大臣，同时还劝谏晋王说：楚国现在势力强大，大王您自已先“修德”以观其变，如果楚王也将自己强大的国力落实在“修德”上，连我们晋国也不能不暂时服从其号令，不要说其它小诸候国了。反而，如果楚王持国力强盛而骄奢淫逸、残暴不仁，楚国会遭到天遣，国力将持续衰退，不再有与晋国争夺盟主地位的实力。就是说，真正与兴邦有必然联系的，是“修德”，而不是多难。所谓“修德”，在中国古代是君王要善于纳谏，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要整饬吏治、爱惜民力，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历史上，如果国家遭受了大的天灾，或者当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被认定为凶兆，君王就要下“罪己诏”，意义类似于现在降旗，全面检讨自己的错误，向上天，向所有百姓承诺一定会改正错误，并要求天下人务必要劝谏、监督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天原谅，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自然，这样的“罪己诏”基本会沦于形式，但偶尔也能起到一些作用，使得国家暂时能渡过难关，老百姓能生活得好一些。强调“多难兴邦”，是因为在专制时代，能否“修德”，决定权在于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基本都脱离底层民众，非经大灾大难，不肯对自己丑恶的行为有丝毫反省。用多难，用老百姓无边的痛苦来感动统治者稍微发一下善心，中国的老百姓，真苦！何况，不要说感动的希望渺茫，便是感动的愿望能偶尔实现，也不具有丝毫的持续性保障。同一个君王统治时期，“修德”在先，淫虐在后，这样的伤痛填满了中国史书的一页又一页。

 

但现代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核心就是民主，《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身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需要跪求谁将“修德”恩赐给我们，而是要主动地争取、勇敢地说不，争取使个人的意志、群体的意志上升为法律意志、国家的意志，要尽一切力量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在任何时候。

 

……

 

这篇文章好就好在，指出了兴邦是由“修德”促成的，而不是由多难促成的。多难──修德──克难──兴邦，才是正确道路。

 

那么，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克己复礼、不得不修德节欲的外在环境又是如何的呢？

 

1，文化中心地带多为小国林立，如先秦时代的齐、鲁、韩等国，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诸小邦；且此等小国文化，常较边缘的大国为优。即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分成数百方国，与中国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完全不同。

 

2，伟大强国如马其顿〔对希腊世界而言〕、罗马〔对希腊化地中海世界而言〕、不列颠帝国〔对欧洲大陆而言〕、美国〔对欧洲化的全球世界而言〕等，都兴起于文化边缘地带。

 

3，文明的扩张激励个性的发展，文明的扩张也有赖于个性卓著的人格；但同时文明的扩张却带来社会的离心倾向，离心力往往就是文化上的创造力，这时，文化的创造者与社会的叛逆者同一。社会的秩序抑制文化的发展，或玩弄文化于股掌、或买卖文化于店堂。

 

4，历史一再揭示：一统天下的强权中心，常对精雕细刻的文化怀有深深的轻视，它们随手扔掉抢来的文物，或仅仅拿来充当玩物和摆设，以增添“可汗大帐”里的优雅气氛。而征服者眼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却是那些被征服民族珍视的成就与偶像！有一个故事说，回教早期扩张时，一个阿拉伯人抢到了一名波斯贵妇，仅仅标价卖了一千块钱，事后人们问他为什么卖得这么便宜，他说自己不知道还有比一千更大的数目。──这戏剧化地说明，惟有这些强权中心的粗野主人，才是精致文化的收获者，尽管他们并不播种、耕耘、栽培……他们当然不会像是当前的美国和不列颠联合王国，也不会像是古代的迦太基、科林斯这样由市侩统治的重商主义实体。重商主义仅仅把国家活动视为商业扩张的手段，例如，不列颠帝国及其继承者美国，就与古代的迦太基有诸多相似之处，先后与法、德对峙而终必亡于某个大陆强权，即那个比德国和俄国更具有全球能力的“未来罗马”。毕竟海上霸权与大陆诸国属于不同的体系，从文学到法律、从科学到宗教意识，都是如此，因此海权国家最终无法整合世界。

 

5，大陆强权既然拒绝重商，那么重视什么呢？还是《左传》上的那两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従。王以为介，而重贿之。公及诸侯朝王，遂従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以祀为先的典型是阿拉伯人，以戎为先的典型是蒙古人，而秦人和罗马人则兼而有之。他们对文明进行收获，以“处理”、“围剿”、“聚歼”等程序，多少矫正了文明的病态。国家秩序最终无法忍耐高级文化对它的考究、疑问、挑衅、攻击，而压制高级文化也不是豪情使然，而是冷酷的需要。但冷酷的魄力与手腕，往往并不属于那些曾经辛苦创造了这些文化的民族：拆房子的人常常不是造房子的人。历史的沉默定律展示：世界秩序的缔造者，不是那个文明的创造者；“收获者不是拓荒者、贮藏者不是酿造者”──这就是公平与正义。

 

6，当文明成熟、世界逼近统一的时刻，两个强国如果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诸方面势均力敌──谁的文化创造力强，谁的军政力量就弱；谁的文化嗅觉迟钝；谁的军政眼光就敏锐。这种现象甚至可以从生物学的“器官均衡论”方面找到解释，更能在历史中找到许多证据。反驳者可能以现代的美国与苏联的较量来说话，因为美国与苏联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诸方面几乎可算势均力敌〔虽然苏联的人均产值不到美国的一半〕，而美国的文化创造力显然强于苏联，结果何以苏联的军政力量不仅没有击败美国，反而被美国所挤垮了呢？据我们考察，这种“反常”现象，主要是因为核子武器的发明和使用，使得苏联无法从东欧发起进攻，兼并西欧；否则，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在二战结束后爆发，使得欧洲在苏联的铁蹄下完全统一。核子武器造成的“共同毁灭”的前景，大大遏制了苏联武力称霸世界的企图，然后根本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迫使“军事兼并”让位给“经济竞赛”，使得“文化征服”成为全球政府得以形成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文明即礼制文明可以胜任整合世界？因为礼制文明是唯一可以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征服的文化征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当然，天子是依据人民的意愿行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周书·泰誓》〕”

 

 

**九，人民运动***

9. Popular movement

 

“人民运动”，是历史改变其形态、文化转辙其方向的必要杠杆，但却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动力”。尽管历史的形态和文化方向的生成，受制于杠杆即人民意志的形态；但这一生成的动力，却永远都是那极少数不甘为奴者〔如周王和孔子〕的反抗意志。

 

“少数人不顾死活的反抗意志”如周王征服殷朝──这推动力若不能有效掀起一场规模足够的“人民运动”：就难以成功地搓揉历史、锻铸文化。从这个意义说，被王道动员起来的而非自发的“人民运动”，才是文明的开山斧钺。

 

“多难兴邦”的要领在于，唯有切实的灭顶之灾，能使人的心灵从成见和幻想中解脱，从而有效把握生活的脉动。相反，若是离开现实压力，任何灵魂包括个人灵魂、民族灵魂或文明的灵魂，都难免蜕化、浮泛、空洞和奢华，这些蜕化、浮泛、空洞和奢华，在审美上也许有些价值，但那只是纪念物的价值，是木乃伊的价值，是博物院里的死亡价值。

 

全球性的统治民族，需要一个基础广泛的融合集团，如“罗马公民”，但是，现代世界不可能提供一个罗马人那样的“自然状态”。因为第一，现代已少有古罗马人那种具有内在活力的原始民族；第二，现代人类面临的文明化压力如欧洲化，远较古代世界所面临的文明压力如希腊化，为大。尽管欧洲化在许多方面都与希腊化相似，但实际上前者的殖民化过程更为残酷。在全球化的空前压力下，未来的融合集团〔不论是罗马式的还是秦汉式的〕所仰赖的精神形式的力量，不得不大于古罗马型的无意识形式〔即所谓“罗马人的美德”〕。有意识的精神形式及其内在力量，不是集团的、原始传统中的自然产物；而是个人的、具有革命性质的人造产物。它的训练和灌输，要强于自然产物。

 

回顾一下过去的进程，也许对预测未来的局势具有帮助：公元前125年，执政官弗拉库斯提出扩大罗马公民权授予范围的议案；前123年，盖约·格拉古再次提出类似的议案；前91年，保民官德鲁苏第三次提出扩大罗马公民权的议案。上述议案的提出，体现出意大利半岛内部“非罗马公民”要求获得“罗马公民权”；而上述议案的无疾而终最后激化了“非罗马公民”与“罗马共和国”之间的矛盾。

 

前91－88年，非罗马公民与罗马共和国之间爆发战争即“同盟战争”。前90年，罗马元老院迫于压力，通过法案宣布：将罗马公民权授予那些没有对罗马采取敌对行为的非罗马公民，奖励他们忠于罗马共和国的立场。这多少有点像美国在“南北战争”中“解放黑奴”。前89年，罗马元老院再次通过法案，规定在六十天内放下武器的所有非罗马公民，皆可获得罗马公民权。

 

“同盟战争”的意义在于，罗马公民丧失了原有的特权；在意大利半岛上，罗马公民与非公民得以融合，罗马国家的政治基础逐渐扩大，为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过渡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事实很清楚，罗马共和国的实质是罗马公民的征服、特权和统治，是罗马公民集团广泛征服的逻辑结果和历史产物，罗马的“公民/土地/战士”的三位一体，构成罗马共和国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过渡的实质，是政治基础的扩大与统治权力的集中，罗马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从此让位给更为广泛的权力分享，尽管它先后借助于元首政治甚至君主政治的形式。

 

从进程考虑，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过渡，包括以下环节：1、苏拉的个人独裁；2、前三头同盟即庞培、恺撒、克拉苏的权力分享；3、恺撒的个人独裁；4、后三头同盟即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的权力分享；5、屋大维的个人独裁和元首政治的建立。

 

所谓“元首”即“首席元老”或较“第一公民”。元首政治的历史地位是“共和政体向君主政体的过渡”，其实质是“共和形式的君主专制”。因此罗马帝国的权力继承，主要采用指定接班人的原则，而不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继的原则。元首政治时期，元老院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形同虚设，实际权力由元首操纵。将近三百年以后，到公元三世纪后期开始，元老院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元首政治过渡为君主政治。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它对超越性人格的期待，对哲学家帝王的需要，将不同于希腊城邦没落中的心情或罗马帝政时代的崇拜；相反它倒可能类似于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民主运动”，是一种在信仰自由的现代气氛下培养起来的精神产物。类似的人民运动，其实不是那些装作高深的“学术著作”可以指导的，正如并非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而是这两块蒙古殖民地成功地利用了马克思主义那套毫无趣味的术语来为自己的病弱之身做了护身的铠甲，所以看上去叮当作响，很是煌煌。闭门造车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著作”，只给那些并不认真研读的冒险家运用了之后，才变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只有乐于上当受骗的弱智者才愿意相信这些著作，对人民运动真的发挥了创造性影响。其实，任何理论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几乎都是装饰性而不是创造性的。烦琐的分析及讨厌的枝蔓，压制了玲珑透彻的直觉并掩盖了彻悟的大体，喋喋不休地说“理”、谈“天”，泯灭了良知，坑害了许多自然而然的人。

 

人民运动，其实需要某种“神秘的宗教”而不是理论的分析，以发挥凝聚力的作用，它要求简单、明快、直截了当、斩钉截铁，加上深刻的暗示、雄劲的风格，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后不得不变成类似宗教的意识形态，用来为特权阶层服务；而不是什么科学，更不是他们自己宣扬的科学社会主义。

 

还有一种规模更大的人民运动，则是在完全没有理论装饰的情势下成就的。如民族大迁徙：黄种人的北支〔如匈奴〕在公元前后扩张欧洲草原，驱赶了日耳曼人、奴役了斯拉夫人、挤垮了罗马帝国；而南支向太平洋、印度洋进发直到非洲〔如持续移民印度尼西亚、大洋州和美洲和马达加斯加〕──这些迁徙背后不乏“中国统一”对周边地区所形成的地缘压力。

 

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华人一千七百年来的移植南方甚至远走海外，也是中原被异族入侵甚至入主的后遗症，如五胡乱华导致华南汉化，蒙古入侵导致云南贵州海南岛汉化，满清入侵导致台湾、东北、南洋汉化。这些无意识的民族流动在全球文明史上的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有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