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审问浮士德《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八章 审问浮士德

Chapter Eight Trial of Faust

 

一，浮士德的来历

1. Background of Faust

 

二，浮士德的分化

2. Bifurcation of Faust

 

三，浮士德入侵中国

3. Faust Invasion of China

 

四，透视浮士德十四条

4. Interpretation of Faust’s 14 Points

 

 

浮士德〔Faust〕被目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早在十六世纪，德国就流传着浮士德博士出卖灵魂的故事：他设法与魔鬼交友，以自己的灵魂作为抵押品，魔鬼则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知识、财富和女人。浮士德就是西方文明的象征。十九世纪，浮士德精神伴随英国的鸦片一起侵入中国；二十世纪，浮士德化身变成各种主义蹂躏中国。西方的“都市文明”、 “工业文明”、“信息社会”……正日益荼毒中国，卖淫、吸毒、纵火、爆炸，还有大量贩卖伪劣产品，有害物质冒充食品……为了繁荣进步的幻象，染上了艾滋病，这与浮士德的命运多么相似！

 

 

**一，浮士德的来历***

1. Background of Faust

 

浮士德〔Faust〕被目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早在十六世纪，德国就流传着浮士德博士出卖灵魂的故事：他设法与魔鬼交友，以自己的灵魂作为抵押品，魔鬼则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知识、财富和女人。1587年，施佩斯〔J．Spiess〕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约翰·浮士德博士的生平》〔Historia D．Johann Fausten〕，作者姓名不详传。

 

天才然而不乏邪恶的英国剧作家克里斯多夫·马娄〔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年〕，于1588年写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这是第一部有关浮士德的知名著作。马娄二十九岁就被人杀害，被认为是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的先行者，更有些资料认为马娄并没有死去，墓地里埋葬的只是他的替身，马娄以后的戏剧创作就是以“莎士比亚”的名义发表的，可巧这位“莎士比亚”与马娄同年出生，并且是在马娄去世之后迅速走红的。马娄的作品虽然取材上述德国民间故事，但主题却被偷换了：浮士德从一个反派角色被塑造成正面形象：这位结局与恶魔一样的巫师，本来声名狼藉，打入地狱受到永久的惩罚；这下却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其打破禁忌、否定天堂地狱、追求现世享受的疯狂，被说成是强调知识和科学的力量决定一切的先进……原先的民间故事里拥有的自省意识，一扫而光。两百年后，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l749─1832年〕剽窃马娄的主题，写成长篇叙事诗《浮士德》，更加投俗所好，鼓动人欲横流的“狂飙运动”，对欧洲文明的败坏过程可谓影响深远。

 

在我们看来，尽管浮士德死亡许久，欧洲文明也开始走向终结，但欧洲的权势尚未彻底终结。在未来的百年中，尽管它在经济与政治上日益衰落，但在文化和思想上还不乏活力。不信，请看秦汉帝国的“关东六国”和罗马帝国的“希腊化东方”，虽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文化优势却自始至终。在这种意义上，一切希望毁灭欧洲的企图，都是多余的，较之罗马人毁灭科林斯、迦太基，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的经验从反面证明世界统一的过程，决不仅仅是一个大量屠宰的过程，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使秦与罗马得以统一世界的，是它们的“法”〔秦的“变法之法”和罗马的“罗马法”〕，而不仅是它们的强大军团。所以，无法无天的蒙古征服很快就崩溃了。合理的统一，立足于经济的整合、文化的趋同，武力不过是其后盾而已。如果只有后盾而没有前锋，那么，伟大的庖丁又如何解牛呢？〔结果只有文革时的代流行的“砸他妈的稀巴烂”。〕

 

 

**二，浮士德的分化***

2. Bifurcation of Faust

 

在“西方文化”的总称下，隐藏着多种多样的类型与风格。像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以及意大利、西班牙等等诸多不同。另外一方面，在时间上也体现出强烈的差异，例如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欧洲文化，都表现出它的独特性，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是那样的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化，以致表现出“西方反对西方”的奇异现象。但无论欧洲文明如何变异，浮士德穷凶极恶的本性却贯穿始终。结果致使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在谈到“西方文化”时，往往忽略了西方文化内部的这些反差与对立，包括种族、宗教、地域和历史时期的差别，这就像初次见到洋人的乡民，总觉得洋人个个相似，仿佛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但事实永远是多样化的。在“西方文明”的统一名目下，许多根本不同的要素，混和一起，名实相争。例如，在欧洲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已经深到了这一步：从古典文化的角度讲，渊源于美国的现代文化是一种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四分之一墨西哥化、四分之一欧洲化的怪物，是没落的、颓废的东西。反过来，现代文化也会觉得古典文化是过时而刻板的，甚至是陈腐而伪善的。

 

古典欧洲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这种不相容性，达到互相背弃的程度。例如，古典文化虽然是人文主义的但大致还在基督教外表影响下，但现代文化则明显转向异教形式，其中佛教与回教属于大头，各种新兴宗教或推行个人崇拜的“邪教”则是小头，也纷纷出笼，分食基督教的大饼。基督教内部也分化瓦解，包括赞同奸淫的、堕胎的、吸毒的、同性恋的。仿佛十九世纪以前的古典欧洲文化已经激发不了现代人的兴趣了。事情很清楚，西方人的“转向东方”不是由于热爱东方，而是由于西方人自身需要的转变，这种自身需要被称为“精神空虚”。尽管同时的东方人，还未能发展出一套“东方现代文化”。虽然古希腊文化和整个东方文化不论埃及的还是巴比伦的、波斯的、小亚细亚的，相通之处甚多，因为希腊人的商业本性常常取法甚至剽窃东方，不以为耻。

 

严格说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西方事物，它毕竟是在整个地球范围上展开的全球文化运动，是以十五世纪海盗袭击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为基础的。在这其中，许多非西方的民族从不同方面参与和推进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形成。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各种非西方文化势力的复苏，现代文化里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因素也逐步抬头，人们越来越坚决地摈弃欧洲中心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谓“世界文化”毕竟不只是西欧人的独家专利。

 

西方文化表面扩张的同时，其实质性结果却是西方灵魂的死亡，其传统的文化要素在世界文化比重中的急剧下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不合时宜的东西被“扬弃”了。这样看，西方世界的东方化也就不值得奇怪了，那是世界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这格局还将发生更大崩陷的一个预兆，其结果不得不导致全球文明的统一。可是在目前，我想指出，精神上陷入困境的西方人纷纷转向东方的态度却包含着一个危险的迷误：佛教和回教的东方文化，其实比西方文化的没落程度更甚。正因此，西方文化才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迅速占据了国际角力场上的有利位置，并击溃了东方国家的反抗。现在，仅仅由于西方文化自身的没落，就来乞灵于气数早尽的失败者，这能有希望吗？比过时的西方更加过时的东方，能帮助人类过渡并拯救全球危机吗？

 

显然，由于在现代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急剧衰颓，就去转向更为没落的东方，是一条错误的出路。我们知道，这不是向生命之源的回归，而是一种摇摆，一种抽风。西方文化，只是西方人生活的产物，而不是东方文化的产物，更不是东方人生活的产物，基督教文化解决不了的问题，佛教文化也同样解决不了，西方的危机不是一个教义形态的问题，而是一切教义形态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化压力下日益失灵的问题，这个压力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的飞速运动带给人们的头脑晕眩及思想混乱。而企图借用东方文化去反对西方文化，不过是传统文化圈子内部的争议罢了。企图借用东方传统去反对西方传统，企图借助东方的过去以救助西方的现在，其不合理性一目了然。文化的互补有时也许会采取类似的道路，但那只是一种假象，一种说法。其真象是，一种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轨道上向前运行，正如“全盘西化”的努力依然是在中国自己的轨道上发挥作用。这正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含义所在。

 

 

**三，浮士德入侵中国***

3. Faust Invasion of China

 

浮士德的故事首先在英国而不是德国被塑造成正面形象是具有预示性的，因为现代工业文明正式登场于英伦三岛。十九世纪，浮士德精神伴随英国的鸦片一起侵入中国；二十世纪，浮士德化身变成各种主义蹂躏中国。西方的“都市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正日益深刻地荼毒中国，卖淫、吸毒、纵火、爆炸，还有大量贩卖伪劣产品，有害物质冒充食品……越来越大的灾害，使得弱势的中国陷入日益深刻的依附地位，束手无策的中国，听人教诲、任人宰割，为了繁荣进步的幻象，染上了艾滋病，这与浮士德的命运多么相似！

 

在现代中国，现代化的影子还没有，环境污染就难以收拾。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垃圾倾销中国，美其名曰“技术转让”。工业刚刚起步，中国的山林土壤就毁坏殆尽，河流污秽不堪，空气令人窒息。中国若不另觅出路，岂用他人剥夺生存空间，自己就会亲手丧失殆尽。这些灾难，决不仅仅是由“制度问题”造成，在“制度”的阴影后面，潜伏着百年的洋奴、千年的禁锢！但无情的“技术文明的黑暗时代”，并不因中国的苦难而稍停步伐。中国实在无法逃脱“第三次浪潮”的劫难，怎能使灾难减少到最低，以待复苏的转机？

 

反观人的物质文明史，主要体现为人适应环境的历史，这一适应被骄傲的嘴称为“征服自然的过程”。一般说，当某个体或人群〔部落、民族等〕主动适应自然环境时，就更多体现为“改造环境”，这时，社会生命力就趋于旺盛；而当行为者的生存状态趋于被动适应时，就更多体现为“改造自身”，这时，社会就停滞、衰落。而当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甚至破裂时，就更多体现为“破坏了自然平衡”，如农地的盐碱化、草原的沙漠化、森林的毁灭、水源的污染等等，这时，社会就难免趋于解体与灭亡。这就构成了“灾异”。

 

失败也可能造成类似灾异的效果。例如，某次损失惨重的“过河”行动作为可怕的殷鉴被牢牢记住了，后来者为了避免类似“恶运”或“教训”，至死也不愿“重蹈覆辙”，这就形成了令人望而却步的禁区，人们不是想办法过河，而是不再过河。其实，这种对于禁区的恐惧常常是一种幻象，因为失败常常是由于某些细节的失误招致的，并不是不能过河。但被吓破了胆的后人却不敢在新的尝试中改进细节了，他们像古人离弃某个不祥的灾区如地震造成的传染病区域一样，离开河边，不再回头。 四百年来的中国史，就是一部灾难史，亡国史，为了扭转这一颓势，中国需要重新回到河边，准备过河──中国需要新的“议礼·考文·制度”，而不是把民族的家当统统丢掉。

 

西方，尚未死亡。西方文明，还在持续的衰年中闪动着，最后的动人之光！这，比之东方黎明前的黑暗，更能愉悦人的耳目……要是没有西方的过去，我们迄今还在中国的衰颓中挣扎；要是没有西方的现在，我们又怎能理解西方的过去和它伟大的盛世呢？要不是“西方的侵略”，中国还在满洲人的奴役和自己文化的傲慢中醉生梦死……所以，清醒的中国人从此不会忘记：中国，不可能再度与世隔绝；中国事务，只是世界事务的一个部分──既受影响，也生作用。而且，中国内部的转机，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世界形势所提供的机会。因此，我们需要透彻了解西方事物。

 

 

**四，透视浮士德十四条***

4. Interpretation of Faust抯 14 Points

 

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一颗新星，一颗超新星，是在极度的、急剧的塌陷之后，经过突变而一举形成的，让我们热切地欢迎这“现代天文神话”吧，因为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西方文明的塌陷，经过突变，也许能指出一条充满希望的通道，那就是“中国文明管理全球”。新文明的再生，是和旧文明的死亡，紧密相联的。

 

透视浮士德，就是透视西方文明的思想代言人，理解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有时，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成功！”──这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太切合了，因为西方文明太成功了。成功往往造成负担，特殊的成功造成特殊的负担──心理的负担和环境的负担，从而构成了生命扩张运动中的“封疆”效果，造成某种足以致使行为僵化的“历史沉淀物”。就像植物的老化造成纤维的增加，文明的老化及其新陈代谢的衰退，也造成历史沉淀物的增加。不论是成功的行为还是失败的行为，只要它造就了成功的负担和失败的禁区，也就干扰了人的竞技状态，从而在根本上走向失败。

 

 

1──

 

柏拉图的精神爱〔platonic sex〕与日耳曼人的野蛮复仇精神，相去何啻千里！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的精神爱──既是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年〕神秘主义的先导；又是圣奥古斯丁禁欲主义的先导。柏拉图、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圣者和苦行僧们的三部曲，是原始本能的逐步萎缩，又是上帝的国重行凝聚。终于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尤其在他的模范人物恺撒·鲍吉亚身上，日耳曼人的野蛮复仇精神得以学理化。从柏拉图的强调理想国〔制度〕到马基雅维利的强调君王〔天才〕──这期间欧洲思想整整绕了一圈：从终结到开始。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2年〕在其《政治学：1333B──1334A》中说，“任何社会制度的最高目的，是制定它们的军事制度。像其他所有的制度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和平环境的需要，即是在兵士们不服兵役的时候。”显然，可以认为社会制度是为了适应和平的即一般的社会生活而拟定并实施的，哪怕是军事制度也是如此！因而，一种健全的社会制度，必定不是为了应付战争与革命等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而制定的“军事共产主义”。“军事共产主义”是为了应付诸如外部战争、内部革命而制定的权宜措施，决不应成为一个固定的制度，并迫使和平居民接受，哪怕它被叫做“社会主义制度”。否则，不仅会造成不公正的阶级压迫问题，而且会驱使全社会走向僵化、全民族沦入奴化。况且，此种越权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获得一种正常的社会制度那么持久的生命力。罗马人就很有这种智慧，所以，他们只是在战争期间才任命独裁官〔Dictator，“狄克推多”〕。而和平一旦实现，马上就剥夺战时指挥官的权力垄断，还原为文官统治。英国人对他们的首相、美国人对自己的总统，也是这么干的。难怪英美人正在追踪罗马人的足迹，称霸世界。

 

 

2──

 

告诉你，索居的使徒，普罗提诺的精神世界，既有集体宗教的伦理成份，又有个人出世的心理需求。他的范畴与你当然是不同的，因为你的范畴生在一个文化的裂罅与荒漠中。而他呢，则沉思在一个充满夕阳之美的黄昏。裂罅的挤迫、荒漠的绵延，开辟了一种独创的省悟──它可以用来领悟甚至分析一切伦理学原则，也可用来透视中国的各种心性，即隐藏在学说后面的意志与欲望。在此，一切分歧都奇迹般地消解了，取而代之以一派和谐。──这就是我的世界：一切思想纷乱，其实归诸心性差异的层次。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s〕这本书，作为心灵历程来说，基本上是虚伪的、矫揉造作的东西。而作为宣讲师的布道之辞来看，才有动人之处。好一个以身作则的说教法！毕竟，这种宣道师爷〔“教父”〕的真诚是包含着“人”的意义的虚伪。一个人不能真诚地面对自己，又怎能真诚地面对上帝和听众？如果这位圣徒真的相信基督的上帝，这岂不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行。后来的欧洲人也都跟着这位榜样一起作态，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的《忏悔录》〔the Confessions〕尽管以世俗代替了神圣，但在心性上却与奥古斯丁的何其相类！因此我想，要保留奥古斯丁的圣徒声誉，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翻译他的著作。

 

奥古斯丁《上帝的城》〔De Civitate Dei，City of God〕的几个疑问：

 

〔1〕善的意志是罪恶的动因，怎会不可能呢？我们知道，姑且不论所谓的善恶只是人们的观念，有时一种无上的纯洁的善的意志也会促使罪恶产生，以人们所不能理解的、真正的彻底的方式消灭罪恶，从而促成天国的来临。

 

〔2〕恶的意志为什么不能从开始以来就有呢？按照波斯人的观念，世界本来就分为二元的，恶与善并存于人心中，世上的恶并不比善少、比善弱，不过，这世界的主宰却是善的，因为我相信，这样的看法可以带来勇气和力量，因而也带来了“善”！

 

〔3〕善的事物为什么不能成为恶的意志的动因呢？一种性质的事物当能引起另一种性质之意志。例如，扼制会带来野心的发展。也就是说，“上帝”对“撒旦”公正的打击会引起撒旦的更恶的意志！

 

〔4〕一个意志由于被诱惑而变为恶，应该说在这之前它是善的〔只要它前此从不曾作恶〕。为什么善的意志不会因诱惑而变为恶呢？“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既然是有限的，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完善之处，因而就有了恶的根源，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否定不仅无理，而且等于说并不真实。结果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罪恶的了，其辩解也变成是拙劣的了！我们只应说，上帝是完满与全能的，他之所以使被造物拥有罪恶，只是为了促成更大的善！

 

〔5〕万有无不善，只应从“热爱上帝的一切创造”这一点去理解。而不必用人类的理智去强解那难明的“上帝创造的恶”，更不应视而不见其起潜在的可能性。否则岂不变成混沌学家了。

 

〔6〕有人认为，如果说奥古斯丁算是哲学家，那么就不得不承认他是基督的叛徒，因为他败坏了启示的原则。他说恶与恶意之动因只是一种无效力，是一种缺陷，而不是有效力的──这是强词夺理的。而在我看来，恶意之动因不是无效力的，而是强效力的。上帝正是用恶这强效力，来推进善的成功。恶比善更强有力，但恶是不长久的，它只是一种工具、一个过渡，为了达到善。与恶相比之下，善是苍白无力的，虽然善又是美丽而柔和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奥古斯丁并非在我以前想象的那样崇高：他像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伟人一样，为了自己事业的利益，常常不得不进行欺诈与说谎。

 

〔7〕“因为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恶的；那些恶人，只是由于浸染了恶习之故”。这话如果成立，不是推翻了奥古斯丁自己所谓“善之意志不会因诱而变恶”的说法吗？不是否定了原罪说吗？反过来看，人生而自私，这难道不是恶？至于说到“浸染了恶习”，那么试问，这最初的恶习来自何处？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魔鬼？奇怪！

 

〔8〕在现世中是找不到至善的，对吗？我虽然承认这一点，却与奥古斯丁大不同。奥古斯丁说至善不在现世，乃是使人向往天国，论证人必须依上帝而得救。谢选骏说至善不在现世，是因为至善存于人心。假如至善真能实现，人心又会产生新的不满，更有新的奢求。至善因此会被消灭，因此说──在现世中找不到至善。虽然奥古斯丁对斯多噶派的批判并非无理，但他不知道，那只是一种人的真理，一种伦理学，一种相对的救时的言论！奥古斯丁自己的言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哲人的悲剧！〔我注意到：对斯多噶派有关“一个人在被鞭打的时候也可能是幸福的”、“坚忍的痛苦的幸福”，奥古斯丁似乎理解不了。〕

 

〔9〕《论自杀》奥古斯丁对自杀的一概否定是有失公允的。自杀有多种：

 

a、殉道性的自杀，是对自己事业的献身，特别是当其事业已遭挫折，这种自裁有助激励士气。如屈原、崇祯等。

 

b、精神支柱之崩溃，即所谓绝望时，感到人生空虚、无意义而自杀。

 

c、不可忍受或不愿忍受肉体的极端痛苦而自杀。

 

d、恐惧、不甘忍受着羞辱等等。

 

e、出于习惯，如有的民族、地区、宗教、训练倡导自杀。

 

f、怯懦、思想脆弱、意志颓废、抵抗环境的能力过于薄弱。

 

g、精神病等等，不可尽举之……

 

而奥古斯丁却没有区分这些复杂的具体情况。殊不知第一种自杀是崇高的，第二种是可以原谅的，第三种是无所谓的，其余几种才是奴隶状况的证明，不足取法。

 

〔10〕奥古斯丁关于这个现世里没有幸福之证明，乃是为了证明更大的幸福只存于来世、彼岸，而这个彼岸与来世又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达到的。我不是群众宗教的信徒，我不相信这样廉价的来世，虽然我相信少数人的窄门的“彼岸”。当然，我也不相信现世有幸福，因为“幸福”的内容各有不同！我谢选骏的幸福境界，又怎么可能在现世觅得呢？尤其因为，我只爱虚无飘渺而不可言说的美妙之仙境。

 

〔11〕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耶稣明明说过“上帝的东西归上帝”〔“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还有，耶稣明确宣布：“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 〕奥古斯丁为什么还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其实，反对地上天国的思想不仅是耶稣的，而且在旧约时代就有表达：“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撒母耳记》8:5─8:22〕圣徒奥古斯丁为什么闭耳不听《圣经》的启示呢？

 

 

3──

 

彼得·阿柏拉德〔Peter Abelard，1079—1142年〕《伦理学》数章的批判：

 

──“对德性有影响的心灵缺点”。彼得·阿柏拉德先生说，只有“使恶人去做坏事的”心灵缺点，才是对德行有影响的。反言之，大概对好行为有直接促成的优点才是有关道德的。

 

──不，我不苟同这种看法。就谢选骏所知，一切的心灵优点或缺点〔包括敏悟与否，意志之倾向等〕，都与德行的好坏不无重大关联。可见上述“心灵特点”正是一种“天赋”，这种先天禀赋往往造成一个人的特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已造成了！不应只看这些“心灵特点”好像与道德行为并无直接联系，就忽略了它们。正是这些先天禀赋与后天的遭遇，形成了一个人的道德准则。没有一个人没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但没有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完全符合社会要求。

 

〔不错，彼得·阿柏拉德似乎已经注意到“善这个名词原有不同的用法”。可惜他没有进一步加以界说，否则它的意义就大了。〕

 

──彼得·阿柏拉德先生认为善行虽出于善的意向，善的意向本身却还不是所谓善的。

 

──这里，阿柏拉德先生显然忘记了，善的意向只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标准在于人心。而对谢选骏而言，善则是历史的利弊得失！

 

──阿柏拉德先生问：一个没有〔对上帝的〕知识的人，如果相信自己所做的是替上帝服务的，并以最大的热忱去做，因而干出了违背上帝的事情，这是恶还是善，应否受惩罚？

 

──谢选骏答：这是恶的。这种人干了超出自己的能力与本分的事。例如，他们本来应跟随先知，现在却杀害了先知，这难道不是恶吗？并且因为他们顽冥，犯的罪恶要比常人更多、更严重，更难以悔改。对他们施加惩罚不仅公正而且必要，惩罚恶，才是善。

 

伦理学可分为：个人伦理，家庭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哲学伦理与宗教伦理。前三者在中国古代如以孔子为代表堪称特别发达。最后一种在中国以外都很发达。中间两种则中外皆有之。

 

个人伦理有称为“自我修养”。即修身。家庭伦理：齐家。政治伦理：治国。社会伦理：平天下。在西方，把政治及社会伦理理解为“契约”，要求人们都自我克制来进行伦理修养。哲学伦理即所谓“人生哲学”。一个没有哲学伦理即人生哲学思想的哲学家是不配算作哲学家的。

 

路易十五〔1715—1774年〕时期的巴黎沙龙主妇杜得芳夫人说：“人类无论怎样也不能知道的事物，知道了也必将无用于人类。”这话在伦理上和实用上讲来可能是对的，但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就不免是一种诡辩了。尽管它充满了知识女性特有的聪明。因为既然你既然不能知道，也就无法断定到底有用还是没用的。“思想是看不见的广延，广延是看得见的思想”：不懂的东西不见得无用。

 

 

4──

 

爱斯拉谟斯〔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年〕，真像一位舞文弄墨的喜剧演员。这在欧洲可是尊称。中国民间没有这么文绉绉，人们把这叫做“耍猴儿的人”，一个思想界的跳梁小丑者，一个涂满了“哲学色彩”之鸡毛的游街者……这就是《愚神颂》〔In Praise of Folly，1511年〕给我们的印象。左右逢源的大众艺术家，鼓舌如簧的群众献媚者……你，人本主义者。

 

 

5──

 

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想在理性能达到的范围内驱逐内心的黑暗；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辩证法曾是形而上学专家用来进行诡辩的工具，而乱中夺权的革命家伙们则用它来推行专政。也许真正的辩证法精神还是可以显现的，但那必定很难言传，更不可聚徒教授。因为人的高级心性体现为一种“眼光”，是一种超越语言的存在，一种生物感应，也是智人企图探究纷繁现象的一个尝试。这种眼光，仅是感觉，必与实体的法则不合。

 

辩证法是一项高级的智性修习，因此，它实际上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如果一旦进行普及，则与诡辩很难分辨了。经院哲学家想用辩证法来掩饰理论的虚弱与浮肿，结果反倒造成思想的混乱与规范的模糊，结果导致哲学领域里贵族风度的歼灭战。在古代的中国与希腊，此法的盛行是一条通向文化专制的道路，现代中国更是如此。破坏了理性的规范，也就归向了迷信的混沌。

 

历史上每位哲学老人的“体系” 都有其合理部分〔其思想内核部分〕，也有其强词夺理部分〔勉强搭造起来的论证部分〕。我们的历史任务不过是用他们自己的合理部分，去揭开他们的不合理部分。

 

一切哲学巨人的必然归宿：

 

〔1〕不是趋向自我否证；

 

〔2〕就是求助于信仰；否则就归诸

 

〔3〕不可知之境了。

 

当然，第四条道路还是有的，如缄默不言。但第五条道路的确罕见。纯思纯虑到头来是难以固执的；“哲学有何意义”的疑惑一再泛起。这是些人性上的需要，科学主义者想抹也抹不掉。一切绝对的哲学，一切自以为是而排斥他家的精神独裁──都在散布目的论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传播功利至上的瘟疫哲学。这对下愚只能蒙骗而不能点化，而对于上智甚至中人，它的重压却是惹人烦恼的根源。

 

 

6──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年〕，这是半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年〕和半个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的混合体。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则被目为“日耳曼精神对拉丁──天主教文化的反抗”。从路德新教和加尔文主义〔John Calvin，1509─1564年〕，演变到纳粹主义〔Adolf Hitler，1889─1945年〕，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尽管这其中充斥了许多离奇的变奏。

 

从物理学史上看──欧洲文化的鼎盛期是以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年〕而不是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为标志的，所以牛顿认为，“在自然界里本来没有我们称为规律的东西，而那些帮助我们的理解力去说明自然中一系列现象的只是一些公式！”

 

“浮士德精神”的真正化身，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因为他观看宇宙的眼睛被“无限的色彩”迷住了。反之，则是衰落的表现，他用成熟的相对主义代替了血气方刚的普遍真理，用宇宙的有限论取代了浮士德精神的无限雄心。

 

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1473─1543年〕和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年〕，则是北欧海盗的后裔，是无限扩张和企图鲸吞一切的浮士德绝对主义、太阳中心论的衰微，岂不就是欧洲文明的内在力量业已衰微的可靠标志？这以后的欧洲，除了像叔本华和尼采那样乞灵于东方思想，在佛教和拜火教的灰烬里寻寻觅觅外，还能干些什么呢？

 

 

7──

 

蒙台涅〔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年〕说得不对，死亡、贫穷、痛苦都不是人的主要敌人──在我们看来，人的主要敌人不是“阻拦他意志的东西”，而是“纵容他意志的东西”。也就是说，人自己的意志本身要比意志的对立物，更让他自己难以应付。而事到临头，发挥作用的与其说是某种能力，还不如说是让那种能力得以发挥的局势。因此我们不能赞同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年〕有关“良好的法可使世界永远美好”的观念。但我们承认，如果全能的上帝亲临尘世国王的座位，那么人世也许会像天穹一样和谐幸福。因为，写在纸上、刻在鼎上的法，毕竟是死的。人订的而且要依赖人的努力方能运行的法，落到执法官和执法机构，就不那么美妙了。任何完美的法律系统，都不能避免人性的陷阱，因此，经常的调整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适时的调整似乎要比法的良好存在本身更重要，但是也正因为这样，就给利用调整的机会篡改法律精神的不法之徒，留下了可乘之机，而这些不法之徒往往还打着“人民代表”的旗号。而丧失了自我约束力的法律系统，才是一架最为残暴的绞肉机。而革新法律的关键，也在人，在那些还拥有自我调整能力的社会本身，在那些公民还能保持自律即自我控制的社会中。

 

 

8──

 

在我看来，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年〕的“直道进化”论，与其说是体现了“宇宙目的性”和“生命的意义”，莫如说是人性本身的惰性结果！对于生物也包括人而言，任何努力一旦持续化就会形成一股惯力，并在惰性中前进。续继前进既然已经不需特殊的意志力量了，按照既定的死人方针就可以办了。在这样的状态下，反而是停止前进、急流勇退，才需要格外坚强的意志力量。所以“直道进化”所体现的“定向发展”并非生命的可喜，而往往是生命的可悲。

 

在我看来，进化过程要与自我调节互相结合，才是一种有价值的进化，但是这样的进化只是在理想国里，不在自然界中。自然界中的进化过程常常对生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它是生命自己无法控制的。所以“直道进化”的观念岂不是通向衰亡的路？尤其是对于一个种族、一个群体而言，既定的方针更是如此越走越窄。虽然个体的一生最好具有某种程度的“定向发展”才能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特成就，但对种族及群体而言，定向发展可能是相当危险的。况且，种族群体如何认识比它自己更大的存在呢？像个人服从群体那样服从更大的存在？尽管我相信种族群体的意象通过佼佼的个体可以展现出来，但谁知道那是否某种幻象呢？毕竟，个体只有以种族群体为“效忠对象”，才有可能发扬光大自己所表达的意向，然后，这些佼佼的个体才被种族群体承认是某中代言人，即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的先驱：佼佼的个体就这样以自己的“直道进化”〔定向发展〕来使种族群体避免了直道进化的厄运，他适时地自我调节，推进了命运，而不是被惰性推着走。

 

 

9──

 

全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哲学，等于是做了一个巨大的智能试验，虽然从根本上说这是不可能有结果的。要知道，认识能力最终是无法给认识能力下定义的。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如科学语言或宗教语言〕兴许可能更有效地说说哲学的问题。但永远没有一种语言是全能的，因为语言所要说的，所一再说的，正是语言本身！这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循环，是一个悖论，一个自圆其说或等于没说〔二者在实质上相似〕的游戏。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然而，要是把哲学当作一项智能的游戏和体操，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便不存在“正确”和“错误”的问题了。不管怎么说，康德在此，至少可算个探险家，一个编织严谨方程式的“有德之士”。在此，他的冒险事业确实堪与哥伦布或哥白尼媲美。虽然他与那两位探险家相似，也没有找出正确的答案，但毕竟是令人瞩目的先行者，可以让后人瞻仰其精神〔而非结论〕。

 

黑格尔在其《宗教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中所表明的离奇论点，则比斯宾诺莎的荒唐论证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假冒为善的此公还偏偏要为自己的藏头露尾的伪善镀上一层客观真理的金箔，尤其要了读者的命。只有卡尔·马克思那样的蠢材，才会被他迷惑，竟然想起来要把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变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

 

我们不会德语，无从阅读黑格尔的原文，本来不该评论黑格尔及其哲学；但是后来我发现，黑格尔不会中文，却纵论孔子及其思想。那么我们也就仿照一下黑格尔，对自己不会其语言文字的德国作品，也来评头论足、发表看法。

 

黑格尔对孔子思想的了解，来自传教士的译本，且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因为他接受教育的时代，还在十八世纪，那时候欧洲人还不懂得印度的梵文和希腊语属于同一个起源。而德国的东方学要到十九世纪才开始，那时黑格尔的大脑已经完全僵化，无法吸收新知了，难怪黑格尔对东方文化完全外行。

 

结果很不幸。“黑格尔论孔子在世界哲学史中的零地位”，虽然是十八世纪的陈酒，但通过马恩列斯的暴力推销，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却成了一个流行。我记得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曾经大肆宣扬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里批判孔子的段落：“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他的著作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经注释了经籍，特别是历史方面的〔他还著了一种历史〕。他的其他作品是哲学方面的，也是对传统典籍的注释。他的道德教训给他带来最大的名誉。他的教训是最受中国人尊重的权威。孔子的传记曾经法国传教士们由中文原著翻译过来。从这传记看，他似乎差不多是和泰利士同时代的人。他曾作过一个时期的大臣，以后不受信任，失掉官职，便在他自己的朋友中过讨论哲学的生活，但是仍旧常常接受谘询。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对孔子的批判，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吹捧，而在1970年代风靡整个中国大陆。直到今天，还有网文指出：“没有逻辑和思辨的语言实在不能称之为哲学！黑格尔批评得很对，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哲学家的，只有一些思想家。先对于西方哲学，东方哲学其实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我觉得主要是缺少了逻辑这个工具，所以根本没有完整的能串联起来的思想和理论。而且中国人很不注重辩证的思维，中国相对于西方整个社会都缺少思辨。很少认真完整的严肃的思考一些问题。”

 

有的网文进一步指出：“孔子确实没有留下什么思辩的东西，所以能反驳的地方也不多了，或者不同国度的人也觉得没有反驳的价值。我觉得孔子的功劳，就是帮中国人卖了广告，让世界上的人知道中国人有道德。曾经在书上看到过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比，大概意思是中国哲学谈生而避死，就是说中国人绕过了死亡，就对生活上的事情进行思考讨论。但是，偏偏西方人却认为，‘死’是哲学领域最丰富的金矿，哪个哲学家都可以从’死‘里‘捞一笔’。难道这么伟大的孔子，思想这么开阔的孔子没有想过死？怎么不去研究研究呢？可见中国人做学问比较狭隘，而且受封建制度约束，不能谈性。人进化过程中，吃跟性是没有改变过的本能，所谓食色性也，生和死于我们也无法避免，为什么舍近求远，谈读书谈交友？相比之下，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要深刻多了。（午睡前脑袋不灵活，以上纯属扯谈，无逻辑无根据，只不过不想冷落了牧童一番苦心发这个贴，希望大家继续讨论，没有你们的讨论，引发不了我发言的灵感。本来还想写更多，无奈已经睡着………）”

 

国学家尤其是喜欢儒学的国学家以孔子为“中国伟大的哲学家”，但黑格尔的徒孙毛泽东却看法相反。他根据黑格尔的普鲁士精神来扫荡孔庙，战绩远在明代中期草寇刘六、刘七之上。刘六、刘七的“起义部队”在孔庙驻屯，但仍然不及毛大的解放军和红卫兵那样进行系统的“改造”和毁灭。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当然没有哲学，因为连“哲学”这个词汇都是近代才从日本输入的。但是中国有儒学、道家、玄学，这是希腊和德国所无的。正如德国没有汉字文献一样。没有水墨画的德国，可以从事油画活动。所以孔子的“仁”显然不是“哲学范畴”，而在儒学范围。

 

黑格尔说：“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在东方国家里“找不到哲学知识”，“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这话并不错，这等于说：“真正的德语是自德国开始”，“外国人说的德语必须排除在德语文学以外”。但是当黑格尔认为哲学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就陷入无稽之谈了。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年〕认为，艺术是自我意识的一个特殊发展阶段，艺术不依赖于自然界。我认为这基本上是对的。当我年幼的时候，也曾受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教诲，以为多多观察自然景色就可以得心应手地造出好的写景诗。但结果令我大失所望，尽管观察了很多，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那种感觉，更遑论再现自然景观！由此我陷入痛苦的思索。结果我发现，要写诗就必须从诗本身入手，应该多读多体会前人的作品。这种“继承传统”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会自我意识、唤醒自我意识的过程。尔后才是通过模仿去掌握表现的技巧。最后，你确能写诗了。但这是自我意识和语言游戏能力发展的结果。至于“自然与生活”呢，它们不过是触发了你内心的弦，为你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谢林─黑格尔一脉相承，是德国自然哲学的梦游者。他们胡作非为的“自然哲学”是荒唐闹剧，其喧闹史仅仅表现了普鲁士小人国的妄自尊大。看来不仅是其命题的意义，而且整个说理系统的意义──都须到“自然哲学”所显示的扩张欲望里去寻找了。在我看来，哲学只是哲学，“自然哲学推理”要想取代自然科学实验，不过是一种德国推理狂的病态症状罢了。可惜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从“自然哲学”这个中学课程学到足够的教训，还是一味玩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等等的“社会科学推理”，结果弄得天下大乱，狼烟四起。如此看来，德国式的“自然哲学野心”的破灭，为“社会科学预测”的破产，作了预告，尽管其落实过程，又花掉了将近两百年。

 

所有这些对于自然哲学的反证，岂能不为后来的实证主义思潮的泛滥敞开大门？思想史上又一个无聊的白天开始了。

 

德国的“推理思想家们”都是些绝对主义份子，除了康德以他不彻底的相对主义启发了自认为天真的尼采。德意志的精神，在此显示了某种两重人格，那也许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残酷后果所造成的日耳曼民族分裂，在其精神世界所留下的持久创伤。尼采是真的傻气？还是以真诚为手段而哗众邀宠呢？当真诚被作为一种方法在使用，真诚也就不存在了──戏子和街头宣传家的时代破晓了。实际上哲学家尼采很迷恋戏子，而后来的街头宣传家又很迷恋尼采，这真是有趣的罗圈。

 

“思考”是一种“逻辑”，是用来辅佐并证明意志的。当意志产生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用思考即逻辑去鼓励或抑止自己。思考的作用还在于可以深化意志，尽管它并不能产生从高级精神到普通意志的所有自发性。虽然实证主义者力图使意志服从思考，但这种“力图”不也是一项“实证主义的意志”么？有什么样的意志，便有什么样的思考和什么样的逻辑。可以和意志相匹配的，不是“思考”而是“眼光”。眼光不能对意志发号施令〔用叔本华的话说，“没有支配意志的意志。”〕；但可以分散意志，甚至转移意志。所以我们认为：从意志中生出宗教；从眼光中生出哲学；从验证中生出科学。

 

在一个优秀的心灵中，意志和眼光常常是相对分离的、独立的，由此取得互补与协调。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却完全泯灭宗教的意志与哲学的眼光之间应该保持的距离。──这显示，他不但是个绝对主义者，还是个心存愚民之念的售卖狗皮膏药的大师。他的主要成就是剽剥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加以改换并套用在本体论的上，于是这个绝对的牧民哲学家就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精神”的代言权，就可以由宇宙精神〔即斯宾诺莎的“神”〕去推论一切属于宇宙精神的派生物〔即现象世界〕了，这就完成了“德国自然哲学”的完全堕落史。但事实证明，这不过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笑柄而已。这位大导师最后也很难下台，好在他的门徒盘踞的领地太野了，所以通过游击战争救了他的驾。

 

如此，拯救黑格尔及其各类门生〔包括卡尔·马克思及其各派门徒〕的最佳方法，唯有烧毁黑格尔以前所有的人类著作。据说，柏拉图就是依靠烧毁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前460─前370年〕等人的著作，才得以成为大师，为自己创下了不朽的声誉。果然，二十世纪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也开始销毁或篡改黑格尔的私淑弟子马克思以后的时代所产生的几乎一切哲学著述甚至科学著作。因为黑格尔不及柏拉图，必须扩大销毁面才能达到愚民效果。所以，“文化水平”最低的毛泽东，其销毁书籍的规模要超过了列宁和希特勒。

 

显而易见，一切超过黑格尔“宇宙精神大全”、马克思“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等“必然性胡诌”的典籍，只要存在一天，就能证明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不是真理，并会一举击溃其独尊地位。如此看来黑格尔的出现，确是“德国哲学的终结”而不仅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实在很有些相似。虽然黑氏与亚氏一样“博学”，可他比亚氏更多专横的普鲁士气味。毕竟，亚氏还没有将马其顿的秩序等作宇宙精神的最高体现。黑格尔哲学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进击世界，广泛流传，进一步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堕落。结果，连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实证材料，也不得不屈从于“黑──马”这一套思想把头的控制。

 

10──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接受佛教和印度哲学的影响，有内在冲突，有些无序又有些矫情，还颇为枯燥。他把自己的限制化为事物的限制，且把自己的苦恼，看作宇宙的苦恼。他否认生命、世界，当然是荒谬的。参照他的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看，那就更是一种矫情。生命与世界，并非从意志产生的；相反，意志只是生命与世界的使者而已。生之使者，死之使者，皆是意志。我们现在所能发现的一切世界，也许确是“意志的表象”〔因为人是不能排除主观而变成“客观”的〕；但在我们以前呢？生命与世界是否也是这样？否则，意志本身又缘何而起呢？人不仅通过意志认识世界，也通过理智直观〔照叔本华的术语〕去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自身”的直接含义。尤在后者。叔氏承认，人的身体比世界对人而言，更实在。随着这身体生命的衰退，身体所显露的意志也告衰退。这不可以说明身体比意志更根本吗？这样，就可以由佛而臻乎老：“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 叔本华、尼采的伦理学深受斯宾诺莎的渗透：伦理学与本体论的混同。这使哲学家们把伦理上的“谬误”，变成了认识上的“真理”。这些绝对观念下的一心为善者！甚至连尼采这位从善恶的彼岸偷渡到人间的使者，也念念不忘以伦理统率一切，从而得出了“真理就是更深刻地统治着我们的错误”这样的语义悖论。

 

卡尔·马克思，一个体系上非常圆滑的思想家，一个嘴上头头是道的人物，是个闯荡江湖的干将，一个红卫兵式的家伙。这种能人八面玲珑，浑身充满女性般的赏心悦目，但其所言却是随机应变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比起马克思的真理体系而言，有些并不那么完美的学说，倒是比较可信。因为任何人心原不乏矛盾，一个人显示了自己的矛盾，才变得可以信赖。相对的真言虽不能为大众欣赏──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思索，所以需要省心省力的结论──但面对着生活的荒诞时，富于矛盾性的思想便显出了优势。正因为任何人都需要因时制宜，所以绝对的观念在充满矛盾性的生活中便只能失灵，暴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它原本只是特意给虚胖者准备的镇静剂。

 

 

11──

 

难道伯纳德·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所下的那个定义是确切的吗？他的《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说，“哲学是处在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某种东西。”我们知道，即使他这意思是对的，但是他所采用的表达也还是不确切的。实际上，通常所说的哲学是关于神学、科学与纯哲学之间的大杂烩。当然，这还得加上关于人和历史的诸多思索〔所谓“历史哲学”〕。如此看来，我们还是应该恢复哲学的古老本义比较好： 哲学不过是“博学善思”之谓而已。

 

伯兰特·罗素认为，阐述任何一种关于人类关系的圆满的现代伦理时，最重要的是，承认人对人类范围外的环境的权能，所必有的限度；以及承认人对人彼此间的权能，所宜有的限度。……这种思想的兴起，表明西方文明里人的权能，已经成长为一种足以反转过来打击人自己的力量。因而，约束权能比放纵权能，具有了更迫切的现代意义。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年〕与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年〕的相似性──论证取胜于当时，论点取胜于后世。至于其它，则难把握。这正显示了思想的深度与思想的机智，以及二者的惊人结合。使他们大有社会影响力的，恰恰是其隐士的欲望！庄子也是这样。尽管风格截然反矣。例如，庄子学说有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意志主义者，主张精神决定物质形态；另方面他又承认物质的相对实在性。正因为他的论证是以这物质世界为出发点，所以不主张涅槃，而主张与时俱化。他又不相信感觉以外的世界，排除了超验者〔如上帝〕的存在。

 

 

12──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在《反杜林论》〔Anti-Duhring，1878年〕里咒骂的那位杜林先生，反而是对的。毕竟，开创后世共产主义运动之先驱的，并不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之流的理论家，而是巴贝夫、巴黎公社社员等实干者。这些人才是布尔什维克的先行者。至于卢梭，他所谈论的平等完全是自己的臆造。人类从来就没有过卢梭式的平等，卢梭不过是把原始人加以美化，其实人的凶残和贪婪是本性的，而不仅仅是习俗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此误判，导致古拉格群岛的出现。而卢梭的矫情，并不说明他真的想过“原始人的生活”，他并不是一个不要享乐的人，相反，他和后来的许多共产主义者一样，是一个极端纵欲的人。他的矫情，不过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否认。他所宣扬的“平等与不平等”等等怪论也是出自心理的病态，是他那个时代的某类人对社会秩序的抗议；他的这些学说并不像后来的人类学研究那样，体现了至少是力图接近了历史上的真实状况。

 

人间的平等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动物世界就没有平等，只有食物链和所谓生态意义的“压迫和反抗”。强制的平等不但需要建立在血腥压迫与更加集权的基础上，而且平等的强制实现正好证明了人间比动物世界更加不平等的残酷事实：具有影响力的人为了自己的某一观念〔如“社会平等”〕，就可以叫千万人去死。可见生物越进化，不平等越加剧。不论在生理、心理、社会层面，都有这样的趋势。

 

 

13──

 

“一个命题的意义”不像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 Schlick〕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证实它的方法”；在我们看来，一个命题的意义，还在于它所指示的欲望。不了解欲望，不揭示动机，就无法理解语言的含义。而语言的最精微处，也恰恰在于它所蕴涵的欲态。哪怕，这是“无欲之欲”。通过“方法”，人们可以证实命题的意义；但却无法得到命题的意义。例如，欧洲文明的意义，被迪斯科“音乐”的狂乱节奏……给揭示了：持续不衰的癫痫，有力体现了“时代精神”，舞者们疯也似地踏着地板，以全部热情叩击地狱的大门：渴望踏破地狱并深深扎将过去……“地狱、地狱、地狱！──快开门！我要过去！要不顾一切地沉浸！这世界使我厌烦！我已无所留恋！──地狱！快开门──放我过来！”

 

──这是欧洲文明的呼声──地狱大门传来了西方的呼声……面对西方文明的如此病态，我们应该予以缓和而不该予以加剧。但是浮士德精神的魔性却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好像失掉刹车的汽车疯狂前进，非要一头扎进高速道路旁边的山谷不可。这样的浮士德真是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丧失刹车器的浮士德牌的汽车，不是走向那命中注定的自我毁灭？其中的人不再能逃离坐在车里待毙的命运；那紧紧裹住他的、几乎成为定数的“飞速发展”，使人灵魂破碎。注定要在这场冒险中毁灭殆尽，是与希腊悲剧西西弗斯“日复一日”的劳作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更深刻更阴沉的人生悲剧──“日新月异”地奔赴死亡！一万条大路摆在脚下，一亿种生活的诱惑在微笑──瞬息而逝，不死在无尽的扩张之路上，就死在毁灭的深渊中。

                                                     

 

14──

 

取代“浮士德精神”的；只能是“周易的乾坤”。按照浮士德精神，人人都自觉悲惨、人人都心怀怨怼……按照周易的乾坤，才能有效地超脱这苦恼的不幸感、进于尽可能不动心的崇高的无情之境……心领神会，知命无忧──并非没有忧愁的天真未凿，而是涤除了忧愁的再生状态。周易的乾坤，是这一再生状态的象征。故《易》云：德日新、日日新……

 

在《易经》面前，即使像黑格尔这样心胸狭窄的哲学教授也不得不发出赞叹，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到了晚年，他终于吐露了一个终身的秘密，在自传中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

 

难怪黑格尔临死的时候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过了不久他又说：“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其实，连黑格尔自己都不能理解黑格尔自己；所以，谁都没有误读黑格尔。正因为黑格尔自己“本来无一物”，结果任何正确的理解也都成了“何处惹尘埃”的无稽之谈？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不是就人的本性而言的；而是为知命意识的豁然开朗，所发的一支旁注。

 

浮士德死去了，他的历史终结了。周易的乾坤死而复生了。在即将来到的时代里，周易的乾坤将化育天下。让我们被这透彻的全球时代的预言静静催眠吧：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辞》〕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坤卦·彖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