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大改组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二十五章 大改组 

Chapter twenty─five Great Reconfiguration

 

一，全球居民的多元特质

1. The pluralistic nature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二，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

2.Proletarian,Caste,Religious Grouping,Church

 

三，民族整合的文明历史经验

3.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四，走向全球政府的几步震荡

4. Turbulent path toward global government

 

a，“平暴”的必要性

a.The necessity of "pacification"

b，铲除主权国家的哲学

b.The philosophy to eliminate nation-states

c，全局的和平取决于融合集团

c.Overall peace depends on the integrating groups

d，文明的节奏出自反动的思想

d. The rhythm of civilization grows out of reactionary thought

e，全球文明的精神形式

e.The spiritual form of global civilization

 

 

现代主权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主宰国民的全部生活，形成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强大机器，因此变得残暴不仁。要铲除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必先铲除其哲学意识形态。如果排除了主权国家，那么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什么实体可以造就全球秩序？我们认为，是“融合集团”。马克思的“无产者”、尼采的“种姓”、斯宾格勒的“教族”、汤因比的“教会”以及当代的“跨国公司”、“国际财团”，都是融合集团的雏形。而对未来威胁最大的“恐怖组织”，也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融合集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由少数几个国家中的少数派，来主导破坏行动。

 

 

**一，全球居民的多元特质***

1. The pluralistic nature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欧洲文明曾在十八世纪经历了“中国化”〔理性主义、启蒙运动〕，十九世纪经历了“印度化”〔神话和语言学、佛教的引进〕，二十世纪终于迎来了“多元化”〔欧洲中心论的废除〕。现在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西方人终于明白了，“学习古代中国的最好理由也许最简单，因为中国不是欧洲，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没有传承关系，然而它们完全对等。”〔艾兰［Sarah Allan，1945─］《西方人为什么要学古代中国？》〕

 

显然，仅仅学习自己的文化，对于一个全球时代的居民来说，是不够的，而像美国大众那样把美国等同于世界，更是闭目塞聪〔美国的新闻很少国际内容〕。语言决定了思维结构，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在中国，至少从商代开始，也可能是从新石器时代或更早开始，人们相信人死后还有吃饭的需求；子孙如果不供奉先祖食物，他们会给子孙带来坏运气。这个观念与中国人‘孝’和‘礼’等伦理概念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基督教传统假定，和个人的世俗生活相对，世上有一个永存的终极实体。它还设想，上帝也存在，他不仅创造了人，而且在人将死时，他将根据《圣经》所记的道德标准来审判每个人。这一宗教背景对西方的个人责任观念极为重要。时至今日，中国学者不再相信祖先需要供奉食物的那种祭祀，西方学者也不相信死后在天堂或地狱会有永久生活。但是，这些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价值和理解的成形过程中如此强大，我们难以摆脱它们。”因此对西方人来说，研究古代中国可以使他们发现另一种思维和组织生活，进而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例如研究中国哲学已经帮助西方学者醒悟到，自己的哲学体系立足于关于终极实体的超越性前提，其基础在于自己的宗教传统。这个前提在逻辑的发展方面特别有用，可是它最终并不比中国人的‘感应’宇宙观正确多少。”〔同上〕当然在我看来，欧洲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这一差异，还与“种族三特性”有关，即中国文明更加接近“K战略”，相形之下，更为松散的欧洲白人社会则较为接近“r战略”。

 

学者们还发现，汉朝之前的中国“神话”文献，几乎没有其他民族那样的神话。这是因为，在中国，祖先取代了神灵的地位，祖先崇拜就是宗教。再如中国的青铜用于农业工具的极少，尽管出土了不少青铜兵器，但除铜箭头外多数只是礼器和祭器，而不是商周国家进行军事扩张的作战工具。因此，中国虽然也呈现由石器到铜器再至铁器的进程，但严格地讲中国并没有所谓“青铜时代”。

 

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最终结束，这一天已经不远：欧洲将变得很像中古时代的花剌子模：日益工匠化、商业化，完全忘掉了往日的军事传统和政治衣钵，成为专门替人提供“生产力”而不是战斗力的区域。花剌子模位于咸海南方、阿姆河下游，是中亚的一个古国。十一世纪末，塞尔柱突厥王任命其大臣忽都不丁为花剌子模地区都督。忽都不丁四世孙摩诃末继位后，进一步扩张领土，建立了一个包括前苏联中亚地区以及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回教帝国。都城玉龙杰赤在今土库曼国乌尔根奇。

 

1219年秋，成吉思汗亲率十几万军人出征花剌子模。1220年春，成吉思汗攻占不花剌城，守城三万多军民被杀害。接着围攻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罕，成吉思汗下令杀害投降将卒三万余人，又掳获三万工匠分赐诸子和亲属。据丘处机记载，“城中常十余万户，国破以来，存者四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欧洲殖民扩张看作是“蒙古反应”，这在俄罗斯帝国〔及其后继者“新沙皇”苏联〕即“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尤其明显。但随着八百年前开始“非和平崛起”的蒙古风暴去日已多，欧洲早已丧失了前进的反作用力，那动力本是基于“反侵略”的双重含义：反抗侵略与反向侵略。于是，旧的欧洲沦为一片散沙，新的欧洲要么不存在，要么是作为一个世界霸权〔如以前的苏联和现在的美国或是以后的某个新罗马和新秦汉〕的经济附庸和物资基地而存在。至于“创造性文化”的时代，对欧洲已成过去，即使是“欧洲联盟”，在未来的年代中也只能提供经济技术的润滑油，而无从贡献精神与政治的活力了。因为欧洲文明的夏天已经结束，正如中国的战国末年或是南宋末年，正在期待一个野蛮的强盗前来收割。可以预测，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二十世纪的国际经济体系和技术系统，将伴随其政治体系和伦理观念一同解体，作为“形成一个更大整合”的必要前提。连锁反应的一个个环节，推动新的甚至“充满野蛮精神”的强权〔即“强盗权力”〕将迅速升起；揭开全球历史的真正序幕。我们最好不要孤立看待那席卷回教世界的自杀爆炸浪潮，如果这还不算“充满野蛮精神”，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算作“野蛮的”？无可讳言，这种野蛮也算是文明的祖师，是一切文明得以发生的内部动力，正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惟有野蛮可以替颓废的文明，提供方向。

 

什么是强权？强盗权力。什么是国家？抽税机器。在强徵保护费的意义上，国家与黑社会和强盗权力是完全一致的。我看见世界各地的工匠云集而来，蔽满大地、天空、海洋，他们无法携妻带子，孤零散漫，没有家庭、宗族、根底，也将没有后嗣、遗迹。他们作为一些“肉做的机器人”而来，先是钱币的奴隶，然后是可汗的奴隶。有一种疲惫的个人主义、变形的民主主义、残余的纵欲主义在折磨他们，绝境的希望鼓动他们的夕阳生命，死亡威胁迫使他们献出最后的技能、夕阳的工业。全球时代的“电脑技术人员”和花剌子模可汗大帐里的能工巧匠们，即将获得大历史意义的内在一致性。负载着五百年的报应，疲沓的欧洲心灵，将是初冬气候下即将泯灭的谢幕者，来者不再记念他们，就像欧洲殖民者不再记念新大陆的印第安文明。但新的全球政府确实需要成千上万这样的机器人，像是古代的亚述人和近代的蒙古人需要聪明的奴隶一样，全球政府也需要四处搜括这些能工巧匠，当作宝贝一样安置他们，极力榨取他们的智能，驱使他们的身心机能。欧洲终于荒凉，即使大量的穆斯林移民也拯救不了它，欧洲好像在呕吐殖民时代所吞咽的精力，它不断向外输血，现在终于因为失血贫血而衰竭。欧洲不被战争毁掉就被移民榨干，历史的巨轮又徐徐转到相反的一边，不过这一回可不是偏爱欧洲的力量主导一切了。

 

日本，这个欧洲的成功模仿者，它的命运也大抵如此，日本正在并将进一步向广袤的东亚输送大量工匠，也就是所谓“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这再不是主动的“侵略”，而是被动的“割爱”，被吸走的不是当年来自底层的兽性大兵，而是日本列岛的精华，就是当年从大陆移居过去的金童玉女的后代。刻入骨髓的吸取将使这个岛屿地区、这个人口日益萎缩的混合民族从心底感到寒冷和不寒而栗甚至心灰意懒，剩余的日本人变得和过去的虾夷人一样，给那块一度充满了魔力的土地好好“退退功”，使其脱却天皇魔法的咒语。要知道，日本是小小的，为了图存，它不得不诉诸高度的集约，使其内部压力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对抵抗外部压力大有好处，且有利于新事物的产生。

 

中国则不然，因为太大，所以自然的、内在的统一固然很好，但人为的、强制的统一，对这个庞大的东亚大陆的健康发展，并不见得有利。如果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紧凑、富于效率和整体性协调与活力，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那将形成一部威胁自己和世界的超级机器，摆布人类的未来。中国历史一再表明，文明的黄金时代往往不是政治专横、社会黑暗的统一时代〔如秦两汉和元明清〕，相反，文化的创举常常出自社会动荡、政治分裂的“乱世”，如春秋战国、魏晋六朝、五代两宋。唐代的案例相当引人注目，唐朝并不是常人误解的那种“强盛、统一”的稳定帝国，恰恰相反，它先乱于世家争权、牝鸡司晨，后为藩镇割据所苦，夹在中间的所谓开元天宝的“太平盛世”超不过五十个年头，但正是这样的分裂，促成了多元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惊人的文明硕果。

 

 

**二，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

2. Proletarian,Caste,Religious Grouping,Church

 

以前的迷信告诉我们：同操一种语言的、有着相似文化背景和历史起源的居民，才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它的补充规定是：民族成员还要在自然地理或政治地理上的互相接近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互相凝集。可是，全球化的发展迟早会将这种陈旧的观念远远甩到自己的身后，现在的人们，用手机和远在天边的伙伴喋喋不休，对周遭的肉体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人群和民族已经明显地分裂为小块、再小块，主权国家的旧瓶已经不能再装全球时代的新酒了。

 

种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只从或主要从人的外部特征或生物特征区别人们，即使种族主义还包括了一般意义的心理特征，但从种族角度去寻求人类命运或文明秘密的努力，也正如从阶级角度和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去寻求人类命运或文明秘密的努力一样，也注定一再落空。

 

民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只从或主要从人的行为特征或社会特征区分人们，即使民族主义包括了一般意义的社会特征，从社会角度去建立某种持久架构，也是转瞬即逝的；即便民族主义者自称找出了长生不老的要素也是枉然。

 

国家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把“国家”这个人造形式视为某种本质，圣经的《撒母耳记》早就斥责过这一谬误了。把国家这个工具视为堂而皇之的偶像，其危险性在于，把非本质的东西本质化了，从而毒害了人的命运。事实表明，在现代人类十几万年的生活历程中，国家的存在还不到一万年。而这个一万年的价值到底何在还是众说纷纭的事。

 

就宇宙的即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的发展而言，一个高级的国家形式，远远不及一个低级的灵魂来得重要，因为国家无非是肉体的集合，而且是拙劣的、经常是伤天害理的集合。同理，任何国家的生活，也无法超越天文、地理、生命的法则，正如任何文明的规律无非灵魂的或是“基因”的派生物。

 

社会主义是不对的。因为它把不同质的存在例如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形形色色的生活，拔到或贬到同等的高度，这样，人为的平衡是达到了，但社会发展却被阻止了，生命因此死掉了。生命发展的前提就是竞争以及不平衡，哪里实现了社会主义，哪里的发展潜力就没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死亡与丧失发展的主义”。有人说，以前的苏联集团并未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对的；因为那个集团还在发展，没有丧尽一切活力。就此而言，还是应该为这些虚假的社会主义制度鸣锣开道。若是它们真的成了“社会主义”的，那就真的没有活力了，如北欧国家那样。而丧失活力就是腐化的开始、万恶的渊薮。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共同毛病，就在于它们的狭隘性，它们不合时宜，请看今日的世界：种族已经混杂，种族特征消失，种族主义即使再度抬头，但不复具有世界历史的积极功能。民族呢？也越来越失去自己的传统及特性，不论发达或不发达国家，民族的意义日益模糊不清，民族主义成为一小撮别有用心者的宣传口号，因为作为单元的民族，早已被阶级、宗教所分裂，国家主义的花花理想，迫不得已让位给“党天下”和“政治正确主义”“平权法案”的单调现实。这是一个地球范围的世界，这是一个国际融汇的时代，在新的动力不断驱策下，现有的种族、国家、民族、社团的界限将进一步打破，固守它们既不可能，也无意义。社会主义只是注意到一个社会内部的自治自足，社会主义者们对于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其怎样才能既保持有益的竞争、又避免有害的战争等问题，完全缺乏看法和解决办法，甚至未能集中必要的注意力。而历史的经验则说，某社会一旦解决了它的主要社会难题，马上就会感到身轻如燕，情不自禁地要向外伸手、汲汲于扩张政策。亚述、马其顿、秦国、罗马、蒙古、英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它们的历史都充分表明了这一共同点。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若不从其它社会那里获取某种形式的可观“剥削”，就无法真正维持它内部的福利政策。有如对一群没有觉醒也不想得救的人民强行“解放”，是注定会演变成更深的奴役状态的，仿佛“揠苗助长”。“人不自救则无药可救”，对暮气沉沉的病夫而言，“安逸”才是最宝贵的。为了“安居乐业”他们可以忍受任何牺牲，可以接受任何苛刻条件。除了安居乐业，他们唯一的奢求就是“希望工程”，只求不在他人面前丢脸，最好还能稍稍出人头地。对这些安静吃草的羊群来说，差强人意的救助不啻外加的酷刑。他们本无获救的愿望，也不觉活在罪恶和受苦中。如此一来，多余的干涉反而提示了他们的苦难。为什么要去打破这些安居者的迷梦呢？为什么要把光与热浪费在拒绝者的身上？为什么要把另外的属性强行粘给他们？

 

马克思的“无产者”、尼采的“种姓”、斯宾格勒的“教族”、汤因比的“教会”，这四者具有实际的相似性，作为一种新的“选民”，不仅是犹太式的部落宗教的“选民”，而且是回教式的世界信仰的“选民”，尽管犹太教徒和回教徒这二者都是“闪族的”。

 

尼采的思想被希特勒在混淆下夸张了，结果“一个新的种姓”被解释为“一个新的种族”，优秀人物被等同于德意志民族，这种误解的荒谬贯穿在所有政治领域。例如，“新的统治种姓”在社会学上可行，在生物学上也成立，可是“新的统治种族”〔如特殊的德意志民族〕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学上是没有功能的。举一个例子：两河流域种族统治的典型是亚述帝国，其强劲崛起和迅速覆灭无疑给西亚各族留下极度震惊，甚至在《旧约》也留下了印记。突出一神论的《先知书》并非偶然出现，而是强调因信称义：“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创世记》15:18─21〕经过一千多年的混乱的外部入主，闪族人再度崛起，但亚述的种族统治终于让位给了阿拉伯的信仰统治；而种族统治和信仰统治之间的过渡形态有迦勒底型、波斯型、马其顿型、萨珊型等等。

 

对于教族来说，信仰是一切文化的核心和种子，离却了信仰的文化，只是“知识”，充其量只是“学问”，对信仰者来说，单纯的知识与学问，犹如是脱离了生命的碎片。文明不是静态存在，“文明”甚至不是纯粹的名词，而暗示某种萌动或影响，具有相对的动态性。任何一种文明，不论其建筑如何雄伟、基石多么广大，其最初前提总是建立在这样或那样的“信念”之上，它并不能无止境地回答“为什么”，尤其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或“实证”的材料确切无疑地回答这些“为什么”。无产者、种姓、教族、教会，都是如此。

 

 

**三，民族整合的文明历史经验***

3.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民族”是什么？文明创造者们手中的蜡团。即便从“民俗”学意义上着眼，也常常如此。今日的民俗，不正是昨日天才的遗迹？“民族意识”经常透过创造者们的“无意识过程”，形成了对民族生活的陶铸。

 

1、民族不知民族意识为自己的工具，反而相信它就是自己的目的，且是最高的目的。这说明民族意识对于民族自己的深刻支配。

 

2、民族意识从根本上确保和促进了民族生活的节律和形态。

 

3，民族意识的载体是“文化阶层”，它不是握有一门技艺或专业知识的人，而是具有历史精神并能以此影响民族感情、指导民族生活的特殊“种姓”，文化阶层人数不多但能量极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酵母般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作用，正如中东地区〔或受中东影响的欧洲〕的教士阶层，这个教士阶层，在近代欧洲演变为“知识分子”或“民族良心”。而现代中国的灾难就是由于士大夫阶层未能实现转型，结果造成中国上层社会的全部毁灭，整个社会沦为文化废墟。其最典型最怵目惊心的事件发生在“文革”期间，而毁灭的机器就是“革命运动”。

 

有一种观点认为“汉族基本上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多民族的集合体，南方人和北方人，东部人和西部人，甚至相邻的两个县，翻过一座山头，人民的习惯就完全不同”，因此汉族也可以被称作“汉字族”。所谓“中华文化”也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的集合体，其长处在于对不同文化和民族拥有整合能力，善于使各种风俗文化习惯的人民在一起相处。正是由于这种“整合技术”曾经是先进的，所以中华民族的实体世界第一庞大。而这种混同性质的整合，正是欧洲文明所欠缺的。如果全球人类能够成为统一国家，那么起决定作用的将是中国文明，因为中国的统治术能够推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融合。……

 

这种观点是一面之词，其最大的缺陷是反省的方向有误。中国文明，若不先行灭亡，成为游魂，经过现代化的改造和全球化的洗礼，则与现代世界无法兼容，谈何领导全球化？若然，自以为是，且愚昧地随声附和，岂不成为中国大地的痼疾？这里面似乎有一种趋近死亡的魔力，而不仅仅是“推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融合”，仿佛彻底的融合就是死亡。若然，谁只要踏上了这片土地，就不可救药地丧失了正义感：昨天他是绿的，今天他是红的，明天他成了黑的，但他永远是“正义”的，他不仅欺人，而且自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伪善的东西了，甚至大大超过德国人嘴里常常提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式的虚伪”……毕竟这些欧洲小邦的几百年经历，怎能同中国式的驯化相提并论呢？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仍然服事于殷”，大概真是全球第一。与如此庄严的政治承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民的缺心少肺”；与中国政治的包罗万象形成奇异反差的是中国生活的断烂不全……不幸或幸运地活在这片人海中的个性，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反问：“我是谁？”

 

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与其他民族处于激烈竞争中，在共同对外的压力下，才真是一个民族，才具备了民族的要素。每当一个民族与他族和平共处、与世无争，民族特性就会消失。“语言学的共同语言”基于“心理学的共同语言”，“社会生活的共同语言”基于“精神生活的共同语言”，而没有精神上的共同语言，肉体上的共同语言无异于动物的吼叫。忏悔永远发自个人的灵魂，民族是不会进行反省的。“民族性的反省”，那只是少数以民族为己任的狂妄心灵，所进行的越俎代庖，是侵略性的“自我反省”。所谓“全民族共忏悔”的说法，是语无伦次的矫情，宛如杀人凶手要受害者和他一起悔改。故意混淆“Sin”和“Crime”正常界限，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看家本领？

 

在把个人意志强加给民族的意义上，有两类天才，一类是当民族充满团结精神时兴起的天才，一类是当民族发生内在分裂时崛起的天才。前者被目为政治家和挽救者，后者被叫做精神创造者〔思想、艺术、宗教等方面〕和民族灾难的标记。奇妙的是，前者常会出现在民族形势并不有利的时刻，后者反倒在民族的盛世开始发生时崭露头角。“盛世”露出衰落的徵兆并不希奇，由盛趋衰的转折点就会出现“文化巨人”，这些人的活动一方面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另方面加剧了民族的内在分化。而民族形势并不有利的时刻，常常也是否极而泰的枢纽，结果无意激活了团队精神。所以一个民族的力量，是无法用唯物主义的标准加以测定的。正如现有的生产能力，并不是一个国家内在力量的主要标志，否则就无法解释富国何以变穷或是穷国何以变富。民族的力量，来自团结合作的精神可以获利；而民族衰弱的主要表徵即在于内斗分裂可以获利。因为分裂而获利，是对乱党的奖赏，如此引来的社会动乱是无法用强制手段加以消除的，而滥用暴力手段医治内乱，只能进一步恶化危机。崇尚暴力解决的独夫之所以得势，是因为戕害民族肌体的恶行成了他登基的前提。社会分裂状态是文明分化的恶果，而不是由于掌权主事者的暴力程度不够；所以适时的“分而治之”，远比“强迫统一”来得高明。秦始皇所以失败就是过度依赖暴力，而汉朝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提升了社会自治的程度，在政治领域运用了“顺势疗法”。可见社会分化只要不导致暴力行为，对于文明的生长、力量的凝聚，不仅可以接受，甚至完全有益。

 

 

**四，走向全球政府的几步震荡***

4. Turbulent path toward global government

 

千百年来区域国家时代所形成的关于“民族”的概念，必须刷新。因为，新的全球文明的事实正无情地嵌入我们的视野：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苏联已经瓦解，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美国，是否也会步上欧洲和日本“空心化”的后尘呢？

 

a，“平暴”的必要性

a. The necessity of "pacification"

 

现代主权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主宰国民的全部生活，形成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强大机器，因此变得残暴不仁。

 

全球政府，是作为这些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所造成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平定者出现的，因此全球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铲除现代最大的暴力机构：主权国家。

 

太平，只是主权国家造成的乱世里的苍白希望。在普鲁士王国的豢养下，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他的“永久和平”，当然这只能是军国主义的烟幕弹，所以普鲁士王国孵化了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又孵化了纳粹第三帝国，希特勒的鹰巢、狼穴、柏林地下室散尽的硝烟，成为康德永久和平的最生动注解。

 

希望是动荡社会的一枝幻想花朵？不。它并不像媚俗的对象〔愚人们〕或媚雅的对象〔智者们〕想象的那么可人。如果“永久和平”真的来临，真的统治了这个被主权国家分裂成两百多块的“国际社会”，人们尤其是精力充沛和渴望活动的人们，将如何耗费精力、消磨意志呢？仅仅依靠体育运动和娱乐活动？这样虚幻的“太平盛世”岂不成了天大的牢房、养鸡场和动物园？成为无尽头的瘟疫策源地：疯牛病、禽流感、“非典型性的肺炎”。

 

b，铲除主权国家的哲学

b.The philosophy to eliminate nation─states

 

要铲除残暴不仁的主权国家，必先铲除其哲学意识形态。

 

“要简单的感情！”──这就是全球时代的内在呼声，是渴望全球共同体新生的呼声。这满怀着返真归朴的希望，可以挽回文明衰颓的趋势，可以消弭日趋复杂的情绪，并缓解越演越烈的国际冲突。飘浮无定的效忠、泛滥失节的爱心，因为无所归属而流于虚伪不真。感情的泛滥有如感情的枯渴，泛滥的外表掩盖了实际的枯竭，是同一事体的不同表现。

 

文明的朽败，来自对文化积尘的尊崇。把文化的服饰偶像化，例如对主权国家及其偶像的“无限忠于”，是人性的堕落，可谓其患无穷。对社会习惯和文化成规的恪守或墨守──这是灾祸之因。道学先生们喋喋而言的“天理”和“人欲”──恰以颠倒的方程解释了衰亡之机。新儒家认为“人欲泛滥导致文明衰亡”。其实简单的人欲并非衰落之因，文明衰落的肇因是那种不断追求新奇怪巧的复杂感情，例如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其实也是这样一种感情。这配上政治口号与偏颇的嗜好，就会酿成自相冲突的体制，以致社会险象环生。

 

新儒家的“天理”太空洞，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新儒家的“人欲”太具体，不是生命所能除灭的；看来惟有新儒家意义的“天理”和“人欲”的折衷，即我们这里所说的“简单的感情”，方能成就统一全球的使命。简单的感情向着一个目标，简单的感情泯灭了国家冲突的病灶。普遍的压抑会分化为“引力”及“斥力”，唯有“简单的感情”创造历史。

 

c，全局的和平取决于融合集团

c. Overall peace depends on the integrating groups

 

如果排除了主权国家，那么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有什么实体可以造就全球秩序？我们认为，是“融合集团”。马克思的“无产者”、尼采的“种姓”、斯宾格勒的“教族”、汤因比的“教会”以及当代的“跨国公司”、“国际财团”，都是融合集团的雏形。可惜马克思的无产者并没有联合起来，而是被民族所分裂，进而被主权国家消化掉了，成为“旧势力的复辟”。而对未来威胁最大的“恐怖组织”，却有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融合集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由少数几个国家中的少数派，来主导破坏行动。

 

融合集团是全球范围的“选民”，而不是种族的附属品，不是文明的附属品，不是政治的附属品，不是经济的附属品。

 

有两种性质的斗争可以测度融合集团：一种是谋利的战争，那是主权国家的特点；一种是文化的战争，那是融合集团的特点。前者把文明贬为吃饭手段，后者把吃饭变成文明手段。

 

当然，融合集团要进驻某个主权国家而且是庞大的主权国家，还要通过“借尸还魂”的战略，质变之，形成“融合集团其实─主权国家其表”的特殊实体，从而完成对于主权国家的最后利用，然后消除之。在这个意义上，秦国的“客卿”制度，值得借鉴，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说法，甚至连秦王本人都是作为“客卿”、用“暗度陈仓”的战略〔借腹怀胎〕，从赵国引进的。在某种意义上，古老的秦国其实是被新兴的战国客卿──融合集团，当作攻陷世界各国历史城池所借用的一把云梯罢了。

 

和罗马帝国比较一下，罗马帝国虽然也通过授予罗马公民权的方式吸纳了不少“客卿”，但这些外来公民大多没有进入权力核心，相反受制于罗马的旧贵族势力。因为前期罗马帝国奉行的是元首制〔Princeps，前30─后192年〕，保留元老院等“本土权力机构”〔称为“民主制遗迹”或是“贵族制遗迹”都不准确〕，极大妨碍了国家一体化进程。直到212年，罗马帝国才授予境内所有自由民以公民权，而这是在117年帝国扩张到极限以后将近一百年之后才实现的。284─476年间，后期罗马帝国的君主制〔Dominus〕才形成，罗马本地人〔相当于“秦人”〕的政治垄断才彻底结束。313年《米兰敕令》才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即真正实现了机会均等。相比之下，在中国，秦国并吞六国后虽然带来空前苛政，但对六国人只有政治歧视并无种族歧视，不仅因为中原“同文同种”，而且因为客卿即古代的融合集团主导了秦国政治，废除了本土〔秦国当地，相当于罗马〕贵族的特权。客卿集团的许多要员甚至国王本人〔嬴政〕都来自六国地区。这样一来，秦末起义虽然导致六国的复国，但国际融合集团势力已成，各个诸侯国在争霸战争中不得不纷纷败北。楚汉争霸的结果证明，汉王集团最富国际融合集团的特质，因此得以重演秦国故事，短短五年迅速平定天下。汉王集团后来虽然制定了“非刘氏不得称王”的规则，但融合集团气候已成，该集团后来策划剿灭吕氏，进而在“七王之乱”后协助削藩。这样，在罗马帝国花费了两百多年才得以完成的居民一体化工作，在中国二十年就完成了〔前221年秦灭六国─前202年汉灭西楚霸王及各路诸侯〕。

 

秦国与罗马的上述差别，不仅得自不同的政治条件，而且得自不同的政治传统：例如，帮助商汤夺取天下的伊尹， 商王武丁的宰相傅说， 帮助周王夺取天下的吕尚〔姜太公〕，都是秦国以前的著名客卿。“以客卿取天下”，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而身为客卿同时又透彻表达了客卿理论的，当属秦始皇的宰相李斯〔？─前208年〕。他的作品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抉提〖“抉提”二字俱应为“马”旁〗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秦王因为收回“驱逐客卿”的成命，得以各个击破中原各国，征服所有的主权国家。透彻地说，为平定主权国家的统一事业而斗争，不仅是文明过度发展以后产生的变态行为，更应被理解为文明高度整合后必然产生的秩序需要。只有以文化为目的战争，才能整合不同的利益和味觉，形成全球通用的尺度，并造就“后主权国家时代”的全球实体。

 

其表现当然需要这样一个前提或背景：由于文化的发展，各种工具和机器使人们节省了大量的精力。在生存已获牢靠保证的情况下，许多过剩的精力需要合理安置……但是在主权国家的广泛扩张后，各个主权国家之间已经严丝合缝，再无任何缓冲余地可以游刃有余。这时，“需要摩擦和斗争”的人类好斗性，就不得不发展为“平定主权国家”的统一天下的运动，“书同文、车同轨”，就不仅作为一项基本的文化方式而且作为一项基本的生活方式被提上议事日程，不是“别出心裁的好大喜功”，而是“同呼吸共命运的需要”。

 

d，文明的节奏出自反动的思想

d. The rhythm of civilization grows out of reactionary though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没有“反动的思想家”。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除非这个潜在的反动思想家，是个官方思想家〔“理论家”〕，因为只有替现存制度辩护、为政府行为寻找理由的思想，才是阻碍新生事物昂然兴起的毒剂，其目的无非为了说服那些“饱读诗书的群氓”。而非官方的、反权势的思想，即使主张“复辟倒退”，那也是一种创造的新意识重新抬头的曙光，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它既然否定现行之物，就意味着重新启动生命的潜能：“倒退回过去”和“前进到未来”是一样的。新一代人会为历史上一切非官方的“反动思想”即“逆行的革命思想”昭雪平反，只要它的主旨不是为流行的权势辩护。因为新人们知道，这是推动历史的思想精华，不是为了谄媚权贵而酿造的鸩酒。

 

新的一代骄子，他们将陶醉于这样的“反动思想”：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亡，逆之者昌；惟有抵挡现在的才能开辟未来，惟有扫荡现象的才能确认思想，惟有驱逐诱惑的才能消解苦难。而不管这些“现货”东西来自何方神圣的主权国家，出自哪位经传的大师。文明成于期待之中，精神现象永远是一种“期货”，正如各大银行和交易所这些魍魉场所虽然充斥鬼魅伎俩，但它们对于社会经济的流通和催化用，还是显而易见、不容抹杀的。

 

e，全球文明的精神形式

e. The spiritual form of global civilization

 

世界国家的最高形式是“世界宗教”，例如在中国，先后采纳了阴阳五行的儒教和灾异谶纬的儒教〔民间则盛行道教和佛教〕。罗马帝国先后采纳了太阳神教和基督教〔274年“不可征服的太阳”被宣布为罗马帝国的神，比授予基督教平等地位的《米兰敕令》仅仅早了四十年〕。印度则是佛教和耆那教。阿拉伯人则是回教。具体考察下来，世界宗教几乎无一不是“融合宗教”〔当然真诚的信徒一再抵制这一“混合主义”的倾向〕。既然如此，那么未来的全球政府在国际融合集团的管制下，产生融合宗教也不仅不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还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文明的出发点〔同样也是文明的终结点〕即宗教的角度观察，人生的根本目标不是斗争而是和平，斗争甚至连手段都算不上，只算误入歧途。为什么？正如高级宗教所示，险恶的坏手段会败坏良善的好目的。人的动物性告诉我们：“需要斗争”，结果是“目的达不到固然汲汲于斗争，目的达到了依然还是会热衷于斗争”。在无耻的斗争中，理性判断甚至道德准则一概沦为斗争的仆从，拜倒在权势的声威面前、淹没在血腥的呐喊中”。但是人的神明性〔中文意义的“神明之德”的神明，而非高级宗教意义的“神”〕却提醒我们：“学会斗争”首先必须“理解斗争的全部性质”：人性的斗争决不仅仅是动物谋求生存和舒适的单纯本能。道德经得起唯理精神分析的唯一理由，就是它必须来自神的启示。启示的道德〔而不是人为的道德〕才不至于偏袒某些势力而压制其他人类成员。唯物主义的分析则只能使道德分裂为“阶级道德”或“种族道德”或某些文化及亚文化集团的道德。例如所谓的“党性原则”，就要求其成员独立于公认的道德原则及道德实践之外。无神的道德难以使所有的人“均等获利”，因为惟独迷信〔而非理性〕才能满足人类道德需要，实现《书经》“平章百姓”的大业，为全体人类提供同一的行为基础。

 

书经开篇的《虞书·尧典》如此宣告：“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里讲的就是礼制的天下统治。这种格局来自不可解释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神秘和某种性质的“迷信”。它表明道德的坚实基础即使不是宗教，也是某种接近宗教的信条。这些信条往往并不“科学”，它们依靠打动人类身心需要来起作用，用巴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年〕的说法，那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内心为上帝自己预留的一个空间，如果人们把上帝放入这个人心的空间，就会觉得充实，反之就会觉得空虚。正是这种“空虚的感觉”使人自觉抑制一些过分的要求，并依靠一些精神压力来保持自己的充实感……从上述的内心秘密来看人性，只有宗教才能较长久较有效地保持某种文明的动力，不致衰竭。

 

宗教意义的服从，因此成为一种“真的自由”，〔“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4─36〕作为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国恩典。相反，一个人若是在纵欲的意义上自以为自由了，反而可能深陷更大的奴役中。当人感到自己受到奴役并起而反抗的时候，他才能走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