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第三十八章 史官文明与历史教
Chapter
Thirty-eight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and Historicism
一，《独立宣言》的诡异之处
1. Puzzl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二，《宣言》的起草人相信它吗？
2. Did the authors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elieve it themselves·
三，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
3.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transcends racial divide
四，侯马盟书与史官精神
4. Houma Agreement
and Historiographic spirit
五，《正气歌》的历史教意识
5. “The Song of
Righteousness” and its sense of historicism
六，文明的处境及思考
6.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state of civilization
七，历史教的经典《周易》
7. “Changes of the
Zhou”,the classic of historicism
八，历史教的其他资源
8. Other resources
of historicism
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而进抵文化本位，中国精神因此堪称礼治精神或王道精神。这不仅在汉朝才结合完毕，而是在夏、商、周王国的“书经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文明，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神权政治倾向，具有某种现代性，且能和现代文明真正沟通。这样的文明较能使人真切面对自己看到的世界，而较不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神话的摆布。先秦文明的史官制度，对君主权力是一种制约。而且诚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书对权臣也有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官文明的记录在先秦文明的总体框架下，对于整个政府权力都有制约作用。
一，《独立宣言》的诡异之处
1. Puzzle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从全球文明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局限于中国文明，无论是模型意义的还是历史意义的中国文明。而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现实意义上的中国已经没有文明。
从全球文明的角度看待问题，大概没有一个单份文件对现代文明的发展产生过类似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那样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一份文明教化学的杰出教材，不仅赋予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宣布独立的行为以合法性，而且制导了十几年以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惨剧，并对十九世纪的欧洲世界革命、二十世纪非欧世界的革命，提供了理论的刀笔。但是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对这份文件误解很深，以为它主张“人人生而平等”，是“民主女神”。
下面我们将了解，这正是《独立宣言》的诡异之处。
1775年4月北美殖民地爆发了革命战争，随着战争的延续，和解的希望逐渐消失，完全独立已成为殖民地的目标。1776年6月7日，在大陆会议的一次集会中，维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提出一个议案宣称：“这些殖民地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6月10日大陆会议指定一个委员会草拟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它以抛弃自己五个孩子而著称的卢梭发明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作为殖民地人民独立的理论根据，并分送十三个州的议会签署及批准。这个言行分裂的导师所启发的《独立宣言》，宣布一切人在被上帝创造的意义上都是平等的〔大概不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上帝赋予人们诸如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让与的权利。它指出为保障上述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任何政府一旦损害这些权利，人们就有权改换它或废除它，建立新政府。宣言列举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实施的暴政，向全世界宣告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成立美利坚合众国。
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仍然受到英国海权的压制。英国向抵抗美国殖民者种族灭绝政策的印第安人部落提供武器，使得美国深感不满，1812年6月18日美国向英国宣战，并企图趁机夺取加拿大。1814年8月24日，英军攻占了哥伦比亚特区并烧毁了大部分公共建筑。美国军队没有能够组织有效的防御并在烧毁了海军船厂之后溃逃，英国军队则烧毁了美国议会、白宫和财政部等美国政府建筑。一般认为英军烧毁华盛顿是对1813年美军入侵并烧毁多伦多〔当时称约克〕的报复，但是英军的行动仅仅限于公共建筑，而美军在烧毁多伦多时破坏了很多民居，导致很多加拿大人在冬天露宿街头。1814年12月24日双方在比利时签订《根特和约》，1815年美英战争全面结束，美国没有达到自己的战争目的。
当时英国在“光荣革命”〔1688年〕之后一百年多年，是相当稳定的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因此英美之间1770年代和1810年代的两次战争，破除了现在流行的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谎言。
1810年代的战争的原委大体如下：
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开始了拓疆运动。到1803年，美国更用一千五百万美元从法国手中购入了路易斯安那，使美国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英国政府对此感到恐慌。为防范领土面积不断扩大的美国入侵加拿大、并吞整个北美洲，英国开始袭扰美国的海上贸易。美国虽然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如愿以偿地扩大了本国的疆域，但在贸易、政治和军事等方面仍受到英国的压制，特别英国通过加拿大向反抗美国不断蚕食土地的印第安人部落提供武器，更让美国人深感不满，美英矛盾不断加剧。
1807年6月，英国军舰袭击了美国帆船“切萨皮克”号，造成21名美国船员伤亡，两国关系进入紧张状态。到1810年，英国共劫持了近千艘美国舰船，试图彻底封锁美国的海上贸易。与此同时，英国以加拿大为基地，支援印第安人与美国政府作战，特别是西北部的印第安人在酋长特库姆塞的领导下，一直坚定地阻止美国向西扩张。这使美国政府深信，只有征服了加拿大，才能确保领土扩张能够顺利地向西挺进，因此，美军计划兵分三路夺占加拿大。
1812年6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麦迪逊总统的对英宣战提议。6月18日，美国正式向英国宣战。至此，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第二次战争又爆发了。
美国将发起战争的理由美化为：维护航海自由，但其真实的目的是占领加拿大，继续扩大自己的版图。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位美国总统亚当斯曾说过：“美国命里注定将扩张到北半球的整个西部。”很显然，在美国人的眼中，加拿大应该是美国的领土。1812年初，美国陆军部就拟定了夺取加拿大的战略计划。之所以把对英宣战的时间确定在1812年，是因为当时英国正在欧洲与法国的拿破仑打得不可开交，英国在北美洲的军队数量不足两万人，而在加拿大驻军仅有四千五百人，如果开战，民主的英国势必两面受敌，形势将对专制法国的盟国──美国十分有利，加拿大将是一块“好啃的骨头”。
战前，美国秘密制订了兵分三路攻取加拿大的作战方案：一是从东路进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二是沿尼亚加拉进攻，进入安大略湖两侧并北进；三是从底特律向加拿大进攻。但开战后，由于美国各州不愿参战，导致美军兵员严重不足。美军被迫改变三路进攻加拿大的计划，变为集中兵力先攻占圣劳伦斯河支流及五大湖区。
宣战当天，麦迪逊总统便让密歇根州州长威廉·赫尔率两千五百人赶到底特律，但却没有告诉他战争已经开始，结果赫尔的部队被英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不得不向仅有700人的对手投降。接替赫尔的美军将领也在雷辛河被英军和印第安人联合部队击败，被俘两千五百人。屡战屡败的美军只好于11月开始从东部进攻蒙特利尔，但出发不久便遇到了严重的后勤供应问题，特别是许多未经过正规训练的民兵拒绝侵入加拿大，部队只前进了二十多公里就打道回国。至此，美军的陆上攻势全部失败。
虽然美军在陆地上惨败，但在海上战场却捷报频传，让美军迅速走出了陆战中的惨败阴影。美国海军仅在战争的头两个月，就击沉和俘虏三艘英舰，让拥有600艘军舰的英国人大为震惊。特别是1812年12月，在巴西附近海域，美舰“宪法”号与英国“爪哇”号快速帆船展开了最为激烈的海战。在两个小时的战斗中，两舰互相撞击舰体，撕扯索具，最后“爪哇”号被打掉了船帆，只好在原地转向，指挥官也被当场击毙。面对训练有素的美国新生海上力量，英国给予了高度重视。从1813年起，英军开始从欧洲抽调大批海军到北美，以掌握那里的制海权，但英国人的美梦却被接下来的一场海战所粉碎。9月10日，美军将领佩里率领的舰队与英国舰队在伊利湖的普特因湾发生激战。在战斗中，佩里的旗舰“劳伦斯”号被打烂，英国的“底特律”号也与友舰“夏洛特王后”号撞在了一起。美国的另外一艘“尼亚加拉”号趁势猛攻。经过四小时的激战，英国舰队树起了白旗。这也是英国海军史上惟一一次整个舰队向敌人投降。战斗结束后，佩里向美军统帅发出了胜利的战报：“亲爱的将军，我们迎接了敌人，我们俘虏了敌人。”自此，美军控制了伊利湖，切断了英军的后勤供应线，迫使英军向加拿大撤去。
接下来，美军将领哈里森指挥三千五百名美军借伊利湖海战的余威，在陆上对英军乘胜追击。10月5日，美军在加拿大的莫拉维〔位于今安大略省〕追上英国—印第安联军，双方展开激战。结果英军与印第安部队损失惨重，五百多人被杀，六百人被美军俘虏。美军在战斗中杀害了著名的印第安人酋长特库姆塞，并将其剥皮制成皮带。这也是1813年美军在陆战中取得的惟一胜利，同时也使英国与印第安人的“抗美联盟”就此瓦解。接着，美军分兵陆海两路向加拿大展开了又一次进攻。
进入1814年，独裁者拿破仑退位，英国得以腾出手来向美洲增兵。加拿大英军从防守转为进攻，计划从加拿大、切萨皮克湾和新奥尔良向美国发动全面进攻，美军转入防御。8月19日，英军在美国东海岸的切萨皮克湾登陆，并用一半的兵力直逼华盛顿，麦迪逊总统及政府成员仓皇逃往弗吉尼亚山区。24日，英军占领华盛顿，为报复当年美军焚烧多伦多市国会大厦，英军也放火焚毁了白宫、国会大厦等政府建筑。在危急时刻，美海军再次救了美国的命。9月11日，十四艘美国军舰与两倍于己的英国舰队，在尚普兰湖地区进行了激战，结果美军大胜，迫使英军退回了加拿大。
事实证明，这两个同说英语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
1814年12月，英国五十多艘战舰和七千五百名士兵企图攻占美国南方的战略重镇新奥尔良，以作为同美国人和谈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双方围绕新奥尔良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战役，两败俱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奥尔良战役中，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杰克逊表现异常出色。杰克逊率部与英军对峙数月，击退了英军的多次进攻。有一次，英军偷袭美军阵地，杰克逊闻讯后大呼：“决不能让英军在我们的土地上过夜！”他亲自率军连夜出击，与英军展开了白刃战，将敌人赶了回去。1815年1月进行的第四次新奥尔良战役中，杰克逊率部与英军在新奥尔良进行决战。当时大雾弥漫，英军排着整齐的队列开向阵地。杰克逊组织了一批神枪手，对英军逐一点射，使英军遭到极重的打击，阵亡、受伤、被俘者达两千六百余人，而美军仅伤亡十余人。杰克逊也因此成为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1815年1月8日，新奥尔良战役结束，英军大败。不过此战对整个战争的结局已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美英两国早在1814年12月24日，就在现今比利时境内的根特签订了《根特和约》。只是因为通讯设备落后，杰克逊还没有及时得到这个消息，结果平添许多亡魂。
美英这两个民主国家劳师动众，大动干戈打了两年多，最终结果双方都没有达到各自预期的目的。这场战争结束了美国军事史上的一个时代，此后的一个多世纪，美国将领土扩张的目光转向墨西哥和印第安人的土地。
综合考察英美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的，比罗马共和国与迦太基共和国之间争夺霸权的生死决战更具有现代性的“革命战争”，更能令人醒悟：民主与否只是社会动员的样式，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毫无关系：一个独裁国家可能是对外妥协而软弱的，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是对外强硬而充满侵略性的。《独立宣言》充满义正词严，在控诉英国的同时其实也暴露了白人对待其他种族的暴行。不过解决这个问题远比宣告独立困难，所以美国独立迄今已经两百多年，种族问题的解决依然没有显露曙光。
二，《宣言》的起草人相信它吗？
2. Did the authors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elieve it themselves·
为了深入这一话题，我们首先看看《独立宣言》的本文：
The 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第二次大陆会议独立宣言〕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Library of Congress)
1776年7月4日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迫切而极为必要的法律，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暂不生效，等待他的同意；而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他对它们就完全置之不理。
他拒绝批准便利广大地区人民的其它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且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
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异乎寻常的、极为不便的、远离它们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旨。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它们以无畏的坚毅态度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他在解散各州议会之后，又长期拒绝另选新议会；但立法权是无法取消的，因此此这项项权力仍由一般人民来行使。其实各州仍然处于危险的境地，既有外来侵略之患，又有发生内乱之忧。
他竭力抑制我们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它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藉以阻挠司法工作的推行。
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他建立新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物质。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的立法机关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常备军。
他力图使军队独立于民政之外，并凌驾于民政之上。
他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于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那些人炮制的各种伪法案来达到以下目的：
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他们杀害我们各州居民而仍然逍遥法外；
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制的权益；罗织罪名押送我们到海外去受审；在一个邻省废除英国的自由法制，在那裹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该省的疆界，企图把该省变成既是一个样板又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进而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极权统治；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且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中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他宣布我们已不属他保护之列，并对我们们作战，从而放弃了在这里的政务。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勾当，这种勾当早就开始，其残酷卑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都难以找到先例。他完全不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他在公海上俘虏我们的同胞，强迫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成为残杀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刽子手，或是死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手下。
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
在这些压迫的每一个阶段中，我们都是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求改善；但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复是屡次遭受损害。一个君主，当他的品格已打上了暴君行为的烙印时，是不配作自由人民的统治者的。
我们不是没有顾念我们英国的弟兄。我们时常提醒他们，他们的立法机关企图把无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曾把我们移民来这里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形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雅量呼吁，我们恳求他们念在同种同宗的份上，弃绝这些掠夺行为，以免影响彼此的关系和往来。但是他们对于这种正义和血缘的呼声，也同样充耳不闻。因此，我们实在不得不宣布和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和我们作战，就是敌人；和我们和好，就是朋友。因此，我们，在大陆会议下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且按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
为了支持这篇宣言，我们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独立宣言完〕
多么铿锵有力的言辞。从正面角度说，正如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这些话“比罗伯斯庇尔、马克思或列宁的话更有革命性，是对我们自身不断的挑战，也是对全世界受压迫者的激励”；但用“听言观行”的方法来检验一下，情况会是如何呢？
《独立宣言》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政治哲学，民主与自由的哲学；第二部分列举若干具体事例，以证明英国破坏了殖民地的自由；第三部分宣布独立并发誓支持该项宣言。其实，《独立宣言》所谴责的英国行为，正是美国独立后用来对付印第安人的；也是欧洲列强用来对付其他非欧民族的“普遍法则”。《独立宣言》谴责英国而没有自我谴责，显然是应用了人们通常玩弄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独立宣言》的这些话实际上毫无创新，是对圣经故事的生搬硬套。像所有奴隶主和很多美国白人一样，杰斐逊认为黑奴是劣等的，幼稚、没有信用、理所当然成为白人的财产。杰斐逊也认为，美国黑人不能作为自由人生活在社会里，他认同种族主义以证明奴隶制的合理性。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独立宣言》起草人虽然如此蔑视黑人，却和女黑奴偷情产子，而且不止一个。时间转眼过去二百多年，2003年7月，一百五十个不同肤色的男女老少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蒙地沙罗山顶庄园的杰斐逊总统故居进行了一次特殊的聚会。这群人的肤色从黑色、浅棕色直到白色，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和黑女奴的私生后代。1998年公布的DNA鉴定发现，杰斐逊曾和他的黑人女奴生育过一些孩子，参加这次聚会的一百五十人都是黑白两人的杰作。尽管DNA鉴定结果已经问世将近五年，但他们聚会并梳理彼此的亲戚关系却还是第一次。
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在幼年时侯，都被父母告知自己和一位“著名人物”有关，一个开始是奴隶主后来成了美国总统的人。但他们通常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家族秘密”，因为没有人会相信这些各种肤色的人是一个白人总统的后代。特别其中比较黑的孩子，如果忍不住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也只能招来嘲笑，朋友甚至老师听了也把他们当成骗子。直到DNA鉴定证实了杰斐逊和黑女奴的关系，这些混血人的“总统后代”的身份才逐渐被认可。然而这个聚会背后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大家庭应包括黑女奴总共七个孩子的后代，但其他一些人不同意，认为她还和别人生过孩子。身份认定产生了很多问题。管理杰斐逊庄园的非赢利组织“杰斐逊基金会”2000年发布报告认为：根据DNA测试结果和其他历史证据，杰斐逊很可能是黑女奴之子的父亲，美国家谱协会后来也认可了这个结果。但管理杰斐逊墓地并代表他妻子及后人的蒙地沙罗协会却表示不接受。而杰斐逊遗产委员会也组成了调查小组，并在2001年发布报告说，杰斐逊的弟弟伦道夫更有可能是黑女奴之子的父亲。
当被问及杰斐逊和黑女人的关系是否会损害他的名誉时，这些后人大都认为“不会”。他们说，这只显示了杰斐逊为人的复杂和矛盾。“其实我很高兴知道杰斐逊有这样一段感情”，其中的一位说，“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被爱也能爱别人。”
杰斐逊在美国俗人眼里是偶像般人物，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博学能干的少数人物，没想到在他死后一百七十四年，其名下的基金会不得不代其认账。其实，关于杰斐逊私生子的传言早已有之。杰斐逊于1801年任美国总统，1802年，他的政敌就曾公开指称杰斐逊是女黑奴孩子的父亲，当时的报纸也是毫不留情，将杰斐逊的私情捅了出来。但杰斐逊却逃避了两百年后克林顿所遇到的困境，还硬是干了两届总统，留下了唬人的名声。
这一旧案近年再度引起关注，是因为俄亥俄州的一位退休音乐教师写了一本《海明斯家族的口传历史》，详细道出了杰斐逊和女黑奴海明斯的关系。杰斐逊的拉拉队认为，这是在给伟人脸上抹黑，但更多人认为应当承认事实，给国民一个真实的交待。1998年，一位退休的病理学教授格外认真，为了弄清这一是非，对杰斐逊的后人以及海明斯的孩子的Y染色体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有99％一致。这次DNA亲子鉴定确认，杰斐逊总统可能是海明斯儿子的父亲。鉴定报告出炉，美国舆论哗然。海明斯家族的后代却扬眉吐气，因为他们一直口传祖上出过一位总统，再加上海明斯的后代具有明显的“浅色皮肤”以及“与杰斐逊极为相似的相貌”，完全得到了证实。杰斐逊纪念基金会主席说，鉴定报告发表不久他就指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杰斐逊和黑女奴之间的性关系，最后得出结论说DNA亲子鉴定的结果正确。据记录，女黑奴海明斯共生过六个孩子，两个早夭，四个长大，每当女黑奴临产，杰斐逊总要回到他那关押了许多黑奴的庄园住一段日子，关照一下私生子的情况。
专家评论说，承认《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并身兼两任总统职务的杰斐逊和黑奴有秘密两性关系，不仅击溃了杰斐逊祟拜者们偶像欲望，而且证明《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并不真的相信他自己所写的义正词严的东西，至少是不准备真的履行它，如果履行这些神圣义务损害自己的私利的话。也许这种作伪的品质是一切世俗成功的先决条件，正如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忠实学生、法定继承人身兼受害者的林彪所说的那样：“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但如此直接的对比，无异摧毁了《独立宣言》纸面上的神圣信誉。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并不真的相信它，这就是《独立宣言》的诡异之处。《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杰斐逊，不是偶然地犯错，而是一贯地欺瞒。据史家统计，他不仅有女黑奴，还另有五个情妇，并与自己的助手后来成为第四任总统的麦迪逊的妻子多丽通奸。无疑，这比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帝国皇帝、窃国大盗袁世凯“明媒正娶”几个姨太太包括妓院出身的“职业妇女”，更加污七八糟，因为后者毕竟是公开进行的。公众认为，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鼓吹“人人在被造的时候平等”，他就是如此实践“造人”平等的？他自己豢养一百五十个黑奴，并不平等待人，却硬把女奴纳为“造人机器”，言行不一的伪善面目，一览无余。如果按照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林彪的逻辑推论，真是“不撒弥天大谎当不上总统”了。
其实，对杰斐逊奸淫女黑奴的恶行求全责备，也多少是因为误解了《独立宣言》原有的含义。“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原意不是“人人生而平等”，而是“人人都是同样被造的”；也就是肯定了人的本质同样，但现状不同。所以按照“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原则，奴隶制度是天然合理的，就像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一样不可侵犯。在《弗吉尼亚纪事》中，杰斐逊认为奴隶制度是一种同时把暴政和堕落强加给奴隶主和奴隶的体制。但是身为奴隶主，他却需要相信，最差的白人也优于最好的黑人。如果对此怀疑，白人如何证实自己优于其他种族的身份是合理性的呢？在杰斐逊的豪宅里，有鞋匠、泥瓦匠、木匠、厨子等各种黑奴身份的能工巧匠。但是，像所有偏执的白人一样，虽然亲眼目睹熟练的黑人工匠劳作并享用了他们的劳动果实包括她们的肉体，却不承认黑人具有同等权利。
流风所及，在现代美国，几乎没有纯种的黑人，也就是说，多数黑人拥有几分之一的白人血统，正如不少“白人”其实也是带有不同程度的黑人血统，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和白人乃是事实上的血亲。但杰斐逊却从未说过“也许我错了”这样的话。他的造反盟友、后来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过，不解放奴隶，革命就没有完成。但杰斐逊对亚当斯的这番话不置可否，因为那无异于剥夺了他的黑奴财产。
杰斐逊留给后人的另一个种族和道德问题是如何对待美国原住民。他纵容白人殖民者掠夺印第安人，其程度比英国不平等对待北美的白人殖民者严重得多，不仅导致印第安人大量灭绝，土地财产也被白人占为己有。因为《独立宣言》已经给受害的印第安人戴上了“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妖魔化帽子，并尊称不断蚕食印第安人土地的牛仔强盗为“我们边疆的居民”。这就是《独立宣言》给人类天赋人权的许诺？
三，史官文明超越种族本位
3. Historiographic
civilization transcends racial divide
史官文明则不然。它超越种族本位而进抵文化本位，中国精神因此堪称礼治精神或王道精神。这不仅在汉朝才结合完毕，而是在夏、商、周王国的“书经时代”就已有了。
主导先秦文明的，是以历史为归宿的思想。人称这个“史官文明”是全球各文明中最早体现了现世精神和经验主义的文化体系。这样的文明，不同于其他古代文明的神权政治倾向，具有某种现代性，且能和现代文明真正沟通。这样的文明较能使人真切面对自己看到的世界，而较不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神话的摆布。
正如一切人间事物，史官文明随时间的流逝逐渐陈腐并暴露其弱点，由于其一味“以治为本”的精神，而导向僵化的功利主义，排斥一切在当前看来似乎“无益于治”的新事物，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僵化，造成文化沉闷。这种习惯后来又演化成所谓“中国的极端保守性”，遂使事情不可收恰。但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种在中国盘踞已久、日渐陈腐的习惯，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竟然得以畅销。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攫取了大量的西方信徒，使自己俨然成为“历史教”。所谓历史教，视“历史”为人格化仲裁者，以“历史的审判”为准则，把“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为终极的事业。在欧洲，包括其美国俄国两翼，历史教的形成不仅是希腊异教复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结果，而且受到达尔文主义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通过进化论而以“历史”取代了“上帝”。但是，既然历史教是一种超越理性的崇拜行为，就表明欧洲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危机已经来到。功利主义继之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攫取北欧海盗的子孙们日益空洞化的心灵。有朋自北欧来，说北欧女人现在最喜欢中东的回教男人，因为他们热情奔放，而北欧男人却已经“不行了”。二十世纪的欧洲人，也开始按照古代中国的样式，崇拜起“历史”、玩弄起权术。欧洲人像古代中国人那样，在赋予历史以崇高本体地位的同时，通过政治正确主义走向一个“势力均衡”的末世。
这要多多感谢那些充满热忱的耶稣会士，正是他们在明末清初之际，在把欧洲数学和天文学输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的哲学、历史、社会、政治的思想，引进到西欧，使得莱布尼兹那批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间的欧洲思想家们包括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某些著名人物，深深受到“中国精神”的熏陶。尽管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皮相且是理想化的，常常遭到自身观念的曲解。但毕竟中国文明的熏陶与濡染，在欧洲文明世俗化的过程里起了作用，十九世纪末期终于开花结果，引起基督教欧洲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名义上的“改宗”：民族国家的主权至上，取代宗教教义的假面舞会，成为人们效忠的直接对象。基督教欧洲的这次“改宗”：是以无神论的面目出现的〔如黑格尔利用德国民谣赞美耶稣的话说“上帝死了”，尼采则将之变为一句流行口号〕；其崇拜对象从清教徒式的“上帝”，一变为儒教徒式的“历史”，如卡尔马克思用“历史必然性”代替了“上帝的意志”，造就了新的统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一统治哲学所波及的地区，不仅是欧洲核心地带，而且还在前蒙古帝国的范围获得了政权，攫取了从东欧到中国海之间的广袤地带。
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方面的区别，使得欧洲的历史崇拜，在名义上和自我意识上都是欧洲式的创造的而非中国式的循环的。欧洲历史教的内容，也从“以治为本”的“殷鉴眼界”中跳出来，进入“历史必然性”的思辨。这主要是希腊哲学以来的传统起了作用，就像是希腊哲学的传统而非希伯莱哲学的传统，对欧洲神学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欧洲人因此自诩创造了历史本位的观念体系，其途径是古典文献学─博物学─进化论─历史教。这虽然不是对中国史官文明的直接引进，但却是相似的心路历程。这是表层，深一步的探查使我们看清：从法国的巴贝夫到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甚至自我标榜是反社会主义的体系──在本性上都是着眼于“以治为本”的历史本位主义。他们已经如此远离了基督教欧洲的精神传统，这精神传统甚至在北欧人的劫掠和十字军的远征中，已经开始出现裂纹。因为这精神传统全无帝国的气象，而有出世的超然，其象征物是修道院而非共和国。在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和日耳曼部落的粗鄙下，虽然欧洲充满了封建形式，但其精髓毕竟还有追求世界整体性的统一理想。
至于主权国家至上的情结，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亡灵”和日耳曼部落的粗鄙下发展起来，它崇尚的是竞争，它蔑视的是中和；而欧洲历史教却是作为神秘宗教的替代物，实际上是为全球性统一秩序的出现开路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不过是它的烟幕。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种种“史观” 〔“唯物史观”仅其一种〕，就是欧洲人这次大规模改宗运动的明显证据。表面上看，自称宗教信徒的人数还是很多，各个教派的教堂依然林立，但其信仰的内涵已悄悄变为完全世俗性的了，甚至连救世军运动本身也受到世俗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开始标榜或实际选用某种新的“史观”。无怪孙文曾感慨说，近代西欧战国时代的一切“主义”，在古代中国的战国时代已有其原型。在我们看来，甚至现今的联合国及其前身“同盟国与协约国”、“轴心国与同盟国”，也有古代的“侯马盟书”以及“连衡─合纵”为其前声。而这一切原型中最根本的原型，就是历史本位的精神、历史崇拜的仪式。
误入歧途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命为“文明” 、“发达”的欧洲人，而是近代向他们寻求“西方真理”的中国效颦者。我们周围的“东施”〔“东方的西施”〕们亦步亦趋地祭起他们心目中的“西方法宝”，在中国大地上对垒厮杀、乌烟瘴气。其中的敌对阵营，竟然都以“西式的史观”作为他们理论武器，祸乱中国，日益酷烈的内战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血腥日课。他们根本就忽略了：这个西欧新近改宗的“历史本位”，并非西方世界致强之道，而是西方衰颓中的偶像黄昏。历史本位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以治为本”的思想，虽然间接相似于中国文明的模式，但直接却是对欧洲文明内在危机作出的补救，这对平息欧洲发达社会的内乱如体现为“阶级斗争”而非“封建割据”的社会分裂，也许有用；但对急待重振旗鼓的中国，却是南辕北辙。
急功近利的改革，对中国的破坏就像北京的“城市建设”拆毁了全部北京那样彻底，中国文明在中国的复兴，已经变得十分渺茫，因为经过“城市建设”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国，而是欧洲边区〔俄国与美国〕的边区，是一个极为拙劣的因而在根本上是中国致弱的文化先导。中国的复兴，与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一切梦想相反，不是可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内率先实现的。中国的复兴，首先必须是人的端正，是精神的复活，是文化的死灰复燃；只有人、精神、文化的死灰复燃，能引导中国回到中国文明的命运中。现代化的东施们并没有对此作出充分的估价，以为活在全球环境中就等于是做欧洲的奴仆，这种“思想”其实比黑奴意识都不如。因为黑奴还敢逃亡，并在解放以后再度举行武装起义来争取民权。
在历史上，史官文明的内容已经脱离了宗教性质，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取代了宗教的社会功能，成为礼教、儒教。宗教通过给人提供一种超自然的希望来鼓励人们的信心，提高人们的生活兴趣以及焕发人们的精力；而史官文明却通过使人们相信“合理性”、相信只要履行合理性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良好回报，来改善人们的社会行为，尤其因为社会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其成员的行为。史官文明下的“修齐治平”就这样取代了宗教的超自然希望，而建立了礼教的社会规定。史官文明的基础首先建在道德规范之上，然后扩充为信仰；宗教则反是，以信仰为道德的基础。史官文明的归宿不是彼岸，而是现世，它虽然不信末世和来世，但还是有自己的万世公论〔相当于最后审判〕和心安理得〔相当于涅槃〕的神话，尽管它的报酬不在结局，而在历史的全过程。史官文明的报应是“现世报”，不同于宗教报应是的是它的报应基于人事，接近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刺激─反应─刺激”的模式，而不是诉诸于冥冥的天意或将“天意”作为幌子来使用。
“现世报”比“来世报”更容易医治“虚无主义”的流行病。
这个地球已被公认为“一个村落”，可在这个“村落”中“虚无主义”却成了流行病。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现代人终于意识到那虽然看不见但却弥漫在整个世界后边的“无限虚无”。“沉默的星空啊，你使我畏惧。”巴斯卡的这一倾诉背后，肯定不仅仅是物理学在起作用，同时也是“人文主义的战栗”。如果说观念和意识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反映”，类似于“月光式的关系”，那么“虚无”的观念又是何由产生的？它仅仅来自“烟波浩渺的感觉”？来自人性本身的不稳定？它仅仅是种“病态的敏感”？如果世界无往而不是“实存”，如果世界充斥了“存在”，那么“虚无”观念这面镜子所“反映”的那个“虚无的现实”，又在什么地方呢？
超越种族本位，需要摆脱历史负担。而这并非说到就可以做到的，因为它牵涉许多利益关系。
2009年8月22日《德国之声》指出：“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在美国是一份没有解决的遗产。”据统计，在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约有九百万黑人被奴隶贩子从非洲运到北美，随着1865年美国内战的结束，美国形式上废除了奴隶制，但直到一百四十四年后，即到2009年7月中旬，美国参议院才在华盛顿就奴隶制罪行作出道歉。参议院一致通过的决议说：“奴隶制意味着冷酷、残忍和无人性这些根本性的不公平。"这个决议里还对所谓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表示了道歉。这些法律把对非裔美国公民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写在了纸面上，一直延续到1964年。但是，美国国会主管对外政策的委员会的这份历史性声明，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
2009年4月，奥巴马政府抵制了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日内瓦反种族主义大会。在2001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反种族主义大会上，美国代表就提前退了场。美国就这种行为给出的官方理由是：担心在联合国大会结束文件里列入反以色列的章节，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华盛顿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实际原因是非洲国家和美国公民组织明确要求美国在国际层面上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作出道歉并承担责任。这一次，奥巴马政府抵制日内瓦大会的行为在非裔美国公民权益组织那里引起了激烈的批评。华盛顿非裔美国历史基金会主任塔维斯·斯迈里就说得很明确：“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解释对一个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的抵制呢？种族主义在美国始终还是最顽固的问题。坦率地说，这是令人失望的。”塔维斯·斯迈里对参议院的上述决议也表示失望，因为这个决议明确排除了给予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受害人及其后代以赔偿的可能性，“我赞成给予赔偿，但要看怎么定义。我不赞成给每个非裔美国人一张支票或者四十公项土地和一头骡子，就像一度对我们许诺过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对关心非裔美国人的社会需求，比如在教育方面，或者在居住条件方面。”足以养活一家人的四十公顷土地和一头骡子，这是美国总统林肯1865年为补偿所有奴隶所受之苦对他们作出的许诺。奴隶制受害者们的后代曾就这一从未兑现的许诺提出赔偿起诉。
由于所有针对政府的起诉至今都被法院拒绝受理，现在的起诉针对的是三家在1865年前有证据表明受益于奴隶制的企业。它们是美国最大保险集团“Aetna”，铁路公司CSX和Fleet Bank
in Boston，这三家企业被要求把当时欠奴隶的共计一万四千亿美元工资付给一个基金，让三千五百万奴隶的后代得益。但这些公司对此根本不予考虑。铁路公司CSX的女发言人卡特琳·本斯说：“奴隶制确实是我们历史上可悲的一章。但这段历史应由全体美国人分担，不能把特别的责任推给个别公司或工业界。对CSX和其它公司的起诉完全是无理的，必须予以拒绝。”Aetna保险集团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总裁弗雷德·雷伯格的态度同样如此，但跟铁路公司CSX不同的是，他至少为该公司在奴隶制时代的角色表示了道歉，但他说：“除了我们的道歉外，没有采取其它任何措施的必要。”
超越种族本位，需要摆脱历史负担。而这并非说到就可以做到的，因为它牵涉许多利益关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创造新局的，往往只能是新的人类集团。
四，侯马盟书与史官精神
4. Houma Agreement
and Historiographic spirit
古人凡有大事，必祭告天地，并以丹青书之，上达天听，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1965至1966年间，在山西省侯马晋城发现了祭祀坑四百余座，考古学家在其中四十余个坑中出土了五千多件春秋晚期的盟书。这批盟书用毛笔书写在玉片和石片上，多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按内容和性质共有六类、十二种。盟书一式两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在地下或沉到河底，以取信于鬼神。凡立盟誓，先挖竖穴，杀牲畜于穴旁，取其血，书写誓辞于玉、石之上，而当年这个隆重而盛大的立盟仪式，其主盟人就是当时晋国权倾一时的正卿赵简子。侯马盟书的发现，表明春秋晚期的人们已经有意识整制玉石成片，使之适于书写，作为文字载体。
侯马盟书的相当一部分，记载了春秋晚期晋卿赵鞅联合韩、魏、智氏与范氏、中行氏之间进行的斗争，体现晋国公室衰落、卿大夫之间的兼并，并确证了侯马当时是晋国国都新田。晋国晚期在侯马〔新田〕定都二百零九年〔前585─前376年〕，此后的侯马为魏所有，前286年，秦人占领侯马。
上迄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韩、赵、魏三家成立的国家被秦国兼并，其间的八百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整个山西、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陕西的一部分的皇皇大国，尤其是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代表了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最高水平。而赵鞅时代的晋国，已经“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瑾相望而女富溢尤”，弄得“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叔向语〕晋公室由此大衰，三年后“六卿强，公室卑”。顷公时“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强，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大夫。”〔《史记·魏世家》等〕可见六卿对祁氏、羊舌氏的田邑势在必夺。
赵鞅为六卿之强族发起诛讨邯郸赵氏，导因便是索要卫贡五百家。这五百家与盟书“纳室类”所言之室皆为经济计量单位，文献或称田、田邑、田里，统指劳动人手、土地、财产之总和，是卿大夫的支出来源，战时就可化为军备。故文献多有斗争之胜方对败方“纳其室”、“分其室”、“兼其室”的记载，而所谓贵族之家臣、邑宰，就是他们派遣管理、控制这些家室田邑的头目。在盟书誓约中赵鞅强调同盟者不准私自纳室，如知道自己宗族兄弟有纳室行为而不加拘捕或不上缴其室，就要受神明诛灭的制裁，这体现出赵鞅在政治斗争中的贪婪，难怪后来赵国灭亡得那么悲惨。
盟书中所谓委质类内容，即参盟人将自身及其家族性命向盟主做抵押来表其忠诚，自然也包括其家庭占有的全部财产〔如劳动力、土地、财物〕，也就是用其全族的身家性命和物质财富为本钱参与生死决战，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二十世纪的“总体战”。两者的共同点是经济诱惑的多少、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着斗争双方的兴亡，这在侯马盟书中洞若观火。
侯马盟书的时代也像二十世纪一样礼崩乐坏、动荡不安、寡廉鲜耻、诚信丧失、道德解体，在盟书诅辞中，载有一个叫“无恤”的人，因“不虔奉”主君韩子，暗中与中行寅勾结而受到诅咒的事例，可见当时社会风气毫无信义可言。由于道德沦丧，背信弃义的现状才需要盟誓来约束人们，难怪《谷梁传》说，“世道交丧，盟诅滋影，非可以经世轨训。”〔《隐公八年》〕侯马盟书仅仅出土的就有五千多件、加盟人数一百五十二人之多，且多有“寻盟”即反复举盟的现象。这种道德沦落是社会动荡的结果。当然，盟书里加盟者们表白，要请已故先君及神明鉴察，说明古代的鬼神观念还没有完全消失，无神论还没有像现代这样流行。但从盟书中强求加盟者以身家性命担保盟约来看，殷商时代动辄卜筮、凡事遵从神意的盛况已经不再，这种精神状态被郑国子产总结为“国之兴，听于民；国之亡，听于神”，“以德配天”转向“重民轻天”。
从侯马盟书现有材料看，其中宗盟类的有五百十四件、委质类的七十五件、纳室类五十八件、诅咒类仅四件、卜筮类三件，鲜明突出了人事内容大大超过诅咒卜筮等神道观念，“轻神重人”的人本主义已是加盟者的主流意识。
和侯马盟书同样发生在晋国的是史官董狐的事件。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沃曲〔今闻喜〕人。周大夫辛有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世袭太史之职，亦称“史狐”。董狐秉笔直书史迹，实开先秦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对这件发生在晋灵公十四年即公元前607年的著名事件，孔子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的行为。这使得后世将直笔记事者誉为“董狐笔”。
先秦史官文明下的史官职能，与秦汉帝国时代以后的史官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孔子之所以对董狐大加赞扬，称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不是独出心裁，而是依据礼制。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操有生杀予夺的僭越大权，以礼义为书法原则，早已丧失，坚持这一原则往往招来杀身之祸。虽然文天祥的《正气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并称，但齐国太史就不像董狐这么幸运了，他为了坚持记载真实，导致弟兄二人接连被杀。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国太史们一个个视死如归直书实录，是先秦史官文明的真实写照。史官的余泽所及，改变了整个社会，例如晏婴与崔杼的故事也是如此。
崔杼杀死齐国庄公而立景公，胁迫朝中众将军、大夫去掉佩剑，会集于太宫逐一宣誓，誓词是：“不与崔杼，而与公室者，受其不祥〔灾祸〕。”当时，太宫四周，甲士环列，戈戟如林，有敢不誓者，戟钩其颈，剑指其心。有七人因发誓不爽快或指不见血表示拒誓，当场被杀。轮到晏婴宣誓时，他毅然端起血杯，仰天叹道：“呜呼！崔子无道，而弑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杼者，受此不祥！”说罢，俯而饮血。崔杼脑羞成怒，对晏子说：“如果你把誓词改过来，我与你平分齐国；若不改誓词，戟已经架在你的脖子上，剑已经对准你的心窝。希望你好好考虑。”晏子回答说：“用刀剑威逼我失去节操，不叫勇；用利禄引诱我背叛国君，不叫义。”崔杼正要杀晏子，崔杼手下的人制止说：“不可，您杀死国君，是因为他无道；现在又要杀死国家大臣，却是因为他有道。无道有道的人您都要杀，将怎样自圆其说呢？”崔杼放掉了晏子。晏子出来登车而去。他的马夫想赶车快跑，晏子摸着他的手说：“走慢点吧，快跑不一定能脱身，慢走不一定会被杀。生在野外的麋鹿，命运操纵在厨师手里，我晏婴现在的命运，也被别人控制着。”于是按节徐行，缓缓离去。〔事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
先秦文明的史官制度，对君主权力是一种制约。而且诚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书对权臣也有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官文明的记录在先秦文明的总体框架下，对于整个政府权力都有制约作用。史官文明还有一个规定，国君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国君实录。这也是为保证史官能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曾经杀害兄弟囚禁父亲的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勇敢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但显然，这已是秦汉以后的例外了，而且是作为唐太宗特别能够容忍臣子意见的事迹，而特别提出来予以表扬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列为天地正气的表现。他是在第二期中国文明即将进入大一统黑暗时代〔元明清〕的前夕，缅怀第一期中国文明〔先秦文明〕大一统黑暗时代〔秦两汉〕前夕的余辉：“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五，《正气歌》的历史教意识
5. “The Song of
Righteousness” and its sense of historicism
在文明史意义上，我们把文天祥视为史官文明的余泽所哺育的最后产儿，而其精神纽带则为“圣贤书”。文天祥〔1236─1283年〕，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宋朝将亡，文天祥被俘后目睹陆秀夫负主投海、张世杰被台风恶浪吞没，但他心中的历史感却油然升起。汉人元将张弘范〔1238─1280年〕在灭宋的庆功宴上向文天祥敬酒说：“宋朝已亡，你的忠孝也尽到了。丞相如能为元朝做事，元朝宰相岂不非你莫属？”文天祥说；“国亡而不能救，做大臣的死有余辜。难道还能贪生怕死，背叛祖国吗？”
张弘范字仲畴，是元朝的鹰犬。涿州定兴〔今属河北〕人。1262年为行军总管，后为万户参与围攻襄樊，又从伯颜攻宋，为前锋渡江。1278年任蒙古汉军都元帅，南取闽广。他使弟弘正为前锋，俘文天祥于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次年于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击败张世杰所统宋朝水师，灭宋。著作有《淮阳集》。灭宋后，张弘范向忽必烈请示如何处置文天祥，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命张弘范以礼相待，将文天祥送到大都〔今北京〕。
4月22日，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一路上“风雨羊肠道，飘零万死身”，路过文天祥的家乡时，怕有乡亲劫船，元军便把他颈项和双足捆锁在船里。文天祥绝食反抗八天，因听说船将在建康停留，因希望出逃继续抗元，才恢复饮食。在建康，被严密隔离囚禁的文天祥写下了“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的词句：
“念奴娇 驿中言别友人
水天空阔，
恨东风，
不借世间英物。
蜀鸟吴花残照里，
忍见荒城颓壁！
铜雀春情，
金人秋泪，
此恨凭谁雪！
堂堂剑气，
斗牛空认奇杰。
哪信江海余生，
南行万里，
属扁舟齐发。
正为鸥盟留醉眼，
细看涛生云灭。
睨柱吞嬴，
回旗走懿，
千古冲冠发。
伴人无寐，
秦淮应是孤月。”
辗转万里，十月初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被带到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安置在高贵的房间里，摆有佳肴美酒。第一个来劝降的就是留梦炎，此人与文天祥都是南宋状元，官至丞相。他在临安危急时弃官逃走，降元后，任元朝礼部尚书。文天祥见到留梦炎便厉声斥责，留梦炎只得窘然退下。接着，南宋亡国之君、年仅九岁的赵隰又来了，文天祥连说几声“圣驾请回”后，便闭口不语了。然后专横跋扈的元宰相阿合马来了，劈面喝问文天祥：“见了宰相为何不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凭什么要跪？”阿合马见文天祥威武不屈，便讥讽地说：“那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文天祥正言厉色答说：“南朝如果早用我做宰相，北人就到不了南方，南人也不会来北方了”。阿合马无言答对，色厉内荏地环顾左右说；“这个人生死由我处置！”文天祥立即打断他的话，高叫：“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由你不由你！”
一个月后，文天祥被带到枢密院，见元丞相孛罗。文天祥泰然自若站定，立刻有官员喝令：“跪下！”文天祥拒不跪下，孛罗令差官按文天祥跪倒，尽管一群走卒拳脚相加，文天祥被拽倒后还是拼死坐在地下，始终没有屈服，翻译官传话：“你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答：“我尽忠宋朝，才有今天，请你们快快处置罢！”孛罗又说：“你们丢掉君王〔赵隰〕。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说：“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关押！”
元朝宰相权力很大，丞相尤甚，是上层权力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继承。忽必烈即位后，实行中书省一省制，长官为中书令，多数时间里以皇太子兼任，为虚职。右丞相、左丞相各一员，正一品，以右丞相为上。平章政事四员，从一品，“掌军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以上皆为宰相。于是，蒙古人将他投入恶牢，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让他阅读正在元宫中充当女仆的被俘妻女的信，又让他已经降元的弟弟来狱中探望，企图诱降。但文天祥“不为百般折磨、千般利诱、万缕亲情所动”，作《正气歌》，以典型的“历史教”的精神，表达“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的文明余辉：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有正气，
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
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
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
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
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
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
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
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
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
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
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
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
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
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
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
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
道义为之根。
嗟予遘阳九，
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
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饴，
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
春院闭天黑。
牛骥同一皂，
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
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
百疬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
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缪巧，
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
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
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
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
古道照颜色。”
一日，忽必烈亲自劝降，卫兵命令文天祥跪下施礼，遭到拒绝，就用金棍击伤他的膝骨，文天祥泰然挺立，忽必烈说现在你如能像对待宋朝那样对我，立即任你为丞相，文天祥回答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次日，文天祥便被蒙古人杀害，时年四十七岁。死后在他的衣带里发现了绝笔自赞：
“孔曰成仁，
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
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
庶几无愧。”
文天祥的行为使抽象的孔孟之道，获得血的证明和洗涤。他清醒意识到：不能放弃初衷，否则精神就会泯灭；相反，只要精神价值未曾破坏，形式上的失败是可以修复的。结论是：只有精神上的承认失败才是不可救药的失败。
三年前张弘范劝降时，文天祥示之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那还是抽象的义理；所以张弘范可以一笑置之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文天祥就义时，张弘范已死两年，否则他还能笑得出来？蒙古人杀人无数，其气焰好像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但在文天祥这里却成为哑蛋。只可惜：文天祥的死，使得大多数吓破了胆的人民从此成为嘴上的文天祥、行动上的留梦炎；口头上挂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行动上采取“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投降屈从路线。“识时务者为俊杰”，由此成为典型的奴隶道德，不像桓温〔312─373年，字元子，东晋权臣与名将，曾经主持北伐， 使蜀地全归东晋〕的“不能流芳千古，就要遗臭万年”，还残存了主人道德的余辉。〔《晋书·王敦·桓温列传》：温性俭，每燕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尝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时有远方比丘尼名有道术，于别室浴，温窃窥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断两足。浴竟出，温问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当如是。”〕
六，文明的处境及思考
6.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state of civilization
我还清楚记得1975年，1974年中国大陆批孔运动的第二年，那时我开始思索文明的兴衰，逐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制是周朝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最佳关系的展现。然而现在的我们思考的重点已经转到全球化的角度：行周制于世界。行周制于中国是一种“反动”，惟有行周制于世界，才是一种“进步”。那么如何行周制于世界呢？人类的经济势力及科学工具的膨胀，无形间已经大大缩小空间距离，从纯技术角度看，如今统治全球比唐朝统治远东更为简单。在现今技术条件下，中国范围内已无重行周制之实际需要。除非把地球变成周朝礼制的舞台。而礼制意义的“中国”不过是王畿，是文明的核心与技术的基地。
1975年的设想，是基于当时社会的极度僵化，希望用类似唐朝的藩镇和周朝的诸侯那样的社会元素，来激励民族的活力。空前统一与文明鼎盛的中国，离开某种贵族制度是不可思议的。新的中国文明当然不是要退缩到周礼去，像王莽、王安石、洪秀全、毛泽东之所为，而是要伸展周礼于全球范围。
人道主义与民主制度没有可能建设全球政府。建设全球政府者，乃此二者之综合：王道原则与择优制度。择优制度与其说接近世袭贵族制度不如说接近科举取士制度。而《书经》中“推亡固存”的王道法则，不仅是战略，而且是道德；不仅是精妙的理论，而且是适当的实践。议会政治可以行于小邦群落，难以行于统一的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的历史意识曾经接近欧洲的水平，其他文明如印度、巴比伦、埃及、美洲等，都是神话意识主导的，尽管范畴不同。苏美尔─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近代欧洲诸国，多少可被视为一个连贯的传统，但直到近代欧洲才开始排除了神权政治的要素，形成类似史官文明的历史教传统。
尽管欧洲的历史主义是与它的殖民主义─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相关的，并且逐渐滑落到商业主义的拜物教，但欧洲文明还是能激发人们奇异的兴奋，有时甚至可以称之为神往。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只是拒绝崇拜西方。采撷西方文明中可以推动全球化而不是阻碍全球化的事物及品质，并发扬光大之，是我们所愿意的。
在中国历史上例如战国末期以后，1，为了天下太平而消灭了尚武精神，方式是通过残酷的兼并战争，形成了秦汉帝国；2，这样的和平居民是便于统治但疏于御侮，中央集权的结果是定期遭到异族入侵和外国洗劫；3，最终演变为“外国侵略者救中国”。想想哪一次，不是外来力量打破了中国的沉寂，给苍白失血的社会注入变革和动乱的活力？
可是，现代主宰中国命运的俄国算什么呢？是欧洲文明与蒙古帝国的混合物，其典型代表就是哥萨克，哥萨克人是一种“讲俄语的蒙古人”，一些白种的、信东正教的鞑靼人。当然哥萨克人并不足以构成现代俄国，俄国是北欧海盗、斯拉夫奴隶、东正教农民、蒙古游牧人的混血儿；还要加上彼得“大帝”以来的西方崇拜狂包括布尔什维克。俄国有什么独立的价值可言？俄国人曾创造了什么独特的东西？他们比日本人好不到哪里去。而在中国民族的心目中，问题比实际上的更为简单：俄国就是自从猃狁以来一直威胁中原文明存在的北方蛮族的现代版。不论这些蛮族是骑着马来还是坐着飞机坦克来；不论是驱着牛羊群落来，还是拿着马列主义来；不论他们是挥舞屠刀，还是带着友好援助来：其结果总是一样的。中国民族所遭受的北方威胁从来没有今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么大……一种病毒使中国民族陷于可悲的分裂之中……古代的北方压力没有二十世纪所独具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侵略性质，也没有对中国种族的仇恨与侮辱，因为毕竟，以前的北方民族是黄种人，现在的却是白人……苏联教科书为了证明他们占领西伯利亚有理，说以前西伯利亚也住了虾夷种的白人，不然日本北部的虾夷人从何而来？苏联人完全不顾，早在三万年以前，黄种人就通过西伯利亚〔鲜卑利亚〕走过白令海峡，进入了美洲大陆。
即使荒谬的苏式宣传，也不能得到起码的兑现。苏联的宣传〔包括其意识开态、理论、宪法〕与苏联的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而后者比前者更有支配力。苏联解体之前十五年〔1976年〕，我指出苏联式政治的特点：“这不是王霸之道或王霸杂用，而是理论脱离实际，最后必然导致内部变乱与革命。”苏式的理论那时在苏联就是过了时的，在中国更是引起社会崩溃，导致一个病态老人的“全面专政”。
历史的运动却是生动活泼的，未来的中国人不会重蹈康有为〔满清靠山〕、袁世凯〔日本靠山〕、孙中山〔先英国后苏联靠山〕、毛泽东〔苏联靠山〕、邓小平〔先美国后日本靠山〕之复辙，效颦外国。我们需要一种主人理论，而不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仆人理论。
1975年我曾写道，“也许，苏联式政治仅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一个过渡，而不是结论。为了达到新的，必须保留一些旧的、以便让下次革命铲除之，一个新社会方能完全诞生。因此我对中国未来彻底摆脱苏联影响是怀抱希望的：俄国人之嚣张并不足以使他们成为罗马，不过一个马其顿罢了。有人说得对：‘俄国的扩张是对蒙古统治的反应。俄国统治者自视为蒙古帝国的继承人。’所以，中国人也只能像看待蒙古人一样来看待俄国人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国人从来都不是种族主义者。并不因蒙古人是同种而亲近他们；也不因虾夷人是异种而鄙弃他们。中国的君子注重文明与教化胜过注重人的生物性特征。但是我不得不指出，俄国人作为一种欧亚混血人种对比较纯正的白人和黄种人都是不怀好意的。我们不必以怨报怨，但须提防之。以免那样不顾道义的哥萨克人突然间毁灭我们。我有一种希望：但愿俄国也像历史上一切侵略中国的北方势力一样被历史淘汰。俾中国长存！这不是利已主义，而是为了保存中国的创造力量。但愿中国的‘反侵略’能使中国文明再次开出灿烂的花！即使那只是‘慰吾人之灵于九泉之下’的后事了，然而对此进行的想象，却是我们生活中少数的快事，闪现着无比璀璨的光辉……”
从黄种人的观点看，美洲印加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毁灭过程是极为残忍、怵目惊心的。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对此曾经大声疾呼，他们的声音在六十年后的1970年代还让我警醒。确实，欧洲西班牙人和其他殖民者的占领过程则是令人眩目的、启人深思的，类似的大起大落在人类历史上肯定不止一次的演出过，只是由于两种因素而使这次的对比度更加显眼：
〔1〕欧洲征服者人数之少，以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文明程度的差异之大；
〔2〕详尽可靠的文字记录表明，西班牙人的“秩序”是“征服与杀戮”的后果，由此可以推想，古代的大多数等级制度可能也都是由于征服而形成。未来的礼制─社会择优制，在全球政府即将来临的秩序中，理应不是基于暴力与奴役，而是基于王道与自由。但我们对人性不能过于乐观，验之以往，人类的进步都是建立在血腥的方法论基础上的──尤其在草创一种事业、秩序的初期。礼制的天下统治能够根本改变这种残酷而具有讽刺意味的状况？
在唯物主义的解释下，“历史使命”一词令人瞠目结舌地沉重。群众和蛊惑群众的时代，使得朝云暮雨的能动物质获得了主导地位。票房价值决定电影的好坏，窃国者无不许愿：人民的生活应该改善。事实上国家的富足不可避免会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而这又给世界一个感召的橱窗和样板。在历史主义看来，生活的改善是为了促进较之动物生活更伟大的目标，而不是冲撞伟大的目标更不是削弱它──为此而尽可能改善人的生活状况才是可取的，否则仅能为了快感而改善，与吸毒何异？
有人问，“工资每年增加，好吗？会产生社会腐化与通货膨胀的双重恶果吗？”我们认为，负有世界使命的民族并不害怕生活的改善，换言之，生活的改善在一时之间也侵蚀不了它，否则，仅能通过饥饿来保持干劲的，就不是真正的统治民族。当然，要是能把生活状况的改善与征服世界的节奏互相配合起来，就妙了。那样才是在建立新的秩序文明，那才是礼制革命。如果礼制革命不能建立新的文明，那么地球的危机状态实在没有解决的希望，因为日益拥挤的世界如果不变更文明的方向与方式，实在无以为继。即使能源和污染问题解决了，物种灭绝的问题、空间日蹙的问题也是无解的。除了控制人数和人欲外，就只能进一步提高文明的紧张程度，加剧社会的脆弱性。
当然，要警惕革命，包括用意良善的礼制革命。历史上任何革命，成功会带来亢奋的文化，失败会带来堕落的风俗。在比较极端的状态下，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汉奸，一度也是大有才干志气甚至英雄气概的“志士”，他们所以投靠外族来攻击本国政府 ，除了贪生怕死、贪图富贵的劣根性，实在也因本国社会太腐朽，罪恶横行的社会风气早已让他们麻木不仁，甚至亟思报复了。为了回击不能容人的国家，他们甚至勾引外敌，以实现自己的优越感。不难看到，一个民族或国家强盛时，就很少出现卖国份子或通敌份子。所谓“坏蛋”就是坏了的细胞。坏社会里面，坏细胞就多，等到坏人超过半数，这个社会不死也难。
日本人入侵中国一举，被马克思主义者诠释为“军国主义所为”。其实不对。当一个民族倾巢而出时，显然是集体责任所致，决非少数人的作为可以解释。难怪有专家谓二十世纪的日本，实为披文明之皮、具野蛮之骨的怪兽。其实不独日本人如此，一切半开化民族都是如此，如七至八世纪的阿拉伯人，组织帝国的秦人和罗马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战争期间的欧洲人、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期间的美国人，都是如此。一切感化文明不久的人都有特别强烈的扩张性，仿佛人的原始野性不经数百年文明的涤除，就难以脱尽，且极易复萌。
日本之所以日臻强大，根本原因在其人民缺少惰性，故称善变的日本人。但是，变的仅是形式，原则并无改变，原则是什么？求生存而已，求胜利而已！所以日本人表现为“无原则”，“无罪恶感”，在日本人的哲学中〔如果他们确实有哲学的话〕，精神与物质是完全疏离甚至对立的。日本和美国在这一点上相似：完全是个工匠的国家，缺乏文明的深度。
但有一些事件却很能说明日本人的精细性格：
2004年4月23日美联社报道，俄罗斯政府向日本提出要求，希望索回一次大战期间俄国沙皇为购买武器预支给日本的金条。当时运走黄金不久，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但是他们对政府行政一窍不通，对俄国政府在大战期间签署的商贸合同毫不知晓，而日本政府则隐瞒此事。这样，现值八百亿美元的金条在日本一呆就将近百年。俄罗斯外交关系学院的学者们在2000年正式公开了这一发现后，俄罗斯外交部很快就与日本当局进行了交涉。不过，日本政府拒绝归还黄金。据估计，这些金条现在的价值大约八百亿美元。日本人有两种性格，一为商人性格，一为武士性格，其实都可以归结为“工匠性格”，日本的国策也深受这种短视性格的摆布，比美国更甚，因为美国虽然短视，毕竟还是欧洲传统的延伸。
日本人的双重性还可以从另外的事例看出来：
2004年6月18日法新社报道说，日本当年将大批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现在对中国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法新社不无担忧地说，日本应该在三年之内将这些毒气弹全部销毁，但目前看来“这项工作十分艰巨，很难按时完成”。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说，日本“扔”在中国的毒气弹“年龄已达半个世纪”，这让人十分担忧。许多西方媒体指出，现在，全球大概只有在中国还能发现这么多的化学武器，而且有“越挖越多的趋势”；人们不知道这些毒气弹到底藏在哪里，也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泄漏、爆炸，因此无从防范。
据统计，发现或者怀疑有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地区包括：安徽、河北、黑龙江、江苏、吉林、辽宁、山西、浙江和内蒙古等十几个省区，其中以东北地区最为集中；毒气弹总数约二百万件。这些化学武器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比如，它们都是“非储藏”型的，外表没有黄油的保护，历时近六十年，锈蚀严重，不少已变形甚至泄漏；另外，它们大多含有严重危害人体和环境的氰、胂等，属“长期威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毒气弹是在同一时期被掩埋的，因而有集中泄漏、爆炸的危险。但是，日本对此反应极其冷淡。日本媒体也“以冷漠的方式”应对这一轰动性事件。在多数日本人的眼里，毒气弹在中国造成的祸害，“与日本并无瓜葛”。台湾媒体曾说，日本与邻国打交道时有一个心态：我对别人的残酷不是残酷。日军化学武器也曾给本国国民带来过伤害。2001年3月，日本茨城县发生化学武器泄漏事件，日本国家、县、町三级政府立即采取联合行动，对事发地两公里内的四百多口水井进行了详细的化验，对所有受害者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并由国家承担全部医疗费和各种损失费用。由此可见，日本很清楚毒气弹在中国会造成多大危害，只是假装不知道。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反映的是日本一些人对邻国缺乏诚意，处处设防。以这样的态度同邻国打交道，行吗？日本人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同上〕但日本的民族性格岂是通过理论家的“反思”可以改变的？这是民族性格，反思只能使它更为隐蔽而不能使之有所改变。
与中国相比，日本的现代化十分顺利，这是因为：日本只要实现古代向现代的过渡，用“脱亚入欧”的方法，把模仿中国换成模仿西方就可以成为一个区域性强国；而中国却由于体积庞大，无法纳入西方，需要建立由现代到未来的桥梁，用礼制的复兴来满足现代文明转型的需要。中国文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用低消耗成就大功业，其独立性格及抵抗意志，不仅抵御过五胡和佛教，而且通过“愚昧的义和团”，使中国避免了瓜分的惨剧。尽管外在的瓜分不成，但列强却主导了内在的革命。但中国既成了革命的牺牲品，也将成为世界风暴的策源地。欧洲太安逸了，美洲太驳杂了，日本太狭小了，俄国正在犹豫，印度自顾不暇且有分治之虞，回教还在革命的前夜，非洲被部落冲突和传染病所困，仿佛一块尚未成形的大陆，只有中国文明可以整合世界，因为古代性的中国已经灭绝，现代性的中国还在生成之中。
七，历史教的经典《周易》
7. “Changes of the
Zhou”,the classic of historicism
在中国，早期传统的文字记录即“经”或“经典”中，可以找到圣人传统的生动证据。在这里，“经”这个词的起源问题非常重要。“经”最早的意思是指经线，即一块布中纵向方向的线，与横向的线或纬线相对。经线纵贯整块布或是一块布的基础。如同经线使一块布具有连续性一样，作为“经典”的著作也有一种横跨时空的连续性。例如《周易》就具有这种显而易见的横跨时空的连续性。《周易》不是出自于上帝之手，而是出自于圣人之手，是圣人的记录，圣人是一个是倾听上天声音并把它透露给人类的人。
《周易》的六十四卦展示了世界命运的始终，这一点在《序卦》里讲述得十分清楚：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也，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周易》还说：“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系辞》〕在这里，宗教已化为一种政治行为。神道已从一种深藏的情感，变成一种炫耀在理性之光下的自觉策略了。这样的历史教，只能作为一种“官方宗教”而难以被民众由衷皈依。因为它的基础不是朦胧的动物本能，而是清醒的历史意识，结果反倒造成某种危机，“过于文明的危机”。如欲刷新中国文明，必先以更为野蛮的反理性精神注入《周易》的世界图谱，给“历史教”注入新的生命冲动、新的方向。如欲刷新文明，必须超越伟大的先哲；主仆需要易位，活人不做死人的差役。
历史教不是让人民崇拜已经发生的一切，而是让天才突破已经发生的一切，不让安天乐命、各守其序成为保守堕怠的同义语。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有机缘，但机缘已过，必然的转变促使已经成就的一切横遭毁灭；以及与“伟大成就”相反之物的诞生、兴旺。认识这个基本的事实，失败、挫折、灰心、不得意，可与成功、顺利、胜利喜悦，等量齐观了，失去的平衡重新恢复：“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历史教”若能享祚长久，出世时必定貌不惊人：它既然不是人为的也就不是完备的；它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变成学者壁橱里的玩物和收藏，变成“新理学”之类的条理化东西。作为社会运动的先兆，新的“历史教”不是集数百年发展之大成的理性大全〔如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而是斩断百年魔障而“忘我无他”的教父精神〔如希腊的奥利金[Origenes，约185─254年]〕：在充满深沉喜悦的创造陶醉中，既失落了区区的自我，也忘记了古旧的偶像。
新陈代谢是历史教的基本范畴，不论它意味着生长还是意味着衰落。即使衰落也强于死亡，即使疾病也可能是一种生长。佛的谬误于此可见一斑，既然他将生长现象看作悲苦的根源，并以之构筑自己的全部体系，就不能不使自己的系统因此打上特大的问号：细胞的疾病与死亡对于人体意味着新陈代谢甚至于生长；个人的疾病与死亡对于种族意味着新陈代谢甚至于生长；种族的疾病与灭绝对于地球的整个生命界而言，不也是新陈代谢甚至于适者生存？甚至整个生命界的毁灭对于宇宙而言又何尝不是新陈代谢或是生长，甚至是升华和净化？对于事物，将之放到一个远为广大的背景中，方能看清它的原形：这是限于人的视觉特点而不得不然的。对于疾病及死亡也要作如是观，如果我们把疾病与死亡抽象起来，将之从背景中孤立起来看的话，当然不能察觉它的本来意义。
历史教的范畴之一，就是把死亡看做生命的条件而不是生命的代价，把疾病看作生长中必然遇到的机会。这个范畴远远不限于物质生命，它更适用于精神生命。我们还是从对精神生命的考察出发，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如果谁竟认为这种论调属于无病呻吟，我定将反驳它：因为没有人比我们这个“跨世纪”的时代更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侯，发出的呼声才是由衷的……
可能还有百年混乱在等待人们。但这又如何呢？在混乱中才有生长，才有真正的创造，像全球政府如此空前巨大的创造，也只能是在极度的灾难和混乱中酝酿突起的新星……在全球政府兴起之前的年代里，还有一个潜伏时期，一个“万物的互相依存关系”，不论是误解还是骗局，真正的实况无非是：万物对“终极”的依存，万物藉助“一”以生，并藉助“一”以存，如果离异终极，万物将如植物失水，迅即枯萎了。
历史教的“终极存在”为何？一言以蔽之曰：“正气”。正气作为历史的本原与核心，和终极本体作为宇宙〔时间及空间〕的核心，相同。永不衰歇腐烂的是正气而不是真空，正气不仅是生命的方向而且是生命的能源。人若能回归正气，则获得终极意义的不朽。正如浪子回归家庭则取得了家族意义的不朽，妓女若能从良则取得了母亲意义的不朽……人回归正气，不但成为观念性存在，也成为新的生命，不论他自己的个人命运如何，都通过与正气的合一，而长生久视。
精神人物的特权不是攫取，而是施与，这种特权是大众不要的，因而是无从剥夺的，但它支持人类的文明和秩序，使人类生活脱离动物状态。人的上升的本能总是要求“超出自己”，所以尽管人在生理上只是一个胴体，但即使最为低贱的人也总是朝向他自己的方向进行扩张，这就表明人是一种“扩张的生物”，而且总是在进行某种“超出一己”的努力，尽管这种“超出”经常表现为“堕落”与“沉论”。这是因为就人的本性而言若不进行这种超出一己的活动，而仅只固守一己，则根本无法“在心理上活下去”；因为生理上的需要，总是不能完全圆满解释这种心理渴望的。历史教，正是如此基于当代世界的心理需要，回归运动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下一回合。“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统一”，将是世界历史的下一回合的主旋律：天命之光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而是把天命的福泽输送世界供人选择。铁与火的针砭，医治文明的痼疾。
八，历史教的其他资源
8. Other resources
of historicism
在心理调教的需要下，倡导文化多元化的美国，有教授主张“儒家教育有益于民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还呼吁东亚各国重视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而亚洲的儒家经典甚至应该成为西方课程中的一个内容。此公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最著名的汉学家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他宣称，现代社会须把儒学教育放在东亚这个大环境下来看，而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中国人的事：“今天的多元文化主义过于强调多样性和差异。这是不对的。除了与相似点和共性对比的时候之外，差异是不重要的。在政治上，除非你尊重其他人，否则在承认多样化时，你还能做什么呢？那么你从哪里获得这种尊重呢？你不可能在多样化那里找到尊重，你尊重他人是因为你在不同的文化里也看到与你相通的东西。”
狄培理的这种“怪论”显然为了证明“研读儒学等古典学在今天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他强调说人是由自己所阅读的东西来界定的，因此努力阅读经典著使之成为文明讨论的一部分，才能对付人类面临的绝对主义和恐怖主义。不过令狄培理感到遗憾的现实是，在欧洲殖民主义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过后的东亚各国，没有一个地方现在还把儒学及其他古典教育作为国家核心课程的一部分，因为现在的东亚各国不过是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的残花败柳，是一些面目可憎的杂种。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特别是中国──“原因在于，如果他们开始学习古典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具有颠覆性的。因为这会诱使人们提出疑问，并对现状提出挑战，真正的而儒家学者几百年来就是这样做的。”狄培理说中国虽然也设立了儒家学院，对儒学研究也不限制，但并不把儒学列为公共教育的一个部分。因为儒学是与北京政权正式崇拜的西方真理──马列主义，互相敌对的。
更深一层看，“历史的教化”并不是“历史的客观描述和记载”，而是“征服人心并进行同化的历史神话”。这是一种比儒学更为深刻的儒教──在历史教的教化而不是历史学的描述下，王道之泽万世不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历史教应该更进一步，比儒教更加自觉──它区分知觉与感觉、区分经验的东西与体验的东西、区分科学与宗教、区分历史过程与历史神话，也就是区分“客观”与“主观”。它自觉历史教的人文图谱与历史神话实际上异曲同工：历史学的客观记述被“善意地曲解”，以满足“人”这种有机物质在文明冬季里的社会需求。这也许有些不幸，但在文明的冬季，保存教化的种子比培育文明的果实，显得更为迫切。对这一点，没有比古代中国人更为明了的，他们执行得有力、理解得透切。未来的全球政府不会忘记：
历史教可以上溯到《尚书》、《周易》、《春秋》这等高深莫测的著作和《诗经》这等优雅的艺术作品中。《大雅》和《颂》如此系统地“创造了历史”。《系辞》和《说卦》中的“神道设教”说，不也带有异常鲜明的历史说教与“得失之鉴”的思虑吗？朴实的史官文明，似乎潜藏着某种“范围天地”的力量，因为它出自人的合理化本能。历史教相信文明的基础可以再造人类，而这信仰也须立在科学知识也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如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经验科学所否定的宗教，被称为“迷信”；而人文宗教却必须具有生物价值，而不仅仅具有理性。理性的宗教不能真正吸引群众，也就不能达成宗教的主要存在价值，即让群众得到镇定。但“理性宗教”的先天缺陷，可以通过历史教的感性力量获得拯救。强有力历史范例犹如催眠与暗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汉朝的历史教有著名的“二十四孝”，那也是建立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深刻理解上。历史教从生物学原则出发，利用人的心理缝隙，施展化育万民、塑造未来的圣功。历史教如此浸入高级精神领域，成为文明的主导力量，成为文化的精髓和想象的源泉……但它不该取代一切，致使人类精神趋于萎缩，否则就是自贬身份。试想，作为精神温床的历史教，怎么代行这些“次等业务”呢？所以在历史教抚育一切高级精神的年代里，也应该允许各种宗教教派和文化流派的存在，只要它们不直接损害社会秩序，就应该兼容并蓄。强制的专政行为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社会的盐碱化，创造行为蜕变成残酷僵硬的暴政及无孔不入的精神虐待，随之而来的不是道德败坏还能是什么？如果老的创造只能成为新的羁绊，而新的创造必须动员举世无双的勇气、成功踢开那沉重的绊脚石，这岂不可悲？创造者不是震慑一切的国家领袖、威服天下的人民救星，也不是精神文明的骗子、社会主义的绑匪。
真命天子不是在文明的净土上生长起来，而是在文天祥的地牢中孕育的。天子无疑有其继承性一面〔即社会与历史方面的遗传性〕；所以，即使像阿提拉和铁木真这样的野兽，帖木尔一类的诡诈屠夫，也绝不是从文化的真空里一跃而起的。他们都是些“交叉点”人物，是文明与野蛮在接触之后击打出来的雷电，而不是所谓“最野蛮的人物”。这样看来，尽可能保存适度的文化气氛，包括宽容各派宗教及文化团体，也算为新的创造准备了条件。况且各种宗教的主题也并不与历史教的精义相抵触。那就是为今生造福，为来生准备。各种文化潮更是历史教所需汲取的营养。历史教不是垄断一切，而是包容一切；不是兼并，而是消融：不用强制而是奉天承运。
一切战略若不立在心理基础，则无异沙滩建筑，重量愈大招致的灾难亦愈大。否则它把世界扰乱，又不能收其成功之果；完成了破坏与毁灭却成就不了任何价值。而好的战略总是作为心理战略的延伸而存在的。一切真正的建设，不论其性质形式如何，说到底是心理建设，是从心理战略的根株里生长出来的果实。至于心理战略的基础，则是“天命感”所激起的亢奋状态，是千万年的历史所养育教化的。所以，历史教正是全球文明的心理继承人，它是从残余的人类历史生长出来的命运，是地球文明的共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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