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

Chapter Twelve Socialism

 

一，蓦然回首的时刻

1. Time for a Retrospective View

 

二，马克思主义之废物利用

2. Recycling of Marxism

 

三，使天降到地的社会主义

3. Socialism that Brings Heaven down to Earth

 

四，从社会主义的迷误中回转

4. Turning around from the Dead End of Socialism

 

五，几种可能的民主制度

5 A Few Alternative Democratic Systems

 

六，启蒙运动导致恐怖主义

6. Enlightenment as the Origin of Terrorism

 

七，社会主义与天下意识

7. Socialism and the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冷战早期的中国人经常被灌输一个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所谓东风就是东方阵营，也叫“社会主义阵营”或是“铁幕国家”，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所谓西风就是西方阵营，也叫“资本主义阵营”或是“自由世界”，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因为中国当时沦为苏联的仆从国家，所以“反苏”也是刑事犯罪，那样东风自然也就“压倒西风”了。

 

 

**一，蓦然回首的时刻***

1. Time for a Retrospective View

 

从哥伦布殖民美洲〔1492年〕到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苏联瓦解〔1991年〕，正好五百年。从此，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只是当时的世界却由于冷战结束而一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直到十年以后“九一一”袭击发生，大家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全球化已经是个严酷的现实了。其实“九一一”的发生完全是个偶然事件，例如，宾拉丹的“基地组织”早在1993年即苏联瓦解的两年以后就爆炸过纽约的世界贸易大楼，而基地组织在冷战期间本来是美国的盟友，共同对苏作战。所以，把八年以后再度进行的世界贸易大楼的爆炸定为“全球化时代的开始”，毫无道理。全球化时代的开端，还是应该定在1991年，即苏联瓦解的那一年。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瓦解，仅仅过了一百年不到，世界已经从“建立庞大帝国”进步到了“消除庞大帝国”的阶段，那么再过一百年，当人们跨入耶稣纪元第二十二世纪时，世界上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肯定所剩无几了。那时人们回顾冷战期间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主权国家的大量扩增”，肯定具有不同的观感。在欧洲殖民体系瓦解的时代，主权国家的大量扩增也是宗主国这些主权国家的功能衰退。正如联合国职能的衰退是和联合国成员国的“会籍普遍化原则”一同来临的：将近二百个成员国，所造就的完全是一个“瘫痪了的组织”。就像中国的“人民代表”越多，“人民代表大会”就越是一个橡皮图章。

 

回顾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会发现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八十年代是个大转折的年代，这些转折在九十年代完全表面化了。中国作为当代世界的有机部分，亦莫能外，尽管看起来有些滞后。早在1987年，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月刊12期从上述角度涉及相关主题，苏联官方的权威评论员鲍文，在对该刊编辑部的谈话中提出：“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改革能否成功。”此命题的惊人之处，不在于它说明学理的常识，而在于它出自社会主义政治的权威之口，首次承认社会主义可能是一个失败的试验。这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人终于宣告：“总的看来，共产主义运动到二十世纪末将处于复杂的困难局面，这种局面要求摆脱刻板的解决办法，主要是要面向群众、争取群众。”显然，这不是苏维埃政权敌对势力的宣传，也不是理论逻辑的推理，而是来自七十年执政经验的总结。苏维埃政权七十年的执政，使得鲍文同志作出了结论：“社会主义还没有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益的经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匈牙利、捷克、中国、波兰遇到过国家危机。”注意，这是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将近两年的“社会主义总结”。这表明社会主义的破产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从此理论上再也说不通，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后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事实已经相反地说明：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为了进入资本主义所使用的“急速短跑”，如列宁所说是“年轻的强盗”所从事的勾当，正如德国俾斯麦的国家资本主义、俄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苏联卫星国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所显示的。

 

苏联的制度好像优越，且是在资本主义之后来临的社会模式，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富于效益，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逻辑上也会使鲍文同志之流陷入一个难堪的悖论。因为很简单，从社会发展的教义图解上说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可比的，因为它们完全归属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灭亡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诞生──一个死去的东西和一个活着的东西怎能相提并论呢？所以，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拉到一起相比，就绝不是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了，而是根本的“世界观”已经转变。这一对比无疑否定了“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马列教义。虽然用一种更为经验化而非教义化的眼光去看待这两个概念，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已经名存实亡，因此才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怪现象。当鲍文论断说“世界社会主义可能正在经历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其根源来自建立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历史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走进了死胡同”的时候，他也许无意识地涉及到了“社会主义也像资本主义那样名存实亡了”。鲍文的命题公然抛弃了苏联及其仆从国家所习用了的“社会主义”标准，“急速短跑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终于在其身心衰竭之后寿终正寝了。

 

 

**二，马克思主义之废物利用***

2. Recycling of Marxism

 

冷战早期的中国人经常被灌输一个口号：“东风压倒西风”。所谓东风就是东方阵营，也叫“社会主义阵营”或是“铁幕国家”，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所谓西风就是西方阵营，也叫“资本主义阵营”或是“自由世界”，按照本书的说法则是“欧洲殖民体系的西线”。因为中国当时沦为苏联的仆从国家，所以“反苏”也是刑事犯罪，那样东风自然也就“压倒西风”了。

 

冷战结束，欧洲殖民体系的东线、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瓦解之后，许多人终于意识到，“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里作为官学被供奉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其实，思想本身并不会全然“过时”的，即使是最古老的宗教哲学，它的内核里也总是包含着某些可以日新月异的因素。人类智慧的共通性、流变性和转化功能，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基础。思想的过时，不是由于思想本身的陈旧，而是由于思想的持有者和垄断者自身的老化。正是人员及组织的老化，阻碍了思想的活性转化为行动的力量，使得思想沦为破旗，遭到遗弃。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和“忏悔”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其中透露出来的深深倦怠，这是“西方没落时代”的声音，一种尼采称为“欧洲的虚无主义”的声音，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些虚无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异教、地理大发现的海盗精神，虽是完全相反的路向，但却是它们的后裔。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社会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号召人们“守成”和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不再鼓动人们去“创始”和创造价值，或是从异己阶级那里夺取，或是从异己种族那里夺取。这完全是丧失了创造性的老年行为，仿佛他们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开发未来了。想以一种倾向、一座模式、一套路数来规范、指导、甚至取而代之全部生活的尝试，显然充满巨大的危险性，而且注定是短暂的和不稳定的。它是一种病态或是对病态的矫枉过正，我们称前者为“文弱”。称后者为“野蛮”。但是宿命强逼在它阴影下喘息的人们，明知极端行为或矫正路线的爆炸性，明知堕落行为或放纵路线的腐烂性，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甚至欣喜若狂地走下去，“即使这就是毁灭”……人的命运所具有的深刻悲剧性，在此完全暴露了。

 

克己的道德，就是如此作为致敌死命的廉价武器而耍弄着，高级宗教的教理、大同之世的梦想、社会主义的学说──其背景大抵如此。它们只是一些一度有效的战略的工具，其实际作用是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对弱者，克已和道德给出了一些爽心的安慰与精神胜利的勉励；对强者，给了一些有效的保护色并教会他们去施展更隐蔽因而也更刻毒的种种策略。一切创始行为，都得付出昂贵代价，这对年轻人或许是一桩乐事，但对衰老者却是沉重负担，构成焦虑之源，难怪现代社会流行的是毒品。相形之下，守成却容易，既能宽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又不必冒险前往未知之境。但越是老牌的“主义”，就越不愿承认自己的老态龙钟，就越是喜欢从伦理道德上为自己的衰老涂脂抹粉。文革标兵鲁迅，早在文革之前半个世纪提出的“文革纲领”〔小说《狂人日记》〕，就提出了类似“破四旧”的主张，指控“仁义道德”等四旧“吃人”，从而为文革的所有暴行预先背书了。在文革打手鲁迅他看来，“吃人”即是一切趋于衰朽的文化所作出的自我防卫。或用文革导演毛泽东的话，是“垂死挣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代，经过十七年的全面专政，毛的统治已经失去一切模糊性和诱惑力，因此不能再用仁义道德，而只能诉诸明确的暴力。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日本的天皇主义、中国的文革主义和回教原教旨主义，在某些人的眼中，它们都是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抗者在历史上出现的，保守的主流工业文明力量不遗余力地攻击它们，把它们描述成违背西方文化“人本主义优良传统”的怪物，其实它们倒真是在保守的工业民主力量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非主流工业文明”。

 

在我看来，上述诸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作为西方文化的自然延伸则是同一的。所谓的西方文化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呢？是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它可以具有主流形式的个人主义与纵欲主义，也可以具有非主流文明的集体主义和清教主义。但即使后者，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观念大不相同的：中国人本精神并不奉行清教主义，而是遵循中庸哲学，其社会理想不同于西欧近代之社会主义概念，可名之为“王道秩序”。在我看来，一种文化的根本命运取决于其精神方向而非其皮相的样式。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在于其人性论方面的错误，结果使得其精致的分析导向了完全错误的结果。文化价值的关键不在于皮相的“丰富”，而在于精神的“独特”；有了独特的愿望，历程自然会丰富起来。例如“丰富”而无创造特性的文化如日本，谈不上真正的生命与价值，不过一堆系统、定向的货物流量而已。

 

撇开精细琐碎的日本，来比较一下中俄两国，虽然其大的近代史都是从十三世纪蒙古统治开始的，二十世纪又先后落入马列主义的窠臼，但其文化依然表现出深刻的差异。俄国文化的表现是既多又好；中国则反之，既少又差，例如，中国在1957年到1978年之间，竟然没有一部作品产生，即使在“地下状态”或“抽屉底下”也没有。中俄两国同处“一种制度”下，文化命运却极不同。这是为什么？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在摆脱蒙古之后依然还在世界帝国时代，数百年来处于长期的文化衰落过程；而俄国在摆脱蒙古之后开始进入民族国家时代，数百年来处于对外殖民扩张阶段。所以即使同在马列主义的管制之下，俄国也对中国形成了宗主国关系。现在，两国又以不同的形态，一同进入全球化时代。另方面，中国的前身作为远东世界帝国的核心部分〔另外加上周边先是被列强瓜分控制后来则独立了的列国〕，却具有最强烈的世界主义倾向，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竞争中非常不利，但更容易适应未来的全球化。

 

在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议题上，中国显然正在酝酿某种更巨大、更持久的东西；而俄国已经产生过这种东西了，所以中国不可能通过“走苏联的路”而变成强国，尽管苏联殖民化时期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制造出来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曾经这么希望。苏联解体以后中国还在痛苦地寻找自己的道路和方向，就是一个明证。一种灰暗的无目的感，正弥漫整个中国。在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和方向时，它创造不出漂亮的建树，不会有值得一提的文化，就像是无生命的霉烂果核，培育出生命的灿烂花朵。仅仅用金钱刺激，是不能长期维系一个庞大民族的健康存在的。但是我更喜爱中国的命运，不因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爱国的人〔这种人在现代的世界大战中泛滥成灾，多如苍蝇，所以并不可贵〕，而是我终于意识到中国目前的荒凉状态正预示并逼使一个盛大的文明必须诞生。

 

盛大的文明兴起于较大的压力和较深的苦难中，它能配合全球化的命运，因为它不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强盗如浅陋可笑但效率甚高的日本人；它能给世界带来福泽、满足世界的渴求、使全球摆脱浮士德的梦魇，而不是像日本人那样加深了浮士德梦魇。如此，未来的中国人不可能忘怀天下，不可能忘怀自己的命运系于天下；王道的天下统治，礼制的全球秩序，是中国文明的长项。未来的中国人要是“忘记”了这一点，或更确切地说，没有能力实现此种天命的话，中国本身的复兴与得救，也很难实现。换言之，只要中国得以复兴，它就会身不由己地前去实现摆在它面前的上述长项。这就是中国文化及其人民的第二本能：尽管它的具体化、物质化或叫“外现”需要其它一些条件和时间。命运已经把牌发在我们手里，至于这牌的底蕴是什么，只有翻开的时候才能确定。当然，对于创造性天才而言，凭灵异的直觉他可以预先猜透那隐秘的消息……如此，则我们奇特的命运及其产生的思想，足以为更大的远景作出佐证：

 

欧洲近代五百年来的人本主义及其物质文明，已使得人类各个种族陷入于危机，许多物种遭到灭绝。这一点现在已经真象大白，于是历史的钟摆不得不趋向另一方位──中国文明管理全球。创其始者，必非终其事者，由欧洲模式开始的，需要由中国模式来结束。这是应当的，也是自然的，这就叫做“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之道。                

 

 

**三，使天降到地的社会主义***

3. Socialism that Brings Heaven down to Earth

 

俄国人陀斯陀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年〕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不仅是为了工人问题，而是为了在无神的基础上建成巴比伦高塔，这个高塔不是为了从天上通到地上，而是使天降到地。”

 

在“使天降到地”的意义上，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秩序，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看，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全球秩序或曰全球政府的世界统治，都不可能以社会主义理论为出发点；而全球秩序之普及四海，完全是由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到达了这个关头。

 

社会主义──不应沦为一种扼杀人们活力和生命主动性的精神压迫，更不应沦为一种可能摧残人类劳动成果和创造潜能的苛政或制度。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是乱世的理想，因此往往僵化不变。僵化的社会理想拒绝创造新的生活，而天下秩序的身体力行者却明了：僵化是无聊的。新生活与旧生活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承受动力而后者却不堪冲击。正是在“动力学”的意义上，有时某种程度的“恢复旧生活”，本身亦不失为开辟了新的生活……世间没有全新的东西，所以“复辟”有时就是革命。生物的进化、遗传以及心理、社会的演变，都可以证明这一“天道循环”的至理。

 

一切乌托邦，集一切不可能之“美妙事物”之大成的杂烩，其实不是建在希望而是健在恐惧之上上的。正因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不是建在地心的岩石上，而是健在随波逐流的时髦上，所以，社会主义乌托邦都是保守的、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烦琐，静若死水。乌托邦的鼓吹者有些本身好像生龙活虎，但他们“活生生”，其实是为了窒息人的，他们的理想就是成为“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僵尸。这样的乌托邦显然是恐惧的结果，乌托邦的党徒们害怕生活，并视人的生活为“恶”，他们的社会主义力图割裂并愚弄人的生活，压制一切可能超过他们自身高度的东西。这不仅是一种无知。人的生活可以割裂吗？尽管许多人只拥有一种生活方式，但对其他人而言，其他的生活形态却是必须的，不论这些生活形态被社会主义者看作多么“卑鄙堕落”……在各种主义之上高高飘扬的全球秩序，不是出于一种怯懦，故无须自抑或自残。

 

在我看来，认为某些行为有罪而拒绝实践它，可以是某些个人的选项，但要成为强加给所有人的义务，却值得怀疑。你的恐惧对于我的生活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由于我对自己的命运更有信心，所以并不企图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不仅如此，我还相信一种命运愈独特就愈高贵，而你的人格愈伟大则别人愈无从仿效。人们的命运不同，但乌托邦却强求一致，这岂不是强求扼杀人的生机？也许在历史的某些时刻，扼杀可以得逞，但这决不能长久，因为生命永远向前。我也有自己的“乌托邦”，那思想不是一个画面，而是一条无尽的流：人的全部历史及人以后的一切遭遇，都在此流中。这就是我的永不凝固的反乌托邦，出尔反尔的反乌托邦，善恶相伴的反乌托邦，一切命运都予容纳的反乌托邦，我如此爱戴这一命运及其最后结局──终极之美……即创造新生活，不被人间的善恶之争蒙住双眼。须知人间的善恶在终极之处尽将消散。

 

 

**四，从社会主义的迷误中回转***

4. Turning around from the Dead End of Socialism

 

从一种更为宽泛的角度看，欧洲的“民主社会社会主义”的概念及内容，完全可以并入中国的“王道”之中。相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则完全不足以概括分属于“王道”和“礼制”的全部内容。至于“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也因为缺乏“王道”、“礼制”所拥有的准宗教功能，而难以像“王道”那样可以承担全球化的压力。

 

当然，现代人对于“王道”的理解过于狭窄肤浅，只在“仁政”与“权术”上打转，而忽略了王道兴起的时代正是古代中国世界趋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王道其实就是世界统合之道，而王术与仁政也从属于王道的范畴，是王道的属性和功能。王道的本质，是天人之间的中介，是生态平衡的最佳护卫。王道的古代意义在于沟通天地人，现代意义则在于保护全球生命圈、保护文明的基础。不论古今，王道的使命是保护社会而不是保护既得权益者，所以“优异的统治能力”仅是王道的表面效应，而不是它的根本精神。

 

反观一切近代“社会主义”，不论多少流派的多少种主张，却始终在人间打转，完全没有生态保护和地球环境方面的丝毫意识，因此把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一概以纳入王道的范围，还真不能填满王道的一半。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大致相当于礼魂、礼制、礼法等内容，而不具备王道的天下统治及其回到黄金时代的功能、原则和步骤。

 

社会主义的含义在于以整个社会的繁荣福利长治久安为目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实现有待于王道的实现，王道实为社会主义的初步。切不可忘记社会主义尚含有礼制的天下统治一义及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择优制度──这一民主制度的升华形式。因此社会主义又最终不是民族的，而是天下的，不是暴力的而是礼制的。中国社会主义也就是天下社会主义或礼制社会主义，也可以叫做太平的德音。昆仑人应做普照这一德音的等级战士。

 

那么，什么是“黄金时代”呢？根据我们对于历史上各个民族有关黄金时代的记载，黄金时代其实就是“生态系统被文明系统破坏之前的原生状态”。可见社会正义的完整内容，是社会主义者从未梦寐过的，而只存在于王道之中，因为完整的社会正义需要到生态系统的平衡中寻找。而王道的普照，就是生态系统的健康，需要借助礼制的天下统治和新国家的建成。其精神是和平的，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是其目的。王道并不拒绝近代精神，甚至容纳社会主义，王道承前启后，接济困厄。只是因为世界危机重重，不作根本性的变革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危机才呼唤应天承运的王道建设者，促成全球政府的出现。

 

科学、技术、信息工业〔包括基因工程〕，将在全球秩序下得到广泛的发展。全球秩序实际上是为了综合全球力量、平衡生态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为人类创造最佳空间的可能。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现代全球的相对空间，实际上还不及十九世纪闭关时代的清国那么大。因为信息工具和交通工具大大缩小了世界的相对范围：一个全球国家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必须的了。而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统治一个全球国家，也不比秦到清两千年间统治中国〔远东〕更为艰难。现在，建立超越社会主义的全球秩序的，所缺乏的不是实际需要和技术条件，而仅仅是克服惰性的意愿，需要克服的是旧文明的习惯。一方面，不可以民主与人道为借口，阻挡全球化；另方面不可以全球化为借口，破坏民主与人权。民主与人权，不仅不应做为全球化的祭品而扼杀之，反而会在王道和仁政里得到升华。须知王道即是人道和神道之间的平衡：而王道可以在未来的年代里保障人道，正如礼制作为“社会择优制”可以在未来的年代里保障地区自治，在全球规模的危机下延续民主制度。

 

容纳各民族的礼制和社会择优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秩序，可给世界带来一种既统一又具有地方自治功能的新格局。在解决世界种种燃眉之急的紧迫问题如军备竞赛、粮食危机、人口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战争犯罪的同时，确保基本人权和地方自治。社会主义的潜在益处要在王道中求得实现，因为社会正义已经无法局限在人的社会内部求得。王道不仅是一条社会道路和一种文明手段，更是一种天地人之间的良善状态，是把人类居住的土地变成真正乐土的方式。不同于霸术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所论，王道乃是一种精神，而霸术仅仅是策略与手段。

 

 

**五，几种可能的民主制度***

5. A Few Alternative Democratic Systems

 

雅典全盛时期的执政官伯里克利（Περικλ??，Pericles，约前495—前429年）虽然出身贵族，但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四十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召开临时会议；不仅负责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作出详细决定。伯里克利还规定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另外，他还建立许多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礼演说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称：“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不过我发现，伯里克利“民主政体的优越性”其实一个好的科举制度也能做到：例如，“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所谓“民主制度”也可有种种不同之所指。有雅典、罗马的“直接民主制”，有匈奴、蒙古的“军事民主制”，也有近代欧美的“代议民主制”，还有秦至清的帝国时代的“社会择优制”──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民主制”，区别于前面的政治民主制──平民可以充当宰相，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革命，因为暴力革命在中国文明的传统中是合法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孟子》干脆把末代帝王叫做“独夫”……其间的差异可谓千里之遥。此数种民主制度，一个比一个更多等级色彩。等级与秩序虽为人类文明的两大要素，但过分僵硬的等级秩序同样会使得文明趋于僵硬。全球政府在取得世界统治权之后，切不可模仿现代的社会主义政府如纳粹和苏维埃政权，或是古代的帝国建立者从秦始皇到亚历山大再到哈里发，去毁灭以往的文化。尽管亚历山大毁灭的是波斯文化而不是希腊文化，但不论文化属于何种类型，具有何种性质，都不可毁灭，而只应保存。即使是监禁式的保存，也可以留待未来意想不到的需要。须知任何文化都非一无可取甚至天生恶劣的，时来运转，古老的观念兴许又会对新的文明产生积极影响。

 

历史表明：是“全球政府”的代表恺撒和屋大维取得了决定历史的权力，而非“社会主义者”格拉古兄弟。是元明清的世界帝国取代了王安石区域性国家〔宋，与辽、金、西夏、渤海、高丽、南诏、吐蕃等等并存〕的社会主义变法所造就的一片废墟。可以思考一下，门阀专横的东汉如何取代了王莽充满仁爱的新政？王莽、王安石、革拉古兄弟的理想主义是不会胜利的，因为他们误解了人性。人的好动本能要是得不到真正满足即可以“出尔”也可以“反尔”的满足，再伟大变革也会半途夭折的。

 

风暴在哪里酝酿？在人心中。《福音书》透辟地说：“天国在你心里。”按照同样的道理，地狱岂不也在你的心里？社会主义对于人性的基本误解就是：人性只是白纸，黑暗都由社会造成，因此社会改造可以消除一切罪恶和弊端，可以实现人的解放。社会主义的这一误解，只能造成强制的改造行为，结果导致社会的进一步衰落，和成倍增长的黑暗。社会主义因此不仅不能挽回资本主义竞争所造成的罪恶，反而用政治手段加剧了经济犯罪，而政治强暴与经济欺诈的结合，就成为“苏维埃制度”的基石。相对来说，古代资本主义是比较温和的，主要表现为购置和兼并大地产，这种大地产动摇了农民国家的基础，造成社会信任的危机。结果只能用另一种更加非人性的形式即武装叛乱来解决信任危机所造成的种种罪恶。

 

社会信任的心理基础越强大，社会协作进行得越好，就表现出某种共同的信仰语言。社会信任和群体本能，原是两个东西：群体本能是人的遗传因素甚至在哺乳类的亲情关系中；而社会信任，则在文明的环境中发育培养。对人来说，群体本能的先天成份更多，而社会信任，则得力于后天的栽培。社会信任是需要人们花功夫去建立的，这有赖于每人身心深处的群体本能，另方面还要依靠社会的正义和必要的秩序予以鼓励加固，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社会信任是无法确立的。

 

当文明如现代这样趋于衰颓之际，必定伴随着信任的解体。社会信任遭到破坏以后，群体本能依然存在，它的继续发挥作用只是将转而采取新的方向，落实到另外的表现形式上。例如，社会信任这时被严格限定在家族和忠诚朋友的圈子，完全成了个人之间的信任或交往，从而在特定的个人之间构成特殊的社会关系网，只在其中奉行信任的原则。结果在关系网里，法律和正义被抛在一边，重视的是所谓“义气”和“交情”，在关系网外，起码的礼貌和社会同情心、责任感，一概受到藐视和践踏。而网内的义气与交情，也是个人之间用来进行交易的筹码，它因此不同于社会信任气氛下广为流传殉道精神。

 

学术界众所周知“社会资本驱动经济长期增长”这一概念。如1995年出版《论信任》〔Trust〕一书的日裔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经谈到，社会信任所造就的凝聚力，是日本和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恢复的原因之一：“我们从经济生活的考验中学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是，一个民族的安康和竞争力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普遍深入的文化特征，即一个社会内在的信任水平”，福山如此论说。而中国人除了直系家族成员之外，通常被彼此之间的戒心所分裂，无法为了一个共同目标通力合作，因此华人社会被福山归入“低度信任社会”名单中。

 

中国古代的五种社会关系即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就是在“缺乏西方式的社会信任”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用现代标准看，即使连帝国时代君臣，也是一种蝇营狗苟的关系，尤其在流氓皇帝的“统帅”下，人们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打天下”的态度对待社会，破坏性无与伦比。精神媒介不过是用来进行权力遮羞的旗帜，是可以随时抛弃的。无论古今，在“社会主义的试验”之后，一种僵化的、官僚气十足的行政体系的出现，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了。在社会主义急风暴雨的改造浪潮中，如狼似虎的酷吏不仅合法化而且道德化了，甚至成为社会的表率和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僵化没落的官气病毒不仅侵入政治领域，而且充斥经济领域，最后侵入文化领域，刘歆的“古文经学”和王安石的“新学”多少具有这样的官方背景。社会生活的窒息好像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重要特点。这是非常不可爱的。

 

 

**六，为什么启蒙运动导致了恐怖主义***

6. Enlightenment as the Origin of Terrorism

 

启蒙主义的范本教材：“工人是天，因为上面一个工字下面一个人字，合起来就是一个天字。”

 

1，启蒙破坏了旧的精神鸦片，又不能立即提供新的，于是新兴势力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果，不得不以直接的恐怖手段来维持秩序。

 

2，启蒙运动煽起了下层的欲火，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解体过程，使得无孔不入的压制愈益成为维持基本秩序的必要手段。

 

3，启蒙的积极性在于唤起了新的创造者及新的统治阶级；其消极性在于不能兑现的许诺煽动了过多的欲火，使人们头脑发热，出现广泛的幻觉，自命不凡。

 

4，从启蒙运动开始了恐怖主义的潮流；而恐怖主义潮流适足以证明启蒙运动已经走向了文明的反面。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平衡的钟摆。即使中庸之道的高明，也要靠一阴一阳来实现，例如，“反抗一切既成事实”的倾向，可以自觉不自觉的把启蒙运动和恐怖主义的破坏性的力量，重新化为新文明的创造力量。

 

5，举一个例子，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观念与新文明的“全球秩序”不同，可以从康有为的《大同书》所表达的佛教社会主义，略见一斑，社会主义的廉价性在那里有充分的展示，也因其浅陋而遭人哂笑。任何社会的制度都是随世而易的，可康有为却偏要为之规定一套繁复罗嗦的细节……其目的无非在于以这种细节的描绘与夸示，来“启蒙”也就是诱惑群众，结果是煽起了和佛理背道而驰的人欲……就这一点而言，《大同书》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了。这种方式的“宗教政治”的很不可取。难道康有为不理解佛教的本义和它的社会功能就是降低多余的人口？佛教通过精神的清凉剂，熄灭了混乱时代疯长的人口和狂烧的人欲，从而为生态平衡作出重大贡献。

 

当然，佛教方式即釜底抽薪的方式毫无斩草除根的怵目惊心，因此是“高级宗教文明”──这比之驱使群众死于阶级斗争的屠场或对外扩张的战场，无疑要仁慈许多了。可是先儒后佛的康圣人理解这些吗？他瞎忙一气，他生搬硬套，来了个佛教与社会主义化的大杂烩。而新的文明其实是无法定造的，不但细节无法规定，方向也无法预定，至于整个运动的表现形式，更是难以确切指明。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充其量不过提供了一种生动的希望而已。康有为何其愚哉！

 

王晓华《中国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承认：“前几年，我就意识到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已经失败，中国的年轻一代正在走向启蒙价值的反面。当时，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现在，几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的观点受到广泛的证实。国内的情况大家都知道。自由主义者成了少数派，左翼势力茁壮成长。国外的情况呢？基本与国内类似。海外民主人士对海外华人几乎毫无影响，其言论常常引起当地华人的不满乃至反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海外华人唯恐避之不及。在英国、美国、韩国，年轻的留学生根本没有兴趣听你讲民主理念，他们在课堂上理直气壮地与持自由主义理念的西方教授们辩论。国内外的种种迹象都证明：中国的当代启蒙运动已经彻底失败，自由主义者必须正视现实。中国当代启蒙运动为什么失败？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启蒙主义者没有解决好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关系问题。个别自由主义者固执地强调抽象的普世价值，忽略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如他们对被占领的恐怖记忆〕，因而实际上使启蒙过程变成了启蒙者的自我孤立的过程。怎么办？承认失败？放弃启蒙，代之以耐心的持续的对话？改变策略和路向？我不知道。或许，我们都不知道。”

 

这篇文章总结了一个现象：“启蒙过程变成了启蒙者的自我孤立的过程”；提出了一个解释：“启蒙主义者没有解决好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关系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石勇则认为有些人“自由主义”弄得名声狼藉：“中国的国情是朝廷的专制权力仍在横行无忌，而资本已经与权力结盟，或者说权力常常体现为权力资本，或资本体现为权力资本。这掐死了无产，甚至殃及到中产。在这个时候，鼓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自由主义，在虚置专制权力对于资源的掠夺以及权力与资本的结盟的背景下为所谓的富人说话，怀着险恶的用心，实际上就是用来合法化权力资本的抢劫。这帮长老们没看到，中国大多数人都已经经不起类似于西方，甚至比西方还严重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折腾，而且中国也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人们在价值观念上已经难以接受资本原始积累的逻辑和后果。”

 

显然，这两位作者都还没有揭示真正的病根：中国的启蒙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与蒙昧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一样，带有自我神化的味道，因此他们的理论永远是对人不对己的。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愚昧来对别人启蒙，而拒绝自己也需要的启蒙；他们是用自己的自由凌驾在别人的权利之上，而自己却拒绝克制。正如不少中国的“传道人”自己并不信仰，却向别人大肆传道，就好像他就是教主，甚至与神同在的，完全和《周易》的“神道设教”同出一源。这个特点其实在古代社会就存在了，例如，把一种明显的政治理论升格为宗教，以期达到更为显著的功利目的，而自己却不真的相信这一点。

 

 

**七，社会主义与天下意识***

7. Socialism and the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1，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是“社会本位观念”，即认为不应以社会中某一集团更不应以某一个人为中心，而应以社会为本位，一切均从社会全体的利益出发，以社会的安宁及福利为归宿。显然，这种意义的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决不相容的。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了“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的僭主政治。

 

2，理论上的社会主义高谈社会中人人平等的观念，认为“社会全体”即指“社会每个成员的总和”而言，而不是空洞抽象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么一观念。既然如此，则社会中每一个人均有同等权利来享受社会的福利，正如每个成员同时也有义务来服务社会。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极端的阶级制度，一种长期的战时的戒严状态，它的寿命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即七十年左右。

 

“人人平等”是一个翻译上的错误：所谓“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意思是“所有的人具有被造的同等”，指人在被上帝创造之初是一样的。但是后来就无法一样下去了，于是有了种族、阶层、基因、遗产的差异。谁现在还相信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可能的？因为“人人平等”已经成为并不高级的骗术。所谓“财产的平均”正是从“人的权利平等”引申出来的。其实任何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都不会兑现“人的权利平等”，正如它们也都不会兑现“财产的平均”。尽管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在破坏“人的权利平等”的时候，恶劣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而在宣称要追求“财产的平均”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那里，这种恶劣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由人性中的贪婪、嫉妒、邪恶、诡诈，预先就决定了的悖论。

 

至于天下意识，则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如此看待它：古代的天下意识是当时人类所知的文明世界，现代的天下意识是以全球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不再是以家庭、党派、国度、民族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天下意识的两个定义：

 

1，天下意识是天下本位观念：认为全球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所以除却以整个天下即全球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外，任何其它企图实际上都是在削弱人类整体文明系统的继续发展，换言之，只有天下意识和天下本位可以解决全球社会面临的现实危机，通过拓展人类文明到一个新的境界，来延续它，而不是用互相争斗的方式来毁灭它。

 

2、天下一体的择优的观念：对全球文明的通盘考虑，促成天下意识的责任感，使人抛却“集团内部人人平等”的虚伪煽情，而扩大社会择优的范围，外延到全体人类集团。

 

在全球天下择优制下面，全球秩序的得以合理化，恶性的生存竞争得以缓解。为使人类不再退化，并有望恢复文明环境下的进化，从而使文明的基础不致丧失，使人长久保持自我调节能力。众所周知，自从一万年前人类开始定居以来，长期遭受营养不良的困扰，而中国民族的种族退化在二十世纪末期已经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如何在全球化的同时，不再加剧人的种族退化？值得深思。而深谋远虑的人们而言，社会主义不仅不足以应付全球化的需要，而且对人类目前的种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空前饥荒及其造成的种族退化，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后果。

 

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人类的未来必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人类将被“各自的社会本位”分割成许多小块，彼此间施展最恶毒的阴谋与最残酷的策略，而无法形成全球生命共同体。尤其可怕的是，这些小社会之间的阴谋及策略，并不能给全球秩序带来任何切实的收益，而只能带来局部性的互相毁灭，和全局性的共同沉沦。首先，从上述第一定义言之，社会主义的偏狭既然使其不足以承受全球历史之重托且危害人类文明之继续发展，那么为了人类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不得不像二十世纪的人们扬弃无政府主义一样扬弃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需要不计代价地粉碎可能威胁全球政治取得世界性胜利的主权国家及其民族藩蓠，不论这些传统藩蓠如何声势显赫，如何色彩迷人。社会主义必须让位给全球政治。其次，从上述第二定义言之，社会主义所鼓吹的原则付诸实施，导致人种退化、文化衰落、社会解体；若不付诸实现，则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而骗局到头来将使得下层自觉受欺及不公平之待遇，蔓延到全球，造成虚伪、谎言、毫无廉耻的恶性循环，看看现今的“支那”就可以一目了然。而能指导人类之未来者，必要克服上述恶习，建立良好的信用、信任、信仰。曲意的讨好，将败坏人类的前途；廉价的许诺，将使文化坠落、社会解体、从而使人类沦为荒漠中流浪的孤儿。天子化合太和，就是为让人类免遭孤儿的命运，免遭自相残杀的厄运。在天子的横匾上将写着“克己复礼”自我约束，他的脚下踩着“社会主义的幽灵”，纯洁的圣所闪烁着初升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