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整合世界【附录之三】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附录之三】

《全球政府与大地母亲》

 

谢选骏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1975年去世，在他去世前三年，1972年春天，我碰巧在废旧书店买到了他的《历史研究》一书的索迈维尔节缩本，那是林彪死后毛泽东专制开始松懈之下的“一个小阳春的礼物”，否则这样的售书活动是会遭到严厉禁止的。这本书一共三册，是和其他一些书一起买回来的，当时花掉了人民币四十多元，是我当时月工资的两倍，也让我终生受益非浅。

 

汤因比的晚年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1973〕，我则是在二十一世纪才有幸看到的，与《历史研究》，提供的新东西并不很多，但是更为深入浅出，因为它不是研究性的，而是描述性的，是把研究结论融化的叙述之中的。但它却提醒我，需要把我自己那些积攒了将近三十年的手稿拿出来发表了。这些手稿包括现已整理出来的《全球政府论》、《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三部著作，约二百六十万字左右。

 

与《历史研究》一样，《人类与大地母亲》也指出现代主权国家的不合理性质：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一百七十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像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八十章）

 

《人类与大地母亲》还指出：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五千年中，人们所一直需要的，在过去一百年中在技术上一直可行的（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应由新石器时代的村社那种规模的社会细胞构成，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每一个成员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而他们个人之间仍便于彼此沟通。尽管如此，人们今天已不能用野蛮的、毁灭性的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统一了。1945年，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曾遭到新发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袭。人类文明世界是不能通过使用这种致命的武器来实现统一的。毁灭，而不是统一，将是世界核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希腊、中国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记载说明，一个主权国家群体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政治统一只能是自愿地进行。显然，人类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这种灾难将使人们最终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体，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当然，汤因比的言论并不是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但毕竟是建立在他那一代人类最为前卫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然我也注意到，《人类与大地母亲》虽然代表了汤因比那个时代的人类的前卫思想，但有些方面毕竟落伍了。在谈到达尔文的成就时，他没有提到华莱士，却大谈黑格尔，好像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真能指导自然科学似的：

 

“达尔文的革命性成就不在于他对生物变化的机械论的说明，而在于他表明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达尔文的生物学成就论证了黑格尔（1770－1831年）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理论。黑格尔用‘正题、反题、合题’诸思辨概念，把处于时间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描述为繁衍后代的性行为的现象，而这些后代则赋有从父母双方得来的特征。孟德尔（1822－1884年）发现了遗传规律。他力图用大量概念来系统表述这些规律，并在1864－1866年发表了自己的成果。但是达尔文一直不知道这些发现，直到1900年之后，它们才受到人们的重视。”（同上八十章）

 

在某些方面，汤因比甚至差一点落入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类”的陈腐思想。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八十一章中，他用一种典型的十九世纪的腔调说道：“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他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大脑和双手，这是他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

 

难怪他无法理解这一事实：“大约在四万年前，至多不早于七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

 

不错，汤因比毕竟比马克思主义高明，没有对他自己还不明白的事情断然结论，而敢于坦诚“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事实上，使得大脑和双手这两个自然器官得以演化的“原因”，正是人类特有的语言，以及产生了人类语言的一个偶然：人类特有的发音器官。在语言的协调下，大脑和双手在社会合作中日益发展，旧石器晚期改进系列工具的进程，成为可能。

 

从那时起，技术的持续进步才成为可能。后面的故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

 

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在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到了公元前五千年，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开始出现；二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机械化方面出现了巨大的进步。

 

公允地说，汤因比的局限性大多是时代的限制造成的，例如，语言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力、发音器官对于语言发展的的影响力，主要是在他死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二十世纪末叶，才发现的。而在他那个时代，他无疑是最为通达的思想家，就那个时代所拥有的知识和见地，他已经尽其所能了。

 

所以他说：“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

 

“幸运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一个人在他发现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都会有怜悯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人’。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在诸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在印度，爱的范围受到种姓障碍的限制，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1973年，汤因比已经八十四岁了，但是他依然尖锐能够地指出：“显然，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在过去的五千年中，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他回顾历史说：“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这是因为，“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我们不会忘记，1973年的中国正是黑暗之极的毛泽东晚期。显然，汤因比并不了解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恐怖，而基本听信了毛派宣传，把毛泽东的个人欲望错解为“理想主义”了。如果剥除了毛派的冒牌宣传，就能发现毛泽东的“革命”，是一种比之中国帝国时代历史上的“错误的循环”更为恶劣的“循环中断”，因此注定了是一种短暂的痉挛。

 

《人类与大地母亲》结束于一种深深的期待之中：“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里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帐册。我们不知道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结这笔帐，抑或是像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这笔帐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帐簿还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便将继续开放。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这一期待使我想到：“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其实就是现代科技文明和商业文明的显著特点。这不是说别的文明没有贪欲，而是说别的文明缺乏实现贪欲的那种手段，而是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恰恰把实现贪欲的手段，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此看来，要有效地抑制文明的贪欲，就必须削弱现代文明实现这些贪欲的手段。换言之，只要有足够的手段，就没有人能抗拒诱惑而不去作恶，这是不能以简单的善意来加以化解的。

 

此外，主权国家的庞大体系，也是现代文明的一大特点，因此，“消灭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限制和削弱现代文明，从而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更加倾向于自然一边，也就是倾向于大地母亲一边。只有这样，已经陷入病态的大地母亲，才能恢复健康。

 

全球政府是大地母亲的护卫者。

 

 

2009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