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天下与国家《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三十五章 天下与国家

Chapter Thirty-five Universality and the State

 

一，种族的界限

1. Racial divisions

 

二，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2. Sovereign state of clans,kinships and nations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四，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4.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universe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五，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5. Universal empires of Yuan,Ming and Qing initiated by the Mongols

 

六，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6.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date its governing principles

 

七，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7. Universal order serves to protect and save humanity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种族分类学可以用来预测行为。研究资料说明黄、白、黑三大种族的特性具有很高的内在规律性。通过对于脑体积、智力、性格、性行为、繁殖、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各方面的研究，发现黄种人在这个谱线的一端，黑人在另一端，白人在中间。未来的全球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这些具有明显先天差异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并让他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不至于演变成印度那样的种族隔离社会〔种姓制度〕或美洲那样的种族疏离社会〔族群社会〕。从中国文明的观点看来，科举制度是个打破“种族─民族─阶级─集团─姓氏”界限的好办法。

 

 

一，种族的界限

1. Racial divisions

 

澳大利亚史家罗·华德〔Russel Ward〕根据人类学资料指出：“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其皮肤虽为棕色偏黑，近黑色，但从体格外貌上看，他们像高加索人种，而不像尼格罗人种或蒙古人种。例如，他们的头发一般长得浓密，但是既不像蒙古人的头发那样细长垂直，也不像尼格罗人那样卷曲，而像欧洲人的波状发型；婴儿的头发为金黄色。”〔Russel Ward，The History of Australia，P.1，1978，London.〕

 

考古资料显示，“原始高加索人种”是澳洲黑人的早期祖先。原始高加索人种约两万年以前居住在中亚一带，后来向外扩散，向西扩散便成为“雅利安人”，向南扩散便成为达罗毗荼人、锡兰人，向东北扩散便成为日本的虾夷人〔Emishi〕。他们自称阿依努人〔Ainu，或译爱奴人〕，“阿依努”在其本族语言中的意思是“人”。可能阿依努人觉得自己最近的邻居和掠夺者〔倭人，现在翻译为“和族”〕不是人吧。因为两者在人种上的差别确实不小。考古学还证实，印度支那、马来半岛和印尼现在还残留澳洲黑人的同种居民，例如苏门答腊岛的古甫族和马来半岛的塞芒族。澳洲黑人的迁徙路线，显然是中亚──印度支那──马来亚──印尼和新几内亚──澳洲大陆。上述考古研究表明，原始高加索人种是白种人和印—澳黑人的共同祖先，但却和黄种人无关。

 

居住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黑人已经在十九世纪被英国殖民者以极端残忍的手段灭绝掉了，但其化石和遗骨研究表明，他们和澳洲大陆的黑人不是同种。塔斯马尼亚黑人头发蓬松卷曲、嘴唇稍肿，很像美拉尼西亚人和新喀里多尼亚人，属于大洋洲尼格罗种人。他们与非洲尼格罗种人一样是在潮湿的热带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直到今天也没有在澳洲大陆上发现任何塔斯马尼亚人的痕迹和他们的同种人，说明塔斯马尼亚人不是先到大陆再南下的，而是远道漂航而来的。

 

1996年4月28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旅游名城阿瑟港，发生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街头杀戮。二十八岁的布瑞恩特的杀戮从一家拥挤的咖啡馆开始：他端枪向顾客们扫射，之后又来到停车场和店外的大道上向经过的车辆和行人射击……一口气打死了三十五人，打伤十八人。随后他逃到当地的一家旅馆，在被警方围困十几个小时以后束手就擒。布瑞恩特有精神病史，智商仅为66。没有人能想到这个一头金发的智障孩子竟然会继承了欧洲早期殖民者的遗志，不过这次不是用来对付塔斯马尼亚人，而是用来对付白人自己。他在法庭上微笑着承认了所有指控，被判处三十五个无期徒刑。惨案发生后，澳大利亚政府定出新法，禁止销售半自动步枪。但是导致大屠杀的“集体无意识”不会很快消除的。否则精神病人怎么会对同胞大开杀戒呢？

 

这些研究对我们的课题还有什么意义呢？它是否从另一方面说明塔斯马尼亚人特别原始？

 

腓力普·洛旭庭教授〔J.Philippe Rushton〕在他的《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一书中指出，种族分类学可以用来预测行为。总体来说，以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为代表的东亚黄种人比较类似，但却不同于美国白人、德国人以及俄罗斯人，而后面这些人比较相似，但却又不同于美国黑人、海地人以及撒哈拉黑人。该书的研究所取用的资料说明黄、白、黑三大种族的特性具有很高的内在区别度。

 

在过去二十年中，腓力普·洛旭庭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种族即黄种人〔东亚人〕、白人〔欧洲人〕以及黑人〔非洲人〕身上。通过对于脑体积、智力、性格、性行为、繁殖、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各方面的研究，发现东亚人在这个谱线的一端，黑人在另一端，白人在中间。整体上，东亚人显示了较慢的成熟期、较低的繁殖率、较低的性活动率、较大的脑体积以及较高的智商。黑人则完全相反，白人在中间，但比较靠近东亚人。

 

黑人、白人、东亚人的平均差异：

 

［生理特征］

繁殖双胞胎〔 每1000新生儿〕：黑人〔16〕、白人〔8〕、东亚人〔4〕

贺尔蒙：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器官：黑人〔大〕、白人〔中〕、东亚人〔小〕

性交频率：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放任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病：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脑体积］

头颅容积： 黑人〔1267〕、白人〔1347〕、 东亚人〔1364〕

神经元〔单位百万〕：黑人〔13185〕，白人〔13665〕、东亚人〔13767〕

 

［成熟］

怀孕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人〔长〕

头颅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运动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牙齿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第一次性交：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第一次怀孕：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生命周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人〔最长〕

 

［性格］

侵略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谨慎度：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冲动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自我概念：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交际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智力］

智商：黑人〔85〕、白人〔100〕、东亚人〔106〕

文化成就：黑人〔低〕、白人〔高〕、东亚人〔高〕

 

［社会组织］

婚姻稳定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守法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心智健康：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当然这些差异只是平均水平，每个个体都有所不同。然而洛旭庭教授发现不论时间与地点这种差异具有强烈的模式性，且表现在六十多项不同的生物指数与行为模式上，这显示所谓种族差异决不仅仅在于皮肤颜色。有关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UN〕、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

 

洛旭庭教授曾去南非收集最新的智商〔IQ〕数据。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观察到的体育能力说起，在黑人运动员看来，白人跳不高，其实东亚人更差。黑人善于弹跳，而数据还显示黑人彼此也有区别：西非黑人善于短跑，东非黑人如肯尼亚人善于长跑，但黑人普遍拥有运动基因方面的优势。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差异实际上从生命在早期就已经显示出来了。黑人婴儿比白人婴儿平均早出生一个星期，但是从骨骼上来讲却较早成熟。在五到六岁时，黑人儿童就已经很善于短跑、跳高、跳远了，十几岁时，就有很快的膝跳的弹射力量。同时，黑人的性荷尔蒙大约高于白人或者东亚人3%到19%。这就意味着黑人有着更好的爆发力，所以更加擅长拳击、橄榄球、篮球以及奔跑，因为荷尔蒙给了他们更多的优势以及更加强壮一些。在学校，他们在生理上也更加活跃，有时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以至于常被诊断为多动症。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东亚人以及白人的髋骨较黑人为宽〔这使他们不太善于奔跑〕？答案是他们需要生产脑体积更大的婴儿。在进化的过程中，随着新生儿的头颅体积的增大，妇女需要更宽的骨盆。东亚人头盖骨容积平均比白人宽一立方寸，白人比黑人平均宽五立方寸。

 

一些人可能会非常惊奇，当他们听到种族差异也显示在大脑的体积上。他们也想知道有没有证据显示脑体积的大小与智力水平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很多的研究，包括STATE─OF─ART磁共振影像，都显示了脑体积与智力之间确有关系。这造成了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

 

东亚人〔106〕；白人〔100〕；混血黑人如美国黑人〔85〕；纯种黑人如非洲黑人〔70〕。很多人难以接受撒哈拉黑人只有七十分这样的低分数。为了数据的精确性，腓力普·洛旭庭教授在南非最好的大学“WITWATERSRAND”重新作了相关研究。在第一个研究中，他用RAVEN进矩阵对一百七十三名心理系一年纪的学生进行了测试，他们的平均分为84。第二次研究采用了不同的个体，平均分仍然是84。在解答IQ测试的培训之后，他们的平均分上升到了96。在第三个研究中，他对经过特殊挑选的理工科学生进行了同样的测试，其IQ在97分左右。所有的这些数据来自精英大学，学生的IQ在83至97之间。在全世界的各类大学中，非洲学生的平均IQ大约低于其他种族15到30分。

 

表现在脑体积、IQ以及性激素等方面的种族差异可以很好的预测他们的社会行为。例如，在美国的东亚后裔是“模范少数族群”。比白人的离婚率低、婚外出生的以及受到虐待的儿童更少。东亚后裔大学毕业的比例更高，犯罪率更低，与黑人正好相反。黑人犯罪率高不仅因为白人的歧视与偏见，将近二十年的犯罪率追踪调查显示，即使东亚本土暴力犯罪〔凶杀、强奸以及严重暴力侵害〕，也低于非洲本土的三倍，而欧洲本土的暴力犯罪率则在两者之间。这些数据可以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年度报告中查到，而且与发生在美国的情形接近。1996年世界各地暴力犯罪率的统计〔每10万人〕为：东亚〔35〕；欧洲〔4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49〕；1984年的数据为：东亚〔49〕；欧洲〔7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32〕；1990年数据为：东亚〔32〕；欧洲〔75〕；非洲以及加勒比海〔240〕。

 

东亚人显示了最低的性活跃度：不论首次性交的年龄，性交的频率还是性伴侣的数量。黑人的性活跃度则最高。白人的性活跃度在黄种人和黑人之间。当然较高的性活跃度也带来了较高的性病率，英美黑人的性病率是白人的数倍，包括艾滋病。东亚人包括住在北美的以及住在亚洲的性病率则最低。2001年艾滋病感染率为：非洲〔8.4%〕；加勒比海〔2.2%〕；美国黑人〔2%〕；拉丁美洲〔0.5%〕；美国白人〔0.4%〕；欧洲白人〔0.4%〕；东亚〔0.1%〕；北美东亚人〔0.05%〕。

 

可以想象，未来的全球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这些具有明显先天差异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并让他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不致于演变成印度那样的种族隔离社会〔种姓制度〕或美洲那样的种族疏离社会〔族群社会〕。从中国文明的观点看来，科举制度是个打破“种族─民族─阶级─集团─姓氏”界限的好办法。而区域方国的自治和中枢的间接统治互为犄角之势，或更为形象地说，是轴心与轴珠的运转之势，这是一个比较具有融合性的格局。如此全球秩序，显然不是联合国这样的主权国家俱乐部和北约那样的军事组织以及欧盟那样的地区组织，可以胜任的。

 

 

二，氏族宗族民族的主权国家

2. Sovereign state of clans,kinships and nations

 

民族主义和一种更伟大的政治抱负、更少局限的世界眼光，格格不入。民族主义听起来很豪爽，其实不过是古代的氏族制度的遗留物，是宗族〔家族〕主义的扩大，这些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部落宗教，是走向全球意识的障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激发种族意识和地方偏见，诚然可以得利于一时，但长远看来是危险的策略，很可能引火烧身，导致玉石俱焚的结局。同样，自绝退路的阶级斗争、革命行动，也不能持久的，而盲目的冲动只能裹胁社会整体走向共产主义的萧条和自杀爆破的毁灭。“董存瑞模式”不仅该用来受到表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保守主义、复古主义〔如共产主义〕等历史感，最多只是锐利的武器和有效的工具；而不应被“捧”成真理和效忠对象。尽管在宣传上，工具经常受到崇拜，因为有人故意混淆了二者的界限，以便火中取栗。但未来的全球政府应明白这里的区别，对人性的幽暗必须了若指掌。

 

要建立一种全球规模的有效秩序，同时这种秩序又不毁灭个人的创造性，这是十分困难的。滥用和糟蹋那些本来无价的生命财富，是可怕的罪行，只有切实保护创造行为而不是空泛尊重个人权利的制度在世界范围建立起来，全球秩序才不是一句空话。而铸造如此空前巨大的实体，必定需要无数的英才为之效命！这个实体能够容纳多少卓越的心灵所倾注的精华，就能够成长多大；因为未来的文明将不受地域的限制，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展到地外，成为星际文明、宇宙文明。反对这样的全球政府，岂不就是反对世界和人类的未来？糟蹋这样的人才，岂不等于糟蹋历史和文明的资源？

 

全球政府从生物学方面着手，氏族、宗族、民族的生活，不再受到道德的改造，而是得到生理的进化。现代生物学方法是“基因改良”，古代生物学方法是“定向淘汰”，谁更为仁慈？但不论谁更为仁慈，成功的关键在于保持一种改造的力度与持续的热情，从而使得生物学方法不至于半途而废，听凭腐朽的病态继续存在。

 

在宗教上说，如果人类的堕落是由于偷吃了智慧果，那么宇宙的堕落就伊始于创世的那一天……“有形就是堕落的开始”，这个说法也许不仅属于异端的诺斯替派，而是不足为愚公陈述的生命实相。而在我们看来，文明何尝不是堕落中的堕落？然而负负得正，堕落中的堕落又是升华的伊始。在这样透明的认识下，文明人不再活在双重的地狱里，而活在自然的天堂也就是“地狱的地狱”中。这样的文明人势必拒绝氏族─宗族─民族的分裂，而倾心拥护全球政府。

 

举一个例子，秦人何以能兼并六国、征服文明的中原世界？因为其用人制度不合周礼，打破了“亲亲疏疏”的宗族制度，故能尽吸天下精华，席卷万里黔首。这不仅是某个伟大领袖的创造之功。早在春秋时期，秦国的公室就不用亲族子弟而大量起用异族异国的贤能之士。战国秦汉时期的儒者对此颇有微词，而其他处在边缘底层的诸子百家却热烈欢迎这个来自秦国的空前机会，欢迎秦王为平定各个主权国家而制定的这条“广泛用间”的毒计。这分化瓦解的毒计替虎狼之师装备了致命的征服武器，尽管在歼灭六国后秦国违背了这一传统，从而为自己的灭顶之灾准备了条件。

 

查考秦国用人制度的渊源，由于春秋时秦国比较野蛮，尚未形成中原式严格的宗法制度，因此秦人不用诸弟为大夫，还遭到中原各国宗法之礼的讥讽。有学者指出，以下情况说明秦国与中原各国的不同：

 

《公羊传》昭公元年记载，“夏，秦伯之弟，针出晋。秦无大夫，此何以书？仕诸晋也。曷为仕诸晋？有千乘之国，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谓之出奔也。”《公羊传》文公十二年谓秦国国君打破“秦无大夫”、不用诸弟为大夫的旧制，而使母弟出聘鲁国，认为《春秋》记载此事是称赞穆公贤明，这些事例从不同角度说明秦国并不奉行中原各国重用母弟的宗法制。〔王晖：《西周春秋周秦礼制文化比较简论》〕

 

在我们看来，“宗法制并未严格制度化”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性后果在于，秦国能超越家族、氏族、宗族、民族以及主权国家的藩篱，而顺利成长为罗马那样的世界霸权，进而建立起有效的“全球政府”。而且从其君位继承制看，秦国是以弟及为主而子继为辅，完全不同于周礼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样的继承制度使得秦国虽然不够稳定但却保持了足够的扩张势头。同样从用人政策上看，秦国不用亲族众弟而大量使用异族贤能之士，故能平定奉行宗法制即氏族─宗族主义〔相当于现代的民族主义〕的中原各国。秦人“宗法制不健全”因此具有更为灵活的国际政策，与中原国家特别是周王室及姬姓诸国拘泥于传统的氏族主义、宗法制〔即古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形成了十分明显的区别。

 

宗法制“亲亲”原则下的人事制度，王室或公室的重要职位要由王族或公族的公子哥儿特别是同母兄弟来担任。《论语·微子》“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礼的原则就是亲亲并用故旧，尤其是宗室弟子，这也是古今中外一切贵族制度的基本原则，其一般特徵都是形成以嫡长子为核心的血缘团体，嫡长子则使用群弟、分封诸弟，加强宗室的力量。但秦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广泛任用客卿─国际融合集团，从而得以称霸中原世界。

 

秦国的这一特点使我们想起了现代的美国──和欧洲以及俄国、日本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不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没有封建传统而且反对贵族制度，这是其一；其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不仅吸纳“客卿”，而且吸纳“客民”。这两点加起来使美国明显不同于〔欧洲、俄国、日本等本土社会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具有〔移民社会的〕世界主义倾向。第一代外国移民就可以在美国竞选议员、担任高级公职〔仅仅正副总统除外〕，这与秦国提倡“贤贤”、反对“亲亲”是一样的路数，可以广泛吸纳天下精英、空前提高综合国力。先秦战国时代主张“尊贤使能”，与当代全球化世界主张“人人平等”，异曲同工，都是通向世界统治、全球政府的预备工程。

 

而种姓制度、城邦制度、宗法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世界统治面前最终成为必须抛弃的垃圾：不如此，就无法统一世界；不如此，就等于把世界主宰者的权力拱手让人。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或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基于这一考虑〕，一个以扩大美国总统选举的代表性为宗旨的全球化运动正在兴起。总部设在海牙的全球选举运动在其网站〔www.theworldvotes.org 〕的首页就明确写道：“唯一成为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每份报纸首页标题的选举，是美国的总统选举”；“无论在军力还是在经济力上，美国发生的一切正在直接影响到全球人民的生活。既然美国总统的选举影响到全球居民的生活，全球人民应该对此有发言权。”该运动获得三十万人参与，并在二十三个国家设有办公室，在另外十八个国家有非正式的代表。它在美国大选期间发起全球性的网上投票，不仅其结果公布出来会影响美国投票者的态度从而影响选举结果；而且这个运动本身也代表了一个趋势，即主权国家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过渡。目前它虽是模拟投票，但未来演变为选举权的实质扩大并非不可思议。

 

可以帮助说明上述可能性的，是“美国可能准许移民参选总统”的现实性。据英国《泰晤士报》2003年10月9日报道，好莱坞演员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1947—〕10月7日高票当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后，许多人认为施瓦辛格出马竞选，是走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老路：从好莱坞明星到加州州长，最后坐上美国总统宝座。然而施瓦辛格即使有心问鼎白宫也不行，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出生于奥地利的他，没有资格参选总统。美国立国两百多年以来一直恪守宪法第二条的规定：“无论何人，除生为合众国公民或在本宪法采用时已是合众国公民者外，不得当选为总统；凡年龄不满三十五岁、在合众国境内居住不满十四年者，也不得当选为总统。”〔如遇总统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履行总统权力和责任的能力时，总统职务应移交副总统。国会得依照法律规定在总统和副总统两人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任职能力时，宣布应代理总统的官员。该官员应代理总统直到总统恢复任职能力或新总统选出为止。〕

 

美国之所以建国之初做出上述规定，是担心刚被赶走的英国和法国利用移民作为间谍，窃取美国总统职位，把美国重新置于殖民控制之下。二百年后的2003年夏天，施瓦辛格还没有出头露面的时候，共和党、民主党已经对此论题展开了辩论，美国参众两院分别有人提议改变这一“不合时宜”的规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于七月份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美国国会取消限制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参选总统的规定，这份议案建议美国允许任何在美国居住年限满二十年的外裔移民参与美国总统职位的竞选。它认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一些公民虽然不在美国出生，但他们如果拥有二十年公民权，并在美国长期居住十四年以上，他们对美国的爱国热情已经足够参与总统角逐了。美国众议院也有人提出类似的议案。显而易见，即使施瓦辛格下次〔2008年〕无望问鼎白宫，白宫的大门也已经对世界各国的有志者打开一半了。未来将不能排除：各国势力纷纷进入美国争夺对于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主导权。如果真是那样，人们也就不必从外部和美国打仗，而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内部来争霸：文化战取代军事战成为克敌制胜的道路──其可能性因此大大提高。

 

美国总统选举的范围的扩大趋势，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所谓“青少年投票”运动。许多政治家主张美国的青少年也应该有权投票，但是鉴于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可以采取十六至十七岁的人每人半票，十四至十五岁青少年每人四分之一票的计票方式。一个名为“青少年投票联盟”〔Youth Vote Coalition〕组织正在为此而努力奋斗，这个联盟由许多组织联合组成，其中包括“黑人青少年投票联盟”〔Black Youth Vote National Coalition On Black Civic Participation〕。“青少年投票联盟”运动认为青少年在成长关键年龄参与民主选举，对于他们的政治成长非常有利。有评论认为，让青少年有部分的选举权，可说是社会宏观“渐进民主”的个体化缩影。

 

 

三，天下意识与帝国主义的区别

3. Distinctions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imperialism

 

在某些方面，美国的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在美国社会日益趋向右翼保守的同时，宗教势力在重新崛起。据美联社2005年5月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信仰宗教，甚至愿意将宗教信仰与政治结合起来。而几乎所有的美国受访者都认为，宗教信仰对他们非常重要，只有2％的人表示不信教。另外，将近4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领导人应该影响政策制订者，这个数字也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只有墨西哥人与美国人的虔诚度比较接近，但墨西哥人强烈反对宗教人士影响政策制定。而在法国，85％的受访者反对宗教人士参与政治，另外19％是无神论者。难怪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抱怨西欧的世俗主义倾向越来越深，周日教堂里面都坐不满人。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人还比较“生”，没有熟透。和其它国家相比，现代的美国像是古代的罗马与秦国那样富有天下意识，而现代的欧洲、俄国、日本则像古代的希腊与中原各国那样更有国家主义传统，结果，罗马的天下意识击败了迦太基、马其顿、希腊各国的国家主义；秦对关东各国也是如此。这里的力量对比，说明了大一统秩序的建立，靠的是天下意识而不是国家主义。

 

新礼制文明不应局限于贵族圈子、或局限于“亲亲”的氏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宗法制、血统制、国籍制的陈腐藩篱，而应扩展到全球人类。先秦君子的文明，最后落实在两汉士人身上；柏拉图的哲学家帝王，最后落实在罗马教皇头上──庶民堕落的战国通俗文化，会被统一时代的儒士和修道士取代掉。新礼制的文明因此不同于旧礼制的文化，正如罗马、两汉的文官制度不同于希腊的城邦、先秦的方国。但无论有多大的人为设计上的限制，礼制文明的功能还是有其一贯之处的，那就是“秩序至上”。可以设想，此种秩序已经是理性设计的产儿，而不仅仅是脱胎于原始部落的习惯法，如周礼和英国宪政那样。〔所以我们常说：盛行习惯法、判例法的英美法系，要比大陆法系更加接近“礼制的统治”。〕其文明形态也与国际无政府时代的纵欲文化如当代的“流行文化”不同。

 

这也许不利于文化的突飞猛进，但在文明趋向于衰落的时刻，重要的是保存文化的种子，就像人们在秋天和冬天所做的那样，那时保存种子比种植庄稼更合时宜。限制措施可以保护文明，正如在不合时宜的季节和地点，让种子发芽就等于毁了它。这种冬天的防护措施，当然不同于春夏之际的干旱或洪涝，干旱如十九世纪的检查制度、洪涝如二十世纪的灭绝措施。新的文明应以社会舆论而非政府措施来限制非礼倾向，并对拥有著作权、出版权、办报权的资格人物，加以不断地裁汰。

 

新的礼制文明当然并非万世不朽的鬼怪，而是应运而生的秩序。时过境迁，新旧交替，使命完成：从文明史学的角度看，新的礼制多为集大成之作，较少原造性，颇类似奥古斯都与西汉文化；与城邦时代与方国时代的多元礼制已经貌合神离。

 

命题：“世界和平”并非自然状态，而是人为努力的结果；因此“和平”不仅需要“止戈”的力量来造成，还需“武力征讨”来维持。总之，如果没有“霸术”，“王道”则无以体现、无以致用。也许，排除了一切政治、军事、经济、阴谋的暴力手段，而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可能，只能以这句口号来表述：天下优秀人物，超越国界限制以进行整合。整合并非毫无压力的大团圆，否则还不等到团圆实现，文明就已毁灭了。

 

国际战争、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军备竟赛、贫富分化、恐怖袭击、武装劫持、文化堕落、国际无政府状态……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自己解决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军备问题甚至基本的社会问题，诸如阶级关系紧张及治安败坏、犯罪增加等问题。各国警察越来越依赖国际刑警组织，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单纯的国内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了，所有的国内问题现在都已经成为国际问题；这不是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结果，而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前提！也就是说，是全球一体化导致了“人权高于主权”论的兴起：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于其他国家的作恶之中，就像一个社区不能容忍一户居民的家里发出恶臭。全球社会成为一个更加不可分割的整体了，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平衡都会反过来，遭到国际失衡状态的破坏！这一危局，不得不诉诸“礼制的天下秩序”来解决。

 

原来，“人是社会动物”，而当今，“人类已经成为全球动物”了。若非社会化，人类无法进化到今天的地步；若非实行全球秩序，人类将不再有未来。而人类需要拥有未来，因此人不得不走向一个全球政府。战国末期的伟大思想家邹衍〔约公元前350─前270年〕也曾经面临类似我们的处境，他因此认为：“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述《邹子》〕

 

司马迁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样述说邹衍的事迹：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万余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莫不可考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分天地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侯、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辑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手。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骄，邹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攻，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由此可知，邹衍不仅是“阴阳家”、“自然科学家”，而且是历史哲学家、社会改良者。他的学说一度十分热门，游走诸侯朝廷，所谓炙手可热。至于“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的论述，在我们看来完全来自《周易》的神髓，不仅是中国文明最原始的结晶，而且是最深层的意识。邹衍运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创造了自己的宇宙历史演化论，而借助《尚书·禹贡》的“九州划分”观念，创造了“大九州”的全球概念。邹衍实在是天下意识的先知先觉，难怪有人认为董仲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那个“儒术”，得自邹衍的要多于得自孔孟的。邹衍的政治观念之所以被我们称为“全球概念”，还因为这个概念认古代中原为“赤县神州”，即“小九州”，包括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小九州。小九州的划分可能依据土壤的形态，如“黄壤”、“白壤”、“赤植坟”、“白坟”、“黑坟”、“坟垆”、“涂泥”及“青黎”等。相形之下可以把现代中国看作“中九州”，古代中原居其九分之一〔中原加上新疆、西藏、外蒙、内蒙、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等“中八州”，所以某人希望中国分裂为七块八块，也不过是回到古代九州的规模〕。而当今的全球则为大九州，现代中国居其九分之一。相形之下，古代中原仅居其八十一分之一。

 

在历史哲学方面，邹衍把《尚书·洪范》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说，认为历代王朝的更替兴衰均由五行所主运、社会变革是由五德之间的互相转移位置所造成；在政治伦理上，主张“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接近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以天文、历法、气象、地理学等学科知识，与大政治即社会的治理互相配套。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宗教，戎就是兵戎，现代国家奉行拜物教，所以把“祭祀”变成了“发展经济”，发展就是祭，经济就是祀。环顾全球，古今的分裂国家、区域国家同样残暴不仁，这反观轴心时代圣贤们的著述就可以一目了然。新的全球时代所要求的戎，应该超越“总体战”，以各方面业已全新的钥匙，打开“政治解决”与“天下战略”的大门！

 

现代世界文明，是海洋文明。殖民、世界大战，成为科技发展的杠杆；十字军、地理大发现、殖民帝国，是全球化的必要步骤。贸易刺激了经济、科学和人文学术的发展，最终导致多元文化的发现和欧洲中心思想的瓦解。现代国际社会，不仅列国并立，而且越分越碎，从十九世纪末二十多个主权国家变成了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两百多个主权国家。

 

而中国文明是内陆文明，且两千年来已归于一统。中国与欧洲的这种背反倾向使得“中国现代化事业”〔其实是“中国的欧化事业”〕举步维艰，但在绝境的尽头，却无意之间为即将成形的全球文明，暗示了某种互补的可能：

 

1、中国需要“恢复”东周春秋式的多元文化的存在。中国现代化说容易很容易，说难就比登天还难，那就是变“天下”为“国家”，使静态的化石文明重新起搏生命的血色；惟有动态能救中国……所以中国近代迄今为止的所有进步都是动乱所赐福，以后也将难免如此。

 

2、培育并创造面向国际竞争的文明眼界，而非模仿或照搬秦以后远交近攻〔窝里斗〕的鼠目寸光。两千年长城时代天下文明的定式，使人误以为窝里斗是中国民族的基本传统，甚至1980年代中国大陆有人据此谬称中国文明为“超稳定结构”。其实不然。常识告诉我们：“超稳定”的外表是所有陷入停滞状态的晚期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莫不如此；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因素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3、印度晚期帝国时代的外国统治传统〔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就很像中国一千八百年以来长期接受外来统治的历史；而十六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文明也具有相当平行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研究能够破除“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伪证〔这个伪证就是金观涛等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例如，对比中国的秦、汉与罗马的共和国、帝国，对比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对比唐宋与拜占庭，对比元明清与奥斯曼帝国，就可以破除“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魔咒，彻底消除中国文明的原罪论。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仅仅具有余英时院士对于中国文明的深入了解和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对欧洲和其他各个文明的深入了解和对比研究。唯有正确把握“帝国文化”和“帝国制度”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中国才能走出东亚，世界才能走向中国；动态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富强的指望，正如静态的全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道路。天下精神不利中国进入列国竞争的现代生活，但却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

 

对文明特性即文明之“德”的分析表明，世上没有永恒不败的“德”，惟有因地制宜而非刻舟求剑的同化力量，可以超越静态的、善恶判断的“框架”，推动文明继续演化。具有同化力量的“德”，也就是欧洲人所说的“Charisma”，他突破了规范化的道德，文明再度因他充满了生命的血色，黄金时代才会来到。

 

综合上述不难发现，事实上在中国文明的内部早就潜伏了全球化的倾向。先秦时代的各国君主的互相联姻不必说了，那相当于欧洲各国君主的互相联姻；到了秦汉世界帝国成立以后，最为强盛的汉朝和唐朝都有和亲之举。例如汉初人娄敬建议和亲，把刘邦的女儿嫁给匈奴的单于，他认为匈奴的冒顿单于有弑父记录，野蛮残暴，但仍然可以用公主和嫁妆使他驯服。如果将来公主生的儿子能继任单于，就更加不会和中国作对。可以出卖一切的刘邦闻言大喜，找到一条不战而胜的妙计，立刻下令自己的独生女儿鲁元公主离婚改嫁〔无异再经过一次买卖婚姻〕，经过刘邦的妻子吕雉哭闹阻挠，才另选一位刘家女儿封为公主，远送到匈奴汗国。和亲政策自此成为中国联络周边半开化强权的统战工具。除了公元十世纪和十四世纪宋、明两个极受外族军事压力的王朝，由于民族对抗的局势过于严峻，反而拒不采取这一文化战的战略。

 

和亲现象不能被解释为卑躬屈膝和投降主义，因为它在西汉初年为汉朝廷争取了五十年的和平喘息，从而为最终击败匈奴，准备了条件。一般来说，奉行和亲政策的时代，反而是中原帝国的强盛时代，而非积弱不振的时代。大概国势微弱之下送女出关，无异于驱羊入虎口，因此作为政策不被采纳。由此可见，和亲作为“天下一家”的步骤，仅仅是全球政府的议事日程，而非不同文明之间的区域国家可以奉行。唯有在彼此一体的观念下，和亲比种族隔离和种族疏离，是更为积极的战略进攻的部署。

 

 

四，秦汉是天下而不是国家

4.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re universe rather than nation-state

 

“易”的形式下，包含三层含义：简易、变易、不易。“时”与“中”，是简易/变易/不易的精义，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士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孔子在这里，面对昏庸无道的主权国家应该如何，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尽人事、听天命、等候裁决。

 

先秦战国时代绵延二百六十年。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自称“西帝”，并请齐王上尊号为“东帝”，表明“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即将瓜分世界。这不仅类似马其顿和迦太基瓜分地中海地区，而且类似北约和华约瓜分欧洲、美国和苏联瓜分战后的地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终于率军攻陷楚国的郢都〔湖北江陵〕，焚烧楚国历代君主的坟墓，迫使屈原写下《哀郢》的绝唱。楚军溃败，仓惶迁都陈丘〔河南淮阳〕。当时，努力建立世界政府的不仅仅是秦国，齐国也企图兑现“东帝”的名号，结果在前286年齐国终于攻灭了宋国。甚至连迁都避秦的楚国也不甘落后，周赧王灭亡的次年〔前255年〕，欺软怕硬的楚国军队进入曲阜，放逐鲁君，六年后〔前249年〕废鲁君为平民，鲁国灭亡。楚国是否知道，鲁国的下场正是自己二十六年后的命运呢？

 

秦昭襄王赢则采纳宰相魏国人范睢的“远交近攻”战略，交好距离遥远的国家，如齐、燕、楚，而全力攻击接壤的邻国如韩、赵、魏三国。这个战略分化了秦的敌国，以便最终将中原各国连同半开化的楚国，各个击破之：

 

前264年，秦国攻韩，沿黄河北岸向东挺进，韩国被切成两半，北部的上党〔山西长治〕被迫投降赵国。前260年，秦将王〔齿乞〕进攻上党，不等赵将廉颇的援军到达，上党陷落，此战发展为世界战史上空前绝后的惨剧：秦国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于长平关。战役后四年，前256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秦军再攻韩、赵两国，穿过洛阳周王的领土，并乘机灭周。自次年〔前255年〕起至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己卯〔前222年〕之间的三十余年，史家以秦王纪年，战国进入最后阶段。

 

由于秦昭襄王的死亡和秦国的王位继承危机，中原世界太平了将近二十年。当虎狼之国的君主嬴政终于亲政之后，立即恢复了秦昭襄王的攻势并立见成效，十年之内，关东六国〔荆蛮楚国和中原五国〕全被征服：

 

前230年秦军攻陷韩国首都新郑〔河南新郑〕，国王韩安投降。

 

前228年，秦将王翦进攻赵国，国王赵迁投降。赵迁的哥哥赵嘉北逃，在代郡〔河北蔚县〕集结残军，继续抵抗。

 

前227年，荆轲到秦都咸阳〔陕西咸阳〕刺杀嬴政不成，前226年秦军攻陷燕都蓟城〔北京〕，燕王姬喜东逃襄平〔辽宁辽阳〕。

 

前225年秦军攻魏，决黄河堤防，河水倒灌魏都大梁〔河南开封〕， 国王魏假被害。

 

前223年，秦将王翦倾国六十万精锐兵力，灭楚。

 

前222年秦军进攻襄平〔辽宁辽阳〕，燕国灭亡。秦军回途中攻陷代郡，赵嘉自杀。

 

前221年秦国背信弃义进犯长期盟友齐国。范睢的远交近攻政策，成功地麻痹了齐国。

 

原本野蛮的“西戎”秦国在接受中原文明后得以平定中原六国，之后立即掉头发兵北击匈奴，夺取匈奴当时占领的“河南地”〔河套北部〕，因其距咸阳仅四百公里，骑兵一天就可抵达城下，威胁太大。打击匈奴的任务由大将蒙恬统率三十万人完成，秦军越过黄河北端，挺进阴山山脉〔高阙，现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

 

早先，沿边界一带战国各国为抵御北方游牧人的劫掠，都建有自己的边城，现在蒙恬为阻止匈奴的反攻南下，就把它们衔接起来，成为长城。东起辽东半岛，西到临洮城〔甘肃氓县〕，使本来分段的燕长城、赵长城、秦长城联为一体。当河套被秦朝并吞之后，秦军立即南下，殖民五十万人去南方开发了两块广袤的土地，“闽中地”和“陆梁地”。闽中地是现今福建省与浙江南部。陆梁地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和湖南、江西两省的南部。秦军完成了打通大庾岭和开凿灵渠运河两个工程，串联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打通南北交通。

 

秦朝政府的组织方式是政治、军事、情报机构的三权分立，互不统辖。政权与军权的分离，可保皇帝的仲裁权力；情报监察权力则是皇帝的耳目鹰犬，用来监视官吏和人民。这个划时代的政治结构里没有封国和封爵，没有贵族阶级，只有严刑峻法的君主独裁与全面专政。

 

全面专政的朝廷直接控制四十一个郡：

 

内史郡〔首都咸阳〕、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河堡〕、北地郡〔甘肃西峰〕、陇西郡〔甘肃临洮〕、汉中郡〔陕西汉中〕、蜀郡〔四川成都〕、巴郡〔四川重庆〕、河东郡〔山西夏县〕、上党郡〔山西长治〕、太原郡〔山西太原〕、雁门郡〔山西右玉〕、九原郡〔内蒙古包头〕、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代郡〔河北蔚县〕、黔中郡〔湖南沅陵〕、象郡〔广西崇左〕、上谷郡〔河北怀来〕、渔阳郡〔北京密云〕、右北平郡〔内蒙古宁城西南〕、辽东郡〔辽宁辽阳〕、辽西郡〔辽宁义县〕、巨鹿郡〔河北平乡〕、邯郸郡〔河北邯郸〕、东郡〔河南濮阳西南〕、琅邪郡〔山东胶南西南琅邪乡〕、泅水郡〔安徽淮北〕、九江郡〔安徽寿县〕、闽中郡〔福建福州〕、南海郡〔广东广州〕、齐郡〔山东淄博〕、薛郡〔山东曲阜〕、杨郡〔河南商丘〕、三川郡〔河南洛阳东〕、颍川郡〔河南禹州〕、南阳郡〔河南南阳〕、南郡〔湖北江陵〕、会稽郡〔江苏苏州〕、鄣郡〔浙江安吉〕、长沙郡〔湖南长沙〕、桂林郡〔广西凌云〕、广阳郡〔北京〕。

 

如前所述，秦朝虽然建立了世界政府的规模，却未能克尽世界政府的职责。结果不过十来年，“始皇帝死而地分”，革命政权遭到反秦起义的“反革命暴乱”。在我们看来，反革命复辟可以消除革命的过火与残暴，使历史的进步变得稳健。短短十四个月时间，秦朝土崩瓦解，六国赫然复活，它们的国号、首领、首都如下：张楚〔陈胜，陈丘[河南淮阳]〕；楚〔襄疆，东城[安徽定远]〕、齐〔田儋，狄县[山东高青]〕、赵〔武臣，邯郸〔河北邯郸〕、燕〔韩广，蓟县[北京]〕、魏〔魏咎、临济[河南封丘]〕、赵〔赵歇，信都[河北邢台]〕、张楚〔景驹，留县[江苏沛县]〕、韩〔韩成，颍川[河南禹州]〕、齐〔田假，临济[山东高青]〕、齐〔田市，临淄[山东淄博]〕、魏〔魏豹，平阳[河南滑县]〕。

 

两位早期没有封王的人物，后来成为重要的王：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刘邦进入关中，只有“约法三章”，所采取的政策远较秦朝温和，但手段远比诸侯残忍，故能软硬兼施而统一天下、建立汉朝。

 

作为东亚文明的世界政府，汉朝直接面对半开化的匈奴的压力。当时匈奴的首领冒顿，杀害自己的父亲、继母、弟弟后，自称“单于”〔匈奴语“元首”〕，建立匈奴汗国，直逼汉朝。汗国的中枢迁移不定，没有固定首都，中国史书上称之为“行国”，对其临时中枢称为“王庭”。冒顿扩张到辽东半岛和新疆，入侵河套地区，面积比汉朝当时的版图还大。和在罗马帝国境外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入侵的日耳曼部落，异曲同工。匈奴还自称夏朝的后裔，是大中国的一部分。这种中国意识，后来被入主中国的鲜卑、沙陀、辽、夏、金、元、清和试图入主中国的日本纷纷继承。日本甚至在自己的岛屿上也命名了“中国”地方，并在文书中自称“中华”，称呼贵族为“华族”，并称对外战争的将领为“征夷大将军”，而不在乎自己就是夷。近代日本人甚至把明治维新的活动叫做“尊王攘夷”，夷，不仅是指北方的虾夷人，也是指那些与虾夷人一样身多体毛的欧洲人，尤其欧洲人和虾夷人同属“化外”，也就是同外于中国文明。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倒是准确地把握了“华夷之别”的关键在于文明程度，而不在于种族区分。按照文明标准，日本倒成了华，支那倒成了夷。

 

回说公元前129年汉朝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出上谷〔河北怀来〕、代郡〔河北蔚县〕、云中〔内蒙古托克托〕、雁门〔山西右玉〕四路进击。前128年卫青与另一大将李息分别出雁门、代郡进击。前127年，卫青、李息再出云中向西迂回进击，这一次开始大有斩获，匈奴大败，汉朝再把匈奴驱出河套，并在河套沙漠与黄河之间，兴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前124年卫青率六位将领，分别出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南〕、右北平〔内蒙古宁城西南〕、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三路进击，深入匈奴汗国三百公里，俘虏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人，牛羊近一百万头。

 

前121年，二十三岁的汉朝将军霍去病出陇西〔甘肃临挑〕进击，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东南胭脂山〕五百公里，斩匈奴名王以下八千九百余人，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时用的金人。

 

除了北方和西方，汉朝向南、东北、西南各个方向同时扩张，收复秦朝末年的失地。南越国王赵婴齐于前113年逝世，西汉政府于是派遣使节安国少季到南越，诱说其子赵兴取消独立，归附中国。赵兴被内部政变推翻后，前111年汉军攻陷其都番禺〔广东广州〕，平定南越国。并分为下列十郡：南海郡〔广东广州〕、苍梧郡〔广西梧州〕、交趾郡〔越南河内〕、合浦郡〔广西合浦〕、郁林郡〔广西桂平〕、九真郡〔越南清化〕、日南郡〔越南东河〕、珠崖郡〔海南琼山〕、儋耳郡〔海南儋州〕。汉军掉头向闽越国进攻，骆余善被另一个国王骆丑的继任人骆居股杀死，投降汉朝，迁移淮南地区，跟东海国的遗民一齐定居，闽越国消失。

 

东北部的朝鲜国和辰国，前108年，汉军强渡清川江，攻陷卫氏朝鲜首都王险城〔今平壤〕，朝鲜王卫右渠被部下所杀，其故地分为乐浪郡、临屯郡、 玄菟郡、真番郡。北朝鲜首次归属中国直接统治，历时四百余年，以后才被新兴的高句丽夺走。

 

在西南，世界政府的统治扩大到贵州和云南西南夷部落，当时称为夜郎、且兰、窄都、邛崃、滇等，前109年，汉军抵达云南的滇国，滇王投降。

 

 

五，蒙古首开元明清的天下

5. Universal empires of Yuan,Ming and Qing initiated by the Mongols

 

运转中的文化有机体，犹如一只巨型的轴承，它不仅肩负某个民族前进的使命，而且带动、驱使许多民族进入其漩涡。轴承的运转，由稳定的轴心驱动众多轴珠被迫滚动而实现。轴珠是多元的，轴心则是一元的。在貌似“一元文化”的社会里，文化共同体其实也是多元组合的。区别在于，一元社会不给轴心之“元”之外的轴珠之“元”以同等的机会和地位。一元突出而多元环配，是“轴承社会”的特征，其运转十分有效。同时，一元社会也十分机械，缺乏内在的生命。这正是元─明─清社会、秦─两汉社会的大一统特点：一元的权力逐步渗透一切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导致思想灭绝、文化萧条、社会僵化、人民怯懦。消除了文明的对立面，野蛮势力就会兴起，使得社会整体陷于停滞、僵硬、腐败，文明的秋冬季节来临了，社会的萧条不可抵御。

 

多元社会则不然，动荡、不稳，仿佛播种；四处漂泊，居无定所，但那却是生命的体现。多元并举是文明的春夏季节的特征，那是西周─春秋─战国社会，那是盛唐─五代─南北宋社会，那时文明在发芽、蔓延、生长，社会进步、国富民强。

 

多元社会的播种，却也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把不同的种子分别异化为轴心和轴珠。这直接导致“一元至要的轴承”出现，并把其他的种子贬为听命的轴珠。如此的轴心一时运转有效，但是等到这个“轴心”不再能维持社会的有效平衡，周期性的危机再起，改朝换代的汰旧换新就开始了。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不以地名〔氏族名〕命名、而是以意义来命名的朝代。 元朝在王莽的“新朝”之后再度强调了朝代名称的抽象意义，从而把它变成了一种传统。而这样不怕重蹈王莽覆辙的革命行为，只有外来政权敢于尝试。而从元朝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朝代以地名命名，以意义命名成为新的传统：明、清、大顺、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台湾敢于宣告独立，那就是回归地名命名国家的“中国传统”而放弃以意义来命名国家的“蒙古传统”。因为在“元”之前的“金”，也不纯然是意义命名的。不过值得注意，吴三桂起兵反清却立国号为“周”，企图恢复中国传统，但不能成功。

 

“元”这个字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本原”。其衍生义为：开始的〔元旦、纪元〕、为首的〔元首、元帅、元老、〕、主要〔元音〕、根本〔元素〕、构成一个整体的〔单元〕。以“元”命名，表达了蒙古征服者“气吞八荒”的企图。最有意思的是，对中原人来说，元朝偏偏是外来政权，像秦朝一样是异族建立的；更特别的是，元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国家，而是一个像秦朝那样具有开创性的世界国家、“全球政府”。在“元”的逻辑下，大中国、中九州地域上的各个区域国家、朝代国家，像先秦战国的中原各个主权国家一样被逐一消灭。结果也原先的帝国臣民“汉族”也首次沦入异民族的全面专政之下。

 

元朝的起源大致如下：1206年，北京西北九百六十公里鄂嫩河上游，蒙古诸部集会推举孛儿只斤部落四五十岁的首领铁木真〔Temujin，1155/1162/1167年—1227年8月18日〕为“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意思是海洋帝王。一个典型的内陆强权如此羡慕海洋，真是有趣。五年以后，铁木真宣布为一个蒙古酋长报仇，攻占金国的西京〔山西大同〕。

 

1218年蒙古人西征，首先消灭西迁后残存的西辽国〔吉尔吉斯托克马克，立国三百零三年〕。西征1225年结束，1227年回师灭西夏国。1229年，铁木真三子窝阔台继任二任可汗，进犯金国，1234年正月灭亡立国一百二十年的金国。

 

1236年铁木真之孙拔都进行第二次西征，于1242年因窝阔台死而结束。征服东欧，包括伏尔加河中游、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称钦察汗国。并击败日耳曼诸国、波兰和匈牙利联军，欧洲震恐。

 

1252年，铁木真另位孙子旭烈兀由和林出发进行第三次西征。历时八年，征服了波斯、阿拉伯帝国，一度占领了叙利亚和土耳其，建立伊尔汗国。

 

1253年蒙古攻陷大理帝国的首都大理城〔云南大理〕，1254年大理皇帝段兴智被俘。其前身是在八世纪建立的南诏王国，历五百一十六年而亡。

 

1258年蒙古军攻占越南北部的安南王国，国王陈日照投降。

 

1259年征服高丽。

 

1266年遣使到日本招降。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把原来属于西夏、金、大理的土地和蒙古本土，合并组成元帝国，开明、清世界帝国之先河。

 

1274年，元兵团一万五千人，在蒙古大将忻都、高丽大将洪茶丘率领下，乘战舰九百艘，从朝鲜半岛合浦港出发，攻陷对马岛，在日本肥前沿海登陆。日本集结十二万人抵抗，死伤惨重，元兵的箭簇用尽，方才撤回。

 

1269年蒙古进围宋朝要塞襄阳〔湖北襄樊〕，到1273年运来回回巨炮，轰碎城楼，守将吕文焕出降。1274年忽必烈下令全面进犯宋朝，1279年，蒙古将军张弘范灭亡立国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囚禁三年后，1282年遇害。

 

1281年即宋亡后两年，元朝二度攻日，因遭受台风，再度失败。

 

1282年，越南南部的占城国囚禁元朝使节，元军在唆都率领下乘战舰一千艘，由广州出发攻击。占城国坚壁清野，退避丛林山谷。元军攻陷其首都，但归路和粮道却被切断，因此撤退。

 

1283年元朝使节被缅甸驱逐，于是开始缅甸战役，持续六年，到1289年缅甸屈服，成为藩属。

 

1284年，元朝向越南北部的安南国借路进攻占城，安南国拒绝，忽必烈派遣儿子脱欢亲王统帅元军进攻安南，水土不服，遭到失败。1287年，脱欢亲王再度进攻安南，攻陷安南首都螺城〔越南河内〕，但无法持续占领，安南国王陈日烜派遣使节到元大都〔北京〕，献出黄金铸成的自己跪像，代替自己谢罪。占城国也乘机请求和解。

 

元朝最后一次扩张，是远征爪哇国〔印尼爪哇岛〕。1292年，元军二万人，战舰五百艘，在蒙古大将亦黑迷失、汉人大将史弼率领下，从福建泉州出发，越洋攻击，次年登陆爪哇岛，取得胜利后最终失败，撤回泉州。

 

从1206年铁木真建立帝国，到1293年撤出爪哇，蒙古扩张历时八十七年。帝国横跨欧亚大陆，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蒙古人采取地方分权制度，把疆域划分为六个属国，平等归属于大汗之下。这并不算间接统治，因为在各个属国以内，蒙古人实行了最为残暴的直接统治。

 

这个依靠军事力量而非文明力量建立的“东亚世界政府”具有自己的官方信仰。蒙古大汗在征服了吐蕃之后，接受了喇嘛教，并册封法王巴思八充当帝国的国师，国师除为国祈福外，仍兼任吐蕃地区政教合一的元首，巴思八曾为蒙古制定文字。奇妙的是，在元朝这个强大陆权的控制下，中国的海运达到了空前的兴盛，杭州、广州、泉州、温州、庆元〔浙江宁波〕，都设有市舶司，管理中外船舶的货运和产品销售。各个属国之间的贸易则大多依靠车马。东自辽东半岛，西至乌克兰平原，都被四通八达的公路驿站网连接起来，还有巡防弓手保护商旅安全，都市在浩劫之后逐渐恢复繁荣，但蒙古统治所及之处欧亚大陆的各个古典文明〔中国、印度、阿拉伯〕却一蹶不振，可以说，蒙古的扩张无形中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起扫除了障碍，仅仅两百多年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运动就开始了。而其东方阵线俄罗斯的扩张，更是对蒙古征服的直接反应，其版图在全盛时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乎就是蒙古帝国的翻版。

 

1368年明朝建立后，沿袭了元朝的许多制度，而不是恢复元朝以前的汉人朝代宋朝的制度。例如定型的《大明律》在编纂体例上就参照了《元典章》。《大明律》共分三十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四百六十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律首还是名例，然后依照六部分别排列，各篇下设门类，总共三十门。虽然根据李善长的建议，《大明律》的制订名义上以唐律为参考对象。但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

 

《大明律》的编纂过程很长，开始叫做《洪武七年律》，后来经过修改又制订了《洪武二十二年律》，由于朱元璋贯彻重典治吏的方针，所以另外颁布的《大诰》凌驾于《大明律》之上，将明律基本上闲置。《大明律》颁布后，朱元璋还令儿孙们严格遵守，不许违背、更改，否则以变乱祖制罪论处。《大明律》一直沿用到明朝灭亡也没有进行更改这一事实，表明了明及其继承者清这两个朝代，确实是丧失了活力和创造能力的“世界帝国”，就像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一样。

 

 

六，全球政府需要刷新统治原则

6. Global government must update its governing principles

 

“天下”不同于“国家”，不同于“统一帝国”：国家是区域性的政治实体〔城邦、方国、主权国家〕，而统一帝国则在国家的基础上发展为“文明集合体”〔巴比伦帝国、罗马帝国、秦汉帝国〕；至于天下，则是统一帝国和它的周边地区〔蛮族地带〕的合称。天下的理想在于“天下太平”，统一帝国的理想在于“帝国霸权”，而区域国家的理想在于“势力均衡”。

 

以天下为怀，目的在于保持天下的福祉；以帝国为怀，目的在于维护帝国的统治；以主权国家为怀，目的在于促进国民的福利。这种主观上的差异亦必产生实际上的不同后果。

 

伸引一：“天下”状态不仅在儒家经典中有所阐述，且在世界各地不同文明史上反复出现。天下时代的来临是国家联盟和统一帝国的随后产物。

 

伸引二：“天下”与其说是一种可能的理想，不如说是一种已然的现实。在当代世界，若要使天下秩序再度实体化，关键在于怎样解决“势力均衡”与“统一秩序”之间的不谐调。彻底破坏区域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留下的只是以暴力创立的“统一帝国”，这未免太落伍了；可是建立有效率的“统一秩序”又非得限制各种“独立势力”的分离存在不可。这里需要一套前所未有的调节器：

 

1、不以武力作为奠定统一秩序的工具，武力只是用来“自卫”的，即抵御外敌及防止内乱，这是“止戈”的精义。

 

2、无道的外国若发生惨绝人寰的变乱时，有道的国家可以出动武力予以制止。恢复秩序之后征询当地人的意愿，决定事态的处理结果，切不可以征服者自居。

 

3、任何种族、民族、区域的人民，均有按其才能供职于天下即全球政府的均等权利，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流动不腐、极有效率的制度。这既不是欧洲、日本式的世袭贵族制度，也不是美国式的反贵族制度〔包括“反对贵族”和“反面贵族”即惟利是图的富人〕，而是凭借能力取胜的科举，以形成中国文明那样的社会择优制。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的人类净化可望出现。

 

4、社会择优制度，类似于“科举”、“科学的世界秩序”，其基础不是某些个人或集团、阶级、种姓、种族的征服欲，而是“积极的心理趋同”，这种趋同体现了全球一体的更高整合。简言之，统一的底蕴不是意志的唯美主义，而是文明的实际需要；这种需要可由意志体现出来，但这并不是意志的本体论。

 

对于全球范围的文明整合者而言，必须打破种族、民族、国家、阶级等历史传承的界限，跃升文明区域内外的扩张力量并整合之。即使对于“最没有希望的候选者”也不能把它摈除在外，也许，某个看起来最为缺乏全球精神的、甚至连国家精神也不具备的人群，却能突破氏族圈子的痼疾，成长为最富世界精神的文明，使得自己的子孙像罗马人和秦汉人那样全然忘怀于自己的卑贱出身。这就是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最富于戏剧性的变化之一。

 

我毫不怀疑未来的世界将有中国文明的风云际会，文化战的发动者如果能够领会中国精神，将胜算多多──正如现代的欧美名将纷纷捧读《孙子兵法》，寻求制胜之道。但是，“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绝对不是“中国整合世界”或是“中国人整合世界”。相反在我们看来，毋宁说是由于“中国的解体和中国人的流散世界”才使得“中国文明整合全球”具有了某种可能：正如犹太人的离散使得基督教成为普世的福音、希腊和拜占庭帝国的消亡使得文艺复兴成为可能、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消亡使得回教的代兴成为可能、印度文明的分崩离析使得佛教以传播世界。

 

只是，究竟何人来将中国文明的精髓投入整合全球的运动，对我们今日来说仍是一个神秘的未知。所以说，“没有人能预言天子的来临和天子是谁。”尽管我们猜想，那种人物极有可能是像贝督因人和法兰克人那样名不见经传的野蛮人。前者产生了穆罕默德；后者产生了查理曼大帝：他们不仅代表不同的种族，更是不同文明的助产士。

 

仿佛有一道目光在凝视中对我们说：“中国人的后裔不再能够负起这一历史伟业。正如希腊人不能复兴希腊文明，巴比伦人不能复兴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的遗烬也要到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核心建筑群去寻找──雄鹰、方尖碑、林肯纪念堂甚至国会大厦和中轴线。”除非我们这时代的中国人能断然成就中国民族的自新运动、从而造成一个崭新的民族。而这，就是《大纪元时报》2004年4月22日破口大骂的“痴人说梦”──因为白发民族不可能完成青春任务。

 

青春民族不但具有充沛的国家精神，而且为了整合全球的需要，具有充分的世界眼光及宇宙胸怀。中国自新运动若能实现青春民族的目标，中国和中国人才可能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除此以外的“现代化成功”，不过是使世界多了一个平庸的“现代化国家”和一堆灯红酒绿的蚂蚁──比起毛泽东时代的蓝蚂蚁来，灯红酒绿的蚂蚁诚然是“多元化”的，但同样没有创造性，除了从模仿苏联改为模仿美国外，同样无法对人类的命运作出自己的答复。难怪有人担心，整合全球的业绩将在犹太人手里完成……虽说犹太民族只是商业民族而不是政治民族，狡诈有余而野蛮不足。但是话说回来，即使犹太人能够完成这一伟业，也让人们祝福它吧！

 

“中国文明〔而不是中国和中国人〕整合全球”的要义是：不要沉缅在文化的复古主义中，但要在制度创新的道路上尽可能地披上一件合理的衣裳。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陶醉在宇宙共振中的展望者，也需要文明史的养份，不是向后张望，而是向前探究，尽管这探究可能遭到机械化、唯物化的伤害，而被不再生育的文明人斥为迷信和原始。

 

斥责不能减弱其震动，无视不能贬损其价值，唯物主义和纵欲主义不能取消以人为本的终极形式──以神为本。羞辱天性的教益、枯死僵硬的主义，不能拯救生命、不能恢复个性的尊严。上述东西，只有个性是上帝创造的，别的都是个性创造的。

 

不论哪个人类群体最终进行了“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运动，它都大体保留以下特征：

 

1、和平方式的传教、以身作则的示范，推广、弘扬天人合一的精神。

 

2、扶助当地的土著成为天子的仆从，拒绝雅利安人殖民模式的诱惑。

 

3、消耗自身精力于全球整合的运动，而非盘剥方国的利益以供养全球政府。

 

全球政府深入法律、道德、文化、科学各个层面，推动社会经济，促进文明教化：社会整合不仅是物理整合，文明教化不仅是化学化合，“天人合一”的命题包含了“文明化合＋社会整合”的内容──此一化及天下的共振，使全球一体成为现实。

 

现代的主权国家在全球政府面前将沦为古代城邦，现代民族在全球政府面前将沦为古代氏族。全球政府创立虽难，但守成则相对容易，易于形成全球生活的普遍法则。顽固坚持一国私利的民族感情，正如顽固坚持一党私利的阶级感情一样，将被证明是部落时代的兽性，其主义必须受到限制而不该受到宏扬，为免部落意识与禽兽特性纠集群众势力阻滞全球文明的风化天下。

 

为了地球的健康，号召人们：把效忠对象，从主权国家转向全球政府！

 

 

七，天下秩序是人类命运保育者

7. Universal order serves to protect and save humanity

 

全球政府的天命已经出现，推动其具体化、制度化、物质化的动力，则需要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予以展现。不过要注意，这样的人，也会有其自身的习性、惰性、消极性，因为人的群体常常模仿那些拥有主导地位的个体，他的意志既然成为精神集体的意志，他的缺点也就成为集体的缺点。

 

不同的社会习俗造成"特定场合下具体该怎么做"，它起源于人们的随大流、易受大人物影响。然而根据社会习俗来行动并不是人类的专利，黑猩猩也会这么做，甚至跟人一样“势利眼”。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当存在两个实用价值相同的方案时，黑猩猩会一窝蜂地照搬“大人物”的做法，不会随便选择。它们还会无视“小人物”的正确发现，而坚持已经形成的“习俗”。研究人员准备了两个形状不同的容器，从两群黑猩猩中分别选出两只地位较高的雌黑猩猩，通过奖励苹果和香蕉等食物，训练它们拣起标牌扔到其中一个容器里。其他黑猩猩发现受过训练的雌黑猩猩将标牌扔到某个容器里后会得到食物奖励，于是纷纷开始效仿。实际上，不管它们把标牌扔到哪个容器里，研究人员都会给它们食物奖励。但观察发现，在每个群体里，其他黑猩猩都唯“大姐大”马首是瞻，效仿本群那只受过训练的雌黑猩猩选择相同的容器。在其中一个群体里，有一只地位较低的黑猩猩发现选择另一种容器也能得到食物，然而其他黑猩猩对此视而不见，仍然遵守原有的“社会习俗”。

 

这种自以为义的社会惯性作为虚幻的集体意志，常常把独断专行者的个人缺点说成是天命。载体的惰性因此被夸张为天命的属性。但历史证明，集体意志从不一致，各种集体意志间的互相角力，才是集体意志诞生的基础。历史还证明，独断专行的意志自身常在变化中，经历连串的胜利也会遭遇致命的败北，在天命的巨岩上碰得粉碎，结果只是充当了调动人们积极性的燃料。这样的燃料可以受到捧场但不该受到崇拜；除非是发挥着捧场作用的即时崇拜。据此，全球政府的统治原则就是不断超越自存的惯性、不断超越并偶尔克服自己，以形成超越人道主义的神明标准。

 

万象本出自然，但当它们成形，却开始自己的独立，最后违背自然，不肯随遇而安。任何事物一经诞生，自觉或不自觉就拥有了自我延续自我扩张的意向──这一特性以人间事物最为突出，例如阶级效忠、文化习惯、国家意识、民族感情等等。全球政府既然承袭了历史遗产，也不能免俗。这些东西看起来“念旧”，其实是“忘本”，忘记自己是本于自然并归于自然的。过犹不及，过于念旧的，反而成了忘本的，性格忠诚的人难以急流勇退──即使他们效忠的对象已经注定淘汰。

 

自存的惯性这时格外膨胀起来，可以构成反动的壁垒；使得没落的贵族生出社会冲突和文化苦恼。甚至国家民族的命运也不能逃脱这一宿命：作为历史产物，它们在历史中消亡，它们的自存惯性终将空虚，在物理层面被克服，在意志层面被超越，它们作为族群幌子和个人利益的真相，暴露无遗。

 

原来其“集体意志”的金冕，竟是以如此屑小的碎片熔铸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个“人类物理学”概念，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作用往往最小，关于这一点，王弼的解释再清楚不过了：“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治动，治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周易略例·明彖》〕

 

人生的种种难题既然无法依赖数学方法求解，人生的种种困境也就无从透过逻辑力量摆脱──人生根本上是艺术、创造、一股生气，而不是科学、规律、一套逻辑，总之，人生的基础是“本能”而不是“理性”──尽管本能是需要用理性来掩护自己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科学的世界秩序”的真正基础不该是“科学”，而只能拱手让给“创造”──科学的演绎本身有其前提，那就是“有待神明力量的感化”。何谓神明？神明就是科学还无法解释、技术还无从把握的那种力量；再简化一下：神明就是某种创造了人而不是被人创造的力量。神明因此构成了未来历史的基础。

 

“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社会秩序──神明的精神归属”：这个半新半旧半艺术半科学半神话半政治的奇妙尤物，不是用任何一种理性方法可以推断出来的。任何严谨的清醒的科学思想都不会指向创造行为，因为科学本身是事后聪明的总结，而不是预先创造的能力，它不是熔岩，更不是使溶岩爆发而出的那股力，它只是冰冷的已经凝结的岩块及其研究罢了。

 

新的全球中枢将使命授予一个新的使者：他不用风化消磨“过去的结晶”，而用地震粉碎往日的梦魇，新的熔岩喷射而出……新的大地成型：“人生的种种难题、人生的种种困境，在绝望中迎来曙光。”谢谢命运，使者不是科学，而是灵感，他通向那无所不知、无所不备、无所不在、无所不通的宇宙能力和神明之德……人生的种种难题与困境，在他面前化为“命运特意散播以激活人类身上宇宙力量的引信”。科学主义的冰冷惨白在人生实况的刺激下热腾红润了；科学的世界秩序，不是以科学决定人生，而是以世界秩序保障人生……

 

新科学的形态是“历史教”──不是历史科学，而是历史教化，“科学是神学的婢女”，历史教是各类学科的历史综合。历史教融冶了科学，且在历史的即变动的意义上，扬弃固定的科学主义。新的文明及其合成的种族，将随着历史的教化出现，构成全球政府的持久基础，就像秦汉政府的强权和教化塑造了一个“汉文明”和“汉民族”。

 

历史教是旧事物衰落过程的纪念碑，也是新生命诞生的丰盛典礼。它意味数百年来欧洲文明的扩张有了结果：欧洲化〔相当于古代欧亚的“希腊化”和春秋战国“中国化”〕的结束和全球化〔相当于古代罗马法和秦统一的秩序〕的开始，融合集团的同化程序，揭晓地球历史的新页……

 

这一“新的地球实体”，取代一切主权国家的世俗权威，它不是万世一系的，却是万国来仪的。全球政府将创造历史的泉涌：

 

1、全球政府作为世界风暴的中心、世界历史的枢纽，其活动空间终将超出地球和太阳系，可以抵达一个又一个银河。

 

2、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电子系统普遍运用，使得全球政府的综合政治能力获得了星际坚实基础。世界秩序、普遍信仰、生活方式、文明方向，都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基础上获得更新，但它们的意识形态却得以排除了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的毒素。这正如大财阀的拜金主义态度其实不及中产阶级，尤其不及富农和小房产主。大财阀甚至捐赠慈善事业和文化教育。同样，在科学的世界秩序下，科学方法将变成基础，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基础。科学方法的尊崇地位将被更高级的神秘思想取代，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甚至被迫进入半地下状态，就像无神论国家的宗教那样。

 

一种压力需要另一种压力来抵挡，一种事物需要另一种事物来制衡：日益猖獗的自动化与电子化会激起新的神秘主义，商业主义会激起新的神权政治，这是迟早的事。老成的精神会重回故乡的思念──故乡可爱、童年甜蜜，特别当人和文明衰老之后，这种远去的思绪像是隧道另头透出的光亮，美好回忆仿佛回马枪、刺杀一个垂死的心灵……失去前途的心灵，就“向过去寻求慰藉”。一个社会是这样，全球文明也会这样，回归人类与社会的童年，崇尚野蛮质朴、物欲单纯……他说：“商业主义追求奢华，是社会和文明趋于中老年的表现，正如中老年妇女热衷于化妆甚至割皮整容，年轻的丑女也是如此。商业主义夸大物欲，推动文明的衰朽，正如戏子的过度化妆，却腐蚀了自己的皮肤。等到衰落的有机体死亡之后，叶落归根，新的优势再度趋向童年的野蛮。这个事实也许使人生悲，但这个杞人忧天也构成了真实的威胁，是文明与野蛮之间一再交替出现的周期：春──夏──秋──冬。

 

 

八，平定主权国家，有益于天下

8. Pacification of sovereign states benefits us all

 

历史因素的不断积聚，使得“可能性”的通道愈来愈窄：增熵的历史命运使得创造者的道路日益艰难。强力和孤胆，成就伟业；新陈代谢，促进终极的善。殊途同归的担心，挽救不了瓦解中的文明，只有精神的融合才使文明再生。全球政府的益处，是在和主权国家的坏处比较里，得出的：没有主权国家的浪费和作恶，就不会有全球政府的效率和功德；没有国际无政府状态，就不能显出天下一统的和平是多么珍贵。

 

主权国家消失以后，全球政府只要和各个地方政府直接打交道就可以了，可以节省大量的军费和叠床架屋的行政开支。裁减二百多个主权国家政府的寄生结构，就可以阻止大量财富毁灭在这些有组织的贪污盗窃和精心策划的自相残杀之中。

 

现代最好的军队都是作为“国军”隶属于各个主权国家的，其次则是作为党军、集团军和私人军队隶属于党派、黑帮或私人。但即使最好的国军，虽然号称在“保卫和平”，实际上却仍然不免从事着杀人、放火、强奸、抢劫、虐待俘虏的罪行。由此可以相信，没有各国军队争相分裂割据的世界，可以更加美好；就像现代法治国家的内部，不用军队解决纷争，所以才能长治久安。而要消灭为害世界的各国军队，就要首先削平豢养军队的各个主权国家，这些纵容军队作恶多端的“合法山头”，还盘踞联合国组织，维护自己作为现代世界万恶之源的主权国家地位。

 

相反，全球政府则不需要杀人放火的军队，只需要医治人民的生物部队。因为它深切地意识到，生物工程对全球文明的影响乃至于“支配”，已到无孔不入的境地。尤其不发达世界，能否从目前的绝望状态里走出，不仅要依赖生物学意义的技术革命，还要依赖生物学意义的社会革命！世界能否摆脱二十世纪的沙漠状态、步入二十一世纪的田园时代，社会生物学领域的综合突破，是必要的。革命的生物学，显然也是一筹莫展的中国可能拥有的一个承衰起弊的支点。

 

全球政府可以从世界各个僻静的角落，招来许多生物学家。他们在国内也许被视为异端的危险分子，为法律和公众舆论所限制。但他们确实怀着真正的科学工作者的热情：愿意在任何地方、为任何势力贡献自己的科学天赋与思想才华。全球政府应欢迎他们！全球政府真正需要他们！全球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一切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即使这需要冒些小小的风险，也是十分值得的──其实再大一些的风险，也比没有出路好得太多了。在此之前，这不仅关乎某国能否从国际瘟疫的策源地，一变而为头等世界强国，而且关乎全球人类的命运甚至“人类将如何定义”！新的生物实验及其社会运用，需要巨大的革新精神来引导，各个文明的传统对它多少是个障碍。相形之下，中国形式的全球文明由于其世俗性格，也许较那些具有神权传统的社会，更能适应和容纳这一革新过程。虽然人们不愿看到新的生命超过自己，但只要不以神明的名义扼杀之，日新不已的君子之德，将在无形中提供更有兼容性的全球平台。

 

例如，中国曾是保守传统的大本营。但经过一百多年外来入侵和残酷革命，传统的堤防已被摧毁，使得中国“国已不国”。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会看到革命与传统的最终合流──那时，在革命与传统的汇合处，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155─220年]《观沧海》〕推革命之波以助社会生物学之澜？这是很有希望的事业。运用革命时代的巨大可塑性，利用革命势力的巨大活跃力，把中国首先变成一个社会生物学的试验基地，用这办法使中国完成一次“飞跃”，由前工业社会迈向新型生物社会。业已成熟的发达国家只能瞠目结舌而无从仿效，由于其内在条件的限制。发达国家的内在矛盾和掣肘太多，无法遂行具有世界历史规模的生物壮举，他们只能坐视新兴强权在不守规矩中日渐壮大，并亲口尝到这强大附带的酸甜苦辣……

 

新的社会生物学活动，能给中国注入可畏的活力，新的民族从魔术般的运化中出现。新的中国不必位于现在的中国领土，新的中国民族不必是现代中国人的后裔──他的出现是全球活力的表现，通过正面的反馈可以激起更大的活力。一个以社会生物学的基本原理为原则的政体，一个以社会生物学的基本观念为意识形态的全球政府：它的农业是生物学的农业系统，它的工业是生物学的工业系统，它的战争是借助生物武器的新文化战，它的仁慈也通过生物学的救助来展现，甚至它的统治人才也依靠生物学来育种，艺术天才与生物学方法的培养密切相关。

 

新的生物学手段，提供了自新的方式。即使“中国自新运动”失败了，革命精神与生物学原理的合作，也能在新的领土上形成新的中国──全球文明的新的中枢。如果现有的中国无力好好耕耘自己、尽其所能创立全球文明的超级平台，它在近代吃尽的苦头就完全白费了。

 

天下秩序有时体现为神权政治如中东和欧洲，有时体现为伦理政治如中国和美洲〔前殖民主义时代〕，这些都是为了适应文明的冬季而自然形成甚至人为设计出来的政治形态。神权政治与个人主义互不相容，但是不论神权政治还是个人主义，都与伦理政治较为兼容。神权政治是禁欲的，个人主义是纵欲的，伦理政治是节欲的。如果遵循伦理自治的原则，人类就无须在神权政治的整合与个人主义的分离中被迫选择一个极端〔选边〕，而可以奉行执中的中庸之道。族裔〔或方国〕自治而后由中枢〔王道〕整合〔科举〕的伦理政治，较之宗教整合的神权政治为平和中庸，不一定更有创造力，但却较为稳定，这也可从中国与印度─欧洲的不同命运见出分晓。而族裔〔方国〕自治的实行，还有赖于历史教取代唯物主义的文化及其个人主义；这样也可以有效弥合下层社会的分离倾向。

 

在西方语言中，K是“国王”的缩写，因此不妨把重视养育功能的“K战略”〔Keep〕视为“王道”。王道主生，霸道主杀；在生命哲学看来，延续自己远比杀害对手重要，因此人生的战略应该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王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成就，霸道的成功是文明的毁灭。这就使我们理解的“养生主”。“养生主”之后是“大宗师”，大宗师之后是“应帝王”。

 

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也就是“中心城市”〔Central city〕、“中心国家”〔Central State〕。在全球化的意义上，“中国”可以位于任何地点，位于印度？可以。位于美国？可以。位于俄国？可以。位于非洲？可以。位于南极？可以。只要能发挥“中国文明”即中心城市、中心国家的主导作用，即可。在2004年伊拉克遭到美─英联军攻占一年之后的日子里，我们甚至不妨设想，未来“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既可以位于美国境内，也可以位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

 

1、公元前4000年前闪族的苏美尔主要城市发展到前2371年闪族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建立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伊拉克由前闪族的苏美尔人控制一千六百多年；

 

2、闪族的阿卡德人接管伊拉克六百多年后，前1750年闪族人汉穆拉比建立巴比伦帝国并控制伊拉克将近千年，二者合计又是一千六百余年；

 

3、公元前720年左右闪族的亚述人征服伊拉克后，该地区长期陷入外来统治：前550年雅利安人的波斯居鲁士征服伊拉克、前330年雅利安人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伊拉克，然后雅利安的罗马人、拜占庭人、波斯人交替控制伊拉克到公元656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在外来统治下长达一千四百年。

 

4，然后闪族的阿拉伯人征服伊拉克，并以此为中心控制整个回教世界。公元762年前后，巴格达建立阿拔斯哈里发政权，伊拉克重新获得一千四百年以来的中心地位。

 

5、五百年以后，蒙古人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伊拉克先后陷入蒙古人、土耳其人控制，长达750年，1915年，英国占领伊拉克，以国联的名义对其进行统治，直至1932年伊拉克独立。

 

6、伊拉克恢复独立以来，不过七十多年，已经再度成为世界焦点，美国对伊拉克的一次打击〔1991年〕和一次入侵〔2003年〕，乃是一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帝国向一个最古老帝国的所在地所发动的攻击。它摧毁了一个作为主权国家的伊拉克，但却把一个丧失了主权的伊拉克，拖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现在美国占领了伊拉克，但谁知道以后呢？也许再过百年，伊拉克作为下一次出击的主角而不是这一次挨打的配角，重回舞台中心，甚至成为全球的“中国”、全球政府所在地，也说不一定。

 

百年时光，足以缔造一个世界强权：一百年前，谁会想到二十一世纪的全球中心、世界的唯一超强巨霸，竟然是“英国的前任北美洲殖民地”？

 

“中国”的概念就是“世界中心”；“中国文明”的概念因此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全球技术平台”概念：谁能创造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即真正的“中国”。中国的古代意义是“王畿”，现代意义则可以理解为“中心数据库”、“控制中枢、“首选投资国”、“人才聚集地”：谁能提供更好的技术平台，谁就吸纳了全球的能量和创造力，以此执天下之牛耳。这样的“中国”是世界规模的“中央国家”、“全球中枢”，显然不是任何一个种族集团可以垄断的，而是属于全体文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