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哲学王者《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三部 礼制文明 

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

 

第二十二章 哲学王者

Chapter Twenty─two The Philosopher King

 

一，天人三策

1. Convers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二，过河拆桥的哲学

2. The philosophy of burning the bridge after crossing

 

三，真理就是生命与道路

3. Truth is life and the way

 

四，哲学之轮

4. The wheel of philosophy

 

 

柏拉图思考了但没有实行的“哲学家治国”，在中国曾经实现过，而且早在汉武帝之前。难怪直到两千年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们还记得这一事件，盛赞中国文明是哲学治国的典范。在中国文明崇尚文治、贬黜武功的“间接宗教”即“教化”里，宗教的等级是按照同心圆的方式安排的，所谓“中国”、“京畿”甚至“国”这些概念都和同心圆有关。根据同样的原理，宗教的祭祀也要以等级区别分头进行，例如天子可以祭天，诸侯只能祭山川，其余人等各有所祭──这是“对精神现象进行同心圆处理”，一种非常原始的制度，但可减轻无序造成的社会肿瘤。

 

 

**一，天人三策***

1. Convers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柏拉图曾经从埃及经验得出“哲学王”的概念，因为埃及的法老不仅是王，而且是神。在中国，最早的哲学王是演绎周易的周文王，最著名的哲学王则是天人制对的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其证据他所发出的三道册制：

 

1，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谬左悖右〕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2，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硃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珏左喙右〕，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禾毛〕矣哀哉！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3，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以上其实就是汉武帝的试题，包罗万象的哲学发问。

 

据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是汉武帝先发制〔册问〕，而董仲舒后答对〔对策〕，好像后代的殿试一般，作品合称“天人三策”。近有学者〔孙景坛〕认为，此番对话“是班固的伪作”，因为整个西汉时代的人们均未提及，且《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公共考卷亦非儒学策问，而是百家策问，整个《三策》非一时之作；因此《天人三策》之前两策不出自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董仲舒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结论是，“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这一考证很有意思，但作者意在说明“董仲舒非儒家论”，且根据班固的记载与司马迁不合这一点，即推断班固作伪，似乎有康有为遗风。为了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以便“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才能走出新路子”。其实，再怎么证明“《公羊春秋》根本不是儒家经典，其本质为术家文献”、“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宗旨不是儒学，亦是术家思想”、“三纲也不是儒家思想”、“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与前述考证冲突〕亦非儒家思想，实质上仍为术家学说”、“董仲舒的学派所属的术家是‘后术家’”……仍然改变不了《天人三策》〔即使不全是董仲舒的原创〕作为“哲学对话”的基本性质。

 

柏拉图思考的但没有实行的哲学家治国，在中国曾经实现过，而且早在汉武帝时代之前，尽管后来失落了。如《书经》中的周诰篇章所示。否则，像汉武帝这样并非贤明的皇帝怎么可能凭空创造呢？难怪直到两千年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们还记得这一事件，盛赞中国文明是哲学治国的典范。

 

 

二，过河拆桥的哲学

2. The philosophy of burning the bridge after crossing

 

中国，曾经是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意识形态帝国”，因为它不具有直接的宗教性，所以伏尔泰那帮“启蒙主义者”称它为“哲学帝国”。但其实，帝国时代的中国不同于王国时代的贵族先秦，而是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官僚─政治散沙组成的“反自然的政治动物园”，以其独有的生物链推行了间接的宗教性──“教化”！其“突出优点”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强人，即军阀出身的开国皇帝，横行霸道，包打天下，以合理外衣，扮演神明。这种帝国制度沿着心理─生理─物理等领域逐层深入，所以比前期罗马帝国的元首制〔Princeps，前30─后192年〕甚至比后期罗马帝国的君主制〔Dominus，284─476年〕更加全面、深入，得以极尽榨取之能事，利用国家的外壳，壮大皇帝自己，最后成了一只羽翼蔽目的超级乌鸦！所以，在中国最古老的意识形态中，太阳神就是只多了一条脚的乌鸦〔三足乌〕，至于它这多出来的一只脚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个黑翅膀的强人越活跃，这个帝国越萎弱；只有等这个强人〔乌鸦〕死了，帝国才缓过一口气来。结果这个半死不活的怪物利维坦，经常一治一乱，随着一只只乌鸦的生老病死而转世投胎。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善恶是非，没有千秋公论。

 

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的“理想国”本来就不可能起源于西方，而只能在“东方的智慧”中诞生！所以即使聪明智慧如柏拉图，也一定要从神权国家埃及的经验中汲取养料，完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可以说，西方思想的鼻祖柏拉图本人才是“亚细亚方式”最早的代言人。柏拉图比马克思更加聪明的地方，是这位希腊理性的儿子并不奢望改变人的本性，只是想限制人的劣根性罢了，所以他只在“治国者”中间推行共产主义。而马克思这位犹太教徒的孙子，虽然亲爹已经改宗了基督教，他却梦想人的本性是一张可以任他肆意涂改的纯洁白纸，……所以“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上面画图，最新最美的地图，好像人类只是物质，想怎么改造成什么便可以改造成什么。但人并不是物质，不是科学实验的对象，相反，人是要把物质作为自己的对象，把科学实验作为自己的工具──人拒绝沦为科学实验的工具，拒绝沦为共产主义的工具，不论共产主义如何“科学”。要知道，人性有一个秘密：人一旦被贬到了物质的水平，他就可以干任何坏事而问心无愧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经过唯物主义的改造，就可以变成超级恶魔，为了自己的贪欲，可以毫无顾忌，因为物质是不需要礼仪廉耻的。而人的文明，是建立在人格尊严上面的。例如，中国文明崇尚文治、贬黜武功，置文王、文帝于武王、武帝之上，所以古代中国有关“世界大同”的思想，比之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有关“世界帝国”的思想，更为宽宏大量，更有道德上的感召力、心理上的吸引力，因此也更“富于现代性”，更可能对未来的全球国家─全球政府的形成，产生决定意义：“世界大同”将实际消解了国家强权。

 

在中国文明崇尚文治、贬黜武功的“间接宗教”即“教化”里，宗教的等级是按照同心圆的方式安排的，所谓“中国”、“京畿”、“国”〔城市，即“口［城墙］中之或［域］”〕这些概念都和同心圆有关。根据同样的原理，宗教的祭祀也要以等级区别分头进行，例如天子可以祭天，诸侯只能祭山川，其余人等各有所祭──这是“对精神现象进行同心圆处理”，一种非常原始的制度，但保证可以减轻无序造成的社会肿瘤。

 

其优点，可使等级结构深入民心，以利于社会的治理；其缺点，妨碍了宗教情感的一致性，不利于提高政治实体的同质性。

                  

在人的精神发展上，内省 〔“向内寻求”〕其实较之研究〔“向外寻求”〕，更为重要。正如在社会整合上，意识形态比科学技术更能发挥稳定的作用。人测度外物是从自身状态出发的，这一测度就不免打上了人的印记；因而内省在创造性活动中起了决定作用。研究可以导致“发现”，但 “发明”却完全依赖内省。

 

1，在认识论上，内省派与研究派分庭抗礼，而内省派的动向引导了精神本身的深化。

 

2，在伦理学上，内省则是主要的途径，以避免人沦为道德法庭的被告并堕入功利主义道德的网罗──谭嗣同的《仁学》就曾主张用佛教式的虚无主义，冲决这一网罗。功利主义道德的危险，可能窒息道德良知，使得道德系谱坏死。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注重意识形态而不注重科学的中国社会，比较注重科学而不注重意识形态的欧洲更为稳定？

 

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出来，宣称类似于“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更多的用处了”的观念，而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哲学实际上就被取消了。康德哲学于是成了“反哲学”，宇宙论被天文学取代了，认识论被心理学取代了，逻辑学被方法论取代了，伦理学被社会学取代了……正如宗教被民俗学取代了。这样一来，欧洲社会立即陷入急速的不稳定之中。现代科学的发展摧毁了哲学，可是哲学不肯就这样死亡，于是它摇身一变，成为“意识形态”，即“无神的宗教”，在科学的攻击下变得更加专横。

 

人生是需要某种信念的，传统宗教的破绽并没有消除这一需要，这种需要如此强烈，无论如何也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满意的领域，所以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而不是作为宇宙论和认识论、逻辑学的哲学〕与宗教一样，永远不会消灭。这正如“生而知之”的智慧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那么虚妄；相反，“生而知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生存的景况。人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具有的，是基因决定的，人所能做的，其他动物常常永远不能，着难道不是先天的？生而知之，当然不是像批判成性的理论家们诬指的那样，好像是从娘胎里跳出一个成人来，或生就一个饱含后天知识与世界经验的神童──这种把先天和后天混为一谈的诡辩当然不值一驳。生而知之是指，人类生就某些特殊的潜能与天份，凭藉这种潜能与天分，经过发育，就能自然而然地透过环境达到认识。

 

“学”虽然带有勉强的意味，但毕竟是基于生而知之的能力才有所造就，生而知之的人，不需经历常人必须经过的漫长造就而完成智慧的飞跃，并非不可思议。“生而知之”既然表达了一种生存的真实，那么理论家们为什么还要攻击“先验论”呢？是别有用心的佯攻，还是以己度人的愚昧？

 

原来，本体论〔认识论〕负责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伦理学则负责指导行为的规范，两者的职能差异越大，则互补得越好。但酷爱合理化的现代人，却颇为残酷地把伦理学予以客观化，他们或则采取伦理消解主义，从而滑向“非道德主义”；或则把伦理学升格为宇宙的必然性法则，从而滑向“伪科学主义”。在这两种误导下，“事实”〔Fact〕和意见〔Opion〕被混为一谈，纳入难解难分的混乱状态，“对立统一”的变戏法就这样出炉了。 其实，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其说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不如说是以数为基础的。数及数的属性是人类认识能力的桥梁。在“研究自然”的活动中，研究者对数的依赖，与“研究自身”的活动中研究者对数的依赖，不相上下。就另层意义而言，数何尝不是万物的“本质”？这“数”是毕达哥拉斯的数，是邹衍的数，是邵雍的数，也是日常生活的数，数可谓“先验的宇宙本质”。所谓“理性”，不也是来自一种 “数数”吗？甚至来自间接的、规范化的感情数码。理性的本义，不就是在最险恶、最绝望的境况中，激励人们奋力前进？这些人，甚至是一种“对自身并不怀有善意”的存在。理性的本义，与当代书斋中手持概念逻辑的法器，口中念念有词的理性主义者的论理方式，可谓南辕北辙。

 

从实验科学的角度看，哲学的虚妄、胡思、纷乱，构成了哲学的本质、形式、功能。哲学的歧异仿佛证明了它的不真实，而歧异还与人们使用语言的随意性相关，结果同一术语表达不同观念，遂使情形更为复杂。立场的不同、利益的冲突，更使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形态”千差万别，种种解释，莫衷一是。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有勇气承认的话，哲学的歧异主要是由以下因素促成的：

 

1，自我表现的意欲；

 

2，寻求区别的野心；

 

3，统一大脑两半的偏执；

 

4，个人气质与能力包括所谓的认识形态之间的差异。

 

上述差异使人获得了哲学的万花筒，是偏执──或偏执于见解或偏执于利益，使人干出了本来干不出的那些勾当，如果人们头脑一直冷静，最后人们还不是回归到旧的墙基下：宇宙不可知、推崇信仰、功利至上、取消异端的权利等等，这就是哲学的全过程？支配上述“哲学全过程”的，即从批判他人到被他人批判，都是因为哲学家的野心实在超出自己的能力。结果哲学经常是在原地转圈，这就是职业哲学家们所说的“运动”与“进步”。

 

无论如何，分析只能以范畴来表达，就像诗情画意只能以诗画来表达：哪怕它们原先都基于深刻的直觉和洞察。但任何范畴都只是概念，任何诗画都只是语言和色彩，本身都不是事实而只是意见──所以分析沦为推理游戏，诗歌沦为文字游戏，绘画沦为色彩游戏……分析既然带上了这些局限，表达不了它所依据的复杂事实，就是难免的了。虽然借助范畴的分析，比乱点鸳鸯谱要可信得多，但“科学的分析”并非万妙灵丹，“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并不能保证判断的正确。科学毕竟是人心的产物，拿来侦探自己的主人，未免力不从心。

 

有一个“过河拆桥”的方法也许可以参考：在经过科学范畴的训练后，抛开这种游戏规则，转而求诸灵敏的直捷的感觉。这也许接近“现象学的方法”：它根据自己的眼睛去注视对象。当然这不能绝对，因为它是向一切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紧闭大门的，除非天才否则无法潜近它。根据同样的原理，人在经历哲学以后，也需要离开哲学，进入生命的领域，过河拆桥，实现完整的过程。

 

 

**三，真理就是生命与道路***

3. Truth is life and the way

 

正如所有的“历史”都是谈论以前的历史，所有的“哲学”也都是谈论以前的哲学。尽管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的现象学宣称，要撇开一切哲学原理和哲学预设，回到事物的本身去面对它，但是这一学说本身不还是一种哲学原理吗？不还是针对前人的弊病而开列的药方吗？既然是哲学，它又怎么可能脱离以前的哲学呢？又怎么可能“回到事物本身”呢？说穿了，事物并没有本身，只有它呈现给我们的面貌。既然如此，那么，以前的哲学都谈论了一些什么呢？

 

首先，它们都解释它们以前的哲学〔如哲学为何物？〕；其次，它们都阐述自己对哲学的看法〔哲学的意义何在？〕。而不是“人对世界的看法”，因为人对世界的看法是表达不出来的，人能够表达的只是观念的系统，正如人们只会写诗应和前人而无法用诗歌直接描述世界。阐述自己对哲学的看法也就是建立新的体系，树立新的坐标和“话语权力的边界”。这种周而复始的努力，事实上使哲学变成了一种相对主义的原理。

 

这样一来，哲学只是人们“概念世界”的体现，而与人们的感觉世界毫无关系〔正如诗歌、小说、戏剧其实也和它们描述的对象毫无关系一样〕，更与“实存世界”、“客观世界”并不搭界。哲学观念作为抽象过程的产物，是鉴于人性“不抽象就无法表达〔而不是无法认识〕”的特点。所以识别一个人容易，但要描述他却很难。

 

人是生物，人的认识具有生命的属性，不是机械的物质，也不是死亡的灵魂。所以哲学史表现出惊人的混乱〔即多样性〕与众说纷纭，因为生命的属性各不相同。彼拉多反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8:38〕哲学家们无法回答，所以就说“有许多真理就没有真理”。其实，按照耶稣的想法，真理很简单，就是道路和生命〔《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对他的门徒来说，真理就是基督的恩典：“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1:17〕

 

真理尚且如此，视哲学为服务于人类生存的手段和方法，大致不错。哲学不可能是目的自身。如果有人认为他所信奉的哲学是“真理”、等于“客观存在”或“至少是客观存在在人心中的反映”──只说明他因为这种哲学对他的存在和生活和行动的可能有益，而头脑发热了。

 

各种对立派别都这样自以为是，又因为各自的论据不可能确凿无疑而难以驳倒对方。这表明：

 

1，他们的需要与利益不同；

 

2，他们都不是真理的持有者；

 

3，以上不仅是人类过往历史的现象，且为人类将来命运之缩影。除非人类从生物遗传结构上根本改变。

 

具体说，各时代、各人群的生存道路，决定了他们的真理各不相同，内容却同一，那就是“道路和生命”，简单说，就是“保命的方式”。

 

从这一角度看，哲学思想者有关天─人关系的宇宙论，有关人─物的关系认识论，都产生于他们的生存意志和生存方法，因而与其有关人─人关系的伦理思考密切一体。

 

哲学有意义吗？有。哲学的意义何在？洗脑，追求生存之道。

 

哲学史上纷纭杂沓的学说、理论、解释……说明什么？沧海桑田，各有其用。尽管这些学说、理论、解释等等，既不像科学那样可以通过实验来证实，又不能像宗教那样给人亲情的慰藉与镇定，但对人们解释自己的处境有用。

 

哲学虽不是真理，也未能产生真理，但毕竟是和揭示真相〔真理的原意〕的努力相关的─那就是揭示人的生命和道路。这不仅“促进了人脑活动与本能运动的结合”，而且促进了精神进化、丰富了观念世界。

 

从“生命和道路”的意义看，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学说、理论体系都是片面的真理，或叫“有道理”──都产生于那些时代与个人的需要，而并无“独立价值”。它们的实在价值，不是帮助人们“认识真理”，而是帮助人们去生活，因为真理是无法认识而只能遵循的。例如耶稣的例子就是如此，人们无法认识他的奥秘而只能遵循他的道路：

 

“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可福音》8:33─37〕

 

什么是“体贴”〔即“遵循”〕呢？遵循某种道路〔如“体贴神的意思”〕就是提供一种帮助人去健康生活的方法。因为人是生物，不是无血肉的“自我意识”、亦非被动的“接受体”。如此，人生在世，活着是目的，认知只是其手段与方法。既然认知只是生命和道路的手段与方法，那么显然人类不可能达到纯真而客观的认识，而人能够达到的认识显然只能是某种“服务于生命和道路的认识”，结果人变成了“万物的尺度”，人在事物中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

 

“绝对”的“物自体”也就是本体、事物本身之物，是猜测的对象而不是认识的对象；因为认识的对象都必须是依赖生物的感觉而定，生物的认识甚至超越相对主义的哲学辞典──饥饿时的认识不同于饱足时的认识，更不同于餍足和恶心时的认识。生命没有“绝对”这个词，因为“绝对”概念已经超越了人的生存、行为和意义。相对主义哲学的方法就是生存第一的方法，其基本观念视矛盾、认识、运动、法则、规律、物质、精神等等为道具，视经院哲学的范畴为政工干部们的饭碗。新文法、新观念之下，“善与恶”遵循“一切都在变”的生命法则。相对主义哲学的精神，是帮助人的，而不是束缚人的，手脚与思想一致的“破除迷信”──即明确一切为生存服务，而不用观念结茧自缚。

 

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而是相对的相对主义：一切都是相对的、流动的、变化的，不断正在形成中……即使连“绝对”──“上帝”、“自在之物”、“理念”、“世界精神”、“灵魂”、“物质”、“存在”……这些“绝对称呼”本身，也都是被人们“相对使用”的。实际上没有“观念的奴隶”，因为人从来都是观念的主人，尽管许多人处于生存的压力被迫沦为“观念者的奴隶”即发号施令者的奴隶。人们透过观念在谋生，使观念及方法不再是绝对的和僵化的，并把公式融合于存在。最新的生物学和心理学，都可以证明：建设新哲学、批驳旧哲学，类似于候鸟飞行路线中的“周折”、“转变”──是顺着气流在寻找目标。

 

“哲学”还类似于“人脑中的磁铁”──是生物对于世界的方向感。它对世界的认识，在感觉中而不是在意识里实现，意识只是感觉的表达，就像情书是爱情的表达或是“伪造”──情书无法还原爱情，就像意识无法还原感觉，但感觉可以制造意识，爱情可以制造情书。不同的感觉制造了不同的意识，相似的感觉也可以制造不同的意识。

 

“人脑产生思想，诚如胆囊之产生胆汁一样自然？”哲学是方法，目的在促进生存的进步，认识是一种手段，目的在实现生命的聚焦──相对主义承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观念，为骗局。惟有破除骗局，生活品质才可以随着知识的发展而改进。所以哲学的功能归结于历史的绵延，在历史面前，无价值的哲学岂不就是有害的哲学？

 

“历史价值”的观点：对过去一切“哲学流派”的价值予以承认，与直到现在还崇尚它们完全不同。前者是明智的，后者是愚昧的，因为一切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不可刻舟求剑，况且即使侥幸捡回了剑，这剑也已经不是那剑。哲学之剑是历史与人心及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历史上某类生物如人，为求生存，在艰难进程中的创造物。这一切可成追忆的博物，但不能因为它们一度重要，就“没有它今天也活不了”。新的人，终会以自己的心情来制作自己的方法与观念，不同的意义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生命──哲学的内心是人生哲学，是根本意义的伦理学，即“精神卫生学”。

 

从历史上看，哲学革命的契机无一不是科学革命所造成的知识变化。令人信服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正如可以说服科学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看看保罗如何说服富有教养的雅典人的：

 

“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17:22─31〕

 

我们以此知道，使徒保罗是如何以雅典人所熟悉的科学知识，作为传播福音的基础。在哲学看来，“道”、“上帝”、“绝对精神”、“自然规律”，是同一概念的不同名号，这些名号适用于不同的社会条件与历史背景。

 

 

**四，哲学之轮***

4. The wheel of philosophy

 

谁能驱驶着哲学之轮，坦然走向世纪末？哲学并不能力挽狂澜，但可以减缓人的焦虑，使人以更好的竞技状态去适应这个他自己造出来的世界。所以，大凡能够安然死去的人，除了白痴，都是某种“世界观”使然。

 

哲学思辨的黄金时代，往往也是社会混乱的铁血时代，这一“黄金─铁血”的律是互为补充的。而专制制度就成了虚无主义世界观〔或“禅宗心态”〕 的孪生子。失去了的社会自由，就靠内心自由来补助。这样一来，虚无不再只是人们对浑沌的认识，而是人们对恐惧的忘怀。难怪一个人越接近死亡，就越是需要虚无主义，一个民族越是苍老，就越是善用虚无主义的辞令与逻辑来搜罗相关事实，为自己的末日寻找合理化的解释：“但愿我没有出生过”、“我现在已经死了”──这不是“哲学的消极作用”，而是沟通生死、走向未来的法门。如此，我们可对一切哲学抱有深切的同情、同感甚至同意。我们不仅理解其来由，且理解其苦衷、其希望、其功能。我们确认它们在历史中的地位，但是它们体现的只是历史的回音……而不是历史本身。

 

上述观念并非透过学习，而是透过宽容的禀赋获得。我曾在《周易》的序卦即卦象排列中找到了它的最好的表现形式，从此，研究《周易》并以易学为心建立新的哲学就不是一项文化认同上的选择，而成了一个命中注定的皈依。“时”，成了“象”的依托，正如海纳百川成了舟的依托。人就以象渡过时，以达彼岸。

 

在宇宙爆炸的超光速膨胀中，也生成并回荡着“春─夏─秋─冬”的节律。宇宙大春秋，轮回小冬夏，一切都是瞬息的，一切瞬息又都是永恒的。我们所目睹的“诞生过程”，在我们实际看到它的之前很久很久，不是就已经实际消失了吗？距离使人迟到也使人因为迟到而进入了永恒！我们捕捉了早已逝去的神秘时分。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个星系诞生时，那星系可能已经陨灭了数亿年之久──难道我们不是进入了永恒？死者的光辉仿佛逆行，列阵进入我们的视网膜。难道我们看到的仅仅是“自己的视像”？或是“那物对我们的视觉系统所实施的打击”？真的，如果没有个体意识的诞生，宇宙万物的诞生都是徒然的。

 

自然在人们身上流过，把人碾得满脸皱折、粉身碎骨。时间具有人所不解的神秘性，它绝对控制你，你却对它无可奈何。科学使人认识时间却无法使人摆脱时间，而“上帝”经常被人理解为时间的显现。人除了醉生梦死，别无选择。艺术是醉生，哲学是梦死。

 

根据人性，现代的宇宙理论如天体物理学，不得不把未来的人们驱逐到一系列新的世界观及其信仰体系的慰藉中。在新的经验、观察、理论、科学的极限外，神秘的异象还是会兴起。哪怕这仅仅是为了镇定人们的惶惑之情！正如，过去的神话与宗教洞天曾经喝止人类神经的痉挛。科学越宏大，则人们透过科学之镜而观察到的自然之象也就越宏大，人们就越是觉得自己渺小而越发恐惧、痉挛，这样人们需要从自然之象中获取的信仰就越是雄厚，而不是相反。

 

事物的滋味，不嚼碎该事物，体味不出；“认识”某物，意味着破毁该物。这就是“观察”与“理论”的关系？这就是“分析”与“总结”的后果？“牙齿”对认识的主体而言兴许是必要的工具，但对于受到认识的对象则是难逃的灾星──这里面何来“统一的客观规律”之有？

 

况且，人类每发现一个事物，马上就继承了该物与世界的关系中的所有问题，于是一个发现立刻就给人类〔而不是“类人”〕的心智添上了十个疑团！作为一种生物，人原来不以认识世界为目的，但可怜却不得不背负认识世界的重担。生存本来是骑在认识的背上的，结果认识反过来骑在生存的背上。──“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道术言语的分配过程，把浑一的世界劈裂了，于是有了必然论与偶然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执。甚至一个思想体系本身，也要被分割为“体”“用”二端，即它的精神实质和为当时当地的传播而制造的说服手段。至于什么构成“体”，什么只是“用”，又见仁见智无一定之规，要以接受者的判断为转移。由此看来，要知道一位思想家到底在说什么，真的很难！ “最客观的”大概要算作者的意图吧？但作者的意图往往并不切于读者的需要，结果作者设计的“用”，却在传播过程中莫名其妙地变为“体”：社会需要就如此创造了“体用易位”，并为理论工作者和大学教授们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然而在这样的混乱中我们看到了：不是“知识有必要服从信仰”，而是“知识一直在服从信仰”。尽管历来有两种论调在打架：一谓“知识必须服从信仰”，一谓“信仰必须服从知识”。这里孰是孰非？千古没有定论。而谢选骏则希望告诉大家：“一切的归宿都是历史，一切的鉴镜都是历史，一切标准说到底落实在历史的兴利除弊。”

 

一般说来，文明兴起必伴随新的信仰、宗教、化育而起，新的宗教常常要求知识服从自己，“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1:7〕新的信仰与知识并不矛盾，新的信仰是在科学知识的更新刺激下获得了表达形式。此前的文明没落时刻，知识已堕入黄昏的大海，新的知识如不服从信仰，就无法跟随信仰的朝阳一同升起。信仰挽回文明的没落，把毁灭与焚烧，变成播种与锄草。

 

文明扩张的力量，使信仰破灭；人民因此懂得自己的力量，就抛弃了迷信，开始了僭妄──人很难在迷信和僭妄之间保持中立、取得平衡。斯时由于社会政治上升阶段，信仰的毁灭似乎无足轻重，知识的扩张导致旧的信仰破裂，毕竟落伍的宗教已被人厌弃，新宗教又未能应运而生，故乱由此起。因此健康的文明必然在知识和信仰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尤其在文明较为脆弱的时刻甚至需要“知识服从信仰”，就像人们生病的时候需要“性趣服从医嘱”。核子武器的发明、公害的盛行都在在提醒人们注意，在病态严重的社会里，知识确实需要尊重信仰和道德。否则社会文明的崩坏迟早会反弹回来，瓦解知识的基础。

 

1，有时，“反知识”可以作为“知识的更高状态”，因为破除了偏见陋见，知识尤其是真知才脱颖而出，“真知”常常体现为“反知识”。

 

2，现有“知识结构”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知识总量的减少或毁坏，而是意味着知识的更新、新结构的酝酿。

 

3，如果上述两点可以构成一条“规律”，则个人如此，文明的结构亦然。现存结构的解体是新结构的诞生伊始，因为人们最终离不开结构。

 

如此，则新的哲学家充满“非理性精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于僵死。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流动的，不可理喻的。理性在神秘的流动面前常常是苍白无力的，既不能解释历史；复不能操纵历史。而生命所能感受的真理无非就是：唯有历史的流动之轮，方能“正确无误”地呈现自己并在呈现中解释自己，别的附注是无济于事的。

 

新的哲学不是生活的解说员，它的彖辞不是将支离破碎的生活景象说给困惑的大众听取的报告。哲学从不讲解寻常的生活，它只偏爱危机，它是危机关头的孤灯。如果说，日常生活还是受到理性的支配并充满节制的美德，但危机却不是如此；危机受到非理性的历史流动的支配，并被狂乱而连锁的举措给推动，直到送入任何人也不曾梦见过的深渊。即使有人曾经梦见悲惨的结局，也收不住奔向灾难的脚步、逃不脱自己预见的灭顶之灾，因为支配这一切的是“非理性”的，理性精神只是装饰。例如，要使人们从“非理性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就需要某种更崇高、更热烈、更固执的非理性。

 

新的哲学从来都启动于纯净意义的宗教情感，哲学家的生命就是为了追寻神明的迹象。让历史为他的诞生和死亡而欢快吧！那意味世界进程的强力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