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第三十九章 历史教的医治功能

Chapter Thirty-nine Healing Power of Historicism

 

一，病菌伴随着文明

1. Germs that come with civilization

 

二，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2.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三，历史教可以医治人类

3. How does historicism heal humanity

 

四，危机创造了历史文明

4. Historical civilizations as product of crisis

 

五，历史教与听众的悟性

5. Historicism and the resptivity of the audience

 

六，逃避神权政治的最后机会

6. The last chance to escape from theocracy

 

七，“教化哲学”向历史教的移动

7. The mutation of instructive philosophy toward historicism

 

 

历史教的前提是它认识到：“没有真正的人，只有历史的人。”“生来如此的人”和“自在自为的人”，既然都是虚妄的；一切人作为历史的产物，都是在适应历史过程中逐渐定型的。对于文明而言，“真正的民族主义”毫无独立价值，除非把它作为一个新文明爆发时所燃烧的导线，才有附加价值。新文明的创造者迟早会撑破民族的藩蓠，消除藩蓠的罪恶，使精华人物不再互相敌对。未来的全球政府，可能是神权政治的也可能是历史教的，唯独难以是商业化的。因为商业精神无法建立意识形态，而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是不能把全球各大板块有效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教可说是介于神权政治和商业精神之间的中庸之道，是宗教与科学的综合。历史教包容万有、等视一切，它指示宿命、珍视自由：理解自由也如幸福，是主观感觉而非客观存在。

 

 

一、病菌伴随着文明

1. Germs that come with civilization

 

按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戴蒙德〔Jared M Diamond，1937─〕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1997〕一书中的看法，文明的演化不得不受到地理环境的决定，不仅外星难以发生文明，就是地球上，大部分地区也不可能产生文明，除非地理环境提供了三方面条件：1、拥有大量野生植物可以驯化为农作物；2、拥有大量野生动物可以驯化为家禽家畜和宠物；3、拥有交通便利的土地，既可以保持与外界的沟通，又能避免内部僵化。甚至，与具体地理位置相关的传染病菌也与文明的命运息息相关。

 

病菌在数万年前起源于驯化的禽兽，如麻疹和肺结核最早出现于牛群，天花来自于骆驼，流感病毒起源于猪鸭，百日咳杆菌发端于猪狗，艾滋病病毒寄生在非洲猴子身上。戴蒙德归纳出，不同文明撞击或冲突时，征服者除了金属冶炼术、先进的兵器、大量驯服的动植物、东西走向或南北对峙的地貌等优势条件外，致病的微生物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们在发源地逐渐让人群获得免疫能力，却同时成为征服者无意中携带的生物武器，是导致一些文明衰落的因素之一。实际上，这种悲剧正是现代细菌战所利用的机理。当然细菌战的发动者赖以保护自己的不是自身免疫力，而是抗菌素。

 

1347到1350年间，起源于亚洲的鼠疫〔黑死病〕通过征服欧洲的蒙古军人以及航行于意大利与东方之间的商船向欧洲传播，每年三百到六百公里的扩散速度，导致欧洲两千五百万人丧生，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由此带来的恐惧，七百年以后还显灵在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的小说《鼠疫》〔1947年〕中。类似的厄运一百多年后降临在美洲印第安人头上。1495年，非洲黑奴带来的天花导致圣多明哥〔Santa Domingo〕57%到80%的印第安人死亡。1515年，三分之二的波多黎哥印第安人死于天花。“征服者”柯特兹〔Hernan Cortez，1485─1547年〕率领西班牙军队于1519年登陆阿兹特克帝国，使74%阿兹特克人死于病菌，人口从两千五百万降至六百五十万。1532年，西班牙海盗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1─1541年〕为首的百余军人征服印加帝国时，除了先进的火器、船只、马匹外，他们携带的梅毒、天花、流感病毒在几年之内，就使印加帝国95%的居民死于瘟疫。据此认为“欧洲人是美洲的瘟神”并不过分。

 

再看号称“现代黑死病”的艾滋病：其病毒分为两种：一号病毒感染了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二号病毒基本局限在非洲西部。这些病毒原先寄生在非洲猴子，后来通过一种西非地区的类人猿，“跳”入人体。1981年，第一个艾滋病例在美国出现。1980年代，艾滋病毒就随着“改革开放”的风气，通过外国病人输入中国。1989年以后中国迎来艾滋病传播的高潮，到2003年，仅中国官方统计并承认的病人数字已经突破一百万。迄今为止，全球共有三千二百万人死于艾滋病。

 

如同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细菌、病毒、霉菌等微生物与其寄生的宿主之间，也有互利并互残的复杂关系。它们从宿主获得营养，并把宿主的DNA当做它们的遗传载体；多数微生物利用宿主也让宿主受益，有时互利、双赢，多数时间与人体免疫系统保持平衡，但是当营养不足、寒冷、生活压力等因素导致身体脆弱时，均衡就会失效。

 

各种生命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时间中不断互动演化，即使是病菌，也会衍生出各种策略和新的生命形式，展示它们淋漓尽致的生存本领，有的甚至通过改变宿主的行为或机体结构，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例如狂犬病毒进入狗的唾液，让狗带有狂咬的行为症状，用狗的攻击所导致的其他动物的伤口作为自己传播的切入点；淋病、梅毒、疱疹病毒也是擅长此类行为的高手。同样，艾滋病毒在感染致病后也不立即让宿主致命，避免同归于尽而失去继续传播的机会；相反它们在长期的生存演化之后，获得了“不对称战争”的谋略，其技能就是潜伏人体，然后才对免疫系统发起致命的攻击。1996年之前，医学尚无对付艾滋病毒的手段，感染发作的病人只能面临死亡。到了2003年医学可在艾滋病毒发作的时候，用药物发起进攻并摧毁它们。但人们还是无法彻底治愈爱滋，因为病毒善于躲藏，可以很多年毫无动静地隐蔽在一些地方。如人体中的后备T细胞，平时休眠，只在紧急状况下才抽调出来增援。但艾滋病毒恰恰藏匿在这些后备T细胞里，并将自己的基因嵌入宿主的DNA上。它们隐蔽的角落还特别多，即使知道它们的藏身之地，也难以将每个角落都处理干净。

 

也许目前没有充足理由担忧疯牛病、禽流感、SARS、艾滋病的病毒足以摧毁文明，但是未来是否出现更为强大的杀手，只有天知道了。生命树上的所有枝叶，包括人类、动植物和微生物，既互存互惠，形成食物链的环节，又互相竞争吞噬。人与艾滋病毒之间的争斗，也是地球生命图谱和文明演化的组成部分。人类共同体内的国家、民族、文化和个体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利益经络。对爱滋病人以及生活于乡村的弱势群体必要的关注和救援，是文化成熟和现代群体抵御疾病中的关键一环。

 

但同时，抗生素也在损害人类健康，耐药菌的出现是人类过度使用抗生素的直接后果，而细菌产生耐药性的速度远远快于人类新药的开发速度，人类因此即将进入“后抗生素时代”、回到抗生素发现之前对细菌性感染束手无策的黑暗时代。疫苗、抗生素及医疗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一种安全的假象，而与此同时再生性传染疾病正在世界各个角落出现，某些传染性疾病又有卷土重来的势头。如目前全球已有十七亿人感染了结核杆菌，约有两千万结核病人，年新增加结核病病例八百万，死亡三百万人，高居传染病死亡人数之首。细菌性传染病的死灰复燃，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免疫系统出现故障，而这种故障的罪魁祸首可能就是很多细菌对抗生素产生了严重的耐药，有的甚至产生了多重耐药。

 

文明也有自己的“多重耐药细菌”，那就是“过度的知识所导致的焦点丧失和虚无主义以及伴随而来的生育力下降和野蛮人内住”。叔本华说，人生是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人生要不是感到痛苦就是感到无聊。痛苦和无聊这两大恶魔困扰人，而这两大恶魔又是从一个最凶恶的邪魔派生出来的：无止境的欲望。叔本华有一句话没有说透，那就是痛苦与无聊对人而言同样是恶，那么为了摆脱这同样凶恶两大敌人，就只有泯灭欲望而进入涅槃与寂灭的状态了。可是涅槃既然不是死亡，而是一种有待进入的状态，那么涅槃的存在本身就因为“有待”而破坏了自己〔涅槃〕的可能性。

 

涅槃因此沦为是超级神话、理性主义神话，涅槃之作为一种关于“解脱”的理解，无疑是不会奏效：因为努力涅槃的结果是使人更加紧张、更加难以解脱。到头来，涅槃也许可以抵御一般的精神痛苦，但却抵御不了精神痛苦的极端形式：无聊。于是，群众只能通过寻求感官刺激来摆脱无聊感的追逐，而无法通过本来就已经十分无聊的涅槃。吸毒就是涅槃的取代品。人们也把类似吸毒的感官刺激美名为“消遣”、“游戏”；有时更以“追求死亡”的形式来驱赶无聊，于是战争和其他破坏性的活动就开始了。

 

 

二、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2·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2005〕一书中，戴蒙德指出，人类文明在地球摇篮里已经生存了很长时间，如今在一种“增长的绝望情绪”之中才开始反省：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地球？享受了地球哺育的人类，有必要进入一个反哺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改变现有的文明：人类社会的应对、决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命运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这种决定性在未来的时代里只可能更强。说到底，地球和社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成败都怨不得别人，因此关键是要具备远见和避免群体决策失误，而这需要全社会认识的深化以及意见的公开讨论甚至博弈。

 

戴蒙德文明和社会为单位，以法医解剖的方式来做病理分析。他对复活节岛和格陵兰两个孤立文明的论断尤其带有死亡诊断书的味道，并带着一种隐喻的方式暗示人们：如果仍然那么愚蠢，那么这两个地方的遭遇就可能成为整个地球文明的命运。尤其复活节岛的命运，昭然若揭。

 

1772年复活节当天，探险家罗泽维恩在南太平洋发现一座小岛。他万分惊讶地找到了数百座背朝大海的石刻人像，“如房舍般高大”。罗泽维恩意识到，不管这些岛民用何种方式竖起这些雕像，他们需要重木料和坚韧的树皮来搓成绳索。但是他随即发现，这座日后以“复活节”命名的岛屿只是一块荒地，岛上找不到一棵树，灌木和杂草高不过三米。

 

复活节岛上的谜题令早期的到访者困惑不已。离它最近的陆地是两千公里外的皮特凯恩岛；而三九七座巨大石像竟然矗立在如此荒蛮而遥远的角落，人们猜测这也许是外星生物让石像从天而降的。但是如今谜题已被解答，而答案令人不寒而栗。

 

大约在公元十世纪，来自波利尼西亚的移民搭乘着木筏，满载着甘蔗、香蕉、蕃薯和鸡，还有用以食用的老鼠，于此定居。在五六百年的时间里，岛上人口增长到一万人。他们有了各自的氏族和阶级，像切蛋糕一样把这个岛划分为十二块。十二个氏族起初和平相处，直到有一天，酋长们决定以令人敬畏的石刻雕像来荣耀自己的世系。

 

基于对埃及的金字塔、英国的巨石柱群的认识，我们知道只要有巨大的木材作为辅助，搬运巨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科学家通过孢粉测试证明，复活节岛上曾有过高二十米，直径一米的智利酒松。实际上，直到人类定居岛上的早期，复活节岛一直是被高大树木和繁茂灌木覆盖着的温带森林。但是人类的到来让森林遭受了灭顶之灾。几百年间，复活节岛上的酋长们争相比较，比谁的石像更巨大更壮观。有人竖起五个平排巨像，随即有人竖了十个；有人雕出一座最高的人像，随后对手就在自家人像头上加个十二吨的大石冠。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使得我们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市场竞争，所导致的极端浪费，并不是一项专利，而是人性中的贪婪造成的，早在“史前时代”就根深蒂固了。

 

单以人力完成这么浩大的浪费工程并不简单，因为既要砍伐无数巨木当搬运工具，还得拼命伐林造田养活劳动力。岛上的石像一代大于一代，砍伐树木的速度也胜过了树木的生长速度，再加上移民时带来的老鼠以种子和幼苗为食，成片的树林开始毁灭。智利酒松大约绝迹于1440年：从火口湖的年沉积层中，已完全找不到树木花粉的踪迹。科学家对炉灶和垃圾堆中的样本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显示，大约在1640年前后，居民炉灶里的木柴已经被草本植物所取代，即便是酋长家也是如此。

 

复活节岛上的故事是太平洋地区砍伐森林最极端的例子：成片的森林就此消失，二十二种原生树木从此灭绝。缺乏燃料、野生食物资源的消失、土壤流失是最直接的后果，随之而来的是饥荒和氏族之间为争夺灌木丛的战争。没有了巨木制造的舟船，战争的幸存者再也无法远航渔猎，他们开始转向从未使用过的食物来源：人类本身！在复活节岛后期废弃物堆遗址中，人类骨骸随处可见，有些骨头被敲碎以便吸取骨髓。岛民的口头历史中至今仍充斥着人吃人的故事，而对敌人最具攻击性的辱骂莫过于：“你妈的肉塞了我的牙缝。”

 

戴蒙德的复活节岛的故事讲到最后，就像是世界末日的图景。在戴蒙德的笔下，玛雅、维京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灿烂辉煌的人类社会一一在我们眼前重现，然后轰然崩塌。他们或不敌严寒或干旱的考验，活活饿死；或为了争夺土地或食物，拔刀相见，甚至以敌人的尸体果腹；华美的宫殿、神庙最终都崩塌成一堆乱石……相比之下，复活节岛的覆亡比起任何一个史前社会更让人触目惊心。

在戴蒙德看来，复活节岛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隐喻。在全球化、国际贸易、喷气客机、互联网的推动下，地球上二百左右的国家像复活节岛上十二个氏族一样，共享着资源，又同样面临着环境的考验。今天的地球何尝不是宇宙中的孤岛？末日来临之际，谁又能独善其身？

 

曾有学生问戴蒙德：“当那些岛民砍下最后一棵树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呢？难道人能蠢到这个地步，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行为把自己推到灭绝的边缘吗？”戴蒙德的答案指出，砍掉最后一棵树的岛民并没有见过最初的森林，这种“景观失忆”是人类常犯的毛病。危机并非绅士，它不会礼貌地敲敲门，说“先生，我来了”。危机通常不声不响，徐图缓进。全球变暖是最好的例证。最近一百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温度正以年均〇．一七摄氏度的速度上升。但这只是平均数，实际情况是每年的温度在无规律地上下波动。今年升3℃，明年降2℃，后年升2℃，第四年再降1℃，如此往复，让人捉摸不定。直到几十年之后才会有人惊呼：“我小时候的感觉比现在好得多！”

实际上在我看来，人们对于环境的破坏，经常是文明的发展所不必要，因而是可以避免的。换言之，这种不必要的破坏，常常是出自过度的浪费，过度的浪费是出自虚荣，而虚荣则是出自无聊。

无聊找事干，不仅会触发恶性竞争，还是触发战争。

 

前面说过，叔本华说，人生是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人生要不是感到痛苦就是感到无聊。

 

实际上，叔本华还是缺乏创意，不过是在重复佛家的古老说教。其实对人生来说，无聊是比痛苦更为可怕的敌人：无聊代表一种最深刻、最不可消除的痛苦，当然它首先是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知道，无聊更容易使人自杀，但痛苦却较能激起人们的抵抗精神。痛苦而能使人自杀者，其背后的动因是“绝望”，绝望的底蕴依然是无聊。单纯的痛苦难以使人陷于自杀的绝境。尝试一下把无聊与痛苦分开考察：

 

1、痛苦是生命的属性，既是生命之子，也是生命之母。不仅“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痛苦”，而且“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有生命”。痛苦因此也是积极的，因此“愈高等的生命，痛苦也就愈多”。痛苦也能使人生“更加有意义”，因为是“解除痛苦”的希望给予人生以意义。

 

2、与痛苦不同，无聊并不总是和生命相联的，唯有人类尤其是具有醒觉意识的人才有突出的无聊感觉。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的生活优裕到了胖得发愁的地步，而且由于他们比动物“高了一筹”，“具有自我意识”，所以特别容易受到无聊感的侵袭。动物则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而只有种族本能，且需要不断地捕食，而免除了无聊这一苦刑，但是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也会受到人类影响，因无聊而患上神经官能症。在我看来，无聊感的消极成分多一些，正如痛苦感的积极成分多一些，无聊也容易导致生命的堕落而不是生命的亢进。

 

同样，对于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有“痛苦时代”与“无聊时代”的分别，其原因略同于上述。痛苦时代充满希望，因为具有这样一帖解毒剂，还可忍受，生命还可支撑下去。无聊时代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富庶的时代，但却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社会的“幸福”也许就是从痛苦时代向无聊时代的过渡，社会的“不幸”也许就是从无聊时代向痛苦时代的过渡。

 

痛苦是可以医治的，通过希望和时间、忍耐和等待；那么，对无聊的医治又是什么？其处方可以两个字来概括“冒险”。是的，通过寻找危险的游戏来解决无聊的问题。“精力过剩而又无处发泄者”，是危险的邻人。其实，关键不在于“精力过剩”，而在于外在压力过于松弛。医治无聊病的良方，因此就是“加强压力”。同样，对于一个社会甚至民族也是如此。当其发展已进入“无聊时代”，必有伤风败俗及秩序崩解的过程随之而至。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极其无聊因而伤风败俗的国际化环境。

 

要医治这样社会，“加强社会压力”，将是最后解决方案。这个必然反应并非哪个人的意念使之然的，而是解除无聊的“生理需要”。当今世界，不就是处于这么一个“无聊时代”吗？可以预料，随着全球经济、文化形态的进一步平衡及整合，整个世界都将继欧洲之后步入这一“无聊时代”的大门。那时，会出现什么景况呢？那时普遍的停滞将席卷整个地球。这不是上进的运动，而是堕落的运动。不是探索欲的暴动，而是解脱欲的弥漫……所以不难发现：人类文明起源于奴役制度。为什么文明一天不毁灭，奴役现象就存在一天？这是由人性决定的。因为正是社会的压力，为优秀人物的不断前进，提供了必要动力。

 

人需要压力。如果没有压力，人就会觉得无聊，很是无趣甚至烦闷而死！压力并非“坏事”，而是人生的必需品，甚至是日用品。“如意”是人的理想，但“如意”不就是压力的消失？可是试问，如果真的“如意”了，那么人如何续存？“意”是继续扩张还是归于消失？所以我们永远渴望着“如意”，但却永远也不能得到“如意”，唯独如此，我们才能继续征战。但愿征战永远不停。征战停止时就是生命终止时。只有厌世者，被压力击毁的碎片，才对压力充满恐惧，千方百计寻求逃避。其实失却了压力，一切有价值的解脱也都不复存在了。

 

即使为了文明的扩展，也请我们迎接奴役，不论多么勉强，都请为奴役“喝彩”一下！欢迎它所掀开的清晨与朝霞。因为人生的健康，要抑制无聊的感觉、医治空虚的心态，从而有效避免本该避免的恶性竞争。没有压力和压力过度，同样是有害的。

 

 

三、历史教可以医治人类

3. Historicism could heal humanity

 

有研究指出，唐朝八年“安史之乱”消灭了三千六百万人口，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二，按比例其暴烈程度相当于日本侵华战争〔五千万〕和共产国际征服中国〔八千万〕的总和；并使得华北地区脱离中央控制几乎达到六百年之久。总结一下二十世纪，全球死于战火和极权体制下的生命加起来则有数亿之众，但所有这些在现代影视画面上却少见踪影，呈现在白痴观众面前的大多是华丽的白日梦，供人逃避生活中的烦恼。更有甚者，“辫子戏”、“清宫剧”还把满洲屠夫化装成圣明君主。

 

历史教的前提是它认识到：“没有真正的人，只有历史的人。”“生来如此的人”和“自在自为的人”，其实都是虚妄；一切人“作为历史过程产物”，尽都是在适应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形的。

 

人并不是历史的主体，更不是历史的本体，相反只是历史的客体。所以决定因素是历史条件，而不是人。人只是作为历史力量的体现者和工具出场的，既然只是傀儡，那么他所能做的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尽管前者比后者多了些自我意识及自保能力。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一个人不但无法生活下去，而且也无从产生出来。人生既然充满了这种意义的被动性质：一个人奋发有为、积极主动，不也是一种被激发的结果？不也是一种被决定的状态？

 

“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对立乃是历史的常态，其和谐无间反倒是历史的变态；“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对峙，没有任何实指性，而仅只代表历史力量的消长。清醒的历史家，锐敏的哲学家，光照未来的先知先觉者，需要“多数人作为饲料”：没有背景的衬托，无法显出巨大的异象；没有对比，无法令色彩突出。“少数人”的功能不是“为多数人服务”，而是“靠多数人显相”。历史的主宰，仿佛预先注定了个人的定型，决定人们充当历史某种型号的工具和“镙丝钉”。虽然历史本身处于不断的迁化中，个人的定型并不与历史的生生之易发生冲突，历史最终是这样“解决矛盾”的：牺牲个人、“碾碎无辜的花朵”。

 

首先，个人的定型可以通过屠杀或“培养”或双管齐下，来不断进行和改变。历史可以在个人的定型过程中施加影响于他，使他适应历史的苛求；其次，当历史已有新的发展，旧的定型不再胜任其功能，新的定型就制造出来取而代之了。所以，历史的迁化与个人的定型这一对互相冲突的要素，就体现为“两代人之间的隔阂”、“父与子命运的永恒冲突”。

 

“历史是由青年推动的”，这不只是一个中文意义的“真理”，且是一个欧洲意义的“真相”：基本的历史事实即真相。历史的发展，是由新的定型来实现的。历史的发展都有影响预先透露〔预兆〕，它被年轻的、尚未定型的敏感者吸收了，据此完成自己的定型。个体的定型一旦基本完成，即以其新的结构力量作用于历史。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我曾在论述代沟的文章〔《第四代人序言》〕指出过，所谓的“阶级斗争”，及其“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这两个干儿子加起来，也远远不及“两代人之间的斗争”来得重要。“阶级斗争”偏重于破坏性，“两代人之间的斗争”却偏重于建设性；“阶级斗争”只是在败坏的历史情境下产生，而“两代人之间的斗争”则是永不间歇的。如果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无阶级社会”是怎样演变为“阶级社会”的呢？而且，如果我们对于历史有足够清晰的观察与见解，则我们就会承认：所谓“阶级斗争”也无非是“两代人之间斗争”的一个变奏曲。“阶级斗争”本身也就是一种变态的“两代人斗争”。说革命者属于“无产阶级”，远不如说革命者属于“新的一代”来得妥贴。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其核心人物及其领导层的年龄，都年轻于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及其领导层的年龄。这说明“阶级斗争”不过是“年轻阶级”要推翻“年老阶级”的新陈代谢。

 

难道“阶级”是按年龄来区分？如果不是，那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就难以解释历史上一切革命的原因了。如果阶级是按年龄来区分，那么这个“阶级斗争”就相当于“两代人斗争”的别名了。诚然，有些年轻人也会加入街垒那边的老人营垒；许多老人也会参加街垒这边年轻营垒。但是其核心的年轻与否却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比“两代人斗争”更准确的是“两种观念的斗争”。当然，新旧两种观念，正是以新旧两代人为其附着点的。不可能出现年龄较大的一方反而握有年轻人与新观念这一例外。尽管老人集团由于社会惰性而利用残余的权力来驱使青年卖命，充分体现人类历史的残忍性质，但是老人集团只代表已经霉烂的“过去”，并不代表正在生长的未来，所以对最懦弱昏庸的青年，老人也不能吸引其心，不过胁迫其身罢了……

 

我发现一个现象：一个民族、国家、集团或其他人间组织，它的发展、扩张、力量增长的速率，与其领导层的年龄成比例。统治要员的年龄愈小，则该集团的发展潜力愈大。反之，若其发展速率很小，则其必是掌握在老人要员的手里。反过来说，历史条件如果“允许”一个组织迅速扩张其力量，也必同时刷新其领导层的年龄指数；相反，如果历史条件“不允许”这个组织再行扩张，甚至要削弱它，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领导层保持高龄，如此一来，这个组织必定“落伍”、“腐朽”、“堕落”、“趋于衰亡”……

 

年轻人与新观念是不会败北的，不论它多么奇怪，甚至代表破坏倾向：因为它是未来的预兆。“一将成名万骨枯”为何受到非议？因为它经常上演。在历史过程中，为了一个巨兽的横空出世，几千万人的灭亡经常发生，并非“过于昂贵的代价”。因为，只有号称伟人的巨兽才是天命的体现者，他猛食人间烟火且专以截断巫山云雨为乐。对于必然来临的饕餮命运，哲学家无可奈何地称为“无不善”。任何民族，无论它怎样庞大，其精华人物始终不过一小撮；任何民族，无论它怎样优秀，其全部价值实系乎这一点精华。只要控制了这一小批，就控制了全体的行为；只要歼灭了这一小批，就歼灭了全体的精神。动物性的“人口数字”概念在历史文明中没有立足之地，它只蜷伏在生物学的洞穴之中。

 

对于文明而言，“真正的民族主义”毫无价值，除非把它作为一个新文明爆发时所燃烧的导线，才有利用价值。新文明的创造者迟早会撑破民族的藩蓠，消除藩蓠的罪恶，使精华人物不再互相敌对。即使一系列杰出民族的没落与毁灭，只要它们的精华人物被吸入新文明的机体，那时，他们所由诞生并藉以丰满羽翼的那些民族载体就可像药渣、蛹壳或蛇皮那样，遭到扬弃。先秦的那些国族哪里去了？但它们产生的优秀人物却遗留下来。在文明史的意义上，个人活得比民族更为久远。甚至种族也是通过个体来确认的，看看那些考古出土的化石就能理解这一点了。不要恋恋于并无自身价值的容器〔如“民族”、“国家”、“社会”或是“教派”、“种姓”、“阶级”〕，那都是过眼云烟，是低级的“类概念”。更不要对“已成敌害的对象”有所“不忍”，历史从来都只对“忍情”开放，甚至是为“心狠手辣的人”准备的。

 

历史教医治人类的方式，就是使人放弃不可能做到的“创造历史”的野心，而回到“历史本位”的实际状态下。人需要归入历史，方算得救。作为历史涌现的一滴水，人的“自我”不替回归运动设置障碍，而应主动投身作为它的助力！如若不然，人本身亦将面临危殆之境。人的自我意识在历史疑难的症结面前若无新的突破，则必衰颓，完全看不出“原地踏步”的可能。

 

“历史教”的起源，就是先用历史神话，后用历史记载，来发挥达到教化的作用。“历史教”的踪影在此可以上溯到《尚书》、《春秋》的政治设计；甚至在《周易》这等高深莫测的哲学著作和《诗经》这等优雅的艺术作品，都可以觅得历史教的印记。《大雅》和《颂》颇有系统地“讲述了历史从而创造了历史”，赋予历史以目的和宿命。《系辞》和《说卦》中的“神道设教”，已有鲜明的历史说教与“得失之鉴”，从而开辟了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资治通鉴》的作者〕的道路。

 

历史教的兴起，不仅提供一种基于历史事实而发现出来的真相，并以此后盾，来展开战略、解决现代世界的危机；这就显示，在神权政治已经衰微或尚未兴起的间隙里，惟有“历史图谱”具有催眠文明的力量，可以提供稳定全球的“冬季心理秩序”。

 

“历史观念”风靡近代，是历史教所由兴起的一个背景。但历史教并不囿于这一背景，而是综合体现了科学与宗教、历史与艺术、心理作战与史官文化。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那样的基于“三个来源”〔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杂交的“理想”；这不是对于文明过程的描述，而是对于“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功能定位。

 

历史教还是在神权政治的世俗化过程中，所兴起的替代性的心理整合架构，同时也作为文化战的大战略，风行天下。历史教不是在满是尘灰的书斋里画出的符咒，而是在生活的严酷压力下发展起来的战略观念……任何战略都须有连贯性，任何战略都不仅是平面图，而应该成为一幅逐渐展示的立体结构，并在逐渐显象中应对新的挑战：不仅面对“现在”，更要面对“未来”。战略的艺术，就在于使时间成为自己的同盟者，使时间的流逝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敌人，这要求最大限度地降低谋略中的动物本性。

 

历史教有终极的理想吗？没有。这一点《周易》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既济”卦之后是“未济”卦。历史教随历史而推移，它摧毁了一切马托邦与理想国，全球政府只是它的阶段性目标，不是它的“善”与“永恒”的范畴。它的“善”与“永恒”只是“自由”与“宿命”。真的，一个人若与宿命合拍，也就得到了真自由，真自由消除了“动与愿违”。

 

自由：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断了线的纸鸢，没有家，只有旅程，没有着陆点，只有划过的航线。旅程的线索就是历史教的核心，历史教通过人类与宿命的相合，带来真自由。历史教，把空间胜利视为时间胜利的手段，空间胜利若不以时间胜利为归宿，则必归于失败。必要时，应该牺牲空间以换取时间，历史教的重要性亦在于此：它指明空间能力必须服从时间战略……“大战略”是时间的盟友，它利用时间的残酷性……然后现出自己的空间战略，现存世界被充分的智慧所洞察和掂量。

 

 

四、危机创造了历史文明

4. Historical civilizations as product of crisis

 

“那是一个寒冷冬日的下午，远古的冰原上的夕阳，把一群佝偻的人拉成一道道长长的剪影，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征服者。在不远的将来，这群刚刚学会直立行走的人将把他们的子孙撒遍世界，并成为这个星球的王者。”这就是当代人类学家从原始遗迹中还原的历史。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人的祖先都是来自东非，他们在大约十万年前冲出了非洲。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取代当地人，占领全世界。这一理论的有力证据就是越是远离非洲，人类的基因就越是趋于单一化，这意味着进化越远。因为越是远离非洲故乡，人们经历的危机就越多：危机不仅创造了历史文明，而且创造了人类自身。

 

例如，以埃塞俄比亚为地理位置的出发点，经过测试和全球五十一个地方的距离与该地区人类的遗传多样性，具有以下比例：离埃塞俄比亚越远，遗传多样性越少，进化的程度越高。由此推论，人类在离开埃塞俄比亚后，一些基因在迁徙的路上“渐渐丢失掉了”。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和非洲距离越来越远，遗传多样性的递减程度，正好沿着人类早期迁徙的路线慢慢增大。如果人类起源于不同地区的话，就不可能有这样严格的规律。

 

各种生物都有其“灵性”，而唯独人有其日益增强的“理性〔接近“r策略”〕，这的确是人的可骄傲之处。文明的发展使人的理性日多而灵性日少，人越来越合群也越来越不自重。所以，新的课题恰恰产生于这个结合点上：如何在发展理性的同时调节“泯灭灵性的文明程序”？从而保持和发扬人类祖先的进化趋势。

 

如果人们确信来世生活，并认为此生的行善可以转化为来世的加倍投资、此生的恶行也将变为来世的百倍负债──则人们在现世的道德必大有改善。这种“量入而出”的行为规则，可以理解；而驱使另些人完善自己的演技、塑造自己的形象的，也是类似的投资心理。

 

难怪掌握他人命运的人物确信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及声誉是不可动摇的时候，他的言行就漂亮得多。而如果大权在握的某人缺乏内心的、贵族式的自信，一天到晚担心被后人否定，于是想通过预防性战争来“反修防修”，他就很容易做出悖理之事，以求不朽。这个“历史心理学”的法则，早在南北朝时就被桓温给说破了：“不能流芳百世，便要遗臭万年。” 〔“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这便是吞噬小民的巨兽们内心所奉行的生物法则，一种“极端的领袖个人主义”。这并不是危机促成的，而是生物性的贪婪。

 

社会之需要罪恶，有如个人之需要挑战。没有罪恶的社会不仅是不可能的，亦将失去生活藉以远行的动力与刺激。封闭的社会犹如罐头盒子，只能防腐却化育不了生命状态。这种社会，只是作为一种滞后的报应，一种以暴易暴的结果，偶或大行其道，因此，同样明显的是，它只是变态而不是常态。它的破坏性是可怕的，但它越可怕，就会越是彻底地消亡在历史中。因为用倒行逆施去造成一个“没有罪恶”的社会，其本身就是一项超级罪恶，且将激活更多的罪恶。这种意义的“铲除罪恶”，不仅会造成人类的种族退化，其本身也是社会退化的结果。它不仅使天才与圣徒陡然失去了改革社会的用武之地，还将促成文明本身的僵死。

 

人类历史的大转折都发生在它的危机时代；因此，危机决定着历史，危机创造了历史文明。危机的性质、力度、色彩、方向，决定历史的多重面貌。支配历史的因此不是推理程序，而是平定危机的创造精神。

 

历史可依据其处在常规中还是突破常规外，分为“有理性时代”与“无理性时代”。有理性的时代是平稳的常规时代；无理性的时代是转折的非常时代。革命时代是一种无理性时代，革命学说从来都不是“健全的”、“有理性的”，尽管它喜欢自我打扮为健康的、有理性的──那不过是一种狡猾的策略和骗人的麻醉剂。鼓动革命的是欲望，是疯狂的、不顾一切的焦灼状态──然而这不正是生命的动力吗？但这不是理性，而是本能。

 

根据同样的理由，“历史学”无法成为“客观的记述”，因为它是产自“人”这样一种有机物质。这也许是“不幸的”，所以狂热的欧洲人追求“为学术而学术”，追求“客观的历史”，追求不可能到手的猎物，因为历史记载从来都是“教化的工具”。对此中国古人毫无隐讳，公然号称“资治通鉴”。他们执行得有力，是因为理解得透切：教化作用之大莫过于“让事实说话”，即让事实骗人，历史记载之征服人心，使人不自觉就中毒麻痹：“王道之泽，万世不竭。”

 

近代欧洲为了防止宗教战争重演，总结出“政教必须分离”的游戏规则。不仅防止教会干政，也防止政府滥用宗教权力。未来的全球政府不能无视这样的历史经验，而应防止政治上的失误可能损害教会领袖的威望，结果一损俱损，使危机中的社会缺乏任何可以信赖的支撑。

 

教会领袖不可以世袭，不能把宗教事业〔哪怕是“政治宗教”而非“高级宗教”〕变成一种家庭财产，不能像日本的和尚或德国的教士那样行事。英国式的圣公会也有类似的“国教”特点，英─日这两位“岛夷先生”所代表的古生代传统值得非议。新生代的曙光将不再执著于“君主立宪”还是“虚君共和”这些风行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时髦。帝国主义列强既然已经终结，“帝国的骄傲”不再能整合世界，只有“全球政府的一视同仁”可以超越国教、提供普遍的秩序。人们所渴望的君临者，不是一家一姓的，亦非一国一族的，而是激起了星空般希望的全球融合者。

 

中国文明的结晶应该排除隐藏的怪力乱神，“历史教”可以超越并创新古代的天地崇拜，而不仅仅通过自然神教来保持生民的淳和之性。天地崇拜的核心和整个枢纽乃是人在生物圈中应有的位置。从后果来看，应该承认日本神道教比它的先师，中国的国家宗教〔天地崇拜，皇帝陛下的祭天祀地仪式〕，更能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只要观察一下日本庙宇的幽僻和中国庙宇的庄严就可一目了然。这可能不完全是佛教的影响所致。乌烟瘴气的中国庙宇不仅破坏自然，而且戕害人体。至于纯粹的天地崇拜，已经随着皇权的终结而让位给“革命纪念馆”了。这无须赘述。只要瞥上一眼日本历史即可见得，日本神道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在它发展的半途，终于允许贵族甚至庶民参与祭祀，而在先前的日本以及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类似的崇拜分散为各个家族的祖先崇拜，而祭祀天地的礼仪仅仅是君主的特权，象征着“配天”的至德。日本对中国文明的这一改革，不啻于俄罗斯对拜占庭文明的改革。

 

我听拜占庭音乐，觉得沉闷空疏，但经过英语诠释的拜占庭合唱，则要生动得多；而改革了拜占庭文明的俄罗斯人所演唱的东正教音乐，更是扣击人心。这不免使人想到：“原装”的东西有时还不及“仿造”的货色出众。这又不免使我想起了中国和日本的对比也是如此：日本制造不仅强于近代中国，而且大有超越古代中国之势。日本比中国精致细腻正如俄罗斯比拜占庭精致细腻。这不仅得力于“民族性”，而且得力于“继承性”，仿造货比原装品多了一次改进的机会，因而得以提升品质。

 

这种跨族改革具有文明移植的国际背景，正如拜占庭文明和中国文明的消亡是社会内部秩序的崩解引起了外敌入主：拜占庭亡于土耳其，中国亡于满清、日本、苏联的三连环〔苏联对中国政治的直接控制虽然只有十年左右，但文明意义上的间接统治也就是所谓“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却比满清更为深入〕。在日本的神道革命中，由于注入了人民的感情与人民的希望，并打破它“与世隔绝”的性质而突破形式主义， 愈来愈与民间宗教的仪式融合起来。

 

如果新的历史教吸取日本式改革，而超越了中国古代祭天祀地的保守传统，允许并鼓励人民参与进来，吸纳民间的创造力量不断更新自己的生命之流，从而形成全民宗教的合力，不但可以长成更为茂密的森林，而且可以避免中国文明断裂为不同层次的悲剧重演。日本的佛教正如德国的路德教一样受到政府的严密管制，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和德国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的体现。正如中国的“天子从人民中崛起”较日本熟番的“万世一系”更为成熟，中国文明也可以从“夷狄”那里学到东西。中国式的革命虽然造成社会周期性动乱，但也为“后现代社会”即“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烂熟社会”，提供了文明再生的力量。

 

任何宗教革命都是一股“野风”或自“野风”中掀起，否则文明就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被压迫者〔尤指心理上的被压迫感〕比压迫者，更加具备原创的力量，有活力、能持久的新文明，如果不遭受大地的压力，无法长成茂密的森林。压迫它的同时也是覆育它的，殊死搏斗同时也是极限训练。而到统治阶级被迫接受新的文明模式时，国教化的结果反而使得新近崛起的精神遭到败坏。如果它此前没有通过足够的压迫而积聚足够的精力、奋发的精神，如果它一开始就被统治阶级利用吹捧从而失去了那个“被压迫的地下成长期”，它的衰朽将是加倍迅速的。所以任何新文明的使徒和创造者，即使不喜欢遭到迫害，也不必害怕遭到压迫，就像一个渴望击败对手的拳击者不必害怕遭到击打的训练。新文明的建立者应该成为一个迎击迫害、爱好受苦训练的运动家。这是运动家风度而不是变态心理，因为这沉默的人格，背面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命能力。

 

什么是“历史的善”？历史的善就是平衡、协调。修、齐、治、平，就是善的一些形式与体现。善还是秩序、礼治、和平。总之，是王者的征服与整合。什么是“历史的恶”？历史的恶就是新兴的强大势力出现时，必不可免要带来的社会失衡、失调，它指示新一轮的乱世将临；而不可救药的末世，就是恶的极端形式。恶意味着矛盾、冲突、战乱、社会的精神分裂等，恶往往比善更有力，因为人性中天生有不安的因素。但奇妙的是，恶的进一步发展就再度成为善，那就是征服者的和平，如罗马的和平、秦汉的统一。

 

用恶战胜恶，即所谓“以毒攻毒”的精义在于：胜利了的毒，终于成为营养剂；胜利了的恶〔革命的力量〕终于成为善〔秩序的力量〕。反过来，善对于恶、协调对于失调，则很慢方能发挥相应的积极作用。因为善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全过程，因为世上“恶”的寿命长而“善” 的寿命短。善的可能只在于：一种不协调的恶所产生的力，抵消另一种不协调所产生的力，结果使“善”的协调状态意外达成。

 

由此可见，放大的道德哲学的“善”，在人世间其实无法独立存在；除非它只作为一种批判现实的心理状态。而以道德哲学的善去代替历史的新陈代谢，则极易滑向过激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鼓吹某种不可能兑现的永久和平与公正人性。而为了这种“共产主义新人般的人性”，生活本身却得付出昂贵得不成比例的代价。如“太平天国”和“全面专政”就是以这样的历史虚无主义，迫使中国人在两难之间进行选择：要么是接受“满洲人和日本人的中国文化”，要么是接受“本地人的夷狄文化”。不论选择哪一种，都意味着一种死亡：中国文明的毁灭。

 

 

五、历史教与听众的悟性

5. Historicism and the resptivity of the audience

 

一切表述都要依赖听众的悟性：“对牛弹琴”的即使是伯牙与师旷这样的高手，也不能使老牛翩然起舞；禽兽即使懂得音乐的节拍和旋律，也无法像人那样领悟其妙。

 

我们的传统道德哲学反对 “以暴易暴”，这在哲学上非常高明，但在历史中却难以兑现。暴与暴并不相同，岂能一概而论？历史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交锋，而越是巨大的力量，越是常与“恶”相连。在历史的领域中，“善”不能战胜“恶”，只有“恶”才能战胜 “恶”，使“善”的临在成为光辉灿烂的事业：这使历史的善恶区别于道德哲学的善恶，使工具性的善恶区别于本体性的善恶。常人无力，因而无法评判何为罪恶、何为圣洁。人们茫然于罪恶与圣洁的临界线上，把大罪模糊为圣洁，又把圣洁视作罪孽，因而在内心深处感到了无所适从的苦恼。人们不能理解“纯洁”的前提是不净，不能理解“圣洁”的前提是罪恶。不理解凡此圣品皆不是天上殿堂的贡物，只是地下苦难的小结。这些令人仰止的对象，不是被争取来的玩物，而是躲避不掉的神品。

 

不要纵任激情去影响内心的评价，除非这评价是只供杀手们聆听的战斗口号。认知应该尽量超脱以致“客观”，否则就会产生自欺的危险；而当行动之际则需要主观、果敢甚至武断，为的是在生存的角落里挺住。这是两个世界，它们可以并存于一个高贵的灵魂内，但不该彼此干扰，更不应互相取代。

 

历史教的首要任务在于帮助稳定礼制的天下统治，通过给人灌注浸透了颜料的历史事实〔而不仅仅是说教〕：使人们对于现存秩序生出一种本能的敬畏来，一种不教而能的崇敬。

 

鸟兽不可与同群，没有什么比激动的群众更加具有破坏力量。看看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前后的群众态度：今天如此，明天就变到九霄云外了，真是“民意如流水”。请不要把流水当作可靠的标准，尽管海平面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历史跌宕的平均，才是海平面，所以治理旱涝的方式不是信任洪水，而是通过海平面概念来管制洪水，好像专制主义者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组织，把群众力量纳为自己的权力基础。

 

反抗专制的人说拿破仑只知模仿而不会创造，实是执政者的一大弊害；但共和主义者们充满希望的预言“当人民起来的时候，卖国贼们将人头落地”，也并没有实现。人有言：“政治学而无历史，是为无根；历史学而无政治，是为无果。”这多少道出了政治学、历史学与政治、历史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政治学者不懂政治，历史学者不懂历史，几乎是韩非和马基雅维利以来的一个定律。虽然人的一切经验都可升格为哲学，并由历史学来总结；但政治的得失、历史的起伏，常被不可理喻的命运所主宰，使得一切学问都无施展余地。人的行事虽受观念与心理的框架，但却被欲望引导，而学术的作用究竟何在，人自己也阐释不清。

 

奉天承运的鼎革天命者，不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这就是说，不认为“一切都仅仅是一笔交易”。因为在商业主义彼岸的中国文明看来，除了交易，世上还有更可贵的因而是不可让度的东西。秦皇“统一了中国”，于是便制造了新的度、量、衡。而原先，各个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是奉行自己的传统尺度的。由此看来，“客观标准”不过是超级强权的意志。甚至连“秦皇统一了中国”本身，也不过是事后的追认，甚至是倒叙，原来本没有那个“中国”，又何来统一之说？何况秦王本非中原人氏，就像马其顿人亚历山大不是希腊人一样。然而，在创造性的中国概念下，灭六国的残暴变成了祖国统一的仁义，霸道变成了皇道。

 

现代世界，也正在创造自己的度、量、衡。被卷入现代文明漩涡的种种事物，都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速膨胀，其特点不仅是“变了形”，而且是“失了味”，即失去自己的传统形态、风格与特性。化肥使植物快速生长并失去自己的味，混合饲料则使动物沦入疯牛恶道。现代的教育与训练，给人的灵魂与肉体带来的也正是极端变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健将们也像动物一样被喂以激素；好像越体面的人就以越快的速度成为非人。因此做超人是危险的：其负面就不再是人，而是异类禽兽甚至畸形怪胎。“异化” 的观念已经无法解释“异类”的现实了。

 

现代中国因为被欧洲海陆两方的钳形攻势所击败，其中一翼是俄国，一翼是海洋诸国；后来一翼改称社会主义，一翼改称资本主义。溃不成军的中国因此比欧洲更为败坏。欧洲的败坏是内生的，而现代中国的败坏还要加上手忙脚乱、追赶欧洲时髦的闹剧。当今的“中国人”把创造看做“赔本的买卖”，“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以中国日渐衰弱。中国的精神与中国的肉体不再互相支持。

 

没有机械革命、电子技术，就没有全球政府的可能。而在机械革命之先，中国曾是版图最大、文化最复杂、人口最多的政治板块。现在，各种交通工具以及电报电话电影电视电脑等等已把世界缩小了许多倍，使得天下秩序已经展现一片坦途，至少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了。

 

历史教的使命是促进异化：从无机世界到人与文明，构成了异化半圆；从人与文明向无机世界的汇归，构成异化的另外半圆。合起来的整圆就是历史。促进后一个半圆，并不是邪恶，而是由人到自然的回归。前一个半圆要靠后一个半圆显现出来，生命通过死亡而获得意义。

 

现代人鹦鹉学舌，非议“异化”，好像这有损于人的品格，其实异化才是文明正常的汇归：人不能要求圆规自动停止在半圆处，圆规既然转到了半圆上，就会更加自然地转完一圈……有人说人的侵害性与死本能是天生的，而不是正常欲望被堵塞而发生的变态反应。对正常欲望的压制会加强人的侵害性和死本能，战争、破坏、寻衅等现象出来了，使之变成人格的旋律和基调；但侵害性与死本能自身却是与生俱来，深深地埋在人性的渊底。其实所谓侵害性和死本能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强有力的贪欲和扩张力量。实地考察下来，侵害性与死本能，比之恻隐之心与生本能更加体现了人性中桀骜不逊的一面。所以一个人在发怒时，比平静时，可以焕发更大的精力。而发怒却总要带来侵害性并激发死本能的……如果留意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多数惊人事业和耀煌成就，都是由侵害性和死本能予以成就的，而不是由恻隐之心与生本能完成的。所谓恶比善更有力，恶所成就者较诸善所成就者，实为多多矣。人体的生命力与他事实上的侵害性，成正比，所以历史教认可侵害性与死本能为生命的创造能力。

 

历史教是青春的宗教，它不是孝敬老人的供品，青年活脱脱的生命是用来自我消费的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未来的历史就是青年的历史。青年的动向就是历史动向。非历史的保守主义者敌视青年的新奇、压制青年的创造精神；但青年的宗教并不否定老人或过去的一切，它只想继续前进罢了。愿它包容一切人类精神所曾涌溢过的晶莹，愿它无声但激动的海洋中升起神秘的旋律。

 

历史教反对盲目的破坏和一味的征服，而冬季般的安详提供精神创造的另类形式。死本能其实是生本能的收藏，正如历史教是文明成熟的表现，它拒绝了苟且偷生，而尊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至理名言。在这安心求死的升华中，一个新的生命比一个旧的生命更值得珍惜。对这样的心灵，痛苦不成其为痛苦，可怕的灾祸都成为淡淡的祝福……

 

历史教的施化，可能遭到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及其他品种繁多之“科学家”营垒的异议，这是因为：1、不可与曲士谈论至道；2、既得利益的麻醉剂作用使人堕落。曲士的学识愈多，则愈是害于至道，这是自明的。同样，既得利益愈多则受益者就愈是麻痹、衰落、近于死灭，这也是自明的。现象都有其背面，而“一切”仅是我们的经验触摸过的“正面”，“背面”却是人的感觉无法触摸的，人们只能猜测、梦想、企图“透视”它……

 

单向的个人主义的精神，历史性的衰落，它现在产生的多是弊端，早已伤害了自己继续存在的基础，不再由于它的历史贡献而继续滋长了……对现代中国，单向的个人主义构成了双重的灾难：一方面，它确实瓦解了中国社会的结构、腐蚀了中国文明中善良的一面；另方面，个人主义精神堕地腐败之际，它的腐蚀使现代中国感染了大量外来病毒……有人说这双重不幸预示中国未来的坎坷。我们则愿双重的灾成为双重的福，双重的苦难开出双重的花；新的文明核心，不是欧洲传统的个人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而是两者的中和。

 

“历史教”是史官文明在现代世界的延伸，是一个新名词但不是一个新范畴。另方面，对历史的信仰，建立在历史的人格化之上，已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世界潮流的共识。历史崇拜并不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也不怀有超自然的希望；但它深信人的行为将是人自身命运的关键，在这一点上现代政治学与古代《书经》完全一致，而大大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古代经典。那些经典可以构成神权政治的基础，但不足以构成世俗政治的基础。

 

意志自由、好自为之等人本主义观念，是《书经》也是中国文明的出发点，而不是主导神权政治的“神意”。在中国文明里，天意、天命相当于欧洲人所谓的命运、必然，而不同于人格化的上帝。总之，历史教是中国史官文明传统与欧洲世俗文明现状的共通意识；所以宋明理学透过耶稣会等传教士的翻译介绍，可以影响欧洲的启蒙运动。面对类似古代中国国家宗教那样的“理性宗教”遗产，将来的全球政府可以选择：是继续让它保留为一种至上礼仪呢，还是使之成为全民的信仰？抑或有一条中间道路可以通达：在保留独特祭祀的同时，也将教义广传，使全民感受其泽。从更高的意义上，将政治仪式的宗教，化为敬爱自然的人间宗教，敦促人们珍惜自己居住的唯一星球。

 

 

六、逃避神权政治的最后机会

6. The last chance to escape from theocracy

 

前面说过，威廉·法耶的《殖民欧洲》指出了回教神权政治对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威胁。因为回教不只是一个像现代基督教那样的“信仰”，而是一个要求扩展的“教族”，是神权政治的温床。例如回教在欧洲的计划，正如《可兰》上说的，就是征服欧洲。

 

在另外一个方面，美国政治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1940－〕的新著《美国神权：21世纪的极端宗教、石油和债务政治及危险》〔American Theocracy，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则认为美国人的“世界末日情结”，致美国社会神权势力的抬头。菲利普斯以《末世迷踪》〔Left Behind〕系列宗教幻想小说在美国的畅销来说明美国的宗教狂热。该系列自1995年8月问世以来，已经出了十多集，销量达6,000万册，被书商誉为自《圣经》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书籍。该书以《圣经.启示录》 预言的世界末日为背景，描述了在世界末日来临时，善与恶、基督与魔鬼──也就是“敌基督”〔Antichrist〕 的战斗。不无巧合的是，在该书的第一集中，所谓的“敌基督”的化身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反映了美国人对联合国的不信任态度。

 

很多外国人可能会将《末世迷踪》这样的书当成《天方夜谭》来看，但美国人则不然。2004年12月《新闻周刊》的民意调查表明，有55%的美国人、83%的福音派基督徒认为，《圣经》是历史的真实记述；61%的人确信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CNN和《时代》周刊在2002年的民意调查也证明，有59%的基督教徒，77%的福音派教徒相信《圣经·启示录》中预言的事会发生；《新闻周刊》1999年10月的民意调查表明，有71%的福音派基督教徒相信，世界会在基督和反基督的末日之战中灭亡。很多美国人相信即便世界末日不会真的到来，也很可能导致美国的没落。有这么深厚的群众基础，难怪《末世迷踪》会在美国如此畅销。

 

菲利普斯认为，随着保守派基督教在美国共和党内势力的扩大，现在共和党已经变成了美国第一个宗教政党，可以媲美回教原教旨主义政党。而布什作为这个宗教政党的政治发言人，经常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比如，在2004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时，布什就曾经说过：“我确信我是上帝的传声筒，否则，我就没法工作。”除了布什，共和党中的许多大佬都有类似的言论：众议院前共和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和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霍夫〔James Inhofe〕都认为《圣经》里有他们所要寻找的所有答案。

 

在《美国神权》中，菲利普斯举了许多例证，证明美国神学已经代替逻辑，神权政治不再是一种思潮，而是已经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和政府行为。甚至共和党议员克里斯托弗.谢斯〔Christopher Shays〕也在2005年3月23日的《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指出，林肯的共和党现在已经变成了神权政治的政党。《美国神权》是菲利普斯的第十三本专著。菲利普斯过去对美国政治的分析和预测是十分准确的。在他1969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共和党多数浮现》〔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中，他正确地预测到今日共和党壮大并主导美国政治，保守势利在美国升温的事实。1993年《纽约时报》载文指出，“在过去25年中，菲利普斯对美国政治走向的分析和预测，首屈一指。”

 

神权政治如何成为美国的掘墓人？菲利普斯在书中语焉不详，只是认为美国现在以宗教的热诚在海外推广民主与自由，战线拉得太长，有可能会拖垮美军。他继承和拓展了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在《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的论点，认为美国现在的社会状况和全盛时期的罗马、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历史强权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美国也可能乐极生悲。

 

看了上述法国人与美国人的想法，我们有何评论呢？

 

在我看来，如果说神明是英雄崇拜的延伸，那么神权政治就是历史教的延伸。神权政治，是在历史教失败之后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所以，我看不出地球的某个角落里首先实现神权国家的可能，就像一国之内终究无法首先建立共产主义。“一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闹剧虽然绵延了七十年之久，毕竟一败涂地，因为那只是梅毒缠身的列宁同志绝望中捏造出来的“科学理论”，是俾斯麦主义的拙劣翻版，出了更加竭泽而渔外，毫无新意。这倒不是因为苏联这个伪神权国家的苏维埃制度遭到国境以外的敌对势力的破坏〔心理上或物理上的〕；而是说它本身就不奉行社会主义的“限制产能”，而是遵循原始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大产能，所以苏维埃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个精心的骗局：所谓“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制度加电气化”的指导方针表明，苏维埃制度不是被资主义打败的，而是它自身就是一种疯狂病态的资本主义。

 

为什么神权政治只能在全球范围实现，而不能在一个区域内首先实现？道理很简单，神权政治的出现是文明普遍衰落的结果。其功能在于，从毁灭的阴影下与衰退的余烬中，拾取文化的因子，将之铸造在宗教与信仰中，以此种办法保存它……“普遍衰落”乃是“社会平衡”的同义语，哪里出现了平衡，哪里就发生了衰落现象；哪里开始了衰退的进程，哪里就日趋平衡、相安无事了……而这种平衡、衰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一个社会并不是在骚乱和革命发生时才趋于衰落的，而是在这以前很久的“承平”时代就开始衰落了：承平就是衰落。而饱和的、衰落了的社会，才可以实行社会主义。而像近代的俄国和中国这样的饥饿国家，根本是产能不足而不是产能过剩，如何实行社会主义呢？

 

神权政治既然具有此等性质，而现代世界又愈来愈紧密地结为一体，所以不等到全球各种力量的分布都趋于平衡均匀的时候，神权政治的阴影是难以成功覆盖各个地区和所有国家的；而它一旦覆盖之后，就必然具有全球性质。它首先现身地球的某一角落，但不会长期囿守此一角落，即将迅速席卷，并把整个世界置于控制之下……

 

衰落时代施行的“控制”，就好像对病人实行的医治。为防止最后一点文化因子也被毁灭殆尽，为保存文化种子以待下一次“春天”：“控制恶”就具备了“善的本质”。许多文明因子铸造在神权政治的结构里，甚至铸造在历史教的信仰中，值得庆幸，这是作为“种子”而不是作为“标本”，保存下来的。历史家们悲叹“僵化”，但这不是创造与发展的季节，而是保存与待变的时令……庄周所说的“大年”：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在现代天文学及气象学上得到了验证；且在文明史的领域里周期显现。神权政治就是“人类文明的过冬装置”，出现在肃杀遍野的秋季。这个过冬装置，尽管事实上冻结了一切创造精神，但它自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仿佛过于巨大的树干把其余草木都荫蔽窒息了，可是这颗大树并不是死的，虽然它的叶子凋零殆尽。

 

未来的全球政府，可能是神权政治的也可能是历史教的，唯独难以是商业化的。因为商业精神无法建立意识形态，而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是不能把全球各大板块有效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教可说是介于神权政治和商业精神之间的中庸之道，是宗教与科学的综合。历史教包容万有、等视一切，它指示宿命、珍视自由，理解自由也如幸福，是主观感觉而非客观存在。

 

历史教有必要成为超越神学。它理解必然性之虚妄，偶然因素等于神明的旨意：偶然因素在人类能够把握的范围之外展现。

 

必然性认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事非定数，任何主动、自由、觉醒都是假象，是另一意义与形式的被动、奴役、束缚、昏迷、沉溺，是被决定的、预先安排好的，一如基因的配置在受孕之初就决定了胎儿直到生老病死的众多属性。

 

偶然性则愿意为疲乏倦怠以致灰心绝望的人们带来真自由，那种作为继承人而不是受雇者的笃定和沉稳，纳入历史的白热光流中……

 

必然性宿命的信仰，是不可证明的；偶然性创造的自由，是无法毁灭的。正因为世界是不可知的，所以我们相信偶然性的存在，并确信必然性宿命的信念，直接导致目的论的奴役。

 

历史教试图给人类一个逃避神权政治的最后机会。

 

不论人格化的上帝抑或非人格化的上帝，常和大众的父亲崇拜、英雄崇拜混为一谈，在历史教之中，取代了父亲之人格地位的，仅仅是光。光显明了普遍压抑及其各类分化形式；各类反压抑在流动中才主宰一切，并决定了一切变化的形式。

 

光─乾元─普遍天子，是对普遍压抑的无所不在的抵抗形式。光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宛如核子反应，塑造未来、化合世界，是历史教的不朽源泉。历史教归结为对于光所创造的历史的尊敬。上帝、天子，都是作为光的现身也仅仅作为光的可见的形式受到理解。历史教的内在核心，是在幕后推动历史走向反面的最高象征，也是历史的真正塑造者、化合者。没有光的摧毁，就没有未来的历史，正是在历史的死寂中，天子的基因出现了。

 

历史教指出人类的动物性处境必须改变，否则人类也像动物一样，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得到超度。动物生活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处境，然而既然来了就没有理由感到绝望：人类是保有天子基因的生命，是仰赖精神的光合作用的生命。每当社会陷入瓦解的时代，也就是天子应运而出的良辰。天子基因为一切伤害、损失、苦难，提供绰绰有余的补偿，并使社会灾难成为文明启动、天神降临的跑道……天子是历史的路标和命运的人格化。在天子的基因中，集中了历史的奥蕴和秘藏，犹如人自身集中了信息的奥蕴和秘藏。因此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让自己成为天子”。这不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庸俗野心，而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进取精神。命运赋予自我意识给人类，并不要人类与世界断裂，造成分裂割据的对峙惨状如欧洲，而是使人类自觉地克己复礼，发挥更高的返朴归真如中国。

 

将自我溶解于历史中，将人格化合在神格里，生命汇归太极的辐射……因为他最终认识到了：自我是负累，有了我才有了苦难和不幸，我这个字实为人间一切祸害的起源。宇宙间最毒最剧烈的压抑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我”；一切社会丑恶都是来自我丑恶的外射，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相反。

 

一个真正的开端。克己复礼。不是遁词，不是遥远的神庙、战败者的托庇，而是省却烦恼和琐碎。懂得这个起码的道理，不再舍本逐末、扬汤止沸甚至还饮鸩止渴。不再以毒攻毒现代的苦恼，不断强化个人精神以图自保；因为那只是让世界陷入进一步的灾难中。

 

神权政治不是历史教的终极指向，而是历史教失效之后的替代物。人们在创造的时候，总是先从日常经验着手，只有当经验失效之后，才转向神秘主义。只有前所未有的危机，才促使历史上兴起第一形式的神权政治。世界范围的神秘主义，肯定是在历史教的作用丧失殆尽之后。世界统一秩序的维系，不得不仰赖于一个充满神威的领袖，他不必参与直接统治，却对天下兴亡负有责任，“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精神领袖不等于“精神创造者”〔天子〕，但毕竟不是世俗统治权的代表。他故意避开世俗政治，以使自己的秩序可以长久。他监督世俗统治权，他知道精神领袖的道德威望所以会衰亡，是源于世俗权益的贪得无餍。精神领袖一旦卷入世俗斗争，必蹈危亡，他只应充当仲裁者：如不嗜好权力，必能长葆权力；如不贪得尊荣，必能永葆尊荣。只有精神领袖，才能维护世界秩序。

 

任何高明的战略，若无令人昏迷的宗教作为其源泉力量，终究不能完成令人惊异的事业。只有当战略作为宗教观念的一种手段及外在形式時，才强而有力，难以击破，可以产生久远而深切的影响。历史教作为神权政治以外的战略选项，既能提供行为规范，又能保存人的活力。它的出现基于心灵深处的宗教需要，也基于世俗社会的实际生活。世俗经验和历史意识，促成历史教的玄学基础不是宇宙论及认识论，而是历史学及心理学，以此开出世界历史的新局。

 

 

七、“教化哲学”向历史教的移动

7. The mutation of instructive philosophy toward historicism

 

中国文明的要素，现今其实已经深入西方社会的核心。例如美国哲学教授罗蒂〔Richard Rorty，1931─〕等人的工作，就体现了这一深入：“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即“自然之镜的哲学”〕的信任。”〔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西方哲学以往的认识论认为，心灵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准确地反映外部实在；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表象，其中有些是准确的，有些是不准确的，但如果没有这面镜子，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哲学家的工作就是通过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以柏拉图的视觉隐喻的知识论为蓝本，通过“看”、“型”〔Idea，“理念”〕去再现“实在的表象”。

 

到近代笛卡尔的“镜式”，认识论转向以内心为基础，表象存在于“心”中；心〔心灵〕是一面映照外在世界的“内在的镜子”，认识通过心灵获得表象，可以说笛卡尔“镜式”的认识论使柏拉图“心理化”〔Mentality〕。从康德开始，哲学的核心是知识论，直至近代哲学专门化，把哲学夸大成为各门科学的基础。这种看法可追溯到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但直到康德才达到自觉的程度，他把哲学形而上学看成是科学的“皇后”；同时他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使“人的科学”从经验的水平上升为先验水平。康德通过以认识论的中心问题确认在两类不同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形式”与“质料”的关系〕，通过认识论与“限制知识给信仰留地盘”的道德联系起来，迈进道德形而上学领域。所以传统知识论的哲学，到了康德完成了完整的形式。可以说，康德哲学是“自然之镜”哲学的典型形式。

 

康德以后，哲学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以罗素为代表的英美的分析哲学。罗蒂认为，分析哲学“是另一种康德哲学”，这种哲学的主要标志是把“再现关系”看成是语言的而非心理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它达到了更加精确的表象。另一个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现象学，通过本质直观和先验还原的方法，获得“纯粹意识”即最精确的表象。因此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1979年〕一书的“导论”中写道：“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

 

“自然之镜”哲学既然终结，则需代之以中国式的“教化哲学”。罗蒂指出：“教化”〔Edification〕一词“代表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富成效的说话方式的这种构想。”〔同上〕教化哲学的企图，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与异国的文化之间，或在科学之间进行联系的解释学活动。教化性的话语不是建设性的，而应当是反常的、破坏性的；它借助异常力量使我们脱离旧我，帮助我们成为新人。这构成“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即所谓“后哲学文化”理论，其特征是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宣告了始于柏拉图、由近代笛卡尔开创的、经过洛克与康德到罗素与胡塞尔“以认识论为主导、以奠定知识为基础”的哲学之终结。

 

教化哲学反对“可通约”〔Commensurable〕哲学，提倡“不可通约”的阐释活动。而“可通约”却是西方传统的基础，因为要建立一门认识论，必须在谈话中满足彼此的合理性，必须与他人达成协议，找到与他人共同基础的最大值。而且，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必须有一个“逻各斯”〔Logos〕，而逻各斯只能由通约性的方法所给予。由通约性纳入到“真正知识”概念中，就排斥了趣味的或意见的这类问题的讨论，凡是不能被通约的东西都被列为“主观的”。

 

教化哲学或曰“后哲学文化”解释“相对主义”一词，一是“一切信念都是一样的”；二是“‘真’是多义的”。实用主义者是“亲和性”的倡导者，把客观性归结为亲和性，认为人类研究只有伦理基础，而不需要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根据这种看法，人类的研究“是不断地重组信念之网的问题”，不存在使标准永远不变的问题。而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却把理性看作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认为每种文化都具备某种不容挑战的“公理”、“必然真理”，结果阻碍了文化间的交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话，而是靠武力征服。

 

罗蒂终于认识到了西方的真理一贯忽视的东西：话语并不指称世界而是指称其他话语；人的历史性质使得人的真理不可能是客观的。相反，强行主张真理的客观性会封闭真理的发展。罗蒂还正确地指出，世界是否如此这般地“存在”和人们是否能“正确认识”世界，是语言学问题，而无关“真理的客观性”。世界如此这般地“存在”是人们的现存状态决定的，不论日常语言、科学语言、文学语言，都是对世界的主观抽象，无关客观世界。话语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具有不同的指称和含义，这就瓦解了“真理的客观性”：既然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的语言形式来描述的，那就不可能有关于世界的真实的因而是唯一的描述。

 

如果真理是客观的，它就不能是历史的，如果真理是历史的，它就不能是客观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真理”的真理，是伪真理，其中一个并不比另一个更真实。况且每个时代并不只有一个真理，而是有不同的真理，因而就没有真理。除非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样用暴力和洗脑来“灌输真理”。而强调真理有赖于人的认识，即强调真理的历史性，是西方现代哲学在强调语言作用之外的另一大特点。人们清楚看到真理的社会历史性特征，因而一致反对有关绝对真理的假说。现代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也对这种观点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罗蒂看来，讲客观上的真，就等于讲永久意义的真、超越时空限制的真，有了这样的真，真理还怎样发展？罗蒂说，在这样的客观性面前，“人类的价值在于认识真理，而人类德行则是被证明了的信念。这种情况令人惊恐。因为它消除了世界上还有新事物的可能，消除了诗意的而非仅只是思考的人类生活的可能。”〔《哲学与自然之镜》〕罗蒂不赞同这种意义的客观性，而赞同另一种意义的“客观性”，即一致性。他说：“如果我们只为追求一致性的愿望所推动，把追求客观性的愿望完全抛在一边，那么我们就会把人类进步看作是使人去做那些更有益的事情并使人成为更有益的人的一种可能，而不是看作朝向某种预先就为人性安排好了的某个地点的迈进。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创造而不是去发现的形象，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用来称赞诗人的形象，而不是希腊人用来称赞数学家的形象。”〔同上〕这样，把传统意义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修正为“一致性”与“不一致性”或“正常话语”与“反常话语”的区别，正是“教化哲学”的特点。

 

传统哲学追逐并宣称获得了客观意义的真，结果使人失去了自由，成了真正的客体。因为，如果一切都是由客观性决定的，那么人们除了做这种客观性的奴隶以外，还有什么出路呢？“教化哲学”则不然。它既不追逐也不宣称获得这种客观意义的真，相反，它要破坏这种传统的真的信念，使人对自身的能力、自身的价值有一个正确认识。但罗蒂认为，这并非降低了人的能动性，而恰恰是为人的能动性开辟了地盘。他说：“教化哲学家想为诗人可能产生的惊异感敞开地盘，这种惊异感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存在某种新东西，它不是已然存在物的准确再现，人们〔至少暂时〕既不能说明它，也很难描述它。”〔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M].Crossroad New York,1975.432.〕

 

在我们看来，“教化哲学”的兴起，无异于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标志着由科学意识向历史意识即教化意识的过渡，已经开始。而老的启蒙运动，则是由人文主义时代向科学主义时代的过渡即客观历史的兴起，那是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的“中国化过程”，正在地表以下悄悄发生，离开萌芽破土的日子已经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