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四部 中国模式

Part IV Chinese Model

 

第四十章 历史教的命运 

Chapter Forty Fate of Historicism

 

一，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1.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dictable

 

二，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异同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y,eth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三，用历史教的眼光审视当代

3. Assessment of the modern era in light of historicism

 

四，罗马帝国如何运用历史教

4. How did the Roman Empire utilize historicism

 

五，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5. The dead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六，历史教的战略核心

6. The strategic core of historicism

 

 

欧洲文明造成的“自然危机”如：能源危机、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不仅打击了传统工业文明，而且危害人类的未来，这就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抉择和创造、开辟新的文明。否则人类无法从目前的重大灾难里脱身。新文明产生后并非完全消灭了旧文明，而是消化、吸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食物，新文明不会终止工业活动，而欧洲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变也不仅是技术形态的革命。与新文明同时兴起的全球化过程，很有可能推动工业文明持续发展，因为多数国家尚未工业化或完全工业化。在多数地区日益工业化、地球资源也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可以取代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是“生态文明”。

 

 

一，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1.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 is unpredictable

 

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南部的印度河右岸，有座半圆形的远古佛塔废墟，濒临一望无际的信德沙漠，一片荒芜，当地人称为“死人之丘”。1922年，几名勘察队员偶然来到这里，在佛塔的废墟里找到了几块刻着动物图形和无解文字的石制印章，几十年过去，终于发现这是一座重要的古代废墟：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当地土语意为“死人之丘”〕。根据碳14测定，其存在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间，虽然历史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但影响范围不小。在距它几百英里外的北方，也发现了布局相同的城市和规格一致的造房用砖。

 

摩亨佐·达罗城最早是一些小村，后来各村扩大，渐渐连在一起，形成城市。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并用棉花织布的地方之一，创造了结构独特的文字，发明了度量衡方法，建立了发达的城市经济，和其他文明进行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根据碳14测定，其存在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间。全城面积八平方公里，有高大的城墙和宽阔的街道，当时居民大约有三四万人。城里街道十分整齐，房屋排列得井井有条，街道大都是东西和南北的直路，主要街宽达十米，下有排水道，用拱形砖砌成。建筑物用火砖造成，五千年前留下来的断垣残墙依然高达七米半。

 

全城分为西面的上城和东面的下城，上城居住宗教祭司和城市首领，四周有城墙和壕沟，城墙上筑有瞭望楼和高塔、带走廊的庭院、有柱子的厅以及著名的大浴池。浴池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由烧砖砌成，地表和墙面均以石膏填缝，再盖上沥青，滴水不漏。大浴池呈长方形，浴池南北两端各有阶梯，一条一人高的排水沟可把废水排出浴池。澡堂和一个房间里有一口椭圆形水井，大概是给浴池供水的。浴池底部和四周的砖块都用石膏灰浆砌合，外面涂上一层沥青，然后再砌一层砖块，以防漏水。浴池北面有一连串小浴室。每个浴室里有一个放置水罐的高平台，看来是作热水浴之用的。此外，还有作为其他用途的一些房间。这座大澡堂是摩亨佐·达罗人高度重视清洁卫生的标志，也可能是举行宗教仪式所用，不禁使人想起印度人喜欢到“圣河”沐浴的传统。

 

和上城相比，下城设置比较简陋，房檐低矮，布局也不规整，可能是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居住之地。在上城的住房中间，最突出的是一幢包括许多间大厅和一个储存库的建筑物，可能是国王或首领的住处。另有两层房屋，下层是厨房、洗澡间，上层是卧室，属于富人的住宅。居民住宅多为两层楼房，临街一面不开窗户，以避免灰尘和噪音。城市整个被分为好几个部分，包括一座位于高处的“城堡”和地势较低的城区。一条宽阔的大马路自北向南纵贯城市，每隔几米就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街与之成直角相交。

 

此外，还有小巷组成的不规则的路网与小街相连，住宅房屋的墙壁很厚，表明至少是两层楼房，大多数为多间建筑，有些房子很大，包括几套院落，有些则是简陋的单间房屋。房屋是用烧制的砖块建成的，砌砖的精细程度几乎无法再提高了。大多数住宅的底楼正对马路的一面均为毛坯，没有窗户，这种旨在防止恶劣天气、噪音、异味、邻人骚扰和强盗入侵的城市习俗，至今仍为中亚细亚地区的许多地方遵行。通常房屋正门位于后面的小巷，对着一个宽敞的门厅，向前是一个院落，房屋的采光、通风十分良好，几乎每户人家都有沐浴平台、许多家庭还有厕所，城中还有一个范围广大的排水系统将多余的水带走。住宅大多于中心地方设置庭院，四周设居室，居民生活安详舒适。不过没有发现或证明哪座建筑是宫殿或神庙。

 

古城里发现过一些带有装饰品的小型裸体人像，据推测是吉祥象征物。古城里的大多数住宅都有水井和整洁的浴室，大小住宅多在外墙里面装有专用的垃圾滑运道。居民们可以把废物倒进滑运道，滑到屋外街边小沟。小沟又连接下水道系统。这样复杂的污物和污水处理系统，不仅古代城市无与伦比，就是当今的印度城镇也望尘莫及。遗址郊外一度长满茂盛草木，但由于过度放牧和种植，植被稀疏、表土裸露，强烈的阳光蒸发了水份，表土随风吹蚀，最终沦为沙漠。考古学家从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铜像以及各种石制印章、铜板等，不仅雕刻技艺精湛，更是珍贵的文献资料。因为这些刻有牛、鱼和树木的图形文字，很像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其中包括两千多件刻有文字的遗物，有五百多个不同的符号。尽管学者们加紧释读但迄今没有破译。

 

在古城发掘中，发现了许多骷髅，从其姿势看，有人正沿街散步，有人正在家休息，灾难突然降临，几乎同一时刻，全城三四万人全部死于来历不明的横祸，一座繁华发达的城市顷刻之间变成废墟。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猜测其原因，但莫衷一是。最奇特的是城中发现了明显的爆炸痕迹，爆炸中心的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且破坏程度由近及远逐渐减弱，只有最边远的建筑物得以幸存。调查者在废墟中央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碎块，是黏土和其他矿物烧结而成的。罗马大学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实验证明：废墟当时的熔炼温度高达1400℃至1500℃，这样的温度只在冶炼的熔炉里或持续多日的森林大火的中心才能达到。然而遗址附近从未有过森林，因而只能推断大火源于一次大爆炸。印度神话中传说，远古时代发生过一次奇特的大爆炸，许多“耀眼的光芒”、“无烟的大火”、“紫白色的极光”、“银色的云”、“奇异的夕阳”、“黑夜中的白昼”等等描述都可佐证，看来类似核爆炸那样的过程，是致使古城毁灭的真凶。

 

印度河流域青铜文明，还有哈拉帕〔Harappa〕城市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前1750年。城址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拉维河的东岸，规模与摩亨佐·达罗相当，相距六百四十四公里左右。可能是两个独立国家的都城，或为两个城邦联盟的中心。哈拉帕卫城拥有雄伟的砖墙，卫城北有一座大谷仓。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范围很广，西起苏特克根·多尔，东达阿拉姆吉尔普尔；北起罗帕尔，南至巴格特拉尔，区域东西约一千五百公里，南北约一千一百公里。前哈拉帕时期，印度河流域已有农村向城市过渡的文化，已出现铜器，石器也没有完全排除。这一时期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农具有燧石犁头、青铜鹤嘴锄与镰刀等。耕畜有水牛，作物有大麦、小麦、稻、胡麻、豆类以及棉花等，金属冶炼、锻造和焊接已有较高水平；制陶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商业贸易不仅在本地区进行，而且与西亚也有密切的来往。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主要保存在印章上，文字和雕刻图案结合，多为单行，由右而左，至多不超过二十个符号。

 

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可能是达罗毗荼人、原始澳语人、印度─雅利安人的混种。但实际上无人知道这些掌握了象形文字、雕刻艺术并有着城市规划天赋的人究竟是谁。他们连同自己创造出的文明似乎是从远古的空气中偶然生成而又突然间消失了。印度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命运，凸现了文明的脆弱性，难怪此后印度次大陆的思想传统贯穿了“无常”的基调。它提示我们，这可能也是现代文明的结局，如果我们滥用自然，或是并未滥用而仅仅经历了太多的时间，也可能遭遇致命的事件。基于这种考虑，如何在文明遭到打击的时候保存文明的种子使之不至于彻底灭绝，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此文从中国开封发出，回顾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自大。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城市。但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回顾历史，发现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尤其如此。此文说，公元前20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1500年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是黎巴嫩的西顿〔Sidon〕，公元前500年是波斯都城，公元1年是罗马，公元500年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公元2500年，以上这些城市可能都榜上无名。公元1000年的开封是宋朝首都，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公元1000年的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没有机场，贫穷肮脏。

 

当然，《纽约时报》及其专栏作家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肯定是错误的。那时，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中国离开隋朝的统一还有八十九年，还陷在南北朝的战乱中，和今日海峡两岸的分裂情况差不多。公元495年，北魏首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长安在那时，在“比南朝野蛮落后的北朝”，连最重要的城市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世界最重要城市呢？那时世界最重要城市，应该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纽约时报》和纪思道对历史的有关误解，进一步生动说明“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针对《纽约时报》及其专栏作家纪思道误导读者的这个重大错误，我立刻投书指出，却石沉大海或说“石沉纽约时报”更加恰当。我的这一“投石问路”，证明拒不道歉不仅是战犯和盲流的劣根性，也是学术界包括美国学术界的通病。连《纽约时报》这样的重镇也不能免俗。这也是“西方的没落”之一斑？呜呼。由于拒不更正，类似的污点将永远留在《纽约时报》的记录上。

 

 

二，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异同

2.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istory,eth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在我看来，保存文明的至关重要的方式，就是在历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建立有效的同盟，而避免它们的力量分散，尤其避免它们彼此对峙，互相消耗。

 

那么如何建立这一同盟呢？这首先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历史学与伦理学的区别何在？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区别何在？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有共通之处吗？

 

1978年3月，为了以名义上初中毕业、实际上小学没有毕业的学历，去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我必须获得“同等学历”的证明。这样，就撰写提交了《<周易>的历史哲学》〔见本书最后一章《<周易>的历史哲学》〕，其着眼点就是以《周易经传》为依据，探讨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融汇处。从希腊人的理想看来，历史应该是客观的；但在中国《春秋》以来的传统看来，历史学应该从属于伦理的教化，以促进政治的秩序。同时，伦理的手段、政治的权术，应该符合历史模型的需要。伦理学与政治学必须成为“历史左右手”，否则就是荒谬的与过时的。而“时之圣者”的理想，就是要求人们切合历史的时刻表，像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那样，“不误农时”。历史的方向感或曰人的生活方式，则是伦理与政治的目的；这样的“历史”是“资治通鉴”式的，是“当下史”，而不是“当时史”、“客观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因此成为最高的法官、根本的归宿，成为历史教的核心。

 

欧洲人直到二十世纪才明白这样主观的“当下历史”才是真实的、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意大利人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于是承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可能由于意大利的社会是欧洲国家中最为接近中国形态的〔包括盛行秘密会社、用非法手段解决纠纷〕。用这种观点看待艺术，可以认为每件艺术品都是一次自发的创作，每首抒情诗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每幅画都是一座“孤岛”。因此产生一种极端的说法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历史学的问题其实就是“集体记忆”的问题。法国史学家吕赛特·瓦朗西〔Lucette Valensi〕1992年出版的《记忆的寓言：三国王光荣之战》[Fables de la mémoire. La glorieuse bataille des trios rois]，Seuil出版社，1992年〕，研究十六世纪葡萄牙和摩洛哥战争对两国集体记忆的影响，他的观点很有意思。1578年8月4日，葡萄牙国王赛巴斯蒂安联合了摩洛哥国王的一个侄儿，以摩洛哥国王篡夺王位为借口，发动了对摩洛哥的进攻。战争只持续了一天，葡萄牙就遭到惨败，这使葡萄牙对北非和欧洲海外的扩张企图受到重大挫折，在几年以后葡萄牙就被西班牙国王菲力蒲二世所吞并。相反摩洛哥倒通过这次战争一跃而为当时的强国。吕赛特·瓦朗西指出，该事件对战败国国民的集体记忆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战胜国。关于这一事件的历史记载在摩洛哥比较少见，直到现代，才有人把它作为“记忆亮点”来挖掘它的史料。而在葡萄牙，这一战争创伤很早就促进了伤痛文学的诞生，围绕该事件出现了许多传说。对此事件的集体记忆甚至影响了葡萄牙当代民族文化的特点。它表明，国民记忆中的现代成份是扎根在几个世纪前的沉淀里的。

 

还有一个事例与此不同，是研究关于法国维希政府的集体记忆。由于许多当事人还活着，集体记忆、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与生活经历，直接有关。这一类的研究在集体记忆史的研究中占据很大的份量，其中有关于共产党历史的， 有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还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流放者的和被赶出大学校门的犹太人的。法国人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始终受到现时政治需要的支配，且构成和影响有关维希时期集体记忆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法国的战败和德国的占领，而是那时期法国人内部的斗争，主要是通敌者和抵抗运动者之间的斗争。甚至到今天，关于维希时期的解释仍然充满了极右派、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分歧，因为大家都企图让历史为现实服务。很明显，在中国人关于内战、文革、六四等重大事件的回忆、记载和“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到了七十年代，受哲学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历史因素的研究开始转移到文明史方面，特别是心态史学逐渐成为热门。在第二代年鉴学派的眼里，政治史被当作是实证主义史学的花边，政治被作为理解历史的外围因素，是上层建筑，它依赖于经济基础，是由经济和社会因素决定的。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盛行时期，政治仍然被作为短期的和事件性的因素而受到轻视。但是逐渐地，从七十年代开始，政治史逐渐得到史学研究者们的青睐，政治史的研究也逐渐获得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到八十年代，政治史的研究开始与社会经济史分庭抗礼。人们梳理对于政治史与整体史关系的看法，经过九十年代的发展，政治史又取代了社会经济史成为法国史学研究重点。〔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

 

在方法论上，政治史还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借助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表象、想象、集体记忆、集体和国民的归属感等。在研究范围和课题上，新政治史偏重于现当代的研究，以前被人忽视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历史引起了政治史专家们的重视，成为现在当代史中成果极其丰富的领域。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注重主观的感受，以前为了强调研究的客观公正，而往往将历史学家本身的自我掩饰起来，而现在开始重视历史学家本身的主观感受，一个突出的证据是，历史学家开始写自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自传，所以也称为“自我史”。1987年，七位历史学家集体撰写了《自我史论集》〔Essais d’ego─histoire,Gallimard出版社〕，回顾自己的心历路程。当然，这种个体性史学毕竟不同于中国的整体性史学，但同样离开“客观历史”而进入主观的实际。

 

政治学加上伦理学即是中国文明所谓的“政教”，“政教”作为文明教化的更为具体的落实，则从属于历史的目标，这一目标可以被称为“天命”。政教学为了满足历史的需要、促进历史的目标；历史教则有助于推进当前的政治教化，而不必直接灌输神权政治的迷信与僭主政治的欺骗。迷信与欺骗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从长远看则加速损伤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阻隔了日后的转型与发展。而所有自命“超越历史”的绝对主义信仰，虽然有利于野蛮状态下的开创，却不利于文明状态下的保守，惟有历史教可以通过公开承认的主观性，帮助人类度过严冬。到下一个春天，绝对主义的信仰才时来运转，帮助人们打通开创性的工作，横渡无名之洋，抵达无名之地。

 

而礼乐精神，则显然已经接近政教范畴了。礼乐精神比政教精神还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色彩，有如宗教比哲学更为生动。政治教化与礼乐的区别，不在于精神与目的，而仅在于形式与方法。政教接近“哲学”，而礼乐接近“宗教”。换言之，政教是君子的工具，而礼乐则是社会的实践。古语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如此，当世界历史完成了一个轮回与循环，社会面临以前出现过的类似的状态，轮回与循环就实现了。新的精神与原则，常在维护老的目的。新的精神与原则，本质上是老精神与老原则在新形势新条件下的复活，虽然路数不尽相同。愚民政策虽在当代被目为首恶，因为它妨碍了对外竞争的活力。但人类岂知日后之事？岂能断言现在的好恶必然在未来持之永久呢。圣人的“愚民政策”不是单向的，而是与自我克制的修养配套的社会工程，其特点即为“慎独”，不能慎独而只会愚民的“圣人”必是一个伪君子。滥用权术的弄权者固无所谓慎独，他的“慎独”仅为防止“隔墙有耳”。而君子、圣人的修养，是为自己的文明，并不是作给别人看的。一切能够创造世界历史的人物，都在文明的意义上一以贯之，因而也达到了慎独的境界。他们的“一贯之道”，就是在不同的环境里共同保持了创造的潜力。

 

创造性是人的本性，不同于其它动物的本性。人的创造力量虽然产生于个体，却是作用于集体的历史，并使自己得到表现、放大及发展。君子不是超人但却胜过超人，作为文明的载体，却是社会中最缺乏动物性的部分。在常人及庸人看来，君子是缺乏人之常情的怪物，但就历史视之，他们在为人类进行社会改良的实践。例如现在，礼乐精神依然继续竭诚鼓励人们走向全球政府的归宿。然而历史将不准许人们停步于此，它苟求人们甚至鞭笞人们前去开辟、更新文明的精神与系统，即使这意味高级传统的歼灭。这种前进的动能，有时在一种精神和学说沉睡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后，突然让它再度发出动人的力量，复活的力量莫之能御。

 

 

三，用历史教的眼光审视当代

3. Assessment of the modern era in light of historicism

 

2004年6月份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三位医师参考历史资料，诊断列宁发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流亡期间感染了致命的性病梅毒，挣扎多年之后，列宁还是在1924年死于梅毒。

 

作出上述结论所依据的有关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主治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

 

梅毒首先以一疼痛溃疡出现，然后传播到身体各部包括大脑，发烧、发疹随后而来。此后，梅毒会不定期地袭击病人，症状可能非常严厉，包括头疼、胃痛、肌肉或关节痛。十几年后梅毒进入晚期，病人可能体验情绪波动、突发创造性、消沉和痴呆，这种病症显然合乎列宁“伟大的生平事迹”，同时也与倡导“超人哲学”的尼采所经历的精神状态如出一辙。可惜的只是在这种可怕的“突发创造性”之后，心血管损伤随之而来，导致麻痹、动脉瘤或中风，疯狂的天才尼采在晚年的著作和革命的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所作的大量文件，都是梅毒引起的突发创造性的典型案例；同时，列宁还接受过梅毒专用药──洒尔佛散〔Salvarsan〕的治疗。而更为有效的青霉素在二十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出现，梅毒在列宁当时是不治之症。

 

随着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和苏共档案的公开，人们了解到掩盖了大半个世纪的苏共历史上确实存在“共妻”现象。十月革命践踏了人类的基本道德，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1990年第十期俄国《祖国》杂志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对妇女进行了“公有化”。例如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对“资产阶级妇女进行公有化”的行为登峰造极，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四个处女被当场轮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轮奸。一些女孩的命运更悲惨，她们在遭受折磨后还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红军士兵们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烫她，最终把她枪杀。这种革命，使人想起了南京大屠杀和日本的强制慰安妇制度。从这种角度看日本和苏联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如果它们竟然在全球范围胜利了，那就是全球黑暗时代的提前到来。

 

现在，苏联的统治方式已经解体，但谁都承认，人类依然继续面临一场文明形态的转变。面对着新的文明颠覆，我们应从以往的文明转变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呢？

 

历史表明，文明进行每次转型其实都是迫于自然的挑战，而自然进程对人类应战方式的制约作用，表现为“选择某个文明形态”，总体上则是对整体文明的发展方向的调整与规范。

 

欧洲文明造成的“自然危机”如：能源危机、 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不仅打击了传统工业文明，而且危害人类的未来。这一局势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抉择和创造，开辟新的文明。否则人类无法从目前的重大灾难里脱身。文明史表明，进步历程并不是直线推移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发生转移即转折性变化的过程，它包括文明的发展方向、性质、类型、内容的一系列转折性变化。

 

任何文明在根本上都不能持续发展，都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遇到自然瓶颈的挑战，从而改变甚至中断其发展，向新文明转移。而新文明往往不是在旧文明的正前方，换言之，从旧文明直线展望和推进，看不到也达不到新的文明：只有实行方向的转移，才能实现文明的延续。例如，从工业文明向新文明的演变，也不大可能是工业文明的直线推进，而是根本的脱胎换骨。新文明产生后并非完全消灭了旧文明，而是消化、吸收，使之成为新文明的食物，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却是事实。所以新文明不会终止工业活动，而欧洲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变也不仅是技术形态的革命。

 

与新文明同时兴起的全球化过程，很有可能推动工业文明持续发展，因为多数国家尚未工业化或近乎工业化。工业文明还会继续肆虐的另一原因，就是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还未达到极限，除非全球范围的持续工业化运动使得多数地区完全工业化、地球资源也完全枯竭。那么，在多数地区完全工业化、地球资源也完全枯竭的情况下，可以取代传统的工业文明的，是何等文明？有识之士们已经指出，是“生态文明”。

 

而在我们看来，中国文明就是一种较为合乎自然的、注重生态的文明，当然这不等于说古代中国在生态保护的技术上十分成熟；但起码中国文明是主张与自然合一而不是像欧洲文明那样主张与自然分裂的。与欧洲中心论者不同，我们认为欧洲工业文明的局限性并不等于全球人类的局限性。欧洲文明的特定限度，是可以被其他文明如中国文明的形态予以扩充的。全球人类可以也需要，通过创立新文明例如“全球政府”这样的形式，来创造性地建立人类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完成自我延续的艰难工作。例如，面对自然资源对欧洲文明所提出的挑战，全球人类必须改变目前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文明，使之向生态型文明转移，形成全新的生态产业。尽管对“生态文明”，人们还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维持工业文明的手段，或者把它当作工业生产中的一个要素，而未能看清它终将取代工业文明的功能。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生产方式是从资源攫取型式向资源再生产型的转变，形成无废料生产、无破坏生产、无污染的生产，使人类摆脱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经济增长方式是从经济数量增长型向经济质量增长型的转变，废除欧洲文明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高污染，降低生态环境的恶化及人类物欲的膨胀。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产品的功效与知识含量，而不再表现为资源与能源的消耗。生活方式从过度消费向适度消费转变，抑制过度消费的欲望，摆脱无限膨胀的物欲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所形成的尖锐对立，降低人类自取灭亡的风险。全球政府所推动的文明模式，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物质文明”向“信息文明”转移，经济生活的首要地位将由科学艺术等文化生活所取代，活动空间从地球型文明向太空型文明转移，人体改造和太空文明同步发展。

 

环顾现今，既然工业文明的弊端在自然的压力下已经充分显露，工业文明自身也开始分化和转变，所以未来的全球政府的战略构架，不是以虚无主义态度否定工业文明，而是在保证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并采取调控措施，以免欧洲文明彻底毒害了全球人类的前途。展望全球政府的必要性，在于现有的“跨国公司集团”虽然效率很高，但都是些五毒俱全的经济怪物，而现有的“主权国家”则是些贪婪嗜血的政治恐龙，不控制它们、不平定它们，就无从实现人类的统合。随着全球文明的发展，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若不逐渐演变为全球政府的分支机构，就无法建立全面和平、消除军备开支、降低产能浪费。

 

历史的法则仿佛不进则退，不能日新其德者，只有趋于朽灭。现有形态的“跨国公司集团”若不能脱胎换骨，演化为真正的“国际融合集团”，从而取代主权国家的主要职能，就不能完成朝向全球政府的过渡。我们看到，在全球危机日益加大的威胁下，某种政治上、宗教上的“超级跨国公司”正在地平线下面悄悄凝聚和组合，以准备对现存社会的整体结构发动一次致命的袭击。天命的奇迹即将破晓，晨雾迷蒙，一切好像还在沉睡中，谜底尚未揭破，一切还有待于“发育”，虽然在心镜中，一切的一切都已明了，霍然洞开了。

 

 

四，罗马帝国如何运用历史教

4. How did the Roman Empire utilize historicism

 

我们从中国文明中总结出“历史教”概念，但其实，历史教也被其他文明所运用，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发生在罗马帝国〔Roman Empire〕。从公元前27到公元后476年的五百年间，整个地中海地区被称为“罗马湖”不是偶然的。罗马能够统治世界，除了以前说过的罗马军团、罗马法律，罗马的历史意识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罗马建城传说称，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Troy〕被希腊人攻破以后，有些特洛伊人逃了出来，坐船漂流到意大利半岛，他们在台伯河〔Tiber river〕的河口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后来，有个叫阿穆留斯〔Amulius〕的冒险家，夺取哥哥的王位，杀死哥哥的儿子，流放哥哥的女儿，并且不许她和任何人结婚。可是，战神使阿穆留斯的这个侄女生了一对双生子。阿穆留斯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他害怕孩子们长大成人，会替外公报仇，就下令把两个孩子装入篮子，丢进台伯河，准备淹死他们。但这两个孩子命不该绝，河水把篮子冲到岸上。孩子的哭声引来一只母狼，母狼不但没有吃掉他们，还把他们带回山洞用自己的奶喂养，啄木鸟也叼来野果给孩子们吃。后来，一个牧羊人发现了这两个狼孩，把他们领到自己家里，抚养成人。哥哥取名罗慕洛斯〔Romulus〕，弟弟叫勒莫斯〔Remus〕。兄弟俩从牧羊人嘴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就杀死了叔叔阿穆留斯。他们在台伯河畔，母狼喂养过他们的地方建一座新城。这两个狼孩为了争夺统治权，互相搏杀，结果哥哥罗慕洛斯把弟弟杀死，做了唯一的主人，这个城市也就用他的名字命名，叫做罗马〔Rome〕。罗马城的建城纪念日在公元前753年〔中国春秋时代初期〕，罗马人用建城的这年作为纪元。

 

和希腊人用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纪元相似，罗马人建城纪元也是一以贯之而超越于政治变动之上，这一传统后来被耶稣纪元和回教纪元加以采纳，对西方历史意识的形成，影响很大。这比汉武帝以后“改元”传统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历史意识，更有连续性。也比汉武帝以前、明洪武以后的“一个君主一个纪年”，更有连续性。

 

约在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希腊人就在奥林匹亚以体育祭神了。奥林匹亚竞技起源于奥林匹亚居民的祭神仪式，后发展为整个希腊崇拜宙斯的祭礼大典。首次奥林匹克会后，每隔四年举行一次。至公元前776年，奥运会正式载入史册，希腊人以这年作为自己文明的纪元。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奥运会进入两百多年的全盛时期，不但希腊本土城邦的公民参加，殖民地城邦以及东方的罗马尼亚人也都跋山涉水来到奥林匹亚，参加四年一度的运动会。直到公元394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346─395年〕下令废止。 

 

罗马人的历史意识还体现在史诗《伊尼特》〔Aeneid〕的写作上，史诗作者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19年〕以此描写罗马起源的英雄神话。当罗马元首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后，为唤起罗马人的自豪感，鼓励维吉尔写作。维吉尔也认为罗马人负有统治世界、传播文明与法治的使命，所以用了一生的最后十一年〔前30─前19年〕写作《伊尼特》。去世之际，仅完成《伊尼特》的初稿，他遗憾作品不够完美，在遗嘱中吩咐家人焚毁之。但奥古斯都下令保存，并指派御用文人将其初稿整理编汇出版。出版后，大肆吹捧其诗已达完美无缺的至高境界，在罗马帝国赐以崇高地位，其诗句常在祭典或墓志上引用，类似国家宗教的经典著作，《伊尼特》因此成为后世学习拉丁文的学生们的必读课本。

 

《伊尼特》取材于特洛伊王子伊尼斯在特洛伊灭亡后到意大利建国的故事。全诗共十二卷，近万行，分成两部分。前六卷模仿荷马史诗《奥德赛》，写伊尼斯在特洛伊灭亡后夫妻离散，携带老父、幼儿、随从在海上飘泊七年，经历千辛万苦，到达了迦太基，女王热情招待他，并与他相恋。但由于神的旨意，他必须离弃迦太基到意大利重建邦国，女王因此自焚。特洛伊王子伊尼斯抵达意大利后，女先知带他游历地府，见到了亡父的灵魂。他父亲指点他看到自己的后裔──罗马国家一系列的统治者，从罗马城建城者罗慕路斯到恺撒，再到奥古斯都。后六卷模仿荷马史诗《伊里亚德》，写特洛伊王子到达意大利拉丁平原，受到国王拉丁诺斯的款待，神意要他和国王的女儿结婚，这就引起了伊尼斯与另一求婚者之间的长期战争，全诗以特洛伊王子杀死敌人而结束。

 

《伊尼特》的出现表明，奥古斯都有意识运用历史教，来促进世界秩序的稳定，堪称文化战的杰作。但命运永远是反复无常的。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永久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东罗马帝国日益希腊化，被称为拜占庭帝国〔Byzatine Empire，330─1456年〕。但即使如此，罗马的历史精神还是一直激励着欧洲人的思想，甚至改变了日耳曼蛮族的意识，使他们以罗马人自居，创造了所谓“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800─1806年〕的政治幽灵。神圣罗马帝国是由西欧和中欧的一些公国所组成的名义上的政治联合体，绵延千年，直到拿破仑战争才被终结。它显然是罗马历史意识的产物，并与同样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平行而略后：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80·─337年，也称Constantine I，306─337年在位〕独尊基督教并把帝国首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开始，直到1453年奥斯曼〔Ottoman〕土耳其人灭亡拜占庭帝国为止，拜占庭帝国始终是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是“冬季收藏”的典范。而且，罗马意识的死而不僵，在基督教独尊之后继续存在，并行不悖。当然，由于基督教的灵性作用，历史教在罗马世界的显影也就不及在中国世界的显影那么突出醒目了。但在基督教之前，历史教还是有力推动了罗马帝国的组建。

 

公元前27年1月13日，罗马元老院授予共和国内战的胜利者G·屋大维〔Gaius Octavius，前63─后14年〕以“奥古斯都”〔Augustus〕的称号，意为“神圣”、“伟大”。奥古斯都自命“元首”，意为“第一公民”或“首席元老”，故史称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为“元首制”〔Princeps〕。这是披着共和外衣的君主制。实际上，那标志罗马由类似于主权国家的政治实体，转变为类似于世界国家即“当时的全球国家”、“全范围国家”的政治实体。

 

随着元首权力进一步加强、元老院权力逐步削弱，各个行省的居民陆续获得罗马公民权、外国贵族得以参加帝国管理机构，外国贵族特别是西部行省的贵族陆续加入罗马元老院，这都是“平定主权国家、创立世界政府”的重要步骤。罗马帝国时代的外省人士也就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外国人士，构成帝国元老院很大部分，甚至登上最高权位。如此一来，帝国得以继续扩张，疆域东到美索不达米亚，南至北非撒哈拉沙漠，西起不列颠，北至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北岸。到212年，罗马公民权终于授予帝国全体自由民。

 

在帝国时代被有意识运用的历史教，在共和国时代就作为公民意识出现了。甚至“王政时代”的材料也被用来促进罗马人的忠诚心和荣誉感。传说中从罗慕洛斯传到第六国王塞维·图里乌〔Servius Tullius，公元前579─535年〕，约当公元前八世纪中叶至六世纪末叶，都算罗马史上的“王政时代”，它只是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公社，国王不过是氏族公社的首领。传说此时罗马相继有七王〔rex〕执政。当时罗马有三百氏族，每十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库里亚〔Curiae〕，十个胞族组成一个部落，共有三大部落构成罗马王国。

 

王政时代的罗马还有三个管理机构：一、是元老院，由三百氏族长组成，有权处理公共事务、批准和否决人民大会的决议；二、人民大会，由武装的成年男子参加，每个库里亚有一票表决权，大会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举高级公职人员，其中包括“王”；三、“王”由人民大会选出，是军事首长，同时又是最高祭司和审判官，但尚无全面的国王权力。至于罗马的“平民”，则是被征服者及外来的移民，有人身自由，但不属罗马氏族，没有氏族权利，无权分到公地，不能参加人民大会，这也是罗马平民比希腊的城邦公民所缺少的一个权利。许多平民租佃罗马人的土地，有的因借债而沦为奴隶。

 

公元前510年或509年，王政时代结束，罗马共和国建立。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权由两名执政官掌握，从贵族中选出，任期一年，平时有行政权、司法权，战时指挥军队，但因两人合掌权力，互相牵制故权柄不大。共和国真正掌权的是元老院，由少数贵族和卸任的执政官组成，先是十人，后来增至三十人，决定国内外一切重大问题。此外，共和国有百人团会议，是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人民大会，形式上是最高的立法机关，但实际受元老院控制，会议表决经元老院批审过的议案，没有讨论权，表决时则是第一等级的富有者占优势。

 

公元前五世纪开始，罗马向外扩张，经过两个世纪，征服意大利，击败迦太基，控制西部地中海，并占领东部地中海的若干国家，使罗马共和国由台伯河畔的小城邦一跃成为地中海霸权。公元前60年，由庞培〔Pompey〕、恺撒〔Caesar〕、克拉苏〔Crassus〕三人结成政治同盟，实行集体独裁，史称“前三头政治同盟”，恺撒战败另外两人后，实行个人独裁。不久，恺撒被共和主义者刺杀，前三头同盟结束。公元前43年，又出现屋大维〔Octavius〕、安东尼〔Antonius〕、雷必达〔Lepidus〕三人结成的“后三头政治同盟”。公元前30年，屋大维除掉其他二人而成为独裁者。至此，超越主权国家的元首制政权终于建立，罗马共和国名存实亡。历史教完全代替公民意识成为政治天平的重要砝码。

 

前30年，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Princeps〕，至公元193年结束；然后“三世纪危机时期”绵延到284年，这时历史教衰微，基督教迅速发展，世俗统治的危机深入；284年至476年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转为君主制〔Dominus〕。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约243─313年〕和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至337年〕是代表人物，神权政治正式登场。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与罗马开国者同名〕，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为都，多活了一千年，存在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灭亡后，大批学者逃亡西欧，把希腊文化带入西欧，促进了西欧神权政治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构成一个“死亡了的文明整合世界”的范例。

 

 

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年）在其《全球通史》的《传统的拜占廷文明》一章里所说的那样，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1355—1450年），对一个深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道。……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奸淫、邪恶、放荡、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我们已变得傲慢、吹牛、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服从；变成了逃兵、强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正是在这种肉欲的羁绊和权势的腐化之下，那种认为土耳其人或许会更好一点的呼声开始起来了。过去这种声音也能听到，但到了十五世纪中叶情况变得具有实际危险了，因为当时的土耳其人已经有能力“接受邀请”了。这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土耳其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1453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廷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减少到五万至七万。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九千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摧毁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八万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主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却侵略者；但君士坦丁堡终于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纵兵屠掠，连续三日。当时的拜占经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写了拜占廷帝国千年历史的结束：

 

城市沦陷三天后，穆罕默德二世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数不清的东西和物品。在这些野蛮人中，只见一个人穿着大主教的法衣，另外一个人身着神父的金色圣衣，他们都领着狗；这些狗不象往常那样带着颈圈，而是身穿金色锦缎衣服（基督教教士制服）。其他人坐在宴席上，面前摆着盛满水果和其他食物的大圆盘以及大酒杯；他们吃着圆盘里的水果、食物，喝着酒杯里的葡萄酒。他们将数都数不清的各种书籍装上大车，运往东、西方各地出售。一个诺米斯马能买到十本书，这些书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神学书和其他各种书籍．福音书多得数不清，都有各种装饰，他们撕下书上的金银饰物，有些书出售，有些书则扔掉了。他们将所有的肖像付之一炬，用这种火烤肉吃。

 

……

 

拜占庭文明死亡了。不过我们知道随之而来的消息却是源源不断的：拜占庭的灭亡激发了西欧的文艺复兴，甚至逼迫欧洲人走向了西向的殖民扩张。如此证实了我的看法：死亡了的文明仿佛是一种“洗掉了原罪的文明”，由于抽离了了肉欲的羁绊和权势的腐化，而具有更大的传播力量，能够激发更为深远的想象力量。

 

 

五，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

5. The dead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the world

 

下面的这段报道赤裸裸地展现了一个死亡了的文明的惨状：

 

文物专家估计，目前海外有一百六十七万件中国珍品分别由十几个国家的二百多家博物馆收藏着，私人藏品可能是这个数目的十倍。

 

为庆祝大英博物馆建馆二百五十周年，该博物馆2006年3月18日在北京首次举办馆藏的世界文明珍宝展览，可谓将世界文明集大成的综合性大展，不过那里唯独没有一件是来自中国的、大英博物馆珍藏的文物，原因何在？据报道这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争执。中国的缺席意味着中国最新的博物馆不必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英博物馆因为现在存放于伦敦布伦斯〔Bloomsbury〕的中国国宝，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争执。中方的组织人确实没有向英方提出归还任何中国珍宝的要求。英国《卫报》认为，这一做法是因为“许多北京人拒绝认可英国方面对于中国古代瓷器、雕像、书籍的拥有权，认为这些来自帝国主义的抢夺”。北京首都博物馆也向媒体指出，“大英博物馆在另一些国家的保护文化法律制定之前，获得了许多艺术珍品，而我们是否展出这些东西，可能暗示着我们是否承认了他们的所有权。”大英博物馆共保存了超过两万三千件中国文物藏品，但其中大多是在英法联军或八国联军时，从中国劫掠而来的。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的中国文物只是他们所占有的中国文物总数中的一小部分，但已摆满整整一个大厅，其中敦煌壁画赫然在目。依据所有博物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上达成的协议，大英博物馆不须归还于1970年以前非法取得的文物珍品。

 

“死亡了的文明整合全球”，这不是什么怪论，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范例，是绝处逢生、死灰复燃的战略。它有时是自觉的战略，更多时候则是自然的演变。如埃及文明的僵死，传播一神教于西亚，其灭亡则推动罗马帝国的东方礼仪化。希伯莱文明的犁庭扫穴，导致圣经和基督教传入欧洲。巴比伦文明被波斯人并吞，则催化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宗教系统。波斯文明被回教覆盖，产生了十叶派和回教的大扩张。佛教文明被印度驱逐，则在东亚的黄种人中间生根开花并开辟了喇嘛教的神权国家。印第安人文明的死亡，则在美洲创造了最为强大的新大陆霸权。中国文明的第一次灭亡导致其扩散到整个远东，其第二次死亡则可能导致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这个世界是由五花八门的战略交织而成的生命世界，而人生即是依靠各种形态的战略战术来维持与开拓的无情战场。严格说来，连人自身也都是依靠战略战术错综复杂的网络所发展起来。“沦为战略工具”，何尝不是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开端。甚至各种美感、艺术、理想等的价值，也在于它们作为生命战略的价值，其功效，也就在于它们作为生命战术的功效。如此人生，其一切活动都可以归结为战争或为战争作准备。即使在我们看来最荒唐最无稽最没有意义的活动，也是遵循着这一规则。

 

一个虽然不新但甚为关键的思想：各种事实上的战略具有人格化的本质，甚至是战略者的人格延伸。所以说“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深刻体现，历史的形成，出乎一切人的想象之外，但入乎一切人的本能之中。超一切理的化育能力，奠定了未来社会的逻辑基础。

 

创造行为不仅是某种单纯的人为战略所形成，而且是无数种人为战略互相抵制与合作的交织结果，永远是暂时而非持久的过渡状态，变动不居。人类无所不运用其战略，但能够自觉运用这本能力量的却为数不多，尽管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操炼、施展其战术，但因意欲文饰而不愿承认这是“战术”，而宁愿认可说这是“生活”，除非当人们目标明确地“厮杀”时，才承认说“这是一场战斗”、“要运用战术来解决问题”。惟独那些彻底认清自己的目标并为之终生奋斗的“战士”，才理解了整个生活无非就是战斗，人的一切活动无非都是战术：因为他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他生活的全部历程中，无时无刻不遇到强大的阻力。特别是他的目标有时根本无法实现，他又怎能不感到生活就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他又怎能不去施展他的全部战术？面对历史的挑衅行为，历史教应成为“兼容并蓄的哲学”……

 

中国文明的继承者明确意识到历史教是这样一种战略：社会分裂、阶级斗争是欧洲文化的苦果；惟有弥合文明的精神分裂，抑制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才能使病人化合在历史中，不治而痊愈。这不是“空口谈禅”，而是根据现代世界的危机而制定出来的救援战略，是医治，是中和，是造就高尚灵魂的不二法门。这灵魂能够救援全球人类于欧洲文明所造成的种族灭绝之中。

 

全球政府必须铲除欧洲文明造成的灾难，审判其无法逃避的罪责。生命状态所固有的惰性，使得文明作为生命形态的延伸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惰性，文明的惰性使得各种文明只能被外力所“矫正”，而无法自我更新。这一矫正或体现为自然力的毁灭或体现为其他文明的征服。事实上，欧洲文明就是这样征服并毁灭了其他数十种文明的。但欧洲文明欠下的血债只能由全球政府来偿还……一种文明的弊端只能由另一种文明的特性来矫正和补救，这是一种全局意义的新陈代谢，是易化的后浪推前浪。在过去，非欧世界的陈腐通过欧洲扩张的锐进予以革除；未来，欧洲的堕落要由非欧的冲击予以克服……

 

历史教的弱点要靠神权政治来医治，神权政治的弱点也要靠历史教来医治，命运使得文明的轮替不可阻挡。政治文明体现为“多党制”，文明历史则体现为“不同文明的轮流执政”。一个文明的寿命将取决于它的先天限制，而它的先天限制又体现为，它能否容纳异端、不断充实自己。中国文明对宗教的宽容，是值得注意的。简言之，愈善于容纳与消化异端者，则其先天的限制就愈小，反之就愈大。任何战略、思想、宗教等等，都具有一定结构与秩序，从其结构与秩序可以看出此种战略、思想、宗教的基本性质：因为它们总是产生于特别的需要，“需要应付特殊情境下的挑战”，而其“价值”，也就在于它对这一需要的满足程度：愈能满足这一需要，就愈有价值；反之，价值就愈低。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生命情境也就是战略、思想、宗教所自产生的那个基础，自身都在改变中，而随其改变则“需要”亦不断改变。“需要”，是战略、思想甚至宗教的“雇主”，既然“雇主”的要求改变了，宗教就会发生改革。所以，没有哪种文明结构及秩序可以经久不衰而永葆其青春。除非它不断根据外界的变化来调整自己，从而不再是自己了。关键就在“不断调整”，也就是“保持自新状态”，以抵抗人类惰性这一生物节能的法则。“惰性”保证生物与自然环境适应协调，这样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战略、思想、宗教也是如此，为了符合生物节约的原则，它不可能时时处于调整中，它需要相应的惰性、稳定性、固执性，甚至韧性即伪装改变而实则不变的能力等等；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对战略、思想、宗教也尤如对一个生命体而言，最重要的素质还是“弹性”，是它的可塑性与变异能力。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整个生命史的范围中，遍览兴亡之迹，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一切生命的衰落，由于懒惰停滞者多，而由于频繁调整者少。所以，“生物节能原则”宁愿少用而不可多行──过度的“节约”不仅不会积累更多精力，反将导致生命力的萎缩衰退……战略、思想、宗教作为生命的延伸亦然。

 

战略、思想、宗教需要更大的弹性，需要器量包容新观念新思潮。这不仅是一个气度的问题，而是攸关命运。文明历史的教化所拥有的弹性与其生命力成正比；其具有的气度与其寿命成正比；要使历史教的生命增强，必先增加其弹性；要使历史教的寿命延长，必先扩充其气度。在涉及生命的弹性及容量的问题上，没有“走得太远”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走得越远则越有伟大的前途，走得越远则生命越能得到广阔的发扬，走得越远则历史文明具有越深的影响……

 

 

六，历史教的战略核心

6. The strategic core of historicism

 

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不论是自封的还是真实的，都有义务承担生命世界的责任，以怜悯的精神保护自然和其他生命，而不能像来自西方的海盗和猎人那样，贪婪地宰杀所有具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和植物，残暴地屠杀和灭绝其他人种。人是需要一点仁慈的，否则禽兽不如，就无法解决基本难题，无力摆脱全球困境。这样的仁慈不是出自现代欧洲式的恐惧、厌战、内疚、瘫痪以及虚无主义和及时行乐的病态，不是生命的龟缩与自戕，而是立足坚实的根基：所有的生命是一个大家庭，是循环的链而不是单向的征服与毁灭。人必须克制自己的贪婪欲望，才能胜任领导者的职能。优秀者必须克制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浊流，才能解开纷争，弥合文明的撕裂，整合世界的分崩离析……

 

成为巨流中的微滴，是水的福气；成为社会的一员，是人的福气；探险者无法得到平安，只有地头蛇才有“长生久视之道”。人类的文明也是这样，只有融洽地活在自然中，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不致萎缩。个人反抗历史、人类反抗自然，是同样没有希望的挣扎，反倒体现出历史对个人、自然对人类的更深奴役……

 

历史教的精义可以统和分裂的自我，让新的和谐状态弥合世界的紊乱，精神形式的革命导致全球结构的巨变。精神的超然给出了拒绝犯罪的理由，有效遏止了社会分裂的毒素，避免文明的整个系统遭到进一步腐蚀。其具体方式需要因情设施、因利势导，不能预定条条框框，因为这实在超出人类的智慧。历史教的深刻任务在于寻求和平！历史教要给人民注入一种意识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说教：对于和平缔造者的本能敬畏，不教而能的向心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焦点和文明创造的结晶。全球和平的缔造者把自己的精魂化合到历史教中去，使得地球文明的教化深峻无极，成为星际文明起飞的跑道，新的种族与文明将藉助于区域历史〔如欧洲文明〕的终结，而雄踞天下。

 

历史教给出人类一个全球和平的理由：我们必须停止互相杀戮，来保护地球、进入宇宙。新的文明意识到：生命来自宇宙，来自蔚蓝色的大气层，人类需要建立的信心就是听取天上故乡的声音，而不是把地球变成鼠类的洞穴。现代的迷津，已经把城市变成了鼠穴，这从空中鸟瞰可以一目了然。城市化蔓延到哪里，荒漠化就蔓延到哪里。这样的现状必须改变，而改变现状的信心就是杠杆，它因交互作用而扩大，兼容并蓄之上还有“日新其德”作为生命的指导方针。只懂兼容并蓄而不懂日新其德者，失之芜杂；只懂日新其德而不懂兼容并蓄者，失之浅薄。历史教不是一个杂货摊，而是从芜杂世界中精选而出的思想，是不断更新其结构的精神……

 

历史教的核心就是要提供沁人心脾的和平，使这个精神分裂、焦疲不堪的现代世界通过休息而重获生机。危险的病症得以治愈。历史教容纳一切有益于治的宗教，它的宽容精神像汪洋之吸纳百川，以自信和同化能力面对区域文化。对于这样的历史教，一切异端都在意料的范围中，在异端的创造力量的压力下，历史教的潜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如果异端被强行压制，历史教的生命也就断送了一半，不能在与异端的角逐中壮大自己，反倒陷入了最终的衰竭。即使为这么一个理由，也有必要为历史教自身的利益而宽容异端……如果仅仅为了实践的便利而“攻乎异端”，采取暴力手段镇压思想的敌人，那就是文明的末路。

 

为了避免这样的绝路，需要保有内心深处最大的宽容精神，尽管宽容当以不损效率为限。在中国文明中，宽容精神也常被作为权谋来运用，如诸葛亮之七擒七纵孟获，运用的就是这种“宽容性的方法”，而不是把宽容列为目的本身。宽容精神是一柄双刃的战术，一方面它可以巧妙地扼杀敌人的反抗，根本上碾碎敌人的决心；另方面它可以保留一个常驻的对立面，使自己免于独大而速朽。宽容精神不是艺术家的玩物，而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社会才能承受得住的奢侈战略。

 

宽容不是纵容，而是执教者超越自身教派的阶梯；宽容在教义和信条的彼岸，洞悉历史的精髓：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从自己出发，施展抱负。杜绝人心的渗透，超越自己的模式，推波助澜世界的结构，又避免自身趋于速朽……作为“兼容并蓄的哲学”而非“斗争的哲学”，历史教把文明形态视为战略布局和征服战术，因此理解了“文明形态所以绵延下去和发扬起来完全取决于它在战略上的持续价值”。所以，国际融合集团在建立全球政府过程中形成的新文明，也是降低人类灭绝风险一种战略。人类为了自保，不得不进行活动；以去除文化灰尘。“下一语扫尘，旋下一语扫扫尘。”应用性的文化作为战术手段，更是应当随时调整。

 

未来的全球政府必须垄断一切全球事务，否则将失去一切职能，这里没有丝毫的或然性，不是“王”，就是“亡”，甚至不存在沦为奴仆的可能，因为未来世界的严峻问题不是谁统治谁的问题，而是不能共存就是共同毁灭。这是我们能够看见的“唯一可能性”。这个“王”不是现代经济性的跨国公司集团披上政治及宗教性外衣去拓展其市场、势力范围及利润，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全新课题：在现代经济性的跨国公司集团的基础上，去发展一种怀有全部政治野心、充满一切宗教热忱的超级世界组织。这种世界组织将要并吞一切现存国家，把“人类”熔治于一炉之中……这是一种新的综合体，一种全新的发展，可以说，推动世界前进的根本动力将不再是对利润的追逐，也不是对霸权的渴望，而是一种“极端的政治责任感”，一种宗教般的热忱，充满青春幻想和童心赤子的纯净偏执才是创造历史的力量。不仅其情感而且其智慧也告诉世界：在新的情势下，单纯追逐利润，只能招致完全破产，所以，即使不是为了政治及宗教的热忱，而只是为了经济利润上的渴望，也必须完成上述历史性转化。

 

谁将具有更大更坚定不移更能破釜沉舟的政治野心，谁将满怀更真诚更彻头彻尾更富于同化能力的宗教热忱，这个名为政教跨国公司实为国际融合集团的政治实体，就将主宰整个世界。因此我们预见的是，现在由于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狼狈为奸的世界结构，不会坐视上述政治实体自然长大，更不会不加抵抗地接受这个主宰来吞噬自己。可以预期，二者之间爆发冲突在所难免，不仅充满经济、政治、军事的冲突，而且全面的新文化战即将展开……胜利属于新文明的化合者。

 

如果代表“现存世界结构”的势力竟然胜利了，那也许说明它在对立面的有效刺激下、斗争过程中，已使自己成为新文明的更好代表了：它的对手虽然自命为新兴的革命势力，却由于多重败德而使自己腐败并落伍，终究归于淘汰了。空洞的宣传，不能抵消行为的邪恶的；行为才是最关紧要的宣传，其后果足以消灭一切宣传机器的徒劳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