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隋炀帝最爱自己的脖子

《北大教授郑也夫指中国当下的统治集团子孙坐江山欲望弱化》（2020-7-28 安德烈）报道：

保江山，成为当权者越来越迫切的话题，因为是习近平本人屡屡在谈的缘故，这次美国关闭休斯敦中国总领事馆当日，习近平去吉林省四平战役纪念馆参观，说了一句，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一定要守住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可是社会学家郑也夫诘问：子孙需要你为他们保江山吗？

习近平在这里明确提出保江山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个江山是中共创立的江山，这里有一个时间长度，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习近平说这话，或许也意识到最大的两个难点全在这里了，中国有句话，叫江山易移，本性难改。说的是改朝换代，江山常在。但是，要一党统治下去，而且世世代代，目标太高。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惯例，更不用说搞选举的国家，少则四年，多则八年十年，执政者让路了。

习近平去年元月21日做过“防范重大风险”讲话，核心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就是政权安全，就是要“保江山”，那一阵中美贸易激战，对美误判，中国在国际上孤立的迹象全面显现，国内经济进入寒冬，社会危机四伏，24日，王沪宁解释习近平的话时要求准备应对“最坏的情况”。

从去年到今年，不说最坏的情况，更坏的情况总在不断出现，香港危机，是中共政权自找的，非要把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毁掉，强加一部港版国安法，但是这么一来，强化了西方对中共性质的认识，所有的矛盾找到一个突破点，美国关闭中国休斯敦领事馆，宣布中国南海九段线非法，直至蓬佩奥发表“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指习近平是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信奉者，警醒世人：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共产中国必将改变我们。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日前撰文《为谁保江山》，专门讨论的是执政者为何不计成本保江山，为谁保江山。作者开篇点明：“中国当下种种具名与莫名的风险，令执政者承受巨大的压力。无法估量的人力财力用来应对这些真实与虚幻的不安定因素，即所谓"维稳"。其支出巨大。”“自由言论、抗议维权，严防死守，消灭殆尽，监视于未然。凡此种种，意图何在？保江山。”

郑也夫指出，“简言之，当下中国的保江山是为特权阶层”，但是，要保住江山，就有一个代际传递的问题。可是郑也夫认为，“中国当下的统治集团遇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问题，就是特权阶层中高比例的子孙坐江山的欲望弱化，取而代之是移民海外的愿望。诸多原因促成了他们宁做美欧诸国之普通人，不作父母之邦的特权者。

他分析有四个原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极度恶化，社会环境的恶化过程更是愚蠢的现世报，特权阶层在破坏初具雏形的法制中致富，旋即就感到失去法律后自身的危机。“自毁家园后特权阶级的后代只好出国去寻找清洁与安全”，其二，家族暴富令后代心态大变，贪图安逸；其三，父母为保江山付出的维稳成本的天文数字令儿孙们望而生畏。其四，自1980至2020四十年间，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移居国外，特权阶层在出国移民中先拔头筹，比重最高。因此，这等于“让中国特权阶层的子孙们用脚投了票：不爱江山爱美国”。

郑也夫认为，既如此，执政者必须了解一个基础实施，子孙需要你为他们保江山吗？如果不需要，你寝食不安，费心劳力，所图何为？

作者最后点出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击中执政者的软肋，寻找对话的契机。他指出执政者的软肋就是其子孙。“他们可以打压住臣民，却抑制不了其亲子嫡孙的理性选择：融入世界，过文明的生活。”执政者应理性地盘算自己的利益，只有他们理性、现实地算计时，社会才能与他们对话、妥协、谋求双赢。

谢选骏指出：郑也夫纯粹书呆子一个，似乎完全不知“独裁的自恋”——隋炀帝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就是自己的脖子，隋炀帝最爱的也是自己的脖子，他临死的时候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脖子，而不是什么子孙后代和祖宗八辈的江山。

《光传媒|郑也夫：为谁保江山》（7月28, 2020转载郑也夫原文）：

中国当下种种具名与莫名的风险，令执政者承受巨大的压力。无法估量的人力财力用来应对这些真实与虚幻的不安定因素，即所谓“维稳”。其支出巨大。北京逾万辆公交车上通通配备一名安全员，这当然只是维稳支出巨大冰山浮出水面最渺小的一角。但维稳手段之荒谬，支出之浩大，已可见一斑。其效果亦巨大。十几年前几乎所有的中央、地方电视台都有一档社会问题的谈话节目，早就斩尽杀绝。现已鲜见一家报刊能在社会问题，更不要说政治问题上，释放出有别于政府的声音。各级管理者对新闻报导、自由言论、抗议维权，严防死守，消灭殆尽，监视于未然。凡此种种，意图何在？保江山。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何不计成本，不遗余力。

本文讨论的是为谁保江山。“为人民”是多个回答中最正统也最离谱的。这说法文理不通。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在对“江山”两字的理解上从不拉扯人民，因为江山自古属于极少数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果江山是全体人民的，则危害者稀少到可以不设防。少数人同全社会一样，也是分层的。从根本上说，江山在西周封建制之前是属于诸王的，在秦代帝制之后是属于皇帝的。它在明代属于朱姓皇室，在清代属于爱新觉罗家族，在朝鲜属于白头山金家。侍奉皇权的官僚可以分到一杯羹。做官数代的家族每每感激涕零地说“世受国恩”。其逻辑推论是，要帮着皇家保江山。江山的归属怎么往大了说，也不是人民的。所以古人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是江山易姓是少数人的事情，文明沦丧才关乎每个人。有趣且诡异的是在此处《共产党宣言》的逻辑何其相似：工人阶级没有祖国。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提醒了毛泽东，他明智地选择了作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就皇帝而言，他还缺一样：传位给儿孙。当然也是因为他没了儿子。历史演至今天，当下中国的执政者正干着保江山的累活，但因为与血统密不可分的皇权制已不存在，故有了为谁保的疑问。对古代中国和今日朝鲜这都不是问题。对本朝却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这问题有两个层面。其一，为谁；其二，他们认同吗？

简言之，当下中国的保江山是为特权阶层。一般而言，现状中的既得利益者愿意维护现状。特权阶层的主要成分是高官、富人及其子女。这么说应该不费解。但保江山的题内之意从来都是包含代际传递的。这正是中国当下保江山中的第二层疑问。它要比第一层疑问混沌、深奥、难解。因为中国当下的统治集团遇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问题，就是特权阶层中高比例的子孙坐江山的欲望弱化，取而代之是移居海外的愿望。诸多原因促成了他们宁作美欧诸国之普通人，不作父母之邦的特权者。其一，自然与社会环境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异。而中国此情的极度恶化，恰恰是执政者与特权阶级在谋取暴利时牺牲自然环境、破坏社会公正造成的。不惜重度污染自己的家园，匪夷所思，却是事实。而社会环境的恶化过程更是愚蠢的现世报。他们在破坏曾经初具雏形的法制中致富，旋即就感到失去法律后自身的危机。自毁家园后特权阶级的后代只好出国去寻找清洁与安全。其二，家族暴富令其后代心态大变，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想打拚和“上进”，只图享乐与安逸。其三，父辈或祖父辈保江山的方式，令旁观的儿孙们望而生畏。维稳成本的天文数字绝对不可持续，而断了维稳支出就是放弃了江山，这该如何是好。无处不在的民怨更让他们明白，曾经可以巧取豪夺的故土已成火药桶。左顾右盼，前思后想，这个班宁可不接，这个江山最好不坐。第四点其实是以上三点的前提。就是自1980至2020年这40年间，中国打开了其关闭已久的国门。不计其数的国人，以公干、求学、经商、观光的方式出国。在体验了中西差异后，相当数量的国人移居国外。因多方面的优势，特权阶层在出国移民中先拔头筹，比重最高。统治集团子孙辈的大规模出走是明清两朝和当下朝鲜统治集团的后代所绝然没有的。这一出路，加之上述三个因素，让中国特权阶层的子孙们用脚投了票：不爱江山爱美国。

笔者不担心当局怀疑上述判断，倒是希望这疑惑促使他们着手两项调查。其一，多少高官（厅局级以上）、富人（资产5千万人民币以上）的子孙已经移居国外。其二，高官与富人尚在国内的后代们的意愿，是坚守国内捍卫现体制，还是择机移居国外。这两项调查固然是公民们也愿意获悉的，但首先是执政者必须了解的。因为它关乎一个基础事实：子孙需要你为他们保江山吗？如果不需要，你寝食不安、费心劳力，所图何为？

子辈看似平和的选择实则对父母残酷之极。当年习仲勋在广东听到平民百姓们偷渡香港时指出必须改革。今天特权阶层的子孙也竞相移民则意味着红色江山传承堪忧。保江山已丢失其大半意义，只剩下与这大词汇不相称的小目标，保护当下统治成员之身家。若认清此情，当事人会告别臆想，变得现实，全盘改变其策略。

我的忠实的读者们读过拙文会质问：一个长期以政府批评者自居的书生，怎么不从被奴役、被打压的群体出发，而从权势者的角度去思考。容敝人答复如下。荒诞是今日中国的最大特征，中国的荒诞源于执政者的荒诞，他们捆绑了全社会。本文意在点出执政者荒诞之根源。唯当他们的荒诞有所收敛，社会的荒诞才会缓解。不要以为执政者天性愚蠢，是权力使他们昏聩。是权重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是“马快”使他们误以为往哪个方向狂奔都没错。只有击中软肋才能让他们惊醒，软肋就是其子孙。他们可以打压住臣民，却抑制不了其亲子嫡孙的理性选择：融入世界，过文明的生活。人皆自私。不怕执政者自私，但求他们理性地盘算自己的利益。唯当其理性、现实地算计时，社会才能与他们对话、妥协、谋求双赢。

谢选骏指出：郑也夫可能装傻充愣，企图说服独裁者放权，但他毕竟是一个平民，并不懂得历史上的独裁者们常常交换质子——抵押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保证他们信守承诺。因为独裁者只爱自己的脖子，不爱他们的子女的脖子，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工具一样随意使用，因为“独裁的自恋”高于一切，隋炀帝最爱自己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