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文身是航海民族的特征——英国人竟然是百越的兄弟民族

《不列颠的名字来自祖先对纹身的热爱》（BBC 2016年12月8日）报道：

1881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未来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只有16岁。在这一年，他在日本横滨让一名纹身师在他手臂上纹上了一条红蓝双色的巨龙，此后纹身被大多数少年视为是成人礼。

当时，英国本土的报纸在长达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一直流传着：这位年轻的皇室成员在很快就会带着最新流行的纹身回来。有几篇报道称，这位王子在鼻子下方纹上了一个大大的箭头。这些报道写得头头是道，以至于王子的母亲、丹麦公主亚历山德拉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以示诫勉。

王子没有在面部纹身。他在受到明治天皇接见时首次公开了手臂纹身，让这个当时的流行趋势受到了皇家认可。

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让日本数百年来第一次向西方打开了贸易大门。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对日本商品和文化迅速膨胀的需求。富有的欧洲贵族们浑身上下满戴着各色日本饰品回到国内。现在，王子纹身的新闻在英国、法国乃至美国迅速掀起了纹身热潮：纹身已经成为社会地位，以及对日本商品购买力的标志。

"在当时，未来国王的纹身是一起知名事件。当时还出现了一幅乔治在1893年婚礼上展现纹身的假想图，"埃塞克斯大学当代艺术讲师马特·洛德（Matt Lodder）说。"当时人所共知的是，如果你很有钱并且去过日本，那么最好在回国前给自己纹身。"

1881年在日本长崎，一位纹身师正在给欧洲游客纹身。图中有两名艺妓正在备茶。

尽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乔治开创了一个新风尚，但其实在一千多年前，从凯撒大帝时代起，英国就曾经不断引领着世界纹身艺术的潮流。

在横跨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的阿尔卑斯山区，科学家们发现了生活在5,000年前奥茨冰人（Otzi the Iceman）木乃伊，并在木乃伊身上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纹身图案。在欧洲，是早期不列颠人推动了纹身艺术的流行：罗马人于公元前55年入侵英伦三岛后发现本地人身上都纹有漂亮夺目的图案。凯撒大帝在高卢之战后写道，"所有不列颠人都用靛蓝染料把皮肤染成青色，这样他们就战斗中显得更加凶神恶煞。"从此，不列颠人在整个欧洲得到了一个绰号"Pretani"——凯尔特语词汇，意指"染色"或"纹身"。这正是Britain（不列颠）一词的起源。

有人认为，当时的不列颠人只是用染料给皮肤染色，没有纹身。后来的罗马学者也同样认为凯撒大帝看到的只是墨水涂在皮肤上而已。"岛上很大一块面积住着野蛮人，他们从小就在身上画上各种动物的图样。小孩长大以后，身上的动物图样也会变大，"公元3世纪的加伊乌斯·朱利叶斯·索利努斯（Gaius Julius Solinus）写道。"他们在四肢上划出伤口，然后把四肢浸入染料，让染料充分地渗入伤口，从而锻炼人的毅力。"当诺曼人于1066年登上不列颠岛时，他们也注意到了不列颠人的纹身癖好。12世纪，编年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记载了诺曼人抵达不列颠岛后，最先从本地人那里学到的习俗之一就是纹身。

然而，英国现代纹身史是从南北美洲的殖民活动开始的。探险家、私掠船船长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在1576-1578年间对美洲大陆开展过多次探险；他发现，在从目前的加拿大到美国西南部的广大区域，纹身在各个土著印第安部落都非常盛行。

1577年，弗罗比舍抓获了3名因纽特人并把它们带回英国，从布里斯托尔到伦敦做巡回展览-并且在宫廷上向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展示。英国公众对因纽特人的纹身艺术大感惊奇。为了缓解人们的恐惧，画家约翰·怀特（John White）受邀绘制了因纽特俘虏的画像。作为对照，他同时根据古罗马学者的记载绘制了古代不列颠人的想象图。

"根据记载，他精确绘制了古代不列颠人的图像，这些古代不列颠人的身上都纹着神秘的图案，"洛德说。"男人们的腹部纹着雄狮，女人则纹着太阳和花朵。绘制这些古人图像的原因是希望表明因纽特人和我们也没太大差异。"

"弗罗比舍从美洲带回的因纽特人激发了16世纪英国和整个欧洲对于纹身艺术的巨大兴趣。前往巴勒斯坦圣地的朝圣活动的逐渐商业化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西方朝圣者带着纹身印记从耶路撒冷回到祖国已经成为一种习俗-纹身就是朝圣的标志，"洛德说。"当时以朝圣者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保存下来的不多，但是从现存的绘画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在手臂上的纹身面积都非常大，看起来就像足球比赛服的袖子。"

在整个 16、17和18世纪，纹身在英国简直无处不在，甚至成为了法庭辩论的焦点。1739年1月，《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Post）报道了法庭发现一名15岁的窃贼胸部有暴力题材纹身的事件。"他的胸部用印度墨水纹着一个人。这人一手拿刀，另一只手里的手枪正在从枪口发射子弹，这人嘴里冒出一句话'去死吧！'"新闻报道以令人窒息的文笔写道。"这个流氓不想让人看到他的纹身，但却被人偶然发现。法庭由此命令他在庭上脱下衣服展示纹身。看到这么年轻的流氓身上纹着这么暴力的图案，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目前仍然有不少狂热的纹身艺术追随者，朝圣者纹身的传统一直持续到19世纪。1862年，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国王——在耶路撒冷秘密纹了一个十字架图案。但是"tattoo"一词直到近代才被引入英语词典，这是詹姆斯·库克船长18世纪末在太平洋岛屿探险的遗产。而该词早在16世纪末期就已经成为英语词汇，"beating a tattoo"意指"打鼓"。直到库克船长于1769年远航到塔希提岛之前，描述纹身艺术的相应词汇一直是"Pricking"、"marking"或"staining"。在塔希提语里，"tatau"一词指用上面插满针的长木棒敲打另一根木棒的游戏。库克船长在日记里记录下了这个游戏，然而，经过很多人辗转流传后，这个词最终以"tattoo"的拼写形式成为一个英语词汇。

这幅1844年的版画表现了帕劳群岛的土著居民，其中有纹着纹身的帕劳国王阿坝.图乐（Abba-Thulle）。除了创造了纹身的现代名称外，英国人还在西方世界首次实现了纹身的大规模商业化。人们对日本旅游纹身兴趣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一个吸引了全世界注意力的法律案件都在纹身商业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加速器的作用。

1854年，贵族罗杰·泰和伯恩（Roger Tichborne）在海上失踪，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于一场海难。然而12年后，他奇迹般地在澳大利亚重新出现，并搭乘船只返回了伦敦。然而，他的兄弟姐妹们却感觉他不像是真的泰和伯恩。泰和伯恩的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家族财产。他的兄弟姐妹起诉了他，控告他是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

发生在1870年代初的泰和伯恩案件曾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为世界各地的报纸所广泛报道。这个案件曲折离奇的过程堪称现实版的狄更斯小说。法庭调查发现，早在寄宿学校上学时，泰和伯恩的朋友就已经给他纹上了纹身图案；当法庭要求他展示自己的纹身时，他却傻了眼。这个冒牌的泰和伯恩实际上是一个屠夫的儿子，名叫阿瑟·奥尔顿（Arthur Orton）。他最终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媒体对这一案件的疯狂追逐极大地提高了纹身的知名度，有些报纸甚至说，所有儿童都应该去纹身以防备他们在海上失踪。企业家萨瑟兰·麦克唐纳（Sutherland Macdonald）决定利用这个商机大捞一把。

麦克唐纳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他曾经参与过祖鲁战争，战争期间他通过帮战友纹身赚钱并熟悉了纹身技术。战后，他在以时尚著称的伦敦西区开了一家土耳其浴室，并且提供商业化纹身服务。这是史上有记录的最早纹身店。

"英国人对东方的好奇心成就了他的生意，"洛德说，麦克唐纳拥有的土耳其浴室给他帮了大忙："当时日本商品在欧洲各地十分紧俏，在这样一个同样具有'东方式情调'的场所，那些赤身裸体的富裕浴客就成了最好的纹身顾客。"

1880年代，乔治王子在麦克唐纳的店里做了纹身，从而使后者名声大噪，其纹身生意也快速膨胀。麦克唐纳以艺术家自称，并且服务过包括有钱阔佬和丹麦国王、巴提亚拉邦王公等名人，他和他的纹身店都成为波兰、法国、德国甚至新西兰报纸的报道对象。在客户们对复杂的纹身图案-从欧洲沙龙绘画到打猎场景-提出更高的要求后，麦克唐纳于1890年发明了自动纹身机- 1年后，一台类似机器在美国获得了专利。

纹身目前在大西洋两岸依然十分流行。英国贵族阶层对纹身的追求很快传播到了北美：1897年，《纽约先驱者报》宣布"纹身热已经从伦敦传到了纽约"。当时，美国中产阶级无不以追逐英国上层社会风尚为荣，纹身艺术在纽约迅速流行开来。

几乎每过10年，大西洋两岸就会宣布出现了纹身这一"新"潮流；近期调查表明，有多达三分之一的英国年轻人中有纹身。现在很少有人对纹身大惊小怪，而凯撒大帝时代浑身纹满各色图案的不列颠人也绝对不会。

谢选骏指出：不列颠是纹身的意思，所以英国人才对日本的纹身如此着迷？其背后的原因，这两个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岛民，和航海生活十分密切。而文身呢，恰恰是航海民族的特征。例如，中国百越民族的“文身”，就是一种以龙蛇一类水族为图腾的遗俗。

《<信念的活史：文身世界>序言》报道：

文身，可以说是人类原始精神世界的一种突出现象，它已成为现代文化大类学日益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正像人类原始精神世界中的其它现象一样，文身起源于原始文化，但并未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而销声匿迹。相反，它源远流长的存在，向人们显示了一部活史，一部活在人类肉体上的造型史，一部镌刻着痛苦与意志的精神现象学。文身的世界，还显示了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间奇异的不平衡性──文化常能超越产生了它的社会母胎，而获得程度不等、形态各异的“永恒性”它像一个载体，超渡精神于物质的引力场。

具象地说，文身还是什么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释文身为：“在人体上绘成或刺成带颜色的花纹或图形”──这仅及文身的现象层次而未人其功能层次，可谓粗浮不精；但却也在不经意间反映了社会上对文身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了解状况。

从文明人的立场看，文身带有某种自戕的意味。这种有计划地刺伤皮肤以至使之发炎、变色的原始艺术和原始巫术的混合体，展现了人类精神现象学和人类精神史中的复杂内涵。

现象与功能不同，前者是一种存在，后者则是对存在的解释。在读者就要接触的这本小书中，作者除去向人们展示了文身世界的种种现象之外，还介绍了对文县功能的五种解释：美饰说、尊荣说、吸引说、巫术说、标志说。标志说是较为后起的一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前面的几种解释。本书作者也是人体赞同此种解释的。泛泛地说标志，则标志仍是现象层次中的存在物；只有揭示了（即解释了）文身标志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才能进而确认它的社会和心理功能。因此，关键不在于文身是一种标志，而在于文具是什么标志？──通过对各种文身现象的综合分析，我们将看到，文身是生活信念的标志。

在原始民族物我浑一的图腾制中，在文化民族区别等级身份和社会集团（如许秘密会社）的智性努力中，以及在费拉民族亚文化的职业群体和个人爱好中──无不贯穿着一根谱线：它向人倾诉着文身者形形色色的生活信念。倾诉了文身者为体现这种信念而忍受的巨大痛苦──这种忍受痛苦的能力本身也就是一种信念使然。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信念，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曾在岳飞的背部刺下了“精忠报国”四字，勉励他从事以身许国的卫国战争。这是一项典型的中国式文身。岳母采取刺字的方式而不是文化人惯用的题赠方式，当然和岳飞母子出身于社会下层有关；但也表明，直接刺刻在人体上的符合比之印在身外之物上的符号（如写在纸上的墨迹），对当事人具有远为深刻的心理暗示力。岳飞母子的文身活动，揭示了文身现象确实具有的普遍功能：社会的与心理的“言志”功能。以此，文身成为生活信念的自白。

通过文身，人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符号。通过约定的含义，他被附加了一种象征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象征力量是通过其内在力量的节流而获得的。而内在力量的节流，是通过英雄考验式的磨难而实现的。正因为如此，艾身活动在古代往往也是和成年仪式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以之为轴心的。它从童年开始，在青年时代达到高潮，贯穿人的整个前半生，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奇异的人体符合系统。应该说，在任何一种文县样式及其具体解释下（美饰的、尊荣的、吸引的、巫术的……），都展开了同一个现实：作为文身者的当事人，受到了某种外来力量的干涉，并在此力量的控制下心甘情愿地、身不由已地驯服于归化的精神。对归化精神的不同类型，人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作出多重的、甚至是相互交叉的解释。

我个人的解释是，即便是那些显得毫无生活信念，完全以娱乐为目的的现代文身者，也还是通过文身活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尽管你不妨把这种信念叫做“追求感官刺激的”。否则，你就很难设想他会忍受巨大的痛苦以换得文身之美，更难设想他仅仅是为了单纯的自虐而施行文身。为了“好玩”而进行文身，则他的生活信念则是追求“好玩”；这也许可以被斥为玩世不恭，但你却不能否定这也是一种生活信念。作为一种直接铭刻在身体上的符号，文身沟通了人的灵与肉。通过文身，人们不仅表达了自己的生活信念，还显示了社会归属的趋向。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曾经指出，在世界历史上缺乏任何联系的不同地区和民族中，在他们各自文刺身体时所运用的纯粹的装饰画和线条画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形成。（《艺术心理学》第二卷）对此，可以提出两类解释：

一，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即人类文化是由一个源头散布开的，所以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民族文化（文身是其一种表现）之间，必有相似。人类学家索勒斯（William J Sollas）在《古代的猎手及其现代的代表》（1924年）一书中就是这么主张的。

二，人类生理心理的相似性，即认为基本的装饰图案在感觉原理上是以本能为基础的。艺术理论家巴恩斯（AlbertBarnes）在《绘画的艺术》中就此写道：“这种装饰美之所以有感染力，大概因为它能满足我们自由而愉快的感知活动的一般要求。我们的感官需要适当的刺激，什么刺激都无妨，……装饰就能迎合并满足运用官能以寻愉悦的需要。”（第29页）

无疑，这两种穷本追源的解释，都不失为十分深刻并且富于哲理意味的。我们希望，人类知识有一天能进展到足以验证上述两项假设的程度。但如果我们后退一步，也许现在对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晰一点。这就是，暂且搁置一下虚无飘渺的发生学或起源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即便是纯粹装饰性的线条画，其相似性的基础，依然是社会集团的划分！艺术史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们尽可以找到看起来互无交通的地区间的“相似形式”，但常识却告诉人：这些“相似形式”毕竟只是问题的一面，不足以抹煞区域与民族间精神表象相异的另面。相异，就是集团化的直接结果；而文身的一大功能，恰恰是区别人类集团──就像是现代人的制服和标志一样：而这一区分的功能，也正是支持人们去施行文身的强烈动机之一。集团化的生活，构成了人类意志的一项动力。至少是为人的意志，提供了一个有形的规范。

人体，尽管对自我而言高于一切，对他者而言则不过是一个符号的体系。所以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可以在《存在与虚无》中断言，“他人”只不过是“我的地狱”。人体不仅是创造符号的物理媒介，而且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身体语言，如发情，手势，舞蹈，自古以来就渗入入的生活，影响人际关系，迄今不衰。这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入际关系的物化程度已经多么深刻。美国学者苏珊·朗格（Susan K·Langer）在《情感与形式》中写道，“现实生活中，姿势是表达我们各种愿望、意图、期待、要求和情感的信号和征兆。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意地控制因此可以像声音那样被精心编入一套确定的和紧密相联的符合体系中，这是一种真正的推论式语言。语言互不相通的人们，往往凭借这种简捷的交流方式，表达他们的主张，问题和判断。“因为，姿势（即身体语言）已构成生活行为的一部分，对他者而言，“它是一种可见的运动，但不是一种物体的运动，不是周围的滑动、波动、旋转，而是被当作生命运动看到和了解的。”（以上见该书第11章:《虚幻的力》）

身体语言比起声音语言来，在阐述理性方面虽有不及，但在传达意志上，却有过之。因为人的视觉比所学更发达，诉诸视觉的形象语言当然就更接近本能的层次。

也许由于职业眼光的定格作用，符号学家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人是符号的生物”，因为很显然，人的思想（这体现为人的语言，包括直观的、造型的语言），是通过符号即对世界进行符号化，去认识世界（包括自思和自我观照照中的自我）的。于是，人的创造物在这里获得了较人为高的本体性。人反而沦为此等本体的附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在说它自己。”透现在文身活动中，人称施行了文身术的人们为“文身者”即“文身的人”，于是，“文身”也就成了他的本质。

人到底是不是“符号的生物”？

我们说，不是；因为其他生物也有自己的符号。从直接意义上，人仅只握有符号而已，但他并未变成符号。但从间接意义上，握有符号本身，也使人自身多少有些符号化了。这就是“异化”，是人的符号化，是在使用工具的同时自身的工具化。而文身，则是符号化、工具化的具象体现，一种不乏美感的体现。

人原非隶属于符号的生物，但由于文明，由于集团化，由于经济的压力──他所行、所思甚至所欲、所惧的一切，都与符号结了缘。这比文身运动更为广泛，但又不乏有趣的相似性。当人们看见一个妇人长得很顺眼，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她具有某种美好的性格；而当嫫母被纳入符号化了的视觉模式，人们就会想到这是资质平庸的形象化。其实，这两项判断或解释，常被经验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生活是无法遵循任何一种形式逻辑的。符号化的视觉模式，近乎“成见”。在这里，姣好的或丑陋的面容，不同的身体与风度，都被理解成了一种符号，成了推理程序中的数据，成了类似文身图样的那种据以判断入的外在依据。

身体语言是一项形象语言，而如文身或服饰之类则是附着于人体的另一类形象语言，是固定于活动着的人体而本身却相对稳定的形象语言。但文身的、服饰的语言，毕竟以其不断更迭的丰富性，构成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符号系统。

1000年之后，当人们回顾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将会为服饰时尚的迅速变幻而感到眼花缭乱。时装变化双轨交错：一是不同文化集团的服饰在空间上呈现的变化；一是同一文化集团在时间上呈现的变化；最后则是两种变化的大规模交汇。这些变化是如此迅速，结果，撇开质地与裁剪的水平不谈，现代服饰在样式与颜色上已超越一切阶级与集团甚至民族与国家的分野。嬉皮士、雅皮士、牛仔裤，代表的只是一种文化的倾向，却不仅仅是集团化的社会势力。这就是现代文化的奇特性，这就是现代文化语言的结构化。

服饰本无意义，但习俗给服饰以意义，这意义对人生作出了规定。人通过服饰使自身的意义明显起来。服饰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礼记·王制》篇说，天子的使命之一是“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给服饰以国家典礼、历法、法律、礼乐制度同等的位置，可见重视程度。《王制》篇还把改革制度和服饰的尝试，看作叛逆一种行为。（“革制度、衣服为畔，畔者君讨。”）《礼记·月令》篇记载，天子的服色还必须与季节的变化相一致：春季着青衣，夏季着朱衣，秋季着白衣，冬季着黑衣，而黄衣则是常服。显然，天子服色的规定，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示范的功能上，而是扩及与宇宙节律的终极协调。这种神秘观念，赋予服饰以宇宙法则的言语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天子用服饰的语言，对自然说话。

与文身相比，文明社会中服饰的社会规范性更强，因为它在公众生活中更为可见，意义遂更明显。随着文明化，文身越来越成为一项私人的“言志”象征或小集团的归化标志。原始社会（图腾制）中的文身功能，让渡给了封建社会（等级制）中的服饰功能。“正服色”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规范的重要方面。这也正是改朝换代社会政治变动，必与“易服色”的文化改革相联系的心理基础。

例如，随着大一统长城时代的衰落、解体，中国服饰的意义也起了变化：审美内容被突出了，并被逐步推向首位。我们不再因为不肯穿满人的服装就被杀头了，这就是“时装运动”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也是以“好玩”为动机去实行文身活动的历史大背景。例如，我们注意到，在西欧社会的传统时装中心巴黎，时装大潮的争奇斗妍，是在反等级制的人权大革命之后开始高涨的；而法国革命前流行于贵族小圈子以内的时装竞赛，也对封建制度的瓦解给予了一臂之力。当然，这是封建贵族们始料不及的，他们是身不由已地加入这一历史的行列的。

人权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分权的基础而非政治专利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大变革不可能不影响人的服饰观。所以，现代社会的来到，也就表现为服饰制度的解体，表现为时装热潮滚滚而来。

两个社会两种服饰观，表明服饰确如文身一样，是人的语言。可以脱下的服饰表达了各种的文化精神，正如不可脱下的文身图式同样表达了多重的文化精神。文身世界，悄然广延在身体与服饰的语言之间。与身体符号和服饰符号所拥有的功能相比，文身这个符号体系及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多少有些秘而不宣的味道。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退化中的世界，是一个逐渐被服饰取代了的世界。但即便如此，文身活动毕竟还是凝缩着人的生活信念，这使文身世界从时间的意义说构成了一部“信念的活史”。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文身活动，诉说着各自的生活信念，飘载着各自的生活形态。只要你深入到文身世界中去，就会发现那些图样和装饰决不是缺乏意义的。最起码，这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勇毅和悠久的传统。而经过恰当的转化（解释），它就能变为另一种动力。

文身活动不是突发的或一蹴而就的心血来潮。尤其是全身型的文身，它必须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仅从毅力的角度看，它毕竟不失为惊人之举。它不仅是艺术，不仅需要技术，而且还需要稳定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这一工作。不论你怎样评价文身这一现象本身，你都不得不承认，这种有计划刺伤人体的原始艺术，对人的意志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没有信念，谁能忍受一种长期的、周而复始的痛苦？像是文身那样？

这是从积极方面去看待文身。

若从消极方面分析方向的功能，则发现“异化”的悲喜剧，早在史前时代就开始了。文身，不就是人的非人化象征吗？刺上龙纹，不就是祈求人为龙子吗？刻上凤凰，不就是念祷己为禽王吗？文身所造就的，正是一种原始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人”。

“符号人”可以有两解，一是“对人进行符号化”，一是“符号化了的人”──这分头体现了“符号”一词的动词性和名词性。前者具体落实为文明的进程、节律；后者则为文明的结果。因为这种因果联系，这两种状况都可以构成理性批判的对象。因为主要产生于文明社会的理性批判的锋芒，向来都是指向文明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恶果（它并不是简单指向原始的淳朴或“野蛮”），仿佛一种自体免疫系统，以此抵消或平衡自体的弊端。

但现在发现，“符号化”的意向早在文明社会诞生之前就有了。这将为现代思想家们提供一些什么启发？

分析一下文身现象和造成它的心理基础吧，“把人变成符号”、“符号化了人”的根源，并不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压力下，不在文明社会分工的细密化进程中；而在原始人类的集团化的压力下，在神话与巫术意识的古老躁动中。神话与巫术的意识，渴望无止境地地提升入，从而把入提升为超人即非人。这就是原始文化中的异化冲动，是古代一切宗教的基本冲动。

现代文明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外表，与神话、巫术和宗教是大不相同的；但在要求无止境地提升人并把人集团化即把人类区别为分割为对立的集团方面，则有着精神上的一致，它同样在不顾一切地渴望提升人的活动中，把人改造（而不再仅仅是“幻想”）为超人即非人。

这就是现代文明中的异化冲动，是各种冒充科学的非理性狂热，各种披上了学理外衣的妖术。──它的历史性进化，是从观念的幻想世界跃变到了实存的改造涡流。道路与方法变了，目标与真理则一。

对文身这个奇特的世界，你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它就展现在那里，说着无声的故事。这些故事，对现代人类的求知欲是既感遥远又很切近的。在古代神话里，有一种灵活的人可以懂得鸟语兽言；而现在，通过努力，你即将通晓文身的图案与形象所包含的讯息，并理解它。

（徐一青、张鹤仙：《信念的活史：文身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５月第１版）

谢选骏指出：《信念的活史：文身世界》一书是我推荐出版的，所以出版方要求我为它写个序言，以便增进其说服力。我照做了。也因此开始了解“民俗的文身”竟然影响了高级文化。以至于大英帝国竟然是纹身产物。英国人竟然是百越的兄弟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