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材质不足，难当重任。
不过楚国虽然不能“统一中国”，但最后楚人却能推翻秦朝，这两个情况可能正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楚国比秦国更有原始性，其文化比秦国更与中原异样。所以才能以更大的蛮力和更野的做法，取而代之也。
楚国的历史，可以成为今日中国的借鉴。
（一）
网文《楚国为什么不能统一中国》指出：
历史上曾经最有条件统一中国，结果未能抓住机遇反而遭到灭国之灾，最典型的莫过于楚国。
楚国家雄踞长江、汉水流域，拥有发展农业的最好条件，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湖北随县出土的编钟，不仅可证楚国音乐不凡，还足以证明冶炼铸造业发达。冶炼铸造联系着兵器，那是武装军队的必要条件。今武汉东湖的大型雕塑《庄王出征》，令游人神情为之一振。正是楚庄王时期楚国国势大到饮马黄河，越出长江流域挺进到北方。春秋五霸有两霸是吴和越，后来越灭吴，楚又灭越，势力就扩展到“百越”之地，那是多么辽阔的疆域！
（谢选骏指出：“春秋五霸有两霸是吴和越”的说法是错的。春秋五霸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至于新近流行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忽略了吴越春秋已经结束了中原优势，历史开始进入战国时代。所以应该说：“春秋五霸之后的两霸是吴和越。”）
历史上曾经最有条件统一中国，结果未能抓住机遇反而遭到灭国之灾，最典型的莫过于楚国。
楚雄踞长江、汉水流域，拥有发展农业的最好条件，所谓“湖广熟，天下足”。湖北随县出土的编钟，不仅可证楚国音乐不凡，还足以证明冶炼铸造业发达。冶炼铸造联系着兵器，那是武装军队的必要条件。今武汉东湖的大型雕塑《庄王出征》，令游人神情为之一振。正是楚庄王时期楚国国势大到饮马黄河，越出长江流域挺进到北方。春秋五霸有两霸是吴和越，后来越灭吴，楚又灭越，势力就扩展到“百越”之地，那是多么辽阔的疆域！
武汉人仿造出一座“楚天台”，据称是仿楚灵王“章华台”建造，章华台后世称之“天下第一台”，是中国历代帝王园林化离宫的先导。楚宫的故事有“楚王好细腰，宫妃多饿死”之说，这话也让我猜想，当年楚国宫中鸡鸭鱼肉丰富，楚王已感觉人胖了既不美也不利于健康。今人不是也想减肥吗？而“楚楚动人”一词，描述的正是苗条的楚国女子身穿楚服是多么美丽动人啊！
武汉东湖还建有“楚城”，与其相连的景观有“楚市”。古人曾写文章说，到楚国都城郢，清晨穿新衣上街，归来就挤破了。这描述也许夸张，但我们还是可以想像那繁荣。
繁荣的经济一定会哺育出相应的文化。游三峡访秭归拜谒屈原祠，自然要想到《离骚》。我们读屈原的作品和他的一生，还可以看到，屈原爱国，楚怀王却不给他爱的机会，但怀王没能消灭屈原的爱心。屈原的爱不仅是爱国、爱人民，他也深情地写男女爱情，凝聚在楚辞中的爱，是非常丰富的情感。《诗经》是民间集体创作，代表共性。《离骚》是屈原独立创作，作为更具个性的作品，体现着个体生命中极其神圣而宝贵的东西。人生可能不被理解遭受冤屈，失去许许多多，但不能失去心中的爱。爱是个人情感，却对应着整个世界。人生若失去这种情感，世界也会黯然。《离骚》中所体现的个性，已然是对共性的升华。不管怎么说，从诗经发展到楚辞，楚辞已是华夏当时最先进的文学艺术。
也许还有必要一说，西方对爱心的神圣性认识，可以追溯到耶稣的精神中汲取营养；对个性的肯定，则从古希腊的理性思维中认识到个人在浩荡宇宙中的能力和价值。今天外国朋友来游三峡，可以体会，屈原所表现的人的个性和爱，标志着中华文明在公元前取得的重大进步。
楚国不仅有楚辞，诗歌可入曲传唱。宋玉曾说，有位歌手到楚国首都郢来演唱，开始唱“下里巴人”，与他和唱的有数千人；接着唱“阳阿薤露”，和唱者有数百人；最后唱“阳春白雪”，能与他和唱的就只有几十人了。“阳春白雪”是高山流水。“下里巴人”也不是低水平，而是通俗歌曲，有数千人与那位歌手和唱，那是相当大的场面。你看，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楚国音乐在人民中多么丰富而有层次。楚国何止是有屈原呢，楚国的群众性文化已多么灿烂。
如此，楚国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楚国农业、纺织业、冶炼铸造业，陶器、竹器、漆器等手工业，乃至商业经济均发达，文学艺术也最为发达，何以会被在西北蛮荒之地发展起来的秦国所灭？
楚国不是生产力不行，也不是文化艺术不行，而是经济、文化都发展后，统治者的政治建设未能随之发展进步，未能满足生产者的要求而遭至灭亡。
楚国更大的悲伤，恐怕还在于它不是没有出现过改革。早于商鞅在秦变法的前二十五年，吴起就受楚悼王重用主持变法，变法的措施就是商鞅后来在秦施行的“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可惜变法仅一年，悼王死，吴起被贵族射杀，变法夭折。
悼王去世半个世纪后，怀王即位，此时有屈原。屈原有什么革新主张吗？他作为诗人的形象太饱满了，以至后人常忽略了他的政治主张。但司马迁作《屈原列传》还是指出，《离骚》称道了齐桓公。齐桓公曾用管仲搞过春秋时最早的改革，齐因此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离骚》还称道了汤、武革命。这都能让我们窥见屈原的改革政见。屈原不仅是诗人，他是楚国的“左徒”，是国家一个高级官员，他有如此丰沛的学问和艺术造诣，且如此重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才华，岂不难得！可惜，楚终于被秦灭亡了。楚国的悲伤是其他被灭亡的国家无法相比的啊！你听，“痛楚”、“酸楚”、“凄楚”，描述的正是楚亡后楚人深长的痛苦和悲伤。
悲剧的力量总是最打动人的，也是这巨大的感伤和对国家的热爱，造就了屈原和《离骚》。为了记住这巨大的不幸，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伦大爱，千秋以来中国人为一个人立个节日每年都纪念他，这个人就是屈原。千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被人民这样纪念。
然而，如果把亡楚的责任都推给国王，恐怕也是不公道的。虽然悼王支持变法遂有楚国变法，怀王未能理解屈原以至付出巨大代价，但关系一个国家能否适时变法的力量并不取决于君王一人，在楚国反对变法的分明有一个旧贵族阶层。
人为什么会悲伤？那一定是曾经美好的东西沦丧。这“旧贵族”的先人，原也是相当积极进取的啊！楚国的先人可追溯到熊绎,西周前期周成王封楚子熊绎居丹阳，丹阳在三峡西陵峡深处，为最早的楚国都。所谓“上控巴蜀，下应荆襄，当水陆之要冲”，这是说楚国位置险要，但这样的地方若不向外发展，楚就会被封闭在峡谷。楚国的先人胼手胝足、拓土开疆，战国时兼并了上游的夔国，向下游发展使楚国都城出现在荆州，整个三峡地区就通称“楚”。当楚国发展到江汉平原就地处华夏中心，这使楚国最有条件汲取东西南北之长，但也容易四面受敌。楚先人汇集四邻之长，警惕危险，把国家发展到最雄强。但后人在繁荣中滋生出优越感，滋长了自高自大。这自高自大不把四邻放在眼里并不只是统治者的缺点。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也需要警惕我们自身存在的毛病。
楚国的优势确实曾经很多，以至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始皇建立的秦朝是被楚霸王项羽所灭。可是，项羽又被刘邦所灭。为什么？你看，自高自大，不把刘邦放在眼里，这些缺点在生长于楚的项羽身上也体现得多么明显。
秦凭什么击败楚？无疑要追溯到“商鞅变法”。可是，这“变法”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商鞅的智慧从哪里来？
春秋时齐国发生的改革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开始用铁。铁耕促进了井田外“私田”的开发。春秋“井田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是国有制。管仲搞“相地而率征”，即按土地征税。承认了私田，就在井田制以外别开了一条新路。
管仲此举的意义有多大？
人类最早用铁的是小亚细亚卡帕多细亚的一个古国赫梯，位于今土耳其克泽尔河流域，早于公元前十四世纪用铁，赫梯因此经济发展，军事也强大，并有楔形文字，还产生了《赫梯法典》，但这部法典是在生产力进步后用来竭力固守奴隶制的。战争起源于剩余劳动产品，这时的赫梯因经济发展处于容易遭到周边蛮族攻掠的环境，一旦遭到入侵，又因国内生产者的利益受到奴隶制压制而难以形成上下一致的有力抵抗。赫梯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末和十二世纪初被“海上民族”从小亚西海岸侵入，又遭到来自北面的游牧民族袭击，终于灭亡。
类似的悲剧，中外都曾一再重演。古埃及、古巴比伦经济与文化艺术都相当发达，结果都被经济落后于他们的蛮族攻灭。中国用铁出现在公元前七世纪，比赫梯晚了七个世纪，但齐的改革出现了变革奴隶制的因素，此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们进行了持续的变法，终于使中国成为人类最早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变迁的国家。可见，当生产力进步引起经济文化显著发展后，政治制度及时革新跟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多么重要。
所以，齐国的变革不只是“中国意义”，而是人类从奴隶制时代向封建制时代变迁的发端。进入战国，魏文侯用李悝厉行改革，李悝作《法经》列《盗法》为开篇，这表明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盗贼也增多。李悝用国法来保护民间私有财产，成为法家始祖。魏文侯还用吴起为将。文侯去世，吴起受同僚诬陷被撤职，离魏奔楚，于是有了吴起在楚的改革。
吴起死后二十五年，商鞅才从魏入秦。对秦国来说，商鞅完全是外国人。此时秦国生产力与政治制度都落后，从统治者、士大夫到老百姓，头脑中都还没有产生出商鞅带到秦国来的革新思想。秦孝公的英明，在于他相信商鞅带来的变法举措就是曾经使魏和楚强大的法宝，于是下决心用这个外国人推行变法。
商鞅由此轰轰烈烈地“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与此相呼应的举措包括：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按杀敌人数来赏爵和土地。这办法在商鞅去世后仍被继承下来，极大地调动了作战的积极性。秦国被六国称为虎狼之国，秦兵作战总在得胜时将敌人的头颅割下来系挂在腰间，并继续冲锋。那头颅实在是他们不能丢弃的，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他们的计件工资，他们要用那头颅去分领土地。
从前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作《六国论》说，六国的诸侯们凭着五倍的土地，十倍的民众，发愤向西攻秦，最后竟不能免于灭亡，为什么呢？他认为六国不能团结一致，却贪图边界上的寸尺之利，背盟弃约，以至被秦国钻了空子，岂不令人悲伤吗？
其实，这不是六国之间能不能团结的问题，当六国没有实现像秦国那么彻底的土地私有制，人民就难以同统治者团结一致。在人类的进步史上，没有私田就没有私人。建立起承认私田的制度，奴隶就在自己的生产资料上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即使在秦国，商鞅变法十数年后还被车裂，可见奴隶主贵族势力不小。谁最肯捍卫土地私有制？肯定是地主。吕不韦在秦王尚未亲政时就推行“纳粟拜爵”，通过让地主纳粮买爵的方式来组建维护土地私有制度的上层建筑队伍。如此，从商鞅变法解放生产力到吕不韦组建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可以说秦统一中国的“垦荒”和“种植”都已完成，秦始皇的英明是他坚定地继承了前辈的革新，并发展到一个更加充分的新时期。
这时，秦国最锐利的并不是它的军队，而是它的政治制度。在秦的制度下，六国的土地已不是它的战争对象，而是它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六国的奴隶也会加入到秦军中去作战，以便立功分土地。如此还有谁能挡得住呢？随着战争的胜利推进，秦将六国尚存的“井田”也化为私田。秦灭六国非以武力胜，实在是以政治经济制度胜。春秋战国近五百五十年，生生灭灭多少事，似乎就做一件事，把井田制彻底转变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就到来了。
楚国的失败是从变法夭折开始的，秦的崛起则告诉我们，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革旧制解放生产力获得经济发展，并通过坚持不懈的深化改革后来居上。
当时为什么是秦国统一天下而非楚国？
历史上，战国时期秦楚均为强国。为什么最后是秦胜统一天下，而楚败。
分析指出：所谓的“秦楚均为强国”指的仅仅是土地面积和军队数量，在兵员素质方面则不然：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
可见楚国军队战斗力之差，别说已经实行军功政策的秦国了，就是改革不那么彻底的赵国都比不上。春秋时期楚国欺负一些中原小国还行，但到了竞争激烈的战国时期，楚国就很少打胜仗了。
地理位置方面：秦国坐拥雍州之地，东可谋取六国，不行还能退守函谷关。而战国后期楚国的郢都几乎就是暴露在秦国的攻击之下，而且，自古以来就很少有南方政权能统一全国的。楚国土地虽然广袤，但是顾此失彼，黔中之战直接被司马错来了个大迂回，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白白丢失了数千里的土地。这都是短板。
军事传统：秦国因为不是那么发达，因此人民性格都比较淳朴，在商鞅变法之后就可以完全利用起来，各自为了各自的利益去耕战，最后让秦国成为了一个战斗力强大的帝国。而楚国呢？据：《史记 货殖列传》：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
整个楚国由于地理面积太大，民俗也不太一致，但大体是比较轻飘的一类，而且喜欢牟利经商，这一下就比不过秦国完备的军功体制了，战争动员困难也是理所应当的。而且，楚国因为深受南方蛮夷部落文化的影响，没有城防意识，城墙基本上扛不住进攻，因此往往战役都是野战，而野战失败，城池也就守不住了。
贵族体制：秦国也有一些旧贵族，但影响力不是特别强大，秦孝公、秦惠文王两代君主就能摆平阻碍新法的旧贵族，而楚国的旧贵族势力过于庞大，春秋时期就有过若敖氏专权的现象。战国时期楚国就有屈景昭三大贵族，这种大贵族很容易阻碍国家政策的实施。
而且最关键的，这些贵族都是窝在楚国国都内，不想发展自身的附属领地。施行一些土地改革，还能强军强国，但这些贵族全都在宫廷内争斗，是正儿八经的“旧贵族”，是对国家发展没多大用的。可能会零星出来几个比较贤能的贵族人物，但总体上来说贵族势力是楚国国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来说，战国时期楚国只能算是一个二流国家，国土面积虽然大，但整合能力太弱，士兵战力太弱。战国时期也有人动不动就说什么统一天下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其实这不过是因为楚国是完整保存国家建制过渡到战国时期的国家，而且春秋时期楚国确实厉害过。但到了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开展了政治改革，实力大增，而楚国却被贵族势力绊住了脚，施展不得改革，只能是越来越弱，勉强靠着广大的土地面积和人口资源支撑，成为了战国七雄之一。当七雄之间的缓冲完全消失，楚国面对改革完备、军力强大的秦国，就只有挨揍的份了。
而“统一天下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只能是一句借着二百年前的威风来作为今日筹码的外交辞令了。
（二）
评论A指出：秦国的灭亡过程中，旧楚国人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那会已经距离楚国灭亡十六年了，虽然领头的项氏家族是楚国末代将领的后代，但起义军的主要成分还是农民军，是在秦国的暴政下活不下去铤而走险的农民。这是为了自身生存而造反的农民，而不是为了国家复兴而斗争的农民。六国贵族势力的反扑在秦朝灭亡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主力军始终是被压迫的农民起义军。而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史记》中出自项燕之口，被人传唱。不过这种“先见之明”大多数时候是事后诸葛亮，《左传》和《史记》中到处都有这种特别厉害的先见之明，其实都只是被夸大了的一些言辞而已。项燕在临死前可能说过“秦国人一定会遭到楚国报复”这种类似的话，但恐怕很难直接预言秦国会被楚国灭亡，更何况灭亡秦国的不是楚国，更不是楚国的贵族，而是天下的农民起义军。
秦末局势和战国局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了，而且是社会体制的决定性变化，从封土建邦的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权的帝制封建社会，社会已经完成了大转型，秦末的楚地农民起义军不论从组成还是性质，都已经完全不同于那个存在了八百多年古老的楚国了。
评论B指出：前面的人都说得很细节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诠释这个问题，这是面对复杂性时最常见却又最不被认可的答案：概率，或者叫运气。宋鲁郑卫陈曹蔡，这些地缘政治来说处于劣势的中间酱油国不能统一天下是必然。但是东齐、西秦、北晋、南楚这四个地缘政治处于优势的边缘大国最终谁统一天下那就是运气了。
春秋礼法被证明于国无用之后，各种经世济用的实用主义思潮席卷华夏大地。其中以法家最为立竿见影，“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逐渐建立起来的学派”（百度百科照抄），这些人都曾帮助他们的君主称霸一时或纵横一方。法家、兵家之类实用主义的崛起和一代雄主是相辅相成成对出现。不变法，也就根本不可能有啥经天纬地的业绩。战国时代，某个国家出一个牛逼的主公，任用一次这样的变法就大概率能富国强兵。吴用孙武，灭楚削越；魏用李悝，吊打秦军；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到哪哪雄起，打哪哪趴下。秦用商鞅，暴揍三晋一血前耻，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样本是很多的。
然而变法就是要摧毁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诉求，雄主的无条件支持是有时间限制的——寿命。变法本身真正产生宏观的国力增长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君王的寿命就成了最大的短板（古代人因为医疗卫生的简陋，人均寿命都极短，包括君王和贵族，此所谓千金难买抗生素）。雄主死后的继任君王非常重要，因为此时一旦是对前朝变法持负面态度，容易演化成全盘否定，并夹杂着排山倒海的旧势力卷土重来。无节制的报复带来的破坏性极其严重，很快就会彻底摧毁变法所带来的国力优势。家天下的封建时期，连续出两代君王支持同一个变法，是极为罕见的。（两代君王之间的能力本质上是独立事件，甚至有一定的负相关性。雄主的强势性格压抑下，后代在王储竞争中往往是软弱阴柔的人获得父亲的认可而最终胜利）。另一方面这些被称为有作为的雄主还要相对长寿，以保持政策制度的长期一贯性。所以持续的强国，需要雄主之后还要出雄主，而这个概率综上所述就非常之低了。
战国七雄都曾出过雄主，都曾变过法，“大家祖上都阔过”，可以说不变法你就撑不到战国中期。但是在时间上都是分立的，极少连续（或中间被庸君短时间插队也算连续）。一个家族出个牛人是很难得，这是纯概率问题。连续出两个，概率就更低了。王侯的家族出的牛人虽然是高于普通家族，可惜王侯家族的对手方也是王侯家族。一个家族就那么几个男人有资格继位，选来选去都是脓包居多，因为“绝大部分人都很矬”。
为了应题，单独说秦楚。
1、楚国，春秋时雄起于庄王，任用了孙叔敖这个勤勉的总理，与晋一时争霸中原。此后都是些庸碌之辈，有勇无谋者多，狠辣有余而谋略几无，靠基本盘人多地广吃老本。一直到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成为了一代雄主，一度有席卷八方之势，但变法才八年，悼王就去世了，瞧瞧这悲催的谥号就秒懂。悲剧接踵而来，吴起也被复仇的旧贵族杀死于悼王尸体旁。此后整个楚国很多年后才有一个楚威王，勉强可算雄主，但是其在位仅11年。这两雄主不但自己牛逼的时间短，中间还间隔了两代君主共40多年，完全没有一贯性。
2、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大秦帝国一度连续爆冷门出了几个雄主，扔色子连续扔出三个六的机会出来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还在位24年，出奇的命好，为第一个。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但是变法竟然非常非常异常的被保留了！第二个雄主秦惠文王就这样再续辉煌，关键命硬在位长达27年。算一算秦国一直变法并维持了四十多年！接下去的秦武王有勇无谋外戚怂恿有旧势力复辟的苗头，但这个败家玩意儿只在位了不到四年，就自己“举鼎绝胫而死”，这大秦到底是什么人品啊！接下去是第三个秦昭襄王，又是一个变法的坚定支持者，雄狮一样的王者存在，文有范雎，武有白起，简直不能看啊。关键的关键这厮竟然在位56年之久，不能忍了啊！此后两个矬矬君主秦孝文王在位仅几天，秦庄襄王在位仅三年，还没来得及发挥其巨大的破坏性，第四个雄主嬴政已经闪亮登基了，这厮自送外号秦始皇，奇葩在位37年之久。从孝公登基算起，秦国在长达150年的历史中出现了四位长寿的雄主，中间的三个插队昏君一共只占六七年，保持了最大的制度稳定性，这在其他六国是天方夜谭。作为对比的楚国，同一段长长的历史时期，只勉强有个楚威王雄壮一点。
历史就怕但是。但是，败起来也很快，秦始皇一死，秦二世只用了两年就搞垮了整个帝国。150年打下来的庞大帝国，2年就在楚国的两个后裔项羽和刘邦手上土崩瓦解。无他，运气用完了啊。连续翻了150年正面，总该翻个反面了吧。
这个雄主随机论，可以扩展到整个历史，无论中国还是全球。中国后来的朝代，只要帝国的前期能出2-3个有作为的雄主，保持三五十年的制度建设一惯性，基本上就能稳定下来，并吃老本延续200年，等待某次天灾人祸的灭朝时刻。短命王朝的套路都是开国雄主后，第二个皇帝就迅速变得很矬（至少相对于那一群开国的能臣武将来说），巨大的落差带来的权力结构的变化，满满的都是负能量。而这种情况才是大概率事件，基于这样一个真理“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很矬”！汉唐宋明清，这都是小概率事件，滚滚几千年华夏文明，就出现这么几个。
所以呀，国家要强盛，就不能世袭，世袭就不可能一直强盛。皇室要想长存，就不要掌权，类似英国、日本的皇室。国家要想强盛，挑选领导人就要尽量放大候选人的基数，才能更大概率的挑选出一个所谓的雄主。罗马帝国就一直在换皇室宗姓，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称奥古斯都起，一直到1453年东罗马被苏丹灭掉，国祚绵延了近1500年，中间换掉了无数多的皇室家族。
说到统一，类似欧洲这种不统一才是常态，像中国这种长期震荡循环在农耕时代局部极值，分分合合最终保持统一的历史才是异常态。当年太祖若同意了和某党的划江而治，中国也就保持了分裂状态。再说今天也没完全统一，还有一个台湾不也还没收回来么。东北边那个曹县半岛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如今也是三胖子孤身对峙美帝。想起一个数学问题，1-1+1-1+1-1+……无穷序列和是啥。在正常的数学意义来说，完全看你在哪里截断看这个问题，可以是1，也可以是0，并不天然就一定是1 或者0。只有在某些改变了定义的数学意义下，是1/2。这是啥啊？联邦呗，远看像统一，近看像分裂。
整个地球，现在就很像春秋时代。以美帝为首的几大部落酋长，组建部落联盟，打出了某种被泛称为“普世”的神秘主义旗帜，各怀鬼胎但基本相安无事。公然大规模或持续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基本上都被制止了。而这个地球春秋时代是不大可能进化成地球战国时代了。想吞灭他国的国家没有能力对抗联合国的霸王硬上弓。有能力吞灭他国的国家不屑于吞并，搞点资源就行。现代社会过量的人口都是负担，那么多的外来人口咋办？古时候都是俘虏来当奴隶，而现在都要求同等国民待遇，“姐是你消费不起的牌子”，这玩意谁受得了。于是乎地球联邦，你好！
评论C指出：这个刚好是我专业，我学先秦史的。
我不说为什么楚国没统一，就说一下为什么秦统一了。
《史记》可能很多野史成分，但是秦和三晋地区的记载多有国家官方史料的痕迹，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本纪部分可信度是很高的，基本能反映战国情况。
读史记的时候，秦本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从商鞅变法之后开始记“斩首”，就是记每场战争杀了多少人，刚开始还都是一万两万的小斩获，从白起开始（读的时间长了，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从他开始），秦国开始记载十万以上的斩杀战役，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大战不断，当然也是从这一时期（昭襄王）开始，秦国战无不胜，迅速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而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记载。
军事制度上的革新，特别是军功爵制的实施，是秦能战胜六国的最主要原因，而其他任何国家，包括战国后期如同开挂的中山，都没有这样的制度建设。这才是秦能统一，而六国只能灭亡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了，不得不说一下战国的强国。
战国能称得上一流强国的，就是打得很有声色的，只有三个国家，一是秦国，统一了嘛；一是赵国，胡服骑射嘛；还有一个就是中山，那是一个神一样的民族，开了挂一样的存在，君主如同神子下凡，智勇双全，军队力大无穷，打得周围大国抱头鼠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能与当时发展了几百年的大国对抗，而且让全天下强国集结起来，联合打自己，最后联军无功而返，也可以说活得挺有存在感了。不过君主一完蛋，国家马上就被赵国吞并了，下场也挺惨。
其次就是魏国、燕国、齐国，小小地强大了那么十年几十年的样子，打过一两场胜仗。
再就是楚国、韩国，这样没打过大胜仗，又欺软怕硬的伪强国。
历史上明确的：
1、楚国在春秋时期是个强大的国家，在战国时期战绩很差。
2、统一发生在战国而不是春秋。
以上两点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笼统的原因——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社会发生了关键变化，这种变化让统一成了可能；而楚国显然没有适应这种变化，所以他成了被统一的那一个。
很多人总结过这个变化，包含了战争性质，政治制度，生产力等等，这里不长篇大论。对于楚国来说，最要命的就是他连“国家”强权的建立都没有完成，仍在诸侯政治上裹足不前，这就注定了在统一的道路上，他是体制上比较差劲的一方势力。
评论D指出：聊点不那么学术的：
1、楚起初很可怜，封地又小又偏，筚路蓝缕这些词就是形容楚国先人创业之难，楚人四处开荒拓土的同时，接触了南北各路文化，所以骨子里刚烈剽悍又自由浪漫，跟中原诸侯表面上的中庸礼让完全不是一个腔调。楚庄王、屈原、项羽、刘邦这些楚地风流，做人做事都是相当的野性。战国时楚国吞并越国后满足于南方霸主的地位（不包括四川一带），楚国那种独特的文化也跟他国难兼容，精神上开始萎靡，倒是另一个以前同样被中原诸侯嘲笑的秦国奋发图强，屡屡痛打不思进取自娱自乐的楚国。然而秦国即使统一北方后，灭楚也是相当艰难，楚人骨子里的精神于山河倾覆间才算是被唤醒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表达楚人血液里的倔强和不服。清末革命党乃至兔党起事，皆以“楚囚”相互鼓励，就是表示虽有万难亦死不投降的精神。
2、秦起初比楚也好不到哪去，楚的祖先好歹给周天子当过老师，秦赵祖先就是养马的出身。秦地处西陲，向东发展之路被晋挡着，质朴尚武但是文教落后。秦和楚，在春秋时没少被中原诸侯当傻子戏弄，其实都是苦命人。就算大名鼎鼎的秦穆公，也被晋国里外算计了好几下（秦穆公是真实诚，被晋惠公这个渣渣骗了又骗，逼急了开打抓过来，老婆说你把我弟弟抓来我也不活了，只好又放回去，还给晋国粮食度饥荒帮助战后重建，后面晋惠公又在崤山伏击了老秦一把）。秦国在春秋时挺仗义的，帮了晋楚两个大国平乱，然而实力和地理所限，只能算西方霸主。与南方楚国不同的是，秦国不满足自己的地位，上下都积极拓展，商鞅变法这些后面的事情就不再重复了。
3、所谓朝秦暮楚，不单指秦楚两国是大国，有统一的可能性，更深层次的，是当时列国人才对其它老资格的中原国家的失望。早先“楚虽有才晋实用之”，楚国毕竟不是当时正统，又喜欢自己小圈子自嗨，华丽奔放的土壤培养出的人才，心思活泛点的都往晋这样的中原大国跑，当然楚比秦要好点，秦穆公搞人殉把“士”们吓的够呛，不是走投无路不会往秦，作为金牌职业经理人的吴起，那么颠沛流离，也不打算去秦国应聘。然而商鞅变法彻底改变了一切，秦国对内耕战一体业绩考核，对外疯狂招揽人才，做事也是实际主义那套，为了开疆拓土什么招都敢用，跟春秋时的质朴厚道封闭迟滞完全不同。而楚国则商、巫大兴，开国的自强不息慢慢消失，浮华虚幻倒是大行其道。苏秦来楚国，抱怨这里啥都贵，简直没法活，逼得离开；荀子倒是不怕楚国物价高，他老人家很佩服秦国的行政管理，然而住在秦国简直是噩梦，一点快乐都没有，在楚国和齐国倒是潇洒得很，然而弟子都知道前途在哪。
评论E指出：反对一些答案说楚国是二流伪强国的说法。熊侣时期邲之战击败过晋国，项燕击败过二十万秦军；吴起改革，三晋，强秦不敢南顾。
不争气和“伪”不一样。
当然最后由于制度落后，不思进取，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说楚国是失败者，那也是相对秦国而言的。
秦国之强在于改革彻底，因为被六国欺负的惨啊，几近亡国。楚国在这之前也被吴国海扁过，几近亡国。所以楚昭王发愤图强。那为啥，笑到最后的是秦国呢？
答案在于定位不同。
秦国改革的定位是什么？杀人是一种快乐，战争是一种事业。
楚国改革的定位是什么？杀人只是为了不被杀，战争是一种职业。
打赢战争嘛，其实有这些就够了：给的好处足够多，做的规矩足够多。别的什么战略，文化，地域在我们老百姓看来，扯淡。
继续正题。
纵然楚国的祖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在汉江诸姬中杀开一条血路，在长江左突右冲，国君三年不出兵是为无能。
这在常人看来已经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了。
然而毕竟不及秦国——XX颗首级，摆脱奴隶地位，XX颗首级，赏一级爵位。秦国总共设置了20级爵位。
这就叫给好处。秦国，人还是那些人，物还是那些物，之前那个弱秦怎么就科技树啪啪啪，好战程度刷刷刷了呢？给的好处足够多嘛。
白起从士兵做到16级大良造。16级啊，朋友！可以想象，如果白起有一份简历，大概可以这么写：
昭王元年，斩首1级，赏爵公士。
昭王二年，斩首5级，赏爵上造。
昭王三年，斩首3级，赏爵簪袅。
……
昭王十三年，拔韩之新城，斩首一万级，赏爵左庶长。
……
昭王十五年，拔魏之六十一城，斩首八万级，赏爵大良造。
我以前记得一句很经典的电影台词叫做：杀一个人也是杀，杀一群人也是杀。
对于白起，杀人只是一种习惯而已，你说他在长平如果真有机会俘虏四十万赵国士兵的话，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这回发财了。”
讲的过分一些，商鞅是在有意识地将这个国家培养成一个合法的杀人犯聚集地。白起就是一个成功的杰作。因为杀人不但不会受到惩罚，而且可以获得奖励（当然禁止“私斗”，鼓励“公战”。）
这就不是恐怖了，这叫做惊悚。后世，学商鞅者多，然而成商鞅之事者实无几。（谢选骏指出：“后世，学商鞅者多，然而成商鞅之事者实无几。”——就是因为没有在“杀”字上狠下功夫。但是这一点近人毛泽东、林彪做到了，所以能够发动文革。）
史记中记载的穿着粗麻布衣服的秦国轻兵，能够将穿着犀牛皮盔甲的魏国精锐砍翻，能够毫不顾忌生死冲向拥有强弓劲弩战国第一的韩国弓弩手，因为有利益驱使着他们。
比撼动人的灵魂更难的，是撼动人的利益。（谢选骏指出：所以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被邓小平的“物质利益进行诱惑”，取而代之了。）
当有利可图的时候，你不知道人类是有多可怕。（谢选骏指出：实际上是，“当有利可图的时候，你才知道人类是有多可怕。”）
而秦国为了利益，在史记中随手一翻，你就可以看到：
1、秦国今年刚刚和某国结盟，第二年就攻下了别人几座城。别的国家几乎不好意思这么做。
2、秦国为了离间别人，都是几万金几万金做礼物的。别的国家几乎看不到（这么厚颜无耻）。
3、秦始皇刚刚发誓准备再也不用六国之人，马上就反悔了，“君无戏言”犹如狗屁。别的国君基本都不好意思这么做。
4、秦国今年大饥荒或者有代表不详的流星落下，明年又马不停蹄地东征西讨。饿了就去抢，流星落下？那一定是老天爷不满意：今年我们没有打仗。
楚国够不讲道义了，但是偏偏运气不好，遇到了这样的（更加不讲道义的）秦国，这是命。
所以秦国能够赢，是因为秦国将侵略战争，成功地变成了全民的狂欢，而楚国乃至六国仅仅觉得战争只是贵族的游戏罢了。
评论F指出：偷点懒，把我另一个答案改一改放这里了。
关于秦国而非楚国统一的原因我认为有三点：地缘因素，传统因素，社会结构。前两点简单说一下，重点说社会结构。
第一，关于地理因素，饶胜文在布局天下里将中国分为九块，其中四角是最有优势的地区，包括关中、江东、四川、河北，而在春秋战国时期 ，河北和江东发展都不够充分，秦国后期独占关中、四川两个粮仓，再加上函谷关、崤山的天险，不是以平原丘陵为主的楚国可以相比的，秦国的地理是最有利于耕战的
第二，有人说吴起不如商鞅之处在于没有利用军功受爵制培养一批新贵族与旧贵族对抗，然而更深层得原因在于山东六国的礼乐精神无法接受关中的军国主义精神，六国没有实施军功受爵的土壤，秦国地处西疆，受蛮夷影响很大，形成尚武的社会风气，这是军功受爵和秦汉帝制生长的最佳土壤，再看楚国，经过了前期的筚路蓝缕，楚国尽展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由此形成了浪漫的文化气息，诸如重视思辨的道家、浪漫主义的楚辞、灵秀精巧的礼器构成了楚文化的特征，这也使得楚国无法接受冷酷的军国体制。
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社会结构的问题。
想要统一最重要的是什么？答案显然易见：将宗法封建制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帝国。只有这样才能提供足够的兵源和税源。那么这一变化如何实现呢？首先就是贵族势力不能过于强大。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弱小的贵族不是变法的结果，而是变法的条件。
战国早期的霸主是以魏国为首的三晋和随后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齐国，我们考察这四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战国国家大多都存在一个从宗法体制中衍生出一种不按照宗法原则而是带有官僚性质的卿族集团，他们任用家臣却不行分封，不断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在诸侯国内部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小型国家，最后取而代之或是分而解之，而新生的诸侯国就成为一个带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官僚国家了。当然，这些国家里依然有贵族的影响。因此，我们还要看到，法家的变法只是整个演化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总而言之，变法的重要条件是在宗法封建国家中出现一个中央集权性质的官僚国家。
由此我们再看审视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历史与晋国齐国有很大的不同，显而易见楚国并没有发生士卿专政的情况，这是由于楚国受宗法影响较晚，卿族势力较弱，而且大多封地较少，且处于边疆地区，相反楚国在武王时期就开始设县，王权有了保障。楚庄王时期发生了若敖氏之乱，更是对卿族势力做了一次清扫，但是我们要看到，虽然楚国的卿族势力弱于王权，但是由于楚国仍是一种宗法体制，因此他不可能彻底消灭卿族。公族专政的后果就是公族之间相互倾轧叛乱不断，反而不断的削弱了王权。自康王之后，楚国先后发生了公子围之乱，公子弃疾之乱，白公胜之乱，再加上与吴国的战争大败，昭王惠王时期王权已经无力控制卿族，自惠王始开始实行封君制，贵族势力进一步膨胀，而到了吴起变法时期，已经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情况，这些贵族势力毫无疑问成了吴起变法的重要阻碍，因此随着悼王、吴起的逝世，旧贵族集团就会十分自然的废除新法。楚国的变革在贵族的干扰下最终走向失败。
我们再来看秦国，秦国立国比楚国更晚，几乎没有受到宗法制的影响，卿族政治根本无法发展，大概最有影响力的贵族就是秦昭襄王时期的魏冉了，不过那时候变法已经大局已定，因此我们说，秦国根本不需要经历山东六国破茧成蝶的痛苦，他一开始就不是个纯粹的宗法制国家。再加上尚武的社会风气，商鞅的变法实行的非常顺利，残存的旧贵族在军功受爵体制下出现的新贵族面前不堪一击，因此，无论旧贵族多讨厌新法，新法已经成了定局，秦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帝国。秦国是一个纯粹的战争机器，他能够提供远远高于六国的社会动员力，这成为他实现统一的关键。
总而言之，由于秦楚社会结构的不同，楚国的王权弱于秦国，贵族的强势让楚国缺乏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因此无法在军事上与秦国对抗，最终只能失败。但是，一旦楚国清扫了尾大不掉的贵族，楚国潜藏的力量也就爆发了出来。楚国这只将死的凤凰，终于在秦末的乱世里燃起了最耀眼的火焰。
评论G指出：统一天下的为什么是秦国不是楚国。那我们就来看看秦国强在哪。
1、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秦国强大的根本，而秦国从强大开始到最后的统一，能够一直遵循这个法，是他更强大的地方。这就好比大家都知道认真读书才能考出好成绩，但是，真正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依然是少数人。
2、英明的君主
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秦始皇，七位国君里四位算的上是贤明的，他们都将统一六国为己任。另外，秦武王，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这三位因为在位时间都很短，所以对整个秦国称霸的影响很小（即使是负面的影响）。其中秦昭襄王的功劳最大，为秦国最后的统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人才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句话就算放在古代也是一样。
秦国对人才的运用比当时任何国家都好，也得益于商鞅变法。秦国对山东六国的人才来者不拒，并且只要他有足够的实力，君主就一定会放手让他来管理。而其实楚国的衰败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人才的流失，比如李斯（楚国人去了秦国当长史），屈原（官仕不得志，投江自尽）等等。
战国时期，楚国虽然地域最广、经济实力强盛、且拥有雄兵百万，但最终没有形成统一大业，反被后起的秦人所灭的根本原因在于，楚国郡县制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具体要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一是为何楚国的郡县制没有发展起来，二是为何郡县制能促进国力的增强。
我们都知道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也叫封土食邑制。分封制分权、分地、分人，使王室、公室越来越小，越来越弱，贵族均想扩大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其结果就是削弱王室、公室，最后瓜分天下。王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如楚武王灭了权这个国家，把权国人迁到那处这个地方，让斗缗“尹”之，即让斗缗做那处的县尹（类似知县）；楚文王“实县申、息”等，就是最早的探索，意在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削弱分封势力。楚武王文王处于春秋早中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郡县制已经在楚地萌芽了。
但是郡县制在楚国并没有发展起来，尤其是春秋末期以后出现的封君制，更是阻碍了楚国郡县制的发展。封君制实际上是西周以来封土食邑制的传承与发展，即在封土食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君”的称号，如鲁阳君、孟尝君、平原君等，这与能够加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相反的，封君制实际上是在削弱中央集权。这也是楚国在春秋末期一度衰弱的原因。
到战国早期，楚国的发展一波三折，楚悼王不得不寻求改革，以转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主张变法的吴起劝说楚悼王说：“（楚）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民之道也。”也说明封君制确实阻碍了楚国的兴盛。吴起变法就是为了削弱封君制推广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结果我们都知道，吴起失败了，这意味着在楚国郡县制并没有大力发展起来。因为楚国以公族为统治核心的政治体系决定了楚国分封制的经久不衰和盘根错节，要想撼动确实不易，以致在楚国，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十分艰难。
简言之，楚国的贵族政治传统太盛，以此为根基的封君制就不可能被轻易撼动；与此相对的就是，以官僚政治为基础的郡县制就难以大力发展起来。
郡县制难以大力发展起来，楚国的实力发展就比较缓慢，这自然是相对于秦国来说的~那么为何郡县制能促进国力的增强？最根本的原因是郡县制更能够加强中央集权啊~统一帝国之所以能够称为统一帝国，最关键的就是对地方掌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意味着地方的官员任免、税收以及军队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对官员可进行任免与升迁，这就是流官；后者的官员是世袭的，是世族世官。
所以楚国最后败给了秦国，实际上就是因为楚国人手里的这把郡县的刀不如秦国人手里的锋利，武器太渣，战败是难免的。
这里主要谈了楚国的郡县制为何没有发展起来，与之相对的，就能解释秦国的郡县制为何能发展壮大起来了。
评论H指出：凡论成败，不过天时地利人和。
一、天时
春秋是争霸战，交兵以礼，打服了就可以，战争动员的深度与广度不需要太高，也不需要迅速灵敏的反应。这方面楚国有优势，地广财多人众，随随便便，慢悠悠凑几千乘战车拉出去就能唬住人，我大楚六千乘，你小白带着联合国军来，我都能不鸟你！！！
战国则是灭国战，动不动打得你割地迁都（楚国都城曾经三迁），拼的是全面动员能力，类似于近现代的总体战，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具体为嘛，请往下看。
二、地利
先秦时期，长江流域开发程度远不如黄河流域。楚国虽然国土广袤，但人口密度较小，农业技术不如中原，单位面积产出低下，所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之后的物产剩余量不高，中央政府可以向地方征集调用的物产就比较稀少，所谓”地薄，寡于积聚”，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问题来了，不是挖掘机哈——可不可用国土的广袤弥补单产的低下呢？就算你秦国一亩地收两石，我一亩地只收一石，可你只有一百万亩地，我有五百万亩啊（数字是纯粹打比方，不过楚国几占天下之半，那是真的），算起来我的粮食储备当然应该还是比你的多！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很遗憾，想聚少成多？没这么简单。
物资要集中起来才可以用作战争。同样是一桶水，从布满一个广场的一千个水碗里收集起来，比起从一个房间里的一百个水盆收集起来，要难得多，组织难度也大得多。前者是楚国，后者是秦国，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这简直就是致命的。这里用作举例的粮食只是战争所需的资源之一，其他还有人力调用等等，也是类似。
顺便扯远点，如何正确的从一千个容量有限的水碗里收集起一桶水，这是历代封建帝国都很头痛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农业水平低下，亩产普遍一两百来斤，扣除生产者基本生存保障，能够抽取的余量很少，一个水碗只能舀上几勺，舀多了，老百姓不是饿死就是造反。
明朝就是因为没能正确的舀水所以玩脱了。说起来国土广袤，看起来总出产是天文数字好有纵深的样子，但是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有出产丰厚的苏杭，那是大碗，每碗可以多舀几勺；也有贫瘠干旱的西北，那里是小碗，甚至是破碗，不时来一个天灾啥的，不光不能舀水，还能赈济贴补。限于封建王朝极为有限的组织能力，所以天底下不管大碗小碗水深水浅，见碗舀三勺那是习惯动作（黄仁宇说中国封建王朝早熟，意思就是在技术条件不支持的情况下组织起了一个从底层征税的庞大帝国，因而只能用一个粗疏的普遍框架进行管理……）所以明未苏杭尚还殷实，西北已经反了……
秦楚两国还谈不上成熟的封建王朝，以上这些跟他们好像没关系，其实有关系。
如果一定要从一千个水碗里收集起一桶水，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组织难度最低，收集过程耗费资源最少？
答案当然是这一千个水碗都是一般深浅大小，那办起事来就方便多了，组织难度一下子降低好多，也就较不容易出现有的碗干了，有的碗还有大半过碗的情形。
一千个水碗都是一般深浅大小这种情况，有个专门的名词，叫作“底层均质化”。
这个就又跟地理有关了。看一眼中国地图就知道，相对于北方来说，中国南方在地理上更为破碎，条块分割严重，差异化相当明显，这里高山，那里大河，水系密布，尤其是缺少可以成为政权中心地带的大纵深平原。与这种破碎严重的地理形势相匹配的，则是南方少数民族众多而且分布极广，大宗族聚居也比北方常见（往山沟沟里一躲，政府约束不易，与外界交流受地理条件限制），这就又将中央政府调动底层的组织难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北方就不一样了，有关中平原（这是秦汉唐统一天下的资源力量中心），有华北平原（东汉从这里起家）。因为地理条件不同，在整体上北方的底层均质化程度比南方高，而且在整个封建时代几乎一直都比南方高。这也是历代每逢南北政权对峙，北方全面占优的一个根本原因。即便是从唐代晚期以后，南方在经济上开始大步甩开北方，优势还是长期保持在北方。相对来说，朱重八以南统北是一个特例，暂不细说，民国北伐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此不论。
结论来了：在地利上，战国时期秦国的底层均质化比楚国要高得多，战争动员的组织难度随之也低得多。事实上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效果就是重整了底层，这更是加重了秦国对楚国的优势。
当然，在地利上还有秦国还有其他的优势，比如关中易守难攻啦之类的，不一一列举了。但底层均质化程度更高这一条是最重要的。
三、人和
变法各国都搞过，独有公孙鞅最成功，那是有原因的……废话，当然有原因。
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登上政治舞台，震撼中华文化圈是从商鞅开始的。秦法家思想之盛始于商鞅变法，秦孝公即位以前，旧贵族的势力相当强大，国力日盛。孝公乃锐意图强，用商鞅变法，奠定秦法治的基础，故法家大盛于秦，与此有直接而明显的关系。
商鞅变法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开始，主要内容包括：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制度；奖励农耕，制定“垦草开荒”的法令等；第二阶段在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开始，后者比前者更进一步，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除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普遍推行县制；直接征派赋役，按户按人征收军赋；统一度量衡；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等。商鞅变法完成了秦国从封建领主制到地主制的历史转变，封建领主贵族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逐步消除，封建地主制的新兴政权日益巩固；农业劳动力增加，耕地扩大，农业生产日益发展，工商山泽之利集中于封建国家之手，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富裕；农战方针具体落实，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一步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些改革措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商鞅变法涵盖的层面相当广泛：从文化的横剖面来看，包括了家庭制度、社会组织、农业经济、作战军功及爵秩制度等；自文化的纵切面来看，改革影响了宗法、礼制、习俗及传统文化等；可以说整个社会、文化都在商鞅改革的范围之内。
秦朝的统一，法家思想可谓是功不可没。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变法开始，历代秦王都尊奉法家思想，秦始皇更是对韩非子的学说推崇至致。商鞅变法建立的严格赏罚制度，强迫所有的人都从事生产性职业，推行“连坐”和监视制度，不仅使秦国经济实力强大，更明显的是确立了不可与战的军事实力。秦在统一之后继续法家思想，用强力削平不稳定的因素，整饬统治秩序，主要措施包括有，销毁民间兵器，迁徙地方豪富，修驰道，统一文字度量，实行郡县制，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的皇权政治。
评论I指出：秦楚一直被中原国家视为蛮夷，而秦和楚对此的态度，却非常不一样，秦努力学习靠拢，希望得到中原诸侯认同；楚则直接干掉周王（或称溺水），且自封为王（其他诸侯还都是称公，包括秦），所以有楚“不服周”一说，这种冲突体现在楚把自己看做可以与周对等的“国家”，而非“封地”；“国家民族文化自信”间接催生了灿烂的楚文化，同时也为中原诸侯所不满，在许多官方历史叙事中常看到对楚文化的蔑视、贬斥、歪曲和讽刺。
从政治制度、经济军事的角度说，秦依托中央集权的法家统治思想、耕战一体的军事斗争路线，是当时制度先进性的代表；而其他诸侯国则无一不在变法图强并向这一政经制度体系（先进生产关系）靠拢，差别只在于变法（改变生产关系）所取得的成果大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要素看，秦胜在先进的生产关系，而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各国间其实并无太大差异；如果一定要扯扯，似乎拥有精美编钟的楚略胜一筹。
但上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所支撑起来的军事实力，只是发动统一战争的基本要素之一，或者说从军事占领和征服的角度，能够摧毁敌国军事力量，未必能完成统一大业；毕竟秦统一华夏以后，历经二世而亡，且秦亡过程没有任何反复（复辟），从文化根源的角度来说，秦的文化与中原诸侯国相比都乏善可陈，既不能代表中原文化之正宗先进，更逞论吞并、同化、消灭自成一系的楚文化之目的，距离“上下之一心”实在是很遥远。
如果用这个秦与后来拿破仑治下的法兰西帝国对比，其角色更像是一个向周边敌国传播先进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帮助摧毁敌国落后的制度体系、生产关系的搬运工；但针对具有独立文化体系且极具尚武精神地域或民族的军事侵略，其失败结局几乎无可避免；而政经制度落后的楚，真像极了拖垮拿破仑的毛熊；所以，亡秦是必然的，而带有文化独立性（自成体系，自圆其说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只是文化特色，缺乏包容性和扩张性）且具有强烈尚武精神的楚，理应是亡秦的优先选手！
这种情形，在中外五千年历史中，其实极为常见，德意志民族帝国的形成和崛起、法兰西帝国的兴衰、英格兰统一战争、毛熊在两次大战中的表现、著名的《最后一课》、华夏文明面对辽、金、元、清的文化抵抗和融合、斯拉夫族的统一和分裂，无一不说明政经制度优越性可以通过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学习和建立，而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以及强大的尚武精神却是永远无法教会的！
印象当中好像有个西方人说过记不清了：先进文明如果不能抵挡野蛮文明的进攻，就不能称之为先进！
中原诸侯被他们鄙视的蛮夷秦国所灭，印证了这句话，而秦历经二世而亡，也印证了这句话。
楚国自春秋末期吞并吴国之后，地阔五千里，民众近千万，江淮水网纵横如织，湖泊星罗棋布，虽有连绵高山密林，然平原地带却是土地肥沃易于耕作。山重水复，疆域纵深，任哪个强国也休想一口吞下。
可惜这个国家就是固守蛮夷陋习，极少汲取中原文明的精华，官制军制民治均是自己的一套，从来不学中原各国的文明法制。丞相叫做“令尹”，上大夫叫做“左尹”，王族事务大臣叫做“莫敖”，上将军叫做“大将军”，还有登徒、柱国、次飞、执圭、三闾大夫等种种莫名其妙的官名。这个由山地部族自立而后获得周王朝认可的诸侯国，有许多地方是中原文化所难以理解的，这也正是中原名士难以在楚国建功立业之所在。
魏武侯时期，文武全才的吴起因奸佞排斥不被国君信任而逃到楚国。当时的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丞相），立志变法图强。吴起以铁腕强力变革楚国落后愚昧的旧制，却几乎将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楚悼王一死，吴起立遭惨杀，楚国就成了一个“三分新七分旧”的奇特战国，始终是萎靡不振难有作为。
吴起在楚国的失败，不是变法本身有误，而是这个国家的落后愚昧封闭，和变法所需要的基础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任谁在短期内也难以扭转。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楚国的上层贵族始终偏安封闭的山国，没有放眼天下竞争存亡的大器局。中原诸国凡有大事，都离不开楚国参与，但却也没有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存亡希望寄托于楚国。中小诸侯国更是极少主动寻求楚国的保护。在七大战国中，楚国与秦国的附属国最少。秦国是因为被山东六国封闭在函谷关以西，不可能东出争夺中原附属国。但秦国在秦穆公时代就吞灭兼并了几乎所有的西部戎狄部族邦国，没有被化入的草原部族也几乎全部臣服于秦国。秦国也是一个积极向中原文明靠拢的诸侯国，不管中原大国如何蔑视秦国，秦国都始终以中原文明为楷模。楚国对南部蛮夷部族其所以缺乏有效统合，则泰半是不思进取所致。譬如岭南的百越，楚国就仅仅满足于松散的“称臣纳贡”，而没有将这支繁衍旺盛人口众多的部族纳入整体国力。楚国名义上有千万人口，能够动员的兵力却只有数十万，还不如只有数百万人口的赵国可能动员的兵力。说到底，也是这种有名无实的庞大臃肿造成的。
进入战国之世，中原各大国的变法强国浪潮此起彼伏，几乎都曾经有过至少一次的成功变法：魏文侯李悝变法、齐威王变法、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赵武灵王变法、燕昭王乐毅变法。第一次变法之后继续多次小变法，在中原大国也多有酝酿或发生，秦国最典型而已。唯独楚国，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半途变法，其后的变法思潮只要一有迹象（如屈原的变法酝酿），则立即被合力扼杀。也就是说，楚国始终没有过一次需要相对持续一个时期（一代或半代君主）的成功变法。因此，楚国的分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
楚国的半次变法，是吴起变法。
这次变法，从吴起入楚到吴起被杀，总共只有短短三年。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吴起入楚，楚悼王二十一年（公亓前382年）病逝，吴起于葬礼中被杀，楚国变法宣告终结。以实际情形说，除去初期谋划与后期动乱，即或计入年头年尾之类的虚算，其实际的变法实施至多一年余，真正地浮光掠影。就史料分析时间构成：吴起入楚第一年做宛守（宛郡郡守还是宛城守将，不能确定），第二年做令尹，第三年惨死。如此，所谓吴起变法，则实际上只能发生在第二年及第三年几个月里。再就史料分析吴起实际活动：其一，任宛守期间可能打过一仗（吞并陈蔡）；其二，任令尹之初谋划变法，提出了一套变法方案；其二，为楚国打了三次大胜仗（救赵伐魏、吞并陈蔡、南并蛮越）。除此之外，未见重大活动，事实上也不可能再有重大活动。如此，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便是：一个三年打了三大仗、还做了一年地方官的人，能有多少时间变法？因此，完全可以判定：吴起的变法方案根本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便被对变法极其警觉的老世族合力谋杀了。
史料并未呈现吴起如商鞅变法那样的变法谋划，而只是分散记载了一些变法作为，大体归类如下。其一，均爵平禄。其时，楚国世族除封邑之外尚把持高爵厚禄，平民子弟虽有战功也不能得到爵位，非世族将军即或大功也不能低爵薄禄。所以，均爵平禄是实际激发将士战心的有力制度，应该说，这是后来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的先河。其二，废公族无能之官，养战斗之士。其三，封土殖民：将世族人口迁徙到荒僻地区开发拓荒，以楚国之不足（民众），益楚国之有余（土地）。《史记·蔡泽列传》云：“……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朋党以利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所列种种，除了战事，事实上还都只是尚未实施的方案。即或如此，楚国的老世族们已经深刻警觉了，立即行动了。
吴起变法的失败，意味着根深蒂固的贵族分治具有极其强大的惰性。
楚悼王之后的战国时代，古老而强大的若敖氏式的自治老世族，已经从楚国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有王族分支名义的昭、屈、景、庄、黄、项等非完全自治的老世族。客观地说，后者的权力比前者已经小了许多，譬如私家武装大大缩小，封邑也要向国府缴纳一定的赋税，对领政权力也不再有长期的一族垄断等等。但是，在战国时代，这依旧是最为保守的国家体制。相对于实力大争所要求的国家高度聚合能力，楚国依然是最弱的。
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岁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二则是实力尚在的老世族在绝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统率楚军的项氏父子，本身便是老世族，则是最好的说明。然则，一战大胜，老世族相互掣肘的恶习复发，聚合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灭亡遂也不可避免。
包举江淮岭南而成最大之国，虽世族分领松散组合，毕竟成就楚国也。
疲软乏力而始终不振，世族分领之痼疾也。
摇摇欲坠而能最后一搏，世族绝境之聚合也。
战胜而不能持久聚合，世族分治之无可救药也。
兴也分治，亡之分治，不亦悲哉！
评论J指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在兼并巴蜀之前，秦国和楚国都有可能，在兼并巴蜀后，秦国就是必然的了。
我们在讲秦国统一时很强调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确实让秦国脱颖而出，十分重要，但过份强调商鞅变法是不对的。商鞅变法只是让秦国从战国的普通选手变成种子选手，从宋国蜀国一类的弱国上升到战国七雄之一。
政治上，其实在战国你死我亡的激烈环境中，一旦发现好的制度好的人才，各国君王都是扑上去，不独秦有商鞅，魏有李悝，楚有吴起，韩有申不害，赵有武灵王，燕有乐毅，七雄都进行了各种贴近各国特色的改革，已逐渐接近封建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进而兼并其它无改革或改革失败的小国，最终形成七国的局面。军事上，经济上，打胜仗意味更多的土地，更多的收入，各国对军人的优待也是极为重视，军功制非秦独有，如独步天下的魏武卒建立的基础就是予以土地，经济得到保证，平时专心训练，秦国军功制的成功在于秦国可以守住获得的资源，从而对有功之人进行分配，其它国家如魏武卒因获得河西之地而大放异彩，在魏国失去河西之地后，没有土地予以，武卒经济得不到保证，编制不断缩小，最后随魏国霸业而泯灭，所以说秦国的制度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使其有能力以一敌六。
统一天下有两个条件要满足：
1、有可以发动兼并战争的生产力，七国中除燕韩的地域过于狭小仅能自保外，其他五国在全盛时期都有此等实力。
2、要守得住这生产力，在某国扩张到足以威胁其它六国前，其他六国一定会发觉，联合攻之，这就要求发动统一战争的那个国家在物力不及其他六国总和的情况下，要能抵住六国的进攻并且还能保存一定的实力。要靠什么才能做到？靠天险。
燕国，地处偏僻之地，生产力落后，最盛时期爆发一下也能占领齐国，但生产力缺乏持续性，不久后就被驱逐，pass。
韩国，地处中原，有点钱，亦有牛头山之险，可惜地域过于狭隘，发展不起来，夹在魏楚中间，最盛时期也被最强魏国吊打，pass。
赵国，地处北方，虽没有先进生产力，也没天险，不过地处产马地！更是开挂得成立骑兵，可惜骑兵的科技树还没点亮多少，马蹬马鞍都没有，长平之战就爆发了，要是长平之战推后50年，或者说秦50年连续出了不少平庸君王，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到时赵国骑兵可以横扫华北平原，对秦国也可以绕道北方草原，进攻秦国，事实上赵国确实这样做过，在战国后期，取得了对秦不少胜利，可惜彼时的秦国当政的是人中龙凤的宣太后和秦昭襄王，pass。
魏国，战国初期风光无限，地处中原中心，手工业，商业发达，钱是没问题的，魏武卒也是独步天下，好事多，坏事也多，与4/5个国家接壤，而且没有天险，进攻受制于后方，魏文候深知此事，故自己吃肉，赵韩喝汤，让赵韩保护自己后方，让赵韩成为自己的天险，然而随着魏国将矛头指向赵韩，自己的后方不再有保证，故攻赵时被齐国围魏救赵，攻韩时又被围魏救韩，刚打了败仗，秦国又上来夺回了河西之地，魏国霸业就在魏武卒东西南北的救火中泯灭了，pass。
齐国，也是非常有钱，而且地理比魏国好，没有被包围，还有泰山天险，故一路下来十分牛，最盛时与秦并称东西帝，和秦一样，使其他五国深感压力，已显现出霸主的实力，故在燕国的组织下，加上齐湣王在苏秦的引导下惹了众怒，六国攻齐，泰山天险不过是一个点，并没有卵用，齐国的防线很快就被攻破，pass。
要成功抵御六国的联合进攻，需要的是连成片或线的天险，中国这样的地方有3个：
第一是蜀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巴蜀之地倒是丰沃，汉高祖因之成帝业，不过战国时分成3国，内斗不断，最后因此被秦国狙击，一锅端了。
第二是楚国，有连成一线的长江天险，自古以来，南北多次对峙，就是以长江为界，其防御力不言而喻，事实上春秋战国时，北方诸国从北方正面进攻楚国就没讨到什么便宜，对楚国有威胁的一是同处长江以南的吴国，而吴国在学会了北方的文化技术后从后方进攻楚国，一度灭了楚国。还有就是巴蜀，巴蜀不但地处长江以南，而且对楚国居高临下，进可顺长江一路推进，退可凭高山险岨守住，故楚国在灭了越国后便把注意力放在巴蜀，然而这却使巴蜀三国畏楚，三国打架要调停也是找秦国，转而让秦国捡了个大便宜。秦国得蜀后，便开始由西向东进攻楚国，黔中、汉中、郢都，所以说楚国对秦国是不服气的，若蜀地归楚，秦楚两国的历史有可能对调。
最后就是秦国的关中地区，其防线就是我国地理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八百里秦川构成的防线从未被攻破过，即使是战国初期，最强魏国把最弱时期的秦国各种吊打，打到函谷关就停了。在秦国的强势时期，六国联合的大型攻秦行动共有三次，秦国并不能守住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均是后撤到函谷关，拉长联军的补给线，等到联军久攻不下，部分开始撤离，秦军就可以对单挑个别国家，从而收复失地，进而要求割地赔款。可见单靠秦军挡不住六国联合的爆发力，但这种爆发力不具持续性，一旦不能在短时间内攻下咸阳城，联军就会被击溃。这种情况非战国独有，在宋朝经济中心南移之前，拥有关中，就意味吧函谷关外整个中国最富饶的中原收为己有，有了钱粮，天下英雄就都来投奔你了，即使中原暂时不是自己的，只需伺机而动，劫掠一番，把物资留在关中就行，反正别人也进不来。特别是在骑兵兴起后，长江以南不产马，天下的王者之地就剩下关中。故秦朝之后，
刘邦由蜀攻占关中，建立西汉。
曹操挟天子占领关中，统一北方，其后续政权之后建立晋朝。
西魏-北周-隋 政权初建立时实力远逊东魏-北齐政权，靠的是守住关中，韬光养晦，最后建立隋朝。
唐高祖在太原起兵，第一目标就是关中长安，随后建立唐朝。
秦之后的5个大一统王朝有4个就是以关中为根据地，唯一一个不是的东汉政权，其关中对手是一个小皇帝，而且关中当时不稳定，受到陇右和西蜀不断骚扰。
所以说秦大一统，几乎是必然的。
（三）
上述种种说法都有一些道理。下面还可以从《左传》得到一些旁证，例如谢选骏在《王国时代的智慧全书》中所引述的“周景王向苌弘询问吉凶”一节所记（鲁昭公十一年）：
十一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二月，叔弓到宋国去，这是为了安葬宋平公。
周景王向苌弘询问说：“现在诸侯之中，哪里吉祥，哪里凶险？”苌弘回答说：“蔡国凶险。这是蔡侯般杀死他国君的年份。岁星在豕韦，不会过这一年了。楚国将会据有蔡国，然而这是积累邪恶。岁星到达大梁，蔡国复国，楚国不吉利，这是上天的常道。”
再如“上天借助于坏人，不是降福给他”一节所引述的：
楚灵王在申地，召见蔡灵侯。蔡灵侯打算前去，蔡国的大夫说：“楚王贪婪而没有信用，唯独怨恨蔡国。现在财礼重而说话甜，这是引诱我们，不如不去。”蔡灵侯不同意。三月十五日，楚灵王在申地埋伏甲士而设享礼招待蔡灵侯，让他喝醉了酒就囚禁了他。夏季，四月初七日，杀死了蔡灵侯，杀死了蔡国的士七十人。公子弃疾领兵包围蔡国。
韩宣子向叔向询问说：“楚国会战胜吗？”叔向回答说：“可以战胜的！蔡灵侯得罪了他的国君，而得不到百姓的拥护，上天将要借楚国的手来把他杀死，为什么不能战胜？然而肸听说，由于没有信用而得利，不可能有第二次。楚灵王事奉太孙吴讨伐陈国，说：‘将要安定你们的国家。’陈国人听从了他的命令，就灭了陈国建置为县。现在又诱骗蔡国而杀了他们的国君，来包围他们的国家，虽然侥幸而得胜，必然受到它的灾殃，不能长久了。夏桀战胜了有缗而丢掉了国家，商纣战胜东夷而丢掉了生命。楚国疆域小地位低，而屡次表现得比上面两个国王还要暴虐，能够没有灾祸吗？上天借助于坏人，不是降福给他，而是增多他的凶恶然后给他惩罚。而且比如像天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而由人加以使用，材力用尽就丢弃了，因此楚国不可拯救，最后也不能兴盛了。”
谢选骏指出：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楚国的材质不足，难当重任。不过楚国虽然不能“统一中国”，但最后楚人却能推翻秦朝，这两个情况可能正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楚国比秦国更有原始性，其文化比秦国更与中原异样。所以才能以更大的蛮力和更野的做法，取而代之也。楚国的历史，可以成为今日中国的借鉴。
楚国的材质不足，难当重任。
不过楚国虽然不能“统一中国”，但最后楚人却能推翻秦朝，这两个情况可能正是出于同一个原因：楚国比秦国更有原始性，其文化比秦国更与中原异样。所以才能以更大的蛮力和更野的做法，取而代之也。
楚国的历史，可以成为今日中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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