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
谢选骏:极权体制往往崩溃于顶层核心
《纽时专访王力雄:极权体制内个别环节都可致整体崩坍》(2018年2月1日转载法广 RFI 旧金山特约王山)报道:
1月31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旅美专栏作家罗四鸰对中国作家王力雄的专访《“天网”之下,还有革命的可能吗?》,文章写道:在一个依靠“天网”等高科技手段建立起严密监控系统的国家,革命是否还有可能?
中国作家王力雄试图用新作《大典》来回答这个问题:小说的背景与当下中国非常相似,整个国家利用鞋子里的跟踪系统对所有的人进行了监控。然而,一个想自保的官僚、一个有野心的商人、一个边疆小警察、一个政治上白痴的技术人员,便让这样一个严密的科技极权体制土崩瓦解。
文章引述王力雄的话说:人们通常会认为当下由科技支撑的极权统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密,任何异己都没有生长空间。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极权统治便没有了变化的可能,从此只能按照极权的逻辑发展?我认为不会的,有时极权体制内的一个很个别的环节,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崩坍。
王力雄指出:看这几年中国的政坛,从周永康到令计划,到郭伯雄和孙政才,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政变活动,但我相信是在进行权力斗争,是要打破既定秩序,重新洗牌。一个极权体制在这么短的时间出现了这么多的内部斗争,那些看似偶然的事实际上也是必然。当然具体如何发生不会跟我在小说里写的一样,但类似的可能遍布极权机器内部。极权机器的零件、节点,都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按照自身的利益行事。虽然他们不过是细小的零件,但是对于依靠科技支撑的大型权力机器,哪怕在很小的节点发生变化,也会发生很大作用,甚至导致根本的变化。所以我相信有这种可能。
这篇专访还记述了王力雄对郭文贵爆料的看法,写道:郭的爆料很可能大部分是假的,听的人却大都相信,原因正在于郭是政权内部人。他只用了网络科技中最简单的社交媒体,便能以一人抵一国。原本国人还把党与腐败分开——不是党坏,只是腐败者坏,党是反腐的。郭却告诉人们,反腐的最高领导者是最大盗国贼,所有反腐都是权斗和争利,让真刀实枪惩治了千万贪官的习王反腐几天功夫就被踩进粪坑。传统手段要达到同样效果,须经月积年累地编造谎言,封锁真相,篡改历史,抹除记忆才能做到,在互联网时代却只需一人之口和微乎其微的成本,便使人们把中共与腐败视为一体,彻底丧失了信任。这种后果不一定立刻显示,但一定是深远的。
文章写道: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小说家,王力雄一直将自己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思考写进小说中。1991年,他的第一部政治寓言小说《黄祸》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该小说以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的中国为故事的开端,描绘了不久之后的中国将陷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与生态等等危机,最后导致大崩溃,中国人大规模向外逃难,形成“黄祸”。26年后,他从当下中国现实出发,再次用小说勾勒出自己对当下中国政治的新思考。
谢选骏指出:极权体制往往崩溃于顶层核心。在高科技时代尤其如此——一个想自保的官僚、一个有野心的商人、一个边疆小警察、一个政治上白痴的技术人员,很难让一个严密的科技极权体制土崩瓦解。即使在古代,如果不是秦二世、隋二代这些顶层核心出了问题,光靠“农民起义”是无法撼动其政权结构的。就算武昌起义,十八省响应,如果没有袁世凯里应外合,也可能遭到维稳。所以毛老头说了,“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结果还是在中央出了要他全家人命的修正主义。再警惕也没有用。王力雄似乎不知道这些,所以看问题常常察秋豪而不见舆薪,结果之一,就是他的《黄祸》所预测事态并没有出现,出现的呢,却是和《黄祸》所预言的完全相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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