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7月28日星期二
谢选骏:高等华人与低端人口
北京低端人口,也称北京低端劳动力,通常是指生活在北京的低收入、低学历、从事低端产业的人群,或是“小企业小门店所吸纳的流动人口”。“低端人口”这一词语在北京市政府文件中多次出现,亦在媒体及学者中广泛使用,但由于涉嫌歧视而引发争议。
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查,北京市1995年以来一直是全国总和生育率最低的一级行政区。2000年以来,北京市总和生育率处于0.66和0.71之间,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不仅低于中国其他省份,也低于所有其他国家。
据统计,2003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总计为409.5万人,其中农村从业人员159.6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约为100万人。其特点是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偏低,存在就业稳定性差、企业用工不够规范等问题,就业集中在生产运输和商业、服务业等领域。目前,在北京2000万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即700万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来自河北、河南、山东。
在北京市的管理者眼中,低端劳动力不是“北京人”,不应该来挤占北京市日益紧张的公共资源;低端劳动力多数从事体力工作,不好看、不体面,不符合北京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和定位。因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建议,采取措施引进高端人才,减少低端劳动力,以应对北京市人口持续增加的压力。还有北京市政协委员提出,有必要对进京人口设门槛。
北京外来人口也称为北漂族,是指来自非北京地区的、非北京户口、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外地人。北漂族在来京初期都很少能有固定的住所,其自身也因诸多原因而不能对于北京有更多的认同感,故此得名。90年代末,政府开始把一些防空洞、地下隧道改造后作为出租房租赁。由于北京市一般住宅平均月租金超过3000元,因此地下室往往是低收入北漂族的唯一选择。目前北京有5500个地下室,据估计住了有100万人。
名词出处
“低端人口”是指“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2006年“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针对北京奥运期间流动人口的管理指出:“今后将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现问题较严重的低端行业的管理和规范。如废品收购、小美容美发等。在奥运期间,控制这一部分人口。材料显示,经请示国务院同意,可以发布通告,限制进京人员数量。如进京人员需要出具县级以上证明等,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报道中的小标题为“加强行业规范限低端人口”。
2007年9月,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在《昌平新城规划(2005-2020)》中提到,要“处理好外来人口的增长、管理和服务问题,防止低端人口的过度聚集”。2007年发布的《大兴新城规划(2005年-2020年)》,第31条提出要通过措施“疏解低端人口在新城的集聚”;2011年发布的《北京市房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通过措施“避免大量外来低端人口的涌入”;2017年发布的《2016年石景山区人口调控工作方案》、《北京市石景山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也出现有“清理整治低端人口”的内容(海淀区的公告《上半年海淀16个市级挂账重点地区拆违83.6万平方米》中也有类似术语出现)。
2016年8月1日,人民网在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 超大城市咋调控人口?”时,将标题修改为“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 专家: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使“低端人口”一词引起注意。
公共事件
2017年11月18日,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火灾发生后,2017年11月20日起,北京市部署开展为期40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其中大量流通人群流离失所,或居所被停止供应电力和暖气,为此包括天鹅救援队等在内的数家北京非政府组织均参与到有关公益行动中。
争议:2017年北京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活动
北京作为共产党中国的首都,存在人口无限集聚的趋势,导致城市资源环境承载的问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要求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要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只能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挤出尽可能多的低端人口。
北京市限制“低端人口”的做法也遭到了舆论和学者的批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贡森认为,虽然过多的“低端人口”可能影响一个城市的外在形象,但城市的包容性更重要,是“内在美”。他主张同等数量的“高端人口”消耗的资源远高于“低端人口”。用“高端”取代“低端”,必然加剧交通、住房和用水用地问题。《人民日报》指出,如果真的对所谓的“低端”劳动力强制退出,其结果必然是百姓生活变得极为不便,生活成本大幅提高。
2017年11月26日,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针对“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的质疑,回应称“不存在驱赶‘低端人口’说法”、“这是不负责任,也是毫无根据的, 没有‘低端人口’一说。”在疏解外来务工人员的过程中,北京市对合法缴纳社保但被迫离职的外来务工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
谢选骏指出:说实在的,“低端人口”这个概念并非共产党首创,共产党还没有这样的创造性,低端人口这个概念,是从“高等华人”衍生出来的对应物。
那么,“高等华人”这个概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民国时代来的。西方列强包括东洋鬼子把和他们打交道的华人称为高等华人,其余的没有机会开洋荤的,就是低端人口了。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党虽然土八路,还算高等华人,因为他们毕竟是苏联卵翼的,不比日本卵翼的汪精卫差,当然不如欧美卵翼的那么拿得出手。但长江后浪推前浪,低端人口也能变成高等华人,所以毛泽东可以到莫斯科拜见格鲁吉亚的斯大林。苏联虽然不是正统欧洲,毕竟比日本还是强些。可惜留学欧美的都不争气,扶不起来。
1986年和“走向未来”编委会一位要员谈话,亲耳听他说道“我们都是高等华人”。他还想我请教为何中国民间没有仇外民族主义?我告诉他是因为中国没有真的开放。后来,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仇外的民族主义果然日益强大了。
在欧洲旅行的时候,人们首先以为我是从日本来的,听到否认后退而求其次问说是不是从韩国来的?当听到回答说是从中国来的,对方就会产生一种十分复杂的表情。可是我又不能说自己是从美国来的,否则对方就会奇怪了:“美国不都是白人和黑人的吗?”最后只能这样说:“CHINAMERICA”,也就是“中美国”了。对方一下子就明白了。好像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个国家似的。
难怪听说日本占领中国时期,采取政策优待高等华人,尤其是那些会说日语的。就像共产党优待留苏的,江泽民这个传说中的汉奸之子都做了总书记,还有李月月鸟(李鹏)也顶着不下蛋的邓颖超做了总理。
但是邓小平不再崇尚刘少奇的苏联,而改走欧美路线,因为他高等华人的履历来自法国。所以,“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访法,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西方大国;法国第一个与中国开展科技交流、军事交流和核能合作。”邓小平衣锦还乡了。怪不得江青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但她红颜命薄,只能死在还乡团的手下,被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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