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官府怕洋人的传统美德

《专访：习近平如今为何逢人便提开放？》（2018年4月19日 转载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历史一再证明，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近来，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各种场合都大谈中国要扩大开放。这其中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他所谈的开放意味着什么？扩大开放有何阻力？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对此表达了看法。

德国之声：习近平近来在各种场合谈开放，中国媒体也都以此作为头条，您认为习近平在现在这个时期为何如此强调这一点？
胡星斗：目前在中国国内对于改革开放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最近5年，在某些领域出现一些倒退的情况，主张回到过去计划经济、甚至消灭私有制的声音都不断出现。因此，习总书记在这个时候不断强调开放有深远的意义。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一位学者的文章，名为保卫改革开放，题目的潜台词就是改革受到威胁。中国在有些方面很少有真正的改革，有人借改革之名，推行反改革的措施，也就是不是朝着市场经济、法治民主这些全球公认的价值观去改革。这个时候，习总书记不断强调改革开放，并且今年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强调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不管国内存在多大问题，有多大的压力。
现在习主席修改了主席任期，权力更加集中。权力集中后，应当用它来推动中国的进步，而不是谋私，更不是让中国走向某种皇权主义，专制主义或某种法西斯。过去的经验表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变得更强，而不是回到过去的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的老路，死胡同。只有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且走法治民主的道路，才能给中国带来长期的繁荣和长治久安，走出几千年的王朝循环、治乱循环。这才是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成功中。
德国之声：那么有没有具体的走向法治民主的措施呢？
胡星斗：目前中国的主要任务还是经济建设，因此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建设规划，而在法治民主方面的确缺少规划和路线图，没有进入主要的议事日程。但我想，通过哪怕是微小的，碎步的改革，也可以一点点往前推进。比如按照18届四中全会的决议，设立一些跨地区的法院等等，都是可喜可贺的。总之要继续往前走，倒退一步也没关系，有倒退，以后再继续往前走一步，甚至是两步。尽管前几年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法治出现全面倒退，但我想，历史的倒退总会以进步作为补偿的。只有法治的进步，才能保护国民的利益，甚至统治集团的利益。从长远来看，逐渐走向法治民主是没有疑问的。
德国之声：习近平大力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是否也是在向全世界发出信号？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在国际上更加咄咄逼人。您怎么看？
胡星斗：我认为现在不是中国咄咄逼人的问题，而是中国被很多主流国家所边缘化的问题。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都在逐渐孤立中国，边缘化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主流价值不一样。第二是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兑现加入WTO的承诺等等。说中国咄咄逼人，在某些局部可能存在，但从总体来说，中国处于被边缘化的过程。
德国之声：那么对外界来说，在这个时候作出中国将继续开放的承诺是什么信号呢？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让其他国家信服？
胡星斗：不断地谈开放的确是给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应不断融入到主流价值、主流文明之中，中国不要在国际上作另类。
中国也的确在不断做实事来维护自由贸易。美国认为它在贸易中吃了亏，现在有些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则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从中获得了好处等等。现在，中国已将海南省发展成自由贸易港，可能开放度还会超过香港。这说明中国在经济方面还是在不断尝试新的举措，打开一些新的开放的领域。
当然，在一些领域，不是说中国要开放，西方国家就会跟中国合作。因为他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都是国有企业或有某些背景的企业，会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确也应当抑制国进民退，让民营资本走出去，像日本那样，这样西方国家也无话可说。国有企业走出去最后也是被封堵，让官方也很尴尬。民营企业走出去有的也被怀疑有官方背景，受到阻力，但我想普通的民营企业不会受到这样的阻力。
德国之声：不管在推行金融改革，放宽对外资的投资限制，还是在其他改革方面，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胡星斗：国外不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一带一路，都抱有警惕。更主要的不利因素还是国内的某种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想不断推进国进民退，让一些国营企业走出去。而这些国营企业实际上就成了他们的提款机。名义上是对海外投资，谁知道投到哪去了，也许就进了某个权贵的关联人的腰包。所以，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如果不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
德国之声：从另一个方面看，您认为中国做好了继续对外开放的准备了吗，比如迎接国外金融进入中国？
胡星斗：我想这已经准备好了，因为这是当年关贸谈判已经确定的事情。现在中国加入世贸16，17年了，有这么长的保护期，中国银行也不断引进国外银行作为产权投资者，加强风险内控，应当说中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加强。同时中国也在监管方面利用大数据这样的工具进行监控。现在的监控手段比15年前完善得多，如果现在还不敢让外国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与中国的金融机构平等竞争，那么只能说明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的金融机构太差了。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到的监控其实不仅限于金融领域，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有全面监控的趋势，这不是和所谓的开放是背道而驰的吗？
胡星斗：中国目前所谓的开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开放，在政治、法治、互联网、文化领域的开放是有限度的，现在还有强化监管的趋势。当然，在某些领域加强监管是必须的，但总体上看，我个人认为，政治、社会的开放 ，包括文化的开放可以有所滞后，但不应完全脱节，应当大致与经济的开放同步。完全脱节，也就是朝两个方向走，最后会撕裂。这样一来，经济上的开放最终能走多远，的确是个问题。因此我觉得中国今后在经济之外的某些领域会逐渐地，哪怕是碎步地加大开放的大门。比如在某些文化产品，电影产品领域。根据进入WTO的承诺，中国应该开放电影市场。中国是否会履行承诺，开放电影市场呢，以后是否会逐渐开放电视市场，报业市场？我想也许会逐渐摸索和进行。
德国之声：中国现在面临的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可能和美国爆发贸易战，您认为中国是否能成功地化解贸易战危机？
胡星斗：贸易战危机肯定能化解，大家都不会把贸易战作为目的，而只是手段，特朗普无非想多获得一些利益，而中国在经济方面做出让步应该没有问题。现在双方大张旗鼓地讨伐对方只是一个谈判的技巧，台面上扳手腕，台底下可能双方在勾兑。
德国之声：中国官方对所谓开放有无时间表？
胡星斗：现在没有提出时间表，但经济领域上的开放肯定在不断加大。从沿海四个特区，到浦东开放，到自由贸易区，现在又到自由贸易港，这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我想在经济上关键是要转变自身的结构，包括产权结构、所有制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外贸转型。主要还是要把中国内部的事情做好，才谈得上更大的开放。如果中国仍然是国有企业为主走出去，仍然是低端商品走出去，一谈起中国，别人就想起假冒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如果是这样一种形象，就无法更好地打开开放的大门。

谢选骏指出：这个访谈，说出了典型的官府怕洋人的苦衷。那么，官府怕洋人怎么又是一项传统美德呢？这是因为，官府怕洋人从鸦片战争一来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足以成为一个传统了；那么这种怯懦又为何是美德呢？这是因为官府不怕洋人，就会率性而为，结果民不聊生；官府怕了洋人，才会文明一点。所以怯懦反倒成为美德了。

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一向如此。1979年民主墙、1989年民主运动的时候，我看见北京大街上的洋人都变成灰溜溜的了，运动过后，他们才又恢复了趾高气昂的样子。原来民主气氛造成了中外平等，而专制却给予外国人特权。至于百姓怕官府嘛，主要是因为没有公民权的缘故；这个状态，只有政府民选才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