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7月31日星期五
谢选骏:照相机就是人头收割机
《“西贡枪决”越战著名杀人照片 震撼灵魂》(2018年1月31日 转载BBC中文网)报道:
摄影师艾迪·亚当斯(Eddie Adams)的镜头捕捉到了越南战争其中一个最著名的画面——1968年“新春攻势”期间的一场处决。那张照片给他带来了终生的荣耀,也带来了永远的伤痛。
(警告:本故事包含开枪杀人瞬间的照片,以及相关的描述。)
那支短筒左轮手枪产生的后座力令伸直的手臂向后一缩,子弹尚未穿进囚犯的头颅,但强烈的冲力已经令他的脸开始扭曲。
在画面的左侧,一个旁观的士兵一脸震惊,却又仿佛是在做鬼脸。
注视着一个人死去的一瞬间,很难不体会到一种设身处地的抗拒和罪恶感。
武器专家说,这张后来名叫“西贡枪决”(Saigon Execution)的照片不早不晚地捕捉到了子弹射进人头之际的那一毫秒。
艾迪·亚当斯的照片记录了南越国家警察局长阮玉鸾枪决越共囚犯的瞬间,被认为是关于越南战争最有影响力的一张照片。
当时,这张照片被转载到了全世界,成为了残酷战乱状态的象征。
它也将当时在美国正在形成中的一种观念推向高峰——这是一场无意义并且赢不了的战争。
多尔夫·布里斯科美国历史中心(Dolph 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的公关副主任本·怀特(Ben Wright)说:“一张定格画面本身就拥有一种特质,能深刻地影响观者,并长久萦绕着他们。”
这所位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中心目前保管着亚当斯的摄影作品、档案文件以及通信纪录等等材料。
“那一次枪决的影片虽然也恐怖,但不会带来同样的即视感和深刻的悲剧感。”
然而,这张照片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说明1968年2月1日发生在西贡街头的事情。两天前,越南人民军和越共发起了“新春攻势”,南越数十个城市猝不及防。
惨烈的巷战令西贡陷入混乱,在一个埋葬30多个平民的乱葬岗,南越军队逮捕了怀疑是越共部队领袖的阮文敛。
阮文敛被双手反押着带到阮玉鸾的吉普车时,亚当斯就开始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切。
阮玉鸾站到阮文敛身旁,举起手枪指向后者的脑袋。
亚当斯后来说:“我以为他当时只是打算威胁或者恐吓这个人,所以我就很自然地举起了我的相机,拍下了照片。”
阮文敛被认为杀害了阮玉鸾一个同僚的妻子和六个小孩。这名警察局长迅速扣动了扳机。
阮玉鸾在谈到这场突如其来的处决时说:“如果你犹豫,你不执行自己的职责,这些人就不会服从你。”
在“新春攻势”的最初72小时里,阮玉鸾担当了重要角色。据曾在美军与阮玉鸾联络办公室工作两年的图里奥斯·阿坎波拉(Tullius Acampora)上校所说,是阮玉鸾迅速增派部队,阻止了西贡的沦陷。
亚当斯说,他当时直接的印象,是觉得阮玉鸾是一个“冷酷的杀手”,但是在跟着他游历整个国家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他是现代越南以及他这个时代的产物,”亚当斯在一份从越南发出的简报当中这样写道。
次年五月,这张照片为亚当斯赢得了现场新闻摄影类别的普利策奖。
然而,这张照片尽管为亚当斯带来了新闻从业者的至高荣誉,令他得到了其他普利策奖获得者、尼克森总统以及全国各地小学生的致信祝贺,但也同样成为萦绕他的梦魇。
“我展示了一个人杀害另一个人的情景,并为此得到了奖金,”亚当斯在后来的一个颁奖仪式上说,“两个人的人生毁灭了,而我却因此收钱,成为了一个英雄。”
艾迪·亚当斯(右)手握普利策奖
亚当斯和阮玉鸾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在越战进入尾声、阮局长逃离南越前往美国之后,他们甚至成为了朋友。
不过,在阮玉鸾抵达时,由于那张照片所带来的影响,美国移民及归化局(US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Services)曾想要驱逐他出境。他们试图找亚当斯出来指证他,但是亚当斯却作出了有利于阮的证供。
亚当斯甚至上电视解释了照片那一幕发生的情形。
美国国会最终解除了驱逐令,阮玉鸾获准居留,在华盛顿市郊开了一家餐厅,卖汉堡、比萨饼和越南菜。
《华盛顿邮报》曾登载一张老照片,当中阮玉鸾坐在餐厅的柜台前展露微笑。
不过,他最终还是因为过去的事情曝光导致生意不佳,被迫退休。亚当斯回忆,他最后一次去那家餐厅时,发现厕所里满是侮辱阮玉鸾的涂鸦。
亚当斯在美联社的图片编辑哈尔·布埃尔(Hal Buell)说,“西贡枪决”在50年之后仍然令人挥之不去,因为这张照片“用一个画面象征了整场战争的惨烈”。
“就像所有的象征一样,它总结了过去,捕捉了当下,并且如果我们足够聪明的话,它也告诉了我们未来,一切战争都必然带有的残酷。”
布埃尔表示,那一段经历令亚当斯上了一课,单一的照片对于叙说完整的故事而言,也是有局限的。
“艾迪总是被引述说,摄影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布埃尔说,“而摄影本身就是有选择性的。它孤立地抓住一个单一的瞬间,将它与前因后果割裂,从而可能导致对意义的曲解。”
亚当斯后来也经历了漫长的摄影生涯,赢得超过500个新闻摄影奖项,还拍摄了包括里根、卡斯特罗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内的一众大人物。
不过,虽然他在离开越南之后仍然成就非凡,但是他最著名的照片发生的一瞬间,还是永远地萦绕着他。
1998年,阮玉鸾死于癌症,亚当斯在之后曾写道:“在那一张照片里,两个人死去了。局长杀死了越共;而我用相机杀死了局长。”
谢选骏指出:记者的相机杀死的不是一个局长,而是越南海滩上的百万民众,和高棉丛林里的二百万人……这就为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肥料,呜呼。“照相机就是人头收割机”——美国记者的一部照相机,胜过了十万共产熊兵,瓦解了南越政权,帮助越共夺占西贡,结束了美国的二战霸权,难怪他能获得普利策奖——这个奖励竟让霸权获得了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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