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日本人也成亡国奴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后，日本随军记者火野苇平发现，当地有些百姓竟然在对他们笑脸相迎，感到很不理解，在报道中写道：“假使日本城市被敌人占领了，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无论男女老幼都不会忘记他们是敌人，而且始终会对他们抱着敌意。日本人就是死也不愿和敌人友好的。”

网文《日本为什么敢侵略中国？看看他们对中国人的分析吧》（狐狼001，2017/5/12）说：

日本为什么敢侵略中国？看看他们对中国人的分析吧 关于上世纪那场日本侵华战争，有一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就是日本为什么会有勇气挑起这场战争？最后再提一个假设：如果真的由毛泽东来领导抗战，中国人会打几年？日本为什么敢侵略中国？看看他们对中国人的分析吧。关于上世纪那场日本侵华战争，有一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就是日本为什么会有勇气挑起这场战争？现在的研究方向多从硬实力来着手，看看当时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日本人确实有底气这么做，先来看看这几个数据吧——以1937年为例，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是中国的4.4倍，钢铁是中国的145倍，石油是中国的129倍，这些可都是支撑战争的最重要物资，双方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而且，当时日本每年可以生产1580架飞机、744门大炮、330辆坦克，中国呢？几乎都是零。

不过，除了这些明显的硬实力，日本还有哪些底气呢？要知道，战争的胜负从来不会是简单的实力对比，“人”的作用比武器的作用要大得多。日本人向来以研究精细著称，当然不会忽略这个问题。

那么，他们研究中国人研究出了什么成果呢？

1936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向关东军总部上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对华北的中国军阀和各级官吏是这样评价：

“大部分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民的观念，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民之状况。国家之存亡，民族之疾苦，彼等不负任何责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故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部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

对于普通老百姓，松室孝良也认为：“中国人之特性，爱国不过五分钟，甚且有不知国家为何物者。”
——插一句题外话：如果这是2017年的研究报告，你会不会有同感？

第二年，即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每一个派到淞沪战场的日军士兵都发了一份《长江下游地方兵要地志拔萃》，里面对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做了很详细的分析，总结如下——
1.爱钱财和储蓄观念强，缺乏国家观念，不关心政治。
2.同业者合作，同乡人团结紧密，商业道德观念强。
3.爱面子。
4.极富附和与雷同性。
5.保守而尊大。
6.实用主义强，恩义感薄弱。
7.天命观念强。
8.形式主义重，巧于词令。
9.富于妥协性。
10.上层阶级人士极尽怠惰享乐之能事，而一般百姓极勤勉。
11.易被宣传所鼓动。
12.猜疑心重。
13.情况恶化时极脆弱。
14.守成观念重。
15.尊重祖先坟墓。
16.对强者屈服顺从，对弱者虚张声势。
17.回避责任。

看看这份分析报告，感觉比鲁迅总结得都要犀利，不光是长江下游的中国人，整个中国恐怕都或多或少有这些问题。

在日军的金山卫登陆中，日本间谍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个叫山田武一的间谍，只花了很少的钱，就买通了当地的老百姓，让他带着观察地形，对日本的成功登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事后，山田武一感慨地说：“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后，日本随军记者火野苇平发现，当地有些百姓竟然在对他们笑脸相迎，感到很不理解，在报道中写道：“假使日本城市被敌人占领了，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无论男女老幼都不会忘记他们是敌人，而且始终会对他们抱着敌意。日本人就是死也不愿和敌人友好的。”

如果说日本人的这些记录有故意丑化的话，再来看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回忆吧。

那是在1944年，因日军入侵广西，15岁的茅于轼跟着几十万人向贵州逃难，但让他困惑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日本人跺一下脚就能把中国人吓一个跟斗，而且让中国人自相作孽。为什么？”

武汉会战结束后，陈诚写了一份《武汉会战的经验与教训》，其中写道：“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谢选骏指出：日本人的惊讶并不让我们惊奇，因为早在五代十国时期，汉人就被北方民族叫做“两脚羊”了，甚至用自己的肉体提供蛮族军队大开人肉宴会的伙食。至于日本人自己，也没能逃脱这个“亡国奴命运”——在二战失败后，也从骄横的顶点跌落下来，靖国神社鬼子庙里宣扬“武运长久”的浮雕，也已成为历史的反讽。日本男人看到美国人还不是照样地点头哈腰，日本女人看到美国兵还不是照样地笑脸相迎——比战败后的德国人好不了多少，为了一块面包就可以出卖自己。这就是人性的通病，因为日本人、德国人也成亡国奴了。至于鲁迅、毛泽东，那不过是日本人、苏联人的乏走狗，他们的思想来自日本苏联，当然不会有他们的主子那么犀利了。从来没有批判过日本的鲁迅，活不到日本战败的那一天，否则，他肯定会学习俄语、改投苏联的，就像湖南大舌头毛泽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