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9月28日星期一
谢选骏:《环球日爆》以为加拿大人都是白求恩
《孟晚舟遭粗暴对待 戴了手铐还上脚镣》(2018-12-08 环球网)报道:
在未经审判定罪的情况下,给孟晚舟女士戴上适用于重刑犯人的刑具,直接将她作为重刑犯人对待,是对其基本人权的践踏和对其人格的侮辱。
当地时间12月7日,加拿大温哥华,孟晚舟保释听证会举行,媒体和公众聚集在法院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当地时间星期五举行华为高管孟晚舟保释听证会,在未作出裁决,的情况下宣布休庭,星期一继续开庭——据外媒援引法庭记者的报道说,孟晚舟在法庭上身穿绿色上衣,未戴手铐,她似乎受到了人道的对待。然而这些不过是假象。
据《环球时报》通过知情人士了解,孟晚舟自12月1日被拘留,一直受到粗暴且有辱人格的对待。加警方将她在机场扣留带到拘留所的路上,就给她戴了手铐,当晚按照程序带她去医院及回拘留所的路上也给她戴了手铐,而带她从拘留所到法庭,以及庭审结束后去矫正中心途中,不仅给她带了手铐,还对她上了脚镣。
在未经审判定罪的情况下,给孟晚舟女士戴上适用于重刑犯人的刑具,直接将她作为重刑犯人对待,是对其基本人权的践踏和对其人格的侮辱。据我们了解,孟晚舟今年5月份做过去除甲状腺的手术,且有高血压,需要每天按时服药。然而加拿大的拘留所没有给予她目前身体状况所需要的照顾。
加拿大方面接受美方的指使断然扣押孟晚舟,已经震惊了中国社会,也冲击了全球经济界。全球股市在消息公布的当天下挫,分析普遍认为这是孟晚舟被扣押引起的,足见美加这一举动传递给了全球一个很负面的信息。现在加警方以如此不人道的方式对待孟晚舟女士,未加审判定罪就对她手铐脚镣加身,尤其令高度关心此事的中国公众难以置信。加拿大不是一个讲法制、重人权的国家吗?他们怎么会干出这种像是只有野蛮国家才会有的行径呢?
无论如何加拿大都做过分了。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叫为虎作伥。孟晚舟没有违反加拿大法律,即使美方指控她违反了美国国内法,但美方的指控证据是否充足,它们是否成立,都是不确定的。有报道称,加检方指控孟晚舟涉嫌在一家后来与华为脱钩的子公司中做过董事,而那家公司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规定向伊朗出售了一些电脑设备。事实是否如加检方所说,存在巨大争议。退一万步说,即使那些所谓证据在美方可以得到认定,这样的情况属于什么性质也有很大的司法辩论空间。
迄今为止,围绕外国公司行为违反美国对伊制裁禁令的情况,绝大部分都是以罚款、制裁等方式加以处理的。受到美方制裁的全球公司不是一家两家,欧洲许多公司也都沾上过。欧盟现在依然鼓励欧洲公司不要撤出伊朗,难道那些公司的高管在加拿大旅行、转机的时候都应该被抓起来投入拘留所,并且被戴上手铐脚镣吗?孟晚舟只在美国所指违反禁令名为 “Skycom” 的香港公司中当过董事,为什么美方要求加拿大专门抓了她,而那家公司的其他人没有成为目标?加拿大方面难道不该动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吗?
加拿大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虽然加美关系比较特殊,但它在对待孟晚舟女士的事情上应当是中立的,而不应唯美国马首是瞻。它在对美方进行司法协助的同时,应当尊重法律的基本精神,坚决拒绝美方对华为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长期偏见对本案可能造成的影响。加拿大如果以不公正对待孟晚舟女士的方式表达其对美国的效忠,不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加若把孟引渡到美国,而且连保释都不允许,它所能获得的美方好感将是有限的。但渥太华这样做,是中国社会绝对接受不了的。很多中国公众会因此给加记一笔重账,大家一定会要求中国政府严厉制裁加拿大。中加关系面临严重倒退的风险,这也是对加拿大公众利益的侵害。
我们希望加方认真、妥善地处理这件事,人道对待孟晚舟女士,允许她保释,进而让事情快速朝着彻底恢复孟晚舟自由的方向发展。中国社会一直很尊重加拿大,我们期待,加方处理此事的方式最终能够证明,它的确就是中国人抱以良好印象的那个样子。
谢选骏指出:《环球日报》真是《环球日爆》,天天爆料却愚昧无知,他的狗屎编辑以为加拿大人都是白求恩,人道主义的模范,却不知白求恩的故事也和雷锋的故事一样,都是毛派的冒牌货。
看看加拿大人是怎样对待印第安人,就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了——
《被加拿大抛弃的民族:曾遭遇“纳粹式”文化抹杀》(加国无忧 2017年5月26日)报道:
加拿大一直以多元文化繁荣、各族裔平等为傲,但你们是否知道,在这里,有一个被加拿大所“抛弃”和“遗忘”的民族?
加拿大宪法承认3个土著人群体,即“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曾称印第安人)、米提人和因纽特人,而印第安人占大部分。(注:印第安人,Indian,这一传统的称呼是政治上不正确的,带有种族歧视,因为当欧洲人探索美国和加拿大时,他们把所有原住民都称呼为“印第安人”,而实际上这些原住民包括了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而“印第安人”名字本身也带偏见歧义:哥伦布受西班牙女王指派远征亚洲印度,1492年第一次抵达美洲大陆时,误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梦寐以求的东印度,就将其发现的这个大陆上的黄色人种原着民称为“Indian”,意为“印度的居民”。现在“印第安人”统一称呼为First Nations。)
根据2016年的数据显示,加拿大First Nations总人口数为85万,占加拿大总人口的2.6%。
这85万人中,有21%居住在安大略省;16%居住在BC省;10%居住在魁北克省,分为600个部落,60种语言。而安大略省的Thunder Bay市的附近First Nations部落尤其多。
故事,要从这些孩子们的死说起。
Thunder Bay市附近有很多First Nations保留区,而这些部落都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们的保留区设施极为落后,没有医院,警局,学校。最近的城市Thunder Bay在几十公里之外,因此假如他们想要孩子接受教育,就必须送孩子去那里的寄宿学校。
于是大多数First Nations家长都把孩子送到那上学,孩子住在寄宿家庭里,和其他陌生人一起。
Thunder Bay有一条小河,是人工开凿用来引流的。而在2007-2010年间,这条浅浅的小河里,居然发现了7名First Nations学生的尸体。
而直到今天为止,这7名First Nations学生的死因都无人知晓。
他们的死疑点重重:7名学生都是First Nations。
虽然尸体在河里被发现,但小河的水位只到成年人的膝盖,根本淹不死人。可当地警方对这些案子不予置理,全部以意外事故结案。
7个人生前都没有不良嗜好或违法行为,他们都是当地学校的学生,而且都有很高的艺术天分。
其中2名学生在死前被目击者看到他们在和一名陌生男子谈话,这名男子还在给他们酒喝。警方最终审问了那名男子,但却就此不了了之。
以下为其中一名女孩死前最后的监控记录,能很明显的看出这个女孩神情恍惚,表情诡异。但当地警方仍然将其作为溺亡案处理。
死者的家长们深信着一点:在Thunder Bay,有一个连环杀手,他歧视并仇视First Nations,因此不停地杀First Nations学生。 但不论家长们如何要求,警方就是不理不顾,匆匆结案,将7名学生判定为意外死亡。
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到一点:Thunder Bay市在2015年,“荣获”了“加拿大谋杀之都”的称号,因为该市的凶杀率高得离谱,是省内平均凶杀率的4倍。当然,在最新的调查里,凶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城市已经被阿尔伯塔省麦克默里堡(Fort McMurray, Alberta)一举夺得,但Thunder Bay的凶杀率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在这座城市里,First Nations学生们倍受歧视。他们表示:“其他同学经常取笑我们,把食物往我们脸上扔,他们还觉得这很有意思。他们认为我们都是野蛮人。”
这名死去女孩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泣不成声:“我们女儿在那里上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给家里打电话,哭着说想家,要回家来。我们送她去接受教育,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她却在装尸体的袋子里。”
2015年3月10日,一名First Nations女人在午夜时分忽然冲出一间屋子,浑身赤裸,尖叫着求救。这位女子遭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绑架和袭击,而该男子在袭击过程中不停重复要杀了她,然后把她淹死在河里。
然而“淹死在河里”这一细节却立刻被Thunder Bay的警方忽略,因为他们发现该女子是印第安人,还有吸毒的前科,于是这名女子的证词和遭遇并没有得到任何重视,警察居然也没能发现这一案件和之前案件的共同点。在Thunder Bay发生的一切,纵然令人震惊,但其实也只是故事的冰山一角,因为诸如此类的案件数不胜数。
在过去短短10年间,加拿大境内共有173个悬而未决的First Nations女性谋杀或失踪案。而皇家骑警却将这些案件中的大多数归结为“家庭暴力”。
2016年年初,加拿大政府展开了全国性调查,不仅调查案件本身,同时也要调查负责案件的各地警方,还有原住民举报的不公平现象。可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加拿大全国的First Nations保留地设施落后,至今仍缺少40所学校,住房缺失达8.5万多个单位。联邦政府给各省的拨款是每年递增6%,可给First Nations的拨款则每年只增长2%。除去通货膨胀因素,First Nations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加拿大人(根据Statistics Canada的数据,在2034年,有登记的First Nations人口将增长至120万),因此政府的拨款远不足以支持保留地的教育、医疗卫生及确保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有的保留地,他们的住房仅仅是一个帐篷。
而联邦政府每年给First Nations的实际拨款,都远低于财政预算。
2016年4月9日,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的原住民社区阿塔瓦比斯凯特(Attawapiskat First Nation)在一晚上有11位村民试图自杀。
而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土著印第安人的寿命明显短于非土著加拿大人;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造成土著印第安人寿命短的因素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印第安保留区的土著人住房、清洁的饮用水、食品安全和土著人医疗保健条件都极为恶劣,如加拿大饮用自来水最危险的城市,安省纳斯坎塔加原住民地(Neskantaga First Nation,Ontario)从上个世纪开始便一直饱受干净自来水匮乏的痛苦,这里三分之二的人过去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自来水含致病菌的警报之中。
没有工作的First Nations,可以在保留地领取一定数量的“福利补助”,虽然不多,也够一家人衣食之需。
这是加拿大政府的福利政策,表面看来不错,实际后果是消极的。
因为这种政策容易引起其他各族劳动者对她们的不满,也容易养成First Nations自身的依赖思想,泯灭他们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
First Nations长期被困居于保留地和贫民窟中,接受“福利补助”,终日无事可干,尤其青年感到困顿苦闷,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于是很容易走向酗酒、犯罪、家庭破裂、滋事生非。因此这种作法遭到许多觉醒了的First Nations的反对。他们要求民族权利,反对民族歧视,希望得到更多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而不是福利补助。
曾几何时,First Nations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顽抗强敌,他们团结一致。但他们现在却是一盘散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领袖,受到歧视。
现在,他们近似于一个隐形的民族。他们走在我们中间,但我们却毫无察觉。
曾有一位被中国记者采访的First Nations商人如此说过:“中国人之所以可以起来,是因为你们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有很多榜样,当处于低谷时你们可以找到一个榜样、有一个希望。可我们没有历史,也没有榜样,当处于低谷时,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办,也看不到希望,因此他们就很容易沉沦、自暴自弃、严重的就自杀。我们去部落里做义工,就是要给这些年轻人做榜样,让他们奋发图强,让他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那么First Nations的历史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民族荣誉感和文化精神为何在逐渐消失?
这可以追溯到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战争。
(在下文,因为会涉及到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情况,所以有时作印第安人称呼。)
也许很多人听说过,“多伦多(Toronto)”这个名字源自北美印第安人的词汇“toronton”,意思是“相聚的地方”。
但很多人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最初,这个城市只是英国殖民者的一个港口,被命名为“约克”。
1812年,约克被美军侵略并占领。美军在城内烧杀劫掠,6日后撤退。事后,愤怒的加拿大民兵在英军司令的带领下大举反击,一路杀到了华盛顿,以牙还牙,将美国白宫付之一炬。
在这场战争中,两座城市被焚烧,但最大的战败方却不是两座城市的人民,而是原本和这一切毫无瓜葛的原住民。
当美军入侵时,加拿大的第一道防线是一支仅有1300人的队伍。而在这支队伍中,只有300名英国正规军,400名加拿大民兵。剩余的600人,全部都是First Nations。
First Nations作战勇勐,每次号角吹响时,指挥官都让他们冲在最前方,还命令他们像野兽一样大吼大叫,给敌人造成恐惧感。
由于冲在最前方,First Nations充当了肉盾一样的角色,死伤无数却没有人记得他们。而战后,英军又会故意命令幸存的印第安人将战俘的头皮割下来,以震慑敌人。
英军还特别绘制了类似的宣传画,散布在美军中间。这样一来,美军所有的恨都集中在了印第安人身上,与其立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战争结束后,加拿大与美国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共识。而政府美其名曰感谢First Nations的贡献,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从名字上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于是将“约克”重新命名为“多伦多”。
战后,牺牲最多的First Nations被抛弃在了一旁。加拿大不屑于再和他们为伍,美国更是对他们恨之入骨。
从1820年开始,针对印第安人的种种暴行开始在北美大陆泛滥开来。美国成立了“印第安人事务局”,开始夺取印第安人手中的土地,将印第安人驱逐到保留区内。1864年,双方战争彻底爆发,直至1880年为止。这期间,数次出现美国在屠杀印第安人上花的军费超过了加拿大一年的国库收入的情况。
1880年,美军使用围剿印第安人主要食物——北美野牛的方式,断绝印第安人食物来源迫使其投降。到1880年,北美野牛从原来的1300万头降至不足1000头,基本绝迹。此办法确实发挥了效力,失去食物的印第安部落纷纷放弃了抵抗。
据诸多史料记载,大批的印第安人为躲避战乱而向北逃亡,最终逃到了加拿大境内。因为在他们看来,加拿大对印第安人还是很仁慈的。
1876年,一家美国报纸如此形容:“在加拿大,白人和印第安部落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平静,但在我们这面却可以用背叛,浪费和流血来形容。”
而1866-1890年间,美军和印第安部落冲突共有935次,而加拿大却只有7次。
于是自然而然的,印第安流亡者们将加拿大视为乐土,认为他们在这里会得到保护和尊重。但这些流亡者错的很离谱,加拿大对于印第安人并非仁慈,只不过他们的残忍以另一种方式体现。
假如说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是野蛮的战争,那么加拿大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便是文明制度下的文化灭绝。
那是加拿大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面,也是最隐蔽的一面。加拿大印第安事务部为了掩盖这一事件,曾经焚毁20多万份文件。
这,便是臭名昭著的“印第安人寄宿学校”。
19世纪,加拿大政府深信原住民的文化是低等文明。原住民只有学会英语,按白人的方式生活才能够获得成功融入主流社会。
于是,一个名为“激进同化”的政策就此因运而生。政府认为孩子们比成人更容易塑造,便将原住民儿童送入寄宿学校对他们进行所谓“开化”教育,从摇篮里扼杀他们的文化,最终达到对原住民实行文化上的灭绝。
1870年开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加拿大各地总共建立了139所这样由联邦政府出资、教会开办的学校。而这些寄宿学校,几乎是纳粹集中营的伟大先行者。
期间,约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被强行带离了自己的家园,然后被送入寄宿制学校,这些孩子都在5-16岁之间。由于是强制性的,因此原住民家庭如果不主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的话就要坐牢。
这些儿童无法与家人见面。便想要逃出寄宿学校回家,很多儿童都是在逃亡路上,再也没了音讯,生死未卜。
学校里严禁讲母语,凡讲母语者就会受到鞭打或者用肥皂洗舌头等体罚。学校的教育质量也极差:课程主要是死记硬背,老师完全不具备授课的能力,教室也异常拥挤。许多学校都是“半天授课”,学生上半天课,其余时间则做饭、清洁以及做一些其他所谓“职业培训”的工作。学校也不能为学生提供充足的食物,据一名幸存者说他们日常吃的只是鱼的鳞屑和骨头与面参杂在一起。他们一年中只有在复活节那天才能吃到鸡蛋,只有在感恩节那天才能吃到鸡肉。
到1950年代,由于寄宿制学校资金严重不足,学生纯粹变成了打工挣钱养活学校的苦力。孩子们被圈养在学校里,做工厂工人的活。寄宿制学校老师则完全化身为了残害儿童的魔鬼,将孩子们作为发泄的工具。三万多人在寄宿学校里受到教会人员的虐待、体罚,甚至性侵犯。
一个世纪以来,记载在案的大约有超过6,000名儿童在寄宿学校死亡。但实际数据却远超6000,可由于有关寄宿学校儿童死亡的报道非常之少,死亡记录也不会被保存。其中大部分死于疾病,包括肺结核和西班牙流感,其他人死于营养不良、火灾或其它事故。1937年,四名8岁到9岁的男孩子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冻死,他们尸体被发现后,土着人寄宿学校的条件引起社会的注意,但没有带来任何变化。由于20多万份文件都被加拿大印第安事务部所销毁,最后具体有多少孩子死在了寄宿学校至今仍旧是个迷。
有报道称,在其中几所学校,原住民学生们“像苍蝇一样死去”,死亡率高达60%。
由于学校不愿支付运送遗体的费用,死的孩子被埋在学校的坟地里,随着学校的废弃而被人遗忘。
“我们被装上一辆大卡车带走。我还记得父亲母亲看我的眼神。我记得那时悲痛的感觉。我所在的那辆大卡车上,满是正在哭的孩子们,我和他们一起痛哭。”
——Alma Scott,原住民寄宿教育的一个幸存者,她在5岁那年被强制带到了寄宿学校。
“他们只给了我一个号码,一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号码。他们对我说:这是你的号码。当我们叫这个号码时,你知道的,那就是你。这个号码就是16,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数字。”
——Lorna Morgan回忆进入肯诺拉原住民寄宿学校时的情景。
“在那些日子里,你需要学习,不然你的头就会被敲打。不管怎么样,你学习一切,你学会如何服从。你不可以打破规矩,你要服从。这真的会让你感到恐惧,非常的恐惧。”
——William Herney回忆最初在寄宿学校的日子。
印第安部族首领维农.杰克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上过寄宿学校。他说,有三年的时间,他被不同的教员性侵。“我在恐惧的生活中长大。躺在那里,有人正在走近你,你听得见脚步。你知道那大概在几点钟,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曾经两次试图自杀。
他的学校在一个离大陆8公里的岛上。有两个同校的女孩子有一天找到一条船,决定逃跑。她们约杰克斯一起走,但他退缩了。两个女孩子在途中溺亡。
一个名叫鲁斯.摩西的前寄宿生曾经在离开学校后给联邦政府写了一封信。学校里,年纪小的孩子如果尿湿了床,会被涂一脸自己的小便。
他在信中说:“这样的状况是教会,印第安事务部和加拿大公众的耻辱。总有一天我要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
摩西已在三年前去世,代他说出真相的是他的儿子。
加拿大最后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在1980年关闭,而在1880-1980年这一百年间,5代印第安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由于学校对这些孩子进行了洗脑,逼他们接受了“白人至上,印第安人是罪恶与肮脏”的想法,这些印第安儿童在返回自己的部落后仍然拒绝承认自己的文化。
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感到羞耻,不敢在人前说母语。据调查,在那100年间,至少10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原住民语种消失,出现了极大的文化断层。
而且虽然政府关闭了原住民寄宿学校,但“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思想却以其他形式存活了下来。
在文章最开始提到的Thunder Bay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九十年代,在第一民族大会和因纽特人组织的支持下,寄宿学校的8万名幸存者们把联邦政府和教会告上了法庭,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起集体诉讼案。
官司打了十年,最后双方庭外解决,达成了“印第安寄宿学校和解协议”。根据协议,政府同意向幸存者支付总额达19亿加元的财政赔偿 (人均赔偿额为11.6万加元),并成立了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La Commission de vérité et réconciliation du Canada)。
根据这一协议,2008年6月11日,加拿大总理哈珀代表加拿大政府在议会向土着人寄宿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进行了正式道歉。哈珀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承认土着儿童在寄宿学校的遭遇是加拿大历史上悲伤的一页,他表示:
“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一同化政策是错误的,造成了巨大伤害,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在2016年联邦预算中,总理杜鲁多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宣布在未来5年内,原住民将得到84亿加元拨款,其中26亿加元将用来提高小学及初中教育质量。其余的资金将用来提升饮用水质、家庭及儿童服务和住房质量。
这项被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投资”,将会改革原住民的生活状态。但同时,这也要求政府方面的执行人员有极强的协调和实践能力。
今天,First Nations仍在挣扎着。在一部2010年的纪录片中,一个镜头令笔者印象深刻:一位垂朽的印第安老人仰望着天空,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we will be free,we will be free。我们终将自由。
在加拿大印第安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曾几何时,世界上的树都永不枯萎,四季常青。但有一年冬天,一只神鸟来到了人间。这只鸟先找到了一棵柳树,希望柳树能收留它,在冬天让它有一个取暖的地方。
柳树拒绝了。
于是鸟儿又找到了一棵枫树,提出了相同的请求。
枫树也拒绝了它。
就这样,鸟儿寻遍了那片土地,被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但就在寒冬(电视剧)将至的前夜,鸟儿找到了一棵松树。
“松树啊,你可以收留我吗?”
松树回道:“当然可以,我会保护你,你想在这里呆多久都可以,这里就是你的家,我们分享拥有的一切。”
于是神鸟在松树的庇护下熬过了整个冬季。冬季过后,神鸟为谢恩,赐予了松树永不凋谢的礼物。至于那些曾经拒绝它的树木,将纷纷在冬季枯萎,被白雪掩埋。
谢选骏指出:在加拿大眼里,华为的员工大概和印第安人差不多,都需要进入再教育营进行强化训练——而华为的“公主”又如何例外呢?虽然她受到“中国印第安人”的热捧,但最多就是一个印第安公主,在加拿大殖民者眼里不还是一个印第安人吗?
订阅:
博文评论 (Atom)
谢选骏:美国倒数不足52年
《CIA新局长多次警告:中国是美国及全球的首要威胁》(自由时报 2024-11-13)報道: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宣布,提名前国家情报首长雷克里夫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法新社档案照)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十二日宣布,提名前国家情报首长(DNI)雷克里夫(John Ratcliffe)...
-
[《我的奋斗》美国出版史:希特勒与美国作家的战争](2019-01-08 | 徐悦东)报道: 2016年1月8日,德国新版《我的奋斗》的发布会。 出版宣扬极右翼思想的图书,是否会助长法西斯思想?是不是用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出版就没有问题了?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的美国出版史也许...
-
《驻华记者:在中国我总被问是间谍吗 他们是认真的》(德国之声2023-07-04)报道: 《新苏黎世报》驻华记者讲述了他作为外国记者在中国屡次被初见面的人询问是不是间谍的经历,以及中国新通过的 #反间谍法 对媒体工作可能的影响。 作者写道,当他不断受到中国人怀疑他是间谍的时...
-
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 [1] 导读 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公正地表现自我;我们尚未形成一致的思想境界,因为这种境界需要直言的批评、真实的创新以及真正的努力,而我们既未曾创造也未曾经历过这一切。 [2] —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