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美国2022年通胀前景》（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2-03-25）报道：
3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政策简报，对美国未来几年的通胀前景进行分析。简报认为，当前美国国内失业率保持低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要政策制定者能对各种情况做出有效应对，对美国未来的通胀前景仍可持谨慎乐观态度。
简报指出，美联储与大多数分析师未能预测到2021年通胀率飙升，因而目前关于美联储是否过于乐观地估计了通货膨胀率具有相当大的争议。简报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尽管近几个月时有不利新闻，但仍可对通胀前景保持相当乐观的情绪，原因有两个：一是在2021年推动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在2022年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2021年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平均增长率为5.8%，其中能源和机动车价格上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角度看，能源价格上涨推高通货膨胀率司空见惯，但汽车行业受半导体短缺影响，导致汽车供应短缺，从而极大提高PCE指数，这一现象却前所未有。此外，供应链问题加上强劲需求，也使其他商品共同推高了PCE指数。二是实证结果表明，同30年前相比，美国现在的通货膨胀显示出更强的回归趋势，即在偏离长期平均水平后重新恢复至平均水平。这种回归趋势很好地解释了美国过去30年的通货膨胀状况，且由于公众预期的存在，通货膨胀可能继续保持这种回归趋势，从而在2022年趋于下降。
《钟正生：2022全球通胀格局可能面临重置》（第一财经 2022•01-10 钟正生）报道：
2021年，随着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物价水平急剧攀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通胀成为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通胀水平呈下降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更长期低于2%。因此，2021年全球通胀压力令人始料未及，而2022年全球通胀如何演绎仍存争议。
2021年全球通胀形势回顾
据IMF最新预测（2021年10月），2021年全球CPI同比增速将由2020年的3.2%上升至4.35%。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水平更加急剧地攀升：2021年11月，美国CPI同比高达6.9%，创近四十年以来新高；欧元区HICP同比达4.9%，创1997年有统计以来最高；英国CPI同比达5.1%，创近十年以来新高。
除终端消费品外，全球大宗商品与生产材料价格也经历暴涨。2021年1~11月，IMF初级产品价格指数涨幅达50%，其中能源品价格指数涨幅更达100%。2021年11月，美国PPI同比达9.6%，创2010年统计以来最高；2021年10月，中国PPI同比曾高达13.5%，创1996年统计以来最高。
2021年，全球经济在危机后复苏，“通货再膨胀”本是经济复苏的正常现象。不过，2021年美欧通胀率走势显然高于基数效应，需求复苏之快与供给修复之慢均超预期。
2021年，新冠疫苗推广为需求复苏奠定基础，而货币与财政刺激力度空前令需求复苏显著加快。
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一步到位地降息至历史最低水平。2020年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尤其发达经济体）货币供应量激增并持续至今；2021年1~10月，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和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分别扩张了38.2%、17.5%、21.0%、12.7%和17.6%，而2019年同期其M2扩幅分别仅为5.4%、5.3%、0.3%、1.9%和6.5%。
财政政策方面，据IMF统计，截至2021年7月，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动用了规模达其全年GDP的17.3%的财政资金（包括额外财政支出及放弃的财政收入）以应对疫情。其中，美国动用的财政刺激金额超过GDP的25%。在事实上践行现代货币理论（MMT）之下，发达经济体实现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财政融资成本的下降以及财政纪律的弱化，化作一剂“兴奋剂”，更加明显地刺激着需求的增长。
2021年，疫情反复、能源转型、供应链瓶颈与贸易保护等共同形成供给约束。全球供给修复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瓶颈，供给约束成为全球通胀走高的关键推手。
首先，2021年疫情对“供给国”形成较大冲击。2021年疫情因变异病毒的出现而持续蔓延，由于全球疫苗普及程度分化，病毒对于以美欧为代表的“需求国”冲击较小，但对于以东南亚为代表的“供给国”仍形成明显冲击。因此，疫情冲击对全球商品供给端的抑制超过对于需求端的抑制，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
其次，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暂时引发能源紧缺。2021年以来，国际油价涨幅超过60%，英国天然气价格暴涨300%以上，能源品价格的急涨凸显供给的紧缺。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显示，全球石油产品需求已基本回归疫情前水平、但并未超过，而供给恢复过慢是能源紧缺的核心因素。此外，全球能源品供给又受能源转型浪潮的影响。
再次，供应链瓶颈与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阻碍商品供给。2021年以来，全球贸易与物流成本急剧上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和衡量集装箱运价的货运指数（FBX）已分别上涨120%和230%以上。本轮供应链问题背后有多个“瓶颈”：一是，疫情对交运物流行业的就业修复产生持续压制，限制了相关服务供给。二是，以运输业为代表的物流能力遇到周期性瓶颈。例如，2019年以来截至2020年底，全球新造船产能周期逐渐下滑至底部，使本轮海运运力瓶颈更快到来。三是，近年来贸易保护、产业保护思想持续发酵，原本畅通的国际经贸网络已经出现堵点和断点，而各国自身的产业链建设很难及时跟上，使供应链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
2022年全球通胀走势展望
2022年，全球通胀率大概率在基数效应下回落，但可能仍高于疫情前水平。据IMF最新预测（2021年10月），全球CPI同比增速将由2021年的4.3%回落至2022年的3.8%，但仍高于2019年的3.5%。其中，发达经济体通胀率将由2.8%回落至2.3%，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将由5.5%回落至4.9%。与此同时，疫情以来，防疫政策与复工复产的差异，加上各国消费品产能周期本身有别，使部分国家与全球的通胀周期错位，例如未来中国、日本等通胀率将由底部上升，意味着不同经济体通胀走势或趋于收敛。具体来看，2022年影响全球通胀的多个因子料将变化。
第一，2022年全球经济复苏斜率放缓，全球商品供需更趋平衡。据IMF预测，2021年全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增速分别为5.2%和6.4%，2022年将分别回落至4.5%和5.1%，但仍然高于2019年的1.6%和3.7%。除了全球经济增速的回落，2022年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也可能进一步缓解通胀压力：美欧等国的需求增长重心将由商品转向服务，这意味着美欧消费需求的外溢效应将大幅弱化，全球商品总需求的增量将大幅受限。而美欧服务消费的外溢性本身不强，且美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成分为旅游业，考虑到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对于边境开放更加谨慎，该部分外溢效应更为有限。
第二，全球货币与财政刺激转向或退坡，政策余量空间有限。货币政策方面，2022年全球大部分央行均可能迈向紧缩，全球流动性收紧是必然趋势。美联储预计将于2022年3月结束QE，最新点阵图预测2022年或加息3次。英国央行在2021年12月已经首次加息，加拿大央行已于2021年10月结束QE，而澳洲央行的“鸽派”引导在市场失效。新兴市场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央行已经于2021年“抢跑”加息，如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墨西哥、智利等。财政政策方面，2022年大部分经济体或开始缩减赤字，试图向“稳健财政”的基调回摆。据IMF最新预测，2022年发达经济体一般政府赤字率将缩窄4个百分点左右，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缩窄0.8个百分点。
第三，全球疫情发展仍存变数，但对供给端的压制有望减弱。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出现为全球疫情发展平添了不确定性。不过，全球在抗击疫情方面已经实现的进步也是不争的事实。未来，随着疫苗针对新病毒不断改进、“加强针”推广、“特效药”上市等，新冠对居民健康的威胁或更加可控。在此背景下，全球或逐步与新冠病毒更加“和平”地相处，例如各国政府将逐步开放线下经济活动与边境管控，居民将更加积极地重回工作岗位等，因疫情造成的供给约束有望缓解。
第四，全球就业市场继续修复，在提升供给的同时，也使货币政策转向更加坚决。就业市场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难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测算，2021年四季度全球工作时间总数仍比2019同期水平低3.2%，对应9640万全职岗位缺失。2022年，随着失业补贴退坡，以及疫情风险更加可控，全球就业市场复苏有望更加充分。一方面，就业复苏有助于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直接缓解通胀；另一方面，在更加积极的就业数据支撑下，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紧缩或有加快的空间，间接提升货币政策对通胀的抑制。
第五，能源转型、部分供应链瓶颈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属中长期问题，仍将持续为通胀加温。首先，中国、美国及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均已明确了中长期减碳路径，各国能源转型并无退路。且未来五年，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充分替代尚需时日，全球能源转型或处于供需错位的“尴尬期”。2022年，传统能源投资或继续受抑制，继而全球能源品价格或维持相对高位。其次，在国际供应链瓶颈方面，贸易需求的降温、劳动力的逐渐修复等或帮助部分环节修复，但船舶等运输设备的供应需时更久，美欧等发达国家相关基建基础薄弱的现状短期也很难改变。再次，“全球化”退潮趋势或将延续。尤其在2022年，当经济复苏较为充分、疫情影响趋弱后，部分国家或将更投入于自身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建设，一旦国际分工合作减少，全球商品生产成本与价格或被迫上升。
对后疫情时代通胀的思考
2021年全球通胀的上升，尤其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通胀形势大超预期，对货币政策带来新的挑战，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三大问题的思考。
问题一：通胀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虽然适度通胀有益于经济复苏，但2021年美欧等经济体通胀显然过高，而经济增长与就业恢复迟缓，形成“类滞胀”局面。当通胀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胀”很可能成为“滞”的催化剂。以美国为例，美国通胀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物价上涨与通胀预期走高抑制消费信心。二是，通胀压力抑制制造业产出。三是，工资上涨“跑输”物价，进一步抑制就业复苏。四是，美国国内物价压力抑制出口、扩大贸易逆差。
问题二：通胀如何影响货币政策？
对于疫情以来的货币政策，发达经济体央行似乎达成了一定共识，在货币政策天平中更加重视“滞”，而不是“胀”。其背后的逻辑，或许有过去近十年通胀一直低于目标的坦然，也有历史上过早加息引发经济衰退的教训。但是，面对后疫情时代下需求的快速复苏和供给的滞后响应，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正在引发通胀加速的风险，央行预期引导也将更加艰难。与此同时，与发达市场的“记忆”不同，大部分新兴市场并没有体验过货币政策过早收紧之痛，更多经历的是资本外流之伤，因此更有动机去选择防御性加息。然而，本轮新兴市场的复苏节奏整体上落后于发达市场，提前加息势必抑制其经济复苏。往后看，通胀对于全球货币政策而言或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挑战。
问题三：全球通胀格局会否长期性改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长期陷入“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格局。其背后可能包括三个原因：一是有效需求的不足（如长期停滞理论所预言的），二是科技进步后的生产效率提升，三是国际贸易带来的消费成本下降。
目前来看，这些长期抑制通胀的因素可能正在变化：首先，美欧等经济体以绿色经济转型为契机，在货币宽松窗口期加大中长期财政投入，是否可以系统抬升有效需求及潜在增长率值得关注。其次，经济转型长期可能降低成本，但在新旧能源换挡的阶段，能源行业的有效生产率或暂时下降、生产成本暂时上升。再次，2021年全球通胀危机后，各国或更加重视内部产业链稳定，如美国加强基建、重振“美国制造”等，全球经贸关系可能继续内向收敛。
综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通胀格局有可能面临重置。2022年以后，全球通胀中枢是否迈上新台阶，发达经济体“三低”（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格局会否联动扭转，我们有了更多理由去关注和期待。
谢选骏指出：上文瞎眼。没有看到2022年的通货膨胀是美国社会主义的恶果——这是从2008年的“国会救银行”开始的历史性堕落。这帮国会议员监守自盗，和华尔街的赤佬内外勾结，盈利归自己，亏损归国家——这难道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官商勾结的腐朽恶习吗？现在2022的恶行通货膨胀，正是2008年种下的美国社会主义的恶果——吸血的国会救银行开始的吸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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