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北京殃视最上镜学者

《怎么评价余秋雨？》（知乎书籍）报道：

在接触过余秋雨的人眼里，他确实呈现了某种分裂，才华和弱点同样醒目，前者把他带到了最好的地方，后者把他扔进了最糟的境遇。去往远方的路上，他走过通途，也遇过歧路，「该走的地方都走完了，不愿意（走）了。」

文｜张月/编辑｜刘斌

前一晚没睡好，余秋雨发了点起床气，说好的拍照不乐意去了。

「我照片拍的太多了，当时在凤凰卫视每次出去半年，天天拍无数的照片，到处都拍，永远在拍照，不想拍了！」

工作人员好说歹说，把老头儿哄到了摄影棚。摆了几个pose，他高兴了起来，「央视说我是中国最上镜学者。」

亲自删掉了闭眼的、反光的、脖子歪的、看上去有点假的照片之后，他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把剩下的照片发给妻子马兰看一下，「让她看看我拍的怎么样。」拍摄结束，他做了总结，「拍照很开心！」

余秋雨今年72岁，放在上海，这是一个可以申领一张老年公交卡的年纪。但他似乎不曾老去，除了头发有些花白，听力有点下降以外。他腰杆依然挺直，服饰一丝不苟，作为一个爱漂亮的上海人，有着严格的自我形象管理。四月的上海飘着小雨，工作人员想用文件夹帮他挡雨，他说别别快拿开，「影响我形象。」

然而，他那么爱惜的自我形象，早在漫长的时光里变得复杂难辨。自1992年出版《文化苦旅》以来，他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趣味，也在声名的巅峰之上遭遇断崖，急转而下。他在多年后回忆，「余秋雨三个字，当时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一些人自觉经历了偶像的幻灭，长大后不愿意承认曾受过他影响，一些人依然一本又一本地读着他的书，帮他一次次登上畅销作者的榜单。

在接触过他的人眼里，余秋雨确实呈现了某种分裂，才华和弱点同样醒目，前者把他带到了最好的地方，后者把他扔进了最糟的境遇。

他沉寂了很久。书还是一本一本在出，去年出版了《泥歩修行》后，他说要封笔了，「我写的书已经书架上都放不下了，我再写就不对了。」

他最新的动静是在喜马拉雅FM上开了一门中国文化课，讲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对于这次高调亮相，他说自己不是重出江湖，而是从远方归来。

去往远方的路上，他走过通途，也遇过歧路，「该走的地方都走完了，不愿意（走）了。」坐在《人物》记者对面的沙发上，他缓缓地说，背后的窗台上，雨声淅沥。

直觉

空空荡荡的录音室里，余秋雨戴着耳机，一个人对着麦克风，手里抱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前一晚熬通宵写的讲稿，装订得仔仔细细。

他讲到老子和孔子的相遇：「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才会产生着了魔一样的精神淬砺。」

在新开的音频课里，他的表达还是精英式的话语，不讲笑话，不跟古人开玩笑，「因为中华文化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本身是很严肃的课题，我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滑稽的课题，到处滑稽，到处讲笑话，那是不可以的。」

偶尔他也会停下来，对着空无一人的录音室说：「各位同学会不会觉得我讲的课程有点难，需要很多的知识储备，那我现在就要来宽大家的心了。」

在喜马拉雅FM内容高级制作人顾文豪看来，余秋雨有一种很稀有的想象共情能力，「我们没有想到一个70岁的老爷子这么自如。」

归来再入江湖，他似乎还是站在了潮头。从纸质出版到电视节目，再到音频付费，每一步，余秋雨都踩中了时代的节拍。

喜马拉雅副总裁张永昶说之所以请余秋雨开课，还在于他的大众影响力很强，拥有丰富的媒体经验，曾经担任《秋雨时分》主持人，又担任青歌赛评委，对于内容和表达都游刃有余。

这种恰如其分的表达能力，在余秋雨声名未显的时候，就已经露出端倪。上世纪90年代，复旦的老师蒋孔阳请余秋雨来讲课，教室里围的水泄不通，听完课的学生们很惊叹，都说没见过这么会讲话的，他能把一些抽象的美学和哲学概念，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完全脱稿。

从1999年开始，余秋雨参加了凤凰卫视牵头的千禧之旅，跟随车队，走过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实地考察恐怖主义控制地区，坚持每天写一篇专栏。

在此之前，很少有学者与媒体有如此深度的合作。在《文化苦旅》的责任编辑王国伟看来，那是余秋雨全面拥抱大众媒体的开始。「《文化苦旅》刚出的时候，他对于媒体还是拒绝的，后来和媒体越来越接近。我觉得他是个入世的，不是一个坐冷板凳的（人）。」

如果说《文化苦旅》一炮而红的年代，是中国从文革断层走出来之后的纸质出版的高峰时刻，那么到了20世纪末，电视的广泛普及则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而恰恰在这一时刻，余秋雨又开始介入了电视制作，包括千禧之旅、后来的国际大专辩论赛、青歌赛，以及数不清的各种电视专访与对话，他又一次赶上了时代转变与传媒转型的红利。

「他（余秋雨）是一个有传播意识和介质敏锐度的文化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传播中心的，他就会适度地让自己做调整。」顾文豪说。「当然时代大势不是他能去算的，而是说他的直觉很好，敏感性很好。在这些方面他不是一个太保守的人，他有些时候好奇心比较重，有时候他愿意试一试，音频付费也是这样。」

苦旅

当然，余秋雨的口才落到笔下才最令人惊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余秋雨写作出版了包括《艺术创造工程》、《戏剧理论史稿》在内的一系列学术著作。

原《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曾多次采访过余秋雨，迄今都还记得看了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后的感受。他告诉《人物》记者：「他写得非常美，你要说哪一个人能够把理论用那么激情洋溢又那么美的文字，把艺术非常枯燥无味的东西解释得那么清楚、形象和感性的话，余秋雨可能算一个。」

这些著作为余秋雨在学术圈赢得了声名，也帮他开启了仕途。他先后出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

仕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他的生活却在谷底挣扎。当时他住在上海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每逢下雨，家里就漏雨，身体也不太好，常常生病，情绪总是低落。家旁边挨着一个殡仪馆，朋友常开玩笑：「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

比起病痛，更焦灼的也许是精神的撕裂感。他曾在《家住龙华》一文中写过当时的状态：「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他只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开始看书写作。

当时他读康德，看到一句很触动的话：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一个人自由支配时间的多寡。「其他都是假的，就是一个人完全自由地支配时间有多少，对我来说真正的自由就是我自己能控制多少时间。」

就在那段不甚自由的苦闷时间里，余秋雨完成了《文化苦旅》的大部分写作。当年时任上海知识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国伟还记得看到《文化苦旅》手稿时的场景：「扔在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糨糊粘贴的，稿子上满是别家出版社各种色笔画画改改的痕迹。」

没人觉得那会是本畅销书。在王国伟之前，余秋雨曾把原稿寄给多个出版社，但都杳无音讯。一位不愿具名的出版社编辑告诉《人物》记者，他还记得副主编看到《文化苦旅》原稿的评价：「散文不是这么写的。」

当时流行的是专栏式的城市散文，更关注情感和日常生活，对于更宏大厚重的表达，市场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有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游地卖的小册子，余秋雨非常不高兴，拒绝了。

王国伟把到处碰壁的《文化苦旅》从角落里捡起，安排一位已经退休的编审，用稿纸誊写清楚，仔仔细细读了一遍，觉得这本书写历史大事件，把历史事件和自我感受完美结合，很有细节美。

总编辑支持王国伟的判断，但就是有些担心未来市场销售前景。最终，王国伟说服了总编辑，不但出版了精装本，新书首发仪式定在了当时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一开始我们就给它高定位的登场。」

市场反应超乎寻常的热烈，首印的一万册在三个月内售罄。许多名家给了很高的评价，余光中说：「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白先勇说：「余秋雨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塑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

金庸则把他和鲁迅并立，「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王国伟记得，《文化苦旅》最畅销的时候，零售商都得搭配着买其他书，才能抢到出版社的配额。他觉得这本书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人们刚刚走过一个信息短缺的时代，当时又盛行「文化热」，这本书恰好满足了这样的阅读需求。「拿到现在互联网时代（出版）的话，可能就没多少人会读。」

《文化苦旅》真正从畅销书到长销书，是在进入了上海的中学之后，王国伟注意到，《文化苦旅》有很多铁粉，是上海各个中学的语文老师，还有全国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出版社敏锐地开始把营销重点调整到教育部门和学校，《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被选入各类语文教材，同时进入中小学阅读推荐书目，从此，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变成了余秋雨书目稳定的购买群体。

王国伟后来约过几位中生代的优秀学者，试着写类似的文化大散文。他们努力了半年，没有写出来。最后大家都表示，「这是属于余秋雨的能力，我们不具备他这个能力。」

风波

参加完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后，余秋雨成为了全中国的文化偶像，进入自己的高光时刻。

上文提到的那位出版社编辑记得，当时和其他几家出版社争夺余秋雨书目版权的战况。接待他们的是余秋雨的助理，对方用半只手跟他握了手，简单说了句：「你们回去写一个出版方案。」

他回去读完了余秋雨所有的书，绞尽脑汁写了好几天，终于如愿拿下几本书的版权，社内一片欢腾。

新书的首发仪式定在上海，「余秋雨当时已经是上海的文化标签，不敢说万人空巷，但也是盛况空前了，年轻人老头儿老太太，来的人特别多。」主编担心地问他：「你准备好了吗？别变成治安事件。」他们还安排了余秋雨的演讲，由于人太多，不得不租两个场地，一部分观众在现场观看，另一部分只能看电视直播。

那是余秋雨如日中天之时，然而好时光短得让人叹息。千禧之旅结束没多久，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声称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石一歌」写作组，写过极左文章，称他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

之后有人开始调查余秋雨到底在文革中做了什么，有人批判余秋雨的文化考察不过是「文化口红」，有人揭露余秋雨著作中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这种讨论甚至进入了私人领域，余秋雨与马兰三不五时就要「被离婚」一次。

余秋雨回忆，舆论最激烈的时候，有一次他和马兰上街买菜，马兰走外侧，他走里侧，经过报摊的时候，马兰拽着他急急往前走。他觉得不对劲，停下来扫了一眼，看到了惊悚的报刊标题：《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他看得脊背发凉，一个曾经视他为宠儿的媒体时代就这样仓促结束了。

和余秋雨相交二十多年的林东记得，余秋雨当时在私下对这些事表现得云淡风轻，别人不问，他也不提，别人问了，他就简单说几句，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世嫉俗。

但张英写的《余秋雨片段：1963—1980》发表之后，接到了余秋雨的电话，「他说你们被一些人利用了，我冤深似海，我好比窦娥一样冤，我好比当年阮玲玉一样冤。」

张英的文章被外界认为基本厘清了余秋雨那段历史。他证实余秋雨亲自写的，只有两篇措辞并不算太过头的文章。

然而，对这两篇文章，余秋雨依然否认了。余秋雨说，自己那时候只写过《世界戏剧学》一书。「我面对着重重的灾难，咬着牙齿编出了一本《世界戏剧学》，直到现在还是全国在这个领域唯一的权威教科书。」

在张英看来，余秋雨是个完美主义者，不能容忍人生的一点点污点，「这点上他不愿意低头，他觉得低头他就是被判了罪名一样，成为人生的污点。」

外界对余秋雨的攻击还有一件事。上海《咬文嚼字》一位编辑，找出了余秋雨书中的一百多处文史差错，在报纸上刊发后，余秋雨认为是双方理解的不同，并非自己犯了错，再次引发舆论围攻。

王国伟记得，《文化苦旅》出版后，确实有读者写信来指出一些典故的使用错误和个别字的笔误。「其实事情本来不大，如果发个简单声明，欢迎并感谢读者找出书中的错误，如经核实，就在加印时修改。这就是大家风范了。」

他认为，再大牌的作家也是经不起语言学家挑剔的。事实上，反击和辩护的结果，反而让读者忽略了文章本身，让人的感觉却是他拒绝批评的态度。

关于那段舆论最黑暗的时期，余秋雨现在的总结和十几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有十几年时间所有的媒体都在骂你，这个太可笑了。现在要问的不是说余秋雨如何被骂，要问为什么他们要糟践余秋雨，因为他名声大，因为他做的事情太辉煌了。辉煌谈不上的话，至少他做的事情较为重要，那些人就来了。」

张英反思过当时的媒体环境，「客观来说，当时几家市场化媒体报道一边倒，报道倾向性偏向批评者，不够客观中立。这会导致余秋雨进一步的反弹，他反应一过当，双方激化，就没法再回到那个原点了。」

高峰之下

淡出的日子里，他还在出书。诸多争议，似乎并没有影响余秋雨三个字在图书市场上的号召力。

去年三月，余秋雨来北京领了作家出版社颁发的「超级畅销纪念奖杯」，奖杯上镌刻着「4200000」的数字，这是他和作家出版社合作18年的销售总量。

繁荣的数字之外，他的新书似乎有些寂寥：依旧畅销，却不再像早期的书那样引起广泛的讨论。420万册的销量里，卖得最好的是2000年出版的《霜冷长河》和2002年出版的《千年一叹》，分别再版70多次，销售量都达到了120万册以上。

《千年一叹》之后，余秋雨的新书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回忆作品，以《借我一生》、《吾家小史》、《我等不到了》为代表。另一类是对以前作品的改写、增订和结集，以《游走废墟》、新版《文化苦旅》、《寻觅中华》为代表。

2007年出版的《游走废墟》囊括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借我一生》三本书里的精选。2008年出版的《寻觅中华》里，余秋雨对以前的文章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增补了一些关于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2014年的新版《文化苦旅》，是对旧版的改写和增订。

有书评人士认为，从2004年出版《借我一生》起，余秋雨的写作流露出越来越多的自我化倾向——在那本书里，他讲述自己的家族历史，以及对那场舆论风暴的回应。

到现在为止，王国伟都觉得，余秋雨写的最好的书依然是《文化苦旅》，因为它是个非功利写作，是余秋雨十几年的积累，「他也没想到以后会成为畅销书，就是把自己的读书和考察写下来，所以他的写作状态非常好。《文化苦旅》畅销了以后，写《山居笔记》总会带有一点对这个书的以后销售上的期待吧。后面的书都写得太快了。」

「读者是有感受力的，他能感受你写作的那个状态。」王国伟说。

在他看来，《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发生了一个写作面向的变化，从精英写作转向了大众写作，「他是为大众阶层写作，不是为学界写作。大众需要煽情，大众很喜欢他的东西，所以他的书每本都能卖得好，那么带来的另外一面，精英就对他就是一片批评声。」

张英也有同感，他买过余秋雨所有的新书，「从学术成就来讲，我觉得他还是在吃老本嘛，后面没有太多新的突破。散文也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是高峰了。」

一位读者从小读余秋雨的书，现在偶尔还是会读旧版的《文化苦旅》，每晚给孩子胎教的读物也是这本书。读完他最新的《泥歩修行》，她的感觉是：「秋雨老了，止步不前，但秋雨的读者在成熟，一直在进步，余秋雨的文字已经难以满足被他带着长大的那一部分读者的需求了。」

余秋雨最稳定的读者群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他的写作一直是在一个基点上，煽情啊表达啊可能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惊喜。但在我们这一代人来看，煽情就有点做作。」王国伟说：「一个作家只要有一本书就可以奠定他的地位，他可能后来写了20本、30本，但是都在高峰之下。余秋雨所有的书里，最好的就是两本，《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

在《借我一生》、《吾家小史》、《我等不了了》里，余秋雨用了大段的篇幅回应舆论的攻击和批评，王国伟感觉那是一种带着情绪的写作，「如果真是大师，应该平静地面对所有的批评。他太在意外界了，如果他还在意别人对他的批评、去反击别人的时候，他是永远不可能往上走的。」

现在的余秋雨，对于文字的表达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自信：「这是我比较倔的地方，我跟出版社明确讲了，不能添字，不能减字，一个标点都不能改。这文章是很复杂的事情，它里边有节奏，有韵律，这是潜伏的东西，责任编辑是搞不清楚的，那怎么可能来改我的文章，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再大的文章，李白也不能给杜甫改，杜甫也不能给李白改，大人物也不能改。」

「出版社坚持要改怎么办？」

「那就马上换个出版社。」

在王国伟记忆里，曾经的余秋雨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给他改稿子，有错就改，跟他说什么都肯的。」

在他看来，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余秋雨活在一个自我构建的王国里，「他周边接触的这个圈子传递给他的信息已经把他捧得已经不得了了，没一个人真正地能以朋友的方式非常中肯地和他去讨论这些问题。」

茶饮

余秋雨目前没什么写作计划。他现在每天在家里写毛笔字，穿着红短裤，赤着胳膊，伏在案上写《离骚》或者《逍遥游》，几天几夜，茶饭不歇，写错就撕了重来，屋子里到处弥漫着墨的味道。

林东还记得，有一次余秋雨来北京，给她带了一幅自己的作品当作礼物。林东当时正要去看望另一位爱好书法的朋友，有些忐忑地征求余秋雨意见，能不能把这幅作品送给那位朋友，余秋雨愉快地同意了。「之后他再也没送过我字画（笑）。」

余秋雨没有规律的作息时间，累了就睡，醒了就做事，不进行体育锻炼，偶尔使用家里一个30块钱的意尔康健身器材，偏执地认为规律作息和体育锻炼并不能让人长寿。

他没有手机，别人联系他，只能通过助理和马兰。马兰是他生活里最重要的篇章，在三个小时的采访里，他提了75次马兰。结婚几十年，他与马兰互为拐棍，家里没有雇过保姆，一切家庭琐事，清洁、打扫、修理、买菜、煮饭、洗碗，全都自己做。以前是余秋雨换灯泡，现在岁数大了，换成了马兰。

他几十年都没去过理发店，头发都是马兰给剪，三下五下，剪的很快。「剪多剪少的，经常哈哈大笑。」

家里离菜市场有点远，通常是马兰开车，两人去买菜，他对菜市场各类蔬菜价格了如指掌。他练就了做饭的好手艺，典型的上海菜样样来得。有一次他同学请大家吃婚宴，他提早去了，把宴席上的几个菜都尝了一遍，说这几个菜都要重新做过，然后挽起袖子，把桌上的菜都重新调了味。

对现在的余秋雨来说，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花是不是该浇水了，厨房是不是该打扫了，都是生活里很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听起来有点琐碎，但只要依傍着他们，就会觉得双脚落地，很难再被花言巧语拉的太远。」他说。

连抹布的垂挂姿势都很重要。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厨房的抹布有一个角没挂好，于是爬起来，重新再挂。

看电视是个不能耽误的固定节目。他认真地看完了《琅琊榜》，觉得第二部没有第一部拍得好。现在最喜欢的歌手是华晨宇，觉得他是一颗超过了周杰伦的新星。

去年，他看到新闻里的一张图片，1937年的小女孩和2017年的小女孩在同一张图里，一边写着「那年乱世如麻」，另一边写着「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他眼眶湿润了。 「搞艺术的人，他的心会比较软，这敏感和他的职业有关。」他说。

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余秋雨，他的周到细致都是大家公认的。

在饭桌上，余秋雨和陌生人打招呼的方式是：「侬是哪里人？」对方回答之后，他会熟练地说出该地的特产、风俗和文化背景，甚至当地官员的变迁，从而迅速打开话题。「吃过一顿饭，他就记得你是谁。」顾文豪说。

「他待人接物都会显得很体贴，很少有学者会愿意跟采访他的人保持那种体贴的。」张英说。

作家出版社的编审王淑丽和余秋雨合作了近二十年，「我接触过很多的作家，别人有时候不会在乎一些细节上的表达。但余秋雨对你是一种朋友的关系，他会问你的家人好不好，你好不好，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点拨你。」

2003年的时候，王淑丽的父亲得了癌症，又赶上「非典」降临北京，全城戒严。余秋雨和马兰第一时间给她打了电话，问她是否需要紧缺药品和物资，「他们怕我精神上承受的压力太大。」

林东说：「他对朋友的事情特别认真。你要是跟他说有什么事，说我需要帮忙，他会很上心地把这个事给你办好。」

在顾文豪看来，余秋雨骨子里有点老派上海人的腔调，「其实他有些江湖气的，就是他愿意帮忙的。」

余秋雨身边的人，都跟了他很多年。司机曾因为照顾家里的老母亲，经济上捉襟见肘。余秋雨给司机出了两个点子，「一，我给你找上海最好的养老院，二，她晚年所有的钱都我出。」最后他帮司机的母亲找了养老院，承担了全部费用。

林东觉得，余秋雨这些年没什么变化，「岁月催人老」这句话不适用于他，他似乎还是九十年代初自己刚认识他的样子，「这个人完全不脏，你知道吗，很干净。一个干净的人他不会说是被时间或者世俗的这些污垢污染的，我感觉是这样。」

余秋雨写过很多书，多到书架摆不下，也走过很多吉凶难卜的路，回望过去，他说：「我没有后悔自己过去走的路，一点没后悔。我呢，每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做到最好我才能离开，就像一个人想走很多山峰一样，你没有跑到这个山的山顶，你很难说来过这座山了，就在山脚下晃晃这是不行的。我对人生没有后悔的。」

关于毁誉参半的大半人生，他不想总结，也不想给自己下定论，「对老年人最残酷的事情有几个，一个就是他明明生命快结束的时候，还要剖开他的肚子，剖开他的心脏挤压，这叫做残酷抢救。另外一个就是在他的名字前加个头衔，这都是最残酷的事情。他活着就是生命啊……我的墓碑上最好只有名字和日期，日期都可以不要有。」

如果明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希望早晨起来，吃一碗麦片稀饭，然后到湖边走走，不用特别的安排，安静地度过普通的一天。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当然我希望和马兰在一起。」

聊到衰老这件事，他说了这样一段话，「老年时代是诗意的时代，真正的诗意是在老年，因为他一切追求都追求过了，一切目标都已经失去了，剩下的就是像诗歌一般过日子。他拥有长天白云，拥有非常没有实际目的的美好的晚年，他又可以很温和地劝告很多年轻人，能够安静地过日子，这就是诗啊。」记者注意到，旁边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段话，眼睛有些湿润。

他说：「我现在完全没有目标，因为遇到很多不好的事，也遇到了很好的事，所以就没有目标了，就是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让周围的人能够因为我过得更好一点。」

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采访后，上海的雨依然没有停。窗外车灯明灭，车子里昏暗沉默，余秋雨的脑袋像小鸡啄米一样渐渐垂下，一会儿便传来了均匀的呼吸。不知谁的手机响了一声，他醒来，恍如一场大梦方惊，伸着脖子犹犹豫豫地问前排工作人员，「跟马兰说过了伐？我一会儿就到家了。」（应受访者要求，林东为化名）

文章首发于人物（ID：renwumag1980）

编辑于 2018-04-25 02:36

?388 条评论

九号花匠

1,311 人赞同了该回答

答案中不少人在黑。表明一下个人态度：

（一）反对拿模糊的个人经历去黑。比如参加文革小组、诈捐之类。这些事件里，正反两方都举出证据，且不能互相压服，于是都变得有点情绪化。那么，在现阶段，就“疑罪从无”吧，如果将来有新的证据，那会有“历史的判断”。很多人莫名的道德优越感真叫人奇怪，道德评价是最方便，也是最廉价的评价。

这一点不是本答案讨论的重点。

（二）赞同拿个人作品去“黑”，这个“黑”应该是正常的艺术批评或学术批评。

我个人阅读余秋雨的感受是这样的：

1）中学时代。阅读《文化苦旅》，以及后来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和《千年一叹》等。非常喜欢这种“历史大散文”的感觉，可以说，看到了教科书之外的另一种历史，或者说是历史观。但到后来，阅读视界打开之后，像很多读者一样，先前觉得清丽动人的文笔，开始感到黏稠滑腻。

我可以举一些对比的例子，比如扎实的历史学术著作，像《天朝的崩溃》、《东晋门阀政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比如较为流行的准学术著作，像《万历十五年》、《潜规则》、《剑桥中国史》等；比如近年流行的历史书籍，像《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以及个人很喜欢的张宏杰（他也受到余秋雨很大的影响）等。

当然了，拿散文和学术作对比，毕竟不太恰当。但是有了这些阅读经验，特别是接触到一些原始的历史典籍后，反观余秋雨，就像成年人不愿意再吃别人嚼过的食物一样，的确会有读不下去的感觉，觉得不够味，硬度也不够。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余秋雨开创了一个时代，对后来的百家杂说有很重要的意义。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时代的意义也在这里，他的文化敏锐性也在这里。

遗憾的是，在今天这种戏谑、调侃、自黑甚至有些漂浮的表达“范式”下，余式抒情似已不合时宜，且不能幸免于调侃。余秋雨或许出于自爱，不自觉陷入到一种与时代风潮的对抗中。年轻人最是无情，他们调戏一番后早已去做自己爱做的事了，余还在喋喋自辩，这就显得有点自矜、自夸。他的文化敏锐性，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似乎也消失了。

2）大学毕业到现在。读了余秋雨所有的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史》、《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和《观众心理学》。《世界戏剧史》不作推荐，毕竟太厚了，非专业的人士没有必要去读，当然我也不是专业的。后三本，就我目力所及，仍是相关领域最能让人读下去的著作。

阅读这三本书的感觉，跟阅读李泽厚《美的历程》的感觉类似，就是“从内容到语言的精美”。我怀疑，特别是《中国戏剧史》，是不是受到《美的历程》很大的影响。这几本书，读起来就是一个字：爽。当然，李泽厚的感觉更爽利一点，余秋雨的感觉更深入一些。

必须要说，余前期的学术著作含金量很高，高于后来的那些历史大散文。散文面对的读者更大众一些，学术面对的读者更专业。后者显然不适合抒情，但余氏抒情仍然星星点点地分布其中，这时候的抒情与枯燥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反倒让人觉得很舒服。余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概括和辨析能力，晓畅明白，干净利落，入木三分，绝不拖沓。别人的说理可能枯燥，余氏说理让人有润泽之感。

若是欣赏戏曲、话剧、电影等，看了余秋雨的这几本书，你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说不定会更新自己对戏剧的认识，重构自己的欣赏坐标。在公共空间里，戏曲、话剧、电影是影响最大的艺术形式了。所以，这几本书里能够读到余秋雨从戏剧出发，对心理学、美学的用功之深。

余秋雨个人认为自己对昆曲、书法和普洱茶都有很深的研究。这个自有行家评价。

最后说结论：

八十年代，学术根底始终是余秋雨最大的知识源泉。在学术时期，余式抒情已经有所体现，但因为学术的性质，并未泛滥，恰恰润泽了学术的枯燥，并使其几本学术著作显得灵动活泼，文采和哲思兼备。九十年代，带着学术的积累，余秋雨走出书斋，将余式抒情与历史感觉贯穿起来，开了一代文风。来到新世纪，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人们阅读口味的变化，余式抒情遭遇讥讽。因为他本人的矜持和不肯自黑，成功赢得了更多“余黑”。如今的余秋雨，醉心于中华文化深层密码的挖掘，这种挖掘他本人极其郑重其事，但却逐渐远离了公众的口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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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评论，那我选几个回答一下。

一、网友“顾风”说“从一个有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并且还未入世的学生来说，从不觉得他的文章是矫情，而是初心，各位想想自己曾经年轻的时光，会不会觉得矫情呢？我觉得他的文学感受力很强，表达能力更是一流，至于他写的内容可能说是侧重于文学一些，所以观点的确带有主观感情色彩，不过这难道能说明他的水平不高吗？我倒觉得更是性情中人，难道要为了迎合大众而降低自己的文学品味吗？”

答：审美是主观的，从自己当下的审美出发，爱我所爱，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审美是有个体差异的；就个体而言，一生中也多有变化。更不用说，人还会被时代的审美所裹卷，身不由己陷入某种“偏见”之中。历史地看，每一种意见都是偏见。

余秋雨爆红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我们整个民族都刚从文化禁锢中走出，还没有走多远，公共空间里的语言表达还保留着很多僵化的东西。历史、文化、美学……这样的大字眼，我们实在是久违了。

这个时候，余秋雨出现了，以他优美的文笔、深沉的哲思为断层的文化搭建了一座桥梁。这种搭建，现在来看是建立在通俗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学术上的搭建，而是在公共空间的搭建。大家很少见到这种文风，所以一下子喜欢上了。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现在会觉得矫情和腻味呢？很简单，时代又变了。

这么说吧，如果一个孩童很纯真，这是一种自然美；但一个中年男人很纯真，就很吓人了。同样的，一个成熟的中年男人很有魅力，一个早熟的孩童却让人生厌。皱纹在少女的脸上是很丑的，但在老奶奶的脸上就是一种美，沧桑美。

从时代的审美来看，当时的人们喜欢余秋雨，是喜欢他的优美和良好的历史感受力。现在的人们已经接触了太多信息，听过了百家杂谈。如今的人们更喜欢调侃、戏说、自黑、段子，味蕾变得粗糙，不容易花费很长的阅读沉浸于满是形容词的长句中。对于这部分人而言，现在去看余秋雨，就好像看到一个动不动就喜欢抒情的中年男人……。

当然，如你所说，每个人都年轻过、青春过，喜欢诗歌和大海，这当然没有错。我也喜欢余秋雨，但是已经很少读他的散文。只不过，我一直的观点是，曾经喜欢过，不管现在的观点如何，谈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敬重和温情。

也许有一天，你也发现自己没那么喜欢年轻时的偶像了，这很正常。但是，真的要感谢他们的陪伴。（完）

[也留一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九号花匠（jiuhaohj），撰写日常随感，愿者上钩。]

编辑于 2020-03-01 13:07

李泱儿

非专业，只谈谈自己的感受。

高中的时候从一本二手的《千年一叹》接触，一发不可收拾，看了有五本吧。大学后却再也拿不起余秋雨的文集…

但是，举个例子。

因为他的《莫高窟》《道士塔》，我才开始知道莫高窟有这样屈辱的历史，才知道还有王圆箓这么一个“坏蛋”，上了大学，在图书馆里看见关于莫高窟的书、斯坦因的传记什么的，才会借来看，关于历史和人物的评价慢慢的变完整。也看了网上批评余的文章，知道了更多关于王圆箓不一样的历史。

但是，如果没有最初看《文化苦旅》，对于一个四五线小城市，父母不关心课外阅读的情况下，或许我现在还不知道斯坦因是谁，王圆箓是谁，敦煌经历过什么吧。给我一本《斯坦因传》，肯定看都不看就扔一边了╮(╯▽╰)╭

还有很多。

没有《千年一叹》，所有异域古文明于我而言都只是“历史课本上曾经背过的考点”吧？没有《行者无疆》，我对欧洲的印象也许至今也只是“地理课本上不大会考的章节”吧？怎么会在今天脑壳爆炸地看西方哲学史(メ｀[]′)/

有了启蒙式的粗浅，才能有更深入的探索。

至今为止能提供广范围的文化启蒙而又有很强可读性的，能从手机电视电脑中突破重围吸引中学生的，我还没有找到其他人…所以当我姨妈问我，初三的表妹看什么书比较好，我推荐的还是余秋雨。

文化启蒙嘛，首先要有可读性，这一点余秋雨做得很好啊真的。难道让从来不看课外书的她看专业的西方哲学史？搞笑。

我觉得吧，对像我这种单纯读者(曾经的读者QAQ)，作者个人人品啊如何跟我有什么关心呢╮(╯▽╰)╭历史错误是可以后期一点点纠正观念的，但是前提是，要有一个观念。

编辑于 2016-08-17 22:13

邓涛

看了这么多回答，无非是集中于作品和人品两块。

先谈作品。

一、学术是本

我完整地看看过余秋雨出版的所有文字，包括文学作品和学术作品。老实说，我更倾心于他的学术作品。《中国戏剧史》、《世界戏剧史》《艺术创造学》《观众心理学》（全为新版书名）。这些作品根据出版时间，大致写就于30岁到40岁之间。对于余秋雨，大学时代赶上了文革，20多岁基本没能接受正常的学院教育，周边的环境给一个人的堕落、沦陷、退化给了太多正当的理由，但是文革结束后的十年，能拿出这几本著作，第一是学术天赋，第二是自我坚持下的自我学习。与那些接受民国教育的学者不同，一个求学于知识废弛年代的人拥有这份自觉和定力真令人佩服。

总的来说，余秋雨40岁前后，其学术已经基本成熟成型并占据高地，此后通过写作一系列通俗作品进入公众视野，学术观点和判断基本保持了连贯性，写作风格也能看到延续。

说几点我对余秋雨学术作品的印象。

第一，大学者气象。引述资料丰富，涉及人文学科多领域（戏剧、文学、美学、心理学、哲学）；精彩观点频出，概括分析能力极强，价值取舍高屋建瓴，大开大合，这一点在多年后讲述中国文脉时还能看到风采。比如，分析黑格尔和元明戏剧创作者的异国同音；对昆曲超越于其他剧种的几点理由；对戏剧背后美学价值的揭示。凡此种种，我觉得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风范。大学者之大，不一定是长篇累牍，一个判断、一个勾连分析，就能看出其水平。

第二，严密的逻辑思维。

第三，理性与感性的浑然统一。

第四，艺术本性，诗性灵魂贯穿始终。

二、文学是延伸

再说文学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吧。

1992年，《文化苦旅》。写的不错，放在同代散文家中比的话，我认为算上乘的，缺点是文辞雕饰过多，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过，说那时以40多岁的年纪作为散文新秀，有时用力过猛，不够自然。

然后是《山居笔记》。我对《山居笔记》评价很高，余秋雨在这本书里展现的语言功力可以一见。当然了，很多人诟病（包括龙应台也说过），有的地方煽情造作了，比如《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的句子“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煽情，或者说过度抒情，这是余秋雨一贯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成因，我认为与人品无关，可能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他的戏剧专业背景，第二个是精神成长史，这里不做展开。

接着是《霜冷长河》。前者不好看，说教意味太重，后者算是历险笔记，由于是现场写作，文笔粗糙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有纪念意义，这里不论。

《千年一叹》《行者无疆》

后来，出了《借我一生》，这本书算是重回正常水准，2010年时又出了一本补充本子《我等不到了》，不好看。2007年，《问学余秋雨》，这本书起因是余秋雨和凤凰卫视合作给北大学生讲课录制了视频「秋雨时分」，后将录音整理成书籍，最新版书名。

这两天，余秋雨在喜马拉雅开课，今天早上又恰巧《人物》杂志推送了余秋雨采访稿。讲真，我一直期待《人物》拜访余秋雨，我喜欢这本杂志，我也知道这本杂志的前主编李海鹏瞧不上余秋雨。接到微信公众号推送时正在客户公司尽调，当场就三心二意，一边查账一边翻看，在回公司路上总算看完了。

这篇采访稿来来回回看了五六遍，很喜欢，但也能看出来，面对一个1946年出生的学者、作家、文化名人，记者笔力略微弱了一点。

他真的是老了，72岁了，头发都白了，只是前天看他和黄执中在喜马拉雅直播时，反应还是很快，应答流畅，逻辑清晰，这两年收割了那么多粉丝的黄执中反而像个学生。

面对今天这个世界，余秋雨的精英姿势就像革命后还留着辫子的满清遗老，现在流行的是善于自嘲、不怕自嘲的人，可是我敬重他这点。《人物》引用了一位受访者的话，「他跟我二十年前认识他一样，没变化」。同感。我是2006年在凤凰卫视看的《秋雨时分》，12年过去了，今天看他说话的态度、语气、措辞，还是12年前一般温润流畅。从2006年以来，他的重大问题学术判断、人物臧否、审美倾向基本未发生变化。比如，他从80年代以来即对昆曲有高度评价；对清末到民国的文学创作评价不高，优秀作家太少，认为鲁迅、张爱玲小说写得好，但是作品篇幅和数量太少；认为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不够好，智慧过剩；他对80年代一批作家评价较高，如贾平凹、莫言、张贤亮。

编辑于 2018-06-01 23:58

今生难再

中国科学院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硕士

余秋雨是笔者非常欣赏的现代散文大家。到目前为止已购买他的著作不下十本。对余先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人品和文品。

先说人品。刚故去的李敖先生有句名言笔者非常欣赏：“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关于余先生在人品，尽管余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肖夏林（《文化中的文化》）、孙光萱（《也谈为文和做人的“规矩”》）、余开伟（《余秋雨是否逃避历史事实》）、古远清（《究竟是谁对余秋雨进行“政治历史大搜身”？》）等各自作文将余秋雨的人品批得不名一文，然而细究其文，却均是雷大雨小，证据不足。我个人向来以最大的善意来揣度人心。阅其文，观其行，余先生温文尔雅，一派君子风范（尽管逃避其散文的“硬伤”实属不该）。

再说文品，我曾经在作文《我喜欢和讨厌余秋雨的三大理由》，专以评论余秋雨作品的文品（仅讨论文学作品，不讨论学术著作）：我喜欢和讨厌余秋雨的三大理由——

余秋雨崛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横亘世纪文坛。他的“文化散文”开启一代文风，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相信，即使在几百年后，余秋雨仍然是中国文化天空中一个耀眼的星座。然而，从余秋雨的第一本散文著作《文化苦旅》面世，关于余秋雨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赞誉者誉之“举重若轻，力能扛鼎”，“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诋毁者则把余秋雨的散文喻为“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

作为一名忠实读者，每次读余秋雨的作品总是五味杂陈，喜欢有之，厌恶有之，且各占50%，辗转反侧，不能定论。

喜欢的理由之一：三观正。

余秋雨文章的三观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一脉相承：忧国忧民，理想主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了这根筋，余秋雨的文章就立住了，任由腾挪跌宕，则始终屹立不倒。台湾作家白先勇曾这样说:“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思索天下的灵魂。”我曾经幻想过，如果把《古文观止》继续编下去，大概就轮上余秋雨的散文了吧！

例如，《都江堰》中写道：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原因是“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风雨天一阁》中写道：“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在《何谓文化》中，余秋雨单刀直入：“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

喜欢的理由之二：修辞华美、畅达，逻辑链条清晰。

余秋雨的文章修辞华美是大家公认的，汪洋恣肆，铺陈排比，佳句迭出。即使批评者朱大可喻之为“文化口红”，某种意义上也承认余文具有“靓丽的颜色”。现代作家曾少祥认为余文“满目文采，雅气盎然”，原因是“从古文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在余文中读到的四字词语有“飘然孑立、粉墙灰瓦、回廊构架、蓬头垢面、鸿儒高土、雄文劲采、佛号如雷、香烟如雾、低眉垂目、飘荡隐约、才名四播、琴弦俱断、芒鞋破钵、黄卷青灯、涛声隐隐、群鸥翱翔”等；二字词语有“磨研、远年、逼仄、裸呈、漫患、涣释、怡和、泳涵、阻遏、雕镂、知闻、疲顿、陋屋、积贮”等。这些词语一方面合乎传统语法，阅之便觉其意；一方面却不是俗语俗话，新鲜感强烈，雅气十足。

在《白发苏州》中写道：

“苏州缺少金陵王气。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俏，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利，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

—— 一系列排比句将苏州城的特点渲染得淋漓尽致，使别人难以动用其他的笔墨。

在《西湖梦》中写道：

“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

——比喻精巧，令人叫绝。

在《夜雨诗意》中写道：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尽管《夜雨诗意》即使在余文中也是二流，但上述如潮的排比句颇让人难有招架之力。

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华美隽永，读之如嚼橄榄，回味无穷。

此外，谈一下余文的另一个特点“逻辑链条清晰”。作为一名写出《中国戏剧史》、《世界戏剧史》、《艺术创造学》、《观众心理学》等煌煌巨著的学者，余秋雨文史知识深厚，自不必说，同时多年的学术生涯锻炼了理性精神，让大部分余文在抒情的同时逻辑链条清晰，畅达舒展，避免了中国许多作家文思跳跃和断裂的通病。（注：之所以说大部分余文，可能因为年纪渐长，近年来部分余文矛盾之处甚多。这在之后再说）。

例如《都江堰》中写道：“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这段描写走进都江堰的文字，宛如一台摄像机在前指路，一气呵成，文路畅达，阅之如身临其境。

喜欢的理由之三：意蕴深刻。

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被人称为“大散文”，主要在于他的散文不再局限于花鸟虫鱼，小情小爱，而主要讨论中国历史、中国文人的命运乃至整个世界、人类共通的大命题，大格局。行文厚重，意蕴深刻。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还往往以人文景观为依托，表达观点和抒发感情，比如，《道士塔》讨论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保存；《柳侯祠》讨论中国古代文人的神秘命运；《风雨天一阁》讨论文明流传的艰辛和藏书家的人格等等，无一不是大命题。单纯的自然景观往往无法触动余秋雨深入文明和文化的内核，如《沙漠隐泉》一文，景观描写流丽，情感抒发苍白。而到了即无人文景观也无宏旨的自然景观的《腊梅》这类描写小情小爱的文章，余秋雨完全失去控制，文笔水平直线下降，也是《文化苦旅》一书中为数不多的败笔。

到了《山居笔记》，余秋雨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处自然或人文景观，视角更为开阔和广大，比如《天涯故事》写了海南省的发展历史；《抱愧山西》瞄准了晋商；《一个王朝的背影》则深度解析了清朝的文化发展脉络。

到了《霜冷长河》，余秋雨则完全放弃了以往依托历史、景观、群体、地区的惯用思路，直接把目光对准了整个人类共通的大命题，比如友情、名誉、谣言、嫉妒、善良、年龄等。尽管这些文章被认为模糊了散文与论文的界限，却仍可窥见余秋雨视野之广阔。

到了《中国文脉》，余秋雨直接把整个中华文学的脉络从古至今完整地梳理了一遍，并对中国文人进行了等级划分，虽多偏颇，却可谓大手笔、大眼界。

而到了《何谓文化》，余秋雨则把目光对准了文化，可谓究天人之际，直接聚焦了这一人类终极和共同的最大命题。

人无完人，说完优点，谈下余秋雨文章令人生厌的三大缺点。

讨厌的理由之一：频繁的自我夸奖和显示优越

在我所知的余秋雨的书籍中，没有一本不自我夸奖和显示优越的。本来，人自信一点，自我感觉良好，无可厚非。但如此频繁且有夸张之嫌的自我夸奖和显示优越，只会适得其反，让人生厌。

在《秋千架》一文中，余秋雨写道：“去年接到美国靳羽西小姐的电话，说妻子已被评上‘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中国大陆同时被评上的还有其他三位。妻子认为此事千万别传出去，否则人家会倒吸冷气，冻坏牙根。”

余秋雨的爱人，马兰，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因饰演86版《西游记》中唐僧的母亲被大家广泛所知。平心而论，马兰确实是大美人，但是否是“亚洲最美丽的女人”见仁见智。余秋雨在马兰本人都“认为此事千万别传出去”的告诫之下，在《霜冷长河》的后记中把这件事不经意地“抖露”出来，可谓司马昭之心。

在《葛藤飘飘》一文中，余秋雨写道：“刚读完，便被聘为香港文学奖评委到香港，遇到也是评委的董桥兄。与董桥兄谈话，每次都离不开书，他问我大陆最近有什么好书，我就推荐了这一套。告别董桥兄后回到旅馆，即接到陈平原先生的电话，原来他也在香港，于是就有了三人聚会。我们戏言，现在文化界争执、批评甚多，哪一位若有野心，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销售行世，转眼就藤葛飘飘了，但现在谁也不敢这么自大。”

收录《葛藤飘飘》的《霜冷长河》出版于1999年，此时余秋雨早已誉满华夏，正是文坛争议的热点，拥趸和批评者云集。与之相比，关于董桥与陈平原的争论庶几可忽略不计。余秋雨此时对董桥、陈平原说“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销售行世，转眼就藤葛飘飘了”，接着又假惺惺的表示“但现在谁也不敢这么自大”。估计听完这话，董桥和陈平原只能面面相觑，尴尬一笑了。

《苏东坡突围》是余秋雨的名文，但开头的这几句话却略显尴尬：“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看完全文，我们发现《文化苦旅》在台湾销量如何与正题毫无关系。这样的“闲笔”无非是要炫耀一下而已。

在《何谓文化》的序言中，诸如“新碑的碑文请谁来写？据说好几个地方还进行了民众投票，大家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我应邀书写的名胜题额更多”、“我作为本届'世界文明论坛'邀请的唯一中国演讲者”等等之类自我夸奖的文字比比皆是。

尤其是《何谓文化——在接受澳科大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题目用超大字编排，唯恐别人不知道余秋雨是澳科大荣誉博士了！然后余秋雨劈头就喋喋不休起来以往的获奖名单：“这中间，有名震国际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有指导全国抗击了SARS灾难的医学专家钟南山先生，有领导绕月飞行而被称为'嫦娥之父'的航天专家欧阳自远先生，有很早被聘为美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吴家玮先生，有第一个被聘为英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杨福家先生……这些科学家，有的我早就熟识，有的则是新交的朋友，几天来有机会长时间交谈，很是兴奋。”

这样拉大旗作虎皮，与袁隆平、钟南山、杨福家套近乎的语气实在令人不悦。在笔者心中，余秋雨的名气不比袁隆平、钟南山小，根本无需如此。

讨厌的理由之二：矛盾和矫情

前面提到余文的一个优点逻辑链条清晰。但近些年来，余文中矛盾之处颇多，这些矛盾或悖逆有时候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中，让人尴尬不已。

比如在《历史母本》里，余文写到：“有一次我在传媒上启发年轻人写作少用成语、形容词、对偶句和排比句，回归质朴叙事。这是多么常识性的意见啊……”。

其实正如我前文所述，余文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修辞华美，成语和形容词层出不穷，对偶和排比句绵延如海。更何况，就在同一篇文中，诸如：“他说得那么富有表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视”，“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等等之类的排比句就出现了多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此前后不一和矛盾悖谬，难怪不少人讽刺余秋雨之“伪”。

再比如在《何谓文化》之三：身上的文化篇中，余秋雨说自己“并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却早在十多年前考察欧洲的时候就判定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四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受欧盟的援助（见《行者无疆》初版第289页）”；“还判定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见《行者无疆》初版第326页）”。一副世外高人姿态。

当时看到这段文字，我心中为之一震：余秋雨的《行者无疆》是我早就阅读过的，为何无此感觉呢？难道读书如此之草率。回头抓来《行者无疆》原文一对照，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判定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四国会是贫困国家，每年必须接受欧盟的援助”的原文为：“一路上还看到，欧盟对于已经入盟的贫困国家，援助得非常实在。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项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像爱尔兰，由于善用这笔款项，近年来发展巨大，国际间刮目相看。”（见《行者无疆》中的《蓝旗与孩子》）。

“还判定欧洲很多富裕国家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的原文为：

“大凡平均主义常常掩盖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国营企业里的高薪阶层曾为抗议政府的平均主义政策而举行了长达六星期的罢工。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则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最后连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奖委员会主席阿·林德贝克先生都叹息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的是低效率。” （见《行者无疆》中的《两难的实验》）。

读完后，我们会发现两段原文均为“陈述事实”，没有半点“判定”的意思。并且恰恰相反，对于瑞典的高福利政策，余秋雨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从《两难的实验》后文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们关注”“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原则，令人感动”等语句可以证明。

如此悖逆和颠倒，余秋雨将于何为？

再说矫情，方舟子曾经在《何必欺余秋雨太甚？》中写到“至今能够让我有耐性读完的余氏大作屈指可数，实在是因为受不了那股矫情味儿”。可能我本人耐“矫情”能力比较强，对余秋雨最初的几本著作《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山居笔记》等均爱不释手。且恰恰相反，《山居笔记》的《伪贵族心态》中的一个“反矫情”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在香港的一次艺术会议中，有位女士一见到余秋雨就用中文表示歉意：“余先生，我中文不好，很抱歉。”席间，艺术家们大谈会议期间观看的香港电影，众人要求该女士谈谈看法，她的回答是：“你们说的是香港演员吧？我没听说过，英国人很傲慢，连好莱坞也不看。”几天后余秋雨和一位妇人说起此事，后者大笑：“她啊，我的老同学，从小受中文教育，英文比我还差，只到英国旅游过一次罢了。成天想认识名流，三年前见了一次巩俐，激动了一个星期。”不久后余秋雨再次遇到那位女士，后者温文尔雅地说：“那天你们谈电影，我想起来了，你们大陆这几年也有进步，有一位小姐，哦，昆利！她叫昆—利。”很显然，对这种“矫情”余秋雨是持嘲讽和批判态度的。但很不幸的是，余秋雨在近作中的“矫情”劲有愈演愈烈之势。

比如，余秋雨的第一部小说《冰河》的开头写到“很多作家常常以强刺激的场面开头，以吸引最粗心的读者，这部小说不这么做，一上来就平铺直叙，如果有些读者不想看下去了，那就应该离开，我鞠躬相送。”在孟河进考场应试的部分，余秋雨说“正是因为精彩，读者就有了想像的动力和空间，那就不必唠叨了”，当孟河的女扮男装被揭穿的时候，余秋雨说“连平庸的作家也会写得高潮迭起，既然有那么现成的惊悚笔墨，本人也就不掺和了”。如此下笔，余秋雨将其称为“反高潮”的叙事手段。不过，相信大多数读者只有一种感觉：“矫情”。

又如，《寻石之路》一文中余秋雨把易中天称为“一个在电视上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人”，并称“正托人找他，准备向他提出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在讲历史故事时，不要过多地宣扬‘术’，而忽视了‘道’；二是我发现了他‘文笔远不如口才’的几个主要技术障碍，可以通过训练一步步克服。但是还没有找到他，他的进攻就来了。”平心而论，余秋雨给易中天的建议不可谓不精准。余秋雨与易中天年岁相仿，且均为名家，直呼其名未为不可，称呼易中天为“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人”失当，声言“托人找他”则是明显的矫情。如今通讯发达，手机、电话、电邮、微博均可直接相互联系，哪里用得着“托人”？

讨厌的理由之三：有溢美作品人物之嫌，对同时代和部分文人评价偏低

对于出现在书中的正面人物，余秋雨向来不吝赞美之辞，且往往“矫枉过正”，给人一种“完美偶像”的错觉。

比如，在余秋雨的笔下，《柳侯祠》中的柳宗元、《苏东坡突围》中的苏轼都道德完美无缺，忠君爱国顾家，忧国忧民忧亲，被贬官是由于奸臣陷害或别人嫉妒。

司马迁是“文化君主”、“千古一笔”、“我心中永远的太阳”，《史记》是“中国文学的母本”。（《历史母本》）

苏轼是“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苏东坡突围》）

巴金与“司马迁、曹雪芹、但丁、歌德”等并列放到了同一个名单。（《百年巴金》）

黄宗羲“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学和历史学家”。（《风雨天一阁》）

名妓苏小小被描述为“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西湖梦》）

王元化夫人张可被描述为“是一种什么缘分，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位长者”。（《长者》）

谢晋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艺术人品无双。（《谢家门孔》）

白先勇是“文化巨匠”，林怀民是国际上最敬重的几个东方艺术家之一。（《仰望云门》）

陈逸飞“曾以中国的美丽，感动过世界”。

到此为止吧！罗列这些并不是说上述这些人配不上给他们戴的“帽子”，而是这些人在余秋雨的笔下都好像失去了活力和真实感，变成了一个个理想主义的符号。鲁迅曾说《三国演义》“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于妖”。借用过来，余秋雨在描述这些正面人物时往往“壮之无暇而近于伪”。比如，一般文学史家都认为“乌台诗案”的主要原因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派利用文字狱打击政治异己（苏轼也坦白承认在诗中有批评新政之辞），而非如余秋雨所说仅仅是因为别人嫉妒他的才华。

再说对同时代和部分文人评价过低。自古文人相轻。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出，周国平在其实名认证的微博上表态：“莫言获诺奖，真好，诺奖由神话变成了身边故事，中国作家从此可以平常心对诺奖了，得和不得都没什么大不了了。”其中真意，大家可自行揣摩。

余秋雨也不能免俗。在《中国文脉》中，余秋雨评价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同代文学家的评论，失度”。但很显然，余秋雨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作家，也存有偏见。在《中国文脉》中，余秋雨评论中国近、现代文学“成就较低……我必须紧接着说一句伤心话了：从近代到现代，偌大中国，没出过一个近似于王阳明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现代既是如此荒瘠”，“没有抵达真正的高格”。（注：《中国文脉》出版于2013年，莫言获诺奖是在2012年。余秋雨对近现代文学的批评，以我的小人之心来看，其实大有深意，包括鲁迅、林语堂等全部近现代作家都成了陪绑。不过，我个人认为余秋雨也有资格获诺奖。）

比如对汉赋，余秋雨也相当不客气，说其“缺少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实在很难在中国文脉中占据太多正面地位”，并且认为“汉赋在我心中黯然失色，还有一个尴尬的因素，那就是，离它不远，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其实，司马迁本人对汉赋，尤其对司马相如颇为欣赏，不仅在《史记》中为其立传，而且全文载录了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喻告巴蜀民书》、《难巴蜀父老书》、《谏猎疏》、《哀秦二世文》、《大人赋》、《封禅书》凡8篇。这在惜墨如金的《史记》中相当罕见。这样，形成了一种尴尬局面：余秋雨本人欣赏到极致的司马迁十分欣赏余秋雨十分不欣赏的司马相如。

再比如对诸葛亮，余秋雨认为其生命格局小，其作品仅仅表达“君臣之情”，甚至称不上“文学家”，“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加入了诸葛亮是难于想象的。”

而对“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余秋雨也颇多批评，认为“他的文章难免有一些说教气”，“韩愈那几篇名文，像《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道理盖过了审美，已经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

其实，从前面所述余秋雨文章的三个优点可知，余秋雨的作品忧国忠君类似诸葛亮（其汶川地震后的《含泪劝告灾民》是其中典型），文辞华美类似汉赋，意蕴深刻则是典型的韩愈的“文以载道”，甚至连对之的文学批评都是一样的，“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然而，非常神奇的是，余秋雨对与之有关键或重大共通点的三位文学家却颇多龃龉。在《关于嫉妒》一文中，余秋雨认为嫉妒是因为“他们太相像”，“发觉自己的生命受到了近距离的遮蔽”，可谓是绝妙的诠释。

至此，本文可以停笔了。金无足赤，也许正因为余秋雨的散文美玉与暇璑并存，落霞与黠鸦齐飞，才显得其文真实，而不至于像其散文中描述的那些正面人物“状其无暇而近于伪”。期待余先生的下一本著作。（完）

谢选骏指出：人说“北京央视”其实“背景殃视”，如此说来“北京央视最上镜学者”余秋雨，也就是“背景殃视最上镜学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