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托克维尔困境”不适合中国

《严家祺：中国陷入“托克维尔困境”》（2/26/2013 法广）报道：

摘要：这本书说“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什么是“托克维尔困境”？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十九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他出生在法国爆发大革命后的十六年，成长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代和其后的专制王朝时代。他三十岁时，出版了《论美国民主》一书。当时正值法国七月王朝时代，人们对照美国和法国政治制度，有助于认清当时法国的专制腐败，使这本书获得广泛好评。一八四八年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托克维尔於同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他在议会里参与了第二共和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新宪法的起草。一八五一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在普选中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由于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选连任，拿破崙三世在任期届满前几个月发动政变，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废除共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反对“总统政变”，被拿破崙三世以“叛国罪”为名逮捕。释放后，四十七岁的托克维尔退出了政坛，与他妻子一同居住於乡间城堡。这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正处在工业革命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拿破仑三世实行专制统治，但在“非政治领域”充满自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托克维尔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时的法国，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要求经济平等的思想广泛传播，人们看不到法国走向民主的希望。这本书的第一卷在一八五六年出版，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小，完全不能与他的《论美国民主》一书的影响相比。

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个主张民主、但对当时法国实现民主看不到希望的人所写的书。事隔一个半世纪，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后，引起了李克强、王岐山和许多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再加上被中国现在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通过网路介绍，《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已在中国广为人知。

李克强、王岐山等中国领导人都清醒地看到，从一九八九年镇压学生运动以来，特别是“胡温十年”，在中国形成的制度，在很多方面都与托克维克描述的“旧制度”相同，是一个典型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已有十万八千里。这本书说“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许多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就会爆发十八世纪法国那样的暴力革命。但是，法国革命的后果，并没有带来民主，而是激进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把温和的民主派送上断头台、在“热月政变”中，罗伯斯庇尔自己也上了断头台，最后以拿破仑军事独裁、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收场。

所谓当代中国的“托克维尔困境”，归纳起来就是四句话：

一、今天中国的制度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

二、为了改变“旧制度”，愈极端的言行愈有影响力；激进派的影响力超过温和派。

三、对当权者来说，“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就像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四、对“旧制度”的反对派来说，革命在推翻“旧制度”后，在“大革命”中“激进派”将把“温和派”置于死地，“革命”将导致自相残杀，最后以建立比“旧制度”更专制的制度收场，就像以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以互相残杀、拿破仑军事独裁、建立第一帝国收场一样。

简单说，“托克维尔困境”就是“改革”、“革命”都没有出路，“改革是找死、革命是惨死”。在许多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中国今天处于大革命前夕，许多领导人把自己的财产存放到外国银行中，让子女移民到国外。“托克维尔困境”使中国只剩下了一部“法”，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

当代中国的“托克维克困境”

“胡温十年”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托克维克困境”。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一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制度被抛弃，“市场经济”虽然有“社会主义”之名，实际上，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代。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弊端远比英法等国早期资本主义弊端严重，财富集中到数百个权贵家族手中，贪污腐败、践踏人权、两极分化、环境破坏成了遍及全国的现象。“反贪”的结果，出现的是一个、几个权势人物家族的“合法财富”比所有“贪官”的“非法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由于中国只剩下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江胡时代就把“暴力维稳”作为根本“办法”，愈“维稳”愈“不稳”，以致用来对付人民的“暴力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开支。

面对中国层出不穷的问题，中国到处都是忧国忧民的热血人士，人们提出了种种主张，从温和的改革到主张暴力革命。中国的政法委和“维稳办”是“维稳产业”的经营者，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经费，就竭力“夸大敌情”，把一批一批发表了一些不同政见到人士投入监狱。中国的“反对派”大部分是政法委和“维稳办”制造出来的。就像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在谈“专制的病症与后果”时说：“越是在这样的国家，激进的声音越受追捧；温和理性的主张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后淹没在嬉笑怒骂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专制国家禁止自由言论，打破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需要承担难以预测的风险，勇气成为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为这个社会的首要美德，口无遮拦的勇夫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英雄。”“不负责任的文人们乐得画饼充饥，构筑一座座虚妄的乌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欢心和拥戴，而人民也乐得从中获得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畅快，就如同阅读武侠小说编造的虚幻故事让人们感受公平和侠义的畅快一样。革命主张与其说是治理社会病症的药方，不如说是满足社会心理的兴奋剂，而沉闷的专制社会恰恰需要打破沉闷的兴奋剂。这样，专制国家满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革命”的声浪把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吓得不敢进行任何政治改革，因为，托克维尔早就说过“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现在，还没有正式接胡温班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不知道他们是否觉得自己也将陷入“托克维尔困境”。

如何走出“托克维尔困境”？

事实上，“托克维尔困境”是一个似有若无、虚无缥缈的“幽灵”。人们相信托克维尔，是因为人们相信托克维尔早年写的《论美国民主》一书，认为他在法国经济大发展的、拿破仑第三的“自由帝国”时代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样可信。事实上，一八0五年出生的托克维尔，既没有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中生活过，也没有亲身经历法国大革命。他是在法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而“非政治领域”充满自由的时代谈“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这本书时，托克维尔看不到法国实现民主的希望。

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既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也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苏联。比较一下法国与英国的历史、俄国与法国的历史、中国与俄国的历史，可以看到，在历史大变革时期，法国特别关注英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俄国自由派、改革派和民粹派眼睛盯着法国，在二十世纪和今天，中国又眼睛盯着苏联和俄国。事实上，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发展道路，外国历史不会在本国简单重演。苏联解体了，像胡锦涛这样的“庸人政治家”竟担心中国也会发生解体，就像“维稳办”夸大“敌情”一样，把反对“口头”的“台独”、“藏独”、“疆独”作为自己的“国策”，而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一个经济落后、政治受屈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近两个世纪以来，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中国的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探索和奋斗。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复兴，并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事实表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复兴必须经过四大步骤：

一是独立自主；

二是国家统一；

三是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

四是建设民主政治。

可以说，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国的民主、国家统一、独立自主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没有完成，而正是毛泽东实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毛泽东不能摆脱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反右”和“文革”使他从一个“共和国”的主席完全变为中国传统王朝的帝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一九八二年的宪法和邓小平政治改革的主张，表明他有意识要把中国逐步带离有终身制帝王的封建王朝，但“六四屠杀”，使他前功尽弃。

现在中国在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有四件事没有完成：

一是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

二是改变中国经济中的混乱现象，使市场经济建立在财产权受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基础上；

三是，在平反“六四”和其他“冤假错案”的基础上，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以法治国，同时，依靠人民的支持，有步骤地进行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政治；

四是收复钓鱼岛、南海诸岛和其他失地。

今天的中国，处于鸦片战争以来国际环境最好的时期，如果中国接受普世价值、在维护中国主权的同时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将有建设民主政治的更好的国际环境。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说，中国人需要“人格再造”，事实上，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以法治国，保障每一个人法律规定的“权利空间”不受侵犯，就能逐步改变中国的道德风尚。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通过制定《新闻和网路法》、《结社和组织政党法》等具体法律，使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权利有法律的可靠保障。中国人民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正是社会普遍安定的基础。看一看法国几乎经常不断的游行示威，法国的政治始终保持稳定，相反，胡温的“暴力维稳”是愈“维”愈“不稳”。

胡温十年，经济得到高速发展，“暴力维稳”更产生了无数“冤假错案”。汉语拼音“胡”“温”两字相拼就是“混”，“胡温之乱”就是“混乱”。假冒伪劣进入了食品领域，是在“胡温十年”发生的。“胡温十年”，是践踏法制、无法无天的十年，“暴力维稳”是名副其实的“授权作恶”。薄熙来在重庆搞的一套更是“授权作恶”。要走出“胡温十年”，首先要像“文革十年”后胡耀邦做的那样，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使中国大地上照亮正义的阳光，为此，要恢复“六四真相”、平反“六四冤案”，为胡耀邦、赵紫阳恢复名誉、释放因“六四”被捕人士、释放宣称“我没有敌人”、声言“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的刘晓波、释放没有任何实际暴力行动的王炳章、释放所有因“言论”治罪的“政治犯”，要平反其他各种“冤假错案”。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研究，“托克维尔困境”不适合中国——中国的王朝末日，并非法国式的改革引起的，而是横征暴敛引起的。看看秦二世、隋炀帝，他们哪里有什么改革呢？有的无非是敲骨吸髓、官逼民反罢了。可见“托克维尔困境”的说辞不适合中国。至于上文说到“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复兴，并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我是相当不赞同这种说法的。看看这些人的黑历史就可以知道，他们都是以权谋私的官僚政客，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权位，而不是中国。他们的首要努力，就是制造俯首帖耳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