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历史就是周而复始

《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卡门M.莱因哈特）的《译者序》报道：

如果从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算起，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历时已近三年。直到目前，关于这场危机的根源与成因依然是各方热衷探讨的话题，并且没有确凿统一的答案。不管对事情本身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思想者们至少有一点应存在共识，那就是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最需要的元素是：时间。

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在全球金融危机史的研究上可谓迄今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著作。如作者所言，当一位研究人员用25年的数据观察一场“百年一遇洪水”，只有1/4的机会，而如果以8个世纪的时间段来观察，则有8倍的机会。

这恰好引出了作者研究方法的特点，即充实的定量和经验分析。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在周而复始的变化中寻找恒常，在历史的多棱镜中探求规律，最可依赖的工具依然是数字。而西方学者对数字的痴迷不禁让人想起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时的先哲们就确信，通过数字可以发现宇宙的奥秘。

本书收集整理的数据量之巨，堪称恢宏。尽管有些数据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可能难免草率，但作者巧妙地在时间与空间轴中抽取典型案例加以辅助叙述，形成立体感，令人信服。作者强调在历史中“捕捉那些容易被遗忘的‘罕见’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据上的缺憾。在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史的众多著作中，学者们往往把本书的学术价值与金德尔伯格30年前出版的《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相提并举。相比之下，本书在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上更为娴熟，而思想性和启迪性丝毫不逊于前著。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再庞大的数据集也只是时间的截图，置于漫漫历史长河，亦不过沧海一粟。

在种种金融危机表现形式中，作者首要探讨的主权债务违约问题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上得到了鲜活的印证。书中明确指出，从18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国家曾持续发生主权债务违约。而当前的这场欧洲债务危机更让人担忧，是否存在演变为全球财政危机的风险。

为何危机一再发生？作者归结到人类的本性。人类总是过于乐观，认为错误不容易再犯，当历史一旦重演就去寻找新的借口。然而，人类的贪婪与破坏性的原动力总会在一个时期后突破理性的控制，能量在破坏性地释放之后，才会回归相对的宁静与繁荣。无论是为政者在经济繁荣时的政策推销，还是投资者在商海中搜寻价值坐标，再听到“这次不一样”的说法时，听者心中当有判断。

研究危机意在为避免危机提供参考，阅读之后，读者或许可以自己得出避免危机的最佳途径。从一个侧面可见，本书不仅仅是考察金融危机历史的工具书，它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思维的历练。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在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引用了一句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尽管历史从来不能提供完美的指引，它却是人们探索世界和认识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面镜子。

译者2010年4月

谢选骏指出：可惜上文作者没有认识到，伯南克和他的前任格林斯潘一样，都很糟糕。

《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卡门M.莱因哈特）的《前言》报道：

本书用定量的语言讲述了以各种面目出现的金融危机的历史。想传递的基本信息很简单：我们曾经经历过。无论最近的金融狂热或金融危机看起来多么与众不同，都与其他国家或过去时期所经历的危机存在极多共同之处。有了何其相似和不乏先例这种认识，就使得我们朝着完善全球金融体系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使我们能够降低未来危机的风险，也能更好地在危机来临之际妥善应对灾难。

在本书中，如果说我们关于各类危机的阐述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过度举债。无论是政府，还是银行、公司或消费者，繁荣时期的过度举债会造成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政府向经济中注入大量现金看起来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私营部门借钱狂欢推高了房价和股价，超出了长期的可持续水平，这些使得银行看上去比平时更加稳健，更加赚钱。这种巨额债务累积会导致风险，因为经济会经不起信心的危机，尤其是当债务都为短期需要，不时借新还旧之时。债务催生的繁荣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政府决策英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超凡，国家的生活水平优越，但此类繁荣多结局悲惨。当然，对各个经济体而言，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债务工具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如何把债务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平衡好，一直是个挑战。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普通民众都不能忽视这个挑战。

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了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首先是主权债务违约，当政府无法偿还其外债或内债，或者两种债同时无法偿还时就会发生。然后是银行危机，例如在21世纪头十年后期世界所经历的事件。在典型的银行危机中，一国的大部分银行部门在投资巨亏后破产，或者出现银行业恐慌挤提，抑或二者兼具。另一类重要的危机是汇率危机，例如20世纪90年代打击了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危机。在典型的汇率危机中，一国货币急速贬值，尽管该国政府“保证”不会让这种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出现。最后，我们认为过高的通货膨胀也是危机的一种形式。通货膨胀率不可预期地上升当然实际上完全与违约等同，因为通货膨胀使所有债务人（包括政府）还债货币的购买力远远低于借债时的水平。在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中，我们将分别探讨这些危机，不过，各种危机总是同时发生。在本书最后一章，我们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21世纪头十年后期的金融危机情况，这两次危机是集中爆发而且是波及全球的。

金融危机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货币和金融市场产生以来金融危机就一直没有断过。许多最早期的危机受到“货币贬值”（currencydebasement）的驱使，统治者缩减辖区内硬币中的黄金或者白银含量，用来支付通常由战争造成的预算短缺。技术进步使政府无须再缩减硬币的贵金属含量来填补预算赤字。但是历史上金融危机不断发生，直到今天还在折磨着许多国家。

本书重点关注两种特殊形式的危机，这两种危机最普遍：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两种危机都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并且跨越多个地区。在这两种危机中，主权债务危机历史更长。实际上，现在一些似乎已经从阶段性破产“毕业”的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曾经十分常见。在新兴市场中，重复出现（或说系列）的违约仍属慢性重症。与此相比，银行危机则一视同仁，它们是机会均等的威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受到冲击。本书的考察线索将带我们经历金融危机的历史，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欧洲银行挤提及倒闭一直到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

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大跨度、系统性、定量化的视角。经验分析涵盖了8个世纪66个国家和地区。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历史1，此前已有许多重要著述，最知名的或许是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89年出版的《狂热、恐慌与崩溃》一书。1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早期著作重在叙述，所用数据相对不多。

相比而言，我们的分析建立在海量定量化的图表和数字基础上，是从一个巨大数据库中采集的，该数据库涵盖全世界，时间追溯到12世纪的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本书的核心包含在其（相当）简单的数据和图表中，而不过多着墨于对人性、政治和谈判的叙述。相信我们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数量化金融危机史不逊于先前的叙述著作，希望它或许能为政策分析和研究开创一个新局面。

首先，我们强调的是审视长期的历史时段，捕捉那些容易被遗忘的“罕见”事件，尽管人们有时好像觉得这些事件看起来太普通了。实际上，分析师、决策者，甚至学院派经济学家都常常以标准数据集的短期时间窗口来看待最近的事件，以国家和时间段来看，这些数据集通常跨度很窄。关于债务和违约的大部分学术和政策文献中都是以1980年以来数据为基础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此类数据最容易获得。要不是分析周期更长的金融危机，这样做当然可以。25年的数据集显然不足以对政策和投资风险进行充分的分析。在25年的时间段里看似罕见的事件，如果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期观察，可能并不那么罕见。毕竟，当一位研究人员用25年的数据观察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水”，只有1/2的机会，而如果以8个世纪的时间段来观察，则有8倍的机会。此外，标准数据集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存在局限，特别是涉及对政府债务类型的涵盖面时。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在大多数国家，国内债务历史数据都极难获得。与现代社会银行表外业务和其他做账花招比起来，这种债务的透明度好不到哪里去。

本书基于一个全面的新数据库，来研究国际债务及银行危机、通货膨胀、货币崩溃和贬值问题。数据来自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如前所述，总计涵盖66个国家和地区，外加从其他一些国家挑选的数据。变量范围涉及很广，包括外债和内债、贸易、国民收入、通货膨胀、汇率、利率和商品价格。数据有700多年的历史跨度，可追溯到大多数国家独立的日期，以及一些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当然，我们承认，相对于具有如此深度和广度的数据库的潜能，本书的应用和展示只是初步的尝试。

叙述数据的细节对理解本书的要义并不重要，本书重在用数据证明：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些危机。世代变迁，金融工具有盈有亏，金融机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过，历史上金融危机遵循着繁荣与萧条（boomandbust）的交替节奏。国家、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可能随时间而改变，但人性难移。如我们在本书最后几章所讨论的，21世纪头十年后期这场发端于美国又扩展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我们不妨把它称做“第二次大紧缩”—只不过是这种形态的最新例证罢了。

在本书最后4章我们谈到这场最新发生的危机。读者应该发现第13～16章的材料相对直截了当，也自成一体。（实际上，主要对最近危机教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前面部分直接读这几章）。我们列举了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美国各种标准化指数的表现，例如资产价格泡沫、攀升的杠杆率、长期高企的经常项目赤字，以及缓慢的经济增长轨道，显示了一国濒临金融危机（实际是一次严重金融危机）的几乎所有迹象。之前的上升阶段其实应当令人警醒，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下跌过程非常凶险。系统性银行危机之后，经济活动长期处于严重萎缩，使得政府调动资源受到很大限制。

本书第一部分讨论了基本数据以及描述危机概念的精确定义。我们的数据集很大程度建立在以前学者工作的基础上。不过，它也包括很多一手和二手的新资料。除了系统性跟踪外债和汇率危机外，本书附录还为各国国内通货膨胀和银行危机按日期进行了梳理。例如主权债务对内违约（多为本币）的日期梳理就是我们危机研究的一大特色。

这种精推细敲在本书其他部分也得以体现，我们把这些概念应用到经过扩展的全球数据集中。第三部分转向政府债务研究，按年代记录了数以百计的主权国家外债违约事件。这些“债务危机”涵盖从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金融家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贷款，到德国商人银行向西班牙哈珀斯堡王朝的贷款，再到20世纪70年代（很多）纽约银行家向拉丁美洲的大规模贷款。我们确实发现，在现代，新兴市场发生的主权国家外债违约危机比银行危机要多得多，不过，我们强调，在从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到成熟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主权国家外债违约一直是各国普遍发生的现象。此类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发展形态可能历经多个世纪。

实际上，在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早期阶段，其在外债上的违约不少于8次（我们在第6章将讨论此内容）！西班牙在1800年以前的违约只有6次，但在19世纪的违约有7次，从而使总量达到13次，超过法国。因此，当今天的欧洲强国度过了其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市场阶段，它们同样一再经历外债违约问题，正如现在很多新兴市场所经历的一样。

从18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希腊持续发生违约，奥地利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惊人。实际上，我们将看到，对于很多度过新兴市场阶段（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的国家来说，违约的一再发生是正常现象而非个别现象。1800年以前，尽管国际资本市场发展非常有限，但我们还是搜集到法国、葡萄牙、普鲁士、西班牙和早期意大利城邦的大量违约事件。在欧洲边缘地带，埃及、俄罗斯和土耳其也有违约的长期历史。

本书提出的一个令人惊异的问题是，为什么少数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丹麦、泰国和美国能够避免中央政府外债违约，而数量多得多的其他国家却一次又一次发生系列违约事件。

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相比，人们对亚洲和非洲金融危机的研究要少很多。的确，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主权违约只是拉美和少数欧洲穷国的现象，原因在于对其他地区缺乏研究。20世纪60年代，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都出现过违约，这些都远早于战后首轮拉美违约事件。在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其违约记录看起来超过了任何此前的新兴市场地区。我们发现，整体上，通过对亚洲和非洲后殖民时期违约记录的系统性大量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国家并未避免主权违约的威胁。

在本书第二部分，随着我们开始应用数据集、广泛使用图表和数字来描绘债务违约和金融危机的历史，违约的普遍性就显得非常清晰了。有一点没有分析到的是最近（2003～2008年）的一段平静时期，政府普遍能够履行债务偿付，这跟以往的正常情况很不一样。

当代学者和决策者（甚至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拥有官方数据的机构）常常会忽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内债历史演变，他们把21世纪初出现的这种情况看做是令人震惊的新现象。然而，正如我们所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内债问题在过去曾多次显现，实际上就是为何历史上会有大量高通胀和违约事件这一系列迷局的答案。我们认为，获得政府债务数据只是反映政府账目透明度整体较低的一个方面，即使是美国，其透明度都相当低。想想看，政府向抵押贷款机构提供的大规模隐性担保，最终使2008年美国国债实际规模增加了数万亿美元。再想想看，政府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外交易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担保，为不良资产从银行资产负债表剥离提供了隐性担保，就更不用说存在资金缺口的养老金和医疗债务了。政府债务缺乏透明度是通病，要想寻找一些关于中央政府债务的历史基本数据，其难度令人匪夷所思。

第四部分就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公开的违约和内债重组事件的分类进行了初次尝试。（由于学者大多忘记关注内债的演进历史，违约历史也常被抛在脑后，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与外债违约相比，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少见，但又太普通而难以证明政府总是能按面值偿还内债名义价值这一极端假设。当大面积发生内债违约时，通常发生在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程度往往超过单纯外债违约时期。不论是表现在产出的内爆还是通货膨胀的加速上。

第五部分把讨论扩大到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危机。直到最近，关于银行危机的研究通常要么关注发达国家较早期的经历，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银行业恐慌，要么就是只管新兴市场当前的情况。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可能是受到关于发达经济体的一种观念的影响，即认为不稳定、系统性、横跨多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早已被埋入历史。当然，最近从美欧发端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错误观念，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实际上，银行危机长期以来一直是种机会均等的威胁。在考察了自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丹麦金融恐慌到当前“21世纪头十年第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得出了这一结论。银行危机的发生在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都是类似的。银行危机几乎总是导致税收锐减和政府开支激增（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损耗性的）。平均而言，银行危机发生后的三年内，政府债务会比平时增加86%。这些间接的财政后果比一般的银行救助成本大得多。

极高的通货膨胀率是另一个常常发生的情况。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新兴市场国家逃得过高通货膨胀率的折磨。实际上，很少有国家能避免系列外债违约，也很少有国家能避免系列高通货膨胀，这二者具有高度相似性。

即使是美国也有过充满波折的历史，包括通货膨胀率达到近200%的1779年。早期在全世界，政府赖账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缩减硬币的价值，要么混入较便宜的金属，要么就是缩小硬币尺寸，以同样面额发行更小的硬币。现代货币印制只不过是达到同样目的的、技术更先进、更有效率的方式。结果，整个历史呈现出明显的通货膨胀倾向性。不过，从20世纪开始，通货膨胀冲得特别高。自那以后，通货膨胀危机达到更高层次。没什么好奇怪的，越是现代，越容易发生汇率崩溃，货币价值中值数变化得也越大。更令人惊讶也是透过更广阔的历史时期才能显现的是早期关于汇率严重不稳定的事件，特别是拿破仑战争时期。

正如金融危机在资产价格、经济活动、外部指标等方面会有一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前奏，危机演变的顺序（暂时顺序）也呈现类似的共同特征，这正是第五部分最后要探讨的主题。

本书结尾部分提出了关于危机、政策和学术研究路径的一些想法。明确无疑的是，国家、银行、个人和企业在好年景时总是一再过度负债，而不考虑衰退不可避免来临时会出现什么风险。我们在本书前面部分介绍了“债务忍无可忍”的概念，即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持续处于违约边缘。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许多玩家常常挖掘出太大的债务洞，以至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21世纪头十年后期的美国及其金融体系就是最著名的案例。

政府和政府担保债务（由于有存款保险，也通常包括银行债务）的问题显然过大，因为它可以累积到规模很大，而且长期无须经受市场检验，尤其是有些监管规章阻止其有效地这样做。根据我们的考察，尽管私人债务在许多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政府债务通常是各类金融危机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基本国债数据不透明和难以获得的事实足以证明在情况不妙时，政府会尽其所能地隐藏账目，就如同金融机构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一样。我们认为，在强化政府债务透明度方面，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机构的国际政策可发挥主要作用，可以推动政府债务账目增加比现在要求高得多的透明度。

深入研究过去800年危机的细节和数据，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常谈到和最昂贵的投资建议就是“这次不一样”。这种建议之后常常伴随着大手大脚的冒险行动。金融专家，更常见的是政府中某些人认为，我们正在不断做得更好，我们会变得更聪明，我们会吸取过去错误的教训。结论是，旧有的估值准则不再适用。社会民众每每都相信，过去的许多繁荣景象都曾造成灾难性的崩溃，但这次不一样，当前的繁荣是建立在坚实的基本面、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良好政策基础之上的。即便本书提供的数据已经够全面了，但它仍不可能涵盖所有数百个事件的全貌。不过，图表还是能雄辩地说明此类危机会重复发生的本质。以图0-1为例，它显示的是世界范围内用GDP加权后的外债违约国家占比情况。

21世纪头十年的这一短暂时期，看起来相当稳定祥和。但是到2005年，大量决策层人士开始宣称主权外债违约问题再也不会卷土重来了，那样说对吗？不幸的是，在本书墨迹未干之时，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希望本书证据的分量能够让未来的决策者和投资者再宣称“这次不一样”时要三思而后行。因为，情况从来都不是那样。

谢选骏指出：人说“历史是不会重复的”，当然就细节而言确属如此，就像世界上没有相同的雪花，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但是就大致而言，雪花还是相似的，人人都有七情六欲、生老病死。所以“这次不一样”指的是形式不同，但是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却是相同的。所以别说800年金融史，就是十万年人类历史，也都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我说，历史就是周而复始——甚至不同的物种和不同的星云，也都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