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浩川：余英时的另一面》（梁浩川 2021-08-10）报道：
编者按：8月6日，余英时去世消息传来后，在海内外中文知识界引发了较大的争议。不少人将其奉为当代学术大师。但在也有不少批评，包括有声音批评他依然未能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指责他是压制不同观点的学阀，认为他后期更多是靠政治表态赢得拥趸，而且他所持的政治评论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并非他所长，非常有失水准，未考虑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许多问题都是在不同声音的持续讨论和碰撞中趋向明晰，对人的评价同样如此。
余英时在目前史学界的声望极盛，各种荣誉齐集其身。最近出版的《如沐春风 余英时教授的为学与处世：余英时教授九秩寿庆文集》，一举网罗了王汎森、田浩、丘慧芬、何俊、河田悌一、林富士、周质平、陈珏、陈弱水、彭国翔、葛兆光、郑培凯、冀小斌、谢政谕、罗志田、陶德民等大咖为其颂寿，时望之隆，可见一斑。
但历来对他的批评其实一直没断，他的学术成就仍是很有争议的。
例如1954年他写《郭沫若抄袭钱穆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枚举了两书的相似论述，认为是抄袭。后来学者瞿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王学泰《谈谈稷下学史料与研究》等等都反驳了余英时，认为他歪曲了事实。
1971年，余英时写了《方以智晚节考》。1978 他回大陆访问，遇李学勤，知其62年与人合写有《方以智死难事迹考一文》，中有部分资料为其所未见，使他对方以智死难及方家粤案真相有了更深一层了解；又见到了以前没见过的方以智《青原山志略》一书，遂于1979年写了《方以智晚节新证》，对《晚节考》中若干细节重新予以补充、更正。1979年，又据汪世清先生意见，修正《晚节考》，写《方以智晚节新考》。1985年，再针对海内外学者对《晚节考》《新证》《新考》等文的一些质疑，又写了《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可见余英时的研究本不精密，需要大幅修改。
又如1976年余英时发表过《说鸿门宴的座次》，认为：北向为最卑的臣位，所以刘邦北向坐是表示臣服的意思，而项羽也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清华大学李飞、中国人民大学费晓健都认为他的考据错了，“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是战国秦汉时的通义，且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场景，在君臣位中最卑的北向，在宾主位中也没有了臣服的含义。学者许锡强则认为，刘邦到鸿门来是为谢罪而不是赴宴，在项羽面前早已失去了主客相称的平等关系。且项羽率兵钜鹿一战击败秦军主力后，已是抗秦联军统帅。待刘邦以属下视之，是合情合理的，并非存心轻侮。其他还有许多文章也都认为余英时搞错了。
还有，1977年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出版。在中国十八世纪学术研讨会上，徐复观就批评了他，说他对戴震和章学诚的研究法，重心理分析。但一个人的心理是与其人格关联在一起。而戴震人品有问题，所以余英时只从心理方面谈，并不妥当。
2004年余英时出版《朱熹的历史世界》，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其中把他当年在《犹记风吹水上鳞》中表达的观点，做了一个学术上的论证，显示了与牟宗三一系在儒学理解和学术进路上的歧异，故新儒家阵营当然会有不同看法。而史学界也同样有商榷的声音。余先生曾回应了刘述先、杨儒宾等人的批评；但还有许多他尚未及回应，例如吴震对余英时的“内圣外王连续体”新说就有许多质疑。
诸如此类学术质疑太多了，余英时每一项研究都曾碰到，大家会觉得他有错误、有讲不清楚、还有许多根本没想到的地方。而这些质疑，当然也推动了他研究的进展。这是正常的，与政治或立场并无太大关系，只是史学上的商榷。余先生的说法也就是学界之一说而已，未必即是权威或定论，仍有太多可深入讨论的空间。
但近年情况颇有不同，学术上与余先生交流攻错者少了，依草附木者、盲目推崇者却是越来越多。
依草附木者多，是因余英时的门生故旧人多、势力大，所带动的声势。对他的颂扬和奖励越来越多，当然也导致不少人批评他是学阀。
盲目推崇者多，是由他政治态度所带来的想象。因他明确不回内地，遂有许多人想象他是自由主义的盟主。
可是台湾则早有人指责他是威权的护法。如《亡国之祸尽在司法！》（卢建荣、张友骅作，新高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副标题: 难道余英时许倬云不能讨论？）《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四十年》（卢建荣，新高地文化）等批评他的专著即是。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职的卢建荣，炮火尤其猛烈。其批评，用他自己的概括，主要论点是：
威严台湾时期(蒋经国当政之时)海内外共仰的余英时大师，一旦揭开其风华绝代的外表，所呈现的内里一样精采非凡：
一、娶国民党校园特务大档头的女儿为妻。
二、攀附海外院士头头为其博士生并获学位，最后荣膺“少年院士”纪录保持人。
三、夤缘美国汉学界皇帝，并附和其中国观，故尔得入哈佛教书。
四、台风天翻越管制中的北宜公路赶着去给独裁者蒋经国摸头。
五、凡有反对他的人，就师法独裁者伎俩，令彼辈前赴他驻锡的福华饭店受他招安。
六、表面自由主义，骨子里彻头彻尾专制、独裁、警备总部那一套。
七、破坏国家伦才制度，紊乱学术社群人伦秩序。
余大师择徒不精、课徒不严还是小事。台湾文科的有心人士皆知奔赴余门乃现代登龙术，凡入其门者等于买了院士俱乐部的入门券，就等着当院士。余英时对摧毁台湾垂直社会流动，与有大功焉。君不见已有王汎森、黄进兴当了院士，之后排班候选院士者计有陈弱水、林富士，以及李建民。
攀附海外院士头头为其博士生并获学位，指他与杨联升的关系；夤缘美国汉学界皇帝，并附和其中国观，指他与费正清的关系。针对这两点，余英时新近出版的《余英时回忆录》中对其哈佛生涯有详细的描述，其实就是委婉自辩，希望能洗刷台湾一些人长久的质疑。不过，洗不洗得清，见仁见智。
娶国民党校园特务大档头的女儿为妻，则是指陈雪屏。陈雪屏历任燕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北大训导长，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教育部政务次长、代部长等职。到台湾后，1949年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考选部长、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国建会副主委、主委、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着有《谣言的心理》（商务印书馆，1939年，是我国在这领域最早的一本）等书。
其子女也很厉害。儿子陈棠为台湾土地银行董事长，女陈淑平，女婿就是余英时。
由于陈雪屏一直位高权重，故在共产党前后公布两批战犯名单中，陈雪屏位居第54位，比胡适还靠前一位。
而在知识人圈子中，陈的形象也较特殊。所以1948年底，陈寅恪曾对弟子邓广铭说：“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指胡适）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陈雪屏在台湾政界教育界之地位如此，余英时之所以能在台湾风生水起，不难理解。卢建荣批评余英时靠裙带关系走红，应该也非空穴来风。
而最可玩味的，是他们翁婿相得，情感融洽，有共同的艺文爱好。这种契合，实更胜于余氏跟钱穆、杨联陞的关系。余的学问路数，事实上也更近于陈雪屏，善于“测人心术”，论朱熹、方以智、戴震、章学诚、陈寅恪等无不如此。这是心理学家老岳父的本领，钱穆、杨联陞，焉有此技？
2011年新高地出版社《余英时先生与我的一段公案及其后果》则有专号如下：
序：余英时抓抄标竿不敌台湾知识仿冒文化惯习／本社
余大师英时先生与我一段公案／张友骅
一代学棍－－中研院士选举的幕后操纵者／余济之访问并记录，张友骅校注
原来大师爱说谎／卢建荣
难道余英时三个字不可讨论？！（张友骅）
余英时外科阉割术（张友骅）
以公心评余英时的史学研究（卢建荣）
台湾1975-1988：捍卫威权体制下的制作大师（卢建荣）
扛着士志于道的大旗 背离独立知识人传统的打造－－记余英时二三事（卢建荣）
二论余英时的“外科阉割术”？！／张友骅
果然余英时、许倬云不能讨论？！／张友骅
史上卖相最夯论文集及其所需偿付社会代价－－对余英时史学降半旗／卢建荣
狐乎？虎乎？：不见大器征兆的余英时博论／卢建荣
抢错舞台搞错表演－－记台湾八Ｏ年代余英时一场越界豪奢表演／卢建荣
与学霸交易－－余英时生涯首部专书营求美职搜秘／卢建荣
余英时和《时报》学媒合谋复制论文集大卖经验再议－－再见商人心机／卢建荣
余英时伙同联经公司复制论文集大卖经验三议－－又见商人心机／卢建荣
打余首役为邢义田所为考／房君铭
追星族余英时神话陈寅恪晚年作为译码／卢建荣
余英时开训 却张冠李戴／卢建荣
余英时翻天覆地重复使用资料背后心曲 －－四见商人心机／卢建荣
看这些文章篇目，也许你会以为仅是卢建荣、张友骅少数人在批评余英时，其实不然，像蔡锦昌《活在知识中的人——知识分子新论》（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中也感慨余英时“甚且已变成一个横跨学界与政界的学阀和文化明星”，其他腹诽者则甚多。
这种批评往往还结合着时事，例如2012年11月29日便有一篇《余英时大师，还是先搞好学术自由吧！》：
最近台湾最火热的议题，莫过于壹传媒(拥有苹果日报、壹周刊、壹电视等传媒)出售的事了。
本来买家只有台塑王家与辜仲谅，收购过程虽有部分学者们认为不妥，但还引不起大众的“团结”。直到旺中集团出现在收购名单中后，这一切才开始又热闹起来。
为何旺中会令台湾人如此敏感？请看余英时从国外来鸿的文字吧。他说：“通过台商收购媒体，在台湾进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动，已经达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奋起抵抗，此其时矣。”(转载自20121127新头壳与自由时报之报导)这段文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即：在台湾人眼中，旺中乃“中资”也！若让有“中国”色彩的媒体进驻台湾，台湾还有新闻自由吗？
于是，表面上看起来，目前台湾的反媒体垄断是为了争取新闻自由，实际上却带有浓厚的国族主义味道。若非旺中突然加入收购行列，恐怕人民对新闻自由之有无，是比较没有那么在意的。
我们姑且不谈苹果在与旺中集团开战后，就立刻脱手，然后旺中也恰在这个时机加入收购的行列，一切纯属“巧合”的疑虑好了，重点是，反垄断、争自由的人，应该是余英时吗？
卢建荣教授最近出版了《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四十年》一书，内中就记录了余大师是如何打着自由主义者的名号，却在专制的小蒋时代，称霸国民党经营的两大报副刊之传奇。以及，他又是如何拉拔自己的子弟兵们进入学术要津，渐次取得人文学科的霸权，打压异议人士，垄断学术资源的种种祕辛，令人瞠目结舌。无怪乎在民国70年代，张友骅先生会愤而写出“一代学阀余英时”这样的文章了。
当然，余大师是否为学阀，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在那肃杀的时代，所谓自由人士如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纷纷入狱或遭政治当局打压之时，他老兄却能在两大报叱咤风云，却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并且，现今历史学界的掌权派，多半与他有师生情谊，这也是真确的。如今，这样的人，要来反媒体垄断，来高呼新闻自由，岂不讽剌吗？他老兄所熟悉的台湾学术界都不自由了(至少人文科学界如此)，却还管到他专业以外的事，岂不过乎？
余大师，真的为自由的话，还是先将您所培植（不管无意或有意）的主流势力，退出历史学界吧！如此，则自由幸甚矣！！
面对这种呼吁，余先生的自由主义招牌显然就该擦得更亮些，不能只反中，而更应反对一切不义。
其次，他学问上的一些缺漏，既遭质疑，也应该如他早年不断修订、补充其《方以智晚节考》那样，“旧学商量加邃密”，好好沉潜下来修订答疑才是。人老了，戒之在得。可是所得有实有虚，学问实才是真的、名声则是虚的。德不配位，更非好事。依草附木者与盲目追捧者的掌声，有什么可迷恋的呢？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述，实为“学术与权术”的关系。余英时的“另一面”不是个案，而是比比皆是的落网之鱼——台湾如此余英时等等如此，大陆的钱钟书也难逃这个法网。事实上我观察历史，几乎没有一个显学，和政权没有勾结。这不值得大惊小怪。相反，如果不是这样，那倒反而属于另类的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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