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亚当·斯密是一位哲学先行的“经济学家”

网文《亚当·斯密》报道：

亚当·斯密（英语：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受洗）—1790年7月17日），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柯卡尔迪（Kirkcaldy）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所著的《国富论》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这本书发展出了现代的经济学学科，也提供了现代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基础。被誉为经济学之父。

人物生平

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一个只有1500人左右的小镇柯卡尔迪（Kirkcaldy）。确切的出生日期并不清楚，他在1723年6月5日于柯科迪受洗，担任关税查帐员的父亲在他出生前6个月便已去世。在大约4岁时，斯密曾被一群吉普赛人诱拐，不过很快便被他的叔叔救回。幼年的斯密聪明好学，14岁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主修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以及道德哲学。在格拉斯哥学习期间，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予斯密启发。在“永恒的”（斯密如此称呼他）哈奇森的教导下研读道德哲学。斯密在这个时期发展出他对自由、理性、和言论自由的热情。

在1740年他进入了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但他后来说“在牛津的时期对他后来的毕生事业没有多少影响”，他在1746年离开了牛津大学。1748年他在亨利·霍姆（Henry Home）的赞助下开始于爱丁堡大学演讲授课。最初是针对修辞学和纯文学，但后来他开始研究“财富的发展”。年近30岁时，他第一次阐述了经济哲学是“明确而简易的自然自由制度”，他后来将这些理论写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里。在大约1750年时他认识了大卫·休谟，两人成为亲密的好友。他也认识了一些在后来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推手的人物。

斯密的父亲对于基督教有强烈兴趣并且加入了温和派的苏格兰长老教会（Scottish Presbyterianism，自从1690年以来的苏格兰国教）。斯密可能曾前往英格兰寻求英格兰教会的职位：但这件事的真实性仍具争议。为何他放弃信仰并回到苏格兰的原因仍然未知，但能肯定的是这时斯密已经成为自然神论者了。

在1751年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并在1752年改任道德哲学的教授。他的讲课内容包括了伦理学、修辞学、法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治安和税收”的领域。在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具体化了部分他在格拉斯哥的授课内容。在当时这些研究的发表使斯密获得了广泛名声，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人类如何透过仲介者和旁观者之间的感情互动来进行沟通（亦即，个人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互动）。他对于语言发展的研究则较为粗浅。斯密流畅的、深具说服力的、甚至华丽的论述相当突出，他的论述基础既不是像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一般根基于特殊“良知”，也不是像休谟一般根基于功利主义，而是基于同情的。

斯密的授课逐渐远离道德的理论，而改专注于法律学和经济学上。他在这段时间的思想发展可以由他的一名学生在1763年所抄录的授课笔记得知[6]。到了1763年底，政治家查理·汤森（也就是引荐斯密认识了大卫·休谟的人）提供斯密一份收入更为丰厚的工作机会，担任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布鲁斯公爵的私人家教。斯密辞去了在大学的教授职位，并在1764年至1766年间和他的弟子一同游览欧洲，大多是在法国，在那里斯密也认识了许多知识份子的精英，例如阿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和达朗贝尔，尤其重要的是弗朗索瓦·魁奈—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斯密极为尊重他的理论。在回到可可卡地后，斯密在接下来10年时间里专注于撰写他的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为《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这本书备受推崇并且被普遍流传，斯密也随之声名大噪。1778年他获得了一份在苏格兰的关税部长职位，得以和他的母亲一同居住在爱丁堡。他在1790年7月17日于爱丁堡去世。在死后清点遗产时，人们发现他显然秘密贡献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收入用作慈善用途。

斯密的遗嘱执行人是他在苏格兰学界的两名好友—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约瑟夫·布雷克以及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斯密留下了许多未发表的著作，遗嘱声明要销毁其中一部分斯密认为不适合发表的著作，其馀的著作则在后来陆续发布，包括在1795年出版的《天文学历史》（History of Astronomy），以及《哲学论文集》（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斯密的头像被印在2007年3月13日发行的二十元英镑的背面上。

1759年，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出版。1764年，斯密受布克莱（Buccleuch）公爵之邀，离开格拉斯哥大学，到欧洲大陆旅行。旅行的经历以及在旅行过程中同许多大陆学者的交往，促使斯密经济理论走向成熟，尤其是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魁奈对他影响很大。三年后，斯密回到伦敦，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工作，斯密回到故乡寇克卡迪，开始潜心撰写经济学著作。

1776年，这部写作历时六年，修改三年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终于完成。它的发表，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

在写作《国富论》的过程中，斯密积劳成疾。自1784年开始，他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但斯密依然笔耕不辍，继续写作两部关于哲学和经济学的著作。

1787年，斯密应邀去伦敦为英国内阁成员讲授经济学，同年11月，又被推荐担任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1790年7月17日，斯密逝世 [8] 。

斯密在临终前，他坚持将未完成的十几部手稿付之一炬。在他逝世后，后人根据他的学生所记的笔记，1796年整理出版了《正义、警察、岁入和军备讲稿》，其他遗稿也陆续整理出版，包括1793年的《哲学问题论集》，1795年的《天文学史》等等。

个人生活

家庭成员

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

斯密的母亲叫玛格丽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儿，一直活到90岁，由于在斯密出生前父亲就已去世，所以斯密特别亲近他的母亲，母亲也经常教导和鼓励斯密，斯密受到母亲的影响极大，所以母亲一直是亚当·斯密生活的中心。因为斯密童年体质孱弱多病，又无兄弟姐妹，孤儿寡母的缘故，在他长大成人后仍时常陪伴在母亲身边，而真正了解亚当·斯密的人就是他的母亲。亚当·斯密的一生就是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一生，在长达60年的岁月中，斯密对母亲孝顺侍奉，斯密终身未娶。1784年5月23日亚当·斯密之母去世，这年斯密已经61岁，在母亲去世6年后斯密也离开了人世。

社会交往

斯密一生最好的朋友就是戴维·休谟。在大约1750年时他认识了戴维·休谟，两人成为亲密的好友。即使两人距离相隔多远，也会持续的通信保持联络。由于亚当·斯密在1773年初步完成《国富论》时的身体状况已衰退许多，他深怕自己历时九年的著作会没有出版的一天，所以那时斯密便指定戴维·休谟为遗稿管理人。但是在《国富论》出版两个月后，戴维·休谟便因病去世；在1776年1月戴维·休谟订定的遗嘱中，指定亚当·斯密为遗稿管理人。

著作

在斯密死后不久，他遗留的手稿几乎全都销毁了。在他生前最后一年里他似乎计划撰写两篇主要的论文，一篇是有关法律的理论和历史，一篇则是和艺术与科学有关。在死后才出版的《哲学论文集》所收录的可能是后一篇论文的部分。

《国富论》一书是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极大贡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世界，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学所发行过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富论一书成为针对重商主义（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理论）最经典的反驳，在这本书于1776年出版后，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许多要求自由贸易的声浪。这些声浪还认为当时经济的艰难和贫穷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所造成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相信了自由贸易的优点：英国政府和议会依然继续维持重商主义多年。

国富论一书也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相反的，斯密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大量的提升生产效率。国富论一书非常成功，事实上还导致许多早期学派的理论被抛弃，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则专注于将斯密的理论整合为现在所称的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由此衍生）。马尔萨斯将斯密的理论进一步延伸至人口过剩上，而李嘉图则提出了工资铁律—认为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连勉强糊口的层次都无法达成。斯密假设工资的增长会伴随著生产的增长，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则较为准确。

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只被称为“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举例而言，如果产品发生短缺，产品的价格便会高涨，生产这种产品所能得到的利润便会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产，最后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许多产品进入了市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加，供给的增加会将产品的价格降低至接近产品的生产成本。即使产品的利润接近于零，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刺激也不会消失，因为产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产者的薪水在内。如果价格降低至零利润后仍继续下跌，生产者将会脱离市场；如果价格高于零利润，生产者将会进入市场。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进而造福整个社会，而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仍具有利润的刺激。不过，斯密也对商人保持戒心，并且反对垄断的形成。

斯密也大力批评过时的政府管制，他认为那些管制将会阻挠产业的扩展。事实上，斯密反对绝大多数政府管制经济的行为，包括关税在内，他认为关税最终将导致长期的效率低落以及价格的居高不下。这个理论在今天被称为“自由放任”，代表“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这个理论后来影响了政府的立法，尤其是在19世纪里。在国富论一书里最知名也最常被后人引用的两句话是：

“我们不能藉著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因此，由于每个个人都会尽力把他的资本用以支持并管理国内的产业，这些产业的生产于是便能达到最大的价值；每个个人也必然竭力的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扩大。确实，他通常并没有打算要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促进了这种利益至何种程度。由于宁愿支持国内的产业而非国外的产业，他只是盘算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产业的方式在于使其生产的价值能够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也同时促进了他原先无意达成的目标。并非出自本意并不代表就对社会有害。借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为有效地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装增进公共利益而干预贸易的人所达成的。”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后世的经济学家认定是古典经济学的开端。

“亚当·斯密问题”

对于亚当斯密在强调“同情”的《道德情操论》与强调“私利”的《国富论》两书间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争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这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在道德情操论一书里，斯密似乎强调人类在慈善动机下的意图与行为的同步性，而在国富论里这则被分裂为“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宣称，在资本主义体制里，个人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时也会提升共同体的利益。于是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对于利己和人类动机的狭窄定义所可能引发的矛盾。不过这并不表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写道：

“因此，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的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

亚当斯密本人并不认为这两者存在矛盾，在国富论一书出版后，他又发行了经过稍微修正的道德情操论版本。他或许认为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终都将达成相同的目标。

影响

《国富论》一书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增长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成为了开展现代经济学科的先驱。它也提供了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最为重要的论述基础之一，极大的影响了后代的经济学家。

《国富论》一书的原始版本则存在一些争议，一些人主张书中的内容曾被窜改的较为温和，以符合当时某些思想家如大卫·休谟和孟德斯鸠的既定理论。的确，许多斯密的理论都只简单地描述历史的走向将会远离重商主义并朝向自由贸易，而当时这种走向早已发展了数十年，并且已对政府政策有极大影响。无论如何，斯密的作品广泛地组织了他们的理论，因此至今仍是经济学界最为重要而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主要作品

《道德情操论》（1759）

《国富论》（1776）

《哲学论文集》（在死后于1795年出版）

注释

 当他在牛津的居住期限到期后，他面临了未来走向何种道路的选择。他缺乏遗产，而且也没有自己的事业。他也不可能选择教会生涯，因为在宗教信仰上他已经成为伏尔泰理论的追随者了。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是马列主义的三大教条之一，那么亚当斯密的“哲学经济学”才是马列教条的祖宗。

《亚当·斯密，经济学家？哲学家？》（徐说闲话 2021-09-19）报道：

活在英镑里的先贤

在现行流通的20英镑钞票背面，印刷着ADAM SMITH 1723-1790的字样，这就是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影响全球200余年的亚当·斯密。

作为活在英镑上的大人物，亚当·斯密有着诸多的“头衔”，“现代经济学之父”、“自由企业的守护神”等。这些头衔、赞誉，亚当·斯密确实当之无愧。他第一次详细的说明了分工的重要性，通过制针这个例子形象地展示了分工对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巨大作用。提出商品价格的构成因素（工资、地租、利润），并详细的说明在各个条件下三者对于价格的影响权重……这些观点至今仍为经济学家们提供理论源泉。

连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构建者卡尔·马克思都对他肯定有加：“在亚当·斯密手中，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某种完整的地步，它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完备的轮廓。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经济学家

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确实是开创了一个“门派”，让经济学第一次成为了一门系统的完整的学科，后世门徒无数，影响至今。

在宏观经济上，亚当·斯密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动态变化过程，他分析得出了“市场机制本身驱使近代社会的经济不断发展”的结论。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在鼓励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优化资源的配置；分工导致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时间的节约和技术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微观经济上，亚当·斯密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并且把每一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视为是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通过考察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竞争约束个人自利行为的作用形式和价格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运动过程。他的分配理论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决定，并考察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后者的著作中，不难发现亚当·斯密论点的影子。甚至可以说，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源头，也来源于分配理论的要素分析，马克思在亚当·斯密关于价值分配理论略显混乱的关系中理顺、深化、提升了这个观点。

基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的论点，亚当·斯密倡导经济自由主义。他认为：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只需建立法制，提供基础的公共设施服务，让每一个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经营，民众自然地会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看不见的手”调节，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

尽管，在今天看来，亚当·斯密某些论点可能已经不是那么适宜了，但在当时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776年付梓的《国富论》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成为经济学发展史的里程碑。

《国富论》在中国

《国富论》正式出版发表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乾隆中后期，“天朝上国”光环还在，闭关锁国中。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思想禁锢。

到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踹开了，一些留洋学生能了解到这些思想，但直到1902年，才由严复翻译成中文《原富》出版。

被低估的哲学家

由于《国富论》的影响范围很广，旷日持久的印记，使得“经济学”的标签牢牢打在亚当·斯密身上。但，在《国富论》发表之前，亚当·斯密曾在母校格拉斯哥任教授，主讲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妥妥的哲学家一枚。

1759年，亚当·斯密的处女作《道德情操论》出版，获得了学术界极高的评价。亚当·斯密认为：人的行为由六种自然的动机所推动，分别是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这些动机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细致平衡，会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与其他人的利益出现强烈地对立，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动必然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中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基于这个理论假设，“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理论雏形就推演出来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当·斯密首先是哲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他的哲学理念奠定了他的经济学构建假设。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道德情操论》是比《国富论》更值得阅读的一本书。

孔子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蕴含了这个理念，他以同情心（同理心）为基础，通过代入他人的角色来体察他人的感受。大量使用具体的案例来说明，生动而富有深意，简明易懂。同时，全书脉络清晰，富有人文情怀又不落入鸡汤文的俗套，通过阅读可以提高情商，更好的理解身边的情感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当·斯密是被严重低估的哲学家，人文学者。

生平简介

亚当·斯密，1723年生于苏格兰，1790年逝世，终身未婚，也未留下子嗣。这个跟伟大的牛顿一样，书籍是他们最完美的情人。

与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是，亚当·斯密的人文情怀很重，如果说《国富论》中看到的仅仅是富有人文情怀，那么在早期的《道德情操论》中，人文情怀真是要溢出了。这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的环境等，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其作为big person外的另外一个属性，“好人”。

斯人已逝，思想长存，致敬经典！

谢选骏指出：查核亚当斯密的一生，他果然是一位哲学先行的“经济学家”！就像一百年后的卡尔马克思一样。所以他的《国富论》缺乏宗教观念，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故意的躲避。由此看来，亚当斯密实在没有起码的“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