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武汉起疫整合世界

《武汉病毒所病毒标本馆入选2021—2025年度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武汉病毒所网站2022-04-12）报道：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了《关于命名2021—2025年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的决定》。其中，经湖北省科协推荐，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标本馆入选。

1992年，在中科院的支持下，依托病毒保藏中心，武汉病毒所开始筹建病毒标本馆。2016年，在中科院科学传播局科普项目等支持下，病毒标本馆进行了升级改造，随后全面对外开放。该馆为科学传播局标本馆科普网络委员会成员，入选第一批“全国青少年走进科学世界科技活动示范基地”和“湖北省科普教育基地”；荣获武汉市科普典型“十佳科普教育基地”、“中科院防疫科普工作突出贡献奖”和“中科院‘十三五’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病毒标本馆紧密围绕“病毒与健康”的科普主题，以新发传染病预警等科学故事、科学家探索求真精神、生物安全科技创新成果等为主线，融生物学基本知识、病毒防控教育、科普受众兴趣、社会热点科学讲解和微观世界艺术表现于一体，展示体现中科院特色和研究所优势科普资源。病毒标本馆每年积极组织参与公众科学日、科技活动周等科普活动，参与人数累计逾万余人。同时，通过编撰科普图书、创作微视频等方式产出一系列武汉市“十佳科普读物”在内的高水平科普产品，营造了尊重科学、热爱科学的良好氛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中科院、中国科协、湖北省科协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病毒标本馆拓宽渠道，整合多方资源，形成科学传播合力；组织参与湖北省“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湖北卫视荆楚科普大讲堂《开学第一讲》、央视频科普直播接力等大型科普活动，累计参与和服务人数860万余人，积极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病毒。

未来，武汉病毒所病毒标本馆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提升科普公共服务能力，推进新时代科普工作模式转型升级，扎实开展科普资源共建共享，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谢选骏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是2019年开始席卷武汉病毒的发源地，三年来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武汉病毒整合世界”的使命。因此立功受奖不足为奇。

《中国病毒》报道：

中国病毒（英语：China virus/Chinese virus[1]），又译中国人病毒[2]、华人病毒[3][4][5][6]是在2020年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一些人对引发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的称呼，其中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因使用这一称呼而引发大量争议。特朗普于2020年3月16日在Twitter的中使用这一称呼，后又多次使用。

特朗普称因为“病毒来自中国”而使用该称呼。该称呼被部分人士认为涉及对中国裔、华裔乃至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并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反对。他本人及部分支持人士认为是因为中国搞阴谋论，宣称美军传播病毒在先，这并未涉及种族歧视，只是导正视听，并举出埃博拉病毒等例子。3月24日，特朗普曾宣布不再使用这一称呼。但是，其后在社交媒体和公开场合仍然多次使用“中国病毒”、“中国人病毒”、“功夫流感”等称呼[7]。

2020年1月29日，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英语：Herald Sun）》在报道疫情时，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并将“pandamonium”（混乱、骚动）中的panda（熊猫）字样标色强调。[8]2020年2月5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地方报纸《省报（英语：The Province）》在头版标题中写有“B.C.省第二起中国病毒病例”（2nd China Virus Case in B.C），引发争议。[9]2月7日晚，《温哥华太阳报》和《省报》主编哈罗德·门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是一种从地理上定位该病毒起源的方法，并不是歧视。他向当地华裔社区道歉，并称不会在标题中再使用这些词[10]。

2020年3月11日，美国众议院委员会针对美国疫情举行了一场听证会，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英语：Robert Redfield）回应提问时称，美国确实有原本诊断为患流感，但实际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情况[11]。次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转载了《环球时报》推特的相关视频，并用中文、英文分别发出两条配文，指责美国隐瞒疫情真相，并指出可能是10月到武汉参加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的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到了武汉[12]：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3月17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美国将支持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其中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13][14][15]：

此后，特朗普多次使用“中国病毒”一词，并被指责涉嫌种族主义并助长歧视。特朗普回应称“这一点也不种族主义，（因为）病毒来自中国”（It's not racist at all, no, not at all. It comes from China.）。[16][17]3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虚假的信息，诬捏美国军人把病毒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使用“中国病毒”一词“以正视听”[18]。他表示会使用这一词语是因为这是病毒的来源地，病毒确实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中国病毒”毋庸置疑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用词。同时他坚持声称这并不牵涉种族歧视[19]。3月19日，特朗普在白宫出席疫情记者会时，再次使用“中国病毒”一词来称呼。《华盛顿邮报》摄影记者贾宾·博茨福德（Jabin Botsford）拍摄到其讲稿上的“Corona Virus”中的“Corona”被划掉并改成“Chinese”[20]。

3月23日，特朗普在推特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的传播不是亚裔美国人的错[21]。次日，特朗普接受福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他决定不再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22][23][24]。

但特朗普后来表示自己不后悔使用“中国病毒”这一说法，因为他“参考了其他传染病用地名命名的情况”[16]。贾宾·博茨福德则在同日再次拍摄到了记者会讲稿，其中特朗普将有关“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的内容删掉，并加入一段有关“保护亚裔美国人”的段落[24]。同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表示，自己虽然不再使用“中国病毒”一词，但坚持表示“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次日，七大工业国组织（G7）国家外长举行视频会议。蓬佩奥坚持要在联合声明中使用“武汉病毒”（Wuhan virus）一词，但遭到其它国家反对，联合声明未予发表，这是G7在历史上首次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七国最后分别发表了声明。[25][26]

5月25日，特朗普在推特中再次使用“中国病毒”一词[27]。

7月22日，特朗普在出席白宫疫情简报会时提及4次“中国病毒”[28]。

2020年9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时表示[2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75年后，我们再次参与一场伟大的全球斗争。我们与无形的敌人——中国病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它已经在188个国家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

2020年10月，特朗普感染COVID-19，但很快痊愈。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我打败了这个疯狂、可怕的中国病毒”[30]。

2020年12月7日，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确诊COVID-19，特朗普再度于推特使用中国病毒一词，表示“朱利安尼是迄今为止，纽约市史上最伟大的市长，他努力不懈揭发美国史上(迄今)最腐败的选举，他已经在中国病毒(China Virus)检测中确诊为阳性，愿他早日康复，我们会继续前进。”[31]。

2021年1月19日，特朗普在总统告别演说中再次表示“中国病毒”影响了美国和全球经济。[32]

其他

2020年2月10日，美国投资人凯尔·巴斯在《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推特留言，诅咒称“让中国病毒横扫GT（Global Times，即《环球时报》）员工和共产党的其他人”（Let the chinese virus rampage through the ranks of the GT and the rest of the communist party）。在胡锡进的要求下，该投资人删除了相关推文，但表示不会做出道歉[33]。3月22日，西班牙说唱歌手和画家Bejo在新歌中多次唱到“virus chino”（西班牙语的“中国病毒”），被批“种族主义”，其在YouTube上发布的歌曲视频遭到大量中国大陆网民投诉。最终Bejo道歉，并称这首歌只是个幽默[34]。

各方观点

美国

支持

部分人士对这一言论表示支持，支持与反对者非常分明。比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盖瑞特（Laurie Garrett）认为，这更多的是美中两个对手之间的“口水仗”。美国专栏作家和评论人士章家敦则认为，这一说法没有什么错，是孔子所主张的“正名”。[35]总统顾问凯莉安·康威说，特朗普只是想说得准确些，认为他的意思是“病毒是从那里最先开始的”。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E·格拉斯利（Charles E. Grassley）在推特指出：“我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生气，因为我们把起源于那里的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我们提到1918年和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时西班牙可从没生气。”[36]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如美国名嘴比尔·马赫[37]）称“中国病毒”的说法不是种族主义，并指出此前国际社会也有以发源地冠名疾病的做法，并以此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存在的腐败等问题。[35]亚利桑那州众议员保罗·戈萨在推特发起为病毒命名的投票，四个选项分别为“中共病毒”“武汉病毒”“中国病毒”“SARS COVID-19红色死亡”（SARS COVID-19 Red death），结果“中共病毒”（CCP virus）过半数[38]。白宫方面也在推特批评所谓“媒体假装愤怒”，指出历史上包括埃博拉病毒、西尼罗河病毒在内的其他疾病也都以地名命名[36]。

特朗普对此的回应为[39]：

“It's not racist at all, no, not at all. It comes from China, that's why. I want to be accurate. ... I have great love for all of the people from our country, but as you know China tried to say at one point ... that it was caused by American soldiers. That can't happen, it's not gonna to happen, not as long as I'm president. It comes from China.

它一点也不种族主义，不，一点也不。因为它（病毒）来自中国，我想讲得准确一点。……我对我们国家的人民有着深沉的爱，但是你们知道，中国认为……（病毒）是由美国军人造成的。这不可能，只要我还是总统就不可能发生。它（病毒）就是来自中国的。”

反对

美国演员马克·鲁弗洛在推特批评称：“当你把病毒归咎于一整个种族时，你就是在煽动人们敌视他们。”并要求特朗普“做些好点的事”（Do better）[40]。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英语：Robert R. Redfield）谴责这一说法“是绝对错误和不适当的”，认为将会造成种族主义倾向[41]。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议员刘云平则表示，“中国病毒”的说法使得亚裔美国人遭受到极大的种族歧视，要求特朗普“立刻停止这种不理智的言论”，呼吁共同面对。[41]亚裔美国人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英语：As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在推特表示：他（特朗普）当然会称之为“中国病毒”，因为他不在乎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因为对病毒的种族主义描述而遭受的仇恨和暴力（Of course he called it "Chinese Virus," because he doesn't care that Asians and Asian Americans are subjected to hate violence because of this racist description of #coronavirus.）[42]。3月20日，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批评称：“（特朗普）总统正在滑向种族主义言论，想转移人们注意力，（以掩盖）他未能及早认真对待病毒、广泛提供检测、为美国应对危机做好充分准备。不要上当了，不要让你的朋友和家人上当。”[4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在咨询过医学专家以及参考世卫组织的指导意见后，他们认为“中国病毒”这个说法“不准确而且是污名化”[44]。在特朗普改口后，CNN则解读为他“意在争取华裔社区的选票支持”[45]。《纽约时报》专栏评论版则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是“在试图转移公众注意，以掩盖其抗疫失败”[45]。NBA前球星林书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等人也发推表示反对[46]。推特上更是有网友指责特朗普是“美国病毒”（American Virus）[47]。

3月19日，比尔·盖茨在Reddit上回答网民提问时，有网民问“为什么在中国病毒恶化之前就从他的职位上退下来了”，比尔回答说这与疫情无关，又指出：“我们不应该叫它中国病毒。”并肯定了中国为抗击疫情所做出的努力。[48]

2021年5月，华裔美国人民权联盟（Chinese American Civil Rights Coalition）控告特朗普诽谤和精神伤害。该组织认为，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功夫病毒”等词汇，导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上升[49]。

7月21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接受CNN采访时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特朗普病毒（Trump Virus）。9月1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华裔众议员孟昭文提出的议案，谴责 “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和“功夫流感”等言论，并表示这些言论在煽动社会的反亚裔情绪[50]。

2021年1月27日，为打击针对亚裔的种族仇恨，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宣布禁止联邦政府官员以“武汉肺炎”、“中国病毒”等来指代2019冠状病毒病[51]。

中华人民共和国

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回应，明确表示反对这一称呼。[52][53][54]3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做出回应：提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55]3月20日，外交部部长王毅与多国外长通电话时表示：“个别国家企图将中国抗击疫情污名化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56][57]。

3月24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耿爽发表700余字的表态，表示美国是在“搞污名化”，要求美国停止使用这一称呼[58][59]

特朗普宣布不再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后，3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称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强调病毒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希望美方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疫情挑战，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60][61]3月26日，耿爽还就蓬佩奥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后批评中国政治制度、将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做出回应，称其“用心险恶”[62][63]。

中国媒体纷纷表态响应政府立场。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周德武在《环球时报》上发文[64]。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认为美国“想把这个‘罪名’放到中国身上”[65]。上海《文汇报》记者郑若麟则在《新民周刊》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我们必须打赢这一场新的疫情舆论战。否则对疫情之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中国会非常不利。”[66]

在反驳支持者们以“埃博拉病毒”为例说明“中国病毒”的合理性时，《南方都市报》指出埃博拉是一条河流的名称，人们不清楚埃博拉河在哪个国家，这和“中国病毒”有本质区别[37]。埃博拉病毒疫情最早在于埃博拉河周围的一个小镇杨布库，科学家们为了不给这个小镇增加污名，便在地图上找到了周围的埃博拉河，并以此命名[67]。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其于2015年5月8日发布的《命名新型人类传染病的最佳实践》呼吁科学家、政府和媒体在命名新的人类传染病时遵循最佳做法，以尽量减少对国家、经济和人民不必要的负面影响。[68][69]世卫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针对“中国病毒”的称呼，在3月18日的疫情发布会上做出表态[70]；

“一直以来我们传递的信息就很清晰，病毒没有国界，不区分种族肤色和财富。我们在语言使用上要小心，应避免把病毒同个人联系在一起。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后悔把病毒同种族联系在一起，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的，我们需要团结合作。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是始于北美，我们也没把它称作北美流感。所以当遇到其他病毒时，我们采用同样的（命名）方式，避免同地域联系。我们要求每个人在这一刻都抱有团结的想法，这是需要事实并一起抗击病毒的时刻，而不是责怪谁。我们现在要确认所需要做的事情，从而确定地快速前进，同时避免将病毒同种族或其他领域相联系的表达。”

其他

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刊发评论文章《专家谴责“中国病毒”用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措施是美国不乐意见到的，故抛出“中国病毒”的说法[41]。俄新社政治评论员德米特里·柯西廖夫认为不应赋予病毒、细菌某种国家属性[41]。《今日俄罗斯》则指出：“当中国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华盛顿仍然就所有同疫情有关的事情责怪中国”[71]。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抨击此类称呼时表示，此种“幼稚”言论将有损全球应对这场危机的努力[71]。时任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郁白（法语：Nicolas Chapuis）则称叫“中国病毒”是无意义的甩锅游戏[72]。

在香港，部分支持泛民派的媒体指责中国政府通过“医疗外交”（向非洲多国援助医疗资源等）“转移视线，撇清责任，把故事说成中国抗疫成功”[73]，批评赵立坚的阴谋论是“试图制造舆论空间”[74]。而在中华民国台湾，部分民众支持这一称呼，但也有部分民众表示不管特朗普持何用意，都不应该如此称呼，认为会给亚裔美国人和旅外台湾人带来很大麻烦[75]。台湾《自由时报》下属的“自由评论网”则有人发文指出，这次疾病并非首个使用发源地命名的疾病，还提议“中国病毒”应改为“中共病毒”[76]。

参见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相关条目索引#标准命名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相关排外及种族主义#名称争议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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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我对“中国病毒”的叫法十分反感，因为它是通俄门的产物。但是我对“武汉起疫”却是觉得荣耀——因为不论是好是坏，武汉瘟疫确实是“中国对于世界的最大影响”之所在！毕竟，武汉瘟疫，从方方面面改变了全球，并且整合了世界，而且我预言，它正在并将进一步塑造未来的世界。

谢选骏：中国内战的全球化趋势

《德国之声今天报道：“北约峰会上，特拉斯说：‘我确实认为，随著中国通过经济胁迫和建立一》（2022-06-30 德国之声）报道：

今天（6月30日）报道：“北约峰会上，特拉斯说：‘我确实认为，随著中国通过经济胁迫和建立一支有能力的军队来扩大其影响力，它确实有可能得出错误的想法，导致灾难性的误判，比如入侵台湾。’前一天，特拉斯才刚呼吁，若中国侵台，应採取迅速行动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她说，这也是俄乌战争的一个重要启示。”[机智]评几句：“入侵台湾”这个说法就是个“灾难性的错误”。需要再次更正并强调，那叫“结束分裂状态，实现国家统一”。特拉斯你越关心台湾，台湾其实就越危险。就像你太关心乌克兰了，乌克兰就成了废墟。

谢选骏指出：很明显，“中国入侵台湾”这个说法，显现了“中国内战的全球化趋势”。因为这并非英国首倡——

《拜登：若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将提供防卫》（ZOLAN KANNO-YOUNGS, PETER BAKER

2022年5月23日）报道：

拜登总统周一在东京的新闻发布会上。

东京——拜登总统周一表示，如果台湾遭到中国攻击，他将动用军事力量来保卫台湾。这是对历任美国总统传统上喜欢保持的“战略性模糊”的摒弃，也是对他的幕僚们过去试图收回的声明所做的更为明确的重复。

在访问东京期间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拜登暗示，在帮助台湾一事上，他愿意比帮助乌克兰走得更远。拜登为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入侵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武器和情报支持，但拒绝派遣美国军队。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你不愿意军事介入乌克兰冲突，”一名记者对拜登说。“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愿意军事介入保卫台湾吗？”

“是的，”拜登直截了当地回答。

“你愿意？”这名记者追问道。

“这是我们给过的承诺，”拜登说。

本月早些时候的台北。拜登去年10月已经用类似的措辞表示，美国将保护台湾免受中国的攻击。

总统在没有警告和澄清的情况下做出的表态，很可能给美中关系制造新的紧张。中国坚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非一个主权国家。这个表态也让拜登政府在发布会现场的一些成员感到惊讶，他们没想到总统会表达出如此直白的决心。美国历来警告中国不要对台湾动武，但对于假如发生这种情况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台湾，美国通常保持模糊态度。

白宫很快试图否认总统似乎所说的意思。“正如总统所说，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白宫在一份匆匆发给记者的声明中写道。“他重申了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我们对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承诺。他还重申了我们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自卫军事手段的承诺。”

但拜登的说法超出了仅仅重申美国将向台湾提供武器的范畴，因为他被问及的问题是相对于他在乌克兰的做法提出的。总统在同意他会“军事介入”时，没有努力具体说明自己的意图。

事实上，他反复强调的是，他对台湾的承诺超出他在乌克兰的做法。“认为可以用武力夺取，用武力就能夺取的想法，是不合适的，”他在提到台湾时说。“那将扰乱整个地区，将是又一个类似于发生在乌克兰的行动。所以那将是一个更沉重的责任。”

担任总统后，拜登抛弃了前任们在中国和台湾问题上经常使用的不明确说法。去年8月，他决定放弃阿富汗政府后，为了安抚盟友曾承诺如果北约成员国受到攻击，“我们会做出回应”，然后补充说，“对日本同样，对韩国同样，对台湾也同样。”

但台湾从未像日本、韩国或美国的北约盟国那样，获得美国同样的安全保障承诺，因此拜登的上述说法被视为意义重大。两个月后，拜登在一个电视直播的市政厅节目中被问及美国是否会保护台湾免受攻击。“会，我们承诺了会那样做，”他说。当时也引发白宫迅速采取行动，试图收回他的说法，坚称拜登并没有改变美国的长期政策。

其实，总统经常无视下属希望他在海外对手面前采取的谨慎态度。今年3月，拜登在回答一名记者的提问时，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争罪犯，超出了他的政府使用的说法。不到一周后，他在波兰发表演讲，快结束时即兴添了一句普京“不能继续掌权”，结果再次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台湾战争看起来并非迫在眉睫，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采取了比其前任们更好斗的立场，一直誓言要将台湾置于中国政府控制之下，认为台湾问题是半个多世纪前一场血腥内战的未了之事。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增加了美国政府的紧迫感，华盛顿的官员们正在重新评估台湾的防御能力，以确保台湾能够击退入侵。亚洲也在密切关注俄乌战争将给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意图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如果俄罗斯成功征服了曾经是其帝国一部分的乌克兰的话，一些人担心这会提供一个危险的先例。不过，俄罗斯在拿下整个乌克兰时遭受的惨败，以及西方做出的一致反应，也许对军事冒险主义是面示警红旗。

据台湾国防部称，在拜登抵达亚洲的当天，中国曾派出14架飞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过去一年里出现中国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增多的趋势。台湾的战斗机紧急升空回应，但没有发生直接冲突的报道。

对台湾的许多人来说，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转向威权主义，以及对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镇压，使得台湾与中国的任何更深层次的政治联系都变得难以接受。周一，台湾外交部对拜登的最新言论表示欢迎，并对他重申美国“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承诺”表示“感谢”。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台湾将“继续提高自卫能力，深化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已按老规矩驳斥了拜登的说法。“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记者说道。他还表示，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中国人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

在发表上述言论不到一小时后，拜登正式宣布了新的13国印太经济框架，旨在抗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活动结束时，拜登没有理会记者大声提出的问题，包括在台湾进行军事介入会采取什么形式，以及他是否做了派遣美国地面部队的准备。

岸田文雄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国时措辞强硬，他对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乌克兰那样的冲突表示担忧。他说，任何“像俄罗斯这次入侵乌克兰那样，用武力改变现状的单边企图都永远不应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得到容忍”。

尽管如此，岸田文雄在拜登发表上述言论之前坚持了传统政策，称美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保持不变。“我们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变，”他说。

拜登的即兴表态将日本置于复杂处境。台湾距离日本最西端有人居住的岛屿那国岛只有110公里，与中国的战争将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潜在后果。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来，日本一直拒绝武装冲突。

“毫无疑问，拜登说的‘美国介入’，意味着日本也将介入，”东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校长道下德成说。

他还说，虽然岸田文雄不会像拜登那样直截了当，但日本政府力争增加国防预算，同时也在讨论获得能够打击敌方领土上导弹发射场的武器，以及与美军进行更多演习的计划。

“中国的军事规划者在制定是否攻击台湾的计划和决定时，必须将日本介入的可能性考虑进去，”道下德成说。迫使中国考虑同时面对美国和日本军队的前景，最终将“增强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可能性”，他说。

Zolan Kanno-Youngs自东京、Peter Baker自首尔报道。

Zolan Kanno-Youngs是时报白宫记者，报道拜登政府有关国内和国际议题以及国家安全、极端主义等一系列议题。他于2019年加入时报并担任国家安全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KannoYoungs。

Peter Baker是时报首席白宫记者，为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五位美国总统的新闻。他还著有六本著作，最新的一本是《管理华盛顿的人：詹姆斯·A·贝克三世的生活和时代》。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ok上关注他。

谢选骏指出：拜登为何“悍然撕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因为在此之前，三个联合公报已经成为“过时的历史文件”了。英国为何一反常态地追随美国，加入中国内战、参与保卫台湾？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共宣布“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时的历史文件”从而使得英国“痛失香港”的缘故。

《主权移交25周年：海外港人的无奈与乡愁》（2022年6月30日，新闻广角报道：

25年前，香港主权移交北京前夕，曾有大量港人移居海外。而过去几年，随着北京对香港管控不断收紧，选择移民的港人又变得越来越多。

玛丽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前离开了香港，25年后的今天，玛丽仍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她对法新社表示：“我就是没法相信中国政府。” 和玛丽持相同观点的香港人还有很多。官方数据显示，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前的几年里，有数十万人离开香港，去海外开始了新的生活，因为他们不想生活在北京的操控之下。

本周五，香港将迎来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街头的宣传标语上写着：“砥砺奋进廿五载　携手再上新征程”，而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新征程”就是尽快离开香港。

根据中英两国当年达成的协议，中国承诺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并在地方选举和协商的基础上任命香港领导人。

但北京后来颁布的香港国安法，却掀起了新一轮移民潮。2020年移居英国的翁费米（Fermi Wong）表示：“移居世界各地的港人对香港的定义也许并不相同，但我们都有强烈的群体意识，都有着共同的命运。连接我们的是一些无法描述的东西，是一种特殊的气质，在街上我一眼就能认出香港人。”

人在英国，心系香港    

1997年4月，玛丽和丈夫及两个儿子一道搭乘单程航班离开香港，此后一直生活在英国。她很快就适应了异乡的生活，从未真正感到想家。但2019年，有关香港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的电视新闻，还是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玛丽说：“我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一边看一边哭。这些参加抗议的年轻人只不过就是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感受而已。”

2022年6月12日，港人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集会，纪念三年前香港发生的抗议浪潮。

北京对抗议活动做出的回应，是颁布国安法压制反对呼声，并改革选举制度，令大多数反对派人士失去了议员资格。在玛丽看来，香港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正是这部港版国安法的颁布，使翁费米下定了离开香港的决心。此前她是一名代理少数族裔权益的律师，在香港已经工作了20多年。

在许多批评人士看来，2020年开始实施的国安法，已经使“一国两制”的承诺变成一纸空文，赋予港人的自由权利也几乎被剥夺殆尽。翁费米说：“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他们了。”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制定了相应的 "救生艇计划"，2019年之后，上述两国分别接受了47000名和8900名来自香港的移民。在接受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采访时，就连建制派政治家曾钰成都承认，香港人正在 "用脚投票"。不过，香港政府则坚持认为，目前的移民潮属于“正常的人口流动”，即将离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甚至指责某些国家用政治幌子来“掩饰他们掠夺香港人才的行为。” 林郑月娥的继任者李家超则对那些希望移民海外的港人发出威胁称，一旦他们选择离开，将会为错过机会而感到后悔。

已经移民英国的翁费米说，香港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她说：“地理意义上的香港依然存在，但她早已不是那个海外香港人曾经生活过的香港。”

目前在台湾做设计师的小林也同样有这种失去了家园的感觉，她以化名对法新社表示：“事实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香港，以它的边界、以它的人们、还是应当以它所代表的精神？”

用脚投票

2017年，小林为了工作首次离开香港，后来她成立了关注组，对香港的示威者表示声援。她对法新社表示：“2019年的时候，对于自己还是不是一个香港人，我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但现在，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香港人。” 小林绝不是孤立现象，过去几年的政治动荡令海外港人社团也变得更加活跃和壮大。

来自四个国家的港人团体代表向法新社证实，目前世界各国由港人组织的公民社会团体有八十多个。一些团体为港人移民就业提供帮助和辅导，另一些则从事政治游说。但海外港人当中很多人都在担心，随着香港的变化越来越大，他们同香港的联系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华盛顿香港民主理事会主席周永康曾经是香港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很清楚，地理上的距离也会导致心理上的疏离感。很多海外港人都是“有家不能回或不愿回”，长此以往，难免会对家乡香港产生心理距离。周永康表示，香港以及港人过去的抗争就是他永远的“政治动机”。他说：“我会为这样的香港而继续奋斗，要让香港获得自由，也让世界变得更加自由。从这个意义而言，香港就是我的动力和目标。”

谢选骏指出：中国共产党粗暴撕毁了《中英联合声明》，在2020年提前27年结束了“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庄严承诺”，结果就把英国引入到了中国的内战之中了。“中英联合声明”既然作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就作废了。狡猾的英国老狐狸，在1940年代国共内战中，本来是作壁上观的。因为那时候英国鬼子顾忌香港的存亡；而现在呢，失去了香港的英国已经肆无忌惮，只有跟着美国横渡太平洋了。这就形成了我所说的“中国内战的全球化趋势”！

谢选骏：在人渣眼里病毒比上帝更伟大

《坚称“上帝比病毒更强大”，美知名牧师死于新冠》（2020-04-14 观察者网 赵挪亚）报道：

“我坚信上帝比这种可怕的病毒（新冠病毒）更强大。”上月，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位知名黑人牧师在布道会上对信众如是说道。当时，该州州长已呼吁民众，避免10人以上的聚会。

不到一个月，这名牧师便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如今，他的妻子也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其女儿则呼吁，所有人都应待在家中。

综合《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14日报道，弗吉尼亚州切斯特菲尔德新拯救福音教会（New Deliverance Evangelistic Church）的创始人兼主教杰拉德·格伦（Gerald Glenn）于11日去世。当天，正是基督教中的复活节前一天。

格伦终年66岁，生前曾当过警察，同时也是切斯特菲尔德地区第一名担任警察局牧师的黑人。1995年起，他成立了切斯特菲尔德新拯救福音教会，在当地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弗吉尼亚州参议员蒂姆·凯恩也是其好友。

不过，格伦的死之所以能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还是因为他上月在布道时放出的“豪言”。先是在3月15日，当时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已超3000，死亡病例超700，白宫已在内部激辩是否需要“封城”。在这样的背景下，格伦仍旧进行了布道，且有185人参加了这场活动。

据教会在“YouTube”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他向信众们说道：“我很高兴来到教堂中，事情本不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可以说我们没法聚在一起，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如果政府有权力说，我们不能去教堂。但现在你能自由地起床前来，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

同时，他还认为新冠病毒或许是“末日征兆”，但“上帝比你我面临的任何挑战都要伟大”，这句话将是他的“墓志铭”。

3月22日，格伦在布道会上，发表了更具争议性的言论。“我坚信上帝比这种可怕的病毒更强大。除非我被关进监狱或医院，否则我将继续传教。”

《华盛顿邮报》称，教会已在4月13日将所有相关布道视频删除。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上月17日，弗吉尼亚州州长拉尔夫·诺瑟姆就呼吁民众，避免参加不必要的、超过10人以上的聚会。23日，诺瑟姆又下令关闭了所有“非必要”的企业，并禁止所有10人以上的集会。

格伦的女儿玛格丽·克劳利4月初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她的父亲3月底前往医院就诊，当时他已感到呼吸困难、昏昏欲睡，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后，立即得到了阳性检测结果。但其实在住院的一周前，格伦便已生病。

克劳利还说，格伦本身就有憩室炎，这是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因此对他而言，发烧和病毒感染“并不罕见”。随后，格伦的妻子玛希迪娅·克劳利也于四月初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对此，克劳利在脸书上呼吁，人们必须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因为这关乎到身边人，同时她还呼吁人们待在家中。

但其他牧师仍旧认为，上帝会前来“拯救”。切斯特菲尔德新拯救福音教会的另一名牧师布莱恩·内弗斯12日在一则视频中宣称：“我们现在仍然相信上帝会治愈我们。主教（格伦）一直告诉我们，即便他被送进手术室里，他仍旧会宣称，上帝才是治疗者。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我必须得说：上帝会从中获得荣耀。”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美国牧师拒绝接受包括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拒绝州长和公共卫生官员关闭教堂的请求。对此，不少公共卫生官员认为，疫情之下，让居民群聚，容易加大感染风险，因此不建议举行宗教活动。

谢选骏指出：全球七八十亿人口，无人不知武汉肺炎的全球扩散——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性活动了。难怪在人渣眼里，病毒比上帝更加伟大；因为无神论者不知神的存在；有神论者不知神的计划。

《神为何不阻挡新冠病毒呢？》（基督邮报 2020年6月2日）报道：

你一定意识的到，如果神选择去做，那他当然能阻挡新冠病毒。归根结底，神拥有能力去做他想做的一切，对吧？考虑到这疾病在我们今天世界中所带来这一切严重后果，那神为什么不阻挡新冠病毒肆虐呢？

为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神并没有在天国干坐着说一句：“好吧，我怎么没想到呢？”换言之，新冠病毒并没有逃过神的法眼。

事实是神在新冠病毒来到世间之前很久就已经看到它了。然而神依然允许这病毒首先在中国爆发，然后全球感染。为什么呢？（我最近在一个视频中谈过这个问题）

寻求理解神为什么不阻拦新冠病毒时，我们需要从在更大的视角看待。你看，这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看到比单单新冠病毒更多的东西，还有许多其他的疾病、毁灭和死亡。这当然不是人们第一次去思考神为什么不阻拦某些痛苦的事情发生。

在新冠病毒已经导致超过10万美国人丧生之际，包含更多人员丧生的还有下面这些事件：

估算美国死亡人数

1919流感流行：67万5千人

南北战争：62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40万5399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11万6516人

1957-1958流感流行：11万6千人

1968年流感流行：10万人

越南战争：58220人

朝鲜战争：36574人

所以，你看吧，神为何不阻拦新冠病毒的问题会牵扯到比当前这病毒更多的事情。从亚当和夏娃选择吃禁果开始，疾病和死亡就开始在世上肆虐了。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记3章6-7节）

这命运般的抉择所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直到今天还没关上。“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章12节）

神当然拥有自由意志，而且“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世记1章27节）亚当和夏娃在吃禁果的时候选择践行自己的自由意志。不首先理解自由意志，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围绕新冠病毒这些问题。

我们不知道神到底什么时候创造了天使，我在“天使有多大岁数”(How Old are the Angels?)这篇文章中谈过。神选择赋予天使们自由意志，路西法选择了“离经叛道”，在天国悖逆神。他厌烦于看到神获得所有赞美和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路西法“因美丽心中高傲”（以西结书28章17节）。

恶的存在发源于一个神创造出来原本是圣洁天使的这里。路西法被造的时候没有罪，但他在错误的方向上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后面的事情就人所共知了。

在提问神是否能阻挡新冠病毒时，我们最终是在提问神是否能够阻挡罪与死亡。答案是“是”。

怎么会这样？好吧，神可以把天使和人创造成机器人的样子，被程序设定好以后自动出反应。神可以把天使和人创造成缺少悖逆神命令能力的样式。既然神愿意做一切他选择去做的事情，他当然能当初就造个机器人出来。

相反，神决定他想要与人拥有友谊，所以他创造了拥有自由意志的人。这让我们能够去选爱我们的创造者，而不是被简单设定程序，自动在每种状况下做出正确的事情。

从父母的角度去想想吧。多少爸妈愿意要一个婴儿机器人还是要一个婴儿的真人？人类婴儿天生拥有自由意志，相比之下，机器人却没有灵魂，也没有能力去选择全心、全性、全意去爱神。

早在三千多年之前，约书亚就向神的民说过这段名言：“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章14-15节）

这些人受召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选择。以色列人不是机器人。他们没有被设定好程序在每种情况下都顺服神，但他们被指示要这么做以取悦神。

今天又如何呢？好吧：“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传17章30节）既然人不是机器人，许多人就拒绝神的命令，也拒绝主宽恕的恩赐。

神不会强迫你让你的罪得赦免并和所有信徒永远生活在乐园之中。如果你决定要自行其道，你也能这么做。如果你愿意有一天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而不是让耶稣的血来洗净你的罪，那也是你自己选的。不过，如果你愿意被宽恕并永远与神生活在一起，那现在就是“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5节）的时候了。

神并没有阻挡新冠病毒，也没阻挡一系列的疾病和死亡事件，但他选择差遣自己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得前书3章18节）

神做了他的决定，选择创造出拥有自由意志的天使和人，并且在我们偏离正途后差遣他的独生子拯救我们。路西法做出了他背叛的决定并且被踢出天国，亚当和夏娃也利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吃下禁果。

在你的罪与神的解决方案之间，你会如何抉择呢？唯有救主能洁净你的灵魂并赐予你在乐园永生的恩典。

谢选骏指出：神职人员想要说明“神为何不阻挡新冠病毒呢”，但是绕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神为何不阻挡新冠病毒”——否则的话他就不是人了。在人渣眼里病毒比上帝更伟大，在神职人员嘴里神比病毒更伟大，至于我，则认为他们敢作这样的类比就已是罪大恶极了，难怪他们都会不得好死啊。这是“武汉起疫整合世界”，与神何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俗语，意思指天降的灾害，还可以逃避；自惹的罪孽，无法逃脱。

原文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是一个常用的汉语短句，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自招灾祸，那是没有办法逃避的”，跟“自取灭亡”、“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同义。它的原话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违，回避。逭，逃脱。

出处

《尚书·太甲（中）》：“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示例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 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 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间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谢选骏：笑里藏刀出自于恐惧的谄媚

《微笑“进化论”：有关微笑起源与演变和五个问题》（BBC 2022年6月26日）报道：

统一码联盟说，2021年排在国际前10名的表情符号里，就有5个是微笑表情符号。

说起微笑的力量，在英语语境中，人们会说，“一个灿烂的微笑胜过万语千言”；汉语中类似的表述也有很多，一笑泯恩仇、千金一笑、一笑倾城、笑一笑十年少等等。

微笑往往幸福、开心、友善和愉悦的象征，但其实并非一直如此。

BBC Bitesize简要梳理微笑的起源和演变。

微笑的起源原来是这样？

微笑有长达3千万年的进化历史。虽然微笑今天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友善的姿态，但来自世界各地动物行为科学家的证据显示，微笑最初源于恐惧。

对微笑最早的研究之一将微笑与“出于恐惧的咧嘴”，或是“静静地龇牙”相关联。

根据1990年代灵长类动物学家普鲁绍夫特博士（Signe Preuschoft,）的研究，出于恐惧的咧嘴（fear grinning）可以追溯到灵长类动物，比如恒河猴。它们用这样的微笑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或服从地位，尤其在危险情况下。

它就是我们当今微笑习惯的起源。

古人怎样看微笑？

快进到公元前6世纪，当时古希腊流行用艺术展现人类的自然主义手法。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古风时期（Archaic period）。

如果你仔细观看这段时期的希腊雕塑，你可能会注意到每一座雕像人物嘴角都略微上翘，这种特有的微笑名为“古风微笑”（Archaic smile），在公元前650-480年之间创作的雕塑中非常流行。

虽然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微笑的真正含义尚不清楚，但它却引起很多争议。

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于人们对人体解剖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而产生的，其他人则相信它可能反映了健康和幸福的一种理想状态。

画中人为何不笑？

你可能注意到了，一些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像中微笑很罕见。以达·芬奇绘的《蒙娜丽莎》为例，其著名的微笑已经在全世界引发争论；或是扬·范艾克（Jan van Eyck）的《一个男人的画像》（Portrait of a Man），主人公的嘴角紧闭，没有笑容。

肖像中的人物一般不笑有几个原因。其中最实际的原因是，这样做对画家以及模特本人都很难，因为需要长时间摆姿势。

除此之外，当时在整个欧洲，大笑还被认为非常不礼貌，因此，不是上流社会礼仪的一部分——至少不要在公共场合这样做。

微笑怎样与时俱进？

摄影让微笑更盛行。

但随着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摄影的采用，微笑的概念彻底改变了。

1839年，一位名叫罗伯特·科尼利厄斯（Robert Cornelius）的业余化学家在他家位于费城商店的后院拍了史上第一张自拍照（selfie）——比“自拍”这个词被收入字典还早174年。

1888年柯达推出盒式相机，让普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使用摄影技术。

同时，广告在微笑与摄影关系之间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998年的一篇论文中学者施罗德（Fred Schroeder）说，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许多广告商已经在利用微笑这一人类幸福最广为人知的象征来传达对他们产品满意的理念。

2015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布朗大学联手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在1905-2005之间拍摄的高中年鉴照片。通过分析近3万8千张正面照片的数据库，他们能够看出，每隔10年，照片中人们平均的唇曲度就有所增加，而女性自始至终比男性都更爱微笑。

数码时代我们怎样笑？

利用现代科技让老人开心和微笑。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数字世界中出现微笑符号一定很自然。

1982年法尔曼（Scott Fahlman ）教授决定，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表达卡内基梅隆大学网上公告栏上的幽默帖子。为此，他建议他同事用微笑字符系列 :-)来表达讽刺，或是用 :-(来表达严肃。

而他有所不知的是，他正在永远改变我们在网上交流的方式。据估计，人们每天发送100亿个表情符号。

根据统一码联盟（Unicode Consortium，他们负责将世界语言数字化）的数据，2021年排在国际前10名的表情符号里，就有5个是微笑表情符号。

谢选骏指出：微笑出自于恐惧的谄媚。即使阴险的“笑里藏刀”也是如此。例如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向蒋介石敬酒，并且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谄媚程度超过了蒋介石最为忠实的走狗——这种令人肉麻的谄媚，事后证明是一种笑里藏刀的奸诈。但是不要忘了，这种奸诈的谄媚正是出自于恐惧。正如毛泽东后来咒骂林彪的“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毛泽东的谄媚，是因为恐惧蒋介石的暴力。就像林彪的谄媚，是因为恐惧毛泽东的暴力。

谢选骏：红太阳升起只是一时的——夏桀被商汤浇灭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报道：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是历史学家高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著作。2000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重印数十次。《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禁书。2020年2月14日，该书获美国列文森图书奖2020年度特别荣誉奖。

《研究“红太阳如何升起”的历史学者高华病逝》（2011年12月28日 海涛）报道：

20载呕心沥血论毛书，高华享誉史学界

因撰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而享誉国际史学界的中国历史学者高华在南京去世，享年57岁。高华历时20年推出的这本严肃学术论著并没有获准在中国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12月26日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高华之子高欣说，12月30日将举行追悼会。

高华家人和南京大学历史系都证实了高华去世的消息，但都没有说明高华病逝的原因。高华从2007年起被查出患有肝病。

张鸣：高华虽穷，其实富有天下

高华的好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其微博上说，“高华走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个自甘贫贱的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离开了我们。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份。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在重病期间，在病床上，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每个听过他课的人，都会终身难忘，高华虽穷，其实富有天下。”

张鸣说，《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是高华花了20年的心血研究之后写出的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

高华其书成为大陆禁书

他说，“2000年3月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曾得到包括杨振宁、王元化、陈方正、吴敬琏在内的一大批学者的充分肯定。但北京大学等高校图书馆都未收藏此书，南京大学的港台资料阅览室有这本书，但不得外借。”

高华的这本书在中国大陆颇为敏感。美国之音曾经报道说，北京律师朱元涛在香港购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在入境时被中国海关查扣。不过后来朱元涛兴诉，并且胜诉，取回了这本书。

高华1954年出生在南京，文革期间当过8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在那里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网民嚎叫：

Real 辛灏年 liked 不二猫@51344498x：

我相信太阳只是会落下一时，不会是永久，当一丝又一丝的阳光撕破黑夜，那黑色便无处遁藏。到时候我们会编写一首在极昼圈里永远享受太阳光辉的史诗。

谢选骏指出：废话。我也相信红太阳升起只是一时的，一会儿就落下了。你要知道，宇宙空间里是黑暗主导的，星光寥寥。讴歌“红太阳升起”固然煽情，讴歌“红太阳落下”更加真实——宇宙空间里黑暗主导，星光寥寥。夏桀自称红太阳，还不是被商汤给浇灭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意思是，“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失呢？我们愿意同你一起灭亡！”）

原句出自《尚书·汤誓》。

原文：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白话译文：

王说：“来吧！你们众位，都听我说。不是我小子敢行作乱！因为夏国犯下许多罪行，天帝命令我去讨伐它。现在你们众人会说：‘我们的君王不怜悯我们众人，荒废我们的农事，为什么要征伐夏国呢？’我虽然理解你们的话，但是夏氏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征伐啊！现在你们会问：‘夏的罪行究竟怎么样呢？’

夏王耗尽民力，剥削夏国的人民。

民众怠慢不恭，同他很不和协，他们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失呢？我们愿意同你一起灭亡。’夏的品德这样坏，现在我一定要去讨伐他。”

创作背景：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成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商汤逐渐向黄河上游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先是率兵消灭了附近的小国和部落，又消灭了韦、顾、昆吾等较强大的部落，拆除了夏的保护屏障。终于，灭夏的战争准备就绪了。

商汤带领大军屯集于鸣条，即今天山西省夏县西北一带。为了一举消灭夏桀，临战之前，商汤发出了隆重的动员令，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发表了讨伐夏桀的檄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汤誓》。

（2022年7月1日）

谢选骏：正当性不过是为了维持力量平衡

《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挑战及其出路》（李广德）报道：

摘要：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其实质是将应由政治决策机构来解决的资源分配和优先项设置等问题交由司法机构解决，是政治司法化的典型形态。传统人权理论认为法院在这一过程中面临三重正当性的挑战：法院侵蚀分权、破坏民主以及法院自身缺乏制度能力。证成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事关社会权法理学和社会权制度实践的根基。基于规范主义的论证表明，社会权司法化的三重正当性挑战是对权力分立、民主原则和法院制度能力的某种原教旨主义的误解或者狭隘理解，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并不构成对宪制原则的根本挑战。基于司法功能主义的论证表明，社会权司法化作为权利与司法两种制度性存在的结构耦合，对于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和社会正义的实现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引言：现象、问题与思路

根据传统人权理论，作为与自由权相对的社会权，[1]是一种必须依靠国家主动作为方可实现的积极权利，其实施涉及资源的分配和资源优先项的设置，应当交由立法机构和政治过程采取公共政策等方式来实施。通过法院实施社会权，即社会权的司法化，其实质是将本应由立法机关依循民主原则来解决的政治问题交由法院运用司法手段加以解决，构成政治司法化的典型形态。[2]但法院在这一过程中被认为存在正当性[3]的挑战：由法院来分配资源构成对立法权的侵占和对行政权的替代，且法院亦缺乏分配资源和设定资源优先项的民主基础和制度能力，这同时也是社会权的可诉性困境之所在。然而，近几十年来，社会权诉讼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已发展形成了所谓的社会权法理学，超越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4]从美国的第二权利法案、[5]弱司法审查的理论阐述[6]到南非法院责令政府提供艾滋病药物[7]和制定住房保障计划[8]等司法实践再到拉丁美洲的健康权诉讼浪潮，[9]法院通过司法命令为保障水源供应、停止强迫迁移、提供医疗服务和药品、恢复社会福利、保护穷人和少数族裔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发展和完善政府项目以解决流离失所的困境、救济饥饿以及应对和保障流行病等诸多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10]甚至有学者认为，几乎世界上所有地区都可以找到涉及社会权利的司法裁决。[11]

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的社会权诉讼浪潮和司法实践中，法院如何处理和应对政治司法化过程中的正当性挑战？如何化解社会权诉讼所引发的法院对民主原则和分权原则的“破坏”之嫌以及面对自身制度能力的质疑？如果把问题推进一步，即使社会权的司法化所面临的正当性挑战只是理论上的固执偏见，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并不是海妖“锡拉”（Scylla）——司法权过于强大带来的危险，那么，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又是否必要？即将诉讼作为社会权实现的有效策略是否会变成海妖“卡律布迪斯”（Charybdis）[12]——法院不够强大，从而导致这并不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无疑，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问题决定着社会权能否构成一种真正的权利，关涉社会权法理学与社会权制度实践的根基，是人权理论中的经典问题。对此问题既有的讨论，一方面受传统权利理论的话语体系影响而主要集中于社会权的可诉性命题，注重对权利属性本身品质的规范性讨论，并主要聚焦在国际人权的实施机制和人权标准上，不涉及制度层面的正当性考量；另一方面，社会权利被社会福利政策或社会国原则的话语所遮蔽而注重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的研究，进而因司法的无价值性而被忽视。因此，回应社会权的正当性问题，须回到国内法的语境，既需要基于各社会权诉讼法院及其制度体制的实际运转和裁判的典型经验展开回答，亦需要对政治司法化过程本身的权力冲突、资源分配等问题的本来逻辑进行分析。

本文把社会权司法化的理论可能性和策略有效性，作为正当性命题的两个维度分别予以论证。这是因为，要最终证成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除理论可能外，还须证明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是一项有效的或者必要的策略，即由法院采取司法手段来负责解决资源分配和优先项设置等政治问题具有相对于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而言的特有价值和功能，从而夯实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基础。在具体思路上，本文首先从传统人权理论出发，梳理和澄清社会权司法化过程所面对的正当性挑战到底是什么，交代问题产生的缘起并锁定问题的焦点；其次，将通过梳理和回顾分权原则、民主原则和法院制度能力等概念的原意和逻辑，对正当性挑战的内容予以规范主义的逻辑回应；再次，以作为社会权具体类型的健康权之诉讼现象为对象，通过实证数据与规范论证相结合的方式，对健康权诉讼的功能与规范作用展开分析，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论证社会权司法化的有效性；最后，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社会权司法化正当性证成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进行简要的前瞻。

二、正当性挑战何以产生：社会权司法化的理论谜面

传统人权理论认为，社会权是一种积极权利，它规定了公民可以直接向国家主张并获得某种东西的权利（请求权），而不仅仅像消极自由权一样只要求国家不得实施侵害（防御权）。因此，社会权需要国家主动投入和政府积极作为才能实现。[13]国家实施社会权必然涉及对财政等资源的分配尤其是需要设置资源分配的优先项。如果司法机关为社会权提供保护和救济，就意味着法院对资源分配和财政支出的介入，是法院在决定资源的分配，代替传统上属于其他政府分支机构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从一般性和规范逻辑的角度而言，传统人权理论认为法院会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正当性挑战：[14]

（一）法院破坏民主

通过司法机构实施社会权，法院在这一政治问题司法化的过程中，被认为有破坏和侵犯了作为现代政治实践基本理念之一的民主原则之嫌。这是因为，一是法院的产生具有非民主的特性。法院法官的产生并非民选产生，而多是政治任命；[15]二是法院的运作过程也并非根据民主原则的制度逻辑来运行，而是有一套司法裁判自身的逻辑。如法院强调法官裁判的独立性和专断性，尤其是法院只服从法律文本而不直接对民意负责。当法院介入社会权的实施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资源分配，这实际上就是法院跨出法律文本而进入公共决策领域。作为传统上负责法律解释的非民选部门，法院的这种做法被认为完全违反了基本的民主原则及其所要求的公众参与原则。“司法机构缺乏对普遍适用的政策的合法授权，特别是涉及包括资源分配等在内的复杂权衡。而社会和经济权利领域的问题特别严重，因为它通常要求法院对政策和财务事项做出裁决。”[16]

因此，法院代替立法机关的实质是由一个非民选的机构来代行本属于民主机构的职权从而引起对民主原则的破坏和质疑，损害的是立法机关这一民选机构的职能职责，构成对立法权的不当干预甚至侵蚀，这便是所谓的对民主原则的破坏。“法官之法并不是在政治意志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不能代替那些在民主立法程序中形成的法律，而且其民主正当性的程度，与经由议会议决的法律的民主正当性也无法相提并论。”[17]此外，社会权利的执行要求法官命令政府为人民提供商品或服务，这将会增加“法院运行一切行为”的几率，即增加税收和决定如何使用税收。[18]

（二）法院侵蚀分权

“制约平衡是防止权力不当行使所不可缺少的。”[19]权力的分立提供了一个制约和平衡系统，即没有哪个单独的政府机构的行动可以不受其他机构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根据传统理论，社会权的司法裁判对分权原则的影响和破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对立法权和立法事项的侵犯。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能处理的事项是居中裁判以解决纠纷，恢复社会秩序。司法的主要任务是“当发生法律争端或者当法受到侵害时，以一种特殊的程序做出一个权威性的并因此具有拘束力的、独立的判决；其宗旨仅仅是维护法，并且在维护法的同时致力于法的具体化与续造”。[20]在司法权与立法权的交集中，法院主要通过合宪性审查来实现对立法权的监督和制约。法院只能审查立法机关是否积极立法，无法审查立法机关的消极行为也即没有立法的行为。[21]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立法机关对实施社会权的立法违反宪法规定，而是没有及时对社会权进行立法。如果法院直接介入社会权的裁判，通过法院对立法机关的不立法行为进行监督，在立法事项上指手画脚，并通过法院的裁判命令立法机关进行保护公民社会权的立法和政策制定，便是对传统法院受案范围等司法规律的破坏。

二是通过法院实施社会权亦构成对行政权的破坏。这是因为社会权司法裁判涉及执行时，必须处理资源的具体分配尤其是分配优先项的设置等问题，如法院直接决定在哪些领域或者问题上分配和使用国家有限的资源，并将精确的内容提供给诉讼当事人以满足他们有关食品、药品、医疗服务和住房等权利，则侵蚀了行政权。因为这些事项在权力划分的意义上属于传统政府官僚行政的事项，法院直接“代劳”无疑构成对行政权的侵犯。更重要的是法官缺乏执行这种决策的正当性，“如果政治部门不愿意这样做，依靠司法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福利是徒劳的”。[22]由此带来第三个正当性的质疑和挑战——法院处理这些具体分配事项的制度能力。

（三）法院不具备相应的制度能力

现代行政官僚是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治理机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项非常复杂和专业的活动。而法院因其缺乏政策工具而被认为无法执行积极权利。[23]现代行政官僚的专业化与职业化由来已久，“自从20世纪以来，由于‘行政国’（administrative state）的出现和发展，议会中的政治精英所掌握的知识似乎也无法应对日益专业化的立法需求。随着行政管制范围的扩大以及管制事务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立法职能日益转移到行政部门。”[24]同时，行政部门的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的趋势亦越来越深入。现代行政理论认为，诸如财政资源分配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事项是非常专业的领域，需要由专家型技术官僚管理，司法在行政事务上的角色是尊重行政机关的行为角色和职权能力。例如在卫生行政上，健康和卫生事业涉及健康卫生政策、公共卫生预防、药品供给与管理、医疗资金筹措、医疗服务提供等诸多专业事项，需要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方可操作。[25]行政的专业性和职业性决定了行政机关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技术标准，而这远非司法机关所能达到。司法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裁判和执行上必须尊重行政机关，形成尊重与谦让的格局。

司法活动是居中裁判的过程，法官的审理与裁判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认定案件事实和解释适用法律。对于前者，法官以诉讼材料和证人证言等作为认知的基础，根据事物认知的逻辑规律进行案件事实的还原与决断；对于后者，法官则以专业的法律解释素养和法律思维进行解释，最后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进行逻辑推论得出最后的裁判结果。法官只是专门认定事实和解释法律的专业人员，并不熟悉社会治理诸多领域的行政事务，缺乏制定、实施和评估具体公共政策的能力。[26]以健康权为例，法院介入当事人的健康保障需求时，可能会无意间将稀缺的公共医疗资源转移到其他群体或者地区，这对整体的健康正义和健康公平可能反而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传统理论认为只有立法机构有能力确定公民基本健康卫生需要以及设置政府优先事项。若由法院来采取类似立法机关的资源分配方法，则法院也同样需要考虑立法机构采取这些方法时的因素，但这些复杂的因素，超过了法院的制度能力和法官的专业能力。

除上述三重正当性挑战之外，在社会权可诉性的意义上，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挑战还存在一种特殊性，即社会权本身的法律属性问题。传统人权理论认为社会权本身具有表达模糊性、内在积极性和资源依赖性等特征和属性。[27]模糊性导致其难以在司法裁判和适用过程中识别其内涵、范围与边界，内在的积极性导致其难以为司法机构所裁决，以及对资源的依赖性导致司法裁判难以被执行。换句话说，社会权本身的这三个属性其实与上述正当性三重挑战的实质是一致的，这也表明社会权可诉性困境与政治司法化的正当性问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三、正当性的规范主义澄清：社会权司法化的理论可能性

从理论的可能性上证成社会权的司法化，旨在通过溯源民主原则、分权原则和法院制度能力本身的概念含义和语境意义，对上述三种正当性挑战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应，从规范主义角度消除对社会权司法化的“误解”。

（一）民主原则的症结

民主要求法官远离政治，任何对资源分配和预算问题的司法干预都意味着对民主的冒犯。因为民主意味着民治民享不是由司法精英来统治的。但这是一种卢梭式的民主概念。[28]政治司法化中民主原则的正当性挑战起源于法院的性质是非民选机构，由一个非民选的机构介入属于代议制议会或者权力机关应该做的事，不符合人民主权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民主原则本质上与上述分权原则是一致的，都是对机构主体资格正当性的质疑。但这种认知其实是对民主的精髓——多数决原则或者多数主义的一种狭隘理解。

民主实践不只是简单的多数决，相反，多数主义同样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民主的观念并不能退化为一种简单的多数主义概念，因为“民主还意味着参与；它也意味着宽容和自由。司法部门合理地独立于多数主义的反复无常的影响，可能对促进民主助益良多；因此，司法部门的积极、活跃和富于创造力，足以确保其维持对政治部门的权力制衡机制”。[29]社会权利的存在及其司法保护能够为现代政府提供一种更具民主基础的政治正当性，即通过权利的模式和方式为公民提供全面的福利并予以保障，能使政府获得更广泛的正当性基础。[30]事实上，社会权本身即由民主社会的概念所催生，司法机关对社会权利进行裁判并不违背民选代表的意愿。“如果法官取代立法者的位置，卢梭式的民主肯定会被冒犯，但如果法官寻求加强体制中的民主成分，则民主显然并不会被冒犯。”[31]

社会权利甚至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构成民主体制中的重要制度性要素，“保护性和福利性权利为公民发挥其政治作用提供了安全保障”。[32]比如健康权的生成理由之一是它构成确保公民个人参与政治的前提条件，[33]健康权的司法救济无疑能够对公民自由权的享有和行使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权利“也许比其他权利更具平等性”，[34]因此，只要我们承认人权的不可分割性和社会权利的神圣地位，承认社会权亦是为人类尊严和自主权所固有，并承认政府和多数主义的卢梭式民主并不能总是充分地保障社会权，我们就应当将问题的关键从如何消解和克服民主正当性的追问，转移到如何确保法院的裁判能符合司法本身的正义追求。事实上，即使是在美国能动司法等政治司法化的语境下，出于民主原因反对司法审查的人也并不是批评司法审查本身，而是批评法官在基本宪法问题上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这一事实。[35]

此外，多元主义的民主理论认为法官的唯一使命是维护宪法和法律，而不是用自己的意志代替人民的意志。[36]那么，只要宪法和法律规定了社会权，则法官有义务为社会权提供司法救济。在拉丁美洲和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宪法中都规定了社会权，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法院就有实施社会权的义务。可见，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制定这一民主议程的授权，法官实施社会权就不会是违背民主的选择，因为法官本身就是在行使人民授予的权力。司法机关对社会权的裁判以及所形成的普遍性的规范和政策性的效果，犹如司法造法一样，就其权力的来源而言，并不存在正当性的问题。

（二）分权原则的审思

在分权原则的意义上，司法不能实施社会权或者不能介入政治问题的理由在于：法院介入社会权的裁判引起对财政资源的实质性干预，从而在事实上构成了对分权原则的挑战甚至对机构之间法定权力分配的实质破坏。然而这种论证是对权力分立原则想当然的理解，并不符合权力分立的真正含义和实际情况。

一方面，权力严格分离只是孟德斯鸠理论意义上的一种理想状态，不管是美国的权力分立宪制设计还是西方其他权力分立的政体结构，都强调的是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平衡，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划分权力清晰的边界和范围。“权力制衡原则已经不再是立宪主义时代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各自分立’的模式，而是一种‘协作式’的新型权力分立模式。”[37]起源于孟德斯鸠的经典权力分立模式“已经过去了大约三个世纪，早就应该反思孟德斯鸠的三位一体了。不管其处于怎样的经典地位，它同时也让我们无视全球范围内新的政府模式的兴起，这些模式无法被简单地分类为立法、司法和行政……在21世纪，已经出现了一个‘新分权’的模式……我们必须跟孟德斯鸠最后说一声再见，因应现代政府的挑战来打造比较行政法的新基础。”[38]因此，近现代分权理论对国家权力分离的理念作了新的解释和制度建构，重要的并不是三者理想而严格地分离，而是三者之间的制约与平衡。法院介入政治问题，如实施社会权或者分配实现社会所需的资源，并不一定会直接破坏立法权和行政权，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如何合理地平衡这个过程中的三种权力，即在制度上能够对司法权形成合理的制衡与约束。

另一方面，权力分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之一在于司法权的不断扩大。最初的权力理论赋予司法机关相对弱小的地位和力量。尤其是权力分立的典范国家美国，作为其设计者之一的汉密尔顿认为：“司法，就它的职能性质而言，对于宪法中的政治权利来讲是最不危险的分支，因为它缺乏侵扰或伤害它们的能力……司法……既没有剑，也没有钱，既不引导社会的力量也不分配社会的财富，它们无法主动提出解决方案……司法是三个权力分支中最弱的。”[39]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马伯利诉麦迪逊案所确立的司法审查权，司法权和司法机关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壮大。美国司法权的成长不但赋予了法院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而且使法院成为现代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最后的决定者，并形成了所谓司法至上的美国格局。[40]当然，司法权的扩张并不是只是美国的现象和独有的政治实践，“现代社会中司法角色的扩张可以被视为是保障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的一种必要发展”。[41]就司法与立法和政治分支的一般关系而言，法院对其他权力持有者施加的控制和制衡主要有三个方面：（1）法院监督和控制行政机关所实施行为之合法性的权力；（2）对政府和议会共同认可的立法的合宪性审查；（3）在特定的权限中，仲裁其他权力持有者之间的权限冲突。[42]因此，从司法权扩张的趋势而言，法院介入政治问题或者实施社会权，在权力的正当性基础上并不存在真正的挑战。相反，它符合现代司法权扩张的趋势。

（三）制度能力的真相

司法的功能以保障人权和权利为根本宗旨，“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法谚表明司法是恢复秩序的最后依赖，而秩序的实质不过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的原本形态。在保护权利这一司法价值追求层面上，法院执行公共政策的功能只要是在目的范围之内，就不应受到执业能力范围的限制和责难。福利权利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而在某种意义上，权利化必然意味着司法化，这也就承认了司法在福利权和社会权上面的制度能力和实施角色。“与传统权利不同……社会权利，诸如合理居住条件、医疗护理或者足够的长期干预，提供援助，扫清社会障碍……司法机构在解释和实施这些福利性和社会权利立法方面所具有的创造性特征几乎是难以掩饰的。”[43]换言之，在现实中，只要有社会权利和福利政策的立法，就会涉及法院创造性地解释和实施这些权利。法院的解释和实施能力，是由法院的功能所赋予的，对法院制度能力的质疑只是用传统法院的司法功能来解释司法机关所面临的新使命。事实上，尽管法院在裁判社会权和福利权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和实施，但这与法院在其他消极权利上的自由裁量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并无实质的差别。甚至“解释必定是创造性的，至少在任何类型的司法解释中，最低限度的自由裁量是不可避免的……这其实便是现代特别强调司法的能动性、推动力和创造性的一个有力理由”。[44]

从法院本身的司法哲学和功能形态来看，一直存在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和司法克制主义（judicialrestrain）两种类型。在司法保守和司法克制的功能形态下，法院不主动介入公共政策的裁判和衡量，不会通过裁判实现对政治的影响和对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干预。但在司法能动主义下，法官则会以积极作为的态度介入政治事务，积极保护公民权利，扩大法院的管辖范围。司法能动主义者主张法院是社会中的衡平法院，是社会的正义之源，“只要其他政府机关没有合理伸张社会正义，最高法院就有责任介入其中，对公民提供司法救济，否则，联邦宪法就只能成为一纸空文”。[45]而不管是司法克制还是司法能动，都取决于法院或主审法官的自我选择，两者都是基于裁判的时机、社会需求、司法原则、法官的偏好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权利的司法裁判问题上，与其说是法院没有能力对社会权进行司法保护，不如说是法院并没有介入社会权保护的意愿。[46]一旦法院本身具有积极介入这类型权利的意愿，这项权利就能够得到法院的保护和实施。总之，有关法院在诉讼中扮演的角色，关键问题不是社会权利能否司法化，而是司法的过程即审判的程序是否完整以及是否真正遵守内含于社会权之中的正义呼唤。[47]

此外，法院面对裁判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加以解决，通过采取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方式来合理区分裁判过程中的法官和其他裁决人员的工作任务，并向外部专业人员寻求帮助。一方面，法院往往只是在评价政府是否对自己的法定义务进行了法律化，并不是去具体执行资源分配，真正所发挥的还是传统的司法职能；[48]另一方面，在传统上，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就是为了解决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的偏见和能力问题。而在社会权具体的裁判过程中，不少国家的最高法院基于商谈民主理论的理念进行了不少制度创新，如印度最高法院采取特别咨询委员会来审查事实或证据问题等，[49]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人们对司法的能力质疑问题。

总之，通过对分权理论、民主原则和制度能力等相关概念和理论的规范论证与逻辑分析可知，从规范主义的角度而言，传统人权理论所认为的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挑战，并不像传统人权理论所说的那样危言耸听，更像是对分权理论、民主原则和法院制度能力的某种原教旨主义的狭隘理解。换言之，在理论层面，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并不构成对宪制机构根本性的正当性挑战。而为了加强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论证，有必要基于社会权司法化的实际运转及其效果的角度来论证，即基于功能主义的维度来证成社会权的司法化。

四、正当性的功能主义证成：社会权司法化的策略有效性

通过法院及其司法手段来实施社会权，尽管在理论上并不构成真正的正当性挑战，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司法是实施社会权的有效策略和合理途径。因此，要最终证成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还须基于司法的功能结构来完成。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看，司法的制度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通过个案裁判实现纠纷解决功能和通过判例或司法规范性文件等方式实现公共政策的形成功能。那么，司法在实施社会权的过程中，对个案的解决和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度供给方面，是否具有其功能上的制度优势，事关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为了讨论的聚焦，这里将主要以健康权诉讼为经验考察的对象。这是因为对社会权司法化必要性和功能优势的考察，除了基于概念和规范逻辑的推论之外，无疑还需要结合具体权利的诉讼经验甚至相关数据进行实证主义的论证，而作为社会权具体类型的健康权，不管是在诉讼的地域分布还是案件数量的发生上，都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50]且我国立法分别通过作为行政基本法律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4条和第5条等）和作为民事基本法律的《民法典》（第1004条等）实现了对健康权的实证化和法律化，从而开启了公民健康权公私法同频保护的中国模式，对域外健康权诉讼实践和司法功能的总结梳理，亦更具比较法价值。

（一）诉讼现象概览

健康权对于现代政治文明而言具有基础性价值。通过司法为健康权的实施提供救济与保护的现象在不同的法域内都存在。[51]全球范围内的健康权诉讼实践，根据司法介入程度的强弱，可分为强司法救济、弱司法救济和准司法救济三种模式。强司法救济是指可以直接依据健康权的法律渊源，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作为请求权的事实基础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模式，主要以南非、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为代表；弱司法救济是指通过平等原则、程序正当性原则等作为诉讼理由而间接为健康权保护，主要以加拿大和美国为代表；准司法救济则指通过准司法性质的机制为健康权提供保护，以欧盟的集体申诉制度为典型代表。[52]第二种和第三种模式的创设恰恰是为了规避传统理论所认为的社会权不可诉的挑战，而第一种模式则完全相反，它直面健康权的司法实施。本文所谓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挑战，也是这一层面的体现。

就直接司法化的健康权诉讼现象而言，根据比较法学者在2011年出版的一项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中所揭示，[53]在阿根廷，从1983年发生第一例健康权诉讼以来，到2008年已发布了482份司法裁决；此外，法院发布的健康保护令从1998年的449件到2007年的1159件，十年间几乎增加了两倍。在巴西，根据卫生部官方报告显示，2003年到2009年之间一共有5323件基于健康权的诉讼案件，且这些案件导致了8000万美元（约1.59亿巴西雷亚尔）的支出，这些诉讼支出对健康平等产生了巨大的潜在影响。在哥伦比亚，因为软弱的公民社会和支离破碎的社会运动与充满活力的学术团体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导致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司法判例被学者评价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权利判例。[54]根据哥伦比亚人权调查办公室发布的报告，在1999年至2008年期间，一共有67万件主张获得医疗保健的诉讼向法院提出。到2008年，因为卫生系统的规制失败，法院已经明显成为哥伦比亚人获得药品、手术和治疗的一个必要的安全阀。哥斯达黎加作为中美洲最民主的国家，人均寿命接近发达国家，它与古巴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为美洲仅有的两个最容易获得基本药物和几乎全面覆盖健康保健的国家。自1999年注重激活个人权利的宪制改革后，哥斯达黎加健康权诉讼案件开始激增。据统计，自1999年至2008年，平均每年每百万人29件，而哥斯达黎加的人口总数是400万。在印度，自从1992年最高法院的一份少数意见从生命权条款中解释出健康权的内容，从而确立健康权在印度宪法中的地位以来，截至2009年已经发生了218件健康权诉讼案例，其具体的类型包括生育健康、精神健康、艾滋病、公共卫生服务、工人环境健康、环境健康、药品规制与供应、医疗过失等等。而在南非，宪法直接规定了健康权，并一共产生了19件健康权的宪法诉讼案件，其中3件由个人提起，另外16件由公益机构提出。

（二）诉讼策略的实际效果

无疑，以健康权为代表的社会权诉讼现象已经表明，社会权的司法化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再讨论社会权的正当性挑战显然跟不上诉讼的客观发展形势。而健康权诉讼之所以能够兴盛，无疑是因为司法实施的方式所具有的实际效果功能，即法院和司法手段能直接为相关权利主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健康需求，并弥补政府其他分支机构在医疗保障和健康维护上的不足。这里主要从直接作用于诉讼主体的救济效能和间接作用于其他普通民众（诉讼当事人之外的主体）的政策影响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1.对当事人的救济效能。就针对当事人的直接救济效能的效用评价而言，胜诉率和执行情况无疑是评价的两个重要指标。胜诉率意味着提起健康权诉讼对于当事人的直接功效，决定了这一方式能够发生和启动的基础；而执行率更是关涉社会权司法化的可执行性和法院的执行能力这一正当性问题，决定了司法方式实施健康权的最终有效性。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成千上万的诉讼当事人在法庭上取得胜诉，尤其在四个拉丁美洲国家。例如，在阿根廷，当事人的胜讼率在80%到90%之间；在巴西，当事人在初审法院的胜诉率是90%，在联邦最高法院则几乎是100%的胜诉率，这意味着只要诉称并有证据证明政府没有提供当事人所要求的健康服务，就可以获得法院的支持；在哥伦比亚，有86%的健康照护是通过法院的诉讼获得的，而南非和印度的胜诉率则分别是75%和61%。[55]

然而，这些案件的执行率没有胜诉率那样理想，尤其是在集体诉讼的裁决执行上。尽管没有明确的数据表明这些胜诉的案件最后成功被执行的准确数据是多少（事实上也很难获得这样的数据，除非最后对每一位胜诉的当事人进行采访调查），但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执行问题确实是这一类诉讼的难题，如南非法院下令政府应该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艾滋病的主要药物）的裁决遭到了各省的冷漠对待。[56]不过，解决执行困难的问题也是上述各国法院一直在努力的事。有些国家的法院对不执行法院裁决的政府机构负责人采取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已成为常态，如处以罚款甚至监禁。巴西圣保罗州还设置了一个专门药房以配发法院裁决的药品供给。[57]而在公益诉讼中的裁决执行所遭遇的结构性挑战则更要大一些，而南非和印度主要以公益诉讼为主，这也就能解释为何上述所引胜诉率的数字差异。

2.对政策的影响效能。健康权诉讼在政策影响效能层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司法裁判生效后，因为判决的影响力而产生的对医疗体制带来的促进作用；二是执行法院的药品和医疗服务提供等给付裁判对国家整体的卫生健康资源（主要是卫生财政）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是否会对其他民众造成“侵占”，从而是否破坏了整体上的健康平等，最终是否有损健康公正和健康正义。就前者而言，当政府在诉讼中因为医药产品和服务给付规则未包含某些公民现实所需的内容（如新出的药品、医疗器械等）而败诉，巴西和哥斯达黎加则会将该服务或者产品纳入公共卫生保障体系之中，从而发挥裁判对政策的积极影响；而在南非和印度，法院则直接下令修改卫生政策，南非的艾滋病药品供应政策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并一直为世界人权司法化学者所称颂。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在2008年7月发布的一份旨在改善卫生系统的公平性并遏制诉讼浪潮的裁决，直接改变了哥伦比亚卫生体制。法院审查了有关卫生制度的系统性问题，明确主张健康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和必须采取行动的义务，并呼吁根据健康权的原则（包括不歧视、公众参与和政府问责）对卫生系统进行重大重组。[58]

就后者而言，研究表明，健康权诉讼对于财政和政府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如2009年，哥伦比亚政府每年为健康权诉讼所支付的费用多达7.5亿美元，占据整个国家卫生财政预算的5.4%，而巴西2008年的这个数据是4.3%。哥斯达黎加22名乳腺癌患者和其他9名患者通过诉讼获得了极其昂贵的新药，这些费用竟然达到了全国药品专项预算的1%。无疑，这些因诉讼而额外支出的费用，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民众的健康保障，甚至给国家的财政带来困难和挑战。但有学者指出，即使是比例达到国家财政预算的5%（目前所评估出来的最高比例），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再分配的规模也并不是很大，不会威胁卫生系统的财务稳定，因而不构成根本性的挑战。[59]因此，应当肯定健康权诉讼之于卫生政策的积极功能和推动作用。

（三）司法策略的规范功能

尽管健康权诉讼案件的执行并不如人意，从而给健康权诉讼的正当性蒙上了一定的阴影，然而笔者认为，通过司法实施健康权/社会权，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也具有必要性。这种独特的规范性功能，内嵌于权利的作用机制与司法的制度角色之中。即通过司法实施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是权利与司法这两种机制和两种制度性存在的结构耦合。对于保障公民健康，权利和司法分别具有其不可代替的功能，从而充分体现出社会权司法化的正当性和规范价值之所在。

1.权利相对于卫生政策的范式功能。在实现对公民健康的保障这一制度目标上，各国首先都依赖于医疗卫生政策来构建起本国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尤其是医疗卫生给付体系，这种政策驱动型的健康保障模式，是政府基于人民至上的理念和对人民负责的政治伦理主动构建起来的健康保障制度体系；是通过从上往下覆盖的方式所织就的一张细密的健康保障网，并通过配套的政策执行制度，如考核指标体系等予以落实。它涉及医疗服务、医药产品供给、健康环境维护、妇幼和老年人身心健康照护以及公共卫生保障等方方面面。但政策驱动型的健康保障制度模式，既忽视了人民健康需求的个体差异性，又缺乏法治所追求的稳定性。因此，政策驱动型的健康制度模式须向法治保障型的健康制度模式迈进，发挥政策与法治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提高的作用。而权利范式是法治型健康制度体系转型所能依赖的重要理论抓手和制度契机，亦即通过健康权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工具，来构建人民健康法治保障的制度体系。尽管关于权利的本质有各种各样的学说，[60]但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必然包含着两方面的制度内涵：一方面，权利的本质是一套基于个体请求的制度安排。因为权利就其源头而言，与个体的某种主张、利益、资格或者权力密切相关，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是权利的底色。同时，权利机制的实质是一种赋予个体维护前述主张、利益、资格或者权力的机制。另一方面，权利的表达内含着被救济的品质，[61]这是因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既是法谚的经验表达，也是权利法理的逻辑穿透。通过立法等手段为人民健康设置制度上的权利，就意味着必须为其提供制度性的救济。在健康保障制度体系中，引入权利的范式和理论，即赋予个体可以主张健康权利的资格，并通过立法将这种主张和资格确认下来，经由行政执法的实施和执行，最后依赖于司法或准司法机制为这种主张提供救济。这样既能够弥补政策驱动型健康保障制度体系对个体多样性和差异性重视不足的缺点，还能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制的引入，为公民健康提供完整的法治保障。

具体而言，在政策驱动型的健康保障制度体系中引入权利范式作为补充，促进政策型健康保障模式向法治型保障模式的转换，具有以下三方面制度性的优势：一是通过引入权利范式保障公民个体的健康，有助于实现健康保障体系的制度性、实质性平等。通过权利范式的健康保障，其实质是通过行政机构的个别化实施和司法的个体性救济来实现对健康权益的保障。前者意味着政府基于主动履职作为，积极实施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制度内容，并加强配套机制建设，提供基于执法平等的保护；后者则意味着通过赋予个人在健康权益受到侵犯或者无法满足时请求国家予以救济，提供基于司法平等的保护。因此，权利范式的健康保障机制，是国家力量与权利个体的融合，也即通过个体主义机制在背后作为补充，从而实现健康权益制度体系内在的制度性的、实质性的平等。二是通过权利的请求与政策的覆盖形成互补，建设全覆盖的现代健康保障制度模式。基于权利范式的健康保障模式并不是要取代政策的作用和功能，而旨在与政策驱动型的既有健康保障模式形成互补，及时推动政策上升为法律的同时，发挥权利与政策的平行作用，亦即在政策统一的自上而下所覆盖的健康保障网络下，形成一种基于个体自下而上请求的健康保障修补途径。将政策治理的传统手段和权利保护的传统方式相互结合，并超越社会权不可诉的人权话语体系，从而有利于建设全覆盖的现代健康保障制度体系。三是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的介入，形成健康保障的完整法治体系。权利范式的运作机理在于司法救济的介入。而实施作为社会权的健康权，首先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具体的行政机关作为实施健康权的义务主体和义务内容。当行政实施侵犯公民健康权利或者公民健康权利没有被及时履行或者满足时，则可以通过请求司法机关的介入来实施和实现健康权。这意味着权利范式的健康保障制度体系，需要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流程实施，从而构造完整的法治保障体系，以有效应对法律介入健康保障制度建设的正当性挑战。

2.司法相对于立法与行政的制度功能。相对于国家其他分支机构而言，通过法院及其司法方式实施社会权的制度性优势，既是司法与立法和行政两大分支机构的关系与分工的经典问题，亦是社会权实施的特殊性在三者制度角色上的实践差异。庞德认为：“相对于立法而言，法律的司法裁决具有真正的优势，因为后者是通过具体的案件来运作的，且经过了长期的审判适用和为形成实践原则的不断试错之后才被归纳概括。”[62]当国家的政治部门不能够或不愿意时，法院已经在努力保护公民的健康。法院可通过提高透明度、规范政府权力的使用以防止或纠正侵犯人权或民主进程。总之，法院在保护法治和保障民主制度的制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3]笔者认为，法院和司法方式在实施社会权上的制度性优势，与权利的本质和优势相一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院可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包括医疗卫生保健在内的社会福利的政策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统一覆盖的布局方式，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所建立的一般性、规范性的政策网络和制度体系，其实质是依循民主政治过程尤其是代议制民主所构建，代表的是多数人的利益和普遍性的情况，尤其是在医疗支出等资源优先性事项的设置上，更只是考虑平均公共健康的水平。这就容易导致少数人的需求得到不立法和政策的关照。在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直接受影响的群体可能在议会中没有代表，或者没有资格被立法所询问等，导致少数人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处于失声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基于法院的规范性、制度性职能之合理推论，还是社会权尤其是健康权裁判的经验所证实，法官都应肩负重要的职责。[64]“法院的制度使命不仅符合基本的民主主义理想，而且也是基本的民主主义理想所要求的。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规范是集体和包容性商谈的产物，而不是强加于少数人的声音，而法院处于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极佳地位。”[65]对社会权利的司法裁判，可以将以往立法机关可能无法获取的信息与事实呈现于公众视野，尤其是边缘群体的权利被侵害的情形。因此，司法所发挥的作用是宝贵的。[66]二是法院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或者立法者确定宪法界限。宪法文本含义的最终确定者属于法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可以对政府的行为或者议会的立法作出合宪或者违宪的认定，以此实现司法与其他两个分支机构的制约与平衡。在健康权的司法实施过程中，法院除了通过个案裁决直接为当事人提供医疗服务或者产品供给之外，还可以通过司法审查机制实现对政治决定的评价，因此“法院帮助政治讨论的另一种方式是为政治决定设定界限，或者为政治家提供宪法要求的基本标准”。[67]对政治决定或者立法的宪法边界的确定，往往能够敦促立法机关修改法律或者制定新的法律，甚至撤销行政机构的相关公共政策。在社会权司法实施的经验过程中，法院一般不会直接代替政府为当事人提供资源供给，而是要求或者敦促政府履行相关法律义务，或者为政府创设一定的法律义务。[68]由这一功能延伸，法院还可以审查立法程序或政策制定过程是否真正符合民主原则和精神，确保法律规范是商谈理性的产物，而不是将利益集团或者社会部门强加于其中。[69]三是法院可以为社会权的国内化提供标准。就社会权利尤其是健康权的起源和发展规律而言，存在一个所谓的“先国际后国内”[70]的进程，即健康权等社会权利一般都起源于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然后通过国内宪法和法律化的过程完成国内化。而在社会权的国内化进程中，法院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可以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法系中，法院通过解释法官在国际法中所发现的人权标准来具体适用健康权，并将其视为与国家的现实情况相结合的国内法的一部分；[71]另一方面，在需要国家转化方可适用人权条约的法系中，法官为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权利国内化提供经验参照和判例渊源，即为社会权的国内化立法提供规范供给。当然，司法也存在其固有的缺陷，比如诉讼的费用、时间成本和受案门槛太高等，导致社会权诉讼尤其是健康权诉讼最终只有中产阶级受益，[72]进而导致穷人进一步被边缘化。但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于非社会权诉讼领域，且各社会权司法化的国家都建立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律师援助制度、诉讼费用减免和简易程序等，因而并不影响这项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基础。

五、代结语：社会权司法化证成的中国前瞻

经由对西方传统人权理论的观点梳理和对诸多新兴国家社会权司法裁判实践的经验描述，并将叙事和论证的节奏在规范逻辑与经验事实之间“流连忘返”，从而对通过司法实施社会权这一命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作了初步而系统的论述，澄清了社会权司法化在理论上的可能和实践上的必要。就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和法治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社会权成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发展最快的增长点……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需求，是民生传统的当代表达，也是对社会历史变迁的及时回应”。[73]尤其是随着《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公民健康权（包括基本医疗服务权、知情同意权等）的实证化，[74]我国已经初步开启了人民健康权利的立法安排，这为我国人民健康保障制度体系的权利范式转型提供了法律空间和基础。但目前对人民健康权利化的立法还十分抽象，相关问题的理论挑战尚没有得到应有澄清；应有的配套制度还有待加强，这既包括行政执法和实施的制度，也包括司法保护和救济的机制与程序，理论和实践双方面的挑战并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权司法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证成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方面它直接关涉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等战略实施的法治方式与法治程度，从而实现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融合，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为引入权利范式保障人民健康和环境健康等法益目标和价值取向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为未来我国构造相关社会权利的行政法律保障制度体系、厘清行政诉讼制度的请求权基础以及明确健康权等司法救济的模式选择和配套执行制度等，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因此，于我国未来社会权利的法治实施而言，本文只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深入推进我国公民健康权等权利的司法保护还任重道远。

注释：

[1]传统国际人权理论将人权分为自由权和社会权。自由权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社会权则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者分别以《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蓝本。本文语境中的社会权即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政治司法化是指依靠法庭和司法手段来解决核心道德困境、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争议。 Robert E. Goodi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53-259.

[3]在汉语表达中，正当性（legitimacy）亦常被称之为合法性。参见〔美〕斯科特·夏皮罗：《合法性》，郑玉双、刘叶深译，中国法制出版社，中译本序，第1页。

[4]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普通法系语境下的法理学是以司法为中心、围绕判例所形成的系统理论，故社会权法理学的基础是社会权的裁判。对英美法理学的司法中心主义之论述，参见於兴中：《法理学前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5]Cass R. Sunstein, The Second Bill of Rights: FDR’ S Unfinished Revolution and Why We Need It More Than Ever, Basic Books, 2004.

[6]Mark Tushnet, Weak Courts, Strong Rights: Judicial Review and Social Welfare Rights in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7]Minister of Health and Others v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and Others 2002(5) SA 721(CC).

[8]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v. Grootboom and Others 2000(11) BCLR 1169(CC).

[9]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

[11]Malcolm Langford et al.ed.， Social Right’s Judg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li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

[12]锡拉（Scylla）是传说中西西里海峡的海妖，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则是荷马史诗中的女妖。西方有谚语云：BetweenScylla and Charybdis，意指在两个同样危险的事务之间。社会权法理学学者Malcolm Langford将社会权司法化的两种极端情况比喻成锡拉与卡律布狄斯，借以形象地说明理论界对待社会权司法化的两种态度。 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37-38.

[13]Frank B. Cross, The Error of Positive Rights, 48 UCLA L. Rev.2001，p.857.

[14]胡敏洁：《论社会权的可裁判性》，《法律科学》2006年第5期，第25-27页。

[15]当然，民主政治实践的历史上也有过选举产生的法官，如美国联邦初期就是。但法官竞选和游说被认为违反司法的中立性，因而逐渐被取消。参见宋冰：《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39-140页。

[16]José M. Zuniga, Stephen P. Marks, and Lawrence O. Gostin eds.，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8.

[17]〔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25页。

[18]Mark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69.

[19]〔美〕M. J. C·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7页。

[20]〔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24-425页。

[21]〔美〕卡尔·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王锴、姚凤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页。

[22]Frank B. Cross, The Error of Positive Rights, 48 UCLA L. Rev.2001，p.857.

[23]Cass Sunstein, Against Positive Rights: Why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Don’t Belong in the New Constitutions of Post-communist Europe, 2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1993，p.35.

[24]王锡锌、章永乐：《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14页。

[25]关于现代公共卫生的专业性及其与法治的内在关联，可参见李广德：《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第25-35页。

[26]学者将法院在社会权裁判所受到的限度总结为四个方面：（1）缺乏处理和裁决社会权利的信息资源；（2）缺乏相应的专家、技术或经验去衡量在何种程度上保障社会权利；（3）无力完成社会权所要求的资源分配任务；（4）缺乏必要的手段和救济途径去最有效地保障社会权利。参见秦前红、涂云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司法性研究》，《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7页。

[27]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30-31.

[28]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32-234.

[29]〔意〕莫诺·卡佩莱蒂：《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高鸿钧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30]José M. Zuniga, Stephen P. Marks, and Lawrence O. Gostin eds.，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30.

[31]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34.

[32]David Miller,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Clarendon Press, 1989， p.249.

[33]李广德：《健康作为权利的法理展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3期，第25页。

[34]Cecile Fabre, Social Rights Under the Constitution: Government and the Decent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23.

[35]Larry D. Kramer, The People Themselves: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 Re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3.关于司法审查与民主悖论及其可能出路的经典讨论，参见〔美〕约翰·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司法审查的一个理论》，张卓明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

[36]Peter B. Edelman, The Next Century of Our Constitution: Rethinking Our Duty to the Poor, 39 Hastings Law Journal1，61(1988).

[37]秦前红、涂云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司法性研究》，《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12页。

[38]〔美〕布鲁斯·阿克曼：《别了，孟德斯鸠：新分权的理论与实践》，聂鑫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138页。

[39]〔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1页。

[40]Richard E. Barkow, More Supreme Than Court？ The Fall of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 and the Rise of Judicial Supremacy, 102 Columbia Law Review 2002，p.237.

[41]〔意〕莫诺·卡佩莱蒂：《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高鸿钧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42]〔美〕卡尔·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王锴、姚凤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

[43]〔意〕莫诺·卡佩莱蒂：《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高鸿钧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页。

[44]〔意〕莫诺·卡佩莱蒂：《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徐昕、王奕译，高鸿钧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45]白雪峰：《沃伦法院述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48页。

[46]秦前红、涂云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可司法性研究》，《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14页。

[47]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3.

[48]Aoife Nolan, Porter Bruce & Malcolm Langford, The Justiciabilit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An Updated Appraisal, CHRGJ Working Paper No.15， Available at SSRN: http://hffgb3a66a77d1f994bb2s05uqop9ounkx6nxu.ffhb.libproxy.ruc.edu.cn/abstract =1434944，2020年12月18日访问。

[49]Malcolm Langford ed.， Social Rights Jurisprudence: Emerging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6.

[50]据学者统计，全球范围内的成文宪法中，有73%的国家宪法中规定了健康权。 Eleanor D. Kinney and Brian AlexanderClark, Provisions for Health and Health Care in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37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85， 289-304(2004).

[51]对非洲、亚洲、中东、美洲以及欧洲健康权的规范与实践研究，可参见Brigit Toebes et al.ed. The Right to Health: A Multi- country Study of Law, Policy and Practice, Springer, 2014.这是目前对健康权国别与地域研究最为广泛的一本著作，更揭示了健康权这一制度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

[52]关于这三种救济模式的详细论述，参见李广德：《健康权如何救济？——基于司法介入程度的制度类型化》，《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第97-113页。

[53]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43.该研究的作者分别来自被研究本国，展示了详细的官方数据甚至大量一手的采访资料，同时也不乏健康权司法化的理论阐释与建构。本文所列举的相关健康权诉讼的数据，若无特别说明，均来自这项研究成果。

[54]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03.

[55]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81-286.

[56]Minister of Health and Others v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and Others 2002(5) SA 721(CC).

[57]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84.

[58]Sentencia T -760 de 2008， Colombia.

[59]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90-300.

[60]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323页。

[61]谢荣堂：《社会法治国基础问题与权利救济》，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53页。

[62]Roscoe Pound, The Formative Era of American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38， p.45.

[63]José M. Zuniga, Stephen P. Marks, and Lawrence O. Gostin eds.，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8.

[64]例如，阿根廷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要求一名玻利维亚籍完全残疾的女孩必须在该国居住满20年后，才能获得法律所规定的残疾人养恤金。法官认为立法提倡的这种国籍或者种族的区分是一种令人反感的歧视，忽视了少数裔的声音和权利保障。 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38.

[65]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37.

[66]Patrick Macklem & Craig Scott, Constitutional Ropes of Sand or Justiciable Guarantees: Social Rights in a New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 141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1992)，p.148.

[67]Alicia Yamin and Siri Gloppen, Eds.， Litigating Health Rights: Can Courts Bring More Justice to H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39.

[68]例如在南非经典的格鲁特布姆案中，法院要求政府为需要住房的人提供一个合理的应急计划，但并没有要求政府为所有人提供住房庇护。参见黄金荣：《司法保障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能性与限度——南非宪法法院格鲁特布姆案评析》，《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1期，第61页。

[69]Cass Sunstein,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n Public Law, 38 Stanford Law Review (1985)，pp.29，81.

[70]健康权被认为是最为典型的“先国际后国内”的权利。参见王晨光：《论以保障公民健康权为宗旨打造医药卫生法治的坚实基础》，《医学与法学》2016年第1期，第4页。

[71]José M. Zuniga, Stephen P. Marks, and Lawrence O. Gostin eds.， Advancing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7.

[72]David Landau, The Reality of Social Rights Enforcement, 53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2)，p.189.

[73]徐爽：《宪法上社会权的发展：传统、改革与未来》，《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第26页。

[74]李广德：《公民健康权实证化的困境与出路》，《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12-119页。

作者简介：李广德，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22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2/6/29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发表时机，似乎是为了回应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推翻纽约州限制携枪法律”两大裁决的正当性问题。不过还是就法论法，没有拓展到“社会力学”的基本原理——所谓的“正当性”，在不同的“时、位、所”，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为了“维持力量平衡”，就像法院的象征“天枰”那样。谁的力量小了，谁的主张就不正当了——这就是人类这种“运动物种”的“X项基本原则”的依据。所以，谁想提高自己的正当性，谁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实力。——你说“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失去其正当性”，你就必须拿出你的实力来证明这一论点……在美国，这就是选票；例如，如果共和党在下轮选举中惨败了，那你就对了。因为现在的最高法院，是共和党控制的。

谢选骏：恢复终身制是改革开放的闭幕式

《习近平连任，民间舆论纷纷劝退？》（RFI 2022-06-30）报道：

一个来自中国民间的“向二十大建言献策”征集网民意见活动，起初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四天后突然轰动网络。记者周三在微信朋友圈发现后，阅读不足半小时便遭屏蔽，大约因为内容与官方组织的向二十大建言献策活动迥然不同，其中一个核心的内容，许多参加活动的都明言反对终身制，支持领导人“到点下班”。

组织这场“建言献策”的萧国举开宗明义，“向二十大建言献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凡十四亿中华儿女都有责任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分担忧虑”。有人评论：“这哥们胆肥，响应党中央号召，自己做了一个帖子，向二十大建言献策，结果评论区爆满，结果帖子就被删了”。

其实，中共官媒4月起就开始举办“迎接党的二十大建言献策”，征集网民意见，新华社开辟了‘建言二十大建功新时代’，人民网“我为党的二十大建言献策”专栏，央视网开了‘迎接党的二十大建言献策’据说已经收到800多万条建议，明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指示，要对这些意见“认真研究”及“充分吸收”，明报报道还援引观察人士指出，这些网民留言，重大问题上不可能出现反对意见，可能与留言还需层层审核有关。

形成对照的是，前面那个民间的“向二十大建言献策”活动，或出乎发起者意料之外，仅从截屏看到的几千条评论，绝大部分都是真正的“意见”，而且是“反对意见”，基本上与官方不同调调，甚至与官媒搜集的“意见”格格不入。

比如，近日各省市高官通过党代会掀起新一轮颂习高潮，尤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及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最为突出，上述民间“向二十大建言献策”的主调却是“劝退”，劝总书记不要恋栈。鉴于官媒的“建言献策”早已大张旗鼓，耳熟能详，无需举例，此处特将民间这一小块已被封杀的“自留地”，仅从截屏溢出的言论转摘几句。或许有助于各位读者，除了清楚正牌的官方“主流”舆论外，也能略知中国民间深处到底涌动着一股什么样的情绪。

“向二十大建言献策”意见最集中的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大致涉及体制改革，领导人任期，领导方法。其中突出的是反对终身制，奉劝领导人不要恋栈，要求遵守最高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定：

詹xx：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反对任何形式的领导干部终身制。搞乱国计民生的无德无能者下台!必须把权力尤其是最高层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我们需要的是法治开明的制度来为国家保驾护航! 与国际交好融合，顺应国际趋势! 讲理性，不要把政治面子凌驾在国民利益之上! 少走弯路，更不能倒退!

也有为数不多支持习近平连任的，比如这位雪山射狼，他说：我代表全国人民，支持伟大的领袖近平总书记连任。但是网民圆弧跟帖说：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别人你没有权利代表。

康小炜：习主席辛辛苦苦十年，白发可鉴。诚挚的说一声“您辛苦了”，是时候退休享受一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革了。

长老：能量再大，大不过天。给一个人10年的时间，该发挥的能力基本都可以发挥出来了，再继续干下去，阻碍后人进步，不符合发展规律。大道：破除个人崇拜，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左倾主义，解放思想。

philipKang:您辛苦了，快点歇歇吧，别再为人民服务了行吗，取消核酸取消健康码，做个跟全世界剩余两百多个国家一样的正常国家吧。

五花肉：国家需要理性开明的领导人! 反对个人崇拜! 老马识途：民智已初开，但官场阿谀奉承谄媚成风，如此，中华岂能复兴？

言论“出格“，有位叫“小马哥”的要举报! 他说：“有人公开攻击我们伟大领袖! 他们是敌对势力!” 但陈瑜反问他：“谁是‘伟大领袖’？文革之后搞个人崇拜属于严重违反党纪，明白吗？你是在明目张胆的反党吗？”

第二类主要涉及言论自由和“依法治国”的问题，字里行间渗出对普遍性禁言的愤怒，以及对官员践行宪法的渴求。

浙D先锋：还我人权，给我选票，践行宪法，对于公权，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私权，法无禁止皆可为。希望政府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罗剑斌：希望真正实现法制国家，而不是人治国家，公、检、法人员如果不真正秉公执法，那就是苛政猛于虎也。

大东哥：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是天赋人权不可违背，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谁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晓军：毛泽东主席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尊重宪法，放开言论管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批评。

塔塔：不要随便删帖封号，如果非要请给个合理理由，而不是一个随便糊弄的理由。

Aid：谁不让人民说话表达，谁就是人民的敌人。

Rooti：公务员，回归公民服务员的本位，应该是“民本位”，而不是“官本位”。为公民服务，向公民负责，不是为领导服务，向领导负责。

心田：希望14亿国人都能活得有尊严，请给予每个人尊严。

彼得大侠：远离黑暗，亲近文明，与文明为伍，保障百姓安全与自由。铲除真正的黑恶势力，还民信仰自由。

土豆：听到初心二字，就特别灰心。太让人寒心恶心了。微服私访吧，来看看底层的眼泪。

童进军：不要再助长这种自以为是的独断专行……这种体制浪费严重，暗箱重重，说的比唱的好听，做的比流氓还差……

行者：我就说两点，不会把我突突了吧：1，官员公布财产。2，还历史真相。

第三类是要求停止清零的，从这些网民发自内心的呼喊来看，动态清零给他们造成的伤害是严重的，不仅关涉经济，尤其关涉人身自由。

唐钰：现在疫情这种做法，劳民伤财，自己折腾自己，看似疫情没有什么伤害，次生灾害有多少？……能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疫情，我们这种做法，只会让敌人高兴，会让我们和美帝的差距越拉越大。

李lee：不要再搞愚蠢至极的动态清零政策，不要再对疫情进行恐怖宣传，不要再利用疫情达到其他的目的，请尊重科学，正视科学，放开国门，开放包容迎接世界，不要和俄罗斯朝鲜那些又凶又恶又无赖的国家做朋友!

Nothing and everything：废除核酸吧，人民已经苦不堪言!

养猪奔小康：取消核酸取消各种码，让老百姓恢复正常。

Cathy：谁做主席我不在意，我不想做核酸，不想被压迫。

阿等：核酸政策请全国统一，避免“层层加码”现象，原来没有疫情的地方却要一周两次核酸检测，检测手法也并非有效，此举意义在哪？地方经济就这样花费吗？最好是不要核酸了？

第四类是希望中国与世界交好，互相尊重，不要自我孤立，闭关锁国。

雷屏：请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进行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沟通交流，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请重视教育的启蒙能力，向代表人类文明的理性、科学看齐。通过教育让国民了解我们和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应该向不同的族群学习，这样我们才有进步的动力。应该向国民开放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让国民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谷威娟：希望早一天开放国门，无论是我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出入自由，能给我们的大中国带来经济复苏的浪潮，给世界带来和平、稳定的生活。

Michael R：这个国家需要彻底改变，如现在这样一直下去，只会距离文明越来越远。

另外关心社会问题的帖子也特别多：

田建军：铁链女的问题解决了吗？唐山打人的问题解决了吗？

Elisa：能不能把铁链女公开下落？能不能让她出来自由选择生活？能不能让唐山四女子见下记者？

海德博士：铁链女现在怎么样了？云南的小花梅是否还活着？请中央让李莹的叔叔去探望，并允许第三方做鉴定。严查当年有没有官员参与铁链女拐卖的利益链条，严查当地村镇干部。

从网民的反应看出，只要给他们提供空间，只要让他们发言，他们并不甘愿沉默，从他们的评论中，显见对中国的国家大事、领导人的政策取向抱着极大的关心，他们对习近平坚决清零的政策很不满。另一方面，一部分网民以一种暗示的方式，明确地表达了反对终身制，不希望习近平继续连任。

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分析，现在对习近平的不满在开始下沉，下沉到社会层面，这个趋势最近因经济的恶化，因强制清零得以极大地强化，没有这两年经济的恶化和严厉的清零措施，对习近平不满的下沉速度还不会有这么快。

网民嚎叫：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2-06-30 07:47:00

支持習近平連任！不但要連任，還要升級成為「中國共產黨主席」

逐风 发表评论于 2022-06-30 07:32:00

楼下这种人才跟毛主席一样，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不终身连任下去可惜了。

小矛 发表评论于 2022-06-30 07:20:00

中国从来就不缺人才，但是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居然长期被这么一个邪恶的政党统治，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谢选骏指出： 改革开放早已偃旗息鼓，但是缺少一个闭幕式。只是大家还不明白，“改革开放”本是一穷二白的圈钱之计，现在钱已圈到，“改革开放”可以休矣——所以我说，恢复终身制是改革开放的闭幕式……因为共产党已从乞丐变成了富婆——这是西方资本的循环。所以RFI不要着急什么时候富婆穷了，共产党又会换个领导上来，开放大家进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