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的文化哲学03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七、把握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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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有力量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即相信时间或命运站在自己一边的心灵，不被生活腐蚀、拒绝人群的随波逐流、对既得利益弃如敝屣……并不是出于所谓“理性上的克己”，而是发自本能上的“厌恶”！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厌恶”更加接近“克己”的呢？



理性说：“精神从肉体里长出。”“但只要它存在了，它就是从此独立不羁的……”──本能回应说。“陶然自得，义无返顾”：这是打在每个灵魂、每个仅仅属于自己的灵魂上的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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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地球上一切生命仰赖的源。也许正因为这样，人的各种文化，都充溢了对于光的寻求和渴慕。



有自然之光，有人世之光，有心灵之光。日、月、雷电，是古老的自然之光：它是各色动植物的生成者，也是初民的主宰者。所以，在原始宗教中，也都充满了这样的崇拜。日神、月神、雷电之神，是这崇拜的结晶。火、电、原子能，是人世之光。火是各色人世之光的本相，火的使用被视为文明的起源，并在神话中留下这类“回忆”。普米罗修斯与燧人氏，是火的人格化。直到今天，文明依然离不开各种以火为本原的动力：蒸汽车、内燃机、发电机、原子反应堆、太阳能……



对文明的人类，或对那些厌烦并抛弃了文明的繁文缛节的“再度原始”的人们──还有一种“光”，也许是更高级、更纯粹的光。这，就是心灵之光。是《约翰福音》开篇处所说的“光来到人间”的光。



各种文明，即使再原始的文明，都创造了自己的心灵之光。太阳崇拜、月亮崇拜、雷电崇拜，不就是一种最原始的心灵之光？火的宗教、电的哲学、原子能的科学、太阳能的环境保护，不是心灵之光的递进？各种哲学、科学，不论它们如何自我标榜，也都是且仅是某种“心灵之光”，而决不是什么无法验证而只能用或然性猜度的“客观真理”。“注重灵魂”是心灵之光；“注重物质”岂不也是心灵之光？只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分、清浊之分、优美粗鄙之分，而所有的分别都起源于“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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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也是心灵之光。且是更明显的性质显露。但科学又何尝不是呢心灵之光？艺术又何尝不是呢？例如，不同民族的建筑，也就是不同心灵之光的流露。不同的建筑，浓缩某个人类集群的过去，又预示他们的未来……心灵之光，还是自然之光与人世之光的媒介或“中和形态”。人把自然之光如日、月、雷电，吸入肺腑，然后释出沸沸扬扬在文明急流中的人世之光。而不得不受光的致命吸引，这就是人命中注定的局限？



说来可笑的是，有时候“朴素”也是一种光！不美的，达不到“朴素”，那是丑陋。朴素，不是蔽陋，而是升华了的美，是有力美感的外在流露，所以美不是贫乏、软弱、乡土气息的代词。朴素，是高雅，是文明没落时代对文明初生时代的回眸……有如文明兴起时分的“高贵”，或文明鼎盛时分的“怪诞”、是文明没落时分的“妖冶”。在这一切都完结之后，“朴素”才作为临终的美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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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在寻求自己的理解。其中许多理解复杂，许多理解独创，许多理解富于启发性，但没有一种理解能够脱离自己。在人的心灵间弥漫开来的理解之路，正如在人的脚下延伸出来的生活之路──并无尽头。它在期待人的理解，努力捕捉、控制、运用的对象，有未知的空间，还有已知的事物。即使熟知的自然象、社会、文化、心理事象，也会在不同时刻与场景下，唤醒不同的理解。这周而复始却日新月异的程序，茫无际、漫无边……而有限的心智、情感、灵性，宛如一叶永远追寻新境的轻舟，它的好奇来自需要，它的冒险来自想象。



人和人之间只有互通本能的生物基础，并不存在互通理性的心灵基础。因为人在生物需求上虽然近似，但在心灵需求上却大相径庭。所以人们所说的“我理解你了”，不过是“我同情你了”的代词。──既然理解的基础仅仅是自以为理解的同情，那么所谓同情又是什么呢？同情无非是互通本能，是交媾，交际，交往。而这三交里面，交媾又是首要的，关乎种族的延续。除此之外，人们甚至“缺乏自知之明”。试想，人对自己都不了解，更何况互相理解？更何况对他人的了解以致理解？既然如此，人和人的“结为一体”、“牢不可破”，如何能够不是基于利益和感情，而是真的基于理性和理解呢？除非，那是基于虚伪的说教与自欺欺人。



亲密的人际关系，所能拥有的，只是某种利益联盟。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夫妻，至交、死党、忠实信徒，甚至庄子书中那些神秘的道友……都是如此。对他人的情谊和所谓的理解，永远都只能基于自我中心，并以自己的视野为出发点、以自己的感受为终审判断。这，都是人自己改变不了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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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如此，始终是孤零零、赤裸裸的。使之不孤零、不赤裸的，是一些后天的、另外的附加物，如感情和文化。但这些附加物其实要比它所附着的生命还更脆弱，随时随地都会脱落下去，被外力或时间或由于自身的衰老凋零，一举歼灭，从此暴露出人和人生的贫乏本相来。



男子说，“女人都一样……”女子说，“男人都一样……”其实他们之间并不一样，她们之间也形形色色……“一样”的，只是他与她之间的关系；“不一样”的，是他与她之间的感应。“不一样”的，是他与她之间的暂时感应；“一样”的，是他与她之间的结局。而使得人们最终分道扬镳的罪魁祸首，则是内驱力；促使人们同情、貌似理解、协力并进的，也是内驱力──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内驱力的大欲缸，里面欲火熊熊。而天才的命运，反而好像是“力求不被理解”。常人不知此中消息，不解此中盈虚，才牵强附会成“天才的命运，就是‘不被理解’”……事实上，天才不是没有，而是不要。因为他知道，世人所谓的理解，就是肢解，尽管是打着理性旗号的肢解。



理解了，就死了。被理解了，就不是天才了。天才永远被一层淡淡的神秘，笼罩着。天才的作为，永远都值得回味、余音袅袅。所以，他显得“如此矛盾”。当然，天才的“成功”──在于他绝妙的限度。套用庄子的话，是“处在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天才是活生生的，他拒绝遭到肢解，尽管如果不遭到某种程度的“假性肢解”，他就无从获得承认。天才的“成功”即“获得社会承认”。所谓“历史的承认”也是“社会的追认”。所以即使连最伟大的天才，也都还是渺小的，渺小得足以让社会承认他甚至赞扬他、崇拜他。因为我们所知道、所津津乐道的天才，都是被过滤了的、通过了社会承认这道死亡之门的检验！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八、超级诈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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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喜爱掠夺，为达目的，乐于采用诈骗手段。这种人性，即使从儿童身上也可以一目了然。



道德、教养、文化的熏染等等，对这生就的欺诈倾向实行文饰，或进行某种程度的抑制，但在根本上却是支持并进一步增强了它。因为这倾向抹煞不掉，它转过来要求道德、教养、文化等等力量，反过来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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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大业者，不计小利”──并不是不计小利，而是企图以小利换取大利，大业至德盛矣哉！不掠夺、不诈骗，并非目的；而只是积累信誉，以便为遂行大掠夺、大诈骗而积累必要的能量、信誉。多少禁欲者、多少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坚忍精神、道德光辉，足以照亮阴沉的宇宙千万世纪……可是我看见：他们的左颊上印着“掠夺历史”，右颊上刻着“诈骗众神”──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儿，使我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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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反抗“多数人”，也就是少数人反抗社会，出以不同的形式则生不同的命运。它若出以文化的创造这形式，就有一个文化繁荣时代的来到。它若出以军事斗争这形式，就有一个强权中心确立，它若出以宗教狂热这形式，就有一种新宗教的崛起。



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成功镇压、严酷统治，诚然造成“暴政”；但不会马上形成可怕的僵化。只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严刻腐蚀，才会使得整个文化的活力趋于衰微……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并不是僵化的，王朝末年才风行腐败。通过系列观察和反省，我们终于认识到，“多数人意志的胜利，是文化的末日。”也就是王朝末日。末日经常不是“暴政”的别名，而是由伸张“正义”的行动导致的。如果这正义，意味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成功压制和有效腐蚀；如果那暴政，意味少数人驱使多数人奔向某个聚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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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合群，他们的个性不强、干劲不足、主动性不够并缺乏抵抗精神。“少数人”天生有反骨，他们个性独特、充满斗志，内心奔腾着想象和创造的冲动，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些特点，完全可用体质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工具予以检测。甚至在动物世界，我们也可以发现少数派与多数派的对立和分庭抗礼。



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变成了“某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心灵塑造了某种文化的精神？局部地看，仿佛是这样的。可是展望整个文化史，我们就发现：统治阶级可以被摧毁、推翻、瓦解、取代；但文化的精神却依然强有力，征服一代又一代的统治人物。由此可见，可能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精神塑造了文化的精神，而很可能是它们共同受造于更大的压力。比如罗马帝国瓦解后的西欧，它的统治阶级先后是：教会、封建领主、专制帝王、国民议会、工会、政党、新闻媒体……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它的文化精神还是有其一贯之处，由此可见，文化精神并不产自统治阶级的心灵。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心灵也是派生物，虽然看起来像是独立创造的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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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以他的远航新世界，来反抗他置身其中的那个社会。虽然他割不断与旧世界的种种联系，最终还成为这些物理的与心理的联系的牺牲品，但他毕竟是离开旧世界的第一人。现代的美国人，为了标榜自己自别于欧洲和旧世界的孤立主义──就奉哥伦布为理想人物，但这正好反证了哥伦布命运中的那种性质，即唾弃祖国又被祖国唾弃的气质。



一切冒险家和探险家，都是这样忘恩负义的反抗者。他们的进军，是出于深切的厌倦和果敢的叛逆，这些特立独行的反抗者们，反抗社会，也就是反抗随波逐流、惰性十足、喜爱合群、毫无创造精神的“多数人”，其反抗行为的特定形式，也就决定了文化的形式。换言之：他们怎样反抗，文化就怎样形成；他们反抗了，文化就诞生了。



有时，他们的反抗是出之以“绝对服从”的形式。对旧世界的厌倦、反抗，产生了对于新世界及其主宰者的空前崇拜和无条件服从。而“无条件服从”毕竟还是有一个唯一的、未被察觉的条件，那就是：对旧世界中异己势力的蔑视和反抗。所以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十四章）有时，他们的反抗是出之以“勤恳营造”的形式，例如建设一个新国家等等，就是这样。建设，意味着某种破坏。任何建设一旦出现在空间中，必对其它东西起到瓦解作用和破坏影响；甚至对地球环境的现有平衡，发挥某种悄悄地腐蚀。不论我们这类生物，能否对此见微知著、认识总结。



历史的节奏，就以人性中这“反抗──压迫；再反抗──再压迫；再反抗──直到灭亡……”的基调，产生。归根结蒂，反抗会蜕化为新压迫，它激起新反抗，又再蜕化成再压迫……“呼吸不停，战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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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倾向于“肯定”，哪怕是欺诈式的肯定。“权力”肯定了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而这一切东西却终不免是归于否定的。其之所以是否定的，就在于它们并不像“权力”的占有者所昭示的那样积极，而是极为消极的腐蚀性存在。除创造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消极，都是“阴”。只有创造才积极，才是“阳”。



“权力与创造不共戴天。”应当广义地理解这句话。我不否认权力也有创造的潜能，但这只是巧合而已，是创造性导致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导致了创造性。成功的权力，只会削弱创造力，使创造力从非创造的孔道中发泄出去。有时，权力刺激也会促使创造力高涨，但权力刺激不可过大，过大反而磨灭了创造的冲动。尽管权力催化了创造潜能，但创造的高涨不是产自权力。人的本能总是千方百计用权力以求纵欲，所以权力对他们意味着灾难，“德行”与“权力”在他们身上是对立的。权力越重的人，道德越败坏，只有深受压制者，才成为“有德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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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暂时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有兴趣找一点更直捷、更切实的“原因”时，便不难发现：由于科学的进展，人们干预自然进程的权力也相应加强了；由于“群众时代”的到来，人们干预社会进程的权力也得以强化──但结果又如何呢？心的嗜欲越来越强，人间冲突越演越烈，上述两种权力的强化，到头来都灌注到野心中，使之无比膨胀起来。于是，运用权力来“享受人生”，而不是“追求人生后面的虚无”（如“彼岸”），就成为人生唯一的目标及内容。



中人和下愚都有创造潜能，但没有艺术情趣，没有重视游戏轻视功利的贵族天性，他们的潜能最终都没有发挥出来。不会创造的人们认定创造比争权，太是隔靴搔痒了！这些感官动物视创造为逃避现实，为“懦夫本色”。这些感官颠倒的动物哪里能够理解“行为场所的转移”这样意义重大的母题？他们哪里懂得，权力无非来自先前的创造；权力只是对于创造的消极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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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自我的权力也即“行使自己的天赋权利”，俗话说就是“享有”。“享有”还可以细分为“肉体的快感”和“精神的陶醉”两种。享有作为“报酬”，其目的是使动物的生活更有兴致。除此之外，享有只是消极的，没有更多的积极动能。尤其有害的是，很少有人能抗拒享有的腐蚀。



如果说，对自然的权力，有助于减轻自然界的压力；对社会的权力，有助于减轻同类的压力；那么享有作为“消除自我压力”的方式，作为规避种种戒律的途径，显然更受青睐。对享有的限制就形成了所谓戒律。戒律的目的在于控制“无谓的精力浪费”，以控制享有带来的解放感、自由感、扩张感以及种种快意的宣泄；只是，这对生命很可能有害，因为这些权力的后果都是消费性的，原始性格十分顽强。



在上述三种权力形态的关系中，对同类的权力欲，助长了对于自我的权力欲；而对自然界的权力欲，又助长了控制同类的权力欲。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更多不是在“探索自然的奥秘”下助长起来的，而在“力求控制同类的权力”中诞生，如多数时代的科学发展，都是以军事工业为杠杆而勃起的。技术的发明，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之类的抽象目标，而是为了反抗同类的压迫，它体现为“竞争”或“弱肉强食”。所以，科学的迅速发展，总是与分崩离析的乱世，一起来临。而技术发展则反过来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又推动社会的无情“进步”，这种进步永远是与人的不幸福状态紧密相连的。最后直到技术发展导致环境破坏，迫使技术发展本身不得不停滞或减缓下来。只有等到社会萧条、文明解体之后，上述不平衡状态得以减轻，社会的重新统一，再度成为可能。所以，“社会政治方面的统一”（“思想统一”、“宗教统一”，只是其副产品），经常都是技术与科学发展、艺术与文化发展的致命伤。幸好，这些统一还是与动物庄园里的幸福，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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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首先体现为，权力行为对创造行为的腐蚀；其次体现为，权力行为对生命健康的戕害。权力既然如此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是否应该受到必要的谴责？



不必了。人的思虑其实并不能够“改变”什么。“自由意志”耍枪弄棍的余地其实是很小的。一切由意志促成的改变，细细考察下来很多不过是前定的，而且是前定于意志之外的动因动能……人的思虑、意志，甚至天才的潜意识，都只是山雨欲来之前的微风，至多不过是信风或是“王风”罢了，哪里可能是真正的动因呢。我们在此并不指责权力，只是陈述它的始末、揭示它本来面目。





第五章被压制的德



九、争雄与守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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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时代在历史中交替，这就是“争雄”与“守雌”。



争雄时代是唯物主义趋于上峰的时代，它的基本倾向是外向的。守雌时代的特征是“退藏于密”，它的基本倾向是向内的。无论就个人还是就社会整体，这两种倾向都可谓鲜明而一贯：前者使社会沸腾，后者使社会沉寂。



争雄时代的终结，是由一些伟大的收敛性哲学宣布的。战国时代《老子》的“守雌”哲学，预告举世滔滔的国际争霸时代，即将结束。在希腊世界，斯多噶哲学、犬儒主义，充当了相似的导师角色。在印度，则是佛教和耆那教。



守雌时代的结束，却不见得要由某种明确的哲学来宣布，毋宁说是通过“宣布放弃某种哲学”来预示：它通过社会的灾难而实现，像匈奴人西进欧洲和后来欧洲人的十字军东征，再如中国的黄巾暴动、五胡乱华，以及洪秀全以降的近代中国──都是文明转型引发的社会灾难，也是“争雄”时代不宣而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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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永恒基础是什么？



是细民们对强权的畏服。这，也是各种“社会性”的有力表现，是各种“社会功能”的基础。于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被征服者的沉默血液，尤其是像汉人这样不久前还屈服在蒙古、满洲、日本、苏联铁蹄几乎不间断的蹂躏之下的可怜族群。这样被强暴的命运，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疏远仁慈的神明、自主不自主地崇拜胜利的魔王。



尽管由于生理作用的反弹──这沉默的血液也要做出某种反抗，发出零散和微弱的抗议……有时还以同情弱者和失败者的婉转形式，偷偷表现出来。但很少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以身相殉地这样做，而一旦有了，就被迅即灭族；这样，我们的奴性在生物学意义上都是日益深重，牢不可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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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并不是创造者和宗教领袖在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信仰和文化精神，而是人们如灯蛾扑火般地趋奉于创造者的信仰、宗教领袖的文化精神。这一趋奉，才是真正的权力基础。只有在权力出现以后，才会发展出强迫现象──所以，趋奉总是先于强迫。而盲从和信仰，对少数人的灵魂虽是极深的痛苦，但对多数人的皮肉却是适意的安抚。没有盲从、信仰（尽管有时体现为反对传统权威、反对传统信仰），多数人将无所措手足，甚至不知道如何表情，如何自我观察……区别只在，那个时代所流行的，是些什么样的盲从和什么样的信仰而已。



人民对强权的态度如此具有两面性，这使他们对政治和统治势力，也具双重感情。



对强权，一方面畏服，另方面嫉妒。通过畏服，使自己获得认同感，从而增加自己心理上和事实上的存在。嫉妒，是恨铁不成钢，恨自己不能把握这一强权，或从中沾取更多的荣耀。这嫉妒往往通过否定当前强权的正义性或干脆怀念并颂扬被自己的内心完全不齿的失败者，来实现。畏服与嫉妒的两面性，错综复杂搅拌一起，难以辨其马牛。尽管它们的形式，经常披上某些冠冕堂皇、叮当作响的家畜的辔饰。──让我们同情并理解这类被征服者的悲哀吧？



生活的这种两面相，一旦进入较高级的政治领域，就化为双重感情。



人民，一面崇拜社会支配者；另面又心怀不满。所以不论怎样英明、廉洁、朝气勃勃的支配者，都不能根除人民的不满……于是，统治者学会用舆论把戏和宣传伎俩来愚弄百姓。反之，不论怎样昏庸、腐朽、因循守旧的统治者，都能多少唤起人民群众某种程度的崇拜……这样的现实，使得统治阶级尤其是上台不久的统治者成为世界上最堕落、最死皮赖脸的低等动物。



于是权力，就意味接受崇拜，不论这权力是否“干净”（就像是商人们从不过问纸币是否干净）或者还能维持几天──于是，一切统治者都学会死死抓住权力不放，直到洪水滔天或是玉石俱焚的刹那。



理解了人性的这些侧影，也就为新的统治原则指明了方向。尽管还不太清晰，但人的方向已朦胧预示：政治，不该顺从或假装顺应（一味顺应，往往导致假装顺应）人民的无止境的要求，但要多少带给人民不断的福利。完全顺从人民要求，政治秩序将不复存在；如果不能带给人民不断的好处，则终会招致来自人民的消极抵抗，结果从根本上扼杀现有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而革命的推动者在开辟自己的新天地时，千万不要忘记给予人民某种恩惠，甚至是激发人民的参与感，以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否则，“欲速则不达”的独角戏，是不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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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胜利者，也有胜利者的先驱。胜利者的先驱不是胜利者，但也并非失败者。革拉古兄弟的平民化宏愿，由凯撒和屋大维的独裁变相地完成了：平民和贵族在独裁统治下变得平等了。和近代西方世界和现代全球化的进程相反，罗马的贵族不是由平民革命消灭的，而是由僭主政治消灭的。古代中国也有相似之处：陈涉、吴广的平民野心，在项羽尤其是刘邦的身上得以兑现。



在宗教领域，情况更妙：施洗约翰的头颅，奠定了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并通往使徒保罗的死囚牢，最后在罗马阴暗的地下礼拜堂里，才升起了教牧系统的宝座。



A、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的压制──这些少数人的心灵敏感，这可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三者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由于放纵和解放态势而在尽情释放能量时，受到压制的少数人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极度反感，而在积累能量。



B、随时光流逝，多数人由于无拘束的放纵而空虚，并精疲力竭，少数人却由于压制，积累庞大的能量，进而铸成组织。于是力量的对比，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少数人储存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过多数人储存的总和，少数人于是构成“对于多数人的优势、吸引和不言而喻的权力”。──普遍的压制时代悄然来临，取代前此的普遍的放纵时代。



C、这普遍压制，是需要以“能量的释放为后盾”的。少数人尽管奉天承运地施行这压制，仍需付出他们在经久的压制状态下所悄悄积累的能量。而多数人却因被压制而敛迹，从而开始再度积蓄他们的能量。于是力量的对比，再次反转过来：经过一定的时间，渐渐的，少数人所体现的那种普遍压制已经镇不住多数人的能量勃发，于是普遍压制又开始出现裂隙……



D、这种被压制状态下的能量勃发，慢慢开始采取一定的途径，在薄弱环节进行渗透，随力量对比的进程及其“剪力差”（少数人因“控制局面”而消耗能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力量，多数人因继续受压而不断增加力量。这样，“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角色又开始再度互换了……）──旧有压制的裂隙越来越多，从中流失掉的能量越来越大，逐渐导致旧有压制的全面崩溃。



E、这全面崩溃之势一旦形成，能量的释放（解放）就变成毫无目标的四处流溢（放纵）了！创造性于是变成破坏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追随，使得数量上的“少数人”日益得势而变成“多数人的统治者”，结果堕落成滥用权力的先锋。



F、随同新的多数人而四处流溢的放纵行为，使得新的压制效应又对新的少数人形成……于是，一个重新凝聚、重新压制、重新破裂、重新放纵……的进程，再度开始！



G、多数人的放纵和解放，这态势本身就构成对少数人（他们心灵敏感）的压制。这可从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这三者是递进的）上得到说明。当多数人因为放纵和解放态势，而释放能量时，少数人再度却由于对这态势的抵御而积累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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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读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西方人作为整体而言（而不限指某阶级某区某国的西方人），已经日渐耗尽他们数百年来亢奋不已的精力，而陷入类似马其顿世界甚至罗马帝国晚期那样疲软不堪的境地。有一天，西方人将再度成为一群丧失意志、缺乏活力的木偶，仿佛希腊罗马文明的晚期。那时的人们会大声叫道：“他们一千年间的创造力哪里去了？”真的，他们五百年间的嚣张暴戾哪里去了？被他们得志猖狂的纵欲，给活活葬送了。



心的力量，是独特的历史现象。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任何巨大的文化创造力，没有几百年时间的涵养，是成长不起来的。而西方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极端“黑暗”的五百年间、以及随后五百年间（公元500─1000年的前文艺复兴的“灰色”时代），千锤百炼涵养起来的元气，已经被最近五百年间即1500年以来的地理大发现）的扩张，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压制时间越长、压制程度越严、压制的感受越痛苦，则报应来临的一天，反压制的创造力，开出的精神之花也就越是疯狂，醒目、馨香、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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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毫不怀疑，西方人在千年间的“黑暗时期”积蓄的心力，现在已经几乎涣散。所以在二十世纪继西方之绝世者，已经落在西方以外的重心上：作为西方世界的蛮荒边疆而出现在历史中的苏俄、美国及东亚。这些半西方化的（美国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犹太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苏俄半蒙古化、半回教化；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欧洲化）族群，其衰落当然也会稍稍落后于西方的主体（即西欧，西罗马帝国的遗址）。不过，苏俄与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日本人由于他们岛国的偏狭（地理的、心理的以致生理的），基本上只能处在配角的地位。我们兴高采烈地看着现代中国所受到的、来自全世界的严酷压制。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八国压制，有助于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国家，有助于中国有一天返回去、挥发出，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球影响。



我们怀着更大的惊喜、更大的感恩，来预言中国也许要遭受的更大、更全面、也更符合奖惩原则的严酷压制。因为我们确信，这中国的涤罪祭，将使新的中国人获得更大、更全面、更符合奖惩原则的能力！现代中国的痛苦，上承祖宗的余孽，下启后世的生机：我们欢呼更大的危险、更大的机会！



到那一天来临，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将在许多方面与今天的世界正好相反。那时的人们会承认：罪恶感……自卑感，并不是“心理病态”，而是在不利的生存状态下，即身处“逆境”时保护机体免受过度损耗的某种自卫机制。自觉有罪与不洁、自觉软弱无力，尤其是自觉渺小卑劣，可使受害者们的采行类似“冬眠”的举步不前的方式，自我保护起来。如果没有低调形式的自我谴责，主体反会由于与自身能力不相乘的过度的支出与扩张，而陷入虚脱──正是由于这种生存的智慧，对不甘受害的受害者来说，意识天神、承认天神、依赖天神、崇拜天神，才成为生存平衡所必须，成为“人类得以保持其尊严”的前提。尤如持续的焦渴，是意识清泉、承认清泉、依赖清泉、崇拜清泉的生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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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生理的压力，就不会有切肤的认识。没有切肤的认识，就无法兴起皈依之情。如此所谓“病态心理”，已从两方面构成人生的“力量源头”：



A、保护自身机体，不受“透支”的伤害；



B、对低水平的生存，进行合理化。



总之，病态心理，通过对于生存的贬值评价，而更有成效地维持了“危机中的生存”。例如，这突出表现为“原罪”观念是如何持续鼓励了生命的罪恶与痛苦！并在根本上原谅了人的罪行。



须知人内心的最大痛苦，不是来自悔恨犯罪，而是来自感觉自己犯罪不够：“被别人欺侮了。”悔恨犯罪的痛苦，是来自“过”的不安；它因为惧怕惩罚而激起良心动乱，于是这被人设法补救：教会里的赎罪券、寺庙里的“功德”，因此都卖得很好。而犯罪不够的痛苦，却是源于“不及”的缺憾，它或是激起疯狂的嫉妒，或是触发低能的自卑，由于人的自私性格，这“吃大闷亏”的挫败感所招致的痛苦，当然要比“占便宜”导致的内疚，远甚。而教父们发明的“原罪”学说，却可以减轻人的最大痛苦──因为人人都是罪犯，例如虽然你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与人通奸，但你在心里犯过奸淫吗？犯过，那好。那么你和那些通奸者一样有罪，你可以心安理得，不再有“吃闷亏”的痛苦。你杀人越货吗？没有？不要紧。你总恨过某人吧？甚至恨不能杀了他？那你等于犯了杀人之罪。还有，你再廉洁，总会偶然地、悄悄地想过，想要得到某些并不属于你的东西吧？那好，你和小偷一样有罪，你现在可以心安理得，不再有“吃闷亏”的痛苦了。什么？你从来都没有这些不健康的思想？那也不要紧！因为你的诞生和生存本身，就是某种罪行（比如亚当、夏娃的堕落）的结果，所以你生而有罪。心安理得吧，你虽然没有犯罪，但你一点都没有吃亏：你本身就是就是一个天大罪行的结果。所以你占了天大的便宜，以后，你可以自称为罪魁，成为自我卖弄的伪君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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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与生俱来。在原罪面前，最好的人都是没有犯罪的罪犯。原罪拥有超乎生死之外的性质，死亡都无法赎取原罪！原罪因而使得可怜的人们获得了比个体生命远为持久的镇静功能。死，因此不再是罪人们行之有效的逃避方式。



但是，这种彻底的绝望，不是在极大程度上反倒提高了人的生存勇气吗？从而在基督教的名义下，恶人犯起罪来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心安理得，更加有恃无恐，更加振振有辞。尼来说什么基督教弱化了人的本能（也就是原罪的罪性），完全是误解！基督教，不过是使弱者更弱，强者更强；不过是使强盗披上了骗子的外衣、狼披上了羊皮罢了。以传道为谋生职业的人，既然连死人都不放过，生存的罪恶与痛苦，反倒因而减轻了。尼来说：“我不用斥责的手，指着生命的罪恶和痛苦，反而满怀希望有一天，生活将变得更罪恶、充满更多的痛苦。”──这倒是体现了更充沛的“基督教精神”！要是没有更多的罪恶痛苦，救赎还有什么必要性和急迫性呢？



罪恶因此不仅仅是死亡的儿子，还是死亡的父亲！死亡，以及对死亡的畏惧和无限性想象，诚然令人产生了加倍的罪恶感，并产生虔诚忏悔、彻底赎罪的冲动。但“良心不安”这种“对强烈原罪的惩罚”，却在无形中保证人可以“净化”生命，也使世俗的惩罚摇身一变，为神圣的赎罪。



这就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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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陷入罪恶感的心灵来说，死亡只是转换了罪的形态，但不能绝除罪的阴影。在他的想象中，他的尸骨和鬼魂，仍因生前的罪性、罪业，而遭受苦难。于是，他便渴望从根本上逃避生存或是逃避“现世”。但逃避生存，如佛教徒所实践的及叔本华所鼓噪的，在永恒的罪性（而不仅仅是罪业）面前，也同样软弱无力。因为原罪先于生存，它像无孔不入的病毒，潜伏在一切现世中，与一切“生物原则”同进退。所以，高级宗教要逃避的，不仅仅是生存，而且是整个现世！



生命就是原罪的父，现世就是原罪的子。原罪因此也是宇宙间唯一自由的力量？撒旦是由于争取自由他不该拥有的自由而堕落的？原罪，是先于实体而存在的遗传密码和永恒阴影……按照使徒们的说法，死亡，仅仅是原罪伸出的一个手指，意在恐吓人？天堂、地狱，生存甚至非生存……都不能助人脱离原罪的奴役，更无从超越阴影。惟有依托天神，始能跳出原罪的煎熬？



怀疑论者认为，这是一个如何不可思议的天神啊？他全能全知，但却听凭人类犯罪，听凭人类痛苦。可这样的天神据说还像慈父一样爱着人们？崇拜他，结果是唯一的归顺，代替万般的奴役；用特定的光明，凸现普遍的阴影；用暂时的希望，种植永久的毁灭……除此而外，据说一切人造的、许诺的解脱，还都无济于事。



无神论者更从怀疑论出发，推论说天神的仆从因此要制造罪恶感，要扩散自卑心，要完成病态心理的塑造工程……。这是为救世主的到来，做最精细的思想耕耘。在乱世的骚扰中，浮现心海的浪花。没有罪恶的洁净状态、没有骚动的宁静状态，并不是神圣。神圣，是针对罪恶和骚动，进行极严格的控制。其前提是，罪恶与骚动的存在。所以为了创造神圣，必先制造罪恶。因为神圣，不是自然的平衡，而是机体的牺牲。……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一、民族的痉挛

二、群体的召唤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四、老公猩猩

五、国家与革命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七、思想家的苦恼

八、认识天人



一、民族的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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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昨夜沉思我们的“民族性”：我们与众不同的“汉族”。



B、我们的“汉族”，真像一颗人间的彗星。它时而奔向太阳，时而奔离太阳──两种运动，在它自己的轨道上，这是命运？



它把“太阳”当作一个目标或“反目标”──它是依据和“太阳”的关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离太阳越近，它就越软化、越膨胀、越离心、越变形……离太阳远了，它就硬化、收缩、向心、整合。变形者有特色、有表现性；整合者有内力、有持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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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是我们的中庸之道？哪里是我们的精神故乡？“汉族性”，成为我们的历史负担。汉族性，是我们特有的“中国国民性”。中国，正在汉族性中痛苦挣扎？中国，正在酝酿名不见经传、实不载史乘的空前事物？所以，他的生存形式，超出人类迄今已经认识了的形态。于是，他仿佛混乱得使人困惑，他真的反复无常得令人厌倦。但他的形式，还是不乏某种“规律牲”，这就是：“混乱加反复等于无常的汉族性（？）”。他一会儿向阳，一会儿向阴──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命。他忘了自己已有的宇宙，他苦思自己将有的洞天。



混乱感，已成为二十世纪汉族性的重要特征。



这个自秦以来形成的费拉民族，作为整体无法重抵“历史高峰”了？它早已丧失了生长的力量，并从令人眩晕、使人震惊的高度上，坠落了下来。从那以后，它就在下山的颠簸中陷入迷乱，丧失必要的形式，必要的“礼”。汉魏以降，中国失礼，失义，失理，失忆。



这无序的混乱，不是生长标志。如从循环的角度看，也许是再度的、还没有开始进入生长的阶段（而只是停留在“前生长的孕育阶段”）。文化的孕育时代，我们呼唤更多的“破坏的要素”；它将选择、筛取、创新，一时间，它来不及对试验的结果，加速催化、促其生长。



其他还在生长的社会，在其既定轨道上，其中的居民，缺乏类似的体验，无法理解那种弥漫中国的混乱，无法参与那种支配中国每个人思想、行为和情感的巨大摩擦力？所以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估价，令人发噱。包括社会混乱状态和人的混乱感觉在内的多重混乱，已成为今日“各领域中国生活”的基调，如工作、学习与爱情等等，莫不如此。社稷、家庭与公共生活，亦然。而克服这一基调的努力，业已构成中国走向新生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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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消泯的地方，只有空虚留下：世界恢复了它支离破碎的原貌。要知道，世界的整体感和所谓“秩序”，并非实存，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幻想所赋予的。“失去幻想的推动，也就失去了秩序”，正如失去了假设的前提，也就取消了科学验证的基础；而没有秩序，人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将何所托付？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希望？但为了明天，我们必须再度确立民族的希望，不论称此希望为思想或幻想！



有人说，汉族是个缺乏绝望感的民族。其文化原因极为复杂，如果一言以蔽之，则曰：老化。由于老化，我们在整体上说，已经经受不住任何痛苦的真相。由于老化，我们看见了努力奋斗后面的无限虚无。我们已经老化到这种地步，以致任何危机意识，都无法真正激动群体的心灵。老态龙钟的汉族自以为历经诸多忧患，不会亡种亡国，故日益疲沓，不思振作。这种老化，已接近腐化，青年的腐化只是生活方式，老人的腐化却是生理现象，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但老化得进入腐化的民族，却不再产生具有危机感甚至绝望感的个体，因为我们还有源源不断的青年个体，可以像韭菜一样被一波一波地剪下！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痛感。但衰朽的结构，正是依赖精力充沛的个人，并吸取他们的血，以维持自己的存在。谁能说，这里没有一个巨大的讽刺意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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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已死，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也许不是的。一个尚未摆脱的危机、走出困难的民族，是没有资格侈谈“英雄时代的帷幕已经落下”的。这样的民族或由于幼稚或由于衰老，都离不开它的保姆。没有保姆，幼稚的民族无法长大，衰老的民族无法送终，没有英雄的今天，就没有民族的明天。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英雄，需要保姆的民族也要培育出自己的英雄来！和保姆不同的是，真正的英雄，在本能上是不受原则控制的──他拒绝“驯化”。但他善于把自己的行为纳入某个足资其驰骋的群体规范，并将个人情感皈依到能使群体趋于狂热状态的那个希望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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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790—816年）、尼采、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夭折命运的早夭者、能够避免发疯命运的大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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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的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耳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归功于聪颖、软弱、爱好激动的拉丁民族的精神所引发；不如归功于日尔曼人的粗率性格。近代欧洲精神，与其说发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等意大利文人，不如说发源于罗哲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年）一类的日耳曼野人。这类日尔曼野人的佼佼者，还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 beare 1564—1616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等人。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勇于反抗但拒绝循规。力成为他们最高的善，如浮士德博士就是这样的“恶魔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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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高级文化，以其不同的核心，再加种种内外环境的影响，形成民族精神的形式。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各个中等国家，如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在民族精神的形式方面也日益混同，这实际上为高级文化的世界规模的合并，准备了条件。另方面，不论高级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独特形式具有多大差异，它们都起源于民族意识的区分，即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看法。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的意识，不仅是高级文化，也是习俗性文化的基础。如果缺失了这种“认同”或“追求差异”的意志，一个民族的文化即将被别的文化所同化、吞食、消失殆尽……因为“模仿”的引力是巨大的，而抵抗“模仿压力”的，惟有尊严与骄傲等固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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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的丧失，其实是一种“惩罚”，不仅仅是一种“代价”。是加诸一个民族头上的过分沉重的勒索。



对快乐的惩罚，不仅是“付款”，且是快乐过后的深切失落！对憧憬的奖励，不是“努力”，且是憧憬过后的终极幻灭。这并不体现任何人格意味的支配，而只是心情转换、焦点移易。没有过快乐，就不会失落；没有过憧憬，就不会幻灭：命运是很公平的，有幻灭比没有幻灭好，有失落比没有失落好。生命毕竟在此搏动过。



紊乱令人痛苦，是因为它打破生物遵循的节律。但生长总是伴随着紊乱，它一笔勾销“氓之嗤嗤”的安祥、宁静，所以人们憎恶它。紊乱，令人绝望，但绝望的感觉并没有把人尤其没有把某个群体，导入实际上的绝路。绝路与否，取决于人对绝望感的反应，反应好，绝望感将是新的转机，展开新的道路。因为我们看到，一切有希望、有潜力的发展，都孕育在紊乱，激活于绝望：是绝望而非信仰，逼人思考：是紊乱而非秩序，迫人调整的生活方式。人是苦虫，他受益于痛苦，也只有通过痛苦，才净化、升华，使自己成为人而不再是兽。假如压力消退了，他的生活反而迅即腐化，原形毕露。所以，为了生活的力度，请保留我们的痛苦吧。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二、群体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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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家庭、社团、民族、国家等等）是很重要的“意义单位”。但意义的单位并不等于“实存的归宿”。这可以从逻辑和事实三方面得到说明：



A、作为实存的归宿而被认知的“目的”，实际上只是感觉和思想的结果，它是某个有机体（如“我”、“你”、“他”）的所有物，即来源于某个“意识”。



B、所以构成任何群体的个体意识之间，却并不存在共同的感觉和思想。群体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多个有机体的统称──它的共同意识并非共生的，而是由多个意识汇成的“互相冲击的力量海洋”。即，它的共同意识只是外力诱使或强使的结果。



C、因此，任何群体都无法创造并维护有关生存目的这类“完全统一的群体意识”。而创造（这是“艺术家”的工作）和维护（这是“工程师”的工作）的使命，到头来只能落在某些个体的身上，他们开辟或完善这类硕大无朋的思想，以便为自身（个体）的超个体存在，找到一个可以被他人（“本群体的成员”）接受的立足点。



综合上述三点可以说：“民族”是一个有力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一个实存）。它能在个体的思绪低潮中，促人振作，为命中注定的孤独者，祛除旷世寂寞的感觉，这是“民族”在思想世界中的主要功能。



思想家在运用民族的精神功能时，应该注意以下三点，以免陷入自欺：



A、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有机体的盛衰，取决于它的成员们尤其是那些主导成员的精神状态以及这种精神状态与它的生存处境之间的反馈，这些生存条件包括内部环境如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和外部环境如自然条件、种族特质等。这种反馈的外在表现及其痕迹，被称为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



B、但实存的民族精神，却是无法实录的活体，它永远在迁化、易形，不断在回答自己的生存处境所提出的新挑战。



C、为研究的便利，人们不得不暂且把精神“固定”下来。所以，再伟大的人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民族精神、改造民族精神，即使他奉天承运，“受命运的感召”甚至具有再造一个民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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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不同于哲学。哲学不同于知识。知识是记忆的产品，而哲学则是理解的产品；哲学不是关于事物的甲乙丙丁等描述，而是对甲乙丙丁等描述的进一步领悟，尽管在甲乙丙丁的描述中，已经包含对事物的粗浅的、感觉性的理解。换言之，知识是对“现象”的把握，哲学是对“本质”的把握。所以古人把知识称为“小学”和“器学”，而把哲学称为“大学”和“道学”。正是在这意义上，知识与哲学的并称才是正确的。知识与哲学仿佛智慧树上两朵花，不可偏废。历史上某些哲学家专崇学问而贬抑知识，是无知，至少是矫情。



何以见得？



A、知识是哲学的根，没有知识，任何哲学不能成立。哲学若不扎根强固的知识，即成为虚妄的臆说。



B、知识人人得以享有，知识是人应付生活所必需，且是不教（专门教育）而能的生活技能，是人的第二本能。然而哲学却不是人人都能享有，唯具有特殊禀赋的人，方可担负哲学。哲学作为精神结晶，脱离人的生活、脱离动物本能。由于哲学与知识的这一根本区别，那无知又矫情的哲学家们，反倒成了学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把少数人的负担强加给多数人，结果朽木不可雕，反而招致“民怨沸腾”。所谓普遍教育的结果，是造成教育的退化，形式上的大众文化，造成实质上的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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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就是简单明了的模仿。而且，模仿也能导致一般意义的“理解”，虽然模仿不能达到真正的领悟。获取哲学的途径，则不可由模仿来完成。因为，哲学是创造性的活动，模仿的道路无法达到。获取哲学的途径，在培养一种人格，一种独立的、创造性的人格。独立的人格必同时是创造性的人格；无创造性的人格，必在本质上依附其他人格，故其不能独立。而对创造性人格言，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字一句，一吟一咏，一个理论，一篇诗章……虽然可能遗忘，但所有一切对形成新人格，则人有助益。



哲学切需融汇贯通知识，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若无“惟精惟一”，何以融汇贯通？这“一”，就是独立的、创造性的人格，是“道”之本。进言之，一切学问皆可视为此人格的外延，而人格又是天性遗传相关联。所以，创造性也是一种命运，是不由自主，且推卸不掉的。我们的理解是：知识人人都有，也必定会有；但学问则只是特定的人才得以担负。所以，单方面抑知识而崇学问，甚至幻想普及学问以代替应用知识者，非痴即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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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哲学的精义：人格哲学对多数人毫无用处，因为多数人没有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是少数人与生俱来的抱负，是多数人无法承担的重负。从另方面说，多数人也无力形成独立的人格。所以，人格哲学无益于多数人，人格哲学仅仅适用于少数特殊禀赋的人，这种人由于天性中的强劲冲动，而被评论为“天才”，天才其实就是不由自主的创造冲动。



人格哲学认为，培养新人格是重要的，但新人格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以新人格达到新创造。没有新人格，所谓创造只能是因袭前人、剽窃他者而无进取。为创造，为新生活，为在这艰难世界上活下去，且要充满进取精神以创造新我，就必先铸造一个活生生的人格。因为世间最大的创造，即在创造新我。这也是世间最难的创造，且是一切外在创造的前提。新人格的最大特点，是自强不息、日新其德。只要有这个两特点，新的人格就能逐渐胜任创造的艰难。人格是出自天生有德的心灵，再通过艰难的自我铸造，而逐渐完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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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铸新人格，既然是伟业中的伟业，一切外在创造，都是由这内在创造，奠定始基的。那么，怎样锻铸新人格呢？



在我们看来，铸造新人格的活动，需要人的一切生活都以之为轴，新人格的锻铸者，必提取一切世俗意义的生活：即便他的生活外观与世俗类似，但也有崭新的意义，并从属新的炼丹目的。他来到这世上，不是为生活，而是为创造；对铸造新人格的活动者，生活就是创造，而唯有创造，才真是生活。单纯的模仿，不能锻铸新人格，新人格需要“涵养”、“感动”、“潜移默化”，并遵循“熏陶”、“觉悟”、“灵感”、“冲动”、“创造”的途径。唯有创造者，才能完成新人格的锻铸。故不能创造的人者，实无新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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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熏陶、涵养、潜移默化，有类似于模仿、学习、但也需要独特的心得，且有“心灵的易化”。心灵的易化，是心灵由感动而易位而开始潜移默化，从而形成新眼光、新意境──作为新人格的始基。锻铸新人格的方法是多方的，然归其要旨不过为一：刻骨铭心。能铭心刻骨者，始能言新人格之锻铸。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谓钻研学问的根本方法。但任何人的“学问”、“人格”，是由其天性中的“德”预先所决定的。“天性中的德”，也是“命运”的展现；而天性的德加以命运的折射，就构成人格之光。这样的德在命运的颠簸里，能转化自己的畏惧。不是无所畏惧，而是麻痹那一切生物与生俱来的自保反应。例如，在过度的不适与痛苦中，人体已经没有余力启动正常的自我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的自保方式，是中止或减弱行动；而意志强烈的人，则反而抑制自保反应而扩大行动，这就要求对不利于己的事态发展，保持一种“贵族式的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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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行动这时体现为“纯粹的人为”，虽然它的起因是超出人力以外的。这样的人为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的结果吗？这样的人为即使是最极端的努力，实际上都可视为“太极的属性”，是从“太极”这唯一原因中产生的果子。所谓善恶，在太极面前，已经相对，甚至化为乌有。太极的绝对即易化的终极善，被凸现出来，尽管这非人力所及，且非人智所解，只有旷世的天才、独立的人格，通过自己的天性与太极遥相辉映，感受它在特定的时空里。



任何旷世天才、独立人格，在面对“罪恶”进行战斗时，都或多或少自觉受到“太极”的引导，或曰“受到命运意志的支配”。所谓自发的抗恶，也是受到冥冥天意的间接控制。人尽管认不清善恶而滑入罪恶，但这不自觉的罪恶，岂不能最终通往神圣？生命、生活，都是太极的属性，自称爱生命、爱生活的人，如果不爱太极超过爱生活、爱生命，甚且根本不能感受太极的爱，不能感知太极是万般属性的唯一本原，则他对生活、对生命的爱，必流于肤浅的爱。因为不认识某物而产生的爱，是误会的爱，不会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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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受限于动物的本能，无法理解太极乃是生命中的生命，结果只把纵情声色的人，称为爱生命、爱生活的人，仿佛生命与生活的真谛只是享乐、纵欲。这充分体现了人生的谬误，或谬误的人生。我们不把仅仅具有生存欲望及权力意志的人，称为“爱生命、爱生活的人；更不把感官欲望特别发达的人，称为“爱生命、爱生活的人：因为这只是动物层面的人。感官欲望的仆役，未有主动的爱，而是被生命的工具、感官的欲望，牵着鼻子，被动地走。



“存在──意识──欢喜”，不过是被动的自我陶醉，它导致生活热情的由衷减退，因为创造新生活的冲动淡化了。除非人能从“欢喜”的陶醉下复苏过来，用暂时的沉溺所积聚的超常能量，更为疯狂地前进。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三、略论知识的双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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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个完整的知识发展过程，应该形成两大结构。第一结构可称为“知识结构”或“分化结构”。第二结构则可称为“反知识结构”或“一贯结构”。



B，多数人的知识发展过程，只停留在第一结构，第二结构对他们不仅陌生、隔膜，仿佛离奇、不可获解的谜……



C，分化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不同点；找出的不同点越多，得以识别的事物越多，就越有广度。第一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识别不同和相异的东西，认识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



D、一贯结构的主要趋向，是找出事物之间的相同点；找出的相同点越对，得以概括的事物越多，就越有深度。第二结构的原则在于揭示：“认识”就是确立相同和普晋遍的东西，认识共通性是事物的本质。



E，上述第一结构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知识”；而第二结构则接近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学问”。第一结构代表知识要素的积累，第二结构代表知识结构的确立。第一结构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第二结构的使命是消解知识。第一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世界本身的分化作用，它的方法是分析，即《老子》所谓“有名，万物之始”；第二结构的功能在于，它对知识本身的一贯作用，它的方法是归纳，即《老子》所谓“万物归根，归根曰静”。故又可称此学问为“反知识结构”。



F，第一结构的峰值称为“科学精神”（古人所谓“器学”）；第二结构的峰值称为“哲学”等（古人所谓“道学”）。前者自己终究归于世俗生活的应用，后者终究归于精神生活的阐扬。地道的科学是基于实验的，地道的哲学是基于虚无的。科学的方法是理性控制的观察、实验；哲学的方法是直觉推动的概括、抽象。以科学统帅哲学是哲学的僵化，正如以哲学统帅科学是科学的腐化。



G，对精神性的生物物种来说，知识发展的过程应当而且必定是完整的，他们的认知结构也必从第一结构转向第二结构。对人的肯定，迟早会升格为否定；从而不再将人生作为一个归宿，而作为一个阶梯……



H，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对在精神生物的个体发展中，扮演上述角色。而在文明体系的知识发展中，亦然。一个文明体系，一种文化结构，在其命运深处，都存在这两重结构。（第一结构）令人欣喜的诞生和（第二结构）触目惊心的毁灭，并存。实验主义的开幕和虚无主义的闭幕，轮番交流。



I，知识的发展过程，一旦达到第一结构的饱和，即开始走向第二结构的消解。一旦达到第二结构的完满，即向第一结构反转。每结构一旦凌越了自己的中庸，即走向自我否定。它常常表现为“自杀性的炫耀”。“中庸”何在呢？中庸啊中庸，人们无法事先发现你；只能事后猜测你。



J，什么是“一贯”呢？用倭化的现代汉语说，就是“主义”，即理论体系。理论若不“一贯”，则失其力度。而如果一贯到底，又不免成为偏见的渊薮。一贯之道，不仅是第二结构的特征，也是力求简化、把握环境的“生理现象”。



K，知识发展的尽头，出现了各种知识学科之间界限泯灭的现象。这在不知不觉中，为“齐物论”的时代做了开拓工作。知识的发展尽头，是虚无主义。正如劝人为善行爱的宗教之尽头，横亘着超级专断甚至残暴。不妨认为，虚无主义乃是第一结构的膨胀迟早造成的结果，当一个知识系统膨胀过了它的“中庸”极限之后，就会进入虚脱状态、产生虚无思潮，文化的内力趋于衰微，这时第二结构就兴起，振聋发聩。



L，这时，如果虚无主义还不够，那么野蛮精神将继起，虚无与野蛮的联盟，用否定理性习惯的神秘催眠，唤醒人的本能──“大理性”（也即“非理性”），而此本能的复苏，将引导人，重新进入第一结构。



M，这样，虚无主义就成为第一结构和第二结构之间的连接点。形成自圆其说的“思想大厦”、集大成的“一贯之道”。根本动力在于总结纷坛、归于纯一的“意志”。所以，尚未经历虚无迷雾之困扰的人，又怎能形成完整的世界观？正如不知道“死”，又怎样理解“生”呢？



N，当世界陷入虚无感，被净化或抽象为“道”或“主义”时，它原有的生命元素，也就丧失殆尽了。在此意义上，抽象被叫做“抽筋”也许倒更贴切些。如此，第二结构终于向第一结构回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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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人类知识系统的一部分的“艺术”，又是如何呢？



尝试论述我们的“新艺术论”如下：



A、艺术是（1）人的心智对外物的艺术性的特殊感受；（2）人的心智对这些感受的艺术性的特殊表现。所以一个艺术家不一定必然创造了艺术品──他可以只是在内心有高妙的艺术感受而不表现出来；而一个制作了若干艺术品的人也不一定就是艺术家──他可以是徒具其表即艺术形式而毫无灵魂即艺术真髓的匠人。



B、艺术的真价值不在于所谓的“社会功用”即社会道德教化的功能。这种东西只是消极保守的卑微价值，其创造精神是显然易见的贫乏。因为一切社会道德之为物、为工具，其生命都不是持久的，艺术若成为其附庸与装饰品，则艺术的价值也就则逃不过“卑微”二字的局限。此种艺术怎么能够不随其主子的衰微而衰微呢。



C、艺术的真价值更不在于所谓“娱乐”及“消遣”。堕落的价值标准来自所有的娱乐和消遣，其虚幻的满足感，使庸众昏昏然，在陶醉中，顺从惰性的驱使，从而阻塞了奋发有为的途径。我并不否认娱乐与消遣具有休息的功用，但把艺术的真价值视为娱乐及消遣，则系“堕入惰性的掌握”。



D、艺术的真价值也不在于所谓“培养雅致的趣味并陶冶性情”。因为这种观点是被某种粉饰贫乏的心理状态所支配的。这种心理状态虽不满于人类低下之状况，但不思谋根本的前途，却只津津于现实的粉饰。可是，任何粉饰都必然有一定的限度：粉饰与创造不同──粉饰只能依赖于某一客体，否则无法成立。而创造却能够是独立的。创造能够毁弃它所由生的客体。而陶冶性情正恰如一种粉饰。



E、艺术的真价值与真精髓在于“创造”。“人类对外物的（艺术性的）特殊感受”之所以是艺术，就是因为这种感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尽管是未经表现的艺术。因为这种感受本身在外界并不存只存在于某一部分人类的（具有艺术性的）心智中。所以人们说，艺术是需要天才的，即遗传学上的某些要素。训练可以培养机械活动，却不能培养具有艺术性的活动。尽管，如何使你的艺术感受为别人接受，是需要一些专门训练的，但这只是技术问题，并不是艺术的真髓。



F、我是这样理解“艺术的真髓在于‘创造’”的：人类的一切创造──制作、宗教、哲学、科学（幻想及艺术本身当然更不例外）……”莫不起源于艺术。人类并不是为了吃饭而创造这一切的！“吃饭问题”（“经济”）岂能将人类携至如此遥远的创造之路！原始人会被饿死，但又是什么动力使原始人成为文明人的呢？是创造的冲动，是艺术的冲动。这种例子在孩子们身上再清楚不过了，小孩子亦未为饥饿寒冷所驱使，却在游戏中不断的创造，以进行艺术活动。我们可以说，若无艺术的冲动，人一切的创造都成为不可能。所以“艺术就是创造”，“创造就是艺术”。



G、一般人用“艺术性的”一词来形容“美的”，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以“艺术品”代替了艺术。应当用“艺术性的”一词来形容“创造性的”：因为艺术的本质不是美，而是创造。“美”是会死亡的，会随着观众趣味的变化而变成“丑”的。可是创造却不会死亡：它永远是一个脉博，以前的创造将不断赐福给以后的创造。美，最多只能是一个形式，一个躯壳，而创造却是使美这个形式和躯壳得以形成的冲动，也是使美这个躯壳和形式终于归入腐朽败落的冲动。



H、艺术就是创造，就是重新构造的活动；所以唯独在创造中才有艺术，才有美。因为创造活动能给人心带来最大的愉快和刺激。创造活动是人生最高的意境。这是真的美，而不是艺术的躯壳和美感的习惯延续。



I、知识，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之一种，和艺术与创造的关系又是如何呢？知识是艺术与创造的凝聚体，因而是没有生命的，激不起承受者创造冲动的艺术品。任何艺术品，都是人的创造品，故一旦丧失其活跃的生命力，不再能激起承受者的创造性的冲动时，它即沦为“知识”。换言之，则任何“知识”，只要它能重新激起承受者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即成为“艺术”──“知识是凝固的、无生命的艺术”；“艺术则是活生生的知识”。



J、道德之为物与知识近似──那亦是“丧失了活性的艺术”，所以任何道德从根本上说来都是消极的，无生命的。如果它不能重新化为艺术，从而激起感受者之创造冲动的话，它简直就是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只有没有创造能力的群众才应受到道德的辖制，而创造性人物却是可以不受这种消极之物的羁绊──因为命运要求他从事永不停息的创造活动。而道德作为丧失活力的艺术陈迹，因此无权来限制他那充满活力的创造之路。道德为什么会过时且被扬弃？因为道德的消极性质。道德被创造之初，是作为某种艺术而出现的！它是一再被多人的惰性所重复之后，才逐渐成为一种习惯被沉寂下来。这时道德就丧失其艺术特征，成为十足消极的东西了。因此在新生活文化的预示者看来，道德不过是创造、艺术、生命的点缀和附庸──并不是生活造就了艺术，而是艺术造就了生活，创造、艺术、生命的生活。



照此来看，一切艺术与精神的创造活动，都是对现实及生活的嘲讽与诅咒，甚至是污蔑、挪揄、绝望的挣扎。环境往往窒息了人的生命冲动，人要求解脱就必须从“艺术与精神的创造”中去寻求。生活即人与环境融和，其本身是无从宰割的一体，所以伟大天才的梦幻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他的梦可以片面走运，从而创造了历史，并被人们称为“成功”；但他的梦幻既然是纯洁的观念，就不可能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完全物质化。生活有其本身的物性特点，观念上的灵性拿它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历史上一切纯洁化运动，在物质意义上注定是要失败的，纯洁派最多只能为生活留下一堆光荣的废墟。这也使得艺术成为一种不可或离的需要，一个不朽纪念碑与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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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既然对生活的需求各不相同，而生活的物性本身又不可能被割弃、净化，所以艺术就只能成为群众惰性的调味品。为艺术献身的人发展艺术，是作为自己生命超然状态的另一面相；他们爱艺术是因为艺术可以提供生活本身不能提供的陶醉，故世人常以酒与药物，来和艺术相提并论。酒与药物用物质来刺激神经，艺术则用灵性来刺激神经──相对来说艺术为人们提供了较为无害的冲动空间，使人从压制下得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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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到自然美与艺术美，实际上都是自我投现所赋予。所以，人只有在把自然界人格化时，才会感到美；美依赖于人对外物的人格化过程。而人类的互相交际，不论异性之间与同性之间，也都是依赖于类似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而进行的。“对他人所进行的自我化”──这是人类互相交际与理解的根本条件，也是人类互相战斗与误解的基本条件。这个生物界及社会人的“永恒规律”，是人们无法逃避的劫数与命运。



A、从艺术与社会秩序的关系，看一切伟大艺术品的“不道德性”，所谓不道德，就是解除了心理平衡的机能，如此或是堕落，或是创造，不再沉寂。



B、艺术有赖于激情，激情有赖于心理的不平衡；而道德的任务却在于建立平衡，消除不平衡。



C、道德是艺术的砒霜，艺术是道德的春药。



D、艺术与道德的交汇地是为政治。



E、例如中国，其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什么？就是塑造了一群俯首帖耳、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政治动物……



F、中国的最持久的道德是什么？就是它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这不是二十世纪的新花样，而是从《易经》时代就开始了：“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G、中国文化以往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艺术与道德按照中庸之道予以调和了。所以，中国的艺术特别表现得道德，中国的道德特别表现得艺术──中国人从来不会为了不同的道德打仗的，中国的一切除了利益之外，都浸透着“调和”与混同的颜色。



H、众所周知，七彩的混合色就是灰蒙蒙的“阴郁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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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用文字织构的作品中，大约小说最富于“一家之言”的性质了。流行性的看法似乎认为，“理论”必须严谨、清晰、富于客观性；而“创作”则不妨带有相当的主观任意性。总之，创作要求“有我”，而理论则要求“无我”。在这里我们想指出，这种二分观念已经到了必须加以转换的时刻。事实上，在小说中、在最富于主体感受的文字作品中，往往透现着最能超越自我的内在隧道，它是客观的、它是清晰的、它还有真正的严谨性。其表现形态的一种，就是以富于个性的描述，勾勒着内容：每当生命遭到大规模的折磨与伤害，以造成大量无辜的死亡时，哲学的怀疑气氛得以流行的大气候便也形成了。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叹息更能打动人心的了。



读者的目光也许更爱逗留在那些短命而有天才的艺术家的作品上。短命、不幸──与天才的艺术之间，似乎有种亲缘关系。这里，一串是真实，一串则是想象；一串是对天才的留恋，一串是对夭折的伤逝──因为没有什么比“有价值的东西之毁灭”更能打动人心。为什么“时代不幸诗人幸，语到沧桑句便工”？为什么倒霉的人，才能写出好作品？以前的老牌思想说，因为人一倒霉，思想和艺术就变得纯净起来……这是“少数人的说辞”，是贵族主义的逻辑。而身在大众社会，如果代多数人立言的话，应该这样说：只有倒霉的人，才喜欢阅读或是从欣赏艺术的活动中，寻求解脱！倒霉的人当然容易与倒霉的人产生共鸣，而他们的共鸣，又像宗教经典专向下层社会传播一样，进一步传到其他倒霉蛋的耳朵里……而那些幸运的人却脑满肠肥、终日忙碌，他们与这一切倒霉艺术的传播过程，始终绝缘！“评论家”也属于这种倒霉的人……至于问道那少数养尊处优的家伙，为什么也推崇那些倒霉蛋的作品？那我们就不得不以“青少年时代的苦难情结”甚至以“附庸风雅”、“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之类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们了。否则，他怎么会纵情文字呢？权力和财富，是使人天然趋向于纵情声色的。除非，那是像纳兰性德一样的病秧子。



当然，少数人将本能地反对这种代多数人立言的“下流说辞”（顺着本性的向下流动），他们总认为自己并非“身世穷而文章工”，而是天生就纵情梦想、拒绝声色的特殊材料。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四、老公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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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公猩猩”，我们是这样看的：不能仅从年龄去判断谁是老公猩猩；而要综合以下指标去衡量：



A、他们的“生物文化”年龄，这在中国一般要到五十岁左右，而在美国到三十就差不多达标了。



B、他们对社会进步的抗拒。



C、他们对社会权利的掌握程度以及决心滥用这种权力以维护自己或隐藏或公开的个人欲望的程度。



D、通过镇压和虐待年轻一代的活动，他们积累新生命的尸体，以及他们运用这些尸体去进行祭祖等邪恶拜物教的广泛程度。



这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老公猩猩以及是“几星级”老公猩猩的重要参考数据。老公猩猩的特性越强，则他所应荣获的级别也就相应越高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对他们授衔，像一位总统对他的将军们授衔一样。



一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平凡的老公猩猩……五星级的老公猩猩，这是最显赫、最狂妄、最有权力、最专横跋眉、最富于残余的强烈本能的老公猩猩。



我们给予五星级的“老公猩猩”以最高的评价，他们用自己的反动性抵御自身生命的颓废，使年轻一代的精神很快像老东西一样荒废掉，正是这种被遏制的年轻的精力，像困兽的暴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青年”，这是某种要比“奴隶”和“人民”远为实际，且生生不已的力量。但在中国社会，这三者的地位是相似低下的。



我们正是在此“压制”的意义上，认可了老公猩猩们的“历史贡献”。所以我们用文字为他们堆砌了繁多的金字塔，如二十四史、革命传统等等。在这里，我们也就不须辩论或指责历史学家们的奴隶性或人民性，因为奴隶性就是人民性，人民性就是奴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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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红颜，命薄”，而是“命薄的，才算红颜”。不是“良辰美景留不住”，而是“留不住的才是良辰美景”。──人的进步和人的不幸，都是由一种内在的焦虑一手造就的：如“一切道德都是暂时的伪装。是弱者保障自己所有权的临时屏障。”



人性，摒弃已然、追求未知，爱恋瞬间即逝、而厌恶长相缱绻的。多么缺乏常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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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庄园”的寓言可以这样理解：“福利国家”虽是“理性精神”的有意识产品，却与人性并不切合。因为所有的人性都企图在福利国家的大饼中，切出一块比较大的留给自己：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它的最佳缩影无非是──现代化的养鸡场、畜牧地。当然，在更让现代人自豪的“自然保护公园”中，也有更多的“自由”和“新鲜食物”。谁说以上看法是对现代文明的诬蔑？

当然，上述看法有一项重大的遗漏：养鸡场与畜牧国的目标，是杀鸡宰羊获取其肉和其皮毛。福利国家的目标则为保证政治上的稳定，也就是保证选票按计划落入那些权力集团的囊中。至于美学方面的趣味，养鸡场和福利国家颇为相近。养鸡场的缺点在于，还缺乏动物保护主义之类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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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抱怨生活的贫困？但如果生活并不贫困，你又哪里会去创造什么呢？哲学家们，尤其是希腊意义或中国意义的理想（而非现代的哲学教授们的生计），一言以蔽之曰，“抵抗‘人为财死’这一生物世界的定律。”哲学家想抵抗这本末倒置、矫枉过正的反常，但现代文明和福利国家却把这反常推到了极致……现代的哲学教授正是为这反常进行辩护的进行不遗余力的文化奸商。他们拒绝从那些非人的、异化的市场中解放，拒绝挣脱“过度的文明”；相反却卖身为奴，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甚至教会学校都在拒绝性灵之真……因为他们只是教书的，不是思想的。



庄子所说的“外物”，本为促进人的健全生态而利用的手段，但现代社会却把这东西升为目标而日趋把人贬为手段，这是人本主义伦理上的破产。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生命的活动和表现。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附加物（或是它们的表现形式）……从这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在上帝的创造面前人人平等──一切平等。”但这决不是“人本主义”或“人类至上”的可怜附注。人并不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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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自然之物的“重新排列”。世界的基本元素就是那样，万物之所以分歧，仅仅在于构造及元素的比例不同。──这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认定“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用来解释既成的世界十分省力，但却过份缺乏热情了。这似乎是思想的衰兆，一种精神没落的标记。



创造本身到底是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们对它的看法。这项规定同样可以用于世间万物：它们本身的性质是一回事，我们对它的看法是另回事，且是更关键、更影响我们生活的另一回事。



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是生存的标识，这种标记预示我们正在兴起，还是趋于没落。因此，并不是“世界观”或“知识”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命运决定了我们将选择并获得怎样的世界观和怎样的知识……“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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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人造系统是具有敌意的。这样的敌意导致文明的分裂和再生。有时，这一再生也体现为，人对人造系统的抵制、损坏甚至全面破坏。



每当人感到人造的系统正在威胁“自己的真正幸福”时，就会毫无不踌躇地这么“再生”。这时的社会与文化，多是“停滞”、“退化”的，实际上，这仅是假象。因为文化的真谛乃在于“协调”：协调人际社会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社会革命的目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甚至是大多数科学革命、技术革新、观念进化的目标），协调人对人造系统（这甚至是文化积累、生活传统、社会习惯、知识结构的目标）的关系。协调的努力，艰难而痛苦。协调之后有大长进，大长进又会带来更大的大不协调……协调时期，往往被目为繁荣时代，但这是旧事物衰亡与新事物酝酿的“无定河边”。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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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耕耘者，常被目为旧时代灾难的触发者，因此创造者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但明敏的历史家，不会把捍卫旧事物的保守份子，视为生命的卫士，因为保守份子只是伟大传统的渣滓。为了驱逐这些渣滓，新的恶棍将起来，用新的创造作为协调的利剑，剔除渣滓。



如果我们能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的创造历程，能发现什么启迪呢？一切人造系统，都属于人的领域；正如人属于自然，而自然又归属于某种不为人知的超级存在……所以，野蛮有时比文明更“进步”。例如，关于中世纪黑暗、倒退的种种说法，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宣传家们有意无意间杜撰的新神话。中世纪，就其整体而言，决不比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有着更多的罪恶。现代的人们在这一点上往往持有矛盾的看法。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们，一面攻击中世纪野蛮、愚昧、黑暗；另方面又谴责古典时代的奴隶制度，并据此提出中世纪的经济秩序来得进步、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种双重评价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虽然生产力在古典时代末期已大大萎缩了，根本不具备“突破生产关系”的能力）……类似这种出尔反尔，对持有“经济结构决定文化形态”的教派来说，是家常便饭，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弄懂了文化史的节律，就可以看到，“冬天”比起“夏天”，并非一个倒退；同样，“秋天”也不是“春天”的耻辱。用肤浅而近视的功利主义观点，分解不清文化流变史的复杂色彩；而用生物学简洁明了的刀子，必能剖析出，所谓“文化史”，不过是文明人在求生存、谋协调时的一些轨迹。对其中纷纭歧异的线索，哪里能用具体的“黑暗与光明”、“倒退与进步”、“恶与善”、“邪恶与正义”等奴隶语言来形容，甚至强行解释？而自由人的生命生长，才是至高无上的。它悄悄支配各种人间现象当然包括人的文化，犹如无言的君主。当人通过艰苦的协调，再次适应了新的人造系统和生活环境，“返真归朴”之类的野蛮之声，会相对低沉下去，创造新的人造系统、新的文明的热情，再次高涨起来，普遍的“文艺复兴”来临了。



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崭露头角，预示一场世界范围的空前风暴就要袭来！小小的电脑已经使得世界天翻地覆，而更灵巧的新一代机器人，势必激发更大的风暴，不仅一统现代世界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构造，亦必给一切现存文化和流行心理，以系统性的变形。



世界潮流，要转向了。天变，道也变，人变，一切世界图景，都要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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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给高级文化带来的毒化作用，可能很快就要转变为相反的东西。工业主义以及为适应工业主义压力而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一切玩艺儿，就要毁于一旦了？殖民扩张和他的后裔代议制民主，大众化和他的后裔自我中心和理性虚无，将趋于式微。因为它们的基础也就是它们的父亲──人口密集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已经趋于式微了。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者们为之癫狂的那种道德败坏和贫富悬殊所造成的罪恶，应该得到一个历史性的清算。为此，甚至连世界人口也会日趋减少，直到恢复一个较合生态平衡的水平。那时，因为过度工业化而遭到破坏的不同种族间的人口比例，将恢复──白种人口将回落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如五百年前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例如，在殖民扩张前，欧洲的总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现在，却以病态的膨胀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一个健康的世界和美好的未来，有待于白种人口重新回到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当前，西方社会的吸毒、颓废、爱滋病、低生育力，正与世界历史的这一健康趋势，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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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普及化，使低级大众成为真正多余的人。不仅从高级文化意义说，也是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上着眼。在未来的机器和信息统治的社会中，无创造性的大众要么等于不存在，要么沦为某种纯消费性的动物──比动物庄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园中的珍禽异兽还不如；因为后者尚不失其观赏价值、存种价值（作为生物基因库的价值）。那时，为不使多数人死于功利价值的压力（大众的存在，那时已无功利可言）和人本主义的悖论，亟需东方性的神道论（“神道设教”），来重新麻痹多数人的延髓。神本主义的神话，替代人本主义的神话。既然人是万物之灵的观念，已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新的世界秩序将在巨大灾难后形成，它的新文化不会靡烂悼，因为毒化文明的、人口密集的工业民主，已经式微。新的文化，将立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之上，一如古代文明立在战俘和奴隶的尸骨上。



未来世界的人，要么作为创造者而活着，要么就别再活了。例如事务性工作、日常的循环、替创造铺路砌墙的活动，本来是由习惯成性的群众来干的，以后将一一由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而代之。这样的高级文化，将在未来的世界史中光芒万丈，产生史无前例的影响……我们面前展示一幅何等广阔的前景！许多未知的东西，正等待未来的探险家们！他们所寻到的东西，将大于哥伦布以来的西方海盗们……因为他们猎取的对象不是黄金与技术，而是整座整座的文明──全球文明，将席卷一切。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五、国家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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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球性的精神崩溃的高潮，早已揭开其序幕。社会意识形态的瓦解与个人观念支柱的夭折，互相交叉，剪碎整座整座文明的世纪末。因为必要的社会约束，日渐败坏为私欲的工具；人性对奴役的反抗，造成礼崩乐坏之局；精神病发病率和社会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又反过来刺激奴役的绞索越收越紧；奴役带来的私欲反过来又激化了反抗，结果使社会局势更加趋于爆炸性……这是一个进退失据的时刻。文明越发展、内容越丰富、领域越广大，它所需要的维系力及维系一个事物所面对的压力，就越大。与此相应，个人自由及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小；否则，整座整座的城池，在破碎之后就再也无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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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毕竟是作为个人而出世的，人的先天遗传，也促使人们首先顾及个体的需要而不是种族和群体的需要，“从自我出发”，这是最低级的本能，几乎等于“命运的命令”，尽管同时，命运的命令还以“良心”、“克己”、“利他”等另一些逐级高升的形式发布之，以便取得“综合的平衡”！于是，个人不得不与日益加强的社会压力，相抗衡，直到他支持不住而崩溃，直到被追悼者誉为“反抗者”。



社会并非只是个人与个人的总和：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也并非社会中独处的平等者，而是分别承担着不同功能的细胞！细胞的综合，并不等于有机体本身，决定有机体的是“来自结构的指令”！一个文化有机体也是如此，它有独立的潜能，而创造文化的那些个体，与文化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恰似某些特殊的细胞对人体的关系。而地理和文化环境对文化有机体的关系，恰似水．食物、空气、外部刺激对人体的关系。一个文化有机体的起源、诞生、成长、潜能发扬及特性衰落……也都像人的寿命一样，由自然的指令（如细胞的衰老速度等）或命运的推演来排定的；其中任何要素，是易化力量的现身，它甚至创造“说法”以宏扬命运的意图。相反，文化有机体决不会按创造性天才的类型来排定，创造性天才及其创造中的文化，反而是仰仗历史的秘密消息，或是兴，或是亡，不可穷尽。



社会为其自身的某些特定要求，根本不把“个体”放在眼中，不论什么个体，一律遭其践踏，并在必要时予以毁灭。社会的潜能，往往由天才的活动来达到极限，并突破极限；天才把神秘的社会潜能称为“天命”──天命若不充分表现自己，誓不甘休，而从不过问“代价”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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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是社会的细胞，且是这巨大无匹怪物的食料、燃料，社会无情地塑造个体，不论这些个体看起来多么显赫，甚至掌握生杀予夺的权柄。就像天命无情地塑造社会，不论这些社会看起来多么稳固，甚至具有万古长青的假面。社会的特点并不是有情，也不是道德、正义；社会，这生物集合体也像生物一样采行生物的第一原则：是吸取食物、化出营养、维系生存并为绵延自己，而践踏英雄的尸体。



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社会及文化的本性！精神病高潮的起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个体，不再能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如前所述，在崩溃的极限到来前，这压力只会继续增大。谁来堵遏这历史潮流？有能力的人，不会去堵；无能力的人，不足去堵。所以，把命运托付给命运吧！尽管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所以，精神病者淘汰了，不让谬种继续播恶。而放松或减轻社会压力的希望，只是玫瑰色的图面，不足为训。赤子之心，不会昏乱到“让希望冲乱头脑”的地步的。谁能借用法律的巨压，实现有序的淘汰、推广种族的精选？而放弃在二十世纪已经宣告失败的宣传熏陶、思想改造……



这样也许就转祸为福了，精神病的空前发作，就会变成全球整合的巨大动力；社会的吃人本性，就会变成精选个体为世界公民的优良机制，文化的反人性倾向，就会变成再造人性的驱动器。“消灭精神病”的口号，要远远胜过空想家所谓的“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的纲领。消灭，是通过精选，使人在文明的环境下，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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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不仅是生物学的一个要素，且是文化、政治、思想等诸种领域的一个要素！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品种，往往决定了他的文化特征、政治特征、思想特征……这些特征，一旦作用于他所面对的环境时，就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例如在政治领域，某个集团或党派的成败兴亡，往往取决于其领袖的生理与心理要素，“领袖要素”的影响，当然会潜伏很长时间，但等它一旦表现出来，就将势不可挡了。请不要由于害怕“突出个人作用”而故意忽略甚至无视领袖要素吧。



由于人的狭隘性、偏执性，现代人也依然和古代的原人一样，并不清楚好坏善恶的系列意义与结构价值。在永恒秘密里，人如同动物，是为生存而生存的，是为思考才思考的。所谓“人比动物优越”，在永恒里成了谎言，是以表象代替了内质。对于人这“类”而言，并没有任何值得推敲的“永恒”──因为人这类动物本身太分散了，事实上构不成“一个整体”，而每个人又瞬息即逝、微不足道，结果，“人类的永恒”成了个人的短促自我的简单加长……所以对思想深入的个体来说，世俗奢求的“永生”反倒成了一项最大的恐怖、最大的惩罚，成为西西弗斯的故事。



如果“人类的永恒”只是把人作为类而造就的，那么，除去世俗生活的刻板重复外，还剩下什么？除去把生活简单加长到令人厌恶的长度外，还有什么！人类的永恒，不过是菲薄的愿望反复相加（好一个“薄积厚发”！），是私欲的类化。所以，它如何可以充作“命运”的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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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思想家煞有介事，振振有词，说人们应该如何如何生活、应该如何如何认识世界。这时，我不禁生起孤愤。不知道是哪一代鬼胎，用什么器具做下了这群恶棍，并放任这些受到册封的理论家前来说教？他们的教导是一种毒害，他们的逻辑是一个陷阱，他们欺世盗名时一点都不脸红，还常常做出拍案惊奇的表演。但他们的理论却抹煞了一个常识：面对无数个体和无数品种的集合称谓──“人类”，哪有普遍的、始终如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呢？纵或有，那实存的“人类”又有什么能力摄取这犹如幽灵的原理？所以，人与人之间，确实很难沟通。因为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齐一的品性和共同的需要。纵或是有，更多也会触发争端而不是增进合作，除非他们面对更大的外敌、更大的威胁。只因资源有限，而人欲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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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回事，社会经济制度的风格又是一回事。



游猎的、游牧的、牧农的、农牧的、农──工──商的以及工──商──农的（再加海盗类型的、商业类型的等等）──这异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固有天壤之别，足以构成不同文明的基础。但，其中每个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又有多重风格。这些风格肇因于地区条件（偏重于地理自然因素）、民族性质（偏重种族和文化因素）以及许多偶然事变以至于伟大的人格特征的示范等等。



风格就是文化。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风格”。



试以当代的情势而论：现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从游猎型的到工──商──农型的，都是灿然大备。但无疑都向着那工──商──农的最后结局不断一体化。而工──商──农型的，被称为发达社会类型的内部，又可分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如美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苏联）两种。明眼人都承认，这两种制度正在互相接近甚至互相渗透，它们之间最终混同的结局，看来是注定了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后时刻，命运将昭示我们这一点。（上述文字写于一九八0年七月──著者。）



下述两种矛盾将减弱甚至消失：



A、不发达社会（它的典型并不是计划经济国家，而是所谓“南半球国家”，尤其是还没有发展到工──商──农类型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发达社会（现代工──商──农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南北之争”，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晚期的典型证据。



B、发达社会内部的自由经济型与计划经济型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将逐渐减弱以致消失。而所谓“东西方之争”，将作为政治垃圾被抛弃。于是，全世界将被大体同一的社会经济制度，统一起来。



但不要忘记，风格本身的差异却不会消失，文化不会消失，尤其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也许还会扩大。高级文化的容器和象征物，诸如宗教教派、哲学学派、艺术集团、大学城堡、科学壁垒……仍将有力存在，在漫长的、走向世界统一的过渡时期……而高级文化本身，尽管受到科学技术的市场压迫，甚至受到“全球争霸”这巨大诱惑的胁迫，而日益丧失民族特性，或是仅存形式……（但仍能呈现某种个性和创新精神）……否则，我们怎样设想还有一个未来的、并不乏味的世界呢？



对，即便同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大背景下，仍然会兴起多种不同的风格和个性的努力。在这里，也将像一切原始的地方一样，人的求新本能，仍将顽强地出头拔尖。



这风格就是文化。风格的色调，就是文化的形式。问题仅仅在于：哪一种文化及形式，将占全球的上风呢？



468



恐怖和希望，这是两帖新国家借以健全成长的心理补药。



恐怖：因为国家是无情与暴力的儿子，虽然强大的国家常常装得有情和慈悲，但这常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后患无穷。所以，恐怖不仅是新国家诞生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它借以摧毁旧国家的必要条件。



希望：新国家是文明得以再生的可靠温床。某种程度说，新国家本身就是新文明及其势力的表现形式，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保证了新文化的继续膨胀和实现。所以新国家所激起的希望，就不仅是新国家的成功诞生的一个徐波或回响，它本来就是那孕育未来的新生命的表现。测量某个文明的内在力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它激发起来希望，到底有多么大？而它带来的实际恐怖又是多么剧烈？这种反差越大，一般来说，其文化的表现也就越是强力，社会的内在痛苦和内在力量，也就相应越大，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浮沉，也就越是波澜万状、起伏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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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的声音说：在危急关头，“盲目的行动”如果凭借优越的本能，虽不用算计，也能取得辉煌成功？但请注意，这行动必须和行动者的“天性”及“能力”十分相称，若无此神奇的“配套”，不以天性的能力作后盾，请放弃那非份、僭妄、逾越因而是“有罪的”行动吧。其实，“失败，这才是我们对‘有罪’的主要理解”……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六、一切制度的罪恶本性



470



制度的工具性，是明显的。



凡把某种制度目的化、从而把制度当作一种偶像予以崇拜的人们，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特殊权益投射到了制度上，这是“爱屋及乌”的移情作用，而不是什么普遍的客观真理。比如，古希腊人对城邦制度的态度就是如此，日本人对天皇制的态度也庶几近之；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古拉格群岛制度”、纳粹主义对“铁血崇拜”、文革主义对“红色恐怖万岁”的向往，更是一系列显赫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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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制度都是“应运而生”的，即是所谓“应用而生”的。任何制度，都在实际上处于永不停歇的“生成状态”：由于环境或多或少不断变化着，所以任何制度的长久固定化，实际上都是该社会的机体趋于僵化的衰兆。道理很简单，“制度”本是某社会在面对它的内部生活（社会成员间的关系）和外部生活（与其他社会或自然环境间的关系）时，所制定的行为守则，这些守则像动物的植物神经活动一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精力，实现合理的能量布局。而作为制度之先导思想观念，则如同影响植物神经活动的人的心理意识之反馈。所以，在观念与制度之间，横亘着犹如神经反应的各色人等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有时是观念与制度间的壁垒与陷阱，有时则为联系的渠道与桥梁（同为“中介”）。



因为之故，任何制度大体上都暗含两种性质：一，可用性；二，不合理性。



第一点是显然的。没有相当的可用性、实用价值，制度既不会创造出来，也难以推广、延续。



第二点虽在生活中被人们一再发现，但人们并不理解它的含义。人们总以为，制度的缺点仅仅在于它的固定化所引起的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而经过修补或改造，这种脱节是不难克服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不在它与现实生活的上述时间意义的脱节，因而需要弥合、修补、改造。制度的不合理性，首先是从它一开始产生时就存在了，例如，甚至当某制度还处于酝酿阶段，它的不合理性也就同时酝酿了。制度的固定化及其与生活之间的进一步脱节，才显明了这一先天的不合理性。诚然，这些不合理性一再爆发为社会运转方面的危机，但那毕竟是到了制度晚期，才日益显著起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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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法也许刺耳，但大体上是真实的：制度的力量，不是通过它的合理性体现的；而是通过它的不合理性体现出来的！因为，某制度所据以产生的不合理性，恰恰赐予某些特定的人与集团以特殊的不合理的利益，从而激起他们的疯狂欲望。这些兽性及其兽行，才是林彪题词所谓的“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等疯狂的实际需要，使得社会遭受了种种压制，说明制度先天的不合理性，正如某观念所据以流行的动物性需要，如何能说明那观念的真理性？



制度的最大的不合理性，还来自它的“齐一性”。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人物是极其矛盾的……总之，一切“生活”都是“活生生”的，但制度却以自己的无私面孔“一视同仁”之，试想，这是仁还是不仁？这“合理”吗？合理？除非你承认，最大的无私，起源于最深刻、最隐蔽、最被人所讳言的私心！个人的，集团的，民族的，乃至人类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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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于制度的人们，沉默地认可了制度崇拜者们即该制度的受益集团关于现存制度永远合理的天才假设。因为他们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制度里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但“存在”与“合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前者是宇宙现象，后者仅仅是理智现象。沉默，并不总是力量的标志！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情况和那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此刻与彼刻是不一样的。但制度却要求一样。制度不是像庖丁那样见缝游刃，而是大刀阔斧地横切竖劈，按照自己固定的模式来宰割生活、宰割实况。它要人适应自己，它要生活随从自己的变态……它在强暴万物之后，还要万物颂扬它！这就是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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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承认，理性有助于改进生活。那么，理性如何改进生活？借助于针锋相对的批判，而非盲目放纵的称颂。因此，理性的第一使命，是寻找并发现生活与制度的冲突，并理解制度的天然不合理性。即使“实际补救”是无望的，但寻找、发现、指出、理解等活动本身，就含有疏离甚至弱化制度之恶的作用。这才是理性的力量之所在。



理性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认识世界”，而仅仅在于“分解世界”、“批判世界”。认识，就是分解，就是批判。所谓科学发现，其实也是一种批判活动，它否定对生活（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无用的东西，而肯定有用的东西。



批判不仅是一种“剔除”，还是一种“融入”。认识也是如此──它把不利的东西，开除出自己的精神视野，而将自己的美意，融入“客观的世界”──于是，“凡是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我们的思想苏醒了。



475



存在与理性（“道理”、“情理”都是理性的派生物），其实分属两个领域：存在是“宇宙现象”，理性是“精神现象”。而后者的任务，即在于指摘前者的“不合理性”，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独立、更清醒、趋健全（在基督教的原罪意义上，这当是更罪恶、更堕落、更接近死亡的状态）。这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让我们忍受并发展这种区别吧！



如果理性的作用仅仅在于为存在辩护，从而沦为存在的附庸──这样的理性完全是多余的、十恶不赦的。这样的理性，不再是独立的理性，仅仅构成“存在”的不甚了了的一部分。现代世界以形形色色的“理性主义”及其自我标榜的种种学说──正是如此这般的“权力附庸”，它们为永远有理的“宇宙现象”大唱赞歌。无怪更高、更真实的理性，不得不以“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资与这些可敬的、养尊处优的理性主义“分别为圣”。这也是现代大千世界最能迷惑人类动物性的花哨之处。



如果理性藏起了针砭现实的锋芒，它还有什么现实功能呢？它还可能拥有什么“超现实意义”呢？即便理性已经沦为“权力的理论附庸”，也并不能证明存在或权力的真正合理，而只是表明这样的理论，自己已经沦为理性的针砭对象。



476



制度如此不合理，它为什么还能存在？



可以说，制度的产生和推广，源于解决社会压力方面的需要，本是一种“两害（无秩序或制度化）相较，权从其轻”的选择结果。



社会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各种制度的建立。这是避免无秩序状态的主要途径。最好的秩序，无须借助于制度，但这毕竟是理想。人的惰性是借助于制度而非理想，来克服的。“有理而无弊”的制度，是没有的。既然制度起源于实际需要，世间就不可能有尽善尽美的制度。因为制度既然有所针对，那么，它的针尖背面，难免存在许多迟钝与许多阴影。



477



各种社会与文化结构，根据它产生的背景及前提条件，都有其先天的局限。各种社会与文化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各有不同的起源及背景，使其各自的局限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无论就社会实体或文化有机体的普遍状况或是特殊状祝而言，有些局限是不可克服的，它深深根植于社会的起源与背景中，成为先天构造的有机成份。如果克服了这些局限，岂不等于消灭了整个结构的基础？



理性的能力仅仅，区分哪些局限是可能克服的，哪些局限是不能克服的；甚至说，哪些局限是社会与文化的赘疣，哪些局限是社会与文化的内核？而理性的这一“鉴别能力”，也不仅仅来自训练，而是来自某种异乎寻常的高级本能。



每个曾经创造出优异文化和强大社会的民族──都在它们的黄金时代，表现出这一“区分”的本能。这本能越强健，文化就越明彻、简洁，它的文化就越富于可塑性，社会也就越单纯、越有活力，这样的社会很少受到内部斗争如阶级斗争的政治挂帅的削弱。反之，这样的民族能够抵御异族的侵袭，包括那种输出阶级斗争思想、让自己的邻国陷入内乱，以便趁乱袭击的侵袭。否则，抵御能力一旦削弱，将使自身的文化由于受到外来病毒的感染而患病、社会冲突日益激烈，人的猜忌和心的病态积重难返。终于，残酷的内战导致社会自杀，使得异族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中国在二十世纪走过的灾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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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得以抵御异族侵袭、保持自身的健康状态，需要具备两种能力：



A、它鉴定并排除那些异己的局限，不仅是渊源上外来的、时间上新生的、功能上混乱的赘疣，使之不能毒化并危害自己的机体。



B、它鉴定并保护属于自己的局限性，从而强化了“以这些局限为前提”的本民族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生活。



但任何鉴别、区分、克服、以及创造等等，都有限度，并难以逾越，因为模式本身就加强了限制。而等到某模式所容纳的创造、克服、剔除、融入……已达到最大限度，仍然无法帮助采行这模式的社会实体解决危机，那就意味着，“末日来到了。”



479



如果真的有一种完美的制度支配了社会生活，那么，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生，反而在无形中被消灭了。因为伟大的人生本是对恶劣环境的反应，而良好、公正、稳定、优裕的生活，适足以在根本上摧毁伟大人生的基础。



480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制度却强求一致。制度，要对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物，进行相同的处置。“去人化”，是一切制度的共同特征。但历史的新潮，却是由少数的、特殊的、罕见的甚至是怪异的人格，触发、指明、表彰并夸张的。脱离了新潮，历史就将沦为一潭死水、臭水、污泥浊水。脱离了少数的佼佼者，新潮既无，历史成为腐尸。而非人化的制度，所具有的天然使命，就是拼命压制少数人，让他们胎死腹中。在这种扼杀功能上，各种制度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压制创造的不同形式，至于它们的压制性，则无不同。



掀动新潮少数人，不但与多数人处于深刻的对立中，且与“保护多数人的权益”的制度，处于全面的紧张关系中。他们要突破制度，制度则“把他列在罪犯之中”。没有理想的处方，因为情况千差万别，因为个性层出不穷，这使一切条件变动不居。理想的处方即使有，最后也只能堕落成为某种“制度”，即僵硬死板、强求一律的桎梏。



481



这是创造者们的十字路口：向左，则遭到来自右边的射击；向右，则遭到来自左边的射击；向前，遭到来自左右两边的夹击；而退后，则使自己痛苦抑郁。



482



谁怀有彻底净化世界的企图，谁就注定要遭到惨败。想对历史、对那制度的历史，也就是被制度主宰和宰割得片片残破的历史，和历史的制度进行消毒的努力，也只能流于徒然。因为形成制度和废弃制度的种种压力，自身也是陷入无处不在的压力包围下。同样，反抗制度和扭曲制度的那些黑暗势力，也给这世界带来暗淡微弱但却不绝如缕的希望、希望、希望……像猛兽一样永远年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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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毒，被定义为对生活有害的因素。这样看来，毒无所不在。彻底消毒既不可能，所以只能以毒攻毒──在“毒的平衡”中，确保人的一线生机。例如，想根本废弃制度、或对制度施行有效消毒，哪里可能！除非，你承认那将导致一个混乱时代或革命时期的来临。或者，你承认那只是某种力图挣脱混乱时代的一个尝试。革命，本质上虽说是一个势力取代另个势力的全力以赴，但往往表现为“反制度”，或以“创建新制度为宣传口实”的反制度。



事实上，只有巨大的人格之毒，才能适时抵消、中和那普遍的社会之毒、制度之毒，众人的求同倾向、模仿本能，作用于文化的致命腐蚀，将被伟大的人格一举消解。这人格之毒，虽然体现为破坏，但它的作用不是终止世界之毒，而是使之改辕易辙、开启新的轮转。换汤不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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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来自异族的纸面而不是本族生活洪流的制度，都是有毒的。它的毒害具有两种含义：



A、来自异族纸面的制度新奇怪巧，携来变态的热情，激发名为理性实为兽性的“运动”。



B、来自异族纸面的制度，比基于习惯法的本族制度，带有更大的人工痕迹、更复杂甚至更笨拙。因此，它可能取胜一时，但难以持久，尤其是它缺乏自我调整的根基，故出了问题，毛病难以修复。不论俄国的命运还是中国的命运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铲除这样的制度，将被证明是对民族生活巨大奉献。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七、思想家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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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粹的思想家看来，当今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伦理、道德、思潮、观念、秩序、制度甚至习惯、风俗、神话、宗教……的独立价值，因为这一切都被大众社会给毒化，沦为多数人生活欲望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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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看见的仅仅是，历史的四季，潮汐起伏，风云变幻。至于促成“文明大年”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较为聪明的说法是：“有个伟大的主宰，不断变换文明周期的四季背景，我们则爬行、挣扎在这可以感受、无法理解的永恒运动中，仿佛夹缝与裂罅中的小昆虫！”





历史循环，并非像头戴猪尾巴的满洲翰林们所臆断的，是简单而无新意的轮回。谁又能说年年岁岁四季循环、日复一日昼夜循环，毫无新鲜内容：简洁不变的形式中，有变化万状的内容……西方人的科学，也开始觉悟到庄周关于“大年小年”的论断具有确然性。天文学这么说了，地质学这么说了，对气候变迁史的研究也这么说了……无数小年的循环，在庸人看来竟是毫无新意的雷同！（剽窃他人著作权的奸贼宋之问的剽窃之作“年年岁岁花相似”的说法，其实极为浅薄无聊，花若有知，也会勃然大怒的）但实际上，这是“大年”（周期）的不同片断……循环中有发展，正如反复中有生成。无数“大年”的循环反复，构成“超级大年”的存在。生活与休息，引诱与痛苦，诞生与死亡──这是循环。创造与毁灭，生殖与屠杀，诋毁与颂扬──这是反复。这虽然是些永无休止但永远单调的故事，但若失了它，更伟大的建树的基础，又在哪里？



历史的“进化”不同于“进步”，它不是生活上或政治上的褒义词：“进化”仅仅意味定向的分化，所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它可能既有利也有弊。



“进化”既不朝向善恶，也不关乎得失；它仅仅与“精”、“粗”结下不解之缘。在进化的精粗疏密中，偃伏着宇宙生活神秘的节律……可悲的市，进化观念在近代，不是作为科学，而是作为宗教被使用着。宗教作为信仰，作为凝固的结论，对群众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推而广之，也许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种广义宗教的俘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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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固是文明大年的附庸属性，仿佛烟花与风气……。即使所谓“经济基础”（生产力也好、生产关系也罢、经济活动的动机、动力、目标的总和也罢），也不过是作为文明周期的傀儡而升降起伏。所以，社会的衰落，是由生命力方面的要素促成，非关经济的营养物质。



到那时候，一切都会莫名其妙地衰退，一切都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论风靡一时的意识形态，还是兴旺发达的经济基础，至于主控生命力的宗主，仍是那古老的宗教与巫术、现代的哲学与科学永远在祀拜、研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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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生命力，而不是社会的生命力决定了经济基础──那为什么，经济基础会突然崩溃？为什么经济形态会有周期的循环？这些“为什么”并非永远是哑谜，永远也找不到最终的答案……事实上，不少人习惯于犯贱，经济基础一旦好了，人们就要花天酒地，让局势再度败坏。人的贪心，徘徊在自以为知道与自以为不知之间，只能永远在这迷津中消磨白发。



道德不是神圣的，但却是必需的。宗教、哲学、艺术、理想、以至爱情、责任感、献身精神等等，都不是神圣的而是必需的──它们与其说是人的智慧外溢，不如说是人对自身弱点的补救，是人的“精神珍珠”（珍珠生于病态）。



珍珠，是蚌类的病；思想，是人类的病。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理想、以至爱情、责任感、献身精神，都源于人的弱点，而非他的强大。但消灭人类弱点的前景，迄今还被包围在一片昏暗中，所以“珍珠”被美化了，这是迫不得已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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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某种形式的对于“神”的追求，但却不是唯一形式，所有企图从物境的奴役下解脱出来的心性努力，都可归结为追求“神”。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艺术、战争、博弈、爱情、政治、学术、思想、冒险……当然，这必须是心性的而不是物性的。



宗教的功能多方面。当我在峨眉山看见成群结队的老妇女上山进香的热情，看见她们爬山时刻的不畏辛劳，不禁得出一个结论：宗教不仅可以促进群众的道德观念，也有利于促进她们的身心健康！



试想，老太太每隔一月就爬山一次，不是很益于延长她们的寿命吗？而且，她们会因此活得更充实，更快乐。从广义健康的角度讲，宗教使人淡于嗜欲、益于养生、清心寡欲、心平气和，想必对于二十世纪的精神分裂症，不无裨益吧？



十九世纪末叶的狂犬主义者如牧师的儿子尼采，也许会疯话连篇，说由于宗教的麻醉作用，降低了人体活动的兴奋指数，导致人种的退化等等。但拥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听觉甚至直觉基础的人类，难道可以没有这样的自我平衡吗？所以《老子》说：“有名，万物之始。”所谓存在主义的反现实原则，固然盛情可嘉，但其距离“真”，则十万八千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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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一切存在，其实依赖“超存在──天神──命运”，所以“有生于无”。如此不再局限于感性世界的理解，才算得上真的“哲学”。所谓存在主义，其实是执迷于感性世界而不能自拔的，所以陷入了崇拜感性的绝境。这样该死的主义，并不是哲学，而是情绪，绝望的情绪。



“知识越多越痛苦？”或是越罪恶？越可悲？知识与痛苦、罪恶、可悲之间，并无因果联系。因为知识可由对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关系，而分为真知与妄念。真知，是由内在的体验而发现，非因他人灌输而接受。妄念，是传承于传统与习俗的迷信。真知每进一步，人就越宁静、越纯粹、越超脱；迷信，最后只会使人沉沦，进入痛苦、罪恶、可悲。而因为追求真知的意志而招致的折磨，却会在不停息的向善运行中，化为乌有，在神的明达、创造者的恩惠平安中，升腾为众星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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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与知识，在人的精神发育史中，缺一不可。没有意志，不会有知识。没有知识，意志只是冲动。毫无疑问，意志是知识的母体，知识决不是被动接受下来的某种外来物，而完全是因着内在意志，而必定要怒放的鲜花灿烂。



我们不做“意志本位论者”。所以知识的作用，不可一笔勾销。传承、教育，熏陶、训练，当能强化意志，且可调整意志的方向。这不能视作“意志的自我调节作用”，因为这是外力。如“客观的知识”即人人都承认的知识，虽然也是意志的结果，但因为获得了“普遍的主观”之认可，所以对个体意志而言，就成了外力。知识的体系或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而成为个体意志的干预者，并决定意志将如何实现。



意志譬若生活，知识譬若理论。知识为支持意志，而作廉价的甚至免费的服务，是常例。知识于是既沦为集体意志之子，旋复贬为个体意志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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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的儿子尼采十分明白现代人所陷入的绝境，所以他说，“悲剧就在于，如果我们在情感与理智中有严格的求真方法，我们便无法相信宗教和形而上学里的教条。但在另一方面，通过人性的发展，我们已变得十分娇弱敏感地痛苦，需要一种最高的拯救和安慰手段。由此便产生人会因为他所认识的真理而流血以至死的危险。拜伦用不朽的诗句表达了这一点：‘知识是悲苦的。知道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地悲叹一条不祥的真理：──知识的树，不是生命的树。”



在我们看来，解决尼采所谓“悲剧”的有效方法，就是构造一个新的神学。这神学将基于宗教情感与现代科学的调合。只有情感与科学的调和，我们才得以尽量发挥“情感与理智中严格的求真方法”，而不至于达到“悲苦知识”的深渊。于是，知识的树，可以等于生命的树。因为一切求真的知识，必定归结于对神的知识！所以一切知识，都必导致“终极的善”。在对终极的善（不论它在世俗看起来多么邪恶）的景仰中，知识的树岂不是必然地成为生命的树？只要你承认神、接受命运、相信宇宙的终极善──哪怕，这善的出现，对人而言，是如此不利。



“创造新生活”、“接近终极的善”，因此成为优秀人物活动的唯一朝向。在这“万川朝宗的运动”中，我们又怎能宽容自己的动物性，怎能只为解脱一己的苦难与灾殃而寻求出路，并不择手段地苟活呢？





第六章民族与思想



八、认识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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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替教派，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派别。他们的《创世记》有耐人寻味的启示性。他们也承认，感性的世界（即《旧约·创世记》中“上帝七日所创的世界”），是神造的。但他们同时声明：这位创世的神，不是全能全知的宇宙至上神，而是一位名叫亚勒达包斯的“劣等神”。这位劣等神，正是信徒对《旧约》中的“上帝”的称呼。这位“劣等神”，是一个更高的神──索非亚（SOPHIA，意为“天之智慧”）的“叛逆之子”。而恰恰是这叛逆的、劣等神在其“对超理性的叛逆”中，才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宇宙”的、这个“感性的世界”！



对这感性的世界，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曾经正确地称之为“感觉的复合”。按照诺斯替教派的上述理论，人类苦难的种子，并不是埋在“失乐园”的灰尘中，而是埋在“创世记”的光明中。按照如此逻辑，那位遭到万人唾弃的“狡猾的蛇”、《旧约》中的“恶魔撒旦”──反而可以被认为是基督的救恩所不可豁免的中介！因为这蛇警告过夏娃，要她食取禁果、获得智慧，以便把自己和后代，从“劣等神”创造世界、对人类进行“感性欺骗”的罪恶中解放出来。按照诺斯底派的邪说，作为劣等神的、创造感性世界的耶和华，他的自由创造活动，是以至上神索非亚的“允诺”为前提的。但是，至上神索非亚不会永远容忍劣等神耶和华限制人类净化感性世界的奋斗──终于派下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人类从耶和华创造的感性世界的泥淖中拯救出来。……



像诺斯替教派这样的创世观与救赎观，是希腊人接受犹太背景的基督教的过程中，产生的特殊混合体。因此，它是两种古典文化（希腊文化、犹太文化）相遇时，击迸出来的精神电火。透过神学的飘忽帷幕，它向我们发出如下的文化信息：



A、各种创世记，即以感性世界为基础的创世景观，都不是永恒的。所以，至上神（最高的精神状态），终会派下他的“儿子”（即某位道成肉身、体现了最高精神状态的人）──前来打破已然的、既定的感性世界的僵局，他即将（和已经）把人类的命运，带入超感性的境界，从而构成“世界的毁灭”与“最后的审判”。



B、创造了感性世界的“神”，或说感性世界所创造的“神”（圣经正确地称之为“偶像”），只能是自私的“劣等神”。他在一次性的创世之后，就懈怠歇工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懒惰，为了维持自己的领主地位并享受人类供奉的香火，他刻意软化人类，意欲永远将之囚禁在感性世界的笼子中。为此，也仅仅为此，他禁止人类服食智慧果，是要他们固定在蒙昧中。他不让人类享有生命树，是要他们永远处于从属地位。“伊甸园”是片极美极美的乐土，但那是感性世界的因笼。生活在乐园中的人类，是没有个性的囚徒。他们不自知，并以受奴役、被保护，为乐事。……



C、被动的人类，终于在某个“不安定因素”的鼓动下，行动起来，打破了感性世界的沉闷。



“世界是怎样的，对于更高超者来说，是完全无足轻重的，上帝是不会在世界上显示的。”──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年），《逻辑哲学论》6.432，



多么绝望！正因为他拒绝显示，他才是上帝？但基督的上帝却不是这样的，他为毫无价值的人舍命！在人本主义的意义上，新宗教的兴起取决于两个条件：A、群众需要一种超现世、非物质的安慰与寄托；B、天才需要一种超现世、非物质的升华与陶醉。因此，宗教的兴起，有待尘世生活的令人绝望、使人厌倦。这时，历史的需要，才来到我们身边。历史不是由少数天才随意创造的，因为越是伟大的天才，就越是命运的恭顺奴仆！



494



人生的最高成就，甚至全人类及其文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活下去？面对反复无常的世界，人们终于可以明白：人可以达到的，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超越感性的世界！征服，是肯定，是对感性世界的吹捧：人的每一个进步，都体现为征服，人的每一个动力都由征服的意愿来提供。这样，每一个事业都意味着征服，例如克服一个壁垒、解决一个问题、爱上一个女人──无不意味着“征服”。



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经济甚至演说、演戏、做人、做梦，无不意味着征服。如果没有征服的刺激，人生将何其平淡？世界将何其荒凉？文明有何意义？然而，只有征服而没有超越，犹如只有收获而没有对收获的使用，除了使自己沦为守财奴之外，还有什么呢？“金玉满堂，莫能保之”（《老子》），此之谓也。感性世界的消解，将使金玉沦为败絮。



495



在种族秩序中的人民生活，仿佛大为不同，但还是属于同一范畴──受基本肉欲的驱使。群众的物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仅是一种生物现象。所以，人民运动的性质，也是不会改变其物性的。一切试图改变人民生活和人民“精神”的努力，都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谁也无法改变上述的物性，更不能遏制这种物性带来的肉欲。受限于感性世界的人民生活，完全是一种物质运动。从精神现象看，各时代、各区域、各种族的运动，仿佛性质不同；其实呢，大同小异，任何认真的精神载体，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一个实干的战士，因此用人民的物性来达到自己的精神。因为他对天人关系的新认识，是以天作为调整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的一个标尺。在他看来，天与人，实际是同受一个最高造因的支配，对其中一造（如“天”）的认识，有助于对另一造（如“人”）的调整。当宇宙形态出现特定倾向，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也会出现相应的倾向。所以不同地区的不同人，感受到不同的宇宙形态，地区与人的差异，使天与宇宙形态，拥有不同的影响力。而时间差异，又给表面相似的空间形态，以各不相同的特性。严格说，这既非人受到天的移易、感应，也非天受到人的感应、移易，而是它们同时受到更高造因的感应，据以调整了共同的状态。



496



如果使用更洒脱和超越的眼光，并借助更高级的角度来看，有理由认为，土壤与植物、环境与动物、天与人，并非谁决定谁，或谁决定于谁：而是共同受制于一个更隐秘更不为人知的因素，某个就人的感觉而言的“虚无之君”。并不是“天人交感”，而是天人受制于更高的造因，这“虚无之君的造因”，能够使得天人同时现出相似的特征。



由于人容易习惯社会状况的改变，所以自然状况的突变──灾异，才会对人暗含一种警告意味。现存的社会状况，既然已经背离常轨，那么对文明人类而言，社会感受已经不足以像自然感受那样直接、敏锐地射入灵魂了。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社会灾难，不再察觉它对文明人的命运所造成的损害。暴君可以把暴政美化成仁政，也可把恶意曲解成慈悲；但他决难把自然的灾异，说成是上天的赐福。所以，用灾异学说来对暴君进行最后的制裁，不能不说是西汉今文经学家们对文明世界的一大贡献。其合理基础在于：人的动物本能比人的社会习惯，更基本也更强大，且还派生了前者。因为决定事态发展的，最终是动物本能而不是文明习惯，所以对社会状况的认识，不得不受权势者宣传左右摆布，但对自然状况的感应，却独立于社会意识形态之外，因为天毕竟高于人。



497



水土与植物、环境与动物、天与人──这是不可分割的两造。没有植物，水土是什么？没有飞禽走兽，大自然又是什么？没有了人，天是什么？天之骄子又是什么？在这“不可分割的两造的对立”中，有深刻的统一。是土壤决定了植物的品类及繁萎盛衰之理？还是植物改变了土壤的成份及其质地？是环境（水土、气候、经纬度、毗邻的生物链等等）决定了动物的种族特征？还是动物及其连锁活动改变了环境的风貌？



天人感应，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不仅天决定人，人也改变天。天人交感意味着：A、天的态势及运行，对人的心理及行为的影响；B、人的希望及命运，对天的状况及天人关系的再影响。这里的机制是有机反馈的、生龙活虎的，无法用西方的机械观念来解释。理解的金钥匙在于中国式的直觉。



498



“宅地学”起码是“有道理的”。不同的居处、住宅，对居住者的生理、心理，可能没有影响吗？这一点无须精明的心理学家就能认可。而精明的心理学家，只是可以对此作出更精细、更系统、更有趣地分析罢了。而不同的生态和心境，又将酝酿不同的行为方式、思想风格等等，以致于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地步。而这一切，又给居住者带来不同的命运！──世界在他心目中的影象和模式，因此大相径庭；他在世界上的定位也因此发生微妙而不断的变化。任何拥有生活经验的人，都可对上述所言作出自己的注解，难道不是这样吗？



宅地的位置、建筑的样式、水流与朝向、大的背景环境，从此与人的命运结下不解之缘。“风水”也是如此。它对心理动向、行为反应、世界图景的形成等等，影响巨大。不但活人周围的“风水”是这样，死人周围的“风水”亦复如此，特别是在一种崇拜祖先、深信死者境遇将影响活人命运的文化系统中，就更是如此了。



至于更深一层，人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宅地、这样的风水，就是一个更重要、更是休戚相关的问题了。例如，古代帝王对祖坟以及现代独裁者对故居和寝宫修葺盲，也含有宅地意义的巨大风险（和“机遇”）。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修葺不失为一种破坏，穿凿不失为一种泄漏。所以，极盛的穷奢极欲，实为破败的预兆和伊始。



499



中国传统中的“风水”观念，也可解为反压制观念的古老表述。“风水”好的地方，也就是压制得恰到好处的地方。所以，任何“开放状念”，也都是对好风水的釜底抽薪和致命一击。



一定要有所压制，而后才有所兴起。开放诚然是兴起之果，但又何尝不是兴起过程的终结呢。一切世俗的伟大及繁荣，都是对开放过程消费，没有不终得其报的。





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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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的本体论

一、“海”与“岛”──科学的双重性质

二、两种哲学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三、哲学研究的新视线

四、文化本体论的声音

五、星光灿烂的天穹





第二章 压制与反压制

一、浑沌之死 浑沌与宇宙之光

二、朴·太朴·浑沌太朴

三、压制与沉沦──浑沌太朴的两大属性

四、普遍的压制与特殊的反压制

五、压制的秘密

六、内在的力量

七、真理与认识

八、荒漠里的生命

九、方生方成的精神之花





第三章 心灵界域的暗礁

一、心灵的压制

二、心灵中的对立力量

三、他人的目光

四、自我的分裂

五、理性与非理性

六、情绪的形成

七、梦幻的力量

八、灵魂之火

九、“王”的原始含义

十、天才与病

十一、含苞待放的时刻





第四章 社会界域的困扰

一、分化中的生长

二、个人与社会

三、文明与野蛮的会师

四、反差的意味

五、活力的源头

六、社会压制与社会存在

七、从国家到文化

八、大角力者

九、爱的阴霾

十、机械的爱

十一、传统的阴魂

十二、宗教与信仰





第五章 生命界域的喧嚣

一、生命的秘密武器

二、环境对生命的压制

三、欲望是生命的卫士

四、求生与不朽

五、求安与占有

六、求食与储存

七、情欲的哲学

八、转换的功能

九、排它与利它

十、“突变”的诸层次





第六章 无机界域的浪潮

一、现代人的迷惘

二、“时间”与压制

三、“空间”与反压制

四、“不可逆过程”的哲学启示录

五、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机缘

六、略论局部减熵的几个象征

七、“统一”的预兆





【附录】　八十年代被检查机关从上述著作中删除的手稿



一、现在的危机

二、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

三、人的双重性格

四、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

五、正在上升的社会

六、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

七、未来的政治意识

八、反对“文化的宿命论”

九、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

十、突变在生命史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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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化的本体论



一，海与岛──科学的双重性质



001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认为：“现在劫持着人类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不仅围困着人们的心灵以致真理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即在得到门径以后，它们也还要在科学刚刚更新之际，聚拢一起来搅扰我们，除非人们预先得到危险警告，而尽力增强自己，以防御它们的猛攻。”（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第l卷38节）



培根的这一警告，发出已经将近四百年了，但是，“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与“真理”这两种力量对人们心灵的争夺并没有停止，相反，还在各种新的形式下，日趋激烈地展开。一系列心灵争夺战的绵延持续，显示了文化观念变迁的节奏。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培根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估价，他指出：“培恨哲学中一个最出名的部分就是他列举出他所谓的‘假象’。他用‘假象’来指让人陷于谬误的种种坏心理习惯。他举出四种假象。‘种族假象’是人性当中固有的假象，他特别提到指望自然现象中有超平实际可寻的秩序这种习惯。‘洞窟假象’是个别研究者所特有的私人成见。‘市场假象’是关乎语言虐制人心、心意难摆除话语影响的假象。‘剧场假象’是与公认的思想体系关系的假象；在这些思想体系当中，不待说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学家的思想体系就成了他的最值得注意的实例。这些都是学者们的错误：就是以为某个现成死套（例如三段论法），在研究当中能代替判断。”



培根所揭露的这四种“假象”，实际上在他以前很久很久，并在他以后很久很久，都是不断困扰着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多面怪神──像是印度教神话中多头多臂的梵天造像那样。每个人，包括培根在内，在面对这个感觉的世界时，很难不陷入这个伟大神祇多手的拥抱和多眼的缭乱中……这是一个无法规避的存在。称之为“假象”或幻觉，仅仅是立足于“批判”的态度，立足于文化潮对旧文化模式的冲击。而在更新的心潮看来──培根所倡导的实验哲学又岂能全然免于他自已所揭示的诸象的困扰呢？现在，他的众多追随者们，正陷入新型的“剧场”、“市场”假象而无以自拔；至于“洞窟”与“种族”假象则是连那原始民族，也难以回避的。





002



原始的巫术曾是当时的科学；现代的科学也总有一天会成为后人凭吊的对象。各个时代的科学，都有过它的功能，又都是不完善的。各种形态的科学（现代科学只是它的发展得比较充分的一部分），都只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不是人类智慧本身。



而许多流行的见解，却把这二者随意混同起来了。这一混同，是“科学迷信”的核心。但事实上，一种科学体系可能寿终正寝，但人的智慧之源却不会随着一种科学、一种文化的蠹败而枯竭。科学（它的派生物是技术）对人的生活的物质价值──相当于宗教对人的生活的精神价值：本质上都是启示性（科学术语则是“启发性”）的。



这一事实还决定了“科学”具有先天的两重性：一方面，它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奇异光芒；另方面，对这一光芒的崇奉，又可能压制人类智慧本身。有一种很大的危险常常出现在历史之中科学的光辉遮蔽了人类智慧的视野，使智慧的视线因之扰乱了，这是可悲的本末倒置。而不适当的“教育”──往往扮演着这类悲剧促成者的角色。



003



任何科学或文化的结晶，都不是人类生活藉以藏身的强固堡垒，而只是人类智慧动人行程的纪念碑。从长远看，它的历史价值大于它的实用价值。信守它是极其愚蠢的。因为结晶是有限的，可智慧却相对无限。同样程度的智慧，既可以创造这种结晶，又可以创造那种结晶。同样类型的智慧，既可以凝成某种结晶，也可以消融某种结晶。因此，好的继承发展者往往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而坏的继承人却去阉割生生不已的精神，以垄断自己对精神财富的继承权。这样的“剧场”比比皆是。但说到底，智慧是“本”，结晶只是“末”。人们对它们的无理倒置──往往付出过于昂贵的代价。这代价就是生活的僵化。在愚人的心里和手中，结晶变成了负累。它，本应是新思想的源泉；现在却零落成复盖活智慧的厚重尘埃。这些尘埃互相纷扰，沸沸扬扬。它使现代人感到“迷惘”，感到自己正在“沉沦”。它还表现为科学备学科之间的矛盾和各种科学理论之间的深刻歧见。本来，应该从这些暂时性的形式（结晶）中超脱出来，从而打通自然与智慧之间的层层壁垒。但现在，人们却被困在这些形式之中，使科学的结晶成为人类智慧的死亡之谷。



004



人生不是通向来世和乌托邦的阶梯。人生是本位，是目的本身。而各种科学或文化的“认识”，都从属于它。



“认识”的本体是什么？科学不是本体；哲学不是本体。宗教不是本体。唯独的本体是人类的智慧。它充满真诚的喜悦仰望无穷的天体。它用敏锐的精神触须──向环境发出一串接着一串的奇异问号……这，才是永远汹涌和永远宁静奇妙交映着的汪洋大海──我们的“智慧海”。



在人类智慧的汪洋中，浮现出科学之岛、哲学之岛、宗教之岛、艺术之鸟……它们，象水手传说中的“魔鬼之岛”一般忽然冒起，倏然消隐……它们飘浮无定，踪迹无凭……它们轮番出现，轮番沉没，有时成为时尚，有时沦为“糟粕”。但是人类的智慧海却默默长在──时而发出惊天动地的神秘光彩；时而任凭岛屿摆出一副白作多情的“永恒姿态”；时而满怀善意地把众岛消隐在它那无边的沉默里……体现出令人震怖的“母爱”……中国神话中的蓬莱仙岛就是如此时隐时显，与时俱化的。



005



科学之岛，本在发展、飘移之中，永远都变化无定，兴替无形。神话中的大力士，砍断了系缚众岛的铁索，自然的潮流迫使科学之岛转形于天涯海角；使岛上的众民，学会了谦卑的态度固定的或半是固定的科学系统，很少不违背真正的“科学精神”。那些假冒科学的现代法利赛人的煌煌杰作──不但有违真正的科学精神，也和一种健全合理、节制适度的人本主义相冲突。他们之理解不了这些高级文化的结晶。一如古代犹太的法利赛人，理解不了先知书中启示出来的伟大气质；而视上帝的福音，更是如寇仇。



“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形容词。如果说，“科学性”只是指敢于承认新发展、新事实的一种态度──那“科学性”就不是一个神圣的、保守的（神圣与保守向来都结成强大顽固的同盟）字眼；而是一个新奇的、革命的字眼。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滥用“科学的……”之类的词组。这，才是尊重科学的态度。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许多“科学的……”事物采取重新思考、重新估价的态度。现代人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他多疑的敏锐日光抓住了“科学性”常有的名实相续的矛盾。“科学性”与“科学的”──不应成为陈旧事物或陈旧思想的护身符。它是，它永远是人类智慧向前探望的一道光束。人，应该成为“科学性”的主人，而非奴隶。



如若不然，科学与巫术在本质上就全然合流了。我们可以尊重原始生活中的巫术（！）──因为它不失为一种心理疗法。但原始巫术却顶替不了现代科学，代替不了科学在广阔领城里的发展。──这是两个文化时代的精神表现。科学的精神，即使不是怀疑精神，也近乎怀疑精神。它怀疑长久不衰的万妙灵丹，一切起死回生之药，一切海外奇谈。它只知道解决具体问题。所以，科学的理论既不可能是永恒的、更不可能是普遍的。这就为文化本体论的诞生，提供了心理上的需求。



就“科学精神”本身而言，社会意义上的破坏性似乎多于创造性。但它毕竟为新一轮的创造扫清了路上的垃圾，斩断了林中的荆棘。科学的具体活动，用辛勤的汗水辟开一条条的幽径。尽管，社会意义的、高级文化的创造──这不是科学份内的事。





006



科学至上的信徒，并不真正理科学的工具性质。



科学至上的阴影──正威胁着我们的文明的内在活力。

科学万能和科学至上的迷信，一笔抹煞了人想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的内在需要。它全然不顾人的多重性和人的多种需要。在这现代迷信的阴影下，人成了可能而且必须予以标准化的躯壳，人的灵魂和对“灵魂不朽”的优美期望一起被倒掉了。



007



科学本位是与人的本位相对立的。这一阴影，早在四百年前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文化斗争中献出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同盟，没有意识到经院哲学和中世纪神学的诸多谬误，恰恰是扎根在人注的局限之中。在这一点上，培根可以说是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化视野的：



“种族假象植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植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若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人，这是一句错误的话。正相反，不论感官或者心灵的一切觉知总是依个人的量人而不是依宇宙的量人；而人类理解力则正如一面凹凸镜，它接受光线既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大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得事物的性质变形和褪色。”（《新工具》第l卷41节）





培根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可谓一语中的。但是，在根本上，他依然是科学本位、科学至上的孝子。他没有区分科学与文化这两个单元。他还缺乏足够的智慧去理解，既然种族的特性是人类文化的出发点，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什么“假象”，而是任何人和任何文化都无法摆脱的大前提、大真象。为了科学，去谴责人性是错误的。如果认定“科学的认识”是人生的目的，而凡不合此目的的生活与美，都应在摒弃之列──这样的世界观，是热爱生活的人们不愿接受的。同理，如果用认识论去取代伦理学，用功利去扼杀美感则是一种哲学的病容，它是文化有机体失调的结果。



008



“科学”，这是一个统治着二十世纪各文化圈、各阶层意识的一个时髦字眼。就像明清时代流行于中国的“理学”、巴罗克时代流行于欧洲的“理性”一样时髦，甚至更加普及。可是又有多少个心灵真正参透了科学？他们理解了科学在文明系统中的位置及其含义吗？如许硕学鸿儒，又有多少人能给“科学”下个较确切的定义而不陷入自相矛盾或片面说理的窘境呢？



就我们的视野所及，那真是太少了。



科学，不等于“逻辑”，不是“逻辑”的奴婢。



科学的发展，并非逻辑推理的结果。逻辑和数学一样，只是一种被规定了的思路。它既不意味着“真理”，也不意味着“错误”。它们和“事实”并无必然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无法验证、也无法反驳的东西。



009



科学起源于一种无拘无束的幻想。这种幻想之所以不同于宗教、艺术、道德、哲学，仅仅在于它后来是可以用实验室手段加以验证的。仅此而已。可以验证的东西，并不等于是“验证的结果”。而在现代学界的普遍误解里，却把二者混同起来了。科学，起源于“幻想”，完成于“验证”，并在技术化的运用中“被理解”。没有“用”的东西，不可能“得到社会化的理解”。



逻辑，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决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现代学人的又一误解，在于把一切“不合逻辑的”或“不见经传的”事物，一概斥为“荒诞的”。而新兴的东西，总是不合旧有逻稳的逻辑是死的，事物却活生生。同样，圣经贤传本应成为新事物的“使用说明书”，结果却馏越到不属于它的领域，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新兴事物的“建造蓝图”。



我们的心理习惯是，从对一个事物的论证方式，去评判这个事物的真实性。就像从一篇文章的写作方法，去判断这文章所陈述的是真是伪。在古代雅典的民主诡辩时代，苏格拉底被唇舌杀害。而罗马的屋大维竟凭安东尼的一次演讲，成了神圣的“奥古斯都”。这都是由于对论证和逻辑的迷信占了上风：



“邪恶的论证可以说是假象的堡垒和防线。我们在逻辑中现有的论证不外是把世界作为人类思想的奴隶，而人类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实在说来，论证实际上就是哲学和科学本身。因为论证是怎样，视其树立得是好是坏，随之而来的思辨和哲学体系也就怎样。现在，在从感官和对象到原理和结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论证都是欺骗性的和不称职的。”（《新工具》第l卷69节）



010



科学万能的信念、科学本位的理想正在发挥着类似于古代宗教教义般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的社会功能，这使它成了不折不扣的现代迷信。它根本不顾这一情理：人，不是机器，也不是长着“大脑”、带着“精神”的物质。人是人，人是活生生的、有着广泛要求而又爱好新奇事物的智能动物。人，是被好奇心支配的动物。人，爱好矛盾的东西──所以，历史不断“重演”、不断划着巨型的“圆”。是人性而不是培根所谓的“宇宙的量尺”──给文明之流如此之美的活泉，激起五色交映的层层涟漪。



不打碎这些压制生命的现代迷信及其标准化的枷锁，寓于人性中的创造力，就无法自由展开它雄奇的“十面之翼”。不驱除这些碎片残骸，中国的精神之化，就无法开在历史的原野上。中国人，就闻不见它的奇异。





二、两种哲学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011



有两种哲学：“年轻的哲学”与“年老的哲学”。年轻的哲学是主动的、开放的哲学，它常常作为科学发现的前锋出现在历史之中。年老的哲学是被动的、封闭的哲学，它只充当“集大成者”的，即掘墓者与立碑者的角色。它不是那活生生的趋向统一的不断运动。前途伟大的统一，须是发展中充满活性的统丁。这种统一，不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结果”；而是一粒精妙绝伦的“种子”，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运动……它，含蕴着能动的生机。年老的哲学，不仅拘泥于现有的科学结晶，而且抱住业已发霉的结晶。天主教会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哲学，对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年）学说的敌视；普鲁士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滑稽探讨和可怕断言就是“年老哲学”的历史典型。它，像是不朽的幽灵一样死死地缠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它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还有强大的统治力和威吓力。



世界哲学史的例证和世界哲学界的现况可悲地显示着，年老的、封闭的哲学比年轻的、开放的哲学更易于统治人们的心灵。这是人性中的惰性使然。而往往，还和少数人的既得权益与虚荣心理纠结在不起了。只有极少极少充满热烈探索精神的灵魂，才敢于为人类现有的视线打开一片又一片的新视野。这种灵魂，是人类智慧的大见证，也就是人类智慧本身。



012



宗教，在很多场景中，是对年老的封闭哲学的极端反应。它发自人性中要求新鲜空气的需要，它闪动着人类智慧中简单但纯朴的光辉。它厌恶年老的哲学及其论证逻辑和板结了的术语，以至于不屑于采取条理化的和学理化的批判方式。干脆直接诉诸人的直觉。在历史上，新兴的基督教，就是这样背脸不看古典世界的宗教、哲学；新兴的道教与佛教，就是这样扬弃了（包括同化式的吸收，两汉经学的系统。这些集大成的封闭系统，曾经那么深刻、全面地抑制了人性，从而招致启己的衰败。新的精神运动采取了激烈的宗教形式，但并不全盘否定过去的遗产。因为，它渴望排斥的，仅仅是种衰朽的气息和顽冥的结构体系：



“当基督教越来越多地包含了有文化的新的归依者，古典世界的许多观念便钻进了它的教义。……在基督教的早期岁月里，科学和一般学问都是被认为同那可憎恨的异教上层阶级相联系的，并且因此遭受猜疑。但这态度并未延续下去。一旦教会期望在文化上登峰造极，耶稣的那种平常人说话式的训言，便很难满足教会了。像崇拜圣言的‘约翰福音’所指出，那把LOGOS视为神秘的柏拉图主义已经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发生了作用，并且，柏拉图主义在圣保罗传道的话里确实也已经露了头，不过是在一个比较冲淡的形式之下。”（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3篇5.3节）



精神运动采取的这类复杂形式表明，具有实实在在功能的文化运动的共同指向，是“更新”，即通过否定与再否定（间接的肯定）的痉挛，来为文化注入活力。否定是为了再获活力，间接的肯定也是如此。例如，当宗教的形式能够引进活力的时候，即便最有理性批判能力的心，也会接受这一事实。历史上宗教战胜理性的时代，为此提出了证据；洪秀全也正是借助于非理性的基督教义，严重打击了儒家的合理主义世界观。



013



固有的精神规范的僵硬，使寻获新力量的努力一再受挫。结构之内无法容纳的力量，只有到结构以外去发展自已。用理性的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只有借助超理性的意象。宗教就是一种意象。诚然，宗教的冲动，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这种简单化发白人心那要求超越已死规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原始呼声。它并不是真正恶意的反文化力量，因此，在吸收了新科学思想之后，它也可能长成灿烂的智慧之树。它毕竟还没有僵硬、定形。它毕竟还充满好奇心，还不拒绝接受新事物。它尚未形成一些固定不变的框框和“原则”。它还怀抱着热烈的憧憬，它还希望着新的太阳。



当活宗教变成一些死迷信和死信条之后，它本身也就失去往日的青春活力了。这时，它也像过时的科学系统（如托勒密的天文学、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等等）一样，没落成为一套套固定、繁琐、滑稽可笑的“教义问答”。它的仪式充满压制人的气氛。它的规矩顽冥得可怕。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轮才反转过来：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思索开始起来，力欲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这，曾是文化复兴运动的使命。



哲学的理论，当然不等同于自然科学、社会学、尤其是心理学研发现的事实。但是，有哪一代的哲学前进，有哪一代的前进中的哲学，拒绝从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取自己的养料甚至灵感呢？它要以此冲破传统的层层壁垒；它注定要劈开当代迷信的云山雾障。



“拔本塞源”──只能导致腐化颓废。



014



哲学，有时作为扩音者来到科学面前。因此，它必须吸取最新的科学结晶，使自己更加光彩照人、娓娓动听。有违最新科学常识的哲学，只是破旧的扬声器，它使科学的声音大大走样，并把自己的刺耳噪音，灌输到世人的耳朵里。这样的哲学很少可取之处。仅仅作些调整、修正之类的努力，无助于改善这类哲学的没落之运。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学，已发生了巨大的革命。



二十世纪的科学根本不同于十九世纪的科学。如果称十九世纪的“科学”为科学；那二十世纪的科学就不免是具有自知之明的折衷怀疑论了。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科学为科学，那十九世纪的科学就不免是力图说明科学边缘之外空间的绝对独断论。两种科学的哲学反响，就是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和唯理主义和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和反唯理主义。尽管这么说，显得有点儿粗疏。但大体上是这样的。



以马赫和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宣判了十九世纪物理学观念的过时。



以奥地利隐士孟德尔和美国的摩根为代表的现代生物学（它强调“遗传”并建立了“基因”学说）宣判了拉马克之类古典进化论（他强调“习得”）的过时。也许，分子生物学还将宣判“华莱士──达尔文”学说的过时和谬误。



二十世纪的动力心理学，宣判了十九世纪机械心理学的过时。



二十世纪，这是充满了动力的世纪。无数的“浮士德”在竟相争夺这个世纪。他们，拼命争夺看不见的“时间”，以期压倒对手。



015



文化的本体论对科学常识全面开放，它在科学之岛上起飞，进入寥廓的文化天穹，并不把自己的生命消融在科学岛上的荆棘丛中。因为它的使命不同于科学。现在流行着一种学术的时尚，是用系统论或工程学的方法去分割、解释人的文化活动，将人的有机活动与无机世界的运动等量齐观。由此引伸开来，竟产生了以“科学的方案”去构建人类意志行为的冲动。



在古代的拜物教徒那里，我们曾看到类似的表演，即，为了使人服从宿命论的压力，而使大众相信，他们的行为是受到一种机械原理的支配的。他们因而匍匐在此，不敢创制新奇、“越轨”之事。现在，这种重新流行起来的宿命论，却以现代科学的名义和“方法”，畅销一时。这种科学宿命论，有窒息人类创造力量的危险把人当作无机物来对待的含义，不仅是一种亵渎（亵渎了创造之主），而且会招来新的蒙昧主义浪潮。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分属两个界域。



文化的创造当然可以取法自然的启示；但文化的研究却不可与自然的科学混为一谈。自然科学与文化研究之间有分寸的外交关系，应是“礼让三先”的互相宽容，以克制越俎代庖的原始冲动，避免由此造成的甘泉塞堵、荒漠蔓延。科学，不应充当杀死人的性灵的凶残表演者！



评判一种理论，须进入到它的文化土壤中，体察其根部状况。因为理论的得失，原不在其自身而系于它的文化功能。具体说，对待流行的理论尤应慎重：随着地位的上升，它的压制性增强了，它的弊端开始显露。种种文化的假象，开始成为对世界进行评判的依据。



“还有一类假象是从哲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条以及一些错误的论证法则移植到人们心中的。我称这些为剧场的假象（也叫剧幕的假象）；因为在我看来，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我所说的还不仅限于现在时兴的一些体系，亦不限于古代的各种哲学和宗派；有见于许多大不相同的错误却往往出于大部分相同的原因，我着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同类的剧本编制出来并以同样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来。我所指的又还不限于那些完整的体系，科学当中许多由于传统、轻信和疏忽而被公认的原则和原理也是一样的。”（《新工具》第1卷44节）





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培根的话，则发现，“公认的学说”由于受到了无条件的认同，而免受怀疑的检验和运用的限制，因而为害愈烈。因此，健全的头脑对于流行性见解必须加以格外的反思。





016



对科学，我们应采取两个步骤：



首先，必须从前人尤其是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对“科学”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坚定地拒绝他们对“科学”的非科学（即僵死的、不变的，阐述。彻底地拒绝他们把“科学”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的虚伪态度。我们要完成“科学的还原运动”。



然后，应该从现代科学伟大雄奇的迷宫中“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对宇宙、对人生更完整更近于直觉的“洞察”。科学本身处在永不停止的更新中，我们要是不能相对地“走出来”，就只能跟在它后面慢慢爬行，老是根据它的临时发展来改变自己的步态，因而只能处在“邯郸学步”的可怜状态里。要知道，连科学本身也不喜欢这种奴性，因为，这种仰观他者颜面的奴，匹，无疑会阻碍科学的自我更新。对现代科学的合理怀疑态度和相对超脱精神，是一个健全的心灵不可缺少的。



就我们而言，对现代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迷信，还有另一重危险。因为现代科学，不论它已取得了多么辉煌的独立成就，毕竟是“西方文化”观念的一个派生物。它和希腊人的观念、希伯莱人的信仰、北欧人的冒险精神、大西洋航海民族的扩张主义，都结下了不解的历史之缘。也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有机地融合一体，难舍难分。



无条件地接受现代科学的价值准则，尤其是无条件地接受产生了这些准则的那些文化内核，这对中国民族的自我意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我评价，很可能会构成一种暗暗的毒化。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



中国的现代文化人，只是摇摆在两个传统文化之间：中国的与西方的。这与原创力的衰竭，是有关系的。



017



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活力的。



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所谓“来自西方的真理”）会保护它、拯救它。



唐僧的时代一去不反了！我们若不醒悟，西方的胡子们是无法代我们醒悟的。



对西方事物的盲目崇奉（即便它采取了“科学”的形式或“进步”的口号），对中国的命运是不利的。就是对现代科学，中国人也不能过于拘泥地接受它。



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



人们对待这一悲剧性分化的不同态度，分别上升到哲学与宗教的高度。从科学的两重性中，一方面产生了作为扩音者的哲学；另方面产生了作为抗议者的宗教。哲学与宗教，尽管形式不同，用途迥异，但却有一个共通的倾向：力图弥合、统一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认识和人类理解所造成的分裂。







三、哲学研究的新视线



018



人是在文化史的大气候中塑造自已心灵的。同样，人也是通过哲学史的学习，塑造自己的哲学理念的（哲学的冲动和方向，则来自生活压力本身）。因此，如何看待以往的哲学，是一项既有趣又严肃的活动。对哲学史的研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在一条道路上，不可能看到自然界和历史界丰富多彩的四维空间。在一条道路上，不论它多么“宽广”、“四通八达”，都只能看到一些不甚联贯的侧影与断面。它看不到伟大自然与丰富历史的真正全景。但对深沉的灵魂和邃彻的目光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参透各种有形及无形。



019



在体会前人文化与哲学的反反复复的思维运动中，个人的心灵之光是“理解”的前提和杠杆。“洞窟假象”是各个人的假象。因为每一个人（除普遍人性所共有的错误外）都各有其自己的洞窟，使自然之光屈折和变色。这个洞窟的形成，或是由于这大自己固有的独特的本性；或是由于他所爱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是由于他阅读一些书籍而对其权威性发生崇敬和赞美；又或是由于各种感印，这些感印又是依人心之不同（如有的人是‘心怀成见’和‘胸有成竹’，有的人则是‘漠然无所动于中’）而作用各异的；以及类此等等。这样，人的元精（照各个不同的人所秉受而得的样子）实际上是一种易变多扰的东西，又似为机运所统治着。因此，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经说得好：“人们之追求科学总是求诸他们自己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诸公共的大天地。”（以上可参见《新工具》第1卷42节）





文化史、哲学史还表明，“公共的大天地”与“个人的小天地”并无质的不同，相反，二者具有反馈的关系。小天地构成大天地的出发点，大天地则是小天地的归宿。人类的文明，也有其自身的大洞窟；其“假象”，即为各时代、各文化的表象世界。认识到表象的时空局限，就无异打开了智慧的巴比伦（意为“众神之门”）！



020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



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彼此的对垒与渗透，来观测整个哲学史的变幻无已，能看到有关认识论的一些侧影。至于哲学上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另一些侧影（如本体论、伦理学、审美体验等等）就全然看不到了。哲学不等于认识论。四世纪，是心理学诞生前的伟大腹痛期。这充满焦灼之期待的剧烈阵痛，吸引了哲学的大部分注意力，于是哲学家竞相以“认识论”来显示自已的深刻与博学善思。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哲学上的“世纪病”。



中国人就不把认识论抬高到哲学王后的宝座上。中国人更注重哲学的伦理价值（以儒家为盛），更注重哲学的审美性质（以道家为盛）。中国哲学家，向来把认识论作为论证伦理哲学或审美哲学的一种方法。他们不让有关认识的理论，去垄断自已的智慧。这是可以借鉴的典范。而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也在向着这个更为健全的方向缓缓移动。



这里，似乎预示着某种大规模文化气候的转变。



022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乔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湖南变种毛泽东思想必须扬弃。否则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只能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而中国精神的智慧，原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天柱”之间的微妙平衡，拒绝全面专政的偏执。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化的道德；或道德化的政治。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023



我们无意于评判十九世纪欧洲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禅宗以外的佛学不计在内）的优劣高低。我们只是指出这两种哲学的根本不同，难以准切类比，更难以互相附会。它们各有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哲学与文化上的异化时代结束了。中国哲学，应在哲学世界占有它理应占有的地位。中国人，不应自行放弃这一地位。



中国人，要是放弃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哲学地位，就等于变相放弃了自己在世界竞争中的现实地位。哲学是生活的第一步，而确立自己的哲学本位，则是民族生活全面振兴的开端。偏重认识的哲学，只知道唯物与唯心的分际。但懂得伦理并尊重伦理的哲学，却用“压制”和“反压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去体验宇宙的潮汐、文化的升沉。这，就是中国的心灵之光。这，就是中国的精神之眼。任何外来的强力都不可能长久压制它。你看它跃跃欲试，好象在告诉世界，总有一天，它会发出那旷世的呐喊。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击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



新路也许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的绝望和新的希望……我们用互相渗透的方法去看待这两组范畴。但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性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击性哲学”。



024



压制──反击：人类的心灵永远在寻觅着相反的东西，和自己缺乏的东西……所以，任何涨潮之后，都有退潮；任何退潮之后，都有重新涨起的惊涛。精神的太阳也有着它的明暗圆缺。



这，就是历史音乐的基本主题。



所谓反击性的哲学，像王充的哲学、王艮、李卓吾、何心隐的哲学，多少带有这种色彩。早期的王阳明哲学，也有反抗压制的意味。魏晋玄学比两汉经学显然有着更多的反抗性，更大的活力和更新颖的眼光。因此，它在哲学史上的价值，要远远高过后者。“新颖”，这不仅是艺术的准则，也应成为思想的光。越是隐秘着反对流行见解等内涵的哲学，就具有越大的反压制力。而反压制的冲力十分旺盛的思想或学说，也往往采取迂回甚至晦涩的表述方式。这是因为，它还在“方成”之中，还有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还在探索自已前进的方向。但就哲学史而言，正是反压制的哲学，赋予哲学界以思想上的活力。它是精神天地的催化者。



025



哲学和生活相似──力量比规范更重要。力量创造了规范，规范约束着力量，但规范本身却无法创造力量。因此，哲学的力量比哲学的规范更可贵。哲学，与其变为死板板的认识的结晶，还不如化为活脱脱的“想象源泉”。哲学，与其是一种固定的信条，不如是一片变动不居的精神表达出来的精神。但哲学本身却并不是一种表述，不是一种媒人耳目、套人心智的形式或巧夺天工、瞒天过海的方法；哲学是精神的倾向，哲学有着自己的文化功能。它以“精神上的抵抗”弥补文化过程中的缺失。它用新颖的形式和奇妙的变形记反对“压制”。



要学会用自己民族的范畴说话。用别人的旧范畴，表达不出自己的新思想。因为范畴本身原就是一种限制。不同的念头，要用不同的范畴来焙制。否则，范畴就会阉割了念头。前人的范畴再能传神，也只是传了他们的“神”；对于我们新精神的阐发可谓障害大于裨益。“务去陈言”──不仅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应该是哲学前进的主要特征。





026



二十世纪的综合哲学尚未诞生。



这不是二十世纪的人们过于缺乏创造力，以致被死魂灵们缠住了。这是因为，二十世纪的人们相比之下太富于创造力了，以致他们的世界观迄今难以定形。它，几乎是液态的、交融的。它充满摇曳不定的自相矛盾、富于活力的彷徨企望，它还怀着“超越理性范式”的冲天梦想。这梦想如此巨大飘渺，以致很难系统而确定地阐述它。“诗”与“哲学”就这样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份。



二十世纪的科学太富于活力了！二十世纪的思想富于锐进精神；二十世纪的社会太动荡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太远离“传统的美德”了……而二十世纪的诗与艺术，更被系列交错的空前压力所激动，冲破各层藩篱，逾越多重禁忌。这佯，就使得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学理性的总结”一再被淘汰掉。但是更换学说的内容，经常变改学说的招牌，真要质无非在汲取精神的冲力。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已经脑满肠肥，他们已经无力适应这空前的剧变，更别说用自己的学说去指导变革了。二十世纪是科学与文化发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哲学的式微世纪。取代了哲学的宁静的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非理性的艺术骚动”。



只要一种哲学能够提供一种暂时性的力量即使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马上就有人大规模地利用它。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基本属于一种心理方面的权术。尼采，和形形色色的尼采主义者集团突出地象征着这一“精神毒化”的深度。



而“真哲学”是什么？用“压制”与“反压制”的观点来看，哲学无非就是：反抗那“普遍压制”的“精神之化”。一切前进的哲学，一切活着的哲学，都是反抗的哲学。尽管，有时象耶稣和甘地那样号召非暴力和不反抗，但骨子里却充满了对暴虐冲突的憎恶。这表明，它们是些不反抗的反抗，非暴力的暴力。这，就是“哲学力量”的根本所在。





027



年轻的哲学是有力量的哲学。正如新颖的知识是有力量的知识。有力量的哲学是要前进的，它永远在生成着，它永远不固定。它向压制它的那个既定的、已成的实存世界，不断抗议，它只是在追求自己的运动和自身的归宿。



从骨子里说，作为“精神之花”的前进哲学，都不见容于它们处身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只有规范到僵死程度的哲学，作为“精神墓碑”──才受到无原则地普遍祟奉。哲学的发展和功利原则与市场价值是格格不入的。



“精神之化”要冲破习俗的重重阴霾，因为它们看到了阴霾背后的点点星光。精神之花，要么成为精神的太阳！要么无可挽回地枯萎凋零。



前进的哲学家往往因此而备尝流放之苦──他们反对习俗的谬误和思想界的陈腐，因此，孔子有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的悲叹，斯宾诺莎则宣布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苏格拉底被他的父母之邦灌进了一盅毒酒，耶稣基督被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钉上了十字架。



在这里，支配着这一命运的，仍然是那永恒的基调：压制与反击。反压制的力量一旦露出要摆脱它的压制者的强烈倾向，专横的压制力量就立即排斥它。这几乎养成了一种机械式的反应。



“放逐精神之花”──这就是世界权力中心得以自我炫耀的唯一理由？



权力中心已经习惯这样了。这些放逐，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近乎条件反射的举动。一发现异己倾向，就立即扑灭它。根本不顾及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值得”还是“不值得”……还有什么比这机械的冲动更严重的浪费和更惊人的破坏呢？还有什么比杀害耶稣基督更为令人发指的罪行呢？



历史一再重复叙述着这些阴郁的放逐故事。人们，一面激动地谴责着过去时代的这类放逐，一面在庄重地执行着自己时代的这类放逐。谴责与模仿，并行不悖地骈进着，其实并不滑稽。因为我们毕竟看到了庄严的流血与肃穆的火刑，即使我们当代，虽然没有十字架和火刑柱，可是为思想而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028



“综合”是没落之果。



古典综合哲学的大师黑格尔，那是一位前工业革命时代的见证人。如果，工业革命的巨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来五十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黑格尔的“哲学大全”（类似托玛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了。因为那套荒唐的胡说完全是建立在“前蒸汽机时代”的相对静力世界上的。他的哲学，是普鲁士王国那群呆鸟的静态见证。



“浮士德”，作为动力世界的精神预兆，尽管早就出现在原始日耳曼人的想象中；但作为它的物化形式的蒸汽机，却只是在十九世纪才崭露头角。黑格尔，尚未在他的哲学脑筋中体察到蒸汽的冲击。所以，他的哲学文献只是记载了旧世界无可挽回的没落，并未透露出新时代的曙光。



十九世纪后年叶的哲学，已经发现了蒸汽的可怕冲力。但仍以静观的态度来消极应对它。斯宾塞之辈的学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位半日耳曼人的心目中；“力”还是可以确切描述的。这显然是静态的动力世界观。尽管他从马尔萨斯和达尔文那里抄袭了不少东西，但真的哲学只发自生命本身承受压力时分的苦痛呻吟。



“力”，对人类心灵的冲击不断深化着……终于导致这一类哲学观的破碎，四世纪末叶的哲学陷于绝望的焦虑与变态的反应中。作为哲学家的尼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综合性的哲学分化为形形色色的依附性学说。有的依附于心理学，有的依附于社会学，有的依附于经济学，有的依附于伦理学，有的依附于科学，有的依附于政治……二十世纪的哲学，也未能从这种可悲的依附状态里完全解脱出来，它至今仍是陆象山所谓的“支离艰难之事”，落入“以学术杀天下”的拔本塞源的绝境里。



二十世纪初时的柏格森也许是个例外，他朦朦胧胧地遥遥望见了新的综合哲学的点点星光。这些星光充满彻人肺腑的诱惑力。诗一般的迷惑力。他倡导以直觉去捕捉生命的力，流动的力。但是，柏格森的诗人气质远远超过他的哲学家气质。他是属于先知一类的人物，而综合哲学大多是由学者型的人物来提供的。他们是，先秦的荀子，宋代的二程；古希腊的柏拉图，罗马的普罗提诺；以及近代西方的康德。显然，像这类划时代的哲学明镜，并不适宜于二十世纪的文化气候。





四、文化本体论的声音



029



不论人与人之间纷陈着多少深刻的差异，并由此生起多少层面的力量比试与文化波澜，在以下这些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稳定的近似：



1，每个人都活生生地存在着，这意味着流动、变化，对各种刺激进行特殊的反应。



2，每个人都在活生生的存在过程（这被叫做“生活”）中极力表现自己，用各种方式展现自己的生命。



3，每个人都努力在空间上扩张、在时间上绵延自己的存在，形形色色的自我表现只是其手段。只有当人确切知道了自己的极限之后，他才学会克制自己（所以，让人格守社会规范的灵丹，是用一定方法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极限）。



4，意识到上述三点，并通过语言和范畴来思索它们，从而形成群体的文化世界和个体的意识世界。





由于人的文化意识的泛时空性（我们现在思索这些问题，正是文化意识的结果），上述四点，事实上是交融在一起的。有时我们甚至难以区分，什么是动物的人，什么是文化的人；什么是基于科学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什么是基于文化观念的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但相对说，区别它们恰恰是摆设在思想者面前的一个令人神往之谜──它诱使思想接近它。



030



文化本体论的使命，不同于科学的本体论。各种本体论虽在体现宇宙观念方面，有着深层的一致；但当人类的智慧以其不同的侧面去探索不同的问题，并把自己的光，投影到了不同界域中的刹那之间，必定会产生不同的视象。一种真实的科学本体论，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实验的（而不仅仅是“实证的”）基础上，它尽量排除猜测或假设的部份。这样一来，一个巨大的空白献出现了：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时空诸相的繁复则显得相对无限。在“实在”的背后和四周，存在着巨大的“虚空”。这虚空，是现有的科学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的的。



这一虚空，正是文化本体论所意欲探索的空间。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之科学已经证实了的实在世界远为广袤、远为神秘的地方，但它又是近乎无所不在的，甚至就在我们身边。



极力在生活中表现自己，以此来赢得自己也赢得生活，这是现代人已经瞥见的普遍的文化精神动力。它不同于科学的精神，即便是在那如此千姿百态、充满生气的动物世界里，人们也看到了（并用摄像机悄悄拍下了）这一精神的冲动。人们观世的眼，决定了他所捕捉到的视象。人们把越来越多的人情味儿，注入他们不再对之感到恐惧的动物世界。人们越来越多地发见了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所具有的“人性”：这就是自我表现。人自己，无愧于那顶自我表现的大众情人一般无异的无耻王冠：他比四脚畜牲有更强烈的动机、更明确的意识、更耐久的毅力。不可否认，这正是帮助人类这种两脚动物得以战胜群伦、垄断地球的最大力量。



耶稣早在他短短三年的悲剧史诗般的反击生涯中，就发现了这个“精神决定物质”的现象，他认为这是“魔鬼”迷惑住人们的感官，从而蒙蔽了人们的真知。耶稣想完成人间的驱魔仪式，结果，反被魔鬼的子孙、毒蛇的种类钉死在十字架上。撒旦再一次取得了实有世界里权力核心必定拥有的光辉胜利，为自己的饕餮贪污的晚餐又多上了一道“纯洁的菜”。



耶稣的错误在于，他的乐观主义，认定人类有能力战胜自己“精神决定物质”的（充满幻想气质的）文化天性（就上述意义而言）。而现代的生理心理学却证明了一个又一个反耶稣的定理！──人必须先对某物感受到兴趣，然后才能将之纳入视觉注意的中心；人必须对某物感到了“需要的压力”，然后才会把关于它的深刻印象，输入到意识的库存、行为的反应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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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生的人，是随时随地（哪怕是在梦境中和玩笑里）运作着一整套“生理心理程序”的个体。在有机与无机之间不断反馈（完成其感知、体验、反应、行动、逃避、转移……）的个人──不仅是个人意识的基础，也是集体行为的文化出发点。离开了个人的精神，集体的文化要么失血并瘫痪，要么抽象为一个禁锢活力的符咒。



个人的文化精神的扩展，并不像是流行的看法那样，仅仅起着分裂社会和科学的规程作用。其实，它也是社会文化乃至科学规范本身得以更新的头等动力。当个人与个人在文化的荒原上相撞，他们要么两败俱伤，要么联合起来，学会共同的文化生活。因为在一个人烟日益稠密的世界上，孤独者很难找到自己的乐土。甚至连立锥之地都会被无情地剥夺掉。当个人的扩张采取了时间的形式，就促成了被称作“精神文化”事物的起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文化心灵的最大恐惧；而文化绵延的重大功能之一就是安慰这“无名的悲哀”。人，不仅希冀后人铭记自己（哪怕是刻在一块冰冷的花岗岩上、印在一条褪了色的条幅上），还渴望从援引前辈的遗言、遗迹中，汲取支援意识的力量。这就是“典范”的吸引力所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人，在创造精神上堪称是贫弱的，这可以从他们以“述而不作”为典范，以“注家”自居──不敢涉猎“开创先例”的文化表现──上看出一点端倪。缺乏原创力的表征，恰恰说明文化传统的压力过于强大，以致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启示变成了桎梏。



尽管个人的扩张及其创造行为（包括“思想”、“设计”）受到社会（空间上的）和历史（时间上的）的严格文化限定，但他总是在有限中，遐想着无限；在自我中，包容着宇宙──“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



032



人的本质是什么？



这取决于人与其它动物间的区别。古代神话说，人是上帝从动物世界里挑选出来，用以贯彻自己意念的优秀者。那么，是否可以据此判断：人，是上帝与动物之间的一个中介？或是上帝与动物的混合体──精神上的神，肉体上的兽？无怪有句谚语说，人具有半神半兽的双重构造。



意识与语言，也许并非人的专利（现代生物研究表明，动物甚至植物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人类的独特成就却把它的发展推向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理智的判断（趋利避害）和情感的冲动（以欲力为基础），更不是人的专利（这是一切生物存在的前提）。但人的文化表明，它们是在人的活动中，得到了迄今最充分的发育。而综合了人的这些超动物特征的“有机文化”就构成了“人的本质”。人为自己创造了“文化”。文化的本体论，事实上是人在探索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巨大空隙时的“道路”。每个文化时代，都产生了自己的文化本体论，每个文化时代，也都扬弃了前人的文化本体论。



这种新陈代谢，正是“人的本质”的有力表现之一。



所谓真理是多元的这个命题，其含义是：多个真理可以相悖而共存。关于多个真理的观念，是否属于怀疑主义的一种羞怯表现？凡此种种，都很难确证。有关的论断与证明，常常取决于语言（及其定义）的安置及其巧用。因此，那只是语义学上的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但“世界观”与“真理”则不同：世界观是无法检验和公认的。那是一种存在。即便在一元真理控制着整个文化意向的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在“一元”的旗帜下，也是各各不同的。



“世界观”与“真理”的关系是这样的：真理虽然来源于实践的总结，但其具体形成却受到世界观网系的严重过滤。因此，就文化的本体论而言，它并不把自己的观念世界升格为普遍的甚至局部的真理；而仅仅自认为，是诉说了在某个时代、某种文化气氛之下，某个心灵对自身处境的一种有机的看法。



033



这里展示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真理”，甚至不是一时的、片断的真理。因为这里诉说的一切，与真理本不属于一个范畴、一个界域。这里提供的，仅是一些有趣的说法、别致的思想而已。它并不试图建立固定的定义，而仅只表现了精神探索的多项可能性而已。也就是说，这是轻松的探寻，并非去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宇宙变动不居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人为的文化构造，都有其特定的限数。许多古旧的哲学原理，也像是文化本体论一样，在理论的原则上是承认文化乃至文明实体本身的这一新陈代谢的。差别在于，文化本体论还勇于兑现这个文化论上的承诺：它在实践上对异己的新文化力量，持发自内衷的宽容态度。这样做，不是出于文化道义感的克制，而是发自对文化命运的洞识。文化的嫉妒心是与缺乏自信，是成正比的。文化方域中的狂热嫉妒，是一种类似尼采所谓“追求权力的意志”之类的心理冲动，它来自潜伏在文化人类身体深处的攻击性本能。它的各种极端表现，在古代的暴君、排除异己的教会集团（以犹太会堂和基督教会以及他们的现代世俗化的继承人──政党，最为“杰出”）、以及二十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甚至相互攻击着的尼采主义者（如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表演中，早已为人熟知了。但新哲学并不出此下道，它知道过无济于事──建立在沙滩上的纪念碑是不可靠的。它看到了掩蔽在文明光彩后面的漫漫黑暗，它指着壮人视听的文化实体后面的无边虚无，对所有的“耳朵”（包括他自己的）悄然而说：学会宽容！



它的话语不是规范性的，而是开拓性的。正如弗兰西斯·培根说：“现在流行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事功；现有的逻辑，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科学。现在流行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



也许，科学本体论的规范无法实现的文化功能，要靠文化本体论的探索去实现。



文化本体论，只是在追求着自己处身其中的文化大时代的文化本体──“我所自任的角色不是一个裁判官，而是一个向导员。”（《新工具》第l卷32节）



为此，需要区分科学的本体论和文化的本体论，即绝对的本体论和相对的本体论。







五、星光灿烂的天穹



034



现代世界最大的精神危机，起源于这样一种混乱，无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公正的、富于创造性关系。文明，很少能建立这一协调的关系。能建立，就兴盛；不能建立，就衰败。个人主义的原则、个体化的原则，在有些人看来是万恶之源；在有些人看来是历史发展的必备条件。



共同利益的理想，在有些人看来是人类幸福生活的保障！在有些人看来是停滞的可怕口实。大多数人于此甚为冷漠，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而这对立的两造之伺又无法达到一项统一甚至妥协。



世界规模的分合之势，是这一文化对立的背景。除非统一的世界秩序来到我们中间，否则，文化上的较量不会有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思想的分歧不是理论的证明可以解决的问题。



035



现代世界的一切矛盾、冲突、混乱、光辉，乃至力量和升华，都以上述的焦点为其核心。现代世界的一切光荣和腐败、伟大和受难、圣洁和刁钻，都在这一背景下充分展开。关键在于：社会虽是个人的母体，但它的存在却离不开个人；它的生动发展，更离不开有价值的个人。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社会”还剩下什么？连那玄妙莫测的“关系”也不复存在了。“社会关系”只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角逐与合作上。否则，“社会”就仅仅停留在概念的水平上。而卢梭大言不惭的那些“正义”和“集体的意志”，就成为纳粹式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的“精神先导”。就是这样讽刺性的，“启蒙运动”，以极为曲折的方式，为独裁政治准备了一种文化精神上的气氛。对此，罗素在《西方哲学史》曾有一段引人入胜的分析。



个人主义虽有种种，但它们却共同信奉一种更根本的原则：权能至上。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愧为北欧海盗在种族上或精神上的儿子。



对力量的崇奉、对权能的信仰，产生于一种简陋而庸俗的“现世主义”。它说：“既然没有来世，每个人都只有这一次生命，那就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活一番，尽力争取在这个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吧！”于是，起了分化，起了厮斗，起了不遗余力的“竞争”。



在印第安人那儿，则没有这类情形。对于原始民族颇富永恒意味的宇宙景观来说，“时间是没有意义的。”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所以，附属于紧迫感的权能崇拜也就显得浅薄可笑了。我们应该从我们的亲兄弟印第安人那儿学得一点智慧。就像我们正在欣赏他们的神话与美术、吸食着他们的烟草一样……而不要学习那些残杀他们的欧洲海盗。



权能崇拜的魔法必须解除。因为不这样做，全体人类就有惨遭吞并和奴役的危险。以此视之，以绝对的、短视的人本主义为其核心的现世主义，应该遭到“文化纠正”。因为它正侵蚀着当代人类生存的基础，它正肆无忌惮地毒化着我们的环境。



036



构成现代世界文化主流的西方文化，正趋于沉沦。我们，生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文化废墟上。犹如那在原子弹爆炸过后的一片烟尘中，无力摇摆或疯狂痉挛的小草。现代工业社会的奴隶们，所能“选择的自由”除了“沉沦式的生活”，就是“升华式的死亡”。而许多糟糕的情况还会导致“又沉沦又死亡”的惨淡结局，一种致命的“锈蚀感”侵袭着无望的现代奴隶。



然而，我们是有灵性的动物。我们是有智慧的生灵！我们为什么不奋起呼唤我们自己的精神风暴呢？我们缺乏起码的自信力吗？



037



“鲍吉亚（鲍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理想王子的原型）关于法军征意一役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只是手执粉笔前来画出自己的寓所，并不是使用武器来打开自己的进路。我也愿意使我的学说同样平平静静地进入那适于接受它和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之中。因为，凡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性原则和概念自身、以及甚至是在论证的形式的时候，驳辩总是应用不上的。”（新工具》第1卷35节）我们如此重视培根思想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他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性。培根是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史的，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文革”就是我们的“中世纪”。）虽然从培根到现代，西方文化已由弱小而臻于强盛；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培根，却正适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例如，培根所倡导的近代学术方法，在西方世界已经由反击性的角色，变成了统治性压制性的角色。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它还没有获得统治地位。



全方位地看，西方文化的步伐，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画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实现了它的历程。如果说，培根的时代是西方文化系统的“起点”，那么，现代西方已到了接近“终点”的文化阶段。尽管，培根立足于他那时代的种种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的环境中，只要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获得了格外深刻的启发性。





038



雾霭中冉冉升起……在这种深沉而激动的企望中，有着多少真纯、多少幻丽。我们没有权利、没有力量，去寻觅我们自己梦寐以求的精神故乡？



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是比康有为的佛教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更有活力的民族家园。而新的综合哲学，真正的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只能是“动力的综合哲学”。只能建立在对动态世界和动荡社会的观照上──因为它力图应付（即所谓“解释”）的当代的全球化世界，乃是一个信奉动力的世界，乃是一个被各色各样的暴力驱迫着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比浮士德博士还要狂热好动的没有心肝的世界。



然而，崇拜各种暴力的当前世界，本与追求宁静的哲学静观，互不相容。不是哲学的静观扭曲动态的世界，便是动态的世界碾碎了这一静观。在这之前的“综合哲学”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它不是凝固的体系，而是被某种强烈的幻想热烈激动着的“一片智慧海”。我们的五色海。它的狂涛将随着世界的统一而逐渐平缓──最后凝成博大精深的“综合哲学”？



039



“生物圈”里的生态平衡，仿佛是当今地球上至关重要的事。因为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一平衡态中，而且，没有“超脱”于它的真正希望。这一事实，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理解、接受。这是新希望和新哲学迅速崛起的有力前奏。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从绝对的现世主义及其绝对的权能崇拜下，解脱我们业已横遭毒化的心灵。如其不然，绝对的权能崇拜将进一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



“为子孙后代着想”将成为某种新的基本信念的内核──就像古代的祖先崇拜，曾经有力地支配了中国数千年的半文明史；对未来的希望、对后人的殷切关心，也将给这焦渴的世界遍施甘霖。否则，现代世界过度的紧迫感，它的权能至上的信仰，它尊崇暴力的习气，它“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善”的偏执狂，将通过无止境的军备竟赛和环境污染，沉沦性的道德原则和唯我独尊的人本主义，毁灭我们寄生的文明世界。



040



“生物圈是圆的”！



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周密的“绝对封闭性体系”中。既走不出去，也不会真正迷失掉。但是我们的精神还没有悟出这种处境的价值。我们的哲学，还没有找到一个与生物圈的现实，协调无间而又莫逆于心的新范畴。我们，还缺乏“圆融的心灵之光”。对生物圈这个包揽一切思想、文化、科学、生活以及人自身的“大圆”而言，方向是没有的。方位观念，本来起源于“大地是方形的”这一古老的信仰……人生的真正方向，从根本上说，不是“一次直线型”的，而是“不断回归型”的。是随右这“大圆”的自我运动而不停旋转的“反复其道”。《易经》的《复卦》，对这一真理作出过有力的阐述。



我们的哲学热望，是生发一种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大圆世界”、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相互匹配的新的“回归式再生。”不是用原始质料进行创造的物质化创造，而是用现代文明世界再创甘泉。这是非功利的、非权能的、非目的论的“回归运动”。



041



我们，并不来铺陈一套算卦式的“综合哲学”。决不像卡尔马克思的导师黑格尔那样用自然哲学去“推算”行星的运行或“指导”宇宙的秩序──“绝对精神”。我们所欲陈述的，不是一个封闭性的体系，而是四通八达、无拘无束的思想。这些思想也许不乏矛盾之处，但它是真实的。它不力图掩盖这个全球划时代日益混乱的世界状态。在这个商场原则和金币目的受到无限尊崇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诚实更罕见因而更可贵的呢？



在我们的梦中，我们悄悄看见：两个心灵纠缠一起……



这个是骚动着的、“艺术的心灵”……



那个是升华了的、“信仰的心灵”……



前者以后者为表象，后者以前者为动力。



这是二十世纪的最后综合，也是二十一世纪的最初闪电。



我们，难道不是这综合的最初闪电？



我们，不敌视科学也不拒绝科学；我们，来自对待科学的“人性化努力”。敌视科学、拒绝科学的心灵，是老化的心灵。青年的心，则在科学的基础上，力争摆脱各种现成之物（包括“现成科学理论”）的诱惑与束缚：它，向往着寥廓无际的自由时空，而不是那个被无祖国的犹太人规定好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王国”。



不断更新着的科学结晶是这两个心灵之间的媒介──是那多彩多姿、难以描述的“反馈通道”、“奇妙导体”。



042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它明明暗暗、斑斑斓斓；它不系统、不规则，但却暗含着天生的系统、天成的规则。谁能说，伟大肃穆的天穹所映现出的众星之图，没有一种庄严的秩序在？谁又能说，在它忽闪忽闪莫测高深的微笑里，没有一道深刻的寓意在？



星空，无奇不有、万珍俱备，又空灵透彻、难以捉摸。



但是，在几亿光年之外看来是如此和谐与如此宁谧的众星世界──如果潜近其旁就会发现：那里同样遍布着混乱，矛庙、敌对、甚至暴动。那里有着更大规模的疯狂、更彻底的荒谬及不可思议的一切……甚至还有黑洞、白洞和超级太空。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



二十一世纪的一切光景，还处在摇晃不定的样态里。这一样态，固然提供不了什么“静观”的可能性，却激起了对大自然“超然大圆”的深切感悟和由衷礼赞。一种无言的顿悟，代替了繁琐的分析。尽管，为了表达这一顿悟，现在还不得不借助于分析式的描述。正如为了仁慈的目的，现在还不得不借助于相反的方法。



而回首二十世纪的种种罪恶和非人倾向，也并不使人消沉。反而，激起了对大宁静和大自然的向往之情，是这情感的如此虔敬，充满敬畏。它发自肺腑深处，丹田之底。这向往是如此恳切，它透过纷扰的现象世界，看到了明净澄彻的时间隧道那边的世界。它透过现代地球犬牙交错的分裂倾向，感到了天人合一的宁谧可能就在眼前了。



只要我们敢于伸手去取那甘泉，她就会欣然涌入中国焦渴的心里。



她，向中国发出神秘的微笑。一种完全不同于蒙娜丽莎的微笑……







第二章压制与反击





一、浑沌之死──浑沌与宇宙之光



043



千百年来的迷误使人确信，命运是“线型”的。它被描述成一根红线或黑线，贯穿于生活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并有形无形地支配着进程。



命运不是线型的，而是一面罗网。它不是一面罗网，而是一泓汪洋……且是沸腾着的无限珍异和无穷苦恼的迥深汪洋……



鼎沸，既意味着“上升”，也意味着“下降”。



命运，既包容着“沉沦”，也包容着“反沉沦”。



命运，是“压制”，但又表现为“反击”。





“反击”──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作为表象和存在的现象世界……这个“无穷动”而不可言传的宇宙……就是我们的命运。





沸腾的命运不同于特定条件下（比如地球的海平面）的沸腾之水，它不一正必须1O0℃；它可以是O℃的，也可以是任何温度的。



水，其实也是这样的。在它“鼎沸”之前很久很久，悄悄的“沸腾”就已开始，而且逐步加剧，直到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到它，直到我们的心眼能够判定它！



044



在茫茫的宇宙里，在纷扰不定、无可归类的万象摇荡背面，我们的心灵之眼依稀窥见一个“稳定的静态”。某种原始的浑沌状态。它拼命地吸引我们或排斥我们，威胁我们或安抚我们。



有人说，这是“自我的外化”，是某个生物的自夸式“投影”……但是，我们却倾向于“感应说”，倾向于认可有一个不破不灭、恒常而又死寂的超然者，我们，承认它是我们的“感应之源”。



它时显时隐，忽明忽暗；倏而出山支配一切，倏而退归幕后暗中操纵：牵动一切存在，而不使之自知。透过无限迷离的云山雾嶂，谁能察觉它那永恒的作用：它，与一切“存在着的现象世界”之间的互相作用，仿佛并不存在。



中国即将发生的精神革命，又何尝不是作为上述“感应之源”的感应之镜，而发生的一种“精神现象”？



045



这“稳定的静态”就是“浑沌”。



早在四千年前的巴比伦创世史诗《埃努玛·埃立什》中，那横征暴敛的征服民族就描写过浑沌初开、宇宙方生未生之际的神秘景象：



在上天还未被提及，

下地还未被想到，

那时候就只有天地之父，

太初的阿佩苏和摩摩

以及万物之母的提亚玛特

混合着各自的水流；

那时候，沼泽还未形成，

岛屿还无处可寻；

神灵还没有出现，

既未获有名称，

也未确定身份，

在这混流当中，

后来才被造出了神灵，

才出现了拉牧和拉哈牧，

并且获得了名称。



那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赫希俄德的《神谱》，已对宇宙生于浑沌、动态源于静态的观念，用诗化哲学的笔触给予了阐述：



首先出现的是浑沌；第二出现的是胸襟宽广、作为万物永恒基础的大地；再后出现的是不朽之神中最可爱的爱神厄洛斯，她对神灵和人类一样，既酥软了他们的手足、又慑服了他们的神志。从浑沌中产生了黑暗和夜晚，她和黑暗交配之后，又从夜晚中产生了天和白日。于是大地首先产生和它本身同样广大、点缀着繁星的天宇，将自身团团围住并作为幸福神灵的永恒居处；此后，她还不经性交而产生了高山、栖息于山谷中的宁芙所光顾的胜地和波涛怒吼的海洋。然后，她和天宇交配，产生了众神和世界……



在原始灵魂的投影中，《圣经·创世记》对浑沌的描述堪称一种典范：“太初的时候……地上一片荒凉，空无所有；黑暗笼罩着深海；圣灵在水面上行动。上帝说，让光明出来吧。光明便出来了。上帝看见了光明，说是好；上帝将光明从黑暗中分了出来。”──其中的“黑暗”、“深海”，接近于古代中国心灵洞天──《周易》中的“阴”；其中的“圣灵”、“光明”、“上帝”，接近于中国的“阳”。空无所有的荒凉，则是太初的浑浊。



046



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的神话中，也有着比现今流行的各种科学主义和哲学教程的本体论，都更为真切的本原观念。它远远突破了“唯物”与“唯心”的概念切割，其目光一直扫射到“前宇宙”的奥秘中。



排在神话序列最前面的形象，是那无形无光、无质地感的“原始质地”。它被描述为“雾一样的”，因此，被命名为“浑沌”、“黑暗”、神秘的“水”与“汪洋”……



记录人对世界的认识，似乎始于神话。而各种神话，则似乎都以对原始质地的描述，作为首页。原始质地是超现实超自然的神话形象；它虽超乎人类的经验，却与现代哲学中对于“物质”的观念根本不同。它是对原始存在的逆反式探源──原始诞生观念常与生殖行为，紧密相连，而原始质地，却前于生殖模式。它与我们经验到的这个有光、有形、有声、有色的感觉世界正好相反：它是无光、无形、无声、无色的“一团浓雾”、“浑沌黑暗”：



远古的时候，天地还是一团浓雾，没有山河，也没有任何生物。（《人类和石头的故事》彝族创世记）



那时天上还没有日月星辰，地上也没有江河山岳，整个宇宙都处在寸草不生、浑吨黑暗的情况当中。（《创造万物的巨人尼支呷洛》，彝族创世记）



这种前于感觉世界的特性，使它必然超出人的经验：



“远古的时候，天和地紧紧地重叠在一起，结成了一块坚硬的岩石，不能分开。那时候，没有风雨雷电，也没有人类和村庄。”（《布洛陀》，壮族创世记）。



“没有天，也没有地，更没有草木和人类。到处是一团团黑沉沉的、飘来飘去的云雾。”（《顾米亚》，布朗族创世记）



这些创世记没有直接回答──人怎么知道人类产生以前的宇宙形态？



但它有一个潜前提：人受神启，故知自身的来历。同样，从原始质地，到形成宇宙之间，也须有个“第一推动者”。否则，世界怎么运转起来了？这个曾使牛顿大惑不解的问题，神话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它的答案并不科学（正如牛顿的答案也不科学，他说是“上帝”首次推动了世界），但以强烈的人格化力量，使原始动力获得鲜明的形象性。



原始的动力，就是破开浑浊、反抗浑浊的力量。它从浑浊产生，创造了宇宙和人类，因此被各种哲学本体论，奉为创造者。就此论，哲学乃是神话的一种退化形式──它忘了“创造者”的后面还有一个更高更早更有基础性的本原：浑沌。正如光明乃是基于黑暗的！



047



“浑沌”，冲漠无形。它无形态，无轨迹，无体无用，无生无灭。



浑沌是“绝对自由”的──不受时空法则的役使。



浑沌又“绝对不自由”──因为它毫无活力，毫无能动精神。



浑沌是阴性的。浑沌是永远下坠、沉沦的。浑沌是阴沉麻木、无善无恶的。浑沌没有历史。浑沌充满混乱──却把混乱奉为至高的秩序。



浑沌是黑暗。



浑沌它没有法则，不受约束，是一个沉默无言的女性暴君。



浑沌不是可以看到或感觉到的宇宙或世界，但却是一切法则的母胎，一切宇宙、一切世界的原生者。



浑沌是一片不可睹见的海洋。浑沌无力地但却有效地促成我们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浑沌的作用不可“描述”，只能猜测。



浑沌，既不是“物质现象的衍生体”，也不是“精神现象的衍生体”，更不是“文化现象的衍生体”，它是一切本体中的本体，一切核心中的核心，一切理念中的理念，一切“物自体”中的“物自体”。



浑沌，不是“意志”，但它是“意志”的驱使者。正如“阴”不是“阳”，却是“阳”的激发者，“雌”不是“雄”，却是“雄”的诱惑者…¨它，不“高”于意志，但却“先”于意志…



宇宙只是现象，万有只是“影子”──柏拉图的智慧已经照见了这一点，我们不必为此惊惧不安。因为，这里毋需我们承担精神上的风险。精神上的风险，只有极少极少的特异者才担当得起。



浑沌，才是这个世界的本原。是这个宇宙和那个宇宙、这个众神之天和那个众神之天的沉默主宰。



048



过去的思想家们，在幻想“本体”并设想宇宙、历史、人生的时，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们有意无意将此总源人格化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幻想，投注到这本原上。



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本体是空灵的、纯洁皎透的；它是某种提炼的宇宙精华，正处在上升的或寂然不动的历史进程之它是一个极小极小但极强极强的“核心”──世界由此流淌出来……



这是可怕的幻觉。这幻觉的可怕在于，哲学家们常用它来对比现象世界的污浊与混乱，从而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贬大了某种类似阴曹地府的境界，并据此理所当然地把人生看成毫无价值的退化。生命变成了“肮脏的”，生活变成了“罪恶的”──只有本体才“洁净无暇”？



这种荒诞的迷信必须驱逐──为的是使我们的生活健康起来。为使中国恢复明彻之眼、扩大现代中国本极狭小的视野，我们有责任更真实地观察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有权利更清醒地审视我们所流落的这个充斥无耻的国际主义时代，并进而为自己民族创造一个可以生存的方式或心态。



我们看到的事实，远远不如哲学家告诉我们的那么明朗。



他们用自己的观念，把世界和历史幻化了。而我们，宁愿更为真实地把明朗的因子保留在它的本来天地我们的心中。而不把它无谓地投放到那个阴沉冷漠的高踞在宇宙创造者之上的本原──浑沌──之中。



049



“宇宙之光”、“世界之光”并不是本原。它，即使确能独立于我们的心眼而存在，也是发自对那阴沉冷漠、在在弥漫的本体（那“无限浑沌”）的无声抗议。哲学家们，却为耸人听闻而将鱼目混珠──把这派生出来的抗议本体化了。为什么？是为了得到些许的安慰？



“宇宙精神”或“绝对理念”并不存在。



各种传统哲学中的本体──宇宙之光、世界之光决不是外乎人的独立自在体。它只活跃于某个心灵的幻想之海里。



在这心灵的明镜上腾起了一团可人的精英……



这精英映见了宇宙和历史的无限秘密。



并为自己的以及他者的生活之流，施抹了不可祛除的魔力。



我们称这精英为“精神之花”，它破开浑沌之雾，它看见了分化中的宇宙──但精神之花却不是宇宙本体。它是本体的派生物。



050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



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内篇·应帝王》）



“浑沌之死”，在庄子的笔下是被作为一个悲剧予以描写的。



但就世界、人与文化而言，“浑沌之死”却是新纪元的一道曙光。



“浑沌”要是不死，将没有宇宙，没有世界，没有人类，没有中华精神之美，没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正因为“浑沌死了”，天地才得以开辟，万象才得以化出。



中国的“浑沌之死”，其实也就是《圣经·创世记》里的第一天故事。



牧师的儿子、身患梅毒的叛教者尼采盗用民谣说，“上帝死了。”（无独有偶，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某位神汉，则盗用陕北民谣展开造神运动，自称是“中国大救星”，仿佛要填补信仰真空）──不幸，这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卑贱化和文化粗鄙化的堕落借口。除此之外，它哪里具有什么更普遍的内涵呢。



在很大程度上，“上帝死了”本来是描述耶稣基督为罪人死的无上业绩；结果成了现代西方人堕落的信仰状态的隐喻。



不幸，“上帝”，在光头党的精神领袖尼采那儿，是作为社会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浑沌状态”而借用的。浑沌状态，也就是“极阴状态”、“死寂状态”，是语言中的“完成时态”。反过来说，也是新社会、新文化开辟之前的原始态。光头党尼采所想象的上帝，是静态的、阴柔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路德派的宗教蠹虫。而希伯莱先知书里的上帝耶和华，却是动态的、阳刚的。就这一点，尼采并没有从《先知书》上学到他本来应该学到的东西。可见，信仰和吃饭经常是对立的，吃教者常常叛教，牧师的儿子光头党尼采，就是这样讲述了他的疯狂故事！



而中国思想的觉醒却告诉我们：



文化，社会，是在彻底破除了浑沌的魔法之后，才卓然生发的灵性之花。灵性，是在克服了，至少是成功地抵制了物质的惰性、人欲的阻力、权力的压制之后，才诞生、存在、发展的。



在与那阴沉浑沌的对比之中，它们是多么娇柔而脆弱！



但它们毕竟存在了，它们的存在，就是破除了浑浊势力、蒙昧意识的“禁忌”和“诅咒”的结果（“启蒙”），它们的发展，也必须仰赖对禁忌的不断破除和对咒语的不断废弃。禁忌，这是文化的死敌。



051



人、文化、社会、灵性之花，这是从浑沌的沉沦趋势中升起的革命之象。但作为对抗压制的反击形式，它们本身却又是极不稳定的。



它们各自都有一篇悲哀的故事，各自都有一大厚本──满载浮沉、兴替、荣辱、休咎、忧戚、悲喜的“珍藏的浪漫史”。



社会，有“社会的浑沌期”。



文化，有“文化的浑沌期”。



人，有“人的浑沌期”──甚至伟人和天才，也不能尽尽免于此运。区别仅仅在于，“浑沌期”与“开化期”的比例及其深度有所不同。



而“精神之化”，也有它浑沌蒙尘的难言时分。



“自由的象征”，也不能与浑沌一刀两断，不复往来──何况其它呢！自由，永远都是奴役的派生物……



052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反击之子”。它，像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又称为“人子”一样，也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



在古代中国人的灵性思想中，常用“道”来描述他们对浑沌的逆向感受和认知。而他们也深深知道，“道”是讲不清、说不明的。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正如浑沌之只可间接感受而不可直接目睹一样；“道”，也是人们试图分析浑沌的哲学努力。尽管经常是徒劳无效的。



053



浑沌，只在人的视野和人的意义上，以及人的“自由意志”和“灵性之花”的意义上，才是业已打破并被消灭了的。



浑沌不会真正死亡。“浑沌之死”只是庄子那光怪陆离、自相矛盾的寓言之一个特例。浑沌本没有生命，所以谈不上死亡。



浑沌，本来就是最彻底的死寂状态──它既然不会“亡故”，又怎么可能“诞生”呢？



但是它永远潜伏着，像是无耻的不知疲倦的阴谋家。它从人类的视野里远远逃开去。它阴郁无声地绵延着，它不哭不笑、不喜不悲，既不奋进，也不期待……但它在实际上，是永远等待着：在它下面发生着的和骚动着的一切生命与文明──终于平息。复归于它缄默无声、死气沉沉的伟大宁静中。



这宁静，不是大爆炸前夕的沉寂。而是某种更深刻、更不可转换的回归。天才而短命的哲人王弼（226──249年）对此有透彻的洞识，他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





二、朴──太朴──浑沌太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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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的最大迷误，在于把本体微型化了。其典型态度，正如《老子》所说的，“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好像那本体是个玲珑精致的摆设，一个精雕细琢、温馨可人的玩物。



但浑沌却是庞然大“物”──她无所不在。她充塞在一切不可窥见的缝隙中，她弥漫在广大无垠的她自身里。她是唯一的“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印度教中最全能、最矛盾的神，兼司生殖与破坏之使命。）



她不仅支配着现象世界及其千变万化，而且她本身就是现象世界的“质”。正如在老子哲学中，“朴”是“器”的质一样。



朴是相对的浑沌，浑沌则是绝对的朴。二者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是“质”的，质与现象，尤其是与文化现象相对立的。《论语·雍也》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正揭示了这一对立。君子的文化使命，原在于中和这二者。



朴，是“乾──坤──屯──蒙”（分化之前的象征性易卦）式的原始状态。



055



《尔雅》也把“朴”解释成“质”。也就是说，朴是那未经雕凿、未经分剖的原始状态。《尔雅》还把匠人的工作概括为“治朴”。也就是说，造成一物，就意味着打破某种原始状态。这种原始状态，被古代的语言学家称之为“器未成者皆谓之朴。”可见，在生活语言中，朴是器之反，犹如质是文之反。





这种无可名状的原始状态，却被《老子》奉为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老子》书中多次以极神秘极推崇的口吻谈到这作为“众妙之门”的朴。



而在我们看来，这一推崇是完全颠乱的世界观。



《老子》认为，“常德”的最高表现就是“复归于朴”。所谓“常德”，指的是“存在的特性”。而一切存在被认为理应回归于它所来自的那原始状态。



《老子》感慨说：“朴散则为器。”他认为，朴是本体；器则是现象──现象起源于本体的分化。而《老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显然是那个“大制不割”的原始状态，即毫无廉耻的浑沌。



这种原始状态的最大原始性，表现在它是无以名状的。《老子》也找不到一个更妥切的概念表述它，只好称之为“无名之朴”。



《老子》赋予朴以如此崇高的本体地位，在三十二章中说，“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他的迷误不仅在于推崇阴柔，而且在于把精神之化全然世俗化、政治化了。



056



我们的“太朴”，不是《老子》式的阴谋家之朴。正如我们的思想，全然不类《老子》的雌性的玄牝思想。我们的太朴，不是来自侯王的殿堂，而是来自宇宙的底层。太朴是阴性的、坠落的、永远下行的……它广大无边，哪里是阴谋论的理论家、“哲学家”们“守”得住的。



作为主宰，太朴是沉默的。正因如此，人们对它视而不见，反而把它当作无谓的浑浊、无用的“渣滓”、驱散不掉的“阴霾”。这种评价，与《老子》的思想可谓两个极端，尽管两种评价，都不足确切的描述。太朴潜伏在现象背面，比康德的物自体更为隐蔽。它是不主宰的主宰者。《老子》称它为“长而不宰”……关于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



作为本原的太朴，映在中国灵性之眼中的基本属性，在是普遍的压制与永远的沉沦。中国的灵性决不象《老子》那样推崇它、赞颂它，相反，我们只是把它看做一个不可逃避的宿命和挣脱不了的本原，一个不得不接受和不得不认可的“无名之朴”，用一个象征性的符号──〇──可以说出我们对它的感受。



057



雌性的恐怖大王“浑沌太朴”──是高于阳性创造者的文明本原、人类本原、宇宙本原！



“雌性的恐怖大王”──用以表述、象征我们对“本体”的感受。



“浑沌”的形象色彩更浓。它使人想起一片窒人呼吸的阴霾。



“浑沌未开”──这是多么可怕地粘滞着雄性想象之翅的雌性之泥沼啊。



“太朴”的哲理意味更浓。“太”使人感到它是“唯一的”；“朴”则给人以无形体、无色彩、甚至无性质的感觉。“太朴”，引起人们某种简单但重大的联想。这联想难以名状。



两者混同起来，形成一个朦胧无匹、绵延无稽、不可言传、难以想象的本原；同时，又是无所不在的本体。



“浑沌太朴”──这是用极度的压制迫使中国的灵性之花起而反击的阴性本原。



她，是中国灵性的迫害者与激励者。中国的灵性之花，则是她的反抗者与衬托者、映现者。尽管，作为一个观念说，它并不是无限度的。



浑沌太朴──不是“始动者”，不是“第一动因”。因此，她不是上帝、造物主；而是原始母神。她这貌不惊人的“最初者”，像是生育的陶俑，大腹便便，无形往来的根本之象……怎能与威力无匹、目标明确的“造物主”相提并论？！



而作为造物主的创造者，始动者、第一动因──在中国哲学中用“阳”和“乾元”来表达。



而浑沌太朴，则被形容为“阴”与“坤元”。浑沌太朴是完满的，她因而无须乎创造。可是阳性的“乾元”却感到自己的脆弱性，它看见了自己是反击者，是派生物这一事实。正如在人看来，宇宙是完满的，而人自己作为一个派生物却很脆弱。



058



中国的灵性之花，久已枯萎、久已凋零了。



但是，他注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重放异彩，洞彻天地。我们这一代人注定了要把中国的自信心从国际犹太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的垃圾堆”里拾掇起来，高擎过顶。



有一个仿佛无声息的天籁，已经吹彻天涯海角、回荡在宇宙的茫茫深处，“耶和华所喜悦的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059



人们古来崇拜的上帝与众神；近来崇拜的“绝对精神”和“理性”；“物自体”和“物质”──仿佛都是人的生命力的幻化形式，是“阳性的反击力量”的不同变相……



阳性反击力和反沉沦，只是“后来者”，而不是“最初者”；是“激起者”而不是“第一者”。



用“阴阳”观念区分世界性的力量或形势，远比用“善恶”来得贴切而实际。后者是道德构架的评判，前者是力量形态的描述。



060



“上帝”与“撒旦”，在基督徒的心目中，自然有着天壤之别。但在我们新哲学之光的观照中，却不失为同一之物：同为“乾元”的化身。它们都是朝气蓬勃的、能动的、创造的（或积极地破坏而非消极的摧磨），总之，是阳性的。它们抱负着巨大的意志与热情，创造的使命。



如果，谁把“上帝”看做和平的、消极的、慈祥安静的“老人”，那显然将之误解为雌性的“浑沌太朴”了。所以称之为“误解”，是因为浑沌太朴也并非总是和平的、安静的、完全消极的，因为她永远向下沉沦着，挤压一切。她，充满着人间意义的“不自觉的恶意”和“无意识的刻毒”。







三、压制与沉沦──浑沌太朴的两大属性



061



浑沌太朴──犹如无边无涯、不见端倪的“祭坛”。



她，阴沉沉地通向一切存在，并力图压碎他们，使他们顺着命定的轨道沉下去。她，要求一切存在为她无偿地献身……



她，只有一种顽固的倾向：



要把一切宇宙、一切世界、一切可以睹见的形体，都搁置在她那无形的、永恒的祭坛之中。以便慢慢盘剥他们、细细咀嚼他们……直到把他们重新拉回她那冷酷的永恒中……使他们重行变成她那广漠无垠的一部分……在无动于衷里，她好像哈哈笑起来了……



可怕的宿命！这就是她！一切存在都在为她默默地“流血”，直到耗竭虚脱而死。不止是生物，不止是人类，不止是思想的精华，不止是灵性之花，而是一切存在与现象！一切已经存在的，以及一切过去存在的和将来可能存在的现象，都要为这最基本的（而不是“至高的”，暴君而默默牺牲，毫无报偿。因为她的本性如此：强行牵引万物下沉、并粉碎之……





她预支给存在物以报偿，那就是他们的存在，然后再夺去这存在的权利。幸福与不幸，在此汇合。



062



悲哉！印度人的“轮回”观念，并非仅仅强词夺理。浑沌太朴，默默“赐予了”一切，然后又同样默默地“夺走了”一切。这里有一圈又一圈的旅程，一个又一个的巨型之“圆”。



她既是可怕而沉寂的祭坛，又是喧闹而无形的摇篮。她不住地摇、摇、摇……终于摇出了一番又一番新的光景。摇灭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宇宙。



在她的“摇”中，我们才得以窥测出那个“稳定的静态”。如果她不摇了，就化为一片连静态也不是的“冲漠虚无”。



对浑沌太朴最贴切的描述，只能是：“〇”。因为具体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不可知”，并不是不可直觉，而是“不可说”。因为一切知识都立足于语言，并通过语言来传播。



“〇”──这是浑沌太朴的徽号。



“〇”包含着无限的神秘，不可言说的感受，我们的眼晴也看不见她。我们的心说，她是“〇”。



063



人类活动和一切文化的反压制、抗沉沦性质，决定了它们的散朴性质。用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到底是情人杀死了情妇？丈夫杀死了妻子？还是儿子杀死了母亲？使之不再是原来的她？也许还是《庄子·应帝王》篇末的浑沌之死，最为象征性地描述了文化和生物的命运──怎样一步步致朴于死地的。当然，这仅是人的视野所及范围之内的补，是文化洞天的朴。



人的活动、人的自由、人的文化，注定了要在浑沌太朴的无限阴霾里，开创出一条条的幽径或大道。而对浑沌太朴来说，如此后果无疑分解了她自身，有如情人使情妇开窍，丈夫使妻子成熟，儿子使母亲衰老──这些杀手，都割裂了太朴的圆融。对“浑沌太朴”，这意味着“罪恶”；但对“人”，这是“进步”，是“反抗罪恶”……



对于人类来说，“返朴归真”从其本义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存在、以及万物的存在、甚至星系的存在，宇宙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朴与真的抗议和反击，是对浑沌与原始状态的破坏。“返朴归真”，只是当某种文明系统已经深陷于它的病态泥沼中，作为一个振奋人心、刷新历史的口号，才是可取的。《老子》的哲学错误，是以文化史的暂时波澜，充当了宇宙本原的永恒秘境。



064



浑沌太朴的基本属性是压制与沉沦。它是沉浊的、惰性十足的。只有作为她最高的对立者和分化形式的人类幻想，才是空灵的、充满活力的。



作为压制的分化形式，反击兴起了；作为沉沦的分化形式，升华展开了。他们，一直要升腾到很高很远的未知之境，被一种压制不住甚至自制不了（自我压制）的冲动驱使着，不能自己！



沉沦与压制结下了不解之缘。压制的本性是迫使你沉沦。但沉沦又不同于压制。沉沦，是就浑沌太朴的自我运行而言；而压制则是就它与表象世界的关系而言。此外，沉沦也是每一存在体的自身宿命，而压制则表现为存在体与它存在之间的关系。



压制导向沉沦……沉沦显示压制。对于人而言，浑沌太朴既是至善又是极恶。人的矛盾心理，在任何地方也不及这儿如此突出而醒目。不通过压制与反压制的奇妙机缘，不通过沉沦和升华的神秘际会，作为生物的我们，是根本感受不到浑沌太朴，那个不可描述的“〇”，那个麻木不仁的阴黯暴君。



065



作为生物的我们，是在压制与沉沦所激发起来的反压制也就是反击的升华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高级形式（人们自认如此），一片光彩夺目的浪花……我们因此认识了我们的“父亲”──反击过程与升华过程。并通过我们的父亲，察觉到我们的母亲──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



对普遍压制与永恒沉沦的思想，我们推测了作为宇宙第一者（不是宇宙创造者，而是前于创造者的原始质地）的“〇”──浑沌太朴。





四、普遍的压制与特殊的反击



066



普遍压制无所不在。



普遍的压制是我们感觉到的宇宙本原。反倒近似斯宾诺莎泛神论中的所谓“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神学的上帝，而是聪明的流浪的犹太人所进行的报复──对上帝本质的极端歪曲。



普遍的压制也不等同于斯宾诺莎的上帝，同样，她也远离今日的人们和过去的人们对宇宙本原的一切理解。她，是首先侵入智慧视野的阴郁罗网。她无所不在。她不是存在，存在也不是她的“属性”──但没有任何存在能逃离她的控制和压榨。



067



普遍的压制是宇宙的基调和永恒的主题。她不是存在，但也不退出存在。她决定存在，正如在宫廷阴谋中，女人决定男人。不论人们是否察觉她，是否承认她──她都无微不至地支配我们，照顾我们，并赋予我们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各种性质和形式。



她，几乎是“惰性”的别名。但她不仅仅是惰性；宇宙间的活性和精力也由她而来。这一“来”在人们心中现形为“激发”。



中国的灵性早就发见了这一点。他们早在《周易》时代就曾透露：普遍压制近乎阴。而阳正是从阴的压制中发动、衍生而来的。所以《乾卦》说：“初九，潜龙勿用”──阳还需要集聚反抗力。而“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阳已足够强大，能够开始反击压制的搏战了。



中国的灵性还表现在：他们认为“乾”与“阳”是世界的肇始。



这，就默认了在“天地开辟”之前，还有一片浑沌，一片阴沉无声的“惰性”、“压制”、“原始物质”甚至“劫灰”……而《圣经》中的“耶和华”，实际上是古代希伯莱人（不同于现代犹太人）给予“乾元”的别号。所以，耶和华不是第一者，而只是世界的起初，只是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一个媒介，是宇宙的创造者……中国传统理解中的可怕错误，在于将“阴”、“阳”并列起来，混淆了二者的主从关系。这是用“人”来解释“天”的又一失误。两千年前的这一错误可以谅解；今天的这一错误就不可原宥了。



068



普遍压制是一切宇宙的本质及根源。



如果说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宇宙，真的有什么“本质”的话，那这本质就是：普遍压制。如果说，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摸到、尝到、想到、甚至梦到的万事万物，真的有什么可以想象并可以体验的“本原”，那这本原就是：



充斥于、支配着一切存在与非存在、超存在的浑沌及其沉沦的属性：普遍的压制，无所不在的杀害。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我们自身在内，都是无孔不入的普遍压制下的变形和影子，文明则是浑沌的偶然现形。



069



普遍压制的解放者是“太极”──有些类似于“上帝”。但不能将一切解放者统统理解为太极──因为这将引起无尽的误解。有些解放者本身是类似雌性的，像那位没有胡子的阴谋家，他怎么能是太极的化身呢？“极”与“普遍”，是难以调和的。受到普遍拥戴的家伙，不可能是极。尽管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极、救星，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普遍压制，具有太极的本体性。但她不具有太极的阳性。她是无极的太极，是阴柔的太极……她像观世音一样由男变女，但不具备观世音的生育功能，而是以杀戮为己任。



现代意识的迷误使人们幻想着只有一个宇宙，这是古老神话和灿烂童年的遗物。其实，宇宙不是一个，而是无数。它们不断地生、灭，不断地兴、衰，不停地交、替──于是构成了人类难以洞悉而无限纷繁、无限复杂的神秘“超级太空”。永远流动、永远无常、永远在发出无声咆哮和无音交响的超级太空。



阴性的主宰是沉默的。不像阳性的上帝那样会发出人声的启示；并向不割包皮的摩西口授经典戒律。阴性的支配者永远坠落、永远向下运行。不像印度人想象的那样不断向上超升；那样渴望摆脱轮回之苦──她宁静地驱使一切宇宙的兴替浮沉、新陈代谢……但愿这不要被斥为“将无机界生命化”。因为她就是笼罩一切、扭曲一切、消磨一切的普遍压制；她，就是酝酿一切、塑造一切、激励一切的普遍压制。



070



压制与反击的机缘是这样的：



在普遍压制的不断作用下，浑沌自身开始分化。这种分化，对普遍压制而言，是自我分化。反击力量，就在这分化过程中不断产生、突起。



在永远沉沦的惨淡光景中，一个个世界，作为满怀朝气和活力的转折，宣告诞生了。他们是沉沦趋势的派生物，用自己的诞生去反击沉沦，否定沉沦无上威权。



分化的过程就是反压制力的不断转易、增强的过程。反压制力量，出自对压制力量的抵抗，不是机械的、固定的，而是伸缩的、弹击的。这抵抗不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而是盲目的、随机的、见缝插针的。他热切地向沉沦趋势宣战，对他而言，固定的战场是没有的──无数个宇宙就是超巨型的、漩涡般的战场。



071



普遍压制分化为特殊的压制，特殊压制又激起独特的反击。具体的（特化的）反压制力的增长，是随着某一存在实体的壮大齐头并进的。虽然有不平衡，并充满不可思议的神秘气氛，但凭着灵性之眼，还是可以朦胧地看到。凭着灵性的耳朵，还是可以依稀地听到……



一个东西一旦被创造出来，立刻产生自己的独立倾向。奴仆是主人买来的，但他却怀着抗命的意图。儿女是父母生育的，但却背离父母的意愿。……这种永恒的趋向，构成了世界的丰富性和独创性。



在历史中这类情况比比皆是。诗人写出了诗篇。但这东西却立即有了自己的命运，脱离了创作者的原先设想的轨道。上层建筑是依附于经济基础的吗？历史表明，上层建筑一旦成立，马上就有了自己的主体要求。他要求从经济基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还反转过去要求左右甚至支配经济基础的命运。他斥责经济基础的庸庸碌碌，他蔑视经济基础的鄙俗，他抵制经济基础对它的制约，他是经济基础的主人。……由此可见经济决定论者多么缺乏人性。学术就更是这样了。一个学科一旦分离出来，马上或不久就显露出它对故主即原先从属的学科的“反抗力”，它要靠损毁自己的恩主，来壮大自己。



科学的发展，正是以牺牲恩主的恩将仇报为前提的。



科学的分化过程，实际上是一连串的背叛行为与忤逆行径。



虔诚的教徒们指责科学是“魔鬼的玩艺儿”，从上述意义而言，还真是不错。但是，难道每一种新宗教本身的诞生，不也是这类背叛行径的结果吗？每一个新兴的宗教组织，不都对哺育过他的固有组织的背叛和敲骨吸髓吗？



不犯下深刻的分裂罪和遗弃罪甚至乱伦罪和弑亲罪，就不会有÷新的圣殿和组织。犯罪，这是升华的前提。犯罪倾向，成为实现圣洁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072



一种新的反压制力，一旦体现为新的存在而出现在宇宙的角力场上──立即受到双重压制：



A，普遍压制力（它表现为“问题”、“危机”、“挑战”、“困难”等等）的压制；



B，衰朽的反压制力（它表现为陈腐过时的“认识”、“路线”、“方针”、“价值感”等等）的压制。



这样就迫使一切发展，只能建立在背离的基础上。



背叛与谋财害命于是称为至上的美德！世界，从一片沉沦着的浑沌状态中，就这样不清不白地分化而来、脱颖而出，世界上有多少伟人和天才，是被强暴而生的啊！



谁能热烈希望地否定这“天地之始”的无名浑沌呢？



世界上有多少伟大的领袖是通过最卑鄙的手段称为伟大的？例如那位杀害哥哥弟弟、逼死父亲、僭称唐太宗的李世民同志。伟大的领袖将自己的恩人贬为“丑陋陪衬人”，他还狡辩说，宇宙的诞生本身，就是背叛浑沌的结果。



压制力量和沉沦趋势占统治地位的时空中，逐步形成了相应的反击力量。但它不一定立即脱颖而出，施展反攻。他也许潜伏着，仍然处于貌似驯顺的半阴状态里。他也许飘流着，转移到另一个压力薄弱的时、空之中。但是迟早，一个辉煌灿烂的反抗，会形成的。



古人不理解这一“机缘”，他们称这种现象为“欺软怕硬”、“恃强凌弱”……但是，宇宙是不讲道德的。道德，只是人间的“游戏规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对宇宙来说，力量和节能是至高的；规矩与范式，只是力量运化的轨迹。



072



在“种瓜”与“得瓜”之间，在“种豆”与“得豆”之间，有一个漫长而曲折、混乱而莫名其妙得以致不可理喻的过程。结果，种瓜的不是得瓜的；种豆的不是得豆的。由于生长过程太长，窃贼也太多就是了。于是人们觉得称之为“命运”更令人舒心。因为“命运”一来，大家都不必对此承担责任。浅薄的理智与科学，尚不足以理解它；僵硬的语辞、狭窄的范畴，实在不足以概括它。



种瓜者并非得瓜者，种豆者不是得豆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是就瓜、豆生成过程而言的；至于作俑者和得报者，究竟是谁，那就无关紧要，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这是历史中的最大未知数。一切历史研究的法则和所谓的历史预测，都无从解答这无限之谜：到底谁是种瓜者？而最终的得瓜者又将是谁？像庭院里的松鼠一样忙忙碌碌的人们，真能参透此中奥妙吗？结果似乎是，谁也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照此看来，怎样“理解”反压制力量的突起，就成了一个头等的难题。“突起”是否就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虚无之物？不能理解的东西、难以释义的奥秘，就一定是假的吗？反过来说，难道能够解释、能予合理化的东西，就一定是真的？这样时兴的推理很难令人信服。人类的毛病，就是“不知──知”。这种“打肿了脸充胖子”的虚荣心，毒害着我们的家园，使整个高级文化毁灭。普遍患有的社会浮肿病（庄子称之为“伪”），使得“知──不知”式的合理怀疑，变成反社会的代号。而要做到孔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却是最难的。因为哪里有个对裁判，去断定什么是“知”，什么又是“不知”。例如，孔子本人的“知”，就多次受到他者与后人的怀疑、嘲笑和否定。



073



在压制力与反击力、在沉沦趋势与升华作用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比例。这里既没有“正比”，也没有“反比”；有的只是冲决了思维的框架、混淆了语言界限的比例失调。但无论如何，却有一条看不见的神秘线，沟通了压制与反击。就像月下老人用他的“红线”，沟通了一对痴男怨女的野心。他们也许早已熟知，也许未曾谋面，也许曾经分属于死敌世家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许几度悲欢离合如破镜重圆……但只在这时，才融和到一起。



074



这里的机缘，无法用语言去破译、更无法用感官去看清。这是新陈代谢。而新陈代谢是无声的革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党夺权”。



新陈代谢，是年轻一代替代没落一代的和平革命。新陈代谢体现了宇宙最高的道德（如果说，宇宙中真有所谓“秩序”的话）……新陈代谢，意味着更强大的反压制力，突破并粉碎了业已衰朽的压制力对自己的压制，取而代之，行使天命。这是新生事物将自己的“独立宣言”付诸实践的行为，是类似美国独立战争的那种分裂社会与背弃祖国的造反运动。所不同的，在于它的普遍性──小至细胞和量子，大至星球和星云，都在无休无止地重演令人作呕的节目……



“反压制的反击力”就是这样诞生的：每一项存在，都包含一项反压制力，否则它就不再存在。



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他的反压制力就随着生命的壮大而日益增强。终于，他成了一个好战者，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勇于革新者，一个满怀创造热情的人……随着生命的日渐衰落，他渐趋平缓、稳定；他的反击性日益薄弱。最后，“第二童年”来临了，他平安了。



但反击还存在。他感到自己的羸弱，于是尽力维护自已，采取越来越坚硬的自我防护措施。于是，他就显得越来越顽冥不灵、泥古不化。



最后，生物水平上的反压制力终于消歇。──死亡来临了。



075



什么是“崩溃”？什么是“解体”？



崩溃，是无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解体，是有机结构反击力量的消散状态。



对普遍的宇宙而言，压制的力量是根本的要素。所以，崩溃与解体是万物最终的宿命。



只是对特殊的个体存在而言，反击力量才是他自己命运的标尺和水平线。



反击力量的状态，决定个体的一切形态。反击力量的水平──物理水平、生物水平、社会水平、心灵水平──是各种存在形态的直接决定者。有怎样的“水平”，就有怎样的存在。这是一点儿都不含糊的。



疯狂吸食可卡因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原欲（力比多）”学说，还不应当寿终正寝？这样的思想毒品正是蔓延世界的药物毒品的前驱。





原欲并不“原始”，它，只是生物或心理反击力量的别名。还有比它更根本的欲望在！这个源泉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化育者。──是那“众妙之门”。



众妙之门是什么？是雌性的太朴。是“玄牝”。是那迫使一切派生物永远沉沦的女暴君。



人们，曾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迷茫了无数世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切好古的理想家的灵感源泉。这，很能说明我们当代的问题。因为共产主义声称是一个“尚朴”的社会，是个崇拜女性的“母系社会”。社会制度和经济问题方面的原因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那是一个依附心理占了上风的社会，那是一个听天由命、不思进取、企图不劳而获的等级社会。因为，它在精神上崇尚“阴”，在行为上表现出十足的“惰性”（这很合乎太朴的沉沦趋势，很能与压制机理协调无间！）；如果它也有什么“文化”的话，那也是分文化的文化，用别人的真诚创造来点缀自己无聊假面的“玄牝文化”……



076



尖锐而勇敢出击的反搏力量，是现存世界之外的破坏性因素和创造性因素。他因此雄踞宇宙之巅，他永远改换着这个世界的面貌、性格、以及广度和深度等等。



如果说，这个世界及其一切附庸属性是“存在”，那么普遍而不可测度的反压制力量就是“反存在”。它比存在更有力。它是“存在之父”，犹如普遍压制是“存在之母”。



我们的生命力，以及植物界的、动物界的，以乃至于整个生命界的内在力量，尽管光怪陆离，但都是普遍的反压制力量的分化形态。



这里面有多少矛盾、冲突、争夺、纷扰；有多少在那至上的永恒者看来，是如此可怜的互相抵触、琐屑的此起彼伏啊……但是，伟大而明彻的心眼，却在其中窥见了“壮阔的和谐”。它是如此庄严神秘，高临万有之上。



只有在游涡中，才有对立和互相追逐，



只有在分化中，才有自我及其千奇百怪。



在那伟大而普遍的反压制力量“看来”，“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天下何思何虑！”



但作为思想者的我们，却要用思虑的扁舟，试图抵达无思无虑、超脱万有的空明之境……用痛苦而反抗的航程，创造幸福的皈依！





五、压制的秘密



077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存在，对别的存在，必构成一种压制。也许，是微妙而无形的压制，但只要我们留心体察，就会发现那压制是无所不在的。人们称呼它为“刺激”“羡慕”“嫉妒”“鄙视”“怜悯”等等。



此外，一切存在的压制都受制于“〇”的普遍压制。压制的程度，与压制体的“质”（各自的“朴”）成正比；与受压制体的“质”成反比。两个存在（或“〇”对某一存在）之间的特定压制程度（反过来说，就是“反压制程度”），与两者之“质”间的对比相等。



压制程度，随着空间的和时间的绵延而递减。时空相距越远，则压指与反压制的作用相形越弱。当然，起支配作用的毕竟不是空间或时间的距离，而且主体与客体的各自质量。距离，只是一个从次的因素。强大的压制与反压制，足以抵消距离的作用。这样说，也许染上了一些辨证唯物论的气味。但对于阐明我们的观念，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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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些事物的存在，甚至有关它们存在的可能性，就给我们带来沉重闷人的压制感。甚至是深深的恐怖感。往往，我们会因为听到一些好像与我们全不相干的人与事而感受到极大的刺激与震荡。情绪为之波动，心境为之一变……甚至“世界观”也会莫名其妙地移易了。这是些明显的证据，证明事物之间，有许多很难被人们的感知、思维、语言所捕捉并把握的微妙联系。还有许多易受忽略，甚至不可感知的现象也在暗示着它们给我们和我们的生存：以奇妙的阻力或可恶的阻力……



总之，只要我们看到一个人，或是知道某种事物的存在，这个人、这些事物，就构成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有形无形的压制至少是“影响”。这，还是就心理的、可感的意义上而说的。



若就事实上的、流变中的意义而观，这些渗透更是不胜枚举。它无情地侵袭我们，使我们屈服于它们的影响。不必把“压制”简单化或公式化。压制有多种表现形式；压制，不等同于“压迫”。它有时是一种摧残，有时却是一种扶助甚至成全……它，是超越于语言范畴的……通俗的说法称压制为“影响”。这是强制的或半强制的影响，一种使人顺从的“诱导”、一种迫人就范的“教育”、甚至以身作则的“示范”……



对于一个感受性较强的心灵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或一件物是与他“无关”的。一切存在，都透过各种渗透渠道──无微不至地与他发生超感知的神秘联系，对他施加无形的影响。这一切都构成压制，即使是出之以“吸引”和“诱惑”形式的压制！反转过来，他的存在，对于其余的“一切”，不也构成一种有形无形、难以名状的压制么？



079



压制──反压制，反压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就是这个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因为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



人们渴望压制尤其是追寻适当的压制，以逃避生命史中的沉闷无聊（人生中的浑沌状态……）。这时，他们称压制为“刺激”、为“调味品”、为“新事物”。如果，缺乏压制，人们甚至人为地制造压制与纠葛，以劈开人生的浑沌状态，以废弃那困扰人生的超然大朴。



人又逃避压制。特别是当压制超过了他们的内在需要，难以忍受……他们称这压制为打击、迫害、倒运……



可怜的人们！



其实，沉闷无聊的生存才是最大的压制。没有外来的压制，内在的反压制将成为一种同样致命或更为致命的压制。没有刺激，缺乏周折、全无“外来干涉”的生活，却弥漫着看不见、摸不着、想不到的折磨与虐杀……这才是最阴沉的地狱。



这是“自由自在”的地狱──你丧失生命的目标。



这是“自由意志”的坟墓──你无从做出选择。





080



人类感觉网络上的无数缺漏，致使人们感到有无数个“压制点”存在。人们各感官的分层感受，把同一的压制分解为无数个“压制点”。与此相对应，人，就生出了形形色色、互相分离的“反压制点”……以保卫自己的生存。



反压制点针对压制点而发，它力求使主体与环境达成一项更有利的平衡。不论在他者看来，这一平衡显得多么奇怪而不近情理，他自己却很清楚反压制的潜在功利性。当这奇妙的平衡一且失去，紊乱感与危机感就即行弥漫世界。为此，人就必须重新出发去反抗方成的压制……



说穿了，人的一生不是都在寻求这“点”之间的平衡吗？人的一切活动，都可归诸这一永无止境的努力。“止于至善”，只能是一种幻丽的遐想。因为，人那染满了悲剧色彩和崇高风格的生命流程，总也寻不到这平衡枢机之所在。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



081



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与他们互相需要的迫切程度成正比。当然，还要加上前此的需要程度所遗留下的“历史影响”。人对外物的爱慕程度，也以那一外物对此时此地的此在者的具体价值而变化。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有一点依然被人忽略：种种需要，起源于压制与反压制的互相作用；这种需要对人构成新的压制，并势必引发人们新的反压制表现。



人心，甚至人的身体，有一种奇妙的“反动性质”。平日里相好甚笃的两人，一旦反目时，仇恨也越深。他们说：“不是爱就是恨……”爱和恨，实际上都是一种“心力”，压制力或反压制力。对一物的爱好与依赖越深切，一旦屏弃时，也就越是深恶痛绝。“上当了，上当了！”──强大的惰性，需要强大的反惰性才能予以克服。所以俗话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082



任何“吸引力”都是一种变相的压制力。外来的吸引力，对一个人的自我，往往意味着无情而苦痛的离心力，它诱使人，使他脱离他的本然状态和天生轨道，尽管带给些“甜头”与“补偿”，作为诱饵和“交换条件”。这样，就更使他在这美好的“吸引力”下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了。这时，压制作用发挥到最佳程度。为了保持自身的平衡和物我的平衡，他不得不抗拒那戴着吸引力或诱惑力之面具的压制力，免得被它消融掉。这种抗拒是苦涩的，因为它必须先和“自己对魅力的需要”展开战斗。所以《老子》推崇“自胜者强”。征服者，必须首先完成自我征服！否则，这就构成了“罪恶感”的起源。人，察觉了自己的软弱。可是他又不得不向自己的软弱一再屈服。他厌恶这周而复始，无休无止的妥协，于是便痛感自己是有“罪”的。为了涤除这罪恶感，他使乞灵于灵性宗教的秘仪，甚至乞灵于拜物宗教所崇拜的残暴神祇。





六、内在的力量



083



一切高级文化，诸如宗教、哲学、艺术等等，其最大的社会功用之一，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内化为人与自我的斗争。这样，社会趋于相对的安定。文明就获得了一个短暂而可贵的喘息。



而宗教、哲学、艺术的伟大成就，即在于使人终于（即一度）战胜了自我，达到“无我”或超我的境地；本不可能的“和谐”，竟成为现实。不是社会的和谐，而是心境的和谐。这样，大和平的帷幕就降临在这块焦渴疲惫、因过度兴奋而趋于衰竭的大地上。



而“客观的世界”似乎为此提供了充足的根据。因为那个“稳定的静态”，那个“缄默的浑沌太朴”，在布道家看来不是“上帝”就是“天命“（圣灵）；在哲学家的心中，它就成了“物自体”或“真如”、“佛性”；而艺术家的眼睛里，则映出了“永恒的美”与“生命的骄傲”……尽管在实际上，他们全都搞错了！



084



必须要有所排斥，才能汲取到什么。



有所毁损者，才有所创造。



以学习为例，一个人要是无论什么知识什么技能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下来，那他至多是个庸才，注定没有独创性。才能，也必须有所偏废，有所集中，然后闪闪的光辉方能透出。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决不是创造性人物的心理特征。



接受力与创造力，大体是互相排斥的。



接受，这是屈服、适应；创造，这是反抗、升华。而内驱力，是盲目的反对力量。它不择手段、不择目标地要求外扩。



一切创造性人物，一切“精神之花”的栽培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总在希求着什么“非分之物”……他们的内驱力不是无谓的，而是微妙的反压制力。不自觉的心理反压制力，这就是内驱力。这就是使他们不同凡俗的根本魔力。



即使绝情弃智的佛陀与庄生，超凡入圣的耶稣与心思缜密的柏拉图，不也在希求着什么朦胧之象、空明之境？尽管他们追逐的客体，是某种远远出人意表之外的本原，是某种不生不灭、超越善恶、不拘形迹的虚无之君……但那追逐，毕竟是一种希求、一场执劫、一个至死不渝的定向努力。精神之花的主人！有着独特的“心理场”：他们的创造因而举世无匹，始终占据其生命活动的支配地位……这是精神之花的前提。他们对人类的生活给予强力的指导与启示，唯独如此，他们成为人类渴求的精神甘泉。



他不寻觅追随者，却有参差不齐的大量信徒蜂涌而至。他的内在力量，构成了强大的人格力──这是反压制力异化成为压制力的显著例证。





085



欲求的力量，在于它不仅仅是欲求。欲求总与憎恶相伴而行。一方面的欲求有多大，另一面的憎恶就有多大。追求，同时意味着拒绝。追求与拒绝，这是内驱力的两个侧面。它们奇妙交融着。



单纯的欲求，充其量只能达到“贪婪”的境界：而憎恶却是创造之母。因为“憎恶”造成了心理上的真空状态，才为“欲求”提供了真正创造的可能地盘。憎恶比欲求更有力……



“憎恶”的动用，正在于杜绝了孔道的多元性，从而为“一个欲求”提出了强有力的保证。这样的一个欲求，在俗人眼中是可怕的欲求。《书经·咸有一德》篇却把这叫做“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并认为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的必要前提。



与其说“希望”是人类文化的灿烂火炬，不如说“绝望”是这一火炬的黑色燃料。绝望过后产生出来的希望是充满内在爆发力的希望。它已成为反压制力的唯一突破口与宣泄孔道。所以，富兰克林说过，正因为没有希望，我们才充满希望……



086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些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学上的概念，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能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



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是宇宙间最细赋、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末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



对于伟大天才及其事业而言，压制与迫害实质上不失为一种可爱的“成全”。精神之花，灿然于一片死寂的精神奴役之后！天才，不惧压制，不怕迫害。真天才不会毁于压迫之下，只会消磨于幸福之中。因为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激发起来”的。



孟子对此有真知灼见。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是什么？不是现代人所误解的“人格神”，而是“无言”又“阴沉”的普遍压制。



“大任”是什么？



“反压制力”的社会化说法。你反抗了压制，你就实现了大任！



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





七、真理与认识



087



世界是压制又是反压制。



对人，对创造者来说，世界是压制，是必须予以反抗的一片阴云。



对普遍的压制而言──世界又是反压制，是为了抵抗那个永恒的、沉默的女暴君而崛起并不断波动的。



世界的本质是压制；人生的本质是反抗。人生有多种反抗的形式，所以有各种生活方式；人生有多条反抗途径，所以各有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局。但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一个形式、一条命运，确然握有成功的利剑。它的意义贯穿新的历史，连接历史的残章断简；这价值就是新文化衡量一切的尺度。





088



《老子》对“水”德的赞美，其实是种精神疲惫的可靠标记。是一种“老年的智慧”。



水，是下行的。作为一种战争的谋略，不能不说“水德”达到了深刻的见地。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水德，就是向压制的妥协，向沉沦的屈从。这，是与生命的根本精神完全反对的。是应当加以驱逐的真理！不是“我们发现了真理”，而是“我们具有形态特异的反压制力”。正因为他形态特异，所以才照见了别的心境不坷能照见的秘密。就语言的本性说，这秘密只能独享而不可传递。它被这特异的反压制力彻底独占了，如其分享，势必走样。因为，这一个心镜和那一个心镜，不可能映出同一个镜象。所以《老子》也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理解了，就完成了；说出了，就完结了。最好的意象，是那尚未宣布、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意象。



作为有限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并圆满阐述无限而普遍的压制，和近乎无限而近乎普遍的反压制。但作为一个人，他还是力图理解这些，他很想统一阐述，以便卸去自己心上的一块负累。以便获得驱逐了迷悄情绪的自豪感，把握了行动准则的确定感，从而为自己的存在。找到合理化的根据。人，就是这样一种渴望“正名”的心理怪物。在这里，《老子》开宗明义的那句话义用得上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说出来的东西，被定了名的存在，就与它的承受压制的真如之性，相去越远了。尽管人的存在本身，就注定了他还是要说，还是要定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089



人的“认识”是什么？是反抗沉沦。



沉沦的趋势，要求或强迫人们和光同尘。“混同”，是其最高的理想。认识，则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求自别于物，强行分析异己的世界。最后，当它自认为已经将世界分解完毕，它就渴求剖析自我/分解自己……从而把宏观世界里的对外斗争，化为微观世界里的对内克服。如此看来，认识只是升华的一个步骤：认识是升华的启始。升华是认识的完成。认识这是横亘于沉沦与升华之间的一道彩虹。认识起源于人的自我意识，起源于自我与世间之间的诸层对立。从这点而言，婴孩与动物是“没有认识”的或很少认识的。



认识的这一起源决定了：在任何条件下，认识都不会是客观的、公正的、无我的；认识，永远都服从于人的生活需要。服从反压制这个理解和精神的核心要质。



真正的人，不甘心于“一般”。他，要从齐一化的中庸水平上奋不顾身地倔起。他要出头拔尖，反抗惰性为他预定了的轨道。他有他自已的轨道！他的轨道隐藏在他的心底深处……闪烁着超语言的意象之辉。这是他的至宝，是他存在的特点和价值。他对抗非人的、沉沦中的客观规律，用自己的幻丽气质涂抹整个宇宙的无边灰暗。



090



人，是力的产物。所以，人只能通过力去认识世界。人，不是原生力，只是派生力的一种形式，是较为娇柔、较为灵巧、较有弹性、较有智慧的形式。于是，人只能从派生力的立场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原生力。所以，“从上帝的立场”也就是从人自己假定的上帝立场──这要比丧失了上帝的立场更加危险！这种局限，构成各种哲学的先天不足。所以人生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恐怖，就是真的回到原生力那里去（而不是假装以便行骗）。宗教家，称这一回到为“皈依”；生物学家，称这一回到为“死亡”；哲学家力图调和这两种极端，他称这回到为“涅槃”──庄子则用“心死”和“坐忘”，模糊地表述了它。



一切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地球引力”（普遍压制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反压制）能力。人和一切生命，都用自己的鲜血和节奏，反抗着沉沦的趋势。



一切精神活动的最终用意，在于使人增进抵抗“宇宙惰性”（永远沉沦的分化形式）的反应（升华）能力。伟人和庸人，天才和常人──都用尽他们的心力和意志，酝欲挣脱命运的奴役。



091



是苦难造就了人类，而不是幸福。幸福，只是苦难的间歇和偶尔停步。苦难，则是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普遍压制的一丛丛感受。“要是”没有了苦难，人类怎能生存下去？“要是”没有苦难，人类又何从诞生呢？基督教的原罪说，以最模糊的方式认识并肯定了这一宇宙事实。虽然它意欲用赎罪的行为，摆脱这一摆脱不掉的宇宙事实。



人和万物一样──是这么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他要反抗并力图否认他的主宰、他的至圣造物主。这一反叛倾向，在文明人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人本主义，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经典思想。功利主义，就是摧毁人类生存、进步之原始基础的精神推土机。它们都意欲通过消解个别的苦难，去逐步完善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却是与人的生存基础，背道而驰的。



092



对于压制的认识，对于沉沦的认识，对于无限阴霸的浑沌的认识，是发自对阴郁冷酷的压迫者的恐惧。从这恐惧中油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一片绚丽的幻想──要求从这无形铁蹄的踩蹿下解放出来，至少是暂时挣脱出来…“要挣脱就必须反抗”。尽管事实上的挣脱何尝容易！于是人们便去认识，以求得心理上的抵抗，并在这一抵抗中弘扬寓于自己天赋中的“宇宙玄德”。他告诉自己：这玄德是天赐的，不是你追求你。但事实恰恰相反：人创造了玄德，以此和宇宙分庭抗礼。



自由，因此不是“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只是人的反压制呼声。它既不是本原，复不是归宿，它只是本原和归宿之间的一道希望。



绝对自由之所以不切实际，是因为这意味取消了自由的前提──普遍的压制。如果没有普遍压制，作为反压制的恃定冲动的自由或绝对自由根本就无从生发。



人生的价值在于：人，生为一个受制于冷酷现实的奴隶，却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反抗，争取那空明灿烂、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在这永远徒劳而永远不息的争取中，人的反压制本性，得到了光辉的表现。



破环，这只是反压制力量的初级活动。反压制力量的高级活动是“建立”。



只有当有效的建立已经初具规模，聚集起来的反压制力，才能有效地对抗压制。



而建立，就意味着对自由做出限制，甚至预示着“自由的背面”。



093



这是一元破碎的时代。



哲学上的一元论为社会上的集权和文化上的萧条铺垫着道路。一元的大地是荒漠：甘泉则会促成分化。



一元，既不是人类文化的伊始状态（如犹太人或穆斯林们所设想的一神论……），也不是某种文化历史的终结状态（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董仲舒、朱熹等象征性人物所设想的……）。它只是哲学观念上周而复始的一个意象，一个反复出现的变奏。对一种文化的发展史而言，对一元的崇奉与祀拜，属于中晚期现象。文化和历史的初生时代，不是一元时代，而是充斥着不确定的神秘感的“多元时代”。否则，初生的文化便会因为营养缺乏而软骨、夭折。文化和历史的末路时代，一元也被摈弃；代之而起的是十分明晰的虚无情调和纷乱不定的无归宿感。这是对独尊一元的报应：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反动。



普遍的压制并非一元。



它不体现为一元。一元是太极，却不是无极。在普遍压制的无极状态和无定命运中，有反压制的身影不断闪现。普遍压制得以分化为各色各样的反压制。因此，一元是哲学的假定而非宇宙的事实，它是一个神经衰弱者，内心充满了恐慌和自我的怀疑，但却强打起精神去冒充一个坚信者。在这里，一元成了一副镇静剂。然而，这只是迷信罢了。



094



我们时代的重要哲学课题之一，就是破除对程式化的一元迷信。有活力的一元不是程式化的一元。而对一元的迷信，使现代人不是患上了苍白的软骨症，就是得了四海横流、千篇一律的妄想狂。只有废弃了一元的魔法，才能还生命以积极，赋活人以精气，给文化开辟广泛的创造空间──文化场。



一元论者老是企图“总结”这个世界，自欺欺人地为这个世界制订蓝图、规划。但是请问，这个世界如此容易总结吗？强调是可以的，但论断就过分了！不论尼采的“求权意志”、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还是费尔巴哈的“物质”、李嘉图的“经济力量”、圣西门的“新基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十九世纪欧洲迷信的呻吟。他们的乐观主义本质在于：以为用人的语言可以说明宇宙的实在。从而，陷入了一种“语言崇拜”的信仰中。一元论者的悲剧性就在于此：他们力图沿着一条固定的路数向上攀登。结果到头来，却顺着它飞速地坠落了下去──这是精神的死亡，这是到了家的悲哀。──“哀莫大于心死。”真正的升华，只能在不择途径、不囿于言词崇拜的锐进中，才能实现。当我们把某些手段（如语言、逻辑、理论、科学等等）升为目的的时候，活生生的存在便告凝固了。



095



我们需要一种适度的不可知论与合理的怀疑主义：以免我们的生活过于僵化，以免我们沦为神经迟钝的螺帽儿。否则，我们的心智乃至于我们的生活，都会顺着永远沉沦的惰性法则滑落下去。怀疑，因而成为升华与建立的前提；提问者，因而是解答者的真正先驱。



那么，可以替换一元模式的，是什么呢？



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绝对值”的怀抱信念。这样有助于我们从绝对论和决定论的宿命下挣脱开，更健康地直面自己时代的文化气候。



绝对值的原理是：



反压制为是压制力的虔诚儿子和忠实跟班。反压制力的能量，取决于压制力的消长。压制力的突然减弱或突然转移，有助于反压制力的急剧增长或加倍崛起。长期稳定或逐步加强的压制力量，有助于反压制力的坚定凝聚或稳步增强……



另方面，反压制力的能量越大，则其所承受的压制虽相应越大。枪打出头鸟──这不仅是腐朽社会的顽冥规矩；也是自然界域，尤其是生命界域的一个平均律原则。



没有善恶问题，只有绝对值问题；一种绝对值决定另一种绝对值；不多也不少，完全像是“回报”：“正”值成为“负”值，“负”值又化为“正”值。正负恶善，那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一项项评判价值的临时性标尺。而压制力与反压制力不断比试着力量与压强的世界，却无视这些道德风俗气味过于浓重的“诫命”。



现代世界的真正悲剧在于，漠视了“绝对值法则”。漠视的结果，致使社会的反差变小，因而一切活力都趋于萎缩了。我们应该恢复充满阳刚之气的古人对绝对值的崇拜，使社会趋于消沉的反绝对值的清规戒律，受到实践和反思的检验，有些民间宗教就很懂得绝对值观念的价值，它们崇拜那些为害人间的“恶魔”。因为这些恶魔有力量，祀拜他们，可以为人带来安宁。恶神因而具有了绝对值意义上的“善德”。龚自珍也崇敬绝对值观念，他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拘一格，就是打破了清规戒律的──“绝对值法则”的──胜利。那些“人材”，是绝对值意义上的人材。他们，不是世俗法庭所能宣判的历史之子。



追求绝对值，这是宇宙力量所遵循的法则。绝对值至高无上，其余都是它的陪衬。必须受到刺激，而后才有反应，必定感到了压制，而后才会兴起。而那宇宙力量的汹涌潮汐，却以超人的言语告诉我们的心：刺激、反应、压制、兴起──这都从属于绝对值的运动形态。力量的绝对值──这才是默默的主宰。





八、荒漠里的生命



096



生命界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生命界的普遍规律就是“压制”。没有“压制”就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的进化（甚至无从继续生存）！没有“压制”就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甚至没有沙漠、没有真空状态。反言之，不论生命、进化、历史、文化……甚至于我们今天阐发这一新观念（而并不自奉为“真理”），都无非是“压制”的结果，都是严酷“压制”下绽开出的强笑之花。



对于生命而言，有两种之压制：内在的压制与外来的压制。人的一生，无非也就是在这两种压制的缝隙之间讨生活：谁要是屈从于内在的压制，他就必须去对抗外在的压制，从而冒着“丧失生命”的危险……谁要是屈从于外在的压制，他就必须贬损自己的人格，从而冒着“丧失灵魂”的危险。诚然，这只是两个极端；而在“生活中”，人则是摇摆在各个级别的中间状态里。



“生活”是什么？生活无非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犹疑、彷徨”，试图调和。要想逃避压制是不可能的。即使“逃避”的念头，也是压制的苦果……我们只能见到这一事实：凡是愈多地摆脱了第一种压制者，就必定愈深地陷入了第二种压制的陷井中（反之亦然）。所以，从一方面说是“减轻”，从另一方面说则是“加重”，其“总量”永远不变。压制之总量改变的唯一条件，取决于生命高涨的程度。而生命力的高涨，乃是反压制力高涨的表征。



097



压制是没有“选择”功能的。“自然选择”只是生物学者的假定。压制是盲目、随机的，因而更使人们无法预先设防……它到处袭击猎物和“受害者”。它对万有一视同“仁”──凡是经不起压制的，无一幸免于难。压制不知道“善听恶”，它既不会扶助辞者，也不会惩戒恶者。所以，佛教“因功报果”的断言与达尔文亡义的进化学说同样值得怀疑。唯一的“原则”（假定它是存在的），就是要拼命地反抗压制。必须凝聚足够的“反压制力”。其余的说法，都是安慰性的自我暗示。



所谓“摆脱了……的压制”，那实际上意味着彻底屈从了这种压制，因而也就不再感到这种压制了。对一种压制越善于屈从、驯服；对另一种压制就愈是敏感，就容易引发另一些烦恼和另一些不安。这无可讳言。因为压制是永恒的“在者”。只有形式的移易，并无功能的质变。在压制力与反压制力永远摇摆不定的天平上，涌现出这样的“正成反比”……这，就是世界的真实样态，就是世界的秘密底蕴。



说穿了，这两种压制都来源于那个“宇宙间普遍压制”的分化。只是关于自我的意识，能够（或说“喜好”）区分“内”、“外”、“物”、“我”，就将一种压制（即普遍的压制）分为“两端”了。试看，“内在压制”源于什么？源于对“外来压制”的抵御、抗衡。若没有“内在压制”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反压制”，人恐怕早就被“外来压制”碾为齑粉了。如果“真是那样”，连诞生都很成问题。人的诞生（其他生命形式也莫不如此）只是“内在压制”惊人崛起的一种形式。人，何尝不是自体压制的产物，和奴隶。



098



老子所谓“自胜者强”，实际上说明了这个道理，要克制“内在压制”并不容易（只有借助于某种形式的“外来压制”）。谁能克制盲目的内在冲动，谁就是强者与好汉。可悲的是，内在压制是作为人的伴生物与先导者出现的，帮助人在宇宙间的普遍压制的迫害之下维护自己的生存状态，但到头来，却化成一个凶神恶煞的新暴君。



人和其它的生命形式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样的，为了活下去，为了在普遍压制下寻求生存的空隙，就必须接受这双重的压抑。人，活在世上，就是来忍受、应付这内外夹攻的局面。人及一切生命，真像一只可怜的壁虎，为了逃避那迎面打来的一拳，只好躲到墙缝里去找一个安身的所在……



传统的中国人算是深刻地参透了这一背景。他们把“安身立命”看作人生的第一大业。



099



什么是“斗争”？斗争无非就是对宇宙间普遍压制的反击。所以斗争哲学是变数的哲学……“零点哲学”是斗争哲学的升华。宇宙的“大圆”泯灭了斗争、超越了斗争，也是在最高的意义上体现了斗争的精义。斗争的精义就是反抗压制，“大圆”的精义就是成功地抵御着压制的围剿。谁能有效地抵御压制，就是昂然不屈的强有力者。圆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它抵抗最严峻的压制。



我们敢于承认基本的事实，连幸福、快乐、美满也无不源于压制。若是没有压制，也就没有压制松动、转移时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美满和快乐、幸福。快感，无非是压制的解除感。



欲望起源于“压制”。作为人及一切动物的本能（需求是它的具体化），欲望本身针对压制而发。天地自然把这“不学而能”的本能授予人及一切动物──因为生存只是对压制的抵抗。人及一切动物都需要强固的本能，作为生存斗争的“武器”；人及一切动物是非常功利化的。幸福及快感（幸福偏重于精神，快乐偏重于身体），只是给予欲望的一种报酬。它们的存在是一种“诱饵”：用来引发欲望，而且用来犒劳欲望──使生命在茫茫苦海中得到些许的安慰、片刻的宁静。



100



压制是无孔不入的。它渗透进宇宙的每个毛孔。比如，被诗人们称为“爱情”，被生物学者称为“情欲”的那种冲力──不仅是反抗压制的产物；也对人构成一种新压制。人和其余生命类型同样，为了保证种族的延续（他之存在，多亏这种本能），就得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不“自私”就不能保证个体的成活）。大自然为了使动物甘于这一重负给了它们巨大的快感──诱惑它们生育后代，以作为部分抵偿……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制！万物为维护自已的存在，就须采取抵抗平等趋向、沉沦趋势的自卫行动。正如植物伸向空明的天窝。万物为了扩张自己的存在，就须精心设计自己的抵抗，不遗余力地执行它……这，就是那些花色繁多的“需要”藉以产生的寥廓背景。即使连最细腻、最缚洁、最无“物欲”、最不关乎“技术细节”的精神需要，也是如此产生的。



101



“文化”的崇山大岳来自哪里？“文化出于需要”──这原是不错的。可“需要”又是什么呢？需要，不是空洞的口号或无谓的欲望。需要──永远，而且到处（时、空皆一）都是对压制进行抵抗的需要。一物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势在必发地要抵抗压制的摧迫。因为普遍压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大平等”（即“毁灭”）。要取消物与物间的一切差异，实现在压制面前人人（也是物物）的彻底平等。平等的真正含义，无非是化为尘埃，同等地接近地表……



文化，就发自人的生物需要。卫道士们之所以常持相反的见解，是因为文化一旦产生出来、构成一种独立的存在系统，它也就具备了自体的“需要”，一种间接的有时是朦胧的、模糊的需要。不同的文化源于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源于对抵抗压制的不同条件，不同的条件源于压制的形式、性格、时间罗网……



文化，是作为一种人造的“心理反压制”和“心理抗体”而诞生的。文化的内在变化固然循其内在的途径、依其固有的命运而展开，但也是压制的伸缩流易造成的。一种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存在，就难免白行其是、与外在压制相对脱离。这只能解释为：有形无形的内在压力暂时赢得了支配作用。这表明外来压制的不足、内在压力（反压力）的过剩。而这过剩，同样会使文化丧失原有的功能、陷入内部危机，步于式微之境。



如此看来，文化的兴盛状态，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外来庇抑。文化的衰退，则由于它对抵抗压制的过程中派生出来的“自己高尚目的”的关切程度，胜过了抵御外来压制的兴趣。从而为了本来的工具而牺牲了文化的目的，那目的是维护生命的存在，使之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抵抗压制、投入战斗。



失落了这一目的的文化，就跌入了某种迷失状态。它自认为有着明确的方向感，实则失去了有前途的航向。到头来，它会发见自己的方向原是虚妄！文化的巨轮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各色各样的顽宾者和卫道士，一再重复了上述错误。古来，他们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某一文化气候的终结。他们沾沾自喜，自视清高──用以满足他们自别于人的文化虚荣心理……他们用动人或吓人的手段、强劲或娓娓的理由，维护他们关于“文化”的绝对观念；却遗忘了，文化的根本命脉在于发扬人的本能，犹如武器的功能在于延长人的手臂。……数典忘祖的历史悲剧，正被人们如此这般不厌其烦地上演着。



他们，想要和生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他们，想从天然的压制中找到人为的自由。



他们，想在文明的大厦上建立平等的沙滩与瓦砾场。



102



二十一世纪的新思潮，应该摒弃这种奉文化为神圣偶像的古老错误。应从“人的生活”的全价值上去考察文化；从一个文化对压制的抵抗强度和抵抗效率，来判断它的盛衰和它的价值。由此，可以从一个文化圈的现行状态，去追溯文化圈内的居民过去遭受压制的种种情状──这里透出了一道新历史学的曙光！



历史是什么？历史无非就是──文化人类在压制下不断挣扎……并拟构出各方式和各办法来逃避压制的连续运动。可悲的是，逃避不可能，压制像影子一样追逐着逃避者：逃得愈快，影子飞奔得也愈快。最后，奔跑者倒地而死，影子才悻悻离去，暗然消失。从这里，我们悟出了：最强有力者所承受的压制必最大；愈坚忍愈旺盛的生命，他所承受的压制也就愈为长久。



反之，一个生命衰落了、腐朽了，他所承受的压制指数就会自然地降落下来。一个生命如果死亡，他承受的生物压制就会消失。一个物体若被消灭，它承受的物理压制也就不复存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只要生命存在，压制就不会消失，生命愈来愈旺盛，压制对他就愈来愈沉重。衰弱者为什么容易心平气和呢？因为他的内在生命力衰退了，他承受的压制反而减轻了。



103



新的历史学，既不是为了现实政治而剿剥历史，也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新的历史学，是通过文化的现状去透视生活的过去，并在这一透视中窥见历史的节律。历史的密码音乐因此得而破译。历史，是一首雄奇壮阔的交响乐，它在本质上十分和谐，但这和谐是用剧烈的冲突构成的。没有对立和发展的主题，就没有动人心弦的乐章。人类的耳朵，有着追逐振频的听觉本能！卫道士们对此大惑不解：他们只要和谐、不要构成大和谐的冲突纷扰。他们只要安静而无生气的蛋，而不想要咯咯追逐的鸡群……殊不知这是一个欺人之念。



骚乱者们走向了另一极端。他们否定和谐而将冲突本身偶象化了。在他们的无稽狂想中，“不谐和音程”成为历史交响乐的唯一内容。这哪里是什么音乐，这是噪音的合成。



本来，文化的形态取决于各种压制的综合。文化在根本上不是主动的，它是应战的因而是被动的东西。它最多只是“主动的适应”。而适应，从根本上说则是被动的。



“创造新文化”──这是（对压制）较为敏感并较有反抗性的灵魂“特权”；他们的“精神之花”，是对那无孔不入的压制进行应战。



不可能凭空杜撰一个“新文明”。



精神之花的反力，满合着主动和进取但也只是后于压制而生。压制先于反压制，反压制脓照压制而理成。尽管这里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正确路线。



文化，不管它显得多么辉煌灿烂，都是一种被迫行为的苦果。也许这苦果散发着动人的芳香、沁人的甘甜，但创造者却付出了很苦很苦的代价。他们各有难言的苦衷！



必须撇开文化上、道德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是是非非！以便深入一层地考察人类生活的得失利弊。



文化，不是目的。任何文化范畴，都只是反力的精神化形式，恰当的评论，应从精神来评价形式，从功能来评价工具。



104



生命的伟大程度，取决于它能够承受的压制总量。承受的压制量愈大，这个生命也就愈伟大。一个人，若能经得起别人经不起的波折磨难，无疑就是一个最坚强的人。一个人，若能干出别人无论怎样也干不出的事情。无疑就是最伟大的人。先我而出的人们，凭着他们本能的直觉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错误地抹煞了力量的绝对值指数，而拘泥于道德习俗的框架去评断历史人物。



在生物圈的丰饶天地中，“下降过程”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各种生命的劫数与归宿。生命蓬勃向上的锐进奋发，只能通过不同角度的沉沦而实现。不在某些方面先行衰落甚至萎缩，就难以在另些方面取得扩张。同样，生命本身在衰落之中，却也伴随着某种范围的“上升进程”。在这里，扩张反成衰落的先导生命的力虽是复杂的：它富于弹性、善于转化。它时而收缩，时而伸张；时而顺从，时而反抗……但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力图压倒它的外部世界。对于生命的某些类型（例如“人”或“伟人”）而言，尤其如此。



一切生命的上升进程，无非就是把“压制”化成“反压制”，从“抗原”得出“抗体”──从而发挥自已的生命力量。一切生命现象的下降进程（或曰“衰落”）无非是：由于种种情状，反压制不断转成新的压制。有益的抗体成为新的抗原。这使生命受到摧残。



105



“水”，最形象地体现了存在的特征。质最越大、体积越大，它的“浮力”也就越大。它因此承受的内外压力也越大。这里，有着一个充满悲剧气氛的“循环之链”。



生命的真道也凿凿显示：



越伟大，压制越大。



越伟大，承受的压制和施加的压制就越大。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



“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天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必带来伟大的压力；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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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生命世界和人类文化的潜在价值观。什么“美”，什么“善”，什么“真”，什么“伟大”，什么“永恒”，什么“至高无上”说穿了，无非就是对“反压制能力”的赞美颂扬。这些颂词，发自人对自己本能的激励。为自己活得更有生气、感觉更好，能够成功地抵御、排斥各种压制，就对我们视为“美”、“善”、“真”、“伟大”、“永恒”、“至高无上”的生命力本身，进行了充溢着敬畏之情的咏叹！人的精力，在这儿得到升华与净化。



什么是“美”？抵抗了被目为“丑”的压制势力的，就是美！



“美物”是什么？就是那抵抗住了（使之变丑的）压制力量的存在！余可类推？……



有一天，这些“美”、“善”、“真”、“伟大”、“永恒”、“至高无上”的存在，再也抵抗不住那压制的渗透、摧残，就会沦丧成为“丑”、“恶”、“伪”、“渺小”、“暂时”、“卑琐无聊”，一文不值。余可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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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稚嫩的生命之花，要取得“兴盛”、逃避“衰落”，就必须取得一个暴君的欢心（至少是默许）。这个暴君就是，内在压制（反压制）与外来压制（正压制）之间的平衡。平衡一旦破裂甚至仅仅“歪斜”，暴君就不禁雷霆大作、胡乱破坏了。盛衰兴亡，荣辱休咎，说到底无非在于，这个平衡是否还在稳健的状态中。──别的解释即使再妙，也是这一解释的区区翻版……平衡了，就“好”了；平衡了，就“无事”了；平衡了，苦难就消解了。然而，“保持平衡”──却是生活中最困难的艺术；它需要极大的才赋与技巧，很少有人具备它。而“保衡”的功力，并不在于消极的维持。积极地开创新平衡，让那些古老的神话随同它们的神灵们一同死去吧！这，才是“保衡”的天赋流露。



古老的神话中充斥着“守成”的说教，还有所谓“永葆青春”的妙术……但这一切都是可疑的夸口、事后的吹嘘。因为世界太活跃；生活，被变动不居的意图支配着……没有什么能有效地阻止这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断然崛起、无情蔓延。同时，我们现代人和远古的猿人有何区别──面对整片需要开发的天地发呆。



宇宙间的处女太多了！她们吸引我们，使我们心神不宁……更何况，在今日人们的眼前，还有什么“成”呢！还有什么“盈”、什么“泰”之可保呢？有的只不过是一片片广漠无垠、有待绿化的荒漠。这引起我们的沉思。锐利的反省揭破了这个大千世界的薄薄面纱，将其最实在的底蕴暴露在我们眼前。这个底蕴可以给我们震荡；也可以引起我们发自内心的虔敬。



虔敬，起源于震惊和恐怖；起源于圣洁的解脱欲。





九、方生方成的精神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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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之存在，并不仅限于生命界。“压制”不是生命的属性（如“痛苦”之类然）“压制”作用是遍及全宇宙每一角落的铁律。“压制”不仅作为“铁棒”存在，“压制”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一切费解秘密的源泉……在没有生命的地方，同样有着压制！存在，因此成为“卑贱的”。向往永恒的宗教心灵，因此充满了自菲之感。



我们需要创造──创造“反压制”、创造新“抗体”：以此保持我们内在世界与外来压制间的脆弱平衡。这个平衡一旦破裂，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的全部宇宙，便会破产、瓦解。生命的根底即在于发展自我以抗压制发展有效的精神军备（“自我”），而不是夸大自在之物──自然、上帝、物质、世界精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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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古代中国人的哲学理解，“阴”、“阳”是平行、混生、互补的。这使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性格。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性表现在：阴不是恶，阳也非善，阴阳是互补的而非相克的，是双赢的而非零和的。这样，整个宇宙和人生的根本趋势就不是“斗争”，而是“协调”。用《周易》的术语说，是“保合太和”。太和，就是阴阳协调的至善之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因而成为中庸的，而非极端的；从此，中国人视极端为“淫”与不祥。



既然阴阳是互补的，那它们的起源就是伴生的，没有先后之分。这与我们对“阴阳”关系的理解很不一致。在我们的理解中，阴是普遍的、绝对的力量；阳是针对阴而发的相对存在。这两种理解，分别基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时代。



传统上对“阴阳”关系的理解，无疑以“地球现象”为根据。地球自转带来的昼夜现象，以及生物的两性现象，给这种理解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偏巧地球又有一个恒星、一个卫星──日、月，在《易经》中分别变形为“──”与“──”：因为太阳始终圆满而月亮却有圆缺。



我们对“阴阳”关系的解释，则超出了“地球现象”的视域，而以更广大的宇宙现象为根据。宇宙既不是一无的，也不是二元的。从根本上说，它是“无极”的。“建中建极”──那只是人类文明企图自我延续的永久性理想：并非一个宇宙事实。正因为如此，用传统的“阴阳”观念，已很难说清我们的新思想。尽管“压制与反压制”的观念，也非完美，在找不到更合适的术语前，我们暂且借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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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时代，也就是“阳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在内心深处推崇“阴”，把它奉为本原。内在的压制是“阳”性的；外来的压抑是“阴”性的。



平安无事的时代，也就是“阴盛的时代”。这时的人们从心底里企盼着“阳的巨灵”来到。因为奉“阳”为第一动因，他们的内在之阳骚动不安了。



常常，这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这两种态度作为主导态度，也是交替出现的。



人心渴望与现实相反的东西，因此，当人们渴望什么、推崇它为第一者的时候，就是它的重要性迅速升起的前奏。这时的现实，必定极其缺乏它又极其需要它。



例如“太极”就是如此──在混乱时代，要求秩序的意识，对自身的哲学描述。



太极的“两仪”，既包含压力（阴）又包含反压力（阳）。因此，太极只是一个哲学观念。它侧重地指向压制力。因为反压力，本来就是从压力中分化出来的。尽管古代意识并未确认这一要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太极与两仪关系的论述，首见于《易经·系辞上传·十一章》：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因语焉不详，遂起多重阐释。朱熹《周易序》这样理解上述关系：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氤氲交感，变化无穷。形一受共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



“负阴抱阳”的断定，显以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观念为内核。所以朱熹的理解最富于二元论的气质，以致他在一元的“太极”之上，放置了一个象征空无的“无极”。“太极无极”的观念，原是周敦颐首创的，但那寥寥数百言的《太极图说》，虽道出了第一个“新观念”，却是不甚明白：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周氏肯定“无极”先于“太极”，在此，朱熹显然向《系辞传》的经典论述后退了半步。而在比周敦颐（1017─1073年）早生六年、晚卒四年的邵雍（1011─lO77年）那里，则有一段更值得现代人思索的话：



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自见，故明以阳为唱。……阳能知而阴不能知，阳能见而阴不能见也。能知能见者为有，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遍而阴无所不遍也。阳有去而阴常居也。（邵雍：《观物外篇》）



此间所言，大大突破了阴阳平行、混生、互补的传统模式，而传达了一种新的阴阳观。它的要义在于“阳以阴为基”。可惜的是，邵雍没有将此历史性的发现予以完成；紧接着，他又退缩到“阳生阴，故水先成；阴生阳，故火后成。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的陈套中去了。邵雍在九百年前半途而废的发现，看来得由我们予以完成──



派生出阴阳两仪的“太极”，是浑沌，是普遍的压制，是沉沦的趋势。对此，古人已有本能地察觉，只是尚未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在《周易注》中把“太极”定义为：“淳和未分之气。”唐代孔颖达则在《周易正义》中进一步解释说：“太极谓天地末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可见，周敦颐对“无极而太极”的理解，并非由《老子》“有生于无”的空想演化而来，而确有其易学学理上的渊源与依据。既然“淳和未分”（郑玄），既然“混而为一”（孔颖达，这正是“混沌”的本质、本相）──那“极”又在何处？



无极之极，才是太极。从这种观念，去看待类似明清皇宫中的“太极殿”名号，实在展示了一种对哲学的嘲弄。在世俗的皇宫中，“太极”成了集权的象征；而在哲学的洞天里，“太极”却是一片混沌──是宇宙的气质，而非金字塔的尖端。



“太极而无极”──说破了，太极本是极端的压制。“阳能知而阴不能知”、“能知能见为有”──暗示了，阳（反压制）是后于阴（压制）而生；但又充满了，阴性压制所无的阳性活力。



中国人，经过两千年五百年，才彻悟了这个宇宙的真相？！



这是因为，人从内心深处畏惧压制。但人生的每个角落和每种侧影却须臾离不了压制。所以，人对压制的感受是又恨又爱。压制太少使人无聊得要死！压制太多使人紧张得发疯！人的一生，从一切意义说，都是在寻求某种与“压制”的平衡关系，进而力图在整个流动着的世界中，发展并维持这一脆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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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助产者，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生身母亲；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母亲，而且是这个世界的父亲（反压制的阳）！压制，不但是这个世界的父亲，且是这个世界的教化者。他教训一切存在去抵抗他！否则，你便不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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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有时现形为“需要”，这时它成为“发明之母”和人类文明的不朽源泉。压制，有时现形为“苦难”，这时它成为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起点和崇高气节的基础。因为“压制”本身就暗藏着“反压制”的种子！只要时节和气候一旦合适，它就有力地萌发了。它使世界震动，它改变世界的形态。它迫使“压制”却步，流向“反压制”较弱的其它空间；可是它本身却是“压制”的变形变相！多么“奇妙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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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压制的“力”，你，在古代意识中曾被抽象为“道”与“无”。



普遍压制是“力”。一切“力”都从它来。甚至“反压制力”与“抵抗力”也从它而来。这里的机缘瞬息万变，难以测度，无路问津、无言描述。“精神上的再现”，只是美好而空灵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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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压制”，既不是作为一种观念的“物质”（如十九──二十世纪的各色唯物主义杀手所断言的……），也不是作为一种实体的“精神”（如柏拉图或朱熹、黑格尔们所幻想的）。它既是“物质之母”，又是“精神之母”。它，实际上永远超越于物理学的考察之外；它永远超越于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的考察之外。我们只能从各个界域捕捉到它的一些形迹、影响，一些现象，至于本体，却只可感应而无法证明。《老子》所谓“可以为天下母”的“道”，只是试图理解它，并试图表达这一理解的语言努力。人的语言、人的理解，只能接近它的外延，而无法接近它本身。



它，不被人类窥见，也不被它的各种衍生物或衍生现象所照见。人，只能发现“普遍压制”投影在自己身上的影子或“存在”，并试图根据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去“分析”它。万物（甚至那万古照耀的日本鬼话“天照大神”──太阳）只是照见了他自身包容的那些影响，普遍压制的特殊投射……除此而外，他们茫无所知。只有“它”所造就生成，并且不断流易出的“现象”，才可能被我们这些作为“现象”的“意识”所发见。人难道不是只能发现自己拥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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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抓不住的大意象的哲学表述就是“道”（《圣经》上的《传道书》就是一篇典型的“虚无主义宣言”），就是“规律”，就是“自然法则”，就是“天理”──可惜这些枯燥乏味的观念，在其流传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人格化了。徒然增添了许多的混乱与迷惘。我们这些瞬息既逝的、泡沫般的“现象”发见不了，尤其捕捉不到──那永恒超神的“大自在天”。于是，便徒然神伤地称它为“无”，称它为“虚无之君”。不因为它等于“没有”，而因为我们无法和它相始终……无法和它相表里……伟大的悲哀使我们幻灭：“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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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幻灭出发，形形色色的“反压制力”被赋予特定的形式：



反压制──正如普遍压制──也是一种不可触摸、不可描述的“力”。我们只有藉着它们引发的“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才能间接感觉它们之“有”。这因为人类是“有”，若不藉着“它有”，便不可能有所感受。这，就是传统哲学所谓的“观照说”。



然而，反压制与压制不一样，它，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它具有特定的、具体的形式。每一种反压制力、每一种抵抗力，都有其特定形式。至于“普遍的压制力”──说到底，除了是我们精神升华的反相，还能是什么呢？



反压制的冲力，所塑造的特定的形式，被现代人依据时间的压力，而分成三大类型：



a：过去的、记忆的、文化遗留意义上的世界；



b：现在的、实体的、物质存在意义上的世界；



c：未来的、想象的、精神运动（或精神观照：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义上的世界。



每一世界又可分出无数的较小洞天，每一较小洞天又可再分出无数的更小洞窟（如培根意义上的……），无有尽期。对三大时间世界的理解，就分别构成玄学与历史学的模型；科学与哲学的模型；艺术与宗教的模型。



他们一一诉说：压力是绝对自在的，反压力只相对存在，并不断转换其存在形式。藉以逃避（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是“绕过”，是“避免更大阻力”……）普遍压力的默默钳制。它是在逃避中，才得以形成自己奇奇怪怪的式样和特点，所以，决定形式的不是形式自身，而是形式以外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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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压制力的某一特定形式，就被人们理解为“某一存在”或“某一范畴”。没有反压制力，就没有各色形式；没有不可胜数的形式，就没有“存在”、没有“世界”，没有我们所有或所知的一切──甚至，连“我们自己”也踪迹全无了。所以，文化，是反压制力的文化；现实，是反压制力的现实；想象，是反压制力的想象；科学，是反压制力的科学……。一切“存在”，都是反压制力的存在。尽管，我们在经验上只承认特定的、具体的反压制力的形式；但在情感上，却希望有一个普遍的反压抑源的存在。并衷心祈求赞美它的永恒胜利，切望它给我们这些反压制形式，以不朽的化育和强大的根本动力。



──上帝，其实就是人格化了的“普遍的反压制源”。因此，各个文明民族的上帝都是雄性的；只有原始民族及其原始宗教，才崇奉女神（普遍压制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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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力与反压制力的搏斗，体现为压制力的非人格性，而反压制力却多少带上了人格性的色彩。人本身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形式，他就有意无意地把各种反压制力量统统人格化了；甚至连压制力也被他正确地冠上“恶魔”或错误地冠以“上帝”的称号，从而多少予以半人格化了。



压制力虽然不带人格色彩，但在人的心日中却天生有着“报复”的本能。这是因为，它具有无机的反作用力。任何针对压制力的挑战与反抗（这包含强烈的反压制力），都会转换成某种形式的压制力，最终都会激发起针对压制力的反作用力。这有时候也就是所谓“大自然的报复”。其实，叫做人格色彩相应少些的“报应”更合适。人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史，足以表明这一点。你向自然索取多少，自然就向你讨还多少。你在这儿进了一步，在那儿却不得不后退一步；你怎样糟蹋自然，自然就怎样凌辱你：这里只有永恒的你争我夺和互相勒索，转换、运化、变易──决没有不付代价的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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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力量诚然压制着反压制力量；反压制力又何尝不在压制着压制力？



到处都是压制，到处都是反压制。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就是反压制力的世界；我们窥见的宇宙本体，就是压制力的宇宙本体。没有休战，更没有和平！没有停滞，更没有尽头。只有一个无边界的“圆”粘连着又一个无形迹的“圆”……



压制力与反击力之间的关系？一言蔽之：互为压制，互为反击。



反击力作为压制力的分化形式，是压制的产物，而反击力对压制的反抗，又对压制力构成小小的挑战和小小的压制。压制力以新形式、新性质前来压制它……它又重新形成令人惊奇的反作用力……



在压制力与反压制之间，还有着神奇的、肩负沟通使命的“天使”。试以炸弹为例：弹壳，象征着压制；弹药，象征潜在的反击力：雷管，是反压制力的精华，也是沟通压制力与反压制力的“善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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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之中，有些奇特的天才，就扮演着“雷管”或“沟通者”的角色。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术语中，关于这种角色的观念是用“王”来表述的。“王”是什么？“王”，就是沟通“天”（压制力）、“地”、“人”三层次的善良天使、天命的载体。“地”（生物圈）和“人”（文化圈）──在这里都作为反压制力而存在的。



大地，是茂密着无边丛林和萋萋芳草的大地！植物都向上生长向弥漫宇宙（并制造了宇宙，的压制力发出无声的抗议──所以，大地负载着反压制力。在植物的生长和生物圈的喧嚣中，超俗的耳朵，听到了超过一切人造水平的宇宙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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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压制”──在古中国哲学中，这一观念是用“阴”来作模糊表述的。《周易》所论的“阴”，至今仍给我们关于“普遍压抑”的观念以变相启发。“阴”先于“阳”，“反压制”（阳）是“压制”（阴）的派生力量。“反压制”由于压制作用而产生，而且随着情势的演易，一切“反击”将成为“压制”。于是，“阳”终将寂灭，归于“阴”──能量终于耗散，达到死一般的平衡。所以哲人说，“万物归根、归根曰静。”（王弼《老子注》）



“万物归根、归根曰静”──这，就是普遍压制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生命世界的最终灭绝，以及宇宙在普遍压制下的最终热寂。



她无情而默默地摧毁着，又强塑着。她不吭一声，坚决执行她的既定方针……尽管，作为一种生命现象的我们，很难对此吓出彻底而“科学”地证明，但凭着大自然赋予的本能，我们还是明白无误地发见了她！发见了她的威力和她的“仁爱”。“增熵趋势”，成为难以抗拒的宿命。而在佛教徒的脑海里，“增熵”的结局似乎就是“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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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们对“压制”的这些表述，是那样鸡毛蒜皮、残缺不全！“压制”普遍存在的广度，它的深刻影响、它那“无情决定”的深度，是人类难以设想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它的产物又怎能看清它的全部面目？人类一切成员的想象力理解力加到一起，仍不能印证那个“普遍压制”的广延度（存在的及其影响力所塑造的存在）的百分之一，尽管生物学已表明，人类的智力有可能认识百分之一的宇宙……就当我们枯坐于此，默然书写与阅读时，那压制并未隐退，她像魔影一样不断挤迫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精神。



看着茫茫的宇宙，凝视着茫茫的历史，听着令人茫茫然的无情风吼，听到了一个“神灵”向我们倾诉的秘密……她诉说这个世界的阴郁秘密，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压制”。这个世界的一切“现象”、一切“本质”、一切“意义”、一切天翻地覆的易化，莫不是压制的结果，是那无所不在的阴性本体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一些“影响”罢了。



尽管，我们的希望是反抗“增熵”、渡过“大劫”──我们的心眼望到了劫灰之后展翅而起的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的颂歌说──



“罪恶”，就是“增熵趋势”。



“罪恶”，就是能量的耗散。



“罪恶”，就是向压制势力屈服了。



《福音书》中的耶稣几乎这么说了……



一切自强不息的圣人，都用他们的生命这样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