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陕西人为什么怀念李自成张献忠
(一)
网文《他让中国倒退300年,400年来却一直被家乡人宽恕》指出:
17世纪中叶的东西方,天崩地裂,风云激荡。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产生了英雄的时代。明末农民起义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几乎同时爆发,中国的李自成和英国的克伦威尔振臂高呼,拔剑而起,几乎同时与腐朽贪酷的专制王朝展开了殊死搏杀,各自成就了一番惊天伟业。然而,他们又带给中英两国截然不同的“革命”结果:李自成“革”了明王朝的命,自己却迅速夭亡,使入主中原的清朝仍然延续了明王朝的政治体制;而英国则以一种全新的制度“革”了君主专制的命,逐渐过渡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当李自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演变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以暴易暴的怪圈式循环时,克伦威尔则带领英国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发展轨道,成为人类社会近代化历程中的领跑者。历经明末剧变的中国,在封建社会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并最终被后来居上的英国用炮舰轰开了屈辱的、脆弱的国门。是苍天无眼,还是国运不济?通过对中英这两场群众运动的领袖李自成和克伦威尔的对比,我们可以窥见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流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然而,不同的革命斗争产生不同的领袖人物,不同的领袖人物又对革命产生不同的影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出身贵族,受到过良好的近代教育,尤其是在著名的剑桥大学接受过近代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启蒙。像他这样一个不为衣食所忧的人参加革命,必定会对政治抱有某种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他机智勇敢,不但具有军事组织才能,还深谙政治斗争之道,在国王与议会的对峙状态中,他经常熟练地利用议会这个合法的公开舞台,同国王和封建势力作长期斗争。尽管克伦威尔只是一名乡绅,但却屡屡表现出蔑视王权、嘲讽当局的种种思想。他曾因故意不参加王室授予骑士仪式而受到政府的罚款处罚,又因拒绝上缴船税,被课以货物抵押的惩罚。在查理一世强烈尊崇专制主义、王权至上的时代,克伦威尔成为平民保护者和大众声音的代言人。直到矛盾无可调和,克伦威尔组建“新模范军”,坚定地反对国王的专制统治,最终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使英国变身走向了共和国。
相比之下,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要领袖李自成则是另外一种个人形象。他出身贫寒,没有受过教育,为地主放过羊,在驿站当过马夫。他是个典型的农民,具有贫苦农民的优秀品质。当上起义军领袖后,不嗜酒,不好女色,能吃苦耐劳,与部下官兵同甘共苦,因此深得部众爱戴。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他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要反对专制皇帝和官僚们组成的封建政治结构,则必须反对专制王朝政府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他并没有走出封建王朝更替的思维模式。因此,他不具备使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战略眼光。
归根结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明末农民起义在指导思想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欧洲分别于14世纪和15世纪兴起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人们解脱了中世纪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克伦威尔等革命者不是为了修补破损的封建统治机器,而是把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制度作为革命对象,以限制王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保护资本主义发展为目标,要求建立一个与封建统治秩序全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新秩序。
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则具有深深的小农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他们的斗争方式不外乎官逼民反、天逼人反的老套路,目的也只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有田可耕,少交赋税。他们反对腐朽的封建统治,但只要求换一明君,并没有能力变革封建制度结构。李自成深信“十八子(注:李),主神器”的卦辞,以建立李氏王朝为奋斗目标。他提出“三年免征”、“五年不征”、“均田免粮”的口号,看似触及到封建经济制度的根基,实则没有脱离封建王朝初建时的休养生息策略。明末农民起义虽然规模巨大,场面激烈,血流成河,其剧烈程度远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能相比,但对社会改造的深刻程度却正好相反。李自成头脑中并没有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先进思想,这就注定了他所进行的事业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获得新生,而只能是步入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的轮回。
在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中,李自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不如历史上成功的流民皇帝刘邦、朱元璋那样从容和无情,对政敌发动无情的整肃和打击,而是在艰难、痛苦及无可奈何的状态下彷徨挣扎,这就注定了他的失败。
大顺政权在没有推倒朱明政权之前,其内部力量在共同的斗争目标下,保持着高度的团结性。但取得胜利后,它就陷入了一种迷乱的困境中:一方面专制政权要求权威和意志必须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原来起义中形成的平等相待的兄弟之义,不仅不能造就权威,反而产生了掣肘涣散力量。
史籍反映,直到攻占北京之后,大顺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仍然是集体议政方式。甚至在吴三桂降清、山海关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李自成还是召集刘宗敏等大将共商讨敌之计。在戎马倥偬的岁月,这是一种平等联合的权力结构,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彼此了解基础上的,甚至包含了相当浓郁的江湖兄弟义气的政权结构。只要不涉及利益冲突,不涉及最高权力(皇位)的变更,这种基于共同奋斗目标的政治联合就可实现。
但事情并非如此。农民政权是完全按照封建王朝的形式建立起来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这个基础。李自成在西安建立的大顺政权,基本上因袭了明王朝的一整套机构。除名称稍有差异外,它与明王朝的统治机构没有多少不同。李自成为了证明自己建国称王是顺天应人的事业,还借助神学、天命来神化自己。这是帝王惯用的手法。革命往往是自由的儿女,却是专制的父母。农民政权成立之初由于带有浓郁的封建色彩,就必须要改变起义军将士之间、兵民之间那种纯朴的较为平等的关系,实行严酷的等级制度和极权统治,以确保胜利的巩固和实现。
可惜李自成对这一点不但没有完全悟透,而恰恰是前后徘徊、进退维谷。《甲申传信录》、《再生纪略》等史籍记载,许多大顺将士对李自成登上皇位感到心中不平,都想取而代之。其实,出身赤贫阶级意识极强的李自成,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和僧恶也在抵制其向帝王转化。它使得李自成在政权问题上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从而引起了起义军内部的新矛盾。由于新的权威无法建立,旧的感情无法维系,李自成集团最终离心离德,进入北京城后迅速腐化堕落,人心惶动,军心不稳。山海关之战后,起义军千里撤退,终致失败。
(二)
李自成向来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特殊的依恋,哪怕走上了起义道路,他还要常回家看看,所以陕北米脂至今保留着李自成行宫,可见李自成在陕北人心中有一定的地位。
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现在包含于米脂一中校园院内。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国后,遂命人在这里修建了行宫和祖墓,山名也是因此而来。行宫构思精巧,造型别致,依山据险,前后2层90级台阶。主要建筑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玉皇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是陕北别具一格的宫殿园林旅游区。行宫内还设有米脂妇女革命史迹展。盘龙山原名马鞍山,明嘉靖年间,曾在山间修建真武祖师庙。崇祯十六年(1643年),闯王李自成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派其侄李过回米脂扫墓。李过率兵3万驻扎山下,并将山上的真武祖师庙扩建为行宫。同年11月,李自成亲率大军回米脂参加祭奠。他见行宫建筑雄伟,十分高兴,便赐山名为盘龙山,行宫正殿为启祥殿,后殿为兆庆宫。李自成起义失败后,当地群众为保护这群建筑,塑起真武祖师像,行宫又变成一座庙宇。近年来,当地政府对行宫进行了修葺,恢复了原来规模和景观,并建立李自成纪念馆介绍其生平事迹,正殿中安放着李自成的玻璃钢铸像。目前米脂县博物馆也设在行宫内,馆内陈列米脂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和其它历史文物。登上行宫凌空而起的前楼凭栏远眺,山川胜景尽收眼底。
门票三十,讲解五十,40分钟左右可逛完景区,需爬楼梯,没有无障碍通道,不要推婴儿车。保存相对比较好,内有米脂婆姨史和一些画像砖,可看到旁边的窑洞景区。
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称“新顺王”在西安建大顺国后,遂命人在这里修建了行宫和祖墓,山名也是因此而来。
2012年10月1日一早我们驾车从包头出发,中午到达米脂县游览李自成行宫。这是国家首次实行高速路免费通行的黄金周,我们一路走过的包茂高速、青银高速、大运高速、京昆高速车流量并不大。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县城北边,与县城的街道是相连的。行宫是在原真武庙基础上改建的,行宫所在的马鞍山也被李自成赐名为盘龙山。李自成是米脂人,1643年他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朝,次年派侄儿李过回家乡修建了祖墓和行宫。李自成起义后曾2次来过行宫,头一次是在这里继承了“闯王”称号,第二次是回来祭祖。
景点碑坊上的对联上写到,盘龙图腾孕育永昌天子,米汁若脂濡养闭月红颜。盘龙指行宫背靠盘龙山,永昌是李自成大顺朝的年号,闭月指米脂美女貂蝉。行宫内有关李自成的展览简单了点。此外还有米脂婆姨命运展,第一位是貂蝉,第二位是李自成夫人高桂英,第三位是米脂的第一名女中央党员,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林彪的第一任夫人张梅是米脂一支花,林彪到苏联治病,张梅陪同,育有一女(林晓霖)。后林彪回国,张梅留在苏联,经历了二战。后林彪去信告之张梅他已再婚(叶群)并有一女(林豆豆),她可再嫁。“建国”后张梅再婚。
李自成行宫附近不远处就是米脂古城。进入行宫大门,即可看李闯王的骑马雕塑,高大伟岸。挥刀前进,极有气势。
但是游人曰:
在一个中学的后面,规模不太大,用料也不能和皇家宫殿相比,但还是值得一看的。主要建筑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玉皇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是陕北别具一格的宫殿园林旅游区。真的超级没意思,反正我觉得一般年轻人不会喜欢去的,周围也没什么东西,反正米脂也就那么大点地方,一直往前走晚上会有很多小摊夜市还是不错的,推荐也是那边的东东烧烤什么的。
这里现在同时也是米脂县博物馆的所在地,因为就位于县城的一中内,所以交通还是挺方便的。我们从榆林乘坐火车到达县城后,步行半小时左右就到达了。
李自成行宫并不大,走一圈下来也就半小时左右,主体建筑是李自成纪念馆,但里面除了李自成的玻璃钢铸像,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内容了。而且不知是不是我们的错觉,感觉建筑很新,而且选料什么的,根本无法和皇家相比,虽然也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玉皇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宫殿建筑,但感觉差异比较大,20元的门票有些不值得。让人觉得这又是一次名人效应的产物。
(三)
至于张献忠,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可以和李自成相提并论,他们二人都是陕西省延安人,甚至年岁也一样大。除此之外,二人还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当过“公务员”,比如刚开始起义的时候声称“不纳粮”“不当差”,等到实力壮大就纵容部下烧杀抢掠,等等。
张献忠曾经起义反明,期间几度降而复叛,又曾经无故屠杀平民百姓,因此在历史上留下恶名。张献忠屠川,被当时之人和外国传教士详细记载,其滔天罪行不可饶恕。他是否像某些猜测那样,被四川人坑害过,所以一到四川就大开杀戒呢?
实际上,天启末年,陕西闹灾荒,连年的干旱、虫灾不利于农业收成,以至于饿殍遍地。张献忠带领军队一路南下,进入四川并占领成都,确实杀了不少人。但是,并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他与某个四川人结仇,所以才采取疯狂的报复政策。张献忠的失变态,或许是因为“失败者的愤怒”所致,当他知道自己面临末日的时候,就疯狂地对身边事物进行破坏,这其中当然包括杀人。
另外,张献忠杀人很多是事实,但是细细追究,屠杀的罪魁祸首不止张献忠一人,满清也难逃其咎。比如满清入川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杀死的四川百姓也是无法估量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管张献忠是哪里人,也不管他曾经做了什么事,都不能因为恨张献忠的恶劣行径,就要追究张献忠是哪里人,以便攻击其家乡陕西人变态猖狂。
这个疯疯癫癫的别号“八大王”,是明朝后期农民起义的著名人物,与李自成齐名。张献忠一生与蜀地结缘,不但曾经在成都称帝,最后也死在了四川。
张献忠早年当过捕快,后来犯事被除名,于是投军。没想到的是,本想在军中有所作为的张献忠,这次又因故被开除了。就这样,被斩断了“吃皇粮”路子的张献忠走上了“造反”的道路。由于受过军事训练,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势如破竹,很快便成为明廷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
公元1634年,张献忠进攻夔州,被女将军秦良玉击败。1640年,张献忠军被明将左良玉逼入四川,与官军鏖战大半年,各有胜负。后来,迫于形势的张献忠率军进入湖北,并在武昌称王,号称“大西王”。不过,四川古称“天府之国”,张献忠并未放弃,于1644年再次挺进,在此正式建立“大西”政权,自称皇帝,并改元“大顺”。同时颁布了新朝历法,还分封四个养子李定国等人为王。大西政权的建立,意味着此时的张献忠和他的部队达到鼎盛时期。不过,好景不长,大西政权受到了四川当地豪强武装、明廷军队,以及后来的清朝军队的围剿。
关于张献忠入川,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张献忠是否对四川进行过大屠杀”这一问题了。根据清朝官方记载,张献忠在占领四川期间曾多次“屠蜀”,以至当地人口仅剩十分之一二。但到了现代,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减少过半是事实,但这并非全是张献忠造成的,因为在张献忠死后,清军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占领四川地区。如果说张献忠几乎杀光四川人的话,那当时风头正盛的清军,进军四川应该不会遇到很大阻力。可见,所谓“正史”,也有值得推敲之处,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能只凭一家之言。
实际上,当张献忠夺得了权利之后,对农民的剥削并不亚于明朝统治者,甚至在某些方面更甚,比如杀人。像那种以科举为名,将读书人骗来杀光的事情,明朝统治者也是不敢做的。可是,张献忠做了。要知道,正义有时候是掌握在读书人手里的。所以,张献忠像发动文革的毛泽东一样注定失败。
(四)
陕西人为什么怀念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他们杀人越货的作案,大多不在陕西境内发生,而且他们还通过某种方式给当地人带来了实惠。再有一个,就是汉朝以后,陕西大部分时间都不是汉人的居住地,而是游牧民族的游击区,所以在人种方面,也和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了。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亲苏的共产党革命,可以在陕西站稳脚跟。
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16年9月2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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