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门君子变身中共学者 不再振臂高呼》（多维 于 2013-05-29 21:17:10）说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之际，当年“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不再振臂高呼“平反六四”，而是与当局妥协，潜心研究宪政路线图，撰文敦促中共改革。
1989年5月，高新、周舵、刘晓波、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为声援民主运动发起绝食，并于6月2日发布《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6月2日16时至6月5日16时），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四君子”，65岁的周舵是现在唯一仍可在内地较自由发表政见的人。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身陷囹圄；逃亡至美国的高新成为政治传记作家；音乐人侯德健2006年起定居北京，2011年获准登台演出，曾接受传媒访问称，不愿再触及政治，有意在内地开拓音乐事业。
周舵称，自己转型后，“中共安全部特务”之类骂声铺天盖地，他甚至用“忍辱负重”来形容自己目前处境。他用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最终结局的惋惜来解释自己的抉择：“政治家最高境界并不是做道德完人和圣贤，而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此不惜忍辱负重。”对于周舵的这番妥协，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理解得来有点悲哀”。
主动提妥协 换讲学发表自由
香港《明报》报道，2011年初，周舵计划办一场小型读书会，特地选在2月，以避开3月的全国“两会”，但仍受到公安阻挠，警车甚至堵在他家门口。愤怒之余，周舵开始逐渐思考转型。随后，他找到分管的公安，主动提出“妥协条件”：还给他公民自由，允许他自由讲学和发表文章，他则承诺不再“惹麻烦”，“什么叫麻烦，由你们定义”。周舵说，这个决定代价很大，但他也明白，“如果坚持公开要求‘平反六四’，其他的就什么都做不了”。
此后，周舵的“敏感身份”逐渐洗白，可以出席小型讲座、在网上发文。去年十八大后，他更取得了护照，会客的限制也愈来愈少。
政改建议送达中共核心
随着政见渐变温和，来采访周舵的记者愈来愈少。但凭借自己的人脉，周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发展路线的建议，据说已循不同管道送达习李班子的核心圈。周舵常把文章印好交给一名相熟的“红二代”女士，由她转交给儿时好友习近平。最近，又有一名“很有实力”的商界朋友告知，他就周舵的政改建议与“最高决策层”谈了两个小时，据说高层人士对建议未表反对。
近两年，周舵的政论文章已可在内地网站发表，网民不用“翻墙”就能读到。他也开通了新浪微博“@舵爷第一”，谈论政改的方案，甚至批判马克思主义，至今未被禁言或封号。周舵表示，在内地发文必须用“温和的、建设性的方式”去写，开始时很不习惯，内心也很煎熬，“但能把对社会进步有推动的话发表出来，让社会听到，这本身是一种技巧，一种本事”。
周舵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回国后创办了援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烛光工程”，他说：“如果有一天真竞选了，共产党能说他们办好了福利民生，老百姓自然会问你，你又做了什么？”
招投降骂名 称忍辱负重
身为八九民运的旗帜性人物之一，周舵的转型也招来了不少骂名，尤其是一些当年的学生领袖，有人指他是“中共安全部特务”。而“六四”后冒起的一批民主斗士，也纷纷指他太过软弱，认为他已“投降”。周舵用“忍辱负重”来形容目前自己的处境。但同时，他也发现，一批内地原学运成员中相当多人也受他影响，转走改良路线。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仅仅以是否正确来决定做不做一件事，而要考虑成本与收益。”
对于周舵的妥协，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不能说感到失望，只是“理解得来有点悲哀”，对周希望在国内有多些空间做点事表示理解，但同时悲哀中国人在国内要回避敏感议题来换取言论空间。但李卓人指出，“妥协未必能换到一个空间”，希望周明白中共能随时变脸，“到时可能连宪政改革都无得讲”，又认为香港没言论限制，毋须不说平反六四，认为应代周“做尽点”，才能为周换取言论自由。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则坦言有点失望，他明白身处内地的朋友处境有困难，但认为周舵对1989年六四发生的事、是非曲直相当清楚，应了解官方有否需要负责。
《美国密件曝光 揭六四凌晨长安街杀戮》（2017年6月5日苹果日报）说日本《产经新闻》曾详细报道李洁明送返华盛顿的六四密件内容，主要是6月3日及4日大使馆人员在天安门周边目击的事实。但报道未有说明该报如何取得密件。
报道引述密件称，6月4日凌晨1时，距离北新华街角1.6公里的民族饭店周围，开始听到枪声。西长安街上，巴士、卡车被反转、放火，橙色的火焰在道路两旁蔓延。枪声越来越大，亮着车头灯的解放军装甲车向东驶去，群众很愤怒。年长的妇女大叫：“为什么中国人打中国人？”年轻的男子高呼：“我们是中国人，他们不是。”又指着中南海的方向说：“他们是坏人。”
1时10分，着火的装甲车疾驶而来。群众向装甲车的车轮投掷大片的混凝土，把它截停，愤怒的群众包围装甲车，堆上旧木材放火焚烧。1时20分，后续装甲部队一面向人群开枪一面开进北新华街，群众中染血的人逐一倒地。示威者知道士兵发射的实弹后，恐慌中向天安门方向及小路四散逃走。
1时45分，另一批部队到达天安门，装甲车队面向长安街列阵，到达人民大会堂正东面。装甲车队用车头灯照射东长安街上约一万五千名示威者，却静止不动。2时9分，毛泽东像前面排列的官兵及装甲车队向长安街的大批群众开枪。群众向东面北京饭店的方向逃跑，很多人中弹倒地，痛苦悲鸣。一名男子想向在场外国人求助之际，额头中央中弹倒地。
2时30分，约百名解放军在历史博物馆旁马路对面趴在地上，瞄准群众开枪，群众四散逃跑，但数分钟后又折返运送尸体，军队再开枪，10至15人倒地。天安门广场的照明在3时半熄灭，但4时27分再次亮起，大批装甲车、战车和卡车出现，在广场北边的“民主女神像”残骸被灯光照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冒烟。
清晨5时30分，50辆装甲车、战车和卡车组成的第2支部队通过东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解放军用吉甫车上的两台机枪扫射约15分钟。这次大屠杀之后，天安门广场与北京饭店之间的东长安街上有25至30人倒在地上。
6时20分，约40辆武装车组成的第3支部队由东长安街东边进入广场，以机枪对群众扫射约10分钟，造成许多人死伤。
报告指出，两次屠杀进行时，天安门广场的官方喇叭竟传出柔和的广播，向“北京的友人”表示，混乱已经结束，秩序已经恢复，暴动者已被镇压。上午7时30分，喇叭静默数分钟后播出中国国歌，之后传出一把女声大意说：“同志们，早上好，反革命分子已被粉碎，我们的天安门广场已回复和平。”
避免泄露情报机密
《产经新闻》报道称，美国政府长年未有公开这份密件，可能是为免中国得悉美国对掌握实际情形的程度及美方搜集情报的方式。文件进一步引证20年来香港及海外记者的纪录，证明天安门广场6月4日凌晨清场期间，军队的确开枪杀人。文件进一步推翻了北京市政府89年6月的报告：“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
当年以学联代表身份赴京支援学运的陈清华6月4日凌晨3时后撤离，他认为密件内容大致与其亲身经历没有矛盾，例如报告指2时30分解放军在博物馆附近向群众开枪，他当时就是身处历史博物馆附近，凌晨2时半左右目睹一人向广场中央走动时背部中枪倒下。
谢选骏指出：看来，“天安门广场四君子”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确实是作了伪证。
至于“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为何要作伪证”，这个问题公众不能诛心，要由他们自己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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