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Xie Xuanjun 1954年-),中国旅美学者、自由撰稿人。1978年凭借著文革前连小学都未毕业的学历,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研究生之一。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哲学、历史、神话、宗教。1987年受邀参与中央电视台政论纪录片《河殇》的撰稿工作,1988年完成第一稿,1989年六四事件后,《河殇》遭到禁播、查封、批判,幷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谢选骏也因参与《河殇》的制作过程而受到牵连入狱,以后不能继续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但谢选骏没有选择放弃,相反,用了三十五年时间,孤军奋战至今——完成《谢选骏全集》三百六十卷。其中的主要著作为《神话与民族精神》、《五色海》、《天子》、《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全球政府论》、《思想主权》、有关基督教的十卷书籍,以及《外星看地球》60卷、《硅基時代》60卷。其中谢选骏自认最有创见的著作是《思想主权》,他把《思想主权》比喻为其著作的塔尖——因为【思想主权】的概念,来自圣经记载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以上是对于《维基百科》的修正。】】
2020年7月27日星期一
谢选骏:房产税可以减少中国经济的泡沫
网文《房产税有可能毁掉中国经济的未来》(2017年12月23日 转载孙立平)说:
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有点耸人听闻,但实际上一点都不夸张。其中的道理,容我慢慢来分析。
谈论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背景,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正在上一个台阶。能不能实现这个转折,能不能上好这个台阶,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
这个转折点是什么?我最近一直在讲六个字:房子差不多了。确切一点说,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即将结束,也许就是今后两三年的事情。尽管从去年到今年一些地方的房子很热,但这个观点我讲了整整两年了(其中的根据可以看我以前这方面的文章)。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经历了整整20年的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之后,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房子是整个社会的中心,大到国民经济,小到个人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房子转的。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与这个是分不开的。而中国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与此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这是我们判断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依据。
如果这个判断是靠谱的话,接着的问题就是,这个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结束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或阶段?我将其称之为后置业时代。在后置业时代,虽然还有人要买房(包括改善性需求),还有更多的人需要还房贷,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再把钱主要用在房子上了,人们想活得好一点了,想改善点生活品质了。
换言之,这个转折点标志的是一个以消费升级为基础的经济转型。过去20年这样一个阶段要过去了,其内在的潜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中国经济面临的是在消费升级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当中,关键的问题是消费升级能不能实现,即把人们在生活得好一点、提升点生活品质方面的新的需求释放出来。如果创造条件,使这方面的需求能够释放出来,新的发展动力就会形成,中国经济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如果受种种条件的制约或有些重要问题处理不当,这方面的需求释放不出来,新的发展动力无法形成,中国将会真的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否为新的需求的释放创造条件。而房产税的征收与这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理论上来说,上这个台阶,涉及到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而两者的关系也是这几年人们讨论甚至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说简单一点,所谓供给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能生产出什么东西,生产出多少,生产出的东西质量如何的问题;所谓需求就是人们在现实的条件下,能消费什么,消费多少的问题。虽然不能简单认为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消费决定生产,需求决定供给,但在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上,特别是就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来说,需求的问题,老百姓现实的消费能力的问题,仍然是首要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如果供给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这个台阶我们会上得很艰难,很缓慢,尤其是国际上的竞争性目标难以实现;但如果需求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可以断定,这个台阶根本就上不去,甚至在社会层面上会出现大的问题。这两者孰轻孰重,我相信不难判断。
那么在需求的释放上,我们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或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下面三个因素。
第一是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老百姓能买得起什么,能消费多少。在这方面,应当说并不是很乐观的。
具体的数据就不说了,只讲一个简单的对比。日本和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的。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就是大约经过不到20年的时间,这些地方就变成了富裕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老百姓,也从穷人变成了富人。
而我们这次经济起飞,起点比上述有的地方要高,速度比他们还要快,起飞的时间相当于他们的两倍。而到现在,大部分人的收入,特别是消费能力,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我想主要有三个。一是整个国民财富的分配,过于向国家倾斜,国富民穷的现象是不容忽视的。二是贫富差距巨大,巨额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第三,就是收入偏高的人群,这些年也是把点钱主要花在房子上了。
因此,现在政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应当是继续加大从居民手中抽取财富的力度,而是要还富于民,提高居民的收入,保护居民给的财富。任何加大抽取力度的行为对今后的消极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是社会保障。在后置业阶段新的需求能不能释放出来,人们的消费水平能不能有阶段性的提高,除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社会保障,是如何解决人们在消费上的后顾之忧问题。
应当说,在这方面,尤其是从前景的意义上说,并不乐观。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化,现在社会保障已经是捉襟见肘。不但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们对社保的预期并不高,甚至在最近一段时间,这种预期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为什么黑龙江的养老金亏空会引起这么多的议论,为什么人们对医保中停用部分医疗耗材的规定这么敏感?与人们对未来的忧虑有直接关系的。
不得不承认,将来养老也好,医疗也好,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是得依赖于个人。因此,人们手里的房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社会保障而存在的。换言之,有人买了第二第三套房子,有的是有一种养老基金的含义在里面的,到时候,养老的钱不够的话,用房子来养老。也就是说,那第二第三套房子,是养老的钱。
如果征收房产税,让他们的第二套第三套房子也拿不住,养老和医疗的问题又很难考政府来解决,必然会大大打击他们的消费信心。要知道,现在有人还敢花点钱,还敢消费一点,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两套三套房子。
第三是对未来的预期。这主要是就当下而言。应当承认,现在很多人对未来的预期并不是很乐观的,人们的心气并不高。经济增速放缓,很多企业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人口迅速老龄化,城市的土地基本卖完了,政府的支出仍在大幅度增长,由于过去这些年货币超发导致的货币贬值的预期强烈。应当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情绪和心气并不是很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台房产税,甚至过多地议论房产税,都是很不明智的。
这里特别要说明一点,不要以为房产税涉及的就是富人。岁房产税而来的房租上涨最终会波及社会的下层,这样会导致整个社会心态的变化。
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要改变政府与民争利的倾向。二是要防止政策受民粹主义的过些和左右。
上述所说的后置业阶段的消费升级和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要做的是为这个转型创造条件。在这当中,善待善用在过去20年老百姓积累的以房子为载体的财富,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基于此,一些认识上的问题要澄清。因为要出差,有的问题来不及写了,只能把此前文章中提到的几个问题摘引如下。其中的一些问题,将来有时间再详细讨论。(下面引述的部分,有的地方可能与前面的有点重复,来不及弄了,抱歉)
(1)尽管这笔财富以及这笔财富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种种的问题,但要看到这是中国老百姓在改革开放30年中积累的唯一财富。尤其对于年老的一代而言,长期低工资、低保障,他们在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买了房子,这些房子在这些年间有了可观的增值,可以部分地视为对过去低工资低福利的补偿。
(2)尽管在住房的拥有上很不平均,但要看到,城市居民绝大多数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住房。真正的无房家庭,少之又少。在一二线城市,真正的无房户主要是新市民。因此,可以说,过去30年间积累的这笔以房子为载体的财富,涉及千家万户。
(3)对于拥有两三套房子的家庭而言,在整体社会保障很不健全的今天,那实际上是他们为自己购买的一份社会保障。尤其是考虑到由于一孩化导致的未来严重的养老问题,那些房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养老基金的含义在里面。
(4)中国目前正处在消费升级的关键时刻,这个消费的台阶要能够上得去,必须要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问题。要看到,在社会保障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现在有人还能敢花点钱,还敢消费点,是因为手里有两套三套房子,心里有点底。如果你把这个再给弄没了,这个消费升级的台阶是上不去的。
(5)中国的未来应当是建设一个有产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无产的社会。有恒产者有恒心。从更现实的角度说,这几年很多有钱人跑了,财富转移出去了。现在留在国内的很多是中产阶层,有的好一点的,有两三套房子。我们应当保护他们的财富。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讲的是“房产税有可能毁掉中国经济的未来”,给人得出的结论却是“房产税可以减少中国经济的泡沫”。例如根据美国法律,每个家庭只有一套房产可以获得税务减免,因此提高了炒房的成本,约束了经济的泡沫化。如果没有房产税,房屋就会变成炒作的利器,整个社会就会更加趋向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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