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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日星期五

谢选骏:德国平民为何自发参与屠杀


《德国平民二战自发参与屠杀集中营囚犯 致25万人死》2011年2月05日记载说:

一些年轻人还挥舞着猎枪大叫道:“让我们去打猎吧,开枪打死这些‘斑马’(囚服为黑白竖条衫,颇像斑马身上的条纹)。”

屠杀集中营的囚犯只是纳粹党徒干的?有以色列史学家认为并非如此。最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史学家丹尼尔·布拉特曼出版的新书揭露,1945年初,随着盟军不断推进,位于前线的纳粹集中营的50万囚犯被迫向德国内地迁移。可迎接他们的,却是受纳粹仇恨意识影响的德国平民举起的屠刀……

布莱特曼估计,在整个“死亡行军”期间,不包括参加了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军”、“德国国民义勇军”等纳粹组织在内的凶手,约有数以万计的德国平民参与对集中营囚犯的屠杀。而从1945年1月到5月,在纳粹进入垮台的最后阶段,共有25万名集中营囚犯死于“死亡行军”,在他们当年走过的线路上,至今仍能不时掘出遗骨。

被迫“死亡行军”的囚犯有50万

二战打到1945年年初,随着德军节节败退,苏联红军与美英军队在德国中部会师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此时的希特勒已嗅到战败的气息,他下令将设在东西两线的纳粹集中营向德国内地迁移,以消灭虐待、屠杀犹太人的罪证。

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德国境内外一些集中营关押的囚犯,像羊群一样被赶上路。仓促间,集中营的看守甚至不给囚犯收拾行李的时间——尽管他们的个人物品少得可怜。许多人在从事完繁重的劳动后便直接上路了。据史学家丹尼尔·布拉特曼的新作《死亡行军:纳粹种族屠杀的最后阶段》介绍,共有50万名来自德国境内外集中营的囚犯被迫进行“死亡行军”,有25万名囚犯在迁移过程中死亡。

这时行进在逃亡路上的,除了集中营的囚犯,还有躲避战祸的德国平民,以及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德国士兵。一时间,德国境内尽是急急如丧家之犬的败退德军、神色慌张的德国平民和一群群穿着单薄黑白竖条纹囚服、面黄肌瘦的集中营囚犯。在饥饿、寒冷、疾病和惊恐中,很多囚犯们并不清楚,自己踏上的是一条被称为“死亡行军”的不归路。那些躲避战祸的德国平民在安定下来后,将很快拿起屠刀。

平民参与屠杀完全是自发的

前线接连传来的失利消息让德国人感到前途渺茫,无助的绝望心情又催生了针对囚犯的暴力。于是,一幕幕令人发指的屠杀便发生了。布拉特曼在书中称,参与屠杀的人除了纳粹政府官员、纳粹党党员、“希特勒青年军”成员,还包括一些德国普通民众。用布拉特曼的话说,“战争越接近尾声,囚犯就离德国人越近,德国平民参与杀害囚犯的事件就越普遍”。

1945年年初,在东普鲁士城市哥尼斯堡(如今是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来自波兰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3000多名囚犯被德国平民驱赶至封冻的波罗的海海滩,以便让纳粹党卫军用机枪进行屠杀。

几个星期后,德国符腾堡州一处集中营的囚犯踏上了迁往巴伐利亚州的路途。路上除了病饿致死外,德国平民对囚犯的攻击也造成很多人死亡。战后,法国占领军在囚犯行进的路线上发现了逾百具遗骸。

1945年4月8日,美军轰炸机空袭了德国中西部城市策勒,该市火车站有几列运送囚犯的货车在空袭中着了火,数百名囚犯趁乱逃跑。可还没等他们跑出多远,便在当地警方、看守、“德国国民义勇军”、“希特勒青年军”及闻讯赶来的平民合力围捕下落网。这些囚犯随后被押到策勒市附近的一片小森林里枪决。

据英国的一份军事报告,这些囚犯“被像动物一般屠杀”。共有300多人被杀,其中策勒市“希特勒青年军”一名17岁的头目就杀死20多人。布拉特曼经调查后发现,“没有证据显示党卫军或纳粹高层下令那些人如此行事”,也就是说,对集中营囚犯的屠杀完全是自发行为。实际上,当时的德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各地几近“自治”,地方长官有权对进入本地的囚犯随意处置。

“让我们开枪打死这些斑马吧”

几天后,类似的一幕又在德国中东部的加尔德勒根镇重演。当美军解放这个镇子时,在一间牲口棚里发现无数具被烧焦的尸体,有些尸体上还冒着烟,有的则仍保持着生前的姿势。布拉特曼在书中写道,这些尸体有波兰的犹太人,有法国的抵抗组织战士,有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还有被俘的苏军士兵,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集中营。

美军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根据一些目击者的叙述,大致还原了这起屠杀的过程:当这些囚犯被火车运至加尔德勒根镇后,暂住在一所空着的骑兵学校里。一些德国人志愿担任看守,其中包括普通的德国平民。一些年轻人还挥舞着猎枪大叫道:“让我们去打猎吧,开枪打死这些‘斑马’(囚服为黑白竖条衫,颇像斑马身上的条纹)。”

就这样,在德国“国民义勇军”、警察、看守、驻扎在附近一个伞兵师的士兵及平民的驱赶下,这1000多名囚犯挤进了牲口棚,随后门被从外面锁上了。德国人在地上点燃了浸透汽油的稻草,还向棚子里投掷手榴弹。一些犯人挣扎着逃出棚子,却又倒在弹雨中。

眼见逃跑无望,这些囚犯在生命最后时刻发出了悲壮的吼声——法国抵抗组织战士唱起了马赛曲;苏联战俘唱起了国际歌,波兰犹太人唱起了波兰国歌……场面极其惨烈。

最终,有1016人死于这场屠杀,幸存者只有25人。而参与这场屠杀的德国人,却没有一个在战后受到惩罚,全都寿终正寝。因为他们和英国人是同种的日耳曼人。布莱特曼估计,在整个“死亡行军”期间,不包括参加了纳粹党、“希特勒青年军”、“德国国民义勇军”等纳粹组织在内的凶手,约有数以万计的德国平民参与对集中营囚犯的屠杀。而从1945年1月到5月,在纳粹进入垮台的最后阶段,共有25万名集中营囚犯死于“死亡行军”,在他们当年走过的线路上,至今仍能不时掘出遗骨。

德国平民为何下得了手

按照布拉特曼的说法,纳粹政府官员、纳粹党党员、“希特勒青年军”成员担心一旦盟军打来,之前曾残忍对待囚犯的罪行便将曝光。为避免被“秋后算账”,索性将他们赶尽杀绝。可是,德国平民为何在希特勒吹嘘的“最终胜利”成为泡影后还参与屠杀呢?布拉特曼称,这跟纳粹党对民众持续十多年的洗脑有关。纳粹党一直宣称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则是低等民族,屠杀他们如同杀猪屠狗。这让德国平民在屠杀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时没有负罪感。

德国平民参与对集中营囚犯的屠杀,还有现实上的考虑。

二战前半阶段,德国国内对所有消费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再加上被占领国源源不断的贡款,以及卫星国的进贡,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还是较高的。到了1944年,随着战局进一步恶化,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餐桌上荤腥日渐减少,面粉的供应也紧张起来,纳粹政府为此还规定,必须在面粉中掺入大麦粉、土豆粉及其他成分。

中国学者季羡林当时正在德国留学,他曾回忆:“面包……里面完全不知掺了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甚至连土豆皮也成了宝贝。纳粹政府通知民众,土豆“应当只以带皮的形式上桌”,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饭馆和餐厅里,不可使用土豆削皮器”。可想而知,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大批大批的集中营囚犯到达某地时,当地德国民众便会很自然地把他们视为来抢夺资源的“入侵者”,那些为躲避战祸而迁移的德国平民更会仇视他们。

“对此负责的应是整个德国民族”

当然,并不是所有德国平民都对来到他们身边的集中营囚犯持仇视态度。一些好心的德国人在自身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还把省下来的面包或土豆送给逃脱的集中营囚犯。另外,正如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电影《钢琴家》中所描述的,还有德国平民或下层纳粹军官拯救逃跑的集中营囚犯。例如,在斯图加特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就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律师和一名下层纳粹军官,联手拯救了很多囚犯。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抵消德国民众对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在加尔德勒根镇那场屠杀“斑马”的惨剧之后,美军按照军礼埋葬了那1016名受害者,并勒令当地居民参加葬礼。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美军第102步兵师的乔治·林奇上校对参加葬礼的德国人说:“一些人会说,纳粹应当为这一罪行负责,其他人则指责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他们都无法对此负责,对此负责的应是整个德国民族。”上述平民成为纳粹的帮凶,屠杀“低等民族”的行为,在二战中并非孤例。据波兰史学家杰安·格洛斯2000年末出版的著作《邻居们:波兰杰德瓦伯纳市犹太人社区的毁灭》一书记载,1941年,杰德瓦伯纳市有1000多名犹太人被他们的波兰邻居出卖、殴打致死,甚至活活烧死。虽然波兰国内对被本国平民杀害的犹太人数目有争议,但类似德国那种将囚犯赶进牲口棚并放火焚烧的事,却千真万确地在杰德瓦伯纳市发生过。

被公认为二战中受害最重的波兰人,为何又转而对犹太人犯下如此耸人听闻的罪恶呢?有史学家认为,这或许是出于在德军淫威下的自保,也可能是报复犹太人之前和侵入波兰的苏联人有过合作。分析者称,在失衡的社会体系中,人性中的恶迟早会冲破道德和法律的藩篱。这段历史虽已远去,但仍值得今人深思。

谢选骏指出:“德国平民为何自发参与屠杀”?还有一个比上述研究结论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人的原罪。所以德国平民的罪行,不是孤立的。在文革中,中国平民也同样犯有如此罪行。那些参与抄家的,那些进行武斗的,都是平民。由此可见,恐怖主义的“平民有罪论”、“平民该死论”,就是从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而“全民皆兵”的强制革命,更是火上浇油。只是,比德国的“种族斗争”更为劣质的,是俄国和中国的“阶级斗争”,是在一个社会与一个民族内部进行屠杀。着实更加可悲。到了现在,纳粹德国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而共产党中国人尚未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因为政权尚未改变,正义就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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