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国家主权拔河赛的牺牲品

《一篇关于刘晓波博士的文字，情真意切：永别》（2017-07-12 于建嵘博客）说：

我是非常不希望写这篇文章的。这是由于，这些年来，我除了为母亲写过此类文字外，许多亲朋好友的离世，如陈子明、蔡定剑、高华等等，我都没有表达过生离死别之类的心情。不是我不热爱和尊敬他们，而是感到他们有许多朋友，我想倾诉的悲哀，大家都在诉说，我成为一位听众就行了。当然，您有更多的朋友。您将离去，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和悲伤。可我还是决定，与正在病危的您，有一个正式的告别。

我们相识是在三味书屋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天，我是主角。我应邀向数十位听众讲述农民抗税费的维权行动，呼吁应取消农业税。您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着、记着、思考着，但始终一言不发。待我讲完要离开时，您才过来告诉我，您是广场那只黑手。我们握着手，哈哈一笑，算是相识了。

随后，我们走进了不远的一个路边小店，点了几个小菜，以茶代酒，对饮起来。记得，您风趣幽默地对那个一直跟在您身边的小伙子说：我们两个博士吃饭聊天，你就不用参加了吧。那小伙红着脸，退出了小店。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许久，许多观点，相视一笑，算是告诉对方了。这之后，我们通过几次电话，聊过一些事情，都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深入。

2007年夏天，您给我电话，说想到我在郊区宋庄的农家小院住几天，讨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我当然是欢迎的。但我希望，您不用晚上来，要在白天光明正大地来。您说：如果让他们发现，会对你不利的。我笑着告诉您：晚上来，他们也是知道的。

您是同张耀杰教授一起来宋庄的。当然是白天，而且是我亲自开车接你们大摇大摆过来的。您就住在东书房西边的客房里。当时，您正在思考起草那份后来成为您罪状的文件。您急需与远在他乡的朋友商量。您很神秘地告诉我，有一个软件，聊天不被监控，可以放心使用。我很惊讶您的单纯，竟然相信有如此神奇的技术。当然，出于礼貌，我还是许可您在我电脑上安装了这个神奇的软件，并让您用它与外面的朋友聊天。只是，您一离开东书房，我就将那软件删掉了。

您在东书房的日子里，除了看书和写作，就是聊天。您用有些结巴但富有激情的言语，系统而清晰地讲述了您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的观察和思考。应该说，对您的基本观点，我原则上是同意的。只是，我反复表述的一个观点是，我不喜欢那种在宏大话语下，对个体特别是当今最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无视。或者说：我从来不认同，那些希望受压迫者遭到更残酷的迫害好最后奋起革命的观点。对此，您很认真地听着和思考过。

您离开东书房不久，就发表了那份给您又一次带来牢狱之灾的文件。虽然，我基本上同意您文中表述的观点，但我还是坚守不联名，没有参与其中。

后来，您再一次彻底失去了自由。我当时想，我们还应该有机会再见的。直到有一天，我才有了另一种结论。那是在您获奖的那一天。当时，我同美国著名学者裴敏欣教授在社科院旁边的酒家吃饭。他在网上得知了您获奖的消息，一改以往斯文沉稳的风格，用力拍着桌子说：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机会出来了。而我却难过得泪流满面。我对惊讶不解的裴教授说：我们再见不到他了。

我想，我们此生是难以再见了。无论您是否能闯过病危这一关，都是如此。事实上，见面与否，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年过半百，对人性之恶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人与事也人就看得比较淡了。人总是要死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贫民百姓，都难免会从尘世中消失。这并不可怕。只是对于您来说，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还背负着许多人的期待。这也许是件痛苦的事情。更让朋友们感到悲哀和愤怒的是，他们无视您最后的基本自由。而在我看来，无论他们如何对待您，都不应感到意外。我说过，您就是一座高山，无论多少人将您踏在脚下，都无损您的尊严与伟岸。

只是，就我们而言，相识一场，此生相见无望，我又不相信有什么来世，那就在此永别吧。

谢选骏指出：这篇相当私密的甚至涉及案情的文字，发表在刘晓波去世前一天……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其中透露的信息却不是巧合，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1、刘晓波的行为牵涉了国家主权之间（“远在他乡的朋友”）的角逐，以至于要用秘密方式向国外发送消息。

2、诺贝尔和平奖害死了刘晓波（“我却难过得泪流满面”）。

表面上看，刘晓波是国家主权之间一场拔河赛的牺牲品：挪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给予中国主权监狱里的囚徒以诺贝尔和平奖，这样，挪威主权就羞辱了中国主权，由于两个国家主权之间的拔河，这个囚徒就必须被绞杀在中国的监狱里……

实际上呢？刘晓波确实还是一个自由意志甚至思想主权的体现者，他只是不甘心受到国家主权的压制。虽然没有一个外国元首肯为他说一句话，甚至给他颁奖的挪威也是如此冷酷无情。但毕竟，他不是外国的代理人，他应该算是一个自由思想者。

有人也学会问：刘晓波这样值得吗？

我觉得，刘晓波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就赢了——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我觉得，刘晓波要是一个职业政客，他就输了——未能成为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季那样的“诺奖得主而兼民选总统”。

至于刘晓波到底是理想主义者还是职业政客，人们的看法也许不同，但是他自己一定知道，所以只有刘晓波自己知道他的一生究竟是赢了还是输了。当然还有上帝知道。虽然上文的作者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上帝知道我所不知的秘密。

不论怎么说，刘晓波毕竟享有了中国人从未享有的“病情通报”，无形之中受到了超过毛、邓之死的全球关注，而且还有代表挪威以外的两个世界强权的医生，他们比白求恩还快地不远万里而且还是专程前来，这是任何中国人都不曾得到过的殊荣，这也说明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大有提高。

刘晓波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对此的不同答案，意味着回答者自己是否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否思想主权的追随者。

思想主权，迟早革新国家主权。那时，国家主权的牺牲品就可能成为国家主权的再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