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论苦行的医治作用

网文《苦行》报道：

苦行的一种方式，终生举起一臂。

通常认为，苦行（Tapas）是印度各宗教所修行的一种方法，印度教中人们通过苦行获得神灵的祝福，或得到解脱。通过各种超越自然、超越自我的修行，来达到目的。如藏密噶举派密勒日巴，在获得了法的真谛以后，来到了人迹罕至的山洞，山崖上苦行。以远离八风、五毒的干扰。获得了大成就。

苦行常流行于印度文化圈，在印度提倡苦行的宗教有耆那教、印度教等，在印度、尼泊尔常有苦行僧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带著象征湿婆裨的三叉杖，边走边吟诵古经文。苦行僧必须忍受常人认为是痛苦的事，如长期断食甚至断水、躺在布满钉子的床上、行走在火热的木炭上、忍酷热严寒等事情，来锻炼忍耐力和离欲。有部分人单脚站立一站就数十年。

唐朝时玄奘记载古印度的部分苦行僧的苦行方式，先在河里打下一根桩子，竖起一个很高的柱子。在柱子旁，再竖一根稍微矮一点的柱子。每天早晨，成群结队的苦行僧，就爬这个柱子。一只手搭在高柱子上，一只脚踩在矮柱子上，还有一只手和脚就张开，头要抬高，脖子要伸直，看着太阳的方向，随着太阳慢慢旋转，以此来修行，看着在天穹中旋转太阳，人也在转，有的人在这里一练就是几十年，直到支持不住掉进河里淹死为止。

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成佛前曾修苦行，“昼便入林中。夜便露坐……至冢间。取彼死人之衣。而覆形体……日食一麻一米。形体劣弱。骸骨相连。顶上生疮。皮肉自堕。犹如败坏瓠卢……”。后来发现修苦行并不能达到究竟，于是转以其他方法修行成佛．释迦牟尼佛曾在优罗毗罗村收留五名苦行僧，此为佛经上记载的“初转法轮”创立佛教。创立佛教后，释迦牟尼认为苦行不是脱离苦海的最好方式，他开始提倡“中间之道”既不苦行亦不纵欲，自此以后佛教从印度提倡苦行的诸多宗教中脱离出来。虽然佛教修行是非苦行的中间之道，但对现代的华人来说佛教僧侣清心寡欲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因而有部分对印度文化不了解的华人把佛教僧侣错当“苦行僧”。

在非印度文化圈中也存在苦行的行为，什叶派穆斯林在过阿舒拉节时，常裸露上身对自己进行鞭打，更有甚者在鞭打的铁链中装上刀刃，使其本人被鞭打得鲜血直流。

在香港，偶有示威人士，每走数步就跪地一拜，其示威方式会被香港媒体称为“苦行式示威”。

谢选骏指出：其实，苦行是各种宗教的惯常行为，绝不限于印度文明。例如基督教的许多宗派也和重视苦行，尤其在东方。先秦的墨家也倡导苦行。那么，苦行为何可以流行呢？原来，苦行具有医疗的作用。

我在1990年代完成的《五色海》如是说：

对人类行为（如苦行或是殉道）起源的探究，不应停留在宗教教义、道德训诲、或理论学说的字里行间；而应深入到苦行者的心理深处、生理需要的底里。宗教是本能的一个延伸，尽管它时常克制“容易的、低流向的本能”，而追求高纯度的本能力量的结晶，从而采取了反本能的假象。在生活的斗争中，理论学说也极少发挥“指导”作用，它倒更经常地去为已然的行为作辩护；或对将要发生的事，做出预告而已。社会的压力，只能使人一时间地托庇于某种思想洞穴，却不能持之永远。不错，人是在历史的框架中活动的。历史研究者，若不因此把历史中的人当作活动着的人去研究，就不免谬之千里地把人等同于标本（作为某种主义的历史解剖学的毫无生气的样品）了。

苦行僧们，用肉体上的折磨，来转移精神上的压制。可他们最终全都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只是慢性自杀或急性疯狂，而不是什么最终的解脱。事实是：皮开肉绽与饥饿困苦，虽然有助精神和情绪的平稳，但并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历史上的许多宗教、艺术大师，莫不精通此种转换之道。他们在生活的祭坛上重新找到了一个归宿──献身于某种理念的归宿。死亡触发了再生。对他们而言，苦行真是不苦，因为那里充满了内外平衡所含蕴的宁静。各个时代的托钵僧、自鞭教徒，并不是“迷信”的产儿，他们所以那样做，各有其深刻而隐蔽的生理需要。

文化，无助于人的解脱。这是横遭古今一切智者哲人忽略的要点。文化上的东西（艺术、宗教、修炼甚至酒和山水……），甚至帮助不了心的解脱；它们最多只是暂缓一些紧张感而已。以临时麻痹为形式的内在压力，可以抵消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外在压力吗？这些抵消的企图，永远都只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

科学，无非是遂行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要害不是科学至上，而是那投身于“魔鬼怀抱”的浮士德式的狂热，和把自己典当给“有奶之娘”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像日尔曼神话中的皮尔·金特和浮士德，就是这类人本主义的典范。正如一次大战后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迅速冒头的独裁者，也是以“现世幸福”如四个五个现代化之类的糖衣炮弹去蛊惑群众心理的。

有的官方学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现代精神文化急剧没落的背景下，恢复文化生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归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大道”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真是个莫大的误会，甚至是有意用鱼目来混珠。要知道，科学至上的迷信心理，根本上是信奉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者申说，是为了人的幸福，才去叩开科学的城门，深入科学的洞府……我们并不怀疑说话者的诚意。但是，科学至上了，人的幸福与自由怎能不完结呢？因为手段成了目的，所以“保卫者”必定再次成为“胁迫者”。

“弑父”的悲剧又在上演……其关键无非在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要知道人的内心需要，是很难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也难以用物质手段彻底满足他。在很大程度上──人，并不确知自己“是什么”并“到底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又如何能着手满足他？而我们一再发现的事实，却与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大不吻合。──人，是需要压制的。当物质意义上的压制解除了，他便本能地感到精神上的压制。当精神上的压制也解除了（尽管这是很难的，比前一种解除尤其难）──他便感到空虚、绝望，甚至不惜去寻觅压制、寻觅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苦行僧团，就是这么形成的。

生理上的证明是：苦行僧比囚犯们更能吃苦耐劳。

心理上的证明是，修道者比奴隶更具有服从精神。

而且，是在不失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人做了超级的囚犯与奴隶，即自觉的囚犯与奴隶──这是不朽的力量所致。

更有甚者，是那些“吝啬人”。他们节食缩食，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但又缺乏苦行僧们心理上相应的松弛状态。结果是单面的支付，他们永远戒备着，永远紧张地算计着他们心中的财富，但舍不得破费些许以偿答辛劳。为了满足过于亢奋的储存欲，他们不惜忍饥受冻，以至于病、以至于死。储存欲在这里成了什么？成了有机体的虐待狂，成了鸬鹚脖子上的套圈。

生命需要压力，它甚至追求压力。缺乏压力或压力不足，会使生命陷于休克。一如过强过猛的压力，常会使之昏厥过去。人，尤其如此。我们看到颇费解释的“自讨苦吃”：古代和现代的苦行僧们，残酷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并非为了现代市民唯一理会的功利目的。于是现代的市井学者，就冠之以“变态”与“自虐狂”的恶名。但只要用人性的透镜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自戕行为的功能其实在于，向（由于缺乏压力而陷于衰靡的）存在体，施加“无意义”（即缺乏世俗功利价值）的压力，使之振作起来以避免生命因外压过小、内压过大而造成的失控及“内出血”。所以，许多自戕行为并不是虐待，更不是自杀。这是生命在特殊情况下特定追求的“保养方式”！

人与他所创造的概念和依据概念做出的玩意儿不同，说到底他本身是一个自然物！人的文明迄今尚未改变“人自身的自然状态”，相反，文明本身反而是人体这自然物的附注。但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是与此顺位背道而驰的，人们却热衷于追求“高于自己”、“比生命这一自然物更为持久”的东西。被强烈的超自然幻象给迷住了的人们，甚至不惜为此抛弃自己的生命，成为殉道者──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看来，这种看起来“背弃生物倾向”的举动，可能指示出了生命的延伸度，尽管它的极端表现常在形式和细节上，否定了生命的日常活动。“生命的延伸度”表明，此种延伸有时会采取一种“折磨生命的姿态”，这时，生命因为无法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便认定“敌人就是自己”。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成了“通过牺牲换取收获”──原始人的血腥祭祀，文明人的虔诚苦行，都是这样的“天路历程”。

这就是“苦行的医治作用”。

这就是“苦行的再生功能”。